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研究综合法总结

翻译研究综合法总结（精选8篇）

翻译研究综合法总结 篇1

玛丽·斯奈尔—霍恩比在 1988 年出版的 《翻译研究：综合法》(Translation Studies: An Integrated Approach)中，全面考察了翻译研究的历史和现状，提出将翻译研究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见解；吸收语言学派和文学派翻译理论的长处，以格式塔整体理论为基础，倡导翻译研究的综合法；并以全新的视角看待文本在文化语境中的作用，提出了翻译是一种跨文化活动的观点。斯奈尔—霍恩比在书中阐发了场景一框架语言学、言语行为、格式塔语言学、原型学等这些语言学相关理论对翻译研究的启示和作用，拓宽了翻译工作者的视野，引发了他们对翻译研究的进一步审视和思考。

在本书的引言部分，斯奈尔—霍恩比首先回顾并分析了翻译研究的历史和现状，并指出本书的目的是：“This study is an attempt to bridge the gap…, it is rather an attempt to present recently developed concepts and methods, both from translation theory and linguistics, in such a way that they could be usefully employed in the theory, practice and analysis of literanl translation.”之后变提出“translation studies should be viewed as an independent discipline”的独特见解，即应该把翻译研究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然后简单介绍了本书中主要章节内容。

在本书第一章中，斯奈尔—霍恩比首先分析了西方传统的语言研究主要分为两派：the study of literature and the study of language，并指出了这两种研究的变化以及出现的问题；然后介绍了两种不同的翻译方向：literary and linguistic orientations，前者将翻译归为比较文学的分支，后者将翻译归为应用语言学的分支，在此部分作者着重对欧洲翻译研究的两个流派：莱比锡学派和操纵学派进行了比较和研究，前者视翻译研究为应用语言学的一个分支，后者则把翻译研究归于比较文学之下。通过对莱比锡学派理论的考察，斯奈尔—霍恩比发现这些理论过于强调语言因素在翻译中的作用，其研究的视角较为狭窄，因而无法满足翻译研究的需要。此外，她在考察操纵学派翻译研究理论的基础上发现，这一学派所讨论的内容囿于文学翻译，也具有狭隘性。她认为，翻译研究的对象不仅仅包括文学文本，也要包括普通文本和特殊语言文本，因而，操纵学派也同样不能满足翻译研究的需要。接着，斯奈尔—霍恩比又介绍了翻译研究综合法的理论基础：格式塔理论（Gestalt Theory）和原型范畴理论（Prototype Theory），格式塔整体 原理是心理学的一个范，它强调整体不等于各部分的总和，而是各部分的有机关联，所以不能仅仅通过对部分的分析来理解整体。同样，原型学注重的是聚焦和细微的差异，斯奈尔—霍恩比运用原型框架，强调各种翻译文本是不可分割的连续体。最后，她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翻译的综合研究方法，并做了详细地介绍。

在第二章中，斯奈尔—霍恩比提出了“翻译作为一种跨文化活动”的观点，因此，她首先对语言和文化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并给出了有关文化概念的三个重要特点：firstly, the concept of culture as a totality of knowledge, proficiency and perception;secondly, its immediate connection with behaviour(or action)and events, and thirdly, its dependence on expectations and norms, whether those of social behaviour or those accepted in language ueage.由此得出：称职的译者不但要有双语基础（bilingual），而且要有源语和目的语双文化背景（bicultural）；之后斯奈尔—霍恩比又介绍了翻译理论研究方面的一些新趋向，比如把翻译视为文化转换而非单纯的语际转换、把翻译视为交际行为而非符码转换、目的论等；接着，斯奈尔—霍恩比又探讨了索绪尔的语言两分法，进而总结出了系统（system）、范式（norm）和文本（text）三者之间的关系：the polarized dichotomy is once again resolved into a spectrum or cline, with the abstract concept of system at the one end and the concrete reality of text at the other, between these two outer areas there is the language prototype or unmarked norm.最后，斯奈尔—霍恩比从层次（dimension）与视角（perspective）两方面探讨有关隐喻翻译的问题，指出隐喻不能由一个单独的词构成，而是在impact、object和sense中构成的，还介绍了三种隐喻：the “dead” metaphor;the “original” or “individual” metaphor;the “faded” metaphor，继而用例子来进行解释，她认为隐喻翻译的核心问题就是文化差异，由于不同文化有不同的概念转换方法与隐喻投射取向，隐喻意义通常是与文化息息相关的。

在第三章中，斯奈尔—霍恩比主要围绕翻译、文本与语言这三个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探讨，首先她探讨了语言学中的一些理论和概念与翻译研究的潜在关系，指出语言存在反常性还语言学中比较常见的四种教条，同时也揭示出了机器翻译的局限性、人与机器相结合翻译的局限性，并指出目前发展比较完善的翻译方法是以人为主的机器辅助翻译方法，另外，她认为翻译研究不能抛弃语言学，尽管有些语言学教条阻碍了翻译的发展，但是一些语言学成果可以应用到翻译中 2 去，是值得借鉴的，并给出了翻译与语言学相结合的事例。其次，她又探讨了篇章语言学与翻译过程中的文本分析问题，并给出了“由上而下”的文本分析思路：textual analysis, which is an essential preliminary to translation, should proceed from the “top down,” from the macro to the micro level, from text to sign；同时，斯奈尔—霍恩比也给出了文本分析的详细步骤：the translator‟s text analysis should begin by identifying the text in terms of culture and situation, as “part of a world-continuum”, the next step is the analysis of the structure of the text, proceeding down from the macro-structure to the level of lexical cohesion and includ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itle and the main body of the text, and finally strategies should be developed for translating the text, based on conclusions reached from the analysis；之后她就给出了实例对英语文本与德语译本进行了详细地分析和对比，从而对德语译本进行了批判，并指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应该自己决定要保留哪些内容，另外还揭示出了对文学文本分析的重要性。第三，斯奈尔—霍恩比还探讨了查尔斯·菲尔莫尔的场景—框架语义学与翻译之间的关系问题，因为在翻译研究中创造性过程经常被忽视了，所以查尔斯·菲尔莫尔提出了场景—框架语义学，菲尔莫尔指出原形在本质上是经历性的（prototypes are essentially experiential），他还分别介绍了frame和scene的来历，指出：scenes and frames constantly activate each other，语言认知的场景、框架是通过交流得以激活并得到推进的；在场景-框架语义学理论下，译者应该首先接触文本的框架，然后从文本的框架中依据自己的经历和知识来建构自己的场景并激活这些场景，最后在他激活的这些场景的基础上找到合适的译入语的框架。因此，斯奈尔—霍恩比还给出了德语文本跟英语译本进行了详细地对比与分析。第四，斯奈尔—霍恩比又探讨了言语行为理论在公共告示（public directives）翻译中的运用及翻译此类告示时要考虑的几个因素，还介绍了并列文本了作用等，并给出了例子进行分析和总结。最后，斯奈尔—霍恩比主要通过实例来探讨了词义的动态特性和翻译活动中词典（单语、双语）的使用等问题，她认为翻译不可能是直接将词典中的词条放入译文中的，是需要译者进行综合考虑的，而且翻译研究的对象不应该局限于文学文本，还应包括普通语言文本和特殊语言文本（法律、经济、医学、科技等）。

在第四章中，斯奈尔—霍恩比对“从特殊语言文本翻译到文学文本翻译”这 3 个方面进行了讨论，该部分也是本书的重点。首先，她从原文的地位（the status of the source text）开始探讨，介绍了翻译理论家门最近提出的一些观点，如Vermeer提出“dethroning of the source text”，从Paepcke到Newmark、Holz-manttari，他们都强调“the situation of the source text and the function of the ttranslation”，另外还有一部分人认为“the „reale Situation‟ is not present in a literary text”，然后斯奈尔—霍恩比提出了她自己的观点：“I would support this premise that a literary text does not exist in a vacuum;while it is not bound to a single, specific situation as is a road sign or a legal contract, it has its own situation relationship to reality”，同时，她也给出了原因；之后她又指出文学翻译有三个功能维度：one is the function of intra-textual coherence, second dimension is “functional interaction”, and thirdly, the literary translation is as much as an act of communication as any other translation，也给出了一些例子，并提出了四种假设，对四个不同的文本从“situation of source text”、“function of target text”、“status of the source text”这三个方面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总结，最后，她概括到：从文学文本到普通文本，再到特殊语言文本，译者的态度和使用的策略都是渐变的。其次，斯奈尔—霍恩比又讨论了翻译中的风格问题（the factor of style），给读者介绍了风格在翻译中的重要性，以及不同的翻译理论家对待风格的不同观点，同时也指出文本的体裁分析仍旧要遵循由上而下的分析步骤，在语义分析的微观层面上，有两种不同的风格即“opaque and transparent style”；之后，斯奈尔—霍恩比又探讨了“style” 与“convention”之间的关系，“the more specialized the text, and the more specific the situation, the more the individual style recedes to make way for group convention”，Leech和Short也曾指出：“style，as a system of choices in language use by an individual writer”，因此，“for translation purposes, conventions can easily be studied and compared in several languages on the basis of parallel texts.”之后，斯奈尔—霍恩比又选择了四个文本从“syntax”、“semantics and lexis”、“formal text presentation”、“translation strategies and methods”这四个方面进行了详细的分析。最后，斯奈尔—霍恩比再次提出了翻译研究的综合方法。

第五章为全书的结尾，作者通过对本书第一版和再版的简单回顾，从而对翻译研究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前景作了一些预测和展望。

翻译研究综合法总结 篇2

翻译研究综合法是由玛利·斯内尔·霍恩比 (Mary SnellHornby) 在其1987年撰写的博士论文中提出。她回顾并分析了翻译研究的历史和现状, 总结其不足之处, 提出了自己的翻译观点——翻译研究综合法。首先, 她对比分析了传统二分法的翻译观, 如西塞罗 (Cicero) 的字对字 (word for word) 翻译对应杰罗姆的意对意 (sense for sense) 翻译, 本雅明 (St.Benjamin) 的忠实 (faithful) 和自由 (free) 的对立等等, 认为传统二分法翻译观主观性强, 甚至近乎天真。斯内尔·霍恩比还对莱比锡学派和操纵学派的翻译观加以说明, 并指出语言学派的局限性:以语言学为中心的翻译观将文本看成各个单位的线性排列, 翻译仅仅是涉及对等排列的替换。而对等是一个不精确、被错误定义的概念, 它使语言呈现对称的幻觉, 然而语言几乎不存在于模糊的相近层次, 所以对等概念几乎扭曲了翻译的基本问题。

斯内尔·霍恩比提出的翻译研究综合法以格式塔 (Gestalt) 理论和原型 (prototype) 理论为基础, 具体体现在她所创造的叠层模式 (strategifi cational model) 。格式塔理论认为整体不仅仅是其部分相加的结果, 对部分的分析不能有助于理解整体。原型理论克服了传统二分法或其他类型分析法的缺陷, 认为每一范畴以其原型为中心, 与其他范畴之间的界限处于模糊状态, 甚至有重合。叠层模式自上而下分为五层。最上一层列出了三大主要翻译领域, 文学翻译、普通语言翻译以及特殊语言翻译。第二层列出了每一翻译领域的主要文本类型。文学翻译领域包括圣经、舞台/影视、歌词/诗歌、当代文学、古典文学、1900前文学、儿童文学、微小说;普通语言翻译包括报纸/普通信息文本和广告翻译;特殊语言翻译包括法律文本、经济文本、医药文本、科技文本。第三层主要从非语言领域角度列出了每种翻译领域可能涉及的因素, 文学翻译涉及文化历史/文学研究、普通语言翻译涉及社会文化和领域研究, 特殊语言翻译涉及特殊科目的研究。第四层列举出了主导翻译过程的重要方面和标准。第五层标明与翻译有关的语言学领域。最后一层列出了与每种翻译领域有具体关联的音系学方面的因素。该叠层模式为文本翻译析提供了新的研究方法。在1995年《翻译研究——综合法》再版中, 斯内尔·霍恩比还将心理学、哲学等纳入其综合研究法, 并指出翻译正沿着跨学科的趋势发展。

二、翻译研究综合法指导下的《狼图腾》翻译策略研究

在斯内尔·霍恩比叠层模式的指导下, 《狼图腾》翻译研究相应地分三步骤进行。首先确定《狼图腾》的文本类型和所属的翻译领域, 其次从非语言学角度分析对翻译策略选择的影响, 最后从语言学角度分析《狼图腾》原文本和译本的不同以总结其翻译策略。

《狼图腾》每章开头都有引用的文献资料, 并且包含大量说教式的语言, 而且文中的对话与其说是几个角色的交流, 不如说是作者自己独白的一个演说稿。李建军 (2006) 认为由于《狼图腾》所表达的问题过于严肃以至于其文学价值还有待考证。《狼图腾》被公认为是文学作品, 然而其大量的说教性内容和主题又带有学术性质。因此, 精确来说, 《狼图腾》的文本类型便有待重新界定, 斯内尔·霍恩比允许重叠和混合形式的范畴观便在此得以应用。首先, 就翻译领域来说, 由于《狼图腾》兼有学术价值和文学价值, 因此它使介于普通语言翻译原型领域和文学翻译原型领域之间, 而且由于它有人物, 有故事情节, 并且有些故事生动形象, 是它更接近于文学翻译原型领域。其次, 就翻译文本来说, 《狼图腾》的文学价值是它可以成为当代文学, 而它还有学术价值, 它又符合普通信息文本类型的要求, 因此它不属于斯内尔·霍恩比叠层模式第二层的任何文本原型, 而是处于当代文学和普通信息文本之间的一种混合性文本。然而葛浩文采用了归化的翻译策略, 删去了大量的学术性语言, 只保留了文学性文字, 以引起国外读者的兴趣。

非语言学角度对《狼图腾》翻译的分析主要表现为社会文化因素对《狼图腾》翻译策略的影响, 具体体现在出版商和意识形态这两大要素。企鹅出版社在审阅《狼图腾》时, 删去了原文每张开头所引用文献和后记中的演讲性语言, 另外还要求译者删去大量议论、写景和其他与文章情节发展无关的文字。而且, 译者在翻译《狼图腾》的时候考虑到西方读者的意识形态, 还删去了大段的文字, 如吃狗、杀狗, 西方列强如何在掠夺中积累财富等, 以免引起国外读者的反感。因此, 在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下, 葛浩文采取了归化的策略来满足西方读者的阅读需求。

斯内尔·霍恩比的翻译研究综合法对《狼图腾》的翻译策略的分析可以看出, 作为中国的首席翻译家, 葛浩文不拘泥于形式, 灵活地运用了归化异化的翻译策略将《狼图腾》呈献给国外读者, 不仅将中国小说推向了世界舞台, 也对广大译者提供了学习借鉴。

参考文献

[1]、Snell-Hornby, Mary. (1985) .Translation studies:An IntegratedApproach[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李建军. (2006) .是珍珠, 还是豌豆?——评《狼图腾》[J].海南师范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 (6) 66-74.

[3]、姜戎. (2004) .狼图腾[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

合格翻译需具备综合素质 篇3

过硬的语言基础

语言基础，首先是指翻译自身外语的听、说、读、写、译全面发展的功底。从能看懂一般的外语资料，到能够用信、达、雅的语言把专业性很强的文章书面译出；从能够流利听说日常生活语言，到能够在大型专业谈判桌上即时流畅地口译，这中间有多级台阶。

语言有国别之差，地域之差，专业之差，口音之差，阶层之差等，这方面英语尤其突出。前几年曾听过一个相声演员演出时戏问：你说哪国英语?当时观众听后哄堂大笑。其实在我看来，这句话是对的。英语在世界上应用最为广泛，几乎世界上所有国家的商务用语都使用英语。多年来仅我自己用英语交流过的外国朋友的国别就不下七八十个。

翻译无权挑选谈话对象和场景，也更不能挑选专业内容，唯一应该做的就是寻找各种机会，采取各种方法，抓紧有限时间，去熟悉和适应各种不同人的语言，努力全面锻炼自己的外语能力，提高自己的外语水平。

同时，翻译的汉语水平也非常重要，它直接影响到翻译质量。汉译外时，只有正确理解了汉语的每一个词句的意思，才能用正确的外语词句表达出来，让外国人明白。

翻译是两种语言的有机转换，两种语言的水平需要相辅相成。

涉猎各类技术专业知识

作为一个翻译，仅仅具备过硬的语言基础是远远不够的，专业文章和项目才是语言的载体和灵魂。工作中随时随地都会碰到各种专业的翻译内容，甚至一次简单的聊天都会蕴藏着多种专业知识。三百六十行，行行有学问。每一个技术专业都有自己的分支和专业术语、图纸、工艺、曲线、表格等。特别是地质、化工、医药专业，术语偏，单词长，有时真的是一词难倒英雄汉。

翻译无法主动选择专业，往往都是单位里碰到什么，就要翻译什么。要想都能翻译得正确到位，唯一的办法就是要做有心人。不断努力学习所遇到的任何专业知识，注意积累各种专业知识和词汇。几年前，我们在委内瑞拉投资了一座金矿，外方准备的西班牙语合同是由一个西语专业毕业的研究生翻译的。由于他不懂矿业和法律知识，根本读不懂合同的内容，所以译出的汉语令人一头雾水，不知所云。我们的工程师笑曰：如今是西语、汉语全看不懂了。

任何专业项目和资料都有一个来龙去脉和前因后果，翻译之前最好都要大体了解清楚，广泛掌握情况，才能做到胸有成竹。同一个外语单词，在不同专业和场合里，意思完全不同。在汉语里同样的句子，由于其专业和场景不同，译法又不相同。特别是那些缩略语，就更费脑筋了，需要研究和解释，才能译得正确并让人明白。

熟悉各国基本常识

翻译工作，免不了要与多国友人打交道，各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政治、经济、历史、宗教、文化、习俗等。不熟悉情况，不仅不能正确翻译，还容易闹出笑话，甚至是引起问题。有一次我们去芬兰人家里做客，一进门热情好客的女主人要给每个客人一个拥抱表示欢迎，可我们其中的一位男士不习惯地拒绝了。于是我马上主动上前给女主人解释，才避免了双方的尴尬和误解。

当然，上述所说的各种常识不需要精通，那么多国家和地域也不可能全部精通，但要广泛，起码要在和某国人打交道之前，有的放矢地查阅一些资料，略知一二才好，入乡随俗为佳。

翻译绝不是一个机械的传话筒，而要通过自己的出色工作，犹如加入了优质润滑剂，使双方的沟通变得更加和谐、友好。翻译肩负着融通不同文化、惯性思维、风土习俗的责任，应在两种不同文化之间试图找到最佳对接和磨合。

兼备旅游综合素质

翻译工作出差较多，不是在中国接待外宾，就是陪领导出访。在这种情况下，翻译要扮演导游的角色。到达一个陌生的地方，首先要安排的就是吃住行。这看起来简单，在不同国家做起来却有不同的规则和做法。这时候，翻译要全方位熟悉这些旅游操作常识，主动处理这些杂事，上下左右协调联络，而不是被动地等着翻译。

因此，翻译必须头脑清醒，机灵精干，积极主动，谨慎心细，安排周密妥当，滴水不漏。一旦出现差错，就会对翻译形成更大挑战。

1996年我到巴黎出差，一天傍晚，一个同事在地铁出口和我们走散了。他初次到国外，没学过外语，甚至连旅馆的名字都说不出。我急得满头大汗，四处寻找，十分后悔出门时自己忘记给他装上一张旅馆的名片了。还算幸运，他遇到了一位好心的当地老华侨，陪他找到深夜两点才回到旅馆，不然自己的一个小疏忽该会引出多大问题。

到一个新的国度，参观一些世界著名的旅游景点是不可避免的。翻译最好事先大致阅读一下景点的来历和故事，大体概况，不然对那些承载着古老历史和厚重文化的陌生景点，现场听讲，即时翻译，是断然译不出的。翻译最好在拟定景点的同时就要抓紧收集阅读有关方面的一些资料，急用先学，立竿见影，而且这样记忆也会深刻。

突出公关沟通和组织协调能力

做翻译工作，口才、性格、胆量、自信心、记忆力、幽默感、穿着打扮、临场应变能力等，都非常重要。要懂得语言艺术和商务礼仪，要有优良的工作态度和极强的责任心。

不仅如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翻译质量的高低，还会直接影响后面的谈判内容和结果。翻译应起到一个过滤器的作用，哪些应该让对方知道，哪些应该保密，翻译都要心中有数，各有取舍。不能把内部商量的一切和盘托出，那样势必会造成问题。如果一旦由于我方错误，对方产生误解、歧意，或者双方产生矛盾，即使不是翻译的错误，也要主动承担责任，解释是由自己的误译所致，这样做可以保全我方的面子和利益。

与外国人谈判中所商定的事项，经常还要形成书面的备忘录或者协议。由于翻译能够直接感受语言和语气，理解和记忆都比较深刻。翻译最好还能充当秘书和参谋角色，注意督查和信息反馈，掌握执行进度，利于进一步与对方沟通。

翻译研究综合法总结 篇4

A.调查大脑体积和智力的研究人员称,他们的研究提供的证据表明,接受教育能保护智力免受大脑自然衰退的影响。

大脑随着年龄的增长而萎缩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但是这对智力方面的影响却 因人而异。有趣的是,一项有关老年人的研究表明,实际上接受过较多教育的人 大脑萎缩得较多。这项研究成果表明的是,接受过教育的人在大脑功能开始崩溃 之前更能经受得住大脑组织的丧失。

据研究人员说,这份发表在7 月份的《神经病学》杂志上的研究报告第一次 提供了生物学上的证据来支持“储备”假说,即接受过较多教育的人在大脑衰老 时拥有更大的认识上的储备可以利用;实际上这部分人的大脑中有更多的脑组织 处于闲置状态。

研究人员对320 名年龄在66 岁到90 岁的身体健康的男子和女子的脑部扫描 X 光片研究后发现,受试者的受教育经历每多一年,其大脑外层叫做脑皮层的部 位就多一份萎缩。然而,所有受试者的认知能力和记忆力的测试分数均在正常范 围以内。

人的一生应该不断地努力,通过新的生活体验使大脑处于警觉状态。旅游是刺激 大脑的一种方法,较少冒险性的方法是玩拼字游戏.教育是怎样影响脑细胞的尚不清楚。研究人员在报告中推测,接受过较多教 育的人大脑的某些比脑皮层更深层次的结构可能完好无损,从而弥补了脑皮层萎 缩带来的损失。

第五章第一段课后

The term profit in economics has a very precise meaning.Economists, however, often loosely refer to “good deals” or profitable ventures with no risk as profit opportunities.Using the term loosely, a profit opportunity exists at the toll booths in one line is shorter than the others.The general view of economics is that profit opportunities are rare.At any one time there are many people searching for such opportunities, and as a consequence few exist.At toll booths it is seldom the case that one line is substantially shorter than the others

经济学术语的利润有着非常精确的意思。然而，经济学家们经常很宽松地将其视为利润机会，从而解释为“好交易”或“没有风险且有利润的商业冒险”。宽松地使用这一术语，那些排队比其他收费亭短的收费亭就会视为是一个利润机会。经济学一般观点认为利润机会是很少的。任何时候都会有很多的人去寻求这样的机会，结果是（这种机会）很少存在。比如收费亭的例子，很少有排队队伍实质上会比其他的收费亭短的。

第六章第一段课后翻译

翻译研究综合法总结 篇5

2018年考研英语翻译方法之综合法

综合法：上面我们讲述了英语长句的逆序法、顺序法和分句法，事实上，在翻译一个英语长句时，并不只是单纯地使用一种翻译方法，而是要求我们把各种方法综合使用，这在我们上面所举的例子中也有所体现。尤其是在一些情况下，一些英语长句单纯采用上述任何一种方法都不方便，这就需要我们的仔细分析，或按照时间的先后，或按照逻辑顺序，顺逆结合，主次分明地对全句进行综合处理，以便把英语原文翻译成通顺忠实的汉语

句子。例如：

例1.People were afraid to leave their houses,for although the police had been ordered to stand by in case of emergency,they were just as confused and helpless as anybody else.分析：该句共有三层含义：

A：人们不敢出门；

B：尽管警察已接到命令，要作好准备以应付紧急情况；

C：警察也和其他人一样不知所措和无能为力。

在这三层含义中，B表示让步，C表示原因，而A则表示结果，按照汉语习惯顺序，我们作如下的安排：

尽管警察已接到命令，要作好准备以应付紧急情况，但人们不敢出门，因为警察也和其他人一样不知所措和无能为力。

下面我们再举几个例子：

例2.Modern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books,especially textbooks,requires revision at short intervals if their authors wish to keep pace with new ideas,observations and discoveries.大对于现代书籍，特别是教科书来说，要是作者希望自己书中的内容能与新概念、新观察到的事实和新发现同步发展的话，那么就应该每隔较短的时间，将书中的内容重新修改。

例3.Taking his cue from Ibsen’s A Doll’s House,in which the heroine,Nora,leaves home because she resents her husband’s treating her like a child,the writer Lu Xun warned that Nora would need money to support herself;she must have economic rights to survive.易卜生的剧作《玩偶之家》中的女主人公娜拉离家出走，因为她憎恶她的丈夫像对待孩子一样来对待她。作家鲁迅从中得到启示，从而告诫人们娜拉得需要钱来养活自己，她要生存就必须有经济上的权利。

例4.Up to the present time,throghout the eighteenth and nineteenth centuries,this new tendency placed the home in the immediate suburbs,but concentrated manufacturing activity,business relations,government,and pleasure in the centers of the cities.大到目前为止，经历了18和19两个世纪，这种新的倾向是把住宅安排在城市的近郊，凯程考研，为学员服务，为学生引路！

而把生产活动、商业往来、政府部门以及娱乐场所都集中在城市的中心地区。综上就是小编给大家提供的高分技巧，技巧就是牢固的知识点和强悍的答题思路，预祝所有考生2018考研有个好成绩。

翻译研究综合法总结 篇6

光阴荏苒，一个学期的时间很快就要结束了。回顾这个学期的课题研究开展情况，颇有些收获。本学期我承担了课题组的研讨课《植树问题》，通过这节课的教学设计、教学过程以及教学反思使我对小学数学综合实践课有了更深一步认识。现结合研讨课谈谈自己的一些看法：

一、综合实践课来源于生活，生活中处处有数学

“数学源于现实，扎根于现实，应用于现实”。是荷兰数学家、数学教育家弗赖登塔尔提出的“数学现实”的教学原则。因此，小学数学教学应从学生实际出发，把数学教学与现实社会生活紧密联系起来，使数学问题生活化，生活问题数学化。切实使学生感受到数学来源于生活，并服务于生活，生活中处处有数学；了解数学价值，培养数学意识。从而体验生活，认识社会。例如：在《植树问题》教学的开始部分我通过让学生观察自己的手，发现手指之间有间隔，找出手指数与间隔数之间的关系。并让学生观看多媒体的演示，了解生活中处处存在着间隔问题，间隔问题无处不在。

二、着眼活动的实践性，灵活运用实践课的活动形式

数学新标准中提出：数学综合实践活动的教学目的是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因此，在活动中应着眼让学生深入实践，自己收集资料，进行分析和研究。在《植树问题》中，对于不封闭道路上3种植树方法我没有直接的告诉学生们，而是准备了一张白纸让学生们自己大胆的画一画，看看会出现哪几种情况，让学生在实践中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更有利于学生的发展。

三、注重学生参与活动过程的评价

小学生在参与综合实践活动的过程中所能获得的成果大多都比较微小，但是我们主要看学生是否参与了实践活动的全过程。在实践活动中发现了多少问题，解决了多少问题是非常重要的，重在评价学生参与活动获取知识及信息量的多少，和处理信息的能力、方式，以及研究性学习方法，注重过程的评价。

翻译研究综合法总结 篇7

关键词：翻译综合法,当代翻译理论,学科界定,文本分析模式,翻译风格论

自20世纪50年代以后,语言的社会交际功能大大增强,语言科学突破了语文学和历史语言学的范畴,进入了多学科化发展阶段;语言学在理论深度、科学性、系统性方面有了长足的发展;翻译理论也开始受到语言学理论(语言符号理论,描写语言学关于语言结构分析的理论,功能语言学观以及转换生成语法关于深层和表层结构的理论)的极大影响。70年代后,翻译理论开始转向借鉴语用学的理论。这种转向是翻译和语言学之间的互动研究最为显著的成果,也通过其他学科间接地表现出来。自此西方的翻译理论开始系统化,从现代阶段向当代阶段转变,逐渐走向了成熟时期。德国学者玛丽·斯内尔-霍恩比(Mary Snell-Hornby)和我国学者刘宓庆敏锐地把握了这种转向,提出了各自的翻译理论。

斯内尔-霍恩比在她的著作《翻译研究:综合法》(1987,1995)一书中提出了综合法或多元互补法,这奠定了她在翻译界的地位。著名翻译理论家奈达(Nida)曾经评论:斯内尔-霍恩比“在这方面做了卓有成效的角度来加以讨论,因为它们为解释笔译和口译的方方面面提供了基本的论点”(转引自田德蓓,2001)。国内的翻译学者田德蓓(2001)、张炳丽(2007)从比对翻译的学科定位、翻译理论建立的基础和语言和文化三方面分析了斯内尔-霍恩的翻译综合法,并且认为这种综合的翻译法可以使译者进一步明确在翻译过程中所应关注的焦点和主攻力向,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翻译家刘宓庆在1990年出版了《现代翻译理论》,系统地提出了当代翻译理论。这部著作被称为我国译学史上一部划时代的著作(杨自俭,1996),后又修改为《当代翻译理论》(1993,1999),最近又收入《刘宓庆翻译论著全集》(2005—2006)中,更名为《新编当代翻译理论》,每次修改都较前一版本做了理论的修改和补充。本文采纳了他的最新的翻译理论书《新编当代翻译理论》中的观点。刘建国(2008)详细地评述了刘宓庆的《新编当代翻译理论》较前一版本在内容上的增补和修改,对整本书作了简述。

斯内尔-霍恩比和刘宓庆出版著作的年代相近,他们的翻译理论有相似之处和不同之处。本文从两者对翻译的学科界定、文本分析模式和风格论三方面分析他们译论的相似和不同点。

一、相同的学科界定

自上世纪50年代西方翻译理论引入中国以来,就有翻译是科学还是艺术之争。在对中国翻译界上世纪最后十年的翻译理论回顾中,郭建中(1999)指出这场争论又被称为翻译的语言学派和翻译的文艺学派之争。他认为当时的翻译的语言学派试图把翻译纳入普通语言学的范畴,把语言学的概念和模式应用于翻译研究,并试图寻找两种语言之间转换的规律;而翻译的文艺学派则强调翻译是一种再创造的艺术活动。他认为翻译有艺术的一面,也有科学的一面。说翻译是科学而不是艺术,或说翻译是艺术而不是科学,都不是科学的态度。翻译的语言学派和翻译的文艺学派不应互相排斥,而应兼容共存,在辩论中推动翻译理论的发展。谭载喜(2005)认为对西方翻译理论进行分类或描述的较为流行的一个做法是按照翻译研究的基本途径和方法或思想流派的基本特色,从思想流派的层面来研究和探讨西方翻译理论,特别是现当代的西方翻译理论,更能反映出新时期西方翻译理论的现状和发展趋势。他也认为西方的翻译理论体系是由两条清晰可见的路线串联起来的,一条是文艺学翻译理论线,另一条是语言学翻译理论线。文艺学派翻译理论线强调翻译的目的和结果、译品的艺术效果,忽略翻译的实际过程和语言的操作技巧、译文和原文在语言结构特征上的对等;而语言学派翻译理论线忽视文艺作品的艺术再现、作品的美学功能,关注点放在文本的语言结构上,局限于单个的字词、句子或句法现象的分析,而忽略文本的主题结构,以及文本的话语和语篇结构,忽略其文化因素。

与此同时,斯内尔-霍恩比和刘宓庆也给翻译作了同样的学科界定。斯内尔-霍恩比(1995)从纵横两方面对欧洲翻译研究的两大主要流派——莱比锡学派和操纵学派进行详细的回顾和对比研究后,批评前者视翻译研究为应用语言学的一个分支的观点,同时也批评后者把翻译研究归属于比较文学研究工作之下的做法。通过对莱比锡学派理论的考察,斯奈尔-霍恩比发现这些理论过于强调语言因素在翻译中的作用,其研究的视角较为狭窄,因而无法满足翻译研究的需要。此外,她在考察操纵学派翻译研究理论的基础上发现,这一学派所讨论的内容囿于文学翻译,也具有狭隘性。斯奈尔-霍恩比批评他们只注重描写和分析而排斥翻译评估的标准,以及忽视以评估为基本内容的翻译人才的培训的观点和做法。她认为语言学和比较文学都不能涵盖翻译研究,语言学注重的是语言本身的理论和描述,比较文学注重的是对文本的分析和描述,应该把翻译研究从两者的羽翼下脱离开来,视其为一门独立的综合性学科,翻译研究不应该被看成是任何其他学科的派生或者分支(不论是应用语言学还是比较语言学),翻译及翻译理论工作者关注的应该是一个跨学科、跨语言、跨文化的领域,翻译研究不仅仅涉及语言学和比较文学,还涉及多种学科,如心理学、哲学、人种学等。与此同时,她强调翻译把许多学科为己用,但并不等于学科之间相叠合区域之总和,亦不依靠其中任何一门学科而存在。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翻译研究需要依据翻译活动的复杂性,而不是根据其他领域的模式和其他学科的常规,来发展属于自身的方法。基于这样的翻译观,斯内尔-霍恩比借鉴吸收了语言学派和文学派翻译理论各自的优势和长处,以格式塔整体理论和原型学为基础提出翻译研究的综合方法,用各家之长填补翻译理论中的空隙。但她又强调翻译研究注重的应该是再创作各类具体文本的理论和描述。

刘宓庆(2005)在《新编当代翻译理论》一书中也同样提出了这一观点。他认为翻译是一门基于翻译经验上的经验科学,传统上翻译仅被视为一种技艺,没有被提高到学科的高度。由于历史的局限性,人们传统地将翻译学视为某种封闭型的学科,翻译理论的建设远远落后于翻译实践的需要。20世纪50年代以后,翻译受到语言学的影响。语言学的发展进程也映衬了翻译从技艺到科学的发展背景。现代翻译理论运用科学的论证方法,突破了传统的理论命题和方法论,提出了各种翻译理论基本模式。基于上述分析,他认为翻译学并不是封闭型学科,而是开放型、综合性很强的学科。一方面哲学思维、社会文化、语言符号为翻译提供了论证手段和翻译思想,另一方面翻译的理论维度(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效果论、价值论)和翻译学的参考学科(语言学、认知语言学、符号学、传播学、美学)构成了翻译学的多维网络。其中翻译理论是翻译的核心,翻译学的核心任务是构建翻译理论,而翻译学的内部系统必然衍生一个与之密切相关的外部系统。王建国(2008)在评述《新编当代翻译理论》时,认为刘宓庆所指的翻译学的“外部系统”是翻译学的横断科学网络和参照系统,其中包括哲学思维、社会文化和语言符号三大领域。它们为翻译学内部系统提供论证手段,保证翻译学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因此实际上也是翻译学的价值观念系统。同时,它们又为译学内部系统提供理论思想,使翻译学的内涵从内省的本体自足发展为开放的横断交义。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们实际上又是翻译学的基础理论系统,包括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和效果论,加上上述的价值论,构成了翻译学学科架构的外部系统。作者认为,必须加强翻译学外部系统的研究,强调整体性整合研究。

二、不同的文本分析模式

斯内尔-霍恩比和刘宓庆两位学者都接受了篇章语言学的理论,认为文本并非是由一连串独立的句子组合而成,也不是由一连串语法和词汇单位组成而成,而应把文本看作是大于其各部分相加之和的一种复杂的多维度结构。但是,他们对翻译的文本分析却采用了不同的模式。

斯内尔-霍恩比认为传统的语言和翻译研究方法只是深入研究孤立的现象(主要是词),而翻译研究的综合方法关注的是个体现象的关系网络,个体现象只有放在大的语言文化背景中通过彼此之间的关联才能得到理。语言学研究领域正由微观向宏观拓展,而翻译研究关注的是在语境和文化背景中的文本,走的路恰恰相反:从宏观到微观,自上而下。她强调文本分析是翻译必要的预备步骤,应该是“从上至下”,从宏观层面到微观层面,从文本到符号这样的方式进行。她认为,译者要根据语言的交际功能,把文本看作是与特定情境紧密相连的一个单位和社会文化背景的一部分,也就是要注重整体情境和文本功能等宏观因素。以此为出发点,首先,译者的文本分析应该从确定文本的文化和情境出发,下一步是分析文本的结构,从宏观结构开始,直至词汇衔接层面,包括文本题目和文本内容的关系,最后总结出文本翻译所用的策略。她强调,文本分析并不只限于深入地研究孤立的现象或词项,而是要追溯一种由关系组成的网络。在这个网络里,每个词项的重要性由它们与文本的相关性和在文本中的功能决定。她以毛姆(1874—1965)在1921年出版的短篇故事集《一片叶子的颤抖》(The Trembling of a Leaf)的前言《太平洋》(The Pacific)为例,证明了这种文本分析方法和步骤。

刘宓庆在《新编当代翻译理论》一书的第7章《翻译的程序论》中提出全部翻译活动从思维形式上可归纳为分析和综合两方面:分析是对原语的层次组合进行结构分解;综合是对目的语的语句的语义结构模态进行宏观的调节、整理、定型工作。由此提出了双语转化的五步程序:形态-词法分析过程、句法结构分析过程、情景—语义分析过程、生成构句过程和修辞优化过程。其中前三步属于思维活动的分析,而后两个程序步骤是思维活动的综合。在谈到文本组织结构剖析时,他采用了建构在语篇理论上“自下而上”的模式。他将翻译的文本分析集中于词—短语、分句—句子、文本和次文本这三项六个层次,认为每一层都有应达到各自的分析目标:在词和短语层,从词语的词性判断其在句中的成分;从词的形态判断出词组性质,确定在词组在句中的成分,进行语义结构膜的判断。在分句和句子层,要把握各语言成分的语序(线性配列式),捋出核心词基本构造及其扩展式;抓住句子连接标记,弄清各分句的联结形式及分布情况。在文本和次文本层,分析目标是把握作者在正片中所蕴含的潜在和非潜在的意义和意向。他强调对这三项六个层次的分析必须包括意义、修辞和逻辑三方面,三个方面缺一不可,“缺一即不全”。最后他认为分析要紧紧抓住原语的层次结构,其目的是要通过对整体层次结构的把握,掌握原语的语义结构,即句子的意义。在对文本的分析后,归纳层次分析,对原语语义模态进行加工;以原语语义结构为依据,以原语核心句基本构架为模型,进行双语语际的转换。在综合阶段,先根据文本分析的层次所得对原语语义模态进行加工,后按目的语语法规范对转换迁移后的目的语进行修饰,从而完成理想的双语转换过程。

三、不同的翻译风格论

翻译风格是翻译中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由翻译的特征和翻译德原理决定的。由于翻译理论界对翻译理论缺乏科学的范畴研究和系统的理论分析,因此长期以来,翻译理论对风格极少有详细或令人满意的描述。斯内尔-霍恩比和刘宓庆敏锐地注意到这一问题,在各自的翻译理论中均提到这一点。

斯内尔-霍恩比写道:在她所引的有关翻译的定义里,赖斯(1971)、威尔斯(1977)和科勒(1979)都经常提到翻译中的风格问题,施托而策更是用了一整节(Stolze,1982:300ff)来讨论风格问题。但在所有这些例子里,讨论均与特定的词项或例子相关,没有提出整体的理论方法。在弗美尔和霍尔茨-曼塔里最近的理论里,风格的问题明显退居到幕后。霍尔茨-曼塔里1984书中只是稍微提到这个问题,而赖斯和弗美尔对这个问题只是局限于对翻译中“风格理论”(Stiltheorie)的总体需要的简单讨论(1984:22,219)。直到现在,风格仍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斯内尔-霍恩比,1995:142)

刘宓庆认为风格通常被看做是一种模糊性很强的行文气质或素质。传统的文体学和文艺理论中,风格的论述通常借助于“印象性术语”,例如“典雅”、“绮丽”等。他认为,“印象性术语”可以说明一定的风格特征,但从语言学的角度分析,则缺乏科学的界说。

针对这一问题,两位学者都借鉴了语言学和文学翻译理论,提出了各自的翻译风格论。刘宓庆的翻译理论建构在语言的功能主义基础之上。他认为,翻译的应用受到语境的制约,翻译的功效也必须受到语言现实和发展的检验。刘宓庆继续将风格建立在语篇分析的理论基础上,注重文本的结构分析和语言交流的功能分析。他认为译者只有对原文进行结构分析并与非形式标志模糊集合的审美活动相结合,文章的风格才能显现从而使风格意义成为可知。对风格分析,斯内尔-霍恩比也采用了语篇理论,运用“自上而下”的方式,进入微观层面。她认为风格分析从句法层面开始,同时考虑的因素有句子结构(并列、同等、从属)和长度,信息的分布(聚焦和强调),结构,以及名词短语和动词短语的频率,尤其是相互之间的关系。在微观层次,她用两个维度(不透明风格和透明风格)对语义分析的微观层次进行说明。在词汇层面,在透明风格里单词的意义可从紧密联系的语境中推断而得;在不透明风格里单词的意义并由语境阐明,而是必须先熟悉构成单词此素的所有语义含义。例如,crackling music这一词组中,crackle描绘的是树枝发出的噼噼啪啪的声音,在翻译时,读者理解了这一语素对文本的影响,就能保留一连串枯燥脆弱的声音特点。因此,透明风格的文本容易认识语义隐藏的困难和避免实际的困难,译文往往变得透明,因而,译文变得“索然无味”或“缺乏风格特点”。她沿用了利奇和肖特对风格的理解,即把它视为是不同作者在语言使用上的选择系统。她认为文本越专业、情境越具体,个人风格就会越少。

总之,从以上两位学者在翻译理论方面作的对比可以看出,二者皆结合语言学理论,提出了各具特色的翻译理论。这些理论有利于开阔翻译研究者的视野,并为翻译研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理论依据,同时也推进了翻译学的发展,为翻译教学提供了良好的范例。同时,通过对国内外这两位学者的翻译理论的对比,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的译学者开始将自己的翻译研究与国际翻译理论研究接轨并进行对话。特别是刘宓庆结合西方当代翻译理论的发展,几经修改和补充其理论提出了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翻译理论的必要性和必然性这一观点。正如朱建平(2004)评论道:中国的翻译研究虽未形成独立的流派,但已经打破了以往的单一研究译论的局面。因此,我们期待中国的翻译理论者能更好地将中国的翻译研究融入整个国际翻译理论研究的大潮之中,并使之成为国际翻译理论研究的一部分,从而形成中国翻译理论研究与西方翻译理论研究一体化发展的局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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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研究综合法总结 篇8

【关键词】大学英语 翻译教学 语篇翻译

大学英语教学是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学英语课程是大学生的必修基础课程之一，其教学目标是培养学生的综合应用能力，以满足国家社会和个人对英语的实际需要。大学英语作为一门基础课程，其后续课程是专业英语课程。然而，在公共英语教学的实施过程中，非英语专业学生的英语语言基础知识不够扎实，实际运用英语的能力不强，这对于其日后学习专业英语必定会产生巨大的障碍。而随着现代的发展，各行业对复合型人才的需求量越来越大，而英语作为一项技能对于大学生日后走向工作岗位也是大有裨益的。因此对其而言，培养英语的综合应用能力就显得尤为重要。尤其是在大学英语四级考试改革后，翻译题型由原来的句子翻译改革为文段翻译，这对学生的语言综合应用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处于大学英语四六级改革和新一轮大学英语教学改革的大背景下，大学英语教学又该如何规划和实施？

一、翻译教学在大学英语教学中的必要性

大学英语教学的根本目标是 “培养学生英语综合应用能力，使他们在今后工作和社会交往中能用英语有效地进行口头和书面的信息交流”。掌握一门外语，必须具有听、说、读、写、译的能力。它们是一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整体。听、说、读、写、译，既对立又统一，既相辅相成、又各有侧重。其中听是输入，说是输出，读是输入，写是输出，而译实际是一种英汉转换的能力，听说是口译的基础，读写是笔译的基础，译作为五大技能中能力要求最高的一种技能，当英语学习者对英汉两种语言都熟练驾驭后，在翻译技能提高的同时，英语学习者的听、说、读、写的技能必然也会相应提高。而培养和提高翻译能力不仅可以提高学生的阅读精确性，而且对提高学生的听、说能力有起积极作用。在翻译训练中，学生还能培养自己综合应用语言的能力。在对英汉两种语言进行对比的过程中，学生能够有意识地摸索和总结出一些基本的翻译技巧，并在此基础上系统化地发挥听、说、读、写等方面的技能。但一直以来，大学英语教学中一直强调通过交际教学法来提高学生的英语听说技能，而翻译教学一直未能得到足够的重视。然而翻译能力是学生外语语言和知识各方面能力的综合体现，听、说、读、写等能力最终都要从翻译能力上体现出来，作为大学英语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翻译教学的改革有利于推动大学英语的教学改革，提高学生的综合英语水平。因此，在教学中培养和提高学生的翻译能力是极其重要的。

二、语篇翻译在大学英语教学中的运用

目前，在大学英语翻译教学中拘泥于传统的教学模式，倾向于从句中层面进行考查和分析，强调以词句为单位讲解翻译原则和技巧，并不太关心这些语句与上下文以及特定情境中的意义。这种教学模式以教师为中心，知识传播单向地由教师指向学生，注重翻译的终端效果，即学生的译文。因而教学过程中师生之间合作和互动相当有限，学生之间也缺少必要的合作和交流，从而无法充分保证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不利于学生翻译能力的提高，不利于学生综合应用能力的培养。随着2004年全国大学英语四、六级改革试行方案将翻译列入考试项目，随后逐年增加翻译部分的难度，翻译部分的分值比例也相应增加，自2013年12起对翻译的考查内容又进行了调整，汉译英的翻译由原来的单句翻译变为段落翻译，译一段长度为140至160字典文段，内容涉及中国的历史、文化、经济、社会发展等题材，分值也由原来的5%提高到15%。改革后的新题型主要测试学生语言整体输出的能力，而非仅仅停留在对语法、词汇以及固定搭配的考查。这一改革对学生的英语综合应用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对大学英语的教学提出了新的挑战。因此笔者认为，把语篇翻译理论应用于翻译教学中，这将对大学英语教学产生巨大的指导意义。

1.语篇翻译。语篇翻译即指以语篇为准进行翻译操作。其具体内涵是：（1）将译者的视野从字句扩展到句群，篇章等大于句的单位。（2）语篇类型、交际功能与翻译策略、方法密切相关。（3）语篇在一定的语境中发挥交际功能。翻译操作必须考虑翻译活动发生时译者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即翻译情境。

2.语篇翻译理论的作用。传统的翻译，多以句子为单位进行分析与翻译，这种翻译方法注重字句的翻译技巧，而忽视了译文的语篇性。翻译教学中，教师习惯于从语法方面分析学生在翻译中出现的问题，把教学的注意力放在了掌握短语和句子结构上，从而忽视了学生综合语言水平的提高。因此在翻译教学中，以语篇为单位进行翻译训练时，这将更有利于学生综合语言水平的提高。首先，在语篇翻译中，学生就会考虑翻译活动发生时译者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即翻译情境，这将有助于提高学生的交际能力。其次，语篇翻译理论要求译者能认真阅读原文，掌握文章的主题，能分析出文章发展的脉络，判断出文章的层次及句与句之间的衔接和连贯关系，这样学生就要借助词汇、语法手段及语义特征等来理解文章的语言结构（尤其在英译汉的练习中），这将有助于提高学生的阅读能力。再次，译者在处理信息解码的过程中需要根据语言表层的特点，把源语言根据目标语的语言结构和逻辑关系处理成译文，这样学生在把源语言翻译成目标语时（尤其在汉译英的练习中）就要注意这两种语言在词汇、短语搭配、句子结构、句序和表达方式上的不同之处，从而才能准确地翻译出原文的内容，这将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因此语篇翻译理论的运用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翻译实践活动的有效性，对大学英语翻译教学改革具有指导作用。

三、大学英语翻译教学改革建议

翻译既是外语教学的培养目标，又是外语教学的有效手段。当把翻译教学作为一种有目的、有针对性的英语教学辅助手段时，翻译教学就能成为提高学生自身英语综合能力的有效途径。当语篇翻译理论被有机地结合到日常英语教学活动中，翻译训练可以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听、说、读、写的能力。而语篇翻译理论的运用则对大学英语教学的目标——培养大学生英语综合应用能力提供了理论依据。通过语篇翻译的训练，有助于培养学生快速正确地理解原文作者的交际意图；有助于提高学生对语句的文化语境和词义的理解；有助于培养学生运用各种翻译技巧的能力；有助于培养学生语义照应意识和语言对比的能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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