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积极财政政策特点

我国积极财政政策特点（推荐8篇）

我国积极财政政策特点篇1

摘要：自我国98年以来，一直实行的积极地财政政策。我国以往的积极财政政策效果如何？为什么要实行积极地财政政策？是否还有必要继续实行？这将是本文将要回答的问题。本文采用结合实际经济情况的分析方法，论证了继续实施积极地财政政策的必要性、可行性，得出了继续实施积极地财政政策的结论，并提出了具体的措施。

关键词：积极地、财政政策、继续。

正文

一．背景（积极财政的必要性）：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加深，世界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全球经济变得愈发的不稳定，全球性的金融危机频发，给世界经济带来了深重灾难。处于世界之中开放中的中国，自然屡屡受其影响。自改革开放至今，中国实现了30多年的快速发展。虽然取得了傲人的成绩，但实则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1.贫富差距过大：联合国公布的2010年我国基尼系数已突破0.5，早已超过贫富差距的警戒线。2.地区发展不平衡：东中西部发展差据仍然很大。虽然2011年上半年17省GDP增速超10%，中西部增速超过东部。但是，要想真正实现先富带动后富，实现共同富裕，还需要很长的一段路要走。3.城乡差距大：2011《农村经济绿皮书》写明：2010年，全国农村居民收入增速自1998年以来首次快于城镇，但目前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仍然巨大，达3.23比1。4.有效需求不足，农村市场空间巨大，可待进一步挖掘。

以上，由于国内外一系列的因素，造成了我国自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至今，一直采用了积极地财政政策。而当今08年全球金融危机刚刚过去，全球经济还未在阵痛中好起来，“冰岛破产”、欧债危机、到现今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世界各国无不都在刺激经济，以防经济的“二次探底”。而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消费、投资、出口。以往我国是主要靠出口和投资来拉动经济，08年金融危机的教训告诉我们，一个人口数十亿的大国光靠出口发展是不行的。还得靠消费，有效需求不足就得靠财政。而缩小一系列差距，解决一系列矛盾最快速、最直接有效的办法，也是通过财政。所以说：要刺激经济、缩小差距、解决矛盾，继续实施积极地财政政策是很有必要的！

二．关于我国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成效分析

我们再来看看以往政府在实行积极财政时候的成效，以找出需要继续发扬的，和不足的地方。

前几年我国政府根据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变化和社会发展的需要采取了旨在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促进经济结构调整、抑制通货紧缩的积极财政政策。

1.发挥收入分配政策的调节作用，有力地拉动了居民消费需求和企业投资需求。

为了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我国政府自1999年以来，连续三次提高行政事业单位职工工资标准，使行政事业单位职工人均月基本工资水平由1998年的400元提高到2003年的877元。1998年至2003年中央财政大幅增加对“两个确保”和“城市低保”的投入，共安排和使用资金2620亿元，提高了我国城镇的社会保障水平。同时，近年来，我国政府加大了对乱收费、乱摊派的治理整顿力度，进一步规范了分配秩序，陆续取消不合理收费项目1805项，降低469项收费标准，共减轻企业和社会负担1400亿元，从而进一步增强了企业自主投资能力。

2.发挥税收政策的调节作用，有力地拉动了需求。

近年来，为了缓解通货紧缩导致的需求不足问题，我国从1999年7月1日起减半征收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2000年起暂停征收；从1999年7月1日起，对凡是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技术改造项目在购置国产设备的投资时，按40%的比例减免企业所得税；为了鼓励出口，连续多次提高出口退税率，使中国出口货物的平均退税率由原来的8%提高到15%；从1999年起对居民存款利息征收个人所得税，到2003年底，累计取得税收收入1000多亿元。税收政策的调整对拉动需求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3.发行长期建设国债，有力地拉动了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促进了经济增长。

从1998年到2003年，我国共发行长期建设国债8000亿元，形成投资总规模3.5万亿元。从1998年到2002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从13.9%上升到16.1%，增长了2.2个百分点；国债投资拉动率从4.16%上升到8.6%，增长了4.44个百分点；GDP增长率从7.8%上升到8.0%，增长了0.2个百分点；国债投资贡献率从1.5%上升到2.0%，增长了0.5个百分点，有效地遏制了经济增长速度下滑的局面。

4.进一步推进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使其更加符合公共财政的要求。

我国实行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以来，中央财政本级收入由1997年的4227亿元增加到2003年的11849.5亿元，年均增长18.7%；中央财政本级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也由49.5%上升到54.6%.同时，中央对地方一般性转移支付规模逐年增大，特别是1999年调整收入分配政策以来，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规模大幅增加。2000年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总额达800多亿元，2001年超过1000多亿元，2002年为4025亿元，占当年中央本级财政总收入11940亿元的33.7%，2003年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总额为8687亿元，转移支付增幅超过了同期中央财政本级收入增幅，为政府运用财政政策进行宏观调控提供了必要的财力支持，有力地促进了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针对08年金融危机，中国政府启动了4万亿的投资项目。此举取得了巨大的成果，09年GDP完成保8的目标，自此以后，中国经济又回到了高速的发展。

但对于这4万亿投资，仍有许多可以改进的地方。1.对经济方式和经济结构的长期影响。

我国目前的增长方式是“投资促进型+出口拉动型”的互动机制，总供给是以出口为导向，但是当外部需求萎缩时，消化过剩总供给的压力就转到了内部需求上来。由于我国长期以来缺少刺激国内需求的相关政策措施，因此，短期环节危机的有效方式必然是通过政府主导的投资和消费来扩大总需求，但不容忽视的是，大规模的政府消费和政府投资也将不利于国内居民消费的刺激和拉动。

2.政府债务筹资，也需要支付成本。

.1.中央财政代地方财政增发2000亿元国债；2.银行发放部分期限较长、利率较低的特种贷款用于特定项目建设；3.利用地方投融资平台发行部分企业债券。就政府债务而言，其成本就是债务利息。一般来讲，债务筹资成本是与政府的信誉成反比。但是，即使信誉再高的政府也不能做到一味地以低利率在国内外无限量地借款。在一般情况下，债台高筑的政府信誉级别与其债务规模成反方向变动，而政府的债务风险却又随债务规模的扩大、信誉级别的下降而增加，如俄罗斯财政与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就在于此。3.政策执行方面存在的问题

对于各个地方政府的投资计划，大部分地方政府的投资计划都是为了争取到更多的中央刺激资金而仓促制定的，不仅在可行性上存在很多问题，而且会为地方和全国的中长期经济发展埋下潜在的危机，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地方财政的可持续性问题会使中央审批给地方的投资项目有不能完成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在缺乏考察的基础上而仓促制定的投资计划会使投资项目的整体性和长期性受到质疑。最后，各地方为了完成“保8”的任务，开足马力不管经济发展对环境的破坏，只顾GDP的增长，势必给我国带来长期的隐患。

综上，我们在继续实行积极地财政政策的同时，必须继续坚持正确的做法，努力避免消极的方面。

三.关于我国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可行性分析

判定是否应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应根据当前的经济形势综合考虑五个因素:一是通货膨胀是否得到有效控制;二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搭配;三是国内投资需求、消费需求的内生增长机制是否形成;四是国家财政的承受能力;五是国际形势的影响。从我国经济发展的现实情况看,我国还应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1.通货膨胀问题

通货膨胀说到底是一种货币现象，成因是流通中的货币过多造成的，主要靠货币政策对其调控。当前我国通货膨胀的成因主要是创造的外汇过多（2010年为2.8万亿人民币，同比增长18.7%），造成对人民币的需求过多，致使大量的本币被迫的投放到了市场上，造成流通中的货币绝对量过多。同时造成人民币对外升值对内贬值这一奇怪的现象。其次的部分原因是一些农产品由于自然灾害的原因确实减产（2010年上半年我国粮食进口量(小麦、玉米和大米)48.6万吨，同比增长1.5倍。），而大部分的原因在于国内外游资的炒作。最后，居民看涨的预期，加速了货币的流通速度，导致流通中的货币相对量过多。三个原因共同造成了物价全面，持续，有差别的上涨。解决通货膨胀，终究要靠货币政策来控制。如果双紧的话，很可能导致经济的萧条。中国国家统计局上周公布,11月CPI同比涨幅创下4.2%的13个月新低,环比亦下降0.2%,表明通胀猛虎已被驯服。2.与货币政策的搭配

2012年我们面临的货币环境将缓慢改善，然而这并不能抵御经济的明显下滑，因为货币转向对于经济的刺激效应具有较长时间的滞后性。因此，政府得采取积极财政政策以防止经济下滑过快，政府采取更为积极财政政策的必要性加强。

3.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依然存在，需求内生增长机制尚未形成。

—方面，消费需求增长的后劲不足。特别是今年以来，消费增长势头明显疲软，上半年，我国GDP实现7．8％的增长率，投资和出口分别增长21．5％和14．1％，而占消费较大比例的消费品零售额，今年1—7月仅增长了8．6％，增幅分别比2000年和2001年同期降低1．4和1．6个百分点。居民储蓄率仍居高位，有关资料显示，到今年7月末，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已突破8．3万亿元，同比增长18．4％。尽管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以来，总体上消费需求有所回升，但主要靠的是政策拉动，在目前居民对社会经济预期并未实现根本好转、农民收增长缓慢、新的消费增长点尚未形成的情况下，立即取消政策支持，消费需求则很难保持继续增长。应当看到，这几年我们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发行长期建设国债，使投资保持了一定幅度的增长，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其中，国债投资一直是社会投资的主体，投资对民间投资的带动效应仍有待。据统计，2001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2．1％，其中，国有经济的投资增长为12．8％，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71．55％，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的投资增长分别为8．1％和12．7％，仅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28．45％。今年上半年，固定资产投资增势仍然强劲，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实现1．45万亿元，同比增长21．5％，其中，国有及其他经济类型投资增长24．4％，集体投资增长15．8％，个体投资增长19．4％。国有投资今年投资增速上升的主要，而城乡集体、个体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支持作用十分有限。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我国国有企业改革、投融资体制改革和金融体制改革相对滞后，资本市场发展不力，致使货币传导机制近期内还不能有效发挥作用，不但国有经济没有进一步扩大投资的能力和动力，民营中小企业投资也得不到必要的金融支持。在缺乏有效引导机制、激励机制和相应体制环境的情况下，投资的自发增长动力明显不足。因此，现在停止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社会投资总量可能会变得起伏不定，甚至迅速下滑。在这些涉及体制、结构等深层次的得到有效解决之前，难以形成经济发展的自主动力，积极的财政政策也就不能中止。4.关于国家财政的承受能力

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5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披露，2011年中国拟安排财政赤字9000亿元，这一规模低于2009年预算安排的9500亿元和2010年初安排的10500亿元赤字。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减少赤字的同时，也会减少财政政策的力度。“9000亿元赤字规模，与本轮积极财政政策实施之前2003年的历史最大规模赤字3198亿元相比，在绝对量上依然很大，意味着积极财政扩张力度依然强劲。”全国政协委员、财政部财科所所长贾康对新华社记者说。明年的财政收入增速会出现台阶式的下滑，但中央政府仍然拥有中央财政预算稳定调节基金和发行更多国债这两张牌来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在1998至2000年、2008年至2009年，政府确实在经济下滑时期采用逆周期的刺激政策，支出缺口通过发行较多国债和使用预算稳定基金来解决。

5.国际形势的影响。

全球经济阵痛中前行，各国都在寻求和平交流的环境，积极地财政政策符合全球经济走势，切实可行。

四．具体措施： 1.加快财政支出结构制度的改革。

中国经济能否持续稳定发展，取决于结构调整的成败。而明年结构调整的关键则在于财政政策。我们应加快财政支出结构制度的改革，加快结构性紧缩的步伐，向战略性行业倾斜，特别是小微企业倾斜；向有助于扩大消费的领域倾斜，包括社保、医疗教育等；同时还应向结构调整和价格改革补贴支出倾斜等，从而加快培育中国大消费市场，真正加快发展方式的转变。

2.加快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

目前我国经济运行和社会生活中的一些矛盾日益凸显，现在需要把更多注意力放在化解矛盾的调结构、转方式和促改革上。财政政策的功能就是强调优化结构、有保有压、区别对待，因此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的过程中，理当发挥主力型政策作用。3.提高财政教育支出占公共财政支出的比重。

提高财政教育支出占公共财政支出的比重。各级人民政府要进一步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压缩一般性支出，新增财力要着力向教育倾斜，优先保障教育支出。各地区要切实做到2011年、2012年财政教育支出占公共财政支出的比重都有明显提高。4.减少财政收入，用减税更多的取代增支

从今年前11个月的全国财政收入增长态势看，2011年实现全国财政收入“超收”10000亿元已无悬念。这肯定会进一步推高已经引致颇多争议的当前中国的宏观税负水平，从而面临较大的有关减税的舆论压力。故而，即便把实施财政扩张的一系列因素统统考虑在内，实施一定规模的减税不仅是必要的，也是有可能的。换言之，在2012年，我们既有必要、也有能力实施较大规模的减税。提高个税起征点，逐步实现以家庭为单位的综合税制，并给小型、微型企业主减免税收。6.扩大国内需求，刺激消费

从今年看，虽然中国经济增速逐季回落，出口下滑较为明显，但内需表现稳健，已肩负起经济增长的“定海神针”作用。前三个季度，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稳定在25％左右；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则稳定在17％左右。扩大内需，正是中国经济有效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一条宝贵经验，更是应对当前复杂挑战的一个“制胜法宝”。着力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完善促进消费的政策，努力提高居民消费能力，增加中低收入者收入。将原来补贴出口企业和生产消费品企业的资金直接补贴居民消费，将财政家电补贴等以消费券的形式直接补给消费者。

7.加大自主创新力度，促进产业升级

以创新升级促发展经济复杂形势下，尤要加大创新力度，促进产业升级，抢占新的发展制高点。创新是企业发展的原动力，更是抢占发展制高点的必要条件。在全球经济动荡之际，各国竞争愈发加剧，稍有懈怠便会落后。着力加强自主创新，要大力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和区域协调发展，积极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推动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应急管理、智能交通、城市垃圾和污水处理。而需要强调的是，创新升级并不囿于“高科技”和“新兴产业”，传统产业的发展同样面临创新的迫切要求和内在动力。

8.以深化改革求发展扎实推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破解前进中的各种难点，为经济社会发展拓展新空间。

扎实推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深化财税、金融、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完善促进民间投资体制，深入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和农村领域改革，做好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工作。中小企业发展遇到的困境，实体经济发展遇到的难题，越发凸显以改革促进民间投资、打破垄断、激发活力对中国经济长远发展的极端重要性。

9.以宏观调控保发展保持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适时预调微调，确保中国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更加有预见性地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准确把握好调控的力度、节奏、重点，并根据形势的变化及时做出预调、微调，解决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

10.进一步优化投资结构，保障在建续建项目建设。

进一步优化投资结构，保障在建续建项目建设。有序推进“十二五”规划确定的重大项目，加强对企业投资的引导和规范。完善促进民间投资体制，避免实体经济出现“空心化”。打破或明或暗的垄断门槛，让民间资本充分涌动，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后劲和活力无需担心。11.进一步夯实农业基础，完善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加大“三农”投入，健全农业科技创新机制，加强农田水利建设，促进农业稳产增产，不断提高粮食等农产品保障能力。12.调楼市、惠民生。

要坚持房地产调控政策不动摇，促进房价合理回归，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要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扎实推进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

参考文献：

——2010年《农村经济绿皮书》《未来十年中国富人将猛增 2010年贫富悬殊超欧美》——《星岛环球网》《2010年上半年17省GDP增速超10%，中西部增速超过东部。》——《南方日报》《投资成经济增长第一驱动力》——《金融时报》

我国积极财政政策特点篇2

积极财政政策是指, 经济萧条时政府采取的拉动经济适度扩张的财政政策组合, 主要是增加赤字、国债和政府投资, 通过政府投资拉动总需求, 将建设国债重点投向基础设施, 从而扩大内需, 促进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

2008年下半年以来, 美、欧等国经济普遍出现负增长, 金融市场也受到了较强冲击, 这种影响不可避免地渗透到实体经济当中, 并不断向其他国家和地区蔓延。由于我国金融市场没有完全放开, 国内金融机构在海外金融市场的投资程度较低, 本次危机对我国金融体系的直接影响比较有限。但随着危机引发的各国经济放缓甚至衰退, 我国经济也难以独善其身, 特别是出口贸易受到较大的负面影响。

随着我国2008年9月以来经济出现的逐步下滑和财政收入增速的放缓甚至于负增长, 我国政府迅速启动积极财政政策, 确定了基础设施、安居、社会保障等民生工程的建设, 体现了民生财政的理念。由此, 继1998年我国再一次启动了积极财政政策。

2 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效果

此次我国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着力点在于, 进一步扩大国内需求, 通过挖掘国内需求潜力为我国经济增长注入动力, 更加注重促进经济结构调整优化, 更加突出保障和改善民生, 更加重视稳定物价总水平, 同时, 积极防范财政风险, 效果如下:

2.1 有力拉动经济增长

从对经济增长率的拉动角度分析, 2009年的政策措施拉动当年经济增长率提高了0.69个百分点。考虑滞后因素影响, 2009年的财政政策对我国经济增长率将会释放1.64个百分点的拉动效应。从对投资率的影响角度来看, 2009年的政策措施对提高我国投资率的作用逐年递减。相应政策措施拉动2009年的投资率上升了4.74个百分点。考虑滞后因素影响, 2009年的财政政策对拉动我国投资率上升效果非常明显。

2.2 财政赤字对推动经济增长作用显著

积极财政政策中不同的政策措施所产生的政策效果差异很大。从对经济增长率的拉动作用看, 增加赤字、提高赤字率的效果最为显著。2009年主要体现为建设性的财政赤字 (9500亿元) , 可以拉动经济增长1.39个百分点;其次为扩大政府投资和结构性减税, 其长期影响可以分别拉动经济增长0.16和0.09个百分点。从对投资率的影响角度来说, 提高赤字率和扩大政府投资均可以大幅度提高投资率, 减税效果相对较弱。

为应对此次国际金融危机, 我国政府积极推动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项目的建设, 支持科技创新和节能减排, 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 加快实现经济发展由主要依靠增加资源等要素投入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和管理创新转变。一方面有效地刺激了需求, 另一方面又为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为创造我国经济发展新的机遇期注入了强大的动力。

2.3 改善了民生

2009年中央预算用于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就业、保障性安居工程、文化等方面的民生支出达到7285亿元, 比2008年增加1653亿元, 同比增长29.4%。通过积极财政政策推动民生工程建设, 有助于改善收入分配格局, 使广大群众更好地享受经济发展的成果, 改善群众物质生活条件, 促进经济与社会的协同和谐发展。

2.4 不同政策措施在政策时滞上具有差异

从对经济增长率的拉动作用看, 9500亿元的财政赤字使2009年的经济增长受益最多, 拉动当年经济增长提高0.73个百分点, 2010年次之;政府投资发挥作用的进程最慢, 也最为复杂。2009年完成的6 000多亿元中央政府新增投资使当年的经济增长下降0.12个百分点。一方面反映了政府投资可能存在效率损失;另一方面, 也可能与政府投入的时间不均衡、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并未充分显现有关。中央政府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预计将在2011年及随后几年逐步显现出来, 预计将拉动2011年经济增长0.12个百分点。

从对投资率的影响效果看, 减税的效果在2010年显现得最为充分;财政赤字和政府投资的效果则随时间推移而依次递减, 2009年最为有效, 分别拉动当年投资率增长2.9和1.48个百分点。从效果递减的程度来看, 财政赤字的投资增长效应衰减的速度较慢, 对投资增长的拉动作用更为持久。

3 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建议

本轮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 有效地拉动了经济增长, 对于经济的恢复持续发展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同时, 我们也应该认识到, 积极财政政策不是万能的, 需要科学评价其实施效果, 为此, 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3.1 制定和实施积极财政政策转型战略

此次积极财政政策在2010年实施结束后, 从短期抑制经济波动的基本功能看, 其历史使命已经完成。它不仅有效促进了经济的回升发展, 而且对我国中长期经济稳定增长产生了深远影响。考虑反周期的宏观财政理论, 本轮积极财政政策似乎应适时转型, 改为实施基本平衡的预算政策。但从我国经济长期发展和调整经济增长动力结构的现实需要看, 适当保持财政政策的扩张性, 利用财政赤字增强政府的公共产品提供能力, 对于降低家庭负担、提高消费率和经济增长中的消费贡献率, 以及促进我国发展方式转变, 都具有长远的战略意义。

3.2 调整优化政策配置, 改善民生

后危机时代的积极财政政策, 要根据各项政策工具的具体作用, 优化配置政策组合, 突出财政政策对改善民生、调节社会分配的政策功能。下一时期, 我国财政赤字主要任务在于解决民生领域的历史欠账问题。在大力优化预算内支出结构的同时, 适时将财政赤字的使用方向大幅度调整到教育、医疗、社会保障、保障性住房建设等民生领域。

要大力调整政府投资领域。退出高速铁路、民航支线机场、港口建设、产能过剩的国有投资项目等一般性市场投融资领域, 大幅度提高带有基本制度安排性质的城镇居民基本住房投资和农村基础设施投资、农田水利投资等, 从根本上扩大内需, 实现可持续发展。

3.3 促进产业升级, 控制财政风险

从我国经济发展的过程可以看出, 我国经济增长越来越接近环境资源约束的边界, 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亟待变革。因此, 实施积极财政政策要与落实产业政策结合, 加快自主创新、节能减排的步伐, 积极实施产业振兴规划, 促进汽车、钢铁、石化、纺织、有色金属等重点产业的升级与发展, 提升国际竞争力。在加大对生态环保、自主创新和结构调整投入的同时, 利用减税、补贴、政府采购等手段, 为提高生产力水平创造条件。另外, 由于本轮积极财政政策需要大量政府债务发行来支撑, 但在有效利用政府债务工具的同时, 需要克服因此可能会导致的政府债务风险, 确保财政自身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方雯, 崔蕊, 胡芳.国际金融危机下我国积极财政政策的效应评析[J].特区经济, 2010, (3) :68-69.

[2]王朝才.当期的积极财政政策及实施中应注意的一些问题[J].经济研究参考, 2009, (7) :12-15.

[3]许生.积极财政政策效果评估与对策[J].宏观经济管理, 2010, (7) :34-36.

我国积极财政政策特点篇3

关键词：积极；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内容；作用

积极的财政政策主要是在我国供给需求严重不平衡，且投资、出口、经济增长缺乏动力、全球范围内金融危机加剧的背景下产生的，它属于具有阶段性特征的财政政策，主要是为了迎合当前国内经济发展的需求。它是我国政府实施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之一，主要通过收入分配、税收、补贴、国债等手段对我国经济发展运行实施调节，是我国政府实施反经济周期调节，平衡经济无序波动的关键工具，同样也是优化经济资源配置，确保社会公平与稳定经济发展的主要途径。自改革开放以来，财政政策手段一直担任着我国宏观调控的主要方式。积极财政政策的主要出发点在于合理缩小分配差距，以扩大社会范围内的消费需求，进而以消费刺激经济增长，解决供需不平衡问题。以下主要介绍当前我国积极财政政策的基本内容与其作用。

一、当前我国积极财政政策的主要内容

当前我国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主要包括五个方面的内容，其思路较为新颖，着眼于抓住社会发展的机遇，以落实科学发展观为前提。并重视民生，以长远经济健康稳定发展着手，以保障经济增长作为目的，以促进消费作为其主要目标，以搞活经济市场为其重要方向，统筹内外。且其政策实施的力度较大，各项税费减免政策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企业及居民的税收负担。将预算、税收、补贴、投资等全面性的财政工具作为依托，来实施综合性的积极财政政策。

首先，扩大政府对公共投资的支出，并着力于重点建设，同时强化国债的发行。自20世纪90年代末期开始，我国已向国有商业银行发行国债超过3700亿人民币，至21世纪初期，共计发行长期建设国债约9100亿。公共资金支出的主要范围包括农林水利建设、城市交通通信建设、基础设施、城乡电网改造、国家储备粮库建设等方面。其次，迅速推进、落实税费改革，实施结构性减税政策。综合税费改革的政策，优化税制，尽可能减轻各企业及居民的税收负担，并扩大企业的投资、强化居民的消费能力。同时，为推进贸易出口，吸引广大外资，以减轻企业的负担，国家分批提高了纺织、机械、煤炭等机电、轻工产品的出口退税率，同时强化了免税、抵税、退税等积极的税收管理条例的执行强度，鼓励外商投资项目的建设，并对房产建设企业予以营业税、地税等方面的减免。第三，提高社会基本收入，提升社会范围内低收入群体的基本收入，以从根本上扩大消费需求，缩小收入差距，稳定收入分配的格局。并在收入结构中提升其劳动报酬的分配比例，以此增强广大居民的消费能力，以带动消费，拉动经济增长。并以积极的财政政策作为媒介，增强社会财务补助的規模，以低收入者作为重点补助对象。第四，强化“三农”及民生支出，进一步落实优化政府财政支出的结构，以稳定民生，改善经济结构，同时严格控制一般性财政支出，优化财政支出的配置，最大限度缩减行政的成本。第五，鼓励科技创新，落实科学发展观与可持续发展观，着力于调整社会范围内各企业经济发展的结构，转变其发展方式，推进节能减排，深化环保型财政支出，并进一步稳定推行资源有偿制度，以保护生态环境，促成企业科技创新，深化企业内部的技术改造，优化能源使用结构，促成社会范围内资源的合理利用。

二、当前我国积极财政政策的主要作用分析

（一）拉动经济增长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期，我国政府增发国债1000亿，用于社会范围内的基本投资与建设，针对技术改造的投资对比前段时期增加超过500亿，在拉动我国经济增长方面具有显著的作用，经济增长点增加了约1.5%，同期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有所增加，为19.4%。同时国家进一步增加了社会保障建设的费用支出，在国有企业员工的再就业、退休人员的养老金准备、城市居民低保等方面的支出超过150亿，促进我国国民增加约0.23个百分点。同时在税收政策方面，恰当提升出口退税税率，同样对我国GDP的增长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财政政策具体方向转变为经济较为落后的中西部地区，将超过60%的国债用于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建设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约1.7个百分点，对我国国民经济的贡献率为8%，对比上年显著提升。直到2010年，为保证财政政策的灵活性，我国政府继续实施积极稳健的财政政策，拟安排财政赤字约10500亿，代发地方债券2000亿，将其纳入地方预算，并强化政府内部的约束力，在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方面起到了显著的作用。2011年，我国财政部门支出123亿，用于新农保的试点建设中，将农保覆盖区域扩大到60%，奠定了居民社会保障的有力基础，并于同年4月份，将超额累积税率修改为7级，减轻了中低层收入群体的税收负担，刺激了消费。同时强化对公共租赁住房和廉租住房建设，为城市棚户区改造及相关基础设施配套补助，加强了房地产市场的调控，维护了广大居民的权益。并于2011年10月初步决定于2012年初在部分对应性地区展开深化增值税制度的改革试点，并于同年8月将服务行业与运输行业的营业税实施税费改征，于2013年2月联合发改委员会、社会保障部门制定了深化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意见，进一步完善积极税收政策的辐射范围，保障社会群体的基本利益，提高了居民的消费能力，拉动了内需，达到刺激经济增长的目的。

（二）促进社会公平，改善人民的生活质量

2009年，中央政府用于“三农”方面的建设支出达到7253亿，在此基础上，于2010年我国政府继续加大对“三农”的投资力度，并不断完善与落实农业的补贴制度，以政策作为导向，引导社会资源转向农村，不仅有利于促进农业发展与农民增收，同时有利于统筹城乡经济发展，合理优化资源配置。总之，我国政府通过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不断完善国民收入的再分配机制，最大限度地缩小了社会群体的收入差距，并促进教育公平。建设新型的社会保障体系，构建基本的医疗卫生保障制度，在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同时在提高人们生活水平方面也起到了显著的作用。

（三）推动和谐社会的建设

在经济增长滞缓的背景下，我国政府实施了扩张性的积极财政政策，通过强化在社会经济建设方面的支出，减少税收，以刺激总需求的增加，深化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降低失业率，提升就业率，同时在拉动经济增长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2013年我国通过推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为社会经济的发展做出了较多贡献，保障了国民经济的整体稳定运行。当前我国社会经济环境形势依然较为复杂。以国内生产总值的增涨速度及工业附加值的具体数据表现而言，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依赖于内需的拉动。同时居民消费秩序基本持平，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通货膨胀的压力，确保了货币市场的稳定运行。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在缓解近几年来我国经济发展过热，物价涨幅迅速、内需不足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我国政府通过扩大基础性的建设投资，有效推动了经济增长，在调整经济结构方面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在深化科技创新改革的支持方面有了显著的表现，在推动社会范围内产业结构的调整、优化及升级等方面有很明显的作用。为保障我国国民经济的良性循环及社会的和谐稳定提供了良好的前提准备。

（四）优化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

2008年，为抵御全球范围内的金融危机对我国产生的负面影响，我国财政部分宣布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并立即出台扩大内需的十项基本政策，总投资约40000亿，强化民生工程、社会基础设施、生态环境的建设等，国家通过财政政策的宏观调控作用，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又快又好发展。提高对资源短缺行业及西部农村地区的支持，例如实施南水北调工程、给予西部投资税率优惠、投资武广高铁建设等。随着当前我国资源供求矛盾的迅速加剧，在资源利用率较低的社会背景下，我国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通过调节社会范围内的总需求与总供給，达到供需的基本平衡，实现社会范围内资源的优化配置，充分促进了我国就业率的提升，保持了物价的基本稳定及国际收支的平衡。

结束语

综上所述，自2008年末开始，我国政府为应对全球范围内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在抵制经济下滑等方面意义重大。同时在我国经济增加以高能耗、高环境污染为前提的背景下，为促进经济结构的调整与改革，我国政府推行了科技扶持政策，在调整产业结构等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伴随着当前房地产泡沫膨胀，物价迅速上涨的社会背景，我国政府强化了对公共租赁住房和廉租住房建设，为城市棚户区改造及相关基础设施配套补助，同时为应对物价的无序上涨，实施了相对稳健的货币政策。另外为缩小城乡差距，促进社会公平的建设，我国政府也实施了相关财政扶持的政策，在优化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推动和谐社会的建设等方面具有显著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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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储德银.财政政策促进居民消费的作用机理与影响效应研究[D].东北财经大学，2011.

我国积极财政政策特点篇4

我国二氧化碳排放的特点、趋势及政策取向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二氧化碳排放量不断增加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第一工作组第四次评估报告指出,近100多年来全球平均地表温度升高了0.3℃～0.6℃,海平面平均升高了10～25cm.尽管目前对气候变暖的成因解释上还存在分歧,但温室气体特别是二氧化碳(CO2)浓度增加导致气候变暖的观点已经成为伞球共识.作者：金三林作者单位：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期刊：广东经济 Journal：GUANGDONG JINGJI 年，卷(期)：2010, “”(5) 分类号：X3

积极财政政策的影响d 篇5

摘要：我国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已有几年的时间,对抑制通货滞胀,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都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但由此引致的问题也不容忽视，因此，制定切实可行的措施迫在眉睫。财政作为政府履行职能的重要物质基础、制度保障和政策手段，将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充分借鉴世界各国的成功经验，进一步推进各项改革和制度创新，充分发挥财政政策的功能作用，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地发展。

关键字：积极财政政策经济增长影响经济财政政策走势分析

前言

2009年,积极财政政策已然成为我国应对金融危机最重要的调控手段.目前看,积极的财政政策已经发挥了此较好的效果,但在实施过程中也有一些需要改进的地方.鉴于我国经济增长回升的基础尚不牢固,未来面对的不确定性因素仍然很多,在实际工作中需要切实落实中央制定的积极财政政策,而且宜将其向结构优化和发挥带动效应方面偏移.短期看,扩大内需,保持经济增长是财政政策的主要任务,长远看,重点是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核心是实行“均等化”的社会领域改革,从而为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创造条件。

一．对积极财政政策的分析

积极财政政策凸显四大特点：首先是加大投资力度，优化投资结构。其次是推进税制改革，实行减税政策，促进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此外，保障和改善民生在积极财政政策中居突出位置。积极财政政策还释放出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积极信号

(一)积极财政政策对经济的拉动作用非常明显

一方面，每年发行的长期建设国债投资大量的项目，直接增加了固定资产投资，拉动了经济增长。在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期间，中央政府每年发行1000亿―1500亿元的长期建设国债，仅从1998年至2004年7月间，累计发行9100亿元。但财政的这种资本性支出的带动作用更大。在中国，政府资金具有引导效应，比如政府上一个项目，银行就争着给贷款，这种“政府投资、银行跟进”所形成的投资规模是相当惊人的。

从经济学理论上来讲，财政政策虽然能直接刺激投资，但往往因为存在一定的“挤出效应”而使其效果打折扣。这里要指出的是，由于特定的体制原因，中国这一时期的财政政策是几乎没有“挤出效应”的。

(二)“积极”的货币政策作用相当微弱

随着积极财政政策的启动，宏观政策伴以稳健的货币政策。在相关部门看来，所谓稳健的货币政策是既能防止通货膨胀又能防止通货紧缩的政策，即适中的货币政策。但从事后来看，我们的货币政策事实上是偏松的。主要原因倒不是我们名义上采行稳健的货币政策，而在实际操作时违其原意，即货币供应量仍加速增长(积极货币政策的最重要表现)，相反，我们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期间，广义货币供应量(M2)增加的并不是很快，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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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20%以上(甚至30%左右)的年增幅，这些年M2的增幅一直稳定在15%以下，是名副其实的“稳健”；但近些年来我国的M2/GDP越来越大，尤其是1998年以后迅速增加，粗略估计当前为2左右，这在世界上都是罕见的。而且，中国人民银行从1996年以来八次调低利率，其中1998年之后就有五次。

二．积极财政政策对经济的影响

（一）影响宏观管理平衡

1998年第四季度,我国开始实施以增发长期建设国债为主要内容的积极财政政策,1998年至2003年累计发行长期建设国债8000亿元,主要用语基础设施建设,这对拉动内需,促进经济稳定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弥补了政府投资资金来源不足,建设了一大批多年想建设而没有能力建设的大型水利,交通骨干网等公共基础设施项目,为今后经济和社会发展创造了条件。,围绕着工业超高速度增长和其他一系列宏观失衡问题,宏观控制的中心任务是抑制总需求,紧缩信贷和财政成为抑制总需求的主要政策措施。去年年底,我们对经济形势作了综合分析,得出全面紧缩过度导致货币供应不足和需求不足并进一步导致生产萎缩的结论。一些同志则持相反的看法,认为银根抽而不紧,国民经济仍处于低热状态,今年头两个月工业增长速度陡然下降主要是“资源短缺”造成的。对形势判断的这种分歧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观察形势所依据的理论分歧。

（二）影响消费需求相对不足

消费需求不足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收入是最直接、最具有决定性的因素，消费是收入的函数，且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增加。中国的消费水平低关键一是因为相当比例的居民收入低、钱少甚至因失业无钱可花；二是经济负担重，仅有的钱不敢花。今年以来，我国投资和消费比例失衡态势继续扩大，当前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已降到历史最低水平。今年前3个季度，我国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仅为51.1％，而在20世纪80年代曾达到62％。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国内消费需求相对不足问题日益突显。

（三）增加中央财政负担

由于连续多年发行国债,国债余额已从1998年占ＧＤＰ的比重只有10%,上升到2002年的18.3%,快要达到国际公认的20%警戒线。不仅如此,我国的国债偿还不像有些国家债务由中央和地方分级负担,而是多集中在中央,债务由中央财政负担。所以推行持续的财政政策,极不利于中央财政的收支平衡。

（四）影响产业结构的调整和财政制度的改革

由于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投资基本上偏重于第一、二产业,第三产业发展滞后,使长期未解决好的产业结构调整的矛盾进一步扩大化,更影响国家财政体制改革。另一方面,由于国债的投入基本上是政府的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是国有资本,这就削弱了民间资本的投入,从而使得拥有民间储蓄达7万多亿元的资本不能充分发挥作用。作为财政体制改革的任务之一,就是要充分发掘民有资本的发展空间,使投资主体多元化。国有经济结构调整的弹性，主要是减少一般经营性支出，扩张基础设施、文教卫生、社会保障投入，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为了不加大财政需求与财政支付能力之间的沟壑，财政调整是必然。变现部分国有资产以充实社会保障资金的不足看上去是个不错的选择，但这个思路性的对策应当避免沦陷于纯技术性的误区，谁能保证社会保障资金在受益人兑取时毫发未损呢？财政制度的安排当然应赋予财政调整一个权能范围。

（五）积极财政政策会导致“挤出效应”

财政政策挤出效应的大小，决定于市场经济中的多种因素，如用产品市场和货币市场均衡模型，即“IS-LM”模型分析，它决定于IS和LM曲线的斜率。斜率主要反映的是市场经济中私人投资对利率变动的反映程度。由于投资是利率水平的减函数，投资对利率的变动十分敏感，通常所讲的投资利率的弹性大，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就大；投资利率的弹性小，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就小。如利率不变，即在凯恩斯陷阱区域，挤出效应为零。如随着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实施，利率上升的非常高，即在古典区域，挤出效应将无限大，政府的扩张性财政政策效应等于零。在一个完全由政府配置资源的市场，挤出效应问题不存在，因为政府支出的变化，不受利率水平的影响。

（六）积极的财政政策通常是扩张性政策,是“赤字政策”,其结果会导致财政赤字上升和国家债务增加

为搞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多支出点,资金从哪儿来?我们可以从未来的收入中透支出点,这就要发国债,但是发行国债要还本付息,一年年未还清的债务累积成债务净存量,债务净存量所要支付的利息又构成政府预算支出中很大一部分,为偿还国债政府会增加税收或用本国产品偿还外债利息,这必然会导致下一代人负担增加,特别是在充分就业时期,增加公债不能使资本形成,反而引起投资下降,也对公民造成负担。战后西方国家普遍实行了干预经济的积极财政政策,已经有很多过度依赖积极财政政策的经验教训。赤字政策是一项短期政策,但他不能长期使用,长期使用国债投资手段还会增强政府对经济的直接干预作用,效率也差,而且容易产生腐败,而且国债的偿还能力总是有限的。

三．关于我国经济财政政策的走势分析：

（一）“控物价、稳需求、防风险”是经济工作的重点

控物价，就是要保证有效供给，特别是食品、煤、电、油、气、运的供给，减缓输入型通胀压力，稳定通胀预期，防止出现全面通胀。一是充分发挥财政政策的作用，增加农业生产补贴，完善和落实对生活困难群众和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补贴。二是从紧货币政策必须坚持，遏制货币过快增长，提高资金使用成本，防止成本推动型物价上涨转变为需求拉动型通胀。三是适时适度加快人民币升值步伐，减轻输入型通胀压力。四是不失时机地推进资源和环境价格改革，从根本上解决增长方式粗放和资源消耗过大带来的价格上涨压力。

稳需求，就是要把握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和抑制物价过快上涨”的平衡点，稳定出口和投资需求，防止经济过快惯性下滑。一是着力提高城乡居民实际收入，降低储蓄存款利息税率。二是在严格控制货币投放的基础上，适时适度灵活调整信贷政策，稳定投资。在信贷规模严格按季度、按地区控制下，信贷大多投向了大企业、大城市，而效益好就业多的中小企业难以得到贷款，抑制了中小企业的发展，应灵活调整信贷政策，支持支柱产业发展。三是稳定出口需求，提高部分劳动密集型行业出口退税率，对冲汇率升值对出口带来的影响。

防风险，就是要稳定资本市场，加强外汇监管，积极应对热钱大进大出。既要防热钱加速流入，又要随时防范在美元升值趋势明朗以后，以中国高通胀、房地产价格泡沫等情况为由，引导人民币贬值预期，从而促发资本的大规模流出。一要加强外汇监管，尤其是加强对短期国际资本跨境流动的监测与管理，加快构建金融危机预警体系，提早研究应对热钱流出的预案，提升对资本冲击型危机的预警和应对能力。二要通过人民币有升有贬的“双向波动”，打破人民币单边升值预期。三要在热钱大规模流动时，采取征收外汇兑换“托宾税”、外汇存款准备金零利率等政策加以控制。

（二）进一步完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全国人大财经委在其分析文章中指出，面对当前复杂的经济形势，仍然要坚持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和从紧的货币政策，同时要根据情况变化，在具体执行中进行调整。在继续收紧银根、控制银行信贷的情况下，应积极发展直接融资，拓宽融资渠道，缓解目前企业资金偏紧的问题。建议加速发展债券市场，进一步扩大公司债券、企业债券发行规模，适时允许省级地方政府发行地方债券和定向灾后重建债券，加快发展非银行金融业务。出台新的货币政策需要充分考虑市场预期的因素，应做好解释工作，把握好出台时机，避免造成不必要的恐慌，引起金融市场大的波动。为防止经济出现大幅下滑，可以发挥财政政策稳定消费需求的作用，建议进一步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降低储蓄存款利息税税率，增加居民实际收入。为缓解企业成本不断上升的压力，可以降低收费公路通行费等税费标准，对通过技术创新降低成本的企业加大税收减免和抵扣。在全国范围内尽快推广增值税转型改革。

四．纠正上述不利因素的对策探讨

（一）提高认识

在我国,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 ,尽管成绩显著,但带来的问题不少,应当引起重视,一定要看到我国连续数年发行的国债,占ＧＤＰ总额比重已逼近国际警戒线;还债的任务主要是靠中央财政。这就要求我国的财政政策,从积极的财政政策框架中跳出来,变成适度的稳健的财政政策。所谓适度,就是要通过综合性的财政决策实现既不增加中央财政负担又能拉动经济增长,扩大消费需求的目标。只有这样去认识和处理问题,才不会把积极的财政政策作为长期实施的政策。

（二）要充实提高

根据我国在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过程中所暴露出来的问题,今后在继续实施这一政策时:一是在国债投资的方向上要充实提高,既要在适度扩大发行国债筹集资金用于拉动投资需求、拉动整个经济增长的同时,又要使投资最大可能提高城乡弱势群体的收入水平,千方百计增加就业,使消费占ＧＤＰ的比重得到提高,以扩大消费需求,抑制通货滞胀。二是在发挥财政政策功能上,进行结构性调整。有人认为减税是调整财政政策功能的一个方向,应当抓住时机进行。我们认为:当前按照我国的国情,不适宜采取全面减税的措施。这是因为我国税制以间接税为主,而间接税对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较小;再加上我国的税收水平并不很高,只达到国际中等水平,尤其是在我国经济结构还极不合理、投资机制不完善、通货紧缩仍然存在的形势下,如果全面减税,不仅会加速企业盲目投资,带来经济结构更加失衡,而且一旦在价格竞争的市场上商品出现更多的积压,将会带来更为严重的通货滞胀,但这并不等于说税制不应该进行适当调整。我们认为,一旦时机成熟,就应当尽快改革和完善增殖税、企业所得税。

（三）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

(1)扩大政府公共投资。增加中央基建投资，主要用于农业基础设施及农村民生工程建设，保障性住房建设，教育、医疗卫生等社会事业建设

(2)促进扩大消费需求。加大对家电下乡、农机下乡、汽车摩托车下乡、老旧汽车报废更新的补贴力度，积极开拓农村消费市场。

(3)实行结构性减税政策。全面实施消费型增值税。调整小规模纳税人标准，降低征收率。

(4)推动经济结构优化。大力促进现代农业发展。实行有利于自主创新和科技进步的财税政策，促进企业加快技术改造和技术进步，支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

（四）大力支持农村改革发展

(1)继续加大“三农”投入。健全财政支农资金稳定增长机制，大幅度增加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的投入，大幅度提高政府土地出让收益、耕地占用税新增收入用于农业的比例，大幅度增加对中西部地区农村公益性建设项目的投入。

(2)加强和完善促进农业发展的财税政策。

(3)促进农村社会全面进步。推动农村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文化等社会事业发展。加大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和环境综合整治投入。

(4)深化农村综合改革。加快乡镇机构、农村义务教育、县乡财政管理体制和集体林权制度改革。

（五）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

(1)推动教育优先发展。

(2)加快发展医疗卫生事业。积极支持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完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全面建立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

(3)积极促进就业再就业。支持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加大财政投入。

(4)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支持实施保障性安居工程。推进文化事业发展，积极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维护公共安全。

(5)支持科技创新。加大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投入力度，保障科技重大专项实施。推进节能减排。增加节能减排投入，推动区域协调发展。落实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各项财税政策。

(6)深化预算制度改革，完善财政体制，改革完善税收制度。

(7)加强财政法制建设，严格预算管理，狠抓增收节支。

(8)严格财政监督，加快财政管理信息化建设。

(9)严格国际金融组织和外国政府贷款管理，深入开展双边、多边财经交流与合作。

五．结论与建议

积极财政政策不是万能的,实行积极财政政策有利也有弊。我们不应期待一直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虽然要求积极的财政政策淡出的呼声不断,但是根据我国具体情况,这一目标难以在短期内实现。所以我国在使用国债投资手段的同时,我们应该把非国债手段逐步使用起来,强化起来,进一步启动非政府的社会投资、居民消费,使其经过一个过程形成停发国债后仍能有扩张下去的势头,并最终形成消费与投资自主扩张的机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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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朱红恒：《河南财政税务高等专科学校学报》，维普资讯网

为什么要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篇6

为确保实现今年经济增长8％的目标，政府采取了扩大内需，适度增加投资和消费需求，促进出口增长等政策。这些都是典型的市场经济下积极的宏观经济政策的内容。在这种背景下，作为宏观经济政策组成部分的财政政策，也应当是积极的。

目前我国经济出现市场型过冷状态，直接表明我国的企业部门在市场机制的约束下，已拥有“过剩”的资源和要素，可以并且必须转用到政府部门上来了。因此，市场过冷的根本经济涵义就在于，目前我国的经济发展应从以往过多注重个人产品的生产，转到较大幅度地增加公共产品的供应上来，具体地看主要是应当较大幅度增加政府的预算支出。

我国目前正处于经济起飞的阶段。世界经济发展史表明，一个国家的经济起飞，首先需要作好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等方面的先期准备；而在20世纪即将结束的今天，大力发展新兴产业等，又是关系到我国能否赶上世界发展潮流和实现经济腾飞的根本问题。由于我国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几十年来我国经济发展主要以增大个人产品的产量，解决人民群众的`温饱问题为首要目标，这是完全正确的。但也在基础设施等方面产生了严重的“欠债”问题。随着经济的发展，“路不畅，电不明，水不足，话不通”等基础设施的不健全，已愈益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瓶颈”。改革开放以来尽管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作了很大努力，也取得了很大的成果，但离满足经济腾飞的需要仍还有很大的差距。

这样，我国目前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的意义，就不仅是刺激和提高经济增长速度和实现8％增长率的问题，更主要的还是通过财政政策的运作，调整企业部门和政府部门在GDP中的相对份额，从而为我国经济的长期发展打基础的问题。

目前我国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在国债大规模增发的背景下，国债的发行收入应基本上用于基础设施等方面的投资，而不应用于填补财政的经常性支出亏空，这应是我国财政避免陷入债务危机的基本前提。财政的经常性支出必须以经常性收入为来源，而国债作为财政的临时性和补充性的收入来源，显然不宜用于经常性开支，否则必将出现国债规模逐年递增的惯性膨胀状态，而使财政陷入债务危机之中。相反，基础设施等投资是财政的非经常性支出，其年度投资规模是可以依据当年经济的宏观景气状态而灵活地扩张和压缩，不仅可以产生有力的反经济周期的政策效应，而且当经济景气时还可以相应压缩债务发行规模，减少债务负担。此外，由于投资性支出将形成相应的国有资产，这就使得国家债务与国有资产形成对称状态，因而此时的国债具有“虚”国债的性质，这与被用于经常性支出而纯消耗的“实”国债，是有着根本差异的。

第二，积极的财政政策应伴之以财政管理上的严格“增收节支”。我国目前国债的发行收入有相当份额是用于填补经常性支出亏空的，其弊端人所共知，也一直在努力纠正，因而是有着很大的不得已性的。这就需要严格财政管理，通过增收节支，力求以税收等经常性收入去满足经常性支出的需要。此外，我国正在建立健全各项社会保险基金，各级财政是其主要的财力来源之一，但这是财政的经常性支出，因而是不能以国债和各级地方财政的准公债收入为来源的。但社会保险基金的建立又需要庞大的财力投入，这也需要严格加强财政管理，才能解决所需财力。

第三，目前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应以财政政策为主，其中又以扩大财政投资为主。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运作，主要是通过增大货币供应量来影响企业和个人需求以产生政策效应，如果企业和个人需求由于种种原因没有相应回应，就不能出现预期的需求扩张。财政的公共投资政策运作则不同，它直接形成着社会需求，而无需企业和个人需求的相应回应，从而可以产生货币政策所不具有的政策效应。目前我国已连续运用各种货币政策手段刺激经济，但市场远未作出相应的反应，因而远未达到预期的政策效应。为此，我国目前的宏观经济政策抉择，应当从货币政策为主转到财政政策为主，而其中又要以财政投资政策为主上来。这就是应主要依靠大规模增加政府的投资来刺激经济回升。否则目前的连续降低利率和扩大贷款规模，已产生了巨大规模的货币存量，一旦我国的市场在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刺激下复苏，则可能立即转入急剧的通货膨胀之中，“前门拒狼后门进虎”，其结果将是宏观经济的过分波动和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过度摇摆。如果联系到对我国金融状况有着巨大压力的亚洲金融危机一时难以结束，我国更应未雨绸缪，尽可能消弭通货膨胀危险于未然。因此，不仅从加大今年经济发展速度，而且从宏观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和防范金融风险着眼，都必须将我国目前的宏观经济政策重心转到大规模增大财政的基础设施投资上来。

我国积极财政政策特点篇7

关键词：挑战,政策,产业结构

一、中国在世界金融贸易中面临的挑战

多年来, 随着中国逐步在经济全球化的国家市场中逐步确立了自身发展的方向以及定位, 我国已经在全球经济链中占据了低端商品出口的大量份额。但由于我国产业结构不合理、以产品加工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在对外经济出口中的贸易优势在逐步缩小, 中国的发展模式始终限制着工业制成品的对外贸易规模。

当前, 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并不平静, 美国的量化宽松政策给国内宏观调控造成压力;围绕人民币汇率、稀土等资源性产品出口的博弈出现新的动向;针对中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唱空中国经济的声音此起彼伏。国内经济运行面临诸多挑战:房地产调控投鼠忌器;食品安全警钟数度响起;流动性不平衡问题十分突出;经济增速和就业率存在下滑之忧;股票市场冲高回落。

此外, 一些长期以来在外贸中存在的问题依然困扰着中国, 由于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趋势的放缓、我国经济出现了持续高速增长情况下, 人民币持续升值、美元的贬值使国际资本加速流向我国以寻找经济危机的缓冲点, 我国的资本市场风险从而大大增加。欧美发达国家为保护自身产业不受过重损失, 采贸易保护政策, 贸易壁垒更为隐蔽, 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面临着严重的挑战。

二、我国在世界经济贸易中得到的启示

(一) 灵活的货币政策

当前, 由于通货膨胀经济形势以及失业人数的大幅增加, 我国必须采取灵活的货币政策, 使自身经济在面对冲击的时候能够“软着陆”, 减少不必要的经济损失。在如此不确定性的环境当中, 政府必须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 把抑制通货膨胀放在首要位置, 采取了包括加息、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等货币政策措施, 消除影响物价过快上涨的货币因素;加快保障房建设;实施一系列的区域经济振兴规划;善用积极财政政策, 加大基础设施和社会保障投入。在短期内利用掌控经济形势, 经济增速尽管有所下滑, 将通货膨胀率处于可控的范围。

同时, 借鉴欧美等发达国家面对经济压力采取的措施经验, 通过积极稳健的财政政策, 深化改革, 进一步提高国资监管水平和增强国有企业活力。完善国资监管机制, 坚持以产权多元化为方向推进国有资产战略重组, 规范国有企业内部治理结构, 进一步降低出口业的赋税、注重对政府支出的监管力度、由于我国仍处于福利保障水平较低的水平、所以对医疗体制以及社会低保的改革就显得尤为关键, 如何让经济能够始终维持在高水平, 环境和就业带来的压力需要我国经济措施的出台实施。当前, 由于信贷控制在实质上导致企业的资金成本增加, 所以一定要实时控制利率的上调, 减少对中小型企业的冲击。

(二) 积极稳健的财政政策

1、扩大政府的投资。由于我国的出口额持续下跌, 出口下降的趋势已经造成了国内的房地产投资的增速, 这将导致房地产市场的“持续过热”, 这就需要政府通过扩大投资等方式来抵消这部分投资带来的影响。投资的中心环节应面向自然灾害相对严重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上。

2、增加对社会福利的补贴力度。社保和医保关系到人民的根本生活水平, 所以对社保和医保的补贴增加有助于缓解就业的压力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加大对农业补偿, 鼓励农业生产, 增加农民的收入, 提升我国整个农业的整体消费水平。

3、减免企业税收。减免对企业的税收可以增加利润, 增加居民可支配性收入, 由于中国中小型企业的面临的生存压力更为严峻, 所以政府应该适当减免中小型企业面临的压力, 使之逐步发展也缓解了就业的压力。

(三) 对产业结构进行合理调整

当前我国的产业结构不够合理。我国应该逐步增加高附加值以及高科技产品出口的比重, 合理优化企业的配置, 合理的产业结构不仅包括培育和发展我国自身品牌企业, 也包括发展在产业链上下游为大企业配套的中小企业。在鼓励优势企业做大做强的同时, 要积极做好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各项工作, 努力形成大中小企业优势互补、协调发展的产业组织结构。调整优化产业结构, 做强做优国有经济。一方面, 抓好规划布局;另一方面, 确定重点产业发展方向;与此同时, 按照“先易后难、稳步推进”原则, 统筹安排, 分类指导, 稳步推进国有经济的板块调整。

要大力推进自主创新, 努力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加大政策引导扶持, 发挥企业在自主创新中的作用, 加强产学研合作, 实施以质取胜和名牌带动战略。增强中西部企业的竞争力, 缩小地区间经济的差异。狠抓重大项目建设, 加快推动全省经济社会转型升级。大力推进轨道交通、高速公路、港口码头、矿产开发、电力能源、电子信息、机械制造、生物科技等重大项目建设, 进一步加强与央企、知名民企、世界500强企业的深度合作, 积极“走出去”参与国际竞争和合作。五要不断加强自身建设, 努力为国有企业科学发展提供有力保障。大力培养企业家队伍和创新人才队伍, 积极履行社会责任, 注重人文关怀, 参与社会公益事业。

参考文献

[1]、贾晓芳.从全球价值链解读中国贸易现状及其影响[J].中国商界, 2010 (6)

[2]、吴瑶.中国金融发展决定因素的理论与实证分析[J].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 2010 (8)

我国积极财政政策特点篇8

关键词:综合配套改革区域制度创新制度创新模式

The Mode of Regional Institution Innovation Of Pudong Comprehensive Reform and Suggestions

XuQuanyong

Abstract:Based on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theory,the mode of regional institution innovation was put forward.The features of Pudong comprehensive reform was annalyzed.Some suggestions for Pudong comprehensive reform were given.

Keywords:The Pudong comprehensive reform Regional institution innovation The mode of institution innovation

【中图分类号】F20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646(2009)05-0039-04

2005年6月21日国务院批准了浦东新区综合配套改革的试点区,之后,相继批准了天津滨海新区、成都、重庆、武汉、长沙等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区。我国综合配套改革是全方位的深入改革,包括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的改革,是综合运用经济、政治、法律等手段,發挥企业、政府、社会等各方面力量,集中力量攻克我国改革难点的改革,是我国渐进式改革进入了新的阶段后在区域上对改革进行的实验与探索,其目标是为建立完善高效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行探索和试验。就全国来讲,各方面共同推进难度比较大,风险高,且缺乏经验,因此选择浦东新区等区域进行试点,取得经验后再在全国进行推广。

1.我国综合配套改革的缘起

1.1 是非均衡制度创新向到均衡发展的需要。

综观我国渐进式改革开放的历程,主要采用了非均衡的推进方式。具体来说,经济领域的改革开放先于政治与社会领域的改革开放,造成了政治、社会领域的改革与发展滞后于经济改革与发展。在经济领域内部,也采取了先易后难的不均衡改革方式,例如生产要素市场的改革滞后于产品市场的改革,国有企业的改革滞后于非国有经济的改革,产权的改革滞后于市场的发展等等。从地地域上看,中西部地区的改革开放滞后于沿海地区的改革开放。这种非均衡的改革开放的方式,较好地处理了改革与发展、稳定的关系,保证了我国改革开放顺利进行。

当前,我国的改革开放进入了全面协调与发展的新时期,即科学发展时期。综合配套改革就是要按照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全面推进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领域的改革开放,推进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发展的需要。

1.2 是从单项改革为主到综合改革的需要。

三十年来,我国的改革从总体上看,是局部改革和部门改革较多,综合协调改革较少,经济体制改革多,其他方面改革较少,从而在改革过程中存在某些不协调成本,即由于某些方面的改革滞后,出现了体制前进中的“瓶颈”等问题[1]。例如,制度创新在发挥地方政府积极性的改革较多,限制约束和规范地方政府的行为不多;经济体制改革较多,政治体制改革较少;非公有经济发展和竞争性产品的发展较快,而与广大人民群众关系密切的公共产品发展滞后;发挥市场经济体制的效率作用较多,克服市场经济局限,引导和驾驭市场经济的改革较少。由于制度创新存在边际递减效应,因此需要创新改革方式,发挥综合配套改革的作用。综合配套改革是在先前制度创新的基础上,通过新的制度创新方式,改变依靠单项改革逐步推进的改革方式,要发挥区域政府在综合协调多项改革的优势,发挥各项改革之间的互动藕荷作用。综合推进改革,来化解先前改革的遗留问题,突破改革的“瓶颈”,是制度创新的新阶段。

1.3 是发挥多元改革主体积极性与协调多方利益的需要。

诺思等曾经把制度参与创新主体分成第一行动集团和第二行动集团[2]。狭义的制度变迁主体是指制度的直接变革者或创新者,而广义的制度变迁主体是指所有与制度变迁相关,表示了相应态度,施加了相应影响和发挥了相应作用的主体,包括反对者、阻挠者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等等。不同利益主体在制度变迁中的不同角色定位和不同的作用,有的同盟或协作,有的领导或跟随,还有对抗、中立等等,改革的利益主体及其在改革中的地位和作用是十分复杂[3]。

在我国的改革过程中,出现了利益主体不断增多现象,他们对改革持有不同的态度[4],持续改革需要综合协调各方利益关系,调动各方改革积极性。特别要注意改革过程中出现的一些利益主体,或者说是以往改革方式中的获利集团,很可能会成为进一步改革的阻力。例如,我国一些垄断产业中的大型企业,在市场化的进程中显然是获取了改革滞后之利,它们对综合改革的态度就可能不那么积极。因此需要综合利用多种手段和方式,调动多方的进行制度创新积极性,推进改革的深入发展。

1.4 是加强对改革的领导和管理的需要。

自从国家体制改革委员会被撤销以后,各项改革的“部门化”倾向十分明显,尤其是学界对教育、医疗等领域的体制改革争论很大。一些部门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借改革之名,行争取本部门的权限和利益之实,这种“部门化”倾向越来越严重。其次,缺乏一个高层次的强有力的机构来对各项改革进行统筹规划,统一协调。也就是说,推进综合配套改革,还缺乏国家层面的组织保障。

因此,为了保障各项改革工作的有效推进,从国家层面来看,当前急需解决体制改革的组织保障问题。可以设想两种方案:一是恢复国家体制改革委员会,一是成立国家综合配套改革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对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进行统筹规划和统一协调。显然,目前仅依靠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经济体制综合改革司,是难以承担综合配套改革重任的,因为综合配套改革不单纯是经济领域的体制改革,还涉及到科技、教育、卫生、社会保障、政府职能等诸多社会和政治领域的体制改革。因此把浦东等这样的独立行政区域作为综合改革的试点区,有助于加强对改革的全面领导,发挥区域综合进行改革的优势,协调各项改革之间矛盾,有利于推进全面改革的任务和实现全面协调改革的目标。

2.综合配套改革的区域制度创新模式

2.1 区域制度创新模式的划分依据。

对于制度创新模式,制度经济学家有许多精湛的研究。拉坦认为制度变迁是由技术以及其他因素诱致的,即“诱致性制度变迁”[5]。此后,林毅夫对拉坦的“诱致性制度变迁”进行了完善,提出了“诱致型制度变迁”和“强制型制度变迁”的概念[6]。所谓“诱致型制度变迁”是指单个行为主体在给定的约束条件下,为确立预期能导致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制度安排和权利界定而自发组织实施的自下而上的制度创新,“强制型制度变迁”是政府命令和法律引入而实行的制度变迁。黄少安认为应该从制度创新主体的构成、地位与作用方向与强度等多方面来划分制度创新模式[7]。

我们认为区域制度创新的模式主要是依据制度变迁主体及其作用来划分的,具体来说,有以下几个依据:①制度创新的主体的构成。制度变迁的主体大致可以分为单个行为主体和政府。在我国,政府又分为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央政府的权力下放,地方政府“经济人”的地位日益强化,其制度创新的动力不断增强,制度创新的手段不断增加,地方政府作为中央政府的代理者,其利益与中央政府既有一致的地方,也有不一致的地方。②制度创新的内容。制度变迁的内容可以分为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在经济制度中是公共产品的制度变迁和竞争性的产品制度变迁。③制度创新的动力。与制度变迁的内容相对应,制度创新的动力有经济利益、政治利益和社会利益。“诱致性制度变迁”认为单个行为主体的自身经济利益是制度变迁的主要动力,而“强制性制度变迁”则受政府为实现公共利益的政治动力推动,社会动力则是制度创新主体为实现社会价值而进行的制度创新。④制度创新的手段。制度创新的手段被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装置”,是行动团体所利用的文件和手段,当这些装置被用于新的安排结构时,行动团体就利用他们来获取外在于现有安排结构的收入[8]。

2.2 综合配套改革的区域制度创新的特点。

2.2.1 制度创新主体的复合性。

综合配套改革的区域制度创新是在中央政府的主导下多种制度创新主体共同作用的一种区域制度创新模式。中央政府是浦东综合配套改革的制度创新主体之一。首先中央政府是综合配套改革的发起者,虽然我国一些地区多年改革开放,区域内部有着进步进行制度创新的要求,但是从国家层面来看,综合配套改革是国家落实科学发展观在浦东的试验,对实现国家整体核心利益的一种制度探索,因此国务院对其制度创新目标十分清晰,例如中央对浦东综合配套改革的有明确的目标——“要着力转变政府职能,着力转变经济运行方式,着力改变二元经济与社会结构”。其次,中央政府的意识形态引领区域综合配套改革的方向,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经济、政治、社會、文化纲领将引领综合配套改革的方向。再次,从改革的内容来看,许多改革的内容必须有中央政府的直接参与。例如浦东对外经济管理体制改革,必然需要改革中央政府、上海市政府的各个部门在浦东的管理方式改革,仅仅依靠浦东内部政府的改革是不能够实现的,中央政府必须参与其中;再比如,金融体制的改革直接关系到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地方金融改革的方向与速度直接受控于中央政府金融改革的步伐。因此中央政府是制度创新主体之一。

另一方面,综合配套改革是中央赋予地方制度创新与探索的权利,充分发挥地方政府、企业、个人与社会组织制度创新作用的全面改革与发展。其改革的目标是,如何按照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原则,发挥企业、个人与社会组织在经济、政治、社会等方面制度创新作用,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政府管理体制、企业体制和社会管理体制,因此地方政府、企业、个人与社会组织等也是综合配套改革的重要制度创新主体。

2.2.2 制度创新内容的复杂性。

我国综合配套改革的区域制度创新是以突破我国体制改革难点为核心的全面的经济、社会、政治体制改革。制度是与人们具体行为集有关的规范体系,它由制度环境、制度安排与制度装置构成。制度环境是一系列用来建立生产、交换与分配基础的基本政治、社会和法律基础规则,支配选举、产权和合约权利的规则就是构成经济环境的基本规则类型的例子。制度安排是支配经济单位之间可能合作与竞争的方式的一种安排。制度装置是行动团体所利用的文件和手段,当这些装置被用于新的安排结构时,行动团体就利用他们来获取外在于现有安排结构的收入[9]。在综合配套改革中,制度创新内容较为广泛,涉及到制度环境、制度安排与制度装置等各个方面,要按照人的全面发展的要求,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体制改革,改革不仅仅包括进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也要涉及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改革。

我国30年的改革在时序上采取先易后难的方法,先在意识形态约束小、改革阻力小和技术上较为简单的地区、行业和部门开始,而将阻力大、困难多和复杂性强的改革往后推移,整个制度变迁中制度安排和制度装置方面的改革较多,制度环境的改革较少,我国制度创新进入了需要突破制度环境的这个“内核”阶段,即到了改革形成“制度”的“制度”,例如,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要求对形成市场交易规则的政治法律制度进行改革,综合配套改革就是要在这些制度“内核”领域进行改革的试验,突破我国体制改革难点和重点。

2.2.3 制度创新动力的多样性。

从区域制度创新的动力看,地方综合配套改革是在国家利益的主导下,充分发挥地方和单个行为主体积极性的改革。制度创新产生收益是制度创新的动力。我们将制度创新的受益主体不同分为个体收益、地方收益、国家收益、社会收益和政治收益。综合配套改革是实施国家战略的试验探索过程,国家利益、社会利益是根本利益。但是地方政府、企业和其他制度创新主体的制度创新行为不一定符合国家利益要求,另一方面,地方政府与其他制度创新主体不一定有积极性去推动中央政府所要求的制度创新。例如,一些政治改革、社会改革不能够对当地区域经济发展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有的改革甚至降低区域经济的发展速度,地方政府不一定有积极性去推动资源与环境领域的改革就是一个例证。综合起来,综合配套改革的区域制度创新既可能给区域内个体和地方政府创造的收益,例如,高新技术产业的制度能够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给区域内部个人和地方政府带来收益,但是有些制度创新也会可能使地方政府的直接经济利益受损,例如建设服务型政府的改革,使得地方政府行政活动受到居民的约束,地方政府支出较多,影响地方经济发展速度和官员的政绩。因此综合配套改革应该把国家收益、社会收益作为首要的改革目标,在国家利益的主导下,充分发挥地方和单个行为主体积极性。

2.2.4 制度创新手段的综合化。

综合配套改革的制度创新要综合利用多中手段。第一,要充分发挥区域政府在综合协调改革上的作用。在我国先前的制度创新中,制度创新的主要通过单个项目和单项规则逐步推进的,因此制度创新的产生的了制度安排的不协调,并且产生了制度变革中的利益阶层,阻碍了制度创新的进一步发展,比如土地批租,外资优惠政策等等。综合配套改革要改革制度创新方式,地方政府综合运用多种手段,通过多个部门共同参与,发挥多种多个部门、多种手段之间的协同作用,共同完成制度创新的任务。例如,消除城乡二元经济社会体制的改革需要多方政府部门的共同参与,需要对多种体制、法规更新,必须多方面共同参与和协调。第二,综合配套改革要继续发挥减政放权的手段,赋予地方政府和企业更大的自主权,发挥地方与基层的在改革中的制度创新作用。第三,发挥社会组织和中介组织的自治作用。很多规则是在企业和个人等个体搏弈过程中形成的,这种自发形成规则往往比政府设计的规则更加符合社会规则,因此在改革过程中应该大力推进各种社会组织和中介组织的发展,将企业与个人在诱致性制度创新的作用充分发挥出来,促进他们对制度创新的作用。第四,综合配套改革要加强中央政府的规制与制约作用。由于地方政府和单个行为主体有着自身的利益,它们自发的制度创新形成制度和规则与国家制度创新的规则存在偏差,特别是地方政府往往利用政策进行政策寻租,在改革中可能成为继续深化改革的阻力。因此,要加强中央政府对综合配套改革的规范与引导,促进综合配套改革对我国整体制度创新的作用。

3.合理发挥不同综合配套改革主体积极性的政策建议

3.1 正确定位不同类型制度创新主体在综合配套改革中的作用。

中央政府的作用。与传统的“诱致制度创新”和“强制性制度创新”不完全一致,中央政府是综合配套改革制度创新的主体之一,中央政府在综合配套改革的作用可以总结为:①确定制度创新的边界。具体地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对我国经济、政治、社会、文化改革与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将引领综合配套改革的方向,为其他制度创新主体提供了制度创新的空间与边界;②对地方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的制度创新行为进行的推动、规范、制约作用,克服地方主义、本位主义和个人主义行为,减少改革的阻力,引导制度创新沿着国家的利益方向发展;③中央政府将发挥协调和管理地方政府与其他地方政府和部门之间关系的作用,协助地方政府推进制度创新。④中央政府主动将综合配套改革的经验向全国推广。

地方政府的作用。地方政府作为中央政府的代理人,其主要职能之一是执行中央政府的任务,在实际中主要表现为制定地方综合配套改革试点的工作方案,对整个改革试点工作进行全面动员和部署,协助其他主体的制度创新行为,并提出改革要求。其次,它是组织和实施综合配套改革的主体,是改革具体政策的制度创新主要设计者和创造者。再次,它应该发挥对企业、个人和社会组织的制度创新行为的支持者的作用,充当前三者制度创新的“第二行动者”的作用,充分发挥前三者的制度创新能力。

企业、个人与社会组织的作用。如何按照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原则,发挥企业、个人与社会组织在经济、政治、社会等体制创新中的作用,特别是三者参与政治社会活动,从而推动制度创新是综合配套改革的重要目标。因此综合配套改革应该重塑制度创新的政治、社会动力。政治社会领域的改革与区域内部的全体人民的利益息息相关,要把区域内部人民关心、维护与提高区域公共利益、的动力激发出来,成为区域制度创新的动力机制。要通过调整政府与公民、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扩大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空间,创新公民各个利益群体以合理、合法的形式表达利益机制,利益代表和利益协调机制。其手段是,改变政府包揽一切的做法,适当合理向社会“分权”或者“还权”于社会。完善社区自治、民间救助和慈善团体,使公民在广泛参与社会治理过程中形成新的和谐关系。

3.2 加强对综合配套改革管理与考核。为了加强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工作的统筹协调,我国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地区大都成立了工作领导小组,其成员由地方政府、所在的省(市)政府一些部门构成,由领导小组具体负责综合配套改革的重大决策,统筹协调国务院及其中央部门与地方政府之间具体改革事务,但是在改革中,由于各个部门之间责权不明确,综合配套改革的效率不高。因此,要在进一步明确综合配套改革的各个制度创新主体的责任,以法律、法规的等形式明确制度创新的责任和权利,为各个制度创新主体提供制度创新的动力。另一方面,综合配套改革涉及到方方面面的改革,不仅仅改革的内容复杂,改革的难度大,改革的风险大,因此要加大对地方政府综合配套改革考核制度的研究和设计,建立全面反映综合改革绩效的政府考核体系,切实把改革的制度创新效应作为政府考核指标,增强地方政府制度创新的动力,发挥综合配套改革的制度创新示范作用。

3.3 加强综合配套改革的立法。由于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是先行试验一些重大的改革开放措施,它既是个性的,也是共性的,其对法律制度供给的要求更高。如,国务院在批准上海市浦东新区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配套改革试点方案时指出,要通过试点形成与国际通行做法相衔接的经济运行法规体系和制度环境。在这样的先行试验中,相当一部分要破旧立新,需要对现行法律进行变通和修正,而一般性地方立法不能对国家层面的法律法规进行调整。其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不仅要考虑试验区内的使用效果,还要考虑区域协调发展、示范全国的效应,这就要求与之相应的法律制度供给不单要考虑试验区本身的问题,而且要考虑到对相关区域的协调乃至辐射全国的示范效应。一般性地方立法是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制定地方性法规,其效力显然只能在立法机关所辖的行政区域内生效。因此,应对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的相关规定,建议给予经国务院批准的进行综合配套改革试验的省、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进行综合配套改革试验相关的特殊的授权立法权。

注释

①参见;樊纲、胡永泰.“循序渐进”还是“平行推进”?——论体制转轨最优路径的理论与政策[J],经济研究,2005(1):4～14

②参见:戴维斯和诺思.制度变迁的理论:概念与原因[A].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C].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第84页

③参见:黄少安.关于制度变迁的三个假说及其验证,中国社会科学[J].2000,(4):37～49

④周小亮.深化体制改革中的利益兼容问题探索[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第207页

⑤拉坦.诱致性制度变迁理论[A].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C].上海:三联书店,1994:339

⑥林毅夫.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A].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C].上海:三联书店,1994:384

⑦黄少安.制度变迁主体角色转换假说及其对中国制度变革的解释——兼评杨瑞龙的“中间扩散型假说”和“三阶段论”[J].经济研究.1999,(1):66～73

⑧诺思.制度变迁的理论:概念与原因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C].上海:三联书店,1994:270

⑨诺思.制度变迁的理论:概念与原因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C].上海:三联书店,1994:270

参考文献

[1] 拉坦.诱致性制度变迁理论[A].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C].上海:三联书店,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