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务合伙人制度（精选8篇）
第二条严格执行上下班制度，不迟到早退，上班时间一律不得会客，不得与无关人员闲聊(业务座谈除外)。值班人员着装整齐，保持良好的精神面貌，严格履行职责，回答问题清楚、准确，不得擅自离开岗位。
第三条严格执行财务和有关票证管理制度，不得私设小金库，不得有乱收费和短款少款现象发生，不得出现收款不开发票的贪污行为，支付清楚，收款项目具体清楚。
第四条保持经营环境和容貌整洁、干净，保持每天24小时内，经营区域无杂物、无臭味。摊档位序号醒目，宣传标语、经营门牌、经营广告等内容具体、健康、规范。
第五条工作(管理)人员要廉洁奉公，不得利用职权做交易，自觉维护单位利益。处理买卖纠纷时要公开、公平、公正，廉洁自律，维护经营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第六条保证自主经营职工的采购(进货)用车。依据经营协议，须提前一天填好用车申请，经主管领导签字同意后，方能出车，并按规定收取车公里费。
第七条员工必须爱护经营区域设施和公共建筑设施，保持经营环境规范、整洁，维护好正常的工作和经营秩序。保护集体利益不受损失。
第八条员工无事不得私自外出，有事需外出须经领导批准同意后，方能外出，并按时归队。因特殊情况需在外夜宿的须提前按级请示后执行。
第九条员工严禁在办公场地和临时工住宿内使用与工作和生活无关的电器、燃气用具。违者除没收并给予行政和经济处罚，造成严重后果的将按有关规定处理直至送司法机关。
第十条员工认真学习业务(管理)知识，勇于开拓创新，积极想办法，出主意为单位的经营创收作出贡献。树立勤俭节约、兴废利旧、勤工自建，善于做好人好事，见义勇为的良好风尚。
第十一条员工严格遵守安全防事故制度，按安全常规履行业务，增强安全防范意识。发现隐患和不安全因素及时有效处理，预防不安全事故发生。
关键词：合伙人制度,阿里巴巴,企业治理
合伙制不是现代社会的产物, 它最早起源于11世纪的康曼达契约, 因具有人合与资合的双重属性而备受投资者的青睐。2014年, 阿里巴巴离开了港交所而走进纽交所, 根本原因是不愿放弃合伙人制度。一时间, 合伙人制度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随着合伙人制度走进了我国房地产业龙头万科集团和新东方, 一种中国式的合伙人制度又一次成为社会热议的话题。这种合伙人制度实质是一种特殊的分类董事制度, 通过公司章程赋予一个被称为“合伙人”的管理层及关联人团体一定比例的董事提名权[1]。
1 合伙人制度在中国的实践模式
公司合伙人制度不同于法律意义上的“合伙人”, 在实践中, 目前它大体上有这样几种模式。
1.1 阿里巴巴模式
2010年, 阿里巴巴正式确立合伙人制度, 最初取名为“湖畔合伙人”, 其目的是保持合伙人精神。成为阿里巴巴合伙人必须基于:在阿里巴巴工作五年以上, 具备优秀的领导能力, 高度认同公司文化, 并且对公司发展有积极的贡献, 愿意为公司文化和使命传承竭尽全力等方面条件。其基本内容是在公司章程中设置提名董事人选的特别条款:即由合伙人来提名董事会中的大多数董事人选, 而不是按照持有股份比例分配董事提名权[2]。如果股东会没有通过合伙人提名的董事, 那么合伙人可以一直提名。在担任合伙人期间, 每个合伙人需要拥有一定比例的股份, 合伙人的权力涵盖了董事提名权和奖金分配权。阿里巴巴的“合伙人”方案, 和中国内地、中国香港或英国开曼群岛的合伙企业法中的合伙制完全不是一个概念, 其方案的“合伙人”, 并不像合伙企业中的合伙人一样, 需要对企业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实质上就是一批资深高管[3]。
1.2 万科“合伙人制度”模式
2014年5月, 万科正式启动的合伙人制度, 它主要通过跟投方式, 即股票跟投和项目跟投, 实现利益的捆绑。万科的合伙人制度重点强调两个问题:一是管理层对公司的控制权;二是职工的参与度和融入感。万科推行合伙人制度是基于两个方面的原因考虑:一是为了公司能长期稳定发展, 防止公司被恶意收购;二是团结公司员工, 将股东和职工捆绑在同一个利益共同体内, 防止精英人才流失。
华为公司为了让员工有归属感, 同样推行了合伙人制度, 让员工与公司形成同一利益共同体, 建立合伙人品牌分账户, 实行虚拟合伙人股份机制, 根本目的还是为了公司能够得到长期稳定的发展。另外, 海尔公司也采用了这种“合伙人制度”模式。
2 合伙人制度是我国企业治理的新模式
对我国企业来说, 合伙人制度是一种全新的治理模式。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1 企业治理结构的调整
在传统的“同股同权”企业治理结构模式中, 公司决策权是由大股东董事把持的, 股东大会拥有最高权力, 董事会由其选举产生, 职业经理人是被董事会聘请的“打工者”。在这种体制下, 拥有股权越多者, 其权力也就越大。而合伙人制度是以“人合”为核心内容的, 基于共享愿景、共享目标、共同的价值取向、共同的事业平台, 让人力资本在与货币资本博弈中占主导作用[4]。这种制度改变了金字塔式的科层管理体制, 实现了去中心化结构、扁平化的管理模式, 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 增进了同事之间的信任关系和协同合作。
2.2 激励机制的新尝试
万科郁亮指出:“职业经理人已死, 事业合伙人时代诞生。”相比于职业经理人制度, 合伙人制度使合伙人拥有了较大的决策权, 这对于公司留住精英人才, 充分发挥其潜能和提升自身价值, 具有不可估量的优势。这样可以达到人力资源配置最大化, 实现公司长期稳定的发展。当今社会人才流动相对很自由, 发展机遇和空间也比较大, 因此, 公司要想留住人才必须有一套独特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 合伙人制度正是适应当今社会人才管理模式的制度, 它可以充分调动职工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打破了职业经理人为老板“打工”的传统观念, 从一定程度上预防了精英人才的流失。
2.3 维系企业文化
马云曾说:“我们不在乎在哪里上市, 但我们在乎我们上市的地方, 必须支持这开放、创新、承担责任和推崇长期发展的文化。”企业文化是企业的灵魂和精神支撑, 独特的企业文化是企业能够持续发展的软实力, 合伙人精神从本质上来说就是一种企业文化。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合伙人合的不是钱, 而是人品和规则。阿里巴巴选择放弃与港交所的博弈, 就是因为不愿舍弃这种具有合伙人精神的企业文化。良好的企业文化有助于提升企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有效激发团队活力, 培育团队精神和增强企业员工的归属感。合伙人制度是传统企业治理的文化创新, 它会为企业注入新鲜的血液和活力, 使企业时刻保持着创新。
3 合伙人制度的缺陷
合伙人制度在具体实践中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缺陷, 具体来说, 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3.1 法律保障的缺失
合伙人制度虽然不是产生于现代, 但是在我国企业治理中还处于摸索阶段, 相应的法律制度保障还比较缺失。我国法律明确规定了“同股同权, 同股同利”的原则。阿里巴巴之所以没有在港交所成功上市, 其根本原因就是香港股市依法坚持了“同股同权”规则。万科的“合伙人制度”是在现有法律框架下摸索出来的, 但也会受到诸多因素的干扰。虽然阿里巴巴在美国上市成功, 但是在企业管理方面, 可能会面临着意想不到的问题和挑战, 而我国的《公司法》却没有关于企业合伙人制度的相关规定。所以, 这种企业治理模式应当何去何从还是个未知数。
3.2 逻辑的缺陷
马云曾说, “大部分公司在失去创始人文化以后, 会迅速衰落蜕变成一家平庸的商业公司”, 但如果“合伙人”团队的“情怀”本身就出了问题, 而又一味地坚持而对“野蛮人”说“你不够格”, 股东的利益很难有保障[4]。合伙人制度面临的最大的逻辑缺陷是“合伙人”的权力边界没有明确界定, 缺乏清晰的被界定和控制的权力, 可能会出现权力被滥用的困境, 股东和其他员工的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一旦出现股东及利益相关者权益受损, 其利益诉求应该以何种方式、何种途径以及向什么机构进行表达等问题都是在推行合伙人制度过程中遇到的切实问题。
3.3 公司内部管理缺乏机制保障
“合伙人”是一个团队, 目前团队内部的管理缺乏有效的机制保障, 比如说合伙人的责权边界、合伙人的义务、合伙人的评价体系、合伙人的退出机制等问题, 如果没有可靠的机制作保障, 那么推行合伙人制度的企业前进道路会异常艰难。如果合伙人团队内部出现问题, 那么不仅仅是团队本身面临着危机, 还会殃及整个公司的稳定与发展。但是, 建立公司管理机制需要一个漫长而复杂的实践过程。合伙人在资本与情怀的博弈中扮演的角色至关重要, 拥有一定情怀的合伙人, 资本的天平就会不可避免地发生倾斜, 让渡情怀的模式将成为合伙人制度的常态。
4 完善合伙人制度的几点建议
在我国, 合伙人制度毕竟是一种新兴的公司治理制度, 如何充分发挥其优势, 积极应对弥补其缺陷, 还需要一段时间实践的积累和摸索。相关配套设施的建立和完善, 是使合伙人制度能够长远健康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4.1 建立合伙人制度的相关制度保障
完善的配套机制是一个公司能够良性运转的制度保障, 基于合伙人制度自身的特点, 可以考虑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建立相关配套制度。
首先, 建立合伙人的引进和退出机制。虽然这几个推行合伙人制度的公司对成为“合伙人”的条件有相关规定, 但还没有上升到制度层面, 同时对于如何退出“合伙人”还没有明确的相关规定, 因此, 建立合伙人的引进和退出机制是完善合伙人制度的前提和基础。
其次, 明确界定合伙人权力边界、应享有的权利和应承担的义务, 将其上升到规范的制度化层面, 才能保障公司良性运转。如果合伙人的权力不能得到明确的规范界定, 极易出现因权力过大而越界的现象, 孟德斯鸠也曾说过, 不受制约的权力会滋生腐败。在公司运作过程中, 合伙人应享有哪些权利, 应该承担什么义务, 应该担负什么的风险和责任等, 都应该有具体的明细规定, 否则很难判断和评估合伙人的行为是否规范。
最后, 完善公司申诉制度。公司申诉制度是保障公司员工和合伙人权益的一道屏障, 无论是公司员工还是合伙人都有利益诉求, 建立公司内部申诉制度有利于员工表达利益诉求, 一旦利益受损, 就可以向申诉机构进行申诉, 申诉制度的细则要明确, 程序要透明。当然, 申诉机构的设立要科学, 包括申诉机构的人员构成、申诉机构工作人员的权限和申诉机构的运作模式等。完善的公司申诉制度是公司管理中的自我修正和自我完善, 通过它受理的诉求能及时了解和掌握公司运作的状况。
4.2 完善合伙人制度的相关法律保障
合伙人制度作为一种新兴的制度在具体实践中会遭遇到一些法律的盲点, 如果公司运作没有相关法律作保障, 风险就会大大增加。即便公司在运作过程中遇到一些问题, 在法律上也找不到解决问题的依据, 所以可能会面临进退两难的困境, 因此, 必须建立合伙人制度的相关法律保障。现行法律实行“同股同权, 同股同利”, 显然这同合伙人制度的公司运作是不相符, 完善这方面的法律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 更需要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 关键还是要看实行合伙人制度的公司具体运作状况。实行“同伙同权, 同伙同利”原则将是相关法律修订的核心内容, 其目标是要着眼于公司长期持续的发展。
参考文献
[1]仲继银.“合伙人制度”与公司治理[J].商业观察, 2015 (1) .
[2]盈芳.现代企业的合伙人制度与管理[J].现代企业, 2016 (5) .
[3]胡正梁, 张帆.“新型合伙人制度”解析[J].山东经济战略研究, 2014 (7) .
在这里，我们已经解决的问题是，我们能够承受公司有一半管理层突然消失的风险，假如万科有一半的管理层突然消失，公司经营最多两周就能恢复正常。
但是，尚未解决的问题是，我们仍然承受不了所有管理层都消失的风险。
一个基业长青的企业是能够自治的，它的每个细胞应该都具备分裂的能力，就像一个海星，你把它砍得粉碎，只留下一个角，最后它仍然能长成一个完整的海星。
对万科而言，我们解决企业自治问题的方法就是采用事业合伙人机制。
什么是事业合伙制？
事业合伙人是一种类合伙人的机制。这意味着，它并非简单的合伙制。
事实上，合伙制并非一个新鲜事物。它是人类历史上最久远的两种企业形态之一。除了合伙制以外，另一种企业最基本的形态就是有限公司。前者主要适用于知识型企业，如律师、会计事务所、咨询公司等。后者则主要是资本密集型企业。
早在古罗马时期，我们就可以找到合伙制的缩影——“二人以上相约出资，经营共同事业，共享利益、共担风险”的合同。中世纪时期，这种契约比较成熟，在意大利商港形成的康曼达契约，已经形成了有限合伙人的概念。在现代社会中，大量的专业知识型企业如律师、会计师事务所、咨询公司等都实行合伙制度。而在基金、信托领域，大家对一般合伙人（GP）、有限合伙人 （LP） 这些概念都已经很熟悉。在目前的中国，领先企业如华为、阿里巴巴等，也在不同程度上尝试这种合伙人或类合伙人模式。
2014年，万科花了整整一年的时间来思考事业合伙人制度。这是因为，万科要面对以往的合伙制所未曾涉及到的三个问题：
第一，万科原来是一家股份有限公司，是公司制企业；
第二，万科是重资产企业，并非专业知识型企业；
第三，万科的规模已经很大，在中国民营企业中纳税和总资产排名第一。
在此基础上实行类合伙人机制具有非常大的难度，在全球范围内可能还没有特别成功的先例。
坦率地说，我们并没有一定能成功的十足把握，但我们仍希望能够一试。
那么，万科为什么还要知难而进？不妨先回到两个更基本的问题，即：企业为什么要存在？什么是一个伟大的企业？
合伙制能解决哪些问题？
我们都知道，企业剩余归股东所有。只是，随着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当企业的所有者与管理者不是同一个人的时候，如果剩余归股东所有，管理者还有什么动力为股东创造尽可能多的剩余？
最主要的是，随着知识经济的崛起，以及互联网时代的到来，知识的价值也越来越高，知识与资本之间的天平在逐渐转移，这就使得企业股东获得所有剩余并扮演劣后角色的机制遭遇挑战。
在传统的企业分配机制（见图1），工资是企业的成本，扣除各项成本（含工资）后的收益是企业的剩余，剩余的小部分作为股权激励分配给员工，大部分则作为企业利润分配给股东。真正决定这个公司有没有剩余、剩余多少的员工，仅能从剩余中分配到很小的部分。
在知识经济时代，企业分配机制有可能被重新设计（图2）。股东收入将被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作为股东必须要获得的收益，即股权的机会成本；另一部分则是股东承受更高风险所要求的风险溢价。在这种模式下，企业向股东购买股权资本，股东基本收益是企业的一项成本。
也就是说，在这种制度下，合伙人取代股东，成为企业的劣后受益人（见图3）。由于企业的管理者站到了劣后位置，自然就有更强的动力去创造远超社会平均水平的卓越收益。这就真正解决了创造剩余和分配剩余两者的脱节，进而彻底解决了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问题。
事实上，如果一个企业能达到一定的高收益水平，他也可以很容易地在资本市场上购买到比他现有股东更便宜的资本，如果这时股东不同意进行这样的分配，这些合伙人将可能选择自己创业。
不是所有企业都适合
需要强调的是，合伙人制度并非对所有企业都有效。能否推行事业合伙人机制，取决于三个方面的因素。
第一，知识的个体性。企业知识是否掌握在个人手中？即知识个体性。举一个反例——富士康，富士康的绝大多数知识都浓缩在它的生产线上，工人只需按照规则进行简单重复的操作，因此，富士康的工人不仅不需要创造力，甚至不能有創造力。对于这类企业而言，他们建立合伙人机制是没有意义，也没有必要的。
第二，股权的分散性。如果一个企业的股权高度集中，老板就会本能地不愿意放弃剩余索取权。而企业里面最卓越的那些员工，一旦意识到这个企业的股权高度集中，就会去选择投靠一个实行合伙制的企业，或者选择自己出去创业。这些卓越员工不会选择把时间浪费在和老板谈判上面，这样做显然劳而无功。因为他们的老板可能压根就不会接受谈判。
第三，业务的封装性。所谓封装性，是指业务能否分解成一个个小的单位，每个单位都可以单独进行核算。例如，我们可以将律师事务所的业务分成一个个案子，会计师事务所的业务分成一个个项目。反过来说，另一些企业的业务，需要海量的人一起协作，这就是不具备封装性的业务。业务如果没有封装性，合伙份额就无法确定，因为每个人的贡献既无法量化评估，也无法通过内部博弈谈判来确定。
总之，一个企业要推行事业合伙人制度，就必须满足这三个条件，即知识个体性、股权分散性、业务封装性，万科恰好符合这三个条件，所以开始了这个尝试。
万科的探索
我们的事业合伙人制度的起点是什么？2008年，受市场环境影响，万科的ROE降低到12.7%，仅略高于当时的社会平均股权收益（12%左右），换句话说，这一年我们基本没有为股东创造价值。于是，万科开始思考一个问题：如何让这个团队尽可能多地为股东创造价值？
2010年，万科推出了经济利润奖金制度，也就是说，如果公司的ROE超过社会平均收益水平，公司将从经济利润 （EP） 中按规定比例计提奖金；反之，如果ROE低于社会平均水平，管理团队就需要按相同比例赔偿公司。为保证管理团队具有偿还的能力，EP奖金作为集体奖金统一管理，三年内不分配到个人，这三年滚存的集体奖金，就是管理团队用来和股东对赌的保证金。
在推出经济利润奖金制度以后，万科的ROE从2010年的16.47%提高到2013年的19.66%，达到1993年以来的历史高位。
2014年2月份，受股市大盘和房地产市场信心的影响，万科的股价跌到了2010年中期的最低点。股价是管理团队无法完全控制的事情，但万科管理团队觉得这是团队的耻辱。管理团队需要向股东证明，即使在股价问题上，团队和股东也是共同进退的，甚至，团队需要比股东承担更大的风险。
基于这种考虑，万科在2014年推出了合伙人持股计划。这个计划不是股权激励，也不是团队从公司获得的奖励，而是经济利润奖金的全体奖励对象，自愿把滚存的集体奖金，加上杠杆买成公司股票。由于引入了杠杆，在股价的涨跌过程中，持股合伙人将承受比股东更敏感的损益。这类似于一种劣后的安排。
2014年，万科还推出了项目跟投制度。这是向投行和万科在美国的合作伙伴学来的机制。所谓项目跟投，就是对项目获取和经营质量影响最大的那部分员工——项目的管理团队和城市公司的管理层，需要拿出自己的钱，和公司共同投资。从2014年4月开始，万科所有的新获取项目，都必须配套跟投计划。而跟投计划，是公司最终决定是否投资的首要考虑因素之一。
经过一年的实践之后，万科的跟投制度经过几次迭代更新。公司为强制跟投员工，提供了更高的杠杆。在收益分配次序上，鼓励跟投员工转向劣后角色。同时，跟投制度从项目跟投，扩展到事业跟投。萬科的各项新业务，从一开始起就需要设计相应的跟投制度。
在事业跟投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就将是真正的事业合伙。事业合伙人将完全站到劣后收益的位置。在股东没有获得足够的收益之前，事业合伙人的投资将没有回报，甚至连本金都要用来赔付。但如果经营取得了远超社会平均水平的回报，事业合伙人的分配比例，将明显超过他们的投资占比。
可以说，事业合伙人是职业经理人制度的升级版。万科作为最早引进职业经理人制度的企业之一，在业内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和知名度，但即使是万科的职业经理人制度，也存在管理团队承担风险和失败后果不足的问题。所以在共创、共享的基础上，还需要共担，让管理团队与股东真正共同分担风险、承受失败的后果。也就是说，让企业的管理者变成比股东更劣后的收益分配人。
收益和风险的共创、共享和共担是一个开始。更深入的变革，是在管理方式和企业文化层面。到目前，万科的事业合伙人机制包括四个部分，即：第一是合伙人持股计划；第二是事业跟投计划；第三是事件合伙人管理；第四是事业合伙人文化。
事件合伙人管理是一种对传统金字塔科层架构的颠覆。从组织架构来看，它是一种动态结构，而不是静态的。事件合伙人群组因事件发生而诞生、因事件存续而存在。它是一种无边界小组，超越传统的职能部门划分。同一个人可能同时加入多个事件合伙人群组，尤其是那些知识和技能具有广度的人。而在一个事件合伙人群组内部，信息完全是扁平的。在互联网时代，这种架构无疑具有更高的效率。但它也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如何实现绩效评价、晋升与提拔、还有收益的分配？这些问题上，都没有先例可循。
事业合伙人文化是给彼此、给企业、给股东的一个承诺。
这种文化，首先是共担风险。合伙制度（GP+LP） 告诉我们，承担风险、承受失败后果的人才是主人翁，旱涝保收的人只能获得有限回报。
其次是共同进退。合伙人之间，需要背靠背的信任，但信任不是凭空产生。我们每个人的行为都影响其他合伙人的利益。一切浪费、舞弊现象和疏忽大意、无所作为的行为，都是对全体合伙人利益的侵害。因此我们不仅需要关心自己的工作，也需要相互关心。我们需要相互帮助、相互提醒，需要相互补台而绝不相互拆台。
最后是共患难，然后同安乐。合伙意味着荣辱与共、利害相依。我们鼓励内部市场化，但“亲兄弟，明算账”也有其合理的边界。过度计较个人、小集体利益，把过多智力用在内部博弈上，只能导致“整体小于部分之和”。
此前有消息称，目前包括马云在内的管理层，仅持有阿里巴巴的约 10% 股权，而软银和雅虎分别持有 36% 和 24% 的股权。而马云为了确保自己上市后的控股权，向港交所提出了“双轨制及合伙人方案”。不过香港证监会似乎并不愿意为阿里的“合伙人制度”开绿灯，这也就意味着如果阿里登陆港交所，那么马云将有可能丧失对公司的控制权。
不过在邮件中，马云表示“不一定会关心谁去控制这家公司，但我们关心控制这家公司的人”，并希望掌控阿里的人“必须是坚守和传承阿里巴巴使命文化的合伙人”。同样马云表示“不在乎在哪里上市，但我们在乎我们上市的地方”，而上市的地方必须支持阿里开放，创新，承担责任和推崇长期发展的文化。以下为马云邮件全文
各位阿里人：
最近大家一定从媒体那里，听了不少关于阿里巴巴合伙人制度以及公司上市后控制权的报道。今天是阿里巴巴的 14 年周年庆，正好在这个有意义的日子，向大家汇报一下阿里巴巴合伙人制度的情况。年前的今天，阿里巴巴 18 名创始人正式走上了创业之路。4 年前，也就是阿里巴巴十周年庆的时候，我们宣布 18 名集团的创始人辞去“创始人”身份，从零开始，面向未来。
人总有生老病死的那一天。阿里巴巴的创始人有各种原因会离开这家公司。我们非常明白公司能走到今天，不是 18 个创始人的功劳，而是他们创建的文化让这家公司与众不同。大部分公司在失去创始人文化以后，会迅速衰落蜕变成一家平庸的商业公司。我们希望阿里巴巴能走更远。
如果不出大的意外，我们公司将有机会参与并见证中国电子商务零售过十万亿那一天。但我们不希望成为一家只是能卖几万亿货的公司，我们希望自己能在未来的发展中，不断培养出无数的如同淘宝，支付宝，余额宝。。那样的创新性服务和产品，更希望我们的生态文化能造就更多未来的牛 XXX 企业。这才是我们真正想要的！
怎样的制度创新才能实现我们的梦想呢？从 2010 年开始，集团开始在管理团队内部试运行“合伙人”制度, 每一年选拔新合伙人加入。合伙人，作为公司的运
营者，业务的建设者，文化的传承者，同时又是股东，最有可能坚持公司的使命和长期利益，为客户，员工和股东创造长期价值。在过去的三年，我们认真研讨合伙人章程，在前三批 28 位合伙人选举的过程中，对每一个候选人激烈地争论，对公司重要的决策深入讨论，积累了很多经验。在 3 年试运行基础上，我们相信阿里巴巴合伙人制度可以正式宣布了！
阿里巴巴合伙人的产生必须基于——“在阿里巴巴工作五年以上，具备优秀的领导能力，高度认同公司文化，并且对公司发展有积极性贡献，愿意为公司文化和使命传承竭尽全力”。我们相信只有一个热爱公司、使命驱动、坚持捍卫阿里文化的群体，才能够抗拒外部各种竞争和追求短期利益的压力。
有别于绝大部分现行的合伙人制度，我们建立的不是一个利益集团，更不是为了更好控制这家公司的权力机构，而是企业内在动力机制。这个机制将传承我们的使命、愿景和价值观，确保阿里创新不断，组织更加完善，在未来的市场中更加灵活，更有竞争力。这个机制能让我们更有能力和信心去创建我们理想中的未来。同时，我们也希望阿里巴巴合伙人制度能在公开透明的基础上，弥补目前资本市场短期逐利趋势对企业长远发展的干扰，给所有股东更好的长期回报。
正如我们过去一直强调的那样，阿里巴巴并非是某一个或者某一群人的，它是一个生态化的社会企业。运营一个生态化的社会企业，不能简单依靠管理和流程，而越来越多的需要企业的共同文化和创新机制，以制度创新来推动组织升级。我们出台合伙人制度，正是希望通过公司运营实现使命传承，使阿里巴巴从一个有组织的商业公司，变成一个有生态思想的社会企业。为此，集团希望更多的阿里人涌现出来加入合伙人团队，使我们的生态化组织拥有多样性和可传承性，保持源源不竭的发展动力。
各位阿里人，我们不一定会关心谁去控制这家公司，但我们关心控制这家公司的人，必须是坚守和传承阿里巴巴使命文化的合伙人。我们不在乎在哪里上市，但我们在乎我们上市的地方，必须支持这种开放，创新，承担责任和推崇长期发展的文化。
阿里人，在路上！
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 马云
包括员工对公司核心价值观的认同、员工的人品、员工的能力和发展的潜力......都必须列入合伙人的考核中来。
合伙人组织内部的员工每年都必须进入内部的考核中来，如果有滥竽充数的，到了合伙人组织里面来不做业绩贡献、文化贡献，这样的人要及时从合伙人组织里面剔除出去，不能影响到整个合伙人的先进性!
（草案）
第一章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注册会计师管理，保证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具备必要的专业素质和符合基本的职业道德规范，配合财政主管部门做好会计师事务所的审批、规范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专职执业经历的审核工作，根据《深圳经济特区注册会计师条例》的规定，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本制度所涉及的合伙人（申请人）是指申请成为新设立的会计师事务所的合伙人或已设立的会计师事务所新增加合伙人。
第二章合伙人条件
第三条 申请人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一）在申请材料递交内年龄不超过六十周岁；
（二）持有有效中国注册会计师证书；
（三）在会计师事务所专职执业，最近连续从事审计业务满五年，其中在中国境内会计师事务所执业不少于三年；
（四）五年内没有因为执业行为受到行政处罚。
第四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受理申请人的申请材料：
（一）原为会计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尚未办理退伙手续的；
（二）原为会计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原事务所解散，尚未依法办理清算手续的；
（三）尚未办理从原执业的会计师事务所转出注册会计师关系的；
（四）在提交申请的当年内将满六十周岁的；
（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况。
第五条 申请成为会计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一）合伙人申请表；
（二）本人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
（三）注册会计师证书原件和复印件；
（四）原事务所提供的专职执业证明材料：
1.近五年内与原执业的事务所签订的劳动合同原件和复印件，并加盖会计师事务所公章。如果申请人是原事务所合伙人而没有与原事务所签订劳动合同的，则应当有原执业的事务所全体合伙人证明。
2.近五年内在原执业的会计师事务所工资发放和依法购买社会保险的记帐凭证复印件，并加盖会计师事务所公章。
3.在社会保险管理部门打印出来的近五年内在原执业的会计师事务所购买社会保险的清单或依法不需要购买社会保险的相关法律文件。
4.近五年内在原执业的会计师事务所从事的业务项目清单和相关业务档案。如不能提供业务档案的，则应提供原事务所全体合伙人承诺可随时调取相关业务档案的承诺函。
（五）本会资深会员或合伙人的推荐信。
第三章申请材料的受理及审查程序
第六条 申请人在本会网站上填写申请表格并提交申请，秘书处会
员服务部通过财政部注册管理系统对申请人的基本情况进行初步审查：
（一）申请人年龄是否在本内满六十周岁；是否与申请人在本会登记的年龄相符；
（二）查询诚信记录，核实申请人是否在近五年内因为执业行为受到行政处罚或行业惩戒；
（三）查询注册会计师任职资格检查记录，核实申请人是否有未通过年检的情况；
（四）是否持有有效注册会计师证书；
（五）是否已办理退伙手续或原事务所是否依法办理清算手续；
（六）是否已办理转所手续。
第七条 初步审核后，秘书处会员服务部通过本会网站向申请人发出预约报送申请材料的通知。
申请人应在预约的时间内向本会提交本制度第五条规定的申请材料。
第八条 秘书处会员服务部收到申请材料后,即时审查报送的材料是否完整且符合相关规定。
对报送的申请材料不完整，或申请人的条件及其申请材料的内容不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应当将申请材料退还申请人，并说明原因。
申请人符合条件且材料完整的，会员服务部将通知秘书处专业操守部办理业务档案接收手续，并在工作底稿接收手续办理完毕之后发出受理通知书。同时应当在本会网站或申请人原执业的事务所进行公
示。
第四章审核程序
第九条 理事会注册委员会负责审核申请人的专职执业经历和诚信记录。
注册委员会应组成审核小组到申请人原执业的事务所实地核实有关原始资料和申请人专职执业情况。
第十条 理事会调查委员会负责对申请人在原事务所执业期间的执业情况进行审查。
调查委员会认应组成检查小组对申请人在原事务所执业期间的工作底稿进行审核。
调查委员会应定期召开会议对检查小组提交的检查报告进行审议，并向注册委员会提交申请人在原事务所执业期间依法执业情况、执业质量情况和职业道德情况的证明。
调查委员会在审查申请人在原事务所执业期间的工作底稿时，认为申请人或者申请人原执业的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质量存在严重问题时，应当另行立案调查。
调查委员会应定期向理事会报告出具申请人执业情况证明的情况。
第十一条注册委员会应定期召开会议对申请人的申请材料、审核小组审查情况报告，结合调查委员会的检查报告，出具申请人近五年是否连续在事务所专职执业及执业情况的证明。
注册委员会应定期向理事会报告出具申请人专职执业经历证明的情况。
第十二条本会自受理申请之日起六十日内完成审核工作并向申请人出具专职执业及执业情况的证明，同时报送市财政局备案。
第五章附则
第十三条 申请人提供虚假材料的，根据《深圳市注册会计师自律惩戒办法》的规定，移交理事会给予行业自律惩戒，在2年内不受理该申请人的申请。
资深会员为申请人作失实证明的，由理事会取消其资深会员称谓，并根据《深圳市注册会计师自律惩戒办法》的规定给予行业自律惩戒，在2年内不受理该注册会计师推荐的申请人的申请材料。
原执业的事务所的合伙人或原执业的会计师事务所提供虚假材料或失实证明的，根据《深圳市注册会计师自律惩戒办法》的规定，移交理事会给予行业自律惩戒，同时在1年内拒绝为该会计师事务所提供全部注册方面的服务。
第十四条本制度经理事会审议通过后执行。
2014年9月, 阿里巴巴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下称“阿里巴巴”) 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 其提出的一种独特的股权结构———“合伙人”制度引发了学术界、实务界的热烈探讨, 其实质是在公司章程中设置的董事提名权的特殊条款。
阿里巴巴的合伙人制度与《合伙企业法》下所理解的合伙人制度有所不同。《合伙企业法》中的合伙人是在合伙企业中承担有限或无限责任的个人或法人。而阿里巴巴的合伙人制度则是指, 在阿里巴巴集团内部, 按一定规则, 选举产生“在阿里巴巴工作五年以上, 具备优秀的领导能力, 高度认同公司文化, 并且对公司发展有积极性贡献, 愿意为公司文化和使命传承竭尽全力”的一个群体, 称为“合伙人”, 大部分董事人选由这些合伙人提名产生, 而不是按照持有股份比例来分配董事提名权。根据其上市文件披露, 合伙人有独家提名权, 提名董事局内过半数董事, 再交由股东投票, 以大比数通过任命。公司将自我选拔出符合上述条件的20名~30名合伙人掌握对公司的控制决策权, 摆脱传统上市公司股权稀释、“股东所有制”对创始人、经理人的不利影响。
二、合伙人制度和双重股权制度的对比分析
1. 双重股权制度的基本含义
阿里巴巴在公司管理制度上的这一创新类似于双重股权制度。所谓双重股权制度, 是指将公司的股票分高、低两种投票权。高投票权的股票每股具有2至10票的投票权, 主要由高级管理者所持有。低投票权股票的投票权只占高投票权股票的10%或1%, 有的甚至没有投票权, 由一般股东持有。其实质在于打破同股同权的束缚, 使部分股东得以拥有极少的股份便可以控制公司, 实现公司创始人及其团队对公司的控制。
2. 我国关于双重股权制度的相关立法
这一制度在各国公司法上并不罕见, 在美国和加拿大等西方国家尤为广泛, 我国相关立法如《公司法》、《证券法》、《国务院关于开展优先股试点的指导意见》和《优先股试点办法》等也不禁止这一股权结构的安排。我国现行立法允许双重股权制度的存在, 采取优先股试点的办法, 试图探索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双重股权制度。它具有以下特点:首先, 有限责任公司由股东自主决定是否实行双重股权制度, 而股份有限公司则要受到国务院对优先股作出的相关规定的限制;其次, 持优先股的股东享有分配利润和剩余财产的优先权, 但参与公司决策管理等权利受到限制, 其中包括表决权受到一定限制———除修改公司章程中与优先股相关的内容等4项事项外, 不出席股东大会会议, 所持股份没有表决权, 第5项的兜底条款为公司章程自治留下空间, 但章程约定不得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最后, 试点期间不允许发行在股息分配和剩余财产分配上具有不同优先顺序的优先股, 但允许发行在其他条款上具有不同设置的优先股, 即允许优先股股东在表决权上享有优先权利。
3. 阿里巴巴合伙人制度和双重股权制度的区别
阿里巴巴所提出的合伙人制度并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双重股权制度。就提名、任命独立董事而言, 前者由于创始人股权比例太小, 无法控制董事提名权, 而后者由创始人控制独立董事的提名权;就批准重大交易、关联交易而言, 前者并没有特殊投票权, 而后者创始人可以进行实际控制;就身份限制而言, 前者可以没有股份, 但必须满足相应条件, 而后者必须是公司股东, 如果创始人把公司股份卖掉, 那么将失去特殊投票权;在股东去世, 投票权能否继承方面, 前者规定创始人投票权无法继承, 合伙人离开公司后, 无权干预公司事务, 公司合伙人从新的合格的高级管理人员中产生, 而后者规定投票权能够继承, 创始人可以将超级投票权股票让子女继承。
由此可见, 马云所首创的合伙人制度是结合资本市场运行实际对双重股权制度的创新和完善。
三、合伙人制度的合理性分析
1. 是对“同股同权”原则的巧妙补充, 实现创始人团队的控制权
我国现行公司法规定“同股同权”原则, 虽然并不明文禁止双重股权制度的存在, 但在鼓励创新上市公司股权结构方面仍显不足。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对同股同权制度存在一定的保留, 大体上有两种立法例。一种是仅允许公司股票在财产权上有所差别, 表决权的限制须以财产上的优先为对价;另一种是允许公司股票存在表决权、红利或剩余财产分配权上的差异, 但须以公开为前提。在互联网行业, 创始人以其创意运营项目, 其追求的是实现项目目的和个人价值, 合伙人制度通过控制提名权, 从而决定董事会组成人员, 继而控制公司发展, 有效实现创始人和投资者的利益。
2. 是企业特征和股东需求的真实反映, 促进企业融资与活跃资本市场
互联网行业对资金、人才、创意的要求高, 如何在大量融资导致股权稀释的情况下仍能保持创始人对公司的控制力从而推动公司发展成为互联网企业面临的重大难题, 合伙人制度为解决这一难题提供了合理构想, 使互联网企业在大量融资的基础上仍能保持创始人的控制权, 从而推动企业的持续发展。
股东按其各自需求的不同, 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创始人股东, 其主要目的是控制公司, 实现个人价值和公司文化认同感;第二类是经营性股东, 其主要目的是参与公司治理, 获得管理权和威信;第三类是投资人股东, 其主要目的是分配红利和剩余财产, 并不会直接干预公司的治理。不同类型的股东有不同的目标追求, 在双重股权制度下, 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投资偏好选择不同种类的股票, 其权益并不会因为这种特殊的股权限制而受到损害。
3. 是公司契约理论下对公司治理结构自治的完善和发展
20世纪, 经济分析法学派兴起, 该学派主张“公司契约论”, 认为公司治理应当遵循契约自由的原则, 公司法应当更多地采用任意性规范, 而非强行性规范, 由当事人自由决定相关事项。首先, 马云等阿里巴巴的创始人团队掌握了核心技术, 由其控制公司有利于股东获得高额的投资回报, 因此雅虎、软银与其就公司上市后采合伙人制度达成了协议;其次, 通过严格的事先信息披露, 创始人、上市前的原始股东、首次公开募股时的认购者、上市后股票购买者就合伙人制度达成了协议, 阿里巴巴上市前已通过招股说明书披露了合伙人制度, 投资者在购买其股票时已考虑其风险并承担由此产生的不利后果;最后, 合伙人之间就合伙人资格的取得和丧失、各自的权利义务达成契约。
四、合伙人制度对我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改革的借鉴意义
在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安排上, 严格坚持同股同权、股权平等原则并不能适应市场的需要, 公司法及相关立法应当因势利导, 对我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进行改革以回应市场需求。
在进行相关制度设计时, 应当考量以下两个因素:一是利益主体, 二是实施成本。就利益主体而言, 如前所述, 上市公司股东可分为三类——创始人股东、经营性股东和投资人股东, 就创始人股东而言, 由于其实际掌握公司的控制权, 应当对其苛以更严格的信义义务, 同时鼓励其一定程度的冒险经营行为;就经营性股东而言, 应当维护其红利与剩余财产分配权。就实施成本而言, 在进行制度设计时, 应当考察创始人股东的信义义务、对创始人股东滥用控制权提起诉讼和救济等制度的绩效。
1. 给予公司股权结构自治更大的包容空间
公司治理结构的改革应当顺应市场经济发展潮流, 立法的稳定性与社会生活的多变性导致立法滞后于社会发展的现象时常发生。立法应当在法律需要的框架内, 尽量赋予公司更多的自治权, 尽可能采取任意性规范或可选择的强行性规范。“法无禁止皆可为”是私法领域的重要原则, 允许公司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自治股权结构是尊重其意思自治、契约自由的重要体现。
2. 推进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
我国现行证券法规定, 公司发行股票、募集设立股份公司、股份公司公开发行新股以及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新股, 必须报国务院证券监管机构核准。股票发行核准制存在以下弊端:首先, 行政审批人员拥有的自由裁量权可能导致权力寻租;其次, 不利于培养理性的投资人, 提高其投资能力;最后, 对发行人盈利能力及其公司治理结构要求较高, 剥夺一些盈利能力稍弱、治理结构特殊的公司的上市机会, 不利于实现公平竞争。而在注册制下, 只需要审查发行人所披露的信息是否真实、准确、完整, 股票发行程序是否符合公司章程, 披露的信息内容是否违法等三个方面。股票发行采取注册制提高了发行股票的效率, 有利于资本市场的活跃及新型公司的发展。
3. 完善投资者权益保护机制
在合伙人制下, 投资者权益的保护机制显得尤为重要, 其利益可能受到创始人股东的侵害, 因此应当完善相关法律机制。
首先, 完善信息披露机制。创始人股东享有对公司的控制权、掌握内幕信息。信息不对称导致对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侵害。我国2014年修正的《证券法》对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机制做出了相应规定, 包括应当公告招股说明书、财务会计报告、上市报告文件、年度报告、中期报告、临时报告以及其他信息披露资料, 并对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责任人员规定了连带责任和有利于中小股东的举证责任倒置规则。
其次, 完善法律责任机制。当前我国包括证券法在内的相关法律规范遵循“重行政责任, 轻民事责任”的立法思路, 致使中小股东权利受到侵害时的损失难以得到充分补偿。因此, 应当完善民事救济机制, 及时、充分地弥补股东的损失。同时, 加强信息披露违法者的刑事惩罚力度。我国现行《刑法》规定了“欺诈发行股票、债券罪”、“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 但惩罚力度仍显不足, 违法成本相对较低导致相关责任人甘冒风险。
最后, 保持控制权的法律边界。在我国现行公司法框架下, 允许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突破“一股一权、股权平等”的原则, 但应当界定公司自治的法律边界。具体包括:第一, 在公司重大交易上, 各类型股票的投票权一律平等。第二, 公司关联交易中, 除关联股东无投票权外, 其他各类型股东的投票权一律平等。第三, 各类型股权在监事会成员和独立董事提名上一律平等。第四, 创始人股东享有对董事会成员的特殊提名权时, 应当保障其他股东的董事会席位不低于40%, 以平衡公司治理结构和各类股东的利益。
阿里巴巴合伙人制是对我国公司法“同股同权”原则的突破, 是对双重股权制度的创新与发展。在我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改革中, 应当给予公司股权结构自治更大的包容空间、推进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和完善投资者权益保护机制, 以平衡各类型股东的利益。
摘要：公司在融资发展过程中股权可能被反复稀释, 创始人可能最终失去对公司的控制权, 为避免控制权旁落他人, 他们通常采取特殊的制度安排公司的股权结构, 从而决定公司的治理结构。本文在界定阿里巴巴合伙人制度的基本含义和对比分析双重股权制度和合伙人制度的基础上, 论证合伙人制度的合理性及其对我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改革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上市公司股权结构,股权稀释,合伙人制度,双重股权制度
参考文献
[1]周珺.论股东本位——阿里巴巴公司“合伙人”制度引发的思考[J].政治与法律, 2014 (11) .
阿里巴巴赴美IPO招股书用不小的篇幅解释了其独特的“合伙人制度”，而此前阿里未能在香港上市的主要原因也在于港交所并不接受其“合伙人制度”。其实，这一制度并无所谓创新或是倒退，只是换了一种做法而已。这一做法和传统的双重股权结构类似，都是为了增强管理层对公司的控制权。那么，“合伙人制度”与双重股权架构有什么区别呢？
在“合伙人制度”中，上市公司董事会的大多数董事人选由阿里巴巴内部元老组成的合伙人群体提名，而不是按股份多少分配董事席位。双重股权架构则是企业可发行具有不同程度表决权的两类股票，持有者同股不同权，比如企业管理层持有的股票表决权可能与普通投资者持有的表决权是10：1。两者在本质上相似，都是同股不同权，其作用也都是能够让管理层一直把控公司，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均属霸王条款。阿里的做法其实就是“新瓶装老酒”，其根本就是确保阿里巴巴管理层自始至终享有无法挑战的公司控制权，即便是持有大量股份的股东也不例外。
由于这种制度对管理层缺乏有效的制约，负面作用显而易见：作为一家已经拥有难以动摇地位、中国电商行业的巨头，缺乏有效外部约束，可能会给管理层一种错觉，那就是它是无所不能的，这可能使它贸然进入一些风险回报不成比例的领域，最终拖累甚至毁了公司。
不过短期来看，“合伙人制度”对阿里集团的稳定利大于弊。但对广大投资人来而言，这却是不公平的，因为他们持有了阿里的股票，却没有获得相应的参与公司决策的权利。
决定一个公司的长期价值的，既有短期和长期的业绩表现，也包括资本市场的认可度，即是否能赢得一批长期持股的机构投资者的认可。对于这些机构投资者而言，他们更关心的是资金的安全，他们必须确保自己能够随时了解公司的一举一动，并“深信”自己能够控制大局，而不受控制的“合伙人制度”可能加深他们的担忧：即万一管理层伤害了投资者的利益，而投资者却对管理层无计可施。一旦投资者存在这样或那样的担忧，就可能通过要求较低的市盈率、更高的预期回报率等，来降低阿里巴巴的整体价值。
此前，港交所方面尽管没有批评阿里的“合伙人制度”，但一再强调不给阿里“开绿灯”是出于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的考虑，从这一侧面说明投资者对阿里的“合伙人制度”仍然无法完全认同。
为何在港交所无法完成上市的阿里集团，可以在美股上市？换句话说，美国资本市场为什么能接受阿里特立独行的“合伙人制度”，这就要区别在香港地区上市和在美国上市的不同条件。
阿里之所以最初希望在香港地区上市，是基于其较为宽松的外部监管环境，同时上市成本及可能存在的商业、法律风险也较低；而在美国上市，尽管美股允许双层股权结构，但监管更为严格，还存在着中小股东集体诉讼的潜在压力。阿里的管理层原本希望提出一个全新的“合伙人制度”，既可以规避港股不允许双层股权结构的规定，得到港股宽松的监管和较低的法律风险，同时又能最大限度地保持对公司的控制权。然而最终港交所顶住了巨大的压力，仍然坚持其股权平等原则，放弃了阿里IPO交易的巨额资金，并没有为阿里开这个先例。最终阿里不得不选择在美国上市，美国资本市场也接受了其“合伙人制度”。
美股允许双层股权结构的存在，并不像港股那样严格遵守同股同权，这是因为美国资本市场有着严格、成熟的外部监管，同时其上市的商业风险和法律风险也很大，随时面临着中小股东集体诉讼的威胁。正是有这些机制的制约，使得在美国上市的股权结构门槛没有香港那么高，因此其允许阿里采用“合伙人制度”。这一事件也从侧面反映出港交所在外部监管和制衡机制方面的不足，其严守同股同权原则也许并非最好的选择。
当然，阿里的“合伙人制度”可能对其估值产生负面的影响，这主要基于以下两方面的理由。
首先，中小投资者以及服务中小投资者的各类机构，在美国市场有不小的影响力。“如果无法使这些人买账，可能会影响阿里的高估值上市。”《商业周刊》专栏作家凯·阿德金斯就表示，“阿里的合伙人制度无法保证美国投资者的利益，投资者一旦被侵犯，可以维权的途径非常有限。”他认为，阿里只有10%的股权被包括马云在内的管理层持有，而软银和雅虎却分别持有36%和24%的股权。这意味着合伙人制度主要是为了保障马云等高层管理者对公司的控制权。阿德金斯还指出，马云“犯有前科”，在2011年以低价将支付宝进行私有，使雅虎和软银等股东非常愤怒，好在大股东有强大的法律支持，最后得到了补偿，“但中小投资者就没有这么幸运了”。
其次，阿里巴巴在销售数据和产品质量上存在风险。淘宝和天猫两个平台的具体收入一直是个谜，阿里在招股说明书中笼统地将天猫、淘宝和聚划算划为“中国零售市场”范畴。这样的表达方式，可能会在与投资人沟通时出现问题。至于产品质量问题，在不久前国际反伪联盟（IACC）向美国政府提交的报告中，曾特别用淘宝来举例，称“该网站已经成了世界各地假货供应商和批发商聚集的地方，在这里集中了关于盗版计算机软件、世界名牌用品及服饰、专利药品等仿制品的供应平台”。这说明淘宝上的假货问题已经引起全球关注。在美国上市之后，淘宝缺少监管的网络零售产品质量风险将进一步放大，当事人有可能根据美国法律以代表诉讼的方式追究阿里的产品质量责任，这将是对阿里声誉及运营的一大考验。
上述两个理由加上上市规模巨大，如果引发风险事件，阿里很容易成为美国资本市场上毁誉参半的投资对象。更为重要的是，虽然美国允许双重股权制度，但阿里巴巴的“合伙人制度”在美国同样没有先例，二者并不完全相同。
“门口的野蛮人”是否需要担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