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作品阅读

鲁迅的作品阅读（共8篇）

鲁迅的作品阅读 篇1

鲁迅先生是我们大家认为我们最了解的中国作家, 从中学时代起, 教科书就把我们带入他的世界, 在不同程度上给读者心灵中留下了作者的形象, 然而时间使鲁迅先生的形象变得复杂。

随着我们长大，我们开始探索鲁迅先生更多的文章，不再是以前易懂且略带童趣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亦或是《阿长与山海经》，我们开始读更多反映社会现实的作品，鲁迅先生其人其事也开始渐渐为我们所知。于是我想说说，我眼里的鲁迅先生和鲁迅先生的作品是如何的。

我觉得提到鲁迅先生不得不提到鲁迅精神，早在1937年，即鲁迅逝世一周年，毛主席在发表题为《论鲁迅》的讲演时就总结过鲁迅先生身上不灭的民族精神有三个，首先是政治的远见，由于中国现代各种思潮本身的政治性，由于中国现代社会阶级分裂的激化，使得斗争的选择自然而然地具有了政治内容，并且没有一定的政治觉悟就必然成为被时代播弄的糊涂虫。鲁迅先生最突出的特点——他现实主义的冷静与清醒，正是他有随着时代发展的进步意识和不断提高的政治觉悟才获得的。其次是斗争精神，并且表现在鲁迅先生看清了政治的方向，就会向着一个目标奋勇地斗争下去，决不中途投降妥协。再次是牺牲精神，鲁迅先生一点也不畏惧敌人对于他的威胁利诱与残害，他一点也不避锋芒，把钢刀一样的笔锋指向他所憎恶的一切。最后把这三点综合起来，就是鲁迅先生一生用他众多的文学作品向世人塑造和展现的他所特有的民族精神。之所以引用毛主席对鲁迅先生的评价是因为主席的评价代表了全民族的意愿，并且我深刻的感受得到主席对鲁迅先生在逆境中所显示的反抗意识和不畏强暴的性格特征，表现出强烈的情感认同和由衷的钦佩。无疑，主席对鲁迅先生的评价是很高的，不管现在关于鲁迅先生有多少论争，我始终觉得主席的评价是正确的方向，鲁迅先生为塑造顽强不亢的民族魂做出了一个文人所能做的一切，作为中国新文学创作的开拓和先驱者, 鲁迅先生在小说、散文、诗歌、散文诗、杂文这些领域中都作出了崭新的建树，而且他的文学作品既是深刻理性思维的结晶, 却又包含着烈火燃烧般的情感, 以及鲜明灵动的形象, 璀璨华美的文采, 鲁迅先生写出了整个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在被压榨和欺凌中间, 不断挣扎、抗争、追求和探索一条崭新道路的心灵史、性格史和文化史, 从而渗透出异常独特的思想魅力和艺术魅力, 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经典。鲁迅先生的人格魅力能征服那个时代的人们，也能征服这个时代的我们，不正是因为他的精神具有新时代仍能传承的证明么，无论如何，我是很钦佩鲁迅先生的。

因为鲁迅先生涉猎的文学体裁很广泛，而我还未能把鲁迅先生的所有作品都细细品味，所以只能凭借我所读过的来谈谈我眼里鲁迅先生的作品。

鲁迅先生的作品我觉得代表了中国最广大民众(在其文章中被称为奴隶、下等人、卑贱者、被吃者)的根本利益, 反映了他们在“三座大山”压迫下求生存、求温饱、求发展的历史要求。并表现了他本人对假、恶、丑社会现象的绝不调和的批判态度，以及对中国下层人民“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悲愤。这在其作品《阿Q正传》、《药》、《祝福》中均有体现。例如浑浑噩噩的小混混阿Q鼠目寸光、盲目跟风；孱弱可怜的小栓被封建统治阶级愚弄丧命而不知；善良懦弱的祥林嫂得不到解救竟求助于迷信的无知而悲惨的一生等等。

鲁迅的作品阅读 篇2

“太宰鲁迅”的形象是注入了过多个人要素的太宰治的自画像,太宰治自我的投射这个观点在研究中一直占据主流,而藤井省三在《太宰治的〈惜别〉与竹内好的〈鲁迅〉》一文中反对这种观点,肯定了太宰治在发挥自己的丰富想象力的同时创造了具有“真实性”的鲁迅形象,对于形象研究起到了质的改变,这个观点同时也得到了董炳月先生的支持。在笔者看来, 这两种观点都有其正确性,但同时忽略了《鲁迅全集》在鲁迅形象创造上起到的具有决定性的媒介作用。太宰治的确努力在创造一个真实的鲁迅,但是这个“真实的鲁迅”不是现实的鲁迅,而是厚厚的《鲁迅全集》中的鲁迅,所谓“自画像”,是以鲁迅的作品为颜料的描摹,所谓“投影”说是太宰治透过《鲁迅全集》的影像,鲁迅的作品在《惜别》中起到连接鲁迅与太宰治的重要作用,太宰治通过阅读《鲁迅全集》,在心中形成了一个主观理解的鲁迅,这便是“太宰鲁迅”的来源。我们通过具体分析比较可以发现“太宰鲁迅”包括的外在和内在的形象基本上都可以在鲁迅作品中找到对应文字。由于笔者本人实为才疏学浅,对于《鲁迅全集》无力全面细致对比研究,只能发现一些有明显的影响痕迹之处,实际存在之处肯定不仅如此。

一、鲁迅作品对《惜别》的影响

太宰治本人并没有见过鲁迅,《惜别》的创作素材除了他到仙台的实地考察,参考日本的研究论著(小田岳夫的《鲁迅传》,竹内好的《鲁迅》)外就是利用鲁迅的作品了,藤井省三曾说:“太宰治没有‘无视鲁迅的文章’主观捏造鲁迅的形象,他是在认真通读了七卷本的《大鲁迅全集》之后,根据鲁迅的文章创作出的《惜别》。”应该说,鲁迅的作品在太宰治的创作中影响是最大的,小说甚至有大量对于鲁迅作品的直接化用,成为一个独特的文学现象。在《惜别》中既有“鲁迅”回忆自己身世时明显地对《朝花夕拾》的化用,也有“鲁迅”的谈吐举止与其杂文暗相契合的地方,在小说情节上基本采用了《藤野先生》的框架,当然除去那些明显的化用外,并不能一概而论地认为相似相像的地方都确实来自于鲁迅的作品,并不排除太宰治是通过其他的资料甚至于艺术想象的写作,但是这些呼应之处应该受到鲁迅作品的影响是有很大可能性的。另一方面《惜别》与鲁迅的作品相对应、相呼应的地方,实际上何为化用、何为间接地影响二者有时是难以区分的。不论是在人物、环境还是情节上《惜别》都深受鲁迅作品的影响,而笔者在下文只针对“鲁迅”这一形象受到影响进行探讨。

二、《惜别》中深受鲁迅作品影响的“太宰鲁迅”

(一)不爱旅行、五音不全的鲁迅

鲁迅第一次出场时就让同船去松岛游玩的“我”感觉“很像城里人,十分文雅,无论怎么看,都比我更像一个秀才”。太宰治这样的描写也许是更多受到鲁迅在日留学时留下的照片的影响。但去松岛游玩应该是根据鲁迅在《〈出了象牙之塔〉后记》中写到的“最幸福的事实在是莫过于做旅人,我先前寓居日本时,春天看看上野的樱花,冬天曾往松岛去看过松树和雪”这一句话的想象,太宰治将鲁迅喜爱的松岛作为了与“我”见面的地方。值得一提的是,鲁迅先生对于日本的印象常提及的就是秀丽的风景,“日本风景优美,常常怀念。”( 《致山本初枝》)“日本为旧游之地,水木明瑟,诚足怡心。”( 《致李秉中》1931 年2 月15 日) 所以“太宰鲁迅”在小说对松岛赞不绝口。松岛被比作日本西湖,但在《惜别》中鲁迅对家乡的西湖却不以为意,不知道是不是太宰治看到过许寿裳的回忆文章,从而受到影响,在许寿裳的回忆中鲁迅并不爱游玩,即使对西湖美景只是说平平而已。也正是在这次偶遇中“我”又听到鲁迅跑调的《云之歌》,对于鲁迅唱歌跑调这一有意思的描写,日本评论家藤井省三认为可能是太宰治发现对于视觉艺术(鲁迅有着多篇美术、戏剧、电影等视觉艺术的文章和翻译作品)十分感兴趣的鲁迅对音乐却很少谈及,可以说发现鲁迅本人对音乐兴趣寥寥之后的大胆想象。在接下来中鲁迅干脆承认:“我从小就喜欢画画,可却不大喜欢风景。还有一个不太擅长的,就是音乐。”不爱旅行,五音不全的外在形象的鲁迅不得不说是有凭有据的艺术创作。而在第一次交谈中鲁迅不停地使用德语,也许是太宰治在阅读了《朝花夕拾》后得知鲁迅在中国的新式学堂里学的是德语的缘故。而鲁迅在使用日语时严格遵守“对小孩子讲话用小孩子的语言,跟女性说话使用女性语言”的准则,又说“日本的美学实际上非常严格”。鲁迅从语言到日本美学在他的文章里也有相应的体现,在他翻译的童话《桃色的云》的序中说:“由我看来日本语实在比中国语更优婉。而作者又能抓住他的美和特长,所以使我很觉得失了传达能力。”

至于鲁迅的身世和回忆,太宰治则直接是化用(甚至可以说是摘录)了大段大段的《朝花夕拾》,还有《呐喊》中的《社戏》也被太宰治化用在小说其中,这些都十分明显不再赘述。

(二)鲁迅的思想

鲁迅的思想性格在《惜别》全书主要分为两个主要的方面,一方面是鲁迅的“日本观”(包括中日对比),思想中流露的主要是鲁迅对于日本的肯定,模仿日本的愿望;另一方面是“弃医从文”的思想转变,对于“科技救国”的否定和对“文艺救国”的追求。这两个重要思想又是相交融的,小说中鲁迅在逐渐深入认识日本的过程中发现日本发达的原因不单是先学习西方的科技,而是其国民性中优秀的那一部分,因而鲁迅的“日本观”深入和完善使得他改变了原来的道路,太宰治通过这篇小说提供了一个不同以往的“弃医从文”的新见解。

1. 对日的肯定态度

对于日本的肯定态度是“太宰鲁迅”的重要特征,一些评论者认为《惜别》中的鲁迅身上有过多太宰治本人的投影,也有些评论者认为太宰鲁迅的亲日态度无疑暴露了太宰治写作的政治目的因而予以否定。笔者认为这些评论虽然有其正确性,但忽视了“太宰鲁迅”的思想性格很大程度上是由《鲁迅全集》中透露出来的鲁迅本人的思想组成,“太宰鲁迅”对于日本一直保持着正面赞赏的基调,这并不是太宰治作为日本人自夸自大,这也是现实中鲁迅本人一贯的思想(也是当时留日的学生的普遍观点)。虽然留日是鲁迅人生中重要的经历,鲁迅也结交了许多日本友人,但我们很难找他对日本的系统的评论,也没有刻意在思想论文化论或国民性论这种学术论究的层面上去研究日本,提出自己的日本观,但是他对日态度片段地呈现在他的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的杂文中,秉持着“拿来主义”的鲁迅是出于学习和借鉴日本的实际考虑出发,从而始终是从正面把握和阐述日本,很少论及日本的缺点和坏处,他在《〈出了象牙之塔〉后记》中说到自己翻译文艺评论家厨川白村的文明批评集《出了象牙之塔》:“也并非想揭邻人的缺失,来博国人的快意。中国现在并无取乱侮亡的雄心,我也不觉得负有刺探别国弱点的使命,所以正无须致力于此。”因此在《惜别》中鲁迅常常在中日对比之中褒扬日本,可以说是太宰治阅读了《鲁迅全集》之后发现了鲁迅的对日的思想倾向后的有根据的书写。

在《惜别》中青年鲁迅认为,对日本的“忠”是日本思想的最大特点,“日本的思想被统一在‘忠’”,认为日本思想为“忠”的一元论,在鲁迅的作品中难以找到类似的表达,对于封建思想深恶痛绝的鲁迅先生怕是也难以对源头来自于中国的日本的“忠”的思想有太多好感。如董炳月先生所说这显然是太宰治构想的“东洋图景”,也是他希望借助“翻译”传达给中国读者的基本理念。那么《惜别》之中的鲁迅对于忠的赞扬是完全出于太宰治的个人想象和意图吗?笔者认为并不是这样,在书中鲁迅是将中国的“孝”(中国以孝治国)与“忠”相对比谈起的,青年鲁迅说中国的“孝”成了统治者权谋诡计的工具使得“被统治者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因为不孝的罪名被杀”,并且认为中日的“忠”是不同的,中国是“帝位巧取豪夺反反复复”。因此,中国的“忠”成为“复杂而暧昧的东西”,而日本则是“万世一系的皇室俨然地治理日本”,日本的“忠”是“干脆爽快、朴实无华”的。青年鲁迅的这些发言显然是从著名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得出来的,在这篇杂文中鲁迅说:“因为天位从禅让,即巧取豪夺而来,若主张以忠治天下,他们的立脚点便不稳,办事便棘手,立论也难了,所以一定要以孝治天下。”既然鲁迅反对虚假的“忠”,反对以“孝”统治民众,太宰治也许便从此得出鲁迅对于日本的虔诚的“忠”是肯定的态度。接下来“太宰鲁迅”称“二十四孝”为愚蠢的传说,这又无疑是对杂文《二十四孝图》的化用。另外,不知是否可以作为佐证,鲁迅对于“忠”的重要体现之一的武士道异于他人地持肯定态度,在《〈三浦右门卫的最后〉译者附记》中评论说“武士道之在日本,其力有甚于我国的名教……他们古代的武士,先是藐视了自己的生命,于是也藐视他人的生命的,与自己贪生而杀人的人们,的确有一些区别。”

“我”与“鲁迅”刚见面之时,青年鲁迅感慨中日差别时所说:“现在的清国,若一言以蔽之,那便是怠惰。”体现了现实中鲁迅最为重要的日本观,清国是怠惰,而日本正是与之对应的认真。鲁迅先生立足于日常的感性角度,去体味日本人对待事物的方式,提出了认真是日本人最大的长处,同时是现实中中国人最缺欠的品质。在《新的女将》及《宣传与做戏》这两篇文章中讽刺一些人喜欢做戏、喜欢装点门面,而在这一点上,“日本人做事是做事,做戏是做戏,决不混合起来”,又说“日人太认真,而中国人却太不认真”“中国实在是太不认真,什么全是一样”。与鲁迅交谊深厚的日本友人内山完造在其回忆录中记录下了鲁迅的话:“中国的四亿民众是染上了重症,而那病源,我以为就是我说过的马马虎虎,那种无所谓、怎样都行的敷衍的生活态度。”因此“那便是怠惰”。绝不是太宰治随随便便写出的一句抱怨而已,这是与鲁迅作品中乃至现实鲁迅的思想的呼应点。

小说中的鲁迅谈到了对于中国人的故步自封和日本人善于学习的特点,他说:“日本很早就意识到科学的力量,并率先学习了科学……成为东洋最先进的独立国家。”又说:“对于东方各国而言,现在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就是科学。”“不只是中国才有古代文明,印度拥有,埃及也拥有,但是那些国家的现状又怎么样呢?”这又是太宰治对于鲁迅思想的转译,鲁迅在译作《出了象牙之塔》的《后记》中说:“之所以使日本能有今日,因为旧物很少,执著也就不深,时势一移,蜕变极易,在任何时候,都能适合于生存。不像幸存的古国,恃着固有而陈旧的文明,害得一切硬化,终于要走到灭亡的路。”

2.“弃医从文”的思想转变

太宰治认为“幻灯片事件”只不过是鲁迅转变的一个导火线,在《惜别》中太宰治更强调鲁迅受到当时文艺思潮的影响,产生了更多的思考,从而渐渐地发生了思想转变,为了集中表现鲁迅在“科学救国”与“文艺救国”的抉择,于是才有在“救济自己国家的民众”这一章里,鲁迅大段大段地谈及对于封建礼教的批评以及通过文艺改造思想、改造国民性拯救中国的观念,为接下来著名的“幻灯片事件”做铺垫,在鲁迅先生著名的文章中也多是针对封建礼教的批判和中国道路的探索,所以笔者不再赘述,在阅读的过程中大家也必然会有似曾相识的感觉。值得一提的是,在鲁迅近似于演讲的长谈中,太宰治又再度引用了《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魏晋人士的例子,“魏晋时期竹林隐士等等,就是因为无法忍受‘礼’这种思想的堕落,才逃到竹林,饮酒度日……”于之前“太宰鲁迅”与“我”讨论中国的“孝”与日本的“忠”时候的发言相呼应。另外,在小说接近结尾时候鲁迅赠予“我”的那篇阐明自己对于文艺的看法;文艺对于大众的作用的名文,便是《摩罗诗力说》中的一节。

我们知道鲁迅是大力推崇科学的,但在《惜别》一开始鲁迅就说“把科学用于娱乐是很危险的”“有许多原始形式的快乐。由酒发展成了鸦片,中国变成什么样了呢”,发展到小说最后“我已经全部抹杀了科学救国论”。这不由得使我们想起鲁迅所说的:“外国用火药制造子弹御敌,中国却用它做爆竹敬神;外国用罗盘针航海,中国却用它看风水;外国用鸦片医病,中国却拿来当饭吃。”鲁迅先生还尖锐地批评说:“麻将桌边,电灯替代了蜡烛,法会坛上,镁光照出了喇嘛,无线电播音所日日传播的,不往往是《狸猫换太子》《玉堂春》《谢谢毛毛雨》吗?”现实中鲁迅虽然对科学本身是一贯地持肯定态度的,但对于科学的使用却有着深深的担忧,因为人如果不改变,外物如何发达,也终究是徒劳的。另外,《惜别》中鲁迅的那句“我认为叫爱迪生的发明家,是世界级的危险人物”是明显对鲁迅杂文《电》的利弊那句“前年纪念爱迪生,许多人赞颂电报电话之有利于人,却没有想到同是一电,而有人得到这样的大害,福人用电气疗病,美容,而被压迫者却以此受苦,丧命也”的化用了。

于是小说中的鲁迅由对科学(医学)救国的向往到怀疑再到否定,又在留日期间(通过中日比较)渐渐地认识到问题的根源,思想从而决然地投身于文艺事业中。

三、结语

试析鲁迅作品的儿童视角 篇3

一、儿童视角：介入或旁观

这里的儿童视角是指以儿童或者成人转换而成的儿童作为叙述者，以儿童的口吻客观地呈现儿童的印象和感觉，做出符合儿童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的审美评价。从第一篇小说《怀旧》起，鲁迅自始至终对儿童怀有一种持久的关注，“他的胸中燃着少年之火，精神上，他是一个‘老孩子’”，其不少经典作品都是以儿童视角来展开叙述和思考的。

1.诗意的童趣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以成人的沧桑口吻开头，一提起承载着许多记忆和温馨的儿时乐园，叙事者顿时转换为翻砖扒墙的顽童，看“紫红的桑椹”、“肥胖的黄蜂”，听油蛉低唱、蟋蟀弹琴，按斑蝥，拔何首乌，摘覆盆子，雪地捕鸟，一个人迹罕至的荒园竟是一方妙趣横生的乐土，甚至蜈蚣和美女蛇也并不十分可怕可憎。“记忆中的一切都罩上了一层诗意的光芒，使逝去的一切在无知儿童的眼睛过滤中恍恍惚惚多层美感，在这层美感的烛照下，三味书屋也从封建礼教的象征中解放出来，附丽了特有的情趣”：溜出去折腊梅，寻蝉蜕，喂蚂蚁，“用纸糊的盔甲套在指甲上做戏”，描绣像，都饶有兴趣；先生是和蔼而博学的，即便他不知道“怪哉”，而那拗头诵读的形象，已经成了我们记忆中不逝的风景。

《社戏》展现的是一群儿童月明之夜的浪漫之旅。作为旁观者的“我”在京看戏的郁闷经历被删去，课文是以一个十一二岁少年的身份来开始这次精神还乡的。小说写到和小伙伴们撑船去赵庄看戏时，叙述者动用了他所有的感觉器官，用诗意盎然的文字，写月夜里四处弥漫的豆麦水草的清香，朦胧的月光下婉转悠扬的笛声，渺如仙境的野外戏台远景，儿童们偷豆、煮豆的欢快场面，字里行间仿佛朦胧着江南水乡的暧暧夜气，欢腾着双喜阿发们的晏晏言笑。这里儿童叙述视角的选择，已经不是纯粹意义上的叙述策略，更多的是内心情感表达与怀旧情绪流淌的需要。

和上述两篇作品不同，《故乡》中的童年视角只是出现在一段补叙性文字中。“我”到家后母亲提起闰土，这时，一切美好的回忆全都闪电似的苏生过来：深蓝的天空，金黄的圆月，海边的沙地，碧绿的西瓜……项带银圈、手捏钢叉的闰土守护着一望无际的瓜地。从闰土那里，“我”听到了许多新鲜有趣的事儿：雪地里装弶捕鸟，夏日海边拾贝壳，月亮下守瓜刺猹，潮汐来时看跳鱼儿。作者以充满浓郁诗意的笔触，细腻地忆写了“我”和闰土童年时的友谊与欢乐。此时，叙述者已由一个忧郁的返乡者悄然变为十多岁的富家子，叙述语言也转为轻快欢畅，冲淡了现实中的故乡给人的压抑与感伤，而童年回忆中的美丽故乡，深蓝的天空中金黄圆月下的缥缈乐土，正是返乡者苦苦寻觅的治疗成人世界病痛的诗意家园。

2.亲情的温度

在回忆性散文《阿长与〈山海经〉》中，叙述者以一个孩子的口吻对长妈妈进行了刻画，语气诙谐而富有情趣，但感情又不失深沉庄重。“我平时叫她‘阿妈’，连‘长’字也不带”，“就叫她阿长”，“我实在不大佩服她”……稚气可爱的孩子的口气给人一种亲切感。“切切察察”的神态，“大”字的睡相，吃福橘的紧张，“长毛”的故事等，读后令人捧腹开怀，忍俊不禁。而她“最讨厌的是常喜欢切切察察”，“还竖起第二个手指，在空中上下摇动”，许多“规矩”、“道理”“烦琐之至”、“非常麻烦”，这些抱怨显得率真而幽默，隐藏着浓浓的爱意。穿着新的蓝布衫回来的长妈妈“哥儿”的一声高喊，“三哼经”的误读，做成了“别人不肯做，或不能做的事”，愚鲁中见真率，粗犷处显细心，这种发自天性的淳朴无私的爱，至今读来仍觉情真意切，暖人肺腑。

《风筝》似乎是关于文化原罪的诘问和救赎可能的思考，其中以儿童视角展开的叙述仅限于毁风筝一节，但兄长在“精神的虐杀”后的补过之举，兄弟的全然忘却，仍能让我们触摸到“春日的温和”与亲情的温度。

3.旁观者的冷眼

当然，叙事人并不总是事件的介入者，《孔乙己》的叙述者就被设置成一个十二三岁的小酒保，他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冷漠地述说着孔乙己的生存际遇，见证着被看者的可笑与可悲。

以小伙计“我”的视角叙述显示了高超的叙事策略。小伙计的活动舞台在咸亨酒店，因此，孔乙己不会营生，偷书被打，腿折身亡，这些极为重大的事件只作为暗线处理，通过酒客们漫不经心的闲谈侧面交代。而孔乙己在咸亨酒店的活动成了叙事明线，他站着喝酒时的语言、动作、神态在旁观者的冷眼中被聚焦，引来掌柜和酒客们的哄笑与嘲弄。在小伙计的儿童视角里，“孔乙己是这样的使人快活，可是没有他，别人也便这么过”；人们提起他，仅仅因为粉板上记载着他“还欠十九个钱”。鲁镇的酒店成了世态炎凉的陈列橱，旁观者的冷眼成了人性的显微镜，入木三分地揭示出了“一般社会对于苦人的凉薄”。

二、乡村乌托邦：逃避现实都市的诗意家园

不管儿童叙事人是作为事件的介入者还是旁观者，以儿童视角构筑的回忆性文本终究无法拒绝成年经验的入侵。儿童视角的采纳并不意味着对现实世界的远离，成人作者借助儿童的视角，实现了对成人世界的拷问。

自早年“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后，鲁迅便开始了在南京、日本、北京、厦门、广州、上海等地的辛苦辗转，不断变换的都市环境赋予作家鲁迅“旁观者”气质和“漂泊者”心态，“过客”与“弃儿”的苦闷和孤独成为他凝重的心理内涵，这种生活在别处的都市体验构成了鲁迅许多作品的阴郁底色。即使面对寓居了十四年（1912.5-1926.8）的北京，他也感觉“四面都还是严冬的肃杀”“正给我非常的寒威和冷气”，“在北京生活的人们，如其有灵魂，他们的灵魂恐怕未有不染遍了灰色罢”。在《社戏》的前半部分，作者借成年叙事人之口渲染都市生活的疲惫、厌烦甚至恐惧：长凳让人“联想到私刑拷打的刑具”，狭窄拥挤的生存空间、喧嚣噪乱的环境气氛和人与人之间的冷漠疏离使人觉得“在这里不适于生存了”。希望从拥挤的街市中解脱，从喧闹的人群中逃离，这使作者从未真正融入现实的都市生活，而是远远地站在都市的边缘，以隔岸遥望的姿态向诗意乡村观望，向童年经验回眸。

在城市与乡村的对视中，乡村成了作家的情感依归和精神家园。“在中国文学叙述中，对乡村的诗意想象使它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了‘家园’的意义，一个延续了上千年的乌托邦，陶渊明和王维们的灵魂，就栖息在乡村。”当回忆穿越漫长的时间之河回到遥远的童年时，以儿童视角构建的乡村拼图绽放出诗意的光芒。童年叙事中的乡村图景并非现实故乡的实指，它只是回忆编织的诗意存在，是逃避现实都市的乡村乌托邦。“回忆故乡的已不存在的事物，是比明明存在，而只有自己不能接近的事物较为舒适，也更能自慰的”，童眸中的诗意乡村能使作者“在纷扰中寻出一点闲静来”，慰人“无端的悲哀”，暂时成为作者心灵栖息的草庐和对抗城市文明的解毒剂。

三、教学上的启示

运用叙事学的视角理论来考察中学鲁迅作品中构建的乡村图景，对我们的教学实践的现实意义是：有利于拉近学生和鲁迅的距离，还原一个立体的、全面的人间鲁迅，消解鲁迅在学生心目中根深蒂固的脸谱化形象，让学生通过温暖的乡村去认识冷峻鲁迅不为我们所熟悉的一面。

1、童年回忆，见证鲁迅的率真和温情。

鲁迅作品教学的最高境界是要引导学生自己去阅读鲁迅的原作，因此，如何从学生的理解能力和兴趣出发，拉近学生和鲁迅的距离，让学生亲近鲁迅，阅读鲁迅，是我们在鲁迅作品教学中应该思考的重要课题。

一个冷峻的鲁迅也许令人心存敬畏，而一个率真的、温情的鲁迅会让人愿意亲近。从儿童视角解读鲁迅作品，品味作者回忆童年生活的优美文字，走进一方寄托深远的风雨故园，触摸都市游子的内心情愫，学生或许暂时还难以理解其中复杂的人生况味，但对故乡的脉脉温情，文学的纯粹与人性的温暖，已经深入人心。学生感受到鲁迅的亲和力后，再去了解鲁迅的时代、鲁迅的身世，去阅读鲁迅忧愤深广的作品，这样就能形成一种梯度阅读的良性循环。

2.去脸谱化，还原一个立体的鲁迅。

在鲁迅作品的教学实践中，由于学生的生活经验、知识结构有限，加上鲁迅作品自身意蕴丰富、艰涩难懂，造成了学生对鲁迅的误读，甚至不读。在老师们抽象的政治说教和机械的阶级分析中，鲁迅被简单地脸谱化为一个笔如刀剑的战士，一个横眉怒目的好斗者。

事实上，鲁迅不仅是高声呐喊的斗士，也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比如说他小时候顽皮，上课搞小动作，在课堂上偷偷地描摹图画；他生活小资，好吃小吃，还抽烟，更爱看电影，尤其是30年代的好莱坞大片；他还喜欢坐汽车兜风，这可是当时的高消费；他甚至像普通的父母一样，溺爱儿子海婴。鲁迅就是这么一个率性至情的人，用孔庆东的话来说：“鲁迅不是冷冰冰的一个简单的文化斗士，而是这么有人情味的一个人。”如果我们在文本教学之外，引导学生拓展阅读一点关于鲁迅的相关材料，还原一个立体的、率性的鲁迅，学生也许就不再畏惧鲁迅先生，不再抗拒阅读先生的作品了。

3.多维解读，品味鲁迅作品主题的丰富内涵。

语文教学大纲和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鼓励学生对文学作品进行多角度解读。鲁迅的作品往往意蕴丰富，角度单一的解读活动难以涵盖其深刻内涵，教师如果能引导学生从不同的角度去理解作品，学生的收获一定会大得多。

教参对《风筝》主题的处理颇具代表性：“这篇散文中，有鲁迅的兄弟之情，有游戏之于儿童的意义，有鲁迅的自省精神，有鲁迅对小兄弟身受‘虐杀’却无怨恨的深沉感慨。”还为教师提供了一篇《〈风筝〉思想内容面面观》的资料，告诉教师可以从儿童教育、自我解剖、亲情等角度去理解这篇作品的思想内容。这种多元化解读打破了过去单一的批判揭露型主题概括模式，有利于学生形成独立判断的思维习惯和自由讨论的学习风气。

鲁迅是一本读不完的书，对鲁迅作品的阅读与理解不可能是一次性完成的，教师的讲解只是一座桥梁，目的是能使学生认真地品读鲁迅作品，以自己的眼光去鉴别，以自己的经验去审视，以自己的头脑去思考，以自己的语言去表达，从而得到自己的感悟与体会，形成自己的判断与评价。

对鲁迅作品的评论 篇4

有些人在谈论鲁迅的《狂人日记》时，说的往往就是作品最后的那两句话:“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许还有？救救孩子……”仿佛这篇文学经典之作的全部意义和价值，就在于这两句话。诚然，鲁迅借助于一个狂人的自我表述，以狂人的所见所闻和内心独白，深刻地揭露了半封建社会人压迫人、人吃人的内在本质，这确实是这篇作品的伟大思想意义和思想价值。鲁迅作为一位思想家和革命家，在作品中直言不讳地对此提出抗议和大声呐喊，永远应该受到世人的重视和尊敬。然而，我们必须看到，鲁迅写的《狂人日记》，并不是一篇政治论文或社会学论文，而是一篇以审美价值为前提的小说作品。如果我们(包括广大读者)要的仅仅是作品中所包含的思想意义和思想价值，鲁迅还何须用小说的形式去加以表达？只须写一篇政治论文或社会学论文就可以表达清楚了，甚至还可以直截了当地表达得比写小说更加清楚。

依此类推，如果根据某些评论家的评论方式，鲁迅所有的小说和散文作品全部意义和全部价值，也都是这么一回事了:《阿Q正传》就在于它说明了我国当时的国民劣根性；《故乡》就在于说明了人和人之间理想境界的向往和追求，所谓“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祝福》就在于说明了封建礼教对妇女的压迫和精神禁锢；《孔乙己》就在于说明了封建没落知识分子毫无出路的可怜境地。等等之类，不一而足。这样的评论说得也有他们的道理，可惜论者忘记了他们面对的却是作为文学作品的小说。按此论调，文学作品所必须的艺术欣赏趣味和审美价值还在哪里呢？

鲁迅的作品阅读 篇5

鲁迅一生在文学创作、文学批评、思想研究、文学史研究、翻译、美术理论引进、基础科学介绍和古籍校勘与研究等多个领域具有重大贡献。他对于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社会思想文化发展具有重大影响，蜚声世界文坛，尤其在韩国、日本思想文化领域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和影响，被誉为“二十世纪东亚文化地图上占最大领土的作家”。

小说集：

《呐喊》《彷徨》《故事新编》;(《阿Q正传》《狂人日记》等皆收于《呐喊》中)

散文集：

《朝花夕拾》(原名《旧事重提》共收录10篇散文)(含《藤野先生》《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等,其中,《藤野先生》《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阿长与》已被纳入初中语文人教版课本)

文学论著：

《中国小说史略》;

散文诗集：

《野草》(含《风筝》、《雪》(收录在人教版语文七年级年级上6课)等作品

论文集：

《门外文谈》

杂文集：

《坟》《热风》《华盖集》《华盖集续编》《南腔北调集》《三闲集》《二心集》《而已集》《花边文学》《伪自由书》《附集》《准风月谈》《集外集》《且介亭杂文集》《且介亭杂文二集》《且介亭杂文末编》等19部和很多另外的杂文集.

鲁迅文集选

《而已集》文选 《鲁迅传略》;《伪自由书》文选 《野草》 《朝花夕拾》《呐喊》;文集《且介亭杂文》《二心集》;杂文集 《阿Q正传》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杰作 《白光》 《端午节》 《**》《故乡》《孔乙己》.195月发表首次用笔名“鲁迅”的中国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后来又发表了《明天》《社戏》《头发的故事》《兔和猫》《一件小事》《鸭的喜剧》《药》《彷徨》文集《祝福》《兄弟》《在酒楼上》《伤逝》《离婚》《孤独者》《高老夫子》《示众》《长明灯》《肥皂》《幸福的家庭》《坟》文集《题记》《我之节烈观》《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娜拉走后怎样》 《未有天才之前》《论雷峰塔的倒掉》《再论雷峰塔的倒掉》《说胡须》《论照相之类》《看镜有感》《灯下漫笔》《春末闲谈》《论“他妈的!”》《杂忆》《从胡须说到牙齿》《寡妇主义》《坚壁清野主义》 《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写在‘坟’后面》《藤野先生》《父亲的病》《华盖集》《南腔北调集》《且介亭杂文二集》《且介亭杂文末编》,反驳文《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墓碣文》《“友邦惊诧”论》,鲁迅的自撰文《鲁迅自传》.这些文章都被摘入《鲁迅全集》.

鲁迅情感经历

兄弟不和

在鲁迅的个人生活中，有两件事对他的打击是沉重的。一个是他的`婚姻生活，另一个就是与弟弟周作人的失和。鲁迅和周作人一直不愿意向别人谈及此事从而也使得这件事越发的扑朔迷离，成为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不可理解的事件。多年来，研究界对此形成了“经济说”、“失敬说”、“家庭纠纷说”等三种观点。第一种说法“经济说”认为是周作人妻子羽太信子花钱过于大手大脚，致使家中往往入不敷出，最后使得兄弟产生罅隙。第二种说法，认为是鲁迅与信子有私情，导致周氏兄弟不和。第三种说法，则认为是周家众人对信子的不满，导致兄弟关系的紧张。就否定“兄弟失和”是由于两人思想上的分歧来说，这三个观点是一致的。但是除此之外，学界的研究基本上没有多大进展，三种观点也无法真正说服读者。

婚姻爱情

鲁迅的作品《狗·猫·鼠》 篇6

我于是就间或留心着查考它们成仇的“动机”。这也并非敢妄学现下的学者以动机来褒贬作品的那些时髦，不过想给自己预先洗刷洗刷。据我想，这在动物心理学家，是用不着费什么力气的，可惜我没有这学问。后来，在覃哈特博士(Dr. O. Dahmhardt)的《自然史底国民童话》里，总算发现了那原因了。据说，是这么一回事：动物们因为要商议要事，开了一个会议，鸟、鱼、兽都齐集了，单是缺了象。大家议定，派伙计去迎接它，拈到了当这差使的阄的就是狗。“我怎么找到那象呢?我没有见过它，也和它不认识。”它问。“那容易，”大众说，“它是驼背的。”狗去了，遇见一匹猫，立刻弓起脊梁来，它便招待，同行，将弓着脊梁的猫介绍给大家道：“象在这里!”但是大家都嗤笑它了。从此以后，狗和猫便成了仇家。

日尔曼人走出森林虽然还不很久，学术文艺却已经很可观，便是书籍的装潢，玩具的工致，也无不令人心爱。独有这一篇童话却实在不漂亮;结怨也结得没有意思。猫的弓起脊梁，并不是希图冒充，故意摆架子的，其咎却在狗的自己没眼力。然而原因也总可以算作一个原因。我的仇猫，是和这大大两样的。

其实人禽之辨，本不必这样严。在动物界，虽然并不如古人所幻想的那样舒适自由，可是噜苏做作的事总比人间少。它们适性任情，对就对，错就错，不说一句分辩话。虫蛆也许是不干净的，但它们并没有自命清高;鸷禽猛兽以较弱的动物为饵，不妨说是凶残的罢，但它们从来就没有竖过“公理”“正义”的旗子，使牺牲者直到被吃的时候为止，还是一味佩服赞叹它们。人呢，能直立了，自然是一大进步;能说话了，自然又是一大进步;能写字作文了，自然又是一大进步。然而也就堕落，因为那时也开始了说空话。说空话尚无不可，甚至于连自己也不知道说着违心之论，则对于只能嗥叫的动物，实在免不得“颜厚有忸怩”。假使真有一位一视同仁的造物主，高高在上，那么，对于人类的这些小聪明，也许倒以为多事，正如我们在万生园里，看见猴子翻筋斗，母象请安，虽然往往破颜一笑，但同时也觉得不舒服，甚至于感到悲哀，以为这些多余的聪明，倒不如没有的好罢。然而，既经为人，便也只好“党同伐异”，学着人们的说话，随俗来谈一谈，——辩一辩了。

现在说起我仇猫的原因来，自己觉得是理由充足，而且光明正大的。一、它的性情就和别的猛兽不同，凡捕食雀、鼠，总不肯一口咬死，定要尽情玩弄，放走，又捉住，捉住，又放走，直待自己玩厌了，这才吃下去，颇与人们的幸灾乐祸，慢慢地折磨弱者的坏脾气相同。二、它不是和狮虎同族的么?可是有这么一副媚态!但这也许是限于天分之故罢，假使它的身材比现在大十倍，那就真不知道它所取的是怎么一种态度。然而，这些口实，仿佛又是现在提起笔来的时候添出来的，虽然也象是当时涌上心来的理由。要说得可靠一点，或者倒不如说不过因为它们配合时候的嗥叫，手续竟有这么繁重，闹得别人心烦，尤其是夜间要看书，睡觉的时候。当这些时候，我便要用长竹竿去攻击它们。狗们在大道上配合时，常有闲汉拿了木棍痛打;我曾见大勃吕该尔(P. Bruegeld. A)的一张铜版画Allegorie der Woll ust上，也画着这回事，可见这样的举动，是中外古今一致的。自从那执拗的奥国学者弗罗特(S. Freud)提倡了精神分析说——psychoanalysis，听说章士钊先生是译作“心解”的，虽然简古，可是实在难解得很——以来，我们的名人名教授也颇有隐隐约约，检来应用的了，这些事便不免又要归宿到性欲上去。打狗的`事我不管，至于我的打猫，却只因为它们嚷嚷，此外并无恶意，我自信我的嫉妒心还没有这么博大，当现下“动辄获咎”之秋，这是不可不预先声明的。例如人们当配合之前，也很有些手续，新的是写情书，少则一束，多则一捆;旧的是什么“问名”“纳采”，磕头作揖，去年海昌蒋氏在北京举行婚礼，拜来拜去，就十足拜了三天，还印有一本红面子的《婚礼节文》，《序论》里大发议论道：“平心论之，既名为礼，当必繁重。专图简易，何用礼为?……然则世之有志于礼者，可以兴矣!不可退居于礼所不下之庶人矣!”然而我毫不生气，这是因为无须我到场;因此也可见我的仇猫，理由实在简简单单，只为了它们在我的耳朵边尽嚷的缘故。人们的各种礼式，局外人可以不见不闻，我就满不管，但如果当我正要看书或睡觉的时候，有人来勒令朗诵情书，奉陪作揖，那是为自卫起见，还要用长竹竿来抵御的。还有，平素不大交往的人，忽而寄给我一个红帖子，上面印着“为舍妹出阁”，“小儿完姻 ”，“敬请观礼”或“阖第光临”这些含有“阴险的暗示”的句子，使我不花钱便总觉得有些过意不去的，我也不十分高兴。

但是，这都是近时的话。再一回忆，我的仇猫却远在能够说出这些理由之前，也许是还在十岁上下的时候了。至今还分明记得，那原因是极其简单的：只因为它吃老鼠，——吃了我饲养着的可爱的小小的隐鼠。

听说西洋是不很喜欢黑猫的，不知道可确;但Edgar Allan Poe的小说里的黑猫，却实在有点骇人。日本的猫善于成精，传说中的“猫婆”，那食人的惨酷确是更可怕。中国古时候虽然曾有“猫鬼”，近来却很少听到猫的兴妖作怪，似乎古法已经失传，老实起来了。只是我在童年，总觉得它有点妖气，没有什么好感。那是一个我的幼时的夏夜，我躺在一株大桂树下的小板桌上乘凉，祖母摇着芭蕉扇坐在卓旁，给我猜谜，讲古事。忽然，桂树上沙沙地有趾爪的爬搔声，一对闪闪的眼睛在暗中随声而下，使我吃惊，也将祖母讲着的话打断，另讲猫的故事了——

“你知道么?猫是老虎的先生。”她说。“小孩子怎么会知道呢，猫是老虎的师父。老虎本来是什么也不会的，就投到猫的门下来。猫就教给它扑的方法，捉的方法，吃的方法，象自己的捉老鼠一样。这些教完了;老虎想，本领都学到了，谁也比不过它了，只有老师的猫还比自己强，要是杀掉猫，自己便是最强的脚色了。它打定主意，就上前去扑猫。猫是早知道它的来意的，一跳，便上了树，老虎却只能眼睁睁地在树下蹲着。它还没有将一切本领传授完，还没有教给它上树。”

这是侥幸的，我想，幸而老虎很性急，否则从桂树上就会爬下一匹老虎来。然而究竟很怕人，我要进屋子里睡觉去了。夜色更加黯然;桂叶瑟瑟地作响，微风也吹动了，想来草席定已微凉，躺着也不至于烦得翻来复去了。

几百年的老屋中的豆油灯的微光下，是老鼠跳梁的世界，飘忽地走着，吱吱地叫着，那态度往往比“名人名教授”还轩昂。猫是饲养着的，然而吃饭不管事。祖母她们虽然常恨鼠子们啮破了箱柜，偷吃了东西，我却以为这也算不得什么大罪，也和我不相干，况且这类坏事大概是大个子的老鼠做的，决不能诬陷到我所爱的小鼠身上去。这类小鼠大抵在地上走动，只有拇指那么大，也不很畏惧人，我们那里叫它“隐鼠”，与专住在屋上的伟大者是两种。我的床前就帖着两张花纸，一是“ 八戒招赘”，满纸长嘴大耳，我以为不甚雅观;别的一张“老鼠成亲”却可爱，自新郎、新妇以至傧相、宾客、执事，没有一个不是尖腮细腿，象煞读书人的，但穿的都是红衫绿裤。我想，能举办这样大仪式的，一定只有我所喜欢的那些隐鼠。现在是粗俗了，在路上遇见人类的迎娶仪仗，也不过当作性交的广告看，不甚留心;但那时的想看“老鼠成亲”的仪式，却极其神往，即使象海昌蒋氏似的连拜三夜，怕也未必会看得心烦。正月十四的夜，是我不肯轻易便睡，等候它们的仪仗从床下出来的夜。然而仍然只看见几个光着身子的隐鼠在地面游行，不象正在办着喜事。直到我敖不住了，怏怏睡去，一睁眼却已经天明，到了灯节了。也许鼠族的婚仪，不但不分请帖，来收罗贺礼，虽是真的“观礼”，也绝对不欢迎的罢，我想，这是它们向来的习惯，无法抗议的。

老鼠的大敌其实并不是猫。春后，你听到它“咋!咋咋咋咋!”地叫着，大家称为“老鼠数铜钱”的，便知道它的可怕的屠伯已经光临了。这声音是表现绝望的惊恐的，虽然遇见猫，还不至于这样叫。猫自然也可怕，但老鼠只要窜进一个小洞去，它也就奈何不得，逃命的机会还很多。独有那可怕的屠伯——蛇，身体是细长的，圆径和鼠子差不多，凡鼠子能到的地方，它也能到，追逐的时间也格外长，而且万难幸免，当“数钱”的时候，大概是已经没有第二步办法的了。

有一回，我就听得一间空屋里有着这种“数钱”的声音，推门进去，一条蛇伏在横梁上，看地上，躺着一匹隐鼠，口角流血，但两胁还是一起一落的。取来给躺在一个纸盒子里，大半天，竟醒过来了，渐渐地能够饮食，行走，到第二日，似乎就复了原，但是不逃走。放在地上，也时时跑到人面前来，而且缘腿而上，一直爬到膝髁。给放在饭桌上，便检吃些菜渣，舔舔碗沿;放在我的书桌上，则从容地游行，看见砚台便舔吃了研着的墨汁。这使我非常惊喜了。我听父亲说过的，中国有一种墨猴，只有拇指一般大，全身的毛是漆黑而且发亮的。它睡在笔筒里，一听到磨墨，便跳出来，等着，等到人写完字，套上笔，就舔尽了砚上的余墨，仍旧跳进笔筒里去了。我就极愿意有这样的一个墨猴，可是得不到;问那里有，那里买的呢，谁也不知道。“慰情聊胜无”，这隐鼠总可以算是我的墨猴了罢，虽然它舔吃墨汁，并不一定肯等到我写完字。

现在已经记不分明，这样地大约有一两月;有一天，我忽然感到寂寞了，真所谓“若有所失”。我的隐鼠，是常在眼前游行的，或桌上，或地上。而这一日却大半天没有见，大家吃午饭了，也不见它走出来，平时，是一定出现的。我再等着，再等它一半天，然而仍然没有见。

长妈妈，一个一向带领着我的女工，也许是以为我等得太苦了罢，轻轻地来告诉我一句话。这即刻使我愤怒而且悲哀，决心和猫们为敌。她说：隐鼠是昨天晚上被猫吃去了!

当我失掉了所爱的，心中有着空虚时，我要充填以报仇的恶念!

我的报仇，就从家里饲养着的一匹花猫起手，逐渐推广，至于凡所遇见的诸猫。最先不过是追赶，袭击;后来却愈加巧妙了，能飞石击中它们的头，或诱入空屋里面，打得它垂头丧气。这作战继续得颇长久，此后似乎猫都不来近我了。但对于它们纵使怎样战胜，大约也算不得一个英雄;况且中国毕生和猫打仗的人也未必多，所以一切韬略、战绩，还是全部省略了罢。

但许多天之后，也许是已经经过了大半年，我竟偶然得到一个意外的消息：那隐鼠其实并非被猫所害，倒是它缘着长妈妈的腿要爬上去，被她一脚踏死了。

这确是先前所没有料想到的。现在我已经记不清当时是怎样一个感想，但和猫的感情却终于没有融和;到了北京，还因为它伤害了兔的儿女们，便旧隙夹新嫌，使出更辣的辣手。“仇猫”的话柄，也从此传扬开来。然而在现在，这些早已是过去的事了，我已经改变态度，对猫颇为客气，倘其万不得已，则赶走而已，决不打伤它们，更何况杀害。这是我近几年的进步。经验既多，一旦大悟，知道猫的偷鱼肉，拖小鸡，深夜大叫，人们自然十之九是憎恶的，而这憎恶是在猫身上。假如我出而为人们驱除这憎恶，打伤或杀害了它，它便立刻变为可怜，那憎恶倒移在我身上了。所以，目下的办法，是凡遇猫们捣乱，至于有人讨厌时，我便站出去，在门口大声叱曰：“嘘!滚!”小小平静，即回书房，这样，就长保着御侮保家的资格。其实这方法，中国的官兵就常在实做的，他们总不肯扫清土匪或扑灭敌人，因为这么一来，就要不被重视，甚至于因失其用处而被裁汰。我想，如果能将这方法推广应用，我大概也总可望成为所谓“指导青年”的“前辈”的罢，但现下也还未决心实践，正在研究而且推敲。

一九二六年二月二十一日 注释： ①这是陈源《致志摩》一文中的话。本文以及《朝花夕拾》中的其它篇章都多处引用陈源文章中的语句讥讽陈源。 〔选自《朝花夕拾》〕

鲁迅作品中的少年描写 篇7

一.用个性化的语言描写刻画形象

语言描写是鲁迅先生塑造少年形象的主要手段。因为孩子是幼稚的, 他们的世界是充满情趣的, 所以他们的语言也应该是清新活泼的。例如《社戏》中双喜的语言极富鲜明个性。他说服大人让迅哥儿去看社戏:“我写包票!船又大, 迅哥儿向来不乱跑, 我们又都是识水性的!”快人快语, 机智而又热情。船回到平桥时, 双喜在船头上就大声地说:“都回来了!那里会错, 我原说过写包票的!”既写出了他的能干、老练, 又把孩子的那种“自喜”“自得”的心理表现了出来。这样的语言不仅能揭示人物的性格特征, 而且还能反映人物的心理状态。

二.用细致的动作描写突现形象

人物行动是人的社会行为的主要表现, 作品中那些富有典型意义的人物动作, 能表现出人物鲜明的个性、阶级本质来。《社戏》中的一群孩子都来自农村, 他们的一举手一投足, 无不表现出淳朴、善良、友爱、无私的特点。文中船出平桥一“点”一“磕”, 说明孩子们委实是一个个“弄潮的好手”, 灵活而又老练。回转船头时, “拔篙”, “点退”, “驾橹”, 摇起船来的动作连老渔夫都喝彩, 这进一步表现出水乡少年是干练的弄潮好手, 以及他们天真活泼而又顽皮的性格。

三.用传神的肖像描写彰显形象

鲁迅先生往往通过对少年的肖像或神情举止作刻画, 描绘出他们的活泼机智来。比如《故乡》中闰土的肖像描写:“十一二岁的少年, 项戴银圈, 手捏一柄钢叉, 向一匹猹尽力的刺去。”着墨不多, 却抓住了两处富于动作化的肖像, 点出闰土形象的活泼勇敢。同样是写闰土, 但肖像描写的着眼点不同。“紫色的圆脸, 头戴一顶小毡帽, 项上套一个明晃晃的银项圈”。写脸用“紫色”、用“圆”, 写出他的健康;再写毡帽之“小”, 银项圈的“明晃晃”, 写出其可爱。这两处描写相互照应, 充分表现了闰土的性格特征。

四.用细腻的心理描写表现形象

鲁迅先生曾说过:“显示灵魂的深者, 每要被人看作心理学家……又因为显示着灵魂的深, 所以一读那作品, 便令人发生精神的变化。”这句话告诉我们:人物心理描写对于塑造典型形象非常重要。作者塑造少年形象时, 总是写出他们在这一年龄段的心理特征。《社戏》中刻画偷罗汉豆的心态最为细致。先是偷阿发家, 又怕偷多了挨阿发娘骂, 于是又偷六一公公的, 也怕六一公公的骂, 便又想出对付的办法。这几段简洁的心理刻画很富有生活情趣, 切合艺术的真实性, 在笔墨上又很简洁。

五.用贴切的环境描写烘托形象

环境描写在作品中表现为对自然景物的描绘, 对人物氛围的揭示, 鲁迅先生通过它来表现特定背景下的人物心理特征、性格特征。《社戏》中这一手法的运用是比较鲜明的。同样,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一文中, 作者描写百草园春秋之景和“美女蛇”神奇故事, 表现了少儿捕趣猎奇的心理特征。百草园在孩子们眼里成了一个有声有色有趣的乐园。

鲁迅作品中的青年情结 篇8

记起小时候读过鲁迅的一首七律《自嘲》：“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破帽遮颜过闹市，漏船载酒泛中流。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短短的一首诗，凸显了先生不屈的精神风貌，尤其展露了作者心底深挚的情怀。这种情怀中充满了对劳苦大众的深切关怀，尤其蕴含了对孩子们的疼爱和对青年们的期望。反帝反封建的鲁迅，既是孩子们的深情保护者，又是青年们的精神引领者。在高中语文课堂上，引导学生品读鲁迅独特的语言文字、探究鲁迅作品中的青年情结，就会真切感触到鲁迅先生灼热的爱国情怀，以及他对青年们那份细腻而深沉的关爱。

《记念刘和珍君》中描述的刘和珍，是一位年轻可爱、执著追求理想的女大学生，可她“竟然无端喋血于段祺瑞执政府前”。刘和珍君那时是欣然前往请愿的，没想到遭遇执政府卫兵的斜穿心肺的枪弹。鲁迅先生在痛苦中回忆起刘和珍生前的点点滴滴：生活艰难中毅然预定了进步刊物《莽原》；能够不为势利所屈，反抗广有羽翼的校长；看到许多教员隐退，虑及学校前途而黯然至于泣下……这是一位品行良好、富有正义感和责任心的年轻学生。这样一位优秀青年竟然遭到反动政府的虐杀，先生内心的惋惜和伤痛可想而知。而“始终微笑着，态度很温和”的刘和珍君刚刚倒下，段政府竟然污蔑其为“暴徒”，有流言竟说她们是受人利用的，先生的愤慨之情于是达到顶峰。鲁迅在文章中怀着无比激愤的心情写道：“惨象，已使我目不忍视了；流言，尤使我耳不忍闻。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我懂得衰亡民族之所以默无声息的缘由了。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他在《无花的蔷薇二》中这样写道：“血债必须用同物偿还。拖欠得愈久，即要付更大的利息。”品读着这些汪洋恣肆的文字，我们仿佛触摸到了先生那颗伤痛愤怒得无以复加的心。然而，先生并不仅仅是一个为友人哭泣呐喊的伤痛者，他在伤痛之中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人类的血战前行的历史，正如煤的形成，当时用大量的木材，结果却只是一小块，但请愿是不在其中的，更何况是徒手。”这段文字透射出先生对青年游行斗争的清醒认识和理性分析，一语中的、振聋发聩。由此看来，先生写这篇文章，不只是在表达对革命青年烈士的哀悼和尊敬，发起对反动政府愤怒的声讨，更在于告诫革命青年和群众吸取教训，鼓励他们踏上一条理性而彻底的革命道路。执教老师引导学生分析刘和珍形象时，如果运用相关的语文资源辅助学生品味语言的深层内涵，理解到先生对爱国青年不幸遇难的伤痛愤慨，探究到先生那份深邃冷静的思想感情，也就触摸到了文章的灵魂。

《拿来主义》为鲁迅杂文名作，语言幽默，讽刺意味很浓。有人说鲁迅的语言是匕首、是投枪。这种独特的语言特色在该文中得到了充分展现。鲁迅对当局的讽刺是犀利的：“还有几位‘大师们’捧着几张古画和新画，在欧洲一路的挂下去，叫做‘发扬国光’。”此句中“捧”“挂”等词描绘形象，有力地表达了作者对“送去大师”的辛辣讽刺。“当然，活人替代了古董，我敢说，也可以显出一点进步了”一句中，作者拿活人与古董比照，蕴含了自己对当局做法的斥责和不满，“显出一点进步了”更富含着对当局的强烈失望和讽刺……但鲁迅对青年始终充满着热情和期望。“但我们没有人根据了‘礼尚往来’的礼节，说道：拿来。”“这种奖赏，不要误解为抛来的东西，这是‘抛给’的，说得冠冕的，可以称之为‘送来’。”列举完当局种种弊端，并不仅仅着眼于批判讽刺，鲁迅更懂得作为师长肩上的重任，他开始语重心长地教导青年，细致地引导青年拨开迷雾、分析本质，深入了解“送去主义”的危害，引导他们找到正确的方向。“孱头”“昏蛋”“废物”虽出语严厉，但分明蕴含着一份深厚的父爱。“首先不管三七二十一，拿来”，“他占有、挑选”蕴含着师长般的鼓舞和激励。“所以，我们要运用脑髓，自己来拿！”“总之，我们要拿来，我们要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然而首先要这人沉着、勇猛、有辨别、不自私。”这些句子渗透了鲁迅对青年由衷的期盼和耐心的指导。

正是鲁迅先生对青年的这颗拳拳的关爱之心，震醒了许多迷茫青年的心灵。鲁迅曾在《华盖集·青年必读书》里说，青年须知要少看或不看中国书，因为当时青年最要紧的是“行”而不是“言”，暂时不会作文不要紧，最要紧的是不要和现实人生分开，应积极做点革新的事。在这里，鲁迅要求学生少看中国书，实际上这是相对于太不成熟的青年而言，因为他们对遗产中的糟粕还缺乏辨别力，劝告他们少看或竟不看中国书，是出于一种爱护，使他们少受或不受毒害。当青年长大了并且现实需要青年必须成熟起来的时候，鲁迅则要求他们必须面对现实，真正融入社会，学会从中外遗产中择取有益的东西、创造有益的事业，所以他写了《拿来主义》，谆谆教导青年如何继承文化遗产，如何辨别西方文化，从而创造新的文艺。执教鲁迅的《拿来主义》时，引导学生去较作者对反动当局和迷茫青年的不同态度，我们就能体会到鲁迅对青年们的细致爱护。探究《拿来主义》中作者的青年情结，才能真正读懂这篇文章。

《祝福》中的“我”是一个对鲁四老爷充满憎恨，对鲁镇保守、冷漠的社会气氛感到愤懑的知识分子。“我”虽然无力拯救祥林嫂，却由衷地同情祥林嫂的悲惨命运。可见“我”是一个有正义感、有觉悟的知识分子，更是一个同情劳动人们的先进青年。当祥林嫂充满期待地向“我”询问人世间是否存在“魂灵”“地狱”、死掉的人是否还能见面时，作为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我”恐怕对她有所误导，因而闪烁其辞、匆匆逃避，而自此心中存有许多歉疚和不安；而当听到祥林嫂死去的消息时，“我”先是诧异、很不安、继而心突然紧缩，几乎跳起来，内心装满了惊慌和内疚。“我”是关心民众疾苦的知识青年，但“我”的软弱和逃避却无意中促成了祥林嫂的悲剧。鲁迅先生在“我”的身上寄托了希望，同时也对“我”进行了批评和劝谕。鲁迅曾在《华盖集·通讯》一文中说：“‘现在’也只好从知识分子一面先行设法，民众俟将来再谈。”可见鲁迅是把拯救中国的希望首先寄托在青年知识分子身上，但同时他也敏锐地感到这些青年亟待指导。作者塑造“我”的目的就在于劝谕他们正视现实，尽快成长起来，勇敢坚决地投入到社会的“韧”的斗争洪流。课堂中引导学生细致品读“我”的言行，探究鲁迅对青年知识分子的殷切期待，就能真正领会鲁迅先生深邃的思想境界和灼热的社会责任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