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事故调解申请书

医疗事故调解申请书（精选8篇）

医疗事故调解申请书 篇1

申 请 人： 与患者关系： 法定代表人： 职 务： 地 址： 电 话：

患者 于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在 医院治疗，经鉴定，定为 医疗事故，责任程度。对医疗赔偿问题，经双方协商，愿通过行政调解解决，特向 卫生局提出医疗事故赔偿行政调解申请。

申请人签字：

年 月 日

备注：此申请书由医患双方各填一份。

附件2 医疗事故赔偿行政调解受理通知书

编 号：

：

根据你（单位）提出调解申请，本局决定于 年 月 日 时 分在（地点）举行医疗事故赔偿行政调解会。请你（单位）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准时出席。不按时出席调解会，且事先未说明理由，视为放弃调解。

委托代理人参加调解的，应当在调解会举行前向本局提交代理委托书。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联系地址： 邮政编码：

卫生局（盖章）年 月 日

备注：此通知书一式3份。1份由卫生行政部门存档；另外2份分别交给双方当事人

附件3 医疗事故赔偿行政调解笔录

被调解人： 与患者关系： 电 话： 委托代理人： 被调解人： 与患者关系： 法定代表人： 职务： 地址： 电 话： 委托代理人：

调解机关： 调解地点：

调解笔录：（可以续页）

被调解人签名： 调解人签名：

年 月 日

备注：此笔录由卫生行政部门调解人员填写。

续页 附件4 卫生局 医疗事故赔偿行政调解书

行调字〔 〕 号

申请人（患方）

患者姓名 性别： 年龄： 职业： 住 址： 联系电话：

参加调解人姓名： 与患者关系： 联系电话： 参加调解人姓名： 与患者关系： 联系电话：

申请人（医疗机构）

名称： 地 址：

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姓 名： 职 务：

联系电话：

参加调解人姓名： 职务： 联系电话： 参加调解人姓名： 职务： 联系电话：

-----------------------争议事由：

患者 于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在 医院治疗，因 致 鉴定为 医疗事故，责任程度。双方提供的材料：

我局根据双方当事人的申请，指定调解人员 于 年 月 日主持调解。双方当事人互谅互让，协商解决达成赔偿协议如下：

医疗费： 误工费： 住院伙食补助费： 陪住费： 残疾生活补助费： 残疾用具费： 丧葬费： 被扶养人生活费： 交通费： 住宿费： 精神损害抚恤金： 小计：

责任程度：

小计 ×责任程度 %=（元）

医疗事故赔偿合计（大写）

患 方 签 字 ：

医疗机构代表签字：

上述协议符合《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规定，本局予以确认。

调解人员：

卫生局（章）

医疗事故调解申请书 篇2

( 一) 人民调解制度溯源

调解制度在中国民间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传统。其在中国的产生与发展与中国传统社会对人情的重视, 以和为贵、 建立和谐社会的传统观念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人民调解制度是群众自治的一种自治制度, 早在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时期就已初具雏形。

进入新世纪, 我国关于人民调解制度的探索与实践一直没有停歇, 调解委员会不断地深入社区与农村。人民调解委员会不仅在范围广度上不断延伸, 其在调解的纵向深度上不断的剖析、分类, 其专业化也不断加深。在这样的趋势下, 各类专业化的人民调解委员会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试点并挂牌成立。如交通事故人民调解委员会、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等这些专业型的人民调解委员会的成立是我国人民调解事业走向法制化、人性化的有力证明。

( 二) 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机制构建的必要性

1. 当前医患纠纷问题严峻

据国家卫生计生委统计2014年, 全国医疗卫生机构总诊疗量达78亿人次, 比2013年增加5亿人次。同年, 全国发生医疗纠纷11. 5万起, 较2013年下降8. 7% 。虽然整体医疗纠纷数量有着下降趋势, 但是近几年来, 医疗纠纷态势似乎有着愈演愈烈的趋势: 2013年浙江温岭杀医案, 2014年南京官员夫妻殴打护士案……一桩桩惨烈的案件一次又一次直指医患纠纷背后的制度问题。发生纠纷后, 滞后的解决机制、调解机制使医生与患者之间的信任逐渐被消磨, 从而酿成悲剧。

2. 医疗纠纷一般处理方式存在缺陷

目前医疗纠纷传统解决方式包括: 医患自行和解、行政调解、民事诉讼及仲裁。这几种方法在过去的实践中显示出了它们一定的优势, 但是其固有的缺陷还是逐渐显露出来。

医患自行和解是理想的传统中国人解决纠纷的方法。 这种方法简便、快捷、周期短、成本低, 能够使医患双方免于奔波劳累伤财之苦。但是其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真正的平心静气坐下协商都是理想化的, 一般患者及其家属的情绪很难抚平, 就算抚平, 医患之间的不信任已经筑成, 使双方达成和解难上加难。另外, 医患双方即使达成和解, 其和解契约的效力仍较弱, 容易造成反复更改、反悔的现象。

行政调解是指由卫生行政部门介入作为中立的第三方, 调解医院与患者间的纠纷, 达成调解并制定调解书以解决纠纷。其弊端也是存在的: 首先, 该第三方———卫生行政部门的中立性容易遭到怀疑, 特别是患者怀疑, 一般医院与卫生行政部门关系密切, 容易令人产生偏袒的遐想。第二, 此种方法容易滋生腐败、贿赂等违法犯罪行为, 且缺乏对行政部门的制约。

民事诉讼及仲裁一般是医患纠纷解决的最后一道保障。然而由于医疗纠纷这一问题具有极强的专业性, 涉及众多的医学专业知识, 这是法官与仲裁员欠缺的, 这样为其审判带来非常大的困难。另外诉讼与仲裁的方式需要消耗大量时间、金钱, 人力物力。据统计, 一个医疗纠纷诉讼案件的诉讼解决周期一般在586天。可想而知, 其中所支付的成本不是一般家庭承受的起的。

3. 人民调解委员会机制对以上处理方式缺陷的弥补

首先, 纠纷当事人出于自愿将纠纷交给调解组织进行解决, 本身对调解组织就有了信任的基础。另一方面, 调解组织的中立性能够尽可能地保持医患双方地位的平等, 这为结果的公正性设立了前提。第三, 人民调解委员会的组成人员多是医疗单位、政法单位退居二线的工作人员, 其专业的法学知识和医学知识也为公正、科学、正确地调解双方纠纷奠定基础。第四,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已于2011年1月1日起施行, 人民调解有了强有力的立法保障, 根据《人民调解法》第三十四条的规定, 社会团体或者其他组织根据需要可以设立人民调解委员会, 调解民间纠纷。 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这一专业人民调解机构有了法定的合法、中立地位。

( 三) 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实施现状

《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46条规定“发生医疗事故的赔偿等民事责任争议, 医患双方可以协商解决; 不愿意协商或者协商不成的, 当事人可以向卫生行政部门提出调解申请, 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因此, 现行的医疗纠纷解决机制主要有自行协商、卫生部门行政调解和医疗诉讼三种途径。随着人民调解机制的发展, 针对医疗纠纷的调解委员会机制这一第四种途径也应运而生。

随着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发展, 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的专业性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如北京、宁波、天津、上海等地纷纷出台一系列办法推进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机制的构建。截止2010年1月, 全国已有16个省、市、自治区、直辖市的56个地市启动了医疗纠纷人民调解机制的建立。”1在这些试点中, 部分地区出台了相关医疗纠纷人民调解管理办法, 为人民调解提供了制度保障, 肯定了医疗纠纷人民调委调解效力, 并由当地财政提供支持, 独立于卫生行政部门。但是由于各地对人民调解的重视程度, 经济发展等原因的差异, 地区发展不平衡情况非常严重。一些地区的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在解决医疗纠纷中所发挥的作用非常微小。为让这一新兴的调解方法能发挥其重要的作用, 在一些制度构建落后地区应该借鉴一些优秀示范区的经验, 并因地制宜, 结合本地具体情况, 加快变革。

二、以武汉市洪山区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为例的运行机制探究

( 一) 武汉市洪山区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实地调研现状

武汉市作为中国中部最大型城市, 是中部经济、科学文化的中心。其人口众多, 医疗机构林立, 因此所面临的医患纠纷问题也就更加严峻。武汉市洪山区作为武汉市的科教中心, 人口众多, 范围广, 各类卫生机构也众多, 是武汉市医患纠纷多发的“重灾区”。武汉市洪山区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于2011年7月建立, 坐落在洪山区卫生院大院内。 目前, 该机构承担了武汉市洪山区医疗纠纷人民调解的工作任务。

1. 机构组成

医调委调解员由政法系统、医疗系统退休干部、工作人员担任, 退休干部有丰富的专业医疗经验, 较为充裕的时间, 对于医疗纠纷这一涉及较多专业医学知识的特殊纠纷能够更加科学、合理地进行调解。另外通过遴选进入调解委员会的调解员也多是相关专业的本科及以上毕业生, 专业调解知识也是较为丰富的。另外, 武汉市司法局还会有定期的培训, 以提高其专业水平, 更好地提供调解服务。然而人手缺乏也是其发展的一大阻碍。

其机构的建设由区政府维持, 区财政拨款, 搭好平台, 为机构的运营提供保障。

2. 调解程序

洪山区建立的医患纠纷第三方调处机制贯彻“调解优先”原则, 引入人民调解参与医疗纠纷的化解。医调委制定了《调解工作流程》, 施行限时接待、专家合议、处理告知、文书归档的标准。

调解工作流程具体包括: 1受理案件。受理的案件共包括申请受理、指派受理和主动受理三种情况。接收到调解申请后, 调委会首先验证、确认双方身份, 确认本案是否属于本辖区管理, 再决定是否受理。2指派调解员。在确定案件属于本区管辖范围并接收受理后, 开始指派调解员为双方调解。3当事人陈述。调解员先分别与双方分开交流, 了解案情, 寻找案件争议焦点, 并制作笔录, 需要鉴定结果的, 要求一方做医疗鉴定, 出具鉴定结果。4讲解法律法规国家政策。由于当事人一方多为普通百姓, 对法律知识了解甚少, 在交谈调解过程中会详细介绍相关法律规定, 主要依据《侵权责任法》、《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医疗机构病历管理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5沟通说明疏导、提出解决纠纷的方法与途径。调解中主要是依据相关法律, 结合传统中国情理、保持第三方中立地位, 公正调解。若当事人自愿达成协议, 则调解成功并将调解书交由法院, 申请法院司法确认, 以使调解书拥有法律效力。司法确认后, 调解书不得更改, 应立即执行, 如一方不执行, 可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若调解不成, 则告知当事人其他途径维护自身权益。

此外, 调解程序中还有一项专家咨询库咨询制度。但是由于技术和人员限制, 还没有真正加以开展。专家咨询库建立困难也是阻碍医调委发展的一大原因。

经过这样一个完整的调解流程直到调解结束, 一般需要30个工作日 ( 除去医疗鉴定时间) 。这样一个周期较诉讼手段的586天, 也体现出其便捷、高效的优点。

3. 调解成果

2011年7月成立医调委以来, 全区民调组织和医调委接待来电来访咨询210余例, 受调解申请163件, 调解成功158件, 成功率为96. 9% , 协议履行率100% 。 在过去的2014年一年里, 洪山区共有医疗纠纷案件70余例, 选择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的有30多例。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 洪山区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在调解医疗纠纷过程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成功率还是较高的, 取得当事人信任后, 能够较好、高效地完成调解工作。

但是经过调研, 笔者仍发现其中存在的一些缺陷: 洪山区医调委所接收的案件仍较少。这一现象原因应归结为群众认知度不够, 还未取得大部分群众信任。机构宣传仍不到位。

三、对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完善意见

( 一) 建立完善专家咨询库制度

医疗纠纷专业性强且直接关系到当事人的切身利益。 为了提升医调委专业能力, 必须有更加专业的医疗团队作为“智囊团”, 在调解过程中听取其意见。

但是经过实地调研, 笔者发现专家咨询制度并没有切实地建立, 主要还是依靠调解员自身的医学常识进行调解。 虽然调委会内的调解员有一定的医学知识, 但是笔者认为更加广泛的医疗咨询团队能推动调解向益处发展。

另外在建立专家咨询库制度时还要配套建立专家回避制度, 保证在一个案件中咨询的专家与案件所涉医院没有关联。回避制度能使调解制度更加中立、公正, 能取得当事人双方的信任。

( 二) 规范机构内外制度构建, 排除干预, 增加群众认可度

许多群众不选择人民调解的原因还在于中国固有的“想办成事儿, 先找领导”、“政府办的才是有效的”的思想。这些思想在百姓观念中根深蒂固, 使得他们在遇到纠纷时更愿意寻求行政调解或是与领导打好关系, 送礼。这样的思想使得行政机关对第三方调解的干预不断加深, 同时还助长贪污腐败的违法犯罪之风。

如何排除行政干预, 增强机构中立性? 其根本办法还在于内部的合理的制度构建和外部法律的保障, 两大护卫保驾护航方能使医调委越走越远, 更加公正地解决纠纷。

在内部制度构建上, 首先人民调解委员会应当在遵守自愿平等、依法调解、无偿调解的原则下, 有选择地进行调解工作, 不能越俎代庖, 阻碍医患双方诉讼权的正当行使。2第二, 在受理过程中, 应该严格把关, 对符合条件的受理人及时通知其参与调解, 对不符合条件的受理人及时告知并说明理由, 同时告诉其他的解决途径。第三, 在调解过程中明确双方的举证义务, 督促双方以证据与鉴定报告为依据, 阐明自身请求, 以事实为依据, 以法律为准绳, 仔细分析双方上交的证据, 做出正确的判断。同时在调解过程中, 晓之以理, 动之以情, 情与法结合, 方能体现人民调解的人性化与中国特色。

在外部保障上, 国家应加快相关立法, 对如今出现的一系列专业性人民调解组织的立法保障应加快实行, 使调处结果有法可依。

( 三) 完善区域性医疗纠纷区域解决的制度, 解决管辖问题

从全国各地医调委试点经验来看, 各地的医调委都是分区域分地块设立的, 每个区域的医调委管辖本区域患者或医疗机构的纠纷。但是若是一地区患者去往另一地区医院就诊, 其管辖又将如何认定。这一问题类似于诉讼法中的管辖问题, 亟需解决。

从调研中发现, 武汉市解决方法非常值得借鉴。武汉市今年新规定患者与武汉市内三级甲等医院的医疗纠纷皆上报武汉市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一般跨区域的就医, 很大一部分是为了寻求更好的医疗资源, 上报武汉市医调委这一制度不仅明确了管辖部门, 排除了异议, 还减轻了一些优质医疗资源聚集地区的调解负担。

( 四) 壮大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组成人员并增强其专业性

医疗纠纷涉及的专业知识决定了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需要更多的拥有法学、医学知识的专业人才参与调解。 而目前专业人才不足也是阻碍医调委发展的一大拦路石。 虽然目前各医调委有政法系统、医疗系统退下的工作人员或转移的工作人员担任调解员, 但是其人才缺口仍十分巨大, 急需更多专业人才加入调解的阵营。司法局等主管部门也应多组织相关法律、医学知识培训、指导以提高队伍的专业性。

在调研过程中, 笔者发现各地区在组成人员的专业性上的差距还是十分巨大的。一些开展得早、规模大的地区医调委有非常专业的调解人员参与调解, 但是在一些地区人手不足, 专业性低, 甚至由一些律师作为医调委调解人员。这完全违背了医调委作为中立第三方的中立性和人民调解的本质。律师多会将调解引导至诉讼方向, 且缺乏专业医学知识, 对公正地解决医患纠纷非常的不利。

摘要：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作为新兴的专业的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机构已经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开来, 但各地调解组织的运行、调解成果与影响力却相差悬殊。本文以武汉市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为研究对象, 对其工作运行机制进行探究, 以个体为例推广到全国, 探求其优越性和所存在的缺陷, 探求医疗纠纷人民调解的完善途径。

关键词：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运行机制

注释

11陈翰丹.论医疗纠纷人民调解机制的完善[J].卫生与法, 2011 (7) .

医疗调解室里的冷暖人生 篇3

刚走进接待大厅，环球人物杂志记者就看到了这样一幕：一位中年男子因为对调解金额不满，大声咆哮着，将桌子拍得砰砰响……

就在这时，李俊穿过大厅向记者走来，她无奈地笑笑，“这还算好的，在我们这设灵堂、摆花圈的也有过。让他出出气，一会儿就好了。”果不其然，两小时后，这名男子安静下来，进了调解室。

托朋友进入医调委

李俊是医调委的一名调解员，刚过完59岁生日，乌黑的短发，举手投足间透着一股雷厉风行的劲儿。在这里，她是受人尊重的模范调解员，是不怒自威的李老师，也是私下里很爱笑、会把私人电话留给患者的李大姐。

“我是主动请缨来医调委工作的。”午休时间，带着一丝疲倦的李俊告诉记者，“这是我的理想。”李俊生长在天津，从18岁参加工作就没离开过医疗系统。她曾在医院当过护士，在卫生学校做过老师和校长，还在天津市河西区医学会兼任了7年多的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中心主任。

10年前，李俊接触过一个癌症患者，他的遭遇让她印象深刻。这个患者在刚查出癌症时就切除了肿瘤，但由于医生的疏忽，没让他吃防止癌细胞转移的药。当肿瘤再度扩散时，他已经没了生的希望，于是提起了医疗事故鉴定。最终鉴定为医疗事故时，已是两年后，患者早就撒手人寰。李俊永远忘不了那一幕：患者妻子面无表情地接过鉴定书，踉踉跄跄消失在走廊尽头，继而一声凄厉的哀嚎撕裂了午后的宁静……

事实上，医疗事故鉴定有严格规定。诊疗过程中，院方有时会有瑕疵，但不一定构成医疗事故，最终被鉴定为医疗事故的比例不到10%。一旦不被认定为事故，患方通常失望又无奈，如果再遭遇医院推诿，很可能会产生暴力行为，或找“医闹”解决问题。之前，李俊也没少遇到这种事。每到那时，她就想：“有没有这样一个组织，能给医患双方搭建平台，通过调解来解决纠纷？”

2009年，正好是李俊退休那年，天津在全国率先尝试医疗纠纷调解的新模式，成立了医调委。医患纠纷诉求超过1万元以上的，医院和患者不能直接谈，只能够到这来寻找解决方法。

李俊一听说，就兴奋地想加入，托了个朋友代为介绍。朋友一听，乐了：“那地方没什么钱，还天天挨骂，你这不是自讨苦吃吗？”李俊说：“我就是想干这个。”

4年里，李俊亲眼见证了天津95%的医疗纠纷都汇集到了这里，很多以前发生在医院里的场景也转移到了这里。

被跟踪，被砸过，也偷偷哭过

“今天我既然找到了你，就不会轻易罢休……”调解室里，一位年轻男子愤怒地指着坐在自己对面的医院方代表叫道。院方代表也毫不相让，手指几乎戳到了对方的脸上，“我看看你能把我怎么样……”说着，年轻男子向对面的人挥起了拳头，那人也顺手抄起了水杯……眼看着争吵就要升级，身经百战的李俊一声轻喝，两人都恢复了平静。

面对这些，李俊早已波澜不惊了。她跟记者讲起了两年前自己遭遇的一个“医闹”案子。调解前，患方为了多要些钱，花钱雇了一批社会青年，不断到医调委吵闹生事，甚至跟踪李俊。调解开始后，患方先是言语威胁，不能奏效，便恼羞成怒，抄起一个杯子就向李俊砸去。幸好李俊反应快，头一偏，躲过去了，之后拨打了110。

“我能做到视患如亲，但你无理取闹，我也绝不会屈服。”凭借着刚强的个性，李俊镇住了好多“医闹”，也赢得了医患双方的尊重。说着说着，刚还一脸严肃的她突然有点悲伤，“有时候，我也偷偷哭过。”

比起患方的无理取闹，医院的逃避推诿更让李俊心寒。一年前，天津一家医院违反了诊疗规范，给一位东北的患者做了手术，给患者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可是在调解过程中，医方一直在逃避责任，甚至还恶语相向。李俊非常理解患者的难处，“他多次从东北过来，如果让他去做鉴定，又要等待两年时间，更何况，结果还是个未知数。”所以，她只能不断地和医院交涉、沟通，据理力争，最终说服医院接受了调解，也帮患者讨回了公道。调解成功的时候，患者哭，李俊也哭，“因为真的觉得很不容易。”李俊将这归结为：正义战胜了很多东西。

和稀泥“和”不长远

根据中华医院管理学会的调查统计数据，目前全国有73.33%的医院，曾经出现过患者或家属及亲友殴打、威胁、辱骂医务人员事件；61.48%的医院发生过患者去世之后，病人家属在院内摆设花圈、烧纸、设置灵堂等现象。而且，医疗纠纷案件还在以每年11%的速度递增。从2009年福建南平医闹事件，到2011年北京同仁医院血案，再到今年10月的温岭杀医案，多起针对医务人员的伤害事件使医患矛盾更加尖锐。

那么，是什么造成了医患双方难以调和的矛盾？ 这么一间小小的调解室，能够缓解医疗纠纷的顽疾吗？

4年来，李俊每个月都会写一篇案例分析，她的电脑里储存着自己的思考和总结。翻看着这些案例，李俊告诉记者：“在大部分的医疗纠纷案件中，医院的态度成为问题的关键。医生护士没有很好地和患者沟通，引发了患者的不信任，继而引发了服务纠纷。而一旦患者情感上對医院产生了好感，不觉得医院往外推，很多问题就能够迎刃而解。”

很多人认为，医疗调解工作就是和稀泥，但是李俊和同事们可不这么看。调解员们进行调解，往往要依据摸清事实、分清责任、 依法测算三个步骤，每个步骤弄清了才能进入下一个。“好多案子在弄清责任后，医方一分钱也不用赔。如果是和稀泥，我们会一开始就对医院说，你多少赔点，给患方找个心理平衡，但我们决不会那么做。”李俊说。

医调委主任欧阳澍也告诉记者：“每季度，我们都将调解案例反馈给卫生局，他们会召集专家分析案例，从而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我们调解只是治标，这之后总结分析改进才是治本。”

“你觉得应该怎样解决医疗纠纷？”当记者向李俊提出这个问题时，原本以为她会说出一番宏观而高深的理论，没想到，这位花甲之年的老医务工作者只是淡淡地说：“如果双方在沟通的时候，除了据理力争，能递一杯水、端一个凳子，那双方就能更平和地来解决问题。我们总说情理、情理，但很多人忘了那个‘情’字，只在‘理’上辩论。可毕竟，人都是有感情的。”

医疗纠纷调解申请书 篇4

被申请人

事实与理由：

一、事情经过

20xx年10月14日上午10点，申请人王巧莲在路上因骑车不慎摔伤，导致左侧锁骨骨折，双腿大面积擦伤，右脚有一约5-6厘米长2-3厘米深的伤口。于上午11点50分到达商丘市一人民医院急诊科就诊，经急诊医生进行清创缝合，于下午3点左右转入骨二病区，于16日上午进行锁骨固定手术，19日经医生同意后出院，回家约一周后感到身体不适，26日出现全身乏力、咀嚼无力、抽筋等症状，于29日下午经商丘市第一人民医院传染科确诊为破伤风，后转入商丘市第一人民医院分院，在分院治疗5日后，出现左腿疼痛、肿胀，经医生诊断为左腿深静脉血栓，后转入市第一人民医院中医外科治疗。

二、院方存在问题

1、关于破伤风。

第一，破伤风疫苗注射应在首诊时注射。当时急诊医生进行清创、缝合、包扎，伤口的情况只有急诊医生了解，按照操作规程清创、缝合后应根据伤口情况立即判断是否注射破伤风疫苗，我母亲的伤口深且污染严重(伤口内有泥土及杂草)，完全符合注射破伤风疫苗的要求，按照预防破伤风的原则应尽快，一般在门、急诊处理伤口后立即注射。从查阅相关资料来看，当前绝大多数的医院门、急诊对开放性创伤的处理，注射破伤风类的疫苗已成为一项常规。按照首诊负责制，无论什么原因，处置破伤风的措施都应在急诊病历上反映出来。

第二，院方解释对破伤风是我们没有住急诊外科。破伤风疫苗注射与入住科室没有任何关系，疫苗注射按照常规应在门、急诊注射。关于入住科室，在这里说一个细节问题，当时急诊医生在申请人的儿子去办理住院手续时，电话联系申请人的儿子(有通话记录)，急诊医生问：你办理好住院手续吗?申请人的儿子说：还没有，我正在排队。医生说：你母亲的骨折手术近日排不上，最快也得一星期以后，你考虑一下怎么办?当时申请人的儿子考虑：一星期后做骨折手术肯定不行，我母亲也承受不了这样的痛苦。于是申请人的`儿子返回急诊找医生商量怎么办，看看能转到骨科进行骨折手术。上述说明急诊医生知道病人在哪儿，也能联系到病人家属，病人从首诊到出院一直在市第一人民医院治疗，没有离开医院，医生的责任心哪去了，只能说医生从开始就没有处置破伤风的意识，从而导致申请人感染破伤风。上述种种原因表明，院方应对破伤风负全部责任。

2、关于深静脉血栓。深静脉血栓形成经常发生于手术后、骨折术后、术后静卧等。一是申请人骨折术后，院方没有采取任何预防血栓的措施;二是破伤风发病造成术后静卧，也是血栓形成的一个原因，两者叠加效应是深静脉血栓形成的主要原因。如没有破伤风，申请人也不会长期静卧，申请人患深静脉血栓的风险会降低很多，如果院方采取预防血栓措施，申请人患深静脉血栓的风险也会降低很多。上述两个原因，院方均存在过错，所以院方应对深静脉血栓负主要责任。

治疗不当或者其他严重违法医疗规程的行为，给患者及家人的身体、精神、经济上造成极大伤害。

最后，我想大家对破伤风的危害和产生的后果应该十分清楚，可以想到申请人所承受的痛苦，大家也应该明白，身体和精神上受到的伤害是无法弥补的，也是不可逆的，希望各位领导和院方能站在患者的角度来考虑，充分考虑患者所承受的痛苦，给我们一个公平、公正的说法及我们合理的答复!

请求事项：

一、请求商丘市医患纠纷调处中心调处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的医患纠纷。

二、要求被申请人赔偿申请人各种损失108397.65元。

申请人：

关于通事故损害赔偿调解申请书 篇5

****交警队:

(当事人姓名)***,性别**,年龄****,身份证号****************,联系电话**********,住址或单位****************

于****年****月***日***时***分,在************发生交通事故,未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现请求贵队对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进行调解，关于通事故损害赔偿调解申请书，范文《关于通事故损害赔偿调解申请书》。

请 求 事 项

1......................................................2......................................................3.......................................................申请人****

年***月***日***

工地事故调解书 篇6

甲方：

乙方：

调解人：

2016年6月13日，乙方在甲方承包施工的映山领秀项目工程的工地上进行施工，后因现场施工环境原因，导致乙方从工地上摔下，造成乙方颈部骨折、下颚穿透等多处损伤。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达成如下协议，以资共同遵守：

1、双方一致同意甲方一次性提供人民币共计 元（大写：）给乙方，作为乙方所有人员医疗费、误工费等所有款项。

2、在乙方收到上述款项后，此事处理即告终结。双方之间不再存在任何权利义务，以后此事的医疗结果（超出现今医院诊断结果的除外）亦由乙方自行承担。

4、协议签字后，双方保证不再以任何理由、任何借口向上级司法机关上诉，不得追究另一方的法律责任。

5、协议签字后，双方应保证不得因此发生其它争端。如因一方原因出现其它事故，后果及相应法律责任均由该方负责。

6、本协议为一次性终结处理协议，本协议为双方平等、自愿协商

之结果，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现，双方签字之日为本协议生效之时。

7、本协议甲乙双方已全文阅读并理解无误，甲乙双方完全明白本协议内容所涉及后果，甲乙双方均对此表示理解并尊重本协议所达成目的，甲乙双方对此处理结果完全同意。

8、本协议一式叁份，甲乙双方各执壹份，调解人存档壹份，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甲方：

乙方：

调解人：

签字时间：

2012年3月8日

事故补偿金收到条

今收到现金 元（大写：）。

收到人：

年 月 日 今收到现金 元（大写：）。

今收到现金

今收到现金

今收到现金

今收到现金

今收到现金

元（大写：元（大写：元（大写：元（大写：元（大写：收到人：

年 收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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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事故调解申请书 篇7

这一现象表明:在过去的几年中, 尽管法院的调解结案率在连年攀升, 但矛盾纠纷解决的效果实际上并没有明显地改善。调解虽然在形式上暂时解决了矛盾纠纷, 但权利人的权利却并未因此得到快速、有效的实现, 并没有出现人们所期待的“定纷止争”的效果, 基于此, 文章试图从调解制度本身分析案件调解后申请强制执行的原因。

一、调解泛滥、强制调解现象日益严重

调解历来是中国特别钟情的纠纷解决方式, 早在陕甘宁边区时期, 就已经盛行, 出现了被誉为东方经验的马锡五审判方式。但是, 改革开放以来的高调解率曾一度受到人们的普遍质疑, 致使民事案件的调解率逐年下降, 就全国法院来看, 一审民事案件调解结案率从20世纪90年代的71.7%下降到2002年30.3%。但进入新世纪前后, 调解这一古老的纠纷解决方式再次受到追捧。全国各级法院的民商事案件调解率开始摆脱下降趋势, 从2002年开始上扬, 特别是到2006年上半年, 一些地方法院的一些法官甚至出现了“零判决”现象, 据有关媒体报道, 今年河南某县一名基层法官审理的314起案件, 全是调解撤诉结案, 真正是“零判决”法官, 受到了河南高院的高度赞扬。尤其值得注意的是, 这股“调解热风”正在蔓延整个民商事诉讼领域。其实, 调解本身具有明显的内在的缺陷。

(一) 调解的非规则性与非程序性

有些国家将调解归之于非规范的纠纷解决机制。从中国调解的实践来看, 它也具有非规范性与非程序性, 我们的调解优势, 其实就是建立在其非规范性与非程序性上的。它没有一定的程式, 一切都以当事人的和解为标准。调解内容的正当性也不是来自于法律规则, 而是来自双方当事人的认同, 这就必然造成调解结果对法律规则的偏离。调解的非规则性与非程序性本身对于纠纷的公平解决就会产生不利影响。

(二) 调解也存在执行问题

随着调解案件数量的逐年增加, 特别是强制性调解以及调解滥用的发展, 调解案件进入执行程序的问题已经日益显露出来, 伴随的其他的社会问题亦将日益显性化。调解执行问题其实是以牺牲公平和公正为代价的, 案件当时是调解结案了, 但是, 一旦当事人知道在调解中知道自己上了对方的圈套或者失去了法律所给予他们的权利, 则势必反悔, 就目前情况来看, 在我国的调解制度中是不准许当事人反悔的, 生效的调解书是和判决书一样具有强制执行力的。正是由于不准反悔制度的确立, 该类案件纠纷就势必会进入到法院强制执行程序。同时, 由于调解与判决相比较在程序上的劣势, 调解出错的可能性也比较大, 这也埋下了大量调解案件最终进入执行程序的隐患。

(三) 调解作用被人为夸大

恰恰相反, 调解泛滥或者强迫调解可能还会产生更多的矛盾纠纷。诚如罗马格言所谓“有好篱笆而后有好邻居”, 只有在权利明确的基础上才能建立真正和谐的关系。许多调解协议, 特别是强制性调解协议缺乏公平公正这个和谐的基本前提, 它只是将纠纷暂时掩盖起来, 因而很有可能酝酿出一场更大的纠纷。这在婚姻家庭纠纷中特别严重, 很多婚姻家庭案件, 反复调解, 反复进入法院, 在我们审理的基层婚姻家庭纠纷案件中, 有的甚至三次起诉、四次起诉, 矛盾都不曾得到圆满解决, 甚至出现一些极端事件, 就是很好的例证。在审理原告林某某与被告张某某离婚纠纷一案中, 两年前林某某因不堪忍受张某某的殴打与辱骂, 把张某某告上法庭, 后来经法庭调解, 原告林某某勉强给了张某某一次机会, 没想到, 半年后, 林某某再次诉至法院, 后经法庭法官苦口婆心的劝说, 林某某又心软了, 为了孩子, 又和张某某一块回家过日子, 最近, 林某某不得不又将张某某诉至法院, 原因是张某某仍然喝酒、赌博、回家打人, 在法官再次劝说林某某的时候, 林某某拿着汽油走进了法庭。在世界上, 最提倡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的美国已经将此类案件排除在调解范围之外, 而中国却恰恰强调此类案件必须先行调解。

二、调审不分、审执分离制度让一些法官有机可乘, 投机取巧

在我国的民事诉讼活动中, 调解贯穿整个民事诉讼活动的始终, 法官既是民事诉讼调解活动的主持者, 也是民事审判活动的主持者, 就调解和审判两种结案方式而言, 法官往往更青睐于用调解方式结案, 甚至以自己手中的审判权促成当事人双方达成协议结案。法官之所以喜欢调解方式结案, 主要有以下原因。

(一) 调解结案速度快、效率高、周期短, 可以避免当事人上诉

与调解结案速度快、效率高、周期短, 还可以避免当事人上诉问题截然不同的就是判决不仅速度慢、效率低、周期长, 而且还有可能引起一方当事人甚至双方当事人的不满, 从而向上一级法院上诉, 或者向有关部门信访, 当事人上诉后, 如果二审法院改判或者发回重审, 或者信访。部门进行通报, 这不仅影响一审法官的工作质量, 在法官绩效考核中要扣分, 而且还可能影响该法官的晋级升迁;调解结案就不存在这些问题, 调解书不存在上诉问题, 调解书生效后当事人申请再审又极少发生, 相对判决而言, 调解无疑是一种既高效又保险的方式。

(二) 调解也符合当事人的实际情况

大部分当事人都能接受调解, 当事人之所以能够接受调解, 主要原因如下。

1. 有的案件的双方当事人对事实部分争议很大, 而双方又都提不出充分的证据来证明自己的主张。

2. 有的案件法律法规、政策界限不甚明确, 有的案件双方当

事人均有一定过错, 当事人对这种案件能否胜诉心里没底, 因而宁愿放弃部分主张, 达成一项折中的调解协议。

3. 法官在诉讼中对当事人的影响力还是相当大的, 这不仅是

因为当事人一般都比较信赖和敬重法官, 更重要的是因为法官是大权在握的裁判者, 在法官的反复劝说下, 有的原告就会相信调解确实最符合自己的切身利益, 有的则担心得罪了法官会导致后面对其不利的判决结果, 有的则感到拒绝调解有点太不讲情面。

4. 执行难是当前审判实务中很多法律人都普遍关注的一个

问题, 很多当事人担心将来判决书难以执行, 尽管法律强化了执行力度, 但现实中仍相当数量的判决书未能得到及时执行, 而调解协议是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的, 既然是原、被告双方自愿达成的协议, 原告至少可以期待被告能够自动履行调解书而不必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当然, 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 这是非常辩证的。法官办理调解案件非常顺手, 调解结案数量多, 在质量上难免会有一些不足和缺陷, 法官往往是为了让双方当事人早日达成调解协议, 对调解协议条款的约定就会不严谨、不完善, 缺乏担保、违约惩罚条款, 这样就会导致, 履行当中出现争议甚至漏洞, 最终导致案件进入强制执行程序, 因此, 我们说, 调审不分制度, 也是导致大量民事诉讼调解案件最终进入强制执行程序的主要原因之一。

在我国的民事诉讼制度中, 审判和执行是两个相互独立的诉讼程序, 审判阶段并不需要对案件审结后的执行情况负责, 致使在审判阶段进行调解的法官并不十分关心调解结案后的执行情况, 这就给那些出于各种主观目的而急于调解结案或者片面追求高调解率的审判人员提供了“钻空子”的便利条件, 一些审判人员在调解案件时, 虽然也能坚持自愿合法、互谅互让、协商一致的基本原则, 但为了早点结案, 对调解案件的履行约束方面往往都很少涉及, 这样可以降低调解的难度, 及时让当事人双方就纠纷内容达成一致意见, 而被告一方则往往利用调解赚取原告让步的利益, 却又不自觉履行达成的调解协议, 甚至把调解当成逃避、拖延履行义务的“缓兵之计”。而调解书生效后, 原告所做出的让步又无法收回, 这种状况严重损害了原告的权益。为此, 审判人员在结案后又没有督促被告履行调解书的法定义务, 原告最终只得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摘要：在民事诉讼中, 法院通过调解结案的确有利于案件的执行。一般而言, 无论是从基本常识上说还是从法学法理来看, 调解都是一种相对有效的矛盾解决方式, 调解协议既然是当事人双方自愿达成的, 当事人就应当自觉地履行调解协议而不必过多地依靠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文章从调解制度分析了案件调节后申请执行的原因。

医疗事故调解申请书 篇8

摘要：随着医疗纠纷案件数量的逐年递增，单纯依靠司法途径解决医疗纠纷的弊端渐显。调解作为新兴的诉外纠纷解决方式，势必将在医疗纠纷信访处理中占据重要地位。现有医疗纠纷行政调解制度在适用范围、中立性、权威性、内部监督以及与其他纠纷处理方式的衔接等方面存在不足。针对上述情况，应从行政调解的优势与价值出发，通过对现有制度的调查研究找出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特设调解主体、扩大行政调解适用范围、回避制度、完善监督机制以及加强司法与行政调解的衔接等对策。

关键词：行政调解；医疗纠纷；信访处理；替代性纠纷解决

中图分类号：D922.1

文献标识码：A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6.05.0027

一、医疗纠纷信访行政调解制度的价值

医疗纠纷信访是指患者或其家属通过信函、电话、网络、传真、走访等形式，向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反映纠纷情况、发表意见、提出建议和投诉请求，再由卫生行政部门处理的活动。医疗纠纷信访工作涉及医疗质量、医疗收费、医患沟通、医德医风等内容，如何妥善处理医疗纠纷信访案件成为一项化解纠纷、改善医患关系、维护医疗卫生行业形象的重要工作。医疗纠纷信访数量的攀升不仅影响社会稳定，同时也加重了各级卫生行政机关的工作负担。所以，如何迅速有效地处理医疗纠纷信访案件已经成为各级卫生行政机关以及行政法学界研究的重点。

（一）诉外纠纷解决途径

传统的诉讼制度作为解决社会纠纷的最后一道防线，在受理范围、公正性、时效性等方面都存在固有缺陷，诉讼程序繁琐且成本高昂，再加上医疗行业本身具有专业性强的特征，使得处理医疗纠纷案件可谓耗时、耗财、耗力，就某些个案而言，诉讼审理所消耗的社会资源和司法资源甚至可能超过纠纷标的本身的价值。然而行政调解方式则相对简便，尤其在受理标准、时效以及处理程序等方面的限制较少，相较于司法途径明显具有高效、低廉、便捷、灵活的优势。另外，处理医疗纠纷案件中涉及的争议事项常常需要以大量专业医学知识为依据，然而要求法官具备高度专业性的医学素质明显不合理，由卫生行政机关利用调解方式解决医疗纠纷信访案件则可以有效避免专业性不足的问题。综上所述，在医疗纠纷信访处理中采用行政调解的方式解决纠纷实为一条更高效、合理的诉外途径。

（二）保障当事人利益

诉讼与调解二者之外，医疗纠纷还可以通过医患双方自愿协商的方式解决，但由于专业知识的缺乏，患者在协商的过程中往往比较被动，很难保证协商结果完全公正。因此，一部分患者采取了更直接、更容易获得赔偿的方式，“医闹”现象由此产生，依照目前的形式看，若不加以制止，此态势存在进一步恶化的可能，这也从一个侧面体现出原有的权利保障渠道已经不能满足要求。然而，行政调解方式可以根据医患双方的协商结果，制定出最公正合理的解决方案，充分尊重双方当事人的自主权。从某种程度上讲，行政调解可谓自然规避了既有处理方式的劣势，而且在行政主体的掌控下通过协商的方式解决纠纷既不会偏离纠纷解决的主题，又不容易受到其他因素的干扰，更有利于保障双方当事人的权益。

（三）营造和谐的社会氛围

行政调解与我国向来崇尚公正平等的传统相契合，强调沟通，有利于当事人加强相互理解、消除敌意。利用行政调解处理医疗纠纷信访有助于彻底解决纠纷，维护社会和谐。若以诉讼方式解决医疗纠纷，医患双方将保持一种长期对立的关系，过激的情绪还可能进一步激化矛盾，给今后的日常工作和生活造成负面影响。而采用行政调解的方式，在案件的处理过程中双方本着平等、自愿的原则，在平和的心理状态下彼此谅解，理性的解决纠纷，这样得出的结果容易被双方当事人所接受，不仅可以从表面上化解矛盾，更重要的是可以缓解医院与患者之间的关系，可谓“不仅清算了过去的权利义务关系，更为重要的是形成了新的权利义务关系”[1]。相较于传统的诉讼方式，行政调解更加人性化，更重视对全局的掌控，这也与构建和谐社会这一大的时代背景相一致。

二、医疗纠纷信访中行政调解的问题与不足

通过行政调解的方式处理医疗纠纷信访案件在学术界已获认可，然而实践中却并非水到渠成，恰恰相反，新形式下的信访制度以及行政调解制度本身就面临诸多问题，二者在医疗纠纷案件中的实践效果与预期存在差异。

（一）调解对象的局限性

目前我国关于设定行政调解的法律文件种类繁多，既有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也有部门规章和一些一般规范性文件，却没有制定统一的《行政调解法》，缺乏整体性设计。对医疗纠纷信访案件的处理一般以《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作为依据，条例中规定：医疗纠纷双方当事人任一方提出行政处理申请后，行政部门就可以启动纠纷处理程序。卫生行政机关首先会要求患方进行医疗事故鉴定，只有被认定为医疗事故的情况才会对医院进行行政处罚，对于未被定性为医疗事故的纠纷案件行政机关一般不会参与。可以看出上述条款只针对医疗事故这一类医疗纠纷的行政调解作了规定，其适用范围有限。另外，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不规范，鉴定专家无法出庭作证等原因也成为行政调解的瓶頸[2]。

（二）调解的中立性与权威性不够

医疗机构与卫生行政机关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影响医疗纠纷行政调解权威性的重要因素之一，部属、省属、市属等公立医院属于政府开办的，即便是私立医院也是由卫生行政机关发证后才能运营，所以从表面上看医院和卫生行政机关存在有利害关系的可能性。因此，一部分患者对卫生行政机关的调解缺乏信任，宁可选择更为繁琐的诉讼程序也不愿接受行政调解这一纠纷解决方式。另一方面，正因为卫生行政机关与医院之间存在利害关系的可能性，加上舆论的推波助澜，导致部分行政机关抱着“避嫌”的态度在调解过程中反而更偏向患者一方。综合上述两个方面，由于卫生行政机关具有双重身份，既是监管机构，又是主办机构，使得一部分患者对行政调解的公正性产生质疑，经常出现调解后反悔的情况，继而需要重新采用诉讼手段解决争议[3]。

（三）缺乏监督机制

根据现行法律规定，行政调解不成功或者调解协议簽订后反悔的，只能通过提起民事诉讼或采取仲裁的方式解决纠纷，而不能提起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而对于调解过程中行政调解人员的一些不当行为，例如受贿、偏袒一方、强制调解等等，只是简单地规定了责任的追究，但并未规定具体应该怎样追究责任以及追求何种责任，导致多数情况下当事人权益受损并无实质性的救济途径，严重影响了行政调解的实际功效；目前我国负责医疗纠纷行政调解人员多数不是专职的，除了调解医疗纠纷可能还需要承担诸如审批、准入、监管、血液管理等工作，繁重的工作压力加上行政调解不作为的问责性法律规定缺失，致使调解人员对调解的态度多是唯恐避之不及；《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二十条规定“医疗机构发生重大医疗过失应该向卫生行政机关提交事故报告”，但在实践过程中，医院往往会为了逃避行政处罚或者避免承担刑事责任采用“私了”的方式解决问题，利用金钱和封锁消息的方式瞒报医疗事故从某种程度上增加了患者利益再次受到侵害的可能性。因此，如何增强行政调解人员的主观能动性，如何加强对行政调解人员权力滥用的监督，如何增强保证医院方的医疗事故信息来源，就成为当下亟待解决的几个问题。

（四）行政调解协议法律约束力不强

最高人民法院于2009年公布的《关于建立健全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若干意见》中规定：“行政机关依法对民事纠纷进行调处后达成的有民事权利义务内容的调解协议或者作出的其他不属于可诉具体行政行为的处理，经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后，具有民事合同性质，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此条款赋予经司法确认之后的行政调解协议民事合同的性质，然而在未进行司法确认之前的行政调解协议依然缺乏强制执行力，仍然需要根据双方当事人的意愿来履行，行政机关和法院都不能强制履行该协议。

（五）行政调解与司法调解、诉讼制度的衔接不畅

我国在处理医疗纠纷信访案件过程中主要通过人民调解、司法调解、行政调解和诉讼四种方式进行，行政调解以其权威、高效和主动性的特点在解决医疗纠纷中发挥着难以替代的作用，但并非唯一途径，所以如何正确定位并处理好与其他几种纠纷解决方式之间的关系也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其中行政调解与司法调解、诉讼之间的关系的衔接问题比较大。以湖北省武汉市为例，《武汉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和加强行政机关行政调解工作的意见》中分别规定了行政调解与司法调解、行政调解与人民调解的衔接机制，但都只涉及到一些方向性规定和原则性要求，并没有深入到具体规则层面，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无法直接使用，例如，《意见》中提到“当社会矛盾纠纷无法通过行政调解解决时，应当积极引导当事人通过正当途径，依法向司法机关表达自身诉求。”这只能被概括为行政调解不能有损当事人诉权的行使，并不是行政调解与司法调解的衔接机制。在行政调解与人民调解的衔接机制中提到“信息通报和联动调解”的协作机制，然而并未明确规定具体的协作方式，从而致实践中行政调解与人民调解的协作机制难以实施，影响了“大调解”格局的构建，也使得行政调解的作用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

三、完善医疗纠纷信访行政调解制度的对策

利用调解方式处理医疗纠纷信访案件的困境一方面是由于制度本身不够完善，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当事人的主观判断受到了各主体间关系这一客观事实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目前为止是无法避免的。虽然存在上述负面因素，但我们并不应该否定整个制度，而是要在充分发挥行政调解优势的同时尽量设法弥补其缺陷，通过司法与行政调节并存互助的模式实现社会整体福利的提升。

（一）扩大行政调解在医疗纠纷信访中的适用范围

《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四十九条第二款中规定只有被定性为医疗事故的纠纷才能对其进行行政调解。笔者认为该规定虽然在设计之初并没有考虑到其他类型的医疗纠纷形式，却完全可以将其作为处理其他类型医疗纠纷的标准。笔者认为可以把医疗事故以外的医疗纠纷类型一并纳入到行政调解的可适范围之内，例如与医疗过程中的意外事件、药品不良反应损害以及并发症等等。首先，行政调解作为一种已经被公众所认可的去争解纷方式可在很大程度缓解医疗纠纷所造成的司法负担，提高纠纷处理效率；其二，由于上述纠纷类型造成的损害无法根据现有科学技术进行预知与防范，那么原本专业知识就存在不足的患方则更不可能对纠纷对象形成一个清晰的认识。如果由卫生行政部门进行调节，一来可以帮助患方更好的认清争议对象，从心理上进行安抚与疏导，二来可以使纠纷的处理更具专业性与公正性[3]。

（二）设置独立的医疗纠纷行政调解主体

1.设立专项行政调解部门。目前我国的医疗纠纷行政调解工作划归医政处负责，然而该部门的职责包括草拟监督管理法律法规、医务人员注册登记、指导与部分审批等等，繁重的工作负担必然会影响调解工作的及时进行，另外，与医疗机构的密切联系也有碍于调解结果的中立性与公正性（至少无法让公众放心）。目前我国还没有统一的行政调解机构，多数行政调解工作是由相关行业行政主体负责。笔者认为，从短期实践效果出发可以在卫生行政机关内部设立一个只针对医疗纠纷处理的部门，以确保调解的及时、独立和公正进行，但从长效设计角度而言，国家应该设置统一的行政调解机构，在各级政府部门设立行政调解办公室，再在此基础上作行业划分，由专职调解员负责行政调解工作[4]。这样也可以彻底消除医疗纠纷当事人对卫生部门中立性和公正性的担忧。

2.提高行政调解人员的专业程度和积极性。医疗纠纷行政调解人员的专业素质对调解的成功率以及调解结果的权威性影响很大。所以一定要增强调解员队伍的专业程度一是要重视对调解人员的培训，制定高效的人员培养计划，提高培训实效；二是要充实行政调解队伍，成员选择的时候应该要求其具有医学或法学方面的知识背景；三是要充分发掘社会资源，扩充行政调解工作者的范围。可以考虑利用行业自治机制辅助行政调解工作，利用医学会、医学协会等行业组织的专业性优势帮助卫生行政机关解决一些疑难问题，或者设立专家委员会，以匿名评审的身份参与到调解依据的判定、审核工作中去，一来可以人尽其才，提高调解的效率，二来可以弥补调解人员专业资质上的缺陷，从而进一步确立行政调解的正确性和权威性。

为了调动医疗纠纷行政调解人员的工作积极性，有必要制定一套有效的考核方案：把每年的行政调解工作纳入依法行政績效评估指标，从而保证行政调解工作的落实。例如，年终考核时，可以按照司法所要求的本年度内行政调解结案数量与总接案数量的比例，实施一定的奖励或处罚措施。另外，在把行政调解纳入依法行政绩效评估指标的同时，要保证一定的工作经费，行政调解人员在实施调解过程中的个人补贴、交通费、餐费、电话费等等要实行专项拨款，专款专用。

（三）回避制度

“任何人不能做自己的法官”，这是程序正义对自然正义的回应与统一。卫生行政机关作为争议处理中的第三方，中立性与公正性是其优势所在，这在全球范围内已成共识。例如，《荷兰调解协会调解员行为准则》中规定如果调解人员与争议对象存在直接或间接利益关系，那么应当采取回避措施。所以，笔者认为在医疗纠纷调解程序的设计中必须包涵回避条款，具体设计如下：（1）本人与该医疗纠纷存在直接或间接利害关系的；（2）本人与该医疗纠纷当事人存在直接或间接利害关系的；（3）有其他情况可能影响该行政调解公正性的。上述三种情况下调解人员不能接受该调解工作，已进入调解程序的可以由双方当事人申请回避，对方当事人不服回避决定的可以申请复议一次[5]。

（四）通过司法确认赋予行政调解协议强制执行力

笔者认为卫生行政机关可以就行政调解协议书的法律效力进行说明，并告知当事人可以将该调解协议进行司法确认，在不硬性规定的情况下鼓励当事人进行司法确认，这样既尊重了当事人的意愿，又不需要通过变更法律条款来赋予行政调解协议强制执行力，可以有效防止行政调解工作失去意义，增强调解员的工作积极性。

（五）完善调解监督机制

为了保障调解工作的顺利进行，防止权力滥用以及不作为情况的发生，保证调解结果的中立性和公正性，完善的调解监督机制必不可少。具体设计如下：（1）制定专项监督管理办法，规定卫生行政机关不得无故不受理行政调解申请，受理申请后不得怠于行使调解职责，因不受理或怠于执行所造成的不利后果，可以由监察部门追究责任；（2）调解人员在调解过程中出现徇私舞弊、失职和其他违法行为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或追究刑事责任[5]。卫生行政机关还可以利用网络信息技术建立区域性信息监管系统负责收集和记录其管辖范围内各医疗机构的电子病历信息。由于现在各医院本身就拥有独立信息数据库，所以建立这类信息化监管系统并不会给医院带来过多的负担，却能够大大提高医疗纠纷处理中行政调解的效率。

（六）加强行政调解与司法调解、诉讼的衔接

随着医疗纠纷类型的日益多样化，建立一个司法与行政相结合的二元化纠纷处理机制十分重要，卫生行政机关和法院都充分认识到调解可以成为解决医疗纠纷信访的主要方式之一。所以，应当致力于研究如何处理行政调解与司法调解、诉讼之间的关系，尽可能实现优势互补。可以尝试建立联席会议制度，由司法机关、卫生行政机关、医疗机构以及各类医学会定期召开会议，相互了解近期对医疗纠纷的处理情况，集中分析典型和疑难案例，并针对相互协作的可行性进行探讨。联席会议制度的开展有助于理清行政调解、司法调解以及诉讼之间的关系，并且可以通过组织间的沟通交流进一步加深联系，有利于行政调解与司法调解、诉讼之间的衔接[6]。

四、结语

医疗纠纷信访案件数量的不断攀升，使得我国本不充裕的司法资源面临更大的压力，行政调解作为一种专业、高效的纠纷处理方式理应被纳入到医疗纠纷信访的处理机制中去，在发挥其优势的同时也应对其进行完善。然而，纠纷案件的解决并不是终结，而应该成为我们反思与修正的起点，卫生行政机关应该秉承“处理为基本，防范为创新”的思想进一步提高监管水平，优化医疗监管法律规则，以期取得更好的社会效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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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丁宗烽，雷光华，孙维佳，等.浅谈医疗纠纷协商和解中存在的问题及其规范化建议[J].中国医院管理，2009（12）：7576.

[3]高琴.医疗纠纷行政调解制度研究[J].中国医药导报，2013（25）：162164.

[4]张晓丽.法国行政调解专员制度探析[J].法制与社会，2009（1）：177.

[5]莫于川.我国行政调解程序法律制度发展路径选择[J].南都学坛：人文社会科学学报，2014（2）：7077.

[6]吴志明.大调解：应对社会矛盾凸显的东方经验[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155156.

（责任编辑 江海波）

Abstract：With cases of medical disputes being on rise over the past years， settlement of such disputes via judicial approaches has gradually shown some shortcomings. Mediation， as a newlyemerging nonjudicial options of settling such disputes， will certainly play an increasingly important role in the handling of medical disputes via letter petition system. The existing administrative mediation system for resolving medical disputes has some serious limitations in terms of applicable scope， neutrality， authority， internal oversight and connection with other disputesolving approaches. In view of this situation， effort should be made to fully use the advantages and values of current administrative system， and by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to identify problems with the current mediation system. On the basis of such work， we proposed some countermeasures for solving the problems， including speciallydesignated mediating body， expansion of applicable scope of administrative mediation， introduction of avoidance system， improvement of oversight mechanism and enhancement of connection between judicial solution and administrative medi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