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的城市读书笔记

中世纪的城市读书笔记（通用9篇）

中世纪的城市读书笔记 篇1

摘要：这些挑战不是今天才出现的。它们各不相同。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们与今天普遍接受的和认为成功的事情格格不入，并且截然不同。我们生活在一个意义深远的转型期，在这个时期发生的变革，甚至比19世纪中叶第二次工业革命带来的变化或大萧条时期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引发的结构性调整更为彻底„„当我们面对新的现实及其要求时，20世纪行之有效的政策不再灵验，组织和个人的观念需要更新。

关键词：挑战 转型 变革 自我管理

正文：

在管理思想史的历史长河中，德鲁克这个名字可谓是如雷贯耳。曾经有老师说：“任何一个领域，如果评选一名绝对的权威人士，都会存在争议。而只有管理学界不存在，这名权威就是彼得德鲁克。”也有管理专家对说：“这本书是德鲁克先生的最后一部著作，当时他虽然已经90高龄，但是却是他所有著作中逻辑最严密，最清晰的一部。”到底是什么样的思想能够被人们称为大师，怀着敬仰，我打开了这本书。

21世纪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剧变时代，而且这些变化影响所及，已经没有国家、种族、文化和行业的界限。显然，旧的管理方法和模式已经不能适应高速发展的经济社会，向传统的管理提出了挑战。德鲁克正是在基于眺望未来这么广远的角度，给出了“管理的新范式”、“战略”、“变革的引导者”、“信息挑战”、“知识工作者的生产率”以及“自我管理”六个震撼人心而又富于启迪性的管理主题。什么是关于“管理的新范式”呢？它是从管理的最基本支撑基石进行审视，从管理科学发展的角度对社会发展和变迁进行了高度概括和叙述，对传统的管理学假设进行审视，使得我们可以跳出当前的束缚，进行探索性的思考和研究。

同理，不少人对“专家观点”会产生质疑，“专家”往往从自己专业领域出发，有很多既定假设前提并隐含这些前提是科学的是对的，实际上任何专家观点都绝对不能代表真理。

对于管理也是一样，对于知识、经验、模式的学习更多应当是作为知识积累，而只有在组织之中才能得到验证的管理科学，特别对于实践而言只有永远的创新，而不能有理所当然的范式和标准。

随着人类社会的文明进步，必然会对各种管理领域提出新的挑战，大到国际关系、国家政策、政府改革，小到普通社会法人、中小企业、个人企业。我们惟有保持朝前看，面向未来、面向共同的方向来进行管理科学研究和实践，才不至于迷失在管理丛林之中。

在社会的变化中，如何在快速变化和充满不确定的时代里建立战略基础显得

尤为重要。发达国家急剧下降的出生率、可支配收入分配的变化、对绩效的定义、全球性竞争、经济全球化和政治分裂背道而驰，这五个“新的根本现实”，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社会各种机构的运作。

从这里，我发现德鲁克拥有一个全球的视野。作为一个管理者，只有在全球化的大坐标上，才会有相对坚定和正确的认识和选择，才能透过眼前琐碎细微的局部限制，与小组织环境、大组织环境一起向正确的方向走得更直、走得更远。“我们无法左右变革。我们只能走在变革的前面。”我非常赞同这句话，21世纪管理最大的挑战，就是使组织成为“变革的引导者”。变革需要承担风险，变革的引领者更不是人人都有勇气去做的。变革的引领者会主动寻找变革，知道如何发现恰当的变革良机，我们需要：①创造未来的原则。②系统化地寻求和预见变革的方法。③在组织内部和外部推行变革的恰当方式。④在变革与连续性之间达成平衡的原则。

我也只能引用德鲁克的精辟语言来叙述，因为河水在流动，世界在变化，我们必须“放弃昨天”，“由现在创造未来”。变革的必要性毋庸置疑，德鲁克也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性变革方法：有组织地改进、挖掘成功经验、创造变革、试点、连续性以及创造未来。

从90年代开始，新的革命促进了新的一轮经济发展，这就是信息革命。在这场革命中，“信息技术”从“技术”向“信息”转变，而迄今为止收到革命性影响的缺失当时都没有预料搭配的领域：经营方式。信息技术的革命也同样影响到了技术人员的工作，给他们留下深深的历史教训。德鲁克同样提出企业需要的信息：从成本会计向效益控制转变，从虚构的法律现实向经济现实转变等等。跟的上时代潮流的企业应该是创造财富，而不是控制成本，因此应该要把握基础信息、生产率信息、能力信息资源分配信息等。信息技术，不单单是一次技术上的革新，也同样改变了社会经济的结构和发展方式，唯有找到科学的发展管理模式，才能使企业在新的经济时代中立足脚跟。

现在在各行各业中，随着知识工作者成为基础员工，最小管理单位为人，工作者生产率在评估方面存在的柔性和困难，造成知识工作者生产率低下的情况极其普遍。德鲁克给出提高知识工作者的生产率的方法在于“系统化的知识工作”，为大到国家教育政策小到公司提高知识工作者的生产率指明了变革的方向。“视知识工作者为固定资产”的观点集中体现了组织与知识劳动者的共同利益。在实践中，我的认知还未达到那样的高度。“固定资产”为未来的人力资源管理确立了基石。

德鲁克曾说过一句话，这本书真正关注的是：我们社会的未来。因此21世纪的管理挑战，是关于自我管理的变革和挑战。从自我探索、自我发现、自我学习、自我更新、能贡献什么，能馈赠世人什么，这一个过程并不容易。

首先你要认识到自己的优势是什么，大师在书中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方法——反馈

分析法。当我们做出关键决策或关键措施时，我们都要写下自己期望的结果。事后，再将预期结果与实际结果相比较。通过这个方法，我们能够比较清晰的看到我们的优势在哪里，有哪些事情会妨碍我们优势的发挥，最重要的是让我们可以清醒的认识到自己在哪些方面“存在井底之蛙的傲慢倾向”。我们优势所在的地方就是我们应该集中发挥自己光和热的归属领域。

通过反馈分析法，我们还可以总结出一个重要结论：什么事不要做的事情。通过对比结果和预期，我们会渐渐发现，哪些领域是我们能力的短板。如果在这些领域或事情上，我们执意而为，那我们的投资将会无情的转化为无法回收的“沉没资本”。

其实对于自我管理，自己才最有发言权。从小我们都在以不同的方式进行自我管理，自己整理自己的抽屉，自己叠好自己的衣服，自己完成自己的作业，自己制定自己的时间表，这看似普通而简单的事情就是为自我管理铺垫了基础。

在我看来，好的自我管理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自控力。当我们步入社会后，有了工作，这时就应该想想如何为社会做贡献。自我管理也就成为了对职业发展的规划。刚工作的第一二年，可能会频繁换工作和自身的迷茫期，但到了3年以后，需要找到自己发展的方向，进入稳定期。5~10年里应该处于上升期，为自己的职业谋求更好的发展。

另外德鲁克提到一点：终生学习，这一点我十分赞同。每个人在不同的阶段都应该不断学习。我所理解的学习并不是单纯从课本上的知识，同样包括社会实践能力，总之，学习那些你不会的东西。我暑假在旅游的时候偶遇一位60多岁的台湾老婆婆，在聊天中得知，她是台湾的一名地理老师。但是为了探寻更真实的地理知识，她身体力行，在寒假暑假时都独自一人来大陆旅行研究。从南到北途径很多城市，这种学无止境的精神真的很令我感动。

中世纪的城市读书笔记 篇2

【关键词】城市法;社会契约论;法治理念;法律体系;影响

一、城市法概述

城市法是中世纪在西欧城市中形成、发展、适用的法律体系是一种地域性很强的特别法,适用于公元10世纪至15世纪中世纪西欧获得自治权的城市。

(一)城市法的形成与发展

中世纪城市法最早出现于公元9世纪。“11世纪末,城市法开始进入法典化时期。” 中世纪后期,西欧城市法又进入同盟法时期。15世纪,由于王权的强化和民族国家的初步形成,城市法独立的发展道路被中断,与西欧的其他法律融为一体。

(二)城市法的渊源和内容

城市法的渊源包括特许状、城市立法、行会章程、城市习惯和判例和城市同盟法令。城市法的内容十分丰富,主要包括:城市自治权、城市市民权、城市机关、行会制度和民事、刑事与诉讼制度。城市有各种工商业行会组织,“城市或城镇里五花八门的商人和手工业者的行会,各自都有自己的法令(ordinances)。” 城市法肯定了土地转让自由和市民对土地事实上的私有权。“市民或镇民能够合法地通过称为租地权或城镇占有(burgage 或town tenure)的占有形式来合法地获得土地和房屋,这是城市法的一个特征。”

二、城市法对近现代法律理论的影响

城市法的兴起是中世纪后期除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罗马法复兴之外在法律变革方面的一次“革命”。城市法奠定了近现代法律的一些基本理念,对近现代法律理论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城市法推动了社会契约理论的形成

1、城市特许状的契约特征

城市法的主要渊源是城市特许状。在两种意义上,特许状是一种社会契约。首先,在城市内部,它是市民的集体宣誓。“许多城市和城镇是依靠一种庄严的集体宣誓或一系列誓约而建立起来的,这些誓约是由全体公民为捍卫曾公开向他们宣读的特许状而作出的。” 其次,在城市外部,它是当时市民阶层与国王之间的一种契约性文件。“像封建陪城契约或婚姻契约那样,特许状是一种进入某种身份的协议。” 因此,“在某种意义上,特许状是一种社会契约;实际上,它是近代政府契约理论产生的主要历史渊源之一。” 另外,商业活动本身就是一种契约活动,契约意识在市民中普遍存在。

2、近现代社会契约论

霍布斯认为,国家是人们权利互相转让、订立契约的结果。他说:“权利的互相转让就是人们所谓的契约。” 洛克认为人们的“政治生活都起源于自愿结合和人民自由地选择他们的统治者和政府形式的相互协议。” 卢梭认为人们“要寻找出一种结合的形式,使它能以全部共同的力量来卫护和保障每一结合者的人身和财富,并且由于这结合而使每一个与全体相结合的个人又只不过是服从自己本人,并且仍然像以往一样地自由,这就是社会契约论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其实,中世纪的城市法在近现代法学家提出社会契约论之前就有了社会契约的实践,所以城市法的产生和发展推动了近代西方社会契约理论的形成。

(二)城市法孕育了近代法治理念的萌芽

法律至上、权利平等、分权制衡则是法治理念的核心。这一理念是在从中世纪到近代的经济、政治和文化诸方面因素的综合作用下逐渐形成的,在这个过程中,城市法起到了重要的启蒙作用。

1、法律至上

中世纪城市制定了许多重要的城市法典,如13世纪意大利的《米兰城市法典》、德国的《萨克森城市管辖法》,15世纪的《罗马城市法典》等。中世纪的城市不仅由法可依,而且形成了法律至上的理念。英国学者戴维•M•沃克就指出:“也许在中世纪就产生了这种信仰,即:不管法律是上帝的还是人的,法律应该统治世界。” “法律是为了维护君主、国家和每一个个人的共同利益,他指导着一切道德行为,禁止各种恶习,并且论功行赏或予以惩罚。”中世纪城市法中的法律至上或者法律主治的理念对近现代法律理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洛克认为:“法律不是为了法律自身而被制定的,而是通过法律的执行成为社会的约束,使国家各部分各得其所,各尽其能。” 孟德斯鸠法治理论第二方面的内容就是强调法律至上,以法为断。

2、自由平等

城市法肯定人身自由权是市民享有的一项最重要的权利。因为市民阶层如无身份的自由,商业就无法进行。洛克认为“人类天生是自由的” 。虽然中世纪城市法所规定的人身自由与近现代自由理论不尽相同,也显得简单与粗糙,但从法律的角度否定了封建等级制和人身依附关系,为后世的自由理论提供了历史渊源。城市法赋予了市民在法律上的平等地位。这体现在“在理论上,富人和穷人受到同样的审判。市民享有持有武器的权利,他们享有投票的权利,移民在居住一年零一天之后得被授予与市民相同的权利。外来商人与市民商人平等的权利。” 这种以平等为基础的法律意识,对近现代平等理论产生了深刻影响。洛克就强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论贫富、不论权贵和庄稼人都一视同仁,并不因特殊情况而有出入。”

3、分权制衡

“通过特许状——或者不通过特许状——所建立的政府组织体系在某些重大方面与当代宪政体系相似:城市政府在权力上受到限制;它们通常被分为相互间进行某种制约的行政、立法和司法部门。” 这种分权与制衡虽然还很不完善,不能与现代的分权理论与实践相比,但对近现代分权理论提供了历史渊源。洛克把分权和制衡的原则看作是实行法治的前提和基础。孟德斯鸠提出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必须由不同的机关分别行使,三权互相独立、互相制约。

(三)城市法为近现代法律体系的设置提供了雏形

哈罗德•J•伯尔曼在《法律与革命》中非常强调城市法律体系对中世纪城市产生的作用,“如果没有城市法律意识和一种城市法律体系,那就根本无法想象欧洲城市和城镇的产生。” 中世纪城市法以宪法为核心和以公法与私法划分的法律体系对近现代法律体系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导源作用。

1、以宪法为核心

中世纪城市法律体系是以“宪法”位核心的。在适用上,“如果法律渊源发生内部相互冲突,那么习惯要服从法规,法规服从法律。” 中世纪城市法律体系为近现代以宪法为核心的法律体系的形成提供了雏形。宪法政治是近现代西方民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英国近代宪法政治是西方近现代宪法政治之源。而英国近代宪法是从中世纪的法律至上原则和制约王权的特殊法规基础之上发展而来的。宪法在近现代西方法律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宪法是一个国家法律体系的核心。这一点是与中世纪城市法律体系以宪法为核心的特点分不开的。

2、公法与私法的划分

公法与私法的划分最早产生于古罗马,但那时只有理论上的意义,并没有付诸于实践。一般认为罗马法学家关于公法与私法划分的理论是在近代被西欧各国所接受,并在其立法中得到了真正的实现。但考察中世纪城市法的整体面貌,城市法在中世纪后期已发展成为较为完备的公私法体系。就公法而言,有特许状、城市议会制度、城市内部等级划分制度、城市外交制度、城市机关运行制度、选举制度以及司法制度;就私法而论,有行会组织规章制度、城市商法、城市市民的权利义务规定等制度。这是罗马法学家关于公法与私法划分理论在中世纪的初步实践,在古罗马公私法理论与近现代西欧公私法法律体系之间起到了承上启下的过渡作用,使公私法划分由理论走向了现实,对近现代西方法律体系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导源作用。

【参考文献】

[1][法]卢梭.社会契约论[M].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

[2][英]洛克.政府论(下)[M].瞿菊农,叶启芳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3][英]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M].黎廷弼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

[4][英]戴维•M•沃克.牛津法律大辞典[K].北京社会与科技发展研究所译.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版.

[5][意]萨尔沃•马斯泰内罗.欧洲政治思想史[M].黄华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

[6][美]哈罗德•J.伯尔曼.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第一卷)[M].贺卫方,高鸿钧,张志铭,夏勇译.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

中世纪的城市读书笔记 篇3

《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伍晓明译，英国特雷.伊格尔顿著。伊格尔顿是英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家和批评家，一般被视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在英美文学界的最新代表人物。《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出版于1983年，是伊格尔顿向英国普通读者系统介绍和批评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的一本专著。本书的目录是：序，导言，1、英国文学的兴起，2、现象学、诠释学、接受理论，3、结构主义与符号学，4、后结构主义，5、精神分析，结论：政治批评，参考书目，中外人名对照表，译后记。

本书确定本世纪文学理论变化发展的开端是在1917年，革命于俄国形式主义。首先，伊格尔顿在导言中分析论证了文学是什么，通过对文学定义的假设分析及对相关价值判断标准的判定，伊格尔顿认为“文学并不存在”。伊格尔顿在书中为我们勾勒了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发展的三条主要脉络。一条是现象学、诠释学到接受理论，一条是形式主义、结构主义到后结构主义，一条是精神分析理论。下面来分而述之：

一、现象学、诠释学、接受理论

海德格尔的方法一般被称为“诠释现象学”，以区别于胡塞尔及其追随者的“先验现象学”，因为它建立在历史解释问题而非意识先验问题的基础上。伽达默尔认为，在历史的天空下，沉思地综观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是一个起统一作用的本质—传统，一切有效的作品都属于这一传统。历史不是一个斗争、割裂和排斥的场所，而是一条连续的链，一条永远流动的河。

伊格尔顿认为，诠释学视历史为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的交流和对话，并力图耐心地消除这一无止境的相互交流过程中的种种障碍，但却导致了一个系统性的交流失败，即诠释学无法面对意识形态这一问题：人类历史的这一对话至少有半数时间乃是权势者对无权势者的对白，交流双方，比如男人和女人，很少处于平等地位。

接受理论—现代文学理论大致分为三个阶段：全神关注于作者的阶段（浪漫主义和19世纪）；绝对关心作品的阶段（新批评）；近年来逐渐转向读者的阶段。接受理论认为，是读者使得作品具体化，作品是一些空隙构成，需要读者填空和对话，阅读过程是一个动态的复杂运动。伊赛尔的接受理论基于一种自由人本主义意识形态。即相信，我们在阅读时应当柔顺虚心，随时准备让自己的种种信念成为问题，从而接受改造，一个具有强烈意识形态的读者很可能不是一个合格的读者。

伊格尔顿认为，表面上看接受理论具有很大的开放性，但因为它的统一自我说（各部分必须前后一贯的适应整体）和封闭文本（读者与作品之间相互论证的封闭回路）却使这种开放性失去了意义。伊赛尔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严格的标准化模式去控制语言的无边无际的潜能，罗兰·巴尔特却赠送给我们一种私人性的、非社会化的、本质上混乱的经验。

二、结构主义、符号学、后结构主义

结构主义、符号学—―结构主义者认为，一切文学作品都根据种种模式、原型、神话和文类等规律结构起来。全部文学从根本上归结为四种叙事范畴：喜剧的、传奇的、悲剧的、反讽的。符号学创立者皮尔士区别了三种基本符号：图形的符号；索引的符号；象征的符号。

伊格尔顿认为，结构主义完全否认了意向的存在，以前的批评理论坚持说者写者的意向对于解释来说是至高无上的，但结构主义却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后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则认为，语言更像是一张无边无际蔓的网，其中各种成分不断交流循环，没有什么成分可以被绝对地定下来，其中任一部分都与其他东西牵扯，意义乃是各个所指之间能够无始无终进行下去的副产品，而不是牢牢拴在一个特定所指尾巴上的概念，能指层和所指层并不存在一个和谐的对应的关系。

在论述了后结构主义的特征之后，伊格尔顿转向了对其历史地位及作用的讨论，他认为后结构主义是从兴奋与幻灭，解放与纵情，狂欢与灾难—1968—的混合中产生出来的，尽管无力打碎国家权力种种结构，但却可以颠覆语言结构。似乎成为逃避政治问题的捷径。但德里达本人却不想仅仅将解构发展为一种新的阅读方法，解构最终是一种政治实践，它试图摧毁特定思想体系及其背后的那一整个由种种政治结构和社会制度形成的系统借以维持自己势力的逻辑。伊格尔顿认为，也不应该将后结构主义当作一种简单的无政府主义或享乐主义，它与性别歧视、女权主义这些政治关切也是存有关系的。作为整体的后结构主义，其未来尚无法预测。

三、精神分析（略）

四、结论：政治批评

城市历史读书笔记 篇4

城市是什么？它是如何产生的？经历了哪些过程？有些什么功能等等问题很难用一种定义来概括；城市的发展，从其胚胎时期的社会核心到它成熟期的复杂形式，以及衰老期的分崩离析，总之，发展阶段应有尽有，很难用一种解释来说明。

城市，作为一种明确的新事物，开始出现在旧新石器文化的社区之中，在发展进化过程中，一种新因素的介入，不仅会使原有物质的数量有所增加，而且会导致一场全面的变革，导致一次新的组合，从而村庄文化后来发生了质的飞跃，形成了最初的城市。由新石器时代进入城市时代，大约经历了1500年。人类聚居地的规模不断扩大，货物和人口的流通问题日益尖锐起来。随着种植业的出现，人类的定居和集居形势才逐渐发展起来，形成了自己的居住环境概念。人口日增的结果，村舍变成集镇，变成城市……，这个过程是伴随着建筑用地及建筑群的增加同时发生的。城市的产生是阶级分化的结果。城市居主导地位的居民使他们那个社会的统治者，所属村庄及其他居民是统治者。

在欧洲，一个城市网络的建立不是一个稳健而缓慢的过程。相反，它是某段长时间的迸发，并不是夹杂这停滞、衰退期。有些地方在11世纪就出现了城镇，而有些地方直到19世纪甚至是20世纪才实现城市化。总而言之，随着人口密集区人口的快速增长，该地区的城市数量与规模也同步增长。人口长期快速增长为城市建设提供了人力资源。一种基本的相互依赖性将居民、生产和贸易联系在一起‘城市活动与城市文明也随即迅速活跃起来。

西方古代城市

古代的城市文化起始于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叙利亚、伊朗和小亚细亚等地区。最初这些地区是各自独立的发展起来的，找不到国与国或地区与地区之间的相互影响。依从自然环境、条件的特征，这事其共同的法则。他首先表现在城市的方位、朝向上。其中古埃及城镇趋于正方形或矩形，美索不达米亚的苏木尔为椭圆形，阿西莉亚为矩形。宗教史这个时代最集中的文化现象，因而宗教影响也十分明显的见于当时的城市建筑。

古埃及：

古埃及城镇的最基础范例是第三个王朝的约瑟王时代所建造的孟菲斯成和他自己的陵寝。城市与陵墓均为正南北方向。从古城卡昆的遗址中，也可看出上述规划特点，改成的布局已显现出各种功能分区的结构安排：城市西半部房屋很小，多为工匠役人的住所，城北为贵族用地，有上百个房间的大宅第，台廊庭院很齐备。城市东半部为集市，中部是庙宇。阿玛纳是阿梅诺斐斯四世时代兴建的首都。它在埃及古代筑城史上标志着一个巨大的进步。该城沿着尼罗河的自然走向，呈一条微弯的狭长地带，自然弯曲的接到系统吧城北的宫殿、庙宇同城南的居住区联系起来。它是古埃及残暴的奴隶史上一块不朽的绿洲。

古代希腊

希腊民族形成以前，以及最初形成时期的城镇，大多是依山傍水修建的宫殿或堡垒，并在此基础上发展成城镇。这一时期的城市设计明显的服从于实用的目的，除考虑防守和交通方便外，并无其他象征意义。例如：克里特岛等地发现的古城哥尼亚、马尼亚、发茨都斯等均如此。但到后来，无论是希腊、爱琴海一带，或是小亚细亚的西部地区，城市文化的发展都深受神学发展的影响，甚至每个城邦都有自己的守护神，但却未形成一致的规划原则。例如：公元前479年希腊人重建米勒都斯城，其主要规划特征是:街道系统为正南北东西走向，呈正角交叉组成格网状，城市的总体布局仍服从天然地形分布。古希腊的城市朝向曾经比较自

由活泼，例如公元前四世纪末期的杜拉城即为西北—东南走向，同美索不达米亚的古代城市相近。

古罗马城

到了罗马时代城市建筑除受祭奠礼仪思想束缚外，已开始有正式的城市布局规划。二十世纪的法国建筑史学家皮埃里 拉佛丹从古罗马的遗址中归纳出四个规划因素：选址，分区规划布局，方位定向，以及神学思想。并形成了必须已从的清规戒律。它们放映了古罗马讲求秩序的性格和虔诚的宗教感情。古罗马城的平面布局划分，就是古罗马人宇宙知识的清楚写照，城市的两条基线代表宇宙的轴线，基线划分成的四个部分代表宇宙的构成，当是的罗马人的筑城技术，从根本上说，是从亚洲学来的。

亚洲古代城市

印度地区

古印度城市文明可以从印度河下游的两处考古发掘中发现，一处是摩和约达罗，另一处教哈拉巴。其中摩和约达罗的古城遗址面积为1*1公里，正方形，有三处正南北走向的街道，两条东西街；城内偏西约三分之一处，耸立着一座碉楼—包括一个圆柱形高台和堡垒，内有武库、粮仓、浴场、会议厅等；城市其它部分分为大小不等的庭院。这种布局大约放映了当是城市设计的一般观念。其街道系统、房屋建筑结构，给排水管线等，都达到了很高水平。雅利安人侵入印度，带来了新的文化，不就诞生了以农业为基础的城市文明。印度的宗教思想认为，人类的物质世界环境是由中心向外延展的，其中心是世界的山岳，依次向外是平川陆地，再向外是海洋。这种思想很明确的浸入到印度的筑城一书中。如高棉王国的古都吴哥，最早是一个佛教寺庙教主群，是宗教的中心。

古代中国

中国同印度一样，封建社会发展很早，君臣、官民、主仆这类宗法领域关系很明确。中国古代的城市始于周朝。最初只是汉民族为防范北方草原游牧民族的入侵。中国的阴阳风水先生是最早的城市规划家，他们用罗盘来定向，有知道应用五行来规定城市的平面布局。那时的中国城市一般有两道城墙，两层城墙之间是大片的耕地，以备围困时期耕种取食。筑城的一般原则是背山面水，房屋时向阳背风。

19世纪中国城市群的初显 篇5

关键词：城市群；19世纪中国；初显；区域发展

中图分类号：F2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5）08-0024-01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的原因，城市的形成、发展极为缓慢，城市之间、城乡之间联系极为松散，许多地区处于封闭与半封闭状态，不少城市也处于孤立、半隔离的境况，这时候无所谓城市群。近代以来，中西方文化交流不断增进，沿海的大中城市发展较快，沿海城市逐步发展成为我国的加工工业中心和贸易口岸，近代工业的发展、交通线路的改善、港口码头的兴建、区域内部城市之间联系的加强，都促使了城市群的形成与发展。

近代以来，由于对外开放，传统社会解体，现代经济在部分城市中生发，一些區域内重要城市逐步发展成为区域核心城市。一般地，城市体系内往往有一两个核心城市的支撑。一个城市被称为区域核心城市，意味着此城市在经济发展水平上远远超越区域内其它城市的发展，具体表现在城市人口、交通、基础设施等诸多方面。核心城市应具有相当的人口，这些人口既为经济活动提供从业的力量，又形成一部分消费商品的能力。核心城市还得具有良好的交通条件，这样便于商品的集中与流通，同时交通条件还利于核心城市与所倚靠的腹地农业区域之间的联系，便利于城乡间经济的对流。当然，核心城市本身应具有一定的工商业基础，在19世纪这种基础更多地体现在应当具有相当规模的商业部门和设施，以及与此相联系的服务部门，从而为商品经济的发展创造良好环境。

最重要的是，核心城市一般都具有较强的经济聚集力和辐射力，能够把周围的城市吸纳在自己经济影响力之下，从而加深一个区域内城市之间的经济联系。在有些区域，虽然也有个别规模较大的城市，但与周围的城市联系不紧密，城市内聚力不强，难以把地区经济整合在一起，更谈不上形成了一个联系发展的整体，所以也不能称作是城市群。例如，作为中南地区经济中心的武汉地处长江中游，历史上有“九省通衢”之称，为全国水陆交通的一个重要枢纽和最大的内陆港口城市。早在西周时期，武昌是楚王熊渠的的领地，称为“鄂诸”。汉末三国时代，吴王孙权曾在武昌和黄鹄山（蛇山）筑城，汉阳在东汉时期就成为停泊商船和游览的地方。清代初期，汉口即以商业繁荣著称，当时与河南朱仙镇。江西景德镇，广东佛山镇并称为天下四大名镇。随着近代工商业的发展，武汉市逐渐成为中南地区的经济中心。但是，武汉与中南地区沙市、宜昌、岳阳、长沙等湘鄂两省城市之间的经济联系有限，还不能将这些城市吸附于自己经济羽翼之下，形成一个城市发展群。

作为一个城市群的存在必须要具有两个条件：一是地理上的，即该区域必须具有地理上的完整性，必须是一个自然地理条件相对统一的地域；二是经济上的，即该区域内部经济联系紧密，城市之间有着一种互惠互利的经济发展关系。在人口聚集和城市发展的基础上，19世纪中国初步形成了以上海为代表的长江三角洲、以北京、天津为代表的华北地区、以广州、香港为代表的珠江三角洲三大城市群雏形。这三大城市群的形成，是19世纪区域经济不断发展和区域城市之间联系不断加强的结果。

不过，因为19世纪中国的城市群还处在孕育时期，孕育阶段的城市群具有非常明显的特点，具体说来表现如下：

三大城市群位于沿海一隅，背靠某一农业经济区。长江三角洲、华北平原、珠江三角洲都是我国传统农业区，这也说明早期城市化与农业生产力有着莫大的关联。限于19世纪中国国内交通技术条件，铁路运输才开始起步，水路运输是商品运输的主要渠道，陆路运输只是水路运输的辅助地位，这种情况决定了城市群的形成与发展对农业和自然条件的依赖性很大，城市化也只可能出现在地理位置较好的长江或者沿海地方。除了农业与地理条件外，城市群的出现也与该区域内城市整体发展水平有关，这里有着历史上的传延性。广州在公元二世纪就是我国与南洋、印度、罗马通商的重要口岸，从汉代起它就成为我国对外贸易的港口，二千多年来对外贸易经久不衰。天津自建卫以来，就是京师的门户，漕粮的枢纽，长芦盐的集散地，转运贸易较为兴盛。上海更不必说，不仅自身商业繁荣，在鸦片战争前就被外人视为“通商善地”，而且上海周边有无锡、南通、苏州、常州、杭州、宁波、绍兴、嘉兴、湖州等十多个大中城市而且小城市和城镇密集，便利于形成一个城市发展的群体。

城市群内部自我增值程度不高，即在19世纪工业对中国城市发展并不居主要作用，城市大都是在开放的背景下因进出口贸易或国内转口贸易的发展而兴起，两种贸易形式表现为国内商品市场与世界市场的对接及国内各地区之间的商品融通。在对接与融通的过程中，区域内部城市之间产生了一定的联系，但这种联系主要是商业的流动，缺乏先进生产方式的传播及现代文明的普及。城市群内部因商业的纽带而产生联系，但由于这种商业对地理条件的要求极高，使得城市群内部核心城市对其它城市具有很强的吸附力，但是其它城市缺乏自我独立发展的能力，一遇战争的破坏或商业路线的改辙，城市将限于止步不前的境地。而且，城市群内部的核心城市也只是处于发展的过程中，这表现在城市工业发展程度不高，城市内部功能单一、结构简易，城市建设落后，基础设施不完善，城市布局带有很大的局限性，交通体系也未能形成等诸多方面。

作者简介：杨荣庆（1972—），男，江苏泰州人，贵州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城市史及台湾史研究。

读书笔记二：《城市意象》 篇6

城市在人们的记忆中或者印象中多数是部分的、片断的，城市的发展也是由一系列连续的片断组成的。虽然时间已经过去五十年，但凯文林奇教授所编著的《城市意象》这本小册子，在对城市景观结构的阐述上，仍然有着非凡的高度。本篇读书笔记试简要概括这本书的中心观点。

作者首先引用了苏赞·格兰对建筑的简略定义：一切被创造的可见的环境。在作者的讨论中，“环境意象”这个词语即是指道路、标志、边界、节点和区域这些东西，可以看到，在作者的眼中，城市首先是由细节环境所组成的。作者又创造了“可意向性”这个概念来描述这些环境应该具备的唤起观察者强烈意象的特点。作者认为“环境意象”具有可读性，城市是由一系列可认知的符号组成，是可以通过视觉而领悟的相关联的形态，他这样描述“环境意象”：这种意象是个体头脑对外部环境归纳出的图像，是直接感觉与过去经验记忆的共同产物，可用来掌握信息进而指导行为。

环境意象由三部分构成：个性、结构和意蕴。“一个可加工的意象首先必备的是事物的个性，即其与周围事物的可区别性，和它作为独立个体的可识别性，这种个性具有独立存在的、唯一的意义。其次，这个意象必须包括物体与观察者以及物体与物体之间空间或形态上的关联。最后，这个物体必须包涵实用的或是情感上的意蕴，这种意蕴也是一种关系，但完全不同于空间或形态的关系。”作者在第一章中详细讨论“环境意象”这个概念，为此增加一个附录“关于定位的参考文献”，这里面主要是讨论人们依照什么方式来确定自己的位置即与周围事物的关系，讨论方位感是通过什么参照物、参照系统来达成的，讨论景观的意义、意象的形成和形式的意义。附录内容丰富，例子们告诉我们五花八门的定位参照系统和不同人群的不同方位感，最关键的是，这些都和人类的思维或是文化联系起来。

第二章涉及到的专业知识较强，但是仍有一些是学生可以摘记的，例如描述一个城市空间很劣质时用了这样一句话：“混乱、节点的不确定性、边界模糊、孤立、连续中断、含糊不清、分叉、缺乏特征与个性等等”，另外一个很嘲讽的句子是：“频繁的改建抹去了历史进程中形成的识别特征，尽管（有时是因为）一遍遍地修饰以试图表现华丽，但在外表上它们反而常常缺乏特征。”

第三章标题为“城市意象及其元素”，详细介绍了构成城市意象的五大元素道路、边界、区域、节点、标志物以及元素间的相互关系和它们是怎样构成城市意象的。元素的介绍十分细致。例如，在“标志物”里谈到它很容易被识别而且被当作重要事物，这又涉及到作者谈过的意象性中所包含的“象征”意味，因此纽约世贸大厦双子楼的摧毁，不仅仅是建筑的消失，而且是象征性事物的消失，人们对城市的认同从此留下了一个巨大的空白。这一方面可以以“城市意象”的角度解释为什么纽约人甚至美国人在911后产生的深层次的失落，而且也可以为重建世贸增加理由——一个新标志物的出现，不仅会相对摸平创伤，而且在填补空白的同时让建筑蕴涵很多的意味，如同已确定的名称“自由塔”一样。

作者在这一章中用大量篇幅对各个元素进行分析，但是也始终没有忘记这种细节分析基于经验，同时也是为了给讨论带来助益，最后需要在城市设计中整体考虑，同样，“城市意象”也是反映在人们心里的整体素描。“意象自身并不是将 1

现实按照比例缩小、统一抽象、精确缩微后的一个模型，而是有目的的简单化，通过对现状进行删减、排除、甚至是附加元素，融会贯通，将各部分关联、组织在一起，才形成最终意象”。这句话极富辩证思维，我觉得可以算作书中最经典、最完美的定义。

第四章认真的讨论在城市设计中如何应用前面的研究成果，有着较强的实际指导意义，但是更为精彩的还是他在第一节里面给我们的城市形态的分析，因为充满人的存在。本章一开始就引人注目：“城市形态首先必须具有它应该表达的最根本功能，即交通、主要用地划分和关键的焦点，普通人的愿望、欢乐和社区的感觉在此都能够表现得有声有色。更重要的是，如果环境组织清晰，个性鲜明，那么市民能够向它传达自己理解的含义和联系，这里才能因此成为一处真正的‘场所’。”

上述句子里引我共鸣的是“场所”。与此类似，单纯从建筑本身来定义场所远没有引入人以后定义场所有价值。一处真正的场所，不仅应该具备基本功能，而且能够凝聚普通人对城市的愿望，具备交流的可能，而且因为具有清晰的空间环境组织和鲜明的特色，能够让人们产生自己理解的含义，从而承载“生活”。

最后一章应该看作一个小结，讲述“城市意象”的概念提出及研究提供了一个城市设计的“新的尺度”。本片读书笔记就以这一章中的句子结尾：

“事实上，我们对环境的需要并不仅仅是其结构良好，而且还应该充满诗意和象征性。它应该涉及个体及其所处的复杂的社会，涉及他们的理想传统，涉及自然环境以及城市中复杂的功能和运动，清晰的结构和生动的个性将是发展强烈象征符号的第一步。通过一个突出的组织严密的场所，城市将为聚集和组织这些意义提供了场地。这种场所感本身将增强在那里发生的每一项人类活动，并激发人们记忆痕迹的沉淀。”

此外，以下书中的句子也值得赏析：“无论由于悠久的历史还是自身的体验，人们对这种清晰独特的形态渐渐产生强烈的依恋，每一处景象都清晰可辨，引起人们潮水般的联想。”

“似乎正是依赖城市的景观，或是在城市街道漫步的机会，让人很容易不由自主地感到高兴，这是一种满足、沉着、踏实的感觉。”

“大多数人都能够回忆起几种自己喜欢的特殊场景，在生活环境中我们就在努力创造这些鲜明的结构和形状。”

城市规划书籍读书笔记 篇7

《 城规原理 》

读

书

笔

记

专业班级: 环境设计1101

姓名:赵晨琛

学号:13

指导老师:张颖

《城市——它的发展、衰败与未来》——读书笔记

这本书的作者埃罗·沙里宁是一名美籍芬兰裔建筑师。1910年生于芬兰，曾与父同设计了不少重要建筑，其设计风格清新、个性突出、造型独特、有创造性。前期曾追随密斯的有古曲风格的、技术精美的现代建筑，后期则倾向于多变的空间组织与有力的结构表现，作品中还反映了少年时受到雕塑训练的影响。作者在1942年写下了本书。

沙里宁所写的《城市——它的发展、衰败与未来》中心思想有三点，即：动态规划、连续性规划、有机疏散理论。

首先，沙里宁将他所处时代的美国城市与中世纪欧洲的城市建设做了比较，从而得出了三点中心思想。作者认为中世纪的城市建设并不是一无是处的，相反它有许多值得人们借鉴的地方。反而现代城市建设许多方面不及中世纪的城市建设。当今城市的贫民区（贫民窟）是城市规划不合理的表现，而正是因为城市的发展速度过快城市膨胀过于剧烈，造成了部分城市区域生活环境，经济文化的落后，导致差距拉大，形成了恶性循环。从而导致了贫民窟的产生。这本书中多处拿欧洲中世纪的城市和美国现代大城市做了比较，案例非常丰富，结论很有说服力。

沙里宁认为城市是发展的、动态的，因而城市的规划也应该是动态的。在城市的发展过程中应寻找对应的变化去做规划，设计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此处，他将中

世纪的城市作为例子做了阐述，中世纪的城市因为防御性的要求而建的比较拥挤，从今天看来是满足不了市民对阳光、绿地等等要求的。但是，中世纪的城市建设确实是从实际需求出发的因为战争防御外敌的需求反而至关重要，反观现代城市的建设，我们有对阳光、绿地、新鲜空气的需求，然而城市却没有给予我们。城市越建越大，整个城市的建设混乱、没有条理。所谓的动态规划，是指依据城市的发展做不同的、相应的规划。在城市建设之初，或许因为防御性的要求建成像中世纪那样的城市，但随着后来的发展，防御性已经没有要求了，因而我们的规划就应该适合当今城市的发展。也就是说，规划不是一次性做好的，规划是要随城市发展做出相应的改动的。

连续性规划规划，是指我们在做城市的规划的时候不能只做当时的规划，要想到以后城市发展成什么样子，去做更长远的设计与规划。就像在十几年前我们就应该能够考虑到城市车流量的变化，大量的私家车越来越多，道路越来越堵。而更早的做出预先的设计至关重要。我们应该时刻关注对城市变化产生深刻影响的新事物的产生，从而做出未来的城市的规划。

有机疏散理论是这本书的核心思想，是沙里宁城市规划思想的核心。他将现代美国城市与中世纪的城市做出了比较。中世纪的城市因其防御性的需求，城市是集中的。然而现代城市已没有那种建城墙、道路设置弯曲难找的防御需求，却仍建设的很集中，这是错误的。时刻去了解这个时代，这个城市的需求，更为重要。因为现代工业的发展已经对城市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城市不应该再集中了，因为城市发展的太过于迅速膨胀，过度的集中会使城市的中心密度过大，从而对城市的交通有很大的消极影响，人口在一个区域的过度集中，如果社区治理不到位，很容易出现贫民窟。城市的过度集中，加上人们不断建设的摩天大楼，加剧了城市对阳

光、绿地、新鲜空气的缺乏。城市的不断发展告诉我们，城市需要有机疏散，“卫星城”“邻里单位”都是疏散的办法，将城市的发展扩展开来，而不再是只在某一区域集中发展。集中发展除了贫民窟的出现，还有就是土地价值的不合理抬高，投机家们会使城市中心的土地价值虚高，而周围的土地却处在一个不合理的低价值中。将城市疏散开后，其他区域的土地使用价值得到了真实体现，也避免了市中心土地价值的过度升高。同时，城市疏散后，市民不再需要每天都往市中心去工作、娱乐等，这样就缓解了城市的交通、卫生压力。“有机”是指在城市疏散分散开后，各个区域便拥有了足够的绿地，这些绿地是对人们生活空气质量及精神生活质量的保证。

《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读书笔记 篇8

10城管 王馨 1002405040

前些日子研读了简·雅各布的第一部著作《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在阅读它之前首先看了看它的各种评价。在当时，这本书刚出来时，美国规划界对其评价为“除了给规划带来麻烦，其余什么也没有”,因为它对美国的大规模计划进行了批评，在当时是不为接受的，而现在这本书经常被引用，而一些规划师更坦承这本书是他们创作灵感的源泉，有些人甚至承认是受到这本书的触动才步入城市规划这一行业。前后的反差是这本书所吸引我的地方，究竟是什么因素使得大家对这本书态度的转变，这种转变是否代表着城市规划的新的理念。

这本书分四个部分来进行了介绍，分别是城市的特性、城市多样化的条件、衰退和更新的势力和不同的策略，同时以纽约、芝加哥等美国大城市为例，深入考察了城市结构的基本要素等方面的内容。书中，作者并没有单纯的用简单枯燥的专业术语或是空洞乏味的句子来阐述她的观点，而是将人与人的活动与活动场所相结构，展现在我们眼前的就是一幅和我们息息相关的日常生活的场景，十分引人入胜。

有一个被频繁提到的词语——“多样性”。书中始终强调大城市的多样性，作者认为，城市是人类聚居的产物，成千上万的人聚集在城市里，而这些人的兴趣、能力、需求、财富甚至口味又都千差万别。她将霍华德的田园城市理论与柯布西耶的明日城市和光辉城市理论相结合，反对田园城市中单纯的功能分区，强调一个区域的多元化。针对衰败的大城市中心，她又进一步提出，挽救现代城市的首要措施是必须认识到城市的多样性与传统空间的混合利用之间的相互支持。城市的多样性包括了区域结构的多样性，也包括了人们日常生活的多样性和丰富性。

书中还提到了“街道眼”这一概念，当时看到这个词语的时候，扑面而来的是一种陌生感，由于知识的匮乏，我并不知道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后来才知道是作者主张保持小尺度的街区和街道上的各种小铺，用以增加生活中人们互相见面的机会，从而增加街道的安全感，老社区才是安全的，因为人们之间有着更为亲密而且正常的交往。她认为“街道的基本功能：在城市里，除了承载交通外，街道还有许多别的用途。城市中的人行道——街道中行人走路的部分——除了承载行人走路外，也有其他很多用途。增加人们相互碰面的机会，促进城市居民的交流，增强城市的和谐氛围是其中一项重要的用途。这些用途是与交通循环紧密相关的，但是并不能互相替代，就其本质来说，这些用途和交通循环统一样，是城市正常运转机制的基本要素”。作者对当时美国的“公共住房建设、城市更新、高速路计划”等等旧城更新计划进行了大篇幅的批评，认为那是一种“天生浪费的方式”，她主张“必须改变城市建设中资金的使用方式”，“从追求洪水般的剧烈变化到追求连续的、逐渐的、复杂的和精致的变化”。她认为人行道的用途是安全，“一个成功的城市地区的基本原则是人们在街上身处陌生人之间必须能感到人身安全，必须不会潜意识感觉受到陌生人的威胁。”“让我们再次回到街道本身的定义上来，在应付陌生人方面，城市街道责无旁贷，因为这是陌生人来往最多的地方。城市的街道不仅要防备那些干坏事的陌生人，也必须保护众多不会惹是生非，心地善良的陌生人，他们是街道的使用者，他们往来于街道的同时也给它带来了安全的保证。没有人可以在一个于是隔绝的人为环境理度过一生，即使是孩子也不行。每个人都需要街道。”可见，作者认为街道对人们的日常生活有着

极为重要的意义。

我所看到的第三点是城市内部的活力，作者认为内部活力是大城市最重要的生长源泉。良好的社会组织和社会制度是城市活力的保证，从而推动城市的发展与进步。当然，“多样性”也是城市内部活力的一种重要保证，功能的多样性，形式的多样性，都促进了城市的发展。就像书中多次提到的“交叉使用”一样，正因为城市的各种构成要素交叉作用，使得城市健康而又活力。所以城市的多样性与城市活力之间是有着密切联系的。

中世纪的城市读书笔记 篇9

要想了解历史和理解历史，最为重要的事情，就是取得并且认识这种过渡里所包含的思想。”——黑格尔

研究历史的目的在于把握事物发展演变的脉络，它是理解现在、把握未来的钥匙。我们想借鉴国外城市规划史的先进经验，却不了解其理论发展的时代背景和社会整体精神，仅仅注意了形似，汲取的也只是历史的种种片段，这样导致我们的指导极少成功。因此，我们有必要了解历史事件背后的背景及思想，以便于正确地吸取教训、学习经验、去之糟粕、取之精华。这本书对西方两千五百多年来的城市规划形成、发展演替中的庞杂离理念、思想和主流精神，按十个阶段进行系统地梳理，从总体上理清了西方规划思想与理论发展的基本脉络。

第一章文明基石—古希腊时期的城市规划思想

在希腊，以雅典为代表的民主共和政治制度，使人文（人本）主义、公正平等的观念深入人心，而善于理性思辨、交流争论的人们更重视公共空间的建设。于是，公共建筑及建筑群成为公共活动的中心，它们追求人的尺度、人的感受及同自然环境的协调，代表的是雅典卫城，其人本主义和自然主义的布局手法，在规划史上获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

随着古希腊美学观念的逐步确立及自然科学、理性思维的发展，一种典型的城市规划模式产生了——希波丹姆模式。该模式遵循古希腊哲理，探求几何与数的和谐，强调以棋盘式的道路为城市骨架并构筑明确、规整的城市公共中心，以求得城市整体的秩序和美。该模式后来被用于希波战争后城市重建及罗马的营寨城。这种模式为城市专制主义的滋生创造了条件，和现代建筑运动所推行的机械城市的“秩序美”异曲同工，1960年代末“后现代主义”对现代城市机械理性缺陷的批判就在于此。

第二章帝国理想—古罗马时期的城市规划思想

在罗马由共和制转变为帝制的漫长过程里，国家扩张、财富积累，人们挥霍奢华、物质生活腐朽，此时形成了享乐主义、快乐主义和个人主义的风气及信仰。罗马的城市建设也世俗化（大规模奢华的公共浴池、斗兽场、宫殿、剧场等）、军事化（坚固的城墙、大跨度桥梁、远程输水道等）、君权化（帝王宣扬政绩的铜像、凯旋门、纪功柱、广场等），重要公共建筑的布局、城市中心的广场群乃至整个城市的轴线体系，投射出王权至上的理性与绝对的等级、秩序感。继而古罗马城市规划思想有三个特点：①强烈的实用主义；②凸显永恒的秩序思想；③彰显繁荣与力量的大比例模数手法。

第三章文明涅槃—中世纪的城市规划思想

中世纪时期，西欧战争频繁、封建割据严重，导致生产力衰退、城镇败落，社会生活的中心由城市转入了的农村。整个社会的凋敝，使人们将精神寄托于宣传“博爱”“禁欲主义”“自律”的基督教上，于是，基督教及教堂成为中世纪的上层核心，凌驾于王权之上。此时，教堂成为人们的公共生活中心，是最重要最中心的建筑。而无规划使得城市中建筑尺度亲切宜

人，道路蜿蜒曲折、收放有序，各城市主色调不同，空间视线连续自然，形成了有机的肌理。这时期的城市规划思想特点为：①凸显以教堂为核心的空间组织理念；②实行自然主义的非干预规划；③力显丰富多变的景观与亲和宜人的特质；④追求有机平和背后的内在秩序。11世纪开始，西欧手工业及商业开始复苏，新兴自资产阶级保护“公共利益”，商店、行会、仓库、码头等公共建筑多了起来，并逐渐变得重要。但教堂仍是城市中的中心

第四章重启心灵—文艺复兴时期的城市规划思想

15世纪西欧的文艺复兴，新兴资产阶级高举“人本主义”大旗，在人本主义下，人们崇尚人类，艺术家崇尚唯理主义的美学，强调把美的客观性用几何和数的比例关系固定下来，而“追求科学、提倡文化、反对封建愚昧”的精神启蒙了近代自然科学。此时，人们从中世纪清苦的宗教下解脱出来，逐渐追求世俗生活享受。新兴资产阶级的富有和地位，使府邸、市政机关、行会大厦等豪华气派的建筑取代教会和宫殿而占据城市的中心。例如威尼斯圣马可广场的建设和佛罗伦萨城市重心的转移。

这时期的城市规划思想特点有：①追求理想王国的城市图景。这时出现了大量理想城市的布局形式，例如阿尔伯蒂的多边星形平面、斐拉锐特的八角形理想城市等。后来，古典主义和巴洛克风格大量用于城市细小部分的改造。②高雅与精英主义的营造思维。当时社会认为建筑和城市规划成为一种深刻和高雅的文艺构思，普通人不可企及，艺术受到高度重视和尊敬，是精英和天才们的专利。③尊重文化与“后继者”原则。艺术家们把伟大作品看成是几代人集体完成的、并且是不同时代相互协调的结果，他们恪守和谐与整体的艺术法则。例如罗马圣彼得大教堂及其广场、佛罗伦萨城市中心、威尼斯圣马可广场等，都是历经几个世纪完成的。④两种城市规划思想的分野与交融。巴洛克风格：道路格局“环形+放射”式，并在转折的节点处用高耸的纪念碑等来作为过渡。古典主义:在建筑群与城市总体布局中强调轴线对称关系、主从关系、突出中心和规则的几何形体，强调统一性和稳定感。两者都是通过壮丽、宏伟而有秩序的空间景观来喻意着中央集权的不可动摇。到后来很难区分，“巴洛克+古典主义”的规划设计思想在巴黎改建、华盛顿城市规划设计、堪培拉的设计等得到广泛应用。

第五章唯理秩序—绝对君权时期的城市规划思想

16世纪至19世纪中叶，封建君权异常强大，被称为“绝对君权时期”。此时，资产阶级推行“自由”“平等”“博爱”口号，社会崇尚理性，而近代自然科学的哲学精神也逐渐体现出来。由于资产阶级政权还未建立，封建君主们蓄意曲解和借用思想启蒙运动的认识成果，用自然科学的唯理秩序来宣扬主从关系、有组织有规范的统治秩序，城市规划也在权利的秩序下呈现古典主义、唯理主义。例如，园林布置中把坡地和植物塑造成明确的几何形状，规划设计强调轴线和主从关系，突出表现人工的规整美；从凡尔赛宫的有条不紊到巴黎的宽阔中轴线，君权的气质无所不在。后来，古典主义思想在华盛顿、堪培拉规划中应用，巴西利亚的规划中，也有这种强烈秩序感的古典主义构图痕迹。古典主义构图简洁、几何性强、轴线明确、主次有序，追求完整而统一效果的思想，是值得我们借鉴的；但是，其追求冷冰冰“数的和谐”，缺乏个性和热情，是不可取的。

第六章先驱探索—资本主义初期的城市规划思想

资产阶级革命完成后，确立了公民的社会意识，而功利主义与实用主义的哲学态度和科学主义与实证主义的思维也逐渐形成。工业化给城市带来了一些列疾病和问题，于是，资产阶级开始进行公共卫生运动，而一些先驱把目光放在空想社会主义上，例如傅里叶、欧文、圣西门都提出了自己的理想城市模式。

此时产生了两位人本主义规划思想大师——霍华德和盖迪斯。霍华德提出的“田园城市”，思想内核是社会改革，空间模式是城乡交融、群体组合，其对近代城市规划发展的贡献和影响巨大。盖迪斯提出了城市的综合规划观，他主张研究城市不仅注重物质环境还要注重社会环境，而且要区域协同规划，先调查研究再规划，此外，他重视人文要素与地域要素在城市规划中的基础作用。

与霍华德和盖迪斯不同，一些崇尚现代工业技术的工程师主张用技术改造城市，解决城市问题。这时期具代表性的是西班牙工程师玛塔提出的“带形城市模式”和法国建筑师戈涅提出的“工业城市模式”，它们成为“机械主义城市”的思想起源。

19世纪末，针对西方城市空间组织延续着文艺复兴时期的风格且单调僵硬的现象，奥地利建筑师西谛1889年出版了《建筑艺术》一书，他强调人的尺度、环境的尺度与人的活动以及他们的感受之间的协调，从而建立起丰富多彩的城市空间并实现人的活动空间的有机互动。西谛关于城市形态的研究，为近代城市设计思想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美许多城市不断郊区化，为恢复市中心良好的环境和吸引力，美化运动运行开来。城市美化运动以伯恩海姆所做的“芝加哥规划（1909）”为开端。19世纪下半叶，一些先驱们开始自然主义的探索，渴望城市与自然相融。在奥姆斯特德带领下，纽约1859年建了第一个现代意义的城市开敞空间——纽约中央公园，这改善了城市机能，也开创了促进城市中人与自然相融合的新纪元。

第七章精英路线—1900年代至二战前的城市规划思想

现代主义建筑运动是对长期以来由“权贵主义”垄断建筑设计的一次重大反叛，它明确提出了“为大众服务”的概念，是大部分建筑规划精英以“拯救众生”为主旨领导的为广大劳苦大众服务的“精英主义”。它的基本思想是功能主义、形式上提倡简单的几何图形和非装饰原则、标准化和模块化、强调灵活整体的空间布局、重视节约建设开支费用。1928年现代建筑师在瑞士的日内瓦成立了国际现代建筑大会。

现代主义建筑运动的主将柯布西耶，倡导机械理性主义的城市规划思想。他的理想城市是集中主义、功能主义的化身。他认为城市应该是集中的，集中的城市才有活力，而城市问题可以通过技术改造来解决，提倡立体交通和高密度。1951年他规划的印度首都昌迪加尔充满了形式理性主义色彩，尺度巨大，社会问题严重。柯布西耶毁誉参半，但是他的理性和功能分区的思想直接体现在后来年他起草的《雅典宪章》中。1933年，国际现代建筑会议在雅典召开，会议通过了被称为“现代城市规划大纲”的《雅典宪章》，其主要思想是：城市分为居住、工作、游憩、交通四大功能，根据这些对城市进行功能分区，然后建立各分区间的联系。该宪章分离了城市的整体性、系统性，机械地划分空间，是理性的物质空间规划，认为城市规划是描绘未来的蓝图。但是，它的功能分区为当时无秩序、无计划的城市建设、居住工业混杂的格局提供了指导。而且它指出的城市区域思想、为广大人民利益的思想依然值得我们借鉴。

为解决城市问题，产生了赖特“广亩城市”、沙利宁“有机疏散理论”等城市分散主义思想；为解决小汽车与行人的冲突问题，佩里提出了“邻里单位”理论。盖迪斯、芒福德等人确立了“区域—城市关系”是研究城市问题的基本逻辑框架，1938年芒福德的《城市文化》更被称为区域规划的“圣经”。

第八章功能理性—二战后至1960年代的城市规划思想

1948年诞生了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三门学科，广泛影响着人类自然、社会科学发展的几乎一切领域。城市规划此时也出现了从分解到综合的系统规划思想，并运用系统方法、数学方法来分析、模拟城市，理性规划达到巅峰。

二战后，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和增长，西方国家一些大城市特大城市问题接踵而至。此时，规划届不再是“集中主义”和“分散主义”的分歧，“适度分散”已达成了共识，卫星城的建设风行，英国的“新城运动”成为了一项国策。经典案例是1944年阿伯克隆比的大伦敦规划，他吸收了霍华德田园城市理论中的分散思想、盖迪斯的区域规划思想和集合城市的概念，采纳了恩温德卫星城建设模式，将伦敦城市周围较大地域作为整体规划考虑的范围。该方案对当时控制伦敦的蔓延、改善混乱的城市环境有一定作用，但同心圆封闭式的布局模式也造成了通勤距离过大、配套设施不足、新城投资巨大等问题。

1950年城市生态环境科学思想兴起，战后联合国和一些地区通过了一系列历史环境保护文件，如1964年《国际古迹保护与修复宪章》、1976年《内罗毕建议》、1982《佛罗伦萨宪章》、1987年《华盛顿宪章》等，文物与历史遗迹的保护提上日程。

在功能理性主义绝对垄断时，Team10提倡人本主义，呼吁城市规划要注重社会文化和人类自身价值，其中，英国Smithson夫妇提出了“簇拥城市”，这种城市的发展充分体现了流动、生长、变化的思想。

至此，现代城市规划思想体系的基础确立，为理想主义、理性主义、实用主义。

第九章混沌交锋—1970—1980年代的城市规划思想

1970年至1980年间，社会形态上，黑人运动、人权运动、女权主义、后福特时代等交织在一起，消费形态上，西方进入了“丰裕社会”阶段，人们希望领略日新月异的生活，以满足心理需求。在这种背景下，滋生了批判现代文明、强调思想文化平等自由发展的后现代主义，其主旋律是多元性和差异性。

后现代城市规划的视角有对社会公正问题的关注、对社会多元性的重视、人性化的城市设计以及对城市空间现象背后的制度性思考。后现代城市规划思维特征是①反叛理性的规划思维；②多元化并存的规划观；③文脉主义的规划情感；④模糊空间的规划理念。

后现代理论中最突出的是关于文脉主义的理论，由此引发的有凯文林奇的城市意象、罗威、科勒的“拼贴城市”、“地点与场所精神”以及后来日本“新陈代谢学派”的思想。此外，物质空间和政策协调整合的城市更新运动不断发展，用社区改造代替了大拆大建的城市改造。同时，一些学者探索“未来城市”，如弗里德曼的可插入城市、矶崎新的空间城市等。在社会方面，社会公正思想和公众参与也正悄然兴起并不断发展。

针对对功能主义、理性主义的弊端，1977年国际建协在秘鲁利马制定了这个时代城市规划的另一基本文件《马丘比丘宪章》。宪章指出不要为了追求清楚的功能分区而牺牲了城市的有机构成和活力、城市规划是一个动态过程、科学技术是手段而不是目的等观点，而且重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和公众参与。和《雅典宪章》的区别，说明现代城市规划发展趋势是从理性主义向社会文化主义转变，从空间功能分割向城市系统整合思维方式转变，从终极静态的思维观向过程循环的思维观转变，从精英规划到公众参与规划观的转变。

第十章全新图景—1990年代以来的城市规划思想

1990年以来，世界格局多极化，全球化不断发展，人们对生态、文化高度重视。于是，城市与区域管制、新区域主义、新城市主义、生态城市人文思想应运而生。

新区域主义强调区域不可或缺的价值并认为其应该成为现代经济政策关注的焦点；鼓励区域内多元主体互动、激发内生发展潜力；强调经济与社会行为的区域化特征和培育区域的可持续发展能力等。因为通过区域空间规划和政策调整，区域公正和谐的环境、高度的竞争力和吸引力能为区域内城市提供更多的发展机会。典型案例是德国鲁尔工业区的区域整治和英国利物浦地区及格拉斯哥等传统产业地区的区域发展转型。

西方国家的工业化、现代化发展，使得城市沿郊外高速路无节制蔓延、人与人之间存在严重的隔膜。新城市主义思想的核心，是以现代需求改造旧城中心的精华部分，使之衍生出符合当代人需求的新功能，但是强调要保持旧的面貌，特别是旧城市的尺度；而在城市郊区，提倡采取一种有节制、公交导向的“紧凑城市”模式。其中“传统邻里发展模式”（TND）和“公交主导发展模式”（TOD）是其典型的两种模式，均体现了新城市主义城市设计的基本特点：紧凑、适宜步行、功能复合、可支付性以及珍视环境。

美国加拿大的城市向外无节制地蔓延，虽然有空间基础和小汽车的技术支撑，但由此导致的社会、生态负效应，使得1990年后北美学者检讨这种不受控制的增长方式，提出增长管理的思想。1997年Lendening首先提出了精明增长的概念，其手段主要有强调以公共交通和步行交通为主的开发模式；鼓励市民参与规划，培育社区意识，鼓励社区间协作；改变城市中心区衰退的趋势；强调开发计划应最大限度地利用已开发的土地和基础设施，鼓励对土地利用采用“紧凑模式”，鼓励在现有建成区进行“垂直加厚”；打破绝对的功能分区思想和严格的社会隔离局面，提倡土地混合使用、住房类型和价格的多样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