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产权的保护制度

知识产权的保护制度（共8篇）

知识产权的保护制度 篇1

摘要：知识产权体制的适宜性对国家技术创新体系的形成和成功有重大影响，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知识产权制度是激励创新的动力，它作用于技术创新的全过程。必须重视新知识的创造者和使用者之间的利益权衡问题，过于严格的知识产权规制同时可能会阻碍知识的传播。

关键词：知识

产权制度；国家创新体系；技术

（一）国家创新体系的提出

经济全球化和知识经济的兴起使世界经济格局发生了巨大变革[1]。创新已经成为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成为保持和提高国家长期竞争力的关键因素。世界各国都把自主创新作为主要方向来考虑，但各国的经济发展呈现出不同的发展态势和水平，因此各国纷纷寻求适合本国自身的创新道路。英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国家发布了改善其创新绩效的国家技术创新战略，具有强大创新能力的美国提出了在科技前沿全面领先的战略，日本提出了科技立国、知识产权立国的战略，韩国提出了以科技为基础的发展战略，这些国家的技术创新水平发展十分迅速。考察这些国家技术创新的发展历史，不难看出，国家技术创新体系是创新成功背后的强大的驱动力。于是，国家创新体系作为一种新的发展理论被提出，首次提出这一理论的是英国著名学者Freeman。他在1987年研究日本时发现，日本在技术落后的情况下，以技术创新为主导，辅以组织创新和制度创新，只用了短短几十年的时间，就使得国家经济出现了强劲的发展势头，成为工业化大国。这说明，制度因素在推动技术创新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他认为，人类历史上先后出现过的技术领先国家，从英国，到德国、美国，再到日本，这种追赶、跨越，不仅是技术创新的结果，而且还有制度创新、组织创新的作用，从而是一种国家创新体系演变的结果。

（二）国家创新体系的范围引申

国家创新体系迄今都难以得到准确的定义，它是一个国家复杂的制度和政策激励体系的统称[2]。有关这个体系的研究，不同的学者运用了多种不同方法，而每种方法的重点不同，并且都提出了许多问题，有些已经解决，但仍有很多问题有待进一步解决。它们唯一的共同点就是运用了完全相同的方法论假设“国家体系的分析水平不能完全还原到每个要素”，换句话说，即整体不等于部分的简单加总。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也开开展了对国家创新体系的研究。1996年，该组织在一份报告中提出，国家创新体系可以定义为：公共和私营部门中的组织结构网络，这些部门的活动和相互作用决定着一个国家的知识、技术扩散能力，并影响着国家的创新业绩。国家创新体系的提出和研究是技术创新研究的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是对科学技术与经济发展关系认识深化的结果。国际上，国家创新体系较通用的定义是：国家创新体系是指由一个国家的公共和私有部门组成的组织和制度网络，其活动是为了创造、扩散和使用新的知识和技术。其中政府机构、企业、科研机构和高校是这一系统中最重要的要素。国家创新体系中包含着各种相互作用的要素，就是具有经济效用的新知识的产生、传播和应用，以及它们的相互作用力。之所以强调国家体系，而不是区域或国际体系，是由于公共政策的设计和执行仍然是一国政府部门的功能。国家创新体系的利益反映了一个信念：国内公司的创新力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政策。其次，任何政策的成功实施，都取决于当地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所以，当一个国家的国际责任同国内优先权利以及当地环境相冲突时，给政府带来了挑战。

所以创新体系、生产体系以及制度背景的特性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一种国家现象，它们根植于特定的社会、历史和文化背景。所以，分析知识产权对任何一个行业的技术创新体系的影响时，都不能够脱离该体系的实施背景。在国家创新体系下，政府、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和中介机构，为了寻求一系列共同的社会和经济目标而建设性地相互作用，并将创新作为改革和发展的关键动力。国家创新体系的主要功能是优化创新资源配置，协调国家的创新活动。具体而言，国家创新体系具有国家创新资源（包括人力、财力、信息资源等）的配置功能、国家创新制度与政策体系构建功能、国家创新基础设施建设功能和部分创新活动的执行功能。国家创新体系有系统性、网络性、制度创新性、组织学习性等几个基本特性。必须意识到，国家创新体系并不是有意构建起来的，它的组成要素也不是以一成不变的形式发挥效用。毫无疑问，如果这种国家体系想要保持并不断吸收国内外的创新活动，必然需要将一致性和稳定性保持在最低水平上。尤其需要注意的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信息科技的发展使知识经济在国民经济生产中的地位越来越高，所占比重也越来越大。随着经济和技术的全球化以及企业间国际竞争的升级，发展中国家单纯依靠利用本国低成本的劳动力制造侵权、仿制产品的可能性大大缩小。因此，发展中国家迫切需要建立一种有利于本国企业创新和获得专利的知识产权制度，改变在国际竞争中的被动局面，以期获取经济增长的长期收益。

（三）知识产权制度在国家技术创新体系中的促进作用

国家的核心竞争力越来越表现为对智力资源和成果的培育、配置、调控能力，表现为对掌握和运用知识产权的能力[3]。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知识产权制度是激励创新的动力，作用于技术创新的全过程。知识

产权制度促进了技术创新成果的产权化、资本化和产业化，加快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进而推动经济发展。

创新成果本身不具有物质形态，不能像普通财产那样受到法律保护。知识产权制度是一种对智力成果的有效产权安排。它是在对公有知识继承基础上的创新，其创新点与公有知识往往交融在一起，产权边界不易判断；同时，它具有转移和扩散容易，不易识别，难以控制，以及复制成本很低的特点。因此，创新成果需要通过知识产权制度来加以界定和保护。知识产权制度依法对创新成果进行科学审查、产权界定，明确产权的范围和归属，实现创新成果产权化，为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提供了制度保障。在现有的国际知识产权制度中，对于技术创新成果，除了著作权从作品完成之日起自动成立之外，其它的专利权、商标权等都要经过一定的法律程序和审批程序才能生效。技术创新活动是一种复杂的、高风险的智力劳动。技术创新成果可以非常容易地共享、易于扩散和传播，具有公共物品的某些属性。因此技术创新成果具有外部性，即他人可以不付代价地享有利益而权利人却不能得到回报。如果这种外部性问题不能得到解决，人们就可以任意地、无偿地利用他人的创新成果，创新成果的权利人的利益无法得到保障，其继续进行创新的积极性就会受到严重的挫伤，社会整体创新活动就会受到抑制，从而阻碍了科技进步和经济的发展。知识产权制度就是一种推动技术创新的利益激励机制。创新成果的产权化使创新成果的权利人有了独立的利益，可以在一定的期限内享有排他独占权，从而使权利人与创新成果的产权发生最直接的经济利益的联系，同时使得创新成果的外部性减弱，不确定性降低，交易成本变小，可以独占一方市场，获得超额利润，最大限度地发挥创新成果的价值，实现权利人利益最大化。知识产权制度的市场价值取向使创新成果的权利人和发明人的利益与创新成果市场价值的实现紧紧连在一起。创新成果越是符合市场需求，对社会的贡献越大，权利人和发明人所获得的经济利益就越大，从而使人们从创新的开始到产业化的全过程，都始终瞄准市场，把创新活动与市场需求紧密联系在一起，形成了良性循环，促进了技术创新与经济共同发展。

技术创新取得的成果，必须及时取得知识产权保护。知识产权是一种无形的智力财产权，这使得它极易受到侵犯，出现他人不付任何代价就可使用的“搭便车”现象。因此通过知识产权法律制度，使得权利人对自己的智力成果获得一种合法的垄断权利。只有获得知识产权的创新成果，才能真正实现和保证对其的权利，并在市场竞争中获得独特的竞争优势。创新成果的产权化，可以使所拥有的科技优势转化和提升为市场竞争优势。科技优势只表明在科技的制高点上可以达到的某一高度，但并没有占领这块阵地。要占领这块阵地，就必须通过获得知识产权来实现。在现代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中，知识产权制度是必不可少的保障。高新技术产业的特点是高风险、高投入。如制药产业素有高风险、高投入、高回报的“三高”之说，大型跨国制药公司一般会把利润的10-20用于研发。国际制药业巨头辉瑞每年投入研发的费用超过50亿美元，阿斯利康公司每个工作日的研发费用高达1400万美元。与此相反，仿制一种药品只需要很少的投资和很短的时间。再如，开发一个大型的软件系统要投入上千人长年的工作量，而复制一个软件只要点按一下鼠标就可完成。如果没有知识产权保护，就不会有投资者对高新技术进行前期的巨额投入，就难以形成各种高新技术产业。产权化的技术创新成果，不仅代表了科技水平，而且代表了市场的竞争水平。衡量一个企业的竞争水平，常常看企业拥有的专利数量，而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竞争综合实力，同样要看国家整体拥有的知识产权。世界上所有的经济和科技强国都是知识产权大国。

（四）国家技术创新体系对知识产权制度种种缺陷的超越

Stiglitz（2002）的研究表明，必须重视新知识的创造者和使用者之间的利益权衡问题，在发展中国家如此，在发达国家亦如此[4]。一旦由于过于严格的知识产权规制使得知识的代价过高，就会阻碍知识的传播，结果就是无法发挥它在改善生活水平上的积极影响。虽然知识产权中的专利权理论以基础研究为基础，但是它并不一定是鼓励研究最恰当的工具。1980年美国的Baye－Dole法案通过之后，大学就可以为自己开发出来的技术申请专利，所以这些研究机构为了保护研究成果，开始越来越频繁地运用专利权。然而对于这种趋势颇有争议，由于大学研究越来越多地转向了商业价值，所以这样做无法激励基础研究和知识的共享。

实际上，许多研究发展中国家模仿行为的人们发现，发展中国家的模仿过程就好比是发达国家的创新活动一样。实际上，知识具有一部分的隐性特质，这就决定了模仿和创新都是一种创造性的活动，其中都包含着探寻的过程，这种探寻不完全区别于为了取得新发展而进行的探寻，并且往往需要花费较高成本（有时候甚至比初试的创新还昂贵），这个观点不仅可以运用到有专利的创新活动，而且可以运用到无专利的创新活动。同样为了更好地理解、解释并评价基础知识和应用知识，必须具备研究能力。因此，引进或者改进外国的科学技术本身就带有很多不确定性和风险性。实际上，从企业进行这些活动的角度来看，改进现有技术的决策在本质上同创新决策没有区别。因此，发展中国家的模仿同发达国家的创新活动有着很多共同的特征，双方都具备独创性、科学技术能力、运用特殊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管理能力以及组织效率和灵活性。这些特征接下来会影响生产成本、市场竞争特征以及整个行业的进化发展。不仅如此，这两种活动都可以增强企业的技术吸收能力，所谓技术吸收能力，就是企业通过无形资产的投资过程而学习和运用新技术的能力。创新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个自我加强的累积过程，这个事实也强调了创新和模仿之间的紧密关联。正是上述特征最终将创新和模仿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实际上，在许多发展中国家，虽然工业化水平和基础研发水平比较低，但是在工业化过程中，制造商掌握了很多新产品和新的生产技术，因此积累了很多科学技术能力。之所以可以获得这样的发展，关键是在发展中国家的知识产权非常宽松或者甚至不存在知识产权，所以才能够使得科学技术更自由地传播开来。

（五）对我国的启示

虽然知识产权体制的适宜性对国家技术创新体系的形成和成功有重大影响，但是要想一直保持成功，仍然需要建立一个适当的支持性框架，避免经济陷于混乱的不均衡状态。因此，激进的财政预算缩减、货币贬值、由投机性兼并和收购带来的不稳定性都有可能摧毁积累的知识和科学技术能力。实际上，不利的政策和环境因素都可能轻易导致业绩萧条和学习停滞。如果在专利政策的制定过程中没有考虑它的国内背景，那么它很有可能以失败告终。从历史的观点讲，工业化国家的政府在逐步引进更强的知识产权政策时，同时也必须大范围内实施相应的补充政策和制度改革才能够增强本国的技术能力，保证国内产业的持续发展。我国2001年已经成为WTO成员，所以完善知识产权制度建设，不仅是我国履行“入世”承诺和营造投资环境的基本方针和重大举措，更是我国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增强核心竞争力的深层次需求。当前，我国面临的知识产权形势十分复杂：（1）国家的知识产权立法已经基本完备，知识产权执法不断加强，知识产权普法也已广泛开展；（2）我国知识产权制度建设的最薄弱环节（主要体现在企业的知识产权综合素质和经营管理能力）还亟待全面提升。因此，提升我国的经济实力和我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关键是要建立和完善以知识产权战略为导向的自主创新体系，加强自主知识产权的创造与经营。

知识产权的保护制度 篇2

10月1日，新修改的专利法开始施行。国家知识产权局局长田力普在接受专访时指出，知识产权在保护创造力的基础上又推动并引导人们不断创新，使每一个人都能享受到科技进步的成果。知识产权制度赋予创新者享有法律上的权利，阻止他人未经权利人许可而使用，从而成为保护创新者权益、激励创新意愿和行动行之有效的一项制度。

专利法第三次修改的主要目的之一, 就是要大力提高我国的自主创新能力。田力普表示, 创新与知识产权之间有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知识产权制度通过赋予创新者一定的法律权利，鼓励知识产权创造者和拥有者将发明和创造成果市场化，从而促进新知识的广泛运用和传播。

田力普表示，专利法第三次修改从各个不同层面都体现了对发明创造和自主创新的鼓励。其中，根据激励自主创新、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的要求，对现行专利法所做的修改包括：第一，在立法宗旨中明确提出了“提高创新能力”，表明了我国提高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决心;第二，适度调整了发明、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权的授权标准，这符合努力提高专利申请和专利权质量和水平的时代要求;第三，取消了对涉外专利代理机构的指定，增加了国家知识产权局准确、及时地传播专利信息的职责，为增强市场主体应用知识产权的能力服务;第四，赋予外观设计专利权人许诺销售权，增加了诉前证据保全措施，明确将权利人的维权成本纳入侵权赔偿的范围，加大对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使创新者安于创新、消除顾虑。

知识产权的保护制度 篇3

关键词：地理标志；知识产权；保护模式；制度

中图分类号：D920.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17-0131-03

我国历史悠久，自古传承着很多老字号，因此拥有众多的地理标志；同时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一批具有浓厚地域特色和品质特色，并享有一定声誉的地理标志商品，对当地的经济发展和富民政策都有巨大的推动作用。

随着中国加入WTO，地理标志作为一类新型的知识产权被世人所认识和接受，又随着《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的颁布以及地理标志其本身所具有的商业价值以及重大的经济意义，使得地理标志所展示的巨大收益在社会实践中逐渐显现，因此地理标志的法律保护已被各国所重视。我国对地理标志的知识产权保护起步比较晚，而在地理标志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方面虽然已有一定的体系，但是还是十分薄弱的，因此对地理标志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重构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地理标志的界定及保护的价值属性

（一）地理标志的含义

地理标志，又称原产地名称，通常是指与有关商品特有的质量、功能、信誉或其他特性有密切联系的地理名称。实际中对地理标志的定义是有所不同的，《保护原产地名称及其国际注册里斯本协定》第2条第1款规定，“原产地名称系指一个国家地区或地方的地理名称，用于指示一项产品来源于该地，其质量或特征完全或主要取决于地理环境，包括自然和人为因素”。《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简称TRIPS协议）第22条第1款规定，“为本协定目的，地理标志是指能识别某一种商品原产自一成员方境内，或该领土内的某地区或地方，该商品的特定质量、声誉或者其他特性实质主要取决于其地理原产地”。我国在《商标法》中也对地理标志进行了相关定义，“地理标志是指标示某商品来源于某地区，该商品的特定质量、信誉或者其他特征，主要由该地区的自然因素或者人文因素所决定的标志。”

（二）地理标志保护的价值属性

在经济发展快速的现代，消费者在购买东西，眼睛总是被各类琳琅满目的商品充斥着，消费者除了根据商品的商标、生产厂商的名称等来判断不同商标的质量，还有一个就是看产品的产地标志。在同类产品的相比之下，消费者就会偏爱于比较有名的产地，例如，对于瓷器人们就会偏爱于景德镇的陶瓷，绍兴产的黄酒更成为人们厨房必备的调料，主要原因就是这些地区产的产品其质量是被消费者认可的。

1.保护地理标志的经济价值

地理标志是未开发的经济潜能的宝库，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具有无可争议的积极作用。我国地广物博，地理标志资源非常丰富，地方名优特产也数不胜数。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在本质上具有自然环境的唯一性（自然环境是固定的，不可以搬迁移动的，例如“橘生淮南则为橘，橘生淮北则为枳”），加之当地的传统手工艺，自然因素和人文因素等的结合使得地理标志产品在市场上的不可替代性，有时地理标志的产品产量比较少，可能形成“物以稀为贵”，在市场上形成一定的垄断，也随之为生产者带来巨大的经济附加值，不仅带动当地经济的发展，还会带动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具有很高的经济价值。

2.保护地理标志的文化价值

地理标志不但可以促进地区特色经济的发展，同时可以带动与地理标志相关产业链的发展，如含有文化价值产业的发展。地理标志的产品通常是给予自然禀赋或传统工艺而具有的特色的产品，但地理标志所体现的不仅仅是地理标志的原产地，特定的质量、信誉等，它还体现了当地世代演进所形成的独特文化，有些地理标志在某种意义上已成为一种当地精神的象征。法国、意大利等欧洲国家已注册的地理标志大多数是用于葡萄酒和烈酒的，而且人们提到香槟的时都会想到法国，为了买到更加纯正的香槟，人们都会选择去法国等欧洲国家购买，因此也带动了法国当地的旅游，最重要的是世界各国的人们了解法国这个浪漫之都的文化。我国是文明古国，有着很深、很优秀的历史文化底蕴，通过那些包含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地理标志产品，向全世界传达中国的历史文化，因此做好中国传统名优产品的推销、宣传和地理标志保护工作，就是宣传、保护中华民族优秀的、多姿多彩的传统文化[1]。

3.保护地理标志的社会价值

地理标志通常被认为是产品的来源地标志，例如“西湖龙井”，它也是该来源地产品的质量和声誉的保障，因此拥有地理标志的产品其售价也高于其他产品，消费者对于这些产品都存在一种质量期待，如果在市场上存在虚假或假冒的地理标志产品，对于消费者来说，当他们购买了这些假冒的地理标志产品，不仅损害了他们的权利，同时所谓的质量期待也就难以实现，而对于生产者来说，地理标志产品所带来的增值回报也很难实现。综上所述，对于地理标志产品的保护是势在必行的，它不仅维护了消费者的权益，也维护了地理标志产品的声誉，同时也给生产者带来了较高的收益。

除此之外，地理标志保护有助于自然资源的保护和环境的维护[2]56。地理标志商品的增资回报，可以使大多数的当地农村人口继续在他们的土地上耕种，继续从事祖辈们世世代代留下来的传统产业，它较高的回报，可以减少一些青年农民向城市工业流动，因此也避免土地由于无人耕种而逐渐减少带来的沙漠化危险，以及工业化和城市化得干扰，从而保护该地的生态环境。

二、地理标志的知识产权保护的制度与评析

（一）地理标志的保护模式

对地理标志应当给予充分的立法保护，这一思想已为许多国家所接受。各国保护地理标志的法律形式存在较大的差异，主要分为以下三种类型：专门法保护，商标法保护，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

1.专门法保护

专门法保护，是指对地理标志通过专门的立法形式进行全方面保护。采用该保护模式的国家多为历史悠久、自然和人文环境独特、拥有一些丰富特色农产品的国家，其中以法国为代表，它是对地理标志采取保护的最早国家，有着较为完善的立法。法国颁布了世界上第一部地理标志的保护的法律《原产地标志保护法》，确定了原产地命名制度。这一模式的保护水平较高，其优点在于充分考虑了地理标志作为一项特殊知识产权的特点，并针对特定的商品，规定专门的保护范围；侵权判定上不以误导为条件，可以有效制止一些滥用、模仿、联想地理标志的侵权行为，强化对地理标志权利人的保护，强调了地理标志在促进与特定商品相关产业发展方面的地位与作用，一般有专门机构负责地理标志的注册与保护。

2.商标法保护

商标法的保护是指把地理标志当作一种特殊的商标，以注册集体商标或证明商标的形式对地理标志进行保护。有的国家，例如我国对地理标志的保护是根据商标法对普通商标的一般规定来进行，仅在提交申请文件方面规定了特殊的要求。美国是这个模式的代表。美国的地理标志制度沿用了既有的商标行政管理架构，将地理标志当作商标、集体或认证标志加以保护，并为一切利害关系人提供异议或撤销注册地理标志的机会[3]。德国《商标法》对地理标志的定义、通用名称等不予保护的情形、地理标志不同的保护水平等都做了规定[4]。

3.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

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是对市场上使用的地理标志的行为用反不正当竞争法进行保护的方式。通过实施反不正当竞争法，从而达到规范市场秩序，打击假冒、滥用的行为，维护权利人的权益。由于地理标志具有很高的价值，因此在商业竞争中常常会被竞争对手所利用，从而对一些比较著名的地理标志造成破坏，同时也影响了权利人的经济利益。对此，德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3条对地理标志的相关保护进行了规定，①该条的规定不仅保护直接的地理标志，而且也保护间接的地理标志，例如葡萄酒瓶的特定形状。

（二）评析

地理标志的三种保护模式在一定程度上都有利弊。

专门法保护是最直接保护地理标志，保护力度相较于其他两种制度要大，通常采取专门法保护地理标志的国家一般是某些地理标志产品对其国家经济利益有重要作用的国家。比如法国选择专门法保护模式就是因为国内有丰富的地理标志资源，需要加强保护。然而，以专门法保护地理标志，其立法和实施成本较高，可能造成资源的浪费。

商标法保护模式的好处在于不需要另立新法，只需在已有的商标法律体系资源中对证明商标、集体商标的有关规定进行修订和完善，不需要其他任何附加资源的投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立法成本，并且可以利用商标制度已有的执法体系，节省执法成本，有效避免因主管机关不同而引发的冲突和纠纷[5]。采取此模式的国家一般都建立了相应的商标法制度。而美国采取商标法保护模式就是因为国内地理标志资源并不是很多，没有必要采用高成本的专门法保护模式[6]。但是从证明商标和集体商标的起源来看，并非为了保护地理标志而设的，因此商标法的保护模式仍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的优点在于对于地理标志的保护不需要其注册就可以获得相应的保护，但是一般只有在有关地理标志享有盛誉的情况下才能够获得。反不正当竞争法是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鼓励和保护公平竞争，制止不正当竞争行为，保护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它的目的是为了判断一个竞争行为的正当性，但却忽视了地理标志是一种特殊的知识产权，只有当经营者或者消费者的权益受到侵害时才进行干预监管，对于地理标志的保护存在一定的滞后性和局限性。

地理标志的保护模式没有优劣之分，但是因为各国国情、历史文化和经济发展的不同，各国选择的模式也不同。通常一个国家对地理标志的保护并不是单一，可以采取多种法律保护制度。

三、我国地理标志知识产权保护制度重构的必要性

（一）立法模式的缺陷导致地理标志知识产权制度的重构

在我国地理标志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建立不仅起步晚，而且制度内容还不完善。我国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关注地理标志保护问题，而且主要是由相应的商标管理机构通过行政手段来调整地理标志的保护。90年代中后期我们是通过集体商标或证明商标来保护地理标志的[2]237。因此，在1999年8月17日，原国家质量技术监督总局发布了专门规定原产地域产品保护制度的规章《原产地域产品保护规定》，建立起了“原产地域产品”为载体的“原产地域产品专用标志”保护制度[7]264。2001年3月5日，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发布了《原产地标记管理规定》及其实施办法，建立了原产地标记管理制度；之后，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和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合并为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以下简称国家质检总局）就出现了同一行政部门下实施的两套不同理标志保护的制度，因而也不可避免的产生冲突与矛盾，接着就出现了同一个地理标志，即受原产地域产品保护，又被授予地理标志的情况。这样不利于地理标志的保护，甚至会使消费者和经销商对地理标志产生混淆，因此，国家质检总局对地理标志的保护进行了调整，在2005年6月7日，国家质检总局发布了新的《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规定》，对地理标志产品从概念、申请到保护监督做了统一系统的规定[8]。根据2001年10月修订的《商标法》以及2002年颁布《商标法的实施条例》，以及国家工商总局在2003年发布的《集体商标、证明商标注册和管理办法》等相关制度中对地理标志作为证明商标、证明商标注册使用进行了具体规定。由此可见，我国对于地理标志的保护采用的是商标法保护和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并行的保护模式。因此就会出现两个地理标志保护部门根据不同的法律行使权力的状况，必然造成行使权力的主体和管理体制上的冲突，同时造成了地理标志管理秩序的混乱，使得在整个经济市场中，市场主体无法应对，增加了他们的负担，也对国家资源造成浪费。

除此之外，在我国对地理标志的保护还有《反不正当竞争法》、《商标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农业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例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19条规定：“经营者有义务向消费者提供商品的真实产地信息”；《反不正当竞争法》第5条规定：“禁止经营者伪造产地，对商品质量作引人误解虚假表示”。但是上述法律法规在颁布时间、立法背景以及立法目的等方面都有所不同，而且对于地理标志的法律保护方面还存在这一定局限性，各个法律法规之间缺少协调性，无法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二）地理标志的性质导致地理标志知识产权制度的重构

地理标志的性质，即地理标志究竟是“私权”还是“公权“，这在学术界引起很大争论，有些国家将地理标志注册成为一种商标来进行保护，这使得地理标志“私有化”，使其成为一种私权利，因此，也会导致矛盾的升级，例如“金华火腿”案件。①有些国家是采取独立的地理标志制度保护，在这些国家，他们认为地理标志是一种公权，是属于国家所有的。

地理标志作为自然因素和长期的历史沉淀因素所形成的一种知识产权，其权利归属是不同于其他知识产权的，它作为一种财产，并不属于一个单独个体，也不能属于国家，使其“公有化”，它应该属于该地区特定的主体共同使用，他是一种集体权利，是一种团体的知识产权。因此，地理标志其实是一种集体性质的私权，我们应该通过保护私权的方法来实施。

四、我国地理标志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重构

有学者认为，我国应当采取专门法保护和商标法保护并行的双轨制保护模式，即在《商标法》之外，制定专门的地理标志保护法，由国务院设立专门的地理标志保护委员会，统管地理标志的相关问题，对于一些具有我国特色的产品，例如茶叶，瓷器等，在对外贸易中需求量较大，因此可以在委员会下设各专门委员会，实施地理标志的认定和管理工作等[1]。也有学者认为，专门法保护应当成为我国地理标志保护制度的发展方向，欧盟地理标志保护历史悠久的国家多采用这种模式[9]375；还有学者主张采取商标法、专门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三种并行的立法模式[10]。

我国现行的地理标志的保护制度是一种以商标法保护为主导但同时存在专门保护的“混合体”。商标法侧重对就地理标志本身进行保护，而单行法规侧重对地理标志产品的保护从而达到保护地理标志的目的。地理标志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借鉴与移植必须充分考虑被借鉴或移植的制度本身的历史性和完整性，只有这样才能建立起符合我国基本国情的地理标志知识产权保护制度。

对于地理标志的知识产权保护，应该以商标法保护和地理标志专门保护并存发展的制度选择，再辅以反不正当竞争法等其他相关法律的保护。综合各国对地理标志的保护来看，各个国家对于地理标志的保护也不是单一的模式，例如像法国这种拥有着众多地理标志的产品的国家，虽然有很多专门法保护，但是也会加以一些其他相应的法律来保护地理标志产品。而且对于不同的地理标志产品也会有不同的制度才保护，即使对于同一种地理标志产品也有不同的制度累加保护。在我国，地理标志的保护主要体现在《商标法》中，还有国务院下属的各个部门也发布了一系列地理标志保护的规章制度，以及前文提到的《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对地理标志都有适当的保护。因此，我国在这种模式下已经运行了很长时间，也初步形成了一套立法，司法，执法体系，为了不造成相应的立法、司法、执法资源浪费，我们应该保持现有的模式，为了能更好地保护地理标志，我们可以在对现有的模式进行适当的修改，使其向全面保护的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1]张玉敏.地理标志的性质和保护模式选择[J].法学杂志，2007，（6）.

[2]田芙蓉.地理标志法律保护制度研究[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9.

[3]吕珊.中美专家研讨地理标志保护[J].中华商标，2006，（6）.

[4]王笑冰.德国对地理标志的法律保护[J].中华商标，2006，（2）.

[5]魏丽丽.我国地理标志保护模式的立法选择[J].合肥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3）.

[6]王莲峰，黄泽雁.地理标志保护模式之争与我国的立法选择[J].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6，（6）.

[7]董炳和.地理标志知识产权制度研究——构建以利益分享为基础的权利体系[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

[8]鲁智勇.我国地理标志法律保护的模式选择[J].商业时代，2007，（19）.

[9]李华.地理标志及其保护[G]//全国原产地域产品标准化工作组.原产地域产品标准汇编.北京：中国标准出版社，2004.

知识产权的保护制度 篇4

基本农田保护制度

我国实行基本农田保护制度。设立基本农田保护区，进行严格管理。各省、自治区、直

辖市划定的基本农田应当占本行政区域内耕地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基本农田保护区以乡(镇)

为单位进行划区定界，由县级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同级农业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实

施。

在我国基本农田保护区主要包括：

(1)经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或者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批准确定的粮、棉、油生产基地

内的耕地;

(2)有良好的水利与水土保持设施的耕地，正在实施改造计划以及可以改造的中、低产

田;

(3)蔬菜生产基地;

(4)农业科研、教学试验田;

保护知识产权的意义 篇5

东汉时伟大的科学家张衡，发明了地动仪和指南车。可是由于记载语焉不详，竟然失传了！同样，喜欢武侠小说的人都知道：中国古代的武术绝招，都是传子不传女的。所以有的功夫居然就因为没有儿子而失传。

中华民族对于世界文明的进步，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其中很多让人惊叹的发明和创造，则直接推动了全人类的发展。但是同样可惜的是，由于没有好的保护和传承，我们有很多的好东西都已经失传，至今无法复制和研究。例如，诸葛亮的木牛流马；黄帝内经；等等。

可以设想：如果我国从古就有像记载皇帝起居那么严格的历史记载，那么我国古代很多能工巧匠和科学巨人们的贡献，也许就不会被遗忘了。而这个简单的东西，被西方高速发展的工业化解决了：那就是知识产权保护！

在当今经济快速发展的时代，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首先，保护知识产权，有利于调动人们从事科技研究和文艺创作的积极性。知识产权保护制度致力于保护权利人在科技和文化领域的智力成果。只有对权利人的智力成果及其合法权利给予及时全面的保护，才能调动人们的创造主动性，促进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

其次，保护知识产权，能够为企业带来巨大经济效益，增强经济实力。知识产权的专有性决定了企业只有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才能在市场上立于不败之地。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意识到时技术、品牌、商业秘密等无形财产的巨大作用，而如何让这些无形资产逐步增值，有赖于对知识产权的合理保护。

最后，保护知识产权，有利于促进对外贸易，引进外商和外资投资。我国已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履行《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保护国内外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知识产权。如果没有知识产权保护，我国就不能参与世界贸易活动。

保护知识产权的初二作文 篇6

现如今社会正走在高速发展的道路上，走在那繁华的大街上，各种各样的商品，琳琅满目，看得人真是眼花缭乱，眼前真是为之一亮。正如那句话说的，“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那些打着所谓的商标，泛用别人的版权贪图利益卖东西的小贩，或是打着自己商标售卖物品的商人。都是侵犯了别人的知识产权，都可能是在偷窃别人的劳动果实，侵犯了法律和版权规定，不惜不择手段的方法骗取金钱。作为消费者我也不例外，前几天，我就吃了一回“盗版亏”。

前几天，我在文体路实验小学周边的小卖部，听见老板在大声吆喝:“新品上市!奥利奥饼干!好吃不贵哦!买3包一元钱!”话音未落，我的眼睛一下子被货架上“奥利奥”饼干吸引住了，那可是我最喜欢吃的草莓口味，于是我一口气买下了3包“奥利奥”饼干。一路上，我和同学谈笑风生，一边走，一边还津津有味的`吃着我的“奥利奥”饼干，不一会3包“奥利奥”就被我吃光了，坐了一会作业，还看了一

会书，我的肚子开始闹腾了。我捂着肚子，躺在地上，我大声喊道：“哎呦，哎呦。”我并赶忙打电话给妈妈，妈妈回来了，看见我痛苦的样子，马上带我去医院，屁股上打了一针，吃了点药，肚子才安静下来了。医生说我吃了质量不过关的东西才引起肚子痛。这时，我的脑海中立刻浮现出我那爱不释手的“奥利奥”饼干，心想：难道是它有问题?回到家，我捡起地上花花绿绿的包装袋，仔细看了一下，不会吧 “奥利奥”变成了“奥利粤”，有的生产日期已经被磨掉了一半，还有的生产日期根本就没有。看着手中的包装袋，我惊呆了，我拿给妈妈看，妈妈说要找他算账。找到商家后，商家居然振振有词，说：“你有什么证据是在我这买的，就算是在我这买的，凭什么说是吃饼干造成肚子疼，喝冰水也可以造成，着凉了也可以造成啊…...商贩就是为了金钱而发狂，简直是目无法纪，目中无人，利用消费者对商家的信任，做出这样不择手段的事情来。“冒牌货”可真害人不浅。在这我要告诉大家：在买东西时一定要仔细，一是去正规的、有信誉度的连锁超市买东西;二是购买商品不光看价格，还要看生产的厂家、品牌、生产日期、口碑怎么样;三是索要票据，留作证据。不能再让侵犯知识产权的人钻空子。

虽然有时想想，现在物价飞涨，买盗版的商品确实能省一些钱，但是盗版的东西它毕竟也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危害。如果真吃了像“康帅傅”、“农天山泉”等食品，或者假

冒伪劣药品，轻者患上疾病，重者还有可能丢了性命!杜绝盗版绝不是一朝一夕能够解决的，但只要我们养成良好的消费习惯，自觉地远离盗版，盗版和假冒伪劣的商品也会越来越少，甚至没有立足之地，这不仅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正牌产品创造者和生产者的一种尊重。

我国海关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探析 篇7

知识产权海关保护, 又称知识产权边境保护 (Border Protection of Intellectual Rights) 、知识产权的进出境保护或知识产权的边境执法, 是指海关依法制止侵犯知识产权的货物进出境的措施。

我国现今的经济政策主要是对内把握好有利的经济发展政策不断提高自身生产力发展水平;对外采取立足于国际市场, 以出口导向型战略为基础, 扩大与世界各国的经济贸易交往, 从而带动整个经济的发展。但这样的发展战略不可避免地伴随着一系列问题, 如贫富分化、产业结构失衡、内需产业发展不足等。同时, 从我国海关统计数据来看, 我国的外贸增长方式大部分归功于加工贸易, 其具有技术相对落后, 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不大, 劳动力密集且劳动成本相对较低等特点。所以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是维护正常对外贸易秩序和鼓励出口创汇的有效手段, 是增强高科技含量产品在国际市场竞争力的重要前提, 是提高我国生产力的必然要求, 并且有利于提高国际声誉和引导外商投资企业健康发展。正是基于以上原因的考虑, 决定了现阶段我国海关对进出口商品实施知识产权保护是非常必要的。

二、我国知识产权海关保护制度的发展及存在的问题

从1995年7月国务院首次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知识产权海关保护条例》到2004年5月25日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知识产权海关保护条例〉的实施办法》。我国知识产权海关保护的法律制度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不完善到逐步完善的过程。

我国知识产权边境保护法律制度由于起步晚, 和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差距, 也不能完全符合现实发展的需要。这些不足主要体现在:

1. 海关保护程序不够简便

相对于欧盟、美国等国家和地区, 我国知识产权海关保护起步晚, 执法经验不足。可以通过和他们的比较中得到我国海关管理的相关启示。欧美知识产权海关保护的程序较我国的相对简便。保护的申请方面看, 权利人只要递交一次申请, 海关就可以给予较长期间的保护, 而且这种期限还可续展直至知识产权本身失效;海关在主动保护程序方面具有较大的主动权, 不必每一次扣留都需要权利人的再次申请。所以我们要致力于将海关保护程序向简便的方向发展, 让权力人能够更方便地保障自己的权利。

2. 权利人负担偏重及权利义务不平衡

我国现行《海关条例》则建立了严格的担保制度, 这一制度对于防止知识产权人滥用权利无疑具有其合理和积极的意义, 所以我们目前还不能完全照搬欧美, 放弃提供担保的做法。但是, 在实践中, 提供担保对于权利人来说毕竟是一种负担, 尤其是当权利人在较短时间内在多个口岸被侵权。另外《海关条例》第14条和第25条的规定, 尽管货物的侵权性质已经被确认, 侵权货物的仓储、保管和处置等费用仍然需要由权利人负担。这些都在某种程度上加大了权力人的负担。

3. 担保与反担保条款的缺陷

《海关条例》第1 4条的规定放宽了对权力人的要求, 而且担保总额通常2 0万, 这样就为权利滥用提供了可乘之机。而第1 9条规定中, 虽然考虑到专利权的权利争议较其他的知识产权争议复杂。但有些商标权人或著作权人等权利人滥用权利, 通过海关对侵权嫌疑货物的扣留, 达到不正当竞争的目的。然而根据《海关条例》的规定, 涉嫌侵犯商标权、著作权等权利的收货人或发货人不能向海关交纳担保金后申请海关放行货物, 这对防止知识产权人滥用权利, 保护正当进出口贸易正常开展不利。

四、完善我国海关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建议

1. 简化程序、降低维权门槛

海关立法应为权利人维权提供更多的便利, 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担保和海关扣留侵权货物所需的相关费用。虽然知识产权本质上属于私权范畴, 但随着知识产权与国家经济政治生活的关系日益密切, 政府也应在知识产权保护中担当更多责任。故为避免权利人因保护成本过高而放弃海关保护, 应降低权利人申请保护时递交担保的门槛。同时, 简化海关申请等事务的相关程序也是应该完善此制度的一个重要方面。

2. 建立信誉体系、规制权利滥用行为

我国现行的知识产权海关保护制度仅强调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和对侵权的打击, 对知识产权滥用的约束却相对较弱。从国际经济贸易的现状看, 随着发达国家在传统制造业领域的优势渐失, 知识产权争端成为他们收复市场的一种主要非贸易手段。他们已不仅把知识产权作为法律维权手段, 还逐渐将其当作一种市场策略, 运用手中的知识产权恶意侵扰可能对他们构成威胁的其他经营者的正常贸易活动, 谋求建立市场霸权。因此, 我国应建立权利人海关信誉体系, 依托海关对企业的管理系统和备案系统, 对在海关备案的企业和曾经申请海关保护的企业建立信誉档案, 进行分类管理。同时, 法律法规中也应增加滥用权利的相关法律责任。

3. 加强国际合作

农民房屋财产权法律保护制度探析 篇8

[关键词]农民房屋财产权；土地所有权；征收；房屋拆迁；房产证

一、农民房屋产权保护的重要性

“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是对农民生产生活的基本写照，“田”和“屋”是农民生存的最原始、最基础的条件。先秦时期已有“五亩之宅”制度，《孟子·梁惠王章句上》：“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孟子·尽心章句上》：“五亩之宅，树墙下以桑，匹妇蚕之，则老者足以衣帛矣。”说的就是“田”和“屋”对提高百姓生活水平的重要性；宅之不存，百姓就无法安定生活，社会也将处于动荡之中， 从“千里无鸡鸣，白骨露于野”到“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中可看出百姓失去“田”和“屋”的惨状。

从先秦的井田制到商鞅时期的名田宅制度，继而发展到魏晋以后的均田制等土地制度，我国古代各历史时期均有专门的宅地制度，对宅地实行比其他土地更为有力的法律保障，宅地比耕地更早获得永久使用、自由买卖的权利。在封建社会农民的最高追求就是“买田地，置房屋”，无论是山西的“乔家大院”，还是山东的“牟氏庄园”，都是农民发迹后用其积蓄建造的“不动产”。在封建社会，先人们对农民房屋所有权的论述和一些零碎的保护制度，都是从统治阶级的利益出发，安抚民心，以巩固其统治地位。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在农民问题上十分重视，特别现阶段进行的新农村建设，就是改善农民的居住条件，保护农民房屋的所有权。因此，对农民房屋产权进行保护，有利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有利于社会稳定，有利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其意义十分重大。

二、农民房屋产权保护存在的的现实风险

从法律的视角看，农民房屋财产权益之所以很容易受到侵害，笔者认为，主要是在以下法律制度方面存在风险：

（一）法律制度不完善存在风险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十三条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四十二条规定：“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可以征收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单位、个人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农民的房屋既是《宪法》上说的“公民的合法私有财产”，也是《物权法》上说的“私人的物权”，是受法律保护的，是不得侵犯的。但存在的问题：一是宪法规定，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而依法征收公民私有财产的“主体”只有一个就是国家，而物权法上没有讲“主体”是谁，也就是说只要是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一切社会主体都可以“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可以征收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单位、个人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这与宪法不一致，农民房屋被征收除国家外还要面对众多主体，被征收的可能性扩大，风险加大；二是什么是“公共利益”，宪法没有界定。由于公共利益具有优先性和强制力，各种利益集团往往假借公共利益之名实现小集团利益，由此出现了对公共利益的种种解释。对于公共利益的概念第一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590号《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八条中作了这样规定：“（一）国防和外交的需要；（二）由政府组织实施的能源、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的需要；（三）由政府组织实施的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环境和资源保护、防灾减灾、文物保护、社会福利、市政公用等公共事业的需要；（四）由政府组织实施的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的需要；（五）由政府依照城乡规划法有关规定组织实施的对危房集中、基础设施落后等地段进行旧城区改建的需要；（六）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公共利益的需要”这是一大进步，但只是行政法规上的概念，其层次和权威性不够高，并且只规定了国有土地上为了公共利益需要征收房屋的情形，对集体土地上征收房屋没有涉及。这在源头上埋下了农民房屋财产权容易受到侵害的法律风险。

（二）权属管理制度上存在风险

农民房屋产权产籍的管理在有关法律上有所涉及，如《物权法》第九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十条规定“不动产登记，由不动产所在地的登记机构办理。国家对不动产实行统一登记制度。统一登记的范围、登记机构和登记办法，由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国务院《村庄和集镇规划建设管理条例》第二十八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村庄、集镇房屋的产权产籍管理，依法保护房屋所有权人对房屋的所有权。”但由于没有相关配套的政策规定，农民房屋产权产籍的管理还没有纳入行政管理之中，农民居住的房屋还没有“房产证”，没有法律文书来确认自己房屋的合法面积。和城市居民相比，其房屋合法权益的保护在管理制度上存在相当大的风险。

（三）征收管理制度上存在风险

从土地管理法上看，对集体土地上的房屋只是作为附属物来补偿的。如第二条第四款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法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征收土地好多是土地上建有房屋，而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七条第三款规定：“被征收土地上的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对征收集体土地上的房屋如何补偿，只字未提，只能按“附着物”进行补偿，也就是把农民的不动产当“附着物”来对待，这是不尊重农民的。只所以农民“拒不搬迁”就是这“附着物”的补偿政策惹的祸。因为相对于城市国有土地上的房屋征收安置补偿差距较大，特别是城市毗连的集体土地上的房屋，反差更大，农民接受不了，因此协议难以达成，有的农民不得不成为“钉子户”。这是农民房屋财产权受到威胁的最大的法律风险。

（四）公权力介入风险

土地是经济发展的重要资源，按现行的法律规定，集体土地变为国有土地性质才能进行开发建设，经济的扩张必然迫使集体土地“变性”，由于国家实行了严格的土地保护政策，建立了基本农田保护制度，征用集体土地的空间有限，多是征用非耕地和集体建设用地，特别是城乡结合部，对涉及村庄的集体土地连片征收，有的是当地重点项目建设，有的是开发新区，有的是基础设施建设，有的是房地产开发，还有的是“形象工程”，征用土地的同时往往伴有大量的农民房屋拆迁。为了加快工程进度，公权力以不同的方式介入了对农民房屋的拆迁活动。有的成立指挥部，集各方面的公权力于一体，统一组织指挥房屋拆迁；有的把拆迁任务压给基层，基层发挥“七站八所”的行政力量进行拆迁；有些开发单位也借公权力实施强制拆迁。公权力介入农民房屋拆迁，是农民房屋财产权受到侵害的最大风险，一些“钉子户”采取自焚等极端行动，就是与公权力抗衡的结果。公权力之所以很容易介入农民房屋拆迁，就是农民房屋拆迁无法可依，给公权力留下了操作空间。

三、加强农民房屋产财权保护的法律措施

（一）完善农民房屋所有权制度

农民的房屋财产权之所以容易受到侵害，是因为一个私有的物权座落在一个集体所有的物权之上，从自然属性上讲房与地是不可分割的，两权合一才是一个完整的物权。完整的物权应当包括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和处分权。农民的房屋在这“四权”中，除使用权外，其他三权都存在问题：一是占有权，占有房屋必先占有土地，农民的房屋占有的宅基地是集体土地，现行法律规定没有使用期限，无期限不是永久占有，而是占有期限不确定，在这种情况下对物权的占有就没有稳固的基础，房屋也就成了“空中楼阁”，“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二是收益权，和城市居民相比，农民几乎没有房屋收益权，城市居民在房屋交易时有大量的土地增值收益，在房屋被征收时，按《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十九条规定：“对被征收房屋价值的补偿，不得低于房屋征收决定公告之日被征收房屋类似房地产的市场价格。被征收房屋的价值，由具有相应资质的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按照房屋征收评估办法评估确定。”也就是按市场价给予补偿，农民的房屋被拆迁是按征收土地地上附着物给予补偿的，不是市场价值；三是处分权，农民对自己的房屋不能进行合法的处分，房地产市场上不允许集体土地上的房屋上市交易，也不能进行抵押。因此，对农民房屋物权的完整性应当进行立法研究，建议立法机关依照《物权法》的原则和与时俱进的原则，对农民房屋所有权作出具体规定。

（二）建立农村房屋权属登记管理制度

农民的房屋是私有财产，应当和城市居民一样给予确权发证，为农民的房子颁发房产证。房产证是一种法律文书，是对物权的量化。为农民的房屋颁发房产证至少有两个作用，一是物权的合法证明，是不受侵害的标的；二是可以有效制止违章建设，在集体土地上存在合法房屋保护力度不够和违章建筑制止不力两大问题，给农民的房屋确权发证，合法的房产予以保护，不合法的列入制裁之列，这样违章建筑自然就减少了。为此建议有关立法机关应研究制定《农村房屋权属登记管理办法》、《农村房屋抵押登记管理办法》等，建立登记发证制度，为农民的房屋发放受法律保护的《房产证》。

（三）建立农民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制度

随着城市现有国有土地的快速利用，今后将主要从集体土地中获得建设用地，征用集体土地的同时不可避免的要大量征收农民的房屋，征收农民的房屋将成为今后一个时期的主要矛盾，在这个焦点问题上恰恰征收补偿安置制度不完善，致使“征收”这只无形的手毫无约束地威胁着农民的利益。因此，应当对现行的补偿政策进行反思，制定符合农民实际的补偿政策。一是建立农民房屋征收许可制度，对征收主体资格、补偿安置方案进行防控，防止乱征收、乱拆迁；二是建立适应市场经济原则和符合农民生产、生活习惯的补偿安置制度，不能让农民失去宅基地，对农民房屋不再按“附着物”补偿。三是建立救济制度，农民对安置补偿方案有意见，可以进行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让农民依法反映自己的诉求，通过法律途径解决补偿安置争议，依法化解社会不稳定因素。

（四）建立农民房屋征收约束制度，慎用强制执行

我国目前拆迁领域中矛盾最为激化的是集体土地上房屋的拆迁，房屋拆迁活动中发生的被拆迁人“自焚”等极端事件都是在采取强制手段的过程中发生的，是行政强制滥用的结果。立法机关应引以为戒，制定《农民房屋征收法》或者《公民房屋及其不动产征收监管法》，明确监管主体、监管措施和监管责任，界定“公共利益”的范围，同时明确征收原则、征收条件、征收程序等，防止强制权滥用，使征收活动依法进行。

[作者简介]毕凌雪，西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2009级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法制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