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校园建设的目标

2024-10-12 版权声明 我要投稿

智慧校园建设的目标(通用8篇)

智慧校园建设的目标 篇1

随着全球物联网、新一代移动宽带网络、下一代互联网、云计算等新一轮信息技术迅速发展和深入应用,信息化发展正酝酿着重大变革和新的突破,向更高阶段的智慧化发展已成为必然趋势。作为近年来对人类城市发展关注和探索的一个进程,“智慧城市”的概念逐渐被全球越来越多的国家和社会公众所接受。一些国家、地区和城市率先提出了建设智慧国家、智慧城市的发展战略。例如,新加坡提出了2015年建成“智慧国”的计划,台北市提出了建设“智慧台北”的发展战略。上海、深圳、南京、武汉、杭州、宁波、佛山、昆山等城市也相继推出了“智慧城市”的发展战略,努力争夺先发优势。

●“智慧城市”的定义

目前,智慧城市还没有统一的、具体的定义,最早提出“智慧城市”理念的IBM公司将其定义为:运用信息和通信技术手段感测、分析、整合城市运行核心系统的各项关键信息,从而对包括民生、环保、公共安全、城市服务、工商业活动在内的各种需求做出智能响应。该定义的实质是用先进的信息技术,实现城市智慧式管理和运行,进而为城市中的人创造更美好的生活,促进城市的和谐、可持续成长。

“智慧城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全面感测——遍布各处的传感器和智能设备组成“物联网”,对城市运行的核心系统进行测量、监控和分析。充分整合——“物联网”与互联网系统完全连接和融合,将数据融合为城市核心系统的运行全图,提供智慧的基础设施。

激励创新——鼓励政府、企业和个人在智慧的基础设施之上进行科技和业务的创新应用,为城市提供源源不断的发展动力。

协同运作——基于智慧的基础设施,城市里的各个关键系统和参与者进行和谐高效的协作,达到城市运行的最佳状态。

建设智慧城市是一个渐进式的过程,对有的城市来说可能需要两三年,而有的城市则需要10年甚至更久。智慧城市建设既可以全面推进,也可以重点突破。目前,国内已经提出建设智慧城市的城市中,有的是全面推进智慧城市建设,提出了“智慧深圳”、“智慧南京”、“智慧佛山”等;更多的是围绕各自城市发展的战略需要,选择相应的突破重点,提出了“数字北京”、“生态沈阳”等,从而实现智慧城市建设和城市既定发展战略目标的统一。

●国内各地建设智慧城市的目标

上海于2011年出台《上海市推进智慧城市建设2011-2013年行动计划》,围绕构建国际水平的信息基础设施体系,通过政府规划引导,推动相关企业重点实施宽带城市、无线城市、通信枢纽、三网融合、功能设施5个专项,落实完善规划体系、规范建设管理、强化机制建设3项重点任务,全面提升上海信息基础设施服务能级。围绕构建便捷高效的信息感知和智能应用体系,重点推进城市建设管理、城市运行安全、智能交通、社会事业与公共服务、电子政务、信息资源开发利用、促进“四个中心”(国际经济中心、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航运中心、国际贸易中心)建设、“两 化”(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8个专项,促进城市运行管理水平、经济发展水平、公共服务水平和居民生活质量明显提升。围绕构建创新活跃的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体系,以企业为主体,重点实施云计算、物联网、TD-LTE、高端软件、集成电路、下一代网络(NGN)、车联网、信息服务8个专项,加强技术研发,推进示范应用,加快产业发展。围绕构建可信、可靠、可控的城市信息安全保障体系,组织实施信息安全基础建设、监管服务、产业支撑3个专项,落实信息安全综合监管、完善网络空间治理机制、提高全民信息安全意识3项重点任务,确保信息安全总体可控。

宁波日前出台《2012年宁波市加快创建智慧城市行动计划》,将斥资逾50亿元推进信息网络基础工程、政府云计算中心、基础信息共享工程、智慧应用工程等30个智慧城市建设重大项目及19个智慧产业重大项目建设。一是完善智慧基础设施,光纤入户覆盖主要城区,无线局域网覆盖机场、车站、学校、酒店、CBD等重要公共场所。基本完成全市六区通信网络基础设施共建共享改造,力争成为国内通信质量、网络带宽和综合服务最具竞争力的地区之一。建成比较完备的人口、法人、自然资源与空间地理等基础数据库和信用信息等专业数据库,加快建设政府云计算中心和灾备中心,建立较为完善的信息资源共享机制。二是计划提升智慧应用水平。智慧物流、智慧健康保障、智慧社会管理、智慧城管、智能电网等重点项目建设水平位居全国前列;智慧交通、智慧教育、智慧公共服务、智慧文化、智慧能源应用、智慧海洋等一批试点项目加快推进。三是大力发展智慧产业:高新区软件 研发推广产业基地、杭州湾新区智慧装备和产品研发与制造基地等一批产业基地(园区)建设取得新进展;引进培育一批新的智慧产业项目;“两化”融合试点示范工程建设取得明显成效;新一代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业工业总产值增长25%,软件业务收入增长20%;培育电子商务示范企业10家和行业网站30家,力争电子商务交易额达到1400亿元。四是优化智慧城市发展环境,基本形成组织领导、决策咨询、市场推进等机制;智慧城市相关政策、标准法规研究制定取得进展;建立较为完善的信息安全保障体系,信息安全保障水平进一步提高;进一步完善国内外合作交流机制。

深圳市将建设“智慧深圳”作为推进建设国家创新型城市的突破口,以建设智慧城市为契机,着力完善智慧基础设施、发展电子商务支撑体系、推进智能交通、培育智慧产业基地,2012年实现宽带无线网覆盖率达到100%,组建华南地区的物联网感知认证中心等。日前,该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深圳智慧城市发展规划纲要》,要求深入推进信息化和智慧城市建设,促进信息资源共享和互联互通,不能形成信息孤岛;明确提出未来将在完善电子政务公共服务体系、推进城市管理智能化、拓展民生领域信息化应用三个方面重点推进。建设高速融合网络工程,降低用户使用无线宽带的成本,探索在全市范围提供免费无线宽带接入服务的演进路径,实现无线互联网室外全覆盖。建设物联网应用示范等工程,深化信息技术与制造技术融合、推进服务业实现高端化发展、大力发展电子商务。

南京于2011年12月出台《南京市“十二五”智慧城市发展规 划》,提出“智慧南京”建设主要目标有:一是在基础设施方面,先进的信息基础设施基本形成,无线宽带城市和三网融合建设水平走在全国前列,互联网城域出口带宽达到1000G以上,互联网宽带接入率达到95%以上,无线宽带网络覆盖率达到98%以上,全市有线电视双向数字化率达100%。二是在产业发展方面,力争在“十二五”中期,实现软件产业规模“进四争三”的目标,使南京软件研发和产业化程度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到2015年,全市软件和信息服务业收入达4000亿元,实现5年翻两番,电子信息产业销售收入达到4500亿元。三是在电子政务方面,建成跨部门、信息资源共享的智慧政务体系,信息化全面支撑政府行政管理工作,新型电子政务成为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的有效手段。政务公开信息网上发布率达到100%,政府部门普遍实现网上办公,90%以上的行政许可、行政处罚事项可通过网络办理。网上申报纳税额占纳税总额的70%。城市管理100%实现网格化。推进政务数据中心和综合政务平台等一批电子政务重点项目,完善城市管理、城市安全和应急指挥等信息化工程,使政府运行、服务和管理更加高效和智慧,成为全国电子政务领先城市。四是在电子商务方面,大中型企业全面实现企业资源管理、网络营销及综合集成应用,培育50家有重要影响的电子商务行业网站,培育50家电子商务应用率达到60%以上的大型流通企业;农业电子商务交易量占农业总收入的60%以上;初步建成国际贸易信息化支撑环境,口岸平均通关时间达到6小时以下,货物平均库存时间降低50%。五是在电子服务方面,营造智慧的人文环境,建成延伸到基层的智 慧公共服务体系。建立智慧社区示范区,构建统一的社区信息平台,通过各种信息化手段和应用丰富和改善社区居民生活服务。交通、医疗、教育、文化和社会保障等领域的智慧应用体系建设取得显著成效,提高家庭信息化水平,75%以上的市民能通过网络享受工作、生活、学习等服务。市民生活品质得到明显提升,城乡居民的幸福指数普遍提高。

武汉城市圈1建设智慧城市的重点是,利用IBM全球领先的软件工程技术、平台、管理经验等,完善软件与信息服务发展环境,加快信息服务业、服务外包、物联网、云计算等智慧产业的发展,推进信息化建设, 促进城市圈的综合协调和一体化建设,从而实现加快构建武汉两型社会的战略目标。

杭州因地制宜提出了建设“绿色智慧城市”,把“绿色”和“智慧”作为城市发展的突破路径,着力发展信息、环保和新材料等为主导的智慧产业,加强城市环境保护,从而实现建设“天堂硅谷”和“生活品质之城”的城市发展战略目标。

南昌提出把打造“数字南昌”作为智慧城市建设的突破重点,通过实施数字南昌综合指挥调度平台、智能交通系统、市政府应急系统、“数字城运”、“数字城管”等重大工程,提升城市运行监测和城市公共信息服务水平,从而率先在中部地区建成具有区域竞争力“数字城市”的战略目标。

昆山提出了要大力发展物联网、电子信息、智能装备等智慧 1 又称“1+8”城市圈,是指以武汉为圆心,包括黄石、鄂州、黄冈、孝感、咸宁、仙桃、天门、潜江周边8个城市所组成的城市圈。武汉为城市圈中心城市,黄石为城市圈副中心城市。产业,支撑智慧城市建设。通过实施“城市控管指挥中心”、“政府并联审批”、“城市节能减碳”等三大“智慧城市”软件解决方案,解决城市管理的现实问题。

●国外智慧城市发展现状

美国:2009年9月,美国中西部爱荷华州的迪比克市与IBM共同宣布,将建设美国第一个“智慧城市”——一个由高科技充分武装的60000人社区。通过采用一系列IBM新技术“武装”的迪比克市将完全数字化,并将城市的所有资源都连接起来(水、电、油、气、交通、公共服务等等),因此可以侦测、分析和整合各种数据,并智能化地作出响应,服务于市民的需求。

瑞典:瑞典的智慧城市建设在交通系统上得到了最大的体现。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交通拥挤非常严重,于是,瑞典当局在2006年初宣布征收“道路堵塞税”。在IBM公司的助力下,斯德哥尔摩在通往市中心的道路上设置了18个路边控制站,通过使用RFID技术以及利用激光、照相机和先进的自由车流路边系统,自动识别进入市中心的车辆,自动向在周一至周五(节假日除外)6:30到18:30之间进出市中心的注册车辆收税。通过收取“道路堵塞税”减少了车流,交通拥堵降低了25%,交通排队所需的时间下降50%,道路交通废气排放量减少了8%~14%,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量下降了40%。

爱尔兰:智能科技在爱尔兰自然环境方面得到了成功应用。在爱尔兰戈尔韦湾(Galway Bay)的“智慧湾”项目(Smart Bay)中,系统从装在数百个浮标上的感应器获取信息,并从渔民那里 获得短信,以了解水面漂浮的危险物体。信息被利用到各个渠道,包括避免渔船失事、向戈尔韦湾管理员发送涨水警告,以及帮助渔民把捕获的鱼直接卖给餐厅,让他们可以获得更高的利润。

日本:日本2009年7月推出“I-Japan(智慧日本)战略2015”,旨在将数字信息技术融入生产生活的每个角落,目前将目标聚焦在电子化政府治理、医疗健康信息服务、教育与人才培育等三大公共事业。在上海世博会上,日本馆更是以“连接”为主题,用信息化最新科技让人们看到未来20年-30年城市“智慧生活”的美好场景,展会上所亮相的“未来邮局”融合了互联网和物联网技术,在邮局中不仅能够寄送信件,还能实现人与商品的智慧交流。

智慧校园建设的目标 篇2

那么, 对话阅读教学该怎样处理目标的设定问题呢?

新课标提倡“三个维度目标”的设定:知识和技能、过程和方法、情感态度和价值观。这就意味着要重视阅读教学的对话过程, 而不仅仅是结果。那么, 教师在设定教学目标时, 就要既有一定详细的预案, 又要有一定的弹性空间。这就要求关注目标的预设与生成策略, 并且注意两者的有机结合。因此, 从对话式阅读教学的目标设定中就可以看出教师的教育智慧。

目标的预设。“预设”是预测和设计, 是课前有计划地对授课内容及程序、方法的整体安排。对于教师而言, 课堂阅读教学的预设必须关注两个基本点:一是文本, 一是学生, 既要备文本, 又要备学生。何谓备文本?就是教师在授课之前, 要展开对文本的充分对话;所谓备学生, 就是事先要了解学生的知识基础、水平差异, 对话时可能遇到的困难等, 以此为参考因素之一来确定对话时的重难点、切入点、激趣点等方面的内容, 然后作出详细的预案。同时目标还要具有可行性、可操作性的特点, 在语言表述上应具体, 不能模棱两可。例如:

《范进中举》教学目标1:认识封建教育、科举制度的罪恶, 学习作者的批判精神。

《范进中举》教学目标2:认识并能具体分析说明封建科举制度的罪恶以及它对知识分子的毒害。

目标1的提法过于笼统和空泛了;目标2的提法明确具体, 具有可操作性。

目标的生成。何谓生成?笔者认为就是指在对话时出现了新情景、新问题时, 教师应当敏锐地捕捉到它, 并且及时、灵活地把它纳入到自己的预案之中, 或者主动改变预案以适应新情况, 从而更好地完成教学。目标的生成要求教师运用教学机智, 用心及时处理预案之外的新情况, 通过引用、吸收、改造、变通以达到生成的效果。请看下面教学《穷人》 (1) 的案例。

师:同学们在读的过程中, 还有什么疑问吗?

生:我觉得“温暖”和“舒适”用在这里不准确。

师:有和他一样看法的吗?能说说不够准确的原因吗?

(有几名学生举起了手)

生:渔家的小屋里只有一个没有熄的炉子, 外面寒风呼啸, 在里面听得清清楚楚, 说明屋子是漏风的, 怎么可能是温暖的呢?

生:渔家的屋子是小屋, 厨房、餐厅、床等都挤在一起, 怎么能说是舒适的呢?

师:是啊, 小屋是漏风的, 又如此拥挤, 怎么可能是温暖舒适的呢?你们敢于向大文学家托尔斯泰提出质疑, 真的令人敬佩。能再读读课文吗?相信聪明的你们一定会有新发现!

(生读课文, 一会儿有几个举起了小手)

师:你们有不同的意见吗?

生:我觉得, “温暖而舒适”用得准确, 因为小屋跟外面相比是温暖而舒适的。

师:能具体说说吗?

生:外面狂风怒吼, 又黑又冷, 而小屋即使漏风, 也不会有太大的风, 何况小屋里还生着火炉。所以跟外面比, 家里还是温暖的。

师:有道理, 你掌握了一个重要的学习方法———联系上下文。

生 (刚才提出疑问的同学) :桑娜的丈夫一大早就驾着小船出海, 跟大海风浪搏斗着, 而桑娜坐在家里补帆, 不很舒适吗?

师:你自己解决了疑问, 这可是了不起的发现啊!

生:其实, 托尔斯泰这样写是有深意的, 文章表面上写渔家“温暖而舒适”, 实际上写生活的艰辛和贫困。

在这则教学案例中, 教师面对学生的意外质疑, 没有惊慌, 而是从容不迫地让学生讲出其中的原因, 引导学生深入地同文本对话, 最后不仅解决了学生的疑惑, 而且使全班学生对文本的解读更深入了一个层次。教师的可贵之处是将学生随意的、动态的教学事件当成可贵的教学资源进行开发, 而不是生硬的批评和打击, 这样极大地鼓舞了学生的积极性。教师的教学机智和教学智慧促成了课堂的宝贵生成。笔者在平时的教学中也注意了这点。例如:

在教授《故乡》时, 我提了一个问题:你喜欢文中的中年闰土吗?本认为学生会说不喜欢, 喜欢少年闰土。因为中年闰土同“迅哥儿”隔膜了, 感情疏远了。谁知, 有的学生竟说“喜欢”, “因为他很懂礼貌”。这时, 我及时捕捉到了这一情况, 这说明学生对文本的理解不够深入。于是, 引导学生联系上下文深入讨论他的“礼貌”到底是让人高兴还是让人伤心呢?我让学生抓住“厚障壁”一词结合“迅哥”的心情和感受去理解, 最终学生明白了封建等级制度对中年闰土的毒害之深。同时让学生体会到了这一形象的典型意义, 以及作者对他的态度。

由此可见, “对话教学是开放的动态的教学, 所以预设性目标根本不能涵盖对话教学目标的全部。在对话教学的过程中, 往往要依据情境的变化不断地自然生成新的目标, 并对预设性的目标加以修正。生成性目标是对话教学所倡导的目标”。 (2) 但是, 笔者认为最好追求两种目标的辩证统一。没有预设性目标, 教学就会失去方向, 就会陷入盲目和无效的泥潭。但是“在计划的严密性里隐含了一种危险, 那种试图将未来的情景完全固定的计划剥夺了我的自由。这种自由对于在情境中随时发生的教育时机保持清醒是十分必要的。当计划变得太死板的时候, 成人与孩子的互动就有丧失我们人类日常互动所特有的不确定性和开放性的危险。计划的行动于是变成了剧本化的行动”。 (3) 因此, 教师同学生对话时要根据实际情况及时调整教学目标, 并不断生成新的教学目标。下面请看王崧周老师在《教育的智慧》一文中提到的一段教学案例, 或许能给我们不少启发。 (4)

教师借班教学《我的战友邱少云》, 设计了这样一个环节:让学生边看邱少云被烧的视频, 边深情地配着旁白, 然后让学生对邱少云说一些话。有三位学生的发言很精彩。谁知在叫一名学生发言时, 一语惊四座:“邱少云是个傻子。”当时教师也呆了, 无法应对这个尴尬的局面。只能笨拙地说:“傻瓜, 你才是傻瓜, 坐下。”后来, 教师对此事进行了反思, 当再遇到类似的事情时, 教师在调整自己的情绪节奏后, 与学生有了如下的精彩对话:

“孩子, 你不希望邱少云死吗?”“我理解你的心情, 将心比心, 谁想死呢?”“谁不希望自己好好地活着, 是吧?”男孩点点头, 脸上泛出被人理解的幸福和得意。

“这样的希望, 不光你有, 大家也有。”“不光大家有, 我相信在邱少云的内心深处也一定有要活下去的想法。”男孩目光炯炯地对视着我, 看得出他的情感的阀门正在敞开, 他正在小心却大方地拆除着最后一道心灵的壁障。

我话锋一转, 说道:“但是, 作为一名军人, 一名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的军人, 此时此刻, 面对残酷的战斗形势, 面对自己的危险处境, 我相信, 一定还会有另一种声音在他内心深处响起。大家听, 另一种更加强烈、更加坚定的声音在对他说……”学生思考后做作了精彩的发言:

一个女学生说:“我听到有声音这样对邱少云说, 邱少云, 你可不能动啊, 你一动, 你身后的整个潜伏部队都将被敌人发现, 战友们将会遭受重大伤亡。如果一个人的牺牲能够换来战友们的平安, 死也是值得的。”显然, 这个女生走进了邱少云的内心世界。

另一个学生说:“我听到有这样的声音说, 邱少云, 战友在望着你, 朝鲜人民和祖国人民在望着你, 你是好样的, 你一定能够坚持住的。”不难看出, 这个学生在为邱少云的壮举赋予一种更为宽宏的精神背景和力量源泉。

本来, 学生对邱少云的行为不理解, 但通过教师的启发诱导, 学生终于理解了他。教师的可贵之处在于巧妙地抓住“生成”的方法, 通过“感情”上的点拨, 使得学生的思想观念产生了转变, 和邱少云之间产生了情感上的共鸣。这样精彩的教学对话, 不就是生成的教育智慧的闪光吗?

因此, 对话式阅读教学的教学智慧的体现不仅要求教师较好地掌握学科基础知识, 有一定的教育学、心理学素养, 而且也应当做到以下几点:

1.转变观念, 正确处理师生关系。

以往对教师强调知识的传授, 强调教师的权威性, 压抑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教师与学生之间是传授与接受、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现在新的理念强调学生、教师的“双主体性”。强调学生学习方式的转变, 倡导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以“自主、合作、探究”的方式学习;强调教学过程是师生共建、意义共享的对话过程;强调对话中三维目标的达成。

2.要有良好的语言交际、沟通能力。

教师要明白教学对话不是一方压倒另一方, 一方灌输给另一方, 而是积极地引导学生参与到对话中来, 并且充分尊重学生的见解、观点和感受。教师要注意方法和方式, 要多给学生以积极性的反馈, 讲话应有艺术性, 不能太生硬, 以免伤害学生的自尊心。教师应有较好的倾听和反馈能力, 要注意和学生心灵的沟通和交流。

3.正确理解教育智慧和教学机智的关系。

“我们不妨说智慧构成了教育学的内在方面, 而机智则构成了教育学的外在方面。” (5) 笔者认为教育的智慧是上位概念, 是和教育本质的理解有关的;而教育的机智应是下位概念, 是和在具体的教育情境中采取的行动相关的;也就是说教育的智慧高于教育的机智, 没有智慧就谈不上机智;教育机智是教育智慧的具体体现, 教育智慧是通过机智这个“外显形式”表现出来的。对于我们而言, 首先得有教育的智慧, 然后需要在实际教育活动中采取教育的机智。当然, “机智的行动无法事先计划———它总是在具体的、出人意料的、无法预见的情境中自然迸发出来, 在这些情境中, 你觉得必须要为对方服务, 主动地帮助他。然而, 虽然机智无法计划, 但你还是可以为其作些准备的———你可以作好思想和心灵的准备”。 (6) 在准备对话时, 我们尽可能想到学生可能出现的情况, 可能出现的情景。然后在实际对话中坚持目标预设与生成的动态统一。所以, 教师还应进行自我对话, 即教后反思, 这里应包括对自己教学态度的反思, 课前预案的反思, 阅读教学过程的评价, 以及阅读教学效果的评估等方面。笔者提倡教师写教后记或者教学反思, 这不仅有助于总结经验, 提升阅读教学水平, 而且还能逐渐形成和丰富自己的教学智慧和教学机智。

参考文献

(1) (2) 靳玉乐《对话教学》, 四川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第130页、154页。

(3) (5) (6) [加]马克斯·范梅南《教学机智---教育智慧的意蕴》, 教育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 第139页、172页、191页。

智慧校园建设的目标 篇3

关键词:智慧生成 合作学习

所谓合作学习,是指学生通过分工合作共同完成学习目标的一种学习方式,它强调学生的学习过程和学习方式,以学习中的人际合作和互动为基本特征。自新课程实施以来,初中英语教师都积极倡导学生开展合作学习,然而,不少英语教师对它的认识仅仅停留在课堂讨论这一层面,并没有认清合作学习的真谛,并围绕它去设计学习过程,提高学习效率。

爱尔兰作家萧伯纳曾说:“倘若你有一个苹果,我也有一个苹果,而我们彼此交换这些苹果,那么,你和我仍然是各有一个苹果。但是,倘若你有一种思想,我也有一种思想,而我们彼此交换这些思想,那么,我们每个人将各有两种思想。”所以,合作学习的要旨在于帮助学生在合作中碰撞思想,生成智慧。

基于此,笔者以为,开展英语合作学习,每一环节都应紧扣“是否有利于学生生成智慧”去实践和完善,体现“人本发展”的宗旨。归纳起来,有三个步骤需要精雕细琢。

一、做足前期准备,搭建学生智慧生成的有效平台

作为一种开放的学习方式,如果没有充足的准备,其结果要么是“假合作”,要么就是作秀,有名无实。就影响合作学习的各要素而言,有几项工作必须在实施之前做足做透,从而为学生智慧生成搭建一个有效的平台。

1.培养学生英语学习中的合作意识。英语学习中由于学习能力的不平衡,英语交往的难度大等因素,学生运用英语的欲求不高。因此,需要英语教师长期有意识地进行渗透。可以成立英语互助学习小组,通过结对帮扶培养学生的团体意识;也可以建立英语学习小组,上课时各小组的同学坐在一起,随时可以互相讨论;也可以经常性结合学习内容设计一些需要合作完成的任务,让学生在实践中认识到每个成员不能只对自己的学习负责,而且要對其所在小组的其他同伴的学习负责。

2.提高分组的科学性和稳定性。小组的划分一般遵循组内异质、组间同质的原则。教师应根据学生的学业水平、能力倾向、个性特征、性别及社会和家庭背景等方面的情况,将全班分成若干个异质学习小组。每个小组的人数不能过多或过少,一般6人为佳,每组自主命名,如Baby组、Cookie组、Tiger组等。每个小组确定一名组长,组长可以轮流担任。小组一旦确立以后,一般以一个学期为宜。这样既可以增加小组成员合作的多样性,又有利于开展小组间的学习竞赛。

3.锻炼学生自主学习和获取信息的能力。例如,在学习8A期中Project: Welcome our school 时,我就让学生分工收集学校各阶段的发展情况,各小组通过登陆学校网站搜索或实地拍摄有关学校的图片,要求同组成员所收集到的图片资料不能相同,以促使小组内部分工有别,提高效率。对于收集到的资料,要分门别类进行整理并要求每位小组成员尝试用英语发表感想。这样,能明显锻炼学生搜索和获取信息的实践能力,并激发学生爱校的情怀。

二、加强过程调控,凝聚学生生成智慧的学习合力

合作学习旨在调动每一位学生参与学习的过程,以期在合作中碰撞思想,共同提高。而初中生在诸多方面的差异性使得这一学习方式不论在课前还是课中都要求教师进行合理地组织调控,凝聚学习小组的学习合力,以保证学习过程的有效开展。

1.合理选择小组合作学习的内容。教师要根据课文的内容和学生的情况,选择那些具有一定的探索性、开放性和挑战性的问题,让学生进行小组合作学习。例如:以Thisisme!这一课为例,笔者把教学的重、难点与学生的实际相结合,以make a survey这一任务让学生分组开展调查访问活动,完成表格:

然后要求学生根据表格的信息,共同完成本组的汇报内容,最后让本组本周的汇报员代表该组向全班进行发言。由于该任务从学生的实际出发,符合学生的认知能力,因而这样的合作具有真实的意义,能收到较好的效果。

2.采用多样而激智的学习方法。西方常用的合作学习的方式有“游戏竞赛法”“成绩分阵法”“切块拼接法”等。根据初中学生的特点和英语学科的特点,可将上述学习方式进行改造,取之所长。笔者常用任务学习法来开展合作学习。

所谓任务学习法就是以学习任务为中心,将任务落实或者切块落实到小组中,小组成员既分工又合作,并将完成任务的情况记入小组集体成绩。这种方法在课前的效果最好。

课前笔者经常提出富有挑战性的学习任务。如让学生先通过独立预习课文找出难点,然后在学习小组内进行讨论,小组成员之间互帮互学。小组的每个成员都要做好代表小组发言的准备,因为这将被记入小组的集体成绩。比如,在学习Unit 19 Food and drink时,布置课前学习任务:①已学过涉及本课要学的food and drink有哪些?②可数名词、不可数名词分别有多少(可数名词以复数形式呈现)?③搜集街市上有关food and drink的广告;④搜集日常生活中遇到的food and drink;⑤网上搜集有关资料等等。这样,通过分解任务来创造学生碰撞思想的机会。

3.充分发挥教师的调控作用。在合作学习中,教师扮演着重要角色:引导者、激趣者、协调者等。因为英语学习是个交往的过程,因此,教师的重点是精心设计合作学习的过程,从学生分析、目标设置、任务选择、策略匹配、过程展开与评估等方面全程把握。而且,仅仅靠教师事先的设计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学生的思维处于高度活跃状态,知识面的交锋时有发生。因此,教师必须对各个小组的合作学习以及课堂的组间碰撞进行密切的观察和调控,为他们提供及时有效的指导。

三、实施灵活评价,激发学生智慧生成的长效活力

合作学习是确立学生学习主体地位的有效平台。由于英语学科的特殊性,需要教师在组织调控过程中,充分发挥评价机制的作用,实施灵活的评价,使每一位组员清楚自己的每一点进步,体验成功学习的喜悦,以激发学生智慧生成的长效活力。

1.侧重把小组集体评价作为评价的主要方式。合作学习把“不求人人成功,但求人人进步”作为追求的一种境界,同时也将之作为教学评价的最终目标和尺度。侧重于集体评价,把个人之间的竞争变为小组之间的竞争,把个人计分改为小组计分,把小组总体成绩作为奖励或认可的依据,形成了“组内成员合作,组间成员竞争”的新格局,使得整个评价的重心由鼓励个人竞争达标转向大家合作达标。比如,每次英语单词默写,小组成员的分数加起来算总分,最高分的组最后在最后评比中加8分,第二名加7分,以此类推。这样,可使学习小组成员认识到合作小组是一个学习的共同体,各成员的共同提高是小组获胜的关键,从而防止个人英雄主义等组内不平衡现象的出现。

2.把过程评价与结果评价相结合。关注过程评价,可以促使学生更重视合作学习的过程,以激发他们积极投入学习过程,锻炼能力。如每一组派专人记载另一组的课堂表现力,回答问题的踊跃程度等等。在学期结束评选最佳学习小组和最佳学习个人时,不仅仅参照得分高低,还要参考小组成员间的合作效率、共处情况以及个人的合作态度、合作技能等。

3.小组内部评价、小组间评价与教师评价相结合。小组合作学习中,教师应鼓励小组对其成员进行积极、中肯的评价,这是促使小组合作学习有效进行的手段。在小组评价中,由小组长牵头,对自己小组合作学习的情况进行自评或打分,同时也给其他小组一个评价,老师再综合给出最终的评价。评价内容将在成绩报告单中进行体现。

当然,教师的评价还应融于整个教学过程之中,应及时,这样才最有效。如经常鼓励学生: Very good. Your answer is the best. You are clever等。

总之,合作学习方式的运用已成为目前英语教学的常态。然而,要使其保有长效,还需锤炼细节,用得自然。这样,学生的智慧才能在不着痕迹的碰撞中生成。

我的智慧校园 篇4

我们的学校非常的特别,除了语文、数学、英语、科学、体育等内容,还有一些丰富的社团。比如空竹、葫芦丝、机器人、足球、合唱等课外社团,那么我的智慧校园体现在哪里呢?别急,听我慢慢道来。

首先,本学期我很荣幸的参加了模拟飞行社团,进入这个社团,非常困难,我经过了面试、笔试,选拔,过五关斩六将,慢慢从很多学生中脱颖而出,成为了这个社团的一员。

在这个社团中,我学到了许多知识,也许她将会是我梦想的起点。刚开始,我们认识不同的飞机,后来我们开始操作在航道降落起飞。我们操作的设备有遥控手柄、鼠标、键盘。鼠标点击软件,遥控手柄能控制飞机方向,键盘中的ESC键可以控制结束飞行和继续飞行。

我们的飞机可以切换视角,能从飞机的上面看,下面看,还能从前方看。我们的飞行结束后,可以查看飞行分析。查阅你飞的高度、长度。现在我已经能飞出正方形和三角形这两种线路了,接下来我一定会加倍努力,向圆行路线目标挑战,飞出更难的图形。

我们学校的特色老师都很棒,带领的空竹队、合唱团参加过国际演出,带领的飞行模拟优秀学员获得全国二等奖,还有很多优秀学生考上了枫杨、省实验等名校,被评为郑州市文明学校,郑州市素质校园等荣誉称号,看来我的学校不仅有光荣的称号,还能培养出充满智慧的学生,让我们的校园充满智慧,充满光彩。

我的智慧校园作文 篇5

我觉得柳林四小是一个很好的学校,当我想妈妈时,它就带我走进知识的海洋,在那里翱翔;当我孤独的时候,它依然陪伴着我;当我有困难、伤心的时候,它给我鼓励……它一直在默默的陪伴、帮助我。

你别看它在都市村庄的角落里,而且现在还在拆迁,到处是一处废墟,一片狼藉,但是这些一点也没有影响我们的教学,学校校长一直在跟拆迁工作人员协调,而且亲力亲为的打扫卫生,为我们创建了一个干净卫生的学习环境。你别看它小,但它却能容得下大约1440名学生,学校里包括有多媒体教室、微机教室、美术教室、舞蹈教室……

我们学校里有两个大特色,第一个就是陶笛,第二个就是腰鼓。陶笛是一种演奏乐器,它的样子有点像一把枪,它有一个长一点的管子,前面有10个孔,后面有3个孔,刚开始的时候看到这么奇怪的东西,真的都不知道要怎么吹,在老师的细心教育指导下,我现在已经会吹好几首曲子了,手指放在不同的孔上就会发出不同的声音,音乐中的乐谱的音调都可以用陶笛来吹出来,而且还别有一番滋味。

腰鼓一听就是在绑在腰上的鼓,两个手中各拿一个鼓槌,鼓槌敲打鼓面就会发出“嗵嗵嗵”的声音,再加上老师教的动作和腰鼓的节奏,跳出来的舞姿和腰鼓敲出的声音非常的协调,每当我们大课间跳腰鼓的时候,那场面真的是非常壮观。

美丽的智慧校园作文 篇6

我的学校在荥阳市第一小学,那是一个充满智慧和快乐的校园,在那里我学到很多知识,也认识了很多朋友,学会了成长!

早晨我迈着欢快的步伐,走进了智慧的校园,我呼吸着清新的空气,望着蔚蓝的天空,我的心情是多么的愉快了!

首先j入眼帘的是一座四层高的教学楼,那是我们吸取知识的世界。教室宽敞明亮,老师不辞辛劳的为我们讲解知识,是为了给我们每个人的梦想都插上翅膀。学校还为我们开设了各个社团,有音乐社团,象棋社团,美术社团等等。在教学楼的西南方向是我们的操场,每当下课的时候,大家都来到操场上,追逐嘻戏,好不热闹啊!大家有的跳皮筋,有的踢足球,还有的做游戏,欢声笑语洒满整个校园。每到周一的时候,同学们排着整齐的队伍,和老师一起参加升旗仪式,我看着那鲜红的.国旗冉冉升起,就想起老一辈的先烈们,是他们用鲜血换来了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

智慧校园建设的思考与实践 篇7

上世纪90年代,随着互联网技术和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各行各业信息化建设如火如荼,教育信息化也因此孕育而生。我国教育部于2001年正式在《全国教育事业第十个五年计划》中把教育信息化列为全国教育建设的重要工作,并于2004年明确提出了“教育信息化建设工程”。由此全面推动了我国高校信息化建设步伐。

回首高校信息化建设历史,主要经历了网络化、数字化、信息化三个阶段。随着物联网、云计算等新技术和新概念的出现,建设“智慧校园”则成为推进各高校教育改革的重要抓手。

2 智慧校园的内涵

智慧校园的实质是依托已有的网络、信息化环境,利用虚拟化、物联网、云计算等前沿技术,进一步深化“服务”理念,为广大师生提供多元化的信息服务。如智慧地球一样,它以物联网技术为基础,围绕智能化做文章,通过跨平台的信息共享技术,为广大师生提供智能的综合信息服务,并将其融入学校的各个服务领域,全方位实现教育信息化。简而言之,“要做一个安全、稳定、环保、节能的校园。”

3 智慧校园建设

3.1 建设思路

在数字校园建设基础上,打通各业务系统数据,实现业务服务和业务数据信息集成,进一步扩展“校园卡”功能,逐步实现服务的自助化、智能化,达到信息、服务的自动流转,以智慧学习推动学习方式改革、以智慧工作让管理更轻松、以智慧生活打开幸福生活的大门,最终实现校园智慧化。

3.2 建设内容

3.2.1 统一数据平台

高职院校的数字校园建设多年来由于受到资金、人员、规划等多方面原因影响,各部门业务管理信息化大都各行其事,在建设、管理过程中没有遵从统一的标准,从而形成了诸多个信息孤岛。而随着数字校园建设的进一步推进,为了解决信息孤单问题,而大都被迫建立了基础数据交换平台,并根据各自院校特点形成了内容不一的标准库。该库基本确立了学校的信息类、管理类和技术类规范,确定了各类基础数据的权威来源。但其由于缺少各业务系统产生的独有数据,如教职工职称信息、科研信息、资产信息等,从而无法实现对这些数据的二次加工,形成校情分析报告,为领导、教职工和学生提供决策参考。而统一的数据平台,可通过交换平台,为其获取各类特色数据,并以此为基础进行数据分析、挖掘,最终形成各类数据报表,同时通过预警机制为各类人员主动发送预警信息。其平台架构如图1所示。

3.2.2 统一信息发布

高校传统的信息发布都是基于固定橱窗、宣传海报等形式,这些方式传播手段落后、传播形式单一、接受方式被动,而且信息发布也不够及时。采用基于互联网的信息统一发布推送平台,它能够采用网络视频、智能终端、LED大屏等设备,使传播形式多样化、信息传播更加及时准确。通过物联网技术和云计算技术,可以实现对各发布平台的信息集中管控,使得各终端上播放的内容、素材、版式、播放时间等统一发布。同时利用站群技术,搭建校园站群系统,实现对各级新闻网站的统一管理,加强对各部门二级网站安全管控,并以此实现对全校各级各类新闻的一站式检索。

3.2.3 统一身份认证

通过对不同应用系统的身份存贮方式、统一认证方式的集中统一管理,使同一用户在所有应用系统中的身份一致,各应用系统无需关注身份认证的过程。在结构上统一身份认证系统由认证管理模块、认证服务器、身份信息存贮服务器三个部分组成,具体结构如图2所示。通过该系统,有效解决了登录不同系统重复认证等弊端,提高了各应用系统的安全性和协同效率。

3.2.4 移动应用平台

移动应用作为数字校园的扩展,它弥补了数字校园的不足,使得用户可以随时随地了解自己关心的内容,教师在校内外通过手机等移动设备了解办公、教学等相关信息,进行公文审阅、调课申请等事宜处理。学生可通过手机等移动设备查看课表、成绩等信息。系统架构采用移动应用式平台,可以根据高校的具体情况,灵活的部署应用。具体架构如图3所示。

3.2.5 智慧校园卡

利用RFID技术、视频监控等感知技术和设备,进一步扩展校园卡功能,实现校园出入管理、公寓管理、校内考勤管理、图书定位检索和自动分拣、机房上机电源智能控制、24小时自助实验等智能化管控,提高校务管理效率和水平,降低能耗。

4 结束语

“智慧校园”要发展,必须要有一个正确、全面、可以指引数字校园继续前进的方向,如果不能拥有一个深层次的定义,它就不能从本质上进一步促进数字校园的发展。同时,“智慧校园”也不能仅仅是物体与物体之间的通信,它必须要有数字资源的参与。

参考文献

[1]蒋东兴,宓鋪,郭清顺.高校信息化发展现状与政策建议[J].中国教育信息化,2009,8.

[2]张应福.物联网技术与应用[J].通信与信息技术,2010,(1).

[3]朱仲英.传感网与物联网的进展与趋势[J].微型电脑应用,2010,(26).

[4]王雷.RFID芯片在物联网应用中的设计与研究[J].信息网络安全,2012,(05).

智慧校园建设的目标 篇8

关键词 目标人物;评价智慧;跨文化研究;准实验法

分类号 B843.1

1.前言

智慧一直以来被认为是人类发展所应该追求的最高品质之一,各个学科均从自身的角度出发对其有所论述。但是,心理学长期以来都把智慧排斥在研究目标之外,认为其应该是哲学、伦理学或宗教的讨论范围。可喜的是现在这种情况正在得到改观,越来越多的心理学家开始对智慧的研究产生兴趣。有数据显示,近十年公开发表的和智慧有关的心理学论文数量正在激增(Thomas&DiliD,2009)。现有研究可以分为“隐含”(implicit)和“外显”(explicit)两大领域。隐合理论是指人们在日常生活和工作背景下形成的,以某种形式保留于个体头脑中关于某一心理结构或要素的看法(Sternberg,1985)。在隐合理论领域,现有研究主要是使用两种方法考察目标人物的年龄、性别等信息对于其被评价智慧水平的影响:一种是智慧者提名研究,另外一种是智慧隐含理论的实验研究。

智慧者提名研究中最普遍的发现就是大部分被提名的智慧者都是年长的,至少比被试年长。PeHmutter,Adams,Nyquist和KapIan(1988)的研究发现,78%的被试都认为智慧和年龄是相关的,被提名的智慧者大多在50岁以上,而且被提名者的年龄还会随着被试年龄的增长而增长。Denney,Dew和KrouDa(1995)也发现被提名者的年龄较大且随着被试年龄的增长而增长。Jason,Relchler,King,Madsen,CamachO和Marchese(2001)的研究报告显示,被提名智慧者的平均年龄为60岁。Baltes,Staudinger,Maercker和Smith(1995)的研究也获得了类似的结果。

Perlmutter等人(1988)发现,尽管只有16%的被试认为智慧和性别有关,但大部分被试提名的智慧者仍为男性。在Jason等人(2001)的研究中,尽管被试81%为女性,但被提名的智慧者中仍有66%为男性。Denney等人(1995)的研究也报告了类似的结果。另外,他们发现年长的男性被试倾向于提名男性智慧者,而当被问及“人际智慧”(inferpersonaI WlSdom)时,则更多的女性智慧者被提名了。

有学者研究了目标人物的特性与评价智慧水平之间的关系。Hira和Faulkender(1997)控制了故事主人公的年龄和性别水平,采用2×2的实验设计,给四名演员录像(一名年轻男性、一名年轻女性、一名老年男性和一名年老女性),这些演员表现为正在阅读文本,并对于智慧相关的生活问题作出回答。观看完录像后,要求被试对录像中的人物的智慧水平进行等级评定。结果显示了显著的交互作用:老年男性被认为显著比年轻男性更加智慧,而年轻女性被认为显著比老年女性更加智慧。Knight和Parr(1999)向被试提供了12份简介,每一份都介绍了目标人物的年龄(青年的、中年的、老年的),并且描述了目标人物具有的两种显著的智慧或创造力特征。研究结果显示,老年目标人物一般被认为比中年和青年的目标人物更加智慧,这与他们在简介中是否被描述为智慧的或有创造性的无关。

以上这些研究都是在西方被试中进行的,而智慧是文化的产物,是带有明显文化属性的概念。中国是长期的家本位社会,年长者在家族乃至社会中拥有较高的地位和话语权,“家有一老,如有一宝”等俗语揭示了中国文化对年长者智慧水平的认可。另外,中国一直有尊男抑女的传统。《说文·女部》对“妇”的解释为:“妇,服也。从女执帚,洒扫也。”《释名·释家属》解释为:“妇,服也,服家事也。”从上述解释可以明显看出父权社会中女性的从属和附庸地位。从字源上来考察,甲古文中的“奴”字与其字形“女”字有一定关系,“奴”字实际上是一个反手被缚,跪坐于地的女子形象。在金文中,“奴”字表示了在跪坐的女性旁边再加上了一只手,女性任人摆布的情况更加突出地被表现出来(郝继东,周丹,2007)。“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俗语更是突出体现了中国传统封建文化对于女性智慧水平的否认。以上这些是否会造成目标人物的性别和年龄特征对智慧水平评价的影响在中国被试中突显呢?

另外,智慧(者)可以根据其表现出来的行为特征和表现领域进行分类,智慧的德才兼备理论认为依据所要解决的复杂问题的对象是人还是物,可将智慧(者)分为关于待物的智慧(者)(简称“物慧”)和关于做人的智慧(者)(简称“道德智慧”或“德慧”)两种类型(汪凤炎,郑红,2009a,2009b)。现有研究尚未讨论智慧者的不同类型对于评价智慧水平的影响,及其与文化的交互效应。有理由相信,智慧类型的不同,以及它与被试国别的交互效应,有可能对智慧水平评价产生影响。

结合以往研究结果和智慧德才兼备理论相关内容,本研究试提出如下假设:目标人物的性别、年龄和智慧类型对于评价智慧的影响在中德大学生间既有相同亦有差异;除了以上三者的主效应显著外,三者与被试的国别有显著的交互效应。

2.方法

2.1被试

本研究共有有效被试831人,其中中国被试411人,德国被试420人。中国被试来自江苏、江西、浙江、湖北等地四所高校;其中男生200人,女生211人;年龄为17~28岁,平均年龄20.170岁。德国被试中:绝大部分被试来自德国茨维考和慕尼黑等地四所高校,第二部分被试来自于在美国芝加哥和北卡罗来纳地区三所高校的的德国籍留学生,第三部分为通过网络招募的德国籍大学生;男生233人,女生187人;年龄为18~27岁,平均年龄21.85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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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研究设计

本研究采用准故事实验法,自变量为目标人物的性别、年龄、智慧类型和被试的国别,各有2个水平;因变量为目标人物智慧水平。采用被试内设计,国别为组间变量,其余自变量为组内变量。要求被试在阅读一则有关智慧人物的小故事后,回答一系列针对目标人物智慧水平评价的假想性问题,如:“假如主人公做到这些的时候(无论取得上述哪种成就),是一名年长的老人,请评价其智慧水平。”问题共6个,为七点里克特式评分。在分析时,分别进行性别2水平(男/女)×国别2水平(中/德)、年龄2水平(长/幼)×国别2水平(中/德)、智慧类型2水平(德慧/物慧)×国别2水平(中/德)共三项方差分析。

2.3问卷编制与施测

2.3.1问卷的内容与编制要点

采用自编“智慧人物故事问卷”对被试进行测查。问卷包括中文、英文和德文三个版本,内容没有区别。问卷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一则有关智慧人物的小故事;第二部分包括6个七点里克特式问卷项目,要求被试分别在假想目标人物某些信息的情况下对其智慧水平进行评价。为了保证研究的信效度,在问卷的编制过程中注意了以下要点。

首先,保证在第一部分的故事描述中,对主人公的智慧类型描述没有偏重。以中文版问卷为例,故事共包括474个字符,其中对于德慧方面的描述字符共96个,对于物慧方面的描述字符共103个,几乎一样。另外,为了保证对主人公的智慧类型描述没有褒抑,问卷形成后,交由10名基础心理学、发展与教育心理学专业的博士生和硕士生进行主人公两方面的智慧水平在其各自水平“谱系”中的等级评定。10名评分者均由笔者详细说明和解释了德慧德才兼备理论相关内容,以及德慧与物慧的联系和区别。对10名评分者的评定进行配对样本t检验,没有发现显著差异(t=1.050,p>0.05)。

其次,尽量避免无关信息的干扰。故事中一律不出现有关提示性别的描述词语。如中文版问卷中采用“丙”“丙的”这样的描述、英文版问卷采用“C”“his/her”等。故事中一律不出现有关文化、地域提示的描述词语,譬如“长城”“上帝”等。

最后,尽量避免测试的“文化偏差”。为避免跨文化研究中经常遇到的文化偏向问题,故事的编写者与本研究的外国合作者反复沟通后,删除了一些带有文化偏向性的表述。

2.3.2问卷的编制及翻译过程

首先由笔者编写中文版问卷一稿,后交由一名心理学教授和两名心理学博士生反复讨论并对相关内容进行修改形成中文版问卷二稿。中文版问卷二稿经翻译后与外国合作者反复讨论并修改,最后形成定稿。

英文版问卷由一名中国籍大学英语教师翻译,并由一名在华生活多年,精通中文的美国籍大学外教回译。德文版问卷由一名德国籍心理学研究生根据英文版问卷翻译,并由一名在德国学习的中国籍心理学研究生进行回译。把回译结果与原版中文问卷进行对比并修改后,重复上述步骤直至没有显著语义上的差别。

2.4测试过程

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德国,大部分测试均由受过训l练的大学心理学教师或研究生担任主试利用课堂间隙完成:测试统一指导语,当场回收问卷。少部分国外被试由笔者或其他主试与被试通过电话或网络沟通,保证其了解测试内容和要求后,填写该问卷网络版,经由专业的问卷调查网站服务器回收数据。不完整作答及呈明显规律性作答问卷视为无效问卷不纳入分析。

2.5统计处理

采用SPSS18.0进行数据分析和处理。

3.结果

3.1目标人物年龄与智慧水平评价的关系

表1和图1揭示了不同国别被试对于年长/年轻目标人物智慧水平的评价。以被试国别、目标人物年龄为自变量,目标人物智慧水平为因变量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国别主效应明显,F(1,1658)=77.508,p<0.001,n2=0.045;长幼主效应明显,F(1,1658)=68.972,p<0.001,n2=0.040;国别×长幼交互效应明显,F(1,1658)=71.851,p<0.001,n2=0.042。

3.2目标人物性别与智慧水平评价的关系

表2和图2揭示了不同国别被试对于男/女目标人物智慧水平的评价。以被试国别、目标人物性别为自变量,目标人物智慧水平为因变量进行方差分析,可以发现:国别主效应明显,F(1,1658)=165.486,p<0.001,n2=0.091;性别主效应明显,F(1,1658)=9.759,p=0.002,n2=0.006;国别×性别交互效应不明显,F(1,1658)=0.598,p=0.439,n2小于0.001。

3.3目标人物智慧类型与智慧水平评价的关系

表3和图3揭示了不同国别被试对于德慧/物慧目标人物智慧水平的评价。以被试国别、目标人物智慧类型为自变量,目标人物智慧水平为因变量进行方差分析,可以发现:国别主效应明显,F(1,1658)=380.410,p<0.001,n2=0.187;智慧类型主效应明显,F(1,1658)=8.803,p=0.003,n2=0.005;国别x智慧类型交互效应不明显,F(1,1658)=1.493,p=0.222,n2=0.001。

4.讨论

4.1目标人物年龄对智慧水平评价的影响

表1和图1的结果显示,国别、目标人物长幼以及他们的交互效应都显著。仔细观察表1的均值,可以发现德国被试对于长幼不同的目标人物的智慧水平评价差异并不大,而中国被试对于年轻目标人物的评价智慧明显高出对于年长目标人物的评价,这也是造成长幼主效应和交互效应显著的主要原因。

目前尚未见到有关目标人物年龄特征对智慧水平评价的跨文化研究,而以往西方研究对于目标人物年龄与智慧水平评价的关系并没有形成一致的观点。大部分的提名者研究都发现被提名者年龄较大,而在实验模式的研究中,Knight和Parr(1999)的研究支持了这种发现,但Hira和Faulkender(1997)的研究则发现年轻女性比年长女性获得的评价智慧更高。本研究发现,在中国被试中,年轻的目标人物的智慧评分显著高于年长者,造成这种差异的来源可能是目标人物智慧表现的“地位”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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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研究中,目标人物的总体成就特征在全体人类智慧表现中处于较高位置,而另外两项实验研究的目标人物智慧表现相对而言并无如此突出,仅仅是日常生活中所体现的智慧罢了。老年人获得一些对于常人来说难以企及的智慧成就似乎相对显得“合情合理”。反之,如果是年轻人来获得的话,就显得更“难能可贵”了。因此,在本研究中,面对较为难得的智慧表现,中国被试可能更偏向于“赋予”年轻的目标人物更高的智慧水平。在日常事件或行为中所体现的一般智慧表现,或是目标智慧水平未知的情况下,人们更倾向于认可年长者。就像国人如果去看中医,在不知道医生水平高低的情况下,倾向于找“老中医”。但如果一位年长者和一位年轻者同时获得诺贝尔奖(较高智慧水平),人们往往认为年轻者更“难得”,智慧水平更高。

之所以这种“难能可贵”效应只在中国被试中出现,这是与两国的文化传统以及国情有所关联的。可能是因为中国人对于有丰富经验或经历的人物拥有一种“迷信”,更愿意相信年轻人“嘴上没毛,办事不牢”。以中西方政府官员的年龄为例,我国大部分省部级领导干部的年龄都在50岁以上,60多岁的并不罕见,这还是深入开展“领导干部年轻化”以后的状况,而西方国家很多国家领导人在履职的时候都仅40多岁。这里面固然有很多客观因素的影响,但中国人对于经历丰富的看重也是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国人更愿意相信年长的个体更有可能拥有较高的智慧水平。因此,如果当故事中的主人公取得较高的智慧成就,却是一名年轻人的时候,这种“难能可贵”效应在中国被试中就显得尤为突出了。

4.2目标人物性别对智慧水平评价的影响

表2和图2的结果显示,目标人物性别的主效应显著,中德被试对于女性的目标人物更倾向给予较高的智慧水平评价。

从历史渊源上来看,在男权社会中,妇女的地位总是非常低下的。但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建立了以《宪法》为依据,《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主体,包括《婚姻法》《继承法》以及地方诸多法律法规在内的妇女权益保障体系,并成立了相关机构加以落实(陈秀云,2005),妇女地位得以提高。在德国,根据德联邦基本法,德国妇女在法律上的平等地位已基本确认。而在就业方面,16至65岁的德国妇女中有一半是职业女性,全国就业人员中38%是妇女。妇女在德国的经济、卫生和教育部门就业不仅是理所当然,而且是不可缺少的(禹心,1995)。

尽管妇女地位进一步提升,妇女从心理上已经很少受到歧视,但同时必须承认杰出的“智慧女性”相对男性来说还是少数,所以在面对较高的智慧表现的时候,女性目标人物更加显得“难能可贵”,因而获得了更高的智慧水平评分,这一点在中德被试问并没有差异。另外需要注意的是,目标人物性别的主效应虽然显著,但效果量指标并不大,因此在结论推广的时候需要格外谨慎。

4.3目标人物智慧类型对智慧水平评价的影响

表3和图3的结果显示,目标人物的智慧类型对于智慧水平评价有显著影响,中德被试都倾向于对“物慧型”智慧者给予更高的智慧水平评价。

笔者的另外一项研究发现,在因素特征层面,中国和德国被试往往对那些“重视,但缺乏”的智慧因素给予更高的赋值,如中国被试偏重“行为特点”,德国被试偏重“广博灵变性”等,这种现象被命名为“甜葡萄效应”。在本次研究中发现,在个人层面,当被评价的智慧“等级”在相应的谱系位置较高时,年轻和女性的目标人物常常被赋予更高的评价智慧,这种“难能可贵”效应在“物慧型”智慧者评价时再次出现。

从历史传统来看,笔者的另外一项研究发现,中德被试都铭记了更多的“德慧型”人物,这也体现了两国传统文化中有关智慧思想的一种传承。持续的社会改变亦可转移风俗,改变人们的思维方式。中国和德国现今都以发展经济为首要任务,中国特别自改革开放以后,整个社会都在有意抑或无意地偏重“物慧型”人才。但从整体比较而言,“物慧型”智慧者仍然是“稀罕”的,体现了一种“难能可贵”效应,因此被赋予了更高的智慧水平评价。同时,需要注意到智慧类型的主效应虽然明显,但其效果量却较小,其对于评价智慧水平影响的稳定性和可重复性有待进一步研究的证实,在进行结论推广时需要格外谨慎。

4.4被试国别对智慧水平评价的影响

本次研究中,中国被试对于目标人物的评分明显高于德国被试在同项目上的评分,国别在三次方差分析中都有显著的主效应,且效果量都不小。不能简单地把这种国别效应理解为文化差异,笔者认为有以下两种可能造成上述现象。

第一种,故事人物不符合某种文化中的“智慧人物”原型。比如,笔者曾以同样的问卷对非洲被试展开调查,并进行了中非跨文化分析。结果同样显示在三次方差分析中,国别都有显著的主效应,且都是中国被试的评价均值显著高于非洲被试。因为目标人物描述具有比较典型的文化社会和经济时代特征,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具有良好职业成就,获取大量财富并积极回报社会的现代典型杰出人物,虽然非洲近年来大力发展经济,努力提高民众教育水平,但从整体上看,很多非洲地区仍然处于贫困线以下,教育水平非常低下,传统宗教对非洲人民的人生观、价值观有着直接而深远的影响,其基本内容是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祖先崇拜、精灵崇拜和首领崇拜(宁骚,1993)。研究认为该人物可能不符合非洲被试心目中有关典型智慧者的“人物原型”。

第二种,中国被试的作答倾向使得国别主效应显著。有研究者曾用语义分析法比较苏格兰与中国中学生的社会态度。研究发现,中国被试对各事物的评分等级始终高于苏格兰被试,唯一的例外是在评析“我自己”时较苏格兰被试低。研究对中、美大学生的比较时还发现,中国被试在谦逊性(abasement)上的得分显著高于美国大学生,这与中国人“待人以宽”的民族性有关(严文华,2009)。

从本研究故事目标人物的具体细节来看,该人物符合西方主流社会精英发展历程,在编写过程中亦参照了比尔-盖茨人物传记的部分内容。另外从编写过程来看,就本故事的具体人物细节,中德两国心理学者曾反复讨论修改,具有较大文化偏差的可能性不大。另外,本目标人物的智慧成就斐然,国人在评价优秀人物时,往往不乏“高看一线”的现象发生。因此,本研究倾向于认为是中国被试的评价倾向使得国别主效应明显。

5.结论

(1)目标人物的年龄、性别和智慧类型对他人评价该目标人物智慧水平有显著影响。

(2)被试国别在三个方差分析中都有显著的主效应,并与目标人物的年龄有显著的交互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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