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读书笔记

《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读书笔记（共3篇）

《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读书笔记 篇1

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与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是西方经济学史上三部划时代的著作。《国富论》为古典经济自由主义奠定了基础，《经济学原理》则是新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为经济自由主义作了总结，而《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作为凯恩斯主义的经典之作，标志着凯恩斯主义这一独立的理论体系的形成。

进入20世纪，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加深了资本主义的矛盾，先后发生了多次世界性的经济危机，特别是1929-1933年的世界经济大危机，企业纷纷倒闭，大批工人失业，购买力下降，市场供求力量失衡，这一严重的现实使得新、旧古典经济学理论陷入“经济学危机”。凯恩斯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是由于力图挽救这次“经济学危机”而被称为对传统经济学的“革命”的。它的核心问题是如何解决就业，以缓解市场供求力量失衡的问题。

本书共分6篇24章。第一篇引论中，批评了李嘉图及其以后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如约翰、穆勒、马歇尔、庇古等人的两个“前提”：

一、工资等于劳动力的边际产物；

二、当就业量不变时，工资的效用正好等于该就业量的边际负效用，这仅适用于一种特例，而不能适用于普遍情况。进而他分析了“有效需求原则”：总供给函数和总需求函数相交时的数值，就业量就是这个交点值。第二篇中，他则主要阐明了预期、所得、储蓄、投资的定义，以及使用者成本等问题。第三篇研究了消费者倾向，分析消费倾向的主客观因素、边际消费倾向与乘数的关系。第四篇关于投资引诱，分析了资本边际效率、长期预期状态、偏好与利率、资本性质以及利息与货币的特征。第五篇货币工资与物价，阐述了货币工资的改变、就业函数与物价的问题。第六篇引用了几篇短论，分析了商业循环，论述了重商主义、禁止高利贷法、加印货币以及消费不足论。

最后是结束语，《通论》所引起的社会哲学。而起中则是“有效需求理论”是本书最核心精彩的部分，凯恩斯运用总量分析的方法，对总收入、总需求、总供给、投资、消费、就业水平、物价水平等一系列总量相互关系进行研究的同时，独辟蹊径地创造了三个基本心理因素定理，精辟的分析出导致现实失业与萧条的原因，在此基础上又提出了国家干预经济的主张。

《通论》中我们比较认知的理论是它的有效需求理论，以及产出变动而非价

格的变动的调节作用。有效需求原理认为，在一个封闭的的有闲置资源的经济中，产出水平（即就业）取决于总的计划支出，计划支出包括两个部分：居民的消费支出（C）和厂商的投资支出（I）。《通论》中没有明确分析直接由政府支出刺激的支出变动的结果或间接由税收变动而带来的支出变动的结果。因此，《通论》中有两个部门（居民户和厂商），计划支出由下列方程给出：

收入（Y）=产品价值=消费（C）+投资（I）。

本书的核心观点是：就业量决定有效需求，也即消费，而就业量取决于消费倾向和投资量。在假定社会的消费倾向为既定的情况下,则就业量的均衡水平决定于当前的投资量。投资量取决于资本的边际效率和利率所确立的投资引诱。凯恩斯极其强调资本市场的力量，这是他高于后世货币主义者之处。货币主义者一厢情愿地认为，只要通过央行的公开市场操作来控制货币数量，就可以控制利息率，从而促使经济稳定发展。凯恩斯却雄辩地指出，带有投机需求的货币是促使利息率剧烈波动的主要因素，投机需求主要是出于人们对未来的主观预测，这种预测的变化是不可能通过央行的公开市场操作来抵消的。股票、债券等资本市场在决定利息率的过程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凯恩斯甚至早已预测到，未来央行可能不得不通过直接买入长期债券或者股票来调节利息率——这正是今天美国、日本和欧洲发生的事情。

但是凯恩斯的观点带有很强的独断性，往往没有过硬的实证支持，至少在他的时代是如此。开篇的那个强硬的论断——工人与雇主争议的工资是名义工资而不是实际工资，可以说是经济学史上革命性的一页，凯恩斯却从来没有给出令人信服的论证。他提出这一点，纯粹是一种天才的直觉和感悟，并非有统计资料或清醒逻辑的支持。他在后面的章节提出，由于中介成本的存在，长期利息的最低限度是2-2.5%，这个说法也值得商榷（凯恩斯再次以“大概仿佛也许是”的方式完成了论证）。这些观点对凯恩斯主义来说是基础性的，但凯恩斯仅仅以顽强的信心和天才的直觉来支持它们，所以说凯恩斯主义是建立在沙子之上的经济学。

本书从伦理学、法律学与经济学方面，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随着形势的发展，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作出了论述。为政府宏观调控提供了理论基础，同时指出了政府调控的核心目标，既充分就业。因为只有充分就业才能保证有效需求，而有

效需求是经济发展的根本推动力。各国政府多数依据凯恩斯主义的理论来进行各种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进行宏观调控。这对我国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的道德建设、法制建设和经济理论研究，还是很有启发的。具体说来，至少有两点：

第一，《通论》有力地证实：市场不是万能的。由于市场中各个利益主体的经济行为不可能完全协调一致，所以经济萧条（乃至经济危机）和大量失业的“市场失灵”的现象会时常存在。因此，国家有必要使用宏观调控的手段，将市场调节与国家宏观调空有机结合起来。

第二，《通论》也说明了作为宏观调控手段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应该通过何种途径来消除这些“市场失灵”的现象。凯恩斯认为，“市场失灵”现象的主要原因是投资不足，而投资不足所引发的收入下降又导致了消费的萎缩。货币政策的推行便是通过利息率的降低来刺激投资的增长，进而拉动消费的增长。当货币政策刺激投资增长的力度不足以完全消除“失灵”现象时，国家就必须同时使用财政政策的手段，把资金直接投资于“公共工程”等，以便扩大内需，从而达到消除“失灵”现象的目的。

毫无疑问，凯恩斯是一个伟大的经济学家，他敢于打破旧的思想的束缚，承认有非自愿失业的存在，首次提出国家干预经济的主张，对整个宏观经济学的贡献是极大的。他承认资本主义社会除了自愿失业和摩擦性失业外，还存在着“非自愿失业”，原因就是有效需求不足，所以资本主义经济经常出现小于充分就业状态下的均衡。这样，凯恩斯在背叛传统经济理论的同时，开创了总量分析的宏观经济学。因此，在凯恩斯经济理论中，金融理论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

《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读书笔记 篇2

凯恩斯撰写本书的目的在于反对传统的学者所信奉的就业理论以及由此而导致对付危机的态度。传统西方经济学有关就业的理论主要由劳动市场论、利息论和旧货币数量论三个相互关联的论点构成, 而凯恩斯则从这三个点为角度来驳斥这些理论, , 并且提出了自己治理危机的对策。

凯恩斯写作本书的最终理由是想提高国民收入, 使它达到充分就业的状态, 以便解决资本主义的事业问题和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在凯恩斯看来, 国民收入由消费和投资两个部分组成, 因此前者数值的高低取决于后者这两个组成部分的数值高低。而消费数值取决于消费倾向;投资数量则取决于资本边际效率和利息率。在这, 资本边际效率又取决于预期收益和资本资产的供给价格 (或重置资本) , 而利息率则由货币数量和流动性偏好所决定。国民收入的理论框架可以用下述图表表现出来:

通过通篇阅读, 凯恩斯认为解决危机和失业问题的对策或政策就是让消费、资本边际效率和利息率的数值处于能够充分维持就业的状态, 而做到这一点只要对图中右边五个变量加以控制即可。而在上述五个变量中, 只有货币数量能够由国家的货币政策所控制。因此国家必须进行投资来使社会的投资量等于充分就业条件下的储蓄量, 以便解决资本主义的危机和失业问题。

二、本书的革新之处

第一, 在理论上, 凯恩斯用有效需求理论取代了由萨伊定律支撑的传统的就业理论。按照供给本身会创造需求的萨伊定律, 资本主义经济不可能出现普遍生产过剩危机, 只会出现暂时的、局部的生产过剩, 而这种局部过剩通过劳动市场和资本市场的自由竞争就会趋于消失, 充分就业是资本主义的常态。凯恩斯面对20世纪20年代末以来越来越严重的生产过剩现实, 用自己的一整套有效需求理论断然否定了上述一直被看做天经地义的传统理论。凯恩斯提出, 由于消费倾向、资本边际效率和流动性偏好三大心理规律的作用, 经济社会的一般情况不是充分就业而是非充分就业, 资本主义社会除了“自愿失业”和“摩擦失业”外, 还存在“非自愿失业”。与此相联系, 凯恩斯还在利息论、货币论、工资论、物价论等一系列理论中作出了对传统经济理论的“革命性变革”。

第二, 在方法上, 凯恩斯用宏观总量分析, 取代了传统的微观个体经济分析。这种“取代”或转变, 同凯恩斯的理论前提密切相关。在此之前, 传统理论历来认为, 资本主义体系通过自由竞争会自动得到调节, 整个社会经济运行不会发生严重失调, 因此, 经济学只要研究个别企业和行业的价格和产量就能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但凯恩斯认为, 自由竞争无法使经济自动恢复充分就业均衡, 只有国家干预才能使全社会经济活动正常运转。因此, 他首先关心的是国家如何对整个经济体系进行控制和调节, 是整个国民经济所能提供的货物与劳务的总量及其价格, 是整个社会的经济资源能否得到充分利用。就这样, 凯恩斯成了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奠基人。

第三, 在政策上, 凯恩斯反对传统经济学一贯主张的自由放任思想, 竭力主张国家干预经济生活, 主张政府用宏观经济政策特别是财政政策调节社会总需求, 以消灭非自愿失业, 实现充分就业的经济均衡。他的一整套干预社会经济生活的政策主张的提出, 实现了传统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潮向国家干预主义思潮的大转变。从马克思主义观点看, 也就是实现了自由资本主义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转变。总之, 凯恩斯的《通论》, 在西方经济学发展中实现的不是个别领域、个别观点的突破和创新, 而是在一系列根本问题上实现的革命性转折。经济学研究的重点从供给向需求转变, 从资源配置向资源利用转变;经济学研究的方法, 从个量向总量转变, 从微观向宏观转变;经济学研究的政策, 从自由竞争向国家干预转变, 从货币政策向财政政策转变。

三、《通论》意义的评价

凯恩斯的理论体系, 从对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作用看, 至少在以下几方面仍有重大意义。

第一, 《通论》所建立起来的现代宏观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和政策思想, 适应了现代化大生产的需要。尽管当代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不断发出反对政府干预经济的呼声, 然而, 现代政府在任何一国经济运行中的作用都越来越大, 财政预算收支在GDP的比重不断上升, 都是不可否认的客观事实和难以扭转的历史趋势。实践证明, 生产越是社会化, 经济越是商品化, 仅靠市场这只“无形之手”实现对经济的调节与资源的配置和利用就越显得力不从心, 政府对经济运行和发展的管理和调控越显得不可或缺。管理和干预的形式和手段会不断改变和改进, 但管理、调控和干预本身都不会被取消, 自由放任的时代已经过去。可以预料, 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推移《通论》在揭示政府必须干预经济这一点上的意义和价值不仅不会逐渐淡化和消失, 相反会日益显现。

第二, 《通论》中的三大心理规律常常是被批评和指责最多的凯恩斯经济理论中的内容, 但平心而论, 这三个心理规律并非凭空捏造。就拿消费倾向来说, 撇开收入分配制度而言, 收入水平越高者, 其消费支出在收入中比例越低以及收入增量越大, 其增加的消费在增加的收入中比例越小, 难道不是事实吗?再拿资本边际效率而言, 随着经济发展和投资领域竞争加剧, 投资预期利润率逐渐下降也是事实证明了的一种趋势。至于流动性偏好理论, 也早已为现代货币金融学所公认和运用。过去, 我们通常批评三大心理规律是片面强调了人们心理因素在人类经济生活中的作用。然而, 随着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 经济生活中不确定性不是越来越小, 而是越来越大。于是, 预期对于任

何一个经济主体的行动决策就显得越来越重要。预期是一种心理活动, 心理活动也有规律。消费倾向、资本边际效率和灵活偏好, 应当说都在某种程度上揭示了消费者、企业家和金融资产所有者的心理活动的某方面的规律性。掌握和认识这些心理规律, 对研究消费和投资的变动都是有帮助的。

最后, 凯恩斯经济学是现代各种宏观经济理论的出发点。可以说, 现代各种宏观经济理论, 不管是赞成还是反对凯恩斯的经济学说, 都离不开《通论》这个起点:或者是对凯恩斯理论的补充和发展, 或者是对凯恩斯理论的批评和修正。例如, 有了凯恩斯的消费函数理论, 才引发出杜森贝利的相对收入假说、莫迪利安尼的生命周期假说和弗里德曼的持久收入假说;有了凯恩斯的投资函数理论, 才引发出汉森和萨缪尔森的引致投资和加速原理;哈罗德—多马模型又只是凯恩斯的收入决定理论的动态化, 而新古典增长模型又是克服哈罗德—多马模型局限性的产物。

王家范《中国历史通论》读书笔记 篇3

一、出处；

王家范：《中国历史通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二、《中国历史通论》的研究综述

王家范，1938年生，江苏昆山人。1957入华东师大历史系，1961年留校任教。80年代起，转向社会经济史研究，以明清江南为中心课题，史学认识论与方法论的探索也多有兴趣。著有《中国历史通论》、《百年颠沛与千年往复》，及《中国封建社会农业经济结构试析》、《明清江南市镇结构及其历史价值初探》、《明清江南消费经济探测》、《晚明江南士大夫的历史命运》、《对社会历史认识的若干思考》等论文。其《中国历史通论》讨论的范围覆盖了直到今天为止全部的中国历史，全书分为前编、绪言、后编。我这里主要是对第五六讲做一简单介绍以及观点，我个人更侧重于与对农业的起源及对社会变革影响的研究。

三、分析与评价

（一）农业经济的内环境与外环境

作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我们中国向称以农立国，没有人会对农业在中国传统社会的特殊地位和作用产生怀疑。战国时期我国传统社会已经确定以多锄多肥、精耕细作为特色的劳动力高度密集类型的集约农业。不同学者对农业起源有不同的概括；

1、考古学家认为人类农业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一，狩猎采集群体为脱离日益不利于狩猎的生态，开始走出山林寻找山麓地带谋生，初步形成高级采集经济乃至刀耕火种的农业；二，为了获得更多的劳动收入由山前走向河谷阶段；三，循着气候，地形的规律走向江河平原，顺着水流流向，向适合农耕的更优良的地区发展。随着农业的进步给游牧民族的形成奠定的基础，各个部落的地区位置，气候，土壤的不同，收获不尽相同，慢慢人类差距就被拉开了，各个部落开始争夺生存空间二展开战争。

2、农史专家认为中国不仅是农业起源的最早中心地之一，至少在六七年前农业发展水平已经不低，人们懂得因地制宜，形成北方以粟为主的旱作农业和南方以水稻为主的水作农业两大系统并行发展的格局，总而言之，中国传统农业具有起步早、扩展快的特征。王家范先生提出以前学者过分偏重自然适应一面，而对挑战与迎战一面有所忽视，由于南方较北方地区更适合种植，因此北方争地局面较严重，更显示出顽强的活力，这也是中国前期文明的中心

和华夏中心在黄河流域的一个重要原因。我认为我国之所以领先于世界除了必要的气候、地理等自然条件，还与广大中国人的伟大智慧是分不开的，中国人自古就善于观察、发现、总结和发明。

对于农业发展的分期我比较赞同吴枫学者的观点，他依据农业生产技术对农业的发展做了规划【（1）原始农业的产生极其简陋生产技术；(2)上周奴隶社会的从方农业技术；（3）封建社会前期（战国起）耕作制度的改革与耕作方法的改进；（4）南北朝以来精耕细作农业技术的发展；（5）封建社会后期（唐中叶起）农业生产的发展与农业技术的进步；（6）明清时期农业技术的停滞不前】。这里这想提一下的是，为什么明清之前的发展一直都是积极地，进步的，而明清之后就一直停滞不前，我认为有三大原因；

1、农业技术已经成熟，人们安于现状不去做太大的改进；

2、统治者的过分压制导致小农积极性不高，着眼于养家糊口而并非寻找新捷径。就耕地的拓展来讲，耕地的总亩数相差不大，因为统治者及其狭隘的心里，就像猴子吃桃子，吃一个，丢一个，过分开采北方土地资源并不进行维护工作，使得黄河流域农业出现衰退老化现象，加速农业中心南移的进程，整体来看，北退南进相互抵消，导致耕地总面积没有明显变化。

王家范先生针对小农经济存在的合理性以及是什么阻碍经济的变革提出自己的观点，他认为中国式特有的小农经济一直以来都被批判，但与西方相比，这一批判貌似没有依据性，任何国家的现代化，包括英国在内，都先有一个小农经济较快发展的历史背景——脱离农业之称的现代化是不可能获得成功的。但我们中国有着更发达的小农经济，但却没有走向现代化恐怕不能说是小农经济阻碍了社会的变革。比较中欧的统治制度，中国专制统治着对农业的强控制，使农业发展的成果无法扩散，转化，辐射到其他的经济领域，整个经济结构缺乏自身运行的独立机制，难以变革。而欧洲是以自耕农为主体，各个势力之间形成相互制约的局面，最典型的是国王纳税必须要经过纳税人的同意，这促进了民主与独立思想的产生。我认为导致这一现象与中国传统儒家思想是分不开的，儒家的等级尊卑就确定了中国人特有的奴性服从思想，没有人会疑问为什么要被苛捐杂税所折磨。

（二）特型化的市场与商人阶层

中国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始终占主要地位，然而不管是资本主义因素还是资本主义的萌芽，也不管是在战国西汉还是在两宋、明清商品经济出现过繁荣的气象，甚至近代以前中国城市的发达状态曾使西方世界一度瞠目己视，但到头来终究是过眼云烟。究其原因概括为四个；

1、针对这一问题胡如雷先生率先提出；中国封建社会中寄存在商品生产，也有很多商品并非商品生产的产品”。这里就说的是中国政府充当了一个特殊的长期被忽略的棉花、棉布消费的大主顾，也就是说官方消费打破了原有的市场模式。

2、赋税货币化以及苛刻性，迫使小农低价以粮易币纳

税，形成一种多种经营、商品化比例较高的农业经营的新路子，但只着眼于解决温饱问题。

3、官僚和富贾对财富的堆积心里，即使他们有很多财富，仅限于攀比奢侈消费，从不把财富投资到其他产业。

4、官府对手工业、生活副产品的强控制，前者是不计价这成本生产专供贵族消费的奢侈品，后者则对百姓实行强买强卖（比如食盐，铁）。

最后我想谈一下帝国时代商人的历史命运。在我的印象中，富甲一方一直是商人的标签，其实不然，纵观帝国时期一代又一代的传统商人，他们苦于与政治的关联，不得不在敌国超经济干预干预环境下讨生计，屈从权势，匍匐前进。他们的花销大致四类；

1、官场消费。为了得到官府庇护，必须贿赂官场关卡，广交政界，社会风气恶性循环。

2、科举消费。中国长期的重农抑商政策导致商人处于很低的地位，投入大量精力财力希望后代能考入仕途，光宗耀祖。3社会公益消费。社会贱商人，处于自卑心理和营销环境的考虑，会在家乡救灾恤贫，修桥铺路，筑建书院寺院，以改善自身形象。

4、转向投资；购置田产。试想若在封建专制的中国富过了头，会有多少麻烦，所以徽商多数陷于克己。知足退居田园的心境。多数学者仅仅考虑到他们如何经营，却没有深入体恤他们的复杂心理，总之，封建统治下所有阶级的一切活动都是围绕帝国主义展开的，也正因为这种畸形的统治和发展，让中国成为四大文明古国唯一一个延续下来的国家。

四、难点；

1、小农经济到底是否该批判还是有它存在的合理性？同样是农业的质变趋势科技革命的西方，究竟是什么因素阻碍了我们的市场经济的发展？

2、同样的我们中国历史上频繁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或者商品经济在市场上的活跃流通，为什么最终没有走向资本主义，没有得到发展？

五、链接；

程念祺；《中国古代经济史中的几个问题》，《史林》1998年第四期。

陈文华；《中国古代农业科学技术成就》农业出版社，1982年版。

《中国封建社会农业经济结构试析》，载《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集刊》第三辑。胡如雷；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