问责
[摘要]：行政问责制度是强化政府职责、改善政府管理的有效途径,也是实现依法治国、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由之路.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官员问责制”成为新时期政治体制改革的亮点，得到了不断的发展和完善,但是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本文通过问责官员复出现象研究当前我国行政问责制度,并希望通过制度建设来进一步完善我国行政问责制度。
[关键词]：行政问责，官员复出 监督 机制
一、我国行政问责制度。所谓行政问责制，是指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由于故意或者过失，不履行或者未正确履行法定职责，由特定的问责主体对其进行责任追究的制度。
一般认为，形式意义上我国行政问责制是从2001年国务院颁布实施《国务院关于特大安全事故行政责任追究的规定》后开始的，实际意义上问责开始于2003年的“非典”时期。2003年为应对“非典”危机,中央掀起了一场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问责风暴”,包括时任卫生部部长的张文康、北京市市长的孟学农在内的千名官员被问责，官员问责开始走入了公众的视野。此后几年中，问责制逐渐趋于制度化、规范化。从密云踩踏事故、到开县井喷，再到阜阳劣质奶粉事件，每次突发事件的背后，都会有相关的政府官员被问责。
在我国目前政府和党内问责的方式主要是公开道歉、责令书面检查、通报批评、公开谴责、诫勉，引咎辞职、撤职、免职、责令辞职，行政处分，刑事追究等；问责范围不但包括对重大事故、滥用职权行为的问责，而且还包括对行政决策失误、对行政效率低、推诿扯皮、个人行为不当等行为的问责。
二、问责官员复出现象。
一次次的铁腕问责，一批乱作为、作为不力、不作为、无作为的政府官员因此丢掉“乌纱帽”，《中国新闻周刊》对“问责风暴”的评价时：这场风暴有可能导致一场影响深远的体制革命，也有可能只是另一次过眼云烟式的“运动”。部分问责官员甚至绝大多数问责官员往往在被问责一段时间后重新复出，或官复原职，或异地任职，甚至提拔重用。三鹿奶粉事件中国家质检总局食品生产监管司原副司长鲍俊凯，后升任安徽省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局长、党组书记。因2009年和2010年三起特别重大矿难被降级和党内严重警告的河南省平顶山市市长李恩东，4个月后即调任河南省水利厅副厅长。因宜黄强拆自焚事件而被免职的宜黄县县委书记邱建国和宜黄县原县长苏建国,被宣布分别出任抚州金巢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主任和抚州市公路局局长。
官员被高调问责，随后又被不经意地发现低调复出，几乎成了现实操作手法的铁律，沿着出事→问责→冷却一段时间→悄然复出→被发现→舆论哗然→解释复出符合规定→不了
1了之(个别新的任命被撤销)的不算完美但有惊无险的轨迹一路狂奔。这些官员在突发事件发生后往往被十分高调的被问责，但是经过一年左右的问责期限后，往往被十分低调的安排复出，如果新闻媒体和公众没有注意到，那么曾引起众怒的政府官员也就“漂白”了自己的身份。如果发现了，舆论与公众的不依不饶往往会得到被问责官员上级的解释“其复出符合国家的相关规定”。人民群众缺少一个应有的说明，问责官员被问责后很快复出，程序不公开透明，对人民群众来说就是“伤口上洒盐”。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研究员刘明望认为行政问责的根本目的在于强化行政监督、提高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但从根本上讲，民意无 1.陈霄 学者称问题官员几乎100%复出 免职如同带薪休假 [N] 法制日报，2011-12-14
力对官员是否复出进行制约，而官员的重新启用也要偷偷摸摸。而隐蔽的复出，又触犯了公众的敏感神经：没有享受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
一些官员从“下岗”到“上岗”周期不过半年，引发公众较大争议。问责制度形同虚设，官员问责期间如同“带薪休假”。如果没有最高层的雷霆行动，依据现存制度约束，制度派生的自发惩处保障不足。集体负责往往让你找不到大错，多部门交叉管理体系往往让你难辨真伪，“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官员推脱技巧往往让你找不到方向，权力集中而责任分散
2的现状往往让你一头雾水，而自上而下体制内监督所限往往让追究效能不长久。
苏州大学教授杨海坤认为问责官员的随意复出是我国行政体制改革进程中的非正常现象，具有虚化和架空行政问责制、严重损害政府公信力、助长官员“唯上不唯下”三大危害。民众对蛰伏一年即复出的官员颇多微辞，向有关部门询问时，往往得到“该官员复出符合相关规定”的回复，这种回复根本不能让人民群众满意，问责制成为假问责。不利于维护民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打着有关规定的旗号，问题官员的复出往往如魔术般3神奇。
三、目前我国行政问责制度的问题。
（一），中国传统的人情观念过度干涉行政问责制度。
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人情在社会交往中往往会发挥意想不到的作用。因为人情，官员之间往往都有扯不清的利益关系。在我国目前的政治氛围下，问责往往是由上级行政机关进行，问责主体与被问责官员之间难免会有一定的利益冠以或者人情关系。因为人情，问责主体对被问责官员的处罚流于形式，板子高高举起,轻轻落下。问责官员被问责，往往是象征性的问责，在事件影响变小，群众不满情绪平息后，问责官员往往通过关系向上级跑官、要官。
问责官员，特别是一些群众意见很大的官员的随意复出说明，我国问责官员能否复出、复出的时机和方式等仍然主要取决于上级领导的主观意志，而非固定的规则。如果上下级党政负责人均是道德人，如果上下级党政机关之间不存在规制之外的既得利益关系，那无可厚非，但现实情况下，基于庇护关系、裙带关系等建立的共同体，在政治生态中，并非是一种例外。4
（二），有问责之事，无问责之法，缺乏统一的法律法规。
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教授沈岿做过一个统计，目前关于官员问责复出的规则，尚无法律法规，散见于若干规范性文件中，但其中，“既有党的条例，也有政府的规定，5既有中央出台的，也有地方政府制定的”。尽管问责的方式包括公开道歉、责令书面检查，通报批评、公开谴责、诫勉，引咎辞职、撤职、免职、责令辞职，但是从目前情况来看，“问责”被当成了一种行政处分，鲜见予以刑事处罚的。现行的问责制度威慑力远远不能震慑住行政官员。以问责比较严厉的免职为例，中国一直是职级双轨的官员管理模式，免了行政职务，行政级别还在那里，官员依旧享受纳税人为自己提供的各项待遇，不在其位，却享受着在其位时的待遇，加上复职往往很轻松，因此中国的免职问责制度被称作“带薪休假”。
以上海静安大火为例，四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高伟忠、周建民、张权和冯伟被控涉嫌滥用职权罪与受贿罪，再次印证了“事故背后往往有腐败”。但目前存在一种现象：只要官员犯了错，就拿问责来应付公众，有些官员可能还涉及贪污腐败，应该追究刑事责任，但有了问责的“保护伞”，反而能轻松过关。即使被问责官员决策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破坏，但往往是被处以行政处分，“带薪休假”结束后就可以复职了。在这种情况下，问责制度不仅 2.陈 虎 从“问责风暴”到“问责机制”［J］ 《科学时报》，2008-10-15 3.邓清波 问题官员复出果真“符合规定”[N] 工人日报，2009-5-15（11）．
4.毛昭晖
问责官员屡复出引发对制度思考 程序被指缺监督 人民论坛，2010-6-24
5.顾 杰.论我国行政问责制的现状与完善［J］.理论月刊，2004（12）.远离了我国建立问责制度的本意，还成为了保护官员不受刑事制裁的保护伞。
（三）问责官员违规成本低。
现实情况下，问责官员往往具有政府官员、党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多重身份，因为某种事件被问责，并没有阻止官员其他权力的行使。
根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的规定：“引咎辞职、责令辞职、降职的干部，在新的岗位工作一年以上，实绩突出，符合提拔任用条件的，可以按照有关规定，重新担任或者提拔担任领导职务。”这意味着，被问责官员一年后复出“合法”又“合规”。在这一条款下，除了问责时限，“实绩突出”、“符合提拔任用条件的”、“按照有关规定”等都是模糊笼统的规定。这样的话我国的行政问责制度就具有极大的自由裁量空间。官员违规被问责的成本极小，这样官员没必要担心自己被问责，因为即使自己因为某事件被问责，一年后自己完全可以因为成绩突出、符合提拔任用条件，按照有关规定重新复出，只要低调点，依旧可以重新担任领导岗位。风险小，成本低，某些官员就可以毫无忌惮作威作福。
（四）问责主体不明确。
《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规定，“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免职的党政领导干部，一年内不得重新担任与其原任职务相当的领导职务，若一年后重新担任与其原任职务相当的领导职务，除应当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履行审批手续外，还应当征求上一级党委组织部门的意见。” 也就是说被问责官员复制在经过所谓的审批手续后在经过上级党委组织部门同意后就可以“干干净净”的复出了。这样官员更多是是向自己的上级负责，而不是人民。
西方主流观点认为：政府官员行使权力要受到权力机关、政府专门监督机关、行政系统内部、政府之外的监督系统四种问责方式。我国宪法规定，我国不仅有行政机关内部的上级对下级的同体问责，还有人大、政协、民众等异体问责，但中国当前的行政问责机制更多的还是停留在党组织和行政系统内部自上而下的问责即同体问责上，立法机关、司法机关、民主党派、社会公众等异体问责主体往往不能发挥其作用。
（五）问责范围不明确。
《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指出，对决策严重失误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影响的，对群体性、突发性事件处置失当，导致事态恶化，造成恶劣影响的等七种情形，将对党政领导干部实行问责。但在现实情况下，行政问责机制往往是事件得到了社会舆论强烈的关注或得到上级领导的批示后才会启动。行政问责的范围还仅仅局限于影响较大的责 任事故、造成群死群伤的安全生产事故和性质恶劣的食品安全事故等，行政问责的范围还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大事故后严加问责，只能给官员一时的震慑，事故平息后，官员思想往往松懈下来，侥幸心理事后死灰复燃。
我国法律规定行政首长负责政府的全面工作，实行集体领导制的党委负责在思想政治和组织上领导政府的工作。凡是属于重大问题的都需要在党委会上集体讨论、集体决策,问责制度缺乏公平性，就无法让被问责的官员心服口服，也无法让群众满意。但是各地出台的问责制，主要是对行政官员进行问责，而同样作为决策者的党委领导干部却很少被问责.直到2011年3月,北京才在全国首次提出将党委领导列入问责范围.四、解决问责官员复出的对策。实现新形势下行政体制改革，对于加快我国法治政府、诚信政府和责任政府的步伐有重要意义。增强政府官员的责任意思，建立责任政府，我们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实现行政问责
6制度的规范化、制度化、透明化。
（一）加强问责的力度。
要提高问责主体的问责意识，问责官员作为国家工作人员，相对于普通群众，掌握更多的社会资源，因此也必然要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官员的乱作为、不作为、无作为和作为
不力势必会浪费大量的国家资源，因此当官员被问责后，其受到的惩治措施应当更加严格，我认为官员问责可以吸收刑法中的“累犯”制度，对多次受到问责的官员加重处罚，对错误极大或引起社会极大公愤的官员永不录用。
问责官员复出,其待遇、福利应该根据其问责方式的不同，相对于本级别待遇低一个或者两个层次,上级党委和政府应该对其建立长期观察机制,在规定时限内问责官员表现良好,可以恢复与其级别相符合的待遇.对其升迁应该远严格于一般官员升迁制度.要完善能者上、庸者下的选人用人机制.问责不应该只在出现重大事故时进行，更应该在平时加以应用，摆脱运动式风暴式问责，实现问责的常态化.。
对引起社会重大不良反应的事件,对此事件作出决议行政机关领导、党委成员和其它行政人员都应进行问责.（二）拓宽问责范围。
对于行政问责范围，有的学者认为，“行政问责的指向是无作为、不作为、乱作为、作为不力。”行政问责的范围既应包括违法行为，还应该包括政治上、道义上、个人言行上造成强烈负面影响的行为等。即问责范围不但包括对重大事故、滥用职权行为的问责，而且还应包括对行政决策失误、对行政效率低、推诿扯皮、个人行为不当等行为的问责。7对决策失误、弄虚作假、铺张浪费等不依法履职的行为，给予诫勉谈话、通报批评、责令辞职等不同程度的问责。
（二）明确被问责官员复出的具体标准，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对官员复出设立具体的标准程序和相关的规范约束，建立一个完善的官员复出机制。
当前我国行政问责存在一种现象，即如果有领导关注、媒体报道、公众强烈关注，那么往往会有几个官员就问责，反之就不追究。应确立行政问责的标准。行政问责标准的确立，可参考行政责任的构成要件，即要求主体有违反行政法律义务的行为，同时在进行违反行政法律义务的行为时存在过错。8但在具体承担责任时，不仅要考虑行为人的主观恶性程度，如动机、目的、事后态度等方面，还应考虑违法行为的情节及后果。目前我国行政问责的法理依据主要是法规、规章和中国共产党的党内纪律规范，真正意义上的法律比较少。邓小平说：“还是制度靠得住些。”因此应当制定一个关于行政问责的专门法律。要坚持“权责一致”的思想，明确各级政府与政府各部门之间的责任。王锡锌教授认为，“这里面实际上是可以延伸出官员在被问责以后，复出的一个重要的条件，那就是必须要有实绩，而且还必须是突出的。”
对使官员确立“有权必有责，有责受监督，侵权要赔偿”的思想，强化官员的责任意识。对所有问责官员不能全部一竿子打死，经问责调查仅有轻微过失并未造成公众利益损害，政治思想素质过硬，且确有能力的官员，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完全可以让其复职乃至升职，重新为人民你服务。但是对于一些犯了严重错误的官员，必须清除出公务员的队伍，2012年3月12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在其网站上公布，当前我国公务员共689万人，事业干部近3000万。689万的公务员队伍,不缺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且有才能的行政人员.现阶段问责官员问责期限较短，只有一年的问责期限，应延长问责期限，我认为可以借鉴刑法中有期徒刑制度，根据问责官员所受处分的不同确立不同的处分期限。例如免职、引咎辞职、责令辞职的，问责期限应该远多于一年，以三年为佳。
（三）建立全面、规范、有序的政务信息公开制度
谣言止于公开，制度在于透明。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透明本就是一种监督。建立全面、规范、有序的政务信息公开制度是问责制得以顺利推行的重要基础。7.尹 权.试论我国行政问责范围的扩大 ［J］ 企 业 技 术 开 发，2011-5第30卷第9期 8.应松年：《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年，第392～393页。
若没有程序正义，也就没有实体正义。官员复出的程序设置非常重要，必须经过认真、细致、慎重、严格的考察和评议。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官员要坚持对人民负责的思想。凡被问责的领导干部，复出前应提前向人民群众公示，收集人民的意见，把被问责干部复出的监督权交给人民群众；确保人民群众相应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重新安排工作时应向任职地人大、政协通报，而非单纯的由上级党委 组织部门作出决定。问题官员“干干净净”地复出，是对受伤害的民众负责，是对官员奖惩体制负责，也是对每一个官员负责。问责官员相对于一般官员来说，因为其复出的社会影响更大，因此需要接受人民群众更多的监督。韦伯就曾指出：“科层制通过保守特有信息来源的秘密性来提高
10监督性，公务秘密概念是科层制特有的创造，没有比科层制更热衷于此的了”。
（四）建立多元行政问责机制。
行政问责机制包括行政系统内部问责和行政系统外部问责。仅仅依赖行政系统内部问责是远远不够的，还要依靠系统的外部问责作为支撑和辅助，只有内部外部两张问责制度相互结合才能保证问责机制的健康运行。行政系统的外部问责包含人大、民主党派、新闻传媒、社会公众等组织群体或个人。
共产党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核心，问责要坚持以共产党为领导核心；人大是我国权力机关，问责要坚持以人大为问责主体中枢，实现其对政府问责的正常化；各民主党派是我国的参政党，因此问责要增强民主党派通过政协参政议政和民主监督的力度，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通过提出意见、批评、建议的方式进行的政治监督；司法机关要增强自身的独立性，通过司法权制衡行政权，加大司法审查的力度；同时充分发挥公民和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作用。使之实现问责主体的多元化。
只有加强党、人大、民主党派、新闻媒体和人民群众问责力度，建构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核心，以人大为中心，以司法问责为后盾，以民主党派、新闻传媒、人民群众为重要力量的异体问责体系，健全同体问责机制，才能使行 政问责机制不断得到系统化、法制化的建设。11
五、结语
一、行政问责中问责要素的划分
1.行政问责的主体。
行政责任主体, 即拥有问责权力的公民及公民团体、新闻媒体、立法机构、行政机构、司法机构等。具体来说, 把行政问责的主体分为异体问责主体和同体问责主体。所谓异体问责, 是指各级人大、司法机构、新闻媒体、社会公众等对政府公务人员进行的问责;所谓同体问责, 是指政府对其内部工作人员的问责, 或政府系统内部上级对下级的行政问责。
2 .行政问责的客体。
行政问责的客体是指问责所针对的对象, 即承担行政责任的群体。在我国, 行政问责客体主要包括行政机关、官员和政府公务人员三大类。行政问责的客体理应接受来自各方的监督, 在出现行政失误产生不良后果时理应接受问责。
3.行政问责的范围。
行政问责的范围指的是对于那些与行政机关及其公务员相关的行为和事务应当进行问责。它既应包括行政性行为, 又应包括非行政性行为。不光产生重大责任事故的事件需要进行行政问责, 从管理不善、用人失察到决策失误等都应在行政问责的范围之内。
4.行政问责的程序。
行政问责的程序, 简单地说就是“如何问责”的过程, 是对问责过程中的具体操作进行规范。行政问责制既是一个实体规范, 又是一个程序规范。合理有序的程序是行政问责制依法进行并且防止陷入人治误区的保证, 是行政问责主体在实施问责的过程中所必须遵循的方式、步骤、顺序和时限的总和。
5.行政问责的后果。
行政问责后果, 是指在被行政问责后, 行政问责客体应该承担相应的道德、政治、行政和法律责任。具体来说, 主要有:公开道歉、书面检查;通报批评、公开谴责;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免职;给予行政处分、承担法律责任等。
二、问责要素视角下我国行政问责制中存在的问题
1.行政问责主体的缺失。
现阶段, 我国的行政问责制主体表现出单一的特征。近年来的行政问责多为政府内部的上问下责和执政党对于政府及其领导的问责, 他们在性质上均属于同体问责。如果单一的靠同体问责来解决问题, 可能导致委托代理问题, 以及官官相护、暗箱操作, 从而难以发挥行政问责的效果。
2.问责客体的责任划分不清。
就目前来看, 我国行政机关在遇到责任事故时, 实行的主要是行政首长负责制, 几乎所有的行政责任都归结于该部门的行政首长。但在责任事故中, 除行政首长外还有其他各层级负责人, 他们的行政责任往往并不明晰。我国的宪法和法律对副职责任的分解和认定, 并没有作出明文规定。
3.问责范围过于狭窄。
纵观我国的问责事件, 只有出现了严重失误、重大责任事故并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后, 才能促成行政问责的实施。这说明目前我国的行政问责制基本属于事后问责, 而且是上级政府对下级具体过失的问责。关于行政首长不作为、在职期间管理不善, 以及政府公务人员执行错误等方面却并不进行问责, 这不利于我国责任政府的建立。
4.问责程序不完善。
目前, 我国关于行政问责制的相关法律法规尚不完善, 缺少统一的程序界定, 没有详细合理的问责程序, 使得行政问责常常难以有效落实, 这增加了问责制度执行的难度。由于没有统一的程序和标准, 各个地方对同一类型事件的处理方式和结果也往往有所不同, 这不利于行政事故后对于行政责任的追究, 更不利于我国行政问责制度的规范化发展。
5.行政责任后果追究不到位。
目前我国已经被追究责任的政府官员, 基本上是从行政层面追究其责任的, 如免职、引咎辞职, 而其他责任很少被提及。如果政府官员因个人失职或决策失误造成了具有严重危害的重大事故, 用引咎辞职代替政治责任、刑事制裁, 是难以让民众信服的。除行政责任以外, 政治责任、法律责任和道德责任在我国的行政问责中往往容易被忽视。
三、完善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对策
1.扩大问责主体。
除同体问责以外, 我国还应相应强化异体问责机制, 即内部问责与外部监督相结合的行政问责机制。这就需要加强异体问责主体的监督和问责权力。其一, 民主党派的监督作用。应扩大政协的功能, 促进民主党派在行政问责中的作用。其二, 媒体的监督作用。与信息公开紧密联系的新闻媒体具有独立报道权, 应该充分发挥传播媒介的常态化监督。其三, 群众团体的监督作用。应扩大信息公开度, 鼓励民众监督, 这样才能顺民心、得民意, 更好地完成责任政府的使命。
2.明确问责客体。
为了清晰划分责任客体, 应在现有《国家公务员法》的基础上完善职位的分类, 重新明晰党政之间、不同层级之间的职权划分, 根据“权责相等”的原则, 明晰不同层级官员的责任。这不但是加强行政人员责任观念的一剂良方, 也是行政事件发生后, 追究行政人员责任的有力依据。
3.拓宽问责范围。
完善的行政问责制度不仅应对已经发生的重大责任事故进行问责, 而且应对决策失误、滥用职权、推诿扯皮等一系列不利于政府工作、有害于人民利益的行为进行问责。只有全面实行问责, 才能更有效地规范政府公务人员的行为, 使之真正服务于人民。
4.完善问责程序。
行政问责制度中, 规范有效的问责程序起到了关键性作用。从问责的立案、调查, 到启动、决策, 再到问责的实施、复议, 都应出台明确的细节规定, 用统一的标准裁定所有问责事件。完善的问责程序不但给问责制度带来了统一的实施标准, 而且加强了实施中的操作性, 更便于解决问题。
5.构建责任追究体系。
完整的责任追究体系是问责制度有效实施的保障, 要尽快健全行政问责相关的法律法规, 明确追究方式, 使责任追究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对此, 不光要建立对于行政首长滥用职权、违法、失职等情况下的罢免、引咎辞职等问责制度, 还要完善各级行政人员工作失误造成不良结果后的责任追究, 从而做到真正有效的追究事故责任。
四、结语
建立行政问责制, 构建责任政府, 是我国政府体制改革的要求。所以, 我们应当立足于实际情况, 同时对西方行政问责方面的优秀成果加以借鉴, 不断完善我国行政问责制度的立法, 加强配套措施的建设, 促进行政问责制度的良性发展, 这对于建立高效政府和人民满意的政府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摘要：在日益频发的公共危机和公共事件后, 行政问责制日益受到了重视。近几年来, 虽然我国行政问责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与进步, 但同时也产生了一些问题。本文试图从问责要素的角度分析行政问责制的相关问题, 在行政问责制及其要素等相关基本概念的基础上, 从不同问责要素的方面结合我国实际面临的问题, 提出完善问责制度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行政问责制,问责要素,责任政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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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胡文静.行政问责制的困境[J].法制与社会, 2009, 11 (下) .
关键词：问责制；行政问责制；行政问责主体；同体问责；异体问责
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16-0061-02
一、问责制与行政问责制
（一）问责制含义的阐释
我国学者邹健在《问责制概念及特征的探讨》中对问责制的定义“所谓问责制，就是关于特定组织或个人通过一定的程序追究没有履行好分内之事的公共权力使用者，使其承担政治责任、道德责任或法律责任，接受谴责、处罚等消极后果的所有办法、条例等制度的总称”[1]。
王宏伟在《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完善》中概括问责制含义为“指对政府及其官员的一切行为和后果都必须而且能够追究责任的制度，其实质是通过各种形式的责任约束、限制、规范政府权力和官员行为，最终达到权为民所用的目的”[2]。
以上两位学者在阐释问责制概念的同时，对问责制中的问责主体范围的界定延展得较为广泛。问责主体具有较宽泛的外延，具有法定权利的个人、组织，甚至是一定社会范围内的群体都可作为问责主体，具有对于公共权力使用者不当履行职责的行为予以追责，使其承担各种责任的权利。
（二）行政问责制的概念
周亚越在《行政问责制研究》中提出“行政问责制是问责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是指特定的问责主体针对各级政府及其公务员承担的职责和义务的履行情况而实施的，并要求其承担否定性结果的一种制度规范”[3]。
周仲秋在《论行政问责制》中指出“行政问责制是政府实现其行政责任的一种自律或自我控制。所谓行政自律机制，是政府凭借自身的行政权力所建立的一种内部控制机制”[4]。
宋涛在《行政问责概念及内涵辨析》中认为“行政问责是指行政人员有义务就其工作职责有关的工作绩效及社会效果接受责任授权人的质询并承担相应的处理结果。其内涵从功能和作用上看，行政行为表现为行政管理中的一种监督控制机制：其作用是为了实现社会和行政自身对于行政效率和效果的价值期望”[5]。
以上三位学者解析行政问责制概念的同时，界定行政问责制的问责主体侧重于行政系统内部、责任授权人，问责主体范围相对较小，有一定的限制。行政系统内部问责主体具有监督、质询、问责的基本功能，行政系统外部问责主体主要具有监督、质询的功能。
综上，问责制与行政问责制概念、内涵及问责主体范围不尽相同，二者是从属关系，包含与被包含关系。行政问责制从属于问责制，行政问责主体与问责主体也是从属关系，行政问责主体从属于问责主体。
二、同体问责与异体问责
行政问责的问责主体包括同体问责与异体问责，刘厚金在《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多维困境及其路径选择》一文中指出“行政问责的主体，既有同体问责，即行政系统自身层级的问责，也有异体问责，即行政系统以外的主体，包括人大、各民主党派、司法机关、人民团体、新闻媒体和公众等”[6]。周亚越在《行政问责制的内涵及其意义》中认为：“行政问责的主体，不仅有同体的问责主体即行政机关的上级领导，而且有异体的问责主体包括人大、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司法机关、新闻媒体、公众等。”[7]同体问责的问责主体即行政问责主体，而行政问责制中的异体问责的问责主体属于问责制中的主体范畴，但区别于行政问责主体，二者有着本质的区别。
（一）问责主体范围不同
同体问责的问责主体即行政问责主体界定于行政系统内部，是由行政机关内部对其行政人员履行职责情况进行监督、质询并对其违法失职行为进行责任追究的一种制度安排，问责主体包括上级行政机关、专门行政机关和行政首长等行政主体范畴。行政系统之外的主体对问责客体进行问责则被视为异体问责，异体问责的问责主体范围则较为广泛，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问责、中国共产党问责、各民主党派问责、司法机关问责、人民团体问责、新闻媒体问责、公众问责等。同体问责与异体问责的问责主体不能单纯地混为一体，行政问责主体必须是由法律授权的特定的国家机关，其他组织和个人均无权直接认定行政机关和行政公务人员的各种责任，二者有着清晰的界限，不可逾越。行政问责主体依法行使行政问责的权力，接受异体问责主体的监督，保障行政问责的良好运行。只有准确界定行政问责主体才能在问责程序中更好地发挥问责主体的能动作用，推动行政问责制的高效、有序的健康发展。
（二）问责主体功能不同
行政问责主体具有启动并实施行政问责的功能。2009年6月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的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依照《暂行条例》严肃问责，充分发挥问责在党风廉政建设中的积极作用”[8]。《国务院关于特大安全事故行政责任追究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以及一些地方的行政法规都相应地规定了地方行政首长问责。由此可见，行政问责主体依据法律、法规启动并实施行政问责，执行立案、调查、决定、执行、申诉、复议等一系列程序。
异体问责主体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具有质询、监督、建议等问责功能。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41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第63条规定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罢免职能。第101条规定了地方各级人大的罢免职能。异体问责的问责主体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对于行政问责主体在行政问责的启动和实施的过程中可提出批评、建议、质询、复议等权利，并具有相应的批评、建议、质询、复议等问责功能。
行政问责主体与异体问责主体的职能划分具有明显区别，不能互相干扰，甚至是越权行事，影响行政问责的有效运行。双方各种行为都应当限定在法律的框架之内，二者密切配合、团结协作，履行好各自的职责，共同促进行政问责制的法制化、绩效化进程。
（三）问责主体参与方式不同
同体问责的问责主体参与行政问责过程属于直接参与方式。目前，我国部分地方政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等法律、法规，制定相应的行政问责规定，如《深圳市人民政府部门行政首长问责暂行办法》、《海南省行政首长问责暂行规定》、《哈尔滨市行政问责规定》等。行政问责主体即行政监察机构或者指定的行政问责机构负责对机关领导干部以及其他工作人员行政问责的具体工作。依据法律、法规、规章、政策负责受理、调查行政机关行政问责案件，提出拟处理意见并接受同级监察机关的指导和监督。行政问责主体参与行政问责是问责实践中的主要方式，它对督促行政机关及其公务人员勤政、廉政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异体问责的问责主体参与行政问责过程属于间接参与方式。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等问责主体可提出附有相关证据材料投诉、检举、控告行政机关违法履行或不当履行其职责的工作人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问责主体可通过议案、提案等形式提出问责建议；同级人大问责主体在开展执法监督检查中可提出问责建议；司法机关、新闻媒体等问责主体可提出问责建议。
（四）行政问责主体多元化概念的纠正
上文已给出行政问责主体与问责主体的从属关系概述，行政问责主体不存在多元化的概念，行政问责主体界定于行政机关内部，又称同体问责。行政问责的启动和实施过程中行政问责主体占主导地位，从行政问责主体宏观角度出发，只存在一元发展，无多元发展。但问责主体的多元化是我国民主政治发展的必然趋势，主要指人大、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司法机关、人民团体、新闻媒体、公众等异体问责主体参与问责。异体问责主体与行政问责主体在一定意义上属于并列关系，同属于问责主体集合中的一个元素。因此，同体问责内部的制度建设、法治建设、问责制度建设与异体问责的问责主体多元化的参与体系、监督体系、问责体系并重，是我国实行行政体制改革，行政问责制建设的一个重要方向。
三、结语
同体问责是我国行政问责制的主要形式，异体问责是我国行政问责制的重要形式。目前在我国行政问责制度的运行过程中，行政问责制内部同体问责的建设、发展与外部异体问责的多元化都应受到足够的重视。在一定时期内要遵循并行发展的趋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作为国家权力机关问责主体，肩负着监督其他国家机关特别是国家行政机关的重任，应在行政问责中发挥关键作用。同样，国家司法机关作为行政问责的问责主体之一，也应该对行政机关及其公务员的违法行为追究其相应的刑事责任、民事责任，促使行政机关依法行政，认真履行职责。公民、组织和媒体等问责主体更要积极地参与到行政问责制的建设中来，行使应有的问责权利、履行相应的问责义务，为我国行问责的优化建设、良好运行、健康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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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周亚越.行政问责制的内涵及其意义[J].理论与改革，2004，（4）.
近日，中共中央印发了《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专家指出，条例的印发施行，标志着党的问责工作进一步规范和强化，再次释放出全面从严治党的强烈政治信号。
3年来，我们着力解决管党治党失之于宽、失之于松、失之于软的问题，使不敢腐的震慑作用充分发挥，不能腐、不想腐的效应初步显现，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正在形成。
6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权力就是责任，责任就要担当，忠诚干净担当是党对领导干部提出的政治要求。同时会议认为，《问责条例》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利器。《问责条例》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制度，制度的生命在于执行。这是继去年修改修订《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之后，我们党制定的又一部重要党内法规，进一步扎紧了全面从严治党的“笼子”。
就此中国青年网记者专访了中共北京市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讲师孙宁，通过他的角度为网友们解读《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背后的故事。
从“宽松软”走向“严紧硬”
在中国共产党建党95周年前夕审议通过《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孙宁认为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首先它释放出了一个强烈的信号，告诉全党“问责”将成为全面从严治党的一个重要抓手。他认为，有了《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从严治党将进一步从“宽松软”走向“严紧硬”。
内外相呼应，把责任担当起来
“根据最新的统计数据表明，中国共产党党员的数量已经达到了8875.8万人。要想真正把中国人民带向一个更加富强的明天，至少要从内、外两方面来一起努力。从内部的角度来说，每一个党员都应该苦练内功，增强党性的修养;从外部来说，就像《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它是一种外部的约束，是一种机制，是一种压力的概念。通过压力的层层传导，既要追究主体责任，还要追究监督责任，还要追究领导责任。通过内外相呼应，相信可以促进党员领导干部最终把责任担当起来，让我们党变得越来越坚强，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孙宁说道。
更加系统性，更加严谨，更加能够落实
谈到以往类似“党员问责”的相关条例或文件时，孙宁认为：“2009年6月30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曾经颁布过《党政领导干部问责暂行规定》，但是这样一个规定只是党内的文件，而《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是一个党内法规的概念。虽然《党政领导干部问责暂行规定》在党的历史上发挥过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在今天已经越来越难以满足要求，需要进一步的提升。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更加具有系统性，更加严谨，更加能够落实，更加有利于促进全面从严治党。”
【阅读延伸】
明确7种问责方式
覆盖各级党组织，瞄准“关键少数”
条例：党的问责工作是由党组织按照职责权限，追究在党的建设和党的事业中失职失责党组织和党的领导干部的主体责任、监督责任和领导责任。
问责对象是各级党委(党组)、党的工作部门及其领导成员，各级纪委(纪检组)及其领导成员，重点是主要负责人。
中央党校教授辛鸣认为，问责条例对问责工作的概念作了明确界定，首先明确了问责工作的主体和对象，即谁来问责、对谁问责的问题。“问责的主体是有管理权限的党组织，包括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组织。对我们这样一个拥有8800多万党员、440多万党组织的执政党来说，问责工作必须落实分级负责的原则，从中央到地方，层层压实责任。”
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主任谢春涛表示，除了自上而下分级负责的原则，条例把问责的责任不仅落实到党委(党组)、纪委(纪检组)，也分解到组织、宣传、统战、政法等工作部门，这是问责制度的一个重要创新，体现了全面从严治党要细化落实责任、层层传导压力的鲜明态度。
对于“对谁问责”的问题，条例规定包括失职失责党组织和党的领导干部。
专家表示，将各级党组织纳入问责对象之中，意味着问责不能只对下级，包括中央部委党组、省区市党委也要把自己摆进去。同时，条例还突出强调问责重点是主要负责人，突出了“关键少数”，特别是一把手这个“关键少数中的关键少数”，更成为了问责的重中之重。
6种问责情形，体现纪法分开
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问责作为管党治党利器，先后对山西塌方式腐败、湖南衡阳和四川南充拉票贿选案等严肃问责。据统计，截至今年5月底，全国共对4.5万余名党员干部作出了责任追究，起到了很强的震慑警示作用。
在现有500余部党内法规制度中，与问责相关的共有119部，这些法规制度对事件、事故等行政问责规定多，没有突出坚持党的领导、紧扣全面从严治党，问责主体不明确、事项过于原则、方式不统一。条例明确规定，党组织和党的领导干部有6个方面失职失责的情形，造成严重后果或者影响恶劣的，就要进行严肃问责。
根据条例原文，这6种情形概括起来包括：
党的领导弱化，在推进各项建设中，或者处置重大问题中领导不力，出现重大失误等情形;党的建设缺失，党组织软弱涣散，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不落实，作风建设流于形式等削弱党执政的政治基础的问题;全面从严治党不力，主体责任、监督责任落实不到位，管党治党失之于宽松软等情形;维护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生活纪律不力，特别是维护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失职等情形;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不坚决、不扎实，管辖范围内腐败蔓延势头没有得到有效遏制等情形;其他应当问责的失职失责情形等。
辛鸣表示，条例从6个方面具体规定了党组织和党的领导干部失职失责需要问责的情形，前5条是主体内容，第6条是兜底条款，紧扣全面从严治党的方方面面，同时也与行政问责事项区分开来，对引咎辞职、涉嫌犯罪移送司法机关等已有明确规定的方式和程序不再重复规定，体现了坚持依规治党，纪法分开、纪在法前的原则。
7种问责方式，可以合并使用
现有各类问责规定中，共有14种不同问责方式，包括批评教育、作出书面检查、给予通报批评、公开道歉、诫勉谈话、组织处理、调离岗位、停职检查、引咎辞职、辞职、免职、降职、党纪军纪政纪处分、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等。
条例区分党组织和党的领导干部两种不同对象，根据情节轻重规定了共7种问责方式：
对党组织的问责方式有3种，包括检查、通报、改组。
对党的领导干部的问责方式有4种，包括通报、诫勉、组织调整或者组织处理、纪律处分，其中诫勉既包括谈话诫勉，也包括书面诫勉;组织调整或组织处理包括停职检查、调整职务、责令辞职、降职、免职等。
谢春涛分析指出，这些方式均在党内法规中有明确规定，在实践中也经常使用，问责条例对既有各类问责规定中的问责方式进行了规范。
条例还规定，这些问责方式，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以合并使用。谢春涛认为，这主要是考虑到在问责实践中，有时要进行组织处理，也要给予纪律处分，这时就要将两种方式合并使用，“双管齐下”。
规定问责时限，实行“终身问责”
条例：问责决定作出后，应当及时向被问责党组织或者党的领导干部及其所在党组织宣布并督促执行。有关问责情况应当向组织部门通报，组织部门应当将问责决定材料归入被问责领导干部个人档案，并报上一级组织部门备案;涉及组织调整或者组织处理的，应当在一个月内办理完毕相应手续。
辛鸣认为，条例明确规定了问责决定作出后如何执行等细则，特别是要求受到问责的领导干部书面检讨的同时，还要在民主生活会或者其他党的会议上作出深刻检查，建立健全问责典型问题通报曝光制度，可以保证问责达到最终效果。
“这既体现了„严‟和„实‟的精神，也可以通过一个个具体鲜活的案例，发挥警示作用，唤醒责任意识，激发担当精神，真正做到„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辛鸣说。
此外，条例特别规定：实行终身问责，对失职失责性质恶劣、后果严重的，不论其责任人是否调离转岗、提拔或者退休，都应当严肃问责。
对此，谢春涛表示：“坚持失责必问，问责必严，把该打的板子狠狠打下去，决不能搞下不为例、网开一面，才能不让问责的利剑生锈，形成破窗效应。”
制度的生命在于执行。相关专家最后指出，作为一部党内问责工作的基础性法规，条例对问责情形、问责程序等作了明确而原则的规定，目的是为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紧密联系实际细化问责工作、制定实施办法、抓好贯彻落实留下余地。
党员学习《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心得体会 中央提出的有权必有责、有责要担当、失责必追究,是深化从严治党的必要举措，以问责倒逼责任落实，推动管党治党从宽松软走向严紧硬。作为纪检监察干部，就是要带头坚守底线，做到“有权必有责、有责要担当、失责必追究”。
一是有权必有责要求各级党员干部要时刻谨记权利都是党和人民群众所赋予的，人民群众的信任是我们努力的不竭动力。领导干部不能仅仅是洁身自好，而是既要管住自己，还要敢抓敢管，敢于动真碰硬，管住自己的人，种好自己的田。作为党员干部，我们要时刻加强理论学习，注重提高政治思想修养和精神境界，强化党员意识、宗旨意识。严格执行党所赋予我们的任务，努力完成自己的工作，并做到创新为人民。二是有责要担当是要求党员干部要“对党忠诚、个人干净、敢于担当”、”为了党和人民事业，党员干部要敢想、敢做、敢当，做我们时代的劲草、真金”。在履职上决不能出现应付了事，甚至知难而退，推卸责任的现象。更不能因为可能出现问题要承担责任而不作为。
“有责要担当”既要敢于担当，不胆怯怕事，迎难而上，还要会担当，善于分析难题，解决难道，才会在工作上有所建树。三是失责必追究是实现有权必有责、有责要担当的制度保障和措施保障。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旨在对哪些有权不负责，不尽责，不担责的行为进行党纪追究，通过党规党纪告知全体党员，在其位不谋其政，不担当、不负责要必将受到党纪追究，直到纪律的提前警示教育作用。动员千遍，不如问责一次。要把权力与责任、义务与担当对应起来，充分发挥党的领导核心作用，厚植党执政的政治基础。既追究主体责任、监督责任，又上查一级追究领导责任、党组织责任。坚持问题导向，抓住主要矛盾，尊崇党章、聚焦政治责任，围绕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全面从严治党开展问责。
【学习《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心得体会2】
十八大以来，中央领导多次强调要强化问责。总书记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提出，要整合问责制度，健全问责机制，坚持有责必问、问责必严，把监督检查、目标考核、责任追究有机结合起来，实现问责内容、对象、事项、主体、程序、方式的制度化、程序化。
《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与去年审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相比，更突出党员干部的责任与担当。“乱作为”固然值得警惕，还要防止“不作为”。
从只有50多人的组织发展成拥有8700多万党员、世界最大的执政党，这样的成果似乎可以让一些领导干部躺在功劳簿上睡大觉。“为官避事平生耻”，敢于担当是党的干部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
此外，近年我们党保持反腐高压态势，一些党员领导干部因此更不作为、不担当、不负责。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是责任担当的缺失。
总书记指出：“有权就有责，权责要对等。”权责对等原则是政治文明的重要体现。我们之前习惯了出大事才追责，只要不犯党纪国法，一般得过且过，睁只眼闭只眼。问责条例的出台，使问责从“暂行规定”上升到了“条例”的高度，使权责对等得到了党内的严格规范。
在操作层面，一些领导干部的责任被层层分解，一旦出问题似乎谁都没有主要责任。这让党员干部在群众心中的形象大打折扣。问责条例贯彻党章，坚持问题导向，除了事后追责，更关注到事前明确责任，从而有效地把全面从严治党的责任纵向压给各级党组织，横向分解到组织、宣传、统战、政法等党的工作部门。
“权力就是责任，责任就要担当”应成为广大党员干部的自觉意识。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时刻，需要更多共产党员站出来，与不良风气斗争。
更重要的是，惩戒只是手段，不是目的。问责条例希冀在广大党员中唤醒责任意识，激发担当精神。共产党员的担当应是一种主动进取的精神，坚定追求党的理想信念。
某种意义上，只有让“不作为”无路可退，才能让身怀使命感的党员在大浪淘沙后涌现出来。问责条例可以倒逼出党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推动形成想作为、敢作为、善作为的良好风尚。
党的建设是长期事业，需要永葆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随着改革进入深水区、发展正处关键期，我们遇到的问题，一点都不比发展起来之前少。总书记在《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我们做人一世，为官一任，要有肝胆，要有担当精神，应该对„为官不为‟感到羞耻。”
只有厘清并理解了权与责的关系，才能够释放主动作为的强大动力。重新擦亮信仰的光芒，重新明确理想的价值，重新肩负生命的担当，聆听“中国梦”的召唤，让人看到更广阔的天地、更高远的世界。【《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心得体会3】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前夕，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以下简称“问责条例”)，确定了对全体党员“忠诚、干净、担当”的基本要求。同时，“问责条例”中还提出：各级党员如果出现了违法违规行为，不但要对其个人追究责任，还要追究监督部门和上级领导的责任，从而形成联动机制，促进党的队伍净化风气，提高执行力。
“问责条例”的提出在党的队伍中引发强烈反响，大部分人赞同该条例的提出和实施，但是，也有人认为“问责条例”给党员日常工作带来巨大压力。
在笔者看来：身为共产党员，我们应该学会转换角度来看待“问责条例”，从而树立正确态度，以问责条例为镜更好地展开工作。
首先，我们要相信这样一句话：“规矩是为不遵守规矩的人拟定的”。不管党内监管机制多么严密，对违规的惩罚多么严重，对日常工作要求多么严苛，只要我们能够严于律己，为自己划定行为红线，不超越“禁区”一步，首先将违规想法扼杀在行动之前，那么，惩罚就一定会远离你的工作与生活。面对“问责条例”，我们最应该关注的不是违规后的严重后果，而是要首先学会控制行为，把“问责条例”当成警钟，让警钟长鸣，使自己成为一个“懂规矩”“守规矩”的人。
其次，“问责条例”对一个党员的成长具有积极正面的作用。从表面来看，它是对人行为的束缚，但是，如果党内纪律不够严明，没有良好的监督监管机制，就等于在放纵人的行为，使人一路滑向未可知的深渊。白岩松的《白说》中就提到了一个因贪污受贿而受到严厉处罚的老党员，他将自己一生奉献给了党和人民，但是，却因为对“贪污受贿”认识不足，头脑中没有这根弦，于是犯下错误，毁了自己的一生。试想：如果我们党员内部纪律能够更加严明一些，责任联动机制能够更早启动，有人能够在关键时刻提醒他一下，是不是悲剧就不会发生?
工作责任问责制度
为了加强公司责任管理体制，强化工作责任制，严格管理，坚决减少和杜绝各类职务失职行为，建立“爱岗敬业、格尽职守、创新务实、奖罚分明、和谐高效”的管理机制，特制定本制度。
第一条 本制度是根据“有职就有责、任职要负责、失职要问责”的原则，对责任问责对象在其所在部门和在经营管理活动过程中，由于故意或者过失、不履行职责或者不正确履行职责，以致造成经济合同纠纷、安全事故、企业合法权益受损或者在社会上造成不良影响或后果的，都要进行责任追究的制度。坚持“实事求是”，坚持“追究过错与责任相结合，责任问责与改进工作相结合，教育与惩罚相结合”的原则。在对问责对象追究责任时，必须坚持“责任原因未查明不放过、责任人未处理不放过、整改措施未落实不放过、有关人员未受到教育不放过”和“谁经办、谁负责、主管领导承担连带责任”的原则，对在生产经营管理过程中造成事故或损失的，都要严肃追究相应责任。
第二条 责任问责对象：公司全体人员。第三条 有下列情况之一，应进行责任追究：
1、经济合同方面：
（1）在合同（协议、合约等）执行过程中，疏忽懈怠，把关不严，没有按照合同约定内容履行，给公司造成经济损失或产生不良影响的；、（2）违反《合同法》等法规，在合同（协议、合约等）签订和履行过程中，玩忽职守、内外勾结、泄漏或窃取公司机密等，造成公司经济损失或者不良影响的；
（3）未经任何合同（含事项）审批流程，擅自对外签订协议或私自处置资产、资金等，造成资产、资金损失或给公司造成负面影响的；
（4）在出差、办事、物品采购等工作过程中，虚假报销，经公司查实的；
（5）收受客户、下属贿赂，牺牲公司利益为其谋取好处的。
（6）对经营工作中所产生矛盾处置不力，导致后果扩大或造成次生矛盾的；
（7）未完成“经济目标、工作目标和公共目标”的（不可抗力除外）。
（8）业务部门对所负责相关闲置资产未尽到维护职责，造成国有资产流失或给公司造成负面影响。
2、行政人事方面
（1）对领导布置的任务，不及时执行或落实不到位的；（2）日常管理不到位，导致公司受窃、被盗等，造成财产损失的；
（3）对公司行政人事和其他档案管理不善，导致遗失、外泄的；
（4）对公司重要会议、活动安排准备不力，造成重大失误给公司带来不良影响的；
（5）在员工考勤、晋级等日常工作中，有失公正，被员工投诉、举报，经公司查实的；
（6）擅自违规使用公司印章、车辆及相关证照，使公司利益遭受侵害或给公司带来不良影响的;（7）擅自违反公司相关制度，对公司资产、资金和形象造成重大损失和恶劣影响的。
第四条 责任问责追究方式：
（1）责令当事人改正并作出书面检查。扣除当月绩效50%，年累计3次（含）以上扣除当年绩效100%；部门领导进行情况说明。
（2）通报批评,扣除当月绩效100%。年累计2次（含）以上扣除当年绩效100%；部门领导做出书面检查，扣除当月绩效50%；分管领导进行情况说明。
（3）留用察看。在留用察看期间，当事人只发放基本工资，停发所有的绩效；部门领导扣除当月绩效100%，做出书面检查；分管领导进行相关说明，扣除当月绩效50%；如问责人员为部门领导，分管领导扣除当月100%绩效并做出书面检查。
（4）调离岗位、停职、撤职。在调离岗位、停职、撤职处理期间，只发600元生活费，停发所有基本工资、绩效100%；部门领导扣除当月基本工资、绩效100%，并做出书面检查；分管领导扣除当月100%绩效并做出书面检查。
（5）责令辞职。问责人所在部门领导扣除全年绩效30%，取消年终评优资格；分管领导所需承担相关责任报上级主管公司处理。
（6）追究民事责任，对造成的损失部分或全额赔偿；问责人所在部门领导扣除全年绩效30%，取消年终评优资格；分管领导所需承担相关责任报上级主管公司处理。
（7）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方式；
（8）以上责任问责追究方式，可单款或多款合并执行。第五条 有以下情形之一者，可从轻、减轻或免予追究：
（1）情节轻微，没有造成不良后果和影响的；（2）主动承认错误并积极纠正的；（3）确因意外和自然因素造成的；
（4）非主观因素且未造成重大影响的；
（5）因行政干预或当事人确已向上级领导提出建议而未被采纳的，不追究当事人责任，追究上级领导责任。
第六条 有以下情形之一的，应从严或加重处罚：（1）情节恶劣、后果严重、影响较大且事故原因由个人主观原因所致的；
（2）拒不承认错误的；
（3）未及时采取补救措施，欺上瞒下的；（4）造成重大经济损失且无法补救的。
第七条 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第八条 被问责人出现过失后，要责成其作出产生过失的说明及避免今后工作中再发生过失的计划和措施，防范类似问题的再次发生。
第九条 被问责人应当配合调查，提供真实情况，不得以任何方式阻碍、干涉调查，也不得以任何形式打击报复检举、举报的单位和个人。
第十条 公司在作出问责处理决定之前，应当听取问责当事人的陈述和申辩。问责处理应当制作书面决定送达当事人；处理决定应当说明错误事实、处理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享有的申诉权利。
第十一条 公司宣布问责决定时，由总经办与问责当事人谈话，并将处理决定送达问责对象。综合管理部应将相关处理决定存入公司档案。
第十二条 问责当事人对问责处理不服的，可以自收到处理决定起15日内向公司总经办申请复核。在复核期间，问责处理决定不停止执行；复核中发现处理错误，应当及时纠正。
第十三条 问责处理应同时要求责任人分析事件原因，提出解决方案以及后期预案，并书面报告给公司领导班子成员。
第十四条 为保证问责工作顺利进行，公司各项工作必须有书面或电子记录，便于对相关工作责任进行追溯和责任界定。对于缺乏相关记录无法准确界定责任的情况，所有相关责任人将被一起问责。
第十五条 本制度未尽事宜，参照国家有关法律和公司规章制度执行，第十六条 本制度由综合管理部负责解释和修订。第十七条 本制度自公布之日起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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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市委在4月6日中召开的十一届十一次全体扩大会议上提出，全市掀起“责任风暴”，实施“治庸计划”。本人按照会议精神，针对自身的问题实行认真整改，实现治庸提能、治懒增效、治散聚力。
对此灵魂深处很受震撼，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对照“庸、懒、散” 列举的现象，自己或多或少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通过开展一系列宣传教育活动，使我深刻认识“治庸问责”是转变工作作风，体高自身形象标尺。结合自身实际，将自查汇报如下：
一、存在的问题
1、事业心责任感不强，安于现状，只求过得去，不求过得硬，不敢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让科室做得多，实际指导得少。
2、疏于学习和思考，政策理论水平不高，工作中缺乏创新意识，墨守成规，习惯于老套路、老办法，凭经验办事，缺乏钻研精神。
3、服务意识淡薄
二、解决的措施
1、平时要注重加强学习，特别是政治思想与专业技术与知识的学习，以不断提高为人民服务的水平，更好地提高工作的整体质量，服务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在职责内，为新村街办事处发展环境的改善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2、平时注重加强工作的主动性，为新村街整体工作的发展排忧解难。针对工作目标，分解细化工作方案，做到目标心中存，工作步步进。
3、重振信心，始终以民利益作为工作的指南。把工作的重心放在提高为民服务质量与效率上，具体的是种好自己的“责任田”，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不出问题，少出问题，出了问题要及时找出问题的根源，并努力改进，增强完成工作目标的能力，为领导分忧，为民解难。
道路运输业作为道路安全生产的重要一环, 肩负着不可推脱的使命。如何让“风暴”发挥出巨大效力, 让“风暴”强劲吹过后能形成一条持久惠泽百姓的大路, 《运输经理世界》希望业内人士深深反思, 在风暴中觉醒, 借风暴之势前行。
问责态势:2008年5月以来, 一轮问责风暴自上而下, 席卷中国南北, 且覆盖面呈现扩大趋势, 官员被问责原因多种多样, 问责方式也各有不同, 这场声势巨大的问责风暴究竟会给中国带来什么?
—行政问责制度在我国起步较晚。2001年4月21号, 国务院关于特大安全事故行政责任追究的规定正式实施, 2003年非典期间, 官员问责逐渐走进了公众视野, 此后, 我国从中央到地方开始加快推进问责的制度化。进入2008年, 各级党政部门积极推进问责制。2008年5月, 国务院关于加强市县政府依法行政的决定中, 强调加快实行问责制。
问责方向:官员问责究竟怎么“问”?
—浙江新闻网评论员钟闻一认为:官员问责制不能是一种“马后炮”的追究制度。承担责任不能理解为在事故发生之后, 悲剧上演之时, 有人跳出来用乌纱帽承担一切。官员问责制重点在于一个“问”字, 这就必须重塑官员的责任心、使命感, 让掌握公共权力的各级官员能够真正把百姓放在心中, 尽量避免伤害百姓的事故发生。问责不是事故发生后, 找个人承担责任, 而是把事故的发生概率降到最低。
问责乱象:网民问责!批示问责!伪问责!
—新华网指出, 作为我国“准公务员法”的《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里, 对于公务员处分的种类里并没有“免职”这一项, 在该条例的第48条里偶然提到的“免职”, 指的却是“正常的工作变动”。而《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的第11章里倒是专门设立了免职、辞职、降职一节, 但指的也是“正常的工作变动”, 对于“问责免职”也没有明确标准。在此背景之下, 媒体监督裹挟着的公众舆论效应, 或者上级领导的批示拍板等一系列非制度化的因素, 往往成为了对某一官员能否顺利问责的不二途径。
问责担忧:非制度化的问责风暴能刮多久?
—新华网认为, 这是一场恪守“执政为民”行政伦理, 直面政府机构良知自觉与全社会道德底线的伟大风暴。然而, 我们却同时也不得不怀有杞人之忧, 任何对本国官员问责状况略有了解的人都不会因此风暴而乐观, 与之相反, 在重大安全事件频繁上演的今天, 我们的这场非制度化的“问责风暴”究竟能刮多久, 无疑成为了举国公众或许尚未明确表达但必然会引起各方瞩目的国事议题。
问责反问:你想让问责做什么?
—潇湘晨报资深评论员刘洪波认为, 不管你怎么看待问责制度, 都不能说问责制度可以必然地减少恶性事件发生的频率, 也就是说官员和行政系统是否能够为所当为, 其实并非问责制度是否完善所能决定。一片沼泽地, 固然要冒出一些气泡来, 如果冒气泡的机制不发生改变, 你不能指望舀掉那些冒了气泡的地方的水来解决问题。完善问责制度, 当然是必要, 但恐怕也只是于“显示有责必究”并“平息众怒”功用更大一些, 而对使官员和行政系统能否为所当为, 作用有限。
问责途径:中国需要更严格的司法问责风暴
—东方网评论员认为:官员的党内职务与行政职务并不是一个可以免除司法责任的“护身符”, 刑不上大夫的封建社会遗风在依法治国依法治官的现代法治要求面前应该土崩瓦解。
问责期待:“问责风暴”需走向“问责常态”
调查报告认定伊春空难是一起责任事故，通过重建当时的事故全过程，再现了这一幕悲惨的情景。对航空公司的疏漏和不负责任进行了客观分析，并且理顺了其与事故发生之间的逻辑链条，对整改做出部署，也算是从官方的角度对空难进行了总结。空难调查报告对于还原当时的信息披露不足很有帮助，也可以帮助读者弥补其时新闻报道缺位所造成的悬疑。除了在构建内容信息上的作用，这份事故调查报告在形式上也有意义——若立足CSR的角度，可以看出一些值得鼓励的因素。
一是从政府监管责任的承担和厘清上，报告是对国家公共安全责任的自我剖析；二是从具体航空公司的运作上看，报告要给消费者一个清晰和完整的交代，不能时过境迁。调查报告要在内容和形式上完成这些任务。
过往的公共事故，绝大多数都是“一事一议”，过去就过去了，对于企业在市场运营中提供健康与安全的责任甚少提及。更有一些事故被隐瞒糊弄过去，政企不分的情况非常普遍，造成政企的边界模糊，对于建立可以永续的商业运行环境毫无建树。
类似于伊春空难的调查报告，除了回应舆论的探询，也可以看到内在逻辑的展示：一个公司是如何罔顾法律的风险规范，如何不回应公众的要求，从而造成不可挽回的生命损害的。把企业背离社会责任的过程写清楚，展示给公众看，有助于反向重建那些被模式的与被伤害的。
航空公司的存在基础就是提供安全的航空器及其服务，而与商业公司混合并行构成航空安全保障环境的行政机构，比如气象、督导等政府部门，则同样要对安全消费的链条崩溃负有责任。用社会责任的观点看，调查报告的意义就浮现出来了，这是重建安全的前提。
在伊春空难的调查报告之前，国务院批复的另一个重大事故的报告是关于温州动车追尾的。两个报告相比，前者在行文上更简洁，对于商业公司的责任认定占据更多比例；而动车追尾事故中划分公司商业失察的动机明显不足。
同样是公共安全事故，商业行为都隐身其间，其运行质量是否超越了职业伦理和普遍的道德约束，对于人员死伤规模有着莫大的影响。理论上讲，调查报告在短期内有促进功能，比如责任承担及惩戒警示等。但能否在远景上起到作用，还是要打个问号。换言之，事故调查这种极端类型的责任报告，必须要在合适的商业运行环境中才会有持续的意义。当它面对的是社会责任的碎片化、随意化与被驯服的情景时，报告要想从纸上落入现实也很难。一点一滴的修正，能否修复出完整的社会责任环境？
嗯，要看造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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