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华政策变化（精选7篇）
化, 种种情况显示, 韩国对华直接投资战略在发生重大转变, 其 转变有着深层次的原因, 应当引起我们的关注。
一、韩国对华直接投资战略转变的表现
(一)对华投资热情高涨, 投资规模不断扩大
自2002 年以来, 韩国对华投资逐渐消除了金融危机的负
面影响, 形成了增长高峰: 2002、2003、2004 连续三年, 中国成 为韩国对外投资的第一对象国;2004 年1～10 月, 韩国对华直 接投资达到58.67 亿美元, 位于香港、维尔京群岛之后, 超过日 本成为对华直接投资的第三大国(地区)。由表1 可以看出, 我 国是韩国主要的投资对象国。韩国对华实际直接投资额占其海 外总投资的比重一直保持在45%左右。特别是2002 年以来, 中 国成为韩企对外投资的首选目标, 对华投资所占比重迅速上 升。
(二)大型企业成为投资的主力军, 投资项目趋于大型化 2002 年以前, 韩国对华直接投资的平均规模比较低(见表
3)。这主要是因为中小型韩企对华投资比较多, 而且主要集中 在纺织服装、玩具、鞋类、皮革加工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但2002 年以来, 韩国大企业对华投资迅速增加, 纷纷加快了向中国转 移的步伐: 2003 年5 月, SK 化学同大连通达环境公司签订了投 资1.5 亿美元的合同;2004 年4 月, 由韩国三荣化学株式会社 投资7000 万美元兴建的大连三荣化学有限公司在大连开发区 竣工投产;2004 年9 月, 与韩国独资企业喜星电子(南京)有限 公司进行了项目签字, 决定增资扩大规模, 增资后该公司的投 资总额将达9 900 万美元⋯⋯ 这些无疑都是大型韩企进一步 向中国靠拢的信号。所以, 从2002 年起, 韩国对华直接投资平均规模大幅增长, 2004 年上升为240 万美元。
(三)投资动机发生重大转变,“市场导向型”投资逐渐形成 对华投资初期, 韩国企业主要把中国作为组装加工基地进
行投资, 主要目的是利用低廉劳动力以降低生产成本, 是“成本 导向型”投资。但到了20 世纪90 年代中、后期, 随着中国对外 资企业外销规制的变化和配套生产能力的提高, 韩企的投资动 机也发生变化。韩国对华投资在获取廉价劳动力的同时, 也是 为了开辟市场。因此, 韩国的对华投资动机已经由传统的“成本 导向型”转变为“成本与市场并重型”。随着中国加入世贸和 2008 奥运会的即将召开, 为开拓巨大的中国潜在市场, 并且以 最快的速度满足中国消费者需求的“市场导向型”投资所占的 比重越来越大。韩国贸易协会、大韩工商会议所和韩国全经联 自90 年初以来, 对韩国企业所做的一系列问卷调查研究结果 表明了这一发展趋势
(四)对华技术转移战略开始发生转变
对华投资初期, 韩国企业大多采取“技术研发在韩国, 产品 生产在中国”的投资方式。韩国企业在中国当地进行技术研发 方面, 不仅不能与欧美企业相比, 与日本企业也有相当大的差
距。根据科技部的统计, 截至2002 年8 月底, 跨国公司在华设 立的R&D 机构已达82 家, 这82 家研发机构中, 总部在韩国的 只有3 家。另外, 据韩国大韩贸易投资振兴公社(KOTRA)统
计, 截止到2003 年3 月, 韩国企业在华拥有的专利件数(包括
发明专利、实用新型、外观设计)为24 003 件, 排在日本(125 976 件)、美国(86 896 件)、德国(31 482 件)之后, 位列第四;在专 利的申请方面, 韩国也排在上述三个国家之后。这都表明, 韩国 在我国从事研发活动较少, 对华技术转移程度较低。
但近两年这种状况有所改观。面对中国入世后日益放开的市场和2008 奥运所带来的巨大商机, 韩国企业一改以前只是 将中国作为加工基地的做法, 开始在华设立研发中心, 造就了 一批高水准的“生产基地”。
例如, 继2003 年底苏州设立半导体研发中心、2004 年3
月于杭州开设LSI 研发中心、5 月于上海设立专管出口性家电 与手机设计的设计中心之后, 三星在中国南京建设的软件研究 所也将于2005 年年底前运营。另外, 还计划在中国设立专门研 究RF 领域的综合性的研究开发中心。①2003 年3 月, LG 电子 公司表示作为致力于将中国发展成为它的第二大数字电视研
发基地的努力的一部分, 它将推进它的中国工厂的研发功能。“在中国赢得竞争最好的办法就是加强在该地区的研发功能。” LG 公司的一位官员称。
(五)整合在华业务, 提升一体化程度
以往韩国对华投资缺乏长期战略性, 把中国视为其生产基
地或其国内市场的延伸, 结果导致了投资规模偏小, 投资项目 技术含量低, 缺乏竞争力, 当地化进程缓慢。但2002 年以来, 韩 国公司纷纷对其在华业务进行整合, 设立控股公司、投资公司 以及地区总部, 投资的一体化程度大为加强。
2002 年7 月, 韩国LG 集团宣布, 正式把“大本营”扎进中
国。预计投资高达4 亿美元的“北京LG 双塔大厦”, 正式在北 京最繁华的商务中心地带———建国门外大街CBD 商圈内动
工。大厦建成后, 将成为总揽LG 中国业务的总部, 统帅以LG 电子为首、包括LG 化学、LG 生活健康、LG 商社、LG 产电等12 个集团下属系列公司在内的庞大LG 军团;2004 年10 月, 现代 汽车集团成立了中国控股公司。该公司将受让目前该集团关联 公司在华投资设立的10 多个法人公司的股份, 从而全面管理、协调现代汽车、起亚汽车、现代MOBIS、INISTEEL、现代HISCO 等关联公司的中国业务;三星集团把中国定位成一个全球的经 营基地, 也正筹划着进一步的战略转变, 即将以制造为中心的 投资转为包括研发、生产、营销的全方位投资。
韩国企业在华的上述重组活动一方面有利于优化其在中
国市场上的资源配置, 加深对中国市场竞争的参与, 提高本土 化程度;另一方面, 通过业务整合, 拉紧了在华投资企业与其总 公司和其它海外机构的联系, 为其加快向中国转移制造业, 进 而在中国形成完整的产业链条创造了有利条件。
二、战略转变的深层原因分析
(一)韩国企业经营环境相对恶化、劳资纠纷不断导致企业 纷纷转移到中国
近年韩国大型罢工件数不断上升, 1995 年～1997 年平均每 年84 次, 2000 年250 次, 2001 年322 次, 2003 年更是工潮不 断, 频繁的罢工给韩国经济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据韩国产业资源部调查显示, 2002 年韩国共发生322 起
劳资纠纷, 其中132 起发生在制造业企业, , 这些制造业企业因 此在销售额方面遭受共1 兆7 177 亿韩元的损失, 出口也减少 了6 亿多美元。从1998 年开始, 制造业每年因劳资纠纷遭受的 销售损失连续5 年超过1 兆6 000 亿韩元, 对企业和国民经济 造成了很大的负担。
罢工带来的另外一个重要后果是韩国工人尤其是制造业
工人的工资直线上升。韩国产业资源部和韩国生产率总部于 2003 年6 月19 日发表的“各季度劳动生产率统计”报告表明, 从1999 年开始到2002 年为止, 韩国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年平均增幅仅为5.5%, 但按小时计算的工资水平却上涨了10.4%, 几乎为生产率增幅的两倍。这导致韩国制造业企业的工资成本 增加, 竞争力下降。
面对日益严重的劳资纠纷和急剧走高的生产成本, 越来越
多的韩国企业打算将生产从韩国转移出去, 而经济高速增长的 中国正处于工业化的中期, 同时生产要素成本低廉, 对韩国企 业极具吸引力。据2003 年7 月15 日发表的韩国贸易协会贸易 研究所的调查报告表明, 在其246 个出口加工企业调查对象 中, 74%的工厂拟将生产线移到海外, 或计划将整个工厂撤出 韩国。调查显示, 拟向海外迁移的三分之二厂家将中国作为选 择对象。
(二)我国制造业的比较优势不断趋向多样化和系统化, 成 为我国吸引韩国直接投资的重要区位因素
韩国在华投资企业均以制造业为主, 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
心课题组2002 年中日韩三国投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 ②韩国在 华投资企业和其母公司均以制造业为主, 比重高达78.6%。在 制造业中, 韩资企业多从事电气机械和电子通讯设备、纺织服 装和皮革制品的生产, 约占总数的32.79%和24.59%。从工艺流 程看, 电气机械和电子通讯设备是融技术密集、资本密集和劳 动密集于一体的多工序、多零部件行业, 容易在空间上对多工 序进行分解、组合, 韩国利用这一特点, 可以根据东道国的比较 优势和要素禀赋, 通过直接投资把产品生产的部分工序转移到 海外生产。所以东道国制造业的比较优势和要素禀赋形成吸引 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因素中非常重要的方面。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制造业的比较优势随着利用外资不断
趋向多样化和系统化。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 从土地和工厂中 解放出数量惊人的劳动力, 形成既定工资水平下劳动力无限供 给状态。虽然从直接成本的角度看, 我国制造业的成本优势是
发达国家不可比拟的, 但如果缺乏自身制造业产业基础的支 持, 这种优势很容易转移。由于我国在工业化过程中高度重视 制造业产业的基础建设, 制造业的快速增长成为工业化进程的 主导力量, 积累了庞大的制造业基础。对教育高度重视的传统, 使得我国的教育科技资源丰富, 通过积极吸引外资, 学习了国 外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 我国制造业的综合素质在短 期内得到极大的提升, 这种制造业比较优势的累积, 成为我国 吸引韩国制造业来华投资的强大诱因。
(三)中国入世后法律、法规的规范性和透明度快速提高, 投资环境得到极大改善
中国加入WTO 后, 政府将逐渐取消与世贸组织有关投资
政策不一致的一系列内部规定, 尤其是取消当地成分要求、贸 易平衡要求、进口用汇限制和国内销售要求, 真正实现外商直 接投资的国民待遇, 与国际接轨。
根据WTO《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定》的有关原则, 我国逐步对有关法律和法规中的相关内容进行了修改。例如, 先 后修改了原《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
城市化应避免走传统工业化国家在产生了大
量噪声污染、空气污染、水体污染、视觉污染等之后才治理的老 路, 而应该大力发展绿色建筑, 以实现“以人为本”、“人———建 筑———自然”三者和谐统一。整体上看, 构成绿色建筑的主要城 市形态是紧凑型城市(Compact City)。紧凑型城市规划认为可 持续城市应该是适宜行走、有效的公共交通和鼓励人们相互交 往的紧凑形态及规模, 这种规划强调:(1)通过社会可持续的混 合土地利用, 促使人口和经济的集中, 减少人们对出行的需求, 有效地减少交通排放;(2)提倡使用公共交通, 减少小汽车使 用, 鼓励步行和自行车使用, 以解决城市交通问题;(3)通过有 效的土地规划, 统一集中供电和供热系统, 充分节约能源;(4)高 密度的簇状社区, 有助于生活设施系统充满活力, 可以增强社 会的可持续性。紧凑型城市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新型工业化奠 定了空间“点”的基础。
4.新型工业化的非线性发展道路要求有重点地积极推进“数 字城市”建设。数字城市是新型工业化将传统工业化与当前信 息化连接在一起的非线性途径上的一座里程碑。它一般指在“自然———社会———经济”系统的范畴中, 能够有效获取、分类 存储、自动处理和智能识别海量数据的、具有高分辨率和高度 智能化的、既能虚拟现实又可直接参与城市管理和服务的一项 城市综合工程。从宏观层面考虑, 数字城市有五个战略要点应 加以集中关注:(1)数字城市信息基础设施的规划是实现数字城 市的战略准备;(2)城市基础数据库建设是数字城市建设的战略 基础;(3)加速电子政府的建设应当成为数字城市建设的战略主 导;(4)全方位的电子商务架构是数字城市建设的战略核心;(5)城市交通智能化的全面建设是数字城市的战略启动。随着 数字城市的实现, 新型工业化可以更加优化地配置城市的自然
资源、资金、劳动力、技术等要素, 由此达到大力节省资源、提高 整体效率、改善生态质量、促进新型工业化健康运行的目的。因 此, 城市的数字化潮流将不仅是全球信息化在城市化上的具体 反映, 也是提升城市品质、加强城市竞争力的必然选择, 同时还 是加速新型工业化推进的基础条件之一。
(四)政府对劳动经济的关注和研究是研究经济可持续协 调发展必不可少的方面
政府不能再片面强调经济的发展, 不能忽视作为社会经济 长期发展重要因素的劳动力素质提高, 不能忽视社会综合平衡 协调发展;政府不应再直接参与招商引资。中央政府应加快建 立可持续发展评估指标体系, 使地方政府的政绩和利益与企业 的经营利润脱钩, 而与生态环境保护、劳动条件改善和整个社 会的协调发展等方面挂钩。
实施条例》;2002 年4 月1 日起施行新修订的《指导外商投资 方向规定》和《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2003 年科技部与商务 部联合研究制定了《鼓励外商投资高新技术产品目录》, 同时也 出台和完善了一系列外商投资政策和法律法规。我国法规与政 策的规范性和透明度正在按照世贸组织的要求快速提高, 政府 决策及公共服务效率也大幅提高, 这都使中国外商的投资环境 大大改善。据瑞士国际经营开发院(IMD)公布的《2003 年世界 竞争力年鉴》显示, 中韩两国在经济政策和综合竞争力方面相 仿, 但在劳资关系、劳动力市场的弹性、法律制度、政府决策和 政策透明度等方面的竞争力, 中国明显超过韩国, 与生产要素 成本会逐渐上升而不可能永远保证长期竞争力的性质相比, 这 种软环境竞争力更具有长期意义。
(四)面临欧美日等国的跨国公司在华市场的激烈竞争, 韩 国企业不得不采取一系列提高竞争力的行动, 包括扩大规模、提高技术含量、积极对在华业务进行整合等
中国加入世贸后, 将按照入世承诺逐步开放国内市场, 特
别是服务业市场, 包括通讯服务、建筑及相关工程服务、分销服 务、零售服务、租赁服务、金融服务、旅行社和旅游服务、运输服 务等。可以说, 在中国市场上, 2001 年之后的这3、4 年是一个 重新划分市场份额的大竞争时期。
面对这种局面, 欧美跨国公司加大了对华直接投资的强
度, 纷纷在华设立研发中心、地区总部, 当地化进程加快。即使 对外投资主要分布在欧美的日本企业, 在2001 年以来, 也开始 调整其全球地区的资产比重, 对华直接投资节奏明显加快, 对 华直接投资占其海外直接投资的份额显著上升。
韩国企业由于对华投资规模小, 技术含量低, 在我国面临
一般而言，对外贸易政策是指涉及到外贸活动的国家干预和调节行为，是一国根据一定时期内政治经济的基本发展态势和过敏经济的总体发展目标出发，结合本国资源禀赋、产业结构、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所制定的在一定时期内适用的对外贸易原则、方针、策略，具体可以分为自由贸易政策、保护贸易政策两个大类。
自由贸易政策对商品实行不加限制，允许其自由进出口，即取消对进出口贸易的限制和障碍，取消对本国进出口商品的各种特权和优惠，使商品自由进出口，在国内外市场上自由竞争。保护贸易政策与自由贸易政策相反，实行的是奖出限入，即国家广泛利用各种限制进口的措施，以保护本国市场免受外国商品的竞争，并对本国出口商品给予优惠和补贴以提高其国际竞争力，使出口贸易不断扩大。
贸易政策的选择取决于一国认为哪一种类型的贸易政策能给本国带来更大的社会福利。自由贸易与保护贸易是一对孪生兄弟，相伴相随。通常情况下，在国际贸易中，弱国采取保护措施，强国采取自由政策;针对一国而言，处在经济衰退期倾向于采取保护政策，处在经济上升时期则会采取自由贸易的政策;具体到一国的某一特定阶段，其贸易政策也会具有两面性，其可能会根据自身需要或受到其他国家反制的压力，交替实施自由贸易或保护贸易的政策。
2 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选择
1979年中美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美国开始全面制定对华贸易政策，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而保护主义一直体现在美国的对华贸易政策之中。
2.1 恢复正常贸易关系阶段（1979-1986）。
中美两国签订《中美贸易协议》相互给予对方最惠国待遇，不仅在关税方面，而且在商品货物的仓储、运输和保管等方面给予我国企业同样的贸易待遇。在这个阶段，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与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仍处在冷战之中，对社会主义国家特殊领域的禁运并未消除，比如武器的禁运;最惠国待遇体现在关税上并不是零关税，甚至要高于特惠税，即便如此，美国参众两院还要一年一审，讨论是否要继续给予我国这个待遇，最惠国待遇充其量也就是正常国家的待遇而已，且不乏贸易保护主义的痕迹。不难看出，本阶段美国对华贸易政策正常化，取决于美国对华战略的调整，基于政治利益的需要。
2.2 复关谈判至加入WTO时期（1986-2001）。
自中国申请恢复在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的合法地位最终无果，至加入WTO时期，美国对华以贸易自由化政策为主，贸易保护政策如影相随。这个阶段中美贸易有了很大的发展，两国的贸易额从80亿美元上升到805亿美元，中国成为美国第四大贸易国。在这个时期，美国对中国的贸易政策从属于美国对中国所采取的接触战略。
2.3 中国加入WTO过渡期（2001-2006）。
中国入世后的过渡期，美国对华贸易保护政策与自由贸易政策交替存在或是交织共存，但对华贸易自由化仍是主线。中美双边贸易继续发展，从805亿美元上升到2627亿美元，中国已是美国第三大贸易国，且对美的顺差在逐年扩大。中美贸易之间的争端开始涌现，反倾销、反补贴的调查、纺织品配额、技术性贸易壁垒、“337条款”的调查、保护知识产权、食品安全及人民币汇率等问题层出不穷，摩擦逐步从单纯的经济问题演变为经济与政治交织并升级到战略层次。
2.4 次贷危机爆发后至今（2007-）。
2007年，美国次贷问题出现，并进一步演变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其对华贸易转变为保护政策为主导、自由贸易政策间或有体现。一直以来，美国对华的贸易政策的总基调是维持接触而不是遏制，无论是采取自由贸易政策或是保护贸易政策均是如此，是基于中国与国际规则接轨、融入国际体系的努力及“接触”将致使中国高度依赖美国及世界经济的预期。
考察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嬗变可以看出，不同阶段，美国执行对华贸易政策的侧重点是有区别的，而政策侧重点的转变又会体现政治形势的变化、各利益集团彼此间实力的消长等内容。适当的时候，保护贸易政策和自由贸易政策都能表现出各自的优势，以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态势，即保护之中有自由，自由之时有保护的相互交织状。
3 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两难选择
3.1“贸易理论与实践相悖”的困惑。
新古典经济学的贸易理论认为自由贸易能使贸易参与国双方获得的福利最大，而保护贸易会使双方的利益受损，所以自由贸易政策应该是贸易双方的首选。然而，现实贸易政策实践中，美国既是自由贸易的最大得益者，同时又是实施贸易保护政策最多的国家。
依据李斯特的理论，处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会交替选择实施不同的贸易政策，一般处在上升期的国家会选择自由贸易政策，反之会选择保护贸易政策。美国是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的国家，应该采取自由贸易政策，但自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成为对我国挥舞贸易保护主义大棒最多的国家。
3.2“贸易政策利益选择”的困惑。
实行自由贸易政策还是采取保护贸易手段，取决于哪种政策能给美国带来经济利益的最大化，但实际上贸易政策的确定，从来就不是单纯的贸易政策的经济利益选择，而是夹杂了太多的政治因素。就与中国的关系而言，美国认为贸易并不仅仅是贸易，而是有政治性质的贸易。对华贸易政策是保护为主还是实行自由化倾向，取决于美国政治势力、特殊利益集团和选民利益相互博弈的结果。
3.3“战略伙伴or竞争对手”的困惑。
在中美关系中，美国有政治经济、军事、技术和市场等不对称的优势，中美经贸规模越来越大，中国对美国市场的依赖性在提升，也给美国带来了低物价和低通货膨胀率的福利。近20年来，中国GDP中出口占近40%，中国对美出口增长占的比重为20%左右，出口带动了中国经济以近10%的速度发展，近4亿中国人脱贫;美国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顺差国。中国似乎正成为美国的战略伙伴。美国是由不同民族、种族和文化的人群组成的“万花筒”式的国家，需要树立“敌国”来增强整个国家的凝聚力或粘合力。因此，冷战结束后失去敌人的美国，正在寻找“潜在的敌人”。随着中国综合国力日盛，崛起势头可期;但按西方的政治体制标准，美国人视中国为异类;再加上中国的现代文明及传统的儒家文化与美国以基督教为主流的文明相去甚远，美国人认为极有可能会出现“文明的冲突”。美国国情决定了美国是个需要敌人的国家，通过对立以实现内部团结并“一致对外”，而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崛起使其成为美国树立对立面的最佳选择。
3.4“保护劳动密集型产品到保护高新技术产业”的困惑。
在国际分工体系中，中美两国互补性很强，美国资本充足、技术总体领先，中国劳动力丰富。从理论上来讲，美国应该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中国则应该与之相反。但在实际的统计中，美国进口的资本密集型产品超过劳动密集型产品的进口，这直接导致美国挥起的贸易保护主义大棒是两者皆击，不免伤及无辜。
3.5“既限入又限出”的困惑。
贸易保护主义一般常用的手段是奖出限入，但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囿于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极端仇视，对来自中国的进口产品不仅限入，对敏感技术和产品输往中国也大加限制。美国政府限制高科技产品对中国的出口，造成两国的国际分工被人为地扭曲，且扭曲的程度随贸易规模的扩大也在加深。2012年中美贸易额达到5000亿美元左右，而中国对美国的顺差超过2000亿美元，贸易扭曲是造成这巨额贸易顺差的重要原因之一。
3.6“一般保护到强保护”的困惑。
在金融危机进一步发酵的条件下，美国在“公平贸易”的口号下对我国大行贸易保护之实;且强化的贸易保护主义浪潮一浪高过一浪。与一般贸易保护相比，强贸易保护更多地重视保护国内高技术产业或衰落的大型工业，更重视保护对国内外市场的垄断力，更重视垄断国内市场的基础上对国内外市场进行进攻性的扩张。除了传统的关税保护手段外，各种各样的奖出限入的措施更是层出不穷，如对华提出的WTO争端解决程序日见频繁、要求人民币升值、通过“购买美国货法案”、利用双边交流机制及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平台等迫使中国做出更多的承诺和让步。
4 我国贸易政策的定位分析
4.1 以WTO规则为基础构建我国对外贸易政策。
2001年入世时，《中国入世工作组报告》中规定：“中国将保证其有关或影响贸易的法律法规符合《WTO协定》及其承诺……中国将通过修改其现行国内法和制定完全符合《WTO协定》的新法的途径，以有效和统一的方式实施《WTO协定》。”中国按照承诺以WTO的规则为基础重构外贸法律制度，中国对WTO规则的执行，是通过修法将其转化为统一、非歧视、透明的国内法来体现的。入世后3年内，根据WTO的规则和入世承诺，我国清理、修改或废止的地方性法规和政策措施达19万件。到2005年底，入世过渡期内，我国修定《对外贸易法》等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达3000多部，涵盖了货物与服务贸易、知识产权保护、贸易政策的统一性、非歧视与透明度等各个方面。
4.2 以进出均衡为目标促进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
据海关统计, 2012年, 我国对外贸易总值为38667.6亿美元, 其中出口20498.3亿美元, 增长7.9%;进口18178.3亿美元, 增长4.3%;贸易顺差2311亿美元, 扩大48.1%。我国已经超越美国成为第一大的贸易国, 出口总额第一、进口总额第二;在这么大的贸易规模及贸易顺差的条件下, 如果贸易顺差继续扩大, 贸易失衡会加剧。贸易顺差是一把双刃剑, 一方面提高了我国的对外支付能力和偿债能力, 另一方面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也在提升, 贸易摩擦的风险加大、几率提升。因此, 必须转变我国对外贸易的增长方式, 从单纯追求规模速度型的增长向质量效益型的增长转变, 从偏重出口创汇向进出口均衡发展的模式转变。进出口均衡的贸易发展策略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利用外资战略上的调整:按市场规律引资而不是政府越俎代庖的招商;通过引进技术、人才和管理来促进自主产业升级而不是强调引资拉动经济增长;鼓励外资投向农业、基础设施、环保、高技术产业和服务业等资源节约型、吸收就业能力强、技术辐射能力强的产业;优化投资的软环境, 给予内外资企业同等的国民待遇等。
4.3 以综合国力为依托反制各国的贸易保护主义
提倡贸易自由化，反对过度的保护主义是我国贸易政策的主旨;但贸易自由化是对等的、相互的，我们不能一厢情愿，单方面的坚持。首先，要认识到绝对的贸易自由是不存在的，在WTO规则允许的范围内，对幼稚工业适度的保护是必要的，比如合理地运用反倾销、反补贴和WTO保障措施，充分利用技术性和绿色贸易壁垒等措施，对我国的贸易利益进行必要的、合理的、阶段性的保护。其次，在主要贸易对象国之间，贸易自由化是对等的、相互的，在贸易对象国竖起贸易保护主义的大旗时，采取对等的反制措施就是我国的贸易政策必然的选择。再次，实施对贸易保护主义的反制措施，一方面要合乎WTO规则，另一方面要应尽量避免伤及无辜，这就要求提高反制措施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在我国综合国力不断提升的基础上，综合运用政治、经济、贸易和外交等组合手段来反制主要贸易对象国的保护主义提供了更多、且有效的策略和手段的选择。
摘要：自由贸易和保护贸易是对外贸易政策的一对孪生兄弟, 是一国贸易政策并存的两个倾向。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经历了贸易恢复、自由贸易为主和保护贸易为主的不同阶段, 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在选择和调整的过程中出现了贸易理论和实践矛盾、贸易利益选择、角色定位、保护产业选择等诸多困惑。基于此, 我国对美国的贸易应选准定位, 有倾向性选择贸易政策。
关键词：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定位
参考文献
[1]蒋珠燕.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苏州大学商学院, 经济问题探索, 2009, 第12期.
[2]《中国入世工作组报告》.
[3]万学忠, 张维.入世十年推动中国法治进程, 法制日报, 2011, 12, 9.
中国与印度作为亚洲两个最重要的大国，众所周知一直关系微妙。一名研究印度问题的中国学者认为：“这不仅仅是因为这两个相邻的国家曾经打过仗，现在仍然有边界问题未了。更重要的问题是一些印度人一直把中国的发展当作是对自己的威胁，这样的威胁不但体现在经济上，更体现在军事力量和国际政治话语权上，印度认为中国在印度邻国的一系列活动已经影响到其国家安全。”
虽然中国在2013年已成为印度最大的贸易伙伴，并且双边贸易额达到了650亿美元，但双方在安全议题上始终缺乏互信。有印度网友表示，中国和印度合作很有必要，只有双方经济高度关联整合，才不会发生战争，“中印领土争端一直只会以吵架的方式存在”。
印度版的“中国广东”
古吉拉特邦位于与巴基斯坦接壤的印度西北部，濒临阿拉伯海，那里不但有着令全印度羡慕的发达制造业，还有着全印度知名的首席部长纳伦德拉·莫迪，而不论是古吉拉特邦还是莫迪，其与中国的关系都值得大书特书。
一些到过古吉拉特邦的中国人都表示特别意外，因为他们在当地看到了非常熟悉的场景，那里的许多工厂与中国广东的企业大同小异：印度工人们把各种配件加工成产品，然后有序地分装发送到印度各地，或者出口到海外市场。
印度媒体表示，由于拥有大量的土地和充足的农村劳动力，古吉拉特邦很早就走上了飞跃的工业化模式，可以说其一直在模仿中国广东的经济发展道路。近年来，只占印度人口总量5%的古吉拉特邦，工业产值却占到了全印度的16%，出口总值占到22%，经济发展速度明显超越全印度的平均水平。
作为古吉拉特邦的首席部长，莫迪大力推动了古吉拉特与中国之间的密切关系。与其他印度邦领导人不一样的是，截至2014年年初，莫迪已经先后四次访问中国，尤其是2011年到中国“招商引资”时，他不仅对“中国模式”大加赞赏，更积极向中国商人推销“古吉拉特发展模式”，希望“良政、透明度和稳定”的古吉拉特邦能够吸引更多的中国投资者。
正是在莫迪的极力推动下，许多中国商人去到了古吉拉特邦投资建厂，当地一些学校甚至还顺势开办了中文教育班，围绕中国商人和中国投资企业进行配套服务。在不少印度人眼中，古吉拉特邦就是一个中国模式的“经济翻版”，一些印度媒体甚至直接以“印度版本的中国广东”来解释当地的发展情况。
不仅仅是工厂的建造，在基础设施仍然比较落后的印度，古吉拉特邦的公路、港口、机场等基础设施却建设得很不错，吸引了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外国投资。莫迪还不止一次对中国媒体表示，他笃信发展就是硬道理，发展就是自己最重要的工作日程。
除了炼油厂和港口等中国式的大型标志性工程，还有汽车和制药工业等不少中小型企业及外国公司存在于古吉拉特邦的经济模式中。和中国广东一样，莫迪通过建立经济特区来推动经济增长，并且制定了更加简便的劳动法规以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
2008年，印度最大的财团塔塔集团旗下的汽车公司计划在西孟加拉邦东部的辛古尔建立工厂，但遭到了当地农民的激烈抵制，最终塔塔集团将汽车工厂转移到古吉拉特邦。在莫迪的协助下，塔塔集团以帮助失地农民参与经济发展的方式，实现了在古吉拉特邦顺利发展的目标，不但使汽车工厂和失地农民都获得了理想的收益，更使古吉拉特邦很快拥有了一座汽车城。
2010年前后，西方媒体曾经造了一个新词：CHINDIA，这个中文意思为“中印大同”的词语迅速获得了不少人的认同，其背后体现出中印这对新兴的经济伙伴正令全球经济的重心转向亚洲，它们都已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发动机。现在，许多古吉拉特人都为家乡的发展感到自豪，并感谢邦首席部长莫迪所做的工作，而其间的 “中国因素”也给所有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除了经济发展方面的贡献，莫迪还刻意把自己打造成经济改革的推进者和注重实际的执政者。在2014年的竞选拉票中，他公开反对伊斯兰社会的一夫多妻和高生育率，并提出要控制印度人口；他公开宣称“我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不过“我首先考虑改进的目标是印度的厕所，寺庙则排在后面”。印度媒体认为，莫迪的这些话已经引起了不少选民的共鸣。
不过，也有观点认为古吉拉特邦的经济高速增长和投资繁荣其实也得益于当地自古以来的商业传统、纺织业基地和港口的天然优势，莫迪任职前当地的经济增长就已经在印度名列前茅，而莫迪的任期正好赶上了整个印度经济的高速增长期，即便所有成就都被归结于莫迪个人，但古吉拉特邦的成功模式未必能在整个印度复制。
各大派别对华态度务实
印度与中国的微妙关系一直令外界关注，除了共同拥有地球上差不多一半的人口数量，两国还在1962年发生了边界军事冲突，至今还为部分领土主权问题互不相让，且中国长期对巴基斯坦的友好和支持态度也一直令印度不快。但印中两国的同期崛起一直被认为是亚洲最有意义的事件之一，由于国情与制度不同，两国采取了不同的发展模式，同时彼此间既有竞争也有合作。
由于印度政坛一直由印度国民大会党（简称国大党）和印度人民党主导轮流执政，因此两党领导人对中国的态度往往也被等同于印度政府的态度。国大党是印度现存历史最长的政治组织，1947年印度独立后便成为执政党。截至2014年，国大党共计7人担任印度总理，现总理曼莫汉·辛格于2004年5月上任。
辛格总理分别在2008年和2013年出访中国并取得成功，标志着两国的战略合作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辛格曾表示，印度和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都对亚洲和世界经济有利，这已成为当今世界的普遍共识，两国应在广泛的领域密切合作，以保持这种经济快速发展的势头。
自2004年5月辛格上任总理，此轮国大党执政已经连续10年。辛格也是印度任职时间最长的总理之一，并被广泛视为印度经济改革计划的设计师，不过辛格政府也一直被持续增加的腐败指控所困扰，不但经济发展放缓，而且通胀率居高不下，导致印度民众求变心态普遍，人民党在2014年重新执政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大。
1979年2月，印度人民党创始人、时任印度外交部长阿塔尔·比哈里·瓦杰帕伊访问中国，标志着两国高层往来的恢复。瓦杰帕伊也是第一位担任印度总理的印度教民族主义者，其对印中两国的交往有着重要的影响。瓦杰帕伊在1996年5月和1998年3月曾两次出任印度总理，1999年10月第三次出任总理。2004年5月，因执政的全国民主联盟在大选中失败，瓦杰帕伊被迫下台。
瓦杰帕伊在位期间一直注重印中两国关系发展，并积极推动双边关系多元化的进程，认为双边对话不仅集中在有利于促进两国合作的传统领域，还应涉及恐怖主义、安全、环境、可持续性发展以及多边经济体系等一系列国际事务。他还强调，对于印度和中国的规模、人口、人力资源和经济力量来说，现有的合作只是迈出了通往长久与希望之路的前几步，“中国取得的巨大成就对印度而言，有许多值得借鉴的地方”。
2003年6月，瓦杰帕伊访问中国并签署双边关系原则和全面合作宣言，印度政府首次明确承认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在瓦杰帕伊的积极倡导下，印中之间的经济及文化交流逐渐增多，无论政府还是民间，印度对于中国的看法悄然改变。越来越多的印度人不再把中国当成是印度的安全威胁，而更加愿意把中国看作是自己的友好邻邦、贸易伙伴，甚至是学习的对象。
无论国大党或是人民党执政，中国都是印度政府需要放在重点位置的国家。虽然历史矛盾和现实利益冲突一直都存在，但两党所执政的印度政府始终把握着安全尺度，不会轻易与中国发生直接的冲突。
2014年4月14日，印度外交秘书苏贾塔·辛格抵达北京参加第六轮中印战略对话，她表示此行是为了重申印度政府极为重视对华关系，致力于巩固印中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国副外长刘振民则回应，辛格选择在印度大选的特殊时刻前来与中方进行战略对话，表明印度政府高度重视双边关系，中方对此非常赞赏。
《印度斯坦时报》网站4月14日的报道称，尽管中印两国关系屡屡因边境争端而受到困扰，但这一战略对话让两国外交人员有机会巩固双边关系极其难得的发展势头。辛格还强调，无论哪一个政党执政，印度对中国的政策都不会改变。
不过，《印度时报》的读者也作出了另外的评论：为什么要在大选期间进行对话，难道就不能等到新政府上台后再谈吗？要是印度新政府上台后中国变卦呢，或者印度新政府到时候奉行更为强硬的外交政策呢？
对华政策不可能大变
已经有印度选民批评莫迪总是以高效率为理由表现得非常强硬，担心其出任总理后会改变过去的国家政策。就以古吉拉特邦为例，事实上那里同时接受了来自中国和日本的大量投资，印度网民表示“不知道莫迪到时候将会偏向哪国？”
2014年2月13日，美国驻印度大使南希·鲍威尔和莫迪在古吉拉特邦首府甘地讷格尔会面，被称为是自2002年因古吉拉特邦暴乱事件导致美国撤销其签证以来，美国官员与莫迪的最高调会面。
美国一直将印度视为地区内一支能与中国抗衡的力量，两国近年来也发展了密切的商业和战略伙伴关系，年贸易额高达1000亿美元。不过，美印之间也经常出现尴尬问题，例如市场准入问题和2013年的外交官风波等。印度媒体注意到：在美国之前，英、德、法三国大使已经先后与莫迪单独见面。
随着这位昔日街头的卖茶少年距离总理宝座只有一步之遥，许多印度人开始讨论“民族主义派的莫迪”。其独断专行的作风会不会成为未来印度政党联盟运作中的掣肘，而古吉拉特邦的经济模式能否在印度全国范围内成功“再版”，更是选民们一个津津乐道的话题。
印度泰戈尔大学教授高希表示，无论国大党还是人民党，实际上经济政策相差并不大，即便莫迪上台执政，普通印度民众也未必会从中异常受益。另外，诺贝尔奖得主阿马蒂亚森也对莫迪有过批评，认为古吉拉特邦的政府治理并不如其显示出来的那样良好，莫迪只关注了硬件的基础设施，而在扶贫和教育方面表现欠佳。
但发展经济却是任何印度政治人物的首要任务，尤其如何与中国合作一直是对印度政府的考验。2014年初，中国提出了一个规模达3000亿美元的对印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计划，但3月18日两国在北京举行了第三次战略经济对话，商定的备忘录中一个字也没有提到中国热衷的高速铁路输出项目。
虽然印度官员们否认安全考虑是导致中国在印度高速铁路计划中出局的一个因素，但这对积极设法打入印度市场的中国铁路总公司是一次重大打击，也预示着中国与印度之间的互信态度仍然不会因为单纯的经济合作关系而改变。另外，2014年3月间发生的马航MH370航班失联事件中，印度方面明确拒绝中国的舰船和飞机进入其领海领空进行搜寻，再度验证了印度在军事安全方面并不信任中国。
2014年5月16日，印度大选结果将被公布，6月印度新政府将组成。由于莫迪在竞选期间曾经指责印度现政府对中国的外交政策过于软弱，并暗示将在边界争端上对中国采取较强硬的态度，因此有人认为其如果出任总理会给印中关系带来紧张气氛。
对此，尼赫鲁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杜拉·塞克哈向媒体表示，不管是国大党还是人民党组阁，印度的外交政策都取决于国内发展状况，不可能突然变得非常强硬。
哪些学生不能 享受指标生待遇
1、义务教育阶段择校生；
2、往届初中毕业生和初中第三学年转入(随父母工作调动转入的除外)的学生；
3、在校三年日常学习成绩(含实验能力考核成绩)或基础性发展目标评价总评等级达不到B级(含B级)以上等级的学生；
4、达不到指标生最低提档分数线的学生。
变化一
指标生分配比例扩大到80% 明年将维持这一比例
变化
2011年,指标生分配比例由去年计划内招生人数的75%扩大到今年的80%。
根据指标生分配办法,山东省实验中学、山东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山东省济南第一中学、山东省济南第二中学、山东省济南第三中学、山东省济南中学、山东省济钢高级中学、章丘第四中学、济北中学将计划内招生人数的80%作为指标生分配到享受指标生政策的初中学校。
解读
济南市规定,义务教育各学段择校生在普通高中录取时一律不享受指标生和推荐生待遇。指标生分配比例的增大将进一步压缩择校生的升学名额,使得这些学生在报考普通高中时面临更大的竞争压力。济南市教育局副局长王春光指出,80%的分配比例经过充分的调研论证,要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至少明年不会再提高”。他说,要通过这些措施,逐步达到控制择校生的目的。
变化二
推荐生试点学校增加历城二中 历城区高中学校告别“两条线”
变化
今年,历城二中被列入济南市推荐生试点学校,试点一年。自此,济南市推荐生试点学校由5所增至6所,分别为山东省实验中学、山东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山东省济南第一中学、山东省济钢高级中学、济南外国语学校、历城第二中学。
解读
增加历城二中为推荐生试点学校基于三点原因。
首先是为了提高学生免试入学的机会,客观上能让更多的孩子通过多种途径免试进入高中学校就读,同时也对济南市进一步摸索高中学校多样化自主招生提供研究样板。其次是基于合理分流生源的考虑。因为推荐生试点学校之间不得兼
报,客观上能对分流生源流向起到一定的作用。第三是基于县区和学校自身教育发展的积极渴求。
同时,自2011年起,历城区所有高中学校均面向市区和历城区进行招生,统一报名,统一划线,统一录取,不再出现历城二中和历城一中市区与本地两条分数线的情况。
变化三
推荐生名额不再平均分配 一半名额给“课改先进学校”
变化
除增加历城二中为推荐生试点学校外,今年济南市的推荐生分配和录取办法也与以往有较大变化。推荐生名额更加偏重课程改革先进学校,不再平均分配。
根据新的分配方案,山东省实验中学、山东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山东省济南第一中、山东省济钢高级中学、历城第二中学、济南外国语学校六所试点学校的推荐生招生计划的50%按照“定向分配,差额录取”方式分配给“2011年至2012济南市义务教育课程改革先进学校”。其余50%的推荐生招生计划面向市区,凡是综合素质评价优异、符合推荐资格的历下、市中、槐荫、天桥及历城第三中学、历城第五中学、历城第六中学、历城双语实验学校、济钢鲍山学校、济南高新区第一实验学校、济南高新区第二实验学校、孙村中学初中优秀毕业生,经毕业学校推荐和招生学校审核考查同意后可免试升入招生学校。
解读
这样做的目的就是对那些积极推进课程改革,全面实施素质教育规范办学行为以及教育质量较好的先进学校提供一个新的政策性奖励扶持。
济南市教育局副局长王春光指出,试点学校不得单纯采用文化课考试形式或以学生初中阶段参加各类竞赛获奖成绩为依据选拔推荐生,要采取面试、实验能力考查及审查学生成长记录评价内容相结合的办法,对推荐生进行全面考查和选拔。
变化四
首次将实验操作纳入录取条件 明年还将增加考查难度 变化
今年起,济南市首次将初中学生生物、物理、化学实验操作日常学习成绩考核等级纳入普通高中学校录取条件。据了解,2012年,济南市的实验操作考查将增大难度。
解读
根据实施方案,物理、化学、生物学科实验能力考查成绩将作为学生在校日
常学习成绩计入学生成长记录档案。按照《济南市2010年中小学招生工作实施意见》文件要求,“初中生物、理化实验操作日常学习成绩等级考核为C(含C级)级以上的学生方可报考普通高中学校”。同时,物理、化学、生物学科实验能力考查成绩达不到B级(含B级)以上的学生,不能作为指标生录取；考查成绩达不到A级的学生不享受推荐生待遇。
王春光说,实验能力的考查旨在增强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实验能力。“今年的要求偏低,明年要求将会提高,更靠近课程标准的要求。”王春光透露。
变化五
中职学校今年扩招 与普高比例大体相当
变化
今年,“进一步扩大职业学校招生范围,职普招生比例大体相当”首次写入了济南市中小学招生工作意见。济南市教育局职教处处长隗洪祥介绍说,今年,济南市的职业学校均要扩招。解读
据了解,为扩大职业学校招生范围,济南市允许职业学校在招收初中毕业生的基础上,招收和培养未升学的高中毕业生。继续推行初三分流试点工作,被职业学校提前注册录取并参加初中学业水平考试的初三学生数,纳入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对初中学校在校生巩固率的评价范围。
“在哪儿住院，在哪儿报销”
这项政策就解决了退休人员在异地治疗就医的问题，在异地门诊就医可使用医保直接结算。不仅如此，在今年2017年年底将扩大到符合转诊规定人员也可在异地就医直接结算。
这项政策惠及全民，想想都非常贴心。范围还将扩散到常驻异地居民与常住异地工作人员。
2、跨省就业人员可在累计缴费
满10年地区领取养老金
“养老保险缴费满15年”是必要条件 | 退休年龄是关键 | 中间可以中断，这是3个必要条件。缴满15年是肯定要的，但如果你是外地户籍，却想在当地领取养老金，那就必须在当地工作并缴满养老保险10年即可在当地领取养老金啦。
例子：深圳平均工资8315元而福州平均工资6522元，相比之下在深圳领取当然会比较高哦。如果你在多地累计缴纳养老金不满十年，将归集到户籍所在地按规定领取。
3、无论多高薪公积金缴存比例也不能超过12%
住房公积金存缴比例凡超过12%一律统一调整，一定程度减轻了“一金”给钱包带来的负担。生产经营困难企业除了可以申请降低缴存比例之外，还可以申请暂缓缴存住房公积金，给一些困难企业家减少的压力。
4、生育保险将与医疗保险合并
“五险一金”或变“四险一金”
两项保险合并后，将统一参保登记;统一基金征缴和管理;两项保险合并实施后实行统一定点医疗服务管理。同时，职工生育期间的生育保险待遇不变。
全国十二地试点启动，此次实行不包括深圳!但试点时间为期一年，相信福利很快将惠及大家啦，两险合并后就又可以少一笔消费用了!
社保问题咨询区：
①在累计缴满10年的地区领取养老金
比如，你是福建户籍，却常年在深圳工作，那么只要在深圳累计缴满10年，就可以领取养老金。ps：别忘了必须符合缴满15年的基础条件哦。
②年限不够，转上一缴满年限地领取
比如，你是福建户籍，在北京缴纳养养老保险超过十年，后来深圳工作不满十年，你就只能回到上一缴满年限地领取养老金了。或者你可以继续在深圳缴纳养老保险直至缴满年限。
③交不够年限，退休能不能把钱取出来?
比如，你到达了退休年龄却不满足领取条件的，作为参保人的你可以一次性领回养老个人账户的所有存额(包括本金和利息)，社保部门终止其养老保险关系。
④缴的一样为什么到手的却不一样?
因为退休金的计算不仅与你的养老保险余额有关，还与着领取所在地社保局平均工资挂钩。所以在平均工资高的城市领取的养老金会比较高。
⑤没缴满15年就辞职了
长久以来, 日本在思考一个问题, 就是它若想追求亚洲的霸权, 就必须要先弱化与分裂中国不可。因为日本的资源有限, 它的任何企图称霸东亚的想法, 都不可避免地会受到中国的威胁, 因此只有中国的分裂与衰弱, 日本才会有"出头"的一天。日本之所以会举国一致的推动明治维新, 除了受到西方强权的刺激之外, 同时也是看到中国正处于衰弱的历史困境之中, 这绝对是个千载难逢的机遇, 日本只要比中国抢先达成现代化, 那么才有机会压制落后的中国而称霸亚洲。
1868年, 日本开始了明治维新, 意图通过这次改革成为近代资本主义强国。明治维新是日本近代史上极具重要意义的事件, 改革的范围涉及当时日本社会的各个方面。这场变法维新运动, 使日本由一个被西方资本主义列强欺凌的落后国家一跃成为近代资本主义强国。在经过将近40年的跨越式发展后, 日本终于完成了近代化, 随后就开始了向亚洲大陆扩张的进程。
一、日本知识分子的对华观
明治维新初期, 大量的日本知识分子接受西方思想的熏陶, 他们接触了先进的思想, 先进的技术, 而他们在思想变化的过程中对中国的看法也逐渐改变。
福泽谕吉, 明治时期的思想家, 作为深受西方思想熏陶的知识分子, 他提出了「脱亚论」的主张。在「脱亚论」中, 福泽如此写道:“日本是东亚国家中成功移植西方文明的典范, 不幸的是有中国和朝鲜这两个近邻。这两个国家固步自封, 非常落后。而西方诸国把日本和这两个国家看做是一样的, 这是日本的一大不幸。为了日本的未来, 与其花费时间等待这样的邻国实行开明政策, 一起共图振兴亚洲, 不如脱离他们, 转而与西方的文明国家共进退, 我们日本不需要有什么顾忌, 就像西方列强对待这两个国家那样来处理中国和朝鲜的问题就行了。亲近坏人就会与之共背恶名, 所以, 我们应该彻底地摆脱这两个坏朋友。”
福泽谕吉在「脱亚论」中把中国和朝鲜称为「恶友」, 他说“虽然中国和朝鲜是日本的近邻, 但是没有必要给予他们特殊的照顾。日本接触中国和朝鲜之法, 可以像西方列强一样处置他们。”福泽谕吉的「脱亚论」, 预示了日本近代史的发展方向。他所谓的“脱亚”不仅仅是“入欧”, 还包含着“侵略亚洲”的性质 (刘家鑫2003:17) 。
依笔者所见, 福泽谕吉的「脱亚论」, 充分推动了日本加入西方列强队伍的步伐, 充分体现了日本加入西方列强队伍瓜分中国的想法。福泽谕吉的「脱亚论」体现了明治维新初期日本知识分子的主要思想。同一时期, 另一位知识分子中江兆民在『三醉人经纶问答』里, 虚拟了「南海先生」这个人物, 借这个人之后表达了自己对中国的认识。他强调中国这个古老的国家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对于这样的中国, 日本与其采取敌对的姿态, 不如给予理解和帮助, 以消除中国敌视日本的情绪。这个思想从表面上看是主张温和的政策对待中国, 但实质上是中国对于日本来说是一个“取之不尽的利益源泉”。所以说, 福泽谕吉和中江兆民等知识分子的思想对于明治维新初期的日本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蔑视中国的思想, 是明治维新初期的一个大问题。在这种蔑视中国的思想的背景下, 日本提日本提出了｢征韩论｣。而｢征韩论｣和大陆政策的制定标志着日本迈出了进行对外侵略扩张的第一步。｢征韩论｣和大陆政策是日本知识分子大肆鼓吹中国蔑视论的背景下的产物, 切实的反映了日本明治维新初期的对华政策。下面, 围绕着日本对华问题的争论以及对华政策的制定进行研究。
二、对华问题的争论以及对华政策的制定
2.1、围绕着征讨朝鲜的争论
1840年, 鸦片战争, 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闭关锁国的大门。与此同时, 西方列强也没有放过日本这个猎物。1853年, 以佩里到达日本为契机, 腐败的德川幕府被推翻, 成立明治新政府。由此, 日本开始了资本主义近代化的进程。新政府积极吸取西方的先进技术, 实行富国强兵的政策, 扩大军事力量。同时日本为了废除和西方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 以及能够成为一个独立强大的国家进行着努力。
明治新政府成立初期, 摆着他们面前的一个重大的问题就是如何废除不平等条约, 和西方列强改善外交关系。因为, 在1871年, 明治政府向欧洲以及美国派遣了以岩仓具视为代表的大型代表团, 加强同列强的关系, 力争能够废除不平等条约。但对于当时还很弱小的日本, 西方列强对于日本的这种举动并不买账。代表团通过对于西方列强诸国的考察, 痛感日本国力弱小, 向明治政府进言实行富国强兵的政策。明治新政府采纳了代表团的建议, 开始施行富国强兵的政策。换言之, 通过考察团对于欧美强国的考察, 明治政府清楚地看到日本对于西方列强来说还是弱小的国家, 不得不妥协于西方列强之下, 但是这种妥协所带来的损失, 需要通过其他的方式去弥补。这种弥补只要通过对中国和朝鲜的侵略才能实现。因此, 明治新政府成立初期, 对于中国和朝鲜的态度就是侵略 (唐则铭2001:131) 。
日本对中国和朝鲜采取强硬的态度, 而征讨朝鲜作为日本对外政策的一个中心。围绕着征讨朝鲜, 日本各方争论不一。久留米藩的攘夷主义者佐田白茅和森山茂于1869年4月向政府提出了「征韩论」这一想法。同年7月下旬开始, 「征韩论」成为了政府最高首脑会议的中心议题。
同时, 以西乡隆盛为代表的日本政府代表团, 远赴朝鲜, 要求朝鲜解除闭关锁国, 打开国门。但是西乡等的开国要求遭到朝鲜的拒绝, 西乡隆盛以在朝鲜国王面前自杀为要挟, 并以此为借口主张对朝鲜开战。但是, 与西乡隆盛对立的大久保利通等人认为应先进行对内治理, 建立起现代化的国家, 然后才能对外展开征讨。同时, 大久保等利通人也担心中国和西方列强的干涉, 因为极力反对“急征”朝鲜。西乡隆盛和大久保利通等在政治上的对立, 导致了明治政府内部的分裂, 西乡隆盛下台, 并因此发动了西南战争。西乡隆盛之后是板垣退助, 板垣退助也是一名极力主张征伐朝鲜的政治家, 虽然被称为自由民权运动家, 但对于朝鲜, 板垣一直持有强烈的蔑视思想。同时, 最初反对西乡隆盛的大久保利通等人自西乡隆盛下台之后, 也借江华岛事件迈出了侵略朝鲜的第一步。
「征韩论」的提出从表面上是日本对朝鲜的侵略行动。但是, 当时中国是朝鲜的宗主国, 征伐朝鲜实际上就是对中国的挑战。随着日本政府提出「征韩论」, 制定大陆政策, 日本迈出了大陆侵略的第一步。
2.2、大陆政策的提出
大陆政策也称为大陆经略政策。日本政府的大陆政府具有很深的社会根源。明治维新初期, 以外务大臣柳原前光, 副岛种臣为首的政治家提出了以下说法:“日本是海外的一个孤岛, 易攻难守, 为保皇国的永世太平, 体现皇国的威力, 规避国防危机, 获得大陆领土是必需的。”同时, 明治政府不断地向日本国民宣扬中国“威胁”论, 借此为侵略做好铺垫。明治政府以明治维新为契机, 以战争的手段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周边国家进行侵略吞并。大陆政策的提出体现了日本近代军国主义的主要特征。1888年, 明治天皇发表『御笔信』, 明确提出了大陆政策, 大陆政策真正地进入了实施阶段。日本的大陆政策也是中日甲午战争的根源所在, 而日本通过甲午战争开始了侵略中国的全面展开。日本政府充满野心的大陆政策的制定, 真实地反映了日本军国主义的性格。
结论
幕府末期日本政府的对华政策基本上是保持友好的外交关系, 但是大陆侵略思想也已开始有所抬头。而这种侵略思想的形式也是多种多样, 其中一部分是以国家政策的形式提出, 更多的是由政治家以及知识分子的言论而提出。当时的日本处于闭关锁国的状态, 国力弱小, 受到西方列强的侵略。随时时代的改变, 日本的统治者的对华态度逐步改变。1868年开始的明治维新让日本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日本在很短的时间内完全了近代化, 成为了近代资本主义国家。此后, 日本政府的对华政策发生了根本的改变。明治维新初期的日本政府瞄准了日渐衰弱的中国, 提出了一系列的政策方针。这些政策方针的核心内容就是侵略扩张。日本政府以极大的热情展望着亚洲大陆问题, 侵略中国也获得了成功。明治维新初期对华政策的制定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特点:1, 日本人口众多, 国土面积狭小, 资源匮乏, 面对如此境地, 日本政府为了维持日本民族的生存提出对外扩张, 而亚洲大陆是日本的首要目标。2, 对中国蔑视思想的存在。日本把侵略中国称作先进文明对落后文明的开战。3, 日本和中国同样都受到西方列强的欺压, 面对西方列强日本无力还击。通过明治维新, 日本迅速强大, 为了弥补失去的损失, 日本选择对华侵略。
由明治初期日本对华的各种政策的提出以及之后的实际行动, 再到后来的全面侵华战争, 让中日两国的关系走向了一个更加复杂的道路。今后, 笔者将继续以明治维新初期日本的对华政策为基础进行研究, 更进一步的探讨近代中日两国之间的关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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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4月初，伦敦二十国金融峰会期间，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和美国总统奥巴马首次会面，确定了两国未来高层对话的机制，即建立“美中战略和经济对话”，并申明将继续通过高级别的美中商贸联合委员会机制推动在经贸领域的互利合作。
近年来，随着中美贸易的迅速发展，各种矛盾和存在的问题也随之出现，成为中美关系中的突出问题，频繁见诸于媒体新闻。当前，中美经贸关系正逢美国国会贸易保护主义和“反华情绪”抬头，中美贸易和金融等问题的争端就进入多发时期。在美国经济衰退和金融危机不断深化，以及国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情况下，美国会通过的经济刺激计划中有关“购买美国货”条款和对中国出口产品发起的多项反倾销，反补贴调查，以及对中国产油井管与轮胎等的诉讼，不仅带有明显的保护主义色彩，而且给摩擦不断的中美贸易关系带来新的负面影响。当前美对华贸易政策既有对华贸易政策的连续性，也有其他多方面的现实原因。在中美关系的是是非非中，经济和贸易上的分歧与矛盾已经成为影响中美关系不和谐的重要因素之一，而美国新一届政府能否从全局的高度解决中美经济和贸易所面临的问题，如何调整对华贸易政策备受关注。
当前美对华贸易政策动向
近年来，中美经贸关系始终复杂多变，一方面是频繁举行的、级别又不断生格的经贸战略对话，中美经贸关系在博弈中似乎有着很强的战略性和全局性：另一方面是中美经贸摩擦有增无减，接连不断的各类贸易争端案将中国推向贸易争端的风口浪尖上。今年以来，中国越来越多地承受着贸易摩擦的巨大压力，成为遭受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最多的世贸组织成员国。据统计，仅今年上半年，中国面对的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及特保措施等贸易救济调查案多达58起，所涉金额愈80亿美元，由此中国已连续多年成为美，欧主动启用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的最多“应诉国”。其中，今年以来，从轮胎特保案到其他贸易争端案，中国需要应对美国各种反倾销，反补贴等调查已然应接不暇，中美经济、贸易和金融等问题的争端进入高发期。特别是，在当前美国经济和金融需要从危机中摆脱出来，以及正逢美国国内贸易保护主义和“反华情绪”抬头的情况下，中国自然成为当前美国挽救经济和贸易保护主义首当其冲的受害国，给摩擦不断的中美经贸关系带来了新的，更多的负面影响。
今年1月底，在各种质疑声中奥巴马政府提交给美国国会并得到国会批准的经济刺激计划中，与“购买美国货”有关的第1640条款，从表面上看该条款在措辞上似乎美国仍在履行国际协定的承诺，但其内容和性质却充分表明了当前美国国内贸易保护主义的进一步抬头，同时也带有对中国等其他100多个世贸组织成员歧视性贸易政策，是不折不扣的带有浓厚的保护主义色彩的条款，对未来中美贸易关系有着难以预料的负面影响。美国出台的经济刺激计划中与“购买美国货”有关的第1640条款的表述是在“不违背美国对国际协定的承诺”的前提下，经济刺激计划支持的工程项目必须使用“国产”钢铁和其他制成品。根据该条款的表述内容，就是《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和世界贸易组织《政府采购协议》。根据《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加拿大，墨西哥享有”豁免权”；根据世界贸易组织《政府采购协议》，欧盟、日本、韩国、香港等少数世贸组织成员享受“优待”，但中国等其他100多个世贸组织成员被排除在外。由此可见，所谓“不违背美国对国际协定的承诺”，仅限于极少数国家，而大多数世贸组织成员却成为与“购买美国货”有关的第1640条款的“牺牲品”，不能享有所谓“不违背美国对国际协定的承诺”的权益。4月29日，美国商务部对中国产油井管进行反倾销和反补贴合并调查，同日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对中国产轮胎启动特保调查，涉及金额约47亿美元。从2009年初的“购买美国货”到对中国产油井管和轮胎的诉讼，凸显了金融危机之下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之势和当前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倾向。
美对华经贸政策的连续性与现实
从美对华经贸政策变化的连续性看，自中美两国在上世纪70年代初恢复经济贸易关系以来，美对华贸易政策发生过多次变化，贸易纷争似乎成了中美关系中永无休止的话题和挥之不去的阴影。中美建立贸易关系初期，美对华贸易政策主要以限制中国纺织品进口为主，扩大美对华纺织品的配额范围，同时对其他中国产品的反倾销等限制措施也不断增加。到了90年代，随着中国对美出口的增长，美国在加大对中国产品进口限制的同时，要求中国开放国内市场成为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重要内容。不仅强调要求中国扩大市场准入范围，而且要求中国建立和健全有关法律制度，提高透明度，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等，并将这些内容纳入了中国的“复关”和“加入世贸组织”谈判中。中国入世后，美国在中国开放国内市场，特别是服务市场开放方面，以及在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的责难不断升级，声称在中国执行双边知识产权协议中一旦发现问题，美国将直接对中国采取贸易制裁措施。近来，双边贸易摩擦又延伸到新的领域，美国又在要求人民币汇率升值问题上纠缠不休，要求人民币汇率升值又成为美政策变化新的内容。自1979年7月中美两国签订《中美贸易关系协议》到2001年底中国入世以来，贸易摩擦始终是中美关系中最为表面化的领域，在贸易问题上美国频频发难，并出台了一系列针对中美贸易的有关贸易法案和相关的政策性文件，以及出台的对华贸易政策评估报告都体现了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延续性。此次“购买美国货”的出台和对“中国制造”的歧视，依然是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延续。
正值美国金融危机仍未见底和经济严重衰退以及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奥巴马政府上台后的第一要务是，一方面要全力以赴应对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一方面要处理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后的烂摊子以及伊朗和朝鲜核问题、恐怖主义威胁等。这无疑使奥巴马新政府面临着内外事务的多重考验和对外政策的艰难选择，而对华政策特别是对华贸易政策的选择则是奥巴马政府注定不可回避问题。
尽管美国新一届政府对华贸易政策还未全面出台，但与生俱来就带有传统贸易保护主义色彩的民主党控制了国会参众两院。受当前美国国内贸易保护主义和反化情绪抬头的影响，美国国会中一些带有贸易保护主义和反华情绪色彩的人，对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启动能否解决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表示质疑，战略经济对话取得的成果仍然没有能够充分满足美国国会一部分人的高期望值，对中国指责和抱怨的“反华情绪”在美国国内仍存在着一定的“市场”。近年来，随着中美经贸关系复杂性、敏感性日益突
出，经贸问题政治化倾向日益明显，从美国国会里不断刮出来一股股对华贸易保护主义思潮之风，导致近期中美贸易关系进一步紧张，甚至贸易战随时有一触即发的可能。近年来美国国会涉华经贸议案不断增多，提出了多项涉华经贸议案，进一步扩大了对华出口管制商品范围，炒作中国产品质量安全问题在美国国内媒体也是铺天盖地。观察美对华贸易政策，从表像看，中美贸易中存在的问题都与中美贸易失衡有关：但也不难看出，其中也搀杂了带有歧视性和政治上的色彩，政治化对中美经贸关系的冲击日益明显。特别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美国“中国威胁论”论调也在升温，甚至就所谓“人权问题”和“人民币汇率问题”向中国施压。但在美国国内也有人认为，通过对话解决中美贸易问题依然重要和必要。与此同时，由于美国国会贸易保护主义倾向不断强化，以及对华不满情绪有所增强，主张对华贸易采取制裁或加强限制，尽管这些压力不太可能导致美国新一届政府对华贸易政策发生根本性转变，但有可能导致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出现新的调整，给中美贸易关系带来负面影响。
美对外贸易政策的“两重性”
另外，历来美国政府对外贸易政策存在着“两重性”，实际贸易政策与提倡的贸易政策目标严重脱离。表现为，一方面积极提倡推行世界范围的市场化和自由贸易；而另一方面却又不断强化保护主义。特别是在当前美国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的环境下，美国在没有放弃推行世界范围的市场化和自由贸易的前提下，继续“塑造世界经济、贸易秩序”依然是美国贸易政策的目标，但从眼前自身利益出发又不情愿放弃保护主义，因此对外贸易政策的“两面性”，就成为当前美国政府贸易政策的重要特征和表现形式。美国贸易政策的“双重性”倾向在对华贸易政策中表现极为突出，这是由当前美国国内政治，经济环境决定的。在对华贸易政策上，美国国内一直存在着争论。许多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的产业和贸易结构与美国有很强的互补性，中国对美出口一直以劳动力密集型产品为主，而美国对华出口则以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为主，中国的产品威胁不到美国的重要产业，因此中国的贸易并未对美国构成直接的威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