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税法教学（精选6篇）
「摘要」随着法治建设的不断推进和深入，要求我们在国家各个领域全面落实法治化。而今，财政税收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的凸现，调控功能的发挥，将其纳入法治的进程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和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同时也是纳税人权利的真实写照和保障。因此，财税法治的实现是多方面因素作用的结果，本文旨在阐述财税法学教育对于财税法治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以期达到法治化的最终目标。
「关键词」法治；财税法治；财税法学教学「正文」
自由、民主和法治已经理直气壮地成为当今政治生活的主题和时代的主旋律。它不仅成为社会民众的最强音，而且也成为当权者致力实现的根本愿望；它不仅以显赫的文字载入国家的根本大法，而且以崇高的精神追求占据着人们的心灵。它将不再是中国人的梦，也不再是西方人的专利品和中国人的奢侈品，而是中国政府和民众的共同理想，以及正将这一理想付诸实践的行动。[1]自古以来中西方的法学大家就对“法治”给予了颇高的关注和相当的研究，而这一概念是法律思想史上蕴涵隽永的概念，即使是在标榜法治的传统的西方国家也未有过公认的定义。从亚里士多德的“良法之治”到拉兹的“恶法亦法”[2]，从“法律的统治”到批判法学派提出的“法制的解体”，人们对于法治问题的认识众说纷纭。而从法治发展的历史来看，“每个历史时代都面临着一些社会控制的重大问题，而这些问题则需要最有才智的人运用其智慧去加以解决。为我们所知晓的许多绝对的法律哲学表明，法律思想家都试图激励他们同时代的人去关注他们各自时代所存在的某些尖锐且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3]
一、财税法治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
我们必须要面对一个现实，建设法治国家这一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是一个渐进式的过程，正如哲学中所谈到的事物的产生、发展以及最终的建立是一个从无到有，从不完善到日渐成熟的过程。不论是一种全新的宏观制度的建构，抑或人类在实践中所选择的契合未来生活的崭新的生存方式以及行为习惯，都不是想当然就成立的。法治的建设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脱胎于封建人治社会不久，依然存在许多封建残余、人治因素等的国家，显然要经历一个漫长的历史发展的过程，而这过程是应民众和世界政治、经济、法律要求的必然趋势。
法治的建设是就一个宏观的整体而言的，不是单单局限于一个层面或者一个部分上所讲的，它要求将法律作为治理国家根本措施、战略策略和方式手段。而今，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国家都是税收国家，财政对于一个国家经济的发展，国家综合实力的增强，在国际政治中作用的发挥都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尤其是对于本国民众生活水平的提高，生活环境的日渐改善更是成为其主要的来源。而税收又是财政的主要来源，随着人们对于税收的本质的认识，对于税收法律关系的认识，真正的将纳税人的权利得到了体现。西方发达国家纳税人的权利意识很强，相比之下，我们的纳税人权利意识是比较淡漠的，这不仅是国家权力机关或者是税务主管机关的政策的实施存在偏差，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民众自身的.缘故使得其对于权利认识的不足。财政税收作为一项国家宏观调控的手段，在国民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显著的作用，财政由最初的仅仅为满足国家对内镇压和防御外敌入侵或侵略该国的职能，提供经费和物质保障，发展为国家大规模的自觉地利用财政收支活动来干预经济，国家根据各个不同时期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以及国家确定的目标和规划，制定财政政策，包括财政补贴、财政投资和税收政策等，并将有关这些财政政策的内容制定为法律法规。[4]以保证财政分配的法治化，财政机关、单位和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利益的平衡和规范化的状态。
而税收不仅仅是满足财政收入，更主要的是对于国民经济的宏观调控，具有经济性的特征，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调控键。依法治国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也是我们众望所归，给予财税在国民经济中的凸现作用，将其纳入法治化的轨道丝毫不为过，而是成为理所应当的事实，是法治建设的必备要件和内在要求。
二、财税法教学在财税法治建设中的地位
关于“法治”的论述和研究在现今法学领域中看来是比较丰富的，法学家对于法治国家的基本特征、实现的途径和目标都有所涉及，但是对于财税法治建设的相关内容研究甚少，面对当前财税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以及财税法在法学研究中的作用，我们很有必要对其进行深入的研究和完善，而法学教育不失为一种高效的途径，这主要是基于财税法学的高等教育对于财税法治建设有着现实的推动作用。
（一）财税法治要求法制的完备――财税法治的形式要件
哈耶克指出：“法治的意思是政府的一切行动中都受到事前规定并宣布的规则的约束――这种规则使得一个人有可能十分肯定的预见到当局在某一情况中会怎样使用它的强制权力，和根据对比的了解计划他自己的个人事务。”[5]只有存在了明确的可以把握的法律才使得人们对于自身的行为有预见性，而这也是法治建设的一个过程。财税法治的建设一个渐进式的过程，而在建设的过程中从形式上要求法制的完备。法制是指一国以法律制度为基础的，包括法律组织及运行机制在内的法的整体。何谓法制完备，我以为法制完备首先表现为法律制度的类别齐全、规范系统而无一遗漏。[6]财税法治的建设也不可脱离这样的一种形式要件，当前我国的权力机关以及相应的财税的主管机关虽然对于财税的认识有一个较为理性的认识，但是相应的法律规范被没有有效的跟进，仍然存在滞后于经济发展的现状，主要是立法层级的比较低。虽然不少学者认为我们应该在立法上下功夫，尤其是制定基本法，诸如“税收基本法”，税收基本法是有关国家税收政策和税收制度以及税法的基本问题的立法，它对税收实体法和税收程序法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7]但是，分析我国财税法的现状后，我们就不会这么轻易得出这样的结论，税收基本法的制定存在多方面的阻碍，不仅仅是立法技术的加强，更主要是基于我国税法基础理论的研究还比较落后，虽然最近些年来，我们的税法研究有了一个突飞猛进的发展和深入，但是与西方发达国家对于税法的研究还是存在相当的差距的。税收基本法中的任何一项规定，都可能是一个税法学研究中的比较大的课题，如果不能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将一个制度的产生发展沿革系统研究， 那么也不可能制定出适合我国国情的、具有前瞻性的、科学合理的税收基本法，因此，对于财税法学人才的培养就成为一种必然的选择。
财税法教学是通过高等的教育培养一批具有高素质的法学人才，尤其是对于财税法进行专项研究的人才，通过介绍国外先进的制度、立法技术以及国外在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进行对我国的现
状进行准确地判断，真正将国外先进的制度引入中国，切实解决我们存在的实际问题，将理论和实践有机的结合起来，将我国财税法的研究进一步深入和本土化，这些对于财税法知识有一个系统了解的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为法治化建设的理论研究、知识积淀奠定了比较坚实的基础，使财税法研究的这一方热土能生生不息，结出更为丰硕的果实。
（二）法律至上的必然要求――财税法治的理性原则
法制的完备不仅是法律规范的多少的问题，更主要是立法水平的提高，法律规范层级的提高，不是以行政法规或者部委规章以及通知等形式进行规定为主的一种现状，真正通过法律的形式来加以明确，对于一些立法的空白和不完善之处进行修正。立法水平的高低，法律制定的科学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立法者的法律素质的高低，法律修养以及对于当前国家现状的知晓程度，而财税法治建设对于立法的要求则更为严苛，要求具备扎实的法律知识以及相关财经税收知识的人进行立法，法学教育教学的初衷正是基于此，只有尽可能的保证立法者的较高的法学素养才能将财税法治建设从立法这一最初环节有效地落实下去。
财税法治建设是一个过程，不仅仅是单一的环节，它要在立法、执法和司法的过程中，都应当体现法治这一理念。我国由过去的“人治”发展为“法治”，并不是彻底排斥人的作用，一味的强调法律的重要性和至上性，还应该关注执法和司法的环节。财税法学教育通过培养高素质的具有专业财税法知识的人才，使他们在执法和司法的过程中能够树立一种“法治”的理念，毕竟法律的实施、贯彻是要依靠人来实施的。法律不应该是一种空洞的条条框框，而应该是能在我们实际生活中真正得以发挥其作用的规范。
财税法学教育就是通过在立法、执法、司法的环节对于那些立法者、执法者和司法过程中的人员的素质进行培养，保证法治的完备和法律的切实落实，使得财税法治得以有效的建设。“在现代成熟的法治国家，法律理性不论是在中成文法形式的国家还是种判例法的国家都得到足够的重视并发挥着有效的作用。”[8]
（三）权利制约权力的真实写照――财税法治的显著表征
广大民众的参与是法治建设的动力因素，苏力指出：中国近代法治不可能只是一套细密的文字加一套严格的司法体系，而是与亿万中国人的价值观念和心态以及行为相联系，“正是这个意义上，中国的法治之路必须依靠中国人民的实践，而不仅仅是几位熟悉法律理论或外国法律的学者、专家的设计和规划，或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规划。”[9] 笔者也认为，苏力教授的观点是很有见地的，人民是法治进程的主体，离开人民的主体作用的法治，是空洞的不切合实际的。而对于“税收法律关系”的进一步认识，将其定位于“公法之债”的法律关系，更突出了对纳税人权利的保护，这也是基于财税法在法学领域中的显著地位。纳税人对于自身权利的关注成为一种必然的趋势，在整个税收征纳过程中，尤其是在对用税方面的重视，更是纳税人权利的一个内在要求，一方面是自己权利的本质，另一方面可以有效的监督行政机关包括财政税务机关在征纳过程中以及用税的过程中的种种行政行为，只有通过权利来制约权力才是财税法治的显著的表征。
法治的实现不仅依赖于行政和司法，也依赖于人民群众依法维护自己的利益，捍卫自身权利的活动，民众的意识本身和法律制度一样也是法治建设不可或缺的要素。固然行政和司法是国家法律起作用的必然环节，然而另一方面，行政和司法又有可能改变和扭曲国家法律的真正要求和内涵，损害到个人这一弱势群体的权利，使得法治的建设成为流于形式的口号。正如学者所谈到的：“长期存在的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现象对法律的权威和实施造成的巨大的危害，是对依法治国的亵渎、蔑视和挑战。”[10]这也使得我们能明显的感受到法治目的的最终实现，从根本上取决于对权力的监督。任何国家权力无不是以民众的权力让渡与公众人可作为前提的。如果一个权力是由民众让渡，并为公众认可的，我们即说该权力的获得与行使是正当的，否则该权力存在的合理性就有问题，该权利的任何形式都无法具有合理性。财政税收也是如此，相当于是纳税人为获得公共服务或者利益而支付的一种对价，诸如税收可以认为是对纳税人财产的一种剥夺，税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认为是一种侵权法，它使纳税人将财产的所有权的让渡，对国家的征税行为具有正当性和合理性。财税法治建设中，对于让渡的权力，纳税人倘若不闻不问，势必造成权力被滥用权益被侵害，因此，纳税人对于行政机关的监督则成为必然的选择。我们应该将税法更好的理解为一种维权的法律，是对纳税人权利真正的维护。
中国受几千年来的封建思想的影响，民众本身就具有了一种奴役性和服从性，加之曾经对于财政税收有一个歪曲的认识，每当谈到税收时，首先映入人们脑海的就是：“苛政猛于虎”，权利的意识基本不存在或者准确地说是，当时的政府不允许人们那样的思想。因而，现今想从根本上来改变这种局面，培养民众的权利意识、法律意识并非易事。一种治国方略的事实，除了相应的法律制度支持外，离不开相应的民众意识作为社会文化的支撑及内驱力：与人治社会相对应的，保障人治得以实现的是注重服从与权威的城民意识；与现代法治社会相对应的，保障法治得以实现的则是注重主体自由追求和理性自律的公民意识。[11]由于法律属于上层建筑，是对社会现实的反映，受政治、经济的影响颇大，而法律素养、法律意识的提高本身是有一个过程的，是通过几代人甚至是十几代人的不断积淀而形成的，因此面对这种现状，法学教育更是不可或缺的措施，财税法较现今已为越来越多的学校所重视，我们可以看到一种趋势，就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法学研究的深入，对于财税法这一特定领域的人才要求不断加大，民众对于这方面知识了解的欲望会越来越强烈，本身由于其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关，再加之财产的逐渐增多，对于财产的保护也更为加强，因此这一教学不仅对于从事这方面研究的人成为必要的环节，对于普通的民众、纳税人也是意义重大。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财税法治建设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而权利意识和法律素养的培养也是需要一个过程的。民众的权利意识，具体到财税法研究的领域就是纳税人的权利意识的普及，它不是一蹴而就的，只有先通过培养一部分人的权利意识，从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具有专门法学知识的人入手，进而由他们再进行财税法知识的普及，以推广到整个社会、所有纳税人的层面上，权利的彰显、法律意识的提高和法治观念的深入人心是要在财税法领域进行具体化的。
「注释」
[1]《法治的理念与方略》， 汪太贤 艾明著，中国检察出版社（引论）
&
nbsp; [2] 亚里士多德认为，“法治应包含两重含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刘富起，吴湘文。西方法律思想史。吉林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27页。
拉兹认为，法治是使法律具有和保持指引人们行为的能力，或者说法治就是使法律具有和保持一种可预测性，在法治之下人们具有依赖法律而非统治者的自治能力，同时拉兹认为，一个机遇否认人权、普遍贫困、种族隔离、性别歧视的非民主的法律制度，可能大体上要比任何一个开明的西方民主国家的法律制度更符合法治的要求。这并不意味着前者要好于后者，他是一个极端邪恶的法律制度，但在此方面他是它是出色的，它对法治的遵循。 侯健 法制、良法与民主――兼平拉兹的法治观 中外法学（4）。
[3] 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第203页。
[4] 刘剑文 主编：《财政税收法》，法律出版社11月，第20页。
[5] [英]弗雷德里希 奥古斯特 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王明毅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版，第73页。
[6] 卓泽渊 著：《法治国家论》，法律出版社9月，第49页。
[7] 刘剑文 著：《税法专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9月，第43页。
[8] 葛洪义、朱继萍：《法治、法治化、法律理性》，载杭州大学法学院主编：《法治研究》，杭州大学出版社版，第37页。
[9] 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版第9页。
[10] 姚成林：《依法治国制约因素的理性思考》，载《中国法学》，19第4期。
[11] 黄海昀、胡俊苗：《法治建设呼唤公民意识》，载《石家庄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第9期。
「参考资料」
1.刘剑文 主编：《财政税收法》，法律出版社，月版。
2.刘剑文 著：《税法专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年9月版。
3.卓泽渊 著：《法治国家论》，法律出版社，209月版。
4.倪万英：《论依法治国与法律基础课教学的改革》，载《东华大学学报（社科版）》，2002年第9期。
5.黄海昀、胡俊苗：《法治建设呼唤公民意识》，载《石家庄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2年9月。
6.魏宏：《关于法制的内涵、目标和实现途径》，载《海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12月。
自20世纪以来, 世界各国爆发的经济危机就层出不穷。据世界银行统计, 20世纪70年代后期到2000年间, 世界上共有93个国家先后爆发了系统性银行危机, 还有46个国家发生了51次局部性危机。尽管各国解决金融危机的方式或政策不尽相同, 但毫无疑问的是这些国家或地区的局部性或者全球性的金融危机的处理方法都值得我们借鉴, 从而能更好的让我们应对当下的金融危机。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经济结构、制度娴熟程度以及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都有很大的差异。现将二者分别予以介绍。
1.1发达国家的对金融危机相关财政税收政策与制度安排
西方发达国家最初时候自由市场经济的理念, 政府作为守夜人一般不干预经济。但是1929到1933年的大危机席卷整个西方发达国家, 许多国家政府纷纷介入市场干预经济, 如美国的罗斯福新政, 德国日本政府也强势介入但效果并不明显并最终导向战争。在此之后, 各国都相继完善其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最后贷款人等功能。
发达国家的相关制度安排主要体现在:第一, 中央银行成为干预经济的重要力量, 作为最后贷款人提供紧急流动的资金支持, 是应对金融危机的重要制度。第二, 存款保险制度成为发达国家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存款保险制度也存在着道德风险, 因此至今发达国家仍在对其进行不断改革和完善。第三, 不良资产处理机制是金融机构的一个重要制度, 对于保障金融机构稳定以及金融体系健全和防范金融风险有极为重要的作用。
对于金融危机这种突发性的社会状况, 除了金融领域的制度安排之外, 财税政策无疑是最便捷最有效的方式, 为应对金融危机提供了重要财力和政策支持。宏观经济政策一般都表现为短期性政策, 这也能更好的应对突发的情况。这种政策也是从无到有、从有到完善的发展历程。发达国家所采取的财税政策也不外乎扩大财政赤字、增加政府开支;或者扩大内需、减免税收、降低个人所得税率等等。
1.2发展中国家应对金融危机相关财政税收政策与制度安排
发展中国家爆发的金融危机一般情况都是货币和银行双重危机同时出现, 要应对金融危机, 不仅要保持汇率的稳定, 而且要保证金融机构的正常运转。上个世纪末, 亚洲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源就在于亚洲各国的经济状况失衡和过快的改革进程形成了金融风险, 从而给投机力量以可乘之机。亚洲各国普遍采用的是与美元挂钩的钉住汇率制, 这种汇率制度一方面缺乏灵活性, 在宏观经济恶化、外债规模过大、经常项目巨额逆差时, 难以运用货币政策调节矛盾, 反而压抑着矛盾使其越集越大。另一方面这种汇率制度使本国经济缺乏自主性, 本币命运由美元掌握, 从而给国际投机商可乘之机。另外, 此次危机发生国也普遍存在巨额银行不良贷款。这就使得危机发生国雪上加霜, 鉴于此, 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金融危机发生国在危机之后普遍产生了巨额的外汇储备。
发展中国家除了高额的外汇储备外, 还十分重视中央银行的最后贷款人制度在应对金融危机时候的作用。同时虽然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没有存款保险制度, 但大都有隐形存款担保, 以国家或政府的信用甚至是强制来维护金融机构的稳定和消弭民众的恐慌。
相比发达国家而言, 发展中国家的财政税收可能制度并不完善, 但相关财税政策的实施并不比发达国家逊色。财税政策在发展中国家面对金融危机时候发挥了极大的作用。财税政策主要体现在视情况采取的扩大内需、压缩赤字、增大公共支出等方面。
2我国应对金融危机的财税政策及制度安排
近年来我国一直在进行金融体制改革, 虽然未能实现金融市场的完全开放, 但较之以前已经有了长足进步:第一, 中国人民银行的最后贷款人职能及其接管只能在我国金融市场稳定方面发挥了重要了作用。第二, 1998年成立的四大国有资产管理公司已经在处置不良资产的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处置机制日益完善。第三, 通过中国人民银行、证监会、银监会的分业经营, 实现了金融机构的专业化监管, 更有利于维护我国的金融安全。
面对当前的金融危机形势, 结合国外以前及当前应对金融危机的经验教训, 我们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2.1加强宏观调控, 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
宏观调控政策是一种短期性的政策, 比较能适应一些突发的市场状况, 目的是确保经济的平稳运行。通过实施减让税费、让利、补贴、提高出口退税等, 减轻某些行业、特定区域的负担;扩大公共服务开支, 抑制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相背离。通过增加财政资金以及减免税费、提高出口退税等,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外部市场萧条带来的对生产出口商的冲击, 帮助其度过难关, 并维持基本的就业, 从而有利于保持基本面的稳定和正常发展格局。
2.2深化财政体制改革, 健全央地财权事权分配关系
在保持目前分税制财政体制基本稳定的前提下, 健全中央和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体制, 加快推进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 优化转移支付结构, 形成统一规范透明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 完善公共财政体系。
2.3积极推进税制改革, 合理适当减免税收
税制改革是一个重要且影响长远的问题, 完善税收法制、优化税收结构不仅于现在有着十分重要作用, 更是一个发展导向。减税要给企业减负, 通过减轻企业负担扩大投资, 促进经济增长;出口退税政策要加大力度, 且要有差别。考虑给予中小企业更优惠的政策;加快出台资源税, 研究环境税、能源税、碳税等。其次要积极推进税制改革, 税收要有制度保障。
2.4加强财政管理, 优化财政支出结构, 提高预算透明度
当前要规范财政管理, 提高预算透明度, 继续压缩一般行政开支, 降低行政运行成本, 同时也保障财政支出的科学合理。财政支出结构要优化, 要明确方向、重点, 优化结构, 扩大内需, 以促进经济增长渡过难关。
2.5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 完善外汇、外债管理体制, 维持外汇汇率稳定
面对当前严峻的经济形势, 我们要采取宽松的货币、信贷政策保持金融稳定。注意对外债进行总量控制, 坚持外债规模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和国际收支状况相适应的原则。加强对外债使用方向的宏观调控, 通过制定政策鼓励外资投向高新技术产业、出口创汇行业、农业以及基础设施建设, 避免外资过多地流向资本市场, 以对外资使用方向进行合理引导。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 顶住升值压力, 一方面可以提高我国出口商品的竞争力, 另一方面也可以减少外汇储备损失。
3其他还应注意的问题
3.1应建立金融突发事件的应急反应机制
经历2003年的非典之后, 国务院于2006年发布了《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 但没有包括突发金融事件。我国目前应对金融风险的一些法律规定散见于《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等金融法律法规中, 并没有形成一套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而且我国的央行、证监会、银监会作为防止和应对金融风险的专门机构之间并未形成制度化的协调机制, 基本上是采取临时的集体协调制度。一不规范, 二不连续, 不利于金融危机的预防、控制与解决。所以可以考虑将建立金融突发事件应急机制。
3.2最后贷款人制度还不完善, 存款保险制度还没有形成
最后贷款人制度是一国中央银行为化解金融风险, 向暂时出现流动性困难的银行提供紧急流动性援助的一种制度安排, 紧急流动性的方式有信用贷款、抵押贷款、票据贴现、短期透支等。作为央行的中国人民银行在提供再贷款时候适用条件量化不够, 随意性较大, 而且救助手段只有提供资金, 稍显单一。存款保险制度目前一直处于学界讨论阶段, 实际上是政府以国家信用担保的方式提供了一个隐含的保险制度。
3.3积极财政政策要注重财政投入的合理性, 控制防止财政风险
财政投入要注重导向, 将财政投入到适当行业。并且要协调好各地方之间的投资份额, 以及地方政府的投资去向。比如当前出台的4万亿投资计划, 中央政府的投资规模也不过只占总投资的约30%, 余下的投资都需要地方政府筹措, 如果处理不好, 地方举债过多, 其风险不容小觑。
3.4财政法治化与预算法的修改
有学者认为, 市场经济具有等价交换的内在要求, 法治化既是实现这一要求的最佳手段, 也是它的必然结果。财政行为法治化对于当前的我国十分重要, 财政应当在法治建设上先走一步, 率先实现财政的法治化, 并以此为突破口逐步完善法治化建设, 为市场化改革的深化和成功以及财政根本摆脱困境提供支持。而我国预算法出台已经有14年的时间, 相关制度已经极不适应当前的需要。所以应尽快对预算法进行修改, 深化预算制度改革, 强化预算管理, 完善公共财政体系, 健全中央和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体制, 促进统一规范透明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尽快形成。
面对当前的金融危机, 只有综合运用各种财政手段, 包括税收、预算、国债、投资、管理等手段, 配合金融政策和其他手段, 来改善经济形势, 才能渡过难关。同时要完善宏观调控立法, 减少危机对经济发展的不利影响, 保障国家经济安全, 形成一个制度性的应对机制。
参考文献
[1]石俊志著.金融危机生成机理与防范[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 2001, 4.
[2]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课题组.化解金融危机的制度安排与财政政策研究[J].经济研究参考, 2009, (7) .
[3]林毅夫.金融一体化和亚洲金融危机[J].金融经济, 2004, (10) .
[4]王朝才.当前的积极财政政策及实施中应注意的一些问题[J].经济研究参考, 2009, (7) .
摘 要：在我国市场经济深化完善、法治进程不断加快的整体形势下，社会对财税法人才的需求日趋旺盛，财税法教育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作为“朝阳学科”和现代法律领域，融贯理论与实践，兼纳本土与域外，建构综合性、专业化、多层次、高质量的人才培养体系是财税法教育的路径。在当前全国财税法教育格局中，北京大学财税法学专业起步较早、发展较快，通过对其经验的总结、不足的反思，能够为我国财税法教育的整体迈进、多元创新提供参照和指引。
关键词：财税法；学科发展；综合化；多元创新
财税法以财政收入、管理、支出过程中的法律关系为研究对象，是新型的交叉性应用法学学科，亦称“领域法学”。在过去的较长一段时间里，财税法学被视为行政法学或者经济法学的一个分支，未能得到充分、自由的发展，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变革、财政税收活动的扩张和法治建设的深化，“理财治国”的理念引起广泛共鸣，财税法治作为现代国家治国理政的必由之路，其重要地位日渐受到中央决策层和社会各界的认可。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科学的财税体制是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日前，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从公共财产（即通常所说的“公款”）监督的角度对公务活动、公款行为进行约束，再次使财税法学科受到全社会的高度瞩目。
借助这股强劲、持续的“东风”，财税法被置于关键的地位，财税法学科的教学工作也随之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形成了具有独特的价值、内容和目标的教育体系，并不断探索更加专业化的人才培养方案、创新型的教学研究方法与兼容并包的综合学科视野，从而经世致用地应对财税法人才及成果的日益增长的时代需要。在全国各地的高校及其他教学机构中，北京大学财税法学科居于较为领先的地位，堪称“北京大学法学院的优势学科、特色学科和品牌学科”。通过回顾北京大学财税法学的演进历程，总结其经验，反思其不足，可以为我国财税法学科的长远变革提供路径上的借鉴和启发。
一、财税法学科的发展
要回答财税法学科“往哪里走”，首先应解决的是这个学科的定位问题，这也决定了“用怎样的步调走”以及“能走多远”。环视世界主要国家财税法教学的情况，税法和财政法的独立化是一个普遍趋势，从封闭的法学科“牢笼”的拘囿中“解放”出来的财税法学[1]得以建构自身的内容体系、挖掘自身的理论纵深，成为很多国家的一门“显学”。同样的，北京大学财税法学科在打破传统学科格局的过程中，逐渐拓展财税法学的发展空间，形成了独立于“部门法学”狭隘范畴、以统合各方面知识并解决问题为导向的“领域法学”。
北京大学财税法学科建设的显著特点之一是起点高，即以招收财税法博士生为学科建设的起点。1999年9月，刘剑文教授在全国率先招收财税法学方向的博士研究生。到2013年，招收博士研究生35人，已毕业28人，其中16人在北京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中央财经大学、中国社科院等大学与科研机构从事财税法教学和研究工作。另外，设立财税法学专业博士点的工作仍在推进之中。
2004年9月，北京大学推动了全国法律硕士研究生（财税法方向）教育的创建，培养了大批实务型财税法专业人才。到2013年6月，已从财税法方向毕业的法律硕士研究生共计310余人。
2008年9月，北京大学法学院创设全国首个财税法二级学科，即法学（财税法学）专业，并招收法学硕士研究生。从1999年起，已毕业财税法学专业（或方向）的法学硕士研究生42名，他们中有些继续深造法学博士，有些就业于中央部委或者四大国有银行、大型国有企业、“四大”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省市级以上司法机关、律师事务所等法律实务单位。
2013年9月，北京大学法学院开始招收法律硕士（法学）专业学位研究生，财税法和金融法、商法、国际商法、电子商务法是试点开设的五个专业培养方向。法律硕士（法学）采用推荐免试方式从本校及其他一些高校招生，经过材料审核、法学专业知识笔试、面试考核，初步录取45名同学。尽管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等其他一些高校在此之前就已经开始招收法律硕士（法学）研究生，但北京大学此番专门招收财税法专业的法律硕士（法学）研究生，是一项开创性的举措。
二、成就与经验：体系化的学科建设
经过十余年的探索和改革，财税法学科在招生层次、师资建设、课程设置、教材编纂等方面均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以招生为主线、师资为依靠、课程为本体、教材为纲要，体系化的教学范式已现雏形。
1. 招生层次全面
在专业研究生培养上，财税法学科既包含偏重学术型的法学硕士、法学博士，又包含偏重实务型的法律硕士（法学）和法律硕士（非法学），教育规模的扩大化与内部结构的有序化并举。可以说，多层次的人才体系不仅能够满足有志于从事财税法相关职业的学生的不同要求，亦有助于实现有所差异的培养理念和目标，完成学科各梯度教育间的衔接与整体构建。
2. 师资队伍强大
财税法学是一门兼具理论性与实践性的现代法学学科，对授课教师的法理功底和职业技能都提出了较高要求。北京大学财税法学科由7名拥有高级职称的教员担任指导教师和授课教师，其中教授、博士生导师5名，副教授（副研）、硕士生导师2名。另外，还从全国人大常委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等中央国家机关，以及著名律师事务所、“四大”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等聘请数十位法律实务人员担任兼职导师，对实务经验的补充起到了促进作用。
3. 课程设置规范、合理、多样化
课堂学习构成学生群体获取知识和讯息的主要渠道，内容充实、搭配科学的课程设置方案对财税法学人的进步无疑至关重要。通过不懈创新，本科生专业选修课“财税法学”成为“北京大学精品课程”，该课程以讲授财税法学基础知识为主，辅之以适当的理论拔高和热点事件分析。“税法专题研究”和“财税法成案研究”这2门课程被列入“北京大学研究生课程立项建设计划”，此外还开设“财政法专题研究”、“国际税法专题”、“行政法学专题”、“民法总则专题”、“外国税法专题”、“财政宪法学”等，并且拟定开设“金融税法”、“税收筹划与法律”等前沿性课程。这些课程从专题讨论、案例解析的角度，大大提高了研究生活学活用的能力。
4. 教材编纂特色鲜明、实用性强
教材编纂是学科发展的奠基性工作，财税法学科提出的优先教材体系建设的战略已见成效，共出版专业教材和教辅性读物16部，良好地体现了“先进性”与“适用性”，基本涵盖了财税法学的主要领域。近年来，教材以外的其他财税法学读物和资料也大量涌现，形成了以若干财税法研究文库为核心、以各学者成名专著为辅助的财税法专著体系，为财税法学教育提供了充盈的精神食粮。在目前较有代表性的财税法研究文库中，包括刘剑文教授主编的“税法学研究文库”以及“财税法学研究文丛”。
三、问题与反思：财税法学科教学现状检视
尽管当前的财税法学已取得累累硕果，但由于重视程度不够、学科资源有限等主客观原因，我国的财税法教育仍处于起步和创设阶段，离成熟还有很长路程，显现出了较多的问题。
其一，在入学考核上，财税法法学硕士和法学博士侧重于理论涵养的考察，已形成较为稳定的招生模式。但对于法律硕士的招收，大部分学校均采用全国联考的方式，包括笔试和面试；在面试环节，采取类似于法学硕士的选拔方法，即让学生抽取事先准备好的问题进行解答论述。这种入学考试方式较为单一、僵化，未能充分考查学生对法律关系的判断能力、法律思维能力、口头表达能力和文字表达能力，也没有关注其对财税法的现有了解程度和兴趣方向，不甚符合财税法法律硕士的培养目标和选才标准。
其二，在课程设计上，财税法课程的刚性和独立性仍较不足，更遑论建立一套涵盖面广、专业性强、层次突出的课程体系了。一方面，对于本科阶段的教学，1999年以前财税法是经济法专业的必修课，教育部本科专业目录调整后，仅成为法学专业的选修课，甚至部分院校取消财税法的单独设课，只在其他专业课中进行基础知识的简述。另一方面，对于研究生阶段的教学，财税法方向与经济法专业其他方向相比仅有一两门专业课程的差异。即便北京大学法学院单独招收财税法法学硕士，且在法学硕士、法律硕士的课程建设上已经下了很大工夫，但无论是已有课程体系的深度还是广度，都落后于其他发达国家的财税法学科教育水平。
其三，在培养方式上，法学硕士、法律硕士（法学）与法律硕士（非法学）之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混同，模糊不清的人才培养路径导致上述财税法研习者失去了各自专有的特色和应有的竞争力。此外，从具体的教学手段看，与美国、德国等财税法教育先进的国家相比，中国当前的财税法课堂上依然沿袭了以讲授式为主、照本宣科的授课方式，案例教学、自由讨论等互动式的新型教学方式并不常见，更很少引进“研讨会”或“法律诊所”等教学方式[2]。这使得学生只能被动地接受授课教师的“填鸭式”灌输，不能调动自身的积极性和参与热情，教学效率较低，从而导致学生的学习能力缺乏锻炼、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欠缺、思考和创新意识单薄，这与法律实务职业或者法律研究工作对财税法学生的内在要求都是相背离的。
其四，在师资力量上，一部分财税法教师的知识结构不太合理，不能满足财税法课程多样化设置的要求，也难以实现学生提高自身专业技能的期望。应当认识到，一位优秀的财税法任课教师须具备深厚的财税法理论能力，能从公法和私法、实体法和程序法等多个角度对财税问题进行研究；还须具备敏锐的问题意识，能把最新的财税立法、执法和司法实践融入教学之中，运用基础理论解决财税改革中遇到的问题。反观我国财税法的实际教学，教师教授的内容陈旧、理论严重脱离实际等问题时常可见。而从财税法实务部门聘请的导师不免会面临时间、精力上的限制，使得校外导师制度的成效实难孤立地发挥。
四、前瞻与创新：更趋专业、复合和应用性的朝阳学科
我国正处于财税改革和法治建设的关键时期，对相关领域研究型人才、应用型人才的需求量均持续增加，再加上传统法学长期以来对财税法学科的“历史欠账”，种种因缘际会将新时期的财税法学打造为“朝阳学科”[3]。
环顾其他国家的财税法教育情况，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非常重视财税法教育，例如新南威尔士大学税法中心的税法教育就从本科到博士一应俱全，并各有侧重。本科教育目的是“使学生具备成为一流税务或商业专门人才所需要的技能、知识基础和关键能力”；税法硕士（Master of Taxation）目的是通过传授高级税收知识基础以及高级税收专业技能，使学生了解该学科中更为复杂的方面，并深入了解澳大利亚税收制度，从而培养税收方面的专家型人才；应用税法硕士（Mater of Applied Tax）目的是提供符合在澳洲乃至整个亚太地区企业和政府部门工作的注册会计师要求的税法教学，为他们从事税务和商业工作提供深入的学习和研究机会。美国不仅是世界法学教育的中心，也是世界财税法教育的中心，比如哈佛大学、纽约大学等均是世界闻名的税法教育机构，提供诸如J.D.、LL.M.和S.J.D.等多种税法学位，开设的课程达60多门[4]。因此，我国的财税法教育应站在法学本科、法学硕士、法律硕士、法学博士的落脚点上，不同层次的财税法教育担负着不同的使命、目标和责任，并共同致力于一个高度专业化和应用性的现代法律学科的壮大。
1. 着眼于通识教育的财税法本科教育
本科教育应该按照以通识教育为主的原则实施，这在财税法领域也不例外。大学不仅是知识中心，更是人类社会的精神殿堂，一般的综合性大学除了法学以外，还广泛地开设诸如社会学、历史学、文学、心理学、美学等选修课程。学生从大学所获得的，不是零碎知识的供给，不是职业技术的贩售，而是心灵的刺激与拓展、见识的广博与洞明……如此，学生就会发展和珍视伦理的价值、科学的类化、审美的态度，以及各种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所以存在的意义[5]。具体到财税法教育来说，本科阶段的财税法教育既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法科学生通识教育的组成部分，其本身又应当着力于财税法基本、主干知识的传授，由此在初学者的头脑中搭建起财税法的整体框架，并潜移默化地熏陶财税法定、民主、公平等理念。
同时，从综合研究的视角审视，财税法中的很多内容不仅与宪法、行政法、民法、刑法、诉讼法、经济法等其他法律领域有着紧密的联系，还广泛地借鉴了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的研究经验、思路和方法。所以，踏实地掌握各相关部门法的基础知识，涉猎人文科学、其他社会科学的优秀成果，这种“学而不同”的开放心态有利于拓宽初学者的视野，“先放后收”、厚积薄发的研习路径保证了财税法律人的后续发展，对其今后步入实务或学术岗位都颇有裨益。
2. 为学术研究做准备的财税法法学硕士教学
法学硕士教育制度设置的初衷是为法律教育和科研机构培养学术型人才，它所预期的毕业生是学术法律人（Academic lawyers），而非实务法律人（Practicing lawyers）[6]。财税法法学硕士的目标是通过对本专业专而精、全面而细致的学习和研究，使研究生掌握基本原理、原则、理论和思维，强调学术性和理论教育指向。作为学术型教育的过渡环节，2～3年的法学硕士一般还不能满足理论研究的需要，因此，财税法法学硕士教育的一个重要目标是为博士教育发现人才、培养人才。
出于上述培养宗旨，一方面，财税法法学硕士的教学方法不能等同于本科阶段，不能简单地灌输和重复财税法基本概念、基本规定，而应注重讲授法、案例法和讨论法的结合，以专题研究为脉络对财税法的主要方面进行梳理和提炼。另一方面，考虑到法学硕士的理论水准和问题意识尚未达到博士生的高度，授课教师高屋建瓴的指导无疑富有启发意义，并可以在必要时穿插以适当的教师讲授，强调理论知识与实务知识并重，以此培养学生自主发现问题、独立分析问题和综合解决问题的能力。
3. 培养复合型专业人才的财税法法律硕士教学
相对于本科阶段的通才式教育和法学硕士阶段的学术式教育，财税法法律硕士教育更具实务教育的性质，重视培养学生的灵活运用法律知识、熟练掌握职业技能和思维、驾驭法律信息资源、联系实际解决财税法问题等“关键能力”，并不单纯以研究法律理论为最终导向。2009年教育部下发《做好2010年招收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工作的通知》（教学[2009]12号），指出要积极稳妥地推动中国硕士研究生教育从以培养学术型人才为主，向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主的战略性转变。因此，我国财税法法律硕士的培养应定位为“掌握法学学科坚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业知识，具有创新精神和较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能够承担某一特定领域法学专业相关工作、具有良好职业素养的高层次应用型专门人才”。
财税法法律硕士的实践型人才导向落实到培养方案上，首先，培养计划逐步实现“以学生自主制定为主导，导师辅助分析培养计划可行性”。例如，英国大学的课程型法律硕士（LL.M）在入学时必须提交学习计划，由学生自己制定[7]；澳大利亚课程型法律硕士培养计划则从方向选择、课程选择、学分、学年设置的灵活性上满足了学生的不同需求[8]。个性化培养在满足学生对攻读法律硕士的知识需求的基础上，不仅能够激发研究生学习的积极性，增强其自主学习的意识，也保证了每个学生的优势得到最大化的发挥，即所谓“因材施教”。其次，研究方向和课程可以依托各高校具有特色的基础性法律学科，乃至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而设立，无需千篇一律、整齐划一。易言之，或复杂或边缘、或精细或高深的财税法领域，诸如金融税法、财政投融资法、房地产税法、国际税法、电子贸易税法等，均是可以开辟的财税法法律硕士方向。这便能够充分整合和利用该高等学校和科学研究机构的教育资源，提供一个更加开放的教育资源平台，供学生选择和探索最适合自己的发展方向。再次，在教育条件丰沛的前提下，法律硕士可采用开展模拟法庭、参加法律诊所、写作法律文书、代理民商事案件等多种教学方式，并协调设置核心课、选修课、集中强化课等课程类型，以回应欲从事法律职业的法律硕士知识结构要求的特殊性。比如，尝试引入澳大利亚设置“集中强化课”的做法，从教学实践中划出特定的时间段，邀请法学专家、法律实务人士等以讲座的方式进行讲学，保证法律硕士研究生对特定领域的研究现状、最新成果、热点前沿问题的了解和把握[9]。最后，在培养高素质、专业型、实践型法律精英的大目标下，考虑到法律硕士（法学）接受过法学专业本科教育的学习经历，法律硕士（法学）与法律硕士（非法学）的培养方式应有所区别。其中，法律硕士（法学）教育偏重于法官、检察官、律师、财税行政机关等“典型”法律职业，法律硕士（非法学）教育则涉及与法律有关的其他行业的复合型人才，但这种区别同样不宜固化。
4. 基础理论与实践能力并重财税法法学博士教育
博士研究生教育一般被认为是高等教育金字塔的顶点，总目标是为人类社会贡献更多的智慧[10]。财税法博士阶段的“教育”更准确地说是引导、启发学生进行研究，使其对财税法学科有所产出和回馈，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传授知识、技艺的“教育”。经过本科阶段的基础夯实、硕士阶段的专题提升，财税法法学博士生已经具备了足够扎实的理论知识和从实践中发现问题的能力，对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各种社会科学领域现象的认识更加深入和科学。因此，财税法法学博士应站在研究的制高点，既要高度重视对基础理论的挖掘，又不能空谈理论、脱离实际，而是应将经典理论与鲜活实践相结合，关注不断变化着的前沿问题，力求以理论指导实践、以实践锤炼理论，从而为我国的财税法治建设贡献出更多的智慧成果。
五、结语
财税法教育改革的前提是法学教育者、管理者正确认识财税法在学科体系中的作用和地位。展望未来，作为“治国安邦之道”和“纳税人权利保护之法”，中国财税法的发展关乎国家长治久安和人民安定幸福；作为融贯古今中外、包罗世事大观的“朝阳学科”，中国财税法教育的创新具有超越本学科的实践意义和引领作用。随着财税法教育客观资源的积累和重视程度的提高，以学术型人才和应用型人才并重为发展导向，进一步优化培养环节、课程设置、师资力量和教材编撰，强调理论与实践互动、教与学结合、知识与能力统一，从而打造高质量、综合性、多层次、立体化的人才培养体系，应当成为我国财税法教育的创新方向。
参考文献：
[1] 葛克昌. 税法基本问题（财政宪法篇）[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6.
[2] 张小军，赵海兰. 后危机时代中国法本法硕培养路径选择——以比较法为视角[J]. 中国法学教育研究，2010（4）：46.
[3] 北京大学财经法研究中心. 追寻财税法的真谛——刘剑文教授访谈录[M]. 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295.
[4] 闫海. 财税法教育改革的思考与构想[J]. 黑龙江教育，2006（3）：42.
[5] 黄坤锦. 美国大学的通识教育[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1.
[6] 戴莹. 法学硕士和法律硕士培养方式之比较[J]. 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5（3）：20.
[7] 傅晶晶. 英国法学硕士教育制度以及对我国的启示[J]. 西南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3（2）：77.
[8][9] 王彬. 澳大利亚法学研究生教育的灵活性及其对中国的启示[J].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09（7）：76.
[10] 冀祥德，王崇华. 规范与特色：中国法本法硕培养反思[J]. 西部法学评论，2010（4）：3.
「关键词」财政风险 法律控制
「正文」
一、财政风险概述：
财政风险是指财政面临支付危机的可能性，集中表现为赤字和债务的膨胀，当这种膨胀超过一国经济和社会承受力时，将演变成财政危机，引发一国经济、政治的全面危机和社会动荡。如立足于社会各个领域的风险都会转移到财政，政府财政是社会最终风险的承担者;准国债规模也不应该太大，不能只看帐面债务，还要看政府各部门发行的债务。财政风险包含内容广泛，既包括财政系统的内部风险，如财政政策风险、财政体制风险、制度风险、管理风险等，还包括社会经济生活中各种不确定性因素引起并转化到财政领域的私人风险和一般公共风险，或称外部风险，如自然风险、政治风险、技术风险、社会经济运行风险和战争风险等。从某种程度来讲，外部风险是无法或者很难控制的，人类生存的世界本来就是充满不确定性的。因此，对财政风险的研究多侧重于内生风险，本文也把财政风险的讨论局限在内生风险的范围内。财政风险的内涵尽管现在对财政风险的研究日益增多，但对其内涵的界定还没有一个公认的统一说法，从现有的文献来看，多数侧重于从政府债务的角度来研究，也有的是按照传统的收入、支出、平衡、管理的思路来研究的.，诸如收入风险、支出风险、赤字风险、债务风险等等。[1]
二、财政风险的成因：
从财政系统内部各种不利因素角度来看，这些不利因素主要包括：(1)政府职能界定不清导致政府与市场关系不协调，(2)财政立法滞后且有关法规制定不禁合理，(3)财政管理制度与专项管理制度不健全，(4)缺乏必要的公共决策过程，(5)事前、事后财政监督不力，(6)政府官员道德问题和职业技术问题。
按照具体财政活动类型划分财政风险，这些风险主要包括：[2] (1)源于收入方面的财政风险。(2)源于支出方面的财政风险。(3)源于公共投资的财政风险。我国财政支出中有相当部分用于生产性投资，或资本性投资，这种投资与私人投资在风险影响方面具有大体相同的性质。(4)源于预算赤字的财政风险。(5)源于国债管理的财政风险。在我国明显存在着国债资金使用缺乏经济效益、税收结构不能适应经济结构和所有制结构的变化等问题，导致大部分国债几乎都要通过发新债还旧债的方式运作。这样，在财政困难未能扭转的情况下，国债规模会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此外，还有(6)政府财政的公共风险;(7)政府财政的制度风险;(8)政府财政的系统风险;(9)官员道德风险与职业能力风险。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财政危险还可以看成信用活动中的危险：[3] 公共部门的受信活动是政府以债务人身份向社会筹集资金，用于财政支出，主要包括以下三种：1、政府向社会发行债券，包括国库券、地方政府债券和国际债券;2、政府借款，主要包括政府职能部门之间的借款、各级政府之间的借款和国外借款;3、财政部门通过金融部门从社会各界以有偿方式吸收的存款，主要包括邮政储蓄和社会保险基金。
具体而言，刘尚希博士曾提出提出第一可能导致财政危机的是金融危机，第二个是养老金风险，第三个是地方财政危机。[4]
三、财政风险的对策：
财政风险可能引发的后果非常严重，动辄随之以社会危机、动荡。于是，防范财政风险也是一个全社会全面的工作，从社会学、政治学、法学、财政学各个方面都需要完善。下面尽从法律的角度，尤其是与财政风险联系紧密的财税法学角度，谈谈对财政风险的控制。
(一)对经济、金融的规范、控制
1.完善经济责任制
2.增强银行独立性
银行的受信活动主要是银行以债务人身份与社会各界进行的信用交易，包括吸收存款、各种借款、发行金融债券等，形成银行的负债。银行的授信活动是指银行根据客户的需要为客户提供融资，形成银行的资产，主要包括信贷、信用证、进出口押汇、贴现等业务。银行的授信活动是银行效益的直接来源，但也会给银行带来损失，形成不良资产，严重的可能导致银行倒闭，引发社会动荡。[5]
然而，众所周知，我国的银行呆坏账比率非常之高，在这样高的呆坏账比率之下，银行体系仍然能够保持稳定，国家声誉起了关键作用，相应地，国有银行集中的不良资产，也必然意味着巨大的财政风险。[6] 从现实考虑，我国银行一旦独立，脱离了国家的声誉保护，不良资产引发的社会动荡的严重性可向而知。两者间这种过分的依赖大大增加了财政风险。故而，应当增强银行的独立性，逐渐进行银行改革：比如，增加商业银行补充资本金的合理渠道，提高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允许商业银行发行长期债券，增加附属资本，确保资本充足率不低于8%。对国有商业银行进行股份制改造，从社会上吸纳资金补充资本，提高资本充足率，减轻财政负担，缓解财政风险。要求商业银行提取充足的呆账准备金，如不能一次到位，应制定时间表，要求逐步到位，以建立呆账核销机制，减少虚假利润，保证商业银行健康发展。同时完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处置不良资产的方法和手段，加大处置力度，提高回收率。[7]
(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加快建立统一、规范和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以缓解社保基金缺口引致的财政风险。关键在于建立稳定、可靠的社会保障基金筹措机制。
1. 完善转移支付。完善转移支付制度的目的是避免困难地区财政危机爆发。财政要加大社会保障支出力度，提高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财政联邦主义对体制的要求则是实现“分级管理”向“分级所有”的转变，将权、责、利有机地统一起来，使地方政府能因地制宜地举债或进行地域间转移支付。
2.还可考虑适当扩大对社会公众扩大征缴范围，提高征缴率，适时开征社会保障税等。
(三)加强国债管理，完善国债体系
针对财政活动中出现的各种不规范现象，结合财政法基本原则，在国债管理方面给予重视。
1.财政民主原则：财政民主原则要求人民
通过一定得方式对重大财政事项拥有决定权。要逐渐实现民主理财――财政的公共选择机制，比如人代会究竟能对财政支出规模控制到什么程度?预算是不是确实能由人代会审议，并做到公开透明?一年预算，预算一年，这种预算不具有法制性和刚性，法制的控制力对预算的约束力不够。财政部作为行政分支本身也需要制约。加强财政部对显性、隐性债务的调控能力，控制好支出规模。[8]
具体地说，就是进一步深化财政体制改革，合理界定政府职能范围及财政投资行为，完善财政支出政策，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硬化预算约束，加强支出管理，完善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建立政府间规范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又如允许地方政府发债，以缓解地方政府资金缺口。[9]
2.财政法定原则：我国目前的国债体系非常简单，法律制度不完善，在实行方面不免不够“依法”(很多复杂情况“无法可依”)，只有优化国债结构，丰富国债品种、完善国债期限结构，完善国债法制才能在此基础上，财政法定，加强国债管理，强化国债投资的使用效益。
3.财政健全原则：通过税制改革增加政府财政收入进而减少赤字规模是必要的，但除非出于修改不甚公平且为低效率的现行税制之考虑外，税制改革的重点不应放在提高税率和增加新税种方面，而应放在降低税率并强化税务征管以减少税收收入的流失，以及降低税务征管工作成本方面。[10]
4.财政平等原则：包含着对正义的价值追求，从制度上主要体现一种平等的对待。例如，优化支出结构：在中央和地方间的分配，这一点分税制以来已经改善了很多;在项目和部门间的分配：比如中央财政似乎对基础设施的“软项目”投资不足。[11]
体现之一――教育。对职责之内的九年义务制教育尽义务投资严重不足。例如，相当多的西部地区颇为贫困，农民很少或基本没有现金收入，基层政权靠摊派来维持“民办学校”和自身的生存。
体现之二――农村投入。中央财政似乎漠视了农村仍然是持续的净剩余流出的地区。在县以下金融机构基本被撤裁之后，通过国有或民营金融机构向农村注资资本已不现实，那么通过中央和地方财政向农业、农村和农民提供投融资便利就势在必行，但这一块却恰恰是比较匮乏的。
「注释」
1 参见《规范信用活动防范财政风险》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 陈志刚来源《金融时报》(5月11日)《财政风险：研究历程与分析框架》李文钊
2 具体论述参见《财政风险及其定性、定量分析)张志超 4月的《经济学动态》
3 见注1.
4 《财政风险：研究历程与分析框架》李文钊
5 见注1.
6 对中央银行独立性的理论思考霍宏涛《生产力研究》No。4.
7 见注1.
8 参见：财政风险来自政府花钱缺乏制约―《财经时报》
9 见注1.
10 见注2.
11 以下参见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一篇报告。
目标是让学生了解财政、税收与金融方面的基本原理、基本知识，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有关财税与金融的实际操作常识和基本理论。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能够掌握财政与金融的基本知识和方法，了解财税与金融的基本理论，了解宏观经济的运作。
使学生们了解财政的产生和发展过程，掌握财政的概念、特征，理解公共产品的含义、特征以及市场失灵与公共财政的关系，掌握财政的职能。
了解税收的性质和特征;税制构成要素以及税收的分类;各税种计征;了解我国税收制度的演变。
1.课程实践教学设计思路
该课程是依据经济管理类专业人才所面向的职业岗位工作任务与职业能力而设置。
本课程重点针对经济管理类职业工作所要求的基本技能培养;充分考虑学生初次接触财税金融知识的实际情况，体现基于具体工作过程的课程设计理念，将本课程创设为五个实践学习情境，即：实践学习情境一：认识财政和宏观财政体系;实践学习情境二：进行财政收入和税收计算;实践学习情境三：财政支出与政府预算的学习和讨论;实践学习情境四：认识金融与金融市场;实践学习情境五：进行宏观金融管理。
本课程围绕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目标和培养规格的要求，以培养学生的职业素质为主线，按照经济管理类职业工作的过程，依据会具体工作任务与职业能力分析设置。
打破了传统的理论教学模式，紧紧围绕完成工作任务的需要选择课程内容;打破了以“了解”、“掌握”为特征设定的学科型课程目标，从“工作任务与职业能力”出发，设定职业能力培养目标;打破了传统的知识传授模式，以学习情景为主线，创设工作情景，结合职业技能证书考核，培养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
2.课程实践教学目标
通过对不同学习情景设定的不同工作任务的完成，使学生正确认知经济管理职业，具备经济管理的基本知识;使学生能够掌握财政与金融的基本知识和方法，了解财税与金融的基本理论，了解宏观经济的运作。
同时使学生具备较强的工作方法能力和社会能力。
2.1 职业能力目标
专业能力目标：明确财税金融的基本概念;明确财政的概念，掌握财政的职能;掌握税收的概念及特点、税收分类等，重点掌握税收制度及其构成要素。
技能目标：能掌握购买性支出的分类 政府投资、消费支出的特点及作用;能掌握转移性支出的分类 、特点及其作用;能掌握财政支出的效益及其分析方法;知道财政收入的构成;能够对财政收入的规模进行分析;知道影响国债规模的因素;熟悉国债的制度与管理;知道税收的产生及发展、税收分类;知道税收作用、税收原则;知道税收制度及其构成要素;熟悉税收负担及税负转嫁 税负转嫁的方式、研究税收负担的意义。
2.2 社会能力目标
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具有团队意识及妥善处理人际关系能力;具有沟通与交流能力;具有组织能力和协作能力;具有自学能力、理解能力与表达能力;具有计算机操作能力，掌握经济管理知识并熟练运用计算机办公软件;具备基本核算能力;具备对财务报表认识的能力;具备一定的信息搜集、分析能力，具有较强社会适应能力。
3.实践教学内容
实践教学内容是对学习情境的划分，根据五个学习情境分别分为具体的不同工作任务。
通过行动导向教学法实施教学。
首先下达任务，分析任务，接受任务，阅读工作任务学习指导书等。
然后提出问题、咨讯、教师讲授课程内容，在教师指导下设计工作流程。
根据咨询获得的知识分组讨论讨论工作任务的具体内容、作出分组与行动计划。
教师集体指导解决问题。
检查学习情境执行情况，组内自评。
成果汇报、组间互评。
最后上交案例分析报告，评定成绩。
3.1 认识财政和宏观财政体系
认识财政和宏观财政体系学习情境设计，具体工作任务是认识财政和宏观财政体系。
该任务涉及的知识点有：公共财政的含义;公共财政的特征;我国财政的转型;公共产品及其特征;财政的职能;政府失灵。
3.2 进行财政收入和税收计算
进行财政收入和税收计算学习情境设计，具体工作任务是财政收入的计算与税收的计算。
要求学生知道财政收入的构成，价值构成，所有制构成，部门构成。
财政收入的规模分析，影响国债规模的因素，国债的制度与管理，所得课税的概念及特点，所得课税的作用。
企业所得的课税对象、计税依据，企业所得税税额的计算。
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企业资产的税务处理，个人所得税，农业税等。
3.3 财政支出与政府预算的学习和讨论
财政支出与政府预算的学习和讨论实践教学情境设计，分为财政支出与国家预算和预算管理体制的学习与讨论两个具体任务。
财政支出主要有购买性支出的`分类，政府投资，消费支出的特点及作用。
转移性支出的分类 、特点及其作用，财政支出的效益及其分析方法。
国家预算和预算管理体制主要有国家预算的概念，国家预算的编制、执行及决算，我国的国家预算管理体制。
3.4 认识金融与金融市场
认识金融与金融市场教学情境设计，具体任务分为认识金融与金融体系，银行业务、管理与监督。
认识货币与货币流通，信用，银行，利息与利息率。
认识金融体系的一般构成及相互关系，商业银行的性质及职能，中央银行的性质、业务及职能，货币政策的含义及内容 货币政策的局限性。
认识银行业务、管理与监管，商业银行业务，商业银行的发展与管理，中央银行及金融监管。
3.5 进行宏观金融管理
进行宏观金融管理教学情境设计，主要分为货币供给与货币需求与认识通和膨胀与通货紧缩。
认识影响货币供给额变动的因素，M0、M1、M2的含义及相互关系，剑桥方程式，货币均衡的标志，货币失衡的原因及治理对策，货币需求理论，货币供求与社会总供求的关系。
认识通和膨胀与通货紧缩，通货膨胀的经济效应及治理对策，通货紧缩的社会经济效应。
4.实践教学建议
在教学过程中，立足于加强学生实际操作能力的培养，采用工作任务教学，以工作任务引领提高学生学习兴趣，激发学生的成就动机。
本课程教学的关键在于课堂教学组织。
教师应选择典型的工作任务为载体，采用教师演示与学生分组讨论、训练互动，学生提问与教师解答、指导有机结合，让学生在“教”与“学”的过程中完成工作任务，实现“教、学、做”一体化。
本课程的教学以学生实际操作为主，教师讲授为辅。
培养学生在实践中学习的能力，充分发挥教师的指导作用。
本课程的教学应充分利用多媒体、网上资源等教学资源，帮助学生提升自主学习的能力。
教学过程中教师应积极引导学生提升职业素养，提高职业道德水准。
参考文献：
[1]朱维魁.财政与金融[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10.
[2]倪成伟.财政与金融[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2.
认清形势明确任务努力开创财税工作新局面
----在2008年全县财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同志们:
这次全县财税工作会议的主要任务是，传达贯彻省市财政工作会议精神，总结2005年全县财税工作，表彰财税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分析当前财政经济形势，安排部署2008年的财税工作，组织动员全县广大财税干部振奋精神，鼓足干劲，开拓创新，真抓实干，确保圆满完成今年各项财税工作任务。会上，财税部门负责同志以及2005年纳税先进代表将作表态发言和经验交流。后面，x书记还要做重要讲话，大家务必深刻领会，请认真贯彻落实。下面，我先讲几点意见。
范文搜网-http://
一、2005年全县财税工作回顾
2005年，是“十五”计划实施的最后一年，也是全县上下积极应对财政政策调整变化、经受严峻考验的一年。在县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各乡镇和财税部门坚持科学发展观，锐意进取，开拓创新，迎难而上，努力克服一系列政策性减收增支因素带来的困难，坚持依法组织收入，不断加大征管力度，突出管理创新和服务创新，强化税收信息化建设，全面推行社会综合治税，圆满完成了各项工作任务，取得了显著成绩。全县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完成xxxx万元，为预算的xxx，同口径计算比上年增长xx；上划中央“两税”完成xxxx万元，为预算的xx，比上年增长xx；上划所得税完成xxxx万元，为预算的xxx，比上年增长x。全县共完成财政总收入xxxx万元，为预算的xxx，同口径比上年增长xx。基金预算收入完成xxx万元，为预算的xxx，比上年下降xx。其中，一般预算收入分部门的完成情况是：国税局xxx万元，占预算的xx，同口径比上年增长xx；地税局xxxx万元，占预算的xxx，同口径比上年增长xx；财政局xxxx万元，占预算的xxx，同口径比上年增长xx。全县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支出xxxxx万元，占预算的xx，较上年增长xx，增支xxxx万元。财税工作有力地保障了全县经济建设和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财政收入继续保持稳定增长。一方面，我县不断加大招商引资力度，积极发展非公经济，大力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培育了一批新的经济增长点，拉动了财政收入快速增长；另一方面，积极应对农业税免征、企业改革、自然灾害以及国家税收政策调整造成的短收缺口，继续推行和完善财政激励机制，明确奖惩措施与办法，认真落实收入目标责任制，加大组织收入工作力度，确保了各项收入及时足额入库,确保了财政收入的稳步增长；通过深挖财政增收潜力，加强对重点税种、重点税源的监控，严格依法治税，积极催收清欠等措施，超额完成了全年财政收入任务，全县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完成xxxx万元，同口径计算比上年增长xx，增幅创多年来新高。
二是重点支出得到落实。优化支出结构，合理调度资金，确保了重点支出的需要。在刚性增支因素较多、财力非常紧张的情况下，坚持“一要吃饭，二要建设”的原则，严格按照“保工资、保运转、保重点支出”的要求，科学运筹、合理调度资金，在保证干部职工工资按时正常发放，保证党政机关正常运转的基础上，大力调整优化支出结构，突出加大了对全县经济发展和财政增收带动能力强的重点产业项目建设、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和就业再就业工程、通村公路和水利水保工程等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农产品加工等农业产业以及农村教育的投入，加大了对公共卫生事业的支持力度，尽最大努力保证了重点支出需要。积极筹措资金，城市居民低保基本做到应保尽保，企业离退休人员养老金、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支付率、发放率均达到100。拨出专款支持实施新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实施，积极帮助农村贫困群众解决就医难的问题。县乡两级干部职工工资实现了县级统发，并首次将适当生活补贴的50部分和一个月奖励工资纳入了县财政预算安排，“两个确保”、“低保”、“再就业”以及干部职工医保和离休人员生活补助费足额兑现落实。拨付专项资金，加大了对农业、教育、卫生、政法、社会保障和民政救济等支持力度；对关系全县稳定、发展大局的支出，做到急事急办、特事特办，确保资金及时拨付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