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二孩政策解读(共10篇)
党的十八大三中全会开启了新一轮改革大幕,对新时期的计划生育工作进行了战略部署:“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逐步调整完善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2014年3月20日,四川省第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决定通过,我省“单独二孩”政策正式启动。
一、以下三类家庭界定为单独家庭,可申请生育第二个子女:
(一)夫妻一方是父母生育的唯一子女。
(二)夫妻一方是父母现存的唯一子女,其兄弟姐妹均在生育前死亡的。
(三)夫妻一方是父母合法收养或由依法设立的社会福利机构抚养成人的。
十八届五中全会决定“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 完善人口发展战略, 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 积极开展应对人口老龄化行动”。2016年1月1日起, 中国迎来“全面二孩”时代, 社会焦点再次聚焦计划生育政策。
坚持了30多年的独生子女计划生育政策, 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刻影响。据测算, 目前中国计划生育家庭3亿户左右, 约占全国家庭户总数的70%。这项政策虽有效降低了我国人口出生率, 减缓了人口增长速度, 但也导致人口红利提前消解、人口老龄化与养老困境等社会问题。 解决上述问题, 家庭与社会必须通力合作, 共同提升家庭发展能力。本文试图说明“单独二孩”政策转变给家庭发展能力带来的影响。
二、家庭发展能力概念与评价指标的界定
1.家庭发展能力的概念
有学者认为, 家庭发展能力是家庭凭借其所获得的资源满足每个家庭成员生活与发展需要的能力。[1]另有观点[2]认为, 家庭发展能力是家庭根据所处的不同生命周期阶段和发展任务, 利用自身拥有的禀赋、权力和策略追求更高生活水平和家庭发展可持续性的能力。还有学者指出, 家庭发展能力是家庭促进自身功能不断优化升级, 有效满足其成员合理需要, 实现自身结构稳定与生命周期可持续演进的各种手段和方式的总和。[3]本文认为, 家庭发展能力是家庭凭借所拥有的资源, 运用不同策略在现期满足家庭成员需要的同时, 根据所处的不同生命周期阶段和发展任务, 实现自身结构稳定, 追求更高生活水平和家庭可持续发展的综合能力。
2.家庭发展能力的评价指标
根据对家庭发展能力的界定, 广大学者提出不同指标体系对其进行衡量。本文在借鉴了众多学者观点基础上, 认为家庭发展能力包括六个维度:一是经济能力:家庭收入以支持家庭成员生存和发展能力;二是保障与支持能力:家庭在日常生活、抚幼、养老、照护、心理慰藉、情感交流等方面的能力;三是学习能力:能根据成员个人学习、成长和职业发展需求以及外部环境变化的需求, 帮助其完成在个人生命周期不同阶段的主要任务和目标, 促进家庭成员的成长;四是社会交往能力: 家庭获取社会资本以及与外界环境的良好互动能力;五是风险应对能力:家庭对内部和外界社会环境变化的反应能力、调节能力和应对能力;六是家庭发展策略: 是对家庭自身发展机会及方向的把握, 也是家庭发展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长期计划生育下家庭发展能力现状
本文根据已有研究及相关数据总结了长期计划生育政策对家庭发展能力的影响:一是家庭规模小型化, 导致保障与支持能力弱化, 抗风险能力下降。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 家庭平均规模仅为3.10人。由此导致了家庭内部功能不足, 难以满足家庭成员的需要, 且面临失独风险, 家庭抗风险能力与维系自身发展能力弱化。二是家庭结构老龄化, 老年人抚养比持续上升 (图2) , 导致储蓄率降低与养老困境。石智雷的研究表明, 2003年后, 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 中国接近极低生育水平并逐渐趋于稳定。这期间将计划生育作为变量分析, 发现计划生育对人均储蓄率影响效应由正向转变为负向。本文认为, 家庭结构老龄化、老年抚养比持续上升是人均储蓄率降低的原因。三是增强了家庭的经济能力。石智雷的研究表明, 计划生育作为变量对家庭人均资产和家庭恩格尔系数分别存在显著的正向和负向影响, 说明计划生育使得家庭的经济能力得到改善。四是家庭策略空间受到制约, 非自愿独生子女家庭增多。计划生育政策对家庭生育的强制干扰, 使家庭私域问题转变为社会公域问题, 导致家庭自由选择空间变小。五是家庭结构与家庭关系趋于简单化, 家庭社会化功能减弱。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代际结构简化, 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 一代户和两代户已成为主体家庭, 分别占全国家庭户的57.0%和22.0%;另一方面是家庭关系结构简化, 从以夫妻、亲子、同胞等多轴关系结构为主, 转变为以夫妻、亲子的双轴关系结构和夫妻单轴关系结构为主。[4]六是家庭资源子女偏重状况严重, 过度关注制约子女全面发展。受长期严格计划生育影响, 许多家庭只有一个孩子, 缺乏对第二个甚至多个孩子的预期。为减少失独或现有孩子不成器的风险, 整个家庭对孩子特别关注, 加上传统文化影响更使其成了整个家庭的中心。 然而, 这种过度关注在使孩子占用过多家庭资源的同时, 也承受了过高的家庭预期。七是家庭功能外化, 遭遇社会反应迟缓, 导致家庭部分功能无法满足家庭成员。具体表现在社会保障系统尚未做好功能代偿准备时, 家庭功能开始弱化, 使老年人和孩子的生存、健康和福利受到重要影响。[5]
四、“单独二孩”政策的转变对家庭发展能力的影响
尽管学界认为“单独二孩”政策遭受 “冷遇”, 并未有效地提高出生率, 因而其对家庭、社会的影响甚微, 但笔者通过对历年抚养比的分析发现, 这一政策明显增加了总抚养比 (图1) 。进一步分析认为, 是持续增长的老年抚养比与2014年儿童抚养比的上升共同造成的 (图2) 。本文粗略估计, “单独二孩”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使家庭在承受不断增大的养老压力的同时, 增大了儿童的抚养负担, 给受影响家庭的家庭发展能力造成冲击。本文通过实施 “单独二孩”政策后的新闻报道和相关研究发现, “单独二孩”政策对家庭发展能力的考验并不仅限于选择生育那部分, 对一些未选择生育二孩, 但符合条件的家庭也带来一定冲击。这种冲击主要表现为现期家庭能力不足, 发展能力遭受瓶颈。
1.家庭的选择成本
“单独二孩”政策的实施, 使符合政策的家庭面临着生与不生的抉择。家庭成了家庭成员博弈的场所, 由此带来的家庭矛盾也不断见诸报端。主要表现为祖辈父辈之间、夫妻之间、亲子之间的矛盾冲突。 由于祖辈受传宗接代、子孙兴旺等传统观念的影响较深, 多督促父辈生育二孩, 但父辈多基于经济压力、抚养成本而不愿生育二孩, 由此引发了家庭矛盾。[6]而夫妻之间因为对生育二孩的意见不合, 也会引发家庭矛盾甚至会导致孕后堕胎、离婚等不良后果。
2.对家庭发展策略的冲击
许多单独家庭在二孩政策出台以前并没有明确的再生育预期, 多采用质量— 数量替代的策略, 采用“一次性”抚养方法对现有子女的抚养投入大量资源, 以期提升家庭发展能力。这种策略主要表现为, 在消费上的子女偏重。[7]家庭更倾向于当期消费,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上文所提到的家庭储蓄率较低的情况。另外, 在考虑“子女扩容”问题的同时, 也面临“房子扩容”问题, 在当今房价较高情况下, 许多家庭更是无力换房购房。在储蓄不足、 孩子抚养成本普遍较大情况下, 生育二孩势必影响家庭生活水平。并且, 单独家庭成员普遍在突然开放的二孩政策面前, 缺乏相应的角色预知。因而准备生育二孩的单独家庭, 必须面临家庭策略的转变, 以及由此带来的转变成本。
3.对家庭经济能力的考验和影响
单独家庭由于家庭结构原因, 负担家庭经济的主要支撑为现今生育或者考虑是否生育二孩的夫妇。其家庭经济承受如哑铃型, 他们处于中间位置, 承受了更多的经济压力。因而家庭经济能力很大部分取决于他们的经济能力。从上文可知家庭赡养老人的义务较重, 而生育二孩更会加重其抚养义务。有研究[8]称, 城市普通家庭养育儿童的月成本已高达3000元, 从中可以看出增加一个孩子的经济成本是极大的。另外, 家庭成员也会由于抚养时间的增加导致工作受到影响, 以至影响家庭收入。特别是母亲, 很可能由于生育, 或者对孩子抚养负担过重而丧失升职机会、降职甚至失业, 导致家庭经济支撑能力进一步削弱。
4.对家庭保障与支持能力的影响
生育二孩对现期家庭保障与支持能力的影响表现为对心灵慰藉、感情交流的提升, 对养老、抚幼质量的下降。如前文论述, 生育二孩将导致家庭经济能力减弱, 且随着二孩出生, 根据资源稀释理论, 家庭中孩子得到的照料时间和经济支持将会减少, 其教育质量也将因此受到影响。 另外, 对养老来说, 现今由于父辈工作等各方面原因导致“管生不管养”的文化形成。此外, 社会缺乏孩子看护的社会机构, 现有的费用过高超出一般家庭负担能力, 使大部分家庭中的孩子都由祖辈协助抚养。另有研究表明, 祖辈的支持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单独家庭的生育意愿[9], 也从侧面反映了这一事实。对二孩的抚养照顾必定导致祖辈老年生活质量严重下降。此外, 家庭中父辈在承受巨大经济压力的同时, 其休闲娱乐时间也被新增的二孩挤占。总体表现为家庭中间结构的父辈承担家庭负担过重, 生活质量水平下降。
5.对家庭风险应对能力的影响
大多研究“单独二孩”政策带来影响的论文都提到, 二孩的生育将提高家庭的风险应对能力。本文认为, 仅仅因为二孩的出生减少了失独的风险就将其视为家庭应对风险能力的提高有失偏颇。从现期看, 二孩的出生在某些方面降低了家庭的风险应对能力。从前文可知, 由于生育二孩, 家庭的经济能力下降, 且由于家庭策略原因, 家庭储蓄相对不足, 导致在家庭风险应对时调节能力受限, 若家庭成员特别是经济上支撑家庭的父辈得病或遭受意外, 将使家庭难以有效应对。
五、对全面放开二胎政策实施的启示
本文认为, “单独二孩”政策的转变给家庭发展能力带来冲击。而“全面二孩” 政策作为后继政策, 在实施中也会遇到与 “单独二孩”政策类似问题, 给家庭发展能力带来负面影响。为减少计划生育转变对家庭发展能力产生的不利影响, 政府一是要加强社会宣传和教育, 打破人们长期形成的一个家庭生育一个孩子给家庭带来更多利益的刻板印象, 提供更客观的家庭生育发展观。二是给予生育二孩家庭一定期限、额度的家庭发展辅助性无息贷款, 帮助其渡过家庭发展困难期。三是通过减少或免除婴幼儿用品税费, 降低国内婴幼儿用品价格。同时, 制定强力措施加强国内婴幼儿用品特别是奶粉的监督, 增强国民对国内产品的信心, 以减少对高昂进口婴幼儿用品的依赖, 减轻抚幼成本。 四是大力扶持托儿学前教育的社会办学。制定相应的办学标准, 加强监督并对入托、入园儿童的学费进行相应的补贴以期减轻家庭教育成本和抚幼的时间成本。
参考文献
[1]吴帆, 李建民.家庭发展能力建设的政策路径分析[J].人口研究, 2012 (4) :37-44.
[2]石智雷.计划生育政策对家庭发展能力的影响及其政策含义[J].公共管理学报, 2014 (4) :83-143.
[3]谭云勤.提高家庭发展能力研究综述[J].人口与家庭发展, 2014 (3) :28-30.
[4]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中国家庭发展报告[R].北京:中国人口出版, 2014.
[5]易凌炜.促进家庭发展能力建设的实践与探索[J].人口与计划生育, 2015 (3) :34-36.
[6]滕军伟.80后春节遭遇新烦恼:被“逼”生二孩[N/OL].新华网, 2014-1-31.[2014-02-01]:http://news.xinhuanet.com/mrdx/2014-02/01/c_133087718.htm.
[7]边燕杰.浅析我国独生子女家庭生活方式的基本特征[J].中国社会科学, 1986 (1) :91-106.
[8]庄庆泓, 杨雪.算算单独家庭的二孩成本[N].中国青年报, 2013-11-20.
那么,随着这一政策所带来的生育小高峰的出现,哪些行业将迎来长期利好?哪些大学专业将升级为“潜力股”?
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那些因“二孩”而横空出世的职业新需求,有没有一个能让你怦然心动!
健康成长第一步· 乳品工程
【职业剪影】“听说中国全面放开‘二孩’政策,新西兰的奶牛不由得胸前一紧。”网络段子虽然只是戏谑调侃,却也一语中的——新西兰的奶牛如今还真是“压力山大”,因为中国家庭对于进口婴儿奶粉的热衷和追逐已经达到了狂热的程度。
当三聚氰胺成为横亘在人们心中的一道不小的阴影,国产奶粉对宝爸宝妈们而言已如杯弓蛇影;当人们因找不到值得信赖的奶粉而不惜远渡重洋,在异国他乡大量购买外国的奶粉时;当国内有良心的乳品行业不辞辛劳,努力提高产品质量时,你是否动心,想要为中国乳品行业的发展付出自己的努力?
乳品科学研究、新产品开发、乳品深加工、品质检测……保障“二孩”的健康成长,从乳品行业开始。
【专业信息】乳品工程专业按“3+1”人才培养模式进行培养,学生经过三年的理论课和实验课学习,系统地夯实乳品科学方面的知识,掌握乳品加工过程中的变化及各种乳制品加工的知识,最后利用为期一年的实习和实践操作,了解和掌握各种乳制品加工技能。
【就业领域】在乳品加工领域从事行政管理、技术管理工作,在相关企业从事乳品生产技术管理、品质控制和检测、新产品开发等方面的工作。
健康成长第二步· 妇幼保健医学
【职业剪影】2015年11月,在青岛举行的第四届家庭服务业技能竞赛中,一名“90后”大学生的自我介绍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我学的专业是烹饪工艺与营养,可是营养师的就业渠道比较窄。两年前,我在北京看到一家月子会所在招人,就慢慢开始接触母婴护理行业。”
据了解,本次大赛共设置养老护理员、母婴护理师、育婴师、西式面点师4项内容。大赛的参赛人数为778人,而母婴护理师的参赛人数就占了521人。
毫无疑问,随着“二孩”政策的放开和居民生活条件的提高,母婴护理行业的市场需求在不断增加。那么,如何才能成为一位专业的母婴护理师呢?
【专业信息】妇幼保健医学专业旨在培养掌握妇幼保健基础医学知识,具备基础医学、临床医学和预防医学方面的基本技能,能通过国家执业医师资格考试,能在基层从事妇幼保健和妇产科、儿科常见病的防治工作,具有初步处理妇产科急诊、产科大出血的能力的人才。
【就业领域】毕业生主要到各级综合医院、妇幼保健机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科研单位等机构从事相关工作。
健康成长第三步· 学前教育
【职业剪影】“电子琴、舞蹈、识字这三门课程学了3年,总共花了近4万元。接下来已经报了1年的英语课,又要花1万多元。孩子学龄前的教育开支5万元是妥妥的。”一名6岁孩子的家长杨女士算了一笔账,“如果‘二孩’继续这么养,又是一笔大支出。”
据了解,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实施后,每年将增加约150万名新生儿,其所蕴含的消费红利在每年1400亿元左右。教育这靠人吃饭的行业,又要火起来了。
【专业信息】学前教育以儿童心理学为基础,遵照儿童生理和心理发展规律,研究如何通过教育促进婴幼儿健康成长。学前教育既包括语言教育、数学教育、科学教育等知识性内容,也包括音乐、体育、美术等提升孩子综合素质的内容,还包括促进孩子做一個正常的社会人的社会性教育。学前教育是培养幼儿教师的专业,在毕业前,学校会给学生专门安排几个月的幼儿园实习,让学生到幼儿园做带班老师或保育员,积累一定的幼儿教学及与幼儿相处的经验。
【就业领域】到幼儿园、幼教衍生市场做保育员或教师等工作,到幼儿教育培训机构做课程设计师、科研开发人员,到电视台少儿频道和出版社做少儿节目前期制作、幼儿出版物编辑。
健康成长第四步· 社会学
【职业剪影】“二孩”的来临,对于一个家庭来说,意味着更多的操劳、更多的支出,以及更多“不得不”的放弃;对于国家而言,则意味着养老、医疗、基本公共服务、产假政策、女性就业等种种社会保障都要抓紧跟上。
“二孩”政策的实施,需要专门的人才提供政策分析、社会调查以及规划管理。社会学专业的学子们便是这项工作的主力军:着眼全局,服务社会。
【专业信息】社会学是从社会整体出发,通过社会关系和社会行为来研究社会的结构、功能、发生、发展规律的综合性学科,其研究对象包括历史、政治、经济、社会结构、人口变动、民族、城市、乡村、社区、婚姻、信仰与宗教等。该专业培养具备较全面的社会学理论知识、较熟练的社会调查技能,能在教育、科研机构、党政机关等单位,从事社会研究与调查、政策研究与评估、社会规划与管理等工作的高级专门人才。
抢怀者须6月30日前补办手续
时间: 2014-03-28来源: 广州日报(A1版)作者: 何雪华
“单独二孩”需申请并加具单位意见 昨日零时后出生的为合法
文/记者何雪华 通讯员粤卫信
昨日上午,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广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修正案》,自公告之日起施行。这标志着广东实施“单独二孩”政策正式落地实施。
广东省卫生计生委副主任陈义平通报,自2014年3月27日起实施的广东“单独二孩”政策,规定夫妻双方或一方为独生子女且只有一个子女的,由夫妻双方共同申请,经乡镇、街道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机构或者县级以上直属农林场审批,可再生育一胎子女。这就意味着,昨日零时以后出生的“单独二孩”,都属于合法生育。
而独生子女的界定,是指夫妻生育或者合法收养的唯一子女,即没有同父同母、同父异母、同母异父的兄弟姐妹,或者曾有兄弟姐妹但兄弟姐妹均于生育子女前死亡。
昨日,广东、湖北、辽宁三省同日都宣布实施“单独二孩”政策。至此,全国已经有14个省份符合条件的民众可以生“二孩”。
实施 审批限时办结 公示缩短为15日
陈义平介绍,政策实施后,“单独”夫妇一方为广东省户籍的,可自愿选择适用其中一方户籍所在地省份的生育政策的规定执行。户籍从外省迁入广东并在广东提出按“单独”申请再生育的,应以广东省规定的标准予以确认。
与一孩生育只是在计划生育服务证上登记的做法不同,“单独二孩”生育要经过申请、审批、公示等手续。陈义平表示,“单独二孩”属于再生育,因此与其他再生育情况一样,都需要申请、审批,并证明“单独”情况属实,也就需要工作单位加具意见了。
按照《省人口计生委关于进一步方便群众办证的指导意见》的规定,在办理“单独”夫妇再生育审批过程中,对核查独生子女身份确有困难的,可依据当事人的承诺办理。此外,再生育审批执行首接责任制、一次性告知和限时办结等便民制度,而“单独二孩”审批后的公示时间也由30日缩短为15日。
衔接 抢怀未补办手续征2%社会抚养费
对于在政策正式实施前就已“抢生”、“抢怀”的家庭,省卫计委表示,落地政策只适用于公告实施后的生育行为,因此,在3月27日前“抢生”的,不算合法的再生育;而“抢怀”未生的,须于6月30日前补办再生育审批手续。
在政策正式实施前已经怀孕,但尚未生育的单独夫妇,可在2014年6月30日前依法申请补办再生育审批手续;逾期未补办审批手续的,按当地违法生育社会抚养费计算基数,征收2%的社会抚养费。
陈义平表示,昨日已印发通知,对全省卫生计生机构作部署要求,在基层为“抢怀”者设立补办再生育审批的绿色通道,快接、快审、快批。
省卫计委强调,实施“单独二孩”,是调整完善生育政策,不等于放松计划生育工作。
预测 “单独二孩”5年为广东增32万人
广东是全国人口第一大省,正式实施“单独二孩”政策后,会否新造生育高峰?
对此,省卫计委表示,预计“单独二孩”实施5年会为广东多增32万人口,明后年可能会 1
迎来多生8万~9万人的生育小高峰,不过与广东常年100多万人口出生的总数相比,对人口总规模的影响微乎其微。
2010年的数据显示,目前,广东独生子女的总数为732.25万人,户籍人口中独生子女的家庭有24.35万户,其中单独家庭还未生的有5.1万户,单独生育一孩的有14.59万户,生育二孩的有3.41万户,生育三孩的有1.25万户,符合政策的“库存”不超过15万个家庭。今年政策新增人口有个慢慢增加的过程,明后年会有个小的生育高峰,以后新增量会慢慢降下来,到2018年后,将降到年新增5万人以内。
陈义平称,根据调研,广东“单独”父母中约有七成表示想生第二个孩子,不过由于不孕不育等原因,估计六成人可达成愿意。
申请流程
“单独二孩”要先申请 符合政策马上办
今后,广东“单独二孩”生育都应先申请,经审批再怀孕。审批时符合政策并手续齐全的,马上办;手续不齐全的,接办单位要在10个工作日内告知。办理流程如下:
1.“单独”夫妇双方携带身份证、户口簿、结婚证等有效证件原件、复印件,以及独生子女一方父母户籍所在地乡镇(街道)人口计生部门出具的属于独生子女的证明材料,持《计划生育服务证》到女方户籍所在地村(居)民委员会领取并填写《再生育一胎子女申请表》。
2.将填写好的《再生育一胎子女申请表》分别交男、女方户籍所在地村(居)民委员会审核并加具意见;有工作单位的,应先交其所在单位加具意见后,再交双方户籍所在地村(居)民委员会审核并加具意见。
3.村(居)民委员会接到申请人的《再生育一胎子女申请表》后加具意见,并将加具意见的《再生育一胎子女申请表》连同申请人其他证明材料送交到女方户籍所在地的乡镇、街道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机构或者县级以上直属农林场审批。
4.女方户籍所在地的乡镇、街道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机构或者县级以上直属农林场审查批准后,报县级以上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备案。
细问必答
1.全省政策统一 各地市不能差别化实施
问:有报道称某地市对符合“单独二孩”政策目前已生育的夫妇,暂不征收社会抚养费及暂缓行政处理,政策是否允许?各地市可自行制定更多细则吗?
答:这不符合政策,政策是全省城乡一体、一步到位实施,因此贯彻依法生育原则,全省范围统一依法实施政策,各地市没有差别。
2.境外超生或再婚家庭有二孩都不能再生
问:有家庭在内地生一孩,到境外又生育一孩,能算“单独二孩”再生吗?
答:不能。社会关注的所谓“境外超生”,还有再婚家庭共有二孩或以上的,都不能算独生子女。其实,兄弟姐妹夭亡了也算独生子女,已经是政策的最新放宽,因为之前“见过一面”才夭亡的,都不算。
3.获批后停发独生子女费 已发费用不需退
问:领了独生子女证,还能再生吗?
答:可以。批准再生育时应收回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并停止发放独生子女保健费(已发放的不要求退还)。
问:农村“单独”夫妇结扎了,想再生二胎,怎么办?
广州二孩政策最新消息:每年将出生3万“二孩”
小编从昨天上午召开的广州市年度卫生计生工作会议了解到,20“全面二孩”政策实施以后,广州预计在原有的出生规模上,每年将增加3万左右的政策内二孩出生。目前,广州正在修订《广州市人口计划生育实施管理办法》,目前进入征求意见阶段。
广州市卫计委信息与统计处处长黄锦辉表示,广州正在修订《广州市人口计划生育实施管理办法》,目前进入征求意见阶段。
人口计生统计,(2014年10月1日至9月30日)常住人口出生161669人,增幅为 0.57%。其中,广州市户籍人口出生人数为105552人,增幅为7.38%。官方解释,出生总人数增加的原因主要是单独二孩政策的实施, 符合生育条件的家庭二胎出生数有所增加。在“全面二孩”后,广州预计在原有的出生规模上,每年将增加3万左右的政策内出生量(常住人口)。
广州市卫计委妇幼健康处副处长何全文透露,为应对“全面二孩”政策,广州将出台《广州市提升妇幼健康服务能力行动计划(-)》作为配套行动计划。将扩充妇女儿童生育资源,推动区级妇幼保健院、儿童(妇儿)医院升级改造,增加产科、儿科床位,引进产科、儿科等紧缺医疗人才,并在政策上对产科、儿科进行倾斜。
链接
单独二孩生了多少?
一孩二孩都可延长产假
12月27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了对《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修改,明年1月1日起,中国正式从“只生一个好”转向鼓励生育两个孩子。国家卫生计生委有关负责人回应了人口计生法修法的相关热点问题。
相关问题解答:
——什么情形可以再生育?
国家卫生计生委法制司司长张春生介绍,人口计生法修法中将再生育的有关规定授权给地方人大或其会进行决定。此前,各地对于再生育情形的规定有一定差异,主要是针对再婚家庭、病残儿家庭等。要依据相关规定,经过批准之后才能允许再生育。
“现在我们正在根据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总体的要求,结合各地在再生育管理当中的一些相关规定,认真梳理,加强指导,希望地方在修订地方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的过程中,能够将再生育的情形作出明确规定。”张春生说。
——代孕到底禁不禁?
在21日提交全国人大会审议的人口计生法修正案草案中,“禁止买卖精子、卵子、受精卵和胚胎;禁止以任何形式实施代孕”引起社会争议。而27日表决通过了的关于修改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决定删除了这一拟新增的规定。
对此,国家卫生计生委法制司司长张春生解释说,在修正案草案中增加这一内容,“主要是因为目前在代孕以及买卖精子、卵子这些方面,虽然有两部部门规章,一是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二是人类精子库管理办法,但是毕竟考虑到部门的规章位阶比较低,在非法的这些交易活动当中,相关人能够获取很多暴利,老百姓在这些方面不是非常了解。”
“表决以后,这部法律当中没有涉及关于代孕的相关条款,但是我们会继续会同相关部门继续加强对这个领域的管理,予以规范,严禁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术,严禁买卖精子、卵子、受精卵和胚胎。”张春生说,卫生计生部门还进一步地加强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管理,保障正常的医疗秩序,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
——晚婚晚育有没有奖励?
“法律修订之前,我们是鼓励晚婚晚育。这次根据中央五中全会关于全面两孩政策的部署,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已经取消了相关鼓励晚婚晚育的条款,而是作出了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的,无论是一孩还是两孩,甚至一些符合地方法规规定的再生育三孩以上的,都可以享有延长生育假的相关奖励,及其其他相关的社会福利。”张春生说。
他介绍,我国当前的男女初婚年龄已经到了25岁左右,初育年龄到了26岁以上。针对这种新的生育行为情况,国家不再专门鼓励晚婚晚育。“因为年龄太大,对于母婴的安全、保健,对于高龄产妇的身体健康等方面都不利。总的来讲,新法还是鼓励大家按照政策生育,在晚婚晚育方面不再做限制,而确定的是自主采取相关的避孕节育措施,自主安排家庭生育计划。”
——新法实施后,“失独”还有没有扶助?
张春生介绍,对于部分家庭发生独生子女意外伤残死亡的情况,这次在人口计生法修订规定,在本法实施之前的独生子女家庭发生意外伤残死亡的,根据老人老办法的原则,按照现行的相关规定,各级人民政府予以帮扶和扶助。“在新法实施之后,按照法律的规定,因为已经允许所有公民都可以生育两个子女,所以在新法之后对自愿只生育一个子女的家庭,再出现类似的情况就不再参照法之前过去老人老办法的办法。”
一、优化家庭结构, 增强家庭的综合发展能力
对于家庭结构, 在《人类学词典》中是这样定义的:“家庭结构”亦称“家庭构成”, 指家庭成员的组合状况, 即家庭中人与人之间联系的模式。家庭成员间的相互排列与组合, 相互作用与影响, 以及由此形成的家庭规模和类型, 就是家庭结构的整体形态。[1]
现在都市和工业社会最主要的家庭结构是核心家庭, 即由一对夫妇与未婚子女组成的家庭, 它是最基本的家庭状态, 表现为规模小, 家庭关系简单, 是一种比较稳定的家庭结构。但是数据资料显示, 中国现在约有1.5亿独生子女家庭, 家庭形式主要是由父母和子女组成的三口之家。家庭结构模式为“4:2:1”, 单独二孩政策的实行优化了这一家庭结构, 使之呈现更加稳固的“4:2:2”模式。
“单独二孩”政策的实施有助于优化家庭结构, 使家庭的失独风险降低, 使家庭的发展能力提升, 使家庭的基本功能得到更好的发挥。2010年的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 60岁及以上的人口为177648705人, 占全国人口的13.26%, 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为118831709人, 占8.87%;同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的结果相比, 0—14岁人口的比重下降6.29个百分点, 15—59岁人口的比重上升3.36个百分点, 60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2.93个百分点, 而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1.91个百分点。[2]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 家庭空巢化正逐步增加, 家庭的养老功能和家庭抵御风险的能力降低。不光是空巢家庭的加剧, 据统计, 中国目前的失独家庭已超过百万, 且以每年7.6万个的态势增长。失独家庭夫妇年龄一般较大, 失去再生育能力, 并且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创伤, 家庭养老成为显而易见的难题。可见“单独二孩”政策的贯彻实施从一定意义上缓解了空巢家庭的出现, 降低了失独家庭的风险。
单独二孩政策的出台, 给想要另外一个孩子并且符和条件的家庭提供了法律依据。不用因为意外怀孕但是政策的不允许而被迫流产或引产, 也不用缴纳高额的社会抚养费。国家公务员、国有企业的员工也不会因为违反生育政策而失业。从而降低了生育的直接和间接成本。从长远看来, 两个孩子可能会有利于家庭收入的增长, 从而提升家庭的综合发展能力。
二、传承家庭亲属文化, 享受家庭成员间的温暖
家庭文化从属于社会文化, 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和载体, 而家庭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家庭亲属文化体系。随着生育政策的推行, 传统的家庭亲属文化受到极大的冲击, 家庭关系过于简单, 许多有着深厚文化基因的社会关系逐渐消失。尽管现代家庭成员间相互联系、依存、补充的角色关系仍然存在, 但是家庭成员间的关系趋向专一, 家庭成员间的角色过于简单。亲子、夫妻、祖孙等成为主要的亲属和社会角色, 而以前常见的妯娌、连襟、姑嫂等关系则比较少见。“单独二孩”政策尽管只会给家庭增加一个新成员, 但是整个家庭系统都会受到影响。家庭成员会拥有更多的角色类型身份, 这会使许多年轻的家庭成员体验到相对复杂的人际网络带来的温暖。[3]
“多子多福”一直是中国家庭传统的生育观念, 生育政策的调整有利于家庭实现两个孩子的生育意愿, 不仅体现了文化温情和伦理要义, 同时降低了空巢家庭出现的比例。家庭新成员的增加一方面可使家庭氛围活跃, 此外也会减轻因失独、伤残等问题的出现给父母带来的心理不安全感。
三、加大生育和养育的成本, 增加家庭经济压力
单独二孩政策实施以来, 并没有出现预测的“井喷式”增长, 许多符合条件的家庭并没有选择生育二胎。笔者采访了许多家庭了解到, 生育和养育的成本是其考虑的重要原因。孩子从出生到求学再到就业然后结婚, 作为父母需要付出的太多太多, 为了使孩子得到更好的照顾、更优质的教育, 家庭不光要投入物质成本, 还需要更多的时间和精力。面对这些导致很多家庭在“生”与“不生”间徘徊。
总之, “二孩政策”的实施对家庭来说不仅能优化家庭结构, 增强家庭的发展能力, 同时能够增强家庭亲属文化的传承, 但是我们也可预见到对于普通家庭新增加一位孩子无疑会加大家庭各方面的支出, 增加家庭的经济压力。鉴于各地政策刚刚开始实施, 一些影响还有待学者作深入的研究。
参考文献
[1]李鑫生, 蒋宝德主编.人类学词典[M].华艺出版社, 1990.
[2]杨帆, 辛波永.社会保障下空巢老人问题的调研[J].2012 (02) .
我和前夫生赢是青梅竹马。他比我大两岁,我们从小在一个家属院里长大。
1998年,我生下女儿。女儿跟生赢长得像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生赢都为此非常自豪和高兴。至今,我都相信,他很喜欢我们的女儿。
生赢有一个小他8岁的弟弟。
按理说,家里的老人应更喜欢小一点的孩子,但生赢家里相反,他的父母在感情上更喜欢和欣赏生赢,他弟弟性格执拗,且智商有一点问题。
2006年冬天,生赢的弟弟生下一个女儿。
那之后的日子,我们明显发现生赢的父母老了一截,可能两个老人一直盼望二儿子能生个男丁吧。
小叔子因为脑子不灵光,一直没有稳定的工作。而我和生赢都是国有企业的正式职工。
本来因为小叔子的生计问题,生赢的父母曾经很发愁。后来老人的想法突然变了——他们多次提到,四处打工的小叔子正好可以钻计划生育的空子,有一天会给家里添个男丁,以传宗接代。
让人想不到的是,2009年春天,因遭遇车祸,生赢的弟弟丧失了生育能力。
弟媳后来因经济问题以及受不了生赢父母每天挂在脸上的愁容而提出离婚。“生赢的弟弟和侄女后来的生活,基本靠生赢的父母给予救济。”奕媛插播道。
为生儿子,前夫找了别的女人
生赢的父母是北方人,有根深蒂固的“延续香火”思想。
生赢的弟弟出事、离婚后,他的父母有好多次当着我的面提出,他们家面临“绝后”的困境,然后就说如果我再生一胎,他们负责照顾婴儿。
一开始,我觉得他们只是随便说说——我和生赢都是国企职工,政策不允许超生。再说,即使不顾政策和偏大的年龄,我再怀上一胎,谁又保证就一定能生个儿子呢?
弟弟出车祸后,为了多挣钱帮帮弟弟和侄女,生赢申请去位于青海的分公司工作。
在青海的分公司条件艰苦,但是仅生活补贴,每月就比在襄阳工作时多拿2000多块钱,我于是同意了生赢去那里工作。
他2010年去青海工作后,为了节省交通费,我们夫妻每年最多见两次面——他过年回来一次,我在女儿放暑假时去青海探亲一次。每次我们见面的机会没有超过半个月。
2011年暑假,我和女儿去青海探亲时,生赢有一天当着女儿的面说,“你要是个男孩子该有多好!”
我听了心里很不舒服,回敬他说:“你想儿子想疯了吧。你这样说,没想过我和女儿不高兴吗?”
那天晚上我因为那句话跟生赢闹别扭,不让他上床睡觉。生赢没有像以前那样我们闹别扭时总是想方设法来哄我,然后跟我和好,而是选择夺门而出。
他为那样一点小事抛下我和女儿彻夜不归,又是在我和女儿人生地不熟的青海,我其实应该想到点什么。但是,我当时一点都没多想,因为我们有那么深厚的感情基础。
那一年春节假期,回到襄阳的生赢在万家团圆的时刻跟我提出离婚,我很生气,当着他父母的面大骂了他一顿,他又一次选择当场离家,且彻夜不归……
奕媛抽泣着告诉我,她那次“简直傻到家了”。生赢那次回襄阳过年,是带了一个来自青海的小护士回来。而这件事,他一回襄阳就告诉了他父母,而她是很久很久以后才知道真相。
那个来自青海的护士比生赢小13岁,1981年出生。论长相和身材,用我女儿的话说,别看我今年已经45岁,但仍能“甩她十八条大街”。
我后来有机会见到那个护士时,第一个冒出的念头是,她是生赢找来为他家传宗接代的……
2011年春节过后,因为我不同意离婚,生赢去法院提起诉讼,并提供了近两年跟我仅有夫妻之名、没行夫妻之实的所谓证据……当他的代理律师找到我说到这个事时,我羞辱难当。
即便是这样,如果我坚决不同意离婚,法院也不会强判离婚。但是,跟我从少年就相识的生赢,不顾多年的情分以及我和女儿的痛苦,在2011年3月18日那天发短信给我说:“今天,某某(那个护士)去做了B超,明显看出是个男孩,我已经打电话告诉我父母,他们欣喜若狂。你如果不同意离婚,那我就在襄阳和青海各有一个家。我会因为某某给我家传宗接代而一辈子感恩她……”
生赢甚至还发短信告诉我,为了能生儿子,他处心积虑找了个护士,因为可以“更方便鉴定胎儿性别”。
对于生赢这样无权无势无钱的平头百姓来说,这是能生儿子的最低成本付出。
他为了生儿子,做成这样,我也是无语了。当我的律师告诉我,等他生下儿子后,我可以去告他重婚罪后,我无力地说:“算了,毕竟他是我女儿的爸爸,我不想害他,那样的话,会影响他的父母等一大家人。”
被动离婚,我至今未走出伤痛
2011年6月,我和生赢办理了离婚手续。没过多久,生赢如愿以偿生了儿子。
我们离婚后的头两年,因为心怀愧疚,生赢每月都按时给我女儿1000块钱生活费;过年过节和女儿过生日时,他还会给女儿红包、买新衣服新鞋子,有一年甚至专程从青海回来给女儿过生日……
2013年8月,女儿上省重点高中需要缴纳近3万元费用,生赢听说后,一秒钟没有犹豫地说:“这钱我出,让女儿去上。”
一个多月后,他的妻子知道了这件事儿,跟他闹到天塌——她没吭声抱着儿子回了地处偏僻的娘家。后来我无意中听生赢说,那个地方偏僻到至今没有通讯基站,好几天联系不到他们娘俩,生赢几乎要疯掉。
就这样,生赢此后断了给女儿的生活费。
因为现在的妻子年龄小,而且生赢的经济条件并不好,为了防节外生枝,去年生赢带着妻儿回了襄阳,后来跟公司领导软磨硬泡调回襄阳工作。
他现在一家三口跟他父母同住,而我们曾经的家跟他父母、我父母在一个家属区,大家总是抬头不见低头见,这让我非常难受。
我没有能力买新房子搬出现在的家属院,这几天总想着到外面租个房子住。
因为夜里总是睡不着觉,我在想:如果二孩政策早点实施,我和生赢是否不会是现在的生活状况呢?
有人劝我想开点,找个合适的人嫁了。别说现在我有心理阴影,很害怕谈感情和婚姻了,就算我有心再组织家庭,到了这个年龄又独自抚养未成年的女儿,到哪儿去找合适的结婚对象呢?
(据《襄阳晚报》牛 牛/文)
记者
手记
离婚的原因,哪里会只有一个
两个小时的讲述中,奕媛不断重复和强调,她之所以被离婚,是因为没有在生育政策不允许的情况下“破釜沉舟”给前夫家添男丁。
实际上,生或者不生二胎儿子,不过是离婚的导火索。
因为青梅竹马而坚信“感情基础深厚”的奕媛,没有意识经营感情。说到前夫申请去青海工作的事情,她给我强调得最多的是“每月可增加不少收入”,而没有想到长期分居会给中年夫妻带来的隐患。
我曾问奕媛,她前夫在外打拼的日子,她是否肩负起照顾公婆、小叔子和侄女的责任?奕媛的回答是:“我忙不过来。我跟婆婆关系一直都不好。”
婚姻破裂,大多时候绝非仅因为一个人、一件事儿。奕媛应该明白这一点。
为完善计划生育奖励扶助制度,激发群众自觉执行计划生育政策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引到群众切实转变生育观念,自愿放弃政策内二孩生育。特订立如下协议:
一、甲方承诺
(一)积极做好人口计生法律法规宣传、政策咨询和宣传品发放。
(二)在法定期限内免费为其办理《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和《流动人口婚育证明》等证件。
(三)对农村符合政策内二孩生育条件且自愿放弃政策内二孩生育的对象、并办理《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的家庭,在办证一周内县兑现奖励800元。
(四)办理《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的,由乡(镇)计生办建立相关档案上报县人口计生局后,次年将该户纳入县奖励扶助对象范围,办证满四周年以后未违反计生政策的,县一次性奖励10000元。
二、乙方承诺
(一)自觉响应党和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自觉遵守计划生育法律法规和本协议中所规定的各项协议。
(二)带头实行计划生育,按时参加一年四次的妇检。
(三)外出前自觉到户籍地办理《流动人口婚育证明》,到流入地主动交验《流动人口婚育证明》,自觉接受户籍地和流入地的服务和管理,按时寄回流入地县级以上计生部门有效的妇检证明。
(四)若违背以上协议,愿意接受《贵州省计划生育条例》以及相关规定的处罚。
(五)本协议自双方签订之日起生效。本协议一式三份,甲乙双方各一份,报县计生局一份。
甲方(签章): 乡(镇)计生办
乙方(签章): 村 组、夫妇
关键词:二孩生育;政策环境;政策目标;政策效果
中图分类号:C9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149(2016)04-0121-06
DoI:10.3969/j.issn.1000-4149.2016.04.013
自2016年1月1日起,中国所有夫妇,无论城乡、区域、民族,都可以生育两个孩子。这标志着中国独生子女政策的终结,也意味着中国又一次回到了二孩時代。新中国成立后上一次中国人普遍生育两个孩子还是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计划生育政策尚未全面实施的时期。半个世纪之后社会政治经济环境迥异,普遍二孩生育政策的实施效果如何、育龄夫妇是否会按照政策普遍生育两个孩子,不仅涉及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目标的实现,也决定着生育政策下一步改革的方向和速度。
生育政策是一项公共政策,是决策者为了实现人口目标、规范和引导人们的生育行为,所制定的社会准则和行动方案。政策环境则是指作用和影响公共政策的外部条件的总和,涉及地理特征、人口变量、政治文化、社会结构、经济制度等多种因素,这些因素限制和指引着政策的有效实施。本文围绕“谁来生”(生育主体)、“如何养”(社会经济条件)、“生多少”(生育文化)三个问题,着重分析中国普遍二孩生育的人口环境、社会经济环境和政治文化环境,并对这一政策的可能效果与实现政策目标的关系进行理论上的探讨。
一、人口环境:第一代独生子女成为生育主体
育龄人群是承担生育行为、保证生育政策有效实施的主体。我们利用新中国成立以来六次人口普查所在年份育龄妇女的人数和年龄分布进行分析,发现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相比较,2010年的育龄妇女呈现如下特征:①规模成倍增加(见表1)。2010年育龄妇女总人数(3.80亿)是1953年时(1.33亿)的2.85倍,是1964年时(1.52亿)的2.51倍。②结构明显老化(见图1)。最年轻的15-19岁组占全部育龄妇女的比例2010年为12.63%,分别比1953年(18.52%)和1964年(19.63%)时减少了5.88和6.99个百分点。20-34岁生育旺盛年龄人群的比例2010年为42.44%,也低于1953年时的46.34%和1964年时的46.12%。
虽然截至2010年的最近一次普查数据显示育龄妇女的总人数不断在攀升,但此后育龄妇女总人数将呈现下降态势。不考虑死亡率仅粗略估算,分别用2010年10-14岁、5-9岁和0-4岁人口队列逐步替代2010年45-49岁、40-44岁和35-39岁队列,便可知2015年、2020年和2025年育龄妇女的总人数将分别下降为3.63亿、3.34亿和3.11亿。育龄妇女中20-34岁生育旺盛年龄人群的数量在2000年已达到峰值1.66亿,2010年降为1.61亿,此后还将不断减少。这一变化正是由于不同规模队列的替代作用所导致的必然结果。
普遍二孩生育政策全面实施的2016年,当年15-49岁的育龄人群是1966-2001年间的出生队列,其中20-34岁生育旺盛年龄人群则出生于1981-1996年间;随着“60后”、“70后”逐渐退出育龄期,第一代独生子女成为新时期的生育主体。
二、社会经济环境:教育深刻影响生命历程及育儿成本
社会经济因素对于人们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发挥着愈来愈重要的作用,并直接影响生育政策的实施效果。研究表明,社会经济发展和计划生育虽然对中国的生育率下降都有重要的影响,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计划生育的作用在减弱,而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则不断增强。过去几十年间,教育的普及和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初婚的推迟、劳动参与的普遍性、消费方式的变迁、育儿成本的提升,这些社会经济环境的变革深刻影响了每个家庭及育龄妇女群体,也成为普遍二孩政策实施不得不考虑的环境因素。笔者认为,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教育环境的变化。
1986年全国人大六届四次会议通过、2006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为普及义务教育提供了法律保障,适龄儿童到学校接受正规教育成为个人成长不可或缺的阶段;1999年教育部基于《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实施的高校扩招实践,使高校招生规模快速增长,越来越多的人得以接受高等教育。普查数据显示,中国具有大专及以上教育程度的人数从2000年的4402万猛增到2010年的1.18亿。
教育的普及和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不仅提升了中国的人力资本水平,而且对个人的生命历程和育儿成本产生了深刻影响。首先是育龄人群自身受教育年限的延长。育龄人群中相当一部分仍是在校学生,且低龄组育龄妇女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更长(见图2),这无疑会推迟初婚年龄。事实上,婚姻推迟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的一个普遍现象。利用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显示,我国人口平均初婚年龄从1990年的22.79岁上升到2010年的24.85岁.同期男性和女性分别从23.57岁和22.02岁提高至25.86岁和23.89岁。研究发现1999年高校扩招政策带来的高等教育人口比例提高,对适婚的23-30岁年龄组人口的初婚推迟有很强的解释力,可以很大程度上解释我国近年来初婚年龄的上升趋势。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和独立性的增强,使女性就业更为普遍,也改变了女性对于婚姻的态度和在家庭中的权力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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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对子代培养的教育期望提高,并助长了育儿成本。育儿成本涉及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前者包括住院分娩的费用、婴幼儿各种用品支出,以及早教班、幼儿园、小学、中学等接踵而至的教育培养费用等,如果再考虑月嫂、保姆开支,及孩子生病住院等可能的开销,养育一个孩子的直接成本更高。后者则包括父母尤其是母亲为了生育和照料婴幼儿付出的机会成本,如职业发展机会、薪金收入损失等。根据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2014年中国计划生育家庭发展追踪调查0-5周岁儿童问卷数据,生育每个孩子平均分娩费用为4365元:0-5周岁儿童年平均生活支出为5750元、教育花费为4250元、医疗支出为2493元,粗略估计养育一个婴幼儿的年消费超过1万元;教育支出仅次于生活支出。从儿童年养育成本标准差(1.36万元)来看,家庭间的差异相当大(见表2)。这还仅仅是针对婴幼儿的估算,并没有涉及学龄人口的教育费用。育儿的机会成本更是难以估算,无论是母亲因照料婴幼儿导致的机会成本,还是照料孩子引起的工作一家庭平衡的两难选择,都已成为养育子女的障碍性因素。
三、政治文化环境:生育观念已被重塑
每个社会都有自己的文化,文化塑造或影响着人们的社会行为,社会成员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得以区别于其他社会的成员;而文化则来源于代际传承和社会重塑两种途径。“传宗接代”、“养儿防老”、“多子多福”曾是中国传统的生育文化,然而,社会制度的变迁和40多年来计划生育政策的宣传倡导,已经重塑了生育文化,少生优生变成社会主流观念。
社会制度的变迁主要反映为家庭制度和养老制度的改变。过去几十年间中国家庭规模不断小型化、结构趋于核心化、功能日益简单化。计划生育政策有效减少了家庭中的子女数量,迁移流动则显著改变了人们的居住安排。一方面,家庭成员关系重心由纵向代际转为横向夫妻;另一方面,代际财富流方向发生逆转,子女对于父母的经济功效和养老功效逐渐减少甚至丧失。市场经济体制下,越来越多的人通过参与社会劳动获得收入,被社会保障体系所覆盖,由积蓄、退休金或养老金而不是由子女来负担养老。事实上,由于工作方式、居住安排和生活观念的现代化,以及社会竞争压力的加大,养儿不仅不能够防老,甚至还要提防养儿“啃老”。
宣传倡导是中国计划生育政策成功实施的重要手段,移风易俗则是宣传工作的主要目的。在作为中国严格计划生育政策标志的1980年《公开信》中,共产党员、共青团员被号召首先响应政策;此后的几十年间,被称作“天下第一难”的计划生育也是由于无数积极响应国家号召的党团员的身体力行,政策才得以成功实施。几十年的浸润下,少生代表先进、多生意味落后的社会风气逐渐形成,人们的生育观念在现代化和生育政策的双重作用下悄然改变,少生文化形成气候。这一文化的最直接体现就是生育意愿的变化。在全国不同地区的调查结果表明,我国目前每个家庭平均理想子女数为1.6-1.8个孩子;大多数育龄人群的生育子女数低于意愿子女数,且二者皆低于更替水平。
四、普遍二孩生育政策与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作为迄今世界上人口仍居首位的国家,中国政府近年来在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同时,开始采取逐渐宽松的生育政策,这源于我国人口发展的内在动力和外部条件都发生了重大转折性变化。20世纪90年代,中国完成了人口转变,进入低生育水平时期。尽管总人口规模仍保持惯性增长,但内在自然增长率已开始呈现衰减态势。同期世界发达国家的总和生育率持续在低位徘徊,中国是否也会陷入“低生育率陷阱”成为学界讨论的热点。新的人口形势下,生育政策迅速实现了从“双独二孩”、“单独二孩”,到“普遍二孩”的三步走调整战略。2013年底“单独”二孩政策实施后,“遇冷”說曾一时流传,申请生育和实际生育的夫妇规模也远低于预期;尽管可能存在政策效果延后、生肖年份影响等因素,但“普遍二孩”政策的急遽实施,不能不说是对上述观点的政策回应。
从普遍二孩生育的政策环境来看,作为生育主体的育龄妇女其规模随出生队列的更替次第减少;母子两代人的生命历程都受到教育普及的深刻影响,养育孩子的直接和间接成本不断攀升:生育文化已被重塑,人们的生育观念和行为都转向少生优生。这些都意味着普遍二孩生育政策并不会起到立竿见影提升生育率水平的效果,其对劳动力短缺、人口老龄化等结构性问题的解决也不会是即时的。那是否应该进一步放宽政策,或取消生育政策?
关于上述问题,目前仍存在激烈分歧。笔者认为,辨析普遍二孩生育政策与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政策目标之间的关系,将有助于回答这一问题。
实施普遍二孩生育政策是实现政策目标“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手段之一。中国严控型生育政策围绕“节制生育,控制人口过快增长”的原有目标,已完成了从目标确定、实现、稳定,到目标转移的周期;自2011年以来“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新目标经过多方探索得以确立,中国进入宽松型生育政策新周期。如果说旧的政策目标可以用人口增长率这一指标加以量化,“降速度”一定程度上还是单维单向任务,那么新的政策目标则是多维复杂的。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包括多方面的均衡,如人口数量、质量、结构、分布等要素协调发展的人口自身均衡,以及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国际竞争力等要素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人口与外部系统均衡,但其基础和核心是人口自身的均衡。生育率是调节人口均衡发展最主要的人口杠杆;使人口再生产达到均衡状态时的生育水平也称作“均衡生育率”,从人口长期均衡角度看,均衡生育率水平应该是围绕着更替水平波动。从这个意义上说,普遍二孩政策不仅更符合人们的生育意愿,顺利实施后的理想结果也更接近均衡生育率水平的理想目标。
“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政策目标需要多久才能实现?从严控型生育政策目标的实现周期来看,若分别以1962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指示》作为起点,以1998年中国的人口自然增长率首次降到了10‰以下作为节点,控制人口过快增长的目标花费了近40年的时间。均衡型人口可以看作是在适度人口规模条件下的静止人口。因为就人口自身发展的规律性而言,如果生育率和死亡率保持不变,任何一个人口长期发展下去将会形成一个稳定人口:稳定人口的年龄结构与初始人口的年龄结构无关,因而可以摆脱惯性、克服任何结构性缺陷;但由于其具有增者恒增、减者恒减的特性,稳定人口的规模将在保持结构不变的情况下持续增加或减少;因而只有静止人口才可能兼顾规模与结构。然而,确定适度人口规模是一个难题,尤其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传统人口大国,人口规模多少才算适度至今并没有一致的意见。稳定人口的实现则通常需要两到三代人的时间。
综上,笔者认为,中国未来人口规模的减少以及生育政策的进一步宽松是不言而喻的,但这应该是一个渐进实现的过程。虽然普遍二孩生育的政策环境预示着,这一政策并不会起到立竿见影提升生育率水平的效果;然而,无论是社会经济发展对人们生育意愿和行为的影响已超过生育政策的影响,还是移风易俗人们生育观念的已然转变,这些恰恰是过去几十年来计划生育工作的显著效果,是我们努力要实现的境界,也是我们应该深感欣慰并为之自豪的成就。考虑目前的政策环境,我们需要做出的抉择是:应该加强,还是减弱生育政策对于人们生育的影响?可以看到,中国人口不管是以往的惯性增长,还是今后的负惯性缩减,一定程度上都须归因于对于人口发展的失控或严控。在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和一代人的牺牲已经实现了原有政策目标的基础上,生育政策对于生育的直接干预宜缓不宜急,宜弱不宜强,应该意识到结构问题的减弱和消除是长期的,均衡人口的实现也是长期的。在这一过程中,政府工作的重点需顺应政策环境的变化,通过努力创造生育友好型社会,润物细无声地使人们安心、安全生育,保障现有政策的顺利实施,而不是急于求成再次贸然改变生育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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