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冤案申诉状（精选7篇）
申诉请求：请求撤销(87)津西法刑判字第248号刑事判决，宣告申诉人无罪。
申诉理由：1xxx年10月，申诉人由国家统一分配，申诉人在“天津市第四建筑工程公司”工作(以下简称“四建”)，是瓦工。xxxx年因婚后感情不和离婚，此时申诉人27岁，离婚后有1岁半的女儿翟婷由申诉人抚养。翟婷小经常生病，日夜哭哭啼啼，由于经济不好无法送托儿所，又几乎天天往返医院，申诉人被拖的精疲力竭，生活和精神都陷入了极度的紧张和痛苦之中，无法坚持日常的工作，开始休病假，病休6个月后，开始按规定享受60%的劳保工资待遇，那时不用开休假证明了。
申诉人当时是30多元劳保工资.xxxx年5月，(四建)一工区劳资组居然扣了申诉人的全月工资(其中包括国家每月发放的5元钱独生子女费补贴)。这30多元钱是申诉人和女儿唯一的一点活命钱，申诉人很生气，但并没有找工区领导，过了几天，工区保卫科的何贵宝找到申诉人，对申诉人说：“上班吧，我们知道你挺难的，你们爷俩也得吃饭呀，我们研究好啦，把扣的钱还给你”。为了生存，为了抚养申诉人那幼小的孩子，申诉人勉强拖着病弱的身子，回到单位上班。
申诉人上班后四建“工区领导并没有按照承诺补给申诉人已扣发的工资和独生子女补贴，为此申诉人找到保卫科的何贵宝，何贵宝让申诉人找劳资科，申诉人找到劳资科，劳资科又让申诉人找何贵宝，后来他们又让申诉人找”四建“一工区领导刘富运，这样他们反反复复推来推去，吞吞吐吐不做明确答复。xxxx年7月2日，申诉人又一次找到刘富运，他还是那幅爱搭不理，漫不经心的样子，这时申诉人被他的无视和无理激怒了，和他吵了起来，刘富运指着申诉人嚷到：“就这样，有辙你想去，别吹牛”。 申诉人当时气蒙了，回来拿了一把刀中午到单位去找刘富运理论，意思是吓唬吓唬刘富运，刘富运正睡午觉，申诉人上前把他揪了起来，用刀指着他问：“你说谁吹牛?”刘富运很害怕大喊“来人那!”这时几个同事赶到，把申诉人劝开，并劝申诉人离开，刚要走，保卫科科长何贵宝进来，对申诉人拳打脚踢，在打申诉人过程中何贵宝的手被划伤(在整个过程中申诉人没有对任何人造成丝毫伤害)。这时同事们过来还是让申诉人走，申诉人刚出门就被公安局的警察抓走了。
xxxx年10月，天津市河西区法院以故意杀人(未遂)罪，判申诉人有期徒刑三年。
《天津市河西区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87)津西法刑判字第248号》以下简称“判决书“的法庭查明部分叙述说：
“xxxx年5月份，被告人翟桂平在家休劳保期间，因无医院的休假证明，其单位劳资组按规定扣发了翟的当月工资，对此翟极为不满，曾多次找到工区领导刘富运及劳资组，无理纠缠，当其“无理要求”被拒绝后便怀恨在心。
以上叙述是不真实的，申述人当时在家休劳保期间，依法不需要开医院证明，这是国家法律所规定，所以《天津市河西区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87)津西法刑判字第248号》这一段事实叙述完全错了，当然事实错了接下去认定和判决肯定也错了。
法庭审理查明又说：“翟又于当日十三时，再次找到刘富运的办公室，见到刘躺在沙发上‘睡觉’即手持三角刮刀，上前朝刘的上胸部，被刘发觉，当时用手握住三角刮刀，争夺并呼喊来人……”上述事实有证人证言，收缴凶器为证，证据充分“足堪认定”以杀人(未遂)罪，从轻判处被告人翟桂平有期徒刑三年。其实当时申诉人是一时气愤不过是想用刀吓唬吓唬刘富运而已，并没用杀人故意，可以想象如果申诉人真要杀人，刘富运当时躺在沙发上睡午觉，当时女人也能杀死刘富运，更何况申诉人当时28岁气血方刚，刘富运当时50多岁，申诉人想要真的杀死刘富运可以说是不费劲的，这是千真万确的，是一般人都能知道的道理，更何况河西区的法官，所以河西区的法院，以故意杀人未遂判申诉人3年有期徒刑是错的，违法的，实际上申诉人曾请教过法律专家，申诉人不过是违反治安处罚的问题不应当以犯罪处理。所以请求撤销(87)津西法刑判子第248号刑事判决，宣告申诉人无罪。
申诉人在公安审讯期间曾承认用刀对着刘富运上胸部，又静止?但没有伤到刘富运，公安人员对申诉人刑讯逼供，硬逼申诉人非要申诉人承认是故意杀人，申诉人始终不承认，最终申诉人也没有在笔录上签字，这也是事实。但是河西区的法院还是违法判决申诉人故意杀人成立以故意杀人未遂判申诉人3年有期徒刑，实属违法裁判，当时那个年代，逼供信屡见不鲜，因此错案很多，申诉人就是其中之一的错案。
因为河西区法院错判导致申诉人丢了工作，没了生活的来源生活极度贫苦艰难，其实这也没什么，只是判决申诉人故意杀人杀人未遂的罪名申诉人无法承受。
申诉人父亲翟书芳曾担任过人民陪审员，可以说懂得一些法律，当申诉人冤案时，申诉人父亲翟书芳带着申诉人的孩子，为申诉人的冤案曾到过当时的法院、人大、政府等等有关部门申诉，又气、又累便得了重病不治身亡，当时家境惨状不想而知。苍天有眼，以胡锦涛为首的党中央，平了很多冤案所以申诉人依法申诉请求支持申诉人的申诉请求。
此致
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
申诉人：翟xx
刑事冤案的频繁发生不禁让我们反思是哪里出了问题。首先, 从刑事诉讼活动的特点出发, 刑事诉讼活动是对案件发生情况的重构而非重现, 我们不可否认这种重构在很多环节上是有可能出错的。其次, 刑事诉讼活动必须按照法律规定的方法, 手段, 在固定的期限以及有限的资源内侦破案件, 导致办案人员有时无法完成一个完美无差错的重构, 往往因为期限的到来而草草结案。第三, 办案人员对犯罪嫌疑人的偏见和功利性。虽然新刑诉法的修改, 使无罪推定精神深入人心, 但是, 在具体的办案部门, 有罪推定的思想仍然根深蒂固, 犯罪嫌疑人就被称作是罪犯, 侦查的过程就变成了一个搜集有罪证据的过程, 而忽视了无罪证据的搜集。再加上个人喜好, 价值取向的不同, 工作业绩的要求, 使得一些案件可能没有完全清晰的重构起来就这样办结了。
二、我国冤案的特点
(一) 犯罪本身都是严重的暴力犯罪。如故意杀人, 强奸致死等。这类案件往往由于社会危害性大, 并且被害人, 被害人的亲属, 党政人员以及舆论关注度较大, 致使办案人员压力较大, 可能导致后文所述的刑讯逼供。
(二) 这类案件基本都是靠认罪的口供定案, 并且各案的的口供具有相同的特点:开始不认罪, 最后认罪。比如杜培武案件中, 杜培武4月22日被一张传唤证关押10天, 这期间没有审讯出任何结果, 甚至杜培武都不知道自己为何被关押, 也是在被扣押审查期间才得知自己被怀疑为杀害妻子的凶手。6月30日到7月19日, 杜培武第二次被审讯的结果中说自己认罪, 还有怎样对“二王”关系怀恨在心, 怎样骗枪杀人, 怎样抛尸, 怎样选择第一现场…聂树斌、赵作海案也是类似的情况。
(三) 造成误判的案件大都有或者疑似有刑讯逼供活动的存在。刑讯逼供是我国司法实践中一个久治不愈的顽疾, 国家三令五申禁止刑讯逼供, 但在适用方面却成了一纸空文, 刑讯逼供可能是审理重要案件的主要手段。我们不否认刑讯逼供的有效性, 它对于犯罪分子罪行的招认起着有效的作用, 在古代甚至是主要的合法审讯手段, 但是在文明发展的今天, 难道还要用几百年反人性的手段去侦破案件吗?在时代发展的今天我们有很多的手段去进行案件侦破, 在审讯嫌疑人时办案人员并没有把他当作是无罪的人, 而是在心底里就认定其有罪, 所有的工作都是围绕如何让其证明自己有罪而开展, 这就使得屈打成招的事情常常发生, 产生冤案也就不足为奇了。
(四) 轻视犯罪嫌疑人、辩护人的辩护, 对辩护律师的合理意见置之不理。这一情况在张海生案和魏清安案中尤为得到了体现, 法院在未审理案件时就基本以及确定了被冤者有罪, 任凭辩护人提出什么合理的请求, 甚至拒绝当事人的辩护请求, 这不仅不合理, 并且也不合法, 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在法院未判决当事人有罪之前, 当事人都处于一个平等的地位, 但在实际运用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根本就不在平等的地位上, 仍然是被“官”所左右, “民”只能被宰割。
(五) 没有贯彻司法独立的原则。在已经发生的冤案中我们不难发现, 在多数情况下, 司法部门为了解决所谓的“民愤”, 或是基于其他压力过分求快而置真相于不理, 司法独立性在此刻成为一纸空文。
(六) 被误判的大都属于社会的中下层。在以上或是其他很多的冤案中, 被冤者大都处于社会的中下层, 主要为下层。大多是都是普通工人, 农民, 这会地位很低, 没有足够的财力物力, 他们所在的地方也大都很偏远, 在这种情况下法律就被有关门方面或是有些人掌握。仅凭主观想象, 依着自己的理解断案, 在发现案件有疑问时百般掩盖事实真相, 希望敷衍了事, 蒙混过关, 其危害性是相当大的。
三、为什么会有刑讯逼供
首先, 从认识论, 理念方面, 指导思想方面。在我国, 有罪推定的观念根深蒂固, 在侦查过程中, 侦查人员往往只重视有罪证据的收集, 导致对其他证据, 或者说对现场遗留的证据不能有全面的认识。其次, 根据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观点:所有的现象都是可以认识的, (这一点是悖离诉讼规律的) 从而导致我们出现了一些有偏差的口号, 如:命案必破;不冤枉一个好人, 不放掉一个罪犯等。办案机关认为通过严打一定可以遏制犯罪, 这是错误的, 犯罪与打击犯罪的力度其实没有必然联系, 犯罪是社会矛盾的产物。其次, 刑讯逼供与我国证据规则制度的不完善有非常大的关系。在我国古代, 刑讯逼供是合法的取证方式, 口供被认为是“证据之王”, 造成办案人员一味追求被告人的口供, 而不管通过什么样的方式。现在, 我国法律虽然确定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但是只是规定非法取得的证据“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并没有规定制裁措施, 这种口号式的立法, 从根本上是起不到作用的。办案人员还是会冒险取证, 即所谓的“砍树食果”。 (1) 再者, 这与我们当前的体制有很大的关系。在办案机关内部, 审判委员会与审判人员的关系上, 对于一些疑难复杂以及可能判处死刑的案件, 都要由审委会做最后的决定, 这就有点审者不判, 判者没审的格局。第三, 我国司法机关内部的行政化管理, 绩效考评等制度也对办案者依法独立审理案件有很大影响, 对于一些不合理的指标必须尽快废除。第四, 对法律规定的保障法律执行的某些措施必须落实, 若办案机关不遵守, 应落实制裁措施。如对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犯罪嫌疑人, 应为其提供法律援助, 保障其合法权益的同时对于案件的审理也会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四、预防刑事冤案的对策和建议
(一) 我们应坚持疑罪从无, 从理念层面真正树立起无罪推定原则。应坚持没有人民法院的有罪判决, 任何人都是无罪的。取消或改变“抗拒从严”“如实回答义务”等口号。
(二) 贯彻司法独立原则。司法独立是法治社会必须坚持的原则。法院审判案件应不受其他机关的干预, 法官审判案件应该只遵从于法律, 而无需考虑其他不相关的因素, 更不能因为舆论的压力, 让舆论来控制法官的决定。司法独立性不仅仅是一句口号, 它的存在就是为了避免其他势力对司法的干预, 保障法律的公平正义, 维护法律的尊严。
(三) 重视律师的辩护意见, 完善辩护制度。随着刑事诉讼法的修改, 控辩平衡的理念得到更多的应用。其中律师地位的提高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体现。立法规定在首次讯问或采取强制措施时律师的在场权, 对全程的录音录像, 以及赋予律师认为自己的辩护意见合情合理法官却不予采纳时的救济权等都为律师能够公正, 独立的辩护提供的平台, 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现阶段侦查人员只注重搜集有罪证据的补救。
(四) 公, 检, 法三机关过分重视配合而忽视相互制约。在刑事诉讼领域, 公检法在相互配合的同时更应该相互制约, 它们虽然都是参与刑事诉讼的国家机关, 但所处的地位以及职能是完全不同的, 在刑事诉讼的流程将其三而分之正是为避免冤案的产生, 保障法律的公平正义。而在具体实践中, 尤其是在上述冤案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到公、检、法在很多情况下都是相互配合, 发现问题配合着掩盖。这就不能不让我们深思, 我们应该在制度上, 在法律上确保它们的独立性, 发挥相互制约, 相互监督的职责。
参考文献
[1]宋英辉, 王贞会.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及其适用[J].法学杂志, 2010.7.
[关键词] 刑事冤案；追偿追责；对策
[中图分类号] D91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2-2007（2015）04-0106-05
近年来，我国加大了刑事冤假错案纠正工作力度，河北余祥林案、河南赵作海案、浙江张氏叔侄案、内蒙古呼格吉勒图案、福建念斌案、河南李怀亮案、内蒙古王本余案、广东徐辉案等一起起冤假错案得以纠正并赔偿，实现了对司法权的是非判断与纠错补救，有力地彰显了司法进步，重塑了司法的公信力。然而，近年来对刑事冤案追偿追责不力，刑事司法赔偿基本上由国家买单，《国家赔偿法》未充分发挥其冤假错案防范功能。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实行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制和错案责任倒查问责制”。国家赔偿后追偿追责是落实办案责任制的重要措施，在当前历史背景下，完善刑事冤案追偿追责制度是落实司法责任制的必然要求，也是推进公正司法的重要举措。
一、刑事冤案追偿追责制度及实施现状
刑事冤案追偿追责制度是指公安、检察、审判机关代表国家对受害人进行赔偿后，要求其有责任的工作人员承担部分或者全部赔偿费用，并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制度。“国家赔偿后的追偿追责是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中一项重要制度，它对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均具有重要意义。国家治理现代化之前提是国家治理法治化，而法治化必然要求严格依法行使公权，要求治理者依法行使司法权，就其失职渎职承担法律责任，其因故意或重大过失行为造成国家赔偿后果，有权机关应保有对其追责之权利。”…刑事冤案追偿追责制度将国家赔偿与问责制度联系起来，使国家赔偿在救济权利的同时，制裁违法行使职权的行为，促进公正廉洁执法司法，从而有效防范冤案、错案的发生。此外，对于责任人进行追究，能有效纠正公众对我国司法公正的误读，提高公众认同感，提高司法的公信力和司法的权威性。
国家赔偿法规定对刑事冤案予以追偿追责，但并非所有的冤错案件都应当追偿追责。“刑事冤错案件产生原因具有多样性，如由于人的理性认识相对有限性决定司法制度的天然风险，又如办案人员的暴力取证或徇私枉法行为。”因此，法律规定只对办案人员某些特定的过错行为进行追偿追责。根据《国家赔偿法》及《国家赔偿费用管理条例》的规定，赔偿义务机关赔偿后，应当向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工作人员追偿部分或者全部赔偿费用：一是有刑讯逼供或者以殴打、虐待等行为或者唆使、放纵他人以殴打、虐待等行为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二是违法使用武器、警械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三是在处理案件中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对有上述情形的责任人员，有关机关应当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实践中，刑事冤案追偿追责一般是由赔偿义务机关进行，这种内部追偿追责主要呈现出以下特点：
第一，追责率不高。据统计，“2000年至2013年的27起被纠正的冤假错案，其中只有8起案件有相关办案人员被追究法律责任，追责率不到30%”。近年来，在社会有重大影响的刑事冤案中，只有赵作海案及呼格案有明确的追责结果，湖北佘祥林杀妻案，国家赔偿其被侵犯人身自由赔偿金25.69万余元，但湖北高院并未透露相关追偿追责情况；浙江张辉、张高平强奸杀人案，国家赔偿每人被侵犯人身自由赔偿金65.57306万元，精神损害抚慰金45万元，仅对办案人内部追责；广东徐辉强奸杀人案，国家赔偿其被侵犯人身自由赔偿金117.263167万元和精神损害抚慰金40万元，但未对责任人进行追偿追责；海南黄家光故意杀人案，国家赔偿其160万元，但并未对相关责任人追偿追责；福建念斌投毒案，国家赔偿其限制人身自由赔偿金58.9万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5万元；贵州张光祥抢劫杀人案，国家赔偿其被侵犯人身自由赔偿金61.190381万元，精神损害抚慰金9万元，但并未得到案件相关责任人追偿追责的信息。
第二，对司法机关工作人员追偿追责不足。2000年至2013年追责的8起案例中，追责对象基本为涉嫌刑讯逼供的民警。河南赵作海强奸杀人案被纠正后，6名警察因刑讯逼供被起诉，最高获刑2年；内蒙古呼格案专案组组长冯志明，以涉嫌玩忽职守、刑讯逼供、受贿等罪名被逮捕；河北李久明故意杀人案被纠正后，7名警察被认定犯有刑讯逼供罪，其中5人免予刑事处罚；河南张振风强奸杀人案被纠正后，1名警察因隐匿证据、玩忽职守获刑3年。实践中鲜见法院和检察院人员被迫责。
第三，追偿率低。即使有极少办案人被追究责任，也往往是以内部纪律处分替代对其进行经济追偿，导致国家赔偿追偿率极低。据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统计，2011年至2013年间，吉林省全省法院共审理刑事司法赔偿案件72件，决定予以赔偿的24件，决定赔偿金额312.319056万元。但是决定予以赔偿的24件国家赔偿案件尚无一例追偿。
二、追偿追责制度难以落实的原因
追偿追责是赔偿义务机关必须履行的法定职责。然而，在实践中，追偿追责制度却难以落实。究其原因在于追偿追责的相关法律制度存在诸多缺漏。在这些缺漏中，既有实体规定过于原则化，缺乏可操作性的问题，也有缺少程序性规定，难以监督和落实的问题。
第一，有关追偿追责的规定缺乏可操作性。一方面表现为相关规定存在规范冲突。目前对司法工作人员追偿追责制度的规定分散于《国家赔偿法》、《国家赔偿费用管理条例》、《法官法》、《检察官法》、《人民警察法》、《人民法院审判人员违法审判责任追究办法（试行）》、《人民法院工作人员处分条例》、《关于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有关惩戒制度的若干规定》、《人民法院监察部查处违纪案件的暂行办法》、《检察人员执法过错责任追究条例》、《检察人员纪律处分条例》等法律法规规定以及公检法机关制定的有关错案追究的规范性文件中，公安、检察院、法院等不同部门在上述文件中的相关规定不尽相同，存在规范冲突，实施时容易产生混乱的问题。另一方面表现在上述有关追偿追责规定尚停留在宏观层面，对追偿追责标准、方式、期限、未进行追偿追责的法律责任、被追偿追责人的权利救济途径等都未规定，缺乏问责应有的阳光性和可预测性、可操作性，使得追偿追责在实践中难以操作和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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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追偿追责主体的独立性难以保证。国家赔偿法将追偿机关规定为赔偿义务机关，遵循的是“谁侵权、谁赔偿、谁追偿”的原则。“以法院为例，实践中的做法一般是由赔偿委员会或纪检监察部门负责收集、审查、移送违法审判的线索，由审判委员会对是否违法审判作出定性，由纪检监察部门对已确定有过错的责任人进行处理。”这种内部追偿追责模式容易受到情理因素的干扰。赔偿义务机关缺乏启动追偿追责的动力，存在官僚主义、官官相护的问题，使得追偿追责制度在实施当中流于形式，并未能达到制度建立的预期效果。在实践中，赔偿义务机关对于国家赔偿案件大多是只赔偿，不追责，不追偿，即使少数赔偿后要追究责任的，也往往是以内部行政纪律处分替代对其工作人员追偿责任。
再次，责任人难以判定。尽管全国各地司法改革开展得如火如荼，但就法院而言，在司法审判实践中，“审判者和审判权相分离”的情况没有得到根本扭转。独任法官、合议庭对案件有了裁判意见后，须报庭长、院长层层审核签发。庭长、院长享有法处之权，加剧了审理与裁判脱节，造成了审理者不裁判，裁判者不审理的现象，容易造成审判职责不清。如果遇到合议庭出现较大分歧，或案情复杂等情况，则往往提交给审判委员会来决定。案件审批制度、审委会制度造成了“先定后审、上定下审”，“审者不判、判者不审”，使得司法权力与司法责任相脱节，这是目前刑事冤错案责任难以追究的主要原因之一。此外，由于冤案时间太久，很多办案人甚至已经离开司法系统，刑讯逼供、殴打虐待的客观证据已经消失，又缺乏验伤等保留的证据形式，要追究该案的当年办案人员是否存在刑讯逼供或殴打、虐待、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等行为，难度极大。另外，刑事冤案牵扯到的权力主体较多，追责涉及范围较大，从刑事诉讼办案机关的角度分析，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无不与冤案的发生有关系，目前，我国理论界与实务界在分析冤案发生的原因及责任时，一般都归咎于公安司法系统。赔偿义务机关与应被追偿的人员有时未必在同一个机关，以呼格案为例，作出错误判决的法院是赔偿义务机关，但是造成呼格冤案的并非仅为法院，呼格冤案中公安机关存在刑讯逼供情形，应当对公安机关的办案人进行追偿追责。但作为赔偿义务机关的法院很难通过追偿追责程序对公安机关进行追偿追责。
三、完善追偿追责制度的对策
鉴于我国刑事冤案追偿追责制度存在诸多不足，在实践中难以落实，加之公众对刑事冤案追偿追责的呼声日益高涨，完善刑事冤案追偿追责制度，既是实施国家赔偿法的必然要求，亦是对公众舆情的回应。我们应当从建立专门的追偿追责机构、公正透明的追偿追责程序、建立追偿追责的监督机制等三个方面完善刑事冤案追偿追责制度。
第一，建立专门的追偿追责机构。
从各国法律规定来看，域外追偿追责机构大致有三种类型，一种是由赔偿义务机关行使追偿追责权。如德国由有关责任人员所属公法人行使追偿权。“德国国家赔偿法第12条规定，如行使权力的不是公法人，应由授予国家权力的公法人承担责任；在法律无其他规定时，该公法人对有关责任人员有追偿权。”我国台湾地区也将追偿主体确定为赔偿义务机关。台湾地区2004年发布的《冤狱赔偿事件求偿作业要点》规定，各一、二审法院均应设“冤狱赔偿事件求偿审查委员会”，审查该院冤狱赔偿事件之求偿事宜。第二种是将检察机关作为追偿机关。“如韩国，韩国国家赔偿法规定检察机关为统一的赔偿义务机关，在兑付了国家赔偿费用后，再向公务人员进行追偿，追偿权由检察机关统一行使。”第三种是由财政部门行使追偿权。“如瑞士法律规定财政部门支付了国家赔偿费用后统一行使追偿权。”
如前所述，由于赔偿义务机关与其责任人员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容易受到人情因素干扰，导致追偿追责程序难以启动。故不宜将追偿权交由赔偿义务机关行使。有学者主张“应将财政部门作为追偿主体，其理由是国家赔偿费用已列入各级财政预算，财政部门是国家赔偿费用的管理者。在其拨付国家赔偿费用后，向责任人追偿部分或全部赔偿费用，是其职责所在”。但由财政部门行使追偿权可能面临法律知识不足的问题，无法对是否符合追偿追责情形作出专业判断，难免影响追偿效率。也有学者认为“应当由检察机关行使追偿权，其理由是检察机关是法律监督机关，并且精通法律事务，有调查权力，由检察机关代表国家对责任人行使追偿权，类似于提起行政公益诉讼，不存在理论障碍”。检察机关虽然精通法律事务，不存在专业知识和法律知识不足的问题，但是刑事冤案的赔偿义务机关也可能是检察机关，从而产生追偿机关与赔偿义务机关重合的问题。
从以上分析看出，赔偿义务机关、检察机关、财政部门行使追偿追责权各有利弊，鉴于此，为了排除人情因素的干扰，利于追偿权公正有效地行使，笔者建议在我国各省级行政区划中设立司法惩戒委员会，作为专门的冤案错案追偿追责机构统一行使追偿追责权。司法惩戒委员会与地方各级人民法院、检察院相互独立，负责对司法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渎职、刑讯逼供、枉法裁判、受贿等行为进行追偿追责。“司法惩戒委员会人员构成方面应以法律职业共同体中的各行各业的杰出代表为主，适当吸收知名法学专家学者、律师、人大代表，以确保追偿追责机构的公正和权威。”建立专门的司法惩戒委员会行使追偿追责权，刑事冤案追偿追责由内部处理转变为外部公开，以减少公检法机关自查的尴尬和阻力，刑事冤案追偿追责会更加顺畅。
第二，建立公正透明的追偿追责程序。
我国法律对于追偿追责的具体程序没有规定，实践中的通常做法是由赔偿义务机关纪检监察部门通过行政程序作出追偿追责决定。“在美国，如果有人认为法官实施了带有偏见的行为，可以向上诉法院的书记官提交书面投诉，一旦投诉为上诉法院的首席法官所接受，就会委任特别委员会调查该投诉，并向司法理事会提出建议。特别委员会将进行讯问、听取证供及答辩。被投诉法官有权要求询问、提出证据及通过律师作出申述。经调查投诉内容属实的，可作出处理决定。司法理事会若认为法官确有不当行为，可以采取以下行动：私下责备或申斥，公开责备或申斥，命令在一定时间内不予分派案件，要求法官主动退休，提请国会考虑启动弹劾程序。”“在德国，各级法院院长只能采取警告措施，其它惩戒措施由联邦纪律法院或州纪律法院采取。制裁的方式基本上有申诫、罚款、减俸、降级及休职等。受审法官可以委托一名律师出庭，有权获得指控书副本和相关证据，有权进行辩论，对州纪律法院决定不服的，有权上诉到联邦最高法官纪律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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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可借鉴国外关于追责程序的规定，建立公正透明的追偿追责程序。既可保障责任人的违法违纪行为得到应有的惩戒，也可保障被迫偿追责人的知情权、申辩权和陈述权。追偿追责程序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启动程序。关于刑事冤案追偿追责的启动有两种可以并行的路径：一种是依申请启动，赋予刑事冤案受害人或其亲属或非政府组织向司法惩戒委员会申请启动追偿追责程序请求权；另一种是依职权启动，法院赔偿委员会对赔偿义务机关在执法办案中的过错或违法行为进行记载填写，同时将赔偿决定书报送司法惩戒委员会，司法惩戒委员会发现线索后进行登记并启动追偿追责程序。
二是调查程序。因司法惩戒委员会相比被追偿人明显处于优势地位，更易于调查事实搜集证据，故应由司法惩戒委员会对有可能确认冤案责任的案件进行调查，收集证据，以证明被追究人是否存在刑讯逼供或者以殴打、虐待等行为或者唆使、放纵他人以殴打、虐待等行为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违法使用武器、警械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情形或者在处理案件中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司法惩戒委员会有权要求赔偿义务机关提供与案件相关的各种证据材料。
三是听证程序。按正当程序要求，任何人在自己的权利被剥夺之前，应当有权进行申辩；有关责任人有权就自己是否存在追偿追责的情形提出抗辩，司法惩戒委员会应当保障有关责任人员的这种程序参与权。司法惩戒委员会认为需要向有关责任人员追偿或追究责任的，应当通知有关责任人员参加听证程序；有关责任人员经通知而无正当理由拒不参加的，不影响司法惩戒委员会对其作出追偿追责决定。
四是决定程序。司法惩戒委员会应当在认真听取责任人意见的基础上制作冤案责任处理决定书，作出决定应获得委员人数三分之二的多数方同意为有效。经审查认定惩戒事由不成立的，宣告终止追究程序，并将决定书送达被追偿追责人及赔偿义务机关；认定追究事由成立的，决定应承担的具体责任，有赔偿义务机关负责执行；对于应追究刑事责任的，决定终止惩戒程序，将决定书及相关证据移送检察机关。
五是执行程序。司法惩戒委员会认定需要经济追偿的，作出追偿决定后，被追偿人应当自觉履行。履行确有困难的，可以分期或者延期履行，但须经司法惩戒委员会审核同意，最迟应当在决定作出之日起一年内履行完毕。对于不履行追偿决定的被追偿人，可由司法惩戒委员会向法院提出申请，由法院执行司法惩戒委员会生效的追偿决定，具体程序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采用行政诉讼法、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执行措施。
第三，建立冤案追偿追责的监督机制。
良好的监督机制，不仅有利于维护被追偿追责人的合法权益，也有利于监督司法惩戒委员会依法行使追偿追责权。完善刑事冤案追偿追责的监督程序应从两个方面人手：
一是建立追偿追责公开机制。信息公开是行使监督权的前提和基础，建立追偿追责公开机制，可以满足公众对冤错案件的知情权，为监督权的行使提供真实充分的信息基础。建立追偿追责公开机制主要包括国家赔偿案件案情公开，国家赔偿费用支付情况公开、追偿追责决定公开三个方面。《国家赔偿费用管理办法》第6条规定，“国家赔偿费用，列入各级财政预算，由各级财政按照财政管理体制分级负担。各级政府应当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确定一定数额的国家赔偿费用，列入本级财政预算”。国家赔偿费用纳入政府预算，由纳税人埋单，理当向公众公开，纳入透明的阳光程序下接受监督。首先，赔偿委员会作出国家赔偿决定后通过中国裁判文书网将国家赔偿决定书公之于众，使公众了解国家赔偿案件情况。其次，财政部门支付赔偿金后，应及时公布赔偿情况，让公众了解赔偿款的支出情况，形成强大的社会监督，督促追偿追责，防止国家为个人错误行为埋单。最后，司法惩戒委员会作出冤案责任处理决定书后应主动将国家追偿追责的原因及其依据、裁量理由、追偿追责的执行结果对外公开，接受公众的监督。
二是建立冤案追偿追责的监督机制。首先，加强人大对司法机关的监督作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人大常委会本就肩负监督司法机关的职能。人大可以提出质询、执法检查、行使罢免权、进行特定问题调查、受理人民群众对司法机关工作人员的违法行为的控告等等。一经确认为冤错案件，人大应当跟踪关注，如果赔偿义务机关未执行司法惩戒委员会的追偿追责决定，人大应启动特别问题调查程序，进行询问或质询，向赔偿义务机关发函督促，并全程监督，保障追偿追责落实到位。其次加强舆论监督。随着我国公众法治意识逐步提高，越来越多的公众对刑事冤案监督的意愿也越发强烈。新闻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使舆论媒体为公众行使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提供了条件和便利，成为了我国舆论监督体系中重要的一环。浙江张氏叔侄、内蒙古呼格吉勒图、安徽于英生、福建念斌等能够再审改判无罪，都与媒体的追踪报道和舆论的关注不无关系。新闻传媒的介入有助于增加刑事冤案追偿追责过程的公开性和透明度，加强舆论对刑事冤案追偿追责的监督，有利于追偿追责制度更好地实施，发挥其预期的功效。
申诉人：
申诉人因***涉嫌贩卖毒品一案，不服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沪一中刑终字第78号刑事裁定书，后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申诉，该院于5月12日发出驳回申诉通知书((2010)沪一中刑监字第12号)。
请求事项：请求撤销原裁定，重新审理此案，并依法予以从轻改判
事实和理由：
一、本案事实不清
1、7.51克毒品无证据证明是贩卖
(1)、无任何证据证明7.51克毒品属于贩卖的性质, 《刑事诉讼法》46条规定： 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而本案无证据证明该7.51克毒品贩卖的主观故意、交易相对方、交易场所、交易价格等因素，故不能认定。本案没有证人证言、同案犯供述等材料证明****是贩卖该7.51克毒品的.并且****到案后的供述一直非常稳定,均称是自己吸食.
(2)、****的供述也多次表示，该7.51克毒品是准备自己吸食所用.(详见案卷17页、22页)。我们认为结合全案的证据材料进行分析,****的供述是符合客观事实的,应该得到认定.
(3)、不能因为前一天贩卖毒品0.3克,进而推测第二天带在身上的毒品也是用于贩卖.刑事案件需重证据,而不是完全依靠推理.事实上,不管相隔多长时间,只有有充分的证据,才能认定为贩卖.刑事案件应该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能仅靠推理断案.而且这两批毒品属于两宗独立的事实,不能用第一起的犯意来直接适用该7.51克毒品.
(4)、****有长时间的吸毒史，其供述该批毒品为自己吸食的解释也合情合理。
(5)、在公安侦察阶段，也并无证据认定7.51克毒品性质为贩卖,因此,公安机关在移送起诉的时候,也仅认定贩卖的数量为0.3克.
2、认定情节严重缺乏法律依据
(1)、****涉案数额仅0.3克,而且是*****主动要购买该毒品.
(2)、0.3毒品及被告人身上搜查的7.51克均被公安机关及时没收,未流向社会.
(3)、公安机关发现被告人时仅是形迹可疑，而被告人积极配合公安机关查清有关犯罪事实，属于自首。而且据****称，其在抓捕过程中亦未有任何反抗。
(4)、****主动交待了*****吸毒的事实，虽不构成犯罪，但对公安机关打击违法现象、净化社会环境起到一定作用。
(5)、其被采取强制措施后，也积极举报，有可能构成立功。
(6)、到案后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足以证明其悔罪态度。
(7)、****虽有吸毒史，但未被刑事处罚过，属于初犯。
二、本案适用法律错误
1、裁定书并未写清具体适用的法律依据，裁定书第三页称“根据有关法律规定，从上诉人****身上搜出的甲基苯丙胺7.51克应计入贩卖总量”.驳回申诉通知书中也称：相关法律规定了应一并作为贩毒的数量。具体适用的是何法律第几条第几款,均不明确,难以让人信服。刑事案件需要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如果适用法律都不明确，如何来保证结果的准确。
2、本案不应该适用上海高院的《关于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沪高法()312号第四条第三款规定：对于抓获贩毒分子以后，在其住所等藏匿地点查获的毒品，应一并计入贩毒数量，酌情从轻处罚，而不能另行认定非法持有毒品罪，与贩卖毒品罪实行数罪并罚。对于以贩养吸的毒品犯罪分子，其处理方法亦同。
3、本案应该适用《全国部分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第一条中如下规定：对于吸毒者实施的毒品犯罪，在认定犯罪事实和确定罪名时要慎重。吸毒者在购买、运输、存储毒品过程中被查获的，如没有证据证明其是为了实施贩卖等其他毒品犯罪行为，毒品数量未超过刑法第三百四十八条规定的最低数量标准的，一般不定罪处罚。被告人****正属于这种情况，对7.51克毒品不应该进行刑事处罚.
4、从时间上来看，前者是文件，后者是20;从层级上来看，前者是上海高院的文件，后者是最高人民法院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前者的最后仍强调：如果最高人民法院对相同问题作出新的司法解释的.，遵照司法解释执行。
5、驳回申诉通知书中称的“情节严重”不符合法律规定，因为这是基于错误的事实认定上得出的结论，事实认定错误，再适用法律规定的“情节严重”，则不能得到正确的结论。
三、本案量刑过重
1、被告人******仅应该被认定为贩卖0.3克,且有自首.立功是否构成仍需进一步研究.
2、该案并无从重情节
3、该案被一审法院量刑两年半，二审法院维持，显然过重。
四、本案存在的问题
1、认定7.51克毒品属于贩卖错误,属于事实认定错误.
2、法律适用错误。二审裁定书、申诉驳回通知书均对适用法律避而不谈，这属于法律适用错误。
刑期长短，涉及人身自由与家庭幸福，更关键的是根据刑法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被告人有罪，但不至于应该量刑两年半之久。在一个公正的司法环境中，被告人合法的人身权利应该得到保障。
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203条、204条第2款、第3款之规定，原审判决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导致对****的量刑畸重，恳请贵院充分考虑上述事实和理由，公正司法撤销原判决，重新审理此案，并依法对******从轻改判。
以上意见，恳请贵院予以考虑。
此致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申诉人:(刑事案件的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委托律师):姓名、性别、出生年月日、民族、籍贯、职业或工作单位和职务，住址等基本情况;律师只需写明姓名及其所在律师事务所名称。
申诉人______对______人民法院____年____月___日字第____号刑事判决(或裁定)，提出申诉。
请求事项:(要点)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事实与理由: (基本的案情事实，审判结果以及具体的申诉理由和法律依据)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此致
___________人民法院
申诉人:
年 月 日
附:原审_____书复印件1份
相关知识
刑事案件起诉必须提交诉状。诉状分为以下几个部分：
一、标题 刑事自诉状
公民起诉一般都是民事诉讼，刑事诉讼要在标题上注明“刑事”二字，以区别民事诉讼。刑事案件一般由检察院起诉，公民个人起诉是标题要写明“自诉状”，以区别于一般的起诉书。
二、当事人自然情况
自诉人、被告人的姓名、性别、年龄、民族、出生地、文化程度、职业、工作单位、住址、联系方式;
刑事自诉案件的.原告称自诉人。自诉人身兼原告人和被害人两种身份，不同于一般原告人。
写明双方年龄，是为了使法院了解当事人有没有诉讼行为能力，是否属于未成年人犯罪。
写明民族、出生地，是为了使法院了解当事人是否熟悉普通话，用不用准备翻译。
写明住址、联系方式，为的是使法院明确此案是不是属于本院管辖，能不能他知道当事人。
三、被告人实施犯罪的时间、地点、手段、情节和危害后果等;
是法院明确被告人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是否应当承担刑事责任。
四、具体的诉讼请求;
写明要求给被告人定什么罪名?如何处罚?
是否有附带民事诉讼?如要求被告人赔礼道歉、赔偿损失、返还财物。
五、致送的人民法院和具状时间;
诉状最后另起一行，写“此致 某某人民法院”。再另起一行，写年月日。署名。
六、证据的名称、来源等;
另用一张纸，写“证据清单”。
证据要编号，写明证据名称(如证人证言、聊天记录、电话录音、现场照片、诊断证明、法医鉴定意见。)
每一证据后面都要写明证据来源，证明对象。
七、证人的姓名、住址、联系方式等。
要求证人出庭作证的，写明证人的情况，以便法院通知证人。
八、诉状副本
向法院提交自诉状同时，需要提交自诉状复印件一份，复印件由法官转交被告人。
申诉人：刘XX，(一审被告人、二审上诉人刘某某之父)，男，59岁，汉族，广东省乐昌市人，下岗工人，住址：广东省乐昌市山XX路X巷X号。
案由：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粤高法刑一终字第X号判决书、(x)粤高法立刑申字第X号驳回申诉通知书对于上诉人刘某某在量刑上有失公正，认定的事实不清。
申诉请求：
请求最高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重新审理此案。
申诉人的儿子刘某某因与温某豪、周某斌等人在韶关市参与故意伤害(致死)案，被韶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x)韶刑一初字第X号刑事判决书判处无期徒刑。申诉人不服提出上诉，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在x年8月8日作出的(x)粤高法刑一终字第X号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申诉人不服提出申诉，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在x年6月23日作出()粤高法立刑申字第X号驳回申诉通知书，驳回申诉人的申诉。
事实和理由：
一.引起本案发生的人是温某豪和周某斌
x年6月30日晚，申诉人的儿子刘某某与温某豪、周某斌等人在乐昌市区XX酒吧108房玩时，温某豪和黄X强发生矛盾引起打斗。温某豪还用车撞伤黄某强一方的人，引起黄X强带人来报复，而刘某某当时不在现场，并未参与他们的斗殴。这些事实黄X强在侦查机关的供述可以证实。事实上，刘某某与受害人潘X兵一方无冤无仇，没有任何利害冲突，不存在打死受害人的作案动机。因此本案一、二审均认定刘某某为主犯是缺乏事实依据的。
二、提出找人来教训崔某成的不是刘某某。
一审、二审认定是刘某某提议找人来教训崔某成，认定刘某某是主要策划和组织者，这种认定是错误的。温某豪和黄某强发生斗殴以后，因崔某成、黄某强到处找温某豪报复，刘某某出于义气，打电话给崔某成协商，但崔某成要刘某某交出温某豪，刘某某没有答应，崔某成就说要由刘某某负责。由于怕被报复，刘某某、温某豪、周某斌三人离开乐昌到韶关、深圳等地避难。期间是由三人商量找人来教训崔某成，而不是由刘某某提出的，三人商量的结果是由刘某某出面叫他的堂弟找几个人到乐昌帮手捉崔某成，由温某豪出钱作为报酬。买车和准备作案工具也是由三人一起完成的，买车的钱也是温某豪出的(周某斌的口供证实)。这说明在这起案件中是由温某豪起主要作用，作案费用全部由其支付。因此一审、二审认定刘某某是主要策划和组织者与事实不符。
三、是温某豪、周某斌抓住本案受害人的，刘某某在事前并不知情的。
在找到本案被告嵩某强等人后，刘某某、温某豪等人回到乐昌连续两次到崔某成上班的地方找崔某成都未找到。案发当天晚饭后他们又去找崔某成，没找到，刘某某等人就先回到出租屋去休息。当晚20时许，温某豪、周某斌开车，在外继续寻找崔某成。在寻找过程中，温某豪、周某斌发现有人租用摩托车跟踪，便调头开车去追跟踪的人，在进廊田镇的公路边追到跟踪的人受害人潘某兵和黄某强，黄某强见状逃跑了，温某豪、周某斌抓到受害人后打电话叫刘某某等人过去，说抓到一个人。刘某某等人赶到时，温某豪、周某斌已经抓到受害人并殴打了一顿。这一点有李某、周某斌的口供可以证实。刘某某并不认识受害人是谁，只听温某豪说这个人跟踪他，是崔某成的马仔。由此就可以印证温某豪、周某斌才是本案的主要策划、组织和实施者，因为本案是去教训崔某成的，但温某豪、周某斌是在刘某某等不知情的情况下抓住受害人，才会发生后面的事情。另外据黄某强的口供反映，黄某强知道受害人被温某豪等人抓住后，曾打通受害人的电话，温某豪接过电话说：“你信不信我现在就废了他，下一个就轮到你了”由此可以证明温某豪才是此次犯罪的组织者。且前两次打受害人都是温某豪先动手和用电棍电击受害人的(李某口供证实)。
四、刘某某并无实施故意伤害的犯罪行为。
受害人被温某豪抓住后，温某豪就先用车用保险锁殴打受害人(温某豪的口供已证实)。刘某某等人过去后其他被告先后数次殴打受害人，温某豪还用电棍电击受害人，而刘某某始终没有动手，还劝其他被告不要击打受害人的头部以免弄出人命，这些事实在公安机关的逮捕申请书、起诉意见书及被告的供述都可以证实。从殴打受害人的情况来看，温某豪的主观恶性比刘某某要大的多。因温某豪在殴打的过程中起着主要作用，对于受害人的死亡，其有着不可推卸的重大责任。尤其是温某豪用车用保险锁敲打受害人头部这一行为更是成为受害人致死的重要因素。
五、受害人的死亡和刘某某的行为并无任何因果关系。
判决书认定刘某某在本案中起组织、策划作用是主犯，是没有事实依据及法律依据的.，刘某某的作用比本案中任何一个被告人的作用都要小，在商量报复崔某成时，提出找人帮忙，由于温某豪提出由他出钱，刘某某是听命于温某豪而出面找人的。而商量报复的对象是崔某成而不是受害人，在刘某某回到住处后，这个行动已经结束。受害人是温某豪、周某斌抓住的，从第一现场打人到第二现场打人，刘某某由始至终都没有动手。刘某某与受害人也是素不相识，从未谋面，更无任何冤仇，根本就没有致受害人死亡的任何动机。所以受害人的死亡与刘某某的行为是没有任何因果关系的。
六、导致受害人死亡的主要责任未分清。
关键词：刑事 申诉 抗诉 办理
刑事申诉是审判监督的表现形式之一，是指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对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刑事判决、裁定和人民检察院诉讼终结的刑事处理决定不服，向人民法院或人民检察院提出重新处理的请求。是一审、二审程序以外的，具有补救性的特殊程序。复查刑事申诉案件是检察机关控告申诉部门的一项重要职能，是保障公民合法权益的重要程序之一，同时也是检察机关对于刑事案件进行法律监督的最后一道防线。在司法实践中，由于存在一些主客观因素，致使刑事申诉案件的办理存在一些问题。
一、目前办理刑事申诉案件现状：
1、抗诉案件少甚至无。
经复查后认为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和人民检察院的处理决定确有错误而提出抗诉或改变原处理决定的比率非常小，而维持原处理结果的占了刑事申诉案件的绝大部分。
2、抗诉成功案件难。
1）、表现主观上主要是办案机关从维护自身利益出发，不愿对自己的错误进行纠正，造成该纠的不纠；
2）、现有的抗诉条件过于笼统，不宜界定。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量刑畸轻畸重的案件应该提起抗诉。在司法实践中，因我国刑法规定的同一犯罪行为的量刑幅度较大，法官在判决时自由裁量的权限也比较大，但一般不会超出法律所规定的范围畸轻或畸重，不过偏轻或偏重却时有发生。如周某某申诉一案。2009年7月31日凌晨2时许，被告人王某某因与被害人周某某发生矛盾，持刀将周后腰部杀伤，周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后王某某在其母陪同下投案自首，其亲属赔偿被害人家属13000元。该案经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人系未成年人、有投案自首情节、初犯、偶犯、主动赔偿13000元、认罪态度较好，判决被告人王某某有期徒刑六年零六个月。该案判决后，被害人周某某家属认为量刑畸轻，提出申诉。在办理该申诉案时，承办人认为被告人王某某系故意伤害致人死亡，应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虽然被告人系未成年人、且投案自首，适用减轻从轻情节，但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零六个月属于畸轻，提出抗诉建议。但上级检察院认为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罪量刑起点为十年，在此基础上减轻从轻判处有期徒刑六年零六个月不属于畸轻，不支持抗诉。
3）、涉及经济赔偿的伤害案件、交通肇事案件多。这类案件申诉人主要是针对经济赔偿问题，一旦经济赔偿达到其要求，对刑事部分申诉即不再进行追究。如赵某申诉一案，被害人毛某某酒后多次挑衅被告人尹某某，被尹一拳打在脸上倒地时撞伤头部死亡，法院以故意伤害罪判处尹有期徒刑三年，同时与赵某协商赔偿经济损失30万。但后来因赔偿金额不到位，赵某以量刑过轻提出申诉。办理该案时，申诉人赵某直言就是为了追要经济赔偿，只要钱拿到手，其并不想关心尹被判多少年。
二、对办理刑事申诉案件的建议
1、充分认识刑事申诉案件办理的重要性。
刑事申诉是公民的一项权力，而申诉人却对申诉结果的期望值较高，把它作为达到本人要求的最后一线希望。这就要求我们既要依法办案又要妥善息诉，否则就可能出现缠诉现象。因此，刑事申诉案件的办理是检察机关履行法律监督职能的最后关口，所以一定要强化刑事申诉案件办理的质量是检察工作“生命线”的意识，对每一起案件都要严格依照程序细致审查，在办案中要坚持有错逼纠的原则，要有敢于“啃硬骨头”的精神，力爭把每件申诉案件办成“铁案”，才能做好息诉工作，从而避免由此产生上访的情况。
2、建立完善的申诉法规
现行刑事诉讼法对刑事申诉的规定极其原则、笼统并缺乏约束力，致使司法机关处理刑事申诉的活动无具体的法律规范可依。可依据相关法律制定出更为具体的法律规定，如规定每一种犯罪的最低、最高刑罚，或某种减轻从轻情节可减轻多少从轻多少，具体量化，低于或高于的就属于畸轻畸重，避免判罚权的自由量化。同时对息诉罢访也更有说服力。
3、加大经济赔偿问题解决落实。
对于涉及经济赔偿的伤害案件、交通肇事案件，应首先考虑把经济赔偿问题解决落实在第一环节，如确无经济赔偿能力的，应考虑相应加重处罚，不应让被害人在精神上经济上受到双重打击；对于有经济赔偿能力且予以赔付，并取得被害人谅解的，可考虑从轻处理；对于有经济赔偿能力，但赔付不到位又判决较轻的案件，应加大督促解决经济赔偿问题。如曾某某申诉一案，因受害人曾某某所受的伤情已达到8级伤残标准，而法院判决被告人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经济赔偿8500元。从经济赔偿上明显不利于被害人。后经我院与相关法院多次联系协调，最终被告人赔偿曾某某8万余元，曾某某表示满意息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