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访南京民国建筑

探访南京民国建筑

探访南京民国建筑 篇1

结课论文

通达学院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130041班13004134曹震

2013年11月

封存的记忆——南京民国建筑的探究

摘要

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文化遗产越来越受到重视，其中民国建筑就是保护的重点，然而在众多的民国建筑中当属南京的民国建筑最为众多。南京民国建筑不仅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特点，也记载着南京的曲折历史，更是建筑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本文将从实际出发，探寻南京民国建筑的历史地位，分析南京民国建筑的保护与利用的意义。探究南京民国建筑的保护与利用现状，发现问题，并寻求解决办法。本文主要通过介绍南京民国建筑保护与利用等。从这些方面得出结论，加深对南京民国建筑的理解。

关键词：南京民国建筑；历史地位；保护；开发利用

一、南京民国建筑的历史地位

南京作为民国首都期间，曾兴建了数量众多、流派纷呈的议会党政类、纪念类、文化教育科研类、宗教类、使领馆类、经融邮政公用类、官邸别墅类、工业交通类等建筑面积近900万平方米。这批优秀的民国建筑，在中国著名的古都和历史

文化名城之一南京的建筑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

首先作为上世纪初全国的首都，国民政府制定的《首都计划》，可以说是中国政府首次自己主持的大规模的现代城市建设规划。据考证，其中包括人口预测、城市功能分区、道路系统规划、市政工程等。这些都说明，南京民国建筑在中国城市规划的历史上有着不可估量的重要历史地位。

其次南京是中国建筑是活动最为集中的城市之一，20世纪20、30年代一批从欧美留学归来的建筑师和工程师聚集到南京，他们有的自己拥有事务所，有的为政府规划，有的在大学任教，在南京近代建筑的探索、实施做出了相当大的贡献。今日的南京，无论是城市布局、接到设计，还是社会风俗、人文教育，都继承了许多民国时期的东西。由此可见，民国建筑在对历史的传承上也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

二、南京民国建筑的保护与利用现状

对于南京城里一大批珍贵的历史遗产，多年来虽也曾注意保护和利用，但是由于过去对历史认识的偏颇及财力的限制，受到的破坏触目惊心。1988年调查时，尚有将近200处重要民国建筑，2002年时仅存130处，三分之一以上已经

消失。上世纪90年代以来，民国建筑的拆毁速度比建国初期快了几倍。若干极为重要的民国建筑仅能当成部队和机关事业单位的一般房屋使用，完好境况悬殊很大。由于经费不足，缺乏古旧建筑维修知识和专业队伍，许许多多的优秀民国建筑无法维修。同时在城市现代化的进程中，一座座高楼大厦的耸立，严重的破坏了连贯的视觉效果。使得南京民国建筑的生存环境变得恶劣，对其进行针对性保护的需要迫在眉睫。

三、保护与利用中存在的问题

保护文物建筑一直都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难题，随着现代化进程的迅速推进，中国文物建筑保护工作得到了一定的改善, 但仍然困难重重。南京民国建筑在保护和开发中存在着种种问题，在观念、制度、人才培养、管理等方面都存在着不可忽视的缺陷。

第一、缺乏整体的保护思路

南京民国建筑分布散乱，地方军方有着不同的保护思路，但是都没有

创新性，都是一些假大空的方法，而且由于高层的不重视，这些方法都难以落实。地方军方工作不协调、不团结都是保护中的问题

第二、缺少健全有效的法律

虽然政府将民国建筑列入法律保护的范围，但是至今仍未出台针对南京民国建筑保护的相关法律条文。同时对于受到法律保护的民国建筑同样倒在了挖掘机下，这是九不得不让我们想到这样的法律保护是不是仅仅是一张空头支票。那些破坏民国建筑的人和单位最终没有受到应有的处罚，可见法律是不够健全的。

第三、缺乏专业的管理人才

虽然在建筑方面，南京不乏优秀顶尖的人才，但是从南京民国建筑的分布来看，很多都是只闻其名未见其身，这些优秀的人才却无用武之地。对于南京民国建筑的管理显然是不系统不到位的，究其根本就是没有这样专业的管理人才。

第四、城市发展影响民国建筑保护

有关人士的调查发现，随着城市的快速发展，很多民国建筑都难以得到保护，比如由于道路的拓宽对建筑本体有着严重的破坏，又如，很多建筑都被各种现代化商铺利用，并且包围着很多违建，使得民国建筑变成了大杂院。

四、南京民国建筑的保护与利用的解决办法的建议

第一、建立统一的地方军方联合保护指挥办公室，对民国建筑保护进行指挥。由指挥部队保护工作进行部署。

第二、加快讨论完善法律，并加强执法力度，执法效率。

第三、给管理方面的人才和建筑方面人才机会，对南京民国建筑加以考察，并且对建筑做出评估，为保护工作提供保护方案。

第四、将南京民国建筑考虑到城市规划中，加强对违建的处罚力度，根据保护方案，进行设计。

第五、可以根据分布图，设计民国建筑旅游路线。

结语：

探访南京民国建筑 篇2

在中国近代史上，南京作为民国的首都，经历了1912年民国初年短暂的临时大总统执政和1927年蒋介石定都南京到1937年沦陷10年时间，再到1945年抗战胜利国民政府迁回，1949年蒋介石败退台湾，前后几十年。这期间，民国政府的显贵和各界精英，云集南京，陆陆续续建造了一批设计造型别致，建造施工质量高的别墅类独立住宅。以大行宫附近为起点，东线走四牌楼、鸡鸣寺、鼓楼到山西路一带;西线走淮海路、中山南路、鼓楼到山西路，形成了城市中心地带的别墅集中区，尤以山西路一带最为集中，数量之大，形式之多，保护之完好，是其他城市所罕见的。

这些民居的建造时间，上世纪30年代是一个高潮，抗战胜利后的1945年到1947年又是一个高潮，1948年、1949年由于内战原因，建造的不多。这些建筑的设计师，除少数是国外建筑师外大多数是国内的建筑师，即接受西方现代建筑教育学成归国的第一、二代建筑师，如杨廷宝先生、童隽先生等都留下了这一时期的作品。(图1)

新中国成立后，这些建筑分别有江苏及南京的党政军领导居住使用，维护良好，保留了原来的风貌。只有个别建筑，被多户居住，任意改造，没有得到妥善保护，以至于面目全非，破旧不堪目睹。(图2)

二、建筑风格和形式

民国居住建筑的形式，受制于建筑主人的意志和建筑设计师的想象力和表达能力。由于是个人行为，基本不受其他条件的制约，不像现在城市规划的种种限制，所以每栋建筑都有比较明显的个性，但这并不是说就没有大环境中的统一要求，事实上，在整体上还是表现出相当的有序和统一。主要表现在：1、道路围墙是统一样式和颜色;2、住宅以坡屋顶为主;3、以二层局部三层为主。有了这三个方面的限制，单体的个性化和多样性，达到了在统一体里的变化即有序的变化。

在山西路一带的民国居住建筑群里，绝大多数的建筑是仿西方古典建筑的，以两坡顶居多，四坡顶相对较少，平屋顶的更少(只有局部做平屋顶的，用作露台)。有单一的两坡顶，也有变坡的两坡顶。(图3、4)

无论是两坡顶还是四坡顶形式，都设有烟囱和气窗，以增加屋面的变化。

除了仿西方古典形式外，还有个别仿中国传统建筑形式。(图5)这是比较个别的做法，以中国传统大屋顶形式建造别墅，虽在别墅群体中别具一格，但存在明显的不足，屋顶的非大喝檐口的飞挑，和别墅矮小的墙身难成比例，给人的感觉很沉重。

三、建筑的外饰材料和做法

建筑的外饰分为墙身、门窗、门斗及雨棚、阳台、檐口及屋顶几大部分。

（一）外墙

外墙的材料和做法，以清水砖墙为多，其次是粉刷饰面。清水砖以青砖为主，红砖较少。为了打破清水砖的单调，在砌砖的纹理和凹凸变化上颇具匠心。(图6)

粉刷饰面，比较多的做法是拉毛水泥本色，拉毛刷涂料和水泥粉刷涂料。(图7、8)

也有的建筑二层窗台以下墙体做清水砖，以上做粉刷涂料。(图9)

在调查中，还意外发现难的外墙做法，以带纹理的素混凝土砌块砌筑外墙，替代砖块，砌成后只做简单的水泥勾缝即可，如不仔细分辨，会误认为是一种面砖的做法，事实上，在数百幢单体建筑中尚未发现大面积使用面砖的例子。(图10)

（二）门窗

门窗以木制为多，门窗的形状多为矩形，也有圆弧型的。门窗的尺寸大小和前面的大小之比控制比较合理，重视窗套的做法。(图11)

（三）建筑入口的做法

建筑的入口是刻画的重点，归纳起有这样几种做法：

(1)门斗形式，有坡顶也有平顶的。(图12)

(2)外廊式，入口的一面做柱廊，把入口和柱廊连为一体，入口处做台阶，其它地方做栏杆。

(3)雨棚式，以混泥土浇注雨棚，厚度不超过300mm，干净利落，一般没有多余的修饰。

（四）檐口和屋顶

檐口的做法，无论是两坡顶还是四坡顶，都以挑檐的形式多，檐口细部处理，结合有组织排水，做排水檐沟，檐口出挑部分的底面，使用较常用的木板条加石膏麻丝粉刷，和檐口相接的外墙有时会特意做些装饰线脚。(图13)

屋顶的瓦以灰色机平瓦居多，红色较少，也有使用其他纹理和材质瓦片的，但比较少见。

（五）阳台

在建筑群体中，阳台总是结合入口的门斗或建筑的局部平顶来实现的，现代建筑中单独挑出阳台的做法很少见到。值得注意的是阳台栏杆的做法比较能反应当时几种常用手法，一般有四种做法：

(1)清水砖花墙式，以清水砖砌筑，简洁质朴。(图14)

(2)铁艺栏杆，铸铁的和钢管做的都能见到。

(3)混凝土做的花瓶式栏杆。

(4)砖砌石墙式，清水砖或粉刷砌成石墙，或做些透空的或不透空的花饰图案。(图15)

四、结语

南京 独领风骚的民国建筑 篇3

民国建筑的发展历程

我国的建筑，按照历史时期划分的话，可以分为古代建筑、近代建筑和现代建筑三个部分。一般而言，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前的建筑统称为古代建筑；1840～1949年间的建筑统称为近代建筑；1949年以后的建筑统称为现代建筑。

民国建筑（普通民居例外）是中国近代建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建筑史上处于承上启下、中西交汇、新旧交替的过渡时期，其发展历程可以分为五期，从中可以看出民国建筑经历了由模仿（或称作照搬照抄）到洋为中用（或称作融会创新）的发展轨迹。

产生期（1912～1919年）

1912年，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结束了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但并未能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由于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前后只有三个月的时间，对南京的城市建设尚未来得及规划，就被迫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袁世凯窃取政权后，随即将首都迁到北京。尽管如此，孙中山仍坚持认为南京是作为首都的最佳之地。

然而，由于连年的军阀混战，南京这座古老的城市，也不时地被卷入到战争的旋涡之中，建筑事业的发展步履蹒跚。这一时期，南京的绝大多数建筑仍采用传统的民族风格，部分建筑采用清末南京开埠以来输入的西方建筑风格，以照搬照抄西洋风格的建筑为主流，因此，有关建筑学家称之为“洋风”期。

转型期（1919～1927年）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次年在我国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科学与民主的思想得到宣传，也影响到当时的建筑界。一批学有所成的中国建筑师从国外回国，打破了西方建筑师垄断中国建筑界的局面。这一时期的建筑，处在由西方建筑师占垄断地位的“洋风”时期向中国人的建筑活动占主导地位的“自立”时期的转变过程中，一味模仿和守旧的建筑观念发生了碰撞和融合。

鼎盛期（1927～1937年）

1927年4月18日，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着手进行城市建设，南京出现了自六朝、南唐、明初以来的第四次建筑高潮。

1928年1月，国民政府专门成立了首都建设委员会，主席为蒋介石，孙科和孔祥熙分别担任工程建设组主任和经济建设组主任。在首都建设委员会下面设立了国都设计技术专员办事处，负责制定《首都计划》，并聘请美国建筑师墨菲、古力治为顾问，以期借鉴国外城市建设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

1929年12月31日，《首都计划》正式公布，其内容包括人口预测、功能分区、交通计划、市政工程、城市管理等方面。《首都计划》是我国近代比较系统的一部城市规划，遗憾的是，南京的城市建设由于种种主客观的原因，并未完全实施。

南京作为首都，是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首先，南京作为政治中心，政府各部门都需要办公用房，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国民政府在南京城内大兴土木，先后在市区建造了大量政府机构；与国民政府建立邦交关系的国家在南京建立外交机构，也需要大量的用房，修建了各大使馆。其次，南京作为经济金融中心，各大公司银行纷至沓来，相继在南京建立分支机构，从事金融业务。再次，南京作为文化中心，精英荟萃，学子云集。各学府、文教科研机构陆续建立。此外，政府官员汇集南京，也纷纷建立公馆别墅。

经过1927～1937年持续10年的建设，南京在这一时期城市面貌有了较大改观，初步具备了现代城市的规模。实际上，由于经费的不足以及抗战的爆发，城市规划中的许多项目未能按计划完成。

这一时期的建筑风格多样，大多数建筑物为我国的建筑师自行设计。因此，有关专家称这一时期为“自立”时期。

停滞期（1937～1945年）

1937年12月13日，侵华日军攻陷南京，烧杀淫掠，无恶不作，南京城仿佛是人间地狱。经过侵华日军长达六周的暴行之后，南京城内外的许多建筑物惨遭日寇的焚毁。

在日伪统治南京的八年时间里，南京的经济和建设遭到掠夺性的破坏，日伪占领者基本上都是利用原有的旧建筑，或对旧建筑进行一些局部的改造，南京的城市建设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即使是偶有兴建，要么是出于宗教需要，要么是出于粉饰太平的目的。这一时期的民国建筑陷入了低谷期。

恢复期（1945～1949年）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第二年的5月5日，国民政府由陪都重庆还都南京。由于机关、学校、工厂企业陆续返回，饱经血雨腥风的南京城人气骤旺，呈现出百废待兴的景象。这一时期又涌现了一批民国建筑。但是，由于国民政府忙于内战，财力枯竭，无力也无心投入经济建设。因此，这一时期刚刚复苏的南京的城市建设也只能是昙花一现。到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时，南京城内的最高建筑只有七层。

民国建筑经过上述五个阶段的兴衰起伏，在南京城内留下了深深的印记，也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建筑从传统走向现代化的转变奠定了基础。

民国建筑的风格

建筑风格是一个时代政治、经济、科技、文化、气候、地理及民族心理等诸多因素相融合的结果。民国时期，在全国各大城市中，上海、天津、广州、青岛、大连、长春、沈阳、哈尔滨等城市的建筑更多的体现的是“西化”，尤其是上海，被称为“万国建筑博览馆”。这些建筑对这些城市而言，并非是城市历史发展的必然，也不是城市历史文脉的延续，它们或多或少带有一种政治上、文化上强加的色彩，有被动的成分在里面。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中国近代史与东西方关系史上的一个“怪胎”。

而南京则不然。南京的民国建筑并不含有任何政治上、文化上的强加成分在里面，它是主动的吸纳。中国北方建筑的粗犷浑厚、南方建筑的灵巧细腻，与西方古典建筑的雍容典雅、现代建筑的简洁明快既互相共存，又互相交融，构成了一幅美轮美奂都市繁会图卷。直到今天，民国建筑依然是南京城市建筑中的一大景观，令人驻足流连。

南京民国建筑现存状况，无论是从现存面积上来讲，还是从数量上来讲，在全国都是独一无二的。这些建筑流派纷呈，造型独特，风格各异。概言之，南京的民国建筑主要有六种风格。

一是中国传统民族形式的建筑。多为木结构或砖木结构，大多数是单层，少数是双层，宫殿、庙宇多为重檐歇山顶，民居多为人字顶。民国时期，这一形式的建筑基本上沿袭着旧有的功能布局、技术体系和风格风貌，保持着因地制宜、因材致用的传统品格和乡土特色。南京传统民族形式的建筑中，除了数量众多的民居外，古代寺庙一般都是以多座建筑组成庭院，各院之间以轴线串连起来，形成建筑群。通常平面都是呈对称布局，中轴线上分布着寺庙的主要建筑。

二是西方折衷主义建筑。折衷主义建筑是19世纪20年代在欧美一些国家流行的一种建筑风格。这种风格的建筑任意模仿历史上各类建筑风格，或自用组合各种建筑形式，不讲究固定的法式，只讲求比例匀称，注重纯形式的美。这类建筑在清末南京开埠后比较流行。民国建立后，这类建筑逐渐淡出。

三是西方古典式建筑（又称西方古典主义建筑）。主要是指17世纪后期从法国兴起的古典主义建筑。其特点是以古典柱式为构图的基础，突出轴线，注重比例，强调对称，讲究主从关系。这种风格的建筑多被应用在宫廷建筑、纪念性建筑和大型公共建筑中。古典主义建筑以法国为中心，首先传播的欧洲其他国家，后来又影响到世界上其他一些地区。大约在20世纪初，这种风格的建筑出现在南京的校园里。

四是中国传统宫殿式的近代建筑。这种风格的建筑是中、西方的建筑师力图将中国传统的建筑造型和西方现代建造技术结合起来而作出的一种尝试，19世纪后期在南京开始出现。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在1929年制定的《首都计划》中明确强调首都南京的建筑以“中国固有之形式为宜，而公署及公共建筑尤当尽量采用”。由于这类“新功能，旧形式”的建筑既符合现代建筑的功能需要，又能表现中国传统建筑的外貌，顺应了时代潮流的要求，所以在上世纪20～30年代的南京，这种风格的建筑成为一股时尚。

这种风格的建筑较早出现在教会学校中。教会学校中之所以要采用这种建筑造型，意在利用中国固有的建筑形式，表达教会尊重中国文化的姿态，以使中国的学生在传统建筑的氛围中不知不觉地接受西方文化的影响。此后，这种风格的建筑扩大到大型纪念性建筑、行政性建筑和公共建筑中。

五是新民族形式的建筑（又称现代化民族形式建筑）。20世纪30年代，中国一些有见识的建筑师看到中国传统建筑形式与西方现代建筑技术、现代建筑功能相结合的矛盾，同时考虑到宫殿式建筑造价昂贵，费时费工，以及建筑格局呆板，于是提出了创新的主张，反对繁琐的复古主义形式，反对大屋顶，探索将中西方建筑有机地融合起来，创造出既具有时代气息又具有传统特色的新民族形式。

这类建筑一般采用现代建筑的平面组合体型构图，大多采用钢筋混凝土平屋顶，或采用现代屋架的两坡屋顶，造型简洁对称，在檐口、墙面、门窗、入口部分以及室内施以中国传统建筑装饰，并辅以适当的传统建筑图案。这类建筑兼顾西方现代建筑技术、现代建筑功能的需要，同时又带有中国民族风格，追求的是新功能、新技术、新造型与民族风格的和谐统一。上世纪30年代南京对这类形式建筑的探索当时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

六是西方现代派建筑（又称西方现代主义建筑）。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由于欧洲政治、经济和社会思想状况的变化，西方现代派建筑应运而生。这种风格的建筑强调建筑式样与时俱进，主张摆脱历史上过时的建筑式样的束缚，积极采用新材料和新结构，创造出反映时代特征的新建筑风格。由于这一风格的建筑实用、经济而又美观，便于新材料、新结构的应用，所以一经产生，迅速在世界各地传播开来。

20世纪30年代这种思潮影响到中国的建筑师。他们紧跟时代的脉搏，在南京等地也设计建造了这一风格的建筑。抗战胜利后，这一风格成为新兴建筑中最常采用的建筑风格。

呈现四大特点

民国时期中国建筑融入了西方特色，更加包容扩大，形式简约，造型典雅。在南京的民国建筑中，天文台、气象台、中央体育场、美术馆、博物馆、高等学府教学楼、剧院等一系列大型公共建筑都以其鲜明的特色表达了民国建筑博采众长特点。不管是“中式”的博物院，还是“西洋”的美术馆，在这些建筑中，不仅表达了“以人为本，天人合一”的建筑理念；同时，中国北方建筑的粗旷恢宏，南方建筑的灵巧细腻，西方古典建筑的雍容典雅，现代建筑的简洁明快既相互共存，又相互交融，构成了南京兼容中外、融汇南北的民国建筑图卷。

诸如饭店、会所、教堂、联欢社等集会场所在建设初期普遍采取西方古典主义、折衷主义样式。后来以杨廷宝为代表的中国建筑师，汲取中国传统艺术的精华，用现代的技术与材料，简洁的造型、实用的内部空间，创造出民族建筑的新形式，从而确立了民族建筑的新体系。

根据《首都计划》中提倡南京建筑要“采用中国固有之形式”，在1927到1937年建造的国民政府机关建筑，大多采取中国传统的宫殿式样。因造价太高，到后期就渐渐转为博采众家所长的中西结合式样。这种转型使得南京的国民政府机关建筑在体现出雄浑庄严的同时，也参酌了古今，融汇了中西，各有千秋，互相辉映。由此可以看到南京民国建筑呈现这么四大特点。

一是等级高。南京作为民国首都，中央级建筑多，包括国民政府“五院八部”等行政建筑，以及“中央研究院”、 “中央体育场”、 “中央医院”、 “中央博物院”等，其规模、等级均属当时全国（甚至东亚）之最。

二是类型全。按建筑原有性质可分十大类型，即行政办公建筑、纪念性建筑、文教科研建筑、宗教建筑、使馆建筑、公共性建筑、官邸建筑、工业建筑、交通建筑、民居建筑。

三是历史及艺术价值高。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南京汇集了当时中外优秀的一批建筑师，进行大量建筑创作活动，留下了风格各异、中西合璧的民国建筑。

四是内涵丰富。民国建筑大多与历史事件、名人相关。

多种类型并存

从类型来看，具体说来，南京民国建筑有官方建筑、公馆别墅、公共建筑、文教科研、纪念、宗教、金融、交通和其他类型。

官方建筑类，民国时期，国民政府的中央行政机构由五院十八部六个委员会构成，这些由中央政府统一建造的行政类建筑规模宏大，气势非凡，是南京独有的。如位于中山东路313号原中国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中山北路上的国民政府行政院（现解放军政治学院），国民政府外交部大楼（现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大楼）。

公馆别墅类，包括达官贵人的官邸别墅和各外国驻华大使馆，也是南京民国建筑特色之一，其中以山西路、颐和路一带尤为集中，共建房1700处。这些洋房千姿百态，宛如万国建筑博物馆。

公共建筑类则指马林医院（鼓楼医院）、中山东路上的中央医院（现为南京军区总医院）、中央博物院（现为南京博物院）、中央饭店、中山南路上的大华电影院（原大华大戏院）、中央体育场（现为南京体育学院）、下关的江苏邮政管理局等。

文教科研类主要是民国时期一些著名的高等学府和科学研究机构，如国立中央大学（现东南大学校址）、金陵大学（现南京大学校址）、金陵女子大学（现南京师范大学校址）、科研机构有国立中央研究院（现为中科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办公楼）、紫金山天文台等。

纪念类就是中山陵、国民革命军阵亡将士公墓（灵谷景区内）、音乐台、还都纪念塔、正气亭、流徽榭等。

宗教类包括石鼓路天主教堂、基督教圣保罗堂、基督教莫愁路堂、基督教道胜堂（南京十二中内）、太平路清真寺等。

金融类则有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南京分行 、中南银行南京分行、中国国货银行南京分行、中国银行南京分行、中央银行大楼、交通银行南京分行（现为工商银行南京分行）、浙江兴业银行南京分行（现为中国银行金陵分行）等。

交通类就有浦口火车站（现南京北站）、下关火车站（现南京西站）、中山码头、大校场机场等。

探访南京民国建筑 篇4

1 南京民国旅游概念界定

南京民国历史文化遗存既包括有形的建筑遗迹、文物古迹, 也包括无形的民国气息和市民精神层面的民国烙印。民国旅游就是针对南京的民国历史文化资源而开展的富有南京特色和民国特色的一种全新的主题性旅游体验。它通过民国旅游线路的设计, 以及民国旅游商品的开发, 使游客在旅游的过程中更好的感受南京的民国文化气息, 感受民国都城魅力, 从而获得愉悦的审美感受和全新的旅游体验。

2 南京民国旅游现状分析

根据前期在中山陵、总统府、颐和路民国公馆区等南京最富盛名的民国特色旅游胜地的问卷调查, 采访南京市玄武区旅游局开发科唐思恩科长以及走访南京各大旅行社。笔者认为南京拥有得天独厚的民国旅游资源的优势, 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 从民国旅游资源分布情况来看。南京无疑是全国拥有最多遗存的城市。良好的客观条件为南京发展这一旅游品牌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第二, 从民国旅游游客认知情况来看。调查得知, 南京民国旅游品牌具有一定的群众基础, 且游客对其认知依然有较大提升空间。也就是说, 南京民国旅游具有很大的潜在市场。

第三, 从南京民国旅游发展契机来看。由于辛亥革命和南京民国临时政府成立相继100周年纪念日的到来以及青奥会即将在南京召开等时事的影响, 社会各界对南京的关注度与日俱增, 加上政府的高度重视、学术界的积极探索、旅游节庆活动的相继举行等多手段多层次的努力增强了海内外游客对南京民国旅游的认知, 提升了南京民国旅游形象。所以, 南京发展民国旅游品牌大有可为。但民国旅游在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问题。

第一, 游客认知缺乏系统性和连贯性。游客的认识比较分散、杂乱, 主观性较强, 没有形成整体客观的认知体系。游客的印象是影响品牌形象的重要因素, 所以相关部门可以采取相应措施引导旅游消费者。

第二, 景点发展不均衡。中山陵、总统府等老牌景点有着很强的优势, 但是趋于老化, 新开发的景点知名度和吸引力较低、游客量少, 各个景点之间不平衡现象严重导致游客分布不均, 在一定程度上也造成闲置资源的浪费。

第三, 开发政策缺乏针对性。笼统地以发展民国旅游为口号, 没有新兴旅游资源的个性化开发计划, 造成大众对民国旅游资源的混淆, 新开放资源也不能完全发挥其对民国游的独特作用。

第四, 旅游产品陈旧单一、层次较低。民国旅游资源往往只是附加在其他旅游日程当中。这种现象容易导致游客对民国文化的忽略。

总之, 发展民国旅游品牌, 打造南京民国城市形象是一项巨大长期的工程, 有关部门在保持现有优势和良好发展态势的基础上, 应正视其中的问题, 及时解决处理, 立足全局, 因地制宜, 实事求是, 实现民国文化游的全面可持续发展。

3 南京民国旅游整合提升建议

3.1 推出民国旅游专线, 打造南京民国旅游新形象

依靠丰富的民国旅游资源, 南京政府可开发多种民国旅游产品, 推出“民国文化传统游”、“民国建筑精华游”、“民国文化经典游”等精品民国文化旅游专线, 专线涵盖南京民国经典景区, 让游客在感受南京深厚民国文化内涵的同时, 还可以体验六朝古都和十朝都会的魅力, 对南京旅游及相关产品均能起到较强的带动和辐射作用。

3.2 整合资源, 丰富民国旅游

南京的民国旅游资源丰富且种类繁多, 涉及建筑、美食、教育、服装等多种元素, 集中体现了当时的文化特征。但就调查结果来看, 游客对民国美食、旅游节庆活动等旅游元素的热情度并不是很高, 主要原因还是因为宣传不够, 游客认知有限。所以, 在发展民国旅游时, 可以结合建筑、美食, 以大型节庆活动形式进行宣传, 扩大影响力, 丰富民国旅游的内容。

3.3 分级开发民国旅游资源

对于不同景点, 我们应该结合实际, 分级开发。首先, 对于总统府、中山陵等知名度较高的民国旅游景点, 重点是加大保护力度。这些景点开发较早, 已经成为全国旅游者熟悉的景点, 所以目前工作的出发点就是更好的保护它们。第二, 对于尚未开发或者刚刚开放的民国景点, 主要通过各种各样的媒体宣传形式扩大其名气, 形成一定的品牌影响力和号召力。同时也会通过各种方式进行资源整合, 开发新的线路, 新老景点结合, 来吸引更多游客。第三, 有所保留地开展南京民国游。目前, 政府部门将力图扩大民国游在南京旅游业中的影响力。但是, 出于对民国文化和资源的保护, 政府部门更多的还是保持选择性和阶段性地开发。

3.4 多种模式相结合

现阶段可开发的民国旅游资源主要有民国街区、民国景区以及民国使公馆。南京的民国旅游资源类型多样, 单一的模式已经无法满足游客的旅游需求, 也不利于民国旅游的持续健康发展, 所以可结合多种模式, 并根据游客认可的开发意向 (详见图1) 进行综合开发。

4 结语及展望

通过对南京民国旅游现状的调查分析, 我们认为, 南京在发展民国旅游过程中虽然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但是发展优势明显, 发展空间较大, 市场潜力足, 游客兴趣高。所以在接下来的旅游规划与开发中, 可以加强对民国旅游的开发力度, 打造南京民国旅游品牌, 塑造民国旅游城市形象, 实现南京民国旅游资源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

摘要：南京拥有得天独厚的民国历史文化资源, 时值辛亥革命100周年与南京民国临时政府成立100周年之际, 围绕南京民国旅游展开研究, 从梳理和解读南京民国旅游资源入手, 旨在对南京民国旅游资源进行保护性开发和创新性推广, 提出整合提升南京民国旅游的新途径与新模式。

关键词：南京民国旅游,民国旅游资源,整合提升

参考文献

[1]龚良、论南京“民国特色旅游”[J].南京社会科学, 1995 (4) .

[2]吴江、马德财, 南京的民国旅游资源现状及开发对策研究[J].江苏商论, 2005 (6) .

[3]庄志民, 文化遗产旅游产品创新设计的意象视角初探[J].旅游学刊, 2010 (3) .

[4]张朝枝、郑艳芬, 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关系的国际规则演变[J].旅游学刊, 2011 (1) .

[5]刘丰祥、唐顺英、苏庆华, 民国时期城市政府对民众休闲的管理研究——以1927-1937年的南京市为例[J].旅游学刊, 2009 (9) .

南京的民国梧桐 篇5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梧桐

中国梧桐好像没这么大。过去老中医给病人开方子，有时除了药方上的那几味药几钱几钱，还要写明再加多少蜜，这就是要合药丸了，多少蜜合多少药也有规定，而且，还会写明药丸要合如“梧桐子”大。但这里所说的“梧桐子”肯定不是来自中国梧桐，中国梧桐结籽很小，齐白石先生画过中国梧桐的果实，几片淡赭石的籽实翅叶里夹了几粒小小黑黑的梧桐籽，一般人都不认识。中医大夫开药方写“药丸合如梧桐子大”，不知始于何时，李时珍是否这样给人开过药方？对此感兴趣的诸君不妨去查一下，也许还能考证到法国梧桐传入中国的时间。

法国梧桐结籽和中药丸大小相仿。如果没见过法国梧桐的籽，你可以剥一个中药药丸来看看。古时的画家画梧桐树，叶片都用笔扫，当然是侧锋，笔触相对要大一些，因为梧桐的叶子很大，画梧桐可不能用细碎之笔。在中国，可入画的植物很多，松柏和梅树还有竹子，可以让人说出“岁寒松柏之后凋”、“梅花香自苦寒来”、“竹之好乃虚心而有节”这样的话来。而唯有梧桐却让人说不上什么好，而它分明又不是“等闲之辈”。传说中，如果凤凰一旦从天上落下来休息，就非栖梧桐不可。过去的民间画匠背着箱子到处走，无论去什么人家给什么人画画，只要是画凤凰，便一定要有梧桐树。

梧桐树的树干似乎很光润，但没听过谁用梧桐木做大家具或造屋架梁，而做古琴却离不开梧桐。古琴又叫做“丝桐”，梧桐树生长在中国，就像是专门用于给人做古琴或其他乐器。关于梧桐树，评剧《花为媒》里有一句唱词：“大风吹倒了梧桐树，自有他人论短长。”这句唱词是什么意思，越是仔细想，就越让人不明白。但好好一大棵梧桐树横倒在那里，让人看了确实不会舒坦。春天的时候坐车由北向南，有时你会看到车窗外的路边一株株梧桐树枝干高举，正在开花，花色微紫，真是大气好看。

民国琐事和南京梧桐

南京的梧桐是法国梧桐，大多种植于民国年间，和中国民间的泡桐不是一回事。

说到泡桐，就必须说到焦裕禄——他当年在河南兰考一带大种泡桐树，如果那些树还在，想必都早已成材了。但说到南京，人们似乎就总要想起那些民国人物来。读陈巨来的《安持人物琐忆》，民国人与民国事，被他娓娓道来，自有一种调侃与幽默。郑逸梅的那些专门记写民国人物行止的小文章也总让人想起，两者相比，我个人更喜欢陈巨来一些，虽然陈不算什么文章家，但文章家的文章有时往往还不及那些不以文章名世之人的文章好看。陈与民国四大公子袁克文的关系很好，陈在文章里几次透露，用袁克文的话说，他二人的关系亦像“同靴”。陈巨来的《安持人物琐忆》虽属回忆文章，但活灵活现，实为枕上厕上之佳品。

民国年间，文人的风雅好像比现在要敦厚一些，那时候人们也敢于风雅。民国之后，文人雅士不敢再风雅，纷纷要让自己像标准的工农兵。白石老人虽死在民国之后，但他也只能算是民国人物。白石老人某日在屋里作画，听到外边有人吆喝卖大白菜，老北京人过冬，储存大白菜是第一要义，白石老人便立即画了一纸白菜，兴冲冲地出门去，对着那推车卖大白菜的人说：“好不好用我手里的白菜换你这一车白菜？”但风雅毕竟与卖白菜的无关，卖白菜的便说：“我要是不看你这一大把年纪，我就一个窝心脚把你给踹死，大冷天的你开什么玩笑，拿你手上的那张破纸想换我这一车白菜！”这种名士受挫的事，听起来真是让人开颜。白石老人的名士风度，还能从他的一张摄于民国时期的照片上看到，那就是他反穿一件羊皮袄而手里摇着一把扇子，这种名士派头，虽有些阴阳怪气，却也是把一个“敢”字做底。

陈巨来只能说是半个民国人物，他的另一半生活在新中国，他没什么古怪行径在坊间流传，他的派头只是瘦，不认识他的人看到他，首先想到此人会不会是大烟鬼。光看照片，陈巨来是一直瘦，是一瘦到底，人虽瘦，印章却刻得好，再加上他的文章总集《安持人物琐忆》，让人隐隐约约感觉他的民国范儿。民国范儿是什么？还真不好说，民国人物的民国范儿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爽直、天真和有趣，更重要的一点是，有话敢讲出来，并不是只戴一副小圆眼镜，会几笔书法或再加上粗通平仄就可以。而说到民国人物，往往就要说到南京，南京民国，民国南京。

再说一下南京的梧桐，那么多种植于民国时期的梧桐树被砍掉，真让南京人心痛，那些被砍掉的老梧桐树想必很不错，可以用来做古琴。但精通古琴的朋友都说现在做古琴很难找到合适的梧桐木，大多用桑木替代。梧桐树现在怎么就少了呢？这真让人百思不得其解，也许与它不能做家具有关？人们对桌椅板凳之需，毕竟要大于古琴。好在中国的桑树也很多，现在要想买到一张古琴还不算难事。或者，为了后人做古琴而专门种一些梧桐树，也算是好事。虽然除了做古琴和其他乐器，梧桐树像是并无别的什么大用，但它开花还真是好看，一树一树的微紫的梧桐花立在田间道边，真让人无法忽略。日本人做那种搁放茶具和香具或其他小物件的小箱小匣多用梧桐木，也不髹漆，木纹不那么花，颜色轻浅得一道一道，感觉干净、朴素，上面往往还会有几个墨写的汉字，实在是让人倍感亲切。

探访南京民国建筑 篇6

摘 要：民国时期南京文学以新旧两种文学形式来展现城市风貌和传统文化，而“海派”则通过大众传媒展现现代都市文化的特性。二者都受到政治文化的操纵，形成文学与政治的互动局面。二者与商业文化的关系导致了民国时期南京文学与“海派”文学的巨大差异。二者共同形成民国城市文学的多元面貌。

关键词：民国 南京文学 “海派”文学 政治文化 商业文化

南京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古都，早在南北朝之前就作为政治文化中心而存在，是王朝时代最早出现的城市之一。十五世纪利玛窦（Matteo Ricci）描述道：“据中国人看来，这座城市的壮丽是举世无双的，在这方面，世界上大概真也极少有超过它或堪相匹敌的城市。南京确是满城遍布宫殿寺观、小桥楼阁，欧洲的类似建筑，绝少能超过它们。在有些方面，南京超过我们欧洲的城市……。此城曾做过整个帝国的京都，作为古代帝王之居，历数百年之久。其帝虽迁居于北京……但南京的气派与声名却丝毫无损。”[1]宏阔的城市规模、灿烂的文化传统和新兴的教育理念使得南京既有保存国粹的理念，又有吸纳新兴事物的胸襟和能力。南京古典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非常突出，是中国文学发展和文学理论批评研究的发祥地和重要中心。二三十年代的南京文坛包含着新旧两种趋势。旧文学阵营中的文人继承了传统文化精粹，致力于风物古籍的考订吟咏，在古典文学研究和旧体诗词曲赋创作方面颇有成绩。在新旧两种文学形式中，南京的城市自然形象都独具魅力，当旧文学作家们感时与忧国，在旧时宫廷楼阁面前寄托自己的儒家理想和政治理念，作品具有较阔大的意境；当新旧文学家们面对自然山水、田园抒情写意，作品中展现出隐逸与超越的意境；这两类作品让人充满审美感受和阅读趣味。而当作品主题集中在现实生活和物质欲望上时，以市井里巷和粗砺人生为场景，虽留下了这一时期社会生活面貌，却让人难以感受到其在文学上的价值。

上海是清末民初中国最早出现的现代化都市之一，其出现历程容易让人联想到中国近现代历史上任何一种“文化”产生的情况：不是从本土文化的主流顺理成章地发展出来的，而是受到外来强制性甚至病态的逼迫挤压引发的歧变。它是西方列强在掠夺中国的同时，把十九世纪全盛时期的资本主义的管理方法、组织制度、生产技术，包括对待各种价值准则的态度和规范移植进来，促成了上海与中国传统社会的分离，使上海在经济上迅速崛起，成为中国的经济中心和当时世界主要工业制造中心之一、最主要的金融中心之一、最繁荣的港口之一，被西方历史学家称为一个“经济奇迹”。上海先于中国的许多城市拥有了“城市文化资本”，因而获得了参与、制定和修改“游戏规则”的权利[2]。这不仅使上海自身的文化资本增值，也展示了中国现代都市文化的现代性。随着上海成为全国的政治、经济中心，上海现代文化和现代文学也逐渐摆脱了区域性文化和文学的格局，20年代末30年代初，上海已经成为全国传媒和出版中心。“‘文学上海是中国现当代作家季候性的灵魂鹜趋的热土。”[3]作为新兴的经济、文化中心，上海文学率先完成了文学商业化的转型，形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特殊的“海派”文学集团，包括清末“鸳鸯蝴蝶派”为代表的“老海派”，30年代的海派以张资平为代表的三角恋爱小说和“新感觉派”为代表的现代主义探索性文学为代表。40年代的海派以张爱玲、无名氏新颖诡异、充满现代主义气息的作品为代表。不同时段及同一时段不同取向的“海派”的文化品位有天壤之别。

南京文学与“海派”有密切联系，两地相隔不远，文人频繁来往，文学活动分散于南京、上海两地进行，研究者为了得到整体的印象，经常需要将两地的文学状况放在一起观察。1927年后国民政府建都南京主要是为了便于掌握经济中心上海，南京与上海都被视为政治控制的重点，两个城市都有深受政治文化影响的文学形态。南京文学与“海派”的异同表现在：

第一，与政治文化的契合。1927年后南京作为中国的政治中心，也就成为官方的文化中心，30年代南京文学的显性潮流是与国民党文化政策相呼应的右翼党派文学。从“三民主义”文学到民族主义文学等文艺理论和创作实践的提出，都证实了南京文学部分成为官方文化的傀儡。而上海在近现代中国史上都是中国乃至世界上各种政治力量、政治派别亮相的舞台，它具有特别巨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城市设有外国租界，行政长期处于分割状态，使上海产生不少有利于政治活动的空间。上海曾经是代表不同阶级、阶层、团体、派别的30多个党派团体的根据地。同时租界奉行的政治制度、政治观念给政治家提供参照，激发起他们的政治想像，中国现代史上影响较大的政党、政派，几乎无一不与上海有关。在各种政治力量的影响下，上海的文学面貌复杂多变。随着国民政府的定都，上海受到更加严密的政治控制，政治压力与日俱增，出现了投合官方政治文化的文学形态，民族主义文艺理论中心在上海，以《前锋》《前锋周报》等刊物为主要阵地，进行政治理念的宣传。30年代南京文学中的政治社团都与上海联系密切，并且由于南京传媒不及上海发达，许多刊物为了达到更好的宣传效果转到上海出版，如南京的《矛盾》月刊1933年从第2卷开始转到上海出版。

20年代末大量知识精英向上海汇集，包括北京南下的、国外归国的、北伐前线下来的、从东北沦陷区或内陆省市进入上海的，大量不同政治派别、不同文学信仰的知识分子的涌入，使得上海各种文学流派、文学形式并存。出版机构和报刊杂志繁多优质，形成了良性的竞争机制。官方政治势力还不能完全渗透、控制。尤其是30年代上海租界所留出的相对自由的政治空间和上海的繁荣经济，都给文学提供了发展的机会、坚实的经济基础和广阔的文学市场。

第二，与现代商业文化的关系。南京保守主义文学从20年代作为新文学的对立面饱受打压，始终没能走入文学市场，《学衡》《国风》依靠同人捐款或学校资金拨付，主要大学及学院派文人范围内流通外，社会影响较小。《学衡》后期经济窘困，不能为继，遭中华书局的拒绝出版的主要原因在于它没有进入市场，由于刊物性质和内容局限不可能成为畅销书，甚至无法保持收支平衡。南京新文学作家没有形成有力社团，主要依托于北京、上海的重要报刊发表作品。30年代南京官方文学则主要依靠政府资金，以优厚稿酬征集相关宣传文学作品，刊物销量惨淡。endprint

“海派”则完全不同。海派文学是源于上海新型文化人的文学意识的转变的新兴文化，它是近代上海独特的文化环境和知识分子传统的产物。受上海城市文化的影响，这种文化是纯个人化的，以个人的兴感怡悦为目的，与正统意识形态相悖离，对个人生命的珍重和关怀始终停留在自我欣赏、自我怜惜、自我满足的小境界上，所以文学的把玩气很重。“那里的（姑且说）文化是买办流氓与妓女的文化，压根儿没有一点理性与风致。”“上海文化以财色为中心，而一般社会上又充满着饱满颓废的空气，看不出饥渴似的热烈的追求。结果自然是一个满足了欲望的犬儒之玩世的态度。”[4]“海派”文学具有鲜明的商业化特质，“在现代的中国，可说是与商业社会至关密切的一种文化现象。”[5]其本质是趋时务实、重功利、重物质，精神和行为方式是入世的。这种性质一部分来源于它立身于新旧两种文学夹缝中的两难处境，另外它与现代商业文明割不断的联系，使其不可避免地物化和市场化。这使它呈现出新兴文化与大众文化的两面调和性。杜衡在1933年12月的上海《现代》杂志上发表《文人在上海》，承认了上海的商品经济对文学作品的渗透和作用，并进一步解释这种作用是通过商品经济中文人生活不稳定，由此影响到文化心态不稳定所造成的：“文人在上海，上海社会的支持生活的困难，自然不能不影响到文人，于是在上海的文人，也像其他各种人一样，要钱。再一层，在上海的文人不容易找副业（也许应该说‘正业）。不但教授没份，甚至再起码的事情都不容易找，于是上海的文人更迫切的要钱。这结果自然是多产，迅速的著书，一完稿便急于送出，没有闲暇在抽斗里横一遍竖一遍的修改。这种不幸的情形诚然是有，但我不觉得这是可耻的事情。”

综合看来，南京文学与“海派”都有与政治文化相契合的一面，但上海是各种政治力量、政治集团活动的区域。20年代以来上海成为全国经济中心和出版中心后，为文学发展提供了雄厚的经济支持和多元的媒介渠道。这使上海文学不仅具有与政治文化合谋的一面，还具有复杂多变的文学形态。“海派”所具有的浓厚的商业文化气息，是南京文学所没有的。这一方面源于城市文化传统，上海不仅集中了现代建筑、出版业、娱乐业、消费业等现代大都市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各国家、各民族、各地方的文化引发了激烈的文化冲突，城市本身的吸引力和排斥力都为文学提供了现代的主题和观点；另一方面是由于海派注重市民日常生活、行为方式、人际关系的文化表达，也重视探讨人的内部心灵冲突。在大众趣味中，同时加入文人趣味，把某种先锋文学引入大众层面，并试图以此获得商业性。这既是市场对文学的客观要求，也是海派文人的自觉努力。

（基金项目：2010年江苏省社科基金“民国时期南京文学研究”[10ZWC011]，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科研基金[sk20100111]。）

注释：

[1]利玛窦著，Louis J.Gallagher 译：《十六世纪的中国》，纽约：兰登书屋，1953年版，第268-270页。

[2]潘允康主编：《城市社会学新论——城市人与区位的结合与互动》，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206页。

[3]文学评论杂志编辑部：《编后记》，文学评论，2003年，第2期。

[4]周作人：《上海气》，《谈龙集》，岳麓出版社，1989年版，第90页。

[5]吴福辉：《都市漩流中的海派小说》，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