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债务风险防控

政府债务风险防控（精选8篇）

政府债务风险防控 篇1

摘要：在2013年12月13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我国第一次把债务风险防控列为下一年度全国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债务风险防控就是要化解和控制政府性债务，严格规范各级政府举债程序，把政府性债务纳入各级财政预算管理；就是要明确政府责任，各级政府要对本级政府的债务负责，更要从思想上纠正不正确的GDP政绩导向。

关键词：政府性债务风险；形成原因；债务风险防控

一、引言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署公布的数据，截至2013年6月底，我国各级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为206988.65亿元（详见表1）。如这一趋势延续，那必将给我国经济带来系统性风险。

根据国家审计署的数据，从偿债年度来看，2012年、2013 年、2014 年分别有17.17%、11.37%和9.28%的地方政府性债务到期。这意味着我国将进入政府性债务偿债高峰期，对我国政府性债务风险进行有效的防控已经成为迫在眉睫的任务。2013年12月13日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我国政府第一次把债务风险防控列为全国下一年度经济工作的六项主要任务之一，充分显示了中央对我国的政府性债务问题的重视。

二、我国政府性债务的来源与形成

我国的政府性债务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财政需求与各级政府财力有限之矛盾所造成的。国家要改善民生，就要发展经济，就需要我国各级政府完成基础性设施建设，也要提供大量的公共产品和服务，进而改善投资环境，推动区域经济持续发展。但由于政府财力有限，各级政府就会实施积极财政，甚至举债完成投资，且我国以GDP为政绩导向的经济增长模式也催生了各级政府举债投资的现象。

从一定意义上来说，负债建设是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发行国债及各种政府债券在各国具有其合理性与现实性。国债在我国还具有以下经济职能：一是调节宏观经济运行；二是弥补我国财政赤字；三是筹集建设资金、资源配置和稳定经济。国家要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在财政财力十分有限的情况下，必然会借债建设基础设施，改善工商业投资环境和国民生活环境，从而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这造成了我国大量政府性债务。

2008年发生的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出口和经济增长造成了很大的冲击。为减轻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对国内经济的冲击，尽快帮助我国企业走出危机，我国中央政府采取了增加政府支出的积极财政政策，稳定经济宏观运行和发展经济。于是，我国中央政府提出了四万亿元的积极财政刺激计划，地方各级政府也筹借大量资金。这导致了我国各级政府、金融银行等机构负债率急速上升，政府性债务风险不断上升。

长期以来，地方政府财权与事权不协调也是造成我国政府性债务的主要原因之一。与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不相适应的行政管理体制，加上政府改革和机制创新的步伐相对滞后，我国地方政府的“财权”并没有随“事权”的增大而同步增加。而地方政府过多依赖土地财政，在土地财政供应有限的情况下，只得靠举债融资，形成了我国大量的地方政府债务，债务风险也随之不断积聚。如果这种债务风险长期得不到有效解决，有可能酿成系统性风险，危及我国的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作为公共风险的化解者和承担者，各级政府将会面临巨大风险，美国底特律政府危机就是一个例子，所以防控政府性债务风险是我国当前经济工作的重要任务。

三、我国当前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是防控政府性债务风险

我国政府性债务上升势头过快。有数据显示，2007～2010年，我国的地方政府性债务年增长率高达31.63%，远远超过我国同期GDP的年增长率。2010年年末，全国地方政府性债务为10.7万亿元。截至2012年年底，我国地方政府的债务余额增长了12.94%。在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我国政府第一次把政府性债务风险的控制和化解作为2014年全国经济工作的重要任务来抓，这是中央对我国政府性债务问题的高度重视。中央也藉此加强政府性债务管理，予以规范和化解，着力防范和化解政府性债务所蕴含的可能风险。正如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指出的那样，要把化解和控制我国政府性债务风险作为以后全国经济工作中的重要任务，着力防控政府性债务风险。

四、化解和防控我国政府性债务风险的对策

债务风险化解和防控需要多策并举、加强防范。债务风险防控需要完善和加强政府举债制度、健全担保机制。债务风险防控需要建立政府性债务责任追究和问责机制，使各级政府自觉防范债务风险的恶化与扩散。

（一）纠正GDP崇拜，落实政府债务责任，防控政府性债务风险

GDP政绩化刺激了各级政府领导借债投资建设的冲动，这是我国各级政府债务规模不断快速高速增长的根源。不正确的政绩观导向加剧了我国政府性债务风险。政府性债务的积累同我国GDP政绩导向有很大的关系。要化解各级政府债务风险，就要改变各级政府的GDP政绩考核方式，通过综合各种政绩考核来确保经济社会健康发展，落实政府经济责任，防控债务风险。

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着力防范债务风险，要加强制度规范，把政府性债务纳入财政预算管理，严格规范各级政府举债程序。各省区市政府要对本地区的政府性债务负责，明确落实各级政府主要领导责任，把债务筹集与相关人员责任联系起来，也要强化教育和考核，从思想上纠正不正确的GDP政绩导向。

（二）重新调整我国中央与地方在财权、事权上的分配，使各级政府事权、财权相匹配

要推动我国财政体制改革，使各级政府在事权上有财权搭配。要推进我国政府投资融资体制改革，完善我国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建立多元可持续的财政资金保障机制。要允许地方政府开辟适当的、匹配的地方融资平台，建立多元可持续的财政税收制度和投资融资制度，增加地方政府财政保障力度，从制度根源上化解政府性债务风险。

（三）加快地方政府职能转变，统一政府融资管理，开放地方公债市场，建立政府性债务风险预警机制，及时化解和防控政府性债务风险

加快我国政府职能转变，减少各级政府对我国微观经济、社会微观事务的过多干预，充分发挥产权的激励和市场的调节作用，强化利益主体的风险自我约束，避免不良债务的形成。凡是政府投资范围内的项目，都应组织专家进行投资与收益分析，确保各个项目的融资、投资建立在科学、可行的基础上，防范政府性债务风险。对具有可见经济效益的收益性投资项目，应坚持“谁借谁还”的融资投资原则，用项目的收益偿还项目投资的债务。

总之，着力防控债务风险，要把化解和控制政府性债务风险作为经济工作的重要任务。着力防控债务风险，要把长期制度建设和短期应对措施结合起来。着力防控债务风险，必须加强制度规范，严格各级政府的举债程序，把政府性债务纳入各级财政预算管理。着力防控债务风险，要强化教育和考核，从思想上纠正以GDP为导向的政绩观，更加注重发展质量、发展方式和发展后劲。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化解和防控我国政府性债务风险，确保我国经济的增长和社会的稳定。

参考文献：

政府债务风险防控 篇2

政府举债, 政府性债务风险就相伴而生。适度举债, 风险系数小, 危害可控。但过度举债, 尤其是持续性过度举债, 政府作为公共风险的承担着和化解者, 将面临资不抵债和无力支付的巨大风险。通过对政府举债行为的溯源、债务形成的因素分析, 可以揭示中国政府性债务风险的形成演化逻辑。

中国政府性债务风险的形成其根本原因是中国经济发展需要与政府有限财力之间的矛盾。要发展经济、改善民生, 客观上要求通过政府举债完成基础设施建设, 改善投资环境和生活环境, 进而推动区域经济持续发展。负债建设是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求, 具有一定意义上的合理性与现实性[1]。然而与经济高速发展不相适应的是与之配套的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的步伐相对滞后。长期以来地方政府财权与事权不协调, 形成了政府性债务的绝对基数。而预算法规定编制预算时不得赤字, 同时不允许地方政府发行债券, 法律法规的制约和必须举债的现实面前, 政府部门只有变相举债, 通过融资平台等形式间接成为政府性债务的债务主体。在没有健全的政府融资机制的前提下, 很多不合规的融资行为通常被默许, 各种监管制衡的力量也无法形成, 政府性债务资金“借、用、还”的全程监管体系基本上缺失。

而另一方面, 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和国内经济周期的双重影响, 2008年开始中国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并通过4万亿元经济刺激计划, 拉动内需, 促进经济增长。2009年, 由财政部代理发行了2 000亿元的地方债券, 通过临时性救市方案, 增加政府公共投资与推进重点项目建设, 拉动投资与消费需求, 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2]。中国政府在宏观调控方面的举措, 加上银行、信托以及地方投融资平台三方参与的“银政信”产品以及规模巨大的银行信贷的倾向性投向, 都直接导致政府性债务规模不断增大。

此外, 由于缺乏健全的约束机制, 片面的发展观和短视的政绩观直接导致政府性债务的膨胀态势[3]。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进展缓慢, 政府职能转换不到位, “越位”与“缺位”问题并存, 客观上成为政府投资行为不规范、过度的规划建设的体制原因。同时政府的信用评价缺少权威论证, 信用等级相对模糊, 加之目前债务信息披露机制的缺乏, 很难得到一致的统计口径和准确的统计数据, 债权人主体无法对债务的预期情况作出科学判断, 其贷款投向的盲目性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政府性债务规模偏离适度的轨道, 加剧了债务风险[4]。

随着政府性债务的持续累积, 债务风险不断积聚, 如果长期得不到有效解决, 政府性负债将成为脱缰的野马处于失控状态, 有可能酿成系统性风险, 引发连锁性反应, 直接危及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因此, 正确认识政府性债务风险, 及时建立政府性债务风险的防控体系尤为重要。

二、债务风险防控体系的构建目标与责任主体

解决政府性债务问题, 有效防范和控制债务风险是一个系统工程, 既涉及宏观政策, 又涉及微观措施。笔者在把握政府性债务生成逻辑的基础上, 从宏观、微观层面分析影响和控制政府性债务风险的诸要素, 力图全面、系统地构建防控债务风险的完整体系, 为防范、控制、化解地方债务风险提供依据和行动指南。具体目标主要包括: (1) 提出防范控制债务风险的系统性解决方案。 (2) 提供风险预算、管理、控制、预警的可行性操作模式。 (3) 推进相关法律、制度、机制的建立健全。

构建政府债务风险防控体系, 需要厘清形成债务风险的责任主体间的关系, 明晰各自角色和任务。债务风险防控责任主体分为四类: (1) 政府债务的承担主体:中央、地方政府及各职能部门:包括发改委、财政、金融、建设、国土、交通、教育以及各融资平台。债务承担主体要结合经济发展总体规划和本地区改革发展的实际需求, 兼顾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时效性财政政策调整和整体性产能控制等因素, 有效管理举债项目的审批、融资方式的选取、举债资金的使用、债务资金的偿还, 从源头上防止政府性债务风险的扩大。 (2) 政府债务的债权主体:银行、信托公司、资本市场 (含国外资金) 、项目建设单位、社会个人。债权主体要充分评估政府当前的财政状况、信用等级, 综合考虑长期规划、项目建设周期、后续投入等因素, 尤其要重点考察融资平台的资产状况、负债情况以及运作方式, 避免大量信贷资金的盲目投放, 从供给环节抑制过度举债。 (3) 政府债务的监督主体:人大、财政、审计、监察、社会舆论。监督主体要充分发挥各种的监督权利, 通过政府报告、财政报告、审计报告、监察报告、听证会、社会舆论等多种渠道, 集合社会各界力量, 全面监督政府举债行为, 及时汇集和披露债务信息, 提前实现风险预警, 从舆论环境上使政府举债处于阳光之下, 有效防范债务风险[5]。 (4) 举债决策支持服务机构:借助权威信用评级机构, 为各级政府提供客观、公正、公平和公开的信用评级服务, 为制度设计和机制创新提供科学依据, 为举债决策提供有力支持, 从客观事实上纠正无据可依、盲目投融资行为的发生。

政府性债务的复杂性决定了政府性债务风险防控任务的艰巨性和长期性, 涉及的责任主体需要站在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高度, 统筹规划, 有效协同, 建立制度完善的法规体系、全程透明的监管网络、运行高效的调节系统, 共同构筑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相适应的政府性债务风险防控体系。

三、债务风险防控的基础条件

从中国政府性债务风险的形成逻辑可以得出, 地方经济发展需要与政府有限财力之间的矛盾是产生政府性债务风险的根本原因, 矛盾的存在源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处于优化调整的阶段。成熟的市场经济要求建立完善的政府融资制度和政府性债务管理机制, 而这些均需要以国民经济协调与宏观稳定、法律法规配套完善、管理制度规范长效为前提。因此在宏观层面, 要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战略, 着眼于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兼顾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 制定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从制度上保障宏观经济稳定、国家经济安全。改善资源配置, 优化调整经济结构, 从根本上纠正地方过度举债的发展模式。尤其要加快财政、税务、金融、投资等诸多方面的改革, 修建预算法、担保法等法律, 完善分税制政策, 建立与之相适应的转移支付制度, 协调财权、事权, 为地方政府融资建设、适度举债、有效偿债提供体制和政策保障。

四、债务风险的控制途径

有效控制政府债务风险, 不仅要有宏观和中观的制度设计和法律法规保障, 更需要建立有力可行的操作方案。因此, 我们提出建立预算控制、风险评价、监督预警三大子系统, 使之成为防控体系的核心构成。即:改变传统预算为新绩效预算, 从粗放型的宏观预算走向精细化的科学测算;强化风险评估的作用, 加强对政府信用的评估权威性和科学性, 引导金融机构注重政府债务风险的评估, 规范融资行为;建立监督预警机制, 对政府经济运行活动中的潜在风险进行全面实时监控, 及时评估债务风险状况, 对潜在风险和偿债危机有可能显化时提前预警, 避免潜在的风险演变成现实的损失。

三大子系统要良性运转, 发挥各种作用, 需要逐步建立财政绩效预算、机构信用评估、人大讨论审议、政府管理审批、监察审计监督预警的管理运行机制。

三大子系统要实现高效运行, 及时有效发挥功能, 必须借助信息化手段和方法。我们提出充分发挥信息网络和管理信息系统的优势, 尽早建立信息化监控系统、网络风险预警系统、连续审计系统、债务信息发布系统等实时数据环境和决策支持服务系统。而信息化系统的建立, 都需要以科学的风险定级、预警指标体系和数据统计的标准化为前提。

五、债务风险的防范策略

债务风险的防范, 需要多策并举, 系统化设计和完善各项管理和控制机制。不仅要加强和完善举债审批制度、债务担保机制, 建立政府债务风险基金预留制度, 还要逐步建立偿还保障机制、债务清查机制、债务结构优化机制。通过偿债责任追究机制、举债项目问责机制[6] (举债领导负责制、任期偿债责任制) 、举债绩效考核机制, 以激励、问责、效益评价、社会监督等多种手段使政府职能部门和各级领导明确自身肩负的偿债责任, 自觉防范政府性债务风险的恶化和扩散。通过区别债务类型, 确定应债来源, 优化债务结构, 有效减少和化解政府债务, 减轻债务风险。同时建议采取偿债激励机制, 引导偿债主观意识的形成, 促进债务主体积极主动化解和减轻债务风险。

六、结语

经济发展需要与政府有限财力之间的矛盾客观上要求政府举借债务, 然而政府债务管理制度改革和机制创新的步伐相对滞后, 具有引导约束、管理监督、风险预警功能的政府性债务风险防控体系还没有建立起来。本文力图通过系统分析、理论建模揭示政府性债务风险形成逻辑, 在此基础上构建政府性债务风险防控体系, 分析风险防控责任主体, 提出控制和防范政府性债务风险的系统化解决方案, 并从宏观和微观的双重视角阐释防控策略与操作方法。

摘要：当前中国政府性债务风险虽总体可控, 但风险不容忽视。在系统分析政府性债务风险累积和演化路径的基础上, 按其生成逻辑, 从宏观、微观层面分析影响和控制政府性债务风险的诸要素, 力图构建债务风险防控体系。

关键词：政府性债务风险,形成逻辑,防控体系

参考文献

[1]清晰认识过度负债危害性, 切实构筑债务风险控制体系[EB/OL].http://new.hzft.gov.cn/gb/hzft/hzch/20102/201012/t20101220_2961.htm.

[2]李燕.地方政府性债务期待规范化、透明化管理[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 2009, (12) .

[3]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课题组.中国地方政府债务态势及其国际借鉴———以财政风险为视角[J].改革, 2009, (1) .

[4]审计署审计科研所课题组.中国地方政府债务问题、成因及对策研究[J].审计月刊, 2010, (8) .

[5]陈庆海.论中国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制度的构建[J].当代经济管理, 2010, (9) .

政府债务风险到底有多大 篇3

果真如此吗？我看未必。从此番审计署的调查看，我国政府债务已然存在四大风险，倘不严加防范，总有一天会出大问题。

风险之一，增速太快。

政府债务总量虽然不大，但增速却呈愈来愈快之势。截至2013年6月底，省市县三级政府债务余额比2010年底增加了38679.54亿元，年均增长达19.97%！而我国GDP增速以年平均计，近些年已降至8%以下。简单一算，5年之后，全国GDP即使按8%增速可以增至70.74万亿元，政府债务亦将迅速增至49.76万亿元，负债率将高达70.34%，已大大高于60%的警戒线！

风险之二，举债过猛。

说到政府债务，各地参差不齐，少者固然无多少风险可言，多者则早已突破红线。截至2012年底，有3个省级、99个市级、195个县级、3465个乡镇政府债务率已高于100%！既然国际公认60%债务率已属红线，100%意味着什么呢？毫无疑问，“百分百”家族中肯定会出现因资不抵债而破产的若干个“底特律”，除非国家采取特殊措施，强制救“市”。

风险之三，政绩推动。

既然国家法律从未赋予地方政府举债权，为什么各级政府却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连年举债而不管不顾呢？原因很简单，债务多则项目多，项目多则GDP增长迅猛。在以GDP论政绩的体制下，谁不愿意多拉些项目多借些贷款尽快把GDP搞上去呢？至于借债有没有必要？还债有没有可能？这就不是本届政府考虑的重点了。只要GDP上去了，政绩出来了，官员升迁了，即使留下问题，请问，与我何干，其奈我何？

风险之四，土地依赖。

政府拼命举债，到底拿啥来还？算来算去，政府手中最大一笔资产就是土地。一亩地从农民手中拿来，“成本”至多数万、数十万元而已，稍一转手即可卖到数百万甚至上千万元，“价值”飙升数倍甚至数十倍！如此超级划算的买卖，哪一级政府心里不是明镜似的？刚看到一组数据，2013年，全国卖地前20名城市的土地总收入已经超过1.5万亿元，同比涨幅达63.69%！有的城市涨幅竟高达300%以上！土地依赖既助长了政府有恃无恐的借债心态，也推高了房价，坑苦了百姓，实在是现行体制非改不可的极大弊端！可以预料，一旦房市变化，再也无地可卖或者卖地利润骤降时，政府债务风险必定骤然凸显。

我国政府债务以上四大风险，从表象看，在其一与其二，然则根子却在其三与其四。本届政府倘不从改革现行体制入手，痛下狠手，彻底变革，“潜在风险”不用几年就会演变为“现实风险”，决策者切不可因某些专家“风险不大”的误判而掉以轻心也。

政府债务和影子银行风险总体可控 篇4

2014-04-20 12:39:43 来源: 新华网

中国工商银行行长易会满19日在此间举行的哈佛中国论坛上表示，中国的政府债务和影子银行风险总体可控。

易会满说，从绝对数值来看，中国的政府债务规模的确较大。据审计，截至去年6月底，全国各级政府债务余额30．3万亿，其中地方政府债务17．9万亿。但整体来看，中国政府负债率还是比较低的，2012年底为36．74％，远低于国际上60％的债务控制参考值。

易会满说，中国财税体制改革也在加快推进，财政收入仍在较快增长，因此政府债务风险总体可控。

对于影子银行问题，易会满认为，影子银行不都是坏东西，它也是传统银行体系的有益补充。中国的影子银行融资大部分投入实体经济，有资产支撑。和金融市场更发达的国家比，中国的影子银行产品大部分结构比较简单，主要是信贷类产品，而且在中国境内、杠杆率不高、大部分处于监管之内。

易会满认为，未来有四大动力推动中国经济发展：首先是城镇化继续推进。从世界范围来看，中国仅相当于美国90年前、日本70年前的水平。未来城镇化进一步提高，既会带来基础设施、安居工程等方面建设投资，也将拉动居民消费和医疗保健等服务业发展。

第二是工业化转型升级。

第三是中国消费潜力巨大，是支撑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2013年，中国最终消费对经济的贡献度为50％，而美国和欧盟的消费贡献度分别为68．4％和78．8％，未来提升空间较大。随着社会保障体系逐渐完善，中国的巨大消费潜力将进一步释放，形成对经济增长的有力支撑。

政府债务风险防控 篇5

中国工商银行投资银行部课题组

发布时间:2011-04-01

摘要：本文以负债率、债务率、利息支出率、担保债务比重四个指标为中国债务风险衡量的主要指标，结合指标测算和债务情况及收入水平进行考察，结果显示中国地方政府整体债务风险可控，在近几年间政府有能力偿还债务利息。但中国债务风险区域分布不均衡，防控重点是经济发展处于全国中等水平的省市，这些省市亟须举债而在风险控制上相对较弱，经济发展较弱的省份需要中央政府的担保举债，经济较为发达的省份基本可以负担本地融资。本文认为，保持宏观经济政策一致性，在债务清理、融资平台公司的处理上应分区域、公司区别对待，这样有利于降低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关键词：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政府债务，债务风险

自2009年以来，关于地方融资平台的讨论不绝于耳，对于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清理、整顿和规范工作，已经逐步开始。2009年10月21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要规范地方政府及其平台公司的举债和担保承诺行为”；2010年1月19日，在国务院第四次全体会议上，温家宝总理提出“尽快制定规范地方融资平台的措施，防范潜在财政风险”；20LO年6月10日，国务院下发了《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至此，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国家层面解决方案正式出台。

虽然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清理整顿已经从政策层面开始，但地方政府的举债经营究竟有何必要性和局限性?政府对债务的容忍度和风险的衡量标准是什么?当前中国地方政府债务有多大，未来几年会发展到多大?中国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风险有多大？在什么情况下会触发?是局部风险还是系统性风险?应该如何应对?这些是本文将要研究的问题。

一、政府负债经营的可行性与局限性

(一)政府负债经营是常态

资本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元素，在资本稀缺的年代，负债经营是经济发展的必然方式，也是政府谋求本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各国经济发展的历程表明，从手工作坊向工业化的发展再到高科技的发展，除了技术进步的因素外，其重要推动力就是资本。政府作为推动经济发展的火车头，仅仅靠量入为出的政策是难以达到快速促进经济增长的目的的，因此，负债经营就成为政府运行过程中的不二选择，例如，2008年年底美国的政府债务率超过200%(见图1)。截至2009年年底，中国政府总负债为15.7万亿元，约占2009年GDP的48%。

政府的负债经营至少有如下优势：一是引领投资，推动经济增长。经济增长的三个引擎投资、消费和进出口，通过发行债务回收资金再投资到实体经济中去，政府主导型投资推动经济增长的功效明显，据测算，在1997-1998年的金融危机过后，我国通过国债项目投资带动经济增长1.5个百分点，1999年带动2个百分点；2000年带动1.7个百分点(郭忠孝等，2004)。二是优化资金配置，提供民间资金投资渠道，分享国家建设的收益。尤其是对中国这样的储蓄率较高的国家，民间积累的资金规模庞大，国家的债务融资提供了一条分流渠道。截至2010年9月末，中国居民存款余额已达到30.42万亿元，中国的家庭储蓄率在近20年一直维持在20%左右的高位，低的有17%，高的有22.9%。三是推动各地公共设施建设，经济发达地区相对较易举债，更能推动公共建设，而不发达地区更需要通过政府担保来融资以加快公共建设。

从国际上来看，政府的负债经营是一种常态。近期《经济学人》杂志披露的数据显示，截至2010年2月，全球各国负债总额突破36万亿美元。日本债务总额占GDP的比重为229%，位居OECD所有成员之首；评级不断下调的希腊负债占GDP的比重为125%，意大利情况稍好，比重为118%(见图2)。

(二)政府负债经营仍存在一定局限性

政府负债为经济的增长及投资渠道的扩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万事万物都有两面性，政府负债经营同样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其一是过度负债可能造成全球经济的拖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日前发出警告称，过高的政府债务水平，尤其是发达国家居高不下的债务水平，可能会严重拖累全球经济增长。IMF在其《财政监督报告》(Fiscal Monitor Report)中称，根据目前的财政政策，全球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可能将每年下降0.5%，而公共债务占GDP的比重将可能比经济危机前的水平上升40%以上，至115%。其二是负债经营使得政府有扩张债务的潜在动力，影响到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政府负债后最终的偿还来源需要依靠财政，若赤字高企，可能逼迫政府不得不通过印钞来偿还，给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带来严重打击，同时引发通胀。其三是地方政府的负债经营在部分国家因为有中央政府的隐性担保，比如中国，可能带来债务的累积，形成系统性偿付风险。

(三)中国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成为政府负债的隐性方式

1994年财税改革后，地方政府财权和事权不匹配，中国经济发展又需要大量资金支持，都是投融资平台产生的根源。各国负债率均高企，中国的政府负债率相对并不十分高，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这一融资模式才是市场担心的焦点。目前来看，中国地方政府债务经营面临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一是以房地产为支柱产业的地方政府收入隐含风险；二是政策调整可能隐含风险，比如我国土地政策、税收政策、公共事业管理政策等的不断调整；三是目前我国投资项目盈利能力隐含偿还风险。

而作为中国特色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在2009年急剧扩张，基于法律框架，政府不能举债，只能通过融资平台变相进行。这种融资平台存在着种种问题：诸如平台公司比较分散，但债务规模庞大；平台公司治理结构混乱，公司间连带关系复杂；平台公司参与项目有众多“面子工程”、政绩工程造成重复建设严重，还款能力难以保障等。因此，中国政府负债经营的方式更多的是一种通过规避现行法律法规的制约而形成的隐性负债，其负债经营的行为在特定历史阶段为经济的快速恢复增长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潜在的风险需要关注。

二、当前中国地方政府债务情况及未来预测

(一)地方政府债务分类

我国地方政府负债是受到严格限制的。这是因为，地方政府负债在当期财政预算及决算中表现为财政赤字，但是我国《预算法》第二十八条规定“地方各级预算按照量入为出、收支平衡的原则编制，不列赤字。除法律和国务院另有规定外，地方政府不得发行地方政府债券。”不仅如此，《担保法》第八条进一步规定“国家机关不得为保证人，但经国务院批准为使用外国政府或者国际经济组织贷款进行转贷的除外。”

我国地方政府债务可以划分为显性债务与隐性债务。显性债务是指经相关部门批准符合《预算法》及《担保法》规定从而能够在当期地方财政预算体现的地方政府负债，主要包括财政部代发的地方政府债券、外国政府与国际金融组织的贷款、国债转贷资金、农业综合开发有偿资金等。隐性债务则不会在地方财政预算中体现。隐性债务的范围比较广泛，并且口径不一。较小口径的隐性债务主要指现存的地方政府负有直接偿还责任、担保责任及兜底责任的债务。更宽泛口径的隐性债务可能还包括地方金融机构的呆坏账、社会保障资金缺口以及政策性增支缺口等。本文主要讨论狭义口径的隐性债务。

地方政府隐性债务有多种形式，既包括地方政府直接欠款，也包括由地方政府为其控制实体担保的融资。前者如近期公布的2009年中央决算报告中提到的农村义务教育“普九”债务，该债务是指各地以县为单位推进“普九”工作，至通过省级“普九”验收合格期间发生的债务，主要包括教学及辅助用房、学生生活用房、校园维修建设、教学仪器设备购置等与学校建设直接相关的债务。后者则主要指地方政府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担保的债务。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是指由地方政府及其部门和机构等通过财政拨款或注入土地、股权等资产设立，承担政府投资项目融资功能，并拥有独立法人资格的经济实体6。根据央行的数据，截至2009年5月底，全国共有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3800家左右。地方政府担保有多种形式，如地方财政出具的还款承诺、地方人大同意将项目还款资金纳入预算、地方政府回购承诺等。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包括银行借款、债券及信托产品等。

(二)地方政府债务结构与规模

受当前我国财政体制制约，地方政府债务透明度较差。这里我们从上述对地方政府债务分类入手，从债务结构与规模两方面考察地方政府债务情况。

1.显性债务。

这部分债务通常是由地方政府直接与中央政府或国际组织签署相关合同，并纳入地方预算，因此具有较强的约束性，地方政府违约的可能性较小。地方政府债券一般期限3-5年，本金到期一次偿还；国际组织贷款一般期限较长，可能会在10年以上，并要求逐年偿还部分本金。

规模方面，这里主要统计地方政府债券。2009年已发行地方政府债券2000亿元，2010年计划发行2000亿元。考虑到目前正在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进行清理，预计2011年中央政府有可能逐步放开地方政府债券发行规模，但也不太可能超过4000亿元。

2.隐性债务。

(1)地方政府直接欠款。这部分债务中包括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或其他实体借款但由地方政府负责偿还的债务，由于与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债务具有一定的相似性，这里暂不考虑。这部分债务由于通常是地方政府对企业或个人负债，约束力弱于显性债务，部分债务期限是不固定的，甚至没有利息。

判断该部分债务规模比较困难。可以借鉴的官方数据是：根据财政部的调查，2007年地方债务总额4万亿元，其中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负债约1万亿元，2007年尚未发行地方政府债券，这样看来，2007年年末地方政府直接欠款大致不到3万亿元。我们判断这一部分债务增速大致与GDP增速同步，2009-2011年大致在3.6万亿元上下浮动。

(2)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债务。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债务包括银行贷款、企业债、中期票据、短期融资券、信托理财产品等。这部分债务由于交易对手为商业银行或公众，因此具有较强的约束力，并且需要支付利息，本金可能是逐年偿还，也有可能到期一次偿还。这部分债务通常是与具体项目挂钩，因此，期限长短不一。

规模方面，中国银监会主席刘明康日前透露，截至2009年年末，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贷款余额为7.38万亿元，同比增长70.4%。我们估计，截至2009年年末，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债券(含企业债、中期票据、短期融资券)不超过2000亿元，信托理财产品余额大致为1000亿元。综合来看，2009年年末，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债务总额大致在7.7万亿元。需要注意的是，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融资大多数是与项目对应的，而这些项目中的一部分是能够产生全部或部分还款来源的。目前还没有具体比例数据，参考其他机构意见，我们判断在40%左右。这样，2009年年末地方政府真正需要承担还款责任的债务大致为4.6万亿元。

关于未来一段时间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债务规模，由于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融资主要是投向固定资产，因此，我们采用2004-2008年间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平均增长率26%来进行预测，则2010~2011年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债务分别为9.7万亿元与12.2万亿元，其中需要地方政府负担部分分别为5.8万亿元与7.3万亿元。很明显，这种预测方式基本上考虑到了极端情形，对地方融资平台债务规模存在一定的高估，但符合谨慎性原则。

将以上各部分债务加总，初步估计，2009N2011年地方政府负担的债务规模大致分别为8.4万亿元、9.6万亿元与11.7万亿元。

需要注意的是，以上仅是对地方政府债务结构与规模总体情况进行的判断与估算。我们认为，地方政府债务结构与规模还与具体区域相关，即不同区域或级别的地方政府其债务结构与规模具有明显的差异。一是地方政府债务区域分布十分不均衡。据近期审计署《关于2009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审计调查的18个省、16个市和36个县中有7个省、10个市和14个县本级债务余额与当年可用财力的比率超过100%，最高的达364.77%。二是市县级地方政府债务负担过重。据同一审计报告，上述地方政府共有各级融资平台公司307家，其政府性债务余额分别占省、市、县本级政府债务总额的44.07%、71.36%和78.05%。三是融资条款可能也有较大差别。一个显著事实是，受财政体制影响，地方政府级别越高，财政实力越强，商业银行在对其融资平台贷款时条款也越优厚，例如，县级融资平台公司恐怕很难享受到省级融资平台公司可以享受到的利率下浮优惠。

(三)地方政府债务的还款来源

地方政府偿还债务大致有三个来源：一般预算收入、基金预算收入及再融资。地方国有资本投资收益也可能作为地方政府偿还债务的一个来源，但鉴于目前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开始起步，政府部门收集的投资收益较少，并且投资基本抵消了收益，尚不能为地方政府形成稳定、大规模的收入源，因此，这里暂不考虑。

(二)长期债务风险触发条件

考虑到各地政府债务期限结构和资产结构存在较大差异，以上静态分析并不适用于所有情况，尤其是需要偿还本金的年份，结论相对乐观，以下讨论还款条件更为严厉的状况，本金并非到期一次性偿还，而是以按揭形式分期清偿，即还款压力分布在整个贷款周期内。大致推导如下：

假设中央政府无财政补贴、地方政府独立经营，则持续经营条件约束为：

当期财政收入+可举债规模≥当期财政支出+待偿债规模

临界点公式为：当期财政收入+可举债规模=当期财政支出+待偿债规模

变换为：可举债规模：待偿债规模-(当期财政收入-当期财政支出)=待偿债规模-当期财政盈余(赤字)

当政府具备举债能力的情况下，总是可以通过“借新还旧”弥补债务负担与财政盈余之间的差额。随着财政状况变差，赤字逐渐增加，债务负担加重，举债能力衰减，直至为零。

即：待偿债规模：当期财政盈余

在待偿债规模和财政收支线性增长且增长率可知的情况下，有公式(1)：

D0=(1+r)n=I0(1+g)n-C0(1+s)n

其中，D0为首年待偿债规模，I0为首年财政收入，C0为首年财政支出，r为债务增长率，g为财政收入增长率，s为财政支出增长率。进一步简化，假定地方财政支出不变，即，为零，得出公式(2)：

r=(1+g)I0／D0-1(2)

利用前文数据r及公式(2)即可求得g，引入C0，代入公式(1)，可得n。

由以上内容可以简单推论，在初期待偿债规模与财政收支情况相匹配的情况下，只有保证财政收入(盈余)增长速度大于等于债务增长速度，债务风险才不会暴露。对于中国的具体情况而言，无论是地方政府债务总额还是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负债规模，绝大部分都来源于银行存款，根据花旗集团的推测，2009年约有1／3的新增贷款流向地方融资平台，若此为常态，则2010年地方融资平台将增加约2.5万亿元贷款，在全国财政收支仍为赤字需要依靠大量发行国债弥补的情况下，无论是地方政府还是中央政府，偿债压力都将十分巨大。

(三)中国各区域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不同

1.各指标的基本假设和分解。假设全国各地区债务结构均一，并且债务规模余额与上年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成正比，之所以采取以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作为各个地区的分解标准是因为地方政府所举债务，其主要用途是在城市基础建设、公共建设等固定资产领域。通过分解可将前文所得政府债务余额、利息支出额和担保债务余额分解到各省级行政区。进一步假定各省份2009—2011年GDP和财政收入增长率均等于1995—2008年均复合增长率，可估算出三年各省GDP、财政收入(见表9)，进而计算出各省连续三年的负债率、债务率、利息支出率以及担保债务比重四个指标值(见图3)。

2.各区域指标情况。各地区地理环境的不同，各地经济发展存在差异，在负债率上出现明显不同。从初步统计结果来看，按照30%的警戒线标准，有8个省份在警戒线之上，包括内蒙古、辽宁、吉林、安徽、江西、云南、西藏、宁夏。这些省份处于我国东北、中西部地区，在经济发展上处于中下游位置，负债水平相对较高，但是总体上最高负债率不超过40%。

从债务率情况来看，最大值为2011年吉林的521%，最小值为2011年北京的74%，除北京2010年、2011年两年外，均超过了80%的警戒线。处于明显高位的有河北、吉林、安徽、江西、河南、西藏(见图4)。

从利息支出率情况看，最大值为2011年吉林的30%，最小值为2011年北京的4%，均低于40%的警戒线。这一结果充分说明我国各地地方政府有足够的能力在近几年内偿还债务利息，压力较大的是河南、吉林和西藏(见图5)。

从担保债务比重情况看，最大值为2011年吉林的542%，最小值为2009年北京的75%，若以80%的警戒线分隔，仅有北京、上海(2009、2010两年)两地不存在风险(见图6)。整体上看，由于关于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的相关规定的下发，地方政府的担保债务将可能难以新增，因此担保债务比重在未来几年将逐步下降，继北京、上海之后，广东的担保债务比重也将低于80%。

3.结论。从各指标的区域分布上来看，与整体情形较为一致，负债率基本在可控范围之内，利息支出率各省均处于警戒线之下，而债务率和担保债务率基本都在警戒线之上，但我们也从中看到一些特点：一是全国经济较发达地区债务规模大，但同时其债务风险相对较小，比如北京、上海、广东等地。二是按照我们的指标来看，并非西部边穷地区的债务风险就一定大。西藏由于地理位置的原因更多需要中央支持，其各项指标均处在高位，但是很多中部省份比如河南、河北等地的风险指标也处在高位。三是以上指标说明，中国债务风险的防控重点在经济发展处于全国中等水平的省市，其急需举债而在风险控制上相对较弱，经济发展较弱的省份需要中央政府的担保举债，对于经济较为发达的省份地方基本可以负担本地融资。

五、建议：政策保持一致，区域区别对待

(一)宏观政策面：宽松政策的退出须多方权衡

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的大规模扩张主要是2009年，这是宏观刺激政策和地方政府利益驱动的双重结果。据媒体统计的数据显示，2007年年末地方政府债务约4万亿元左右，到2009年年末仅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就达到7.38万亿元，而据我们预计，到2011年地方政府负担的债务将达到11.7万亿元，负债率将达到26%。债务的投向主要是基础设施类等公共事业建设，债务的偿还需要地方财政作为最后的保障。在中国并没有地方政府破产这一说法，地方债务偿付不足中央政府会进行处理，而中央政府的债务最终可能通过货币发放权解决。由于动用货币发放权有损政府公信力，是中央政府所不愿看到的局面，因此，在宏观层面政府需要保持政策的一致性。在2009年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下，2010年一季度经济增长持续上扬，但由于房地产的调控政策的持续，以及欧债危机的威胁，经济增长面临“二次探底”的可能。在这种情况下，政策的退出更需谨慎考虑。结合此种经济形势，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如果在相对宽松的政策环境下运行，将可能通过经济增长消化债务，风险将会大大降低。但若政策突然收紧，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将不得不承受更大的压力。

(二)债务面：公开透明，由“乱”到“准”

对地方政府债务融资平台债务偿付的恐慌不仅仅来自于其债务规模大本身，主要还是整个社会对债务不了解。自2009年以来，无论政府、企业还是学术界都在热议地方融资问题，都在谈风险很大，但却又不知风险具体在何处。因此，在当前的状况下，工作的重点或在：(1)摸清地方政府债务具体情况。对于地方政府债务的摸查，不仅仅涉及商业银行，更重要的是要在地方政府层面有一个清醒的认识。2010年6月10日国务院下发的《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中要求，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要坚持按照“逐包打开、逐笔核对、重新评估、整改保全”的原则进行全面清理，及时采取补救措施，确保信贷资产安全。实质上自2010年初以来，银监会一直在要求商业银行对地方融资平台债务进行摸查。只有摸查清楚，才能对症下药，解决问题。(2)公开地方政府债务情况。对于存量债务情况，在摸查的基础上应按照风险大小进行公示，以解除公众疑虑。而对新增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如果能够公开用途，将会减少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资金的挪用，并能够得到社会的监督，这有利于地方融资平台资金的有效使用，同时对外来的还款保障亦有一定的保证作用。

(三)监管面：加强调查审批，区域区别对待

地方政府融资并不能简单禁止，需要在一定规则下加强监管。一是加强债务发行前的调查审批；二是设定事后的债务警戒线；三是加强政府信用评级建设，制定债务评级标准；四是对举债的整个过程进行公开化、透明化。

但是，从我们的分析中可以看到，由于各地情况不同，对于地方政府的融资行为需要区别对待，尤其是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清理上不能“一刀切”。不可否认，地方融资平台在过去几年中为满足现行法律法规要求，为地方建设做出过积极的贡献，虽然现在存在一定的潜在风险，但需要根据各地情况进行区别对待。比如对于经济发达地区的地方融资平台，若经营规范可按要求转制为公司；对于经济欠发达地区，需要对地方融资平台的融资功能和政府行为进行适当剥离，使其能够为地方建设发挥更大作用。

(四)操作面：存量增量治理并举，动态管理

我们认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潜在风险中最根本的是偿付风险，因此，要考虑在“持续性的基础上进行适当控制”，具体的做法是一方面治理存量，另一方面控制增量，操作原则是进行动态管理。

1.解决地方政府收入来源的通畅性。在经济基本面持续向好的状况下，地方政府的收入来源可以得到保障；而一旦经济基本面向好中断，甚至出现“二次探底”，收入来源可能难以为继，这才是地方融资平台偿付风险出现的时刻。因此，保证地方政府收入来源的持续性是解决地方融资平台风险的基础。

在保证收入来源上主要有几个方面：一是保证税收收入的持续增长，这需要经济持续增长的内在支持；二是保证项目收入现金流的通畅，要保证基础设施等项目的持续现金流，就要适当地给予后续资金支持，不能一刀切地将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贷款打死，为了未来可能需要承受短期内的资金再次投入，需要银行等资金供给方进行审慎评价后进行；三是解决以土地出让收入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地方财政经营模式，改变中央、地方的财政分配比例，或形成中央预算建设基金，分配地方项目。

2.银行要抓好债务风险管理。一是对存量债务分类还原，核查担保资产，提取拨备；二是新增融资平台贷款不能停，对于新项目、新融资平台可以停，但对于持续性项目要给予有限制支持；三是贷款与实体项目对应；四是寻求债务转移，可考虑出售债务资产、降低对银行资本的耗用，分散风险。

3.改进地方项目融资手段，疏通地方融资平台的资金来源渠道。地方项目融资渠道单一，致使风险集中在银行体系，若能扩展融资来源渠道，将分散风险，短期内有局部风险，但无系统性风险。一是考虑发行地方市政债，进入直接融资市场融资；二是引入约束机制，由政府直接担保贷款或债务；三是资产证券化，对基础设施项目现金流打包出售；四是融资模式改革，中央、地方间的担保明晰化。

4.转换地方政府项目经营思路。地方融资平台的存在主要是解决地方政府项目建设资金不足的问题，因此在项目经营思路上可进一步解放思想，可考虑将地方项目由私人运营，比如收费公路、机场等设施，将私人资本引入置换政府资本，使政府负债水平下降。

参考文献

政府债务风险防控 篇6

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印发〈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应急处置预案〉的通知》(国办函〔2016〕88号)。同时，经国务院批准，财政部印发《关于印发〈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分类处置指南〉的通知》(财预〔2016〕152号)。就此，财政部有关负责人回答了记者提出的问题。

一、问：出台《预案》和《指南》的背景是什么? 答：实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防控，有利于提高地方政府动态监测、实时预警的能力，提前妥善做好政府债务风险事件应急政策储备，推进风险防控工作科学化、精细化，确保债权人和债务人合法权益，牢牢守住不发生区域性系统性风险的底线。《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规定，“国务院建立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评估和预警机制、应急处置机制以及责任追究制度”。《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2014〕43号)要求，“建立债务风险应急处置机制。各级政府要制定应急处置预案，建立责任追究机制”。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建立风险识别和预警机制，以可控方式和节奏主动释放风险，重点提高财政、金融等方面风险防控能力。

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财政部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及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积极构建规范的地方政府举债融资机制，严格实施限额管理，要求地方政府举债不得突破全国人大或其常委会批准的限额，依法设置地方政府债务的“天花板”;将政府债务全部分类纳入一般公共预算和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改变了以往政府债务游离于预算之外的局面，主动接受人大监督;开展风险评估和预警，督促高风险地区切实化解风险;发行政府债券置换存量债务，有效缓解地方政府到期债务偿还压力，减轻地方政府利息负担;加大专项检查力度，坚决制止违法违规担保融资行为等，既发挥了政府规范举债对经济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又有利于防范财政金融风险，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取得了积极成效，风险总体可控。但当前地方政府债务领域也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主要是局部地区偿债能力有所弱化，个别地区债务率超出警戒标准，违法违规融资担保现象时有发生，一些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存在不规范现象等，需要引起重视。

图之于未萌，虑之于未有。建立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应急处置机制，是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以及预算法相关规定，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水平，全面依法治国，深化财税体制改革，防范和化解财政金融风险的重要举措。《预案》的出台将有力推动此项工作开展。

二、问：出台《预案》的目的以及工作原则是什么? 答：建立健全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应急处置工作机制，坚持快速响应、分类施策、各司其职、协同联动、稳妥处置，牢牢守住不发生区域性系统性风险的底线，切实防范和化解财政金融风险，维护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

《预案》明确，建立健全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应急处置工作机制主要遵循以下原则：一是分级负责。省级政府对本地区政府性债务风险应急处置负总责，省以下地方各级政府按照属地原则各负其责。国务院有关部门在国务院统一领导下加强对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应急处置的指导。跨省(区、市)政府性债务风险应急处置由相关地区协商办理。二是及时应对。地方各级政府应当坚持预防为主、预防和应急处置相结合，加强对政府性债务风险的监控，及时排查风险隐患，妥善处置风险事件。三是依法处置。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事件应急处置应当依法合规，尊重市场化原则，充分考虑并维护好各方合法权益。

三、问：《预案》主要包括哪些内容? 答：《预案》和《指南》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五大发展理念，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在准确研判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我国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状况的基础上，坚持问题导向，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等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遵循市场化、法治化原则，对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应急处置做出系统性安排，充分考虑各方合法权益，明确风险防控底线，建立预警和分级响应机制，严格风险事件责任追究，牢牢守住不发生区域性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一是依法明确适用范围。依据预算法等法律和政策规定界定《预案》和《指南》的适用范围：纳入限额管理的地方政府债务，包括地方政府债券以及尚未置换为政府债券的存量政府债务;清理甄别认定的存量或有债务，包括政府负有担保责任的债务和可能承担一定救助责任的债务。

二是建立分级响应机制。按照风险事件性质、影响范围和危害程度等，将政府性债务风险事件划分为Ⅳ级(一般)、Ⅲ级(较大)、Ⅱ级(重大)、Ⅰ级(特大)四个等级。对Ⅳ级、Ⅲ级债务风险，主要由市县政府立足自身化解;对Ⅱ级、Ⅰ级债务风险，除上述措施外，省级

政府可依据市县政府申请予以适当救助。另外，当地方政府出现极大风险时，中央政府可适当指导。

三是实施分类应急处置。坚持法治化、市场化原则，严格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及其司法解释等法律规定，区分不同债务类型，分类提出债务违约处置措施，明确地方政府偿债责任，实现债权人、债务人依法分担债务风险。

四是严格落实责任追究。风险事件发生后，适时启动责任追究机制，对地方政府有关责任人进行行政问责和追究法律责任，对银行业金融机构相关负责人严格依法追责，增强地方政府和银行业金融机构领导干部的风险意识、责任意识，防范财政金融风险。

四、问：《预案》中提出的地方政府财政重整包括哪些内容? 答：财政重整是指高风险地区通过实施一系列增收、节支、资产处置等短期和中长期措施安排，使债务规模和偿债能力相一致，恢复财政收支平衡状态。实施债务高风险地区财政重整，是地方政府债务应急处置的重要内容，也是世界各国普遍采用的做法。地方政府财政重整计划必须依法履行相关程序，保障必要的基本民生支出和政府有效运转支出，要注重与金融政策协调，加强与金融机构的沟通，不得因为偿还债务本息影响政府基本公共服务的提供。《预案》规定了财政重整的主要措施。包括：

一是拓宽财源渠道。依法加强税收征管，加大清缴欠税欠费力度，确保应收尽收。落实国有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增加政府性资源收益。除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规定的财税优惠政策之外，可以暂停其他财税优惠政策，待危机解除后再行恢复。

二是优化支出结构。财政重整期内，除必要的基本民生政策支出和政府有效运转支出外，视债务风险等级,本级政府其他财政支出应当保持“零增长”或者大力压减。

三是处置政府资产。指定机构统一接管政府及其部门拥有的各类经营性资产、行政事业资产、国有股权等，结合市场情况予以变现，多渠道筹集资金偿还债务。

四是申请省级救助。采取上述措施后，风险地区财政收支仍难以平衡的，可以向省级政府申请临时救助，包括但不限于：代偿部分政府债务，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减免部分专项转移支付配套资金等。待财政重整计划实施结束后，由省级政府自行决定是否收回相关资金。

五是加强预算审查。实施财政重整计划以后，相关市县政府涉及财政总预算、部门预算、重点支出和重大投资项目、政府债务等事项，在依法报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其常委会审查批准的同时，必须报上级政府备案。确有不适当之处，需要撤销批准预算的决议的，上级政府应当依法按程序提请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决定。

六是改进财政管理。相关市县政府应当实施中期财政规划管理，妥善安排财政收支预算，严格做好与化解政府债务风险政策措施的衔接。

五、问：《预案》中提出将对地方政府性债务进行分类处置，请问如何处置? 答：《预案》依据预算法、担保法、合同法及其司法解释等法律规定，区分不同债务类型提出处置原则，实现债权人、债务人依法合理分担债务风险。

一是地方政府债券。地方政府依法承担全部偿还责任。

二是非政府债券形式的存量政府债务。新预算法实施后，地方政府举债只能采取发行政府债券方式，为此《预案》对非政府债券形式的存量政府债务处置进行了明确。债务人为地方政府及其部门的，必须在国务院规定的期限内置换成政府债券，地方政府承担全部偿还责任。债务人为企事业单位等的，经地方政府、债权人、企事业单位等债务人协商一致，可以按照合同法有关规定分类处理。即，债权人同意在规定期限内置换为政府债券的，地方政府不得拒绝相关偿还义务转移，并承担全部偿还责任;债权人不同意在国务院规定的期限内将偿债义务转移给地方政府的，仍由原债务人依法承担偿债责任，对应的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由中央统一收回，地方政府作为出资人在出资范围内承担有限责任，依法实现债权人的风险和收益相匹配。

三是存量或有债务。具体包括：

——存量担保债务。存量担保债务不属于政府债务。按照担保法及其司法解释规定，除外国政府和国际经济组织贷款外，地方政府及其部门出具的担保合同无效，地方政府及其部门对其不承担偿债责任，仅依法承担适当民事赔偿责任，但最多不应超过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的二分之一;担保额小于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二分之一的，以担保额为限。具体金额由地方政府、债权人、债务人参照政府承诺担保金额、财政承受能力等协商确定。

——存量救助债务。存量救助债务不属于政府债务。对政府可能承担一定救助责任的存量或有债务，地方政府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实施救助，但保留对债务人的追偿权。

四是新发生的违法违规担保债务。对新预算法实施以后地方政府违法违规提供担保承诺的债务，参照上述第三类情况中的存量担保债务依法处理。

另外，经国务院同意，财政部专门制定了《指南》，进一步区分存量债务中的银行贷款、企业债券、信托、BT等不同类型，分门别类明确具体处置措施，作为《预案》配套文件印发实施。

六、问：《预案》中为什么要提出责任追究?责任追究的范围、响应机制和程序是什么? 答：防范和化解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事关全局。按照《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2014〕43号)关于建立考核问责机制的规定，《预案》中专门对违法违规责任范围、追究响应机制、责任追究程序进行了明确。

一是违法违规责任范围。包括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等法律规定的行为;违反国发〔2014〕43号文件等有关政策规定的行为;其他违反财政部等部门制度规定的行为。

二是追究机制响应。发生Ⅳ级以上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事件，应当适时启动债务风险责任追究机制，地方政府应当依法对相关责任人员进行行政问责;在地方政府统一领导下，当地银监部门应当对银行业金融机构相关责任人员依法追责。

三是责任追究程序。有关任免机关、监察机关、银监部门根据省级政府审定的有关责任认定情况，依纪依法对相关责任单位和人员进行责任追究;对涉嫌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进行处理。省级政府应当将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处置纳入政绩考核范围。对实施财政重整的市县政府，视债务风险形成原因和时间等情况，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属于在本届政府任期内举借债务形成风险事件的，在终止应急措施之前，政府主要领导同志不得重用或提拔;属于已经离任的政府领导责任的，应当依纪依法追究其责任。

七、问：贯彻落实《预案》应当把握的主线是什么? 答：一是坚持法治意识。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应急处置涉及债权和债务关系。要充分认识地方政府债务管理与一般管理事务的差异性，全面贯彻依法治国的精神，坚持严格依据法律法规规定，妥善应对和处理各种可能出现的风险事件，保护好债权人和债务人合法权益。

二是树立风险意识。要主动适应和引领新常态，把防风险摆在各项工作突出位置。要按照《预案》要求，加强动态监测和实时预警，准确研判可能出现的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及

其原因，对症下药，综合施策，力争把各类风险化解在源头，防止风险加剧或转化，并依法加强对金融机构的风险警示和提醒。

三是增强责任意识。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防控事关总体国家安全。要坚持守土有责，妥善处理好促进经济发展和防范债务风险的关系，处理好金融创新和国家安全的关系，把职责范围内可能引发的风险防控好，不能把防风险的责任推给上面、留给后面或转嫁他人。

四是强化大局意识。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防控涉及中央与地方、财政与金融、政府部门与社会主体、当前地方经济增长和国家可持续发展等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加强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防控，要站位更高一层，坚持从全局视角、整体思路出发研究制定各项政策，维护国家持久安全稳定。

政府债务风险防控 篇7

一、辽宁省地方债务存在的风险及主要问题

(一)政府性债务规模较大

由于依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没有得到根本改变,一些地区为了追求经济增长速度,盲目扩大投资,不顾条件上项目,不仅带来了产能过剩等问题,也导致地方政府债务扩张较快、财政金融风险加大等隐患。地方债务规模过大,意味着地方政府要用较多收入偿还债务,必然会影响地方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且债务规模过大还会使很多行业面临投资盲目扩张、投资规模过大的风险。

(二)政府信誉面临考验

地方政府过度举债会恶化政府公信力和政府形象。我省一些财政紧缺债务规模较大的市县地方政府,政府保工资、保运转的压力较大,偿还到期债务也面临一定困难。这会使政府的公信力和形象下降,公众可能会质疑其提供公共物品和发展经济的能力。同时地方债务扩张也会加大金融体系的信用风险,我省一些市县的地方债务资金是通过融资平台向银行的贷款,若贷款规模逐年攀升地方债务风险向金融机构转嫁、地方政府土地财政失效、房地产市场低迷持续,则可能导致银行贷款无法回收,将对银行业造成严重冲击,恶化政府和金融体系的信用。

(三)过度依赖土地财政

在“发展冲动”和“攀比心理”的影响下,一些地方政府纷纷上马大项目、进行大建设,债务规模增加加快、严重依赖土地财政现象增加趋势明显,很多城市新区的建设缺少规划和延续性,出现“摊大饼”现象,导致土地资源严重浪费,城市过度扩张,耕地流失严重。由于征地规模不断扩大,我省耕地面积已从2000年底的416.96万公顷下降到目前的409.29万公顷,占全省土地总面积的27.65%,人均占有耕地约0.096公顷,这与我国耕地保护政策和耕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背道而驰,也使我省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的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受到威胁。同时由于个别县市现行征地补偿标准与土地的实际市场价值有一定差距,个别地方征地补偿款被拖欠、截留乃至克扣的问题时有发生,失地农民的利益有时难以得到有效保障,对其生活水平和未来发展带来了诸多的不确定性,又由于其在年龄、受教育程度、工作经验及健康等不利因素影响下,将有一部分沦为城市低收入者并可能影响社会安定。

(四)阻碍我省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由于个别地方政府债务规模过大,地方政府为了偿还多年累积的债务,在创新乏力情况下必然会持续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允许高耗能、高污染产业继续存在(因为这些产业贡献的税收是地方政府偿还债务的重要资金来源),造成资源错配、降低经济发展质量、恶化了经济发展的结构性矛盾、拖累高新技术产业等的发展,放缓甚至阻碍我省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长期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模式使得我省经济结构性问题日益突出、经济社会发展面临不确定风险,转变经济发展模式迫在眉睫。

二、防范我省地方债务风险的主要对策建议

(一)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

处理好财政与经济之间源与流的关系,优化经济结构保证我省财政收入可持续增长,处理好市、县级政府的土地财政问题,根据各市、县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确定其政府管理职能范围。在我省目前经济增长放缓、减税让利以及地方债务偿还进入高峰期等多重压力下,地方政府要着眼于本地实际,因地制宜地进行经济结构调整,发展优势产业,改变现行经济增长方式、释放市场活力、促进经济发展、积极培育有潜力的地方税源,并应继续坚持“工业强省”政策,重点发展先进装备制造业、新型原材料工业、高新技术产业以及现代服务业,推动全省经济加快进入创新驱动、内生增长的发展轨道。只有经济有质量高水平地发展,才能带来可持续的、稳定的财政收入。

进一步优化地方财政支出结构。控制行政成本,降低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尤其是“三公”经费比重;加大基础设施建设;集中财力改善民生、支持“三农”、均衡辖区内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继续加大对教育的投入,尤其要重视改善辽西北贫困地区办学条件,努力解决进城务工人员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问题,教育经费应按学校学生人数拨付,均衡公平分配教育资源;建立城乡统筹的社会保障体系,加快社会救助体系等建设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转变理财观念,切实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继续探索更有效的财政资金管理模式,提高政府预算透明度,强化对重要财政支出项目在资金分配、目标实现、制度措施以及社会效益等方面的绩效评价,变财政资金管理的事前“投入控制”为对绩效结果的“产出控制”,不断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

(二)提高政府社会治理水平

各级政府要转变执政观念,认识到政府职能不是直接推动经济增长,而是在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提供、收入分配及宏观经济稳定等市场无法解决或解决不好的市场失灵领域充分发挥作用。对市场能有效进行资源配置的领域,应由市场充分发挥作用,避免依靠政府投入大量资源和要素形成粗放式经济增长模式,应使新型工业化和新型城镇化的良性互动成为我省未来的经济发展方向,坚持以人为本,不断探索新思路、谋划新发展,着力营造良好的产业环境,为微观经济主体提供公平的竞争平台。建立适合我省实际情况的经济发展结构,不断提升我省地方政府社会治理水平,树立以人为本、服务为先理念,顺应我省地方经济社会结构变化新趋势,发挥政府应有作用,运用市场化、法治化手段和科学态度、先进理念、专业知识建设和造福一方,不断提升完善政府社会治理水平。

(三)依法妥善处理政府债务

政府债务规模大小并不是衡量地方债务风险的唯一标准,如果地方政府债务对应的资产优良,债务规模大也不存在风险,如果资产不良,债务规模再小也存在风险。我省地方债务应多用于市政建设、交通运输、土地收储整理、教科文卫以及保障房、农林水等项目建设。我省各地方政府应切实履行到期政府债务偿还责任,对甄别后属于公益性项目债务的,由省里会同市县政府统筹安排预算资金偿还,必要时可以处置地方政府资产;对属于非公益性项目债务的,由举债的政府通过压减其预算支出等措施偿还,暂时难以压减的可由财政先行垫付,并在其以后年度的预算中扣回;对目前存量较大的地方政府债务可以借鉴国际经验通过资产证券化方式打包销售、发行基础设施项目支持债券等方式履行偿还责任;各级政府可将融资平台产生的债务进行分级剥离,将那些流动性较差、但可以产生稳定可预见现金收入的资产或资产组合,如公路桥梁收费权、抵押贷款等,通过一定的结构重组,转化成有未来现金流作为担保的、可自由流通的债券在金融市场进行交易,从而化解政府平台融资违约风险,同时要逐步取消融资平台公司的政府融资职能,推动有经营收益和现金流的融资平台公司市场化转型改制,建立公开透明规范的地方政府债务融资机制;对地方政府存量债务中通过银行贷款等非政府债券方式举借部分,可由省财政在限额内安排发行地方政府债券置换,同时为避免地方竞相发债对市场产生冲击,省财政可根据债务到期、债务风险等情况组织协调,并会同人民银行、银监会等部门做好定向承销发行置换债券等工作;同时依法妥善处置或有债务,对各地政府负有担保责任或可能承担一定救助责任的或有债务,要依法妥善处置,对确需依法代偿的或有债务,地方政府要将代偿的资金纳入预算管理,并依法对原债务单位及有关责任方保留追索权,事后依法进行追偿。对违法违规担保的或有债务,由政府、债务人与债权人共同协商,重新修订合同,明确法律责任,依法解除担保关系。各地政府应多采取通过PPP方式、政府购买服务等措施支持本地经济社会发展,进一步统一思想认识,依法严格执行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并结合本地实际,明确任务分工、积极研究对策防范债务风险、化解债务危机,切实规范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发挥政府债务对“调结构”和“稳增长”的积极作用,推动我省各项事业健康发展。

(四)创新和完善地方政府举债融资机制

处理好债务管理与稳增长的关系,创新和完善地方政府举债融资机制,将目前各地政府不规范的变通的发债方式转化为规范的、限额范围内的发债方式并进行有效管理,防范和化解地方债务风险隐患。对市县级政府确需举借债务的,要求地方政府依照经批准的限额提出债务举借和使用计划,报本级人大常委会批准后,报省政府备案并由省政府代为举借,并合理安排好地方政府债券的品种、结构、期限等债券的发行兑付工作。地方政府要将其所有政府债务(包括直接债务、隐性债务和或有债务)纳入限额,并分类纳入预算管理。一般债务纳入一般公共预算管理,主要以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偿还,当赤字不能减少时可采取借新还旧的办法;将专项债务纳入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通过对应的政府性基金或专项收入偿还;政府性基金或专项收入暂时难以实现(如收储土地未能按计划出让的),可先通过借新还旧周转,收入实现后归还。地方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要对政府性债务依法进行常态化、有效的监督,切实防范债务风险。各级政府要全面掌握资产负债、还本付息、财政运行等情况,加快建立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制度,全面评估风险状况,跟踪风险变化,及时分析和评估债务风险状况,建立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评估和预警机制,可引入第三方评估机构(如大公国际)对地方政府债务评级,对债务高风险地区进行预警;同时地方政府可利用目前我国民间资本充裕、但投资渠道狭窄的特点,充分调动民间资本承接部分地方债务的活力,引进民间资本,这样既可降低地方债务风险,又能使得民间资本找到投资渠道,真正实现双赢;加大民间资本参与政府公共领域经营性项目的投资,推进市政公用事业产业化,将城市公用事业所有权和经营管理权进行有效剥离,吸引各种民间资金直接投资建设和经营,加大PPP等方式筹措建设资金,有效分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五)建立科学规范的政绩考核制度

改革地方政府官员政绩考核制度。加大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产能过剩、科技创新、安全生产、新增债务等指标的权重,将政府债务管理作为硬指标纳入地方政府领导干部政绩考核,引导地方政府官员将短期行为与长期发展有效结合;地方各级政府及政府官员要主动接受本级人大和社会监督,各级人大、纪委等机构也要主动作为。地方政府必须定期向社会公开政府债务限额、举借、使用、偿还等债务管理情况,审计部门要依法加强债务审计监督,财政部门要加大对违规举债及债务风险的监控力度。地方政府主要负责人要作为第一责任人,切实抓好本级政府债务风险防控等各项工作。对地方政府防范化解政府债务风险不力的,要进行约谈、通报等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对地方政府违法举债或担保的,责令限期改正,并按照预算法等相关法律规定追究相关人员责任。根据我省实际情况及不同地方的功能定位、生产力布局、区域特色等分别重点考核城镇化建设、工业化、特色旅游、生态高效农业、政府债务管理等指标,建立不以GDP为核心的地方政府官员政绩考核制度体系。

同时为避免地方债务规模过大及无序发行,预防地方政府官员过度、盲目举债冲动,应强调债务管理结果考核:省政府允许地方政府在其债务限额内自主举债并进行债务管理,省政府只对债务最终偿还及使用结果进行管理监督,根据结果对地方进行奖惩。地方举债发行等(包括发行目的、方式、期限、如何偿还等)需进行可行性论证、实行集体决策并报本级人大或人大常委会审批,参与决策人员终生承担法律责任;与债务相关的地方建设项目及政府担保的参与决策人员也终生承担律责任。

(六)改革完善财政管理体制

改革完善分税制预算管理体制、进一步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建立财权与事权统一对等的财政管理体制。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要求一级政府一级预算,地方各级财政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相对独立。要求一级政府债务应该对应一级财政,而不是对应上级甚至更高一级的财政。地方政府借钱,应该是地方政府出面来借。地方政府能不能借到钱,要看市场。如果市场对地方政府不买账,地方就可能借不到钱或者只能以较高的成本举债。中央政府及省级政府应规范债务融资治理对举债的地方政府信用等级做出评价。严格审查地方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市场投资者可据此判断是否购买地方债,只要地方政府在特定时期内拿出可信的、能够用于偿付债务的财力并为市场所信赖,地方政府债务即可以顺利发行,同时,地方政府债务应由地方政府偿还,地方债问题不能只是看地方债规模有多少,还要看地方拥有多少资产,综合考虑地方资产中有多少是可以变现的,变现的折损率是多少,目前我国地方政府拥有大量资产是基本国情,地方政府资不抵债问题出现的概率较低。因此可以通过完善分税制等改革措施进一步加大地方政府的财税自主权,促进地方政府治理的现代化。

加强对地方债务的规范管理,不仅是国家现代治理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关系着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在确保地方债务助力地方政府经济发展稳增长的同时也要有效防范和化解财政金融风险,正确处理地方债务风险与地方经济发展的关系,坚持科学发展、创新发展、和谐发展,不断增强我省综合经济实力和竞争力,实现辽宁老工业基地的全面振兴,建设富庶幸福文明的美丽辽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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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马钰张翔,“新常态”视野下地方债务管理的研究[J]经营管理者2015.9

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成头号威胁等 篇8

《北京青年报》报道说，由于地方债务的隐蔽性极强，许多地方政府在举债问题上巧借名目，不愿说实话。仅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表明，到2001年底，全国拖欠工程款达到2787亿元人民币，其中政府投资拖欠款所占比重达到26.7％。“地方债的规模庞大、结构分散、隐蔽性强、透明性差等特点都潜藏着巨大的风险因素。”

魏加宁不无忧虑地指出，与各级政府已着手解决银行不良资产相比，地方债务不仅积压的数量多，而且由于地方债务不够规范，债务多为暗地操作，总规模很难摸清，再加上地方政府一般无法破产，债务风险对于政府威信、社会稳定影响非常直接，而且解决起来更加复杂和困难。更为重要的是，在以后经济发展中还有很大的资金缺口，也形成潜在债务的更大风险。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地方债问题”课题组建议，在目前地方政府各种债务堆积如山，隐性风险十分巨大的形势下，与其让各级地方政府暗地里借债，不如“允许地方政府公开、规范地发行地方债”，把发行地方债作为一个重要的“筹码”。

全球奢侈品为何在中国独领风骚？

多灾多难的2003年让全球奢侈品制造商陷入利润猛跌的困境，但对10年前创立的中国最早奢侈品专卖店上海锦江迪生商厦来说，却是历史上最好的一年。

据《新民周刊》报道，导致世界奢侈品消费陷入不景气的原因，是“9.11”恐怖袭击事件、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美国经济衰退、SARS等“所有糟糕的事情接踵而来”，同时也因为奢侈品公司对所有时装和设计产品进行统一规范，让很多顾客丧失了兴趣。

最糟糕的是，最近这几年，原本掌握在家族企业手中的奢侈品制造，随着大部分家族企业被商业巨头购并，形成“品牌集团”，为了实现股东对增长的期望，许多公司开始提供相对便宜的产品，即高消费的平民化，这种战略在一段时间里还是有效的，产品销量激增，但当遇上全球经济滑坡时，对新发展的消费者来说，奢侈品成了不必要的开销。

最近，奢侈品制造商为扭转劣势而重返社会顶层，一些厂商也采取联合的方式来削减成本，在这个领域，联合的趋势已越来越明显。如GIOGEIOARMANI和HUGOBOSS、PRADA、BURBERRY和GUCCI、MAXMARA和ESCADA的联合等等。

而奢侈品厂商最聪明的做法就是“到中国去！”因为中国经济的突飞猛进，已经造就了一大批奢侈品的爱好者，对他们来说，“奢侈品是必需品”，以他们的收入来说，并不算贵。中国典型的名牌崇拜者，每月要将收入的一半用于购买世界名牌服饰。

在上海大概有十几万的奢侈品牌爱好者，这个群体是消费奢侈品的生力军。如今中国的奢侈品市场是20亿美元，这个数字不算大，但上升幅度却是全球之最。

中国最早的奢侈品专卖店上海锦江迪生商厦今年将迎来它的10岁生日。尽管从当年在上海独领风骚，到如今與多个竞争者共分天下，但锦江迪生的男装仍是全中国最强大的，而且，多灾多难的2003年居然是锦江迪生历史上最好的一年。

奢侈品公司在中国的成功与整个全球市场的低迷形成鲜明对照，这是否证明他们的策略是正确的？现在还不好说。不过，奢侈品在中国的发展除生活水平之外还将遇到两大阻力：一是如何应对假冒商品的围攻，其次是观念问题，大多数中国人怀着复杂的心情看待奢侈品，甚至有人认为那是一种与穷人为敌的武器。

企业家应关注中国宏观风险

《中国企业报》报道，在由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主办的首届中国企业发展论坛上，面对全场数百位企业家，樊纲提醒企业家关注宏观风险。

钢铁业2003年的投资增长速度达到30％，是历史上最高的一年。但是，“去年这个行业开会时，会长的结论是钢铁业并不过热，市场仍然供不应求。”樊纲认为需求不可能总是持续在30％的高增长之上，因为市场是有规律的，最终要回到正常的水平。

“有的企业家说再给我一年时间，我的企业就可以长大，也就好办了。实际上，过热经济泡沫破灭后首先受到打击的就是中小企业，最顶不住的也是中小企业。”樊纲谆谆告诫台下的企业家们，“过热时期的高需求会导致很多错误的判断和预期，使企业家产生一些盲目的投资行为，形成下一阶段过剩的生产能力，结果必然出现彼此杀价、兼并重组， 甚至破产清盘。”

但台下有企业家不服，站起来发问：“投资是企业行为，如果投资风险很大，难道企业家愿意飞蛾扑火吗？” 樊纲答曰：“确实有企业家愿意飞蛾扑火，他被眼前的繁荣所迷惑。你愿意投资是你的事情，然而这是我不愿看到的。作为研究宏观经济的学者，不愿意看到很多民营企业家好不容易攒下一点钱积累下的最初生产资本却扔到泡沫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