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实践论文（精选8篇）
实践报告
信管（1）班
小组成员
分工 ： 照片拍摄 ++ 资料筛选 ++
报告正文 ++ 报告整理 ++
被敬畏浸染的下午
——走进梁启超故居
一个拥有深厚的文化底蕴，牢固的治学根基，灵动的革命思想的人物故居，丝毫不会被烈日的炙热，人群的嘈杂，脚步的急促，环境的轻浮侵蚀，更不会被历史的车轮碾压，是的。
站在梁启超故居前，内心顿时涌上一种叫做敬畏的情感。院内正中是梁启超先生的铜像，虽然风雨已经使铜像的外层蒙上了绿色的铜锈，但是丝毫不能掩藏那睿智的双眸里涌现出的拯救国家的信念，那端坐的躯体更散射出近代中国救国者的雄威和不屈。铜像左后侧是浅色二层小洋楼，楼内正面有三个小拱厅，门前两侧是石台阶，这座带有浓浓的意式风格和沉厚的历史气息的建筑就是“饮冰室书斋”。书斋内，一楼正中为大厅，大厅周围5间房子，除1间为杂房外，其余为书房和图书室，轻轻地走进书房，唯恐打扰到这里的寂静，就是在这间书房里梁启超先生起草了著名的讨袁大计。来到立式书柜前，我们好似听见了梁公当年翻动书页的声音，这些现在看来已经泛黄的书籍里流动着的是一位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学术大师的治学思想和救国思想。二楼靠西北角也是1间大厅，靠东南角有几间主要卧室和图书资料室。卧房内最显眼的就是那张全家福了，这是梁氏家族的缩影，也是梁先生的精神慰藉。家族纪念室和餐厅也在二楼，纪念室里挂着梁先生的画像，让人肃然起敬。
主楼在梁公铜像右后侧为砖木结构，水泥罩面，塑有花纹，石砌高台阶，双槽门窗，一、二层各有 9 间居室。一层有一间大厅，大厅右侧是梁先生子女们的介绍，其中最惹世人注目的无疑是其长子梁思成，未来的中国现代建筑学奠基人在此受到了最精心的教育和栽培，直到成年后才离开这座老宅远渡重洋。而其他子女也在梁启超深厚的“齐家”之道的熏陶下各自成长为出色的学者、专家。顿时感悟到，梁公不仅是一位伟大的维新派代表人，也是一位成功的父亲，子女们的成就证明了这是一个彻底的文化名门世家。一层其余几间房间和二层的房间现在是展厅，里面陈列着梁先生生平的经历及相关照片。梁启超，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时客、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清光绪举人等。汉族，广东新会人，中国近代维新派代表人物，近代中国的思想启蒙者，深度参与了中国从旧社会向现代社会变革的伟大社会活动家，民初清华大学国学院四大教授之
一、著名新闻报刊活动家。在散文、诗歌、小说、戏曲及翻译文学方面均有作品行世，尤以散文影响最大。梁启超的文章风格，世称“新文体”。这种带有“策士文学”风格的“新文体”，成为五四以前最受欢迎、模仿者最多的文体，而且至今仍然值得学习和研究。梁启超自幼在家中接受传统教育，1889年中举。1890年赴京会试，未中。回粤路经上海，看到介绍世界地理的《瀛环志略》和上海机器局所译西书，眼界大开。同年结识康有为，投其门下，1890年就读于万木草堂，接受康有为的思想学说并由此走上改革维新的道路，世人合称“康梁”。1895年春再次赴京会试，协助康有为，发动在京应试举人联名请愿的“公车上书”。维新运动期间，梁启超表现活跃，曾主北京《万国公报》（后改名《中外纪闻》）和上海《时务报》笔政，又赴澳门筹办《知新报》。他的许多政论在社会上有很大影响。1897年，任长沙时务学堂总教习，在湖南宣传变法思想。1898年，回京参加“百日维新”。7月，受光绪帝召见，奉命进呈所著《变法通议》，赏六品衔，负责办理京师大学堂译书局事务。同年9月，政变发生，梁启超逃亡日本，一度与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有过接触。在日期间，先后创办《清议报》和《新民丛报》，鼓吹改良，反对革命。同时也大量介绍西方社会政治学说，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影响很大。1901～1902年，先后撰写了《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批判封建史学，发动“史学革命”。1905～1907年，改良派与革命派的论战达到高潮，梁启超作为改良派的主将，遭到革命派的反对。1906年，清政府宣布“预备仿行宪政”，梁启超立即表示支持。1907年10月，在东京建立“政闻社”，期望推动清政府实行君主立宪。由于清政府并不真心实行宪政，政闻社也因受到查禁而宣告解散。武昌起义爆发后，他一度宣扬“虚君共和”，企图使革命派与清政府妥协。民国初年又支持袁世凯，并承袁意，将民主党与共和党、统一党合并，改建进步党，与国民党争夺政治权力。1913年，进步党“人才内阁”成立，梁启超出任司法总长。袁世凯帝制自为的野心日益暴露，梁启超反对袁氏称帝，1915年8月，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进行猛烈抨击，旋与蔡锷策划武力反袁。1915年底，护国战争在云南爆发。1916年，梁启超赴两广地区，积极参加反袁斗争，为护国运动的兴起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袁世凯死后，梁启超依附段祺瑞。他拉拢一些政客，组建宪政研究会，与支持黎元洪的宪政商榷会对抗。1917年7月，段祺瑞掌握北洋政府大权。梁启超拥段有功，出任财政总长兼盐务总署督办。9月，孙中山发动护法战争。11月，段内阁被迫下台，梁启超也随之辞职，从此退出政坛。1918年底，梁启超赴欧，亲身了解到西方社会的许多问题和弊端。回国之后，即宣扬西方文明已经破产，主张光大传统文化，用东方的“固有文明”来“拯救世界”。1920年梁启超回到中国后，以开始集中精力从事文化教育和学术研究活动，该年《清代学术概论》脱稿。1921年梁启超在天津南开大学主讲中国文化史，在京、津多所学校先后七次讲演。1922年梁启超赴各地讲学；10月起，在南京国立东南大学（1928年更名中央大学，1949年更名南京大学）讲授《先秦政治思想史》一学期；同年《中国历史研究法》出版。1923年梁启超在清华学校（1928年更名清华大学）讲学。1924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出版。1925年应聘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并担任京师图书馆馆长。1926年梁启超因病入院治疗，发现肾有问题。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病逝于北京协和医院，终年五十七岁。
每个展室里还保存着梁启超先生当年的一些手写书信，那些书信中除了有反袁，维新等的政治豪情，也有些给子女的柔情家书，字里行间流露出一位父亲对子女们的深沉的爱，浓浓的爱意里更深藏着对子女们学业的关心，也表现出了梁先生对教育、治学的重视。
走出梁启超故居，内心仍然被这里浓浓的历史气息浸染着，为了表达对伟人的敬仰，我们再一次伫立在铜像前，深深地鞠躬，接着默诵着“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 (以下简称《纲要》课) , 作为全国高校思想政治之理论课程体系中的主干课之一, 承担着帮助当代大学生了解国史、国情, 深刻领会历史和人民为什么和怎样选择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道路, 培养大学生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国家观的重任。在新疆, 《纲要》课程还承担着让学生从历史的角度正确认识新疆的区情, 维护祖国领土完整、反对民族分裂, 与三股势力作斗争的使命。因而加强新疆高校《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实践教学环节是充分发挥新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主渠道、主阵地的作用, 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国家观、民族观、了解国史、国情以及新疆区情的有效途径。本文拟就当前新疆高校《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实践教学活动开展的必要性, 新疆高校《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实践教学的现状, 以及新疆大学《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实践教学模式探索等三个层面展开阐述, 希冀对于建立《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实践教学模式提出有益的建议。
一、当前新疆高校《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实践教学活动开展的必要性。
(一) 在新疆高校《纲要》课程中积极开展实践教学活动, 是对传统教学模式缺憾的弥补。
《纲要》课是一门以历史为载体的思想政治理论课, 具有较强的历史性和政治性。在实际教学中因为内容多 (涉及从1840年至今170多年的历史) 、理论性强、课时少 (标准为32学时, 但在实际教学中往往因为学生专业课实践的因素, 很多学校不得不压缩教学周) 等原因, 不得不压缩授课内容, 加快教学进度, 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大大削弱了课程的教学效果。另外, 授课形式普遍采取两三个班甚至四五个班大合班的形式, 上课人数多, 增加了师生互动的难度, 从而普遍出现老师“一言堂”的授课现象, 降低了学生的听课兴趣, 大大影响了教学效果。此外, 由于现在的授课对象是“90后”, 他们成长在一个和平、生活相对比较富足的时代, 历史距离他们已经很遥远了, 传统教学中仅仅注重课本知识传递的授课方式, 在今天已经严重与社会生活实际脱节, 学生难以以现代的心情理解过去的历史。因而只有把学习书本知识和参与社会实践紧密结合起来, 才能使理论与实践相统一, 才能进一步深化学习效果, 达到培养学生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 培养合格人才目的。
(二) 在《纲要》课程中积极开展实践教学活动, 是对教材内容的深化和补充。
目前《纲要》课程使用的教材是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出版的。内容涉及1840年至今170多年的历史, 共十章。鉴于课时限制和避免授课内容与另一门思想政治理论课——《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的重复, 在实际授课中新疆高校《纲要》课普遍采取专题化教学, 授课内容的范围也相应调整为第一—第八章的内容。由于这是一本理论性较强的全国通用性教材, 在教材编撰上不可避免地忽视了对地方的近现代历史进程的介绍, 而这部分内容对于地处祖国边疆的大学生来讲尤为重要, 特别是在新疆, 让大学生认识和了解近代以来新疆各族人民的反侵略斗争是近代中华民族反侵略的一部分, 新疆各族人民反军阀斗争是民主革命的一部分, 尤其是抗日战争时期, 新疆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中国战场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 是抗日战场的大后方, 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因而通过开展实践教学, 挖掘新疆近现代史中的历史资源和线索, 对于地处边疆的青年学生树立正确的国家观、与民族分裂势力作斗争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同时也是对教材内容的深化和补充。
(三) 在《纲要》课程中积极开展实践教学活动, 是对课堂教学的有益补充, 是提高教学针对性、实效性的重要途径。
提高教学针对性、实效性, 培养高素质的合格大学生是当前教育教学所面临的突出问题。正如苏霍姆林斯基所说:“只有能够激发学生去进行自我教育的教育才是真正的教育。”以新疆高校《纲要》课程教学为例, 由于上述种种原因的限制, 课堂教学普遍存在教师一言堂, 学生积极性不高的问题, 而积极开展实践教学, 使学生积极投身和参与社会实践, 在实践的过程中使学生亲自证实和接受所学理论知识, 同时进一步将所学知识内化为自身的学习动力则是对课本知识的有益补充, 是对课堂效果的有效强化, 从而进一步提高教学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二、新疆高校《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实践教学的现状。
关于新疆高校《纲要》课程实践教学的现状概括起来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实践教学处于探索起步阶段, 理论研究成果有待丰富。
目前专门针对新疆高校《纲要》课实践教学的研究论文还没有, 但并不是一点也没有涉及。目前关于新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论文虽然数量不多, 但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尤其以新疆大学的姜勇副研究员和王霞副教授为代表, 对新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做了客观的分析和研究, 王霞副教授最新的研究《新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探析》一文, 则对新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实效性的路径进行了分析, 这对于新疆高校《纲要》课实践教学模式的探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二) 对实践教学的认知和重视程度不够, 影响实践教学的有效展开。
当前, 各高校普遍存在对于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践教学总体上重视不够, 实践教学无课时、实践活动无经费保障的尴尬局面。以《纲要》课程为例, 该课程授课标准为两个学分32学时, 以一个学分至少保证两课时的社会实践教学为标准, 该课程至少要有四课时的社会实践教学, 但是在现实授课中这一标准往往难以落实, 甚至还存在压缩理论课时现象。另外实践教学没有统一的教学大纲, 教学目标、教学实践、教学评价机制, 完全由任课教师自由发挥, 缺乏科学有效的指导和规范。实践教学因为没有经费保障, 在实施中实践教学的效果和作用难以充分体现。
(三) 实践教学资源的挖掘不够深入, 实践教学平台没有建立起来。
实践教学资源是实践教学开展的重要保证, 也是教学效果的重要体现。目前新疆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实践教学资源的挖掘不够深入, 实践教学基地建设在数量上与学生人数的比例不协调, 实践教学基地建设处于初级阶段, 学校与实践基地虽然建立有合作关系, 但在合作内容上不够深入。
三、新疆大学在《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实践教学方面的探索。
自2012年开始, 新疆大学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团队就开始了实践教学模式的探索和实践, 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统一思想, 认识到开展实践教学是提高课堂效果, 提高教学针对性、实效性的有效路径。
通过举办教研室教师研讨会分析实践教学开展的必要性, 使教学团队在思想上达成共识, 为实践教学模式探索, 提供思想上的保证。
2.制定实践教学大纲, 确定实践教学内容、考核和评价机制。
《实践教学大纲》的制定以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校实践育人工作的若干意见》 (教思政[2012]1号) 的要求及设置“05方案”新方案为依据, 突出社会实践活动, 使学生在社会实践活动中得到感知、认知, 直至理性认识为要求, 以帮助大学生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分析实际问题、解决实际问题, 提高大学生的认识能力、思辨能力和实践能力, 使大学生更好地掌握课堂理论学习知识, 在实践中学会做事、学会做人, 使他们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为目的, 并对实践教学的内容和考核和评价做出了细致的规定。
在实践内容上根据授课对象和授课时间, 学生自由选择老师提供的选题和学生根据自身兴趣自命题的方式展开。实践教学可供学生选择的选题包括 (1) 新疆大学校内道路命名由来的考察。以校内资源为依托, 组织学生参观校史馆、考察学校各条道路的命名由来, 如雁冰路、秀松路、阿扎提路等, 以弘扬传承新疆大学精神, 写出调查报告。 (2) 乌市红色旅游资源参观考察及现状调查分析。参观校外的红色路线如烈士陵园、八路军办事处, 毛泽民故居、新兵营、一炮成功和空军新疆航空队纪念馆。通过参观、考察、查阅资料, 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 (3) 经典著作选读报告。主要是引导学生与经典著作一次亲密接触, 让学生对经典著作的形式、内容, 以及理论体系有一个全新的认识。 (4) 新疆近代史中的历史人物及其评价。以查阅资料为主要手段, 了解新疆近代史以来, 为维护祖国统一、反对民族分裂而作出的贡献的历史人物, 如林则徐、左宗棠等。
在具体实践要求上, (1) 采取小组的形式展开。以五六人为一个小组自由组合进行活动, 每组选择一个选题内容进行调研, 与《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内容相结合, 题目自拟。 (2) 填写《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实践教学项目登记表》, 阐明选题理由和意义, 项目实施方案, 并撰写社会调查报告。 (3) 必须有小组拍摄的照片 (如:调查地的情况, 小组成员在调查时的照片等) 作为支撑。 (4) 读书报告因其特殊性, 以个人提交的方式完成。
在最终评价上, 采取调研报告和课堂交流汇报相结合给予综合评价的方式, 整个实践教学环节的比重占总成绩的20%。
3.规范实践教学实施过程, 监控实践教学效果。
在实践教学活动的开展中, 对于实践教学的开展时间、结束时间, 最终成果的汇报时间都做了明确的规定, 要求各位任课老师在上课的第1周介绍实践教学的基本情况和要求, 第2—3周落实各组的分组和选题情况, 第4周开始各小组利用业余时间进行实践调研活动。第10周提交《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实践教学项目登记表》, 并开始课堂的实践调研报告交流汇报活动, 各小组派代表以PPT展示的方式分享调研情况和调研收获, 并由各组组长组成评委团进行打分。目前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和实践, 教学成果显著, 受到学生的欢迎。
4.不断挖掘本地历史资源, 尤其是红色资源, 建立实践教学基地, 为实践教学平台建设提供保障。
目前我校已经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一炮成功、烈士陵园、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毛泽民故居、新兵营、空军新疆航空队纪念馆等相关部门和单位建立了联系, 并正逐步按计划相继建立实践教学基地, 这为实践教学平台的建立提供了基础保障。另外, 实践教学基地合作内容也在深化过程中, 比如与实践基地合作培养优秀人才, 建立大学生志愿者服务, 为学生提供假期或者业余时间的实践平台, 全面提高学生的素质。
5.通过个体实践与集体实践活动相结合的方式展开实践教学, 增强实践教学影响力。
根据教学实际情况, 每学期选择在校本部的班级中抽出两课时的时间开展“认真践行爱国、爱疆、团结、进步”的新大精神, 了解校史, 参观新疆大学校史馆、“了解历史, 向革命先烈学习”, 参观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的活动。
(1) 参观校史馆, 树立热爱母校的情怀。
通过参观新疆大学校史馆使新大学子进一步了解了新疆大学80多年的风雨历程, 尤其是在特殊的革命年代, 新疆大学为新疆的人才培养及进步思想的传播作出的突出贡献。一批具有进步思想的共产党人为新疆大学的发展做出的成就, 让学生肃然起敬。一幅幅生动、鲜活的图片, 让学生深入了解了新疆大学80多年的发展历程, 认识到80多年的风雨艰程凝聚了一代又一代的新大人的梦想和心血, 树立了“今天我为新大自豪, 明天新大为我骄傲”的理想信念。
(2) 参观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 培养大学生爱党爱疆意识。
通过参观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活动, 学生对于新疆近代历史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尤其是特殊的抗日战争时期, 活跃在新疆的共产党人为新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作出的突出贡献, 以及新疆作为抗日战争战场的大后方的重要历史地位。通过对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历史的了解, 学生对于抗日战争时期, 共产党人在新疆为巩固抗日战争大后方做出的历史贡献有了深入的认识。通过此次参观活动, 学生对于中国的近现代史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同时也被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精神所感染, 深感今天的生活来之不易, 应该珍惜今天的美好时光。
综上所述, 通过一年多的努力, 新疆大学《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团队克服困难, 在经费紧缺和实践教学课时不足的现有条件下在实践教学方面作了以上积极的探索, 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当然这一探索仅仅是抛砖引玉, 希望对疆内其他高校《纲要》课的实践教学有所启发, 同时期望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 在政策上、经费上能给予倾斜, 加快我们实践教学模式探索的步伐, 充分发挥实践教学的感染力作用, 强化课堂教学效果, 从而全面增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参考文献
[1]王霞.新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探析[J].思想教育研究, 2013 (1) .
[2]陈春红, 孟瑜.高校《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实践教学的探索[J].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12 (2) .
关键词：近代中国，科技译名，统一
中国分类号：N04：H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578(2009)04-0016-07
一引言
中国是个文明古国。近代以前，中国科技领先于世界，但到了近代，却落伍了。近代许多有识之士纷纷把西方的先进科技知识翻译到中国来。然而，在翻译过程中，遇到了如何解决译名统一的问题。科技译名统一实践工作该如何进行?或者说，科技译名统一实践工作的要点是什么?近代中国很多人就此问题展开了讨论。
译名统一实践工作的核心是提供一套标准译名。译名的标准性要靠学术权威性和官方性来保证。所谓学术权威性是指标准译名是由学术界认可的。不管编译者是如何的博学，单靠个人的力量是难以保证他所编译的译名是权威的，译名的学术权威性最终需要通过专家集体审查而获得。多次参加名词审查会议的俞凤宾指出：“凡一名词，经一人之思考，苦心孤诣而译成者，每不如一团体所商榷而共拟者，少数人所厘订者，每不如多数人所审定者之为愈。”多次参加名词审查会议的王完白也告诉时人：“欲定统一名词，非少数人所能为力，必集合学术团体，经共同之研究，始可推行无阻。”所谓官方性是指译名由官方制定、认可或公布。因而，统一译名的实践工作的要点是：(1)专家集体审查译名；(2)官方制定、认可或公布译名；(3)推广标准译名。
对统一译名而言，这三点都是必不可少的。清末和民国时期，大家几乎都认识到最后一点的必要性(且大家提出的措施几乎都是刊行标准译名)。但对前面两点必要性的认识，大家却有差异。
二清末的认识
1国人认识到官方制定、认可或公布译名的必要性
清末，国人主要看到了官方制定、认可或公布译名的必要性，而忽视了专家集体审查译名的必要性。如1902年，清政府的管学大臣张百熙奏请于京师大学堂内设译书局，主管译名统一事宜，他说：“中国译书近三十年，如外洋地理名物之类，往往不能审为一定之音，书作一定之字。拟由京师译局定一凡例，列为定表，颁行各省。以后无论何处译出之书即用表中所定名称，以求划一，免淆耳目。”1903年，严复在《京师大学堂译书局章程》中提出：“法于开译一书时，分译之人另具一册。将一切专名按西国字母秩序开列，先行自拟译名，或沿用前人已译名目(国名、地名，凡外务部文书及《瀛环志略》所旧用者从之)。俟呈总译裁定后，列入《新学名义表》及《人地专名表》等书，备他日汇总，呈请奏准颁行，以期划一。”他所提到的“总译”，系领导人物，负责进退译员、分派任务、督率工作、删润文字等事宜。张百熙和严复当时都是官方人士，在译名统一方面，他们容易想到官方力量。
清末政府从事过少量统一译名的实践工作，但收效甚微。上面所说的京师大学堂译书局，于光绪三十年(1904)七月停办，无任何贡献可言。
同文馆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十二月并入京师大学堂后，改为译学馆。光绪二十八年(1902)十一月颁布《奏定学堂章程》，内有译学专章，分设英、法、德、日、俄文五科，有如外国语文学系，馆中附设“文典编纂处”，文典编纂处主要工作为编纂字典辞书。除教习有兼编文典之责外，另设有总纂一人，负责主持，分纂二人，负责编辑工作，翻译一人，协理外国文字。据说该机构仅将日本的《新法律词典》译成中文。
1908年，学部审定科编纂了《物理学语汇》和《化学语汇》。
宣统元年(1909)五月初七，学部上奏派严复编定各学科中外名词对照表及各种词典，九月十六又上奏设立编订名词馆，“派严复为该馆总纂，并添派分纂各员，分任其事，由该总纂督率分门编辑”。当时的准补江苏六合县知县孙筠，因为“文章雅赡，邃于西学”，而被调入编订名词馆充任分纂。
据学部呈报的成绩折称：“编订名词馆，自上年奏设以来，于算学一门，已编笔算及几何、代数三项；博物一门，已编生理及草木等项；理化、史学、地学、教育、法政各门，已编物理、化学、历史、舆地及心理、宪法等项。凡已编者，预计本年四月可成；未编者，仍当挨次续办。”编订名词馆的工作进度，可谓快矣，但刊印的译名书(表)并不多见。
上述译名是由政府制定、公布的，没有经过专家集体审查，所以，清末政府的译名统一的实践工作是基于通过官方制定、公布来统一译名这一认识的。
2来华传教士先认识到专家集体审查译名的必要性，后认识到官方制定、认可或公布译名的必要性
中国明清时期科技书籍的翻译始终沿袭西士口授、国人笔述的合作译书方法，译书最困难之处，在于确切表达科学概念和名词术语。由于参与译事的中国学者几乎都不懂外文且缺乏近代科技教育背景，因此，来华西士在翻译工作中起了重要作用。
来华传教士们在科技翻译方面有比较丰富的经验，他们对科技译名统一工作的关注和所做的科技译名统一工作，远远多于同时代的国人。在译名统一实践工作要点方面，起初，来华传教士们认识到专家集体审查译名的必要性。他们在统一译名的实践中已经贯彻该项制度。如1891年11月，益智书会里负责专门术语译名统一工作的出版委员会制定了统一译名的工作章程。章程要求出版委员会的委员们分门别类汇集已有的中文译名，编成术语译名表。各表编好后，送各委员传阅审查，各委员标出各自认为合适的译名，最后返回原编表者，由他仔细检查和整理，发现不同意见时，由他请求委员会各位委员投票决定。各表完成后，交书会总编辑，由他按字母顺序，将各表汇集成一个总表，准备作为英汉科技词典出版。
博医会里负责医学名词译名统一工作的名词委员会也实行专家集体审查制度。如在1901年正式举行的首次名词审查会议上，名词委员们经过六周的讨论、商议，审定通过了解剖学、组织学、生理学、药剂学等名词。他们还将这些名词编印成册，送发博医会的各会员以及对此感兴趣的有关人士，希望他们提出修改意见。
后来，传教士们也认识到了官方制定、认可或公布译名的必要性。1905年，由益智书会改名后的教育会，也考虑与中国政府、商务印书馆等合作进行译名统一工作。1908年，博医会名词委员会在统一的医学各科名词的基础上，编辑出版了《英汉医学词典》和中文的《医学字典》，并提呈北京教育部，希望能够得到中国官方的认可。但均未达到目的。
三民国早期的认识
1有些人只看到官方制定、认可或公布译名的必要性，有些人则只看到专家集体审查译名的必要性
在民国早期的讨论中，有些人依然只看到官方制定、认可或公布译名的必要性，如寓仁、丁以布、林纾等。清政府曾设立名词编订机构(如译书局和
编订名词馆)，来编订名词。这样的机构随着清政府的灭亡而中止。进人民国后，寓仁、丁以布等认为政府应重新设立名词编订机构。1914年，林纾在为《中华大字典》写的序言中提议：“由政府设局，制新名词，择其醇雅可与外国之名词通者，加以界说，以惠学者。则后来译律、译史、译工艺生植诸书，可以彼此不相龃龉，为益不更溥乎?”林纾(1852—1924)提出这样的观点，与他的工作经历有关。他是光绪举人，曾任教京师大学堂，又在京师大学堂译书局任过译员。他用流畅生动的古文翻译了大量欧美小说。
与此相反，有些人则只看到专家集体审查译名的必要性，如庄年、侯德榜、周铭、白华等。
1912年，庄年在《独立周报》上发表《论统一名词当先组织学社》一文。在文中，他认为欧洲科学名词之所以统一，是因为有种种学社，如“英伦之化学学社(The Chemistry Society)、机器工科学社(The Institution of Civil Ingineering)；苏格兰之地理学社(The Scotish Geographical Society)等”。所以他提出统一译名需要先组织学社，他提议：“宜设立各种学社，附属于中央学部。搜集文人学士，分门别类，以专科素有心得之人，共相讨论，从事编译，审定名词，规定解说，刊成字典，为译名之标准。如或译名不备以及欠妥，则译界中人，得将理由通告专社。倘得赞同，则可更正之，增刊之。唯不得各逞意见，私造译名。”
1915年侯德榜在《留美学生报》上发表《划一译名刍议》一文，他提议：“须广设专门学会，学医者纠集同志设医学会，学化学者有化学学会，学物理者有物理学会，学数学者学天文者学各种工程者皆然。然后由各该会选定各该科学上所有名称，登诸各该种杂志，颁布全国。则著作编译者，庶有标准，不复至另定歧异名称矣。”
为了加强译名的统一，1916年《科学》发起了名词论坛。周铭是论坛主事人之一，论坛开设之初，他撰写《划一科学名词办法管见》一文，反对不行动或强制统一，认为“划一名词之办法要端有二：立名务求精确，故必征求多数专家之见；选择需统筹全局，故必集成于少数通才之手”。从这两个“要端”出发，他认为统一名词应分三步进行：第一步为征集名词；第二步为通过《科学》杂志对征集的名词进行讨论，当者用之，不适者改之；第三步为征集全国科学家开大会公决或仍由报章宣布讨论。
白华当时可能是《时事新报》的编辑，1920年，他撰写发起译名讨论的启事，提醒从事译述的青年学者不要鲁莽从事。“且先来将他所要译的重要名词，公请大家的讨论。讨论定了，一致通过了就是统一了，然后再放心用去。免得西洋一个名词，到了中国成了十几种名词，使读者茫不知所适从。”
2有些人既看到官方制定、认可或公布译名的必要性，也看到专家集体审查译名的必要性
民国早期，有些人清醒地认识到官方制定、认可或公布译名和专家集体审查译名都是必要的，如胡以鲁、沈慕曾、朱自清等。
1914年2月，胡以鲁发表《论译名》一文。他在文中提出，译名“宜由各科专家集为学会，讨论抉择，折衷于国语国文之士；讨论抉择，复由政府审定而颁行之”。
同年6月，中华工程师会会员沈慕曾在《中华工程师会会报》上发表《审定科学名词意见书》一文。他认为：“科学名词苟不及时审定，则翻译无定规，而阅读尤易误会。灌输文明之阻碍，诚莫过于此。……为今之计，本会宜立一审定科学名词委员会，或以理事部组织之，或由会长选派会员组织之。规画既定，似宜呈部立案，更以所译名词呈请教育部审择颁行，以期一致。”
1919年，朱自清在《新中国》上发表《译名》一文，他比胡、沈两人谈得更全面些，他认为统一译名固然要靠译名本身的价值，同时也需要人为的力量，这种人为的力量约有四种——政府审定、学会审定、学者鼓吹的力量、多数意志的选择。他认为这四种力量并行不悖，不可少一种，更不可只有一种。实际上，他说的四种力量可分为两类，第一种即为官方的力量，后三种力量可以归结为专家集体的力量。
3有人反对通过专家集体审查译名或官方制定、认可或公布译名来统一译名。
在民国早期，也有人反对通过专家集体审查译名或官方制定、认可或公布译名来统一译名。如容挺公、章士钊、侯德榜。
1914年，容挺公在《甲寅》上发表《致甲寅记者论译名》一文。他指出：“惟政府之力，亦不能过重视之。盖惟人名地名暨乎中小学教科书所采用之名辞，政府始能致力，稍进恐非所及!”容挺公认为政府能致力于统一较简单的译名，如人名地名与中小学教科书上的译名，对于统一较深奥的译名，则恐怕无能为力。容挺公这种观点是偏颇的。
在文中，容挺公还认为译名“自出世之日始，固已卷入于天演中，将来之适与不适，存与不存，人固无能为，今亦不能测”，“将由进化公理，司其取舍权衡”。这表明他认为统一译名只要约定俗成，不需要专家集体审查和官方的制定、认可或公布。容挺公的这种观点是有失公允的。
在反对官方制定、认可或公布译名这一点上，章士钊的态度比容挺公更坚决。容挺公还在译名统一中为官方留下了一点点地盘，章士钊却把官方清除得干干净净。1914年，在胡以鲁提出译名宜由学会讨论抉择，并由政府审定而颁行的观点之后，章士钊撰文指出：“此浅近习语，法诚可通。若奥文深义，岂有强迫?愚吐弃‘名学’而取‘逻辑’者也，决不能以政府所颁，号为斯物，而鄙著即盲以从之。且政府亦决无其力，强吾必从。”他认为：“惟置义不论，任取一无混于义之名名之，如科学家之名新元素者然，则只须学者同意于音译一点，科名以立，讼端以绝。道固莫善于此也。”
1915年，侯德榜在《划一译名刍议》一文中，也很坚定地认为：“划一科学名称，乃科学家之事，与政治无涉。”
今天，依然有人认为译名统一工作仅仅靠科学家自己就能做好。这种观点过于理想化了。因为在知识爆炸年代，科技译名层出不穷，要让所有科技专家同意一个译名，非常不易。就算是所有科技专家同意了某个译名，也不能保证科技界之外的人遵照使用这个译名。这就难免产生译名混乱的情形。所以，在科技译名飞快增长的年代，必须由官方主导科技译名统一工作，并由官方采取一定的措施来保证标准译名被遵照使用。
四1920年后的认识
1920年后，大多数人认识到科技名词审查组织的重要性，也有部分人认识到这种组织应具有官方性质。
把专家集体审查译名和官方制定、认可或公布译名连接起来的关键一步是成立官方授权的科技名词审查组织。官方授权的科技名词审查组织是官方译名工作组织，官方译名工作组织却不一定是官方授权的科技名词审查组织，比如，清末学部设立的编订名词馆，是官方译名工作组织，但其制订的译名并没有经过专家集体审查这道程序，故不是
科技名词审查组织。
前文说到，1914年，中华工程师会会员沈慕曾在《中华工程师会会报》上发表《审定科学名词意见书》一文，他认为：“(中华工程师会)宜立一审定科学名词委员会，或以理事部组织之，或由会长选派会员组织之。规画既定，似宜呈部立案，更以所译名词呈请教育部审择颁行。”他提出“审定科学名词委员会”应得到官方的立案，“所译名词”应由教育部公布，表明他已经认识到官方授权的科技名词审查组织的重要性。这在当时是非常可贵的，虽然他主要针对工程译名，而不是各科译名。
1920年以后，很多讨论者针对各科译名，认识到了科技名词审查组织的重要性。
《时事新报》译名讨论的引领者曹仲渊指出译名的统一离不开政府组织科技名词审查组织。但科技名词审查组织该如何组织，他并没有论述。随后，徐祖心、万良濬、芮逸夫弥补了这一不足。
1920年，徐祖心撰文指出：
“必须各科设一个机关，专论这件事(指统一译名——笔者注)，比如研究哲学的，各种科学的，各集合了一个团体，把各种名词分别讨论，通过后即把他辑录下来，一俟完璧后即编成一本各科名词底字典。如是以后翻译，皆以此为准则，这样着手未有不能统一者。同时对于译音一面，也可造出一种新名词，以为准则。”
同年，万良濬同意徐祖心的观点：
“徐君所说统一名词一层，我极表同情。西洋一个名词，无论普通名词或人名地名，一到中国来，就乱七八糟，变成几十个名词，你这样译，我那样译。令人看了，摸不着头脑，这是很不经济的。所以现在中国的学术团体，极应当设一个名词审查会，拿各种名词详细讨论一下，先从医学化学等入手，定出一种极恰当的名词，然后大家都可以照他们所定的来施用。”
芮逸夫同意万良濬的意见，同时他指出，科技名词审查组织须由教育部组织的专门学者组成：
“组织译名审查会。这一步万良濬君已经说过，不过这件事不是几个人的能力所能组织的。我以为非由教育部组织，即须由专门学者组织不可。因为不如此，不足以昭全国人的信用。”
1931年，张鹏飞则进一步提出科技名词审查组织应常设，并就其工作机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关于名词之编审等工作，此种机关，理宜常设。使学术界对于名词，得随时提出意见，加以讨论与整理。每隔三五年开大会一次，将各种名词加以厘订。除开会时遴选专家出席外，并于开会前广征学术界之意见。但名词一经订定后，则在下届厘订以前，当全国适用以期统一。否则由一二人专断，强群众以盲从，将来甲是而乙非，朝行而夕改，其凌乱谬误，未必较不制定时为胜。”
这些人可大致归入两类。第一类为徐祖心、万良濬等，他们只认识到科技名词审查组织的专家集体性质，而忽略了科技名词审查组织的工作要取得大的成效，还需另外一个条件——官方性质。第二类是曹仲渊、芮逸夫、张鹏飞等，他们既认识到科技名词审查组织的专家集体性质，也认识到科技名词审查组织的官方性质。
从文中还可看出，万良濬、芮逸夫两人的观点明显落后于实践。早在1916年，“医学名词审查会”就成立了，1918年改名扩大为“科学名词审查会”。“医学名词审查会”和“科学名词审查会”都具有准官方性质，算得上是官方授权的科技名词审查组织，它们审查通过的一批名词由教育部复审后公布。到了1920年，竟还提议成立科技名词审查组织，显然是落伍了。这也说明当时的“医学名词审查会”和“科学名词审查会”影响不是很大。当然，也有不落后的人，他们不仅关注了当时的名词审查工作，还对工作进行了评价，如朱隐青等。
1920年，朱隐青撰文批评“科学名词审查会”代表面狭隘，认为不同专业的名词应由不同专业的团体审查，仅仅由江苏省教育会、博医会、中华民国医药会、中华医学会等医学团体为主组成的“科学名词审查会”审查所有的科学名词，是学术事业上的专制。
1927年左右，张资珙也撰文指出“科学名词审查会”代表面狭隘：
“科学名词审查会之范围，殊有过狭之嫌。审查之名词，亦未免挂一漏万，且多有谬误之处。为今之计，为一劳永逸计，宜多邀团体加入，罗致国内学者，各就其所专长，以学者之态度，互相讨论，取长补短，学术前途，庶有望焉。”
秉志则对“科学名词审查会”持宽容的态度，认为：
“科学名词审查会所译名词，虽不尽妥，然此为用中文制造科学名词之起首，要不可少此一举。”
1932年后，由国立编译馆负责科技名词编订和审查工作。该馆这项工作做得较好，编订并组织专家审查了多部名词，但也存在一些问题。1937年，阙疑生在《科学》上发表《统一科学名词之重要》一文，对此做出了全面的评价。他认为国立编译馆的工作富有成效，但存在下列问题：第一，各名词草案“大抵均重英文名词，而拉丁文及德、法、日文者，往往疏而不备”；第二，“专家审查名词之办法，颇不一致，有先期集会逐词讨论者，有寄阅个别审查者”；第三，“已经公布之审定各名词，是否为全国科学界一致采用，此至堪注意之问题”。
作者还提出了改进办法。关于名词草案的拟订，他认为：“须多搜各国固有文籍，详征博引，事前并可请审查员参加意见。务期英、德、法、日各种语言之名词，一概齐备，以便对照。”关于审查名词的办法，他指出：“一方面固希望被聘请之审查委员，负起责任，勿视此事为官样文章，挂名而不作事。一方面更希望编译馆尽最大努力，统一审查办法，改良审查组织。如能宽筹经费，最好能于寒暑假各方人事不甚忙碌时，择定一清静适宜地点(如庐山，青岛)，赁就会场，用尽公私力量，集合各审查员于一堂，费十日半月光阴，专作此事，则较之仅凭数次之匆忙会议，而即决定通过者，其审慎粗疏，当不可同日而语。”关于已经公布的名词的使用问题，他指出：“各名词既由教育部命令正式公布，则必期诸必行。编译馆不妨先作调查，以觇全国工商学各界之是否一律采用。如未采用，可直接命令采用之。又编译馆现有审查全国教科书之特权，更可命令各书店以后编辑教科书或其他参考书时，须一律采用已经审定之各种名词。如此在短期之内，全国各级学校不难一律采用，而无复分歧不统一之弊矣。”
五结论
近代中国在关于科技译名统一实践工作要点的讨论中，1920年以前，在专家集体审查译名和官方制定、认可或公布译名的必要性方面，有的人只看到前者，有的人只看到后者，有的人反对其中之一，有的人两者都反对，有的人两者都看到了，其中还有人看到了官方授权的科技名词审查组织的重要性。讨论者观点很不一致，必然阻碍译名统一实践工作的进行。1920年后，大多数人认识到科技名词审查组织的重要性，也有部分人认识到这种组织应具有官方性质。这种情形，虽然表明当时对科技名词审查组织的官方性质认识不彻底，但还是有利于当时及后世的译名统一实践工作。建国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科技译名统一工作的重视提到了新的高度。1985年成立的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1997年更名为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是国务院授权的代表国家进行科技名词审定、公布的专职机构，其权威性比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一个同类组织都强。
参考文献
[1]俞凤宾，推行医学名词之必要[J]，中华医学杂志，1922，8(2)：86
[2]王完白，科学名词审查会第六届年会记要[J]，中华医学杂志，1920，6(3)：160
[3]张百熙，奏请设立译局与分局／／黎难秋，等，中国科学翻译史料[M]，合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1996：99
[4]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稿[M]，第2版，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143—144
[5]京师大学堂译书局章程／／黎难秋，等，中国科学翻译史料[M]，合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1996：495
[6]王树槐，清末翻译名词的统一问题[J]，(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971(1)：66
[7]本部奏章：奏本部开办编订名词馆并遴派总纂折，学部官报，1909，第29册第105期
[8]附奏调准补江苏六合县知县孙筠充编订名词分纂片，学部官报，1909，第29册第105期
[9]陈学恂，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上册)[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760
——管经12级小火车组
我与七名同学于4月上旬一起做了这次关于大连铁路及火车票的社会实践，我们在大连理工大学内部及学校周边发放了调查问卷，大多数人都很配合我们的调查，这是实践能够顺利进行的基础。
在这次实践中，我学习到了很多经验，也有了很多的感想。在我们组内，分工明确，这使得每个人的工作效率都非常高，外出发放试卷又依赖于大家的团结合作，使得调查环节进展顺利，由此可见，独立与集体工作的互相结合是顺利完成团队项目的必要条件。
在个人工作方面，我负责设计调查问卷及数据分析，我通过询问同学及上网查询的方式汇总了很多人们最关心的关于铁路及火车票的问题，在这一过程中，我也学习到了很多关于这方面的知识，深入了解了铁路及票价改革，这也是我在这次活动中又一个重要收获。调查结束我做数据分析时，发现大多数被调查者对于票价改革持反对态度，结合我所学的经济学知，我对这一现象做出了客观分析，这也是对我将课本知识与现实相结合的一次好的锻炼。总之，通过这次实践活动，我收获了很多，以后我还会多多参与实践活动锻炼自己的能力。
所属课程：院系年级：专业班级：学 号：姓 名：联系电话：指导教师：2014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年 06 月
《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1]读书报告
摘要：马克思[2]在《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一文中对太平天国革命发生的原因进行科学的分析。旅居伦敦深切关注中国革命的马克思遂于月20日写了这篇题为《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的国际评论。评论热情地称道太平军起义[3]为“一个强大的革命”并且精辟地论证了这一革命的起因及其对欧洲各国革命的深远影响。关键词：革命 对立统一 矛盾
《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读书笔记
1853年的一天，马克思同志有感于当时中国战场和欧洲战场的境地，写下了这篇《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原文从资本和要素流动的角度写下了中欧双方革命的政治和经济原因，从原因和过程来看，马克思同志确实有着极为深刻的认识。
读过中国近代史的人都知道，太平天国革命, 是中国有着深刻影响的重大历史事件。这次革命不仅沉重地打击了满清王朝的统治，而且也强烈地震动了英国和整个欧洲。马克思对中国人民的这次伟大革命运动寄予了深切的同情和密切的关注。在文中，马克思以辩证统一的观点揭示了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的关系,颂扬了中国太平天国革命的世界意义
马克思在《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一文中指出“中国在一八四〇年战争失败后被迫付给英国的赔款，大量的非生产性的鸦片消费、鸦片贸易所引起的金银外流，以及外国竞争对本国生产的破坏，国家行政机关的腐化，这一切就造成了两个后果，旧税捐更重更难负担、又加上了新税捐。《中英南京条约》规定中国赔款二千一百万银元，这笔巨款相当于当时清政府全年收入的三分之一，是英国侵略者对中国人民的无耻勒索。身受外国侵略者和本国封建势力双重压迫的中国人民举起义旗进行了猛烈的反抗斗争。这些事例的列举是对中国战争的原因的理解，当然，作为略知中国历史的我也认为这是一段极为屈辱的历史。一八五七年爆发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而太平天国革命对这次经济危机有着重大的影响。正如马克思所预言的那样‘件国苹命将把火星抛到现代工业体系的即将爆炸的雷上,已久的普遍危机爆发,这个普遍危机一旦扩展到国外,直接随之而来的将是欧洲大陆的政治革命。”太平天国革命对欧洲大陆的经济危机产生重大影响,欧训大陆社会矛盾更加尖锐,革命运动化此伏彼起,迅猛发展。当时,意大利民族运动高涨,北部诸邦反奥斗争烈剧。一八五九年四月托斯堪纳人民起义, 一八六二年四月,西西里爆发波澜壮阔的农民起义。
而从欧洲的角度，“茶叶这样一种必需品涨价和中国这样一个重要市场缩小的时候，将正好是西欧发生歉收因而肉类、谷物及其它一切农产品涨价的时候。这样，工厂主们的市场就要缩小，因为生活必需品每涨一次价，国内和国外对工业品的需求量都要相应地减少。这些都影响到欧洲社会，“中国革命将把火星抛到现今工业体系这个火药装得足而又足的地雷上，把酝酿已久的普遍危机引爆，这个普遍危机扩展到国外，紧接而来的将是欧洲大陆的政治革命。”，即这次农民革命沉重的打击了西方列强，加深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引发了欧洲大陆各国的政治革命。这是马克思对欧洲革命的理解，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知道，革命的深层次原因无外乎都是资本。
从马克思这篇《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来看，我从中看出马克思对中欧革命的系统的了解和深入的探寻，不难看出，一篇优秀文章的产生免不了对事实的认识和分析。从哲学角度来说，这篇文章对我们最大的启迪就是用对立统一的观点看问题。在日常生活中，学习中，我们不能片面，孤立的看问题。我们要用联系的观点去看问题。也要知道矛盾是普遍存在的，面对矛盾，我们不能只看到矛盾的对立，要看到矛盾双方是相互影响的。而作为炎黄子孙，全观大局之后，我们不难看到，如今我们国家正处于一个经济飞速发展的时代。但经济发展背后也带来了许多问题，此时，科学发展观应运而生。“以人为本”成了大街小巷人人皆知的词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拓印在每个学生的课本上。有什么样的发展观，就会有什么样的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和发展战略，就会对发展的实践产生根本性、全局性的重大影响；科学发展观吸收和借鉴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科学系统地揭示了社会主义发展的客观规律。重温当年马克思所写的《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这篇光辉著作,看看时隔一百三十年今天的中国,已象一个巨人一样屹立在世界的东方。当年被帝国主义侵略、奴役和封建统治压迫的中国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和建设已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中国对世界已产生以往任何时代都无可相比的巨大影响。既然如此,但我们就应该仍从马克思对太平天国革命的光辉论述中吸取丰富的养料。并以它为武器,在支援世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场权主义的革命斗争,在全面开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的战斗中,作出更大的贡献。
读完《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马克思的锋颖精密与远见卓识也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就其论述特点而言，持论新颖锋利，分析周密，感情真切,文采夺目。“文如其人”。马克思政论这种文采洋溢的独特风格,基于作者的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憎爱分明的阶级感情,发自作者对人民正义斗争的始终不渝的同情和爱护之心,对反动势力以及侵略行径的憎恶和鄙视之情。同时，这篇政论之所以具有远见卓识，分析周密,另一个重要原因正是马克思掌握了了解历史的钥匙。所以说，要写出能持论锋颖富有科学的预见性的政论文，必须要了解历史，也要明白自己的价值取向，感情明确，观点鲜明，政论写作如果离开了鲜明的感情,文采也就失去了动人的魅力。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关键，即锻炼一种独立的批判的思考的能力，这是把一切哲学原理和现实事件结合起来并且运用的基础。
注释：
[1]马克思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奠基人，国际无产阶级的导师。
社会实践调研报告
成 果 名 称:关于河南省当地红色文化的社会实践报告 姓名:唐铁柱
所 在 院 系:土木工程学院建筑工程2班 学号:1100506044
手机:***
电 子 邮 箱:1280401991@qq.com
日期:2012/2/
2关于河南省当地红色文化的社会实践调研报告
前言:本次调研主要是通过对自己家乡红色文化及红色土地的介绍,从而使大家进一步了解河南省近现代以来的部分红色文化,借由报告的形式和大家一起交流和沟通,进一步深刻体会到历史与人民怎样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怎样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怎样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深刻领会历史与人民怎样经过艰辛曲折的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最终使我们自觉继承和发扬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传统,进一步增强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从而达到增强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和接受马克思主义指导的自觉性的目的.研究内容:
2012年2月2日上午10点左右,我们乘车来到了耳闻已久的鄂豫皖苏区首府革命博物馆,迎面而来的是阵阵寒风,在冬日的阳光下,眼前这宏伟的建筑群显得格外的庄重与肃穆.鄂豫皖苏区首府革命博物馆1984年由河南省委、省政府投资兴建，全馆规划面积288亩，占地面积120亩，建筑面积9589平方米，前国家主席李先念为该馆题写了馆名。该馆坐落在新县城东南风景秀丽的凤凰山、英雄山脚下，小潢河、金水河环绕其间，依山傍水，气势宏伟，古朴庄严。2001年--2009年，新县县委，县政府投资3000多万元对鄂豫皖苏区首府革命博物馆进行全面的维修改造扩建，新建了大门、英雄广场、鄂豫皖苏区将帅馆、“红旗飘飘”主题雕塑和兵器园，使博物馆的面貌焕然一新。该馆现在为国家二级博物馆，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
建设历史
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建的全国第二大革命根据地。新集（今新县县城）是鄂豫皖苏区首府。在这块红色土地上，先后诞生了红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红二十八军三支主力红军。鼎盛时期，根据地发展到26个县，人口发展到350万，主力红军发展到45000余人。在血与火的斗争中，苏区共走出了349位将军，留下了董必武、徐向前、刘伯承、邓
小平、李先念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战斗足迹，谱写了一曲曲气壮山河的动人诗篇，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做出了不朽的贡献。1984年国家投资在新县兴建了鄂豫皖苏区首府革命博物馆。该馆座落在大别山腹地新县城关，依山傍水，气势宏伟，古朴庄严。全馆占地面积120亩，建筑面积9589平方米。前国家主席李先念为该馆题写了馆名。馆内基本陈列《风云大别山》分为四个部分：即奋起斗争，鄂豫皖苏区初步形成；大放异彩，新集成为鄂豫皖苏区首府；重组红军，坚持大别山斗争；红旗不倒，迎接全国革命的胜利。2001-2009年，新县县委、县政府投资3000多万元对鄂豫皖苏区首府革命博物馆进行了全面维修改造扩建，内部陈列采用声光电等先进技术手段，陈列水平已达到全国县级博物馆一流水平。
馆舍介绍:
鄂豫皖苏区首府革命博物馆由英雄广场、“红旗飘飘”主题雕塑、兵器园、主展馆、将帅馆五部分组成。
英雄广场
01.英雄广场是新县县委、县政府于2001年-2002年投资800多万元建成的综合性娱乐广场，占地面积6000平方米；
红旗飘飘
02.“红旗飘飘”主题雕塑建通高21米，喻示着1926年新县第一个党小组诞生至1947年成立新县人民政府这21年间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斗争连绵不断，火种不灭，红旗不倒；
兵器园
03.兵器园位于英雄广场北侧，主要陈展有飞机、坦克、大炮等兵器；
主展馆
04.主展馆有8个展厅，包括基本陈列《风云大别山》和专题陈列《将军
摇篮》、《千里跃进大别山》、《今日新县》等，反映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经历创建与统一、巩固与发展、坚持与保卫等几个阶段，一直到迎来全国革命胜利的历史。展厅内部陈列采用声光电先进技术手段，陈列水平已达到全国县级博物馆一流水平。馆内还陈列有中国工农红军的第一架飞机“列宁号”和全国唯一保存下来的当年书写在青砖墙上的《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土地法令草案》等珍贵文物；
将帅馆
05.将帅馆是全国红色旅游“1231”重点工程，建筑面积5440平方米，由新县县委、县政府规划兴建，将陈展在鄂豫皖苏区工作和战斗过的347位开国将帅的生平事迹。目前，主体工程已竣工，正在进行陈列布展。
[1]基本陈列《风云大别山》共分四个部分，介绍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与统一、巩固与发展、坚持与保卫直到迎来全国胜利的这段革命斗争历史，系统展示了大别山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运动，为中国革命输送了红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红二十八军三支主力红军和一支抗日武装——新四军第五师的史实。
[2]专题陈列《将军的摇篮》展厅：一是许世友、李德生、郑维山、高厚良等43名新县籍授衔将军事迹陈列；二是吴焕先、高敬亭、张体学、等50位省军级以上领导人的生平事迹陈列。
[3]《今日新县》展厅：反映了新县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继承革命传统，艰苦创业，实现社会经济各项事业的快速发展，城乡面貌焕然一新，自然风光旖旎迷人。
第一层厅，是鄂豫皖苏区创建、巩固和发展时期的史物陈列；
第二展厅，是鄂豫皖中央分局的建立及鼎盛时期；
第三层厅是鄂豫皖苏区革命史中相对独立的一部分，集中反映的是各项建设；
第四层厅，是鄂豫皖苏区两年保卫战、三年游击战的战斗历程与斗争史诗；
另外，将军厅还详细介绍了近百位新县籍将军的生平事迹。序厅正面
是一幅高2.9米、长10米的大型汉白玉浮雕墙——“风云大别山”。上面雕塑有冲锋呐喊的红军战士，有肩扛锄头、刀矛的农民，有拥军支前的妇女，有手持红樱枪的儿童；他们的身后是绵绵起伏的大别山脉，这是革命战争年代大别山风起云涌、波澜壮阔的斗争场面和大别山英雄儿女浴血奋战、前仆后继的一个缩影，是我们党用血肉筑起的钢铁长城。雕刻形象生动、内涵丰实、寓意深刻。浮雕墙两侧的八面旗帜，代表着从鄂豫皖根据地诞生的八支红军队伍，其中走出了三支主力红军：红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红二十八军。
参观结束后,我们紧接着又乘火车往南阳出发,在火车上我们通过互联网查询了有关鄂豫皖苏区首府革命博物馆及叶家大庄桐柏革命纪念馆的历史和简介,次日清晨我们来到了南阳市著名的桐柏革命纪念馆,刚下火车,我们就被桐柏文化给深深的吸引住啦!
桐柏革命纪念馆位于桐柏县城南叶家大庄，是全国百家红色旅游经典景点，纪念馆占地35亩，主体建筑面积3013．5平方米，10个院落，117间房屋。纪念广场占地面积18306．7平方米，广场上的《丰碑》群雕是河南省最大的纪念园雕。纪念馆所在地原为本地名绅叶逢雨先生在清嘉庆年间扩建的住宅，依山而建，错落有致，飞檐走角，雕梁画栋，代表当时桐柏典型的建筑风格。叶家在三军会师桐柏后，主动腾出房间作为中共中央中原局、中原军区、中原行署机关的办公场所。
地处淮河源头的桐柏县是革命老区，早在1925年就建立了南阳地区第一个党组织。战争时期，桐柏先后成为3个中央级、6个省级、9个地级、12个县级党、政、军领导机关所在地。刘少奇、李先念以及304位元帅、将军曾在此工作和战斗过。长篇小说《桐柏英雄》和据此改编的电影《小花》是桐柏革命战争的真实写照。1945年10月，李先念率领的新四军五师、王震率领的三五九旅南下支队和王树声率领的河南军区部队6万余人在桐柏胜利会师。10月30日，中共中央中原局、中原军区和中原行署在桐柏县城郊叶家大庄宣告成立。郑位
三、李先念、王首道、陈少敏、王震为中原局常委，郑位三任中原局代理书记兼军区政委，陈少敏任中原局副书记，李先念任军区司令员兼中原局副书记，王树声任副司令员，王震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王首道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许子威任中原行署主任。桐柏成为当时中原解放区的核心区域和各级首脑机关
所在地。三军会师桐柏，大大加强了中原地区的军事力量，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和新中国的诞生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叶家大庄桐柏革命纪念馆是中共中央中原局、中原军区和中原行署旧址。1945年10月24日，李先念领导的新四军五师、王震领导的八路军三五九旅、王树声领导的河南军区部队三路大军六万雄师在桐柏胜利会师。
该馆的建成，对加强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弘扬培育民族精神，促进桐柏“红”、“绿”结合，优势互补，发展桐柏一红一绿旅游新格局，构建桐柏——确山——新县红色旅游金三角，实现红色文化资源优势向经济优势的转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结论与建议:
1.结论:通过对自己家乡红色文化的了解和红色土地的游览,进一步加深了自己对家乡的热爱和敬仰之情.该报告的主要目的是通过介绍来和同学互相交流与沟通,从而更加了解中国近代史,培养了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2.建议:应该多开展一些实际有效的调研活动,鼓励以小组的形式来完成,个人的力量毕竟有限,而且思想也过于狭隘,导致调研质量不高!实际意义不大!参考文献:
【1】百度百科
【2】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上海人民出版社
一、1840年至1949年:人才甄选分流下的“因材施教”
自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 我国在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攻击下开启了现代化的进程, 近代教育也随之起步, 洋务教育、维新教育以及民国建立后的教育革新纷至沓来。在这一过程中, 有关“因材施教”思想的表述主要见于当时的教育家的著作中。
陶行知先生在《教学合一》一文中写到:“教的法子必须根据学的法子。从前的先生, 只管照自己的意思去教学生, 凡是学生的才能兴味, 一概不顾, 专门勉强拿学生来凑他的教法, 配他的教材。一来先生收效少, 二来学生苦恼太多。”[1]在《创造的儿童教育》一文中, 他又对“因材施教”做了一个通俗易懂的比喻:“松树和牡丹花所需要的肥料不同, 你用松树的肥料培养牡丹, 牡丹会瘦死, 反之, 你用牡丹的肥料培养松树, 松树受不了, 会被烧死。培养儿童的创造力要同园丁一样, 首先要认识他们, 发现他们的特点, 而施以适宜之肥料、水分、太阳光, 并须除害虫, 这样, 他们才能欣欣向荣, 否则不能免于枯萎。”[2]不仅如此, 在他创办育才学校时, 更注意将“因材施教”的思想运用于实践中, “设了音乐、戏剧、文学、社会、自然、绘画六组, 依据智慧测验、特殊测验选拔难童加入最适合其才能兴趣之一组学习, 以期因材施教, 务使各得其所”。[3]蔡元培先生也非常关注“因材施教”, 他说:“应深知儿童身心发达之程序, 而择种种适当之方法以助之。如农学家之于植物焉, 干则灌溉之, 弱则支持之, 畏寒则置之温室, 需食则资以肥料, 好光则复以有色玻璃。”[4]更为难能可贵的是, 他提出了对于学生主体性的关注, “一位教员, 断不能知道个个学生的个性;所以在学生方面, 也应自觉, 教我的先生, 既不能很知道我, 最知我的, 便是我自己了。如此, 则一切均须自助才好”。[5]
两位教育家对“因材施教”的理解是根据学生的不同特点 (兴趣爱好、智慧、身心发展状况) , 对学生采取不同的教育。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 曾有过以社会地位等级来区分人, 从而施以不同教育的思想。两者相比较, 民国时期教育家的认识更为进步。然而, 这样的认识在当时的具体实践中是否有所体现呢?
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 我们的民族经历了从救亡图存到相对稳定再到反抗侵略和压迫的过程, 这期间社会波折不断、动荡不安, 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仍在进行, 这其中就迫切需求大量实用人才。蔡元培的实利主义教育思想、黄炎培的职业教育思想以及以此为基础的职业教育思潮都是在这一时代需求下应运而生的。社会需求大量的实用人才, 这反映到教育上, 就是依照社会所需, 分设科目以便培养人才。比如, 早在洋务运动时期, 就曾为满足不同行业的需求而设立各类同文馆、武备学堂、电报学堂、矿业学堂和西医学堂。在清末的“壬寅学制”中就将大学堂分设“政治、文学、格致、农业、工艺、商务、医术”7科。到了民国年间的“新学制”中, 分科更为成熟, 甚至延伸到了中学阶段, 将“高级中学分为普通科和职业科。普通科分文学、社科和数理三类, 又分为两组, 第一组注重文学和社会科学, 第二组注重数学和自然科学;职业科分农、工、商、商船四类”。[6]
我们看到, 在这一时期, 尽管在教育家的思想中要求尊重儿童的兴趣特点和身心发展状况, 对学生采取不同的教育, 但由于社会发展的需要, 我们更多的是顾及各行业实用人才的需求。人们是以社会需求之“框”来衡量学生之“材”的, 学生有没有“材”, 有哪一方面的“材”, 都是由这个“框”决定的。在这种情形下的“因材施教”, 实际上是根据社会分工与职业所需, 对不同资质的学生进行分科教育, 进而培养各行业所需要的实用人才。这也就从一个方面解释了为何诸如设计教学法、道尔顿制和文纳特卡制等由西方传入的注重学生自主性和个性的教育教学方法制度会在短时间的兴起后又迅速归于沉寂这一现象。综上所述, 这一时期的“因材施教”是一种对人才甄选分流, 培养实用人才的“因材施教”。
二、1949年至20世纪80年代末:分班 (组) 教学下的“因材施教”
1949年新中国建立到20世纪80年代, 这一段时间被“文化大革命” (简称“文革”) 分为两个阶段, 由于特定的历史背景, 我们关于这两个阶段的“因材施教”的分析更多的是依赖于国家的教育方针政策。
第一个阶段是1949年至“文革”前夕。新中国刚刚建立, 百废待兴, 亟需各行各业的建设人才, 在教育领域 (尤其是高等教育领域) 基于分科的教学普遍存在。但此时教育的目的不仅仅在于实用人才, 更凸显了政治要求和国家利益。1957年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提到:“我们的教育方针, 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 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1958年, 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中指出:“党的教育工作方针, 是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 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为了实现这个方针, 教育工作必须由党来领导。”在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这一统一要求下, 实际教育教学中常常遇到的问题是同一个教学班级中不同学生的觉悟水平和文化水平参差不齐, 这给正常的教育教学带来了困难。这一困难在“文革”后更为明显。
第二个阶段是“文革”结束后到20世纪80年代末。这一时期, 由于在“文革”中教育领域遭受严重破坏, 学生的文化基础不一, 知识水平相差悬殊, 众多领域的人才处于青黄不接的状态。为解决这一状况, 国家对教育领域的方针做了修改。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提到:“ (培养) 能够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各级各类合格人才。”尽管目标从统一的“劳动者”到“各级各类人才”, 实际教育教学中学生知识水平相差较大的困境依然存在, “因材施教”的重要性凸显。在实际教育实践中的体现就是根据学生的知识水平分成快班 (组) 、慢班 (组) 进行不同的教育。这种分班 (组) 的做法在这一时期愈演愈烈, 以致产生了影响教育公平、不利于慢班学生发展和择校腐败等弊端。20世纪90年代学界曾有过关于义务教育阶段是否应当设立快班、慢班的大讨论, 并在1997年由国家下发文件禁止义务教育阶段设立重点学校快班、慢班后, 这一问题才被定性。
综合上面两个阶段来看, 从新中国成立前的分科教学到新中国成立后在分科基础上的分班 (组) 教学, 体现了人们的关注点从外在于教育的社会分工向教育中的个体的实际差异的转变。“因材施教”思想在教育实践过程中得到了深化。
三、20世纪90年代至今:培养“人”的“因材施教”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 经过多年的努力建设, 国内经济繁荣, 思想文化处于大发展时期, 也给教育领域带来了许多新思想、新观念。这一期间, 关于“因材施教”思想的认识与实践也有着诸多发展, 而且这些发展的来源并不仅有政府的政策文件, 而且有教育领域内部的反思及其带来的观念上的更新。我们从以下四个方面对这些变化作说明。
1. 在教育目的取向上, 强调尊重学生的差异
这一要求来自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国家教育方针上的转变, 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中提到:“以提高国民素质为根本宗旨”, 首次明确将素质教育作为教育方针的一个方面。2001年《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 (试行) 》中指出:“应尊重学生的人格, 关注个体差异, 满足不同学生的学习需要……使每个学生都能得到充分的发展。”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年) 》中也提到:“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 把促进学生健康成长作为学校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为每个学生提供适合的教育。”另一方面, 则源于教育学理论界的反思, 从20世纪80年代顾明远先生提出“学生是主体”的思想, 关于学生主体性的探讨日益增多, 讨论主题也日渐深入。从主体性到主体间性再到公共性, 教育理论界对于学生、对于“人”的认识不断加深, 教育价值取向回归到“人”上, 每个人都是独特的, 教育应当培养不同类型的人才。这从教育目的上要求必须施行“因材施教”。
2.“因材施教”思想的理论支撑有了重大的发展
“因材施教”思想自提出之始就是一种经验的总结, 它在我国的发展过程中鲜有理论对其背后的合理性做出解释。20世纪90年代以来, 国外大量先进研究成果传入我国, 从而给“因材施教”思想以理论上的支撑。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多元智力理论和建构主义理论。加德纳的多元智力理论认为人有8种基本智力类型, 每个人的智力都是由这8种类型的智力进行排列组合而形成的, 因而人的禀赋都有差异, 这为“因材施教”提供了强有力的心理学支撑。建构主义理论则认为每个人都是以自己的知识经验、认知策略、心理结构为基础去理解世界的, 因而同样的“教”会有不同的“学”, 这从哲学的高度提出了“因材施教”的要求。
3. 对“因材施教”的认识有两个方面的变化
一个变化是不再从单一的某个方面来衡量学生间的差异, 而是提倡从多个方面综合衡量, 将每个学生都看作一个独特的个体。比如, 曾经一度以聪明与否来衡量学生, 现在在多元智力理论的影响下则更多关注学生哪些方面聪明以及怎样聪明。另一个变化是提倡将辨“材”的主动权由教育者手上转到学生自己手中。正如有的学者说的那样:“因材施教中‘材’的挖掘与承认的主动权在受教育者手中……但如果在教育过程中没有得到认可也有被埋没的可能。……因材施教并没有真正以学生为本……”所以提倡“从‘因材施教’到‘因需施教’”的转变。[7]
4. 在“因材施教”的实施上有了新的发展
20世纪90年代以前由于时代环境所限, 教学组织形式大多是分科、分班教学, 尽管在民国时期道尔顿制和文纳特卡制等组织形式曾传入我国, 但不久都归于沉寂。现今, 除曾经的个别化教学外, 分组教学、合作学习和研究性学习等多种教学形式都在兴起, 这极大地扩展了我们对“因材施教”实施的研究。更值得一提的是, 基于计算机的网络辅助教学的发展, 随着现代信息社会的到来, 计算机逐渐普及到千家万户, 基于计算机的网络教学成为教育信息化的主要表现形式。由于计算机网络具有沟通的迅捷性、交流的互动性、资源的丰富性和开放性等特征, 它能够很好的弥补传统教学的不足, 满足学生兴趣爱好的多样化, 有利于学生良好个性的形成, 是实施“因材施教”的有力工具。
综上所述, 我们对近代以来“因材施教”的认识及其实施做了一个大致的梳理。从这个梳理中可以看到, 一方面, 限于时代背景尽管一些教育家有着先进的教育思想和教育理念, 但在实际中往往无法施行。教育的繁荣有赖于国家局势的稳定和政治经济文化的繁荣, 教育现代化有赖于整个国家的现代化发展。另一方面, “因材施教”在实施过程中的变迁正是我国教育现代化种种得失的一个缩影。人们常说“鉴古知今”, 在我们为今天教育现代化取得的种种成绩欢欣鼓舞的同时, 也不要忘记这一路走来的曲折, 这样, 教育的通天大路才会越走越好。
参考文献
[1][2][3]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陶行知教育文选[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 1981.
[4][5]高平叔.蔡元培教育文选[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0.
[6]孙培青, 杜成宪.中国教育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
关键词：英语戏剧表演;小组合作展示;大学英语教学
2007年教育部公布的《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明确指出，“大学英语的教学目标是培养学生的英语综合应用能力，特别是听说能力，使他们在今后学习、工作和社会交往中能用英语有效地进行交际，同时增强其自主学习能力，提高综合文化素养，以适应我国社会发展和国际交流的需要”。虽然目标规划很明确地强调要培养学生的英语运用能力尤其是听说能力，但胡壮麟（2002）指出，目前中国英语教学还存在着高投入低成效的问题，即教学所花的时间人力物力等代价和教学成效不成正比，经过多年的英语学习不少学生的英语水平仍旧停留在说不出的“哑巴英语”层次。有感于此，大学英语口语教学方法已到了急需改善以突破瓶颈的时候。杨雅铄等（2008）教学实践表明，采用英语戏剧表演这一课堂教学形式是卓有成效的，打破了传统英语口语教学中的非真实性和机械沉闷气氛，不但激发了学生练习口语的兴趣，提高了开口说的自信心和在具体情境里运用英语的交际能力，而且增强了他们的人文修养，所以受到学生的普遍欢迎。在这组研究中，有将近八成的受访学生表示自己的听说能力和文化修养都有了提高。
一、戏剧表演——近代大学外语教学优秀传统
在我国20世纪初期，戏剧表演作为重要的大学外语教学优秀传统，曾经在近代大学校园里蓬勃发展。徐志摩任教北大时曾经热心倡导过戏剧活动，清华外文系则更是近代戏剧人才济济，聚集了一批戏剧名家，如曹禺、张骏祥、李健吾、洪深等。在这些大师的影响和支持下，戏剧表演在当时的校园里繁荣旺盛，而中国著名表演艺术家、翻译家英若诚先生在其大学时代就是学校的学生剧团“骆驼剧社”的骨干成员。英若诚曾经通过曹禺的一件轶事表明英文戏剧表演与英语学习之间的关系：“80年代初，英美等国邀请曹禺先生去访问，他跟我说不太敢去，因为已经30年没机会说英语了，大概都忘了。我说没问题，去吧。到了美国，根本没准备，需要时，曹禺张口就说，而且是字正腔圆的英语演说。我问他怎么回事，他想了想，说这可能是上大学时，经常参加英文戏剧演出留下的好习惯。当时外语系的确有这个传统，就是通过排练外文戏剧，锻炼学生的外语会话能力。曹禺先生的同窗，钱钟书、张骏祥、李健吾等前辈，我想也经历过这样的锻炼。排戏好处甚多，被选中的剧本通常是名家之作，语言又是有针对性的，有对象的;‘规定情景明确，语调模式清晰可循。还有，为了演出，参加者必须把台词背诵下来。我本人应该承认，我一生受益于此。”
令人惋惜的是，戏剧表演这一近代大学外语教学的优秀传统在近年来由于受强调知识记忆的应试教育影响，已经日渐淡出人们的视野。下文就如何在目前的大学英语教学中把这一优秀传统传承下来并且能够融入到我们课堂教学中的实践与反思作进一步的探讨。
二、小组英语戏剧表演展示
Kramsch（1993）认为，文化因素始终存在于外语学习里面，成功的语言交际活动主要取决于在课堂教学中活动的参与者对语言文化环境的洞察力、熟悉程度以及能否通过口头表达和肢体语言进一步塑造语言文化语境的交际能力。就学生的英语戏剧表演而言，其本身就是多层文化交际的过程，戏剧里的每一句话，尤其是著名英语戏剧里的每一句话，都是地道的文化交际：角色与角色之间的英语文化交际以及演员与观众之间的中英跨文化交际等。
笔者在实际课堂教学中采用的英语戏剧表演形式是小组英语戏剧表演展示。小组英语戏剧表演展示是以英语文字剧本为依托，运用电脑投影等教学设备设置特定的场景，通过小组成员扮演人物角色、表演对话和动作来展示所表达的意义或思想的一种交际形式。从剧本的制作或商定、对选定戏剧的深入学习、戏剧场景和背景音乐等的安排、排练到最后的课堂展示的这一完整过程，小组成员之间都需要互相学习、互相协调合作、互相帮助和思想交流以完成共同的学习任务。在这种群体合作学习的过程中，学生既锻炼了与人交往合作的能力和团队精神，又能让成员之间可以学到自己所缺的知识和技能，取长补短。
三、小组英语戏剧表演展示的实践与反思
基于Richard Via（1976）提出的英语戏剧表演应用于语言教学时应注意的原则，在大学英语教学中开展小组英语戏剧表演展示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和基本原则。
1.创造戏剧氛围。语言学习者需要在教室有限的空间内创造一个有戏剧氛围的小舞台，才能让他们更容易发挥想象力，设身处地地进入角色，在相应的情境中体会戏剧人物角色，更重要的是能让他们意识到自己要展示的只是戏剧角色，从而缓解内心的极度紧张情绪，保证英语戏剧的正常展示。
2.忘我原则。在戏剧表演中，学生不是以语言学习者的身份展示，而是忘记自己原来的学习者身份，以自己即所演角色的态度进入角色，这样才能赋予表演者之间的对话真正的交际意义，才能放松自然地弹唱说笑，自如地运用合乎英语文化的语言和肢体动作表达角色的情感思想。
3.五种意识的培养。Richard Via总结的戏剧表演的五种意识（自我意识、观众意识、观众与自我表现之间关系的意识、场景意识和目标意识），往往是初次尝试戏剧表演的学生所不具备或者没有意识到的。如有些初次表演戏剧的学生缺乏观众意识的话，会出现站在舞台上自说自话或者背对着观众自演自娱等，不考虑观众能否听清楚自己的话语，能否看清楚自己的肢体语言，这对小组英语戏剧表演展示的效果有损无益。事实上，这五种意识其实在我们的实际语言交际中也会时常应用到，能否在用英语交际时很好地运用这五种意识也会直接影响到我们的日常交际效果，所以通过戏剧表演能较好地培养学生的这五种意识，从而提高他们的交际能力。
4.语言交际基本训练要跟上。小组英语戏剧表演展示不仅是单纯的戏剧表演，更是学生英语学习的过程，所以教师不能忽略听说读写等语言交际方面的基本功训练。小组成员在阅读剧本时要准确理解剧本的意思，就要求他们在英语阅读方面下功夫。由于小组戏剧表演展示有时间限制，所以每组学生都要对他们选定的剧本台词进行一定的笔头修改，以适应课堂展示的具体要求，改写后的台词要合乎英语文化表达交际习惯，要避免中国式英语，这其实就是训练他们英语写作的好机会。表演者首先要注意台词发音的准确性，否则无法让别人听明白自己要表达的意思，最好能做到字正腔圆;其次要模仿英语地道的语调，最好能做到波浪形语调模式清晰可循，并且能够根据具体情境需要运用相应的语气语调，而不是简单机械地把台词背出来;课堂上的戏剧表演由于设备限制往往无法给表演者提供麦克风，这就要求表演者能克服当众开口大声说英语的心理障碍，这也为他们日后当众发言或者演讲提供了很好的锻炼机会。在表演过程中，其他角色扮演者和观众应当仔细倾听，对不同的人说的英语都要听懂才能欣赏到这出戏剧，这就要求他们对英语语音语调的听力有一定的灵敏度，这也是训练听力的好机会。
5.教师的督导作用。教师首先要把握好学生所选戏剧和具体表演的自由度，既不拘束学生发挥创造力和想象力，又要引导学生选择合适在课堂上当众展示的戏剧表演。在小组英语戏剧表演展示前，教师需要为学生提供必要的协助、指导和鼓励，帮助学生设置恰当的戏剧舞台氛围，对学生的错误、经验不足等问题要有宽容态度，及时指出问题所在并且给予学生鼓励。在戏剧表演展示过程中，教师要专心欣赏，细心观察学生表演的优缺点，在表演结束后给出客观全面的评价。
参考文献：
[1]王昕.英若诚：“奇才奇艺”的“多面手“（上）[N].21世纪英语教育报，2006-11-27.
[2]胡壮麟.中国英语教学中的“低效“问题[J].国外外语教学，2002（4）.
[3]杨雅铄，杨帆.英语教学中应用戏剧表演的原则与途径[J].东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6）.
[4]Claire Kramsch.语言教学的环境与文化[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