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分配（精选7篇）
一．我国收入分配现状
目前，我国经济发展中面临很多突出问题，如国民收入不平衡，人力资本投入不足，土地开发冲动与调控目标相互矛盾，居民收入占GDP 比重持续下降从而制约了居民消费需求的扩大等。此外，由于市场秩序不规范、竞争条件不平等等原因，使得不少生产性企业效率低下，转而从事炒房、炒股等分配性努力，扭曲了资源配置格局和利益关系。这些问题的存在，已严重影响到我国经济的健康发展。世纪90 年代以来，我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我们对此进行的测算结果显示：国民收入初次分配格局中，企业所得增长较快，居民所得增长较慢，政府所得波动不大；再分配格局中，由于各种制度外收入和土地出让收入的快速增加使政府所得份额上升明显，企业在再分配格局中居于弱势地位，居民所得继续呈下降趋势。各主体内部分配结构的变化特点是：政府部门内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收支结构不平衡，地方政府的非预算收入激增；企业部门内部垄断行业利润增加大于竞争性行业，利润向少数行业集中；居民劳动报酬份额不断下降且会在较长时间内延续，居民部门内收入差距持续扩大。改革开放以来，政府、企业、居民三者分配关系的演变大体分为向居民倾斜（1978—1995 年）和向政府、企业倾斜（1996 年以后）两个阶段。2000—2007 年，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从65.5%下降到57.5%，下降8 个百分点，政府和企业占比则分别提高5.2 个和2.8 个百分点。这一期间，居民收入差距呈扩大态势，不同行业就业人员之间（尤其垄断性行业与竞争性行业之间）收入差距更是不断扩大，低收入群体收入增幅明显放缓。就此看，不是城市经济发展太快了，不是房地产业发展太快了，而是城市普通居民（包括企事业单位职工、普通公务员）尤其是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水平，远远落后于城市化发展进程和内生性有效需求的提升要求。
通过我国初次分配和再分配格局与世界部分国家的对比，可以得出以下几个结论：政府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格局中收入比重都较大。这反映了我国政府部门干预经济的程度较高。相对于企业和居民而言，政府在市场上的地位不仅是市场秩序的维护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更表现为强势的市场参与者和利益竞争者。从分配格局上看，政府部门对经济的强势干预对企业部门的影响要大于对居民部门影响。企业所得在初次分配中比较适中，而在再分配中居于弱势地位。主要是由于来自政府部门（尤其是地方政府部门）的非规范的各种费用负担较重，导致以制度外收入为代表的各种收入流入政府部门而提高了政府在再分配中的份额，并降低了企业所得份额。约束某些政府部门的非规范收入并使之透明、公开、公正，积极推进“费改税”改革，对企业显得尤为必要。居民所得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份额都较低。居民初次分配份额较低，意味着劳动收入份额较低，相对应的资本收入份额会较高。由于资本所得的投资倾向要高于劳动所得，而消费倾向低于劳动所得，所以初次分配格局中居民份额较低就决定了我国今后几年的发展模式将仍然以投资和出口带动型为主，而非消费拉动型。居民再分配份额较低反映了政府收入调节职能的缺位和作用的不完善。2000～2006 年，我国国家财政社会保障支出由526 亿元增至2121.5 亿元，在GDP中的比重由3.31%增加5.28%，而2006 年美国政府仅社会保险福利支出一项占GDP 的比重就高达12%。我国政府收入调节职能尚需加强。国民收入分配向政府倾斜的失衡现象为我国经济可持
续发展埋下隐患。政府所得对企业所得的挤压，使得企业持续扩大投资动力不足，使国内投资出现政府主导倾向，受政府部门政治周期的影响，经济发展波动幅度会增大，最终会影响经济增长效率。政府所得对居民所得挤压，一方面政府财政收入快速增长挤压了居民收入增长空间；另一方面政府的转移支付和社会保障支出相对滞后，居民不得不更多地自己考虑医疗、养老和教育等支出，两方面导致居民消费倾向下降，储蓄倾向上升，从而影响了国内居民消费。国内消费需求不足使得我国经济增长对国外需求依赖性增加，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二．现存制度问题
这些现象的出现说明了我国在收入分配制度上还有一定的欠缺。2010年5 月10 日，《经济参考报》“深度”版刊登的《我国贫富差距正在逼近社会容忍“红线”》的一组调研报道引发了社会巨大反响。在引发社会对收入分配不公诟病的几大因素中，理应成为调节收入差距的税收杠杆被认为并未发挥应有的作用，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还拉大了贫富差距。《经济参考报》记者进一步的调查表明，由于目前的税收监管在富贵阶层面前存在一定的“盲区”，由此造成了贫富阶层实际税负不公。有关专家指出，如果不首先解决对高收入者的税收监管难题，出台再好的政策也将是一纸空文。应在加强税收征管的同时，设计更合理的税制结构以改变目前税收在收入分配差距上出现的“逆调节”，避免“该收的收不上，不该收‘挖地三尺’”的税收困局。
其实许多富人是靠偷税漏税迅速发家的。除了通过虚报收入、不开发票等虚假手段逃税，一些纳税人还利用现有的税收制度漏洞“合理合法”逃税，如长期不分配企业利润，纳税人还通过多头“收入”来逃避税收等等。不少税务还对一些小餐馆收税只简单数桌子、点人头。不少税务干部承认，为了完成税收目标，他们只能把着力点放在容易征管的企事业单位和小企业、小摊贩身上，该收的不该收的都想方设法收上来，“挖地三尺”收“过头税”的情况并不少见。这几年税收征管的矛盾和摩擦越来越多，主要来自于与小户的税收征管矛盾。“事实上，我们也觉得不合理。”基层税务干部无奈地表示。该收的收不上，但税收的任务却是层层下达，年年增长。为此，税务部门就只好对不该收的税“挖地三尺”。这就造成税收对中低收入者管控苛刻，甚至出现收“过头税”的情况。据介绍，目前税收征管对小规模纳税人管得过死，扼制了中小企业的发展。目前国税增值税中小规模纳税人起征点已由过去2000 元调整到现在5000 元。但随着经济的发展，目前5000 元的起征点对很多小规模纳税人而言也显得过于苛刻。
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税收“逆调节”亟待扭转。如今的富人收入越高，越有资源和关系偷逃税款，由此进一步增加其财富集聚的速度。而本应获得税收支持的中小企业和小商贩，却被迫课以重税，发展速度和步伐缓慢。这无疑会导致富者越富，穷者愈穷，不利于缩小收入差距，调节收入分配。有税务干部表示，目前税收征管的难点主要是企业老板、自由职业者等高收入群体。一方面，由于这些企业和个人善于利用目前市场交易和税收征管的漏洞，进行避税逃税。另一方面，由于一些企业对解决地方就业发挥了较大作用，因而不同程度受到了地方保护，也影响了税收征管。这就造成原本国家该拿的拿不到，个人应缴的却不用缴，国家与个人口袋分配失衡，税收调高的杠杆未能发挥有效作用。
炒房现象已不是什么新鲜的事了。城市房地产业发展，近年来出现的种种异象以及对于房价问题产生的太多争议，事实上正是我国收入分配制度领域多重矛盾的一个集中表现。如果不加快改革收入分配制度，仅仅从高压的行政手段和财
税措施解决目前高企的房价问题，不仅会产生很多经济运行后遗症，也最终不能提高城镇居民的财产性收入、不能解决普通城市居民的住房问题。当前，从提高经济效率、增强发展后劲着眼，从维护社会稳定、提高民生保障水平、实现和谐发展的角度考虑，都需要尽快把完善收入分配制度作为重要抓手。三．制度改进方案
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是推进经济结构调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内容。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逐步提高扶贫标准和最低工资标准。我们应从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高度，从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和谐的高度，充分认识提高职工工资、解决收入分配问题的重要性。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职工工资收入水平逐步提高。但在国民收入分配中还存在着普通职工工资收入水平偏低、低收入职工比重过大的突出问题，制约了我国经济发展方式和企业发展方式的转变。收入是决定消费的根本因素，消费需求不足归根到底是由于劳动报酬占比偏低。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加快提高职工工资的重要性。
提高职工工资收入首先要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最低工资制度是政府调节企业工资分配、保障低收入劳动者取得合理报酬的重要手段。目前，最低工资制度在实施中面临不少问题。一是最低工资制度刚性不强。虽然我国最低工资制度在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中均有规定，但具体实施主要是通过国务院相关部门的政策性文件来指导的，约束力较小。二是最低工资调整机制不健全。最低工资如何设定、如何调整，有关法律规范中只有原则规定，各地在确定最低工资标准时参考因素不一，一些地区没有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及时调整最低工资标准。三是一些用人单位规避最低工资制度。相当多的企业把法律规定的最低工资作为职工“标准工资”，一些企业以食宿费、福利费充抵工资，有的企业采取延长劳动时间、提高劳动定额等手段变相违反最低工资规定。四是最低工资标准偏低且提高较慢。最低工资与平均工资的比例，是衡量最低工资水平的重要指标。目前绝大部分省区的最低工资标准低于当地平均工资的40%，而国际上一般为40%至60%。同时，最低工资增速大大落后于经济增速和职工平均工资增速，这也是普通职工和农民工工资偏低、低收入职工比例偏大的重要原因。五是近1/3 的职工工资徘徊在最低工资标准附近。据全国总工会2009 年底的调查，职工月工资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相比，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占4.8%，高出当地最低工资标准50 元以下的占10.9%，高出50 元至100 元的占12.5%，三者合计占28.2%。考虑到超时劳动的普遍存在，制度工时内实际工资在最低工资标准附近的职工更多。
加快建立健全最低工资标准。正常调整机制提高职工工资不能仅仅依靠市场机制，而需要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形成最低工资标准正常调整机制，促进最低工资水平持续稳定提高。
提高最低工资制度的立法层次。尽快制定最低工资条例或修改最低工资规定，适时研究制定最低工资法，对最低工资制度作出更具体、更明确的规定。加大监管力度，强化对违反最低工资制度的制裁措施，及时纠正和严格查处压低实际工资、变相违反最低工资制度的行为。建立最低工资标准定期上调机制。应明确规定，除特殊情况外，最低工资标准每年调整一次，每次调整不应低于GDP 和职工平均工资增长率。提高最低工资占社会平均工资的比例。制定时间表，促使各地最低工资标准普遍达到社会平均工资40%—60%的水平，确保最低工资标准
跟上经济社会发展。各地在研究确定最低工资标准的上调幅度时，应充分考虑医疗、教育、住房、养老等方面支出增长的因素。充分发挥劳动关系三方协商机制的作用。由政府牵头，劳动行政部门、工会、企业共同组成三方委员会，适时提出最低工资标准调整意见和实施方案。研究确定特殊形式、特殊行业的最低工资标准。完善对实行计件工资制、提成工资制等特殊工资形式的劳动者的最低工资保障制度。研究制定部分劳动密集型行业的最低工资标准，以更好地体现最低工资标准的适用性。
我们需要像治理房市乱象而实施多管齐下的精准政策一样，多层面、多环节、多角度系统认识已经形成的社会阶层多元化的收入分配格局，抓紧制定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政策措施，深化垄断行业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进一步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切实解决收入分配领域中的问题。需要把握的原则是，既要增进公平，也要兼顾效率；既要尊重历史，又要考量现实；既要重新审视财税体制改革过程中存在的倾向性问题，又要深刻评估我国城镇化、工业化、市场化的方向。
参考文献：《从国际视角看我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常兴华
《完善最低工资标准调整机制--调整收入分配结构的必要手段》--李滨生
《税收监管“逆调节”加剧收入分配不公》--记者 杨玉华 冯雷丁文杰
财政收入分配职能的实现
方案设计
班级:0809121 成员:01 袁永
06 张兵
信贷是银行金融机构的业务范围, 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项目。信贷有偿, 而财政无偿。但现阶段, 信贷资金财政化的倾向却日趋明显。
中央银行作为政府的银行, 对政府的财政亏空不可能熟视无睹, 一般都要设法解决。财政赤字是世界上每个政府都不可避免的, 当赤字出现时, 政府可采取以下几种措施:向央行借款、发行国债、向国外借款等。这些积极的措施不但可以弥补赤字, 还有利于树立政府良好的信誉形象, 从而引导一国的金融市场健康发展。但我国的财政在法律规定不能向央行透支的条件下, 仍将“央行垫支, 财政能还就还, 不能还就算了”作为其常用的途径, 这与日本法律允许但财政从未向日本银行透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颇具我国特色的“点贷”就充分反映了信贷分配财政化的趋势。“财政点, 银行贷”, 虽然一方面促进了一些大规模建设项目的完成, 但同时也应该看到这样的方式是计划经济的产物, 它的存在妨碍着央行的货币发行, 对市场经济的运作有着不小的危害。财政在这样的“特权”保护下让银行为自己的过失买单。这样的纵容必定形成不了财政和信贷分配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良好关系, 进入任何人都不愿意看到的恶性循环。
用有周期性、有偿性的信贷分配补充甚至代替没有周期性、无偿的财政分配, 破坏了财政和信贷分配之间本应保持的“井水不犯河水”的关系。财政的占用, 使得银行贷款凝固化的程度不断加深, 信贷应有的活力不断减弱。原本盈利的资金用于非生产领域补充财政的资金不足, 背负起较高的机会成本, 原本周转的资金陷在不良贷款或是财政的长期投资中, 成为信贷活动正常进行的隐患。信贷的被迫“越轨”加大了银行的运作困难, 延缓了银行企业化的进程。财政与信贷分配纠缠不清, 不能提高央行的独立性, 根据市场原则发行货币、制定货币政策, 服务于市场;不能让商业银行真正企业化, 卸掉一身包袱参与到市场竞争中来, 中国不能实现真正的市场经济。
经济管理体制的不健全, 中央调控监督的制度不完善, 地方政府“瘦中央肥地方”等因素都是财政和信贷分配形成良好关系的绊脚石, 财政分配与信贷分配划清界限是一个长久努力方向。
2在财政分配与信贷分配中寻求效率
在我国经济转型这个特殊时期, 财政和信贷分配必然是不能完全划清界限了, 怎样在财政和信贷交叉运行的条件下实现效率成为当务之急。
就拿与财政分配和信贷分配都有密切关系的小额信贷问题来说, 小额信贷在孟加拉取得的成功激励着世界各国大力推行小额信贷。我国的小额信贷目前存在着以下问题: (1) 利率市场化难以推进。一方面, 小额信贷面向低收入人群, 贷款的额度不大, 且没有抵押。因此需要较高的利率以弥补成本;另一方面, 较高的利率又是低收入贷款者所难以承受的。 (2) 资金来源的持续性无法得到保证。利率由于没有市场化, 明显低于国际上正常的小额信贷利率, 使得小额信贷大多收不回贷款或盈利不足以抵消成本。银行、农信社等盈利性机构介于此, 也都不愿意办理小额信贷业务。财政便成为小额信贷的主要来源, 政府划拨经费给扶贫基金。但这种做法首先不是经济手段, 其次无偿划拨的扶贫基金浪费、贪污和挪用的现象也非常严重。
在这样的情形下, 笔者认为财政可以适当地将“明补”改为“暗补”以提高信贷分配的效率, 帮助我国小额信贷走出困境。中央制定出评价小额信贷业务开展业绩的标准, 定期评定各银行和信贷机构的业绩, 并根据评定结果对各金融机构分层次奖惩, 以弥补小额信贷本身可能带来的亏本, 提高金融机构对小额信贷的热情。
在这种“暗补”制度下, 财政不仅避免了资金层层下拨的困难, 也帮助了小额信贷利率逐步市场化, 加快了小额信贷由扶贫拨款向金融产品转变的进程, 同时还提高了信贷分配的效率, 财政分配与信贷分配达到和谐统一的效果。
参考文献
[1]刘嵩.和谐社会直面财政分配职能弱化问题[J].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5.
[2]张顺来.论财政分配的经济效益[J].湖北财税, 2006.
【关键词】财政资金分配；思考
自罗尔斯1971年出版《正义论》以来，分配正义便一直是当代政治哲学的核心议题，涌现出一大批重要著作，关注的焦点，都集中在社会资源的合理分配上。罗尔斯认为，我们应该理解社会是自由平等的公民走在一起进行公平合作的体系，规范这个体系的原则，必须得到自由平等的公民的合理同意。在此前提下，经济的不平等分配必须满足一个条件，便是对社会中最弱势的人最为有利。这是他有名的“差异原则”。这意味着，社会合作不是零和游戏，不是一群自利者在市场拚命为自己争得最多利益，而是有公正感的公民，虽然重视自己的自由和利益，但也愿意放下先天能力和后天环境的种种差异，在平等条件下进行互惠合作。罗尔斯认为，自由社会理应是个合作的共同体，公民之间愿意承担彼此的命运。
我国宪法第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通过他们选举产生的代表和人民代表大会行使管理国家的权力。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在国家预算过程中，人民是委托人和受益人，政府是受托人和执行人，人大及其常设机构作为人民的代表机构代表人民对政府预算行使监督权。正如有学者所言“要建立一个民主的政府，首先要让它看得见；要让它看得见，它就得有一个统一的、受监督的预算”。
预算监督权是现代各国立法机关普遍享有的一项重要权力，是立法机关财政权的核心权能。预算法一项极为重要的内容是人大与政府权力的配置与制衡，预算监督权是宪法赋予各级人大的一项重要政治权力。按照预算监督权的行使主体，可将我国的预算监督分为立法监督、行政监督、审计监督、司法监督、社会监督等多种形式，其中立法（人大）监督是效力最高，最具权威性的监督，其实质是立法权监督制约行政权，权力机关监督制约行政机关的财政行为。
根据宪法、立法法、预算法和各级人大常委会监督法等规定，我国的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的预算监督权包括年度预算草案、预算执行报告、预算调整方案和决算的审查权、批准权，对预算执行的监督权，财政和税收事项的立法保留权及对与宪法、法律相抵触的有关预算、决算行政法规、决定、命令和地方性法规、决议的撤销权等。
在这一预算信托过程中，纳税人作为信托资金（即财政资金）的缴纳者、来源者，既是预算信托的委托人，也是预算信托的受益人，是预算信托实施结果的最终承担者。预算法作为规范预算行为的特别信托法，其目的和任务当然也就在于通过一系列的具体制度设计来规范国家预算行为、调整各预算主体间的预算权益关系，使民众的信托利益和公共需要最大化实现。
我国《预算法》仅规定：预算草案由行政机关负责编制，由人大审批。未对人大是否享有预算草案的修正权做出规定，制约了人大预算监督作用的发挥。依据现行《预算法》规定，人大只享有对预算的概括性批准权，而无法对其具体项目分别进行表决，更无权对具体项目进行调整。目前各地立法对于预算修正案提出的主体、条件、效力等规定却不尽相同，迫切需要由作为上位法的《预算法》明确赋予人大预算修正权，并就预算修正权的行使进行统一安排。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立法普遍规定：议会在预算审批过程中有质询、调查、修正权和否决权。
目前国际上关于审计机构的设置一般以外部审计模式为主，即审计机构对国会负责，以保持其对行政体系的独立性。为了促进人大预算监督权的有效行使，我国可尝试设立隶属于人大的审计委员会，负责审计预算的合法性以及监督预算执行过程。独立于政府的审计机构的设置有利于保证预算审计监督的公正性。
我国人大常委会每年要结合审议政府审计工作报告，审批上年度财政决算。但目前审计监督属于政府内部监督性质，审计机关对于政府具有隶属性，审计机关的报告要经过政府批准后，再向人大报告，可能影响审计报告的公正性、公开性和真实性，进而影响人大决算监督的效果。我国政府部门还较为普遍地存在预算外资金、制度外“小金库”，仍有数量巨大的资金如巨额财政超收收入、政府部门尤其是地方政府的隐性举债形成的资金、各地的中央转移支付资金等，没有纳入预算，游离于人大监督之外。应把好决算审查关，使人大有效行使决算监督权。
改革开放的30年，是我国经济蓬勃发展的30年，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实现了从封闭半封闭经济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30年间经济实现世界少有的年均9.8%的增长速度，到2010年，我国GDP总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货物贸易规模增长超过100倍，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额从1978年的206亿美元猛增到2007年的21737亿美元，增长了104倍。这一系列的数据表明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也就是说我国做大经济蛋糕的历史使命已取得了很大成就。
但是再看下面一组数据：2011年贫富差距从改革开放初期的4.5:1扩大到现在的12.66:1，电力、石油、金融等行业收入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差距高达10倍。到2011年我国城乡收入差距为2.77:1城乡收入差距加大。另外根据世行数据显示，我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已由改革开放前的0.16上升到目前的0.47，超过0.4为警戒状态，若达到0.6则属于危险状态。同时，最终消费占GDP比重从80年代的62%下降到2008年的48.6%。这表明，我国在做大经济蛋糕的同时如何更加合理的进行收入分配，也就是分好蛋糕的问题还没有做好。
合理的收入分配是社会主义分配制度的要求，也是实现社会公平的要求。实现合理的收入分配对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合理的分配能够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促进企业自我发展，进而促进经济增长。显著增强政府调控能力，保证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同时，不合理的分配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涉及中央与地方、政府与企业、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关系，是一项极其复杂、敏感的重大改革。因此，必须站在国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社会实现全面小康和共同富裕、人民更加幸福更有尊严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重要性、紧迫性。
一、国有资本增长因素分析
2000年全国国有企业占用国有资产总量为57，554.4亿元，比上年增长10.9%，其中，国家资本31，998.2亿元，国有资本公积20，007亿元，其他国有资金938.7亿元，国有未分配利润为-7，303.5亿元。
“九五”期间，我国国有企业国有资本净增加额为21，105亿元，其中，因国家投入、资本溢价、企业盈利等因素使国有资本增值42，945.7亿元。对“九五”期间及2000年我国国有企业国有资本规模的持续增长因素，可大体归因于以下方面：
1.国家投入仍然是国有资产持续增长的主要因素。为促进国民经济的持续增长，国家对能源、交通等基础设施领域，以及国民经济重点产业和关键行业给予了大力支持和不断投入，这成为我国国有资产规模稳定增长的主要因素。据统计，“九五”期间国家直接对国有工商企业的各种投入，包括财政拨款、预算外资金、资本性税收返回等，共增加企业国有资本为10，107.2亿元，占同期国有工商企业国有资产增长额的23.5%，其中，“九五”期间国家财政基建支出为7，526.1亿元，电力、铁路、民航等政府性建设基金支出约2，336亿元。另外，“九五”期间国家因实施“债转股”、“贷改投”等，将各级政府基建基金本息和剥离到资产管理公司的银行贷款本息转为企业资本金，增加企业国有资本为3054.6亿元，占同期国有工商企业国有资产增长额的7.1%。两项因素合计为13，161.8亿元，占同期国有工商企业国有资产增加额的30.6%。2000年国家对国有企业的各种投入因素增加国有资产3，322.8亿元，占当年国有工商企业国有资产增加额的35.4%。
2.企业经营积累是国有资产持续增长的基本因素。为逐步提高国有企业盈利能力，国家不断加大国有经济结构调整力度，加快国有企业改革步伐，使国有企业资本经营增值能力大幅度提高。据统计，“九五”期间国有工商企业因经营效益积累因素增加企业国有资产为12，716.3亿元，占同期国有工商企业国有资产增长额的29.6%。2000年国有盈利企业的盈利额为4，679.8亿元，企业各种经营积累结转资本及权益而增加企业国有资产3，892.7亿元，占当年国有工商企业国有资产增加额的38.3%。
3.资产评估确保产权变动中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九五”期间，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产权转让、资产重组等产权变动行为日趋频繁。为促进企业价值在产权变动中合理定价，通过对产权变动过程中的国有企业资产进行专业性评估，促进了存量国有资产账面价值与市场合理衔接。据统计，“九五”期间，通过国有企业在产权变动中进行资产价值评估，增加企业国有资产5，509.9亿元，占同期国有工商企业国有资产增加额的12.8%。2000年国有企业因资产评估增值增加国有资产937.4亿元，占当年国有工商企业国有资产增加值的9.2%。
4.资本溢价是实现国有资产运营增值的重要途径。近年来，我国国有企业通过资本市场直接融资的渠道不断拓宽。2000年底我国共有境内上市公司1088家，境外上市公司52家，股票总发行股本为3，791.7亿元。国有企业通过上市融资形成的资本溢价发行收入逐年扩大，构成近年来国有资产通过资本市场运营实现增值的重要因素。据统计，“九五”期间国有工商企业通过资本市场上市融资溢价，增加企业国有资产3，003.6亿元，占同期国有工商企业国有资产增加额的7%。2000年国有企业因上市融资形成资本溢价共增加国有资产达1，426.3亿元，占当年国有工商企业国有资产增加额的14.1%。
5.基建规模的不断扩大有效推动了国有资产稳步增长。近年来国家通过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大对国民经济基础设施领域的基本建设投资，使得预算内和预算外财政资金的基建支出规模不断扩大；尤其是1998年以来，我国发行长期建设国债达3，600亿元，集中国家财力加快了基础设施建设，促使国有资产规模保持增长势头。据统计，2000年度全国国有建设单位结存的国有资产总额为8，592.9亿元，较1995年结存额2，017.5亿元净增加6，575.4亿元，占“九五”期间全国国有资产净增加额的15.7%。
二、国有资本减值因素分析
在国有资产稳定增长的过程中，也存在一些不可忽视的减值因素。“九五”期间，我国国有企业因专项核销、企业亏损等因素使国有资本减值21，840.7亿元，其中，2000年共减少5，908亿元。对“九五”期间国有资本的减值因素可作如下分析：
1.破产、撤销和改制剥离等因素。近年来国家不断加大对国有企业的改革重组力度，对10多万户经营管理不善或亏损严重的国有中小企业实行改制、出售、撤销、破产等措施，“九五”期间由此而减少国有资产5，337.2亿元，占同期国有工商企业占用国有资产减少额的24.4%，其中，2000年因破产、撤销、改制等因素形成的国有资本减少额为1，421.7亿元，占当年国有企业国有资本减少额的24.1%。
2.专项核销。为加强国有企业的资产及财务管理，通过清产核资、产权界定等政策，对管理不善或历史包袱严重企业的资产及权益进行专项核销;同时，在住房制度改革也进行了专项核销。“九五”期间由此而减少国有资本2，764.8亿元，占同期国有工商企业占用国有资本减少额的12.7%，其中，2000年因专项核销减少国有企业国有资本967.6亿元，占当年国有企业国有资本减少额的16.4%。
3.企业经营亏损减少。相当部分国有企业经营效益低下，“九五”期间因企业经营亏损挂账对冲权益减少国有资产11，540.9亿元，占同期国有工商企业占用国有资产减少额的52.8%，其中，2000年因企业经营亏损减少国有资本3，098.7亿元，占当年国有企业国有资本减少额的52.5%。
三、影响国有经济稳定增长的突出矛盾和问题
国有资产良性增长的基础并不牢固，在分布结构、增长质量和运行效率等方面还存在着一些突出的矛盾和问题。
1.国有经济发展和国有资产增长存在不平衡现象。一是国有企业效益主要集中在少数垄断行业，而多数行业国有企业效益低下。2000年石油、石化、电力、电信四大行业国有企业实现利润共计1，740.9亿元，占全部国有工商企业实现利润的61.4%。二是国有企业利润主要集中在少数大型企业，绝大多数国有企业处于微利和亏损状态。2000年实现利润排名前50位的国有大型企业利润总额为2，319.2亿元，占全部国有工商企业实现利润的81.8%。三是工业企业国有资产增长呈趋缓态势。2000年作为我国产业经济领域主要支撑力量的国有工业企业国有资产仅比上年增长3%，比全国国有资产平均增幅低5.7个百分点。四是非经营性国有资产持续超高增长。“九五”期间全国非经营性国有资产总量增加额为18，203.5亿元，年均递增20.2%，比同期经营性国有资产增幅高出8.6个百分点。
2.国有资产分布的结构性矛盾依然十分突出。近年来，虽然通过调整投入结构、促进企业兼并重组和破产出售等措施，使国有资产的行业和规模分布结构得到明显改善，但从总体上看，我国国有企业在一般竞争性行业和中小型企业中的分布过量和效益较差等问题仍然十分突出。2000年分布在一般竞争性行业中的国有工商企业14.4万户，占全部国有企业总户数的75.4%，其中，亏损企业7.2万户，占全部国有亏损企业户数的74.2%，亏损额1，188亿元，占全部国有工商企业亏损额的64.4%。2000年全国国有中小型企业18.1万户，占全部国有企业总户数的94.8%，其中，亏损企业9.4万户，占全部国有亏损工商企业户数的96.9%，亏损额1，086.8亿元，占全部国有亏损工商企业亏损额的58.9%。
3.国有资产对社会资本的控制能力提高缓慢。近年来，随着我国多种所有制经济成分的共同发展，迫切需要国有经济实现从总量优势向质量优势转变，以较少量的国有资
本带动和支配更多的社会资本。但从国有企业组织形式和资本结构看，国有资本对社会资本的吸纳和控制能力亟待提高。一是2000年单一投资主体的国有独资工商企业(公司)仍多达14.5万户，占全部国有工商企业总户数的75.9%，比例仅比“九五”前期的1995年下降10.3个百分点。单一投资主体的企业数量过多，影响国有资产运营效益的提高。2000年14.5万户国有独资企业(公司)实现利润332.8亿元，仅占国有工商企业实现利润的11.7%。二是在多元投资主体的国有控股企业中，绝大多数企业的国有资本都处于绝对控股地位，限制了国有经济控制力和支配力的发挥。如2000年3.2万户国有控股企业的国有股占总股本的平均比重仍高达63.5％。
4.国有企业不良资产规模持续扩大。2000年全国19.1万户国有工商企业资产损失和资金挂账等不良资产为18，209.8亿元，比上年增长22.8%，占所有者权益的比重为31.4%，比重比上年上升3.6个百分点，比“九五”前期的1995年上升了约12个百分点;造成国有企业不良资产规模持续扩大的主要原因：一是有大量国有企业长期处于亏损状态。2000年9.7万户国有亏损企业累积经营亏损挂账为7，981.3亿元，占全部国有企业国有资产的13.9%。二是国有企业会计核算不实。据统计，2000年国有盈利企业当年新增资产损失和资金挂账等不良资产共计3，017.3亿元，占盈利企业盈利额的64.5%，占国有盈利企业当年新增国有资产的44.9%。三是结算秩序混乱导致企业间拖欠和赖账现象增多。2000年国有企业应收(预付)账款为19，653.9亿元，其中，三年以上应收(预付)账款为4，181.8亿元，比上年增长了53.2%。
5.国有盈利企业经营积累绝大部分被亏损企业所抵消。由于国有企业经营效益相差悬殊，亏损企业造成的国有资产减值，严重侵蚀了盈利形成的国有资产增值，这是当前我国国有经济发展中一个亟待解决的矛盾。2000年国有亏损企业仍达9.7万户，占全部国有企业总户数的50.8%，形成了亏损额为1，846亿元。受大量亏损和困难企业的影响，我国国有企业整体资本积累能力受到拖累。据统计，“九五”期间国有盈利企业经营利润结转资本增加的国有资产为12，716.3亿元，而同期亏损企业经营亏损造成国有资产减值11，540.9亿元，两项因素相互抵冲后为1，175.4亿元，即“九五”期间企业经营积累仅占同期国有工商企业国有资产净增加额的5.6%，而90.1%的盈利企业经营积累被亏损企业亏损额所侵蚀。
乡镇企业
一、乡镇企业资本的形成2000年乡镇企业的个数为2，084.66万个(其中集体80.21万个，私营206.06万个，个体企业1，798.39万个)，比1996年减少10.78％(其中集体企业减少48.25%，个体私营企业减少8.09%);企业资产总额约为48，710亿元，比1996年增长54.22%，年均增长速度为11.44%。十几年时间，中国农民在基本没有获得国家直接投资的情况下，财产积累的速度是十分惊人的，这还没有计算由于乡镇企业的发展而带来的农民个人财产的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的增加以及整个乡村地区因此而带来的福利的改善与生活质量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从乡村整体的效率增长和社会福利增加的结果来看，乡镇企业出现本身，就是农民进行制度创新、农村财产关系进行调整的结果。因此，从这一历史过程来看，农村以财产关系调整为特征的制度变革应该早于包产到户的出现就已经开始。乡镇企业的诞生与发展是中国社会变革和现代化过程中的一项影响巨大的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这一制度变迁是在地方政府广泛支持和参与之下自发地进行的。2000年乡村集体企业的资产总额为25，892亿元，占全部乡镇企业资产总额的53.16%，比1996年增长10.94%，而在1996年集体企业资产总额占全部乡镇企业资产的比重为71.55%。联想到国有企业的艰难的产权制度改革，我们不能不说，这是令人震惊的变化。
二、乡镇企业资产状况分析
1.乡镇企业资本增长。乡镇企业的资产总量在22年间的增长是极其快速的，2000年的资本总额几乎为1978年的150倍，年平均增长速度达26.9%。其中，1978一1985年年均增长速度为18.85%，1986-1990年为8.38%，1990——1995为29.7%，1995-2000年为0.9%。值得注意的是自1997年以来，其增长速度急速下滑。
2.乡镇企业的资本结构。1986年200家大型乡镇工业样本企业的平均资产总额为429.22万元，负债总额为239.42万元，企业权益为111.42万元，当年企业负债比率为55.79%，负债总额中流动负债占72.7%。在1986年的总负债中，银行贷款为160.65万元，占到总负债的67.1%。1986年企业的流动比率为1.41，速动比率为0.77。到1990年企业平均总资产达到818.23万元，比1986年增长90.63％，总负债为446.64万元，企业权益为375.83万元，当年企业平均负债比率为54.59%，负债总额中流动负债占79.22%。总负债中银行贷款为216.16万元，占到总负债的48.4%。1990年企业的流动比率为1.46，速动比率为0.75。以上数据说明，样本企业总资产的一半以上来自债务。在企业的总资产与其负债规模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200家样本企业1986年的R值达到0.92(F=1093.97)。从负债结构资料分析，企业债权人的多元化，显然大大分散了债权方面的风险，扩大了企业负债的可能。“负债经营”扩大了企业的实力，不过企业并不是为了扩大实力，而是要通过扩大经营实力盈利。从现实的经济过程看，没有预期的利润，企业负债决心和债权人出资的可能性都将受到削弱。样本企业的盈利能力可看平均的收益指标。首先是有较高的毛利率，样本企业即使销售成本全部通过债务获得，那么经营一年之后当年还息之余仍然具有较高的毛利水平;其次是乡镇企业的净收益占销售收入的比例高于目前任何平均的贷款利率，表明乡镇工业企业的负债经营是有利可图的。此外，样本企业的资产负债水平和企业盈利水平之间存在着很高的正相关关系(周其仁等，1990)。
2000年乡村集体企业总资产比1996年增长10.95％。这与前述样本企业1986年－1990五年间总资产增长近一倍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1996年乡村集体企业负债比率为61.97％。2000年为57.73%，下降了4个多百分点。负债比率的下降与银行贷款的大幅度减少密切相关。1996年长短期银行贷款为4，327.08亿元，占总负债的29.92％;到2000年银行贷款总额为4，108.76亿元，占总负债的比率下降为27.49%。从表3可以看到，近五年来乡镇企业的投资增长主要来自于权益资本的增加，特别是个人资本金和外商资本金的增长。乡村集体的资本金在此五年中均处于下降趋势，乡、村集体资本金分别下降12.39％、12.82%。显然，乡镇企业近年来增长速度的大幅度下滑是与资本投资增长缓慢有关，而投资增长的下降又与目前的投融资体制密切相关。
三、中小企业融资困难的深远影响
总体上看，以中小企业为主体的乡镇企业融资面临的难题，可以归纳为四个方面：
1.缺乏股权融资渠道，内部融资比例高。目前乡镇企业基本没有进行股权融资的渠道，二板市场尚在讨论之中，原有的地方性股权交易市场已全部取消。中小企业在改制过程中通过集资进行过大量的股权融资，但由于没有可交易的市场，企业职工手中持有的股权不具有流动性，这样一方面企业股权持有者承担着无限风险，另一方面也削弱了企业以此方式进一步融资的能力，致使企业无法降低负债比率，改善资本结构。
1994年以后，中央政府明令禁止企业的社会集资活动，同时关闭地方性股权交易系统，取消各类柜台交易或场外交易，因此，目前合法的股权融资渠道只有深圳和上海的两家股票交易所。众所周知，对于公司股票在这两个市场上市交易，政府有着严格的规定和极其严格的审批程序，只有具备相当规
模的企业才能够获得资格上市，而且周期极长(一般需要2-3年的时间)，成本极高。况且，非国有企业上市刚刚获得准允，数年来通行的规则是：具备上市资格的首要条件是国有企业。显然，以非国有部门为主体的中小企业没有可能在这一市场上进行融资。目前正在讨论关于第二板市场建立的问题，最终的运行框架和基本规则虽然还没有公布，仍需要进行相关的法律修订，但是，可以肯定这个市场主要是针对成长性好、科技水平高、资金密集型的中小企业的。对那些以解决就业为主、盈利水平不高、成长性一般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在这一市场上上市的机会也不会太多。
2.外部融资中的债务融资存在很多问题，且债务融资渠道极其单一。(1)国有商业银行垄断经营，中小型金融机构特别是非国有中小型金融机构发育严重不足。(2)国有商业银行大量信贷资源投入到国有部门特别是国有大中型企业中，由于国有部门的低效率，无法及时足额地还本付息，不仅导致银行形成大量不良资产，同时也降低了信贷资源的利用效率，减少了乡镇企业可获得的信贷资源。(3)国有商业银行规模庞大，但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行政化、官僚化问题仍然存在，加之信息不对称，对乡镇企业的信贷风险难以控制，导致商业银行对乡镇企业的贷款具有更高的成本。(4)乡镇企业部门进行债券融资面临许多实际困难，几乎很难以这种方式实现债务融资，况且目前中央政府严格限制企业通过债券发行进行融资的方式。(5)中国货币市场发展缺陷大，发育程度低。虽然票据市场建立很早，但一直没有形成规模，甚至在1988-1995年间票据的承兑和贴现基本停止。加上乡镇企业本身的信用程度不高，通过票据贴现、承兑等货币工具进行短期融资在目前情况下也具有很大的运作难度。(6)由于中国企业目前信用程度普遍不高，企业间三角债严重，因此财务报表上所显示出来的“企业间借款”或应收款的数额十分巨大，占流动资产的比例很高。显然这并不是一种自愿的、正常的企业间债务关系，特别是国有企业对非国有企业的债务拖欠情况是十分严重的。
过度的债务融资，加上企业债务融资渠道过于单一，导致企业过度依赖银行信贷扩张来实现投资增长。中国的国有商业银行承担着保障国民经济增长的资金供给义务，而作为商业银行又不得不考虑银行资产的安全性、流动性和赢利性，企业过度的债务融资和单一的债务融资渠道使得银行体系处于“贷款不是，不贷款也不是”的境地;同时，国有商业银行固有的“放大机制”使得银行在经济增长乏力时，必将选择缩减信贷规模以规避金融风险，从而导致企业投资大规模缩减，加重了经济的不景气。
3.乡镇企业债务融资信用普遍不足。随着商业银行体制的建立，银行信贷资金的抵押、担保制度日益完善。由于乡镇企业本身股本投资不足，再加上信用担保机制的严重缺乏，它们普遍面临着债务融资信用不足问题。从最近调查所了解到的情况看，为了解决信用不足的问题，一些企业不得不使投资活动偏离利润目标，将极为稀缺的资本投入到盈利能力很低甚至根本没有盈利可能的项目中。如在十分偏僻的小山村斥资数亿元建设度假村、高尔夫球场、康乐宫等等旅游房地产项目，以增加其获取银行贷款的可抵押资产，结果不仅没有改善资产的质量，反而导致资产的流动性大幅度下降，增加了信贷资金的风险。
目前，信用担保体系的作用受到诸多限制。一是目前各级政府的财政资金非常紧张，能够拿出用作设立担保基金的资金非常有限。同时，政府主办的担保基金是一种政策性机构，因此收益性和赢利性并非其首要目标，这一限制使得企业或投资商不愿意拿出资金参与其中。资金来源不足是担保基金规模扩大的一个重大约束，而规模太小的担保基金又难以满足广大中小企业的信贷需求。纯粹的商业性或民间担保机构由于其对资金安全性和赢利性的考虑，关注的对象不会是就业创造型的普通中小企业。二是目前的担保体系无法覆盖县及县以下的中国90%以上的中小型或微型的企业。三是由于中小型金融机构的缺乏，国营大型商业银行自身资产状况、风险控制方式和手段的约束，以及它们对乡镇企业贷款的相对高成本，即使信用担保及其他相关问题能够得到解决，它们也会对乡镇企业的贷款有所顾忌。显然我们暂时还不能对信用担保体系能够发挥的作用估计过高。
4.缺乏为乡镇企业投资决策和经营管理提供咨询服务的机构，造成投资失败率过高。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市场状况发生了巨大变化，进入市场的门槛大大提高，过去10万元投资即能生产出有市场需求的产品，而现在投资数百万元甚至上千万元也不一定能够获得市场的“入场券”。这样，企业一项投资失败就有可能导致业主全军覆没，不仅新的投资无法收回，甚至连过去积累的财富也将一去不回。中国的乡镇企业家是从“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转变过来的。他们在早期的投资实践中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和财富，这些成功的经验常常使得他们忽略了宏观管理体制的变革和市场的演进状况，他们依然沿用过去不断“试错”的办法来进行投资活动。面对竞争日益激烈的市场及不断恶化的信用状况，投资的风险日渐增大，对企业经营者而言已经到了只能胜不能败的程度。因此，科学的投资决策与管理已经成为乡镇企业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但在现实中，与科学决策、管理相关的市场分析、项目评估、资产管理和交易、债务管理等中介机构的供给却严重不足。
高增值的服务型经济要求劳动者掌握多种技能, 并能通过不断学习, 适应各种变化。但21世纪初香港市民的受教育水平却不太高, 具有副学位 (1) 及以上学历的只占18%, 远低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53%的平均比例[1]。作为缺乏天然资源、人口仅700万的城市, 香港的优势只能建立在全体市民的才干上, 而非少数有幸进入大学的精英。
为了在短时间内培养更多适应高增值服务型经济的人才, 2000年香港政府宣布扩大高等教育规模, 计划十年内使之容纳60%的高中毕业生。2006年, 香港提前超额完成这一目标, 适龄学生参与高等教育的比例提高到66%[2], 实现了高等教育的普及化。2012/13学年, 香港共有33万人接受各级各类高等教育[3], 占适龄人口的比例超过70%。
一、高等教育发展战略
香港高等教育从精英化到普及化, 走的是一条“集中政府财力, 鼓励社会参与”的道路。
(一) 集中资源于优势领域
根据特区政府预测, 21世纪初的香港高等教育要实现十年内容纳60%高中毕业生的目标, 需增加48万平方米的教室面积[4], 加上各种教师、教学、行政和后勤支出, 单靠公共财政难以满足。相反, 由于高等教育资源有限, 特区政府更应有效运用公共资金, 按照“择优”原则, 投入少数有卓越表现的高校, 确保其得到适当的资助, 使其在各自的领域里达到国际一流水平[1]。
这里所指的“少数有卓越表现的高校”, 即通过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 (以下简称教资会) 接受特区政府资助的高校。在香港, 这样的高校共有8所, 即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科技大学、香港理工大学、香港城市大学、香港浸会大学、岭南大学和香港教育学院。作为一个非法定团体, 教资会既无法定权, 亦无行政权, 8所高校根据自身的条例和校董会决议高度自主运行。但教资会作为这些高校的拨款机构, 可以借助拨款方式的转变, 影响各校的战略与运作。
为了避免资源的重复分配, 特区政府对8所高校的角色定位各有差异, 有些在教学上更具优势, 有些在研究上更为精深。而且, 虽然个别高校可能在多个学科领域名列前茅, 但总体而言, 不同的高校侧重于不同的学科领域。如此, 香港特区政府便可通过高校间的各展所长和相互配合, 构建一个在教学和研究上都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高等教育体系。
2004年, 教资会在与8所高校充分讨论的基础上, 发布报告《香港高等教育:共展所长与时俱进》, 明确阐述了8所高校的角色定位[5]。第一, 香港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提供一系列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本科和研究生课程。香港大学的课程范围涉及文学、理学、社会科学、经济和工商管理等, 香港中文大学的课程范围减少了经济学科。两所大学都要从事尖端科研, 在自身专长的研究领域内具备国际竞争力。第二, 香港科技大学也提供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本科和研究生课程, 范围则重于理学、科技、工程、管理和商学。它虽然也要在自身专长的研究领域内具备国际竞争力, 但不需从事尖端科研, 而以培养科技人才和创业家为主。第三, 香港城市大学和香港理工大学提供的是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本科课程和少量副学位课程, 并就部分专业学科和应用学科提供研究生层次的教育;研究方面则侧重于应用研究。第四, 香港浸会大学和岭南大学聚焦于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本科教育, 同时提供部分学科的研究生教育。前者的课程涉及文学、工商管理、中医学、传理、教育、理学和社会科学, 后者主要为文学、商学和社会科学。开展的研究均以教学相长为目标。第五, 香港教育学院面向教师, 提供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教师培训课程, 从事有助于香港教育发展的研究。
大体而言, 我们可以将第一类高校称为研究型大学, 第二类高校称为研究-教学型大学, 第三类高校为教学-研究型大学, 其余高校则归为教学型大学。其中, 研究-教学型与教学-研究型大学的区别在于, 前者相对更偏重研究。需要注意的是, 教资会本身可能并不赞同这种分类方法, 因为他认为任何一所大学要想提供好的教学, 都必须以开展研究为基础。所以在它看来, 这8所高校只有角色分工上的区别, 并无层次高低上的差异。事实也是如此, 在2013-2014年英国《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副刊》的世界大学排名中, 香港各类高校———无论是“研究型”还是“教学型”———都在500强中占有一席之地[6]。在这种择优原则的支配下, 教资会资助高校的新生学额虽从2000/01学年的2.8万名上升到2012/13学年的4.1万名[7], 增幅为46.4%, 但与高等教育整体规模扩大相比, 这种上升极为有限, 因为同期香港各级各类高校的在校生人数从11.6万人[8]增至33.0万人, 增幅高达184.5%。事实上, 教资会在多份报告中都建议, 将政府资助的高校新生学额维持在现有水平, 以免摊薄资源。
(二) 通过社会参与实现多元化
在维持教资会资助高校精英特色的同时, 香港特区政府积极鼓励社会参与高等教育, 大力提供副学位教育, 满足市民多样化的需求。如此, 规模扩大后的高等教育体系中, 本科教育不再独领风骚, 学生可以学习各种时间较短、收费较低、以职业为导向的副学位课程, 自己承担大部分甚至全部教育成本。
过去为了满足人力资源的需求, 教资会资助香港理工大学和香港城市大学等部分高校开办副学位课程。这类接受政府资助的副学位学额, 占了当时副学位总额的大半。高等教育公共经费“择优资助”原则确立以后, 香港特区政府决定主要通过增加副学位招生名额, 实现高等教育的扩张。而此等学额的提供, 主要集中于私营机构, 政府只在相关课程修读人数较少但仍有保存价值, 或成本太高以至私营机构难以开办时才给予资助。在此背景下, 2000/01-2009/10学年, 政府资助的副学位新生学额从6928个增加到10508个, 增幅为51.7%, 自费副学位新生学额则从2621个激增至24441个[9], 增加了8倍多, 占副学位新生总学额的比例从27.4%上升到69.9%, 成为副学位教育的主流。
与副学位教育相同, 香港特区政府还决定将完全通过授课完成学位的授课型研究生教育转为自费形式, 除非相关课程满足上述与副学位教育相同的资助要求。如此, 政府便可将经费集中于少数高校, 投入研究型的研究生教育。
2011/12学年, 特区政府资助的副学位课程在校生和授课型研究生分别占相关类型在校生总数的30.0%和9.3%, 而特区政府资助的本科在校生和研究型研究生占相关类型学生总数的比例, 分别达到67.7%和94.3%[10]。
二、反映角色定位的择优分配
高等教育公共财政的“择优资助”原则, 也突出体现在教资会对8所高校的经费分配中。总体而言, 教育一直是香港特区政府开支中的最大项目, 约占公共开支总额的1/5。2012/13学年, 香港的教育公共开支达778.0亿港元, 占香港的国内生产总值的3.8%, 其中26.3%被投入高等教育[11], 教资会负责分配其中95%以上的经费。教资会向8所高校拨发的经费, 类型多种多样,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有三类:一是用于教学的整体补助金, 在2012/13学年教资会负责分配的199.4亿港元中, 大约占110亿港元;二是用于研究的整体补助金, 2012/13学年约为34亿港元[12];三是用于研究的指定用途补助金, 通过多种形式竞争发放。前两类拨款之所以被称为“整体”补助金, 是因为它们虽然依照一定的公式计算而得, 但发放起来以3年为一周期, 整笔拨至各校, 以便其配合不断变化的情况自行使用。高校在获得整体补助金后, 一般也以“整笔预算”的方式分配至各学院。第三类指定用途的补助金, 则拨至各校的专门账户, 专款专用。
在核定各校的拨款数额时, 教资会一方面引入竞争机制, 以反映择优资助的原则, 另一方面力求确保各校严格按照角色定位办学。当然, 不同类型的拨款, 竞争程度有所不同, 但高校只有通过竞争, 表现出自身独有的优势, 不断强化自己独特的角色定位, 才可能获得政府更多的资助。
(一) 用于教学的整体补助金
三年一轮的拨款周期开始之前, 教资会要求各校递交“学术发展建议书”, 结合自身的角色定位, 设计未来3年的规划。“学术发展建议书”中, 最紧要的内容是按学科和层级划分的学生人数, 这是决定用于教学的整体补助金的关键。2012/13学年, 8所高校中, 由政府资助的相当于全日制学生的人数共89923人, 香港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这两所综合性大学约占40%, 而两校中相当于全日制的研究生人数占8所高校研究生人数的约60%。香港科技大学作为一所研究-教学型大学, 研究生人数虽远低于前两所大学, 却仍大幅高于其他5所高校。香港理工大学和香港城市大学这两所教学-研究型大学偏重于本科教育和副学位教育。香港浸会大学、岭南大学和香港教育学院也以本科教育为主, 但规模要小得多 (见表1) 。
注:因四舍五入, 各项之和不一定等于总数数据来源: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统计数字http://cdcf.ugc.edu.hk/cdcf/search Stat Site Report.do.
若将8所高校2012/13学年由政府资助的相当于全日制学生的人数, 按学科进行划分可看出, 各高校侧重的学科门类确实有所不同 (见表2) 。这种学科分布方式, 明显反映了前文的角色定位。与用于研究的拨款相比, 用于教学的整体补助金竞争性不高。这造成高校越来越看重研究表现, 不利于维持高标准的教学质量。自2009年起, 教资会在各高校一年级本科招生名额中, 预留4%-6%作为“优配学额”, 按照高校学术发展建议书的评审结果重新分配。评审过程中, 高校须从战略角度, 检讨其学术发展方向, 找出可以减缩或扩充的课程范围, 订立优先次序。教资会认为, 此举既能加强各高校的角色定位, 又可促进高校提升教学质量[9]。研究生教育阶段, 2012年起的5年内, 50%的研究型研究生学额将按各校历年获得政府研究资助的多寡及在研究评审中的表现等竞争分配[13]。
注:因四舍五入, 各项之和不一定等于相当于全日制学生的总人数数据来源: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统计数字http://cdcf.ugc.edu.hk/cdcf/search Stat Site Report.do.
(二) 用于研究的整体补助金
用于研究的整体补助金的发放, 很大程度上遵循“择优”原则, 因为“香港的研究工作必须集中于某些范畴, 才能汇聚优秀人才和研究实力, 跻身国际领导地位”[9]。所以教资会每隔一段时间, 便对8所高校开展“研究评审”, 并根据评审结果拨发款项。
研究评审中, 各高校以学科为“成本中心”, 根据其研究产出计算“研究指数”, 并与其他高校同学科的成本中心做比较, 判定其相应的学术表现。研究指数的80%取决于高校递交的研究成果, 其余的20%取决于研究投入 (即研究经费是否来自外部竞争性拨款) 和研究价值 (如是否获得奖项或企业合同) 。每名在教资会资助高校全职工作满3年的学术人员, 都要递交4份研究成果, 形式可以是学术论文、专著、会议论文、专利、艺术品、表演记录、录影带、软件或建筑绘图等。根据学科划分的成本中心共包括13个大类和73个亚类, 每个大类都有自己的评审小组。
最近一轮研究评审于2006年举行, 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和香港科技大学这3所以研究为主导的高校研究指数最高 (见表3) , 同时, 各校也有自己的研究专长。总体而言, 香港在自然科学、医学及卫生科学、生物学和工程学方面, 已达到国际卓越水平。
需要注意的是, 研究指数的高低并不完全等同于研究水平的高低。如根据2013-2014年《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副刊》的世界大学排名, 香港大学的医学院在亚洲各大学的临床医学、基础医学与卫生学中排名第4, 但其医学及卫生科学的研究指数却低于香港浸会大学。这是因为评审小组在评价研究成果时, 还要参考各校的“研究战略声明”。在这份声明中, 高校根据其角色定位, 陈述自己的研究愿景、优势和未来的长期规划。所以研究指数在某种程度上, 反映了各校不同的角色定位。
(三) 用于研究的指定用途补助金
用于研究的整体补助金大多被用来购买研究所需的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源, 而用于研究的指定用途补助金则主要资助高校学术人员开展各项研究, 完全通过竞争形式发放, 更能反映教资会“择优资助”原则。用于研究的指定用途补助金主要分为四种。
数据来源: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 http://www.ugc.edu.hk/big5/ugc/publication/press/2007/pr02032007.htm.
第一种是设立于2009/10学年的知识转移活动补助金, 用于申请专利、开展宣传、成立公司等知识转移活动。该补助金每年总额5000万港元, 高校须同时拨发资金加以配对。高校所获知识转移活动补助金的多寡, 一方面取决于其研究的活跃程度, 所以2012/13学年, 香港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这两所研究型大学, 获得了超过半数的知识转移活动补助金;另一方面, 高校与工商界的联系也至关重要, 所以强调应用型研究的香港理工大学和香港城市大学获得的资金, 超过或接近研究-教学型的香港科技大学 (见图1) 。
数据来源: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统计数字http://cdcf.ugc.edu.hk/cdcf/search Stat Site Report.do.
第二种是“主题研究计划”。该计划启动于2010年, 资助各种研究期限较长、战略上有助于香港发展的研究, 每年资助金额约2亿港元。2012/13学年, 香港大学获得5200万港元的拨款, 占拨款总数的46.1%, 在8所高校中独占鳌头。香港中文大学和香港科技大学获得的资助接近总额的一半, 其中, 后者因角色定位更加本土化, 更贴合该计划的旨趣, 获得资助额大幅超过前者。岭南大学和香港教育学院则分文未得 (见图2) 。
第三种是“卓越学科领域计划”, 旨在推动各校立足于已有的研究基础, 对获得国际认同的学科领域, 投放更多资源, 以跻身世界学术翘楚之列。1998年, 首轮“卓越学科领域计划”启动, 8所高校共递交41份申请。最后, 香港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各成功申请一个项目, 两者又与香港科技大学成功申请了一个联合项目, 3个项目共获得为期5年的1.26亿元的资助。也就是说, 3个项目均由以研究为主导的大学获得。项目涉及的主题包括经济与企业策略、植物与真菌生物科技, 以及信息科技[14]。至2012/13学年, 在教资会推行的六轮“卓越学科领域计划”中, 共有18个学科领域共获得9.49亿港元资助, 除上述的3个学科领域外, 主要涉及医学、生物科技、海洋科技、分子材料和电子器件模型与模拟等, 与香港的优势研究领域相一致 (见表3) 。这些研究计划均由上述3所大学领衔, 协同其他高校共同开展[1]。
第四种是资助优秀研究项目的“优配研究金”。2012/13学年, 770个研究项目共获得5.24亿港元资助[15], 每个项目的平均资助力度超过68万港元 (见表4) 。“优配研究金”竞争性较高, 而且随着择优资助原则的确立, 近年来的角逐更为激烈。2001/02-2011/12学年, 8所高校提出的研究申请从1630个增加到2378个, 但立项率却从43%降至32%。就各高校立项数占立项总数的比例而言 (见表5) , 2011/12学年, 以研究见长的香港大学的相应比例逐年提高, 目前占立项总数的份额超过1/4。同为研究型大学的香港中文大学以及研究-教学型的香港科技大学的立项数, 各占立项总数的约20%。若将这3所高校的项目数相加, 则占立项总数的2/3。专注于应用研究的香港城市大学和香港理工大学, 立项数各占立项总数的约12%和14%。香港浸会大学、岭南大学和香港教育学院作为以教学为主旨的高校, 立项数合计约占立项总数的7%。这种项目分布方式, 符合教资会对各校的角色定位。
数据来源: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统计数字http://cdcf.ugc.edu.hk/cdcf/search Stat Site Report.do.
数据来源:香港研究资助局, http://www.ugc.edu.hk/chs/doc/chs_rgc/publication/annual/rgc_ar2012_sc.pdf.
就研究经费的学科分布而言 (见表4) , 首先, 2012/13学年中, 生物及医学、工程学和自然科学获得的拨款最多, 前两者分别占总额的近30%, 后者约占20%, 反应了香港的学科优势所在。其次, 香港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各获得了约占总额30%的资金, 彰显了这两所大学注重研究的特色。再次, 8所高校各有侧重。例如, 香港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偏重生物及医学, 香港科技大学、香港城市大学和香港理工大学以工程学见长, 香港浸会大学和香港教育学院着重开展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 说明教资会的角色定位对8所高校具有较强的指引。
注:括号中数字为各高校立项数占当年立项总数的比例。数据来源: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统计数字http://cdcf.ugc.edu.hk/cdcf/stat Entry.do?language=SC.
三、几点思考
首先, 香港的高等教育公共经费, 主要用于教资会辖下的8所高校。为了让这8所高校无论在教学还是研究上都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香港特区政府投放了大量资源。2003/04-2012/13学年, 教资会拨发的经费总额从114.9亿港元增至199.4亿港元, 增幅高达73.5%。因此, 香港高校在人员聘用、设备改善、基础建设和服务提升等方面拥有较大的运作空间。
高等教育规模扩张的过程中, 香港特区政府虽然投入颇多, 但更多依靠社会的广泛参与。特区政府遵循择优原则, 将公共财政资助的学额控制在有限范围内, 全力发展潜力最大的高校和学生, 而保障其余学生的受教育权利, 则多由私营部门承担。总体而言, 副学位和授课型研究生教育以学生自费为主, 政府着力投入本科教育, 满足学生基本的学历需求, 同时大力资助研究型研究生教育, 为高增值的服务型经济塑造人才。在此政策主导下, 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 香港特区政府和纳税人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过程中, 分担的成本不算太多[16]。与此同时, 政府也期望通过私营部门的参与, 使香港的高等教育变得更为多元。
在鼓励私营部门积极参与的同时, 香港特区政府利用从副学位教育和授课型研究生教育中节省的经费, 加上其他财政投入, 为接受各级各类高等教育的学生提供多种资助, 除面向贫困学生的助学金和贷款之外, 还有车费补贴及覆盖所有学生的学费贷款。2012/13学年, 香港特区政府共向高等教育阶段的学生发放资助39.3亿港元 (1) , 相当于当年政府高等教育拨款总额的1/5, 从而在公共财政投放相对集中的同时, 推进了高等教育公平。
其次, 香港地域有限, 高校数量不多, 只有善用择优原则, 对高校分层分类, 使其在各自擅长的领域中尽力发挥, 方可形成一个优势互补的高等教育体系。为此, 教资会在与高校充分协商的基础上, 为各校订立了角色定位, 并在诸多报告中反复强调, 这一角色定位短期内不会变化。教资会相信, “根据这个方式发展高等教育体系, 最终将更有利香港的整体发展” (1) 。
分配高等教育的公共资金时, 教资会将其划分为两类:用于教学的经费和用于研究的经费。前者根据各校以角色定位为基础的“学术发展建议书”, 拟定不同学科各层级学生的名额;后者一部分按各校的“研究战略声明”及相应的“研究指数”分发, 另一部分在各校的教学人员中竞争分配。无论哪类, 学生数量多、研究能力强的高校, 总能占有更有利的地位。2012/13学年教资会拨发的资金中, 香港大学占23.8%, 香港中文大学占23.5%, 香港理工大学占17.5%, 香港科技大学占12%, 香港城市大学占10.8%, 香港浸会大学占6.7%, 香港教育学院占3.5%, 岭南大学占2.2%。正是因为这样的大力投入, 香港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这两所高校才能聚集最优秀的人才, 配备最先进的教学和研究设施, 成为香港经济发展的中流砥柱, 并在世界大学排名中取得佳绩。
最后, 用于教学和研究的整体补助金是香港高校经费的主要来源。虽然其总额按公式计算得出, 却以3年为周期整笔下拨, 以便发挥高校在经费使用上的自主权, 以便高校及时应对各种新的机遇和挑战。
财政真的有那么大的能耐吗？那么，就让我们一起去揭开她神秘的面纱吧。
弥补市场缺漏的财政
财政一词最早起源于西欧。13～15世纪，拉丁文finis是指结算支付期限的意思。到16世纪末，法国政治家波丹将法语finances作为财政一词使用，认为财政是“国家的神经”，随后逐步泛指国家及其他公共团体的理财。中国古代一般采用国用、国计、邦计、度支、理财等词语。日本自1868年明治维新以后，从西欧各国引用finance一词，吸收中国早已分开存在使用的“财”和“政”二字的含义，创造了财政一词，并于1903年传入中国，逐步取代以前的各种名称，确立了财政的概念。
通俗来说，财政就是一个国家的经济收入和支出的总和，是政府集中一部分国民收入用于满足公共需要的收支活动，以达到优化资源配置、公平分配及经济稳定和发展的目标。
为什么我们需要财政？因为资源总是有限的，仅仅依靠市场来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总是不尽如人意，这时，财政就派上用场了。国家和政府可以利用财政来弥补或改善资源配置不好的情况，2008年底的经济危机后，我国立即出台的40000亿财政投资策略就是弥补市场失灵的最好例子。
说了这么多，财政到底从哪来又到哪去呢？这条公式可以直观地让你理解它的“来龙去脉”：
财政=税收+国债=购买性支出+转移支出
税收，是财政收入最主要的部分，占整个财政收入的85%以上，它是通过政府强制征收的一种收入，税务局就是征收部门，对此我们再熟悉不过。而国债，则是国家向人民发行的一种债券，通过这种方式，国家暂时获得人民的資金，到期时再将资金返还给人民，通俗来说就是国家向人民借钱，国家是债务人，人民是债权人。购买性支出又称消耗性支出，是指政府购买商品和劳务，包括购买进行日常政务活动所需要的或者进行政府投资所需要的各种物品和劳务的支出。它是政府的市场性再分配活动，对社会生产和就业的直接影响较大，执行资源配置的能力较强。政府购买国外先进武器或投资修建一条铁路等，都属于此范畴。转移性支出是指政府按照一定方式，将一部分财政资金无偿地、单方面地转移给居民和其他受益者，主要由社会保障支出和财政补贴组成。它是政府的非市场性再分配活动，对收入分配的直接影响较大，执行收入分配的职能较强。
走近财政学
顾名思义，财政学就是研究财政的学科。它属于应用经济学科，主要研究政府部门在资金筹集和使用方面的理论、制度和管理方法，同时也研究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的税收问题。
财政一般都是地方政府和国家层面的经济行为的特定称谓，普通家庭的开支是绝对不能提升到“财政”高度来讲的。所以“财政”从字面上就体现了一种霸气，财政学的主干学科也多多少少带有“国”字概念，例如国际经济学、财政学、国民经济管理、国家预算、税收管理、国际税收、国有资产管理等。
总的来看，财政学主要是利用税收更好地配置各种资源、调节收入分配，对宏观经济进行调控和监督；从细处着手，财政学还关注重点税金的收缴和征收以及各种税的征税范围和税率。比如一些过度消费会对人体健康不利，对生态环境、社会秩序造成危害的产品，诸如烟、酒、鞭炮、焰火以及多数人无财力享用的奢侈品和非生活必需品，诸如名贵首饰、珠宝、化妆品等都是高税费的征缴对象。再者，前段时间引起大家普遍关心的“个税起征点”问题，可以说就是财政学的学习内容。听起来十分“庞大”的财政学，竟然不少知识都可以应用在我们实际生活当中，成为一种“微观”学科，具有相当的实用性。
就业：外贸与税务岗吸收量大
许多人认为既然财政学是研究国家的经济收支，那么其就业方向就会局限于公务员，加入税务局、财政局等国家政府部门。其实不然，现在的各院校在财政学专业上的课程配置日益丰富，旨在根据市场需求培养综合性经济人才，所以其就业方向并非是如此单一的。那么财政学专业的就业前景究竟是怎么样的呢？
就业方向一：对外贸易
外贸在沿海一带大小城市发展都非常快，对外贸人才的需求也大，而且，浙江、江苏一带民营企业也开始意识到高素质人才的重要性，开始大量招聘有学历的新手，是毕业生们入行的好机会。主要职位设置包括单证员、外贸业务员等。
就业方向二：税务筹划
在合法的前提下，公司会通过税务规划尽量少缴税，另外，一些个人也将选择目前国外流行的聘请咨询师以税务规划的方式来合法减少税务支出。在今后的几年里，税务规划方面的职位将在需求和薪酬方面有大幅度的攀升。
那么如果想入行需要做什么准备？比较好的选择是进入一家会计师事务所成为一名助理。同学们可以在学校就报考注册会计师考试，这将成为你毕业后入行的一个重要跳板，而且，注册会计师考试从考试难度到指定教材都是一流的，通过一门考试就基本上能确保你在该科目扎实的理论基础。目前国内比较权威的税务规划认证为“注册税务师”，但对在校学生来说，目前与这项考试暂时无缘，因为它的门槛为“经济类专业本科毕业必须拥有四年以上经济相关工作经验”才能报考。
就业方向三：公务员
公务员受到毕业生大规模青睐的理由大家都很清楚：稳定、工作压力小、薪酬待遇中上……但上岗竞争空前激烈，经常出现几百人竞争一个职位的场景。财政学专业毕业生的对口职位大都在财政局和税务局的税收规划、审计、资产管理等方面，由于其大学时招生人数少，所以岗位的竞争较小。
另外，国有资产管理公司每年都有一定的校园招聘名额，对条件优秀的本专业毕业生来说，相对其他专业的竞争对手有一定的优势，建议有此意向的同学平时多关注四大资产管理公司的官方网站和历年的校园招聘要求，做到在素质培养上有的放矢。
就业方向四：其他
其他就业点包括财务会计、市场营销、职业学校或大学教师、客户服务等，那些职位虽然没有完全脱离经济类专业的就业方向范畴，但都不能说是财政学毕业生的对口就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