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中国

2025-02-16 版权声明 我要投稿

改革开放中国(共8篇)

改革开放中国 篇1

中国改革不是开始于一张白纸,而是对旧体制的克服。我国改革的性质,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这一性质是由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改革的内容和目标决定的,是不容改变的。只有坚持这一性质,才能不断实现、维护和发展以占中国人口最大多数的工人、农民及其他普通劳动者为主体的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现实和长远利益。而改革总的目的是要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生产力。

中国的改革是全面的改革,这是由改革所担负的任务所决定的。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一场根本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落后面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伟大革命。这场革命既然要大幅度地改变落后的生产力,就必然要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部分,改变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经济基础变化的部分,改变一切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使之适应于现代化大经济的需要。在全面改革中,经济体制改革是重点。经济体制改革需要政治体制及其他体制改革的配合。科技、教育、文化体制等各个领域的改革也都有步骤、有秩序地全面展开,改革触及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和各个层面。

改革使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历史性变化。它深刻改变了中国的面貌,极大改善了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显著提升了中国社会的文明程度,大大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健全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总体布局更加完善

改革开放中国 篇2

经验之一:以学科建设促进高教研究发展

当1978年潘懋元等学者沐浴着改革开放春风, 开创中国高教研究事业之时, 西方的高教研究已历百余年之磨砺。作为典型“后发型学术”的中国高教研究是追随西方模式, 还是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成为摆在中国第一代高教研究工作者面前必须回答的问题。

众所周知, 西方高教研究虽然起步较早, 但一直被认为是“一个相对崭新和欠发展 (undeveloped) 的研究领域”, 即使将来也只能作为一个多学科研究领域, “不会以一个独立学科 (a separate scientific discipline) 的形式出现”[1,2] 。 而中国高教研究从一开始就另辟蹊径, 通过建立专门的高等教育学科来带动整个高教研究事业的发展。历史证明, 这条道路适应了中国国情和中国高教研究发展的实际需要, 对于中国高教研究超常规、跨越式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首先, 高等教育学科的建立使中国高教研究迅速取得“合法”地位, 制度化进程大大加快。

从社会科学发展史看, 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往往只有取得政治——建制上的合法地位, 才有可能得到较快的发展。20世纪70年代末期的中国, 社会科学百废待兴, 各类新兴研究领域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蹒跚起步的高教研究要脱颖而出, 就必须尽快取得“合法地位”, 即成为国家承认的正式学科。因为, 在中国, 学科是国家管理和调控科学研究的一个基本单位, 是行政建制在科学研究中的体现, 其意义超出了研究范畴和教育范畴。一个研究领域往往只有成为正式学科, 才能被纳入国家学术管理序列, 才有可能在大学设置, 才有可能取得政府评审的学位点, 才有可能更好地生存和发展下去。

不难想象, 倘若中国高教研究只是像西方那样的“多学科研究领域”, 而从未成为专门学科, 其后来的发展情形肯定不容乐观。中国高教研究起步伊始就备受争议, 举步维艰。中国第一个高教研究机构——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科学研究室刚刚成立的时候, 除了个别教师外, 学校不少人对高教研究并不理解, 有人甚至冷嘲热讽:“教育研究是师范大学的事情, 综合大学搞什么教育研究。”[2] 当时全国的情况也是如此, 不少学者认为“一般教育理论适用于各级各类教育, 似无新立学科的必要[3] 。但潘懋元等中国第一代高教研究工作者不畏艰难, 为高教研究奔走呐喊, 终于建立了崭新的高等教育学科。

事实证明, 高等教育学科的建立无疑是确立高教研究“合法地位”的关键因素。1984年高等教育学科正式建立后, 各种怀疑之声渐渐褪去, 取而代之的是全国性高教研究的热潮。以高教研究机构的创建为例。1983年5月, 全国805所普通高校中尚有2/3的学校没有高教研究机构。1984年后, 各地纷纷采取措施加强高教研究工作, 形成了一个新建高教研究机构的高潮。1987年全国已有高教研究机构700多个, 比1983年增加近500个, 即平均每年就有100个左右的高教研究机构在各地高校建立起来, 其发展速度之快在世界高教研究史上绝无仅有[4]。其原因除了高等教育体制改革全面展开对高教研究需求增加外, 高等教育学科的建立起到了直接推动作用。

高等教育学科的建立加快了中国高教研究的制度化进程。从“非制度化”阶段转变到“制度化”阶段是高教研究的质变表现之一, 只有“制度化”才能使高教研究具有赖以存在的稳固基础和得到持续发展的保障。1978年以后, 中国高教研究制度化的核心工程是建立高等教育学科, 但建立一门学科是系统的、复杂的工程, 不仅有学科之名, 还有学科之实;不仅要形成教育学的分支或形成一类系统化、理论化的知识体系, 还必须建立学科研究的规范、规则、范式, 建立包括学会、专业研究机构、图书资料、专门出版机构及专业刊物等社会建制在内的学术共同体 (academic community) 。因此, 高等教育学科的建立, 不仅使高教研究在中国取得合法地位, 而且有力地带动了高教研究机构、组织、队伍、成果的大发展, 促使这些制度化指标在80年代末攀升至世界第一。中国从此成为“高教研究大国”。

其次, 高等教育学科的建立提高了高等教育理论解决问题的有效性, 推进了高教研究的科学化进程。

尽管“开放社会科学”、“学科壁垒消融”、“多学科研究增殖方式”等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科学界的热门话题, 但并不能就此断定学科范式已无法安身立命, 因为“科学史上每一个主要时期都是以多种相竞争的范式共存, 即没有一个范式能占据霸权地位为特点的”[5] 。多学科问题研究范式的价值虽毋庸置疑, 但该范式在整合研究兴趣多元性等方面存在缺陷。尤其目前的多学科研究, 主要是有关学科对自己感兴趣的问题各自进行的研究, 对同一问题缺乏多学科的协同研究。这不仅会导致对高等教育整体和全局把握的欠缺, 也有可能导致对高等教育一些关键问题, 特别是人才培养等教育内部问题的忽视。同时, 高等教育问题是典型的复杂问题。解决这类问题, 既需要通过多学科研究深入各个层面, 追求“局部的、片面的深刻”, 也需要对多学科理论和方法进行整合, 从而达到综合性、整合性思考的效果。也就是说, “复杂性所要求的教育研究范式, 不仅是后现代的多元, 而且还强调整合”[6] 。

高等教育学科作为专门研究高等教育的学科, 必然以整个“高等教育”作为“问题域”。它既关注宏观领域的高等教育发展, 也关注微观领域的人才培养;既研究高等教育与社会发展的关系, 也探讨高等教育内部各种要素之间的关系。从理论上讲, 高等教育学科研究范式具有多学科问题研究范式无法替代的作用:从高等教育的全局来整体把握高等教育问题, 整合多学科理论和方法, 从而更好地探索高等教育发展的特殊矛盾和特殊规律, 建立相对完整和系统的高等教育理论体系。

劳丹 (Larry Laudan) 指出, “科学的主旨在于解决问题”, 理论的合理性与进步性“与它的解决问题的有效性密切相关”[5] 。 从方法论的角度考虑, 建立以高等教育为问题域、整合多种理论的高等教育学科有可能提高高等教育理论解决问题的有效性, 从而提高高教研究的科学化程度。当然, 这要以高等教育学科形成成熟理论体系为前提。如果说, 高等教育学科的建立推进了高教研究制度化进程只是中国特殊国情下的产物的话, 那么从理论视角分析得出的高等教育学科整合多种理论和范式的功能在很大程度上带有普遍性。如果这个功能得以完善的话, 高等教育学科将来未必为中国所独享。

经验之二:以开放姿态推动高教研究繁荣

尽管中国首创了高等教育学科, 并按照高等教育学科的理论开展研究、培养专业人才, 但高等教育学科并未成为中国高教研究的惟一范式。30年来, 中国高教研究从未把自己封闭起来, 始终保持一种相对开放的姿态。这是中国高教研究保持长期繁荣和活力的重要原因。正如有学者所言:“高等教育学自创立至今, 之所以能发展如此迅速, 从学科内部看, 就是学科共同体有意识地使学科研究处于开放状态”。[8] 笔者认为, 中国高教研究的开放姿态具体体现在研究队伍的开放性、研究方法的多样性以及借鉴国际先进理论的主动性等多个方面。

首先, 在研究队伍的开放性方面, 中国高教研究遵循“来者不拒, 一视同仁”的原则。

无论是教育专业的“科班出身者”, 还是其他专业的“半路出家者”, 甚至“业余爱好者”都可以加入高等教育学科行列, 都可以在学科领域发表自己的观点, 都可以通过自己的成果赢得同行的尊重。

这与其他社会学科的情况大相径庭。从社会科学发展史看, 不少社会学科正是为了争夺学术的“垄断解释权”才建立起来的, 因而需要“通过同一性的作用来设置其边界”, 以“构成话语生产的一个控制体系”[9] 为了和“业余爱好者”的活动区别开来, 社会科学家所讨论的大部分论点都是用相差无几的词语来表达。而中国高等教育学科从建立开始就没有为所谓“垄断解释权”进行过任何努力。相反, 争取尽可能多的“业余爱好者”加盟高教研究队伍一直是这个新兴学科的不懈追求。

也许, 有人会批评中国高教研究队伍过于“庞杂”, 但谁也无法否认中国高教研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正是这支“庞杂”的队伍。事实证明, 大批其他学科的教师和干部的加入既是高教研究繁荣发展的标志, 也是繁荣发展的重要原因。不仅因为来自其他学科的人员可以充分利用自己原来的专业学科背景和研究方法来进行高等教育多学科研究, 而且, 高教研究的发展离不开高校广大教师和干部的支持。因为“理论的源泉来自实践, 只有广大有实践经验的教师与干部支持了, 参与了, 高等教育研究领域才能有生气”[10] 。

其次, 在研究方法的多样性方面, 中国高教研究推崇“兼容并包, 海纳百川”的气度。

创建高等教育学科, 不唯高等教育学科“独尊”;重视高等教育学科范式, 不忽略其他相关学科范式和方法对高教研究的意义。

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 中国高教研究界就注意到高等教育学与相关学科的关系。1984年出版的第一部《高等教育学》在探讨高等教育学研究方法时就已经主张:“正确认识高等教育学同其他有关学科的关系, 掌握并运用有关学科的信息, 交流渗透, 交互为用, 以促进研究工作的深入和发展, 这是研究高等教育学的前提条件”[11] 。 近十多年来, 随着高等教育改革的深入, 对高等教育问题的探讨越来越需要借助不同学科的理论、观点和方法, 多学科研究方法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2001年由潘懋元主编、10位学者共同参加编写出版了《多学科观点的高等教育研究》。该书用历史学等11个学科的观点和方法对高等教育进行了研究, 掀起了国内高教研究界多学科研究的热潮。

在教育研究领域中, 多学科研究方法首先由高等教育学科提出并非偶然。由于高等教育与社会其他领域的密切关系, 使得高等教育学科与其他学科知识间更可能存在着一个连续的谱系, 更容易产生学科知识之间的“视界融合”。这是高等教育学科理论发展生生不息的源泉。因而“在借用其他学科领域的方法上, 高等教育学的研究担负着重要的历史使命。在这一点上, 它很可能走在其他教育学科的前面, 从而为整个教育科学事业做出不可替代的贡献”[12] 。

值得注意的是, 由于中国建立了专门的高等教育学科, 中国高教研究是高等教育学科研究与其他多学科研究的结合, 两类研究范式的相互配合, 既避免了高等教育学科可能出现的“就教育论教育”倾向, 又克服了多学科研究可能出现的忽视教育规律之弊端。从这个意义上讲, 中国在高教研究多样化范式的运用上为世界高教研究做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

第三, 在借鉴国际先进理论的主动性方面, 中国高教研究实行“主动借鉴, 洋为中用”的战略。

在坚持独立自主发展道路的前提下, 根据中国高教研究自身需要, 主动引进和借鉴国外先进的高等教育理论成果。

改革开放之初, 尽管当时与国外的交流相当有限, 但中国高教研究界就已经注意到借鉴外国高等教育理论的重要性。20世纪80年代, 纳伊曼的《世界高等教育的探讨》、阿什比的《科技发达时代的大学教育》、阿特巴赫的《比较高等教育》、布鲁贝克的《高等教育哲学》、伯顿·克拉克主编的《高等教育新论》和《学术权力》等外国高等教育名著先后被翻译成中文出版, 受到广大高教理论工作者的重视和欢迎。90年代以来, 高教研究领域的国际交流更加频繁, 外国更多的高教研究成果被引进。2001年, 王承绪等学者组织编译的一套“汉译世界高等教育名著丛书”出版, 所选12部著作皆国际高教研究的经典之作。此外, 克拉克·克尔的《大学的功用》、伯顿·克拉克的《高等教育系统》、阿特巴赫的《比较高等教育:知识、大学与发展》等名著也被翻译成中文出版。

由于起步晚、国际化程度不高, 中国高教研究在世界高教研究领域仍然处于“边缘地带”。如果不能主动加强与国际学术界的交流, 主动借鉴国际先进的高等教育理论, 中国高教研究势必进一步边缘化。30年, 中国学者对国外高等教育理论的主动借鉴, 极大地提高了中国高教研究的理论水平, 加快了中国高教研究的国际化步伐。同时, 正因为中国学者对国际高等教育理论是主动借鉴而非被动接受, 使我们在借鉴国外理论的同时, 能够根据中国国情和高等教育发展的实际有所发展和创新, 从而为世界高等教育理论的发展作出贡献。近年来, 中国学者对马丁·特罗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的修订就是其中一个典型案例。

经验之三:以服务实践引领高教研究方向

高等教育学科建立之后, 中国高教研究工作者并未故步自封、陶醉其中, 而是积极运用新兴的高等教育学科理论来解决高等教育实际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讲, 中国高教研究不是“学科指向”, 而是“实践指向”:无论是高等教育学科建设, 还是高等教育问题研究, 其目的都是为了服务实践、服务决策。30年来, 中国高教研究工作者正是通过服务实践、服务决策引领了中国高教研究的方向。

改革开放之初, 提高高校教学水平成为高等教育领域拨乱反正、提高教育质量的关键所在, 因而这一时期高教研究界讨论最多的问题就是高校教学改革。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 随着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逐步开展, 大量出现的高等教育新问题需要从理论层面进行深入的思考, 高等教育体制改革成为高教研究的重点, 在民办高等教育、高等教育地方化、高等教育横向联合、校长负责制问题的研究上取得了丰富的成果。与此同时, 高教研究界组织了高等教育思想的大讨论, 传统教育思想与现代教育思想、高等教育人才观、高等学校教学与科研的关系、高等教育价值观等理论问题的研究深化人们对高等教育改革的理性思考。90年代中期以来,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高等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化, 高等教育问题研究日趋活跃, 服务实践、服务决策的理念更加深入人心, 高教研究与高教实践的关系更加密切。高等教育与市场经济、大学素质教育、高等教育可持续发展、高等教育与知识经济、高等教育体制改革、高等教育大众化、高等教育国际化、建立一流大学等课题陆续成为研究的热点问题。

特别令人振奋的是, 近年来已经有更多的研究成果为政府部门所重视和采纳。如果说90年代中期以前高教研究成果对政府决策的影响还比较有限的话, 那么近十年中国高教研究的许多成果已经逐渐被决策部门重视和采纳, 有的研究还对中国高等教育的改革产生重大影响。例如, 最近几年政府关于推行大学素质教育和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决策都深受高教研究的影响, “甚至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认为, 这两个对中国整个教育发展全局产生重大影响的决策, 正是受教育研究工作者研究的启发而产生的”[13] 。

从以上对不同时期高教研究重大课题的回顾不难发现, 中国高教研究热点问题的转移与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进展是基本同步的。服务实践和决策引领了中国高教研究的方向, 为中国高教研究的发展注入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动力。也许有的学者对高教研究界追逐现实“热点”, 特别是与行政决策日益密切的关系不以为然。但笔者认为, 这不仅符合高教研究的“实践性”、“应用性”特点, 也反映了当代社会科学研究与公共政策相互依存的趋势。作为应用性特征鲜明的高教研究若不能与教育实践、教育决策建立起相互依存的亲和关系, 就很容易陷入“知识乌托邦”而一事无成。

潘懋元教授说过, 如果我们“故步自封, 不去接触火热的高等教育实践, 就会由于钻牛角尖走到死胡同”。“‘坐而论道’实际上既无助于理论联系实际, 也无助于高等教育学的学科建设” [10] 。中国高教研究之所以在短短30年从一个默默无闻的新兴领域发展成为繁荣而庞大的事业, 正是因为它与中国高等教育实践有天然的亲和关系;也正因为中国高等教育问题研究与高等教育学科建设都以服务实践为鹄的, 两者才能相互交融, 相得益彰, 共同促成中国高教研究今日之繁荣。

摘要:“以学科建设促进高教研究发展”、“以开放姿态推动高教研究繁荣”、“以服务实践引领高教研究方向”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高教研究工作者在开创高教研究事业道路中探索出来的宝贵经验。这些颇具中国特色的经验不仅对中国高教研究的繁荣发展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而且对世界高教研究的发展也有独特的贡献。

关键词:高等教育研究,高等教育学科,中国经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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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潘懋元.潘懋元高等教育文集[C].北京:新华出版社, 1991.774.

[5][7][美]L.劳丹.进步及其问题[M].北京:华夏出版社, 1990.71.5.

[6]冯建军.教育研究范式:从二元对立到多元整合[J].教育理论与实践, 2003, (10) .

[8]张祥云.大学教育:回归人文之蕴[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 2004.222.

[9]Michel Foucault (1972) .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and the Dis-course on Language[M].New York:Pantheon.p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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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潘懋元.高等教育学 (下册) [M],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 1985.291.

[12]王伟廉.高等教育学[M], 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 2001.429.

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 篇3

党的十六大以来,我们走过了很不平坦的道路。综观这10年,国际形势风云变幻,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繁重,我们紧紧抓住和用好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战胜一系列严峻挑战,奋力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我们之所以能取得这样的历史性成就和进步,最重要的就是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勇于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形成和贯彻了科学发展观,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仍然是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面临着一系列极具挑战性的矛盾和困难。我们必须以更加坚定的决心、更加有力的举措、更加完善的制度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真正把科学发展观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强大力量。

全党同志必须牢记,我国过去30多年的快速发展靠的是改革开放,我国未来发展也必须坚定不移依靠改革开放。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發展马克思主义。我们一定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坚持把改革创新精神贯彻到治国理政各个环节,更加自觉、更加坚定地推进改革开放,不断在制度建设和创新方面迈出新步伐,奋力把改革开放推向前进。

改革开放与中国梦演讲 篇4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同志,你们好!

我演讲的题目是《改革开放 中国梦》

每一个时代,都有一种主流价值观的存在,它是一个时代的思想共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现中国梦是我们最大的理想,是我们共同的思想基础。这种理想,决定着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决定了民族复兴的宏伟指向。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生了巨大变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理论体系的成熟发展,“十八大”精神的深远影响,无不在向世界展示出新中国的风采。总书记也满怀信心地说“实现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并且表示这个梦想一定能实现,这就是中国梦”。总书记阐释了中国梦,也强调了:“幸福不会从天而降,梦想不会自动成真”。实现民族国家富强、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凝聚了几代中国人的夙愿,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共同期盼。历史已经证明,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民族复兴的必由之路,坚持改革开放,才能托起富国强民的“中国梦”。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正一步步走向富强,迎来中国历史上的空前盛世。30年来,是经济繁荣,社会稳定,人民安居乐业的30年;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同心同德、锐意进取,是进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性、创造性活动的30年。改革开放不仅使中国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人民的生活水平和国民福利得到了实质性的提高,而且也使中国日益融入世界经济和主流文明之中。

今天的中国,神州风物沧海桑田,国人风貌焕然一新,以更为成熟、包容、开放、自信的心态拥抱世界,莫不极大地得益于30多年改革开放积累的综合实力,得益于30多年改革开放积淀的民族自信。马丁路德金有一个黑人民族平等的梦想,我想全中国所有中华儿女同样有一个国家强盛,民族强盛的梦想。历史是一部生动的教科书,只有全面系统地认识历史,才能把握现在,把握未来,才能更好的认识改革开放是民族复兴之路,国家强盛之路,人民幸福之路。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向全党全国发出了深化改革开放新的宣言书、新的动员令。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要坚定不移走改革开放的强国之路,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做到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这是新时期小平精神的延续,改革开放取得的辉煌成果证明了,只有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通过实践检验真理才能使我们的人民更加幸福,使中国更加强大,只有坚定不移的走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改革开放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才能实现中华儿女富国强民的“中国梦”!改革开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重要方面,是实现中国梦的正确方向;中国精神就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是实现中国梦的强大精神支柱;中国力量就是中国各族人民大团结的力量,是实现中国梦的雄

厚基础。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实现中国梦,根本上是为人民谋幸福,让更多劳动者的人生出彩、梦想成真。一个人乃至国家如果没有梦想,就好像在森林中迷失了方向。我们要树立梦想并为实现梦想付诸努力,切勿空谈!当前要实现中国梦,每个人都要切实负起责任,做好自己的工作,一步一个脚印。我们也将积极投身参与到这个伟大事业中去,并融合民族、国家与个人的中国之“梦”。今天,我们既是实现中国梦的重要力量,又是中国梦的受益群体,祖国的繁荣富强、和平统一,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共同期盼。每个人的前途命运都与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只有国家好、民族好,我们个人才会好,才能促使每一个顺利完成学业、创业及立业!我的演讲结束,谢谢大家!篇二:改革成就中国梦(演讲稿)改革,让中国梦不再只是梦 梦想是我们远航的灯塔,指引我们前进的方向;因为梦想,人民的生活变得缤彩纷呈;因为梦想,生命变得无比厚重;因为梦想,举国呈现出空前的民族凝聚力。五千年民族魂,生生不息;一代代炎黄人,风雨前行;挥汗水洒热血,为国强盛。这就是我们的梦想,我们的中国梦。在历史上,中国和中国人是历来不缺少梦的。几千年前,书中就出现了“家道小康,天下太平”的描绘,无不体现了劳苦人民的理想社会图景,却一直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梦想。“落后就要挨打,强盛才能自主”每个中国人都拥有着同样的中国梦。富强!富强!中国人的梦不但一直在做,而且为了到达梦境的彼岸不断地进行着尝试和冲击。中国梦流淌过每个日日夜夜、每个中国人的内心。回顾历史,我们感慨万千。历史资料与父辈的言语在我们脑海中留下了三十多年前的镜头。印象中它有萧疏的背景,十年动荡的阴霾才被刚刚拨开,满目创痍的中华大地正在艰难的回复着生机;印象中它有颓败的景色,画面中清晰可见疲惫不堪的人民静静的舔着自己精神与物质的双重伤口;印象中它有破落的外观,恍如南柯一梦般的中国无可奈何的呆看着世界的日新月异。

这一切,我们不禁自问,难道,我们的中国梦,我们的强国梦,就只是一个梦吗?难道,实现我们强国梦的机会和可能就永远的被历史淹没了吗?

千百年自强不息的中国人被这一刻屈辱的深深地震撼了,深深地刺痛了,东方巨龙的尊严在这一刻觉醒,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将改革开放的序幕缓缓拉开。没有怨言,没有怨恨,只有一群人民,紧紧的跟在一个政党身后,咬着牙,挺着胸,默默的奋斗了三十多年。这三十多年,是改革开放的三十多年,是中国发展的三十多年,是中华民族为之奋斗的三十多年。几十年间,中华民族经受住了一个又一个考验,扫除了一个又一个障碍,她以她顽强的毅力攻克了一个又一个难关。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脚步,三十多年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今日的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玉兔”将上苍穹,“蛟龙”深潜万丈。经济建设屡传捷讯,中国作家终摘诺奖。成就让我们欣喜,让我们高兴,我们不禁为伟大的祖国自豪,我们正沿着正确的道路向着梦想前行。守得云开见月明,腾飞的中国用实力向世界昭示了一切,中国梦不再只是梦。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在我国改革开放新的重要关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在万众瞩目中胜利闭幕,全会以全面深化改革开创了新的局面、营造了新的风气。全会阐述了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意义和历史方向,也形成了改革理论和政策的一系列重大突破,并且勾画出了今后十年深化改革的路线图和时间表。全面深化改革的实施,必将带动我国经济实现新一轮的腾飞,为实现“中国梦”开辟出一条“新的道路”。实践发展永无止境,改革开放也永无止境。我们都知道,改革开放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事业,必须我们一代又一代人接力干下去。为了伟大“中国梦” 的实现,我们应当肩负起历史的责任与使命,以巨大的勇气和智慧、以实干的精神,续写改革开放新的篇章。眺望苍穹,二十一世纪的朝霞如此绚丽;放眼世界,二十一世纪的画卷壮美神奇;展望未来,二十一世纪的舞台充满挑战也蕴含机遇。纵的历史、横的现实,组成了时代的坐标,无数个坐标点连接成时代前进的航线,指向未来。一个伟大的国家,正意气风发地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一个古老的民族,正满怀信心地创造着更加美好的未来。在改革的道路上,尽管还会有

美丽中国我的梦

“美丽中国”是习爷爷提出的中国梦,是全国人民的迫切希望。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人们不停的向大自然索取,造成前所未有的水土流失、草原沙漠化、工业污染、水污染、噪声污染、严重的雾霾天气、沙尘暴袭击······等等。所以党中央提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努力建设美丽中国,给大地以绿水青山,实现中华疆域山川秀美、山清水净、空气清新、鸟语花香。我想如果再加上我们全国人民遵纪守法、谈吐文雅、彬彬有礼、举止庄严、形象优美、健康向上、那我们的祖国就会更加美丽。祝“美丽中国”梦想成真!

国有国梦,家有家梦,每个人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梦。我们的祖辈们出生在贫穷落后的旧中国时代,他们的梦是“救国救民”,敢教日月换新天。我们的爷爷、奶奶、爸爸、妈妈生在改革开放时代他们的梦想是“国富民强”。而我们这些生长在最鼎盛的中国的少年又有什么梦呢?

我的同学们有的说当作家,像诺贝尔奖获得者莫言一样为国争光;有的说当宇航员,像杨利伟叔叔一样实现祖国的飞天梦;有的说做一个好领导,为祖国人民谋福;有的说······

是啊,少年有梦想,国家有希望。自古英雄出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强,则国强;少年进步,则国进步!有梦想的少年就有活力,有朝气,有未来。梦想是通向未来的起跑线,梦想能创造奇迹。周恩来总理在和我们同样大的时候就励志“为中华崛起而读书”,这

个远大的志向激励着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奋斗了一生。他为了民族的独立、国家的振兴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正是由于他少年时的梦想所引导。

我们现在在幸福甜蜜的生活中应该有什么梦呢?我觉得眼下最实在的梦想莫过于做一个好学生,好孩子。那就是在学校遵纪守法,尊敬老师,团结同学。好好听从老师的教导,努力学好每一门功课,不调皮,不懒惰,不欠作业,学好知识和技能,做一个出类拔萃的好学生。在家里就要听从父母的教育,多帮助父母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体谅父母生养我们的不易;不乱花钱,懂得父母挣钱的辛苦。不干坏事,少惹父母生气,做个让父母省心,勤劳孝顺的好孩子。如果我们人人都向好学生、好孩子努力,个个都品学兼优,等我们长大了,就没有一个坏人,都很出色,全是科学家、宇航员、作家、好领导、好父母,然后再教育出更好的下一代,代代相传,这样我们的祖国就会强大加强大,美丽加美丽!

人生如船,梦想是帆,让我们行动起来吧,努力去追求自己的梦想,为好学生,好孩子加油!

让我们带着“美丽中国梦”,出发!篇四:改革开放与中国梦 改革开放与中国梦

改革开放,是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起中国开始实行的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一项基本国策,是中国的强国之路,是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预示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而中华民族的崛起是每个中国人的梦想。

一、改革开放前的历史背景

“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严重挫折和损失。邓小平同志曾经说,“文化大革命”结束时,“就整个政治局面来说,是一个混乱状态;就整个经济情况来说,实际上是处于缓慢发展和停滞状态。” 20世纪70年代世界范围内蓬勃兴起的新科技革命推动世界经济以更快的速度向前发展,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明显拉大,面临着巨大的国际竞争压力。

由于这20年的一系列严重错误和灾难,国民经济被推向崩溃的边缘,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进一步拉大。在60年代10年中,就有1960、1961、1962、1967、1968这5年gdp出现负增长,而这一时期正是世界上许多国家经济高速增长期。据统计,60年代按不变价计算的人均gdp年平均增长率,世界为3.5%,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4.0%,发展中国家为2.6%,苏联和东欧国家为5.5%,日本为10.2%,而中国仅为0.2%,远远低于上述所有国家。

在思想上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扼杀了广

大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扼杀了社会主义的生机活力。

而与此同时,当时国际政治格局的主流由对抗转向缓和,世界各国由积极准备战争转向争取世界持久和平,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两大主题,东西方国家由相互封闭转为相互开放,不同意识形态由相互排斥转变为在相互渗透和吸收中抗争。而当时在国内广泛开展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又从思想理论上实现了从“两个凡是”向实事求是的重大转变。这样就从国内和国际、从客观必要性和客观可能性、从客观和主观、从实践和理论各方面为实现工作重点转移、作出改革开放决策创造了条件。

二、改革开放的提出

于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 “我是主张改革的,不改革就没有出路,旧的那一套经过几十年的实践证明是不成功的。” “坚持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 “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邓小平同志这些振聋发聩的重要论述,集中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之后的一个了不起的伟大觉醒。在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正确领导下,1978年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纠正了过去的“左”倾错误,实现了历史的伟大转折,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方针政策。中心点是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发展生产力为

中心,从封闭转到开放,从固守成规转到各方面的改革。由此开创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由此可见,30年前,我们党作出的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不是偶然的,是在经历了20多年艰难曲折的道路、汲取了20多年“左”的错误的惨痛教训之后作出的。因此,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是历史的必然,是人民的心愿,是时代的需要。

三、改革开放的实施 改革开放是前无古人的崭新事业,没有现成经验可以借鉴,只能在不断实践中探索前进,在总结经验中把握规律,积小胜为大胜,不断接近理想目标。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1979年,党中央、国务院批准广东、福建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并决定在深圳、珠海、厦门、汕头试办经济特区,福建省和广东省成为全国最早实行对外开放的省份之一。1988年4月13日在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通过关于建立海南省经济特区的决议,建立了海南经济特区。深圳等经济特区的创建成功,为进一步扩大开放积累了经验,有力推动了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的进程。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民经济进入调整时期。1979年9月的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允许农民在国家统一计划指导下,因时因地制宜,保障

他们的经营自主权,发挥他们的生产积极性。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了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为新时期中国政治体制的改革指明了方向。1980年9月,中共中央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肯定了包产到户的社会主义性质。

到1983年初,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广。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比较系统地提出和阐明了经济体制改革中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确认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是全面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献。政治体制的改革与经济体制的改革基本上是同步进行的。1984年4月,党中央和国务院决定又进一步开放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这14个港口城市。逐步兴办起经济技术开发区。

80年代中期,中国的科技、教育、文化等各个领域的改革也开始启动。

从1985年起,又相继在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闽东南地区和环渤海地区开辟经济开放区。

1988年增辟了海南经济特区,海南成为中国面积最大的经

济特区。1990年,党中央和国务院从中国经济发展的长远战略着眼,又做出了开发与开放上海浦东新区的决定。中国的对外开放出现了 一个新局面。

四、坚持改革开放实现中国梦

改革开放对于20世纪中国,共产党而言是一次脱胎换骨,获得新生的时机。对21世纪的中国也有着重要影响。这种影响不亚于苏维埃的成立对俄罗斯人的影响。事实证明,穷极思变,有变则通,通则有生。国力的发展,对民生的关注,关系到一个政府的民心向背,关系到一个党的生死存亡。苏联共产党的亡党亡国及东欧社会主义消亡便是前车之鉴。古人云:君以民为本。就是这个道理。

改革开放就是中国人实现中国梦的源泉,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源泉。

所以说中国梦与改革开放密不可分。篇五:中国梦劳动美我与改革创新演讲稿

演 讲 稿

上午好/下午好!

我演讲的题目是《 》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生了巨大变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理论体系的成熟发展,“十八大”精神的深远影响,无不在向世界展示出新中国的风采。总书记也满怀信心地说“实现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并且表示这个梦想一定能实现,这就是中国梦”。总书记阐释了中国梦,也强调了:“幸福不会从天而降,梦想不会自动成真。”劳动创造美,劳动创造世界,劳动创造未来,劳动也必然成为实现“中国梦”的坚实基础。

只有辛勤劳动,才能呈现中国梦。“一勤天下无难事”。人世间的一切梦想,只有通过辛勤劳动才能实现,发展中的一切难题,只有通过辛勤劳动才能破解,生命里一切辉煌,只有通过诚实劳动,才能铸就。靠勤劳创业,稳固,靠实体致富,扎实,靠吃苦发家,安心。除此,所谓的“炒作”、“虚拟”、“投机”、“取巧”只会收获“泡沫”,无法变成现实,终究南柯一梦。

只有诚实劳动,才能兑现中国梦。通过诚实劳动,才能提供周到服务;通过诚实劳动,才能培养互助美德;通过诚实劳动,才能完善有序竞争;通过诚实劳动,才能构建诚信体系。实,而不是虚;真,而不是假;正,而不是邪,这是通往和谐社会的基石,诚实劳动是“兑”梦最重要的元素。

只有创新劳动,才能实现中国梦。随着技术创新、知识创新、管理创新日益成为经济发展的核心,创新劳动对推动科技进步和经济

发展方式转变的作用越来越大。劳动不再是原始落后、简单低级、脏险苦累的代名词。通过提高劳动者素质,实现创新劳动;通过创新劳动,激发创造潜能,实现科学发展,这是圆中国梦的最佳途径和最好方式。

“劳动最光荣”,因为劳动才能改变,改变窘迫的环境,改变无制的压迫,改变贫穷的生活。“劳动最光荣”,因为劳动才能改变中国,才能让中国富强繁荣!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充分发挥工人阶级的主力军作用。工人阶级要继承光荣传统、锐意改革创新,以领跑者的步伐解读中国梦,以劳动者的佳绩共创中国梦,以创新者的姿态拥抱中国梦。牢固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信念,始终做坚持中国道路的基石;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始终做弘扬中国精神的楷模;坚持以振兴中华为己任,充分发挥伟大创造力量,始终做凝聚中国力量的坚石!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实现中国梦,根本上是为人民谋幸福,让更多劳动者的人生出彩、梦想成真。

中国在改革开放中崛起 篇5

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如今的中国已经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逐渐发展成了一个文明大国。在不久前,我们的国家刚刚举办了一届举世瞩目的奥运会,全国都沸腾了起来。

改革开放使一座座现代化城市拔地而起。改革开放前的深圳,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渔村。人们靠打鱼为生。而如今的深圳,到处都林立着高楼大厦。深圳就好像中国的缩影一样一直在不断的进步着,发展着。

改革开放使人们用上了高科技。如今的人们已经不再听那破旧的收音机,家家都有了彩色电视,而且大部分家庭都有了电脑。如今的人们已经抛弃了BP机和当时人们最渴望拥有的大哥大,而换上了美观、轻巧、易携带的手机。人们做饭不再用烧柴禾的大铁锅了,都用上了高科技产品---液化气、电磁炉、微波炉……这在当时是多么遥不可及的事情啊!

改革开放使人们过上了幸福的生活,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如今,很少有人还在睡那又冷又硬的土炕了,人们都已经睡上了柔软舒适的席梦思床。人们不再住那阴暗狭窄的小屋子,都住进了高高的大楼房,就连村里的人也盖上了二层小楼。

中国教育改革开放30周年文章 篇6

1977年出生的孩子,如今已至而立之年。30年前,当他们刚刚降生的时候,中国正酝酿着一场重大的改革。就在那一年冬天,关闭长达十年之久的高考大门终于重新打开了。那年的高考,犹如中国大地上的一声春雷,改变了整整一代

人的命运,整个国家也开始有了新的活力。

恢复高考:教育改革拉开帷幕

2007年6月7日是高考开始的日子。现在看来,一年一度的高考似乎只是一种规模扩大了的例行公事的人才选拔方式,人们早已习以为常。但对于30年前的那些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和远离校园的学生而言,高考不啻于一场命运攸关的鏖战。

1977年5月24日,邓小平发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讲话,让持续10年的大学推举制结束。当年12月10日,那场改变历史的考试成为了现实。1977年高考制度恢复后的首届高考,570万人报名考试,27万人被录取。

51岁的苏建国先生谈起他的过去,感慨万千地说:“60、70年代的初中毕业生当时是没有出路的,绝大部分毕业生都响应党的号召上山下乡插队,1975年高中毕业的苏建国先生跟随学校的毕业生一起去农村插队,由于出身不好,尽管酷爱读书的苏先生根本与上大学无缘,那时上大学完全靠推荐,只有根正苗红的工农子弟才有可能被推荐上大学。

1977年8月当苏建国得知恢复高考的消息时,他喜悦的心情简直难以形容:“机会终于来了!”离12月份考试尽管只有4个月的时间,苏建国白天下地干农活,晚上专心埋头于书本,由于勤奋努力,考试顺利通过,最终苏建国被北京航空学院(后改名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航空仪表与传感器专业录取。

而去年苏建国的儿子苏醒也参加了高考,儿子的境况比他当年高考不知要好多少倍,从小学黑芝麻到东直门中学,儿子一路顺利走来。苦学之余,儿子喜欢绘画、拉小提琴……老苏感慨地说:“现在的孩子可不比我们那时,个性空间得到了充分发挥。我发现我儿子和我当年高考时的心态相比,少了一份激动,多了一份平静。”

两代人参加高考的不同心态,折射出30年来高考发生的诸多变迁,让苏建国感受最深的是录取比例的变化;1977年,高考报考人数570万人,录取比例为29:1,2007年,高校计划招生567万,与30年前报考人数极其相近,录取比例为2:1。

新课改:教育改革发起主攻

如果说恢复高考是教育领域改革的一个突破口,那更加复杂、更加艰难的战役就是课程的改革了。拥有43年教龄的市级优秀班主任孙蒲远老师在谈到2007年新课改的施行对记者:“新的课程改变标志着教育思想和教育理念的转变。这种转变蕴涵了更多的温情,更加凸显了“以人为本”。

新课改确定的教育思想和教育理念强调以学生为本,以学生为主体,通过调动学生的主动性、创造性学习来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关注学生的全面发展,尊重学生的个性差异,尊重学生的个性张扬。

现如今,孩子们在上课时,有了更多的参与性、互动性,老师授课内容更讲究生动、有趣,充分调动孩子学习热望。这同我们以前的教育模式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孙老师:“越来越多的教师采用的是启发式教学,就一篇课文老师先提出问题,然后要求学生同老师一起找答案”,在课后,教师也要和学生一样,要靠上网搜索、图书馆查询、同事间探讨等形式,最终在课堂上和学生通过探讨,找到大家都能认可的答案。学生的能力也在这一系列参与活动中得到了锻炼和提升。

现在的教育理念,已远非记者上学时可比拟,30多年前郎微大姐就读于北京遂安伯小学,那时的课堂教育,更多的是老师一言堂教育,整节课都在听老师讲,课上得枯燥、乏味,课后老师还会布置一大堆作业,让学生自己去消化,一到考试学生们就得开夜车背考试内容的现象比比皆是。而今一种全新的教育手段和教育理念完全代替了过去的一言堂式教育,教育界焕发出勃勃生机。

一支粉笔,一块黑板,一本教材,是教师上课沿袭了几十年的三大教具。孙蒲远老教师清楚地记得,30年前她教语文时,每节课都要在黑板上反反复复写字,不够写了,用黑板擦擦掉再写,一堂课下来,嘴里、头发上、衣服上沾满了一层白白的粉笔灰。很多老师的手指都被粉笔烧出了裂口,那时,哪里能想到几十年后的今天,上课居然用起了电脑,只需鼠标轻轻一点,资料应有尽有。

从粉笔加黑板到幻灯片、录音机,再到实物投影仪、多媒体,30年来,教学手段有了翻天地覆的变化,越来越多的现代化教学设备开始走进学校,走进教室。这是广大教师们一个共同的感受。

教学工具的现代化给课堂教学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变化。教师们惊喜地发现,以前需要到处托人寻找的教辅书,如今电脑上应有尽有;以前需要将备课内容一点一点全部书写到黑板上,如今不仅可以用电脑备课、制作漂亮形象的课件,并且随时可以在课堂上调出来。

“十五”期间,北京逐步建立教师终身学习制度,不断加强教师的继续教育,提高教师专业化水平。其中,“现代教育信息技术应用”被规定为1960年1月1日及以后出生的在职教师的必修课。

告别孙老师,我的耳边始终萦绕着古人一句话:“乘风破浪终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我想这句话恰好可以对中国30教

中国改革开放进程彰显的时代意义 篇7

一、改革开放伟大进程全面提升了国家的综合国力

1978年12月8日, 中国共产党召开具有重大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扭转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 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十七大报告指出:改革开放是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 目的就是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 实现国家现代化, 让中国人民富裕起来, 振兴伟大的中华民族;就是要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 赋予社会主义新的生机活力, 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要在引领当代中国发展进步中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 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确保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 (1)

(1) 经济的显著增长加快了发展进程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社会主义从生产力不发达、经济文化比较落后这一基本国情出发, 确立了公有制为主体, 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 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体现了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 改善人民生活, 更明确了发展是硬道理的主题。邓小平说:“社会主义的本质, 是解放生产力, 发展生产力, 消灭剥削, 消除两极分化, 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2) 在十四大又明确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在此基础上进行了不断的深入探索实践。十七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从一度频于崩溃的边缘发展到总量跃至世界第四、进出口总额位居世界第三, 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发展到总体小康, 农村贫困人口从两亿五千万减少到两千多万, 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 (3) 这标志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现代化建设, 已经进入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整体推进的新阶段, 我国经济大踏步地走上世界经济舞台。

(2) 政治的不断完善巩固了执政党的建设

改革发展实践中, 中国共产党探索和开辟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道路, 使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完善。邓小平指出: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总的目标是三条:第一, 巩固社会主义制度, 第二, 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第三, 发扬社会主义民主, 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 (4) 三十年的改革开放, 以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更加巩固了。在推进了生产力的发展的同时, 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一脉相承的科学理论, 共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改革开放的发展进程又体现了与时俱进性的特征, 不断完善和巩固执政党建设, 中国共产党的面貌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展现了历史性的变化。

(3) 思想的解放促使社会的全面发展

坚持改革开放, 就是要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 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结合中国的实际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改革开放初期, 在思想上摒弃“两个凡是”的思想, 认识到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基本精神是解放思想, 独立思考, 从自己的实际出发来指定政策。 (5) 改革开放是推动中国发展进步的强大动力, 思想的解放促使人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社会主义在实践中的发展过程中遵循“三个有利于”的发展标准, 邓小平明确指出:“判断的标准, 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 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 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6) “三个有利于”标准是邓小平改革思想的精髓。中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社会的全面发展的都要遵循适合初级阶段的方针政策, 一切从实际出发, 用实事求是的思想, 尊重客观规律, 用先进科学的工作方法促进社会主义道路的前进。在当今时代发展进程中要进一步解放思想, 不断推进改革开放的深化, 巩固和发展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理论成果和实践成果, 推进社会主义建设的更大发展。

二、改革开放伟大进程构建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 中国共产党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 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 是国家繁荣昌盛的重要保障, 我们全面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必须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种不同的社会领域在实践中发展变化, 更好地实现社会的和谐。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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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系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构建社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基础, 增强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不断取得发展, 在社会发展的新阶段更加强了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 这是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相结合, 把社会建设成为民主法治、公平公正、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科学发展观作为新时期和谐社会的指导思想, 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 也是对我国改革开放30年发展历程的科学总结。当代在科学发展观科学理论指导下, 发展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即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地发展社会主义。

在改革开放发展进程中, 中国对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全面推进, 促进了现代化建设的协调发展, 也促进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协调发展。只要我们继续深化改革, 就会把和谐的社会主义构建得更加美好。

三、改革开放三十年彰显了中国的国际地位

在世界发展多极化的时代里, 中国坚持和平与发展的主题, 解放思想、与时俱进, 在与世界共同前进的过程中顺应了时代发展的潮流。当今时代展现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坚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的腾飞。

中国国际地位的增强表现了中国在不同领域的发展。在科技方面, 1997年和199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对香港和澳门恢复行使主权。2003年10月15日, “神舟五号”载人飞船发射成功, 中国人的飞天梦想成为现实, 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人类到达太空的国家;2005年“神州六号”的发射及载人航天卫星的顺利返回, 让中国在航天事业上人取得更大的发展;2008不平凡的一年, 我国首颗探月卫星“嫦娥一号”发射升空, 炎黄子孙的千年奔月梦成为了现实;“神舟七号”首次进行航天员出舱活动、实行航天员太空行走, 将使我国成为继俄罗斯、美国之后第三个掌握太空出舱技术的国家。“神舟七号”的成功完成也将实现我国载人航天工程的重大飞跃, 在国际航天事业上突显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中国人民能够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大放异彩, 向世界人民展示了中国的科技水平。在体育方面, “新北京、新奥运”的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不仅体现了中国的特色, 更彰显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人文奥运、绿色奥运、科技奥运”展现了中国人民对各国运动员和朋友们的人文关怀, 用人文主义的精神展示中国上下五千年的优良传统和精神文化;中国科技的发展向世界友人展示中国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巨大成绩;绿色奥运的精神更是展示世界各国和不同民族的和谐。北京奥运精神也是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建设的深刻体现。让世界瞩目的北京奥运会, 中国人做为奥运的主人, 在国际赛场上证明了中国的强大, 中国军团更是将金牌总数扩增到51枚, 位列金牌榜第1位的佳绩, 进一步显示了中国的国际地位。

中国在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展示了繁荣盛世, 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人民生活安居乐业, 显示了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 并与世界经济交流融合, 与世界国家和平相处。当前, 中国在社会主义发展的新时期, 面对新考验和新任务, 要不断地推进与深化改革, 中国社会主义事业也将会取得更加辉煌的胜利。

摘要:改革开放三十年来, 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体育、科学技术等领域都取得了重大的成就, 社会主义事业也取得了全面的发展, 展现了社会主义发展的时代意义:改革开放伟大进程全面提升了国家的综合国力, 改革开放伟大进程构建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改革开放三十年彰显了中国的国际地位。

关键词:改革开放,发展进程,时代意义

参考文献

[1]《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2007年10月15日第7, 9页

国外学者眼中的中国改革开放 篇8

中国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国外学者称改革开放为世界造就了“中国奇迹”。自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年来,不少外国学者对中国的发展道路和模式产生了极大的兴趣,纷纷将眼光投向中国,就中国改革开放的道路、成就、问题、世界影响等一系列问题,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和评价。应当说,对于中国改革开放这一波澜壮阔的伟大实践,国外学者是难于做到全面而深刻的判定的,因而如果不拘泥于“全面性和深刻性”来要求国外学者的研究,我们仍然发现其中的不少研究和结论是可以借鉴的。

一、关于“中国奇迹”

国外学者普遍认为,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国际地位等各个领域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短短30年间,中国走过了西方发达国家上百年走过的道路,实现了从贫困落后到繁荣发展、从农业大国到工业大国、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封闭孤立到全球交往的历史性转变。其变化之大,成就之著令人惊奇。

在评价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时,以研究并向西方介绍中国的“三十六计”而闻名的欧洲著名汉学家、瑞士比较法研究所胜雅律(Harro von Senger)教授说,“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无疑是一项正确的政策……如今已持续30年,而且还要继续下去,这显然是一项深谋远虑的政策。”

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传媒学教授、中国问题专家韦利娅·埃尔南德斯说:“改革开放的30年是中国高速发展的30年,改革开放为世界造就了一个‘中国奇迹。”法国索邦大学教授、著名经济史专家雅克·马赛义认为,“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成就在近代史上是独一无二的”。

南非斯坦陵布什大学副校长阿诺德·万·齐尔教授说:“30年来最震撼世界的国家无疑是中国,中国社会经济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大突破、大跨越和大发展,可以说,世界各国都强烈感受到了中国社会经济和人民生活发生的巨变。”

在国外学者看来,1978年的中国还是一个低开放、低收入的国家,但改革开放政策使得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大幅度提升。对此,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亚洲研究中心主任阿塔尔·侯赛因不无感慨地说:“中国经济30年的发展已经使中国变成了另外一个星球”。美国著名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也颇有同感地说:“中国过去30年的成就可谓显著、惊人。我们当初也没有想到中国能发展得如此之快,能取得这样的成功。”美国传统基金会亚洲研究中心研究员西瑟斯·德里克(Scissors Derek)说:“30年前的中国在世界经济舞台上的地位无足轻重,过去30年的发展带来了中华巨龙的腾飞”。

大多数国外学者肯定,中国经济不仅在数量上发展迅速,而且其科技含量越来越高。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斯坦陵布什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马丁·戴维斯,自1986年以来,先后访问中国25次,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情况有着独到的见解。他说,中国政府作出的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科学发展战略决策具有远见卓识。30年来,中国科技界在纳米、超导、古生物、航天科技等方面一项项自主创新成果让中国科学家站到了世界前沿。从“两弹一星”到“载人航天”,中国科学家更加自信,中国自主创新能力更强,中国科技发展的前景更辉煌。

改革开放不仅使中国改变了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下濒于崩溃的经济,而且使数亿人摆脱了贫困,使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不论在城市还是乡村,改革开放以前,中国人的生活还停留在缺吃少穿的阶段,今天则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对于这种变化,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所长米哈伊尔·季塔连科说:“数千年来,吃、穿、住一直是中国民众操心的大问题。但在改革开放10年后,这些问题就基本得到解决。可以说,改革开放成就了这一历史性的功绩。”

墨西哥知名经济学家、中国农村问题专家约兰达·特拉帕加·德尔芬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从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30年间,中国农村上亿人摆脱贫困,现在中国基本上实现粮食自给自足,“对于一个人口超过13亿的大国来说,这可以说是一个奇迹”。“中国政府对农村发展道路的探索和实践是独特而卓有成效的”。在阿塔尔·侯赛因看来,这是世界经济发展史上一个了不起的事情,也是改善人权的巨大成就。前荷兰驻华大使、代尔夫特理工大学校董会主席闻岱博说:“如果中国现在仍然与外部隔绝,为了喂饱众多的人口而不堪重负,那全世界将是另一番景象。”

德国著名哲学家哈贝马斯认为,现代化的过程体现为原先整合在一起的不同领域逐渐分离的过程。而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实践就是社会领域不断分化的过程,随着政治-经济的分化,迅速导致了其他各方面的分化的连锁反应,文化的分化当然也是其重要结果。中国经济的自律和分化导致了观念的极大转变,市场经济促成了市场化的大众文化的出现。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主任研究员雅科夫·贝格尔认为,中国每年有数万年轻人赴西方大学深造,数百万人在本国大学学习,包括学习英语。在掌握现代化知识的同时,他们还学到了西方的世界观、生活态度和行为方式。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日趋国际化。他说,中国年轻人跟西方同龄人一样听同样的音乐,看同样的好莱坞大片、肥皂剧和电视娱乐节目。美国的电影和体育明星在中国的受欢迎程度不亚于本国。中国有的城市还准备建迪斯尼乐园。改革开放改变了成千上万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精神面貌,尤其是生活在大城市的人,包括人们的衣食住行、社会交往、爱情婚姻等。

二、关于改革开放与中国政治文明发展

不少外国学者认为,中国的政治改革远远落后于经济改革,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政治生活正在发生明显的变化。即使按照西方政治标准看,他们也认为,中国政治文明发展取得了很大进步。

一些国外学者认为,在改革开放后,中国的政治体制从“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退回到了“权威主义”(authoritarianism)。这包含着一系列进步,使得中国的政治体制出现了明显的变化。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罗德明(Lowell Dittmer)认为,中国的政治体制已经发展为一种“自我限制的权威主义”。布鲁斯·J.迪克逊(Bruce J. Dickson)、托尼·塞奇(Tony Saich)和默尔·戈德曼(Merle Goldman)等学者认为,中国政治中出现了鲜明的平民主义倾向,中国的政治体制逐渐走向一种“平民主义的权威主义”。

美国华盛顿大学教授沈大伟(David Shambaugh)认为,中国共产党采取的一系列政治改革“相当有效地应对了(党所面临的)许多挑战……从而维持了它的政治合法性和权力”。

不少外国学者肯定中国的村民选举、公民社会的发展和法治的进步,认为这些都是中国政治发展的成果。他们注意到,中国公民比以前享有了更多的民主和自由。正如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主席约翰·桑顿所指出的:“中国正在发生很多变化,在政府中、在共产党内、在经济领域中和在一般社会生活中,这些变化可能改变中国人对民主的看法,并进而塑造中国政治的未来。”

三、关于“中国模式”及其意义

如何解释“中国奇迹”?国外学者认为,用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或西方自由主义理论都难以说明中国的成功。于是,便出现了种种解释。几年前,“北京共识”观点比较流行,近来“中国模式”或“中国道路”受到关注。

美国制度经济学大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在2008年7月14-18日芝加哥大学“中国改革30年研讨会”的开幕词中说,中国所发生的一切完全令人感到惊奇。召开这次研讨会的目的正是想了解中国变化的模式、速度和特点。美国高盛公司高级顾问、清华大学教授乔舒亚·库珀·雷默(Joshua Cooper Ramo)几年前提出了“北京共识”理论。他认为,“北京共识”的核心是一个国家应该根据自己的特点进行发展。就中国而言,发展的三个基本定理是:(1)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试验;(2)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利益;(3)循序渐进、积聚能量。

墨西哥学者杜塞尔·恩里克认为,“北京共识”与以新自由主义为核心的“华盛顿共识”不同,政府在其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即根据发展情况,不断在实践中总结经验,不断对政策措施进行修正。墨西哥和拉美国家盲目采用新自由主义理论,造成了可悲的结果。“北京共识”值得发展中国家学习。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认为,中国模式是一种混合模式,既不是苏联模式,也不是西方模式的延伸;既否定了苏联的完全公有化模式,也破除了西方的极端私有化模式。它整合了各个方面的动力机制,因此成为中国高速发展的基础。中国模式是国际最优经验和中国本身实践结合的产物,既有世界性,也有中国性。因此,在讨论中国模式时,光强调国际性或者光强调地方性(中国特色)都不是很科学的。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中国问题专家皮沃瓦罗娃认为,中国模式是“以社会经济发展为导向、受国家调控的市场经济模式,这一模式是与世界潮流相一致的。”

多数学者逐步认同,中国模式的核心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的结合,是“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的结合。因此,它既克服了传统社会主义的缺点,又避免了传统自由主义的弊病,值得发展中国家乃至西方发达国家学习借鉴。

四、关于中国改革开放成功的经验和原因

外国学者普遍认为,中国改革开放30年,无疑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俄罗斯学者季塔连科认为,中国改革开放留下“三大经验”:第一条经验是,中国领导人在改革开放之前进行了意识形态领域的准备工作,“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讨论,起到了解放思想、为改革培育土壤的作用;第二条经验是,所有改革开放政策的制定都以中国特殊国情为基础,是中国土生土长的改革,不像俄罗斯照搬西方经济教条;第三条经验是,政府推广政策时采取“循序渐进”的做法,正是这种渐进性改革保证了理论上的全面性和实践的实验性能够结合在一起。季塔连科特别强调,中国共产党的有力领导保证了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实践证明,强有力的政权能够解决与社会利益密切相关的问题。他还认为,创新是中国党和政府最重要的特征,创新能力和决心使党和政府能够在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进行连续的深入的变革。

美国洛杉矶太平洋国际政治研究所研究人员齐迈克认为,中国改革之所以成功,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富有智慧的中国人民不断突破禁区,并把一系列重大措施付诸实施。“让市场的力量充分发挥作用,开放经济特区,打破国营独大的所有制模式,鼓励人们自由择业,让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出国学习先进的科技知识,取消人民公社,关闭经营不善的国营企业,大批吸引外资进入中国……如果没有这一项接一项的大胆尝试和重大措施的出台,中国的改革开放不可能取得如此的成功。”

他认为,中国改革的成功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分不开的。所以他说:“尽管一些西方人经常批评中国共产党,但我认为它在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决策,以及所采取的有效的改革措施值得充分肯定。由于中国共产党的这些决策客观上给中国和世界带来了巨大变化,极大地改善了中国人民的生活,因此,仅凭这一点,我就要给中国共产党打一个高分。”

俄罗斯专家皮沃瓦罗娃赞扬中国的改革开放“创造性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形成了一整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打破了原有社会主义的教条。这符合世界潮流。

新加坡的郑永年说,“这次金融危机期间及其后,如果美国发展成了社会主义,或者欧洲更加社会主义化,并不会使人感到惊讶。对中国来说更是这样。它提醒人们,中国需要避免的是意在消灭市场和资本的贫穷社会主义,而非社会主义本身。社会主义就是要社会对资本和政治进行节制和监管”。

五、关于中国的机遇与挑战

多数国外学者认为,中国目前面临极好的发展机遇,但同时面临许多挑战。

联合国前副秘书长、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副署长泽菲林·迪亚布雷认为,2005年,中国的基尼系数就达到0.45,超过国际公认的0.4警戒线,这意味着贫富差距扩大。他指出:“在经济转轨的初期也许还可以容忍一些不平等的现象存在,但随着经济不断发展壮大,必须充分考虑这个问题。”荷兰国际关系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中国问题专家柯伟亮(Willem van Kemenade)认为,“保持稳定”既是中国政府30年最大的成就之一,也是今后将面对的最大挑战。为此,中国政府需要大力发展农村和偏远地区经济,尽快提高弱势群体的收入,纠正社会不公。日本学者奥岛真一郎与内村铃木认为,“中国政府有必要像20世纪的许多国家那样,确立一种再分配制度,……以进一步提高人民的机会均等”。

国外学者认为,目前中国的发展和世界的金融危机给中国建设美好的社会福利制度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从发达国家的历史看,所有社会福利制度包括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教育制度都是在一个国家经济高度增长的时候建立起来的。中国目前应当利用扩大内需的机会,尽快建立有效的公共服务制度,这是保证社会稳定的根本,也是经济进一步增长的动力基础。没有保障体系,内需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拉动。还有的学者指出,中国改革开放中出现了价值缺失,需要引起充分注意。日本学者宇野重昭认为,中国改革开放在取得成绩的同时,“也造成了一种思想和道德标准的真空状态,带来了许多社会问题。”“经济改革越是向前推进,就越是有必要重新加强传统道德,即加强精神文明建设。”

俄罗斯学者特别强调了中国在国际方面所面临的挑战。莫斯科卡耐基中心学者强调,中国经济的发展改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中国的发展以及面临的威胁与挑战都会对世界格局的发展和走向产生影响。该基金会的一项研究报告指出,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不会遭遇来自大国的直接军事威胁,但却存在隐性风险。比如,随着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地位的加强,世界的传统领袖(美国、欧盟、日本)决不会在自己控制的市场空间对中国让步。在这种情况下,“共产主义中国”就会被他们视为潜在的危险,必然受到他们来自各方面的遏制,包括政治、思想、军事等方面的遏制,以达到削弱中国国际地位的目的。中国领导人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对这种威胁作出正确的反应。当然,西方世界也不希望与世界经济密切相连的中国出现混乱。因此,中国共产党政权的最有效措施就是在高层建立合理的机构和机制,以应对各种风险。

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教授安德烈·拉里伯蒂(André Laliberté)和加拿大麦吉尔大学教授朗铁尼(Andre-Marc Lanteigne)认为,自从1978年以来,中国经历了两次政权合法性危机:第一次发生在1978年,中国的政权合法性的基础从意识形态和道德激励或者领袖的个人魅力转向经济表现和物质激励或者革命遗产;第二次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的政权合法性基础逐渐转变为经济增长、稳定和民族主义。当前,中国正在面临着第三次“政权合法性危机”,表现在国家维持社会稳定和经济增长的能力变弱,社会群体性事件数量增多。美国波士顿大学教授傅士卓(Joseph Fewsmith)认为,中国政权的合法性不可能再依靠持续的增长,而是取决于在维持经济增长的同时必须满足各种社会需要,取决于正式程序规则和使民众形成正义感。

六、关于中国的国际影响力

国外报刊称“2008堪称中国年”,标志着中国作为“全球大国”的诞生,标志着“世界重心移向亚洲”,“历史的列车驶向东方”。多数国外学者认为,随着中国的进一步发展以及国际影响的加大,中国应当在国际事务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在前不久于美国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上,媒体注意到一个细节:美国总统布什在白宫以晚宴款待各国领袖,每次与客人合影时布什都站在左边,唯独与胡锦涛合影时,是让胡锦涛站在左边。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伯格斯坦目睹这一幕。他说,过去是“美国打喷嚏,全世界就感冒”;如今变了,“全球经济增长,中国开始扮演决定性的角色。”在此次峰会之前,《纽约时报》已经指出,在这次被称作“第二次布雷顿森林会议”的峰会上,最吃香的是中国。法国《世界日报》12月3日发表达尼埃尔·韦尔内的文章,指出“世界重心”正在“向逐渐取代西方位置的亚洲迁移”。阿根廷萨尔瓦多大学中国问题专家豪尔赫·马莱纳说:“国际社会和发达的北方国家为了使中国利用经济繁荣来缓解危机而赋予中国的主角地位是显而易见的。”

不少国外学者认为,改革开放既改变了中国人的命运,也对世界经济做出了巨大贡献。通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工厂,成为全球产品的主要生产者,“中国制造”让世界各地的消费者受益。中国对全球的影响力大大提升。中国经济对世界的影响举足轻重。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裴敏欣认为,如果要排列二战后世界上最重要的有影响世界格局的国际事件,那么除了冷战结束,中国因改革开放而崛起并成功融入世界经济体系排在第二位不会有争议。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主任研究员雅科夫·贝格尔认为,随着中国影响的扩大,中国会“全球化”,而世界也会“中国化”。他说,从中华文明的历史经验来看,它能够成功吸收其他文化的元素,使其自身文化得到充实和巩固,但不会被其他文化所彻底改变,西方世界也不可能像改变中国经济那样在未来彻底改变中国文化。未来很可能出现的情况是,在中国全球化的同时,世界也在某种程度上“中国化”,这既表现在经济方面,也表现在文化方面。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所长米哈伊尔·季塔连科对中国30年的发展有一段概括性看法。他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这个诞生过儒家、道家哲学思想的古老国度,如今已经屹立在世界舞台的显要位置,但她从未有过野心,始终保持着‘谦谦君子的风度。在奥运会之后,我相信中国人民还会以平和心态面对世界,不骄不躁,踏实工作。”

荷兰籍中国问题专家柯伟亮指出,在30年改革开放过程中,中国一直“韬光养晦”,集中精力发展经济,这项策略是成功的。但如今中国必须积极参与打造国际经济新秩序,在国际事务中发挥应有的作用。他说:“当前世界经济急需一套全新的管理体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已不适应需要。中国必须在新的国际管理组织中担任领导角色,中国不能再逃避。”

见证了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维也纳大学学者特拉普尔表示,中国不会成为继美国之后的另一个世界警察。他认为,首先,世界现代史已表明,只有一两个警察来管理世界是管不好的。就算世界上最富有的美国,也有力不从心的时候。目前正在上演的金融危机就是很好的例子。中国领导人不会不明此理。其次,中国文化的最显着特征是目光远大,中国哲学的精髓是谦和。儒家突出一个“和”字。历史上,中国没有殖民地,没有境外驻军,尽管中国曾有过这样的实力和机会。所以,随着中国的进一步发展,中国必须意识到自己承担的全球责任,为世界的和平发展做贡献。新加坡前领导人李光耀在一篇题为《下一步,中国会让整个世界安心》的文章中指出:北京奥运会是一次最好的演出,展示了许多人一起击缶和打太极的场面……其主题是和平发展。但中国人还应当继续努力,不应该表现自己的民族优越感。中国的经济规模要求中国人必须谦虚谨慎,以便让世界各国相信,中国的崛起是和平的。

作者杨金海系中共中央编译局副秘书长、研究员,吕增奎系中共中央编译局信息部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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