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著世说新语的读后感

名著世说新语的读后感（通用10篇）

名著世说新语的读后感 篇1

最近阅读了刘墉《世说新语2刘墉教育秘笈》，感触颇多。刘墉先生以十分平实的语言，幽默的文笔，道出很多人生哲理，实在令人佩服。本文就以处罚的艺术为题谈谈个人感想。

《世说新语》是南朝刘义庆组织文人编写的，梁代刘峻作注。分为政治、德行、文学、方正等三十六门。全书共有一千多则记载了许许多多富有哲理、趣味十足的文言小故事。

今日晚上，我又读了《世说新语》识鉴门的几篇文章，其中有一篇使人的品质得到了很大的体现。

原文是这样的：王浚冲、裴叔则二人总角诣钟士季，须臾去后，客问钟曰：“向二童何如”钟曰：“裴楷清通，王戎简要。后二十年，此二贤当为吏部尚书，冀尔时天下无滞才。”

译成现代文是：王戎、裴楷二人儿时去拜访钟会，呆了一会儿就离开了，有客人问钟会：“刚才那两个孩子怎样样”钟会说：“裴楷清明通达，王戎简约扼要。二十年后这两位贤才将成为吏部尚书，期望那时天下没有被埋没的人才。”

读完这篇文章，让我认识了一个善于发现人才，并且具有优秀品质的钟会和一个清明通达的裴楷，一个简约扼要的王戎。文章以钟会和客人的对话为主线，阐述了裴楷、王戎的品质，也写出了钟会的善于发现人才的本事。文章第一句中“须臾去后”，意思是呆了一会儿就离开了，写出了王戎和裴楷在钟会家中待的时间短，也必须衬托出了钟会发现人才之迅速。钟会话中的最终一句：“后二十年，此二贤当为吏部尚书，冀尔时天下无滞才。”突出了钟会善于发现人才，能从儿时的表现想到二十年后的作为，坡有必须功底。也写出了王戎、裴楷的一部分优良品质，儿时已有所体会。“当”字有必须的肯定意味，突出了钟会的本事强。后一小句“冀尔时天下无滞才”这是钟会的愿望，也是为国家兴亡所想的，写出了钟会关心国家的未来和国家的下一代。

像看故事样的读着《世说新语》，不知不觉的就看到了后面，感慨颇多。试着谈谈我的点滴体会。

中国是个历史悠久的礼貌古国，历来具有深厚的道德及传统的美德。然后，如今看来，某些完美的东西已经成了历史。今日的中国，人们的道德观念金钱观念传统观念似乎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一些报道和文章中我们能够明白，中国的香港澳门台湾人在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美德方面要比大陆人好很多，在尊重老人，爱心事业等方面真的值得我们好好学习。当然，我说的是整体状况，也并不是说我们就一无是处，我们身边也不乏雷锋式的人物。我只是想说，此刻下一代人的思想道德等方面也到了非重视不可的地步了，不然，中国几千年的礼貌史将会无法传承，就连国人的国际形象也大损。

前两天在报纸上看到了这样一则新闻：“71岁农村妇女每月捐款1000元”。说的是济南地区双港镇郭黄庄村郑金玉大娘的故事。用她自我的话说是“我是家庭妇女，没退休金，但几个孩子都孝顺，每个月都给钱，我一个老太太，能花什么钱每个月拿出一点钱来捐助孤儿和困难群体是能够做到的。”多朴实的语言!就这样她一坚持就是许多年，累计捐款已达10多万元。

也在前两天，电视上看到了一个报道：公交车上两个年轻人为了争一个座位差点动起了手，一旁的一位老太太站起来，让坐于年轻人，而这个年轻人就真的坐下了。老太太说，“只要他们不打起来，我让个座，算不了什么”。又是一“爱幼”的典范!但尊老又去了哪里

因为迷恋网络，中小学生弑父(母)的报道，屡见不鲜。

我们这个社会到底怎样了难道还不值得我们的思考吗

名著世说新语的读后感 篇2

汉末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不多见的大动荡大分裂大混乱时期, 政权更迭极其频繁, 战乱频仍, 权贵争权夺利, 百姓流离失所。然而, 这一时期, 却也是中国思想学术界大放异彩的时代。儒学独尊地位被动摇, 老庄之道重新得到尊崇, 佛教影响日益广泛, 糅合儒道两家的玄学兴起。正如宗白华所言:“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地时代, 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 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这是强烈、矛盾、热情、浓于生命彩色的一个时代。”面对黑暗痛苦的社会现实, 由于儒家名教无法改善现状, 知识分子开始质疑儒家思想, 转而推尊道家思想, 追求个人价值的张扬和现世的享受, 他们清谈、纵酒、服药, 舌吐莲花, 品藻人物, 沉溺于诗酒之间, 追求末日的狂欢。南朝宋临川王刘义庆的《世说新语》正是这样一部记录魏晋名士奇言异行的“百科全书”。

《世说新语》是由刘义庆及其门客搜集整理前代资料编纂而成的一部志人小说, 全书分36门, 以类记事, 共1100余则, 主要记载汉末魏晋名士的言谈举止、奇闻轶事、喜好习惯, 容貌气度, 广泛反映了当时的政治状况、经济生活、文坛风尚、民间习俗、自然山水等, 鲁迅先生称之为“可以算作一部名士底教科书”, 素来被目为魏晋风流的最好证明。然而, 我们依然不难从中寻觅到儒家思想和儒学经典的深重烙印。本文试图从思想内容上概论《世说新语》对《论语》的传承, 并探讨其原因。

一、《世说新语》在思想内容上对儒家精神的继承

1. 重视人物德行, 推崇品格高洁的贤人君子, 张扬舍生取义的精神

《论语》中大量内容塑造了孔子理想中的圣人和君子的形象, 是否拥有美好的德行是孔子进行人物评判的重要价值标准。“君子怀德, 小人怀土;君子怀刑, 小人怀惠”“君子喻于义, 小人喻于利”, 君子和小人的一个重要差别就是君子关注自己的德行修养, 而小人贪恋个人私利。

品德高洁舍生取义的事例在《世说》中颇不少。《世说新语·德行》第5则中, 李膺称赞荀淑、钟皓二人的见识和品德:“荀君清识难尚, 钟君至德可师。”《德行》篇第9则中, 荀巨伯探友时遭遇胡人军队的进攻, 关键时刻, 他不肯丢下朋友独自逃生, 因义气而舍生求死, 甚至因此感动了“胡贼”得以保全全城。《德行》篇第13则中, 华歆在紧急时不肯抛弃素不相识的求救者, 同样是激于义气。种种事迹, 无不符合儒家典籍中“舍生取义”的思想原则。

2. 推崇积极进取、兼济天下的名士

春秋战国时期, 孔子和孟子周游列国, 积极游说各诸侯, 推行儒家学说, 以拯救天下人为己任。《世说新语》中记录了大量以隐逸山林为乐的隐士, 但其中也不乏积极进取, 兼济天下的名士。《世说新语·德行》的首则就描写了一个“言为士则, 行为世范”的名士的榜样———陈蕃, 言其有“澄清天下”之志;第4则中的李膺亦是“欲以天下名教是非为己任”。《言语》篇第31则中, 当南渡过江的其他知识分子都感叹“山河之异”物是人非的时候, 王导却勃然变色说:“当共戮力王室, 克复神州, 何至作楚囚相对?”以光复天下为己任的王导, 在《世说》中出现的次数不可谓不多, 却极少有负面形象, 可见在刘义庆的内心深处, 对这样积极进取兼济天下的名士基本还是持褒扬和维护态度的。

3. 一定程度上尊重礼仪规范

儒家思想的核心目的是以仁爱思想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从而构建和谐稳定的社会秩序与规范。为形成上下有序君臣和谐的社会秩序, 孔子屡次在著作中强调礼仪规范的重要性:“道之以德, 齐之以礼, 有耻且格”;“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 天下归仁焉。……非礼勿视, 非礼勿听, 非礼勿言, 非礼勿动”, 等等。

《世说》中疏狂怪诞放荡不羁的名士虽然很多, 然而, 尊重礼仪规范循规蹈矩的典范人物也不少见。

《方正》首则中, 陈纪当面指斥父亲陈寔的朋友不守信不守礼仪:“君与家君期日中。日中不至, 则是无信;对子骂父, 则是无礼。”寥寥数句说得友人大为羞惭, 可见在时人心中, 无信无礼绝不是什么光荣的事。同样是陈纪, 当他遭遇父丧时, 因为哀恸过分, 形销骨立, 母亲偷偷给他盖了一床锦被, 郭林宗就立刻指责陈纪行为不合礼仪, 并引用了《论语·阳货》第21则“宰我问丧礼”的典故:孔子认为“夫君子之居丧, 食旨不甘, 闻乐不乐, 居处不安”, 而在居丧期间“食夫稻, 衣夫锦”这种行为是不能容忍的。郭林宗正是根据孔子对丧礼的礼节标准来要求陈纪, 因而不悦地拂袖而去。此事流传开来之后, 甚至宾客都有一百余天不来陈家吊唁。如果魏晋时期真的是人人都以任性违礼为荣, 绝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乐广曾经笑言“名教中自有乐地”, 言语中流露出对放诞行为的不以为然。《任诞》第2则中, 阮籍在母丧期间肆无忌惮地饮酒吃肉, 何曾就指责他这种行为不合礼制, “宜流之海外, 以正风教”。即使司马昭身为皇帝, 也不能公开说阮籍不合丧礼的行为是对的, 只好声称阮籍有病, 此举合乎丧礼, 以此来搪塞何曾。可见当时礼教规范的观念相当深入人心, 魏晋名士放浪形骸的行为只是对礼仪名教的一种有意识的叛逆和反抗。

4. 称扬发自真情实感的孝亲忠君行为

忠君孝亲的观念一直是儒家思想中的重要内容。孔子非常重视孝顺父母敬爱兄长, 据统计, 《论语》中“孝”字使用频度高达19次, “弟” (悌) 字高达18次。孔子认为忠孝一体, 孝子一般情况下不会事君不忠, “其为人也孝弟, 而好犯上者, 鲜矣”, 孔子提出“其事上也敬”是君子之道的标准之一。在家孝顺亲人长辈, 在朝效忠君主, 是儒家理想人格的重要组成部分。

《世说新语》所肯定的, 是《论语》中提到的, 发自内心真情实感的忠孝行为。《论语·八侑》记录了孔子对亲人丧礼的态度:“礼, 与其奢也, 宁俭;丧, 与其易也, 宁戚”。比起繁复奢侈的丧仪, 发自内心的哀戚和痛苦才是最重要的。在《世说》中, 我们可以找到很多践行孔子这一观点的例子:王济生前喜欢听驴鸣, 孙楚心伤友人之死, 干脆在众目睽睽之下学驴叫;王戎在丧子之痛后发出了“圣人忘情, 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钟, 正在我辈”的著名慨叹;阮籍在母丧期间, 不遵礼仪, 照样饮酒吃肉, 但伤心到极处, 长号一声, 呕出血来, 形销骨立, 神情憔悴。他们看似怪诞不可思议的行为实际上是对孔子所推崇的“宁俭, 宁戚”的孝悌观念的发展, 他们对待亲人朋友的死亡, 都是发自内心的哀伤痛苦。

先秦儒家的忠君观念在《世说新语》中也有所传承。例如谢玄北征时, 因为别人说他好战是因为“好名”, 谢玄怒而厉声说:“丈夫提千兵, 入死地, 以事君亲, 故发, 不得复云为名”。他明确提出大丈夫出生入死的目的就是事君事亲。《言语》第6则, 陈纪面对客人的提问, 毫不客气地称自己父亲是忠臣孝子, 言下颇有为父亲自豪之意。《自新》第1则称赞周处改过自新后“终为忠臣孝子”;《言语》第21则中, 孙皓问诸葛靓:“卿字仲思, 为何所思?”诸葛靓的答案是:“在家思孝, 事君思忠, 朋友思信, 如斯而已。”这层出不穷的例子恰恰说明, 忠臣孝子依然是世人传统观念中的理想追求, 即使是在老庄之道极为繁盛的魏晋时期, 儒学的河流也始终不曾断绝。

5. 屡屡推崇周公、孔子、颜回等儒家代表人物

魏晋名士素来被目为“非汤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的风流人物, 《世说新语》一直被视为如实记载魏晋风流名士风度的一部书, 然而, 值得玩味的是, 《世说》中不止一次地称颂过周公、孔子、颜回等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谢尚八岁时聪明颖悟, 被当时在座的客人视为神童, 被比作孔子最得意的门生颜回, 谢尚立刻毫不客气地回敬说:“坐无尼父, 焉别颜回?”在座的又没有孔子, 怎么知道我就是颜回?语下颇有点傲视群英的意思。孙放字齐庄, 他对庾亮的解释是自己要向庄周看齐, 庾亮问为什么不仿效孔子, 孙放说孔子是生而知之的圣人, 实在难以企慕。陈纪把父亲陈寔和袁公比作周公和孔子, 称赞他们“强者绥之以德, 弱者抚之以仁, 恣其所安”的行为, 无论是他的比喻本身还是陈寔的行为, 都是完全符合儒家价值标准的。可以说, 在魏晋名士和编纂者刘义庆的心目中, 尽管他们仰慕老庄飞扬狂放洒脱不羁的风采, 儒家和周孔在他们心中的崇高地位依然根深蒂固不可动摇。

二、《世说新语》儒学渊源深厚的原因

1. 时代的变迁和政策的影响

魏晋六朝时期, 由于政权更迭, 社会动荡, 思想文化领域呈现出大解放的局面, 儒学的统治地位被动摇。然而, 由于以“三纲五常”为主要框架的儒家伦理观念有利于稳固社会秩序, 凝聚民心, 因此, 儒家思想的流传始终未曾因此断绝。

《世说新语》成书于宋文帝刘义隆当政期间, 相比魏晋时期, 从刘宋王朝开始, 名士们疏狂不羁的魏晋风度已经明显减少。据统计, 在长达一百卷的《宋书》中, 记录魏晋风流的名士言行只有二十多条, 这与刘宋王朝重视儒学的政策有密切关系。据《宋书》记载, 元嘉年间京师开办儒学、玄学、文学、史学四馆, 以儒学馆为四学之首;此外, 宋文帝本人也曾下令重修孔子坟墓, 并多次亲临国子学。当政者对儒学的重视和扶持态度非常鲜明, 刘义庆本人作为宗室, 自幼也接受过儒学教育, 不可能不受到这种儒学思维惯性和政治政策的影响。

2. 名士内心的痛苦矛盾

魏晋时期, 政治风云变幻, 社会混乱动荡, 战争不断, 人人颠沛流离, 朝不保夕, 面对残酷黑暗的现实, 人们由关注烟云般易散的名利富贵转向关注个人生命价值, 向外发现了自然, 向内发现了自我。而司马氏集团大力推行的“以孝治天下”并非真正的尊崇儒家, 只是一种强化统治钳制思想的重要手段, 这恰恰加速了知识分子对司马氏所谓“名教”的背离和反抗。

然而, 表面上的疏狂放诞不合流俗并不意味着内心的自由, 魏晋名士故作放达的举动只是对现实的一种无声反抗, 他们外表风流潇洒, 内心深处却潜藏着难以言说的痛苦和矛盾。他们自幼深受儒家学说熏陶, 而儒学却无法改变眼前残酷的现实;他们渴望忠君报国兼济天下, 统治者却以酷厉严苛的手段处置了一批又一批不合作的知识分子, 让他们望而生畏。作为文人的傲骨气节和外界污浊的现实产生激烈冲突, 他们既不愿在强大的皇权面前俯首称臣, 也无法真正超脱世俗之外, 只能挥霍享乐, 佯狂避世, 以纵酒、服药、清谈、隐逸、任情来麻痹自己。然而, 由于幼受儒家思想影响, 他们无法真正忘怀现实, 他们反对的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名教, 而是司马氏集团推崇的被异化的名教。阮籍的儿子阮浑曾试图模仿父亲的言行, 被父亲禁止, 而嵇康更是在《家诫》中谆谆教诲儿子如何自保避祸, 如何做官。连最离经叛道的嵇康和阮籍都不许儿子效仿自己, 可见在他们的内心深处并不以自己的放浪形骸为荣, 深厚的儒学积淀依然是他们心中最初的家园。

既然如此, 《世说新语》中同时存在“忠臣孝子”的名士和风流任性的名士也就不足为奇了。可以说, 忠臣孝子依然是名士们最初的追求, 而佯狂纵酒追逐享乐不过是他们不得已而为之的避祸手段而已。

3. 儒道两家的相通和玄学的兴起

一般而言, 儒家经世致用, 道家玄远飘逸, 儒家追求入世, 道家讲究出世, 但儒道两家并非绝对对立, 在儒家经典中, 我们也不难找到带有道家出世色彩的内容。《论语·先进》的“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篇章中, 孔子所赞赏的曾点的志向, 正是近乎道家追求的天人合一的理想。孔子还提出“邦有道, 贫且贱焉, 耻也;邦无道, 富且贵焉, 耻也。”认为国家无道还照样做官发财是可耻的。《论语》中对隐居不仕的伯夷叔齐等人并未贬低, 反而给予极高的赞赏, 可见儒家对道家隐逸思想并不完全否定。魏晋兴起的玄学正是利用儒道的相通之处, 以儒家思想注解道家经典, 以道家思想解释儒家经典, 希望由此实现“儒道合一”的理想。玄学的兴起、儒道两家的相通都促使名士在崇尚自然追求隐逸的同时, 依然无法超脱儒家思想的深刻影响, 并在日常生活的言行中流露出来。

结语

自汉末至两晋, 晦暗动荡的社会现实导致知识分子无法实现他们“内圣外王”的理想追求, 又不愿屈从于统治者的意愿, 遵循那已经被异化了的“名教”;他们只能退而求其次, 以佯狂纵酒、清谈服药等种种看似荒诞不可思议的行为, 对黑暗的社会现实进行无声的抗议, 以维护自己高洁的品性和傲岸的气节。这种在后人看来极为诗意浪漫的行为, 对他们而言其实是相当痛苦的。他们试图在诗酒和自然山水之间寻求个性的张扬, 追寻个体生命的价值, 然而, 他们却始终无法挣脱紧紧捆绑在自己心上的精神枷锁, 无法忘怀最初的兼济天下的梦想。《世说新语》正是这样一面如实反映魏晋名士言行举止和精神世界的镜子, 它既映照出了魏晋风流洒脱不羁的表面, 又从细节处反射出名士们内心深处厚重的儒学渊源和入世追求。穷途而哭的阮籍替无数魏晋名士哭出了他们心中的辛酸和痛苦, 傲骨铮铮不事权贵的嵇康最终也无法摆脱遭嫉被害的下场, 正如几百年前的孔孟终其一生都无法实践他们的仁政理想一样, 魏晋名士始终在残酷的现实、入世的理想和出世的追求之间奋力挣扎, 试图寻求一个平衡点。尽管他们最终还是被现实被强权所打败, 但他们在抗争现实时表现出来的落拓不羁和宁折不弯的高傲却是后世许多知识分子所企慕的。那是一个, 黑暗如磐, 却有灿烂光华的时代。

摘要：刘义庆的《世说新语》记载了汉末至刘宋初期众多名士的异闻轶事、言谈举止、容貌风度、文坛风尚, 如实反映了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魏晋风度”, 一般被认为是集中反映道家思想的一部著作。然而, 事实上, 即使是书中最放浪不羁的名士, 也明显受到儒家思想和儒学经典的影响。本文试图从思想内容上具体分析《世说新语》对《论语》的继承, 并探究其原因。

关键词：魏晋,世说新语,论语,儒家思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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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说新语笺疏》的特色 篇3

《世说新语》一书所记轶事虽不尽可信，而所载当时社会情况、风尚习俗，则各有极重要的价值。《笺疏》对这些方面有许多精辟之见。如《方正篇》中载诸葛恢不愿嫁女与谢裒事，《笺疏》论到了谢氏在东晋初年社会地位还不高，至谢万、谢安以后，才与王氏并称。由此又论到世族与寒门的升降。这对研究晋代社会史是很重要的贡献。又如同篇载王献之看门生樗蒲事，《笺疏》详述了当时的“门生”制度，对东晋南朝的等级制作了详细的论述。又如《德行篇》“客问陈季方”条及“王戎和峤同时遭大丧”条，《笺疏》论证魏晋清谈名士风气大抵都发源于后汉；《方正篇》“五中郎年少时”条，《笺疏》谈到晋代士人对尚书郎的看法，从社会风气加以解释，都颇精当。《德行篇》“殷仲堪既为荆州”条，《笺疏》对“天师道”的考证；“刘尹在郡”条，《笺疏》对六朝人乘牛车的解释；《文学篇》“简文称许掾云”条，对玄言诗向山水诗的发展以及谢混在其中的作用，也都有独到之见。这种对社会状况和学术源流的研究，在古书的注疏中极为少见。

《世说新语》的版本较多，《笺疏》专门列了校文一栏，把各本校文一一列举。作者遵循清人传统，不轻易改字，只在“校文”或“笺疏”中说明自己的看法。这种方法是很谨严的。另一方面，《笺疏》中关于《世说》的异文，颇多确切不易之见。如《排调篇》“简文在殿上行”条的“名客”一辞，《笺疏》据宋曾《类说》所载殷芸《小说》引《世说》作“石客”，证明应作“石客”；又据同书载殷芸《小说》引《世说》“右军指简文语孙曰”句作“右军语孙曰”。这样不但文理通顺，颇近情理，足以正今本之误。

《世说新语》中所载魏晋人口头语言，由于时代久远，有许多已不可解。《笺疏》在这方面，也作了许多精当的诠释。如《德行篇》“吴道助、附子兄弟”条中的“料理”二字；《政事篇》“王丞相拜转扬州”条中的“兰”二字；《文学篇》“殷中军见佛经云”条中的“阿堵”二字；《雅量篇》中的“伧”字；《贤媛篇》中的“方幅”二字；《排调篇》中的“”字；《黜免篇》中的“椅”字等，既旁征博引，又结合当代方言加以诠释，结论都令人信服，而且又纠正了前人一些误解。这在古汉语及文字学研究也是很突出的贡献。

《世说新语笺疏》对《世说》中的艺术特点，也有所论述。如《言语篇》中卫说的“见此芒芒”等语，《笺疏》从卫的处境和心理加以论述，颇为深刻。《贤媛篇》载济尼评谢道韫与张玄妹优劣，《笺疏》先引证材料说明两人之不同，然后说：“不言其优劣，而高下自见，此晋人措词妙处。”这种评语言简意赅，不但道出了作品的妙处，且指出了一代文风的特色。

当然，《笺疏》是一部遗著，由于作者晚年因病搁笔，所以说还是一部未完成的著作，《世说》中有若干记载，似亦有可疑处，《笺疏》未予指出。如：《规箴篇》“谢中郎在寿春败”条，刘孝标注云：“按万未死之前，安犹未仕。”不信谢安在谢万军中。但考《方正》、《简傲》两篇，可见谢安确在军中，刘注误。对此，《笺疏》并未驳正。《惑激篇》“韩寿美姿容”条，刘注引《郭子》以为是陈骞女事。《笺疏》从《太平御览》中引了《郭子》原文。但此说恐未可信。因为据《晋书·贾充传》，贾充无子，立韩寿子谧为孙，改姓贾。这显然因为贾谧乃贾充外孙，有着血缘关系。如果贾谧之母乃陈骞女，恐难立以为嗣。这些地方可能作者另有考证，也可能因病停笔，所以没有来得及指出。但这些小小的不足，只是个别的。总的来说，《笺疏》是一部极有价值的著作。此书的出版，嘉惠后学，其功夫决非浅鲜。

世说新语读后感 篇4

《世说新语》是研究魏晋风流的极好的史料。其中关于魏晋名士的种种活动如清谈，品题，种种性格特征如任诞，简傲，种种人格追求，以及种种嗜好，都有生动的描述。综观全书，能够得到魏晋时期几代士人的群像，透过这些人物形象，能够进而了解那个时代上层社会的风尚。如《德行》中：管宁、华歆共园中锄菜，见地有片金，管挥锄与瓦石不异，华捉而掷去之。又尝同席读书，有乘轩冕过门者，宁读如故，歆废书出看。宁割席分坐曰：“子非吾友也。”透过与华歆的比较，赞扬管宁淡泊名利。所以由此可看出一个人是否有高超的德行，并不是一天两天所造成，德行是日积月累所培养出来的。有德行的故事还有许多，如情绪这方面，德行较不好的人常会以它个人的情绪为中心，情绪好时大家没事，情绪不好时大家得遭殃，古时就有一位不管快乐或失意，都不会表现于自我的情绪上，那个人就是稽康，王戎说我和稽康在一齐相处二十年，从来没有见过他高兴或者生气的表情。人通常得到一个不好的东西，或遇到对自我有害的东西都会闪而避之，但是有的人得到这一个东西，或者遇到这个东西也不是闪而避之。而倒霉反而还一点不会被那样东西所波及到。瘐亮的坐骑中，有一匹叫的卢的凶马，有人劝告他派人牵去卖掉，瘐亮回答说：“卖它必须

会有人买它，但这样又会害了别人；哪里可把对自我有害的东西转移到别人身上呢？从前孙叔敖杀了两头蛇，就是因为不让后人看见，从此他就成为古人乐于传颂的佳话，我效法他不也是合理的吗？”

《世说新语》在艺术上有较高的艺术成就，鲁迅先生曾把它的艺术特色概括为“记言则玄远冷隽，记行则高简瑰奇”。《世说新语》涉及人物有一千五百多个，魏晋两朝的主要人物，都包括在内。它对人物的描述有的重在形貌，有的重在才学，透过独特的言谈举止写出了独特的人物性格，使之气韵生动，活灵活现，跃然纸上。如“王戎有好李，卖恐人得其种，恒钻其核”。仅用了16个字，就写出了王戎贪婪吝啬的本性。

从另一方面谈，《世说新语》也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由于魏晋之际品评人物重视仪容辞采的风气较汉末更甚，所以位高名重的官僚，也往往凭只言片语和某个细节来论定一个人的优劣，或据此而援引这个人入官，如“雅量”记载王王旬做桓温的主簿，桓温想提拔他。有一次故意突然骑马冲之，“左右皆宕仆，而王不动，名价于是大重，咸云是公辅器也”。这种测验人的方法上是奇特的，从此得出是“公辅器”的结论，尤其荒唐。又“文学”篇王衍问阮修：“老庄与圣教同异？”阮回答说：“将无同。”王衍很赏识这“将无同”三个字，即请阮修为椽。这就是著名的“三语椽”的故事。这两个例子足证明当时重容止，言谈的风气之盛。

在虚无、厌世的思想基础上，魏晋士大夫都消极、颓废，或乖僻、放荡，时时流露出生死无常，叹老嗟伤的感慨，饮酒浇愁和养生服药，也成为一种风尚。《世说新语》从很多方面写下了这些资料。“任诞”篇说张翰：“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及时一杯酒”；“言语”篇记桓温因见旧时种的柳树长大，哀叹“木犹如此，人何以堪”而流泪，即足以反映当时士大夫的没落、灰色的人生观。此外，《世说新语》还记叙了一些人的优良品质，如荀巨伯的重义轻生救护朋友，周处为民除害、勇于悔过等。全是有好处的小故事。对魏晋统治阶级的凶残、丑恶、奢侈等也做了具体的描述。这些资料能够为研究历史做参考。

世说新语读后感2

见微知著乎？以偏概全也！三国之管宁，避乱世于草莽，身布衣以终老；华歆，登高堂至宰辅，为高官传清誉。

“割席断交”这个故事，世人耳熟能详，讲得即为管宁与华歆的故事。现常被用来表示，不能够与志向不相同的人结交为朋友。

故事中，管宁见了金子“挥锄与瓦石不异”，世人褒赞有佳。而华歆拾起来，明白是一块金子

后也随手抛弃，不也体现了他不在乎钱财吗？世人又何为贬损？何来“志不一样道不合”之说？又两人同席温书，见有“乘轩冕过门者”，“宁读如故，歆废书出看”，华歆之所以出去看热闹，也只能说明他读书注意力不集中，大概也并不能够确切地评判他的人生志趣吧。

管宁、华歆、炳原皆为三国名士，有“一龙”之称。华歆是龙头，炳原是龙腹，管宁是龙尾。管宁与华歆又为同窗交好，既是朋友，管宁又怎会只因为好朋友出去看了一下热闹就闹绝交，这难免让人在看文章时引起怀疑。是管宁的“小题大作”？抑或是世人的“以偏概全”之说？的确，轩冕象征权利尊贵。由于社会时代的因素，魏晋时期文人普遍崇尚清谈，一部分文人尤显得特立独行，守着“世人皆浊我独清”的傲世姿态，远离世俗，归隐山林。如此，管宁成就了超逸之名，华歆畅达仕途反而流俗。管宁成为了正面的道德品行典范，华歆注定要遭受士人的不屑。

然而，管宁饱读诗书后明白了世情，从而选取全身远祸，还乡做了隐士，与华歆的满腹经纶用于经天纬地，施民以惠政，究竟孰浊孰清？据记载，华歆不仅仅为官清廉，而且为政清明，颇有治国安邦的高策良谋。且功就之时，他不计前嫌，不萦私怀，屡荐昔日故友管宁出仕，大有让位以贤之高态，实在让人感佩。华歆如此德才兼备之人，后世的声誉却一向因“割席”而受累，着实令人扼腕！

两件很小的事情，足见士大夫品评他人与约束自我的尺度之严。见微知著，确有可取一面，但仅因小事就武断绝交，认定华歆对财富、官禄心向往之，未免以偏概全。管宁因朋友一二细节不贴合自我做人标准，便断然与其绝交，未免苛求于人。须知：

守一身之清固然可嘉，然忍浊染身，辟世之清，更堪一表！

评：本文从故事细节中透析人性，从社会根源处寻找尺度，一连串的质疑，引人反思。“见微知著”还是“以偏概全”？作者观点鲜明，笔锋犀利，强调辩证全面的看待问题。在传统的文化中寻找“出世”与“入世”的最佳注解。语言精警，着文言华彩。

世说新语读后感3

《世说新语》讲的是刘道真尝为徒，扶风王骏以五百匹赎之，既而用为从事中郎。当时以为美事。刘道真，姓刘名宝，字道真，性格豁达，通经史，精音律，善长下棋，并且智勇双全，在扶风王司马骏府内担任从事中郎，后担任侍中、安北大将军，之后由于戎卫北境有功，赐爵为关内候。那里“徒”字意指服劳役的犯人，“既而”意指不久。这篇文章的意思是：刘宝曾是服劳役的犯人，司马骏花了五百匹布将他赎了出来，不久后又任命他为从事中郎。当时人们将这件事传为美谈。

我第一次读到这个故事时，并没什么感受，但当我读了5遍6遍乃至10遍时，就有了深刻的感受。我十分佩服司马骏的这种做法。首先，他能够不计刘宝以前犯过罪，任用刘宝，给刘宝用武之地，其次，司马骏花重金将刘宝赎了出来，能够说是对刘宝有恩，让刘宝死心塌地为自我做事。即便将来刘宝势力过分强大，也总会卖个人情。这件事传为美谈，又的民心。司马骏做这件事心思慎密，一举多得，我很佩服。他的这一做法也似乎效仿了齐桓公不计前嫌，任用管仲。齐桓公最终成就了一番霸业，而司马骏也在宗室中变得最为俊望。

生活中，我们也切不可因为他人曾有过什么过错或是做过什么不好的事而一向对他心存不满。平等待人，往往更容易发现他人身上的闪光点。同样，做错事的人也不能过分自卑。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有错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犯了错不改。我们应有的是用心向上、改正错误的态度。

世说新语读后感4

初中时听说刘庆义的《世说新语》，直到大学才通读了一遍，读之不忍释卷，深深地被这本书吸引，一桩桩小故事，一个个栩栩如生的人物，如行林荫道上姹紫嫣红令人目不暇接。此刻又重新从市图书馆借了本来看，如同老友相见，分外亲切。孔子说：述而不作，这述又何尝不是作？王夫之主张“六经注我”，也就是用自我的话语体系去阐释六经，旧瓶装新酒，经典著作就是一张皮，每个人都在上方衍生出许多毛毛来，西方有谚：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在读书上我向来主张“误读法”，就是作者本意可能并非此意，你或颠覆或曲解作者意思，却到达一个好的效果，这也是可取的。《韩非子》里有一个小故事说一个楚国人给燕国的相国写信，因为是晚上写，光线不好，楚国人就吩咐手下：“举烛”，边说边写顺手就在信上写了“举烛”。燕国的相国收到信了，打开一看有“举烛”二字，不禁感叹：“举烛就是崇尚光明啊，这是让我们选拔任用贤能的人。”相国把他的“误读”给王说了，王大喜就照做了，燕国变得国富民强了。像一本《红楼梦》让多少误读红楼又自称研究红学的人吃上饭，这“误读”多好啊。

所以我看《世说新语》的读书心得将不拘于字句的解释、不拘于时代的考量、不拘于玄理的考辨，随心所欲，信马由缰，想到哪儿写到哪儿，记录脑海火光一闪，这也是我把这篇文字分类到随笔的地方。这样做可能会对《世说新语》的理解多有谬误，再加上本人马克思主义理解不深，可能会有不马克思的地方，科学学得不好，可能会有不科学的地方，难免贻笑方家，欢迎批驳、指正、赐教。

世说新语读后感5

我看了一本世说新语，这本书中摘写了许多的小故事，都是一些说道德，说道理的故事。但是我还是看得津津有味，就像故事书一样。

我看到一篇什么管宁和华韵的故事，管宁和华歆有一天共同在菜园里翻土种菜，他们看到地上翻出了一块金子，管宁没有捡起金子，而是将金子像泥土一般，继续翻土。华歆却把金子拾在手中看了一看，才丢回地上。还有一次，两人一齐在读书。一位做官的人乘车而过，大家都去看热闹了。华韵把书丢到一边，去看热闹了。于是管宁拿刀割断草席，分开去坐，向他说：“你并不是我的朋友啊！”华韵因为一时的搞笑，为了一时的富有，而失去了一个好朋友。我觉得华韵没有高尚的品德，而管宁就有高尚的品德。他看到金子不动心，因为这不是他的，他不会做对不起良心的事。华韵从捡黄金的事看出他想把黄金占为己有，只是怕管宁看到。我觉得我要像管宁一样，不为金钱失去良心。不为名和利失去良心。

孔融被别人抓了，可他一向哀求别人不要把自我的两个儿子也捉了。但孔融的两个儿子却说：“父亲难道见过打反了的鸟巢下方还有完整的蛋，这两个儿子也立马被抓了。”虽然这两个孩子被抓了，但他们小小年纪懂得整体既然保全不了，那么个体也不可能独存。孔融的两个孩子虽小，但懂得这个道理，应此不做没有用的哀求，从容镇定的理解厄运。我要学这两个小孩，眼望未来，明白结果以定，就不做无谓的事了。

邓艾口吃，总是称自我“艾艾”。有一次，皇帝和他开开玩笑说：“你说艾艾，到底有几个艾。”邓艾回答凤兮凤兮，本来就是一只凤。邓艾即显得子己博学多才，会用论语。又让皇帝无地自容，无话可说。婉转的挽回了自我的面子。我遇到困难时，我也要学邓艾用婉转的语言跟别人说，不会和别人大吵大闹。

世说新语读后感 篇5

读完这一则我不禁为祖少士的问题而笑出来。钱乃是身外之物，人去世了不可以把钱带走，人活着也不可以把钱看的太重。钱虽然是每人都渴望的得到的东西可是不可以把每一块钱都看的十分要紧

那样的话将会先把自我的生活搞的一团糟再把其他人搞乱。这就成了得不偿失。不只会搞乱生活并且还会有偷盗的心里总觉的不满足。如此最后还会害了自我。“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大家喜欢钱可以，但要光明正大的得到。大家要掌握以一种视资金如土的方法去看待资金。资金无关紧要要紧的是一些人把资金当作一种工具去做坏事。拉拢人心。钱会使人走向犯罪的道路。钱毕竟不是万能的。所以还是让大家以一种正确的心态去正确的认识资金不可以够被资金所迷惑不可以被资金所借助。

《世说新语》读后感 篇6

《世说新语》主要记述士人的生活和思想，及统治阶级的情况，反映了魏晋时期文人的思想言行，和上层社会的生活面貌，记载颇为丰富真实，这样的描写有助读者了解当时士人所处的时代状况及政治社会环境，更让我们明确的看到了所谓“魏晋清谈”的风貌。

谢安以其脱俗的言行、超逸的气质而为士人所仰慕，是魏晋风度的代表人物

总体说来，《世说新语》受到魏晋流行的老庄哲学的影响，因此在用语上，语言虽然短小，可是仍善于借对比的手法，来突出人物的性格。而且情节具有戏剧性，曲折风趣。善于把记言与记事结合起来写。

《世说新语》编前小语 篇7

作者刘义庆, 公元403-444存世。系出南朝宋宗室, 袭封临川王。历据要津, 雅好文翰;奖引气类, 播扇清风;世说而外, 著述尚丰。

《世说新语》内容之饶, 结构之闳, 咸创奇观。作品主要记载自东汉末至魏晋间士族阶层之遗闻、轶事、琐语, 而以晋为主。所表对象, 士族而外, 兼涉帝王将相、士庶僧侣之行藏。人物均属史上实有;考其言行, 辄多系杂采群书而成, 亦有部分出自民间传说, 抑或风闻之事。凡所值得称述而嘉纳者, 悉皆依循作者之价值判断与文笔情趣, 加诸纂辑, 形诸润色;复按内容以诠次, 划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等三十六门。堪受构建宏大、品类精邃之誉。

《世说新语》洵为知识加密之书、精神快乐之书和审美卓越之书。展卷而观, 作品所况之彼时社会形态、思想潮流、生活状貌、风尚习俗, 具广泛、丰盈而频密之知识特征, 予人以清明上河图之全息情境。然较之史识, 世说尤重史感。史上嵇康之刚烈、阮籍之放达、王羲之之萧散、谢安之雅量, 于教科书几近符号, 而于世说诸篇中, 则一并咸鱼翻身、卧龙破壁, 均被还原为血肉浑全之人。观其或放纵、或潇洒、或优雅、或忧郁, 均无比贴近今人之性情、缓释时势之张力。而如此种种阅读效果, 又有赖本书文学价值之丰沃。开卷读来, 如行山阴道上;佳篇络绎, 令人应接不暇。以滴水藏海、缩龙成寸, 喻其艺术形制与蕴含, 当无须多让。鲁迅每不轻许人, 而于刘义庆世说及其刘孝标元注则激赏有加曰:“论言则玄远冷隽, 论行则高简瑰奇, 下至缪惑, 亦资一笑。孝标作注, 又征引浩博。或驳或申, 映带本文, 增其隽永。”诚哉, 斯言!

珠玉在前, 编者敢不敬之慎之。本选一依元典旧制, 而于篇目辄有所采择。每一条冠一标题, 藉以醒豁乃文。每文计由原文、通读、掉书袋、续世说、今语林诸栏构成。种种努力, 旨在不致辱没先哲名著、轻剿名家佳编, 而惟愿所选能稍增华其事, 则幸莫大焉。

《世说新语》研究的新收获 篇8

对《世说》的研究，自宋以来从未间断。明清文人评点《世说》或仿《世说》的著作很多，形成了“世说系列”。他们或考释其历史事实，或激赏其流风余韵，或评判其是非得失，或点评其布局笔法，或仿其体例创作续书，提出了许多启人心智的看法，留下了许多具有真知灼见的评点。他们提出的许多见解构成了《世说》学术史的重要基础，吉光片羽，弥足珍贵。20世纪以来，《世说》在文本疏证和资料建设方面，有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杨勇《世说新语校笺》、徐震塄《世说新语校笺》、朱铸禹《世说新语汇校集注》、张万起《世说新语词典》、张永言主编的《世说新语辞典》等学术成果，构筑起了20世纪《世说》研究的学术平台。其。研究视野扩及到了历史、文学、文献、语言、美学、哲学、思想、文化乃至精神史、心灵史诸领域，可以说，20世纪的《世说》研究在许多方面超越了旧传统，积淀了新理念和新方法。

但20世纪的《世说》研究也存在一定的遗憾，这主要表现在学科建设的自觉意识还不够明晰，资料建设还缺乏集成意识，对历代《世说》的研究资料还没有给以充分的关注和系统的整理。虽然有的学者如朱铸禹先生的《世说新语汇校集注》在这方面已进行了努力，但遗憾和失误也是明显的。

在此学术背景下，新近由凤凰出版社出版的刘强的《世说新语会评》(以下简称《会评》)一书自然就显得具有重要意义了。《会评》弥补了《世说》研究学科资料建设的不足，将《世说》研究向前大大推进了一步。

网罗整理历代文人对《世说》的评点是《会评》最大的学术贡献。在《世说》长期流传过程中，许多文人对《世说》进行了评点。《会评》作者以数年之功，从历代《世说》评点本、补本、续本和笔记、目录、题跋、论著中汇集有关《世说》的评点材料数千条，涉及自唐迄今五十余家的评点文字，是迄今汇录《世说》评点材料“最为系统而宏富”(见骆玉明先生为该书所作“序”)的著作。《会评》将这些评点文字经过认真的校勘逐条附于所评条目之后，使阅读者在阅读文本的同时得以窥见评点者的意见。如刘辰翁在我国小说评点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有小说评点第一人之誉，而刘氏所评之书即是《世说》。但须溪评点缺乏整理，《会评》经过细致的剔抉梳理，将刘辰翁关于《世说》的四百余条评语全部录入，使研究者可以据此了解刘辰翁评点的价值和意义所在。再如明代诗人钟惺对《世说》及刘注有评点。《会评》辑录钟惺评语五十余条，许多见解都发人深省。如钟惺对《德行》篇“晋文王称阮嗣宗至慎”条评曰：“‘至慎’二字说向嗣宗身上，惊人。具眼卓识，嗣宗知己。”又说：“文王看嗣宗尽深矣，然未免被嗣宗瞒过，英雄近疏，名士近密，各不相妨”(《世说新语会评》第13页)。钟惺看到了司马昭对阮籍内在心性的准确了解，又意识到阮籍的深通玄理，妙达物情也是司马昭不能完全认识的，由此可以看出钟惺对阮籍与司马昭之间关系的把握和心理的揣摩是相当深刻的。钟惺对《世说》的评点材料虽然不多，但从辑录的钟惺的评语来看，钟惺在《世说》评点史上的地位是不容忽视的。以往由于缺乏此方面材料的汇集，《世说》研究者很少利用这些材料。

《会评》不仅将历代《世说》评点材料汇集一帙，为研究者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同时对评点者也作了简单的介绍。《会评》书前专门列有“总评”和“评注者小传”，“总评”汇集了历代关于《世说》的总体评价，“评注者小传”则简要概括了评注者的基本情况、评点价值和评点材料的出处来源。以此而言，《会评》虽是汇集历代评点，但其学术价值已远远超出了“会评”的视域，实际是以《世说》评点史为线索，以评点者为考索对象，以评点材料为基础的一部关于《世说》评点的研究史。

如果说汇集历代评点资料是《会评》最大的学术贡献的话，那么，版本选择和文本校勘的精慎是该书的学术特点。《世说》流传的版本很多，除俗说“唐写本”残卷外，主要有南宋绍兴八年董弅刻本、明嘉靖十四年袁襞嘉趣堂翻刻陆游刻本、清道光周氏纷欣阁本、王先谦思贤讲舍校订本等。《会评》为了保证其学术价值，在版本选择上经过认真思考，以最早的南宋绍兴八年董弅刻本为底本，校以明嘉靖十四年袁襞嘉趣堂翻刻陆游刻本，在最大程度上保留了宋本的原貌。在校勘过程中，但有重要的改动，作者必出校语。诚如作者自序所言，目的是“使读者一编在手，既可睹影宋本之旧貌，复可观历代评点之精华。”《会评》将版本校勘与评点汇录合于一体，重视评点资料的辑录又不忽略其自身的版本价值，使《会评》的实用价值建立在文献价值的基础上，保证了《会评》的实用性和学术性。

《会评》作者刘强先生是复旦大学骆玉明先生的博士生，长期从事《世说》研究，其博士学位论文题目是《世说学引论》，较系统全面地描述了“世说学”的基本内涵和框架，就建立“世说学”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其中许多观点对今后《世说》的研究富有启发意义。《会评》一书虽然重在对历代《世说》评点资料的辑录整理，也可以说是作者建构自己“世说学”体系过程中思考研究的重要成果，甚至可以说《会评》对历代《世说》评点资料的辑录整理就是在“世说学”的自觉思考下进行的。因此，从学科建设而言，《会评》的出版不仅填补了《世说》研究的一个空白，而且对《世说新语》研究领域的拓展之功也是不言而喻的。相信随着《会评》的出版，《世说》研究史、接受史的研究也会逐步深入。这可以说是《会评》的又一学术价值和意义所在吧。

(《世说新语会评》，刘强会评辑校，凤凰出版社2007年12月版，45.00元)

《世说新语》读后感300 篇9

最近，继龙应台的“人生三书”后，我们班又读完了《世说新语》。它是中国南朝时期产生的一部主要记述魏晋人物言谈轶事的笔记小说。它主要记叙了士人的生活和思想及统治阶级的情况，反映了魏晋文人的思想言行，上层社会的生活面貌。如果我们从诗的角度对这部中国最早的志人小说重新进行解读，则不难发现，这部以记写帝王将相、名士风流遗闻轶事为主要内容的的古典作品呈现着鲜明的诗性品质，放射着夺目的诗性光辉。

它由36个主题作为一章的标题，分别是：德行、言语、政治……，每篇里都有数量不定的小故事。每个小故事虽然大多都只有寥寥数语，但却也引人深思。我读的时候，有许多故事都没读懂。故事中有许多人，他们说的很多话看的我云里雾里，可能这就是它的高深之处吧。

世说新语 文学篇·读后感 篇10

阅读《世说新语·文学篇》，更多的感触是古人的那种良好的学习态度和浓厚的学习学习氛围。其中让我感触颇深的一段记载是说郑玄的故事。

“郑玄家奴婢皆读书。尝使一婢，不称旨，将挞之。方自陈说，玄怒，使人曳箸泥中。须臾，复有一婢来，问曰：‘胡为乎泥中’？答曰：‘薄言往槊，逢彼之怒’”。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郑玄家的佣人都喜欢读书。有一次，郑玄觉得他的奴婢干事不称心，准备用“家法”惩罚。这位婢女认为自己冤枉，想加以解释说明；但恰逢此时郑玄盛怒，于是就叫人把她拽到院中的泥地里。这时，恰好另外一位婢女走来，见此而问：你为什么站在泥地里？她问话时引用了《诗经·邶风·式微》中的“胡为乎泥中”一句。被斥责的这位回答时则引用了《诗经·邶风·柏舟》中的“薄言往槊，逢彼之怒”，用来解释说：我本来是要向他(郑玄)说明清楚的，谁知正好赶在他生气的火头上。

这里且不论郑玄的不论是非的火爆脾气，郑玄家里的学习氛围更是让人叹服，虽是“婢女”，却能那么娴熟地引经据典，且诙谐隽永、恰如其分。说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缘故吧，但是想到更多文人的事迹时，又不尽然，这里让人更多的是感受到郑玄为学成就之高，连家里的佣人也极富文化修养，郑玄的学术修养更是让人钦佩。这又不禁让人想到现在学生的学习状态，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作为一名中国人，我们更应当继承和弘扬这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将民族精神发扬光大，同时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根据《世说新语·文学篇》的记载，古人自身所营造的浓厚的学习氛围却是真的让后人为之惭愧不已。文人为了探讨学术知识，竞相辩论，互相学习，取长补短，这种胸襟和气度也是后人鞭长莫及的，然而，这种涵养却是我们现在做研究和国家发展必不可少的一种精神，只有在互相努力地前提下，才能做到事半功倍，让各自的研究做到飞跃性提升，也为我国强国之路的发展，伏下强有力的一笔。

未及弱冠的王弼前往吏部尚书何晏所设宴请有名望的宾客宴会，何晏把客人谈论最精彩的部分告诉他，并问道：“此理仆以为极，可得复难不？”（我认为这个道理讲的很对，还可以提出质疑吗？）面对前辈，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王弼依然提出质疑，然而在座宾客无人能对答，王弼自问自答，反复论辩多次。何晏并没有因为王弼的出色而大怒，王弼也博得了在座的钦佩和敬仰。可以说王弼的行为在现在看来就是出尽风头惹人嫉妒的情景，而何晏等老一辈的文人却并没有因此排斥王弼，而是忘记年龄，虚心学习，可以说这种思想将有利于更好的促进学术的进步，也更有利于培养新的文化传承者，这样的胸襟和气度，这样让人折服的学术气息，让人向往，更应值得我们每一个人的深思。

太尉王夷甫见阮宣子时问道：“老子、庄子与儒家的教化有什么异同？”回答说：“将无同？”太尉很满意，便任命他为掾官，世人称他为“三语援”。而卫玠嘲笑他说：“一个字就可以调用了，为何用三字！”宣子说：“只要是众望所归，也可以不说话而调用，一个字都是多余的。”于是两个人成为了朋友。宣子没有因为卫玠的嘲笑而恼怒，而是用巧妙地语言说服了卫玠，两人在这一问题上进行学术性探讨，并没有个人恩怨的纠纷，也更加体现了文人的学术氛围和宽容的学术胸怀，这一点是尤为可贵的。

魏晋时期文人雅士的交往更多的是建立在学术、思想上的。博学多才的人更多的得到人们的结识和尊敬，对当时魏晋时期文化等各方面发展是一种促进，也值得后人在这一点上效仿。特别是对于文人的学识修养方面，更多方面引人深思。

殷浩、孙盛、王濛、谢尚这些名士，都聚集在王濛家里。殷浩与孙盛共论《易》，孙盛自以为他的发言是最合理的，不可一世。在座各人都不同意他的说法，又不能说服他。王濛叹着气说：“假如刘真长来，一定会制服他。”孙盛也意识到自己不如刘真长。等刘到来时，孙盛简略的说了刚才所说的理由，语气已大不如前。刘真长讲了大约二百多句，言辞及提问，都简明扼要，孙再无法回答。由此可见，学者们的辩论更多的在于互补，激烈的辩论更多的体现了文人对知识的渴求，这一方面是我们更应当看到的，也是我们应当极力推崇的。

孙安国到中军将军殷浩处一起清谈，两人来回辩驳，都无懈可击。侍人把端上的饭菜热了好几遍也顾不得吃。双方奋力甩动拂尘的毛全部落在了饭菜上，宾主竟然到傍晚也没想起吃饭。殷浩便对孙安国说：“你不要做硬嘴马，我就要穿你鼻子了”孙安国接口说：“你没见挣破鼻子的牛吗，当心人家会穿你的腮帮子！”当辩论激烈到这种程度时，更加的感叹学者们幽默诙谐的言辞，同时，双方的学术精神更是让人由衷的佩服。

当然这当中更多是体现了文人多知识的热爱与包容。然而其中也不乏文人利用知识摆脱困扰的例子。

郑玄在马融门下，住了三年都未见到老师，只是由马融的高足弟子传授一些知识而已。有一次马融曾计算天象，不相符合，门下弟子都不能解决。有人说，郑玄懂得计算。马融于是召郑玄令他计算，郑玄把式盘一转就解决了问题，大家无不惊奇。等到学业完成，郑玄告辞还乡，马融叹息说：“礼乐都到东方去了！”同时又唯恐郑玄的名气高过自己，心怀妒忌。郑玄也怀疑有人迫害他，就坐在桥下，用木屐踏在水上。马融用《周易》转式之法进行占卜，探寻他的行踪。见到卦象后，对身边的人说：“郑玄在土下水上，而又靠着木板，这样必然已经死了。”于是不再追寻。郑玄因而免于难。

这个故事是说郑玄学识遭人嫉妒，郑玄机智脱困的事情，但是我们也不难体会，学习就应该向郑玄那样，应该积极探索，勇于向前辈和别人请教，同时自己更应该加强学术修养，利用自己的知识做更多有用且有意义的事情，为我们国家的社会发展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更值得一提的是，《世说新语·文学篇》关于文人对妇女态度看法的文章，谢太傅问陆退：“张凭为什么为母亲作悼念的诔文，而不为父亲作？”答曰：“这自然是因为男子的品德已经在他的事迹中表现出来；而妇女的美德，那就非诔文不能显扬了。”谢朗母亲王夫人因为儿子的体弱曾对支林道说：“新妇少遭家难，一生所寄，唯在此儿。”谢公语同坐曰“家嫂辞情慷慨，致可传述。恨不使朝士见！”这些话语中所显示的文人对妇人尊敬的的态度，就不难想象《花木兰》这部文学作品为何会流传至今了，故事本身的价值当然重要，但是，更应该看到人们对传承这些作品的积极性也是不容忽视的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