盗窃案件事故分析报告

盗窃案件事故分析报告（共8篇）

盗窃案件事故分析报告篇1

职务侵占罪和盗窃罪都属于侵犯财产罪，两罪在犯罪主体、犯罪对象和犯罪客观方面均有不同。司法实践中，由于两罪犯罪手段的部分重合，在案件定性究竟是职务侵占罪还是盗窃罪的问题上，存在着诸多争议。

一、职务侵占罪立法背景和司法解释

1、立法背景

我国1979年制定的刑法没有规定职务侵占罪，对于利用职务便利侵占本单位公共财产的行为，以贪污罪处理。改革开放后，随着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责任公司等各种私有制、混合所有制企业的出现，对于这些单位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占本单位财产的行为，由于其侵犯的客体不是公共财产，难以按贪污罪处理。因此，1995年2月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惩治违反公司法的犯罪的决定》，其中第10条规定：“公司董事、监事或者职工利用职务或者工作上的便利，侵占本公司财物，数额较大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数额巨大的，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第14条又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责任公司以外的企业职工有第10条规定的犯罪行为的，适用本《决定》。1997年修订的《刑法》在该《决定》基础上，将犯罪主体由该《决定》规定的公司、企业人员扩展到其他单位人员，并删除了“利用工作上的便利”的规定。

1、犯罪主体不同：职务侵占罪犯罪主体是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属于特殊主体；盗窃罪犯罪主体是一般主体。

2、犯罪对象不同：职务侵占罪犯罪对象是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财物；盗窃罪犯罪对象是公私财物。

3、犯罪手段不同：职务侵占罪犯罪手段是侵吞、窃取、骗取或者其他方法；盗窃罪犯罪手段是窃取。

4、犯罪客观行为不同：职务侵占罪必须是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实施；盗窃罪的实施与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无关。

三、职务侵占和盗窃案件中的几个问题分析

案例：王某系某火车站货场门卫兼巡守员，负责货场巡守、防火防盗以及货物出大门的验票放行工作。王某在值夜班时单独或伙同他人窃取货场内露天堆放的无烟块煤12起，价值1万余元。此外，王某还偷拿货运员钥匙打开货场库房窃取小麦，价值2千余元。

本案定性究竟是盗窃罪还是职务侵占罪，存在以下争议：

1、单位劳务人员能否构成职务侵占罪主体？

一种观点认为：从立法原意上看，职务侵占罪主体是非国有公司、企业和单位的人员。我国1997年《刑法》对职务侵占罪主体规定的是：“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从文义上理解，公司、企业、其他单位似乎可解释为包括国有的公司、企业、单位。然而，按照主观解释论的法律解释原理，法律是立法者为社会设计的行为规范，表达了立法者希望或不希望、允许或不允

探求立法者原意，而在于探求法律自身的合理意思，并使这种合理意思适应社会的发展变化，而追求立法原意必然不能适应社会发展需要，从而影响刑法的生命力。因此，刑法解释应以客观解释为基础，只有当客观解释的结论不适当时，才应采取主观解释。

职务侵占罪虽脱胎于贪污罪，都以“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作为构成要件，但是两罪的法益、犯罪主体和规范意旨均不同。贪污罪中的“职务上的便利”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管理社会公共事务或者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资格和权能的便利，具有公务职权性，当然不包括劳务便利。而职务侵占罪的法益是财产法益，犯罪主体是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除管理人员外，单位中那些因从事劳务而持有单位财物的人员也可利用职务便利非法占有财物，因此职务侵占罪主体应当包括单位劳务人员。并且，《刑法》第271条第二款规定了：“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国有单位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国有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以及其他单位从事公务的人员有前款行为的，依照本法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的规定定罪处罚。”即应以贪污罪处罚，更从另一侧面说明了职务侵占罪主体包括国有企业中的非国家工作人员。因此，对职务侵占罪的解释不能拘泥于立法原意，犯罪主体应当包括国有企业中的非国家工作人员。

2、在单位保管、使用、运输中的财物是否属于“本单位财物”？

不能将一般看护理解为保管。因此，王某利用的不是职务上的便利，而是利用因工作关系而熟悉作案环境、方便进出单位、能够轻易接近作案目标等工作上的便利。

另一种观点认为：虽然货场夜间有货运员值班，但货运员并不巡守货物，有时去火车站提货票甚至要离开几小时。对于货场内的露天货物，货运员只是履行货票的账目管理，并无保管职责。而门卫履行巡守防盗、验票放行职责，即使是货运员，无货票也不能带货物出门。因此，门卫对露天货物有保管权，王某利用的是职务上的便利。

观点分析：根据1999年9月9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试行)》：“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是指利用职务上主管、管理、经手公共财物的权力及方便条件。”一般认为，“主管”是指虽未具体管理、经手本单位的财物，但对本单位财物的调配、处臵、使用等具有决定性的控制、支配权，享有主管权的一般是在单位中担任领导职务的人员；“管理”是指以直接管理、保管财物为工作职责的，因保管、看守、使用、处理本单位的财物而拥有一定的控制、支配权，如仓库保管员、会计、出纳、材料看管员等；“经手”是指本身并不负责对本单位财物的管理，因工作需要而对本单位财物有领取、使用、发出或报销等直接控制与独立支配的权利，如企业中的工区长、采购员等。

司法实践中在区分“职务上的便利”与“工作上的便利”时，占有，应构成盗窃罪。

盗窃车牌勒索钱财案件该如何定性篇2

有观点认为:盗窃车牌并勒索钱财的行为属牵连犯,撬盗车牌的行为属于手段行为,以车牌为要挟勒索钱财属于目的行为,基于非法占有这一犯罪目的,其目的行为与手段行为形成牵连关系。根据牵连犯的处断原则,应以较重的盗窃罪一罪起诉。

也有观点认为:车牌属于国家机关证件,不属于公私财物,没有价值,撬盗车牌的行为属于手段行为,构成盗窃国家机关证件罪;以车牌为要挟勒索钱财属于目的行为,构成敲诈勒索罪,根据牵连犯的处断原则,应以较重的盗窃国家机关证件罪起诉。

另有观点认为:敲诈勒索得逞部分的金额如已经达到数额较大,可以敲诈勒索单独定罪;敲诈勒索未得逞部分,其手段行为即盗窃车牌已经完成,其目的行为勒索钱财没有得逞,且勒索金额无法确定,所这该部分可定盗窃国家机关证件罪,全案应以敲诈勒索罪和盗窃国家机关证件罪二罪起诉。

本文认为:此类行为属于牵连犯没有异议,但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以撬盗的车牌为要挟,强行索取他人钱财,根据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其行为符合敲诈勒索的犯罪构成,应以敲诈勒索罪一罪起诉。当然撬盗车牌的行为属于手段行为,由于车牌属于国家机关证件,不属于公私财物,没有价值,所以撬盗车牌的行为构成盗窃国家机关证件罪;但敲诈勒索未遂的,客观上造成索要金额的不确定或无法确定,所以不构成敲诈勒索罪,只能定盗窃国家机关证件罪,根据刑法对牵连犯实行从一重罪处断的原则,撬盗车牌未遂部分行为不再单独定罪,而是被敲诈勒索既遂部分行为所吸收,作为量刑考虑的情节。因此,此类的行为应以敲诈勒索罪一罪起诉。

一、汽车牌照属于国家机关证件

盗窃国家机关证件罪中的“证件”是指国家机关制作并颁发的用以证明身份、职务、权利义务关系或其他有关事项的证明文件,如结婚证、工作证、护照、户口本、营业执照、驾驶执照等。汽车牌照由国家机关制发,主要用于证明车辆权属等事项,因此具备国家机关证件的特征。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查处盗窃、抢劫机动车案件的规定》第7条规定,伪造、变造、买卖机动车牌证及机动车入户、过户、验证的有关证明文件的,依照《刑法》第280条第1款的规定处罚。从该规定看,汽车牌照可以成为伪造、变造、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的犯罪对象。从《刑法》第280条第1款的表述上看,伪造、变造、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罪的“国家机关证件”和盗窃、抢夺、毁灭国家机关证件罪的“国家机关证件”含义应当是相同的。因此,在没有新的法律或者司法解释出台前,盗窃汽车牌照的行为可以认定为盗窃国家机关证件罪。

二、盗窃车牌勒索钱财行为既属于牵连犯又属于吸收犯

根据通说,牵连犯必须具备以下几个特征:(1)牵连犯必须具有数个犯罪行为,这是构成牵连犯的前提条件。数行为均独立构成犯罪,是构成牵连犯的事实基础。(2)牵连犯的数个行为之间必须具有牵连关系。这里所谓的牵连关系,是指行为人实施的数行为之间具有手段与目的或者原因与结果的关系。也就是说,行为人的数个行为分别表现为目的行为或原因行为、手段行为或结果行为,并相互依存,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3)牵连犯的数个行为必须触犯不同的罪名,这是牵连犯的法律特征,也是确定牵连犯的标志。本案中,犯罪嫌疑人沈某先实施了盗窃车牌的行为,然后将车牌藏匿,向车主勒索钱财。沈某的最终犯罪目的是勒索钱财,因此勒索钱财是目的行为,盗窃车牌是手段行为。手段行为盗窃汽车牌照触犯了盗窃国家机关证件罪,目的行为触犯了敲诈勒索罪。

根据通说,吸收犯是指一个犯罪行为为另外一个犯罪行为所吸收,而失去独立存在的意义,仅以吸收的行为论罪,对被吸收的行为不再予以论罪的情形。吸收犯具有以下特征:(1)数个犯罪行为。吸收犯的成立以存在数个犯罪行为为前提。如果不存在数个犯罪行为,就没有吸收犯可言。(2)数行为之间存在吸收关系。吸收犯的成立,必须是数行为之间存在吸收关系。而数行为之间之所以具有吸收关系,是因为这些行为通常属于实施某种犯罪的同一过程,彼此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前行为可能是后行为发展的必经阶段,后行为可能是前行为犯罪的自然结果。吸收犯一般具有重行为吸收轻行为、主行为吸收从行为、实行行为吸收非实行行为三种形态。本案中,沈某为勒索钱财实施了盗窃车牌和敲诈勒索两个充足构成要件的犯罪行为。而且盗窃车牌行为是沈某敲诈勒索行为的必经阶段,不盗窃并藏匿车牌,沈某就失去了勒索车主的筹码,其犯罪目的就不可能实现。因此,盗窃车牌和勒索车主两个行为具有吸收关系。从这个角度看,盗窃车牌勒索钱财的犯罪,属于吸收犯。

实际上,吸收犯和牵连犯确实存在着交叉。根据传统的刑法理论,牵连犯是实行从一重罪处断的原则。正如陈兴良教授所说,在牵连犯中,存在重罪吸收轻罪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说,牵连犯往往都是吸收犯。当然,反之则不然,吸收犯并不都是牵连犯。

三、此类行为应以敲诈勒索罪一罪起诉

对沈某的行为以盗窃国家机关证件罪和敲诈勒索罪二罪定罪起诉,既违背了牵连犯的处断原则,而且也不符合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沈某为达到勒索钱财的目的,实施了盗窃车牌和敲诈勒索两个犯罪行为,沈某的手段行为构成盗窃国家机关证件罪,目的行为构成敲诈勒索罪,属于牵连犯;与此同时,盗窃车牌行为是沈某敲诈勒索行为的必经阶段,不盗窃并藏匿车牌,沈某就失去了勒索车主的筹码,其犯罪目的就不可能实现,因此,盗窃车牌勒索钱财的犯罪行为,又属于吸收犯。因此,在评价沈某的行时,从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出发,应一体评价,而不应重复评价。

校园盗窃案件案情案例篇3

1月29日凌晨3点23分，杨浦警方接110报警：地区一学校内发现有小偷。接报后，辖区殷行派出所巡逻民警快速反应，立即赶赴现场进行处置，并带领学校保安对疑似发现窃贼的教学楼进行仔细搜查。与此同时，派出所综合指挥室根据现场反馈，通过街面监控加大对学校周边的巡查力度。不一会儿，一个黑影出现在了监控画面中。只见他拿着个电脑包，麻利地从学校围墙上攀下，快步骑上路边的一辆电瓶车后逃离现场。

“对象跑了!”听到指令，现场民警马上驾车展开追捕。派出所综合指挥室一边通过监控追踪窃贼逃窜方向，一边调派周边巡逻警力向案发中心靠拢，顷刻间便撒下了一张查缉抓捕网。最终，民警在嫩江路、中原路路口抓获犯罪嫌疑人吴某，并当场缴获笔记本电脑、现金等赃物，以及尖嘴钳、手套等作案工具。

盗窃案件涉案物品的价格鉴定问题篇4

物价鉴定是物价部门依法接受公安、司法机关的委托，对案件中的物品进行分析、估定其价值的活动。物价鉴定结论作为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二条规定的七类证据之一——鉴定结论中的一种，在盗窃案件的司法认定中起着关键作用。据笔者对2000年至2004年，4年间检察院审查起诉并被本院作为有罪判决的436起盗窃案件的实证调查，其中有73.68%的盗窃数额是通过物价鉴定予以证实的，不仅如此，涉案物品价格的确定有时还涉及罪与非罪、罪重与罪轻的认定。因此，研究物价鉴定对依法准确认定盗窃案件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责任，贯彻罪刑适应的原则，实现司法公正，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然而，在鉴定人进行鉴定时所依据的材料是否充分可靠、鉴定方法是否科学、鉴定人进行鉴定是否受到外界的影响、鉴定人与当事人有无利益关系，物价鉴定结论的作出是否符合逻辑，即物价鉴定结论是否科学、客观、真实、合理这一问题上却存在许多问题。

（一）由于物价鉴定部门据以作出物价鉴定结论的依据大多不充分，从而导致物价鉴定结论缺乏客观真实性。司法实践中，由于案发后被盗物品被依法追回的比例较小，据统计尚不到16%。因此，物价鉴定部门据以作出鉴定结论的依据大多并非被窃物本身，而是仅凭被害人对涉案物品名称、品牌、型号、数量、购置时间、使用年限的陈述，且大多并未向物价鉴定部门提供原始发票等凭证。而被害人陈述的客观真实性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在激愤的情绪之下，往往会造成回忆和陈述障碍，受情绪的牵制和支配等，影响提供案件情况的真实性。如王某盗窃案，其中一辆已使用2年的摩托车的评估价竟比当时当地的同型号新车的市场零售价还高出6000元，比二审认定的实际价值多1.1万元，全案的评估价值比二审认定数多4.2万元。估价不准确，直接影响了对被告人的正确量刑。尤其是当涉案物品的鉴定价格介于数额较大或数额巨大的边缘时，将成为影响被告人是否构成犯罪或量型幅度的决定性因素。

（二）盗窃案犯罪嫌疑人的相关法律知识和经济能力制约了其对所涉案件中物价鉴定结论的问题作出有针对性的抗辩。司法实践中，由于盗窃案的犯罪嫌疑人不少是外地民工，他们大多缺乏相关的法律知识，经济上又难以承担委托辩护人的费用，因此，委托律师辩护的比例较低。据笔者统计，盗窃案件犯罪嫌疑人委托辩护人的仅占同期检察院起诉盗窃案件总数的15%。在没有聘请律师的情况下，通常犯罪嫌疑人在法庭调查、法庭辩论和最后陈述时只会要求法庭对其“从轻处罚”，而对公诉人例举的被害人陈述，物价鉴定结论等相关证据难以提出具有针对性的质疑意见。即使庭审时偶尔有犯罪嫌疑人提出“物价鉴定数额偏高”的意见，亦因不能提供相关的证据予以佐证而几乎无一例外地被法庭不予采纳。

笔者认为，针对上述问题的应对措施是：

1、首先，在司法实践中，司法人员必须彻底摈弃物价鉴定结论是不可怀疑的、可以直接作为定案根据的“科学的结论”这一错误的观点，切记作为鉴定结论之一的物价鉴定并不具有优先采信或必须采信的证明力，只有经过审查判断，查证属实以后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

2、司法人员在依法办理盗窃对象为现金以外的其它实物的盗窃案时，应尽可能地努力追回涉案物品，向物价鉴定部门提供真实可靠的鉴定依据。

3、在不能追回涉案物品的情况下，司法人员要认真做好细致的调查工作，包括向被害人本人、被害人的亲友和邻居、被害人的单位同事，相关证人和犯罪嫌疑人调查涉案物品的名称、品牌、型号、数量、购置时间、使用年限、新旧程度等情况，并尽可能地取得涉案物品的原始发票等相关凭证，为物价鉴定提供充足的依据。

4、检察机关依法受理由公安部门移送审查起诉的盗窃案件后，在讯问中，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涉案物价鉴定结论和依法对该物价鉴定结论有提出异议并申请重新鉴定的权利。犯罪嫌疑人提出的异议理由确实、充分的，司法机关应当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作进一步的调查，并委托物价鉴定部门作补充鉴定或者重新鉴定，同时向物价鉴定部门提供相关调查材料。

5、检察院、法院在依法办理盗窃案件时，应严格按照《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二百五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九条的规定，对（物价）鉴定结论有疑问的，可以聘请鉴定机构，对涉案物品的价格问题进行补充鉴定或者重新鉴定。

6、应逐步建立物价鉴定的鉴定人出庭作证的制度，就鉴定人的鉴定资格、鉴定方法和依据等相关问题接受控、辩双方交叉询问和质疑，以进一步强化法庭的说理性。

涉案物价格鉴定工作规范

1．目的

规范本中心涉案物价格鉴定行为，维护国家、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2．适用范围

适用于本中心在辖区内开展涉案物价格鉴定工作。3．职责

3.1 本中心主任指定具备相应资格的价格鉴证人员承办鉴定工作。每个案件的承办人包括主办人和复核人。3.2 本中心价格鉴证人员受理我区公安分局、检察院、法院、纪检监察机关和其他行政执法机关、仲裁机构的《涉案物价格鉴定协办函》（以下简称《协办函》），对刑事、民事、行政、党纪政纪、经济等案件中涉及的各类标的进行价格鉴定。4．工作内容 4.1受理

4.1.1鉴定提起单位通过价格认证系统填写并提交《协办函》。价格鉴证人员受理时，须对其内容及附件材料载明的情况进行核对。《协办函》应载明下列内容：（1）案件性质；（2）价格鉴定目的；

（3）涉案物的具体情况：名称、规格/型号、数量、单位、购置/出厂日期、购置价格、购置时状态等；（4）鉴定基准日；（5）作案地点；（6）鉴定要求；（7）有无实物；（8）附件材料；（9）特殊情况说明；（10）鉴定提起单位（11）经办人及其电话（12）提交《协办函》的日期

4.1.2 收到鉴定提起单位提交的《协办函》后，根据实际情况，按以下三种方式进行处理：（1）符合鉴定要求的，立即受理。

（2）《协办函》填写有错漏或提供的附件材料不全的，价格鉴证人员须将《协办函》退回，并一次性告知须改正或补充的内容。鉴定提起单位按要求将《协办函》内容修改正确或补充完整后再重新提交，直至符合鉴定要求，本中心受理为止。

（3）对无实物且资料不全，达不到价格鉴定要求的，按“不予鉴定”处理，并说明缘由。（4）提起协办的事项不属本中心受理范围的，价格鉴定人员将《协办函》退回，不予受理，并向鉴定提起单位说明情况。

4.1.3对需要移送的案件，价格鉴证人员按照原国家计委《涉案物品价格鉴定分级管理实施办法》办理。4.2鉴定

4.2.1案件受理人即为该案的主办人，负责整个价格鉴定过程的具体工作。复核人协助进行实物查验和市场调查，并对调查数据、分析计算过程和《涉案物价格鉴定结论书》（以下简称《结论书》）进行复核。

4.2.2价格鉴证人员依法开展价格鉴定工作，具体操作参见《广州开发区价格认证中心涉案物价格鉴定手册》。4.2.3符合以下情形的，须由主办人提交集体审议小组进行讨论：

（1）鉴定结论数额在追诉临界值附近的；

（2）鉴定结论数额在10万元以上（含10万元）的；（3）主办人和复核人无法就鉴定结论取得一致意见的；（4）主办人或复核人认为需要进行集体讨论的案件。集体审议小组根据需要随时成立，由主任或副主任指定有关人员参加，由主办人做好集体审议记录，该记录经全体审议人员签名后随案归档。4.3 出具结论 4.3.1《结论书》经协办人员复核完毕后，主办人员须再全面校对一次，确定无误后，生成PDF格式文件，开放给鉴定提起单位签收、下载和打印。《结论书》一经签收，不得再作任何修改。

4.3.2 《结论书》一经鉴定提起单位签收即视为送达。4.4存档

本中心存档的《结论书》必须附上《协办函》和《价格鉴定过程表》，有实物查验记录、现场勘查照片、市场调查记录、价格咨询记录和价格鉴定技术报告的也应一并归档。4.5 质量监督

下一环节监督上一环节的服务质量，上一环节不符合规范时，即时填写《工作流程偏差整改通知书》或《不合格服务评审处置表》，交上一环节纠正后，经过下一环节验证确认已符合规范要求时，再继续下一环节的工作。5．质量要求

5.1 合法：严格依照国家、省、市的有关法律、法规、政策规定。

5.2 时限：对刑事案件中的涉案物价格鉴定，在40个工作小时内完成《结论书》，其中复核环节占用8个工作小时，其他环节占用32个工作小时；对其他案件的涉案物价格鉴定，在15个工作日内完成《结论书》。以上规定双方另有约定的除外。5.3 准确：遵循独立、客观、公正的原则，按照规定的标准、程序和方法进行鉴定。

5.4 态度：和蔼、耐心、不发生任何争执。

5.5 公开：受理和办事过程中以口头或书面形式清楚、全面地告知鉴定提起单位应知的事项。6．相关文件

6.1《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1997年12月29日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

6.2《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办法》（1999年5月21日广东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通过，2008年3月27日广东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修订）。

6.3 原国家计划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印发的《扣押、追缴、没收物品估价管理办法》（计办〔1997〕808号）。

6.4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财政部关于扣押追缴没收及收缴财物价格鉴定管理的补充通知（发改厅〔2008〕1392号）。

6.5最高人民法院印发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1998〕4号）。6.6原国家计委印发的《价格评估管理办法》（计价费〔1996〕2654号）。6.7《广州市涉案物价格鉴定管理条例》（2001年4月27日广州市人大常委会公告第57号）。

6.8《广东省涉案物价格鉴定操作规程》（粤价〔2003〕259号）。

6.9广东省物价局、公安厅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做好违法犯罪案件涉案物价格鉴定工作的意见》（粤价〔2004〕331号）。6.10原国家计划委员会印发的《涉案物品价格鉴定分级管理实施办法》（计价费〔1998〕776号）。

6.11《广州开发区价格认证中心涉案物价格鉴定手册》。7．记录表格

盗窃案件事故分析报告篇5

法学班学员：欧桂文指导教师：查富文

摘要：近年来，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小轿车、摩托车已日渐成为人们日常出行的主要交通工具。随着小轿车、摩托车的日益增多，盗窃机动车案件也随着增加，特别是盗窃摩托车案件增加尤为突出。为了有效预防和打击打盗窃机动车犯罪案件，制定行之有效的防范措施，特对盗窃机动车，特别是盗窃摩托车案件的发案规律及成因进行研判分析。

关键词：机动车盗窃打防对策近年来，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小轿车、摩托车已日渐成为人们日常出行的主要交通工具。随着小轿车、摩托车的日益增多，盗窃机动车案件也随着增加，特别是盗窃摩托车案件增加尤为突出。近几年，盗窃摩托车案件已经成为一个受到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成为了严重影响我县社会治安形势的主要治安问题。尽管我局为遏制摩托车被盗案件盗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财力，对盗窃摩托车的犯罪嫌疑人打击了一批又一批，但是始终遏制不了摩托车被盗案件高发的势态。今年以来，我县又相继发生多起盗窃小汽车、面包车、自卸式货车被盗案件，给广大人民群众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为了有效预防和打击打盗窃机动车犯罪案件，制定行之有效的防范措施，特对盗窃机动车，特别是盗窃摩托车案件的发案规律及成因进行研判分析如下：

一、我县盗窃机动车案件的特点和规律

从统计的数据来看，我县盗窃机动车案件有如下规律：

①托车被盗发案时段主要集中在13时至17时和18时至23时为两个主要高发时段，其他机动车被盗案全部发生在夜间。在2008年元月至2009年11月我县发生的872起摩托车盗窃案中，发案在这两个时段的有689起，占发案总数的79%；在夜间发案183起，占发案总数21%。我县目前发生的其他机动车被盗案全部都发生在夜间。

②发案部位相对集中，主要发生在居民住宅区，其次是在商店、酒店、街道、机关单位院内等公共场所。在2008年元月至2009年11月我县发生的872起摩托车盗窃案中，居民区共发案683起，占发案总数的78.3%；商店、酒店、街道、机关单位院内等公共场所发案189起，占发案总数的21.7 %。我县其他机动车被盗案也都是发生在街面和居民小区路旁。

③盗窃摩托车主要选择二轮摩托车，特别是五羊、本田、豪爵、嘉陵、飞鹰等品牌的摩托车，也有相当数量的正三轮被盗。盗窃其他机动车主要选择小汽车、面包车和自卸式货车。犯罪嫌疑人之所以会选择此类机动车为主要侵害对象，主要原因是此类机动车容易出手，而且利润也比较可观。

④作案技术相对专业，过程简短。近年来，盗窃摩托车案犯作案的手段逐渐转向使用专业开锁工具，特别是一些专业作案团伙，专门对摩托车车头锁和防盗锁进行研究，开锁经验丰富，水平专业，能够在极短时间内将点火开关和防盗锁

③犯罪分子大都是流窜作案，侦破、抓捕、追赃难度大。近几年破获的系列盗窃机动车案有90%以上是流窜作案，他们有的来自邻近市、县，有许多外省市的青壮年结伙在武汉市租房居住，专门流窜武汉周边县市盗窃机动车。2008年正月十五，湖南省汩罗市郑某等七人不远千里长途奔袭到我县盗窃七辆摩托车连夜骑回汩罗市。

犯罪分子作案快、逃跑快、销赃快，群众报案时间相对滞后性，破案战机稍纵即逝，就地排查布控及设卡堵难以奏效，而现场很少留下破案线索，受害人及周围群众都不能准确提供犯罪嫌疑人特征或有价值的线索。公安民警在追缉、堵截过程中为防止发生伤亡事故，一般不敢贸然拦车，很难抓获现行。

因为盗窃机动车主要是流窜作案，异地销赃，赃车往往经多人转手、跨地区变卖，致使赃车很难追缴。这些客观因素造成了盗窃摩托车犯罪的破案率一直低于其他刑事案件。

④外地公安机关对二手车市场监管不力，客观上为盗窃机动车的犯罪分子提供了便利的销赃场所。一部分人法制意识淡薄，贪小便宜，不计后果，购买来历不明的机动车，为犯罪分子销赃打开了方便之门，致使盗窃机动车案件居高不下。有些城市的公安机关对辖区内的二手车市场根本没有进行严格控管，二手车市场销售秩序混乱，犯罪分子盗窃所得的赃车进入二手车市场能轻而易举地倒手销赃。有些辖区的民警对辖区内的一些来历不明的机动车有的置若罔闻，有的简单地将车一扣了事，不作进一步调查上，不上网进行比对，不与外地公安机关进行协查。有些城市的交管部门扣了几百辆、甚至上千辆机动车，没有详细登记每一辆车的发动机号、车架号，没有进行深层次的调查、比对，让那么多车闲置在院子里。外地公安机关破了案，想要辨认赃车相当困难。由于管理部门对销赃、收赃车的没有进行强有力的控管，导致犯罪分子更加胆大妄为。

⑤警力相对不足，查控打击不能到位。目前我局有限的警力要应付许多警务工作，要随时处置各类警情，不可能成立专门的机构打击此类犯罪，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查控打击职能的弱化。同时，因为证据难以收集，即使将犯罪分子抓住了，他们往往避重就轻，不会如实交待全部犯罪事实，公安机关很难查清他们的全部犯罪事实。加之追缴赃物困难，有些证据无法及时得到相互的印证，在定罪量刑时不能让犯罪分子得到应有的惩罚，盗车的只能按销赃处理，成打击不力的结果。⑥无本经营，高回报，驱使犯罪分子铤而走险。犯罪分子盗窃摩托车得手后多以数百元、上千元脱手，盗窃的小汽车、面包车也多数低价快速销赃。这种“时间短见效快”的无本经营和高额回报对犯罪分子无疑是一个极大的诱惑，贪婪之心促使犯罪分子一而再，再而三地实施盗窃。

⑦有些公安机关对流动人口、暂住人口和出租房屋管理不严。犯罪分子多数以城乡结合部一些杂乱无章的出租私房作为落脚点，基本上不登记、不办理暂住证。这些出租私房有较大的停放车辆空间，人流量少，日常清查较少，为犯罪分子提供了较好的藏匿空间，也为犯罪团伙窝赃、销赃提供了便利。

三、遏制当前我县盗窃机动车案件高发的对策

㈠通过多种途径提醒和敦促广大机动车车主加强自我防范，形成全民参与防范机动车被盗的良好氛围，不给犯罪分子可乘之机。

①通过广播、电视、报纸等新闻媒体向广大市民大力宣传机动车，特别是

⑤区域协作，联合整治。我局将联合浠水、团风、麻城等地公安机关，开展大规模整治、打击买卖、窝藏、驾驶无牌无证机动车的专项行动，全面收缴无牌无证机动车，严禁无牌无证车辆上路，发现一辆收缴一辆。

⑥要强化信息交流，切实提高打击广度。对异地盗窃、销赃的犯罪团伙，要充分利用网上作战平台，加强案件串并、信息研判工作，从中发现线索，为侦察破案提供方向。牢固树立“全局”意识，从大局出发，打破警种界限，实现信息互换共享，拓宽了信息来源渠道，并与周边兄弟单位加强沟通、联系和协助，建立周边警务协作机制，加强日常协作配合，提高区域防范能力。

盗窃案件事故分析报告篇6

关键词：盗窃司法解释；问题；建议

一、盗窃罪的概述

根据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的规定，盗窃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的行为。

1.盗窃罪的主体

根据刑法规定，盗窃罪犯罪主体为一般主体，即十六周岁以上，具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盗窃罪犯罪主体不要求行为人具备特殊身份，但是行为人如果具有特殊身份，则又可能对其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构成何种犯罪及其处刑轻重具有一定意义。如因特殊身份而改变其窃取行为的性质，国家工作人员或其它依法从事公务的人员，利用职务之便实施的窃取行为，其性质是贪污，而不是盗窃。

2.盗窃罪的主观方面

犯罪主观方面，是指犯罪主体对自己行为的危害社会结果所抱的心理态度。就盗窃罪而言，包括直接故意、非法占有目的等要素。

盗窃罪是直接故意：即明知其盗窃行为会引起他人失去财物这一危害结果，并且希望这种结果的发生。同时，盗窃罪还须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即指行为人意图永久非法地占有他人财物。实践中，在判断认定盗窃罪“非法占有目的”时，要坚持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不能客观归罪。对于行为人暂时使用、开玩笑等原因而暂时地把他人财物据为己有，在这种心理状态支配下实施的窃取行为不构成盗窃罪。

3.盗窃罪的客体

盗窃罪侵犯的客体是公私财物所有权，即公共财产和公民私人所有的合法财产的所有权。

4.盗窃罪的客观方面

根据刑法修正案（八）对盗窃罪进行修改后，盗窃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窃取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的行为。关于“数额较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在2013年3月8日通过的《关于办理盗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盗窃罪数额认定标准、多次盗窃等问题作了新的修改和规定，涉及的问题在下文作具体分析。

三、办理盗窃刑事案件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1.数额标准问题

目前，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在2013年3月8日通过的《关于办理盗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盗窃公私财物价值一千元至三千元以上、三万元至十万元以上、三十万元至五十万元以上的，应当分别认定为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规定的“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但截止目前，对我省执行的具体数额标准并未公布施行，在办案中存在法律适用的漏洞。

2.量刑标准问题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量刑指导意见，量刑规范化工作深入开展，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同时也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但是目前刑法和相关司法解释对盗窃罪作了大幅度的修改，现有的关于盗窃罪量刑指导意见已不能适应办案需要，且之前的量刑标准出入较大，同案不同判情形偶有发生，社会反映较差。

3.既遂与未遂的处理问题

关于盗窃罪既遂与未遂，我国刑法学界存在诸多不同观点,其中以失控加控制说为大多数人所接受。即盗窃行为已经使公私财物脱离所有人或占有人的控制，并且也已经置于行为人实际控制之下的，为盗窃既遂；尚未使公私财物脱离所有人或占有人的控制，或者所有人或占有人虽然脱离控制，但因行为人意志以外的原因，行为人也未能取得公私财物的实际控制的，为盗窃未遂。《解释》第十二条规定，盗窃未遂，具有下列情节之一的，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①以数额巨大的财物为盗窃目标的；②以珍贵文物为盗窃目标的；③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根据这一规定，盗窃行为既遂构成犯罪的数额标准是1000元，而盗窃行为未遂构成犯罪的数额标准是30000元。如犯罪嫌疑人王某某盗窃被害人价值5000元的财物，根据上述规定，王某是否构成盗窃罪的关键就在于对犯罪嫌疑人王某某行为是否既遂的认定上，若认定为既遂，则达到了盗窃犯罪的数额标准；若认定为未遂，则没有达到盗窃犯罪的数额标准，犯罪嫌疑人王某某的行为就不构成犯罪，且该规定中关于“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无相应规定，在司法实践中亦无可操作性。而《刑法》第二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对于未遂犯，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由此可以看出，既未遂并非是判断一个行为的罪与非罪的标准，而是法院在具体量刑中应当考量的因素。而《解释》对盗窃行为既未遂构成犯罪的数额确定了不同的标准，使得既未遂成为了判断一个行为的罪与非罪的标准，很显然，这造成了下位阶的司法解释与上位阶的法律之间存在矛盾。

四、完善盗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问题的建议

（1）目前，我省还未出台针对我省追诉盗窃罪的标准，建议尽快出台符合我省实际的盗窃罪的追诉标准，使我省司法机关办理盗窃刑事案件具有可操作性。

（2）根据刑法修正案（八）和2013年4月4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盗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对盗窃罪的客观行为和数额标准较之前的法律都作了较大幅度的修改，建议最高人民法院应尽快下发相关量刑化标准，指导具体量刑工作，以达“同案同判”，维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保障司法公平公正。

（3）笔者认为，《解释》以盗窃行为未遂只在具备三种规定情形的情况下才追究刑事责任不妥，这一规定与刑法规定犯罪行为未遂的处理相矛盾。建议对这一规定作相应修改，使得盗窃行为不论既遂或未遂，应以盗窃罪的犯罪构成要件来判断一行为是否构成盗窃罪，这样才能实现定罪的统一，维护刑法的权威，防止对犯罪行为的放纵。

作者简介：

杨波，女，四川眉山人，绵阳职业技术学院建筑工程系教师，讲师，研究方向：经济法。

公安消防部队事故案件报告规定篇7

第一条为进一步规范报告工作制度，及时、准确了解和掌握公安消防部队事故案件情况，根据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公安部有关要求，结合公安消防部队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部队发生下列事故案件，事（案）发单位应当自发现或者接到报告后立即将简要情况逐级向上级司令（警务）部门报告，同时抄报上级纪委备案。

（一）《公安消防部队安全工作规定》中的严重事故、重大事故、特大事故；

（二）违反公安部“五条禁令”的案件。

第三条官兵引发下列问题或者部队发生下列事故案件，事（案）发单位应当自发现或者接到报告后立即将简要情况逐级向上级政治机关报告，同时抄报上级纪委备案。

（一）警民纠纷造成恶劣影响或者人员死亡、重伤的；

（二）群体性事件或者集体上访的；

（三）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危害国家安全的案件；

（四）被公安机关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和立案的；

（五）自杀、他杀的。

第四条部队发生下列案件，案发单位应当自发现或者接到报告后立即将简要情况逐级向上级纪委报告，同时分别抄报上级政治机关备案。

（一）贪污受贿、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等被检察机关采取强制措施和立案的；

（二）被纪检监察机关采取“两规”和立案的；

（三）违反《公安消防部队四个严禁》的案件。

第五条其他性质严重、影响恶劣的事故案件，事（案）发单位应当自发现或者接到报告后立即将简要情况以内部传真或者电话的形式向上级有关部门报告、抄报。

第六条事故案件报告的主要内容为：发生事故案件的单位、人员、时间、地点、经过、后果和责任认定情况，当事人的基本情况，领导到场调查、处置情

况，事故案件的原因教训和整改措施，对当事人处理和责任追究情况。事故案件报告的形式为：初发时期应填写《公安消防部队事故案件情况报告表》，用内部传真的形式进行上报，特殊情况也可采用电话的形式上报。对一时不清或者难以定性的，应先报告基本情况，然后再随着调查工作进展及时续报，事故处理完毕或者案件结案两周内以正式文件的形式专题报告。

第七条总队司令、政治、纪检部门应在每年7月10日前对上半年、翌年1月10日前对全本系统发生的事故案件情况分别进行汇总分析，形成报告，并填报《公安消防部队事故情况统计表》、《公安消防部队政纪处分人员统计表》、《公安消防部队党纪处分人员统计表》分别报部局警务督察处、政治处、纪委办公室。上报内容须经单位主官审签。

第八条本规定第二条内容和第七条有关本系统汇总分析情况由司令（警务）部门主办，第三条内容和第七条有关本系统汇总分析情况由政治部门主办，第四条内容和第七条有关本系统汇总分析情况由纪检部门主办。部局警务督察处、政治处对本系统汇总情况及时抄报部局纪委备案。

第九条本规定第二条、第三条、第四条、第五条所列事故案件，报告、抄报至部消防局有关部门时间不得超过24小时（非工作时间报部局总值班室）。其中，第二条第（一）款、第三条第（一）、（二）、（三）、（五）款中影响和伤亡较大的事故案件不得超过12小时。

第十条对发生事故案件隐瞒不报、不如实报告、干扰和阻挠如实报告或者不按时报告的要进行内部通报，造成严重后果的要追究直接责任者、有关部门和有关领导的责任。

盗窃案件事故分析报告篇8

道路交通问题不是小事，几乎与每个人都有密切的关系，特别是《道路交通安全法》及其实施条例实施后，引起了社会的关注，时常听人说起与原《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理赔的一些变化，所以本人在江苏南京方胜律师事务所社会调查的课题选择了对这方面的学习。

在学习期间，正值方胜所接受委托代理了几起交通道路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案件，有的是被告的代理，有的是原告的代理，我想通过如下方胜所代理的一个典型案例来总结一下学习的成果：

2004年10月17日，受害人（已死亡）赵某驾驶二轮摩托车带着其妻张某（受害人）沿淳溧线宁杭高速段由北向南行驶，与肇事司机涂某驾驶桑塔纳轿车由南向北行驶相撞，造成赵某死亡，张某严重受伤的严重交通事故。事故经溧水县交通警察大队作出事故认定，涂某负全部责任，赵某、张某不负责任。

经查：

1、赵某经抢救10日后死亡，花去医药费74000元；张某住院150天出院，花去医疗费80000元；经鉴定为七级伤残。

2、赵某有老母戴某、有未成年女儿赵某某、兄弟一人。

3、肇事车车主为南京某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并在中华联合财产保险南京分公司投保了第三人强制保险，保险额为20万元。

该起事故经交警大队主持调解，双方因数额相差太大，未达成赔偿的最后方案。本起案件中的肇事司机涂某，被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先本案作出了刑事判决（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

本案，原告方委托了恒山所律师所代为主张赔偿的权利，原告律师通过调查取证，结合新的《交通安全法》及相关的条例以及最高院的《人身损害赔偿解释》，拟定了起诉状。我认真的就诉讼的主体、诉讼请求和事实与理由及诉状的格式作了详细的了解：

律师起诉状中，律师将赵某的老母戴某、女儿赵某某、张某作为共同原告，列肇事司机涂某、南京某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中华联合财险南京分公司作为共同被告，诉讼请求为医疗费、死亡赔偿金，残疾赔偿金、后续治疗费、丧葬费、误工费、被抚养人生活费、财产损失、精神损失费等。同时，张某也单独提起自己损害部分的诉讼，合并审理。

通过庭审，律师将支持诉讼请求的证据递交给法庭，经过庭审中原被告双方的质证，法院作出了支持原告诉讼请求的判决（精神损失除外），该判决中最明显的是判决要求保险公司在第三者强制保险范围内对原告承担责任。

为此，我总结了以下一些新旧法律法规在处理交通事故中的变化：

一、诉讼主体和案件类型的变化

新的《交通安全法》及实施条例是于2004年5月1日起生效，在这之前，我国处理交通事故的法律依据是国务的《交通事故处理办法》，而本案发生在2004年10月，法律的适用当然是新的《交通安全法》及实施条例。

原告的主体方面：已死亡的受害者的近亲属是案件的共同诉讼原告，从本案来说，受害人赵某已死亡，则其配偶张某、被抚养人女儿赵某某（张某为法定代理人）、被抚养人其母戴某为共同诉讼原告。

责任（被告）主体方面：车主、肇事司机、及保险公司作为共同诉讼的被告。对这一方面，最大的变化是，原告将保险公司作为被告是一个最大的变化，也是社会讨论最多的变化。

涉及保险公司的案件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五条规定：肇事车辆参加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的，人民法院在审理这类案件时，可根据当事人提出的先予执行申请，裁定先予执行，而不宜要求当事人就先予执行申请提供担保。因为这是法律规定保险公司应当无条件承担的义务。同时，该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

这区别于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13条有关“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害需要抢救治疗的，交通事故的当事及其所在单位或者机动车的所有人应当预付医疗费，也可以由公安机关指定一方预付，结案后按照事故责任承担。交通事故责任者拒绝预付或者暂时无法预付的，公安机关可以暂时扣留交通事故车辆”的规定。

而对于机动车的所有人作为责任主体。具体分两个方面：第一，垫付责任方面。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31条规定了“承担赔偿责任的机动车驾驶员暂时无力赔偿的，由驾驶员所在单位或者机动车的所有人负责垫付。”但新条例实施后，废止了旧办法而道路交通安全法又没有相关的规定，因此，机动车的所有人在新法实施后不在负垫付责任。第二，赔偿责任方面。分两种情形：一是机动车已购买第三者责任

强制保险时对超出责任保险限额范围的赔偿。二是机动车未购买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的赔偿。这种情形下，所有人应对全部赔偿承担相应的责任，有关行政主观部门还应对其进行行政处罚。

机动车实际支配人（管理者）作为责任主体。这种情况下，当机动车驾驶员是实际支配人本人或者其雇用的人时，则承担责任的主体应是实际支配人无疑。以所有人是否对实际支配人具有运行支配力和运行利益作为其是否承担责任的标准？如果所有人对实际支配人具有运行支配力和运行利益，则其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对肇事司机承担责任的问题，根据《人身损害赔偿》解释，司机作为雇员履行职务行为，如因自己和故意和重大过失，也应对第三者的损害（保险外）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所以本案的诉讼主体的安排是从上述方面考虑的。

二、诉讼方式的变化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四条则规定：“对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的争议，当事人可以请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调解，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即新法不再将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的调解作为诉讼的前置程序，而是由当事人自愿选择，可以请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调解，调解不成后再诉讼，或者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本案中的一个特点还有是原告方也未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据律师告知，附带民事诉讼还不收诉讼费，但本案原告为何在刑事终结后提起民事诉讼程序，原由是想诉求精神损害赔偿。

三、归责原则变化

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前的归责原则。具体体现在该办法第十九条：“一方当事人的违章行为造成交通事故的，有违章行为的一方应当负全部责任，其他方不负交通事故责任。两方当事人的违章行为共同造成交通事故的，违章行为在交通事故中作用大的一方负主要责任，另一方负次要责任；违章行为在交通事故中作用基本相当的，两方负同等责任。三方以上当事人的违章行为共同造成交通事故的，根据各自的违章行为在交通事故中的作用大小划分责任。”

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前的归责原则。具体体现在该法第七十六条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超过责任现额的部分，按下列方式承担赔偿责任

（一）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由有过错的一方承担责任；双方都有过错的，按照各

自过错的比例分担责任。

（二）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责任；但是，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机动车驾驶人已经采取必要处置措施的，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责任。交通事故的损失是由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故意造成的，机动车一方不承担责任。”

所以本案中，原告诉请中华联合保险公司在第三者强制责任保险中承担赔偿责任并得到法院的支持。是有法律依据的。

四、赔偿项目及标准的变化

2004年5月1日起，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正式实施，国务院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同时废止。但新条例在废止旧办法的同时，并未就相应的损害赔偿项目及标准作出规定，而是在该条例第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交通事故损害赔偿项目和标准依照有关法律的规定执行”。而涉及人身损害赔偿标准只有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下称《解释》）因此，人民法院在审理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时，确定赔偿项目及标准只能依倨该司法解释。

《解释》在赔偿项目和赔偿标准方面贯彻了全面赔偿的原则。具体体现在解释

第17条、第18条的规定：

1、受害人遭受人身损害的赔偿项目包括：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住宿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康复费、必要的营养费。

2、害人因伤致残的赔偿项目除第1项外还包括：残疾赔偿金、残、疾辅助器具费、被抚养人生活费、康复费、护理费、后续治疗费。

3、受害人死亡的赔偿项目包括：除第1项费用外，还包括丧葬费、被抚养人生活费、死亡补偿费、精神损害赔偿。

赔偿标准方面，《解释》所确定的赔偿标准与旧办法的规定有所不同。《解释》确定的标准更加符合侵权法中的填补损失原则。具体体现在：

1、残疾赔偿金。过去的赔偿标准，对残疾受害人的收入损失不予赔偿，只赔偿其生活补助费；《解释》所规定的残疾赔偿金，则是按照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可纯收入标准，赔偿受害人的收入损失，是对既有标准的矫正，体现了损害与赔偿相一致的原则。

2、被抚养人生活费。《解释》规定以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或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作为赔偿被抚养人生活费的标准，也体现了赔偿与损害的一致。

3、死亡赔偿金。司法解释对死亡赔偿从几个方面作了调整：第一，将死亡赔偿金界定为财产性质的收入损失赔偿。第二，死亡赔偿金的赔偿标准也调整为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第三，赔偿年限由过去的10年提高为20年。

4、辅助器具费。旧办法规定按普及型器具的费用计算。司法解释第26条第1款规定残疾辅助器具费按照普通适用器具的合理费用标准计算，而不仅限于国产普及型产品。

5、对实际支出的费用和误工损失，按照差额据实赔偿。司法解释第20条第3款对有固定收入的当事人的误工损失不设最高限额；对无固定收入的当事人的误工损失按照其最近3年的平均收入计算。

6、康复费、后续治疗费。司法解释第19条第2款首次将康复费、后续治疗费明确纳入赔偿的项目。此外，《解释》还创设了申请给付定期金的制度。这项制度是针对赔偿义务人的请求设置，但在适用定期金给付方式时，赔偿义务人应提供相应的担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