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精选8篇）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 篇1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马列主义同中国革命和建设实际的“第二次结合”进行了艰辛探索，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在中共十二大开幕词中第一次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命题。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的开辟和拓展，从十二大起，十五年间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进行了11次概括和论述，十五大正式将这个理论命名为“邓小平理论”。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共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并阐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推进到一个新阶段。中共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提出科学发展观的思想、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目标、构建和谐社会的任务，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十七大报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了深刻论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胡锦涛同志在十八大报告中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是我们毫不动摇的行动纲领。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即致力于探索马列主义同中国革命和建设实际的结合。提出“以苏为鉴”，“努力找出在中国这块大地上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为此进行了艰辛探索，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础。

1978年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伟大的历史转折，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1982年9月，邓小平在中共十二大开幕词中首次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中共十二大以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和全国人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开拓前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也随之丰富发展。从十二大到十五大，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科学内涵的概括和论述从未间断，直到十五大将这个理论正式命名为“邓小平理论”。15年间，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概括与论述，举其要者有11次之多。

1993年11月14日，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对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了全面的论述和相应的规定，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在新旧世纪之交，面对新情况，总结新经验，回答新问题，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领导集体，在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过程中，紧紧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准确把握时代特征和中国国情，认真研究和回答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不断总结实践经验，不断作出新的理论概括。

科学发展观这一从新世纪新阶段党和国家事业全局出发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发展、为什么而发展和怎样发展的重大问题。它赋予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理论以新的时代内涵和实践要求，进一步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2005年2月19日，胡锦涛在中共中央党校发表重要讲话，全面论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2005年10月，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确定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抓好的一项重大任务，并提出了工作要求和政策措施。

胡锦涛同志在十八大报告中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是我们毫不动摇的行动纲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完全正确地运用并彻底贯彻了马克思的理论逻辑和方法，是当代中国真正深刻和彻底的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地位。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的发展理念。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总体布局。提出了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的社会发展目标，坚持以人为本，关注民生，构建和谐社会的命题。提出了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战略思想。提出了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主创新能力的战略目标。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 篇2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思想基石———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引入

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华法系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晚清政府的法律改革徒具形式,中国法律“没有了中国”;民国时期虽然以居正1(1876—1951)为代表探寻建立中国新法系的方法,但最终不适用于国民党败退台湾导致的社会变迁;而只有中国共产党引入的马克思主义坚定地扎根于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土壤,并通过毛泽东思想对其的创新成为了新中国法律体系牢固的思想基石。

(一)“看不见中国”的中国法律与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引入

1902年为收回法权,清廷进行司法改革,立法建制偏重于抄袭西洋法制。法律建设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自然无法形成体系,晚清政府希冀的“变法图强”反而加速了它的灭亡。中国法律文化基石与西方法律制度架构全然不合,结果必然是两败俱伤,移植西方的法律成为具文流于形式,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又被遗弃。于是,中国出现了“‘看不见中国’的中国法律”2现象。

当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与西方法律制度正在经历历史的验证时,马克思主义思想伴随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被李大钊引入了中国。毛泽东创新地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出“枪杆子里出政权”、走有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理念;采取农村为中心包围城市的道路;把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运用在人民民主政权的法制建设上。由此指导,中国共产党积累了创建新型法制的初步经验,包括制定根据地法律法规、组建法院、惩治违法犯罪等,对维护革命根据地的社会安定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二)“有中国”的法律时期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法律

20世纪30~40年代,由居正发起建设中国新法系的运动和思潮,三民主义、固有文化、民族今日之生存被喻为中国新法系运动的基础精神动力,从此意识形态上开始了一个“有中国”的法律时期,之后居正又在司法实践上尝试重新建设中国本位新法系。

同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和解放区进一步加强了法制建设,在实践中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验。各根据地都组织了普遍的直接选举。解放战争时期的解放区,汲取根据地时期的法制建设经验,完善发展各项法律制度。1947年中共中央召开全国土地工作会议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废除了封建及半封建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保护民族工商业、保护人民民主权利等纲领,各解放区政府依据纲领制定法规,加强了法制建设。3

(三)新中国法律体系思想基石的历史选择

新中国成立之前,转型时期的中国法律在不同领导者的决定下选择了不同的路径。

清末的晚清政府选择应用与中国传统法律思想完全背离的西方法律规则,完全照搬西方法制规则却忽略中国社会的特点,这种舍本逐末的方法导致产生“看不见中国”的中国法律现象。

以三民主义为基石的国民政府,和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都通过理论创新达到了“有中国”的法律建设时期。而历史选择了代表更先进的社会形态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中国大陆继续发展。1940年毛泽东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第一次结合。1945年的“七大”上,毛泽东写的主题报告《论联合政府》反映了党的成熟程度。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召开第一届全体会议,制定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共同纲领》,共同纲领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性质、社会制度、人民权利和义务,规定了国家政权机关、军事制度、经济政策、文化教育政策、外交政策的根本原则和立法原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为新中国法律体系奠定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基石。

二、中国共产党决策影响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初期建设

思想基石奠基牢固之后,法律体系建设初期就要构建与思想基石相符的体系框架。

(一)党的决策推动下构建新中国法律体系框架

新中国成立之初,法制建设集中在建立健全各级国家机构、进行土地改革和政权斗争的立法活动、促进经济恢复的法制建设、建立新婚姻制度、建立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宣传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等几方面。伴随国民经济的恢复,195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通过,进行了全国范围的普选,民主制度确立并在实践中得以施行。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确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我国根本政治制度。9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通过并由第一届全国人大主席团公布,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民主法治建设的经验总结。

在宪法的基础上,国家行政机关法制机构紧随建立,国家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得以完善。民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宪法的通过施行构成了新中国初期法律体系的框架。

新中国初期法律体系框架的顺利建成,一是中国共产党坚定地选择在先进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基石上进行符合中国国情的法律体系设计;二是依靠根据地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所积累的新民主主义法制建设经验;最重要的一点是,作为主要设计者的中国共产党用创新的理论引导了中国特色的法制框架的建立。

(二)“文化大革命”破坏初创期的新中国法律体系

中国社会主义法制的初创期取得了创新性的成就,但人无完人,中国共产党在探索“中国之路”的过程中也难免错估过国情,“反右运动”使本来顺利发展前进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发生逆转,“文化大革命”的爆发使得党领导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

1957年至1978年是中国法制建设跌入低谷且蒙受重大挫折的阶段,正常民主制度建设受损害,基层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名存实亡,宪法下的立法司法工作被削弱。

新中国法律体系建设初期,党的理论创新既有成功的经验,如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又有失败的教训,如“反右运动”、“文化大革命”。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的决策对中国法律体系的建立起到非常重要的指引作用。

三、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指引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快速成形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被唤醒,中国共产党不断地对其进行理论创新的探索,赋予其新的生机和活力。在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指引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进入快速发展阶段。

(一)改革开放揭开新时期法律体系建设的序幕

1978年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召开,宪法进行了修改,但由于来不及全面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法制建设的经验教训,此次修改的宪法沿袭了1975年修宪时的一些过时理论和不符合当时国情的规定。

邓小平在1982年党的十二大开幕式提出坚持在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下走“中国之路”:“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4邓小平的理论创新更注重与中国的世情和国情相结合,他在继承了毛泽东实事求是原则基础上创新地提出解放思想的理论,在创新的理论之上又制定了务实主义与创新主义相结合的改革开放路线,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起点。费正清和尼克松都高度称赞邓小平的理论创新,“我们看到邓小平的改革取得的重大进步”5,他的改革“把世界1/5人口的巨大潜力发挥出来。如果中国继续走邓小平的道路,我们孙辈们的世界不再是两个,而将有三个超级大国———美国、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6改革开放路线的实施揭开了新时期法制建设的序幕。

1.新宪法确立了社会主义法制原则。1979年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了《人民法院组织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刑法》、《刑事诉讼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成为新时期法制建设的出发点。1982年12月,新宪法在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通过,确立了社会主义法制原则,成为新中国法制发展史上重要的里程碑。之后,我国进行了大规模的立法,把国家事务的各个方面逐步纳入法制轨道,法律制度渐趋完善。

2.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经济改革目标,1993年,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根本大法的形式凸显出来。法律体系方面加快了健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步伐,取得了重大成绩。如通过制定《公司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外资企业法》、《合伙企业法》、《个人独资企业法》等,建立了市场主体的法律制度;通过制定《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对外贸易法》、《消费者权益保障法》、《产品质量法》等,建立了规范市场行为的法律制度;通过制定《价格法》、《保险法》、《证券法》、《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等,建立了宏观调控市场的法律制度。

(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推动新时期法律体系建设

1997年党的十五大把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命名为邓小平理论,并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第一个阶段性成果和奠基之作。江泽民、胡锦涛相继按照邓小平理论中的思路,不断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并在这个过程中创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党的十六大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也确立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次与时俱进,并推动了新时期的法律体系沿着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路线顺利前进。

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引导下,我国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新时期法律体系由“法制”向“法治”转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成形之路在经济发展为主导的格局下进入法治建设阶段。中共十五大明确确立“依法治国”为治国的基本方略,并于1999年3月,把“依法治国”方略写进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中;法律维护人权的价值取向确立,一批与人权保护相关的法律制度得以制定,包括国际瞩目的刑事诉讼法的 修改等 ;2001年中国加 入WTO,推动了法律制度向民主化、公开化、透明化方向发展。中国共产党从民主制度和人权保障方面为完成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重大任务而不断努力。

(三)科学发展观促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成形

由于科技进步的日新月异,多种文化思潮的相互激荡,当今世界愈加看重在世界和平的前提下,通过相互合作来促进国家各方面的发展。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把在改革开放中取得的理论成果概括为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中国共产党由建设中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走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国之路”以更鲜明的特色走下去。

此阶段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以构建和谐社会、推进社会发展优先战略为核心。“以人为本”和社会公平正义成为立法的指导思想,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加强对公民经济社会权利的保障的建设:2004年,“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建立社会保障体系被写入宪法,明确规定对公民财产的征收和征用必须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物权法的制定完善了宪法对公民财产的法律保护。构建和谐社会的指导思想加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在社会领域的立法:重点关注劳动和社会保障方面的法律制度的建立健全,先后通过了《劳动合同法》、《就业促进法》、《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全面修订了《义务教育法》,修改《妇女权益保障法》和《未成年人保护法》,完善和强化了妇女、青少年的权益保障。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一直用理论思想指引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前进的方向,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基石上,中国共产党进行符合中国实际的理论创新的设计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前进的道路就十分顺利。所以,要继续巩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的成果,实现美好的发展前景,一定要选择正确的理论创新方法,既要坚定马克思主义的信念,以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前提,又要体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设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之路”,推进具有时代性、民族性的理论创新。

摘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经历了奠基、初建框架、停滞、快速形成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马克思主义思想是重要的奠基石,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创新、应用指引着新中国法律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历史经验表明,只有坚定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在党具有时代性、民族性理论创新的指引下,新中国法律体系才能更加巩固和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 篇3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形成标志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主题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就是这一主题不断深化的过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过程，经历了四个不同阶段。分别是探索阶段、形成阶段、发展阶段和成熟阶段。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初步探索

探索阶段。从1956年1957年，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刚刚确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央领导，及时提出“以苏为鉴”的思想，完成了从“走俄国人的路”到“走自己的路”的伟大转变，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进行了富有成效的探索。

1949年新中国建立时，世界格局是两大阵营严重对立。由于当时中国缺乏建设经验，我们的经济建设照搬苏联模式。在“一五”建设期间，正是运用这种体制，我们迅速恢复和发展了国民经济。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中国社会发生巨大变化，同时也潜伏了大量的社会矛盾。社会主义改造存在的不足在1956年并没有充分暴露，对这些问题可能引起的社会矛盾及其后果，缺乏应有的认识和思想准备。到了1956年以后，这些潜藏的问题开始逐渐显露出来。

为了吸取苏东建设教训，中国共产党必须重新思考如何开创一条适合自己国情的建设道路问题。正如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所说：“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

“以苏为鉴”思想的提出，表明毛泽东力图摆脱苏联模式，虽然毛泽东在建设实践中最终没有处理好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关系。但毛泽东毕竟在思考问题，考虑如何克服体制过分集中单一的弊端，提出了中国工业化建设道路的思想，并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初步的探索。因此，毛泽东开启了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先河，毛泽东的探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起了不可磨灭的奠基作用。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

形成阶段。从1978年到1992年，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改革开放伟大实践中，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探索全面展开、重点突破和初步形成。

邓小平第一次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命题有一个发展过程。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伟大的历史转折，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新篇章。经过1979年叶剑英国庆30周年讲话到1981年中央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实际上已经开始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概括。

1979年邓小平主持起草、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由叶剑英发表的国庆30周年讲话。讲话虽然还没有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命题，但已经明确提出了要走适合中国道路的思想：“我们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认真研究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努力走出一条适合我国情况和特点的实现现代化的道路。”

邓小平主持起草、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一次指明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并对“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进行了初步概括，从主要矛盾、建设目标、根本任务、政治建设和党的建设等十个方面作了概括。

正是在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邓小平在1982年中共十二大开幕词中创造性地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科学命题。他说：“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这段名言成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标志。

1987年10月，中共十三大报告对我国社会所处的历史阶段这个首要问题作出鲜明的回答：“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十三大报告系统阐述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回答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阶段、目标、任务、动力、条件等基本问题，从而奠定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

1992年春天邓小平发表“南方讲话”，南巡讲话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了进一步论述。关于社会主义的本质，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

1992年邓小平南巡谈话和中共十四大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阐述，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认识的和理解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使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得到全面展开、重点突破和初步形成。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深入发展阶段

深入展开和创新阶段。从1992年到2002年，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立足党情国情和世情的变化，坚持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进一步展开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探索和创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是最为重要的成果体现。

进人21世纪。世界格局发生深刻变化。国际局势风云变幻，总体和平局部战乱，总体缓和局部紧张。从建国到现在党执政60年，改革开放30年，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都发生了历史性巨变。党必须进一步提高领导能力、执政水平和拒腐防变、抵御风险的能力。把党的建设这个伟大工程推向一个新阶段，就必须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础上。把发展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和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同党的先进性联系在一起，使之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指导理念，正是时代的呼唤，江泽民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三个代表”创造性回答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党在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总命题下，把社会主义建设与执政党建设这两大工程联系在一起，进一步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未来走向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标志着党对执政的规律、建设的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标志着我们党在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再认识上实现了新的巨大飞跃，它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增添了创新内容。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日臻成熟和继续发展阶段

成熟和完善阶段。从2002年到2007年，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开创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全局出发，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科学的发展观以及中共十七大对改革开放三十年党的理论创新成果的重新整合，标着这一理论体系逐步完善和日益成熟。

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的提出，拓宽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新视野。在新世纪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正处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通过分析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立足解决新问题、新矛盾的为出发点，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该思想既体现了对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贯彻落实，也体现了在贯彻落实中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同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有着很强的内在一致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 篇4

改革开放30多年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不断加强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立法，以宪法为统帅的多层次、多部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体现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它的形成，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进入崭新的历史阶段，对于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推动和保障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顺利进行，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有力促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制度的发展和完善。我国人民检察制度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在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建立发展起来的。我国宪法和法律关于检察机关性质、地位、设置、组织、职权等的规定，为我国检察制度奠定了最重要的法制基础。随着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不断加强立法工作，特别是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检察官法等法律的颁布实施和修改完善，人民检察制度日益健全，形成了鲜明的中国特色:在政治性质上，人民检察院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国家机关，检察权来源于人民又服务于人民;在宪法地位上，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向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受人民代表大会监督，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一府两院”的组成部分;在具体职能上，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负责批准和决定逮捕、公诉、职务犯罪侦查和对诉讼活动实施法律监督，以保障国家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在组织体制上，最高人民检察院领导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和专门人民检察院的工作，上级人民检察院领导下级人民检察院的工作，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这些制度及其特色，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和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自身发展规律相适应，是由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所决定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有利于加强对权力运行的监督制约，有利于推动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全面落实，有利于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统一、尊严、权威。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加强法律监督在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中的重要性更加凸显，对检察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人民检察院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不仅自身要模范遵守宪法和法律，而且要忠实履行法律监督职责，切实维护国家法律的尊严和权威，保障国家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一要认真履行批捕、起诉等职责，依法打击各种危害国家安全、危害社会治安和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的犯罪，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维护社会秩序、生产秩序、工作秩序和人民群众生活秩序，维护公民依法享有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权利，为经济社会发展创造良好的法治环境。二要认真履行查办职务犯罪职责，依法惩治贪污贿赂、渎职侵权等职务犯罪，促进依法行政、勤政廉政，保障国家权力在法治的轨道上运行。特别是要结合办案加强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深入开展以案说法等法制宣传和警示教育活动，促使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增强法制观念、坚持依法办事，自觉同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三要认真履行对诉讼活动的法律监督职责，抓住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执法不严、司法不公等突出问题，加大监督力度，增强监督实效，切实维护司法公正，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特别是要着力加强对民事审判、行政诉讼的法律监督，促进依法调节民事、经济关系，平等保护各类市场主体，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促进行政机关提高运用法律手段管理经济和社会事务的能力，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法律在规范市场经济秩序、规范政府行政行为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四要忠实执行宪法和法律，正确处理执行法律与贯彻政策、执行实体法与执行程序法、法律效果与政治效果、社会效果等重要关系，坚持依法监督、规范监督，坚持理性、平和、文明、规范执法，不断强化对自身执法活动的监督制约，切实解决自身执法不严格、不规范、不公正甚至执法违法的突出问题，努力提高执法水平和办案质量，增强检察机关的执法公信力。五要教育引导广大检察人员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法 治理念，坚持党的事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宪法法律至上，积极适应时代发展和法治进步的要求，端正执法思想，更新执法观念，改进执法作风，提高执法能力，努力建设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通、作风优良、执法公正的高素质检察队伍。

近年来，检察机关根据党中央关于司法体制改革的部署，在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支持下，紧紧抓住制约司法公正的突出问题，以强化法律监督职能和加强对自身执法活动的监督制约为重点，推行了一系列司法改革措施，包括建立逮捕职务犯罪嫌疑人报上一级检察院审查决定制度，完善抗诉工作和职务犯罪侦查工作内部监督制约机制，建立健全刑事立案法律监督制度、审查逮捕阶段讯问犯罪嫌疑人制度、对司法工作人员渎职行为的法律监督制度，全面推行人民监督员制度，等等。还有一些重要改革，如关于完善民事、行政诉讼和民事执行工作法律监督范围和程序的方案，已经中央司法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原则同意。我们将按照党中央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要求，继续积极、依法、慎重、有序地推进改革，认真总结经验，努力为相关立法奠定实践基础，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不断完善和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 篇5

胡锦涛的报告分为十二个部分，洋洋洒洒两万多字。非常完整地把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作用和任务、形象旗帜都表述得非常清楚。报告里面新词迭出，新意不断。比如报告将“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单独作为一部分进行专题阐述，这是此前未有过的。“机遇大于挑战”、“生态文明”等新提法，不一而足。

当今世界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当代中国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革。胡锦涛在报告中提到两个“前所未有”，一个是“机遇”，一个是“挑战”。其实“机遇”和“挑战”以前都讲过，但是“机遇大于挑战”以前未讲过，中央文件也未明确讲过。中国共产党却在经历了80多年的风雨路程，经过了深思熟虑、权衡各方后做出了“机遇大于挑战”的科学判断。这反映了对我们面临的挑战、问题有新的选择，包括后面讲到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有这个意思。今年上半年，胡锦涛在两会的时候，就谈到忧患意识、节俭意识等等，包括到西柏坡去也提出了这个问题。

报告第一部分回顾过去五年的工作时，胡锦涛指出，“在看到成绩的同时，也要清醒认识到，我们的工作与人民的期待还有不小差距，前进中还面临不少困难和问题。我们要高度重视这些问题，继续认真加以解决。”前几次代表大会，包括政府工作报告，都谈到了这些困难，但是这次讲得最多、最全，说明中央领导层对面临的困难绝对有清醒的认识，这是一种比较自信、乐观的判断。

对国际形势，对中国的发展前景，中国面临的问题，包括中国走过的道路和取得成功的经验，中央领导人考虑得也很清楚。我们短短２９年就取得了这么巨大的成绩，世界上绝对无法比拟。国外对中国的成就非常佩服，觉得是一个奇迹。这个奇迹是怎样来的呢？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顽强拼搏、不懈努力的结果。我们就是坚持这个道路，坚持这个理论，高举这个旗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越来越清醒。哪些东西是我们的成功经验，哪些东西对我们长期发展有用，我们的领导人也越来越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越来越丰富和成熟，包括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包括胡锦涛讲的四个“坚定不移”等等。我们有理由相信，如果我们继续按照这样的路子走下去的话，毫无疑问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机遇大于挑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 篇6

王淑贞

（2007年12月29日）

党的十七大报告高度概括了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基本点，强调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我们要全面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内涵和特点，增强坚持这条道路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下面，结合人大工作实际，就如何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点和优势谈一些看法。

一、我国人民民主的主要实现形式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主要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这些民主制度，是人民民主的主要实现形式。我着重讲讲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人民当家作主，参与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的根本政治制度，我国人民主要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现当家作主的政治权利。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基本内容包括5个方面：一是各级人大都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的职权主要是立法（市以上单位）、监督、人事任免、重大事项决定等。二是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实行民主集中制，集体行使权力、决定问题，以真正集中人民意志，代表人民利益。民主选举是民主集中制的基础。选举权与被选举权是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重要标志。三是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大产生，并对它负责，受它监督。在人大统一行使国家权力的前提下，明确划分国家的行政权、审判权、检察权。行政机关负责执行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法律、决议、决定；法院和检察院依照法律分别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四是在中央统一领导下，实行中央和地方的合理分权，发挥两个积极性。五是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设立自治机关，享有比一般地方国家机关更大的自主权。

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重要内容。这一制度主要包括以农村村民委员会、城市居民委员会、企业职工代表大会为主要内容的基层群众的自治体系，广大城乡群众通过基层自治制度，依法直接行使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民主权利，管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对干部实行民主监督，成为我国最直接、最广泛、最生动的民主实践，有利于人民群众依法管理自己的事务和民主素质的提高。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特点和优势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国情相结合的产物，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关于民主理论的基本原则，又吸收了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有益成果，具有鲜明的特点和优势。

1、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中国共产党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也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领导核心。无论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还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都是通过党的政治、思想和组织领导实现的。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我们党领导人民推翻剥削阶级统治，建立人民政权，就是要组织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意志和利益，这是我们党执政的根本目的和可靠基础。离开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当家作主的权利，党的领导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是社会主义政治和法律制度的根本保证。离开了人民当家作主，社会主义政治和法律制度就失去了前提和基础。

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民主是法制的前提和基础，法制是民主的体现和保障，民主只有以法制为依托，才具有可靠的保障，法制只有以民主为基础，才具有至上的权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必须与法治建设相统一。我们强调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归根到底也是为了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为人民当家作主提供政治和法律制度保障。

2、坚持国家权力属于人民。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是国家、社会和自己命运的主人，也是宪法和法律所确认和保障的民主和政治权力的主体。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是民主和专政的统一，一方面，在人民内部实现最广泛的民主，用民主和法治的方式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尊重和保障人权，保障人民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依法制裁破坏社会主义制度、危害国家安全和公共安全、侵犯公民人身权利和民主权利、贪污贿赂和渎职等各种犯罪行为，维护法律秩序，保护国家和人民利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是大多数人享受的民主，不仅真实体现了人民主权原则，使人民群众的意志和要求得到充分表达和反映，而且能够通过人民行使选举、监督、罢免等民主权利，保证社会公职人员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用来为人民服务。

3、坚持民主内容和形式的统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坚持从中国国情出发，选择人民当家作主的实现形式。在国体上，坚持人民民主专政，保证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性质；在政体上，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主体地位；在政党制度上，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形成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在民族关系上，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保证各少数民族的民主权利和利益；在民主结构上，在坚持社会主义根本政治制度的同时，实行基层群众自治，保障城乡基层广大人民的直接民主权利。这些民主制度，是在长期实践中形成并不断发展的，体现了社会主义民主原则同中国国情的统一，内容真实性与形式多样性的统一，民主与效率的统一，权利与义务的统一。

4、坚持以民主集中制为根本组织原则和活动方式。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机构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党和国家保障人民群众依法行使民主权利，在充分民主的基础上正确集中各方意见，协调不同利益，集体行使权力，科学作出决策，保证人民意志和利益的实现，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实现尊重多数，保护少数，反对把个人意志凌驾于集体之上，有利于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特点和优势，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增强党和国家的活力，集中力量办大事，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和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在实践中已经并将继续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和优越性。新中国成立以前，中国成为全世界几乎所有大小帝国主义国家掠夺的对象。蒙古、苏联边界版图有相当部分是我国的，但给圈走了，香港、澳门100年才回归„„，中国人民备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欺负和压迫，国内的租界“华人和狗，不得内进”等给国民极大的耻辱，毫无民主权利可言。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以主人翁的姿态创造历史，享受发展成果，使中国朝着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稳步前进，日益成为一个受世界各国人民尊重的国家，屹立于世界东方。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充满光明和希望的道路。

三、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

我国正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也是加快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体制创新和完善的关键时期。党的十七大根据形势任务的变化，对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作出了全面部署，强调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以增强党和国家活力，调动人民积极性为目标，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我们要按照党的十七大部署，从我国国情出发，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适应经济社会发展不断深化和人民政治参与积极性不断提高的要求，坚定不移地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

1、要坚持党的正确领导，正确把握人大工作的政治方向。党的领导是我们一切事业成功和胜利的保证，也是领导我们构建和谐社会的核心力量。十七大报告中指出，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我们要深刻领会，贯彻落实到人大工作的全过程。人大常委会党组是党委的派出机构，要向党委负责，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行动上始终同党中央和省、市、区委保持高度一致。区人大常委会要牢固树立党的观念，始终不渝地坚持和依靠区委的领导，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自觉服从和服务于区委的中心工作，紧紧围绕区的工作大局依法履行职责。要坚持和完善重大问题向区委请示报告制度，紧紧依靠区委解决人大工作中的重要问题。

2、要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我国广大人民是当家作主的主人和国家政治生活的主体，不仅可以通过国家立法机关把自己的意志上升为国家法律，使国家意志和人民意志在本质上达到内在统一，而且通过人民群众广泛的政治参与，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促进社会主义各项事业的发展。人大代表来自于人民，根植于人民，服务于人民，代表着各种群体的利益，他们对促进经济发展，推动民主法制，维护公平正义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最近，我区开展人大代表街道工作室试点活动，进而逐步铺开。这是为人大代表搭建一个参政议政的平台，一个联系选民的平台。可以依托这个平台，把各项代表活动有效地开展起来，有利于搭建代表与选民沟通的桥梁，密切代表与选民的联系；有利于拓宽社情民意表达的渠道，使群众的利益诉求得到充分表达；有利于及时了解和解决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更好地化解社会矛盾，促进和谐社会建设。通过这个阵地，更加丰富基层民主形式，推进基层民主进程，拓宽公民有序政治参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 篇7

一、邓小平理论与改革开放事业的开创

邓小平理论的创立过程是与改革开放同步的，是与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步的。改革开放实践的理论成果就是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的邓小平理论，是在反思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经验教训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开创改革开放伟大事业的历史进程中，创立了邓小平理论。第二代党中央领导集体，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创立毛泽东思想，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建立新中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伟大成就，以及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取得宝贵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改革开放，是一场新的革命。首先，邓小平同志正确评价了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统一认识，团结了全党，这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创造了良好的政治局面。其次，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促成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践的“第二次结合”。邓小平同志强调，要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方法，不断结合变化着的实际，探索解决新问题的答案，从而也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再次，在总结新的经验的基础上，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了理论概括。邓小平同志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概念，并且对它的一系列基本观点、基本思想做了科学的阐述，特别是提出并阐明了这一理论核心思想：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他反复强调在搞经济建设的同时，必须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以及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指明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必须搞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等。这些思想，反映了在中国这样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客观规律，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了新的科学水平，也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最基本的观点和最核心的内容。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中创立的邓小平理论，是中国共产党人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成果，这一理论的形成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不仅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而且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础。邓小平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同时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立的重要标志，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初步形成的重要标志。

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改革开放伟大事业的继承和发展

江泽民同志坚持和发展了邓小平同志的改革开放思想，指出“实行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中国的强国之路，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历史性决策”，他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进一步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际相结合，继承了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并结合新的实践和解答新的历史课题中，继续丰富和发展了这个理论。作为这一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大成果，“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从经济、政治、文化三个方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了深刻阐述，对我国现阶段诸种社会关系、社会矛盾，以及经济与政治、与意识形态的关系等问题，都作了科学的分析和阐明。这些思想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性和规律性的反映，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增添了真理性认识。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创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带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坚持改革开放、与时俱进，继承、发展并成功把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推向了21世纪。“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是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深入发展联系在一起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

三、科学发展观与改革开放伟大事业的继续

以胡锦涛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毫不动摇地坚持深化改革开放，指出“改革开放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创新充满活力的体制机制的必然要求，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动力，必须坚定不移地加以推进”。十六届三中全会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总结历史和现实经验的基础上，深入分析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着眼于新问题、新矛盾的解决，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

科学发展观等一系列战略思想的提出，回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发展中面临的新矛盾、新问题，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视野，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进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建设创新型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和先进性建设、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和谐世界构建等一系列新的战略思想，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为主线，贯穿着以人为本这个核心，形成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这一系列战略思想，在认识上，体现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深化;在实践上，体现了对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要求。同时，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增添了新的内容，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

改革开放继续深化的今天，胡锦涛同志站在时代和历史的高度，将邓小平理沦、“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理论，概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并明确界定了作为我们今天的指导思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更加丰富完善，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又前进了一步。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是在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基础上提出的，既体现了对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贯彻落实，也体现了在贯彻落实中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同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有着很强的内在一致性。

改革开放作为当代中国的主旋律，也是贯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三个组成部分的思想主线。回顾改革开放的历史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命题，是在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中提出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逐步开拓、展开并越走越宽阔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在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和深化中逐步形成、拓展、丰富和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是在改革开放的号角越吹越响亮的胜利进军中高高飘扬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改革开放，就是这样内在地、有机地、不可分离地紧密联系在一起。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也就不可能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新的发展阶段，我们要奋力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根本动力仍然在改革开放。十七大科学总结了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和宝贵经验，把改革开放的号角更加响亮地吹了起来，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更高地举了起来，这不仅对于激励全党全国人民坚定不移地深化改革开放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而且对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N].人民日报, 2007.10.25.

[2]靳辉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科学体系的形成及逻辑结构[J].马克思主义研究, 1997, (5) .

[3]秦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J].中共贵州省委党校学报, 2007.6:11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 篇8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背景；条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文化发展道路是在改革开放以来特定的国际国内背景和条件下形成的。深刻认识和理解这一文化发展道路形成的背景和条件，对于准确把握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进而沿着这一文化发展道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事业的不断發展，实现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目标，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和意义。本文试从以下三个方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形成的背景和条件作一简要的探讨和分析。

一、全球化势头迅猛发展，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地位和作用日益突出

文化是一个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源泉，是衡量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尺度。因为文化虽然属于意识形态范畴，但是对政治、经济具有巨大的反作用。文化与经济、政治是密不可分的，一方面，文化对经济发展具有引领和推进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规定着经济发展的方式和方向，为经济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另一方面，文化对政治发展也有着重要的影响，一个国家的政治发展水平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其文化发展水平决定的。文化发展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和决定着执政者的治国水平以及民众参政能力的大小和强弱。当今世界，随着全球化势头的迅猛发展和各种文化思潮的相互激荡，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与作用正日渐突出。在这种情况下，不同国家和民族之间的文化较量就成为国际竞争的一种主要形式。能否提高文化软实力，关系到一个国家在世界各国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和命运。中国文化要想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抢占有利位置，并使自身不断得以发展壮大，就要求我们必须采取正确的方针和对策，走出一条正确的、既符合当代中国国情和文化建设具体实际，又符合当今时代特征和世界文化发展潮流的文化发展道路，使中国文化在发展过程中既能够充分吸收和借鉴世界各民族的优秀文化成果，以不断促进自身的繁荣发展；又能够保持中华民族自身的文化特色，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并不断加以发展和创新，在此基础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胡锦涛指出：“一个没有文化底蕴的民族，一个不能不断进行文化创新的民族，是很难发展起来的，也是很难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只有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才能坚持文化发展的正确方向，推动我国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繁荣，从而不断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使我国在当今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二、世界范围内科学技术迅猛发展，使我国文化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

进入新世纪，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以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为代表的现代信息技术日益普及，极大促进了不同国家间经济文化的交流和交往，同时也使世界上各种思想文化的交融交锋变得日渐频繁。各种不同思想文化的相互交融和互相激荡，既为中国文化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同时也使中国文化的发展面临严峻的挑战。首先，国际上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尤其是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为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提供了现代化的手段和载体，从而进一步促进了不同文化间的和交流交往。这种情况有利于促进中国文化走向世界，有利于中国文化在国际上广泛学习和借鉴各国各民族的一切优秀文化成果，以更好地促进中国文化自身的繁荣发展。其次，世界范围内的新科技革命在进一步密切了世界各国文化交流和交往的同时，也加剧了不同文化间的矛盾和冲突，使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任务变得更加艰巨，美国和其他西方发达国家利用在经济和科技等方面的优势，运用各种先进的信息传播手段，向我国大肆进行文化入侵和文化渗透，极力推销其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企图同化、消解我国的民族文化，实现其对我国进行“西化”、“分化”的图谋，以达到其“不战而胜”的目的。正如哈佛大学教授杜维明所说的：“在21世纪，对国际安全最严重的威胁不是经济的或政治的，而是文化的。”对中国来说也是如此。因此，面对世界文化发展的新态势及其给我国文化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只有走出一条正确的文化发展道路，才能在风云变幻的国际局势中明确我国文化的历史方位，保证当代中国文化的社会主义性质和发展方向，在大力发展中国民族文化的基础上有效维护我国的国家文化安全，并推动中国文化进一步走向世界，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不断扩大和增强我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

三、我国现阶段文化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使文化建设面临新课题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生了深刻变化，文化建设也取得了很大成绩。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有了很大的发展，文化产品日益丰富，文化创新能力有所增强，文化体制改革正在深入推进，中华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明显提高。但在另一方面，现阶段我国文化发展仍然面临着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如：我国文化发展水平在总体上还不高，文化自主创新能力还不强，文化产业还不够发达，文化产品的数量和质量等还不能够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样化的文化需求，文化走出去还比较薄弱等等。同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思想和价值观念的多样化，也引发了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思想的滋生和蔓延，使社会主义的主流思想和价值观念受到严重冲击。我国文化发展所面临的这些新情况和新问题，对文化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为此，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对改革开放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文化建设所取得的成就及存在的问题都进行了具体而明确的阐述，并就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作出全面部署，首次提出了“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战略思想，从而明确了新世纪我国文化建设的战略目标和为实现这一目标所应走的道路。在此基础上，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要“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强调“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必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从而在文化发展的战略层面明确了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目标与道路之间的关系，阐明了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道路关乎党的命脉，关乎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人民幸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形成，是与新时期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相适应的，是我们党在文化建设方面坚持与时俱进的必然结果。这一文化发展道路，是保证当代中国先进文化建设事业健康发展的科学之路，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实现中华文化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参考文献】

[1]《牢固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学习读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页。

[2]（美）杜维明：《文明对话的语境：全球化与多样性》，刘德斌译，《史学集刊》2002年第1期。

[3]《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561页。

[4]《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