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行财政体制对县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及建议

现行财政体制对县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及建议（精选7篇）

现行财政体制对县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及建议 篇1

一、现行财政体制存在的问题及影响。

1、收入分配不尽合理。主要表现在：上级财政在政策、体制的设计中存在“自利”行为。一是在固定收入的划分上，税源较集中、稳定性强的主体税种大多划归中央或市级固定收入，而税源比较分散、征管难度大、稳定性差、征收成本高、增收潜力小的小税种则属县级固定收入。二是在共享收入的分配上，往往是中央和市级政府得大头，而县级政府作为培植税源、发展地方经济的主体却只能分得较少部分。在分配比例上也未考虑地区间经济状况、财力差异而一刀切，对经济欠发达地区极为不利。同时，“两税”收入增量部分地方分成少。三是在现行税、费并存的体制下，行政事业性收费也是县级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而多数费的收入都属上—下级政府共享，且上解比例大，有的费如消防费等收入全部上收。由于收入分配不合理，客观上削弱了地方财力，影响了地方培植财源的积极性、主动性，不利于财政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还使有的地方政府为保运转，通过各种渠道敛财，一定程度上助长了乱收费、乱摊派，使～行为、地方保护主义滋长。

2、各级政府间事权和支出范围划分不当。中央与地方、上级与下级政府事权和财政支出范围的有些地方不明确，不合理。特别是有些属于中央或市级政府事权，应由中央或市负担的事务支出，却由县级承担。比如，与地方经济活动密切相关的如工商、技监、税务等部门的事权上收，使地方统揽经济的功能大为削弱，而相关的支出费用却仍由县级财政承担，不尽合理。

3、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制度还不够规范、科学。一是一般性转移支付制度是在原体制基数上演变过来的，是一种新旧体制衔接过程中的既得利益的补偿，对均衡地方财力、解决地区间公共服务水平差异的作用并不明显，与国家实行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本意不相符。二是中央对地方、上级对下级的专项补助分配和使用与财政分级管理的原则不相适应，其分配办法也不规范，有暗箱操作。三是中央政府有关部门管理的某些补助地方的资金，如预算内基本建设、技术改造、农业开发投资等，还没有统一纳入中央政府对地方的转移支付范畴，与财政转移支付资金的统筹运用存在脱节现象。

二、建议和措施。我们认为，区县强，才有全市强。现行财政体制实施7年多来，客观情况已发生巨大变化，财政体制也应随之调整。特别是重庆市直辖以来，中央对重庆的财政政策已有所放宽，更应该调整财政体制，支持区县经济发展。l、科学划分中央和地方、上级与下级政府之间的事权，合理界定各级财政收支范围。上级政府直接负责的社会事务经费应由上级财政安排；上级政府与县级政府共同承担的事务，上级财政要保证，不能变相或间接由县级财政承担。坚持谁出政策谁出钱，矛盾不下交。建议将与地方经济发展联系紧密的市管部门如技监、工商等部门的事权和财权下划到县，更好地为区县经济服务；将县级法院等司法机关上划给市直管，使其人事权和财权相对独立，保证执法的公正性和法律的统一性；对教育这种资源共有、人才共享的基础性、特殊性社会事业的事权和财权，应上划给市直管，全市统筹协调，以保障不同地区的公民同等享有受教育的权利。

2、完善财政管理体制和转移支付办法，增加地方财力。提高中央和重庆市对县级财政税收返还比例，增加地方分成；调整xx的征管范围和分成比例，分配比例和增量返还应按发达地区、较发达地区、欠发达地区来分层对待。改变企业所得税按行政隶属关系共享的做法。适当缩小市、县共享范围，建议将营业税、城市维护建设费、土地使用税、交通重点建设附加费等，加大比例甚至全部下划给县，增加地方财力，缓解县级财政困难。要完善对政府的转移支付办法，并重点向欠发达区县倾斜。

3、完善地方税收体系，合理确定税收管理权限，充分体现一级政府，一级财政，一级财权。对县级税收任务的确定，由市主管部门与县人大共同确定下达，以求任务一致，赋予地方政府适度的地方税收管理权，以利地方因地制宜挖掘税收潜力，发挥税收调节作用，结合税收制度改革逐步培植地方主体税种。建议将房产税、上地使用税、车船使用税等作为县级主体税。

4、妥善处理县级政府性债务问题。“三金”和“三乱”债务，有其历史背景，基层政府有责任，上级政府也有责任。建议分清债务性质，分类解决，多渠道化解债务，延长还债时限，将农村“三金”和城区金融“三乱”专贷还款时间由4年延长到l0年或l 5年，减免县财政每年还债数额，使县、乡财政能够休养生息；请求对国债利息降低或免收，国债转贷资金用于社会公共设施基础建设的本金免收，以体现中央对县乡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支持

现行财政体制对县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及建议 篇2

关键词：财政体制,地方经济,利弊

分税制财政体制, 指的是中央政府给予地方政府一定的税收权力和支出责任, 允许地方政府决定预算支出规模和结构, 以此赋予地方政府自主决策权并鼓励其积极参与社会服务的提供。现行财政体制, 基于事权和财权相结合的原则, 以一种财政激励的形式促使地方政府加大经济发展, 体现了地方经济的优先性和重要性。尽管现行财政体制对地方经济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但同时也带来了诸多问题。为了加大地方经济发展, 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必须深刻理解现行财政体制对地方经济发展的利弊, 强化促进功能, 解决阻碍问题, 为地方经济发展营造一个健康的财政环境。

一、现行财政体制对地方经济发展的益处

(一) 随意减免税的局面得以改善

在推广现行财政体制前, 中央政府实行的是对地方放权的分级包干制, 给予了地方政府极大的权力和财力, 使得随意减免税的现象越发严重。现行财政体制, 根据事权和财权相结合的原则, 将国家税收划分为中央税、地方税以及中央与地方共享税。实施宏观经济调控、维护国家整体权益的税种划为中央税, 适合地方政府征收的税收归为地方税, 同经济发展紧密联系的税种属于共享税。同时, 分别设置国税局和地税局, 国税局征收中央税和共享税, 地税局征收地方税。税种财权的划分和税收机构的设置, 降低了地方政府在征税时的自主决策权, 制止了地方政府利用税收财权对特定企业进行保护的不合理行为, 随意减免税的局面得以改善, 提高了地方企业发展平台的公平性, 有助于经济市场正常运作的维护, 为地方经济发展创造一个公正的税收空间。

(二) 财政支持稳定增长

财政收入是地方政府实施宏观经济调控的手段, 是大力发展地方经济的资金来源。在现行财政体制下, 尽管地方政府的实际可支配收入并不一定等于财政收入, 但分税制改革无疑加强了两者之间的联系。对于地方政府而言, 当上交金额和下放比例不变时, 获得的财政收入越多, 可支配的资金规模也就越大, 这样的税收分配方式提高了地方政府参与财政理财的积极性, 避免了分级包干体制下地方政府不满分配比例而消极征管财政收入的行为。另外, 现行财政体制通过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分配税种征收权, 稳定了地方政府税收的结构和来源, 从制度上促进了地方政府对税收征管的积极性, 实现了财政收入的稳定增长。现行财政体制对地方财政增长的促进, 实现了地方经济财政支持的稳定增长, 加强了政府对地方经济发展的财政性保障。

(三) 促进产业结构合理调整

在分级包干体制下, 地方财政收入范围大, 第二产业征管税收多, 而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的税收在地方政府税收中占较小比重, 使得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得不到地方政府的重视, 发展速度相当缓慢, 地方经济三大产业发展失衡。现行财政体制把第二产业的主要税种划分至中央政府名下, 将农牧业税、农业特产税、地方教育附加税、耕地占用税等税种归属于地方税, 提高了地方政府对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的重视程度, 促进了地方经济三大产业的协调发展, 有助于国家调整三大产业比例的实现。同时, 在对烟、酒、成品油、小汽车、化妆品等16类产品加征消费税的基础上, 分税制财政体制将消费税和金融性企业所得税纳入中央税, 降低地方政府对这些行业的重视, 抑制地方政府过多发展烟酒行业、奢侈品行业、高耗值品行业和金融性企业, 引导财政资源的最优化配置, 促进地方经济产业结构的合理调整。

(四) 调节区域经济间的横向失衡

由于自然环境、人口状况、经济结构等因素的影响, 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也不尽相同, 地方政府之间存在明显的利益冲突, 经济水平的差距不仅阻碍地区生产力的提升, 也影响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立。在现行财政体制下, 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实行财政转移支付, 分为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一般性转移支付是中央政府对地方的财政补助, 未规定其用途, 地方政府可自由使用;而专项转移支付是中央政府对特定项目的补贴, 地方政府必须按照中央政府的要求用于特定项目。此外, 政府还在一般性转移支付中添加了均衡性转移支付, 目的是为了缩小地区间的经济差距, 使各地区的公共服务均等化。虽然我国的财政转移支付受到众多因素的制约, 还不是非常规范的制度, 但毋庸置疑的是, 现行财政体制下的转移支付, 提高了落后地区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和水平, 降低了不同地区公共服务差距带给公民的不公平感, 协调了地区政府间的利益关系, 缩小了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的经济差距, 对区域经济间的横向失衡起到了有效的调节作用。

二、现行财政体制对地方经济发展的弊端

(一) 地方保护主义盛行

在财政分税制改革前, 地方保护主义就已经存在, 但分税制的实行无疑在建立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财政体制的同时, 引发了地方政府更为严重的保护倾向。为了保护当地企业的发展, 地方政府建立了跨地区的贸易壁垒, 强行干扰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 采用延迟或拒绝发放外来企业的经营许可证、设立排斥外来企业的项目投标和招标条件、禁止外资企业兼并收购当地企业等方式排挤外来企业的进入, 虽然这样的做法可以使本地企业的生产商品占据地区消费市场较大份额, 保护当地企业的短期发展, 促进地区经济的增长。但长期来看, 本地企业易对地方政府产生依赖, 缺乏创新动力和危机意识, 无法满足居民日渐增长的需求, 难以突破局限实现企业的长远发展。地方政府对本地企业的保护还表现在银行信贷上, 通过直接控股和行政命令, 地方政府要求国有银行放宽对本地企业的信贷额度和条件, 而不管企业的财务指标和非财务指标是否良好, 不管企业是否具有高效的生产效率和管理效率。地方政府对本地企业的保护主义, 阻碍了外来资源的进入, 造成本地企业的固步自封, 使得地方经济难以出现新的增长点。

(二) 经济易向粗放式模式发展

从很大程度上来讲, 现行财政体制是以一种财政激励的方式促使地方政府大力发展地方经济, 有些地方政府的官员, 在分税制财政体制的鼓励下, 盲目发展地方经济, 易导致一系列短期行为的发生。地方政府过多关注GDP的增长, 忽视了其他经济指标和社会指标, 围绕GDP开展政府项目, 片面追求投资少、周期短、见效快、效益高的“短平快”政绩, 而忽略了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环境保护等软任务的执行, 导致“豆腐渣”工程的出现和公共服务的缺乏。为了实现GDP新的增长点, 地方政府具有更大的投资积极性, 导致推动型投资过多, 造成财政资金的浪费, 使得增长方式难以转变, 地方经济易向粗放式模式发展。

(三) 缺少足够资金发展经济

现行财政体制虽然改变了税收收入的划分模式, 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事权和财政支出范围并没有做出相应的改动, 依然维持着改革开放前的特点, 财政支出与责任主体存在不合理的地方。中央政府将养老保险、医疗保障、基础设施建设等项目下放给地方政府, 增加了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的范围和金额, 然而财权却没有相应地增加, 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无法或者只能勉强满足中央政府项目的建设。虽然中央政府会对地方政府进行财政转移支付, 但制度的不规范和中央财政的困难, 使得转移支付难以解决地方政府的长期财政需求。地方政府事权和财政支付范围的划分不当, 使得地方政府难以抽出足够财政资金发展经济, 地方经济得不到充足的资金支持, 难以实现快速平稳的发展。

(四) 企业财政补贴缺乏公正性

财政补贴作为政府介入经济活动最直接的手段之一, 能够调节市场的供需平衡, 保护消费者和生产者的共同利益。现行财政体制剥夺了地方政府大部分的权力, 使得地方政府无法随意减免税收, 只能通过财政补贴的形式对企业进行支持, 财政补贴是一种利益的再分配, 意味着只有部分企业能获得地方政府的补助, 在发放政府补贴之前必须先进行受惠企业和非受惠企业的划分。地方政府在划分受惠企业和非受惠企业时, 基于地区经济发展, 会倾向于对本地企业的支持, 将经济状况良好、不需要财政补贴的本地企业分为受惠企业, 而那些真正需要补贴的企业却得不到支持。另外, 部分企业为了获得财政补贴资格, 采取“寻租”行为, 出具虚假财务报告, 以期成为受惠企业。地方政府财政补贴中的不公正, 使得真正需要补贴的企业难以维持经营而宣布破产, 地方经济的发展无法得到财政补贴的支持。

总之, 现行财政体制在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同时, 也带来了一定的阻力。本文立足于我国基本国情, 从政府干预、财政支持、发展模式、公平效益四个方面深入分析现行财政体制对地方经济发展的利与弊, 强化促进作用, 弱化阻碍影响, 不断完善现行财政体制, 为地方经济发展营造一个健康的财政氛围。限于作者理论和实务的局限, 所探讨的现行财政体制对地方经济发展的利与弊难免有所偏颇, 不足之处敬请大家提出宝贵意见。

参考文献

[1]肖鹏.中国1994年分税制改革的经济社会公平效应评价[J]财政监督, 2014 (04) .

[2]耿一.现有财政体制下地方政府行为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分析[J]科技经济市场, 2009 (12) .

现行财政体制对县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及建议 篇3

关键词:县域经济;财政政策;增长方式

一、发展县域经济所面临的困难和制约因素

党的十七大提出了到2020年实现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这一目标最显著的特点,是将“翻两番”由“总量”变为“人均”,这就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从县域经济的界定可以看出,县域经济“以农为主”又“五脏俱全”,具有基础性、资源性、复杂性和综合性的基本特征。我市县域经济的发展面临着许多困难和制约因素,诸如生产力水平低下、生产方式落后、基础设施差、产业结构层次低、资金、技术和人才严重短缺等等。发展县域经济所面临的困难和制约因素概括起来如下:

第一、工业化与农村经济的矛盾

县域经济的核心问题是“三农问题”。而“三农问题”根源于工业化过程中城市经济的聚集效应对农村经济的吮吸,以及工业扩张对农村市场的征服。这是工业化过程中的必然产物,也是经济发展的必经阶段。县域经济与城市经济相比,无疑是弱势经济,处在一种向城市经济供应廉价资源和被迫接受城市高价工业品的双重挤压地位。县域内的“资本失血”、“资金倒流”、人才流失和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外流的现象,成为了制约县域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若不能解决好工业化与农村经济发展的矛盾,就有可能陷入所谓的“贫困恶性循环”。

第二、边缘化与山区经济的矛盾

县域经济大多数处于区位条件较差和基础设施落后的地区。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表明,占有区位优势及交通便利的地区总是率先取得经济发展的优势,而受客观条件限制的山区经济则往往只能步人后尘、举步维艰。在市场经济的“马太效应”、“倒流效应”作用下,资本、劳动力和其它生产要素不可避免地从落后地区向发达地区集中,并且具有固定化和强化地区差距的趋势,导致山区经济不断被边缘化。例如广东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正是凭借地缘、人缘和政策优势,大规模引进外资,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迅速崛起为举世瞩目的出口加工基地。而粤北粤西山区县由于交通不便等因素,则被严重边缘化。因此,如何改善区位条件,摆脱边缘化危机,尽快融入发达经济圈和汇入经济发展主流,是山区经济发展必须面对的战略性问题。

第三、市场化与小农经济的矛盾

市场化与工业化是同一问题的两个不同方面,工业化以社会化大生产为基础,必然要求网络化大市场与之相适应。我国经历30年的市场化改革,已经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阶段。但对于绝大多数地区的县域经济来说,市场经济与传统生产方式之间不可避免存在着尖锐矛盾,突出表现为“小农户”和“大市场”矛盾,即小生产方式与社会大生产方式的矛盾。这一矛盾在很大程度上已成为县域经济推进工业化及农业产业化的制约,主要表现在:一是小生产方式与农业产业化对资源配置合理性的要求相矛盾;二是与农业产业化对经营规模性的要求相矛盾,分散经营的产品即使是与市场对路的,也会因为规模太小而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三是与农业产业化的开放性、灵敏性的要求相矛盾。如果不解决小生产方式的制度性障碍,推行农业产业化就可能成为空中楼阁。如何解决“小农户”和“大市场”的矛盾,是县域经济发展中必须解决的难题。

第四、瓶颈化与规模经济的矛盾

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效益经济,资源跟着效益流动。世界发展历史证明:在工业化阶段规模决定效益,只有规模经济才能产生高效益。而要达到规模经济,首要的是大规模的投入,包括资金、技术、人才的投入。实际上,在发展中国家及不发达地区经济发展中,无一例外都存在着发展“瓶颈”问题,即资金、技术和人才的短缺,尤其是资金短缺。县域经济发展落后不仅必然导致资本积累能力的低下,而且必然导致自身资源的流失,并由此形成恶性循环。从各地现实情况来看,县级财政基本上是“吃饭财政”和赤字财政,乡镇一级财政更是基本上处于“破产”状态。同时,目前银行金融信贷体制也不适应县域经济发展,甚至强化了县域资金外流的诱导机制。解决发展资金问题的惟一途径是招商引资和发展民营经济,但往往又因客观条件制约而成效不大。因此,如何化解瓶颈化与规模经济的矛盾,如何克服资金、技术、人才等因素对经济发展的制约,步入良性发展轨道,亦是县域经济发展迫切需要解决的战略问题。

第五、特色化与资源经济的矛盾

传统发展战略选择的主要根据是比较优势理论,以发挥地区的比较优势作为基本的战略原则。县域经济最具比较优势的无疑是资源,包括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廉价而充足的劳动力资源,以及独特的文化历史资源等。不少地方谈到发展县域经济,往往等同于开发地方特色资源。无疑,发展特色化的资源工业是县域经济发展中阻力最小的可行选择,也是短期内最容易见成效的现实选择。但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往往以牺牲环境和破坏生态为代价,这类资源工业的发展如果控制不好,很可能污染环境和破坏生态,甚至毁掉整个自然及人文历史景观。地处各水系上游的山区乱开滥砍和发展污染性工业,更是危害到整个流域的生态环境。因此,在构思县域经济发展战略时,必须重视特色化的资源工业与生态经济之间的矛盾,切忌采取简单的发展特色资源经济的思维定势,不仅需要深思熟虑地统筹近期效益与长远发展,更需要有远见卓识的发展新思维。

二、财政政策对县域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引导作用研究

基于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努力都将是十分必要和重要的。财政政策若要对此释放更多的潜力和空间,必须不断完善公共财政制度,依托制度的内生机制和动力,强化和优化政策的调控作用,同时积极借鉴先进经验,结合地区实际情况优化财政政策设计,继续在支付成本、激励约束、优化外部配套环境三方面履行应尽职能,有所为有所不为,“到位”而不“越位”地做好对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支持促进,合理地并且有针对性地安排财政政策。

(一)切实解决县级财政困难,创造县域经济发展的良好财政环境

1.完善省以下财政管理体制。核定与县级政府事权相适应的财政收入,适度增加县级财政固定收入,减少市与县的共享收入税种,调动县级政府发展经济、增加收入的积极性。

2.清理整合专项转移支付项目,规范专项转移支付资金分配。一是规范转移支付的项目设置。取消直接用于竞争领域的专项转移支付项目;整合投向相近、零星分散的专项转移支付;将各年度数额相对固定的专项转移支付,归并到财政体制补助中;新增专项转移支付应严格控制在办利民实事的项目范围内,重点向财政困难地区、少数民族地区和农村倾斜。二是进一步规范专项转移支付的审批程序,提高资金配置的合理性。三是减少县级配套,减轻县财政压力。由于县域财政的自给能力低,中央和省级财政应足额安排各自应承担的经费,尽可能减少县级配套资金。四是完善专项转移支付分配、使用的监督制度,构建绩效评价机制,确保政策目标的实现。

3.增加一般性转移支付,优化转移支付结构。建议中央加大一般性(即财力性)转移支付数额,省、市财政每年也要从新增财力中安排一定比例,连同调减压缩的专项转移支付数额一并用于加大一般性转移支付力度。加快困难县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程,避免社会和事业发展差距进一步拉大。让县级政府有更多的精力和自主安排的财力筹谋加快县域经济发展。

(二)整合专项资金,实施“非均衡”发展战略

从多方面筹集资金,确保县域经济发展的资金支持。通过整合用于对应的县域经济发展项目,既不违背政策,又能够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扩大县级政府自主权。专项拨款是政府间财政资金补助的重要部分,是上级政府体现政策导向,配置公共资源的重要手段,对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有积极推动作用。但也存在分配与需要分离、权利与义务脱节、片面追求数量最大化影响预算平衡等问题。通过改革,预期达到安排更合理、使用更及时、责任更明确、监管更到位的目的。建议选择部分县先用省级专款进行试点,待取得经验稳步推广后,将为县域经济发展创造更为宽松的环境。

(三)创新财税对企业的扶持方式,促进招商引资,繁荣县域经济

当前,财政税收通过资金和政策对企业特别是新办企业的扶持方式,一般包括,一是减免和缓交各项土地税费。二是对符合国家产业发展政策的新办企业,在一定时期免征企业所得税,给予一定时期的减半征收,如“免二减三”、“免三减二”等。三是对部分行业给予增值税“先征后返”。四是减免部分地方税。五是给予贷款贴息等。目前,好多省份发展县域经济的当务之急是增加经济总量,尽快做大经济“蛋糕”,而切实有效的办法就是吸引投资,兴办实体。值得研究的是,在现行财税优惠政策中,一般认为最好的扶持办法,就是对新办企业在初期给予一定时期的企业所得税减免,但并没有收到预期效果。原因在于税收的减免优惠期,恰好是企业的创业成长期,企业一般没有利润或利润很少,除少数急功近利及“候鸟”型企业外,对创办高质量的企业没有形成真正的政策扶持,对投资没有产生特别的吸引力。

建议有条件的县级政府安排资金,实施对兴办高质量企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在一定时期内由政府全部或部分代企业缴纳各项社会保障基金,对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工人工资,政府甚至可在一定时期给予一定比例的补助,扶持兴办实体,吸引外来投资,发展县域经济。

(四)制定人才发展战略,保证科技、信息、人才强县的资金需要

要从“人才是第一资源”的理念出发,制定一套有效的人才引进与合作机制,采用合作、技术入股等形式,吸引拥有国际国内领先技术专业人才,到县域来创办企业和公司,为县域、为企业的技术创新和经济发展贡献力量。同时,要制定和完善高科技产业风险投资政策,调动科技人才与民间投资流向高科技产业的开发和生产,使科技人才的科技开发应用和社会资源结合起来,加快县域的产业结构调整,促进本地产品的更新换代,培养具有本土资源优势的名牌产品,带动本地经济发展,增加本地税收大户,从而形成较多的财源渠道,从根本上解决当地的财政困难,实现基层财政收支状况的根本好转。

总之,县域经济要求在全面建设小康精神和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和全面进步。县域经济的发展不仅要注重人均GDP、财政收入水平等传统的经济指标,更要注重文化、医疗卫生、环境保护、保障等与人民实际生活水平密切相关的指标。它体现的是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要求我们超越传统的城乡分治的二元经济发展格局,实现城乡统筹发展和人与社会的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

[1]辛念军.经济增长中的金融效率——对转型期中国经济高增长与金融“低”效率悖论的解释.

经济科学出版社.2006.12.

[2]陈志楣,杨德勇.产业结构与财政金融协调发展战略研究. [M]中国经济出版社.2007.6.

国家政策对县域经济影响及对策 篇4

正确认识和把握当前经济形势，对促进我盟今后一个时期经济平稳较快协调发展十分重要。

一、当前国家宏观调控形势

今年以来，国家加大了对电石、铁合金、焦炭等产能过剩和水泥、电力、煤炭等产能潜在过剩12个行业的宏观调控力度，工业结构调整迈出新步伐，一些热点行业继续朝着宏观调控的预期方向发展，钢铁投资增幅只有6.7%，水泥、电解铝、炼焦、铁合金投资分别下降0.8%、1.8%、2.4%和20.9%。但同时还存在着经济增长速度仍然偏快，特别是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并呈加剧之势，货币信贷投放过多，能源消费增长仍然快于经济增长，单位GDP能耗不降反升,环境污染形势严峻等等不容忽视问题。为此，国家在又出台一系列宏观调控政策措施的基础上，进一步采取有力措施，加强和改进宏观调控，增强调控的预见性、针对性、综合性和有效性，着力解决经济运行中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重点是坚决控制投资规模，把好土地闸门、信贷闸门和市场准入门槛，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6月份，国办印发了《关于加强固定资产投资调控从严控制新开工项目的意见》，提出全面清理新开工项目、从严审查各类拟建项目、加强土地和信贷管理等具体要求；7月份，国家发改委专门下发了关于加强煤化工项目建设

管理的通知，从资源、运输、环保技术等方面提出了更高的标准，要求在煤化工发展规划编制完成并得到国家确认之前，暂停煤化工项目的核准和备案，对煤化工项目开始“收口”。8月份，国家发改委、国土资源部、环保总局等五部委联合下发了关于新开工项目清理工作的指导意见，要求各地对今年上半年列入统计范围的总投资1亿元及以上的新开工项目（其中，钢铁、电解铝、电石、铁合金、焦炭、水泥、电力等行业要清理总投资3000万元及以上的项目，煤炭行业要清理设计能力3万吨/年及以上的项目）从产业政策、项目审核程序、土地审批、环评审批、信贷政策执行、安全管理等方面逐项进行全面清理。8月底，国务院又下发了《关于加强土地调控有关问题的通知》，将采取更严格的管理措施，进一步强化对土地管理行为的监督检查，严肃惩处土地违法违规行为。近期，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关于发布实施<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暂行规定>的决定》，国家发改委等9部门又联合下发了《关于规范铅锌行业投资行为，加快结构调整指导意见的通知》，从控制铅锌冶炼能力、整合冶炼矿产企业、淘汰落后技术等方面提出了具体要求。在宏观调控政策措施持续作用下，前三季度，全国城镇以上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7.3%，比上半年回落2.5个百分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7.2%，比上半年回落0.5个百分点，其中9月份当月增长16.4%，比6 月份回落2.6个百分点。

二、全区宏观经济形势

前三季度，全区GDP增长18%，同比回落2个百分点；固定资产投资增长35.7％，分别比一季度、上半年回落40.9个和10.9个百分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9.7%，比上半年回落0.2个百分点。主要经济指标的增长率较去年同期和今年上半年均有不同程度的回落，出现理性回调，这符合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要求。特别是上半年以来，针对各地项目落地开工情况差距大，部分地区项目假开工现象时有发生等一些新情况、新问题，自治区加大了贯彻落实国家宏观调控各项政策措施的力度，继续加强了投资管理工作和推进产业结构调整步伐。在项目审批和推动重点项目落地开工方面，对盟市申请新批项目提高准入门槛，要求大型整装煤田新开工项目单井井工开采规模达到年产120万吨以上，露天矿井单井规模年产300万吨以上；煤化工项目原则上落实已批准的，新批的必须成规模、上环保、进园区。并对新批项目提出具体要求：一是新批项目时，要说明已批准的为什么没有开工，新批项目要在已批准但未开工的规模范围内调剂；二是有长远规划作支撑；三是有具备上马充分的资源、水环境、土地等条件支撑。对于已经批复但没有动工或形式上开工的项目，将明确宽限期，在宽限期内仍不能动工的要全部注销并公告，并限期收回已划拨出去的资源。在推进产业结构调整方面，一是认真贯彻国务院关于加快产能过剩行业结构调整的通知，加快研究制定重点行业能耗、电耗、水耗、规模等标准，严把项目审批关，控制低水平重复建设。抓紧编制和修改完善各相关行业规划，并争取得到国家认可。二是将开展GDP单位能耗指标分盟市、分行业的分解落实工作，着手建立GDP

能耗指标公告制度。三是专门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新开工项目清理工作的意见》，并于10月23日组织召开全区新开工项目清理督查工作会议，对新开工项目清理工作进行了做了专门部署，提出要坚持分类指导的原则，坚决进行清理。四是按照统筹规划、分步实施、有序发展的原则，先后出台了《自治区风能资源开发利用管理办法》、《自治区促进有色金属工业整合资源调整结构的意见》等文件，指导相关行业健康有序发展。

三、我盟针对宏观形势变化的对策建议

今年以来，国家加大宏观调控力度的12个行业中有6个是我盟的主要产业。因此，在宏观调控和市场双重作用下，在全盟处于经济转型时期，前三季度全盟经济取得19.2%的增速来之不易。但与此同时，也必须看到宏观调控政策措施对我盟这样一个产业层次较低、结构不合理，属于投资拉动型地区经济来说，影响较大，使我盟完成全年固定资产投资目标的压力进一步加大，同时也将对完成全年各项经济计划构成一定压力。因此，今后一段时期，我盟要站在全局和战略的高度，充分认识宏观调控的重要性，主动研究国家产业和环保等宏观调控政策，积极落实调控措施。

一是深化对国家宏观调控历史背景的认识。本轮宏观调控主要针对当前经济运行中存在的突出问题。突出表现为“三过”：即投资增长过快、货币信贷投放过多、外贸顺差过大。调控的着眼点在于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以改革开放和科技进步

为动力，增强自主创新能力，鼓励和支持发展先进 生产能力，限制和淘汰落后生产能力，防止盲目投资和低水平重复建设，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经济发展的协调性和可持续性。

二是要准确把握国家宏观调控的重点。宏观调控的重点是有效抑制固定资产投资过快增长，着力优化投资结构；严把土地、信贷“两个闸门”和市场准入“一个门 槛”，从严控制新开工项目；严格执行土地管理的法律法规，实行土地违法问责制；引导商业银行合理调整信贷结构，坚决抑制高耗能、高污染和产能过剩行业盲目扩张。

三是要认真落实国家宏观调控的政策。本轮宏观调控仍然是坚持突出重点、区别对待、有保有压，根据不同地区、不同行业的具体情况，实行分类指导，“压”的目的和“保”的方向十分明确。“压”主要是抑制经济生活中一些不健康的因素，抑制高耗能、高污染和产能过剩行业以及低水平重复生产。对那些有市场、有效益、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符合环保要求的创新型、环保型、节能型以及高技术产业，国家仍然是鼓励发展，支持发展的。

我国县域民营经济发展及政策建议 篇5

随着改革开放逐步深入,县域民营经济发展迅速,从开始的资本积累,经过小规模办实业阶段,逐渐过渡到规模经营阶段,民营经济开始进入一个新的转型期,其发展模式和发展途径也出现新的变化。

,全国县域经济的GDP总和约为5万亿元,占全国GDP的52%。其中县域民营经济更是逐渐取代原有的作为县域经济主体的国有及集体经济,占据主要的部分。20,全国县域民营经济的GDP总和为2.8万亿元,占全国GDP的33%,占到县域经济总量的56%(全国县域经济网)。

一、目前我国县域民营经济发展的基本情况

民营经济是指产权明确到自然人。民间经营的经济,包括个体私营和城乡居民控股的股份制经济。而县域民营经济又将民营经济的范围限定在县域范围内。从改革开放开始到年,民营经济(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规模迅速扩大。近几年在县域范围内,原有的国企及集体经济由于经营不善等原因逐渐退出或经过改制转为股份制企业或个体私营企业,县域民营经济的规模进一步扩大。 (一)目前我国的县域民营经济主要集中于传统行业,产业趋同特征明显

我国县域民营经济主要分布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和简单的加工产业,如建筑装潢和房地产业、冶金机械及加工制造业、食品及农副产品加工业、纺织服装业、运输业、餐饮业。这些行业进入壁垒低,制造技术及工艺简单,因此初期有利于民营经济的进入和资本的积累,随着国内的市场由卖方向买方市场的转变以及行业竞争的加剧,民营经济在传统行业的原始竞争优势开始面临来自其他方面的挑战。

(二)县域民营经济中,企业和个体户经营规模较小

近来中国私营企业平均注册资金由9.3万元增加到68.1万元,增加了6倍多,但是与国有企业及外资企业相比,增速较慢,资金规模依然相差很大。而个体户的注册资金平均只有1.4万元。在就业人数上个体户和私营企业在底分别达到4760.3和2253.3万人。民营经济的就业中23是个体户,13是私营企业,可见个体户仍是目前县域民营经济的主体形态。近几年,个体工商户的增长速度已经放慢,私营经济正处于快速发展的阶段。

(三)目前县域民营经济主要还是以家族式的管理模式为主

由于特定的发展环境,因此在发展的初级阶段,县域民营经济表现出很强的家族控制特色,“董事长兼总经理”是最普遍的老板身份,大部分企业是投资者与经营者一体化。某地区抽查(吕从坤:《欠发达地区私营企业存在问题与对策》,2001年7月10日)50家私营企业,企业厂长(经理)、营销副厂长(经理)、主管会计等主要管理人员是家庭夫妻关系的占调查总数的62%;是父子、母子、兄弟、姐妹等直系血缘关系的占调查总数的16%;是叔侄、表亲、姨亲等家庭非直系血缘关系的企业占调查企业总数的10%;而没有亲戚关系的只有6家,占调查总数的12%。

(四)以来,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转变,县域民营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转型期,呈现出新的特点

1.各地的县域民营经济均以本地资源为基础,依托本地特色发展。

2.县域民营经济随着原始积累的初步完成,其发展模式和途径也出现新的变化,随之出现企业吸收就业能力弱化,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乏力等现象。近10年来中国的私营企业平均注册资本金由9.3万元增加到68.1万元,增加了6倍多,但是每个企业的从业人数从18.1人减少到13.4人,减少了14多。“九五”以来,非国有固定资产投资增长放慢,增速大幅下降,年均增长11.2%,平均增幅比“八五”时期降低31.7个百分点。分年看,增幅从1995年的22.8%回落至的8.6%,19回落至6.8%,其中私营经济则由以前的25%以上的增长速度回落到9.2%以下。(国家经贸委经济信息中心:“今年非国有经济固定资产投资状况及趋势简析”)。

3.目前县域民营经济呈现出显著的区域差异性的发展特征。发达地区县域民营经济在资本积累完成后,已步入产业升级和扩大产品外销比例的阶段,虽然中西部地区也正在着力培养后发优势,但是

现行财政体制对县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及建议 篇6

近年来, 学术界对分税制改革的讨论和研究从未中断过, 学者们对于分税制改革的极大热情, 不仅因为其是中国财政分权体制中的一个新的里程碑, 还因为伴随着社会经济不断地发展、财税体制不断的调整, 理论界对财政分权对中国发展的影响产生了越来越多的分歧。

“县乃国之基”, 县域经济是中国国民经济最基本的经济单元。中国两千八百多个县以及县级市的发展决定了中国未来城镇化发展的速度以及质量。最新统计数据显示, 县域的面积占到全国国土面积的百分之九十几, 人口占到全国人口总额的百分之六十八, “郡县治、天下安”, 县域经济的发展深深的影响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方向。所以本文从县域经济分权的角度, 研究财政分权的问题。

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从县域经济发展的视角, 研究县和省级以下经济体之间的财政分权效应。由于分税制改革, 中央规定了中央和省之间的税收分成比例, 所以前人的研究大多集中在研究中央和省之间的分权对各个省经济的促进作用或者省之间公共品的供给。而省级以下政府财政收入的划分没有政策做出强制规定, 由各个省根据实际情况而决定。一般来说, 主要是上级政府单方面决定了和下级政府的税收分成比例, 下级政府保留部分的讨价还价权力。这样的分配模式不仅使得各个地区之间地方政府财权形成差异, 而且这种不规范不固定的模式, 使得财权由县向市, 由市向省集中, 而事权却又层层下放, 财权和事权的不对等使得县级政府财政日益困难, 不能有效的履行公共品支出的职能。所以本文采用县级数据, 是希望从基层政府的视角, 研究财政分权对经济的影响。

本文研究的不足之处在于, 由于县域经济的数据相对来说比较匮乏, 数据缺失等原因造成数据质量不高, 缺乏上级对各个县之间的转移支付以及县的预算外收入等数据使得不能多角度、更深入的研究县域的财政分权问题。

一、文献综述

Hayek于1945指出, 地方政府相对于中央政府, 能更准确获得地方资讯, 做出较优的决策。Stigler在1957提出了最优分权理论, 在其发表的《地方政府功能的有理范围》主要思想是, 民众有权选择公共品以及公共服务的种类和规模, 而地方政府由于更接近选民, 相比于中央政府更提供满足所辖区域公众偏好的公共品。在文中虽然肯定了地方政府提供公共品的效率, 但是并没有中央财政支出的合理性以及必要性。他认为中央政府在解决区域间协调发展和地方政府之间摩擦等宏观的问题时更有优势。Oates于1972年在《财政联邦主义》一书中提出了著名的“分权定理”。书中论证了公共品以及公共服务分散决策的效率。即假设提供的公共品总量以及成本相同, 相比之下, 地区之间提供不同的公共品使得所辖区域居民分别达到帕累托最优, 以及在每一个区域提供同质等量的公共品使得整体达到最优, 前者比后者总体福利要高或者至少不低于后者。Oates认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 地方政府由于更接近自己的公众, 拥有比中央政府更多关于公共品偏好的信息。他是从信息的角度进行了论证, 和Stigler的观点保持一致。在其后1999年的研究中, 他进一步说明, 如果中央政府具有和地方政府一样多的信息, 且中央政府能根据不同偏好在各地提供异质的公共品, 同样可以获得公共品有效率提供的结果。但是这个前提假设不成立, 所以分散化决策的财政分权还是得到了支持。

对于具有中国特点的财政分权, 许多学者认为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以及公共品的供给是有积极的作用的。Lin和Liu (2000) 用我国省级面板数据, 研究了财政分权对人均GDP的影响, 认为分税制改革前财政分权推动了中国经济增长。其用边际分成率来度量财政分权。沈坤荣和付文林 (2005) 区分预算内外财政收支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发现预算内财政收支对经济增长计量上正向显著, 但是预算外财政收支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不显著。张晏 (2005) 采用多种分权指标来度量财政分权, 无论从全国范围还是分区域考察, 财政分权对中国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

Schleifer (2000) 通过对中国和俄罗斯的财政分权效果的比较研究。探讨政治制度框架的区别对财政分权效应的影响。Bird (1995) 研究认为, 财政分权制约转轨经济发展问题在于, 地方政府的权力和责任十分不对等, 使得地方政府伸出“搜取之手”。Bardhan (2002) 从公众对政府的监督出发, 探讨中国的国情与传统财政联邦主义的理论前提不符造成理论和现实的差距。

二、实证

(一) 理论模型

本文中计量模型的来源为经典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

对 (1) 式两边微分等于:

在上式中, Y为地区生产总值;A为技术水平;K为资本, 标志投资对经济的影响;N为劳动力, 标志人口因素对经济发展影响。以上为本问实证用到的基本方程, 但是考虑到现实的复杂性以及在中国特定的大环境下, 增长极大的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 文中在做计量方程时会加入控制变量。

(二) 计量方程

根据zhang和zou (1998) 以及张晏和龚六堂 (2005) 等前人的研究, 本文把回归模型设定为如下形式:

方程 (3) 对全国范围内的样本进行回归面板回归。为了再细化研究分权对各个区域间影响, 方程 (4) 设置了区域虚拟变量, 把全国范围内样本分为东、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省份包括北京、上海、广东、天津、河北、辽宁、江苏、浙江、福建、山东、海南共计11个省及直辖市;中部地区省份包括山西、湖北、湖南、吉林、黑龙江, 安徽、江西、河南共计8个省;西部地区省份包括广西、四川、重庆、贵州、云南、内蒙古、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共计11个。西藏省下辖县数据由于数据质量以及政治地位等特殊原因, 在样本中予以剔除。

方程中, 下标i代表不同的县域个体, t代表不同的时期, 本文中为两期;GDPG_Y代表经济发展指标;为截距项, 由于采用固定效应, 所以每个个体截距项不同, 用右下角的i表示;Xit代表劳动力增长率和人口增长率的差值 (Ng) 和人均基础建设投资增长率 (Investg) ;FDit是分权指标, 采用了支出分权和收入分权两个财政分权的指标;Mit是控制变量, 包括税负 (Tex) 、所有制 (Owe) 、城镇化率 (City) 。为了控制内生性问题, 控制变量都采用增长率基期的值。

(三) 计量指标的说明以及变量间统计结果

本文中指标选取了2000、2003、2006年三年的县级、市级、省级样本数据, 本文中数据除基础建设投资 (invest) 外, GDP、财政收入和支出, 以及本文中另外一个计量方程中的因变量各项公共品的支出, 均以2000年为基期, 用GDP平减指标进行平减。本文中所用数据大多来自《中国县 (市) 社会经济统计年鉴》, 部分来自于《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和《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CEIC等。

FD:分权指标, 支出分权的计算方法为, 县人均财政支出/ (县人均财政支出+市人均财政支出+省人均财政支出) 。由于研究省以下财政分权的效应, 所以没有包括中央的分权。

Gdpg:人均GDP增长率, 经济增长的度量指标, 在本模型中作为因变量。

Ng:劳动力增长率和人口增长率的差值。

Investg:基础建设投资增长率。

Txt:税负水平, 用各地区的预算内财政收入和当地的GDP的比值度量, 代表的是广义的税负水平。

Owe:公有制经济占比, 国有和集体单位从业人员除以所有就业人员。

City:城市化率, 非农业人口和总人口的比值。

East、Middle、West:为标志区域的虚拟变量, 在相应区域的值为1, 其余为0, 比如东部城市, East值为1, Middle和West的值为0.

(四) 计量结果

在全国范围内来看, 支出分权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在10%内不显著, 但收入分权对经济增长在1%水平下显著为负;分区域来看, 支出分权对东部地区经济增长效应在1%水平下显著为负, 对中部和西部地区不显著;而收入分权对东、中、西部地区都在1%水平下显著为负。支出分权越大, 本地政府的支出责任越重, 地方政府谋求提高财政收入, 一方面努力吸引新增投资扩大税基, 另一方面大搞土地财政等方式提高预算外收入。地方政府相互之间激烈和同质化的竞争以低廉的价格提供工业用地和税收方面的优惠开展。同时抬高地价获得高额的土地出让金以支持地方基础设施建设。收入分权占比越大, 说明省以下的分配体系中越倾向于把财政收入留在县一级的政府, 县级政府获得的分成越大。则县级政府越有动力扩大税基, 进行“竞次”竞争。

从支出分区域的效应来看, 由于东部地区经济发达, 转移支付比例较低, 税收缺口更多需要依靠提高向企业的税征税以及进行土地拍卖等预算外收入弥补。中西部地区采取竞争获得的增额税基提高税收的效应不大, 更多的会谋求转移支付。而东部地区由于有利的地理位置和良好的投资环境, 大多数企业投资也是在东部地区的县之间进行选择, 使得东部各县域之间的竞争更为激烈, 这种过度的竞争使税率和工业地价都偏离最优水平。地方政府过低的均衡税率和低廉的工业地价使得地方财力不足, 从业削减民生类公共品的支出, 又通过拍卖商住用地的土地出让金支持基础设施建设。高昂的土地出让金进一步抬高房价, 使得这些东部地区流动人口不能扎根, 出现回流现象, 进而中国的人口城镇化进程减速, 不利于中国经济进一步的发展。从收入分权上看, 无地区差别, 财政激励在各区域都会引起地方政府采用不利于经济发展的决策。

三、结论

中国式的财政分权由于中国特殊的政治经济体制下, 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不明显, 甚至从某些方面阻碍了经济的发展。这种阻碍关系在东部地区尤为明显。税负越高越利于经济的增长, 说明现在我国的税负水平低于最优值, 也从侧面印证了前面所提到的地方政府“竞次”竞争的行为。地方政府之间进行非合作的博弈, 得到次优的结果。

参考文献

[1]沈坤荣, 付文林.中国财政分权制度与经济增长[J].管理世界, 2005, (1) :3l一39

[2]Wallace.E.Oates.Fiscal Federalism[M].New York: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72.

[3]Wallace.E.Oates.An essay on fiscal federalism[J].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1999, V01.3

[4]Lin Justin Yifu and Zhiqiang Liu.2000.Fiscal Decentraliz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J].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49 (1) :1-22.

现行财政体制对县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及建议 篇7

【关键词】江苏省 县域 消费 经济增长 贡献率

一、江苏县域消费与县域经济增长的基本情况

（一）江苏县域经济发展现状

近几年来，江苏各地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认真贯彻落实加快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各项举措，抢抓机遇，攻坚克难，县域经济呈现出速度加快、质量提高、效益增加的良好发展态势。

1.经济发展速度加快，总量规模扩大。2012年，江苏县域全年完成GDP27211.55亿元，占全省50.34%。县域GDP平均规模为566.91亿元，比上年增加61.78亿元，GDP超过千亿元县市5个，五百到一千亿的10个，二百到五百亿30个，一百到二百亿3个，一百亿以内的没有。

2.经济效益显著提升，居民收入较快增长。2013年，县域公共财政预算收入达2117.74亿元，占全省40%。县域工业实现增加值12786.72亿元，占全省50.86%，成为工业产出的主要区域。县域在岗职工平均工资41828.6元，县域农民人均纯收入12733.5元。

3.需求作用增大，投资增速加快。2013年，县域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7304亿元，县域外贸出口1276.23亿美元，县域固定资产投资13388.88亿元。

4.产业结构不断升级，工业支柱作用明显。2013年，县域全部工业增加值12786.72亿元。县域经济明显地表现为第二产业领先增长的特征，工業在GDP增长中占主导地位。县域GDP中三次产业结构由1978年的54.9：29.1：16调整为12.2：49.62：38.18。

（二）江苏县域消费情况

消费水平是衡量一个区域消费市场的重要因素，具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的消费水平是指按人口平均的消费品（也包括劳务）的数量，可以用货币体现，也可以用实物表示广义的消费水平不仅包括消费品的数量，而且包括了消费品的质量，这里我们分析的是狭义的消费水平。

由于研究的对象是县域，很难获得比较具体的数据，这里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和人口的比例来衡量消费水平。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是衡量一个区域一定时期内所有居民和社会团体所消费的金额，这个指标和人口的比值，表示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用来衡量社会消费水平。

由上表1可以看出，2002年到2012年，江苏县域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具有较大幅度的增长，2012年是2002年的4.86倍，尤其是进入2006年以后增幅大幅加快，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也有较大幅度的增长，有2002年的人均3044.05元增长到2012年的人均14787元，增幅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大体相当，因为这几年间江苏县域人口没有太大的变化。

二、江苏县域居民消费对县域经济增长贡献的情况分析

本文根据2013年江苏省统计年鉴中48个县（市），剔除之前年份的现已变为区的市（县）。通过对江苏各县（市）国内生产总值、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等原始数据的计算分析，整理出各年份江苏县域GDP总量及增加量、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及增加量。

本文主要测度江苏县域消费对县域经济增长的影响，通过江苏县域的消费率与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这两个指标来具体分析：

消费率=最终消费/GDP×100%；

消费对GDP的贡献率=消费的增长量/GDP的增长量×100%。

江苏县域消费对县域经济增长贡献的测度结果及其特征分析：

（一）县域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的测度结果

根据以上指标计算公式，江苏县域消费率与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江苏省消费率与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的百分比计算结果如表2、表3所示。

（二）县域消费对江苏县域经济增长贡献的特征

2002～2013十年来，江苏县域消费率基本在25%～27%之间，2005年达到27.51%的最高点之后，基本稳定在26%左右。县域消费率与全省消费率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同时，江苏县域消费对GDP的平均贡献率为26.25%，而江苏全省消费对GDP的平均贡献率为34.37%。由此可见，十年来，虽然消费量在增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仍然是正的，但是县域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偏低，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基础性作用未得到充分的发挥，总体贡献仍显不足。

三、提升县域消费对江苏县域经济增长贡献的对策

（一）增加县域居民的收入，提高居民的消费能力

1.切实增加农村居民收入。要按照中央的要求，采取各种有效措施加大对农业的投入和扶持力度，积极调整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发展优质、高效、高附加值农业；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继续推进农村税费改革，加强对种粮农民“种粮直补”的督查工作，同时要防止出现税内负担减轻、税外负担加重的问题。

2.提高城镇中低收入人群收入。要努力扩大就业，不断提高城市中低收入居民的持久性收入，稳定居民收入预期。同时可以考虑以税收和补贴方式调整收入分配，增加对失业人员的补贴，完善最低生活保障体系，解除居民即期消费的后顾之忧。

（二）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引导消费预期。

对于住房、养老、医疗、就业等涉及城乡居民切身利益的改革，要合理把握改革的力度和节奏，避免居民负担加重，降低县域对未来支出预期的不确定性[19]。加快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和医疗保障体系，减轻农村居民的养老、医疗等支出负担，增强消费者信心，提高农村居民消费的贡献率。此外，要扩大社保的覆盖面，拓宽社保资金的征集范围，加大社会保障资金的筹资和融资能力，弥补资金缺口[20]。要强化社保的立法和执法监督，加大社保基金的运作透明度，防止腐败，取信于民。

（三）创造更加宽松的消费环境

1.要建立健全社会信用体系，发展消费信贷。大力普及信用文化，加快信用立法，建立健全社会信用体系，规范和鼓励信用服务中介机构发展。大力宣传消费信贷，积极拓宽消费信贷领域，创新消费信贷品种，不断扩大消费信贷的规模[22]。

2.加快城乡基础设施的完善。解决类似堵车等制约城镇居民对汽车等高端耐用物品消费的问题。加快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不仅能够促进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改善农民生活环境，对农民的消费观念改变和消费能力提高影响巨大。

参考文献

[1]尹世杰.消费需求与经济增长[J].消费经济学，2004（5）：37.

[2]严先溥.消费升级为经济增长提供强劲动力[J].消费经济学，2004（1）：46-49.

[3]王青.消费需求与经济增长[J].江西社会科学，2004（8）：125-1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