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文化分析

社会文化分析（精选8篇）

社会文化分析 篇1

[摘要]当前，随着经济的发展，纯粹从传统的经济、政治角度分析社会福利已略显单薄。一个创新的角度是从社会文化的视角出发，探究福利背后的规律和潜在影响力量。通过对社会文化的分析，探究中外社会福利制度差异的本质因素;同时，引入福利文化的概念，从融合而非分离的角度剖析福利与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和作用，可进一步完善中国社会福利制度，为人民谋求更多福利。

[关键词]福利、社会福利、社会文化、福利文化

当今时代，随着经济水平的发展，社会参政意识的提高，全社会对于福利的关注热情愈渐高涨。但是，传统的单从经济、政治角度分析社会福利的方式已不足够。西方学术界渐渐将目光转向其他角度，着力探究福利背后的影响力量。其中，社会文化就属当前的一个比较热门的角度。然而，我国在这一方面的研究还实数少数，依然有待将来的学者不断钻研和发现。

一、有关“福利”的概念综述

提及“福利”一词，首先想到的是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论”，即：人的社会需求有五个层次，生理需求、安全需求、归属感和爱的需求、自尊需求和自我实现的需求。而对于“福利一词的定义应有狭义和广义之分。日常生活中的“福利”一词，往往取其狭义之意，即认为福利是指企业为了保留和激励员工，采用的非现金形式的报酬。而学术研究中使用的“福利”一词，则往往取其广义之意，是同人的生活幸福相联系的概念。英文中福利，welfare一词可以分解为well和fare，即“好的生活”。生活上的利益能否得到达到，好的生活能否实现也就是福利能否满足，从这个角度来说，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论”很好地阐释了福利所追求的五个方面的内容。另外，作为福利的一个重要方面的社会福利，也有着自己的重要内涵。区别于职业福利，社会福利将维护社会稳定和公平作为自己的目标，属于社会政策的范畴。社会福利又由三个部分构成：财政性福利(减免税政策等)，公共服务(公交、治安、教育等)和制度性福利(社会补贴和社会服务等)。我们通常所说的社会福利，就单指制度性福利。

因此，相对于外延更加宽泛的“福利”一词来说，社会福利更加强调一种整体福利的满足和保障。因而其程度与个人追求的福利相比，则着力于“最低”与“基本”。然而归根结底，福利的满足终究只是一种精神和感觉上的考量，很难有一个确切的标准进行量化。并且，纵观当今世界各国，不同国家所采用的福利制度和模式迥异。虽然，这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和财政状况。但是，不容忽视的是，各国对于福利水平“最低”与“基本”的不同感知和概念在其中起着非常大的作用。这种精神层面上的划分和决断不得不说是来源于一种社会文化，一种同宗同源的社会的共同信仰。

本文即从社会福利的角度出发，探寻其背后潜在的社会文化因素以及这种因素在无形中所带来的影响。同时，通过剖析福利与文化相结合的产物―――福利文化，从一种融合而非分离的路径进一步探讨福利与社会文化之间的关系。

二、福利与社会文化分析

早在中国文明初期，现代人归入社会福利的某些观念和体制已有初步朦胧的体现。从传说时代以“养生送死”维护社会正常运行，到孔子在《礼记》中对于大同社会的怀念，我们可以透析出古人对于“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社会福利形式的肯定。但是，这个时期的社会文化带有明显的“宗族福利保障”色彩。社会文化中对于家族等级观念的重视，决定了此时的社会福利普遍以宗法家族作为社会成员间互相救助的基本单位。

近代特别是西学东渐以来，西方社会福利思想及制度开始传入中国，引起了中国人福利思想的巨大转变与发展。在这一时期，福利局限在家族内的观念被抨击直至逐渐被打破。作为中国思想启蒙领军人物之一的康有为甚至要求打破家族的藩篱，构建追求公众的，体现广博“仁爱”精神的“大福利”。而孙中山等人，也致力于构建一个理想的福利社会。虽然，迫于当时的局势和条件，这些思想和主张并未付诸实行，但是，这种福利思想的勃兴，却具有其自身的重要意义。它首次将社会福利问题提升到了治国方略的高度，将近代西方的福利思想融合了中国传统的“大同”理念，构建出一种新兴的社会福利文化，随着宣传力度的加大，日益融入人们的思想观念，为新时代社会全民福利的构建奠定了思想和观念上的基石。

时代发展至今，将文化作为一个重要的变量研究社会福利制度和模式，从文化角度透视社会福利已成为学术界特别是国外研究社会政策的学术群体中一个比较热门和前沿的学术研究领域。据此，形成了文化起源论、文化背景论、文化传播论、文化决定论和福利文化等5种不同的理论观点。其中，作为新兴研究领域的福利文化，是当期最具争议性的话题，这将在下一部分中作具体论述。

综上所述，在人类福利实践活动中的每一个环节，人们都有着不完全相同的观点和看法;在每一个环节的背后，都隐藏着不完全相同的价值判断和主张。显然，这些问题并不属于社会福利实践的表层(操作技术)和中层(制度设计)，而是属于社会福利实践的深层(价值观念)。这些深层的价值文化深深影响和制约着福利实践的中层和表层，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中有着不完全相同的表现。

在传统西方国家，社会福利往往内化为公民的“自我幸福感”和“生活满足感”。在强大的经济实力的保障下，在长期福利国家的构建和不断改革所带来的充分的社会福利方面的实践和尝试下，西方的社会福利思想似乎已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成为保障公民福利权利的基础。同时，社会福利也成为发达国家民众的一项基本的不容置疑的权利。

另外，中国人则有所不同。中国人通常不是从个人权利、意识形态而更多的是从社会文化的角度去理解福利，甚至从道德层面上去理解福利，把社会福利当成是家庭福利无法满足之外的有益补充，进而是实现社会理想、促进社会和谐的手段。也就是说，中国的社会福利侧重于集体意识、侧重于以家为核心的社会福利文化中去理解和建构社会福利。最终，这种社会文化中的“社会认同感”将福利中的个体和社会统一起来，落脚点依然在“大同”。

三、福利与社会文化结合的新产物―――福利文化

“福利文化”一词最早见于罗伯特・平克《日本和英国的社会福利的比较研究―――社会福利的正式和非正式的内容》一文。他认为，在任何社会中，福利文化分成两个部分：价值观，它影响人们对权利和义务的看法;行为习惯，价值观通过它找到了在实践中的表现方式。这两个部分组成的福利文化，一方面是以正式的社会福利项目的形式表现出来，另一方面见于家庭、朋友和邻居间的非正式的互助。价值观主要影响制定社会政策的决定选择，而制度安排则受到国家特色的影响。在这个定义中，平克将文化之于福利的`作用内在话了，将文化与福利放在一个社会福利系统中加以考虑。相比罗伯特・平克的界定，毕天云教授的定义则更进一层。他认为：福利文化是人类在长期的社会福利实践活动中产生和形成的思想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的总和，是社会福利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在这个意义上，如果将社会福利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子系统，那么福利文化就是其中的主观方面，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社会福利系统的运转。

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国家都有自己的福利制度，但是除了核心精神一致，在很多方面，它们各具特色。因此，福利文化在这里就可以作为一个关键的变量，对这种差异性进行有理有据的阐释。在《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福利：民政福利研究》一书中，黄黎若莲从福利文化的角度解释了中西福利制度差异的原因。

她将中国的传统福利文化归纳为五个方面：第一、强调家庭义务和差序格局的相互关系，社会肯定慈善精神，认为它是人性的反映和一种高贵的品德。外来的但已本土化的中国佛教倡导仁慈，这亦巩固了慈善为怀的价值观和实践;第二、儒家思想强调对家庭的责任感，互助互利原则还导致了以本社区和共同职业为中心的互助活动;第三、因为强调家庭责任和政府资源有限，政府除了承担救荒工作之外，并未提供大规模的公共福利;第四、因为人们享受到的社会福利非常有限，并且俱来自与自己切身利益有关的群体，所以人们没有全民共享福利的意识。第五、中国人有强忍艰辛的性格，这源于其独特的文化信仰，亦与生态环境有关，譬如强调勤劳、遏制欲望、自给自足和接受命运等特质也令中国老百姓对官府的要求很低，亦没有养成依赖国家福利的习惯。

因此，究其根本，导致中国社会福利现状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就在于中国长期以来的社会文化：以家族居于中心地位的群体取向的信仰，个人缺乏必要的公民权利意识。在这个意义上，为从根源上完善福利制度，构建中国特色的福利文化就显得尤为重要。从社会公平的价值理念入手，寻求援助共济的制度化发展，同时，进一步提高公民特别是富裕人群的慈善意识，是构建福利文化过程中应走之路。

改革开放30年，成就了中国如今的富裕和盛况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中国人信仰的缺失。西方世界纷繁复杂的观念和思想渐渐迷乱了人们的双眼。在当今中国，一个社会福利还在很多方面有所缺失的年代，一个福利改革仍有瓶颈的年代，我们是否应该换个角度?不再从传统的经济实力和政治力量对比角度寻找答案，而是从更为本源的社会文化中寻找突破。从提高公民福利意识着手，从整个社会的福利文化重构出发，进一步完善中国的社会福利制度，为人民谋求更多的福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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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田毅鹏.西学东渐与近代中国社会福利思想的勃兴[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4)

[3]毕天云.社会福利的文化透视：观念与点评[J].社会学研究，(4)

[4]毕天云.福利文化引论[J].云南大学学报，，37(3)：1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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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黄黎若莲.中国社会主义的社会福利：民政福利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社会文化分析 篇2

群众文化建设是我国长期以来沿用的历史任务,在加快推进文明时代的阶段下,实现了社会主义规范化的框架基础,有助于稳定、加强群众交流的机制效应。长期以来,由于社会大众自身对这类文化模式运行程序有所忽视,再就是学术界整体认识深度有待加深,使得实际职责的划分不够科学和系统。为了更好地展开对群众文化功能的阐述和定义,有关技术人员可以利用现象和传统层面做出细致考察,单纯配合层面解释技巧连接贯穿人类历史文明的线索资料,并为满足先进的生产和生活模式改造指标做出积极贡献,试图巩固社会既有人群的交流传统和灵感传承水平。

一、群众文化的社会功能特性研究

文化要素的动态性特征指明了人类交流机制的渲染途径,而群众文化作为某种社会文化现象,应该被看作是文化整体结构中不可分割的部件,同时研究它特有功能的发挥时机和特别规律。这类文化活动是社会大众建设情感单位的核心制备元素,包含艺术、游戏等先进性内容,就此种理论分析,这方面的文化机制存在其特有的功能模式,令人们在娱乐生活基础上还能重拾生活下去的精神,竭尽全力承担文化搭接工作。

(一)娱乐和交流功能论述。

这部分功效是群众基本的社会理想状态,它的艺术要求不是十分严格,能够容纳较多人数主动性的参加,而且贯彻真正快乐的价值观点即可,这些活动项目如今已经成为现代特有组织的既有交流模式。在充分享受文化权益之后,才有机会在平凡的物质基础上感知幸福滋味。社会生产力和劳动途径逐渐多样,群众已经拥有足够的闲暇时间,但这种大生产模型的异化性质会令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趋向复杂化,感情不但不能长久维持反而逐渐淡化。特别是在城市中心,因为劳动分工原则较为细密,人们往往不会过多干预脱离自己生活圈子的项目,而城乡流动人口现状的追加,使得我国整个传统纯熟社会形态瞬间瓦解。特别是在这种阶段情境下,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沟通更加重要,而群众文化就是落实这一目标的必要平台体系。

(二)符号和象征功能。

在现代社会结构中,涉及不同民族和社区,都十分重视自身的文化形象定义,这有助于在激烈的市场竞争范围下给自己带来稳固的经济和政治文化优势。文化的宣传离不开名片等特定符号的设计,要成功塑造特定城市地区的形象基础,就像选择一个闪亮的符号代表样式,并确保能直接反映当地居民的传统习惯和文化特征,这是城市群众文化质量状况的阐述手段,也是最优活力性质生动的显性标志。形象塑造成为现代化历史的具体要求,意味着传统习惯的创新改进已经势在必行,而这种机制的优良传承正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民族内部冷冻状况,令固定历史形象再度苏醒和更新。在我国大多少数民族聚集地区,都在借用文化综合发展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策略实现历史机遇的争取,并随时使用现代网路传媒技术加以宣传。群众文化如上述内容所述,作为一种符合和象征,代表着特定地区的经济现状和人文情感形式。就拿原生态歌舞表演集资料来说,其表达了云南少数民族群众性文化艺术的活力特征,是传统之美和现代舞台的综合产物,将几乎完全原生态的土族民歌精髓保留并加以修饰,成为当地多民族省份的特定代表符号。这种手段能够给云南地区挽回不少的经济和政治利益,这就充分说明了群众交流文化在现代社会结构中的影响地位,并随时召唤更多新鲜的元素,准备完善我国可持续经济发展局势,并带动创新文化产业的有力工具效应,做好原生态产物的有效利用工作。

二、完善此类工作的现实意义分析

鉴于群众文化是人类社会文化现象的定义标准,同时满足中国特色文化建设标准框架要求,因此选取两种视野角度对其延展功效实现系统定义和判定,争取达到理论和实践意义有力结合的功效。

(一)理论意义。

我国当前实施的群众文化工作战略方向已经确定,包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维护和综合产业渠道的扩展等,都与人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透过群众文化建设和传统恢复工程的关系展开分析,作为代表民族生活方式的必要证据,具有明显的中国特色,是完成多层次的意识形态定义的必要准则,能够为拓展群众情感交流渠道布置全新的领域定义规则。

(二)实践意义。

在广泛吸引社会人群的重视之后,注重分析个人文化权益的保障和全面发展途径,同时做好实践工作者的培训工作,让其掌握群众文化定位模式,并在适应特定人员习惯和心理的基础上提供创新服务,做到一切有的放矢,激发群众文化的内部活力因子,真正做到繁荣当地生活标准的目标。在日后的群众文化宣传工作中,按照它具有的功能和价值定义基础,能够从主流渠道发挥宣传功效,加强精品工程的创作优势,开发非物质物化产业的适应阶层,最后调整系统外部延伸特性,吸引外地经济和人文元素的输入。

“文革”语言的社会文化心理分析 篇3

语言的另一个重要属性是它的文化属性。语言的文化属性的一个基本特征是文化对语言的制约。语言从另一个层面上来看，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语言是文化的表现形式。也因此说，有什么样的文化属性，就会有什么样的语言形式。

语言还有一个重要属性是它的“心理”性。语言的心理性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心理因素对语言的制约。语言是抽象的，但是它的具体表现形式是言语行为，言语在本质上是一个心理过程或思维过程。因此人的心理或思维状态决定了人的言语表现，从而决定了语言系统。反过来，人的语言同样会对人的心理或思维产生反作用，制约人的心理过程，制约人的思维过程。

一、社会语言的基本原则

为了分析语言之于社会的作用以及影响，我们必须建立一些最基本原则作为分析坐标，用它作为基准来衡量社会言语的变异现象。

1．1诚意性原则

语言作为组织社会的最主要手段，它的一个最基本的属性就是“诚实”或“真实”。人与人之间的所有关系依赖于言语表达的诚实性。如果言语不具备诚实性，人与人之间的言语交际失去了最起码的信任，言语就失去了它应有的效用，它也就无法起到组织社会的作用。诚意原则要求说话人必须说真话，由于说假话的后果是使语言失去应有的效度，其后果是说话人以后的话语失去效度。一个社会不可能充斥大量的无效话语。如果一个社会的无效话语达到一定的程度，并且被多数人所承认，这个社会将产生信任危机。语言就难以承担起组织社会的作用。因此“诚实性”是社会语言的第一条最基本的属性，也是言语交际最基本的原则。

1．2言语行为实施权原则

社会的各个成员在社会中具有相应的社会地位和社会角色。社会角色的不同决定了言语行为实施权的不同。社会角色和社会言语行为实施权之间存在直接的对应关系。如同社会角色不能发生错位一样，言语行为的实施权同样不能发生错位。如果发生错位，例如不该具有某种话语权的人实施了不该实施的言语行为，势必造成社会的混乱。经典的例子是一个有妇之夫对另一个女人说，“你是我的太太”，这样的话语是无效的。因为说话者不具备实施“丈夫”的权利。如果一个社会的无效话语达到一定程度，并且这些无效话语被多数人所接受，即无效话语获得了一定的效度，社会规范将受到严重冲击。这是社会言语交际的第二条原则。

以上两条原则来之于奥斯汀（1962）（1）“言语行为”理论中的三个基本条件：

（1）说话者必须是具备实施某一行为的条件的人。

（2）说话人对自己要实施的行为必须有诚意。

（3）说话人不能对自己说的话反悔。

实际上，（2）和（3）在本质上是一样的。从（2）可以推导出（3）。因此我们将言语行为理论的三原则简化为上面的“诚意原则”和“条件原则”。

1．3文化对应原则

文化对应原则指的是文化范式和语言系统的对应关系。不同的文化范式决定了不同的语言系统的结构，同样不同的文化圈有自己的言语行为方式。不同文化圈的人进入另一个文化圈，必须遵守所进入的文化圈的最基本的言语交际原则（违背这种原则有一个层次性的“度”，最底层的也是最重要的层次不可违背，浅层次或许能够被容忍）。否则言语交际就会失败。我们将这种原则称为“文化对应原则”。

1．4言语平和原则

一个正常、健康的社会，其多数成员的心态是相对平和的。不平心态不可能不存在，但是不平心态不应该占社会的多数。平和心态表现为平和的言语形式，反之，不平和的心态往往表现为过分激烈的言语行为。同样，一个社会不可能不出现激烈的言语行为，问题是当我们研究一个社会时，言语激烈形式的分布和频率就成为我们考察这一社会的重要指标。当激烈的言语形式达到一定频率，分布达到足够的平面，整个社会必定出现一种非正常的心理倾斜，其内部组织将出现相应的变化，严重的将导致社会组织的破坏。

1．5准确性原则

准确性原则下面包含四条准则：

可证性准则：话语者的言语必须是可证明的，即必须具有充足理由。同逻辑学上的“充足理由律”。

实在性准则：话语者的言语必须是“言之有物”的而不是空洞不可把握的。

恰当性准则：话语者的言语在大小范围、程度高低等方面必须是恰如其分的，不是故意夸张的。

明了性准则：话语者的言语必须是平实明白的，不是曲折隐讳的。

以上原则“基本上”根据它们在社会言语交际中的作用强度依次排列。

本文试图从以上社会言语交际的一些基本属性出发建立社会言语交际的基本原则，同时将原则作为社会言语分析的参照坐标，尝试用这些原则简要分析“文革”中的一些语言现象。

以下我们逐条分析“文革”中违背这些原则的言语现象。

二、条件原则和诚意原则

2．1我们先分析违背条件原则的言语行为。

“文革”中，所有不正常的话语中，最为严重的是违背条件原则的言语现象。条件原则要求说话人拥有实施话语内容的权力。否则可能造成的后果有两种：一是造成纯粹的无效话语，二是造成抢夺话语权的社会组织混乱。下面是“北京十四中红卫军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六日”的一张“《告全国人民书》”的部分内容，从这个例子中可以看到文革中典型的违背条件原则的言语行为：

“你们今后一律不许给那些资产阶级狗崽子、流氓、阿飞、小瘪三们理怪模样、妖里妖气的头发，什么无缝青年式、青年波浪式、螺旋宝塔式、鸭子屁股式……（以下删去约100字）

“资产阶级老儿们，顽固不化的狗崽子、孝子贤孙们，绝不允许你们梳大背头，穿着牛仔衫、鸡腿裤、火箭鞋到处放毒，绝不允许你们梳着鸭屁股头发，抹着夜来香，擦着香粉，穿着牛仔裙、港式衫、高跟鞋到处乱窜。只许你们老老实实，不许你们乱说乱动……（此处删去60余字）

“所有房主们……而今你们还收房租，继续剥削劳动人民。你们这些吮吸劳动人民血汗的臭虫，必须停止吸血，房产一律归公。住户们一律不向房主交租子！各地房管局的革命同志们，望你们办理好房产归公手续，马上把房产接收下来。

“中国人民银行各分行的革命同志，我们向你们发出通令：立即没收资产阶级的股息和取消存款给利息的作法……（以下删去若干字）

“上述条令，自张贴日起，即时生效！若有违犯上述条令者，我们将采取必要的革命行动！

“北京十四中红卫军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六日”

这段由一群十七八岁的“红卫兵”写成的《告全国人民书》中所使用的六个“不许”以及大量的命令式言语行为，与话语者的身份和权限不符。说话人并不具备行使这一行为的权力。因此，在正常情况下，这些具有夺权性质的话语只能算作无效话语。受话者可以不必理睬。但是，如果说话人不仅仅是停留在言语行为上，同时还将言语内容付诸行动，并未得到社会力量的抵制，那么夺权话语就可能成为事实，可怕的事件就会发生。事实上，文革的悲剧就在于大部分人默认了这种话语强权。

2．2再来分析违背诚意原则的言语行为。

违背诚意原则，有时候并不是人们的初衷，更多的时候是不得已而为之。最原始的违背诚意原则的原因恐怕是慑于一种权威或心理高压。孩子撒谎通常与父母的高压有关。文革中的政治高压更是造成了一代中国社会群体的“集体说谎症”。也同样不能幸免。

如果这种“说谎症”成为一种集体行为，肯定会造成时代的悲剧，也会影响文革以后的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现在中国社会的相当一部分话语者都在违背这一原则，它可能会造成整个民族文化的异化，造成民族品格的灾难。

文革中形成的一大怪异就是言必称“最高指示”，做任何事情都要先引用一段“毛主席语录”。而实际上说话人并不真的要实行语录中的内容。就连一对恋人申请结婚，也要先说上一段：“我们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而实际上很可能这两个人是同乡，结婚的目的很简单：就是想结婚。但是必须这样说。这样的行为形成风气，后果便是践踏了人最基本的诚实，人人言而无信。一个社会多数人说假话，或者在公开场合一定说假话，并且形成一种“规则”，这是极其可怕的。这一负面影响集中反映在干部身上：台上说的与台下说的、当面说的与背后说的可能完全不同。文革的这一流毒至今影响着中国社会。当今中国社会上所有的阴暗面，包括贪污腐败与这种违背诚意原则的言语行为有关。

有作者批评近年来的一些流行歌曲“不是源于真切的感受，而是源于某种方向性的引导和趋奉”。例如：“‘那个喜呀，那个乐呀，那个敲呀，那个打！’（陈红演唱《喜乐年华》）‘咱老百姓真呀真高兴！高兴！高兴!’（解晓东演唱《咱老百姓》）‘昨日你过年才包饺子，今天我天天过新年。’（李殊演唱《中国在改变》）‘福到千万家，家家都是一幅画；安居乐业享天伦，国泰民安满中华’。（金彪、杨洋演唱《福到千万家》）‘四海同庆恭喜发财心呀心相通，花也红心也红富贵在手中。’（尹相杰、于文华演唱《满堂红》）”这些词作者似乎根本看不见“上千万的下岗职工和五千万的贫困人口问题，还在那儿反复狂呼“高兴”，虚伪加上蛮横，最终声嘶力竭。”“加上词作本身粗陋低劣，所以使人怎么听怎么觉得是‘那个空呀，那个假，那个浅呀，那个傻！’”（2）

这些现象似乎是文革语言假话、空话、大话在今天的翻版。

三、文化对应原则

不同的社会群体普遍接受相应的文化模式。典型的是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差别。例如东方文化中谦虚和自贬容易让人接受，是一种美德；而西方文化普遍接受鼓励和赞扬。长幼有序、等级观念在东方有着几千年的传统，而西方普遍接受个人自由和平等意识。这是两种不同的文化模式，谈不上好坏优劣。

不同的文化模式有相应的语言系统与之对应。这种文化模式进入了语言的音位系统和词汇系统。它左右着人们的行为规范。我们很难想象一个典型的日本人或韩国人对他的长辈用不带有敬体形式的言语方式。我们也很难想象一个美国人用东方言语交际形式对他的下司说话。

一个社会群体普遍接受的文化范式，不太容易改变。虽然东西方文化在最近的几十年里得到了更多的交流。因此，现代社会对偶尔违背传统文化范式的言语行为大多采取比较宽容的态度。但是，在东西方文化完全交融之前，违背传统文化范式，仍然是很难接受的。如果一个社会在短时间内出现大量突破传统文化范式的言语行为，它预示这一社会系统出现了问题，和可能伴随深刻的社会变革。我们来看看当时只有二十来岁的谭力夫在文革中的一次集会上演讲的结尾：

“关于阶级路线的问题，你们来一百人，我一个也能对付！（掌声）老实告诉你，我们的根子硬，我们的根子在哪？（群众：毛主席！）你看，这还怕什么？（大笑，热烈鼓掌）有人说共青团要打烂，连党也算上，该砸烂的就砸烂!（掌声）连这个学校我看都得砸烂！（热烈鼓掌）有人跟我讲什么黑格尔，费尔巴哈，我不懂那一套，我只知道毛泽东！（热烈鼓掌）（谭力夫：在8.20辩论会上的发言，上海市上海中学《思潮集》，1968年）

从上面的言辞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年轻而又狂妄的“风流”人物。他漠视任何权威，把大言不惭当作气势豪爽。东方文化的那种温文尔雅、有礼有节荡然无存，只有在这样的心态下才可能出现践踏师道尊严、斯文扫地、摧残千年礼仪文化的惨剧。于是我们在下面看到的是又一次“打倒孔家店”的场面：

“打倒‘孔家店’！火烧‘孔家店’！把孔‘泰王’拉下马来，砸它个稀巴烂！我们要把一切旧势力的代表打倒，什么周公、鲁公；什么宗圣、复圣；什么圣谕，什么钦赐，统统见鬼去吧！”（火烧孔家店──讨孔宣言，北京师范大学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井冈山战斗团，1966年11月7日。）

“‘粪土当年万户侯’，我们就是要骑在‘圣人’的头上拉屎拉尿！”（清华大学伟大转折纵队00支队，1976年9月14日）

这样的言语行为和中国古典文化、和东方的儒家文化完全不同。可以算作是对中国文化的经典背叛。这种背叛如果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其后果是造成文化断裂和信仰危机。对文革以后形成的信仰危机和文化断裂，不能不说和这样的言语行为有关。这对一个有悠久文明史的民族来说是一种一两代人难以弥补的灾难。

四、平和原则

心理平和原则还包括语言单位的使用机率。一个社会往往有一些社会热点问题，这些都是语言的时代特征。但是当一些反映社会热点的语言单位的使用机率超过正常范围，这也说明社会群体的心态发生了严重倾斜，与之共生的是一些不正常的社会行为。文革中严重违背心理平和原则的语言现象就是“语言暴力”。至今为止还让人心有余悸的语言就是：火烧×××、踏平×××、打倒×××，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这些言辞的使用频率相当高，当时在全国几乎随处可见。我甚至见过“油煎×××”的标语。所用言辞之激烈，可谓旷世空前。

再请看下面的例子：

“今天世界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统帅的第一次文化大革命向最后胜利冲去了，资产阶级要彻底完蛋了！”

“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清华大学伟大转折纵队00支队，1976年9月14日）

“我们什么也不怕！这个反我们造定了。不反到底，死不瞑目！谁他妈的敢反‘自来红’就让他尝尝我们‘自来红’的厉害！”《兵团战报》，1966年11月26日）

“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红卫兵，天不怕，地不怕，为了革命利益，刀山火海也敢闯！我们现在要起来为革命造反！造资产阶级的反，造修正主义的反，造反动派的反，造一切剥削制度的反，造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反，造阻挡通向共产主义的一切牛鬼蛇神的反！反！反！反了这些，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就会飞速向前发展，共产主义的康庄大道就在我们眼前！”（北京十四中红卫军，1966年8月26日）

激烈的言辞反映了一种激烈的、甚至是被扭曲的狂热的心态。在这种心态的驱使下，通常会出现过激的行动，其直接后果就是物质和肉体上的伤害。文革中我们看到的几乎所有的校舍没有一块完整的玻璃窗，自杀、被杀的知识分子无以计数。这样的历史悲剧值得后人借鉴。

激烈的言语行为对语言系统来说还具有破坏性。这主要表现在严重挥霍语言单位的能量，使得语言单位语义严重贬值，特别是形容词和副词。如果一个语言中的“最高级”使用过多，原有的最高级形式将会贬值，表达能量下降。那么，为了表达更“高级”的形式，不得采用其它形式，由于“不平”心理的驱使，造成恶性循环。结果我们在文革中看到了连续使用“最”的表现形式。这就是对语言系统的破坏。

五、准确原则

5．1可证性准则

“可证性”的意思是说话人对自己的话语可以做出相应的论证。违背这一准则的是“无理证明”。

记得文革中有一首歌颂文革的歌曲，开头是：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来就是好！就是好！”

这是比较典型的无理证明：“好，就是好!”

再请看下面的例子：

“当代的中国是世界矛盾的焦点，是世界革命风暴的中心”……“当震撼世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即将以雷霆万钧之力从东方兴起的前一刻，毛主席以他气吞山河的无产阶级伟大胸怀向世界宣告……”

这些也是无理证明。说话人根据什么理由说“当代的中国是世界矛盾的焦点”？又根据什么说“是世界革命风暴的中心”？至于“气吞山河的无产阶级伟大胸怀”也没有进行证明。无理证明也是一种语言暴力，语言强权。

无理证明的另一种变体是大量地违反充足理由。下面的例子：

“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刘少奇的得力干将陶铸就是‘袁世凯’式人物中的一个。袁世凯式的人物都是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也是篡党篡政篡军的阴谋家。他们第一个特征就是千方百计贬低毛主席，贬低林副主席”。（清华大学伟大转折纵队00支队，1967年9月14日）

在这里，贬低毛主席或林副主席就是“野心家和阴谋家”的证据。这也是一种语言强权。

5．2实在性准则

违背实在性准则的是空泛言语行为，或者说言之无物。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实行无产阶级政治挂帅。”

一九六六年八月八日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十六条”），在这里“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具体内容没有任何说明，“无产阶级政治”的具体内容也不清楚，由于内容不清楚，可操作性几乎等于零。结果这些口号就成了“嘴上功夫”，仅仅停留在、也只能停留在嘴上。

这种言语形式司空见惯。最多的是见于大幅标语，例如：

“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问题是这样的话语通常缺乏主语，在一个句子中有明确的行为动词，但是没有确定施事主语，那么惟一可以推定的就是“一切人”。但是如果做出这样的推定又是错误的，因为它肯定不包括对立面的人，也不包括无力实施这一行为的人。那么，这一施事主语又是指称什么呢？这样的语法结构在文革中铺天盖地，它甚至已经麻木了一代国人的神经。

即使是文革过去二十几年的现在，出现类似语法结构相同的标语，也已经不容易被人们所警觉。人们已经忘记了“提出话语的权力、实施话语的对象”这样一些最基本的语言学问题了。这种隐去话语所有权、话语实施人的言语行为，已经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势。这对一个民族始终保持清醒的判断力是相当有害的。至今我们仍然可以常常见到一些领导干部，开口就是“高举……”已经成为一句口头禅，如果我们问“高举……”的内容是什么，这个问题似乎就很难回答。因为这是一种内容含糊的空话。空话至今仍然被人们沿用的翻版常见的是“大力提高”、“认真加强”、“坚决贯彻”、“坚决拥护”如此等等。所有这些形容都没有量上的规定，语义模糊，弹性相当大。如果一个社会绝对欢迎空话，不能不引起社会的高度重视。

语义空泛的另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文革中“我们”的使用。由于“我们”不仅指说话人，所以常常被用来壮胆同时又推卸责任。虽然在一般的言语表述中，“我们”可以用来表达谦虚，但在文革后的今天，我们每个人似乎更应该有勇气承担责任。只有每个人都承担起自己应付的责任，才能做到职责分明。“我”就是“我”，“我”不是“我们”。

言语空泛的另一个例子是：“有关部门”中的“有关”，这个词看起来是“有指”的，而通常却是“无指”的。

5．3恰当性准则

违背恰当性准则表现为话语的夸张。夸张作为一种修辞手段，未尝不可。人们很容易理解夸张的修辞属性，不会把修辞上的夸张当作真实的现实事件。但是文革中的语言通常多见的是不属于修辞的夸张。看看下面的例子：

“当代的中国是世界矛盾的焦点，是世界革命风暴的中心，对于中国向何处去这一举足轻重的重大课题，世界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毛泽东同志表面上只作了抽象的预见，当震撼世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即将以雷霆万钧之力从东方兴起的前一刻，毛主席以他气吞山河的无产阶级伟大胸怀向世界宣告，全国的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是廿世纪六十年代的北京人民公社的宣言’。”（清华大学伟大转折纵队00支队，1967年9月14日）

上面的话语中如果“雷霆万钧之力”和“气吞山河”属于修辞性夸张的话，“世界矛盾的焦点”、“世界革命风暴的中心”、“世界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震撼世界的”则属于非修辞性夸张。不是一种“实事求是”的言语行为。这种思维方式跟“十五年超英国”、“亩产万斤粮”属于同一种类型。这种语言通常会鼓励自我膨胀的心理，最后使言语者本人走向沙文主义。

5．4明了性准则

明了性准则要求话语直接不隐讳。

在社会活动中，任何权威压力除了可能造成对话者对假话的选择之外，另一个直接后果就是造成对话者的言语隐讳。有两种情况，一是少说话，让人不得要领；二是说些冠冕堂皇的话，或者有话不直接说，绕着弯子，有的故意就用语义模糊词让人不得要领。有些典型的词已经被大家所接受，例如：组织问题、个人问题、生活问题、进步了，如此等等。

从语言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语言的投入和所要表达的意思之间有一个恰当的“量价”关系。如果一个人对要表达的意思所投入的语言量（或曰：言语成本）远远大于社会平均标准，就属于一种非正常现象。言语隐讳属于一种远远高于或低于正常标准量的语言投入行为。这两种行为都会造成理解上的困难，降低言语交际的效率。如果一个社会在整体上发生了类似的偏差，就属于一种不正常现象。清代末年的“文字狱”所造成的后果就是社会整体的缄默。相反的情况则是言之无物，说了半天听话人仍然不知所云。在这样的社会中，听话人要想听懂领导的话，必须练就一种特殊的本领，要学会从话中听话，听出弦外之音。这种极大地浪费时间精力的交际方式已经成为某些社交范围的一种象征。如果人与人之间的有话不直说，这样社会生活是不正常的。

一点余言：

本文在奥斯汀言语行为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以上五条原则，并试图用这些原则作为坐标来分析文革中的一些言语行为。希望这样的分析方法能够在其它社会言语行为的分析中也有作用。

语言学史上曾经出现过一种理论叫“萨丕尔、沃尔夫假说”。大意是人的语言会对思维产生极大的影响。这一理论在一定程度上是很有道理的。如果说语言和思维是相辅相成的，语言就可能对思维产生影响。因为理论思维主要是通过语言进行的，一种语言模式使用久了，当然就会对思维产生影响。本文的另个结论就是希望社会通过清理文革遗留下来不良社会言语行为，提高社会组织效率。以免这种错误的言语行为影响整个民族的心理素质。

本文写作过程中陆丙甫、黄锦章、余志鸿、张忻、邵菁等诸位先生曾提出过不少有益的建议，特此致谢。

注：

（1）J.Austin:HowtodothingswithwordOxford:TheClaren－donPress,1962。

材料分析·推进社会主义文化繁荣 篇4

【2018中公遴选·材料分析】

推进社会主义文化繁荣

【导语】2018各省遴选考试在陆续进行，由于遴选考试信息非常繁多，中公公务员遴选考试网会及时公布最新的遴选考试信息，便于考生查阅。

背景链接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进，我国国际地位大大提高。与此相适应，我们的文化视野不断拓展、文化自信不断增强。所有这些，为中华民族文化繁荣复兴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

总书记所作的党的十九大报告站在时代和全局的高度，深刻阐述了文化和文化建设的地位作用，深刻阐明了在新时代以什么样的立场和态度对待文化、用什么样的思路和举措发展文化、朝着什么样的方向和目标推进文化建设等重大问题，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提供了根本遵循。

综合分析 [权威论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习近平[原因] 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是党的十九大报告中的重要内容。新时代下，人民的需要已从物质文化需求发展到对美好生活的需要，这对我国文化建设也提出了新要求。

放眼全国，从东部沿海到西部边陲，公共文化设施成为各地重要的标志性、功能性的文化建筑;从中心城市到山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成为城乡群众都可以便利获得的基本权益;公共阅读、艺术普及、非遗传承以及丰富多彩的文艺活动已经越来越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内容。

当前，我们的文化视野不断打开，但有些文化的“开放度”依旧有待提升。例如，有的场所作为历史遗迹，长期以“保护”的名义被“铁将军”把门;有的文保建筑，明明是开放的，普通群众却“没资格”进入;有的文物，被一些单位藏着掖着，生怕失去了研究的“首发权”。文化遗产有自己的生命历程、自己的责任……服务于当下和未来，这样才是有尊严。

[意义] 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国发展正处于新的历史方位。新时代意味着新任务、新要求，新方位意味着新起点、新作为。我们必须深刻认识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的重大意义，以强烈的时代责任感，更好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

首先，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一个没有精神力量的国家难以自立自强，一项没有文化支撑的事业难以持续长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进行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现在，我们正在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只有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才能更好凝聚起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的强大力量，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

其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必然要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华民族之所以成为世界上伟大的民族，就在于我们有5000多年的文明历史，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化，不仅为自身提供了丰厚滋养，而且为人类作出了卓越贡献。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只有推动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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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才能更好提振起全党全国人民的信心和斗志，奋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奋勇前进。

再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是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必然要求。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文化既是凝聚人心的精神纽带，又是增进民生福祉的关键因素。如果没有精神文化生活的充实，就不可能有真正幸福的人生和美好的生活。随着生活水平不断迈上新台阶，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越来越强烈，更加期待好看的电影、电视剧、图书、戏曲，更加追求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生活，更加盼望社会风气和文明风尚的提升。只有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才能更好适应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促进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达到新的高度，让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更丰富，基本文化权益保障更充分，文化获得感、幸福感更充实。

最后，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是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必然要求。任何一个大国的发展进程，既是经济总量、科技力量、军事力量等硬实力提高的进程，也是价值观念、思想文化等软实力提高的进程。当今时代，国家核心竞争力中的文化因素越来越突出，谁拥有了强大的文化软实力，谁就能够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提高文化软实力，不仅关系到一个国家在世界文化格局中的地位，而且关系到一个国家的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只有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才能更好展现中华文化独特魅力，使中华文化影响更加广泛深入，形成与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国家文化软实力，为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提供有力的硬支撑。

参考对策

中公教育总结，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了新时代文化建设的指导方针和发展路径，我们必须牢牢把握、始终坚持，并自觉贯彻落实到工作中去，努力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上实现文化新跨越、创造文化新辉煌。

一是文化建设必须牢牢站稳人民立场，自觉服从服务于大局。一旦脱离人民，文化建设就会丧失根基，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一旦偏离大局，文化建设就会迷失方向，给党和人民事业带来损害。要更加自觉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把人民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让文化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不断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

二是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是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关键所在。要提倡创新，提倡不同观点、不同风格、不同流派相互切磋、平等讨论，鼓励解放思想、大胆探索，尊重差异、包容多样，让文化创新精神竞相迸发、持续涌流。当然，我们讲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并不是无原则的尊重、无底线的包容，决不能让错误的东西、腐朽的东西、落后的东西滋生蔓延。要注意研究纷繁复杂的文化现象，辨析主流与支流、区分先进与落后、划清积极与消极，营造风清气正的文化生态。知识分子是文化建设的重要力量，要认真贯彻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加强团结、加强引导，最大限度发挥他们文化创造的积极性，最大限度把他们凝聚在党的周围。

三是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创新创造是文化的生命所在，是文化的本质特征。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文化的发展，都离不开继承传统和借鉴外来，更离不开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凡是源远流长、历久弥新的文化，既渗透着历史基因又浸润着时代精神，既延续着本土文化的血脉又吸纳着外来文明的精华。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推动文化繁荣发展，必须正确处理“守”和“变”、“中”和“外”的关系，做到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要客观科学礼敬地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和实践要求对其内涵和表现形式加以补充、拓展、完善，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充分展现中华文化独特魅力和时代价值。

文章素材 [标题] 1.繁荣中华文化 实现伟大复兴 2.文化繁荣，故事还能更精彩 [开头] 示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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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化化育着中国人生活、规范着中国社会，同时为中国人提供了高远的理想。比如，“大同社会”的观念，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崇尚和谐公正的价值取向;“协和万邦”的观念，与我们今天所说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息息相通;等等。中华传统文化的瑰宝在于它的文化理想与道德理想，在于它的大同思想与整体主义;还在于它的务实性与“此岸性”，在于它的自强不息与“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精神。推动文化繁荣发展，意义重大。

示例二

随着消费观念的更新，文化消费已逐渐成为人们追求生活质量的新标志，人们的消费领域从传统物质产品消费逐渐向文化产品和服务领域拓展，文化消费领域出现了许多新现象、新情况。但是，我国文化消费量总体上仍处于较低水平，存在明显的消费缺口。可见，提升文化消费水平任重而道远，需要我们通过多方努力来实现。

[结尾] 示例一

文化艺术属于人民，一切文化创新的手段也必须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唯有扎根人民、扎根生活，从人民的伟大实践和丰富多彩的生活中汲取营养，始终把人民的喜怒哀乐放在心中，才会有创新活力的充分涌流，才会有文化精品力作的春色满园。

示例二

费孝通先生曾说过，“文化是人为的，也是为人的”。人民生活富裕了，文化需求自然就会产生。虽然现在我们的市场还处在一个初级的阶段，文化消费的潜力也没有得到充分的挖掘，但这恰恰是希望之所在。提升文化消费水平，就是要让人们在生活中“打起精神”，以饱满的精神和热情去创造美好的未来，为“中国梦”的早日实现贡献一份绵薄之力。

申论范文

建立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文化是一个社会的灵魂，公共文化是社会稳定、和谐、健康发展并形成社会凝聚力的最基本的因素，而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立不仅有助于提升国民文化素质，还能扩大文化消费市场，为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扎下深厚的根基。

然而，当前，公共文化服务存在着一些亟须解决的问题。比如，公共文化服务不均等。既表现于城乡，也呈现于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文化经费投入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仍然偏低;如何引导、激发社会力量参与公益文化服务的热情，也需要有完善的措施。这些问题出现的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一些基层政府，并没有真正意识到向民众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责任，从而积累了大量历史欠账。

可喜的是，当前系列政策和会议把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推动文化繁荣提升到了比较迫切的位置，将文化建设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事实上，我们各级政府也已经做了一些成功的尝试，比如国家级、省级美术馆全部向公众免费开放;全国所有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站)实现无障碍、零门槛进入，公共空间设施场地全部免费开放，所提供的基本服务项目全部免费。这些耳目一新的举动必将推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为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供强大的政策支持。

由此可见，建设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促进文化大繁荣大发展，要坚持以政府为主导，统筹规划、合理布局。要加强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公共文化服务网络，让群众广泛享有免费或优惠的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这是文化大发展的根基。要进一步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创新公共文化服务运行机制，努力提高公共文化服务的能力和水平。

另一方面，要动员社会各方面力量广泛参与，形成推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强大合力。要在公共文化服务领域引入社会资本和市场竞争机制，解决我国长期以来我国公共文化服务领域存在的单一国有资本投资体制和投资效益低下、基础设施落后、覆盖面窄的城乡“二元结构”问题，以及国有文化事业单位机制不活、服务数量不足、服务质量普遍较差的问题。

调动全社会参与公共文化建设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加快构建高效、覆盖全社会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从根本上来说，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离不开国民文化素质的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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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提高，政府有责任向社会成员提供基本的、均等化的公共文化服务。同时，也要充分发挥市场在文化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最终实现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

部分来源：

社会文化分析 篇5

摘要：汉语言文化是我国千百年留下的精髓，然而近年来，社会汉语言文化水平弱化问题越来越严重，当今社会用字不规范已非常普遍，汉语言文化水平弱化严重这一问题已成为众所周知的事实，其原因主要是自身学习的主观能动性较差，社会用字不规范，随处可见的错别字牌匾，导致了文字秩序使用的混乱，学校作为这个社会的一部分，学校的课程设置也会影响学生学习汉语言文化的积极性，也是导致社会汉语言文化水平弱化的原因之一。本文针对现阶段社会汉语言文化水平弱化问题进行详细剖析，并给出具体的解决方案。

大学文化建设的文化形态学分析 篇6

大学文化本质上反映大学的.生存方式和竞争方式,建设大学文化就是要以根源性的方式重构大学的生存方式和竞争方式;以文化形态学的理论视域解读大学文化和建设大学文化是基本的路径选择.

作 者：张永新 ZHANG Yong-xin  作者单位：大连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辽宁,大连,116622 刊 名：大连大学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OF DALIAN UNIVERSITY 年，卷(期)：2005 26(1) 分类号：G0 关键词：大学文化   文化形态   生存方式   竞争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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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度文化

社会文化分析 篇7

依据现代化理论的观点, 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区别主要体现为人们的价值观念、社会态度、社会规范、政治制度等方面的差别。结构功能论的创立者是帕森斯, 这一理论认为, 任何社会现象都可以被看作一个系统或多个系统。任何系统都包括结构、功能、行为者、价值、规范、目标、投入、产出、反馈等变量。结构是指系统中各成分之间的相互联系和作用的方式或顺序, 功能则是指结构内部的各种成分与外部情景相互作用所表现出来的特性和能力。根据帕森斯的模式变量理论, 在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 行动者的“选择取向”、“价值标准”、“角色关系”、“行为动机”、“角色评价”五个方面都是不同的。本文借用现代化理论学者帕森斯模式变量理论并举出一些具体事例对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的特征对比区别。

一、普遍性与特殊性

这涉及人们的社会互动过程中的特定行动标准的使用范围, 意味着在行动者的行动过程中, 某种规范性的标准是否受到特殊群体、私人关系的影响。

在传统社会中除了明文规定的制度、章程外, 在多个行业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潜规则。即在很多情况下无法做到照章办事。如在受传统思想影响较重的我国医疗卫生行业, 同样去看病, 普通人就要严守医院的规定依次排队去挂号、就诊、买药。而一些手持特权的人便可以省去这些程序, 并受到特殊的关照和护理。而在现代化程度较高的欧美发达国家, 则是严格按程序办, 即使是总统、总理的嫡亲也无缘这种特殊关照。

电视连续剧《李卫当官》中有这么一段:李卫被调到江苏当巡抚, 每年长江汛期到来之前由朝廷拨款加固江提, 有一段江堤是这样的情况:江南岸是数万亩老百姓的良田, 江北岸是一个告老还乡却依然人脉关系网强大、门生便布官场的太师的三千亩土地, 负责水务的官员为了讨好老太师, 在江北岸使用了优质的材料和土石, 工程也做的非常严格, 江南岸却敷衍了事。作为一个主抓水利的朝廷命官, 这些官员当然知道江南的几万亩良田更重要, 在有限的材料的情况下应该侧重这边, 但这些合理的标准由于受到老太师等这些特殊群体的影响在执行过程中就发生了严重的扭曲。

二、扩散性与专一性

它涉及在人们的社会行动中互动双方权利义务的宽泛程度, 即双方的权利和义务是广泛而发散的, 还是仅仅局限于某一特定的内容与范围。

如我国企业改制之前的国有企业, 企业与职工的权利和义务是模糊的, 是广泛而发散的。单位为职工提供了一个“铁饭碗”, 除了职工从事生产为企业创造效益, 企业发给工人工资外, 企业对工人其他方面几乎无所不包, 从工人的医疗、住房、子女入学甚至到对职工的强制思想政治教育, 并且一般企业都有子女接父母的班的规定, 在这种情况下, 职工感觉自己就是单位的人, 对于单位作出的决定只有服从, 也抱定了依靠单位的思想。如今实行的现代企业制度则具有以下四个特征: (1) 产权清晰 (2) 权责明确 (3) 政企分开 (4) 管理科学, 即以追求经济效益为目的, 而将各种保险、子女入学、住房等职工个人的事情交给社会上相应的专业职能部门去管理, 企业与每一个职工签定合同, 合同中明确规定双方各自的权利和义务, 两者之间基本上就是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双方只对合同中的规定负责。

三、情感性与中立性

它涉及在人们的社会互动关系中, 互动双方应投入多大程度的感情, 即双方是一种情感性的关系呢, 还是一种很少投入情感的事务性关系。

在我国古代传统社会人们已经意识到凭感情、凭关系办事给社会带来的消极影响, 所以人们都希望父母官能“任人唯贤”, 而鄙视“任人唯亲”的做法, 不过事情真的放到了自己身上, 又鲜有能真正做到唯才是举的。电视剧《黑洞》中滨海市市长聂大海从政三十多年, 为人民做了许多好事实事, 更为滨海市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他对自己和下属要求都很严格, 在人们心目中聂市长作风正派、秉公办事。但当他唯一的儿子聂明宇走私东窗事发后, 他陷入了难以抉择的痛苦中, 最终他还是抛弃了他坚守了几十年的原则。最终因干扰和打击执法人员办案被判刑。这背后起支配作用的是传统的体制、制度的导向作用和体制存在的缺陷。久而久之, 这种传统的人情味观念已深深扎根于人的头脑。招投标中的招投标双方私人关系较好的招标方可以在这种看似公正的制度背后使用一些手段使他的亲戚朋友中标;再如我国的许多处罚规定都是有弹性的, 量刑规定中出现3——5年、3年以下有期徒刑, 罚款2000元以下等。这其中具有许多人为的可操作性, 使得人们在处理这些事务时难以不顾及感情因素。

而在现代化程度发达的英国, 英国首相布莱尔的女儿因不满十八岁喝酒便受到处罚, 布莱尔首相只能认为女儿惹是生非, 自认倒霉。而绝对不会想到利用自己的权力去干涉或隐瞒来为自己遮丑。

四、先赋行与自致性

它涉及双方在社会互动中以什么样的标准来评价对方, 是对方先天性的素质、背景和身份, 还是对方的后天表现及成就。

在传统社会, 人们很看中人的背景和出身, “出身名门”“望族之后”的人往往受到人们的尊重, 即使这些人很平庸也可因为名门的光环而受到器重, 而出身卑微的人则很难获得人们的认可。东汉末年刘备以“皇叔”的高贵身份登高一呼, 天下英雄才士便为其打天下。即使有很多的能人早看出刘备并非真正的治国英才。而《将相和》中, 蔺相如因能力超群、在渑池会上表现突出为赵国争取了利益被赵王提拨重用, 但却引起以廉颇为首的大臣们的不满, 理由是蔺相如出身低贱, 原来不过是一个门人。在现代社会则不存在这种情况, 好莱屋影星阿诺.施瓦辛格通过竞选成为加利福尼亚州州长, 前总统里根也是演员出身。

五、私利性与公益性

它涉及在人们的社会互动中哪一方的利益占据首位的问题, 即是行动者个人的自身利益占首位呢, 还是行动者个人联结而成的集体利益占首位。

传统社会是严重排斥个人主义以及与此相关的思想的, 而注重突出集体的重要性。

在老版高中《思想政治》课教材 (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中, 第六课第二节讲的是坚持集体主义的价值观取向, 课文中引用名言名句来说明坚持集体主义是正确的价值观, 其中两句是:

⑴一切利己的生活, 都是非理性的, 动物的生活。——列夫.托尔斯泰

⑵摒弃自己, 克制利己主义, 把自私的我踩在脚下, 为别人的幸福而生存, 为同胞、为祖国的利益, 为人类的利益牺牲一切, 爱真理和善良, 不是为了求得报酬, 而是为了真理和善良本身。——别林斯基

这些观点没有认真认识人的本性, 而把人看作应是道德高尚的圣人, 对于任何关于个人需求的思想和观点讳莫如深, 对于任何利己主义的言论嗤之以鼻, 而不管这其中也存在许多关于个人合理要求的观点。铁人王进喜更是语出惊人“宁可少活二十年, 也要拼命拿下大油田。”类似的名句曾令几亿中国人热血沸腾, 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各种生产中去, 为新中国工业基础的建立做出了杰出贡献。然而这些亢奋的观点并不符合社会和人的发展规律, 它忽视人性的复杂性, 简单地认为人应当克制任何利己主义的思想, 为集体多做贡献、多争取荣誉。这在长期的现实生活中是难以维持的。对现代国家一些注重个人、以人为本的做法, 许多受传统思想影响大的国人难以理解, 在科索沃战争中, 美国大兵们许多人都备有用英文、阿拉伯文等写的“我投降, 勿杀我。”的字条, 为了在被人俘虏时保住性命, 这种“苟且偷生”的做法为许多中国人不屑。此外,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 我国几乎没有家喻户晓的名人 (政治领袖除外) , 国家表彰和奖励都是研究院、剧院、杂技团等单位或组织, 而对于出色的学者、艺人等不加提及。提倡的都是学习邓稼先一样的默默无闻为集体、为国家作贡献的人。现在随着改革的深入, 国家现代化进程的推进, 中央带头设立了针对个人的国家科学技术特别贡献奖, 奖金达500万元。社会上袁隆平、王选、姚明、刘翔等各行各业的明星层出不穷。

当然, 由于传统、现代两分法渗透了西方中心主义, 并且把二者解释为对立的两极, 有一定的缺陷。但是, 他毕竟为我们提供了研究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的方法论根据, 为现代化理论的研究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也是我们在研究现代化中应该学习和掌握的一件重要工具。

参考文献

[1]罗荣渠:《现代化新论》, 商务印书馆, 2004年。

校园文化建构的文化基础分析 篇8

关键词:校园文化德育审美文化整合

0 引言

德育工作的教育与深化是一个巨大的工程。当我们目睹被应试教育训练出来的莘莘学子们无动于衷的表情和一脸茫然时,心里不仅仅是酸楚,尽管各种媒介对思想道德做不遗余力的宣传,但现代文化的影响和社会变革时期的动荡依然让我们的德育教育变得力不从心和不得其意。现在我们所提倡的素质教育实质上是学生德育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两种文化冲撞所形成的时代背景实际上也是我们面临的德育教育之所以困难重重的主要原因。因此对两种文化我们必须有一个重新认识的过程。传统文化以其精深博大、源远流长的醇厚底蕴和韵致悠远的艺术魅力执着地走过辉煌的历史,而现代文化却以它扑溯迷离、五光十色的传播方式与万人簇拥、一夜风行的快捷,为人们展示了其存在的盎然生机。做为承上启下的年轻一代正是在这两种文化的冲撞中成长或成熟。因此,两种文化的痕迹十分明显地在他(她)们身上体现,两种文化的长短都被他们筛选和接受。这更让我们想起时尚文化的无孔不入和国粹京剧的微弱呼号。

1 传统文化的功能性降低

传统文化是涉及門类广、传播对象杂的文明积累。千百年来历经大浪淘沙、火烧令止,依然根深叶茂。由于其内涵与民族、地域和接受者的喜好、心态有关,传统文化在社会急剧变革的今天仍可笑傲江湖。谁都承认,传统文化是灿烂的,并成为历史向今天炫耀的“御赐金牌”。但是,在今日重建校园文化模式的操作中,传统文化却难以推行,这除了有传统文化本身自己如同“大家闺秀”一样从没有想过要成为邻家小妹,且在其子孙漫不经心的关照下和现代人的盲区中日渐青春鹤去。用这样的文化去影响在充斥现代文化包围下而逐渐成熟的青年学生难度可想而知。

2 现代文化的杂乱无章

假如你用心就会发现新时代娱乐形式的传播速度,是惊人的。由于速度太快而且品种繁多,形成不了积淀的条件,但是现代生活节奏的加快,生存压力的增加,择业、就业、生存等人生重大问题摆在时刻摆在面前,由此引发而形成现代文化传播速度让受众者全面吸纳并形成雷厉风行的潮流。于是新的审美观横空出世,新的审美对象扑面而来。在我们进行的学生问卷的调查中发现,学生对两种文化认识浅薄的程度远远低于我们乐观的估计,但是他们对两种文化渴望认知的心理是超出预料的。这也是从事德育教育工作者所面临的最矛盾的问题。

3 校园文化的载体应该是两种文化的融合

校园文化是承接历史拓展未来的空间,脉络清晰。

3.1 传统文化是根深蒂固和耳闻目染的母体文化 从母亲的摇篮曲到外婆的童谣,传统文化在人的成长过程中细致而顽强地渗透在人生的阅历中。我国各民族的民歌、精美的国画、耸立的悬檐都成为新一代青年不能排斥和拒绝的艺术。这也证明了丹纳所认同的地域、环境和种族在文化传播与延续上的重大作用。从认识世界开始启蒙而逐渐形成的审美习惯,在人的一生中的影响不可忽视。这便是传统艺术得以弘场的最佳基奠,也是我们从文化角度进行德育的有力支点。

3.2 现代文化是新颖独特和奔放自如的亚文化 传统美学家对现代艺术的横空出世感到惊慌的同时也手足无措。因为现代文化以过去的审美经验从未有过的刺激让人们激动不已:摇滚的嘶声呐喊与狂轰烂炸;流行歌曲的自然亲和与简易上口;广告让你无处藏身;服装让你抬头挺胸。现代文化最大特点是突出个性突出自我。人们多方位地参与文化的改革,去展示自己的风采,不必担心高雅与庸俗,在人体语言意识等方面摆脱条条框框,充分明显了“重在参与”的时尚心态。这是让美学家头痛却让现代人争先恐后的奇异景象,实际上这一点也正是我们德育工作者应该注意和利用的最好契机。

3.3 大环境由混沌至清晰让两种文化交汇融合成为可能 如果把艺术与现实的关系历史地比较,就会发现审美的历史同样婉延曲折。现代文化的膨胀虽然让传统文化成了自我放逐的苦孩子,但是透过历史发现曲线,我们仍然可以观瞻到一丝晨光。传统意义上的审美习惯以和谐为主,而现代的生活方式以其金属般的锋锐横亘于传统审美意识这一脉千年的河床之上。它的朝出夕灭,曾让美学家和道德家痛心疾首。现代文化用随意多变的面容、洒脱的造型和媚俗的姿态,旁若无人地踏入以传统文化主宰的“皇家乐土”。现代生活中的人们时时会感受到它的冲击但又倍感亲切。尽管它登台亮相的时候有些多动症和弄首搔姿。当这两种并行的“亚文化”来势汹汹的时候,它的受众者恰恰是肩负延续传统文化使命的青年一代。似乎有点不容乐观,表面上给我们的思想教育工作带来许多难度。当代人惊奇地注视着人们好象害病似的追逐着流行,新生代以其容纳百川的胸怀迎接着流行世界的一切新生事物,而且信心百倍,来者不拒。历史总要因积淀而变得明澈,多元化的时空虽如同春野上的色调时时更变,但任何事物都有其辉煌与沉寂。作为传统文化亚文化的现代文化,让人们从共性到个性的逾越过程变得可望又可及。对于征服时间与空间的结果让人们意识到感觉世界的内容更丰富,但它也同样能助长对感官刺激的盲目追求,这恰恰是我们当代对待文化的态度的特征之一。同时受众者在瞬息万变的时尚文化面前的手足无措,很有可能对永恒的主流文化情有独钟,以不变应万变。

从审美活动的历史来看,千百年来审美活动从来都以超越作为证明来完成审美意识的丰富与提高。传统的巨大的道德理念如同审美规律一样,也同样有着自身的巨大的渗透力和亲和力。在我们孜孜不倦所为之奋半的德育教育中,也应该意识到这一点。因此,对各种文化包容的时代很可能就是当今人类面临的混沌状态。人们热情地参与时尚文化并不意味着人们对传统文化的摒弃,而是对审美活动更高追求之前的“热身准备”。

4 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将携手并肩比翼双飞

包罗万象的历史从来都是一个宽容的智者。我们不能痛心指责青年人听不懂绕梁三日的京剧意味,也不能扼腕叹息青年人看不清龙飞凤舞的书法神韵,只是我们并没有给他们以足够的教育来让他们认识传统文化,是我们把他们推向敞开大门的现代文化。由于现代生活的标志是突出自我,追求个性,让人们有机会在现代文化的乐园享受创造的幸福与参与的满足,而不象传统文化的审美只是在吮吸一切有生命的东西的精化。“东墙西墙皆为墙”,我们可以把传统文化继往开来“把根留住”,但也不能排斥现代文化的勃勃生机。传统文化也有创业难的历史命运,因此不能苛求现代文化的完美与高贵。如果单纯意义上讲传统文化以美感善长、现代文化以快感为主,是有些刚愎自用。在愉悦与功利之间一味地责难哪一种文化都难逃偏颇。人类在进步中场弃,审美活动与现实活动之间有着一定的距离。传统的人文教育是琴棋书画,而当今社会应试教育是五证俱全,这是两个都有些极端的教育形式。人都在生存、金钱、地位、事业的压力下惴惴不安,又何能苛求人们漫步艺术神韵之中。社会终究是多元化的结构。美与丑在美学意义区别不大,因此不能用一脸怒其不争的教条思想去挖苦在现代文化中乐颠颠的人们。历史的长河千百年从容东去,它纳新吐故依然不改。由此,我们可以平和地看到一个希望,那就是传统文化将以其无以伦比的高贵博大与现代文化的洒脱随意相互交汇,形成壮丽的文化主体。在儒士和醉汉之间我们不仅仅是等待醉汉的清醒,更重要的是给醉汉灌醒酒药。也正因为审美活动本身是丰富多彩的,才会让两种文化相系相连,共同进步。因为审美活动不能厚此薄彼。

5 校园文化应成为现代德育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用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所构筑的校园文化是新形势下对青少年德育教育不可缺少的。以青年多元的成长环境和当代社会环境为前题,以青年学生活跃的思想为突破口,以校园文化的思想性,娱乐性为基础,打开学生德育教育的僵局是目前我们进行德育工作的经验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