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要点解读（精选8篇）
10月27日，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胜利闭幕。这次全会的主要议题和鲜明主题是全面从严治党，全会不仅对全面从严治党面临的形势和任务进行了科学研判，而且对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做出了重大部署。学习领会贯彻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就必须坚定不移地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这一重大战略举措。我们知道，党要管党才能管好党，从严治党才能治好党。那么，全面从严治党，怎么管?怎么治?靠什么管?凭什么治?从根本上讲，必须科学认识并牢牢把握住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三题”。
一、必须把握好管党治党的“正反题”
“办好中国的事，关键在党”，这既是建党95年来历经革命、建设和改革三个历史时期得出的基本经验和结论，也构成了全面从严治党的“正题”。“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这是邓小平同志对全党的严厉告诫，这也构成了全面从严治党的“反题”。一个“正题”，一个“反题”，二者相得益彰，凸显的正是共产党人高度的历史自觉和主体自觉，饱含着强烈的使命意识、责任意识和担当意识。
党的十八大以来，总书记反复重申，实现党的十八大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关键在党。实事求是地讲，中国共产党与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构成了当代中国最为关键的“命运共同体”。因此，全面从严治党，要靠全党、管全党、治全党。坚定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最根本的是要坚持党的领导，永不动摇，这是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最强有力的政治保证。
这次全会强调，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党的十八大以来，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庄严承诺：“打铁还需自身硬”。总书记明确指出，我们的责任，就是同全党同志一道，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切实解决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切实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使我们的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随着世情、国情、党情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党的建设面临着许多前所未有的新情况、新问题和新挑战，我们必须深刻地认识到，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过去先进不等于今天先进，今天先进也不等于永远先进，因此，坚定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在坚持党的领导的前提下不断改进和完善的党的领导。
二、必须坚持从严治党的“标本治”
全面从严治党，要害在“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既要治标，更要治本，实现治标与治本统筹兼顾。总体上看，十八大以来的全面从严“治”党，遵循由表及里，从小到大、从外到内的原则，旨在标本兼治、固本培元，这既勾勒出了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管党治党的实践逻辑，也构成了管党治党的新常态。
十八大召开之后不久，“八项规定”出台后，总书记切实履行“中央政治局同志从我本人做起”的庄严承诺，始终在带头执行“八项规定”方面身体力行，为全党树立了典范。实际上，坚持以上率下、上行下效，一级做给一级看、一层做给一层看，这种层层示范效应实际上所传递的正是管党治党、从严治党的坚强决心。虽然“八项规定”从“餐桌上的腐败”“车轮上的腐败”“月饼盒里的腐败”开始，从小处着手，这看似“治标”，但是从大处着眼，反腐效果却是立竿见影、十分显著。
这次全会进一步明确指出，党要管党必须从党内政治生活管起，从严治党必须从党内政治生活严起。怎么管起来?怎么严起来?既要靠教育，更要靠制度，刚柔并济，双管齐下，同向发力，才能取得标本兼治的实效。为适应全面从严治党新的实践需要，十八大以来，一系列党内基础性法规如《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或制定或修订并相继颁布实施，此次全会专门讨论并审议通过了《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这必将在全党上下形成一种整顿党的作风和队伍、管党治党的强大震撼力、威慑力。党内法规的颁布实施，旨在以制度的刚性建设性力量实现党员领导干部从“不敢腐”到“不能腐”“不愿腐”的转变，从而真正推动全面从严治党由外而内、从现象到本质，从“治标”向“治本”的实质性飞跃。
三、必须坚守共产党人的“高底线”
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既要重申共产党人应该坚守的理想信念的“高线”，又要划出共产党人不可触碰的纪律“底线”。
理想信念是精神之“钙”，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守共产党人理想信念的“高线”。革命理想高于天。总书记指出，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共产党人精神追求，始终是共产党人安身立命的根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形象地说，理想信念就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没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可谓一语中的、一针见血。在现实生活中，无论是经济上贪婪、政治上变质，还是道德上堕落、生活上腐化，根子上的问题就在于缺乏共产党人的精神之“钙”。从根本上来说，中国共产党是由一群有着共同信仰并靠信仰作纽带的先进分子组成的。如果失去了共同信仰，就意味着全党的纽带断裂，最终必然导致共识破裂、派系林立、四分五裂。邓小平曾语重心长地指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一种精神动力。今天，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代表着一种价值追求，意味着共产党人的精神历练。坚守理想信念的“高线”，归根到底就是要“寻根”，说到底就是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坚持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就必须以高标准、严要求拧紧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补好理想信念这个精神之“钙”，从根本上解决党的建设中存在的失之于软、失之于宽、失之于松的问题，真正取得管党治党的实效。
坚持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还必须守住共产党人不可触碰的纪律“底线”。全面从严治党，必须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使纪律成为带电的高压线。总书记深刻指出，党要管党、从严治党首先要严明纪律，纪律不能成为“稻草人”，不能成为聋子的耳朵——摆设。严明党的纪律，首要的就是严明政治纪律。党的纪律是多方面的，但政治纪律是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纪律，遵守党的政治纪律是遵守党的全部纪律的重要基础。政治纪律是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在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言论、政治行为方面必须遵守的规矩，是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的根本保证。我们党是用革命理想和铁的纪律组织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组织严密、纪律严明是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也是我们的力量所在。全面从严治党，重在加强纪律建设，加强纪律建设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治本之策。当前，我们要特别强调的就是扎紧党规党纪的笼子，把党的纪律刻印在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的心上。
全会指出，一个国家、一个政党，领导核心至关重要。因此，学习领会贯彻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坚定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最重要的一条就是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不断开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新格局和新境
界。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解读(全文)
“一”就是一个指导思想
全会报告的指导思想，重点落在服务于“两个一百年”的战略目标上。实现“两个一百年”的战略目标，“十三五”是关键的阶段。“十三五”既是实现第一个百年目标的关键阶段，又是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的关键阶段。
“二”就是两个形势判断
《建议》中有两个形势判断：一是对“十二五”的判断;另一个是怎么来看当前国际国内形势。一个是横坐标，一个是纵坐标。“十二五”是纵坐标。对“十二五”认识清楚了，对“十三五”就比较容易看得清楚。当前国际国内经济形势是横坐标。这两个坐标对我们理解和把握“十三五”规划《建议》非常重要。
关于“十二五”，有些人习惯首先看数字漂亮不漂亮。“十二五”规划建议当中有很多指标是没有完成的，如果仅仅从数字上看，就把问题看浅了。但是，整个“十二五”我们是在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实现的这样一个增长速度。如果根据当前国际形势做一个比较分析的话，这个速度在全世界应该是最高的几名。从比较可以看到，中国“十二五”经济增长相对于国际上来看是很不错的。因为谁都没料到，2008年以后有金融危机，谁也没料到这次金融危机持续了将近八年。这在将近一百年当中没有出现过的。
另外，这也是我们搞研究当中经常讨论的一个问题。现在7%的增长速度和原来纯粹搞工业制造时的7%增长速度实际上已经不是一回事情。现在的经济不仅仅是工业经济了，互联网经济在突飞猛进。比如，我们在南京路买一双鞋子要1000元，可能到网上去买只要500元。从GDP角度讲，鞋子还是一双鞋子，如果在南京路买，按1000元来统计，跟到网上买相比数字就减掉了很多。所以，这个7%的速度其实和原来工业经济情况下有所不同。但到底这里边相关系数是多少，研究人员还没完全研究出来。
还有一个是进出口。进出口现在是下降的，这是改革开放36年来很少见的情况。但有一块数字是没有统计进去的。我们在做研究时对跨境电商这一块的数字摸不准。实际上跨境电商占了很大一块。比如我们进来/出去的东西如果没有通过海关、没让海关统计，而是通过邮政寄进来/出去，想去估一个数字比较难。
我觉得大家应该用一个相对的概念来看“十二五”，而不是去说数据怎样，因为国际国内的形势不一样了。这里我特别要讲一件事情。习总书记最近在国外参加了APEC会议、G20会议，还有中非峰会，国际上对中国在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的表现是非常赞赏的。在世界经济2008年以后的增长当中，中国贡献率最低的一年是27%，最高的一年将近50%。而美国差不多只占15%～18%左右。就是说，整个世界经济往下行的时候，是靠中国的增长撑住的。
前不久我参加了首轮中日企业家和前高官对话。在这次对话会上我作了一个演讲。我说从2008年开始，中国对世界经济做出了三方面的贡献。第一，2009年我们中央投入4万亿，加上地方的投入、银行的贷款，总共十几万亿。这件事对中国来讲是有副作用的，因为导致了产能过剩;但是对世界经济来讲，是绝对有意义的。2009年我们扩大投资以后，巴西、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大宗商品出口国的经济都撑住了。如果中国当时不是扩大投资，那些国家全部会垮下去。第二，世界经济中真正稳定汇率的是中国。我觉得这件事情对世界经济意义是最重大的。美国2008年雷曼危机出来后，美联储完全只考虑美国利益，马上量化宽松，前后三次量化宽松。量化宽松就是印票子。这样一来，美元贬值，美国所欠国外的债务就都被稀释了。今天的100美元只相当于2008年前的60美元。美国量化宽松后，欧洲撑不住了，就也量化宽松，日本也跟着量化宽松。这些都是发达国家。世界经济危机是美国引起的，本应该承担责任，结果美国为自己的国家利益在做这种“下三滥”的事情。这段时间，在世界经济当中最稳定的货币是人民币。中国加入了WTO以后，尤其是2004年、2005年以后，人民币始终在升值，美元下跌了(唯一盯住美元的是我们中国)，日元降了30%，欧元兑美元从1：1.4降到现在差不多1：1。我们最近才动了2%，全世界就慌了。说明这七八年，由于中国的人民币汇率保持稳定，使世界经济下行的危机减缓了。但是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讲也是有副作用的。我对日本人讲，你们日元汇率贬值了30%，我们人民币汇率保持稳定，结果是稳定了世界经济。但是我们自己的进出口净增量就下降了。同样一个产品，大家都在卖，但我们的价格相对就上升了30%～40%，更不要说我们的劳动力成本，还有其他很多成本的上升。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进出口状况不好的原因，这是我们付出的代价。
第三件事情，就是我们2013年开始倡导的“一带一路”。这件事我认为是没有副作用的。“一带一路”是双赢的，对中国、对世界经济来讲都是好的。这也就是为什么亚投行有这么多国家支持，甚至英国、整个欧洲国家都支持搞亚投行。因为他们也想明白了，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大家都印票子，世界经济也没有上去。“一带一路”如果把中亚、西亚，把中国和欧洲很多国家经济带上去的话，将使整个世界经济往上走。说得白一点，不光是中国国内需要供给侧的改革，世界经济也需要供给侧的改革，只有更多的国家发展了，才能把世界经济带上去。发展的第一步是基础设施投资。世界银行、亚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能提供的钱只是杯水车薪，解决不了问题。中国提出亚投行初始资本1000亿美元，再加400亿丝路基金，这对发展中国家是一个很大的振奋。这次对非洲又是提供600亿资金支持。中国在这段时间里面确确实实在稳定世界经济、在促进世界经济增长。现在网上有一些议论，说我们自己现在经济情况也不是很好，还拿钱出去。不是这么看的。亚投行的钱投出去了，假如说要建中巴走廊，那就要修铁路、公路，这样就把我们的水泥、钢材、机械设备全部带出去了，实际上是带动了我们的出口。只是出口的办法不一样了，原来是广交会上“摆摊头”的出口，现在变成了一个个重大工程，带动了我们很多的设备、很多东西的出口。因此，“一带一路”是一个双赢的战略，既支持了相关国家的发展，同时也带动了我们的进出口，通过对外投资带动我们的出口。也使中国东西部开放互动，使我们的区域协调发展找到了一个突破口。“一带一路”起来了以后，云南、新疆、陕西等地就成为了西部开发的前沿阵地，能带动整个经济发展。
因此，可以说我们为世界经济做了三大贡献。第三件事情是双赢的。日本人质疑我们搞“一带一路”是因为地缘政治，因为美国人搞“亚太再平衡”，说我们为了和美国人对抗而搞了“一带一路”。我说，就是没有美国和你们日本搞“亚太再平衡”，我们还是要搞“一带一路”的，因为这个“一带一路”相比于你们的量化宽松，对世界经济更有好处，当然对中国经济也有好处。
怎么看我们国家20年的重大战略机遇期?这在2008年以前很好理解。全世界的投资都冲着中国来，我们增长速度非常快，那时候引进外资要招商比较容易，现在招商引资就没有以前容易了。但这不意味着2008年以后我们的这个战略机遇期消失了，只是战略机遇期的内涵由于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发生了变化。2008年以前，是世界经济“相对繁荣期”的机遇期，机遇表现在外资大量进入、增长速度比较快、城市化速度也比较快;2008年以后，世界经济进入一个“相对衰退期”。大家不要低估这个衰退期，一般会持续二十年上下，要等到下面一轮新的产业革命真正形成以后了，大量产业化了，带动需求。在这个阶段有没有战略机遇?最重大的战略机遇就是创新的“窗口期”，或者叫“创新的绿灯期”。有个德国人写了一本《技术对垒论》，这本书里有个观点，30年过去了我印象还很深。这本书讲，新科技革命不是科技现象，科技发明是科技现象，因为科学家每天都在动脑筋要发明东西。发明东西不受时间限制，没有周期性。但科技革命是有周期的，50年左右来一次。这里涉及三个周期：一个是短周期，就是商品的周期。服装最典型了，久了要翻新，很多产品都要翻新，这是产品(商品)周期。产品销不动了要有新的投入。产品周期后面是设备周期，就是马克思讲的生产过剩危机，大概是七到十年。设备精度不够了或者什么就要换机器。还有就是知识更新周期，现在就处于一个知识更新的周期。原来讲的都是工业设备，现在讲工业4.0、第三次产业革命。现在通过信息技术，把所有东西都串在一起，从供到需全部串在一起，知识更新的周期大概50年左右。
从这个角度可以看到一个现象。大家不要认为企业家任何时候都是创新的，企业家有的时候创新是走在最前面的，有的时候企业家在创新上面是走在最后面的。道理很简单。比如说传统汽车销得很好，谁把新车拿去投放?那是傻瓜。生产线还有银行的贷款没还光，企业家干嘛去投新产品?发明家有新产品发明，企业家可以把它购买过来，锁在保险箱里，但是绝对不会投产的。什么时候投产?生产危机出现时，现有产品销不动时。这位德国作者书中讲，前面这轮产品销得好时，就像遇到了一个“红灯”，所有创新的发明全部停下来;等生产出现危机销不动了，那就转化为“绿灯”。这时候，新的业态、新的产业、新的产品、新的技术层出不穷，都冒出来了。所以，我们注意到，凡是有危机，危机特别大，创新就会很多。这两者是正相关的。这个时候就叫“窗口期”、“绿灯期”。无论一个国家、一个省、一个市、一个区、一个县，越是在危机的时候，越要看到这是一个创新周期。抓住了“绿灯期”，后面就有活路，否则就出会问题。
我举一个例子。贵州现在经济增长速度是10.8%，全国第二位。在南方，贵州是唯一产煤的省份，也生产水泥。但是，山西也有很多重化工业，也是产煤的，为什么山西的经济掉到只有百分之四点几?这可能对中国经济是一个比较有价值的问题。为什么东北就是振兴不起来，而有的地方反而发展得很快?这表明在新的一轮周期当中，能不能跟上新的东西，有很多地方还存在路径依赖。比如说做重化工原来很赚钱，一看经济不好就再去追加投资，结果更加亏，不知道怎么去抓新的东西。贵州解决了千百年来没解决的“路无三尺平”的问题，现在县县通高速公路，境内有两条高铁，“十三五”结束时将有17个支线机场，这解决了贵州人的道路交通问题。现在全国的大数据中心居然放在贵州。他们的省委书记原来是江苏省的常务副省长，懂经济、有思路，跑中央去争取这个项目。省委书记到中央说，大数据是个高耗能的产业，服务器高耗能，贵州有很便宜的水电，而且是“凉都”，夏天的时候天气很凉爽，放在贵州有好处。结果贵州争取到了。贵州如果死守传统产业，那么也要出问题了。“窗口期”、“绿灯期”抓住了就上去了。要抓住重大战略机遇期，要抓住它的内涵的变化，这个变化讲白了就是创新驱动。
“三”就是三大发展战略
第一是发展的新空间战略。实际上就是区域经济发展战略。中国经济区域发展当中，有“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还有京津冀城市群。我认为从某种角度上，中央在区域经济发展战略上做了适当调整。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东北振兴，再加上东部沿海地区加快发展，中央这次收缩到发展经济区里面，叫增长极。这和小平同志当年的发展战略类似，东部沿海地区开发开放时，并没有全面号召，只抓了两个城市。第一是一头扎到深圳，让深圳杀出一条血路。深圳起来以后，才有沿海14个港口城市，以点带线。后来搞沿江开发开放，又一头扎到浦东，然后沿江11个省的港口城市的开发开放。原来在这个战略上我们有点“冒”，全国大号召。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产能过剩。所以，十八大以后，中央做的最大的调整就是区域发展新空间。我认为，中央的区域发展新空间战略是对的。这个战略后面有一个理论问题，就是我们怎么来认识共同富裕的问题。小平同志讲过“三步走”，到上个世纪末，人均800美元，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走向共同富裕。从本世纪开始，我们中国实际上在探索共同富裕。探索共同富裕是普遍号召，还是在东、中、西我们找到一个战略地带来带动，两者是不一样的。我认为这次五中全会把这个问题定义准确了。
第二是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十八大前，上海给中央的建议里提出了“创新驱动、转型发展”，提到了人的全面发展。十八大报告里有5处实际上是和上海市当时的建议是一致的，其中最重要的一处就是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去年和今年3月5日，总书记两次参加上海代表团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他讲的分量最重的就是创新驱动发展。创新驱动不能指望国外跨国公司会把核心技术给我们，要靠我们自主创新。去年5月24日，总书记提出上海要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中心这一命题。这个提法，提示我们对当前重大战略机遇期的认识不能再用惯性思维。再去搞一个开发区、一个新城等外资来，结果外资不来，新城变成了“鬼城”、“空城”。中西部好多三四线城市就是吃这个亏。这就是习惯思维、路径依赖。
第三是《中国制造2025》战略。这个战略对我们是一个很重要的提示：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第一要务。这次五中全会是对发展问题提得最多、提得最重，也是提得最具体的一次。在现在的国际国内背景下，应该是怎么样的一个发展理念?这次讲清楚了，“五大发展理念”。别看一共就10个字，其实里边包含的内容非常广。
“制造2025战略”提示我们要当心产业空心化，不光对国家而言，对上海也有用。现在讲创新很时髦，互联网金融、现代服务业……，很多地区都去抓，而对制造业忽视了。如果不去抓制造业，今后一定会吃大亏的。中国还没到不要制造业这个份上。我们原来加工贸易阶段，也引进了国外一些先进设备，也有很多人学到了一点技术，这是技术溢出效应。但我们自己的制造业在国际分工当中地位还不高，很多设备还造不出来，好的设备基本上都是外国人制造的。在先进制造业、高技术产业上，我们才刚刚开头，但搞得不好就是空心化。以前批两块地，可能就八十亿、一百亿就来了，但是搞先进技术可能有三年的研发投产，到真正能够产生税收，要花多少力气?所以，如果我们头脑不清醒，做些表面文章的话，到最后我们的城市玩完了，国家也玩完了，产业空心化了。所以中央提“制造2025战略”，也就是十年以后我们制造业应该达到什么样的状况，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
发展新空间战略中，中央在对“一带一路”的定位上，“一带”新疆是核心区，“一路”福建是核心区。但是我告诉大家，今后“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汇聚就汇聚在长三角，北边到连云港，南边到温州，“一带”在这个上面，“一路”也在这交汇，长江经济带也在这交汇。从长远讲，“一带一路”的枢纽平台就在长三角，说不定上海就是“两带一路”的交汇点。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中，中央对上海的明确要求，就是要建设具有全球影响的科创中心。“制造2025战略”中上海也是有机会的。前几年我们讨论上海经济出路在什么地方，认为是在“三经济一制造”。“三经济”，一个是互联网经济，当时我们把它叫做平台经济;一个是绿色经济，这个上海是绕不过去的，上海全国经济最发达，必须在低碳环保上走在前面;第三个上海最有优势的，就是健康经济。现在外地人会这样问，你们上海现在还有什么产品?当然汽车是一项。其实，全国各地对上海第一需求是看病。全国各地对上海医疗的信任程度很高。但是我们大大辜负了这个市场需求。医疗是一个很大的市场，现在医疗设备好多都是进口的，如果这块上海抓住了，那将会有多少东西?另外就是智能制造。这也是一个大市场。长三角是全国工业最发达的地方，劳动力成本也涨得最快，要做工业的话就要找到替代劳动力成本不断升高的东西。怎么替代?靠机器人，靠智能制造。
当前讲“供给侧理论”，供给侧不是老产品过剩了，仓库里的东西拿出来再来生产，这不叫“供给侧改革”。供给侧是对着新需求去创造新的供给，这些都是新的供给。我觉得“制造2025”战略中上海有很广阔的天地可以去做，我们现在问题是把形成以服务经济为主导的产业结构理解为服务业主导的产业结构。服务经济为主导的产业结构，讲的是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共同发展，不是说要把二产丢掉。现在很多人把它理解为简单搞搞服务业，制造业不要搞了。大家一定要头脑清醒。中央讲的三大发展战略，我们上海要结合自己的情况去理解。
“四”就是“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这在全会报告当中是很重要的一块，这块在建议出台以前，总书记在多个场合讲了，大家都对这块进行过学习讨论，我就不展开讲了。
“五”就是五大发展理念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这五大发展理念，总体上怎么把握?
第一，“五大发展理念”是一个整体，是科学发展观的具体展开，也是新常态实质性的内容。新常态不等于经济速度下去，关键是看这几个发展是不是都在往上走，它也是可持续发展的保证，一个都不能少。比如说少了绿色发展，就不是可持续发展。少了创新发展，肯定是不持续的。协调发展也不能少，不协调，我们西部贫困人口这么多，西部人就不满意。开放断了，和整个国际市场不匹配了，也不可持续。共享发展更不能少，如果高了高的、低了低的，民粹主义泛滥，那怎么可持续发展?所以，“五大发展理念”又是可持续发展的保证，我们对“五大发展理念”要有一个整体的认识。
第二，要充分认识“五大发展理念”提出的背景。我们一直是以工业化社会来认识当今世界的，仔细想想，现在已从工业化社会逐步在进入信息化社会了，哪一件事情离得开信息化?同时，我们又在从物质文明在走向生态文明。原来光强调物质文明的时候，不会讲碳足迹是多少、消耗多少环境容量。中国要富起来、强起来，从老百姓角度讲，就是要像美国一样，一家人有栋小洋房、两部车子。两百多年来，发达国家就那么几个，他们当年在消耗资源能源的时候我们感觉不到，有钱的富豪住半山腰，开私人飞机、私人游艇。如果中国加上印度，或者“金砖五国”加进去，30亿人口也这么消耗，今后非洲富强起来了也这么消耗，将消耗多少?照目前我们对资源、环境容量的消耗，两个地球都抵不住。这就是为什么现在温室气体会上升，为什么现在春天很短。所以，我们不光要考虑工业文明走向信息文明，还要注意物质文明要走向生态文明。
第三，工业化社会是西方的治理文明，今后要走向新的治理文明。这次危机至少我们看到两条：第一，西方发达国家所领导的治理，在危机中只考虑自己国家，量化宽松、印发票子。第二，西方选举民主有弊端。四年或者五年选一次，想上台时信誓旦旦，选上去后做到了吗?没做到、做不好那再换别人做，轮到后面在台上的时间越来越短了。在日本，党的总裁就是首相，做不好就换一个，换一个哪能解决问题。所以，西方发达国家的治理文明出问题了，碰到危机后，没有一个发达国家从国家、民族长远的发展来考虑问题、设定目标。
这三个背景，工业文明走向信息文明，物质文明走向生态文明，传统的工业化的治理文明要走向新的治理文明，决定了我们现在“五大发展理念”提出。这既是发展是硬道理，是第一要务。在现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面，我们要从供给侧改革、结构性增长去破题。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对经济工作的治理是采取的西方的传统模式，叫短期需求管理。所谓短期需求管理，就是通过财政政策、金融货币政策，对经济做微调预调。经济有点过热了，财政政策就稍微紧点。经济增长不景气了、速度在往下，那信贷就放大点，M2(反映货币供应量的重要指标)达到百分之多少。比如说我们对M2的控制，13%～17%这个区间，这叫短期需求管理，它不解决产品更新的问题，不解决企业怎么通过改革增强活力的问题，不解决怎么降低税收、降低门槛使整个产业增加活力的问题。
习总书记在深改领导小组会议上提出，在适度扩大需求的前提下要推进供给侧改革。所以最近报纸上、杂志上很多在讨论什么叫“供给侧改革”。供给侧改革、结构性增长，关系到“十三五”我们推“五大发展新理念”怎么开局的问题。“供给侧改革”这个东西，好像这个名词太学者气，不是很容易理解。供给侧就是生产，“供给侧改革”指的是什么?第一，政府降税。政府降税目的是什么?一头是消费者的购买力增强了。另一头是企业的活力增强了，负担减轻了;第二，政府降低门槛，审批、各种各样的收费，这些所有门槛都要降低;第三，要增强企业的创新能力，要刺激创新，创造新的供给，适应新的需求。
关于创新发展。这一理念反映了中央已经要从短期需求管理，就是微调预调、财政和货币政策中逐步跳出来。一方面，在2016年中央肯定要适当扩大需求，现在我们在M2、信贷方面这些东西已经反映出来了。另一方面，第一就是抓创新驱动，创新实际上是最典型的供给侧改革。创新驱动我觉得非常重要。为什么经济下行?很重要一条就是我们创造新的供给抵不上过剩的旧供给。过剩的旧供给肯定速度在往下掉，创新的速度抵不住下行的速度。
关于协调发展。前面的发展新空间战略部分已经讲了这个问题。“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和“京津冀城市群”发展是当下着重推进的三大发展战略。
关于绿色发展。绿色发展是个绕不过去的问题。我们差不多在上一个五年计划就提这个问题了，中央这次把这个问题提得很高。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政治问题。中国经济发展这么快，一个大国30年维持将近10%的增长速度，是古今中外看不到的，很多发展中国家都很羡慕，并认定要向我们中国学习，把自己国家的经济搞上去。但是，雾霾一出来，我们的示范效应起码打了对折。连中国的老百姓都讲，我现在钱是多了，但是我天天生活在一个戴着口罩的环境中，我值得吗?我有钱了，但是我没办法自由呼吸了，我值得吗?发展还能是硬道理吗?中国老百姓就在打问号了。如果空气污染指数一直是爆表，那大家什么样的发展都不要了，看到蓝天、呼吸到新鲜的空气就觉得很好了。虽然我们讲历史上80%的温室气体都是发达国家排放的，追究历史他们是罪人，但是现在中国的排放是美国的两倍，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是没法占据道德高地的。所以，绿色发展不是一个小问题，它既是我们本身老百姓生活质量的问题，同时它也是一个重大的国际政治问题。如果我们不能解决绿色发展问题，在国际上中国道路就没有示范效应，就不能赢得发展中国家的尊重。
关于开放发展。这个理念是36年来始终没变的一个发展理念，其他理念都是后面不同发展阶段加进来的。“开放”和“发展”是我们从1979年到现在始终坚持的两个东西，始终是相互推动的。哪个地方不坚持开放发展，哪个地方就没戏。我们还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在国际产业链分工还在中低端，要清醒地认识这个问题。所以坚持开放发展这一条千万不要丢。
“六”就是六项重大举措
这次全会报告中很重要的一个精神，就是突出了人民为主体，突出了人的全面发展。我们所有的发展，最后就是要共享发展。中央这次在共享发展当中，很具体地点了六件事情。
第一，7000万人脱贫。中央全会开完后，第一件事就是召开了全面解决脱贫的工作会议。提出5000万人通过各种形式脱贫，还有2000万是没办法脱贫的，政府要托底。这是共享发展当中一个重大的内容。
第二，困难生全资助。中央这次提出，困难生全资助，要让一个贫穷的家庭、让这些孩子有平等的机会。不能因为贫困，不给他们平等机会。
第三，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以创业引领就业，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建立面向人人的创业服务平台。这是在“十二五”中探索出来一个很好的东西。原来讲创新好像就是几个高等大学里的高端科学家的任务，现在我们对创新是“两头抓”了。一头像航天航空、军事上的东西，还得国家花钱投入;另外一头需要“草根创新”，可能一个人的创新就可以带动几十个人的就业。
第四，扩大中等收入的比重。讲到收入分配政策，这块问题是看到了，问题是怎么去提高。现在这个问题是两难。真正要提高中等收入水平，其中很重要一块是公务员的工资收入水平问题，这个问题我觉得中国早晚要解决。收入分配政策是一个大问题，这块不理顺，倒过来对我们整个需求、供给都会产生影响。
第五，医保和降低大病费用。现在整个医改还在进行之中，中央在建议当中，共享发展当中提到了一些具体举措。
全会提出, 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 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基础。必须加快形成企业自主经营、公平竞争, 消费者自由选择、自主消费, 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的现代市场体系, 着力清除市场壁垒, 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公平性。要建立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 完善主要由市场决定价格的机制, 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 完善金融市场体系, 深化科技体制改革。
解读:
此次公报对市场经济的认识大大向前推进
此次全会公报反映出我们对市场经济的认识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过去我们强调, 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 而此次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
购物狂欢节印证三中全会对市场定位
日本和印度没有像中国这样的购物狂欢节呢?这好像很有中国的国情, 这完全是由民间自己自发推动产生的, 这正好应了十八届三中全会经济改革的一个很重要的词就是——市场是决定性的因素。
市场决定与政府作用不矛盾
从“基础性作用”到“决定性作用”, 市场地位取得了新飞跃, 市场决定与政府作用不矛盾。
要点二公报: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
全会提出, 创新社会治理, 必须着眼于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 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 增强社会发展活力, 提高社会治理水平, 维护国家安全, 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要改进社会治理方式, 激发社会组织活力, 创新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体制, 健全公共安全体系, 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 完善国家安全体制和国家安全战略, 确保国家安全。
解读:
中国有必要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
中国的国家安全战略最大的失误是在国际交往中以意识形态划分对立面, 导致在处理国际问题时有失偏差, 未来的国家安全战略需要有新思路;中国面临的战略问题越来越复杂和多元化, 有必要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
中国需要国家安全委员会做反恐战略规划
中国已有联合政府多部门打击恐怖的机制, 但这种机制主要起到预警和处置暴力恐怖事件的作用, 而不是消灭其滋生的土壤。中国十分需要一个国家安全委员会这样的机构来对如何协调各部门从根源上消灭恐怖主义做出长期的战略规划。
国家安全委员会巩固高层对军队领导权
中共很多表态明确指出, 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所以这点并不会变化。但长时间这可以带来中国决策机制的更进一步制度化, 在一定程度上讲, 也是巩固习近平主席的权力, 同时有各部门来参加运作, 在一定程度上讲也增加了透明度。
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是跟国际接轨的做法
习近平等新一届领导集体上任之后, 一直强调中国外交的顶层设计。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 将更有利于部门间的相互协调, 是一个非常好的举措。这也是跟国际接轨的做法, 一般大国都有这样的机构, 比如美国等。
要点三公报:中央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
全会强调, 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 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 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 确保改革取得成功。中央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 负责改革总体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各级党委要切实履行对改革的领导责任。要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 建立集聚人才体制机制, 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鼓励地方、基层和群众大胆探索, 及时总结经验。
解读:
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的设置意义重大
这次公报提出特别设立了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 这个意义非常重大。我们过去在改革开放后成立了一个国家体制改革委员会, 当时是最高领导总书记挂帅, 在80年代90年代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改革领导小组面临的关键问题是超越利益格局
作为高层改革领导机构, 怎样超越现有的利益格局, 怎样驾驭现在大的格局, 是下一步改革的关键所在。为什么一些改革措施推出之后受到阻碍, 就是因为不得不顾及现有利益格局, 特别是垄断性行业, 未来仍是任重而道远。
深化改革小组料比发改委“高端”
全面深化改革机构跟现存的中国, 比方说政府发改委, 应该是不同的。它应该是一个比较高端的, 我注意到它的使命有四个方面, 就是设计、协调、落实、推进。它有政策设计的一面, 但是同时也有督导的一面。
要点四公报:要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财政制度
全会提出,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 科学的财税体制是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必须完善立法、明确事权、改革税制、稳定税负、透明预算、提高效率, 建立现代财政制度, 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要改进预算管理制度, 完善税收制度, 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
解读:
地方政府依赖土地财政与财税体制不合理有关
地方政府如此依赖土地财政, 地方债务这么高, 都与财税体制本身不合理有关, 这么多年来没有比较大的调整。一方面, 主要和地方不匹配, 常规性转移太少, 专项转移太多, 所以所有问题都聚焦到财税本身。
减税是最有效的促进民间经济成长的方式
我认为财税体制改革还需要着眼于整体的、长期的有利于促进经济发展, 特别是有利于促进民间经济的成长。实际上, 作为宏观调控的一种政策工具, 你要实行财政政策的时候怎么办?政府扩大支出很重要一条是减税。
公报“三大亮点”为财税改革确定了新基调
公报为下一阶段中国的财税改革确定了新的基调和战略目标。特别是将公共财政的三大制度——税收制度、预算制度和政府间财政关系——的建设与国家治理能力、制度体系的改善与成型, 以及政府与市场的角色定位结合起来。
要点五:公报: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
全会提出, 城乡二元结构是制约城乡发展一体化的主要障碍。必须健全体制机制, 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 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要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 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 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 完善城镇化健康发展体制。
解读:
建设用地一体化将促户籍改革
城乡建设用地一体化的过程, 就是瓦解城乡二元结构的过程, 这一举措必将影响城乡户籍的改革, 这样, 两个导致城乡二元结构的问题就会互相促进着解决。
户籍制度、土地制度改革需要明确时间表
目前中国的改革已经已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 面临着重重阻力, 要拆解缩小收入差距、打破垄断、户籍制度改革、土地制度改革诸多“硬骨头”, 必须用巨大的勇气和决心, 制定出台更加具体合理的改革措施和明确的时间表。
要点六公报:全面正确履行政府职能优化政府组织结构
全会提出, 科学的宏观调控, 有效的政府治理, 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必须切实转变政府职能, 深化行政体制改革, 创新行政管理方式, 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 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要健全宏观调控体系, 全面正确履行政府职能, 优化政府组织结构, 提高科学管理水平。
解读:
行政体制改革是下一步改革的重头戏
这次行政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肯定是改革的重要内容, 从今年上半年我们全面推进国务院行政改革, 减政放权转变政府职能, 以此为核心的行政体制改革, 我认为是下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头戏。
政府要从对要素市场的过多控制中退出来
政府要从对市场, 实际上主要是要素市场的过多控制、干预当中要退出来, 要真正能够让市场机制配置资源, 所以这是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之所以是核心问题, 这就涉及到政府职能的转变, 尤其是涉及到宏观调控的改进。
要点七公报:维护宪法法律权威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
全会提出, 建设法治中国, 必须深化司法体制改革, 加快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 维护人民权益。要维护宪法法律权威, 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 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 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 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
解读:
重新树立宪法权威对中国长治久安有战略意义
如果没有基本的法律意识, 这个社会是要出大问题的, 文化革命中就是这样爆发出来的, 把法治全部破坏了。三中全会重新树立宪法权威, 强调司法公平公正, 强调司法审判相对独立, 我认为对中国长治久安有战略意义。
公报单独提司法改革高层已重点关注司法公正
公报把司法改革问题单独提出来, 作为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怎样实现司法公正已经被高层重点关注, 此外, 强调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 把人权问题摆到桌面上, 研究解决、制定措施、实现保障, 这一点非常重要。
要点八公报:深化军队体制编制调整改革
全会提出, 紧紧围绕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这一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 着力解决制约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的突出矛盾和问题, 创新发展军事理论, 加强军事战略指导, 完善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 构建中国特色现代军事力量体系。要深化军队体制编制调整改革, 推进军队政策制度调整改革, 推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
解读:
三中全会提军队改革着眼于现代战争
全会明确提出关于国防和军队改革的问题, 包括一些具体的内容比如体制编制改革、政策改革等等, 这些都很重要, 而且着眼于在现代战争这样一种条件下, 着眼于我们所达到的发展高度。
关键词：司法公正；司法体制改革；法治中国
中图分类号：D2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08-0122-02
作为法治的重要组成要素之一，司法的基本功能就是在公共权力的基础上对诸多法律争端提出终级的权威性解决方法。司法公正就为实现司法功能提供了坚实的基础。由此可知，人民自由、权力平等、社会正义等的实现必定是建立在司法公正的制度之上。人民法院审判工作是司法公正的生命和灵魂，更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
一、司法公正的含义
（一）秉持良知
法律是由国家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的立法精神、立法目的、法律原则及法律手段的实现与运用，均要靠法律的实施、执行和具体适用来体现和实现。而法律的具体施行离不开法官的品质和良知。
（二）平等对待
天秤具有平等和公正的涵义，也正因为如此，天秤成为了法律职业的象征。而平等的实现要以公平为前提。公平正义得以实现的一个具体方式就是法官在工作中平等地对待不同的人。司法工作要做到“对事不对人”，不能因当事人的社会身份不同而区别对待，也不能让部分在社会中处于劣势的人受到歧视和不公正的待遇。
（三）合理合法
合理合法不仅是对一名合格的司法人员的行为准则规范，更是应该遵守的职业道德准则，具有法律约束力。依据职权范围，合理地按照法律的规则行使自由裁量权，在遵守法律的同时兼顾情理，同时要避免“一刀切”和机械照搬。同时要警醒自己行使权力的过程中滥用职权，以免与法律的本意偏离。
（四）程序公正
公正是抽象的，程序是具体的、看得见的。因此，程序是司法公正的有效手段和重要环节。在对案件的处理过程中我们必须做到遵守法律规定的关于方法、步骤、途径、时限等方面的要求。我们不仅要实现公平正义，还应当以人们感知得到的方式来实现它，让公平正义变得透明化，有血有肉有灵魂。
（五）及时高效
只有效率才会有公正。迟来的公正在一定程度上其实就是对当事人的不公正，即便是当事人能够在以后获得赔偿但是其因此遭受的伤害是无法弥补的。这就要求提高司法效率，节约办案时间，及时结案。
二、我国司法制度现状对司法公正的影响
（一）现行司法体制制约并妨碍了司法公正
在我国，虽然独立审判原则已被写入宪法并作为其支撑点，但在司法实践过程中和具体运行时，法院依然会受到来自同级或上级政府的诸多限制，给司法公正带去很多负面影响。我们甚至可以在现实社会上看到有的地方党政领导法律意识淡薄，对法院存在认识错误，要求法院服从党委领导，这无疑是司法不公最客观的外部因素。
由于司法机关的经费来源、人员编制及工作条件的改善、装备更新依赖于地方政府，造成了法院无法独立。这些现象导致有些领导干部利用手中权力插手干预司法机关正常的司法活动，严重影响其公正性，使案件越来越复杂，弱势群体的利益也受到极大损害。如不进行彻底的变革，促进司法独立、司法公正就会变为空谈。
（二）法院内部管理机制存在的弊端影响了司法公正
根据我国现行的有关法律，法院案件审理一般实行的是两种制度，即合议制和审委会制（除简单案件实行法官独任制外）。这两种制度不仅是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的体现，也可以保证司法公正和防止产生司法腐败。但从现实来看，这两种制度剥离了审判与裁决，造成了由庭长或主管院长“把关”、“拍板”最后裁决的现象。
另外，法官作为一个自然人，处在一个由各个社会角色组成的网络中，仅依靠回避制度在审判的实践中很难充分发挥法律效力。再加上我国成文法中出现的弹性条款、弹性幅度，大大增加了裁决结果的主观性、任意性。这显然与现代文明所一致的“法治”精神背道而驰。
（三）监督力度的缺乏影响了司法公正
能够熟知司法审判过程就能够对司法活动进行有效的监督。目前，我国法官裁判过程仅是对庭审活动进行部分公开，并且没有使公开的庭审活动发挥其积极意义。在这方面我们确实应该向其他国家多多学习和借鉴，争取早日实现法官裁判意见的公开。另外，中国百姓的法律意识淡薄，“关系案”思想根深蒂固，一定程度上怂恿了司法腐败，也就酿成了司法不公正的恶果。中国长期的“官本位”、“人治重于法治”的错误理念深深影响着大众，百姓一听到“打官司”，首先想到的是“认识人”、“搞定”、“摆平”，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已严重扭曲，而承办案件人也在长期的“关系案”中迷失了执法方向，法官一度被贬称“吃了原告吃被告”，司法腐败在部分社会民众的怂恿下和部分法官的自身堕落下愈演愈烈，继而使司法公正更成为屡屡成空的美好期望。
三、通过对司法体制的改革来实现司法公正
通过上述分析，笔者认为，只有通过对当今司法体制加以整改和完善，才能逐步实现司法公正。
（一）注重法官的高素质培养，实现法官职业化
把国家司法考试作为进入司法行业的必备条件，为甄选高素质人才做好铺垫。根据司法工作的特点，法院内部应有目标地培养尖子人才，培育专家型、学者型的法官。国内司法考试制度的完善，为司法部门选择高素质的法律人才提供了保障，并为培养高素养、专家型的法官队伍铺平了道路。
（二）加强法院体制改革，完善审判方式
健全完善司法公正制度，并使之行之有效就必须使地方法院与地方政府脱钩，这样才能实现司法独立，完善法院的组织人事体制。进一步深化改革法官的回避制度，全力减少甚至消除法官违背规章制度单方面接触当事人。
（三）完善相应监督制度，避免各种干预
人大监督是最高权威的法律监督，是保护司法公正的重要措施。人大对法院工作进行监督的主要目的就是监督人民法院是否严格依法办事。要杜绝直接参与案件的现象（除了特别重大的案件），以防因监督过度而适得其反。
（四）推进司法改革，建立心证公开制度
法官参照法律，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行使自由裁量权的实践过程是一个自由心证的过程。自由心证要在诉讼过程中及裁判文书中充分展示。裁判文书其实就是使案件的当事人以及社会大众对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正当化有一个可以看到的外在的判断标准。要实现公正司法，必须实行司法公开、审判公开，推行阳光审判，将司法工作置于公众的视觉之中，真正实现公正司法。
（五）提高司法效率，着力缩短诉讼周期
没有效率，何来公正？迟到的正义，就是非正义。一个案件的审理，若得不到及时的审判，实现诉讼目的，原、被告双方就会无休止的耗下去，为诉讼付出时间、付出心血、付出巨额的成本，生产生活不能正常进行，弱者得不到及时的救助，最后却是赢了官司输了钱，输了事业，输了信心。所以，在效率服从公正的原则下，要充分注意效率在司法工作中的重要作用，它可以摧毁公正，否定司法公正的价值。
诉讼法对审限的规定都是3个月、6个月等，有的时间还不计算在审限内。但对于牵扯之中的当事人来所，也许就是漫长的岁月。事实情况是一个案件了结之后还会有一审、二审及执行等程序，且一审、二审之间还有时间差，不能连续计算。所以我们要尽量缩短诉讼周期，在最短的时间内，使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得以实现，让当事人感受到司法公正及司法的温暖。
综上所述，司法公正对实现民族伟大复兴起着至关重要的保障作用。虽然在新的时期下以习近平总书记为领导班子的带领下，为推进司法公正提供了良好的法治环境。但我们仍然应清醒的认识到中国是人治传统浓厚的国家，实现司法公正的道路还很漫长，但中国的司法公正一定能够在不远的将来真正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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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政治局2015年7月20日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2015年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
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2015年7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认为，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中国共产党确定的“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十三五”时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定性阶段，“十三五”规划必须紧紧围绕实现这个奋斗目标来制定。当前，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没有变，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我国发展既面临大有作为的重大战略机遇期，也面临诸多矛盾相互叠加的严峻挑战。我们要准确把握战略机遇期内涵的深刻变化，更加有效地应对各种风险和挑战，在改革开放以来打下的坚实基础上，坚定信心，锐意进取，奋发有为，继续集中力量把自己的事情办好，不断开拓发展新境界。
会议指出，推动“十三五”时期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贯彻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坚持发展第一要务，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确保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
会议强调，“十三五”时期，中国发展的环境、条件、任务、要求等都发生了新的变化。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保持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必须有新理念、新思路、新举措。发展理念是发展行动的先导，是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发展着力点的集中体现。要认真总结经验、深入分析问题，把发展理念梳理好、讲清楚，以发展理念转变引领发展方式转变，以发展方式转变推动发展质量和效益提升，为“十三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指好道、领好航。
会议指出，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是发展的根本目的，必须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实际出发，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方式，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迈向中高端水平，推动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必须按照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加快完善各方面体制机制，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为发展提供持续动力。必须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治体系，加快法治经济和法治社会建设，把经济社会发展纳入法治化轨道。必须深化全方位对外开放，妥善应对外部环境变化，推动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必须贯彻全面从严治党要求，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确保中国发展航船沿着正确航道破浪前进。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解读
全面小康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宏伟目标，是“中国梦”的具体体现，“十三五”是百年大业最关键的冲刺5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李佐军表示，发展是硬道理，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全面小康不仅要追求发展的速度，更要强调发展的科学性和可持续性。同时，这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小康，要让包括贫困人口在内的更广大的人民群众，都能感受到社会发展的成果。这是国家治理理念现代化的重大推进。
经济速度
未来5年将有什么样的“中国速度”?有经济学家测算，要实现到2020年GDP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十三五”时期，我国年均经济增速需要达到6.5%。作为发展中国家，适当经济增速是中国实现全面小康和社会稳定的重要支撑，与此同时，如何将GDP在内的若干经济社会发展指标统筹考量，考验政府的智慧。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表示，中国正面临经济增长动力转换期，必须进一步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十三五”期间还会面临较大的稳增长压力，仍需要依靠改革释放红利、破除困难。
创新发展
自2013年以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推动自主创新、创业的政策，全民参与创新、创业的意愿空前高涨。天使投资人徐小平认为，属于中国的创新、创业“黄金时期”已经来到。国家信息中心专家委员会主任宁家骏等专家认为，“十三五”期间，以互联网+、通信、高铁、航天等高端制造业和高科技产业蓬勃发展，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将步入从量变到质变、从产业规划到发挥市场力量推动的崭新阶段。
协调发展
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副主任王小广表示，过去发展的不协调造成了区域、城乡和群体之间的差距，形成了各种社会矛盾。未来要更加注重经济社会各方面发展的整体推进，尤其是统筹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经济与文化等各方面的协调发展，从而真正推动中国向软硬实力兼具的大国迈进。
绿色发展
生态文明建设是我国现代化建设中相对薄弱的领域。十八大提出，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当前，生态文明建设有赖于清洁能源生产和消费模式的转变，分步骤、有计划地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十分必要。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信息部副部长王军认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坚持绿色发展是经济新常态下的必然选择，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长远未来。
开放发展
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国际合作室主任张建平说，新形势下，中国需要更开放的视野，打破行政区划限制和国际限制，刺激生产要素跨空间的流动和配置，形成全方位的主动对外开放格局。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部主任李扬认为，“一带一路”战略是顺应世界经济发展新趋势作出的重大决策，借助对外开放平台，与沿线国家共同发展、共同繁荣，为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同时，还应着重统筹自由贸易区内外发展，重塑国内市场经济体系和全球合理经济体系，推进国际多领域互利共赢。
共享发展
公报提出的实施精准扶贫、普及高中阶段教育、提高技术工人待遇、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等内容，抓住了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要害，对能否实现全体人民共同迈入全面小康社会至关重要。国家信息中心首席经济师范剑平表示，实现脱贫攻坚等目标，不仅需要切实可行的目标和任务设计，更要在财税、金融、民生保障等领域打好“组合拳”，建立相互协调长效机制，激发社会各界“人人参与、人人尽力、人人享有”的能动性。
二孩政策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张车伟认为，在我国面临人口老龄化加剧和劳动力减少的背景下，这一政策积极调整既顺应了群众对生育二孩的普遍需求，也有助于优化人口结构。
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原新表示，这一政策并非对以往计划生育政策的否定，而是在新的经济社会发展节点的政策新选择。全面放开后，预计每年新增出生人口不会超过600万人，并不会对当前人口形势产生太大冲击。
加强党建
中央党校教授辛鸣表示，此次公报中不是就发展说发展，而是大篇幅涉及党的建设，将中国发展与党的领导紧密结合，明确了共产党在国家发展中的领导核心作用。在落实四个全面的新布局下，中国发展好坏与领导核心直接相关，因此，加强党的建设以及明确新时期治党管党的基本思路和办法，为发展提供了坚强的政治保障。
反腐斗争
总书记在中纪委十八届六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各级党组织要担负起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全面从严治党，核心是加强党的领导，基础在全面，关键在严，要害在治。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进一步宣示了党中央全面从严治党、锻造坚强领导核心的坚定信心和勇气。事实上，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的信号不断得到释放，行动不断收获战果。
2012年11月15日，总书记在上任伊始的中外记者见面会上，以强烈的历史责任感、使命感和深沉的忧患意识，明确指出我们党面临着许多严峻挑战，党内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尤其是一些党员干部中发生的贪污腐败、脱离群众、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问题，告诫“全党必须警醒起来”。
2013年6月底，总书记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指出，党要管党，才能管好党;从严治党，才能治好党。总书记明确了好干部的五条标准：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
2014年10月，总书记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提出了八点新认识：落实从严治党责任，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坚持从严管理干部，持续深入改进作风，严明党的纪律，发挥人民监督作用，深入把握从严治党规律。2015年，总书记立足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多次强调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全面从严治党，是我们党在新形势下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的根本保证，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根本保证。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全面从严治党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围绕加强党的领导这个根本，解决管党治党失之于宽、失之于松、失之于软的问题，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坚强领导核心。
我们看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全面从严治党的路径清晰而具体，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思想在实践中不断成熟。全面从严治党中的“全面”，是“治”的基础，它既是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的紧密结合，是建章立制和执行落实的有机统一，也是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双向互动。
全面从严治党中的“从严”，是贯穿“治”的主线，不仅对广大党员的教育从严、标准从严、制度从严，而且执纪从严、惩治从严，苍蝇老虎一起打，“抓铁有痕、踏石留印”。治标和治本的统筹兼顾，自律和他律的双管齐下，表明我们党对新形势下党建规律、治国理政规律进行了新探索、形成了新认识、提出了新创见。
去年10月，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召开前夕，中共中央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广大党员务必明确，两项法规的颁布实施是在党长期执政和依法治国条件下，落实全面从严治党战略部署，实现依规依纪治党，切实加强党内监督的重大举措。
两项法规相互配套、相得益彰。《准则》重在立德，是党执政以来第一部坚持正面倡导、面向全体党员的规范全党廉洁自律工作的重要基础性法规，是对党章规定的具体化，体现了全面从严治党实践成果，为党员和党员领导干部树立了一个看得见、够得着的高标准，展现了共产党人的高尚道德追求。
《条例》重在立规，围绕党纪戒尺要求，开列“负面清单”，也是对党章规定的具体化，划出了党组织和党员不可触碰的底线，对于贯彻全面从严治党要求，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切实维护党章和其他党内法规的权威性、严肃性，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决议和国家法律法规的贯彻执行，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中纪委十八届六次全会的召开具有非同寻常的重要意义。我们已经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实现宏伟的奋斗目标，关键在党，关键在人。党的各级干部学习贯彻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就要把纪律建设摆在更加突出位置，坚持纪严于法、纪在法前;就要增强政治警觉性和政治鉴别力，特别是领导干部要善于从政治上看问题，站稳立场、把准方向，始终忠诚于党，始终牢记政治责任;就要坚持高标准和守底线相结合，既要注重规范惩戒、严明纪律底线，更要引导人向善向上，坚守共产党人精神追求，筑牢拒腐防变思想道德防线。尤其要认识到，全面从严治党没有止境，永远在路上。
一、坚持严守党纪国法，强化自我约束。古有高僧说“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说的意思是只有戒律活在心中，自然会有“随心所欲不逾矩”的自我约束力。党员干部应当把党纪国法视如戒律一样，把对法律的敬畏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将其作为修身理政的法宝。比如，中央的“八项规定”，对全国百姓来说，是新时期我党对百姓做出庄严的纪律承诺，每一条都犹如当年红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得到了民心拥护。对党员干部来说，八项规定明确不能贪图享受，回归了自然的养身之道;不允许贪图堂皇富丽和靡靡之音，留下了更多清净心和宝贵时间去思考工作问题;约束了党员干部内心欲望的膨胀，守住底线、红线、高压线，远离是非之地、是非之事，促进心安、家安、国安。其他党纪国法和“八项规定”一样也是修身理政和凝聚民心的法宝。党员领导干部要带头自觉把党纪国法置于心中敬畏它，做党纪国法的守护者、先行者，这也是党员对自己内心的崇敬，对自己良知的负责，对自己入党宣誓的忠诚。
二、坚持运用法治思维，摒除人治观念。马克思曾经说，“在民主的国家里，法律就是国王;在专制的国家里，国王就是法律。” 随着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深入，人们的民主意识越来越强烈，人们对法律作用的认识越来越到位，但立法、执法、司法、守法中还有深层次的问题没有解决，法律悬空、制度空转现象依然存在，其根本原因在于法治信仰没有真正树立，人治观念依然盛行。信仰法治关键要消除人治思维。党的十八大强调，党员领导干部对法治要发自内心地信仰，自觉形成法治思维，用法治思维取代过去的领导思维、管理思维和行政思维，主动自觉运用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安定稳定。
三、坚持完善法律体系，克服法律滞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总体上解决了有法可依，但部分领域法律滞后的问题依然突出。法律滞后是全世界面对的普遍性难题，我们应围绕以人为本的立法价值取向，服务群众的现实需求，增进社会主义公民对法律的亲近感和认同感。完善立法规范，突出立法重点，增强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针对性、及时性和系统性。探索立法规律，强化立法调研、立法听证和公开征求意见，提升立法的公正性和科学性。加快实现立法科学化与民主化，保证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与时俱进、不断完善。
四、坚持法律有效实施，保证法律权威。“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必须保证宪法和法律的全面有效实施。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就是维护党和人民共同意志的权威;捍卫宪法和法律的尊严，就是捍卫人民共同意志的尊严;保证宪法和法律的实施，就是保证人民根本利益的实现。目前，我国法治建设中面临的主要问题，大多数还在于法律实施领域，没有完全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法律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和有效的执行，法律权威依然还有缺失。对此，习近平同志要求，“必须加强宪法和法律实施，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尊严、权威，形成人们不愿违法、不能违法、不敢违法的法治环境，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五、坚持司法体制改革，促进公平公正。构建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既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内容，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保障。英国哲学家培根说:“一次不公正的裁判，其恶果甚至超过十次犯罪。因为犯罪虽是无视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流，而不公正的审判则毁坏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源。”这其中的深刻道理是不言而喻的。人民群众关注的权益保障、公共安全、公平正义三大问题，都与司法有关。应加快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确保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在全社会建立“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违法受追究、侵权须赔偿”的法治秩序，形成不敢腐败的惩戒机制、不能腐败的防范机制、不易腐败的保障机制。
六、坚持严格公正执法，克服特权思想。法律事关国家秩序，严格执法是法律实施的重中之重，执法者必须忠实于法律。正如每一颗水滴会反射太阳的光，每一个具体的案件会折射出公平正义的光辉，每一个判例都可能为公众的法律信仰添加一块基石，而每一次失误也都可能成为这一信仰崩塌的链条。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当权力运行与法律的规定不一致时，人们注重的不是写在纸上的法律，而是权力运行的实际规则。不管法律规定得有多么完备，当权力凌驾于法律之上，人们就会信奉强权而不信法律。执法者如果奉行“权大于法”和“以言代法”的思维，人们就不会相信法律;如果养成“以权压法”、“以权枉法”的习惯，人们就会抛弃法律。领导干部特别是执法、司法、检察机关人员，必须慎用手中的权力，自觉把权力严格控制在法律的轨道上，克服特权思想，杜绝特权现象，做到位高不擅权、权重不谋私，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
七、坚持推进依法行政，构建法治政府。行政机关在依法治国中有着重要的示范作用。目前，行政执法领域存在强势执法、趋利执法、选择性执法、随意执法等现象，根源就在于一些执法者对法律、法治缺乏发自内心的尊崇和忠诚。对此，习近平同志指出:“行政机关是实施法律法规的重要主体，要带头严格执法，维护公共利益、人民权益和社会秩序。执法者必须忠于法律，既不能以权压法、以身试法，也不能法外开恩、徇情枉法。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要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能力，努力以法治凝聚改革共识、规范发展行为、促进矛盾化解、保障社会和谐。”
八、坚持推进普法教育，促进知法守法。法治社会只有通过教育、家庭和社会耳濡目染，长期努力，共同推进，才可能逐渐形成。加强普法教育，扫除法律盲区。学校教育是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应该把法治课作为必修课，让每个学生从小接受法治教育，增强规则意识、程序意识、责任意识和诚信意识，在法治文化的熏陶下健康成长。此外，乡村边远地区老百姓和城市农民工等弱势群体的法律意识依然淡薄，要坚持法律宣传上门、法律服务上门、司法服务上门，立体式推进普法教育，扫除普及法律知识的盲区，实现全民知法守法和敬畏法律。
九、坚持弘扬法治精神，释放法律正能量。“崇德明礼民安定，尚法守制国昌隆”。法治精神是决定一个国家能否依法治理的前提与根基，是法治的灵魂。人们没有法治精神、社会没有法治风尚，法治只能是无源之水。历史上，管仲指出“国皆有法，而无使法必行之法”，明代张居正感叹“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这种“使法必行之法”，其实质就是法治精神。高举法治精神就要加强培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树立法治信仰，形成守法光荣的良好氛围，引导公民理性表达自己的意见和行动，避免走进“信访不信法”和“走关系强于走程序”的恶性循环怪圈。要把法治精神、法治观念熔铸到全民的头脑中，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习惯，法治就会源源不断地释放出法律的正能量。
十、坚持倡导信仰法治，实现法治中国。思想是行为的动力，实践法治有赖于内心深处的理想和信仰。法治信仰是发自内心地认同法律、信赖法律、遵守和捍卫法律。一旦法治成为一种信仰，人们就会长期持续、自觉自愿地遵守法律，把依法办事当成自己的生活习惯。法国思想家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不是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刻在铜表上，而是铭刻在公民的内心里。”小到文明行走，大到依法治国，法治的根基在于公民发自内心的拥护，法治的伟力源于公民出自真诚的信仰。虽然法治信仰的过程异常艰难，但只要我们调动全社会的力量，全力推进法治宣传教育，努力建设法治国家，营造法治氛围，全民信仰法治必将形成，到了那时，人们把法律内化为自己行为准则，把法治当成一种生活方式，法治社会和法治国家就会实现。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纲领性文献 ——《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解读
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副主任 袁曙宏
刚刚闭幕的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是在我国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定性阶段和全面深化改革攻坚期、深水区之际召开的一次专门研究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重大问题的重要会议。这次全会是我们党的历史上第一次专题研究法治的中央全会，是第一次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作出重大决定的中央全会，是第一次确定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的中央全会。这三个“第一次”，充分说明十八大之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问题的高度重视，充分说明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是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保证党和国家长治久安这样一个关系我们国家长远发展的战略全局，来谋划法治、部署法治、推进法治，充分体现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对法治的认识已经达到了新的战略高度。
党的十八大研究部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十八届三中全会研究部署全面深化改革，十八届四中全会研究部署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正如总书记强调指出的，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决定，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形成了姊妹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既需要深化改革提供动力，也需要加强法治提供保障。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就像两个轮子，共同推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事业滚滚向前。所以三个“全面”可以说是“一体两翼”，“一体”就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两翼”分别是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全会作出的《决定》确定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描绘了建设法治中国的总蓝图，作出了加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新部署，发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动员令。《决定》是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奋斗宣言和行动纲领，是一篇充满着马克思主义光辉的历史性文献，在中国法治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下面我重点从七个方面，也就是把《决定》的七个部分的主要内容给大家做个简要解读。
一、关于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
这部分是讲，我们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要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实现什么目标。道路和目标在题目中直接点出来了，旗帜鲜明、开门见山。这里我主要讲两个重大问题，非常关键。
（一）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就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提出这个总目标，意义非常重大。它就像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那样，是《决定》的最大亮点、最大创新。所不同的是，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就是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两句话，很概括，很简洁，采取了留白的方式，其主要内容需要后面逐步去丰富，逐步去发展。而十八届四中全会则进一步把总目标具体化，这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实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这段话实际上有四个层次的含义：
第一个层次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这实际上是阐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核心要义，规定和确保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制度属性和前进方向。
第二个层次是形成五大体系。一是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这就是我们通常讲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这个体系虽然已经形成了，但还是“毛胚坯房”，需要加工、装修、完善。二是形成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徒法不足以自行”，必须通过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把法律落实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把纸上的法律变成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铁的法律。三是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必须对公权力、对执法权、司法权进行严密监督，主要是把党内监督、人大监督、民主监督、行政监督、司法监督、审计监督、社会监督、舆论监督形成一个监督整体，形成一个完整合力。四是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最根本的保障就是党的领导，还有队伍保障、人才保障、财政保障等。五是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这是《决定》的一个重大创新，为什么要把党内法规体系纳入总目标？我们党是执政党，党内法规既是管党治党的重要依据，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有力保障。1978年邓小平同志就曾经深刻指出：“国要有国法，党要有党规党法。党章是最根本的党规党法。没有党规党法，国法就很难保障。” 第三个层次是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这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工作布局。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依法执政是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执政的基本方式，依法行政是各级政府的基本准则。法治国家主要是指整个国家机器和国家权力都要在法治的轨道上运行；法治政府是法治国家的主体，与人民群众打交道最多的是政府；法治社会是基础，如果法治社会建不成，就不可能建成法治国家和法治政府。同时，要实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这法治建设的四个重要环节，也是法治工作的基本格局。
第四个层次是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法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集中体现和重要依托。
总目标既明确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性质和方向，又突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工作重点和总抓手，是贯穿《决定》的主线，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具有纲举目张的作用。只有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这一总目标，才能把全会精神学习好、领会好、贯彻好、落实好。
（二）实现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必须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为什么必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实现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必须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这是贯穿《决定》通篇的一条红线，是实现《决定》的总目标、总蓝图和新部署的路径保证，也是立足我国国情，总结近代以来我国法治发展的曲折历程和世界各国法治道路所作出的唯一正确选择。近代以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法治发展的历程，决定了我们必须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鸦片战争以后，不少仁人志士为了防止中华民族陷入亡国灭种的危机，纷纷主张变法图强，开始了对中国法治道路的探索，各派政治势力也先后粉墨登场，试图搞所谓“君主立宪法治”“议会民主法治”“五权宪法法治”等，但都遭到失败。只有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嗣后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才为在新中国实行社会主义法治奠定了根本的政治和经济基础。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法治发展实践充分证明，正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长期的理论和实践探索，总结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才在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历史悠久、国情复杂的多民族大国，取得了西方国家数百年才能取得的法治建设辉煌成就，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了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的高度政治共识、行动自觉和总体布局，开辟和发展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同时，我们还应当看到，世界各国法治发展模式和道路的复杂性、多样性，也决定了我们必须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总书记曾强调指出：“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具体发展模式，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道路。历史条件的多样性，决定了各国选择发展道路的多样性。”在法治道路的选择上，同样也是如此。以近代最早实现法治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英、法、美为例，它们三国所走的法治道路就差异很大。英国是近代西方法治的发源地，1215年就颁布了《大宪章》，具有较久远的法治传统，王权一直受到一定制约，从1640年发生资产阶级革命到1688年“光荣革命”形成君主立宪制度，总体上是渐进、妥协、不流血地走向资本主义法治的。法国则与英国不同，中世纪缺乏法治传统，封建王权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当近代新兴资产阶级崛起时国王不愿与之妥协，直至发生了1789年法国大革命，建立了民主共和制度，是在暴风骤雨的急剧、反复变革中逐步实现的法治。美国脱胎于英国的殖民地，作为主要由英国移民组成的社区发展而成的联邦制国家，首先在社区就带来了英国法治的传统，继而在州推行法治，直至1787年制宪会议通过《美利坚合众国宪法》，才逐步实现联邦法治，其法治历程是自下而上逐步实现的。其他许多已经实现法治或正在成功推进法治的国家，也无一不是选择了一条最适合本国国情的法治道路。而像埃及、乌克兰、菲律宾等国家，政治混乱、经济停滞、民生凋敝、社会动荡，究其原因主要就在于脱离具体国情、盲目照抄照搬西方国家的民主法治模式。
所以说，一国的法治道路总是由一国的政治经济制度和历史文化传统等因素决定的。我们不能设想，世界上一百多个国情千差万别的主权国家，只能走一条完全一样的法治道路。马克思曾深刻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所以，世界上没有最好的法治道路，只有最适合本国国情的法治道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决定着我国法治的性质、方向、命运。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必须始终不渝坚持遵循以下五项重要原则：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确保依法治国的正确方向；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依法维护人民权益；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坚决维护宪法法律权威；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使二者相互促进、相得益彰；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积极借鉴人类法治文明有益成果，但绝不照抄照搬外国法治理念和模式。这5五项原则既是对我国法治发展主要经验的深刻总结，也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基本内涵的精辟概括，对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这里，我重点讲讲坚持党的领导问题。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的关系问题，是《决定》回答的最重大问题，回答得非常透彻、清晰、旗帜鲜明。为什么要回答这个问题？一个原因是这个问题关系国本，关系我国法治的根本；另一个原因是社会上有不正确的认识，国外有各种攻击言论混淆视听。
坚持党的领导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第一位要求，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我们说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最根本的就是坚持党的领导。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法治发展历程告诉我们，党与法治的关系始终是我国法治建设的核心问题。这一问题处理得好，则法治兴；处理得不好，则法治衰。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这件大事能不能办好，最关键的是方向是不是正确、政治保证是不是坚强有力，具体讲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社会主义法治最根本的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根本制度基础，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根本制度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理论支撑，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行动指南。
应当看到，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法治是完全一致的，社会主义法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必须依靠社会主义法治。我们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决不能虚化、弱化、甚至动摇、否定党的领导，而是为了进一步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改善党的执政方式，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保证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之魂，也是与西方资本主义法治最本质的区别。我们要清醒认识到，一些敌对势力或政治异见人士鼓吹和宣扬“西方宪政”“三权分立”“司法独立”，其要害就是质疑、削弱和否定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领导；一些人提出“党大”还是“法大”等似是而非的命题，发出把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割裂开来甚至对立起来的噪音，不是政治上的糊涂，就是别有用心。我们必须保持高度的政治清醒和政治定力，从理论上主动澄清和驳斥把党与法、党的政策与法律、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割裂开来甚至对立起来的错误观点，始终坚持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中的领导核心地位不动摇。
二、关于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加强宪法实施
总书记在讲话中引用了法学界的一个观点：“法律是人类最大的发明，别的发明使人类学会了驾驭自然，而法律使人类学会了如何驾驭自己。”自古至今，人类驾驭自己非常不容易，所以才会有战争、有专制、有冲突、有矛盾，可以说人类最大的敌人就是人类自己。在现代社会，法律是人类驾驭自己的基本方式和共同方式。人类驾驭自己的法律分两大类：一类是驾驭私权利主体即公民、法人的法律，这一类为私法，主要是民商法；另一类是驾驭公权力主体即国家和政府的法律，这一类是公法，主要为宪法、行政法。相对来说，驾驭私权利主体比较容易，而驾驭国家公权力更加困难，所以法治首先是公法之治。
2011年3月10日，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向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作报告时正式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这个体系是以宪法为统帅，以法律为主干，以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为重要组成部分，由宪法相关法、民法商法、行政法、经济法、社会法、刑法、诉讼与非诉讼程序法等7个法律部门组成的有机统一整体。截至2014年9月底，我国已制定现行宪法和有效法律共242部、行政法规738部、地方性法规9000部左右。
（一）健全宪法实施和监督制度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理国家的总章程。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坚持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法治权威能不能树立起来，首先要看宪法有没有权威。为此，这次全会《决定》明确提出健全宪法实施和监督制度，并将每年12月4日定为国家宪法日。10月27日，关于设立国家宪法日的决定草案已经提请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十一次会议审议，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以立法形式将12月4日设定为国家宪法日。
开展宪法教育、弘扬宪法精神还应建立宪法宣誓制度。全世界142个有成文宪法的国家，其中97个国家都有宪法宣誓制度。为什么要向宪法宣誓？因为国家工作人员的权力是来自于人民通过宪法所授予，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必须增强他们的使命感、荣誉感、责任感。此外，还应完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宪法监督制度，健全宪法解释程序机制。
（二）完善立法体制
《决定》提出，一是加强党对立法工作的领导，完善党对立法工作中重大问题决策的程序。二是健全有立法权的人大主导立法工作的体制机制，发挥人大及其常委会在立法工作中的主导作用；建立由全国人大相关专门委员会、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组织有关部门参与起草综合性、全局性、基础性等重要法律草案制度。三是加强和改进政府立法制度建设，完善行政法规、规章制定程序，完善公众参与政府立法机制；重要行政管理法律法规由政府法制机构组织起草。四是明确地方立法权限和范围，依法赋予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
（三）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
王安石曾说过：“立善法于天下，则天下治；立善法于一国，则一国治。”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必须坚持立法先行，发挥立法的引领和推动作用。虽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但我们仍然面临着继续完善这一法律体系的繁重任务。这个过程将是长期的，这项任务从一定意义说将是更加艰巨的。立法工作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应当按照有利于调动人民群众积极性和创造性、激发社会活力和竞争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维护公平正义、规范权力运行的要求，加强立法工作，提高立法质量，使所确立的制度能够真正符合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充分反映人民意愿，切实解决实际问题。
（四）加强重点领域立法
《决定》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五方面重点领域立法都作了具体部署。同时明确提出要编纂民法典。现在我国民法规定主要表现为民法通则、合同法、婚姻法、侵权责任法等单行法律的形式，没有形成一部完整的法典。民法典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基石，没有民法就没有市场经济。拿破仑曾讲过：“我真正的光荣并非打了40多次胜仗；滑铁卢之战抹去了关于这一切的记忆。但是,有一样东西是不会被人忘却的,它将永垂不朽---那就是我的民法典。”拿破仑的赫赫战功随着滑铁卢失败早已烟消云散，但拿破仑民法典却从法国走向全世界，成为大陆法系国家民法的蓝本。
同时，《决定》把改革与立法的关系讲得很清楚：实现立法和改革决策相衔接，做到重大改革于法有据、立法主动适应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要及时上升为法律。实践条件还不成熟、需要先行先试的，要按照法定程序作出授权。对不适应改革要求的法律法规，要及时修改和废止。
三、关于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
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到2020年基本建成法治政府，为什么这么规定？因为我们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能只是物质上的小康，还必须要有保证公平正义的小康。要能保障老百姓感受到公平正义，保障他们的民主权利、合法权益，保障他们的尊严，所以《决定》要求加快建设法治政府。基本建成法治政府的标准是什么？这次全会《决定》讲了六条标准：即加快建设职能科学、权责法定、执法严明、公开公正、廉洁高效、守法诚信的法治政府。
（一）依法全面履行政府职能 有一句话叫“政府应当正确地做正确的事”。“正确的事”就是政府的职能，“正确地做”就是依法。依法行政就是政府正确地做正确的事，也就是依法全面履行政府职能。那么，我国政府的职能主要包括哪些呢？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讲得很明确，主要就是五项：宏观调控、公共服务、市场监管、社会管理、环境保护。这次四中全会《决定》进一步厘清了政府与市场、企业、社会、公民权力（利）的边界。
首先，行政机关“法定职责必须为”。要勇于负责、敢于担当，坚决纠正不作为、乱作为，坚决克服懒政、怠政，坚决惩处失职、渎职。这是政府坚决要做的。
其次，行政机关“法无授权不可为”。政府的权力是人民通过法律授予你的，行政机关不得法外设定权力，没有法律依据不得作出减损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或者增加其义务的决定。推行政府权力清单制度，坚决消除权力设租寻租空间。
再次，推进各级政府事权规范化、法律化，完善不同层级政府特别是中央和地方政府事权法律制度，强化中央政府宏观管理、制度设定职责和必要的执法权，强化省级政府统筹推进区域内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职责，强化市县政府执行职责。
（二）健全依法决策机制
决策是行政权力运行的起点，规范决策行为是规范行政权力的重点，也是法治政府建设的前端。《决定》在健全依法决策机制上提出了一系列重要举措：
第一，要把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决定确定为重大行政决策的法定程序。现在有一些重大行政决策出台以后，特别是一些地方PX等重化工、核电、垃圾焚烧等大型项目建设，不时陷入“群众一抵制，项目即下马”的困境，就和行政决策暗箱操作、与社会公众没有进行及时充分有效的沟通互动有关。我们必须把利弊得失向人民群众充分讲清楚，请专家出来客观公正地论证，向公众解疑释惑。做好风险评估，就是要进行社会稳定、环境、经济等多方面的评估，对决策可能引发的风险进行科学预测、综合研判，有针对性地提出风险防范措施和化解处置预案。合法性审查，就是要审查它是不是符合法律规定，决策事项是否于法有据，决策程序是否依法履行，决策内容是否依法合规。
第二，积极推行政府法律顾问制度，建立政府法制机构人员为主体、吸收专家和律师参加的法律顾问队伍，保证法律顾问在制定重大行政决策、推进依法行政中发挥积极作用。
第三，建立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及责任倒查机制，对决策严重失误或者依法应该及时作出决策但久拖不决造成重大损失、恶劣影响的，严格追究行政首长、负有责任的其他领导人员和相关责任人员的责任。
（三）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
行政执法是行政机关大量的日常性行政活动，与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在我国，80%左右的法律、法规都是由行政机关执行的。建设法治政府，建设法治国家，最大的软肋是行政执法，最需要加强的也是行政执法。
第一，推进综合执法。目前，基层地方总是在讲执法力量不足，有的部门只有几个人、十几个人，但同时各类执法队伍又多达几十支。解决这个问题必须推进综合执法，大幅减少市县两级政府执法队伍种类，有条件的领域可以推行跨部门执法，同时执法力量向市县政府下沉。第二，加强对市县两级政府行政执法的统一领导和协调。现在执法太分散了，领导各管一摊，应当统一领导协调，明确执法到底怎么管、怎么抓。第三，理顺城管执法体制。城管执法队伍一方面实际需要，另一方面体制不顺，任务很重，人员素质不高，确实存在很多矛盾和问题，亟须从体制上理顺。第四，严格实行行政执法人员持证上岗和资格管理制度，未经执法资格考试合格，不得从事执法活动。第五，严格执行罚缴分离和收支两条线管理制度，严禁收费罚没收入同部门利益挂钩。第六，健全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衔接机制，实现无缝衔接。
（四）坚持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
我国大约80%的法律、90%的地方性法规和几乎所有的行政法规都是由行政机关执行的。行政执法是否严格、公正，直接关系到法律、法规能否得到全面正确实施，关系到经济社会秩序能否得到有效维护，关系到人民群众合法权益能否得到切实保护，关系到依法行政能否真正落到实处。为此，《决定》要求：第一，依法惩处各类违法行为，加大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重点领域执法力度。对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食品药品安全、生产安全、社会治安、环境保护等方面要加大执法力度，目前违法成本较低，对一些严重违法犯罪人员必须罚得他们倾家荡产。第二，完善执法程序。要建立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细化、量化行政裁量标准，规范裁量范围、种类、幅度，严格执行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第三，全面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要严格确定不同部门及机构、岗位执法人员执法责任和责任追责机制。
（五）强化对行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
《决定》强调，要重点加强对政府内部权力的制约。对财政资金分配、国有资产监管、政府投资、政府采购、公共资源转让、公共工程建设等权力集中的部门和岗位实行分事行权、分岗设权、分级授权，定期轮岗，强化内部流程控制，防止权力滥用。
（六）全面推进政务公开 法治政府必须是阳光政府。《决定》提出，坚持以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原则。各级政府及其工作部门依据权力清单，向社会全面公开有关事项。重点推进财政预算、公共资源配置、重大建设项目批准和实施等领域的政府信息公开。
四、关于保证公正司法，提高司法公信力
公正是法治的生命线。司法公正对社会公正具有重要引领作用，司法不公对社会公正具有致命破坏作用。英国哲学家培根曾经说过：“一次不公正的审判，其恶果甚至超过十次犯罪。因为犯罪虽是无视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流，而不公正的审判则毁坏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源。”这其中的道理是深刻的。
《决定》提出，建立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制度。任何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都不得让司法机关做违反法定职责、有碍司法公正的事情，任何司法机关都不得执行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违法干预司法活动的要求。对干预司法机关办案的，给予党纪政纪处分；造成冤假错案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司法机关内部人员也不得干预其他人员正在办理的案件，要建立司法机关内部人员过问案件的记录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完善主审法官、合议庭、主任检察官、主办侦查员办案责任制，落实谁办案谁负责，并且终身追究，责任倒查，调走了、离开了、退休了也不能免责。为什么《决定》在这点上要求这么严厉？就是要坚决防止办关系案、人情案、金钱案，损害司法公正。
对因违法违纪被开除公职的司法人员、吊销职业证书的律师和公证员，终身禁止从事法律职业，构成犯罪的要依法追究法律责任。这是针对我国法律界的一些怪象提出的，有少数法官、检察官被开除后，去当了律师，不仅发了财，还出了名，决不能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这一系列规定和要求充分表明中央既坚决支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又坚决清除司法领域的害群之马，对司法领域的腐败实行零容忍的坚定决心。
同时，为优化司法职权配置，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决定》提出，推动实行审判权和执行权相分离的体制改革试点；统一刑罚执行体制；探索实行法院、检察院司法行政事务管理权和审判权、检察权相分离；最高人民法院设立巡回法庭；探索设立跨行政区划的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探索建立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变立案审查制为立案登记制，等等。
《决定》还提出，要加强人权司法保障，健全落实罪刑法定、疑罪从无、非法证据排除等法律原则的法律制度；加强对刑讯逼供和非法取证的源头预防，健全冤假错案有效防范、及时纠正机制；切实解决执行难，制定强制执行法，规范查封、扣押、冻结、处理涉案财务的司法程序；等等。
此外，为保障人民群众参与司法和推进阳光司法，还要推进审判公开、检务公开、警务公开、狱务公开，建立生效法律文书统一上网和公开查询制度，所有的案件事实证据是什么，法律依据是什么，理由是什么，判决结果是什么，都在网上公开，这样案件的审理和判决就很难再藏“猫腻”。中国将建成全世界最大、最公开的生效法律文书网，这是为了用公开倒逼公正。
五、关于增强全民法治观念，推进法治社会建设
《决定》提出:“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现代法治是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三位一体的有机整体，三者需要共同推进，同步建设。如果我们只重视建设法治国家和法治政府，不重视建设法治社会，法治国家和法治政府都将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缺乏根基和基础。韩非子有句名言:“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现代社会的每个公民都必须有对法律、法治的信仰和敬畏，否则整个社会就没有标准，就没有是非，就没有秩序，这就需要我们不断推进法治社会建设。要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带动全民守法。第一，要推动全社会树立法治意识，实行国家机关“谁执法谁普法”的普法责任制，健全公民和组织守法信用记录，完善守法诚信褒奖机制和违法失信行为惩戒机制。第二，要推进多层次多领域依法治理，发挥市民公约、乡规民约、行业规章、团体章程等社会规范在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第三，要建设完备的法律服务体系。第四，要完善调解、仲裁、行政裁决、行政复议、诉讼等有机衔接、相互协调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六、关于加强法治工作队伍建设
这是党中央第一次明确提出法治工作队伍建设，而且是三支队伍的建设。首先，要建设高素质法治专门队伍。包括人大和政府的立法队伍、行政执法队伍、司法队伍。这三支队伍要互相打通、互相交流。其次，要加强法律服务队伍建设，主要是律师队伍建设，律师队伍应当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重要力量。最后，要创新法治人才培养机制。要用马克思主义法学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全方位占领高校、研究机构法学教育和法学研究阵地，而不能照搬西方的法学理论。
七、关于加强和改进党对全民推进依法治国的领导
党的领导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最根本的保证。第一，坚持依法执政。依法执政是依法治国的关键。健全党领导依法治国的制度和工作机制，完善保证党确定依法治国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的工作机制和程序。加强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统一领导、统一部署、统筹协调。党的领导要落实下来，党政主要负责人就要切实履行好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政法委员会是党委领导政法工作的组织形式，必须长期坚持。第二，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党的纪律是党内规矩。党规党纪严于国家法律，党的各级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不仅要模范遵守国家法律，而且要按照党规党纪以更加严格的标准要求自己，坚定理想信念，践行党的宗旨，坚决同违法违纪行为作斗争。
第三，提高党员干部法治思维和依法办事能力。党的十八大报告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决定都对提高领导干部的法治思维能力高度重视、十分强调，之所以如此，就是由于我国经济社会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人民群众的民主意识、法治意识和权利意识日益增强，再像过去那样运用权力思维、行政思维、甚至人治思维来管理国家和社会已经不行了，领导干部必须要学会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来治国理政。那么，法治思维的涵义是什么呢？简单地说，法治思维就是领导干部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必须以法律为准绳，必须善于运用法治方式保护和实现人民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思维方式。
法治的特点决定了法治思维与人治思维有着本质的不同。那么，法治有哪些特点呢？法治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民主性，就是宪法法律是在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基础上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二是公平性，就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三是稳定性，就是宪法法律一经制定就长期适用，非经法定程序不得修改或废止；四是规范性，就是公民、法人的权利、义务、责任是具体、严格、法定的；五是预期性，就是任何人遵守法律或违反法律会获得什么利益、受到什么制裁是清晰、明确、可预见的；六是强制性，就是法律是依靠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每个人都必须遵守；七是权威性，就是宪法法律具有最高权威，是治国安邦的根本依据，是人民群众的行为准则。这些特点决定了法治思维必须遵守法治的要求，摒弃人治的习惯。如何提高领导干部法治思维和依法办事能力？具体说来，应该做到以下五点：
第一，坚持自觉学法尊法信法守法用法护法。做到认真学习法律，敬畏信仰法律，自觉遵守法律，时时处处以规则和程序作为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的准绳，善于运用法治方式解决矛盾和问题，坚决维护宪法法律的权威和尊严。
第二，坚持职权法定。做到时刻牢记一切权力来源于人民通过法律所授予，应当为人民谋利益，行使权力必须于法有据、行使合规，法律法规没有授予的权力行政机关都不得行使（法无授权不可为）。
第三，坚持保护公民权利。做到对公民的合法权益切实予以保护，对侵害公民合法权益的违法行为坚决予以惩处，不得违法限制公民的权利、增加公民的义务。
第四，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做到规则面前一视同仁，制度面前没有例外，不歧视，不偏私，办事公开公平公正。
第五，坚持自觉接受监督和承担法律责任。做到充分认识权力就是责任，必须受到监督和制约，必须严格履行职责，必须承担违法或滥用权力的法律后果。
同时，要把法治建设成效作为衡量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工作实绩重要内容，纳入政绩考核指标体系。在当前强调不以GDP论英雄、纠正单纯以经济增长速度评定政绩偏向的背景下，《决定》十分重视法治建设成效的考核和评价，意义重大。这一方面是因为我国法治建设的任务很重、问题不少、基础薄弱。这些年，各地方、各部门法治建设取得的成绩很大，但一些地方和部门也的确存在着形式化、口号化、实用主义化的倾向，有的领导干部喊得多、做得少，对别人讲法治、对自己搞人治。如果没有严格的指标体系和考核标准，不与领导干部的法治实绩和选拔使用挂钩，法治建设就很难推动和落实，建设法治中国的目标就不可能实现。二另一方面是因为法治建设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等各个方面。我一直认为，如果法治建设的考核到位了，其他很多考核就不一定需要了，因为法治建设是一个涉及方方面面的综合性和刚性指标与标准。我国现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大部分问题、或者说主要问题，都是由于法律制度体系不完善、特别是法律制度执行不坚决和贯彻不到位造成的，比如食品安全、环境保护、安全生产、社会治安等方面问题，大多是由于执法不严格、执法不敢担当造成的。所以说，法治建设是涵盖经济社会各个方面的全方位系统工程，必须要加大考核力度，扎实向前推进。
还需要强调的是，《决定》第一次作出规定：“把能不能遵守法律、依法办事作为考察干部重要内容，在相同条件下，优先提拔使用法治素养好、依法办事能力强的干部。对特权思想严重、法治观念淡薄的干部要批评教育，不改正的要调离领导岗位。”这一规定针对性很强，十分管用。只有在干部提拔、使用、管理上真正坚持、严格贯彻法治导向，才能切实提高领导干部自觉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能力。
第四，做好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依法治军、依法保障“一国两制”实践和推进祖国统一、加强涉外法律工作。《决定》不仅对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大陆、内地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战略，也提出了依法保障“一国两制”实践和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推进祖国和平统一，依法保护港澳同胞、台湾同胞权益等问题，涉及一国四域的法治，同时对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保护我国公民法人在海外的权益以及海外公民法人在中国的权益，都作了强调和部署。
总之，《决定》是建设法治中国的顶层设计，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路线图和施工图。《决定》得到全面贯彻执行之日，必将是法治中国建成之时！我始终坚信，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不仅能创造举世罕见的经济建设奇迹，而且能创造与经济建设奇迹相媲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奇迹。时代赋予了中国共产党人创造不同于西方的社会主义制度文明的历史重任，我们党必将完成这一极其重大而又义不容辞的光荣使命。
关键词：共享发展,经济发展,公平正义观,社会公平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创造性地回答了新的发展形势下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实现发展的重大问题,在高度肯定“十二五”时期我国发展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入分析“十三五”时期我国发展环的基本特征的基础上,确定了“十三五”乃至更长的时期内我国发展的思路、方向以及着力点。五大发展理念,单独来看,都不是新提法,但将其整合到一起,则是新时期富有创造性的战略布局,反映了未来发展的全球视野和整体意识。
共享发展在五大发展理念中占据重要地位,作为“十三五”规划在民生领域的最大亮点,深刻反映了党中央推进社会公平正义的坚定信念与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这一发展理念把人民诉求提到了新的高度,凸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一、共享理念的发展及时代内涵
党的十六大以来,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这一理论课题日益受到关注。如何让发展成果惠及全民,切实维护和实现社会主义公平正义,成为国家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甚至于,在当下中国社会,公平基础上的发展才是更加符合人民需要的发展。因此,共享发展理念的提出,适应了不断变化发展着的时代需求,有其特定的时代内涵。
保障全体人民切实享受经济发展的成果,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然选择,是我们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根本宗旨的集中体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进入历史新时期,发展过程中的机遇与挑战并存,只要有效应对各种风险与挑战,准确判断并把握这一战略机遇期内的深刻变化,我国发展仍然可以大有作为。因此,十八届五中全会强调,“实现‘十三五’时期发展目标,破解发展难题,厚植发展优势,必须牢固树立并切实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此次会议首次将“共享”作为发展理念,并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置于同一高度,表明对民生问题的关注进入到一个全新的境界,我国现阶段不再仅仅追求经济的高速发展,渴望社会公平正义的呼声日益高涨,公民的权利意识日渐提高,要求一切工作都必须以实现和维护广大人民的利益为根本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共享发展理念的提出具有深刻的时代内涵,是一次伟大的理论革新,并将通过实践而转化为社会主义的巨大优越性。在这里,“发展”不再是唯一的中心词,而“共享”也不仅仅作为经济发展的定语而存在,“共享”是与“发展”并列的动词,共同成为新的历史时期国家的目标和人民的追求。一方面,抵住经济发展的下行压力,利用战略机遇期内的有利因素争取更大的发展空间,创造更多的发展成果;另一方面,更加注重发展成果惠及全民,“必须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作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增强发展动力,增进人民团结,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不尽全力关注民生,维护社会主义社会的公平正义,缩小人与人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的差距,逐步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前进,保证人民内部的团结和国家稳定,这正是共享发展所体现的时代内涵。
二、共享发展所体现的公平正义观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公平正义观
西方国家在对人类公平正义的探索和追求中,形成了较完备的理论体系。早在古希腊时期,苏格拉底、柏拉图等思想家就对公正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将公正视为一种美德、品质。近代以来,公正作为社会永恒的价值目标,日益渗透到政治、法律当中,社会契约是这一时期人们追求公正的最好体现。现当代思想家在对公正的探索中,更加注重公正本论的研究,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罗尔斯的公正理论。
中国对公平正义的探索不同于西方社会,受古代封建礼教制度的影响,民众对公正的追求受到限制,未形成完备的理论体系,但是在古文典籍中,不乏对公平正义的向往。在大同社会中,大家不分彼此,社会安定和谐,凝聚了古人对公平正义的理想社会的最高企盼。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科技水平的进步,对公平正义的追求不再是单纯的理想,而成为人们的现实需要。一个公正社会的实现,不仅成为可能,而且成为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在当代中国,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必要前提。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始终以追求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为己任,因此,不论在革命时期,还是在和平年代,都充分体现了对人民的关怀,尤其是对弱势群体的关怀。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公平正义与发展之间的关系: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因此我们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经济实力和国际影响力均位居世界前列;两极分化、贫富悬殊同样不利于社会主义,因此我们提出先富带后富,并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以防止由于贫富分化而危及社会公平正义,从而形成了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公平正义观。
十八届五中全会中共享发展理念的提出,标志着对社会主义公平正义的认识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社会公平正义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内在要求,坚持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是社会主义社会公平正义的最高实现。
(二)共享发展内在地实现着社会主义公平正义观
1.共享发展保障社会主义制度公正。公平正义最初只是人们的一种道德追求,在其发展过程中逐渐演变为评价社会制度、法律规范优劣的标准,因此,公平正义是否实现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得到实现,成为评价社会制度好坏的重要指标。马克思认为,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资本主义制度终将被社会主义制度所取代,并最终达到共产主义,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相对于资本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制度体现出无比的优越性,其中,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是先富带后富,保证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这是社会主义制度公正的内在要求。“不解决公正问题,不谋求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社会主义制度的公正原则无法真正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就会日益丧失,社会主义制度的存在就失去了其应有的价值和意义。因此,在发展的基础上,实现人民共享发展成果是社会主义制度公正的内在要求和必然选择。”
2.共享发展保障市场经济健康运行。公平正义不仅是一个道德范畴,在现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中,若没有公平正义规范经济环境,经济运行过程必然陷入混乱,无法在稳健的环境中良性运行,无法实现效率的最大化。公平正义和市场经济之间存在着内在的联系。一方面,生活在市场经济环境中的行为主体必然会通过各种手段实现经济效益最大化,不可避免的会“唯利是图”,受理性因素支配成为一个“经济人”;另一方面,任何人都不可能成为一个纯粹的“经济人”,价值因素同样对其行为活动发挥着巨大作用,因此每个人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追求公平正义以及其他美德,从而作为一个“道德人”存在着。每个人都是“经济人”和“道德人”的有机统一体,受理性因素和价值因素的共同作用,在市场经济环境中,既渴望实现经济效益的最大化,又渴望获得公正对待。共享发展实现了双重维度的完美结合,首先保证经济发展的稳定趋势,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然后在此基础上实现共享,保证全体人民拥有更多获得感,维护社会主义公平正义。总之,公平正义的信念和规范是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良性运行通过共享发展进一步得到保障。
3.共享发展保障个体机会平等。我国目前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处在改革发展攻坚期,影响经济发展的不稳定因素异常活跃,个人的发展缺少完善的制度保障。因此,十八届五中全会高度关注民生,提出共享发展理念以及一系列重要举措,意在为每个人的发展提供平等的机会,营造公正的社会环境。比如,增加公共服务供给,提高公共服务共建能力和共享水平;实施脱贫攻坚工程,分类扶持贫困家庭;提高教育质量;促进就业创业;缩小收入差距;建立更加公平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等。这些措施为我们勾勒出了新时期民生发展的新蓝图,我们正在着力打造全方位的改善民生的制度建设,并在政策上向弱势群体倾斜,给予弱势群体高度关照,努力保障全体人民拥有平等的机会参与国家发展,享受经济发展成果,并在此过程中获得自我价值的实现,即自由全面的发展。
三、共享发展是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路径
在社会主义环境下,保障人民共享发展成果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最有效手段。具体需要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一)坚持经济发展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物质基础
在生产力落后的条件下,社会经济资源匮乏,技术设施薄弱,人民挣扎在生存的边缘,最基本的需求都难以得到保障,当然不可能出现一个真正公平正义的社会。“社会公众中绝大多数人的受益程度首先取决于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程度,从逻辑上分析,这是改善和提高国民大众生活的一个必要条件。如果没有增长和发展,国民产出只能是一个既定的常量,一部分人福利的增加只能以另外一些人福利的减少来实现。”因此,只有坚持发展经济,不断释放生产力的活力,建立雄厚的社会经济资源,才能为社会公平正义提供必要的物质基础。
坚持经济发展不再是单纯追求GDP量的增长,而是包含着综合意义的质的提高。过去的发展多是以冷冰冰的量化指标来衡量,忽略了经济发展所产生的代价,例如环境污染、生态恶化、人民幸福感的缺失等,这种发展模式不可否认会带来生产力水平的迅猛发展,但是长久而言,一系列诱发的社会问题必然会成为限制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桎梏。因此,探索新型经济发展模式成为现阶段发展的着力点。新型经济发展模式必须以综合性评价指标代替单一性的量化指标,把发展基点放在创新上,不断创新科技以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兼顾各方利益,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坚持绿色发展,顺应我国经济深度融入世界经济的趋势,在全球化大潮中利用好重要机遇,为我国经济实力的提高争取更大的空间。
(二)关注民生领域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现实切入点
对民生领域的高度关注是十八届五中全会的最大亮点之一。近年来,国家加大力度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深化教育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加大扶贫力度,缩小地区发展差距,都体现了对民生问题的日益重视,也凸显了共产党人对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孜孜不倦的追求。人民是社会的主体,是历史发展的推动力量,在社会主义中国,人民的利益得不到保障,社会的公平正义与安定团结就无法真正得到实现。因此,在改革过程中,必须解决好与人民发展息息相关的问题,保障人民拥有平等的机会参与社会生活,拥有平等的机会享受发展成果。
其中,要特别重视分配公平问题,实现社会资源合理有效的配置,确保人民在各尽其能的同时,可以各得其所。“以劳动能力为标准的按劳分配与资本主义社会按资本和劳动力价值为标准的分配方式一样是一种不平等的权利,因为它最终依然会导致贫富悬殊的现象。因此,在完善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分配制度以保障各尽其能、各得其所的同时,要把结果公平作为改革分配制度的基本方向。”要特别重视权利公平问题,任何人不得有凌驾于法律之上或超然于法律之外的任何特权,一切权利主体享有同等的权利,并且履行同等的义务,通过司法公正维护所有公民的合法权利,保障所有公民不会因性别、身份、民族、职业、财产等附加因素的限制而受到歧视。在此基础上,才能保证社会向全体成员提供公正合理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的发展机会。要特别重视教育公平问题,这是社会公平问题中不容忽视的重要环节。教育关乎人的发展,一个人的受教育程度和环境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其未来的生存和发展状况,而且,教育的不平等很容易代代积淀,拉大人与人之间的差距,这种差距的扩大趋势相比于经济发展造成的财富上的两级分化更加难以克服。因此,保障每个孩子公平接受教育,公平配置教学资源使每所学校都达到基本办学条件,扶持乡村教育,缩小地区之间教育发展水平的差距,是改善和保障民生刻不容缓的重任。
(三)重视弱势群体的共享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关键
西方国家在探索社会公平的实现路径的过程中,历来重视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关照,罗尔斯的公正思想深刻体现了这一点,对我国现行改革发展有着直接的借鉴意义。罗尔斯认为: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应这样安排,使它们在与正义的储存原则一致的情况下,适合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并且依系于在机会公平平等的条件下职务和地位向所有人开放。这里提到“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即消除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不平等现象,每个人都要关心社会底层群体的状况,在争取自身利益的同时,不能以妨碍甚至损害他人的利益为代价,因此他提出差别原则和补偿原则,认为这是能够使弱势群体受益的正义原则。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收益分配必然存在差距,从而导致贫富悬殊,而且这种趋势会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进一步扩大。“由于市场经济竞争中存在的马太效应,一些人由于天赋、健康、能力等客观原因的差异和限制,导致他们在社会生活中总是处于一种不利的地位,成为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并且,种种不利因素随时间不断累积,最终导致富者愈富,贫者愈贫。因此,“共享发展”中的“共享”,要在保证全体人民共同享有的基础上向弱势群体倾斜,保障弱势群体作为社会的一员享受社会发展带来的利益,这才是构建一个公正合理的社会体系的关键。
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既是一个目标,也是一个过程。尤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各种矛盾错综复杂,不同程度制约着社会公平的实践,因此,必须深刻认识社会主义公平正义的相对性和历史性。另外,还需要从政策、法律等方面建立保障社会公平正义的制度体系,同时,积极吸取西方国家的实践成果,将其纳入我国现代化进程之中。稳健的经济发展状态、公平公正的制度环境和积极有益的实践成果,必将推动共享发展理念的贯彻与实践,保障全体人民在改革发展中受益,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人民共享,实现社会主义公平正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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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俞宪忠.现代化的动力是绝大多数人受益[J].文史哲,2000,(4):95-99.
[3]刘德定.论马克思恩格斯公平正义思想的当代启示——兼论社会主义公平正义观的内涵[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双月刊),2011,(2):33.
“十三五”规划的指导思想。全会提出了“十三五”時期我国发展的指导思想，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坚持发展是第一要务，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加快形成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体制机制和发展方式，保持战略定力，坚持稳中求进，统筹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确保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十三五”时期我国发展的指导思想与之前几届会议的指导思想一脉相承，而且充分肯定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毫不动摇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勇于实践、善于创新，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形成一系列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十三五”规划的基本原则。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科学发展，坚持深化改革，坚持依法治国，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坚持党的领导。“十三五”规划的目标要求。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在提高发展平衡性、包容性、可持续性的基础上，到二○二○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二○一○年翻一番，产业迈向中高端水平，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明显加大，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加快提高。农业现代化取得明显进展，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普遍提高，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显著提高。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取得重大进展。“十三五”规划的基本理念。全会强调，实现“十三五”时期发展目标，破解发展难题，厚植发展优势，必须牢固树立并切实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五大发展”的提出，引起了我国发展全局的一场深刻变革，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坚持创新发展，必须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等各方面创新，让创新贯穿党和国家一切工作，让创新在全社会蔚然成风。
坚持协调发展，必须牢牢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正确处理发展中的重大关系，重点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促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在增强国家硬实力的同时注重提升国家软实力，不断增强发展整体性。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关键也在农村。“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相比于工业化、信息化和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又是中国当下薄弱的一环。这次公报中提出了“在加强薄弱领域中增强发展后劲”。因此，必须着力推动城乡协调发展，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健全农村基础设施投入长效机制，推动城镇公共服务向农村延伸，提高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水平。在区域协调发展方面，今后将更注重大区域的协调发展，这也是公报中所说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当前实施的“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三大战略，都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推动资源要素在更宽的范围内优化配置的举措。
坚持绿色发展，必须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坚持可持续发展，坚定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推进美丽中国建设，为全球生态安全作出新贡献。创新发展中的“走产出高效、产品安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农业现代化道路”，协调发展中的“资源环境可承载”，开发发展中的“积极参与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谈判，主动参与二○三○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等内容，实际上都是绿色发展的外延，真正体现了生态文明建设融入各个方面，形成五位一体的新格局。
坚持开放发展，必须顺应我国经济深度融入世界经济的趋势，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公共产品供给，提高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构建广泛的利益共同体。新一轮高水平的对外开放，需要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在外商投资方面，要进一步完善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全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有序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开放发展要“东中西协调，陆海统筹”，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将来，沿海地区要通过全面参与全球经济合作和竞争，培育有全球影响力的先进制造基地和经济区，打造开放新高地；通过提高边境经济合作区、跨境经济合作区发展水平，培育沿边开放新支点。在国际市场上，企业有竞争力才有话语权。在开放发展的过程中，我们应注重培养国际合作竞争新优势。以外贸为例，中国是贸易大国，但还不是贸易强国，我们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还有待进一步提升。新时期的开放发展，应该注重以创新驱动为导向，以质量效益为核心，推动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
坚持共享发展，必须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作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增强发展动力，增进人民团结，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实现共享发展，关键在于要解决一些重大矛盾问题。目前，我国65岁以上老人占人口比例已经超过10%，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这次全会对生育政策作出调整，这一举措无疑能从长远上增加劳动力供给规模、改善社会人口和家庭结构，更加积极有效地应对老龄化带来的经济社会问题。加快分配制度改革、缩小收入差距，是实现共享发展的重中之重，也是难点所在。
“十三五”规划的重大举措。全会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谋划，堪称一次完美的顶层设计。它不但宏观地分析了“十三五”时期我国发展环境的基本特征，提出了“十三五”时期我国发展的指导思想，强调了必须遵循的原则，明确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的目标和思路，而且具体地规定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七大要求”，有了贯彻落实的可操作化的工作路数。这“七大要求”涵盖了：党领导经济发展、党贯彻群众路线、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加快建设人才强国、党依法治国理政、树立安全发展观念等七个方面内容。遵循“七大要求”，是我们决胜阶段走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部行程的胜计良方，是我们托起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创造幸福生活的成功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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