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区发展

中国社区发展（共8篇）

中国社区发展 篇1

摘要：推进农村社区建设，需要明确建设目标，合理定位建设模式。本文在评述目前农村社区建设模式的基础上，从湖北老河口市农村社区建设经验出发，侧重于从实践的角度解读老河口实践的经验与启示，进而对老河口实践进行总结，拟建构“两型”社区这一农村社区建设的创新模式。

积极推进农村社区建设，必须明确农村社区建设目标，合理定位、适时创新建设模式，探索和选择具有地域特色的农村社区建设模式。认真研究并审慎地回答这一问题迫切需要理论工作者和实践工作者给予深入探讨。本文旨在对湖北省老河口农村社区建设典型经验的调查和总结的基础上，探讨农村社区的目标定位和模式选择、创新问题，探索既符合民主政治发展，又依据中国农村实际情况而定位的农村社区建设模式，这对于正处在初步探索和发展之中的农村社区建设引向深入，落到实处，具有重要意义。

一、已有的实践模式及其研究评述。

我国近年兴起的农村社区建设，虽还处于试点探索阶段，但已在各自的探索实践中形成了诸多卓有成效的建设模式，概括起来大致分为以下几种典型模式：

（一）、江西模式：“一会五站”。

作为欠发达省份的江西是全国农村社区建设的“第一块试验田”，在实践中创造性地把农村社区建设的落脚点放在了自然村落，摸索出了符合江西农村特点的建设模式。“一会五站”是江西农村社区建设模式的核心，具体而言,是在村落社区中成立以老党员、老干部、老农民、老教师、老复员军人和无职党员为主体，热心村落社区建设的志愿者参加的村落社区志愿者协会。通过志愿者协会下设社会互助救助站、卫生环境监督站、民间纠纷调解站、文体活动联络站、公益事业服务站和科技信息传递站，组织村民开展各类活动。在村落社区建设中，强调坚持自愿参与、量力而行、服务村民、互帮互助、形成合力、公道正派的原则，社区建设不背负任何的硬性任务、指标，也不给村民添任何麻烦。

（二）、秭归模式：“组织再造”。

杨林桥镇是湖北秭归县农村社区建设模式的典范。杨林桥镇地处山区，自然条件差，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受到当地运行良好的“红白理事会”等农民自组织协会的启发，杨林桥镇领导人提出了划小村级管理单位，撤销村民小组改建社区的工作方案。“组织再造”是秭归杨林镇社区建设模式的内核。

按照“地域相近、产业趋同、利益共享、规模适度、群众自愿”的原则，全镇14个村成立社区306个，互助组1034个。每个社区30个左右农户，设理事长1人，理事2一4人，共“海选”出理事会成员1028人，建立了“村委会互助组生活-生态”庭院农业生产循环。所谓庭院经济，指的是农民以房前屋后的土地、水面和空间为基础，充分利用庭院设施等优势，从事种植、养殖、加工、服务等生产经营活动的一种经济形式。

近年，老河口各地形成了几种典型的庭园经济模式：一是养殖型庭园经济，因地制宜推广以猪、牛、羊、鸡、兔为主的养殖型庭园经济，推动农村养殖业发展。温岗村引导农户利用当地丰富的草地资源发展庭园养兔，每户平均养殖30只种兔，每年为农户增收1000多元；

二是种养结合型庭园经济，积极发展农业循环生产。在273户建有沼气池的柴店岗村，推广户平圈养3一5头猪、1个沼气池、70一140平方米菜园的“猪沼菜”庭园经济模式，形成了以沼气为纽带的生态链条模式，每年节约农药化肥250元，出栏6一10头肉猪，种3茬蔬菜，可为农户增加收入3000元；三是长短结合型庭园经济，积极发展立体农业。指导农户充分利用庭园空间，推广长短结合、高矮结合的种植模式，使农户房前屋后花果飘香，不仅形成了“林在村中、村在林里”的良好生态环境，还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益，为农户增收 2000多元。

（三）、“三位一体”，繁荣社区文化，培育社区归属感。

第一，培植农村中心文化户。老河口文化中心户建设采取“1 + 1”或“1 + X”的模式，即一个“文化科技屋”加一个商店、或一个诊所、或一个加工厂等经济实体，以商养文、文商互补。让农户自主经营，依托实体发展，赋予了“文化科技屋”和“文化中心户”强大的活力。李楼镇柴店岗村村民王宗岭开的小商店原来只是卖些日用品，生意一般，自从办成了“文化中心户”，在村里的扶持下，他买了很多科技文化书，免费向村民开放，村民隔三岔五就到他那里去，看书、借书，交流各方面知识，营业额也随之增加了上千元。如今，老河口农村，像王宗岭这样的“文化中心户”成了农民学习的课堂，甚至很有可能走出一条适合农村未来农村图书馆建设的新路。

第二，建设社区文化平台。2007年来，老河口发展文化科技中心户115个、农家书屋4个，兴建标准化村文化活动室5个、村级文化体育场7个，电脑、图书、音像资料、健身器材、报纸杂志在社区扎根、留在农民身边，有力地促进了社区文化活动的发生与发展。计划到“十一五”末，老河口100%的乡镇建有符合标准的成人文化技术学校，60%的乡镇达到文化先进乡镇标准，98%的村建有村级文化活动室，100%的村有文化中心户；85%的乡镇建有体育健身中心和体育指导站，50%的村建有体育基础设施，社区文化载体、文化大舞台将得到有力搭建。

第三，开展特色活动，增强教育实效。老河口积极推进“孝心献老人”、“文明市民”、“星级家庭”、星级文明户”等评选，大力推进“文化中心户”、“美德在农家”、“政策、道德、法律、文化、科技、卫生六进家”、“婚育新风进万家”以及生态文明村、文明城镇等群众性创建活动，普及文明行为常识，增强农民文明意识，在丰富多彩的社区文化的耳濡目染、身体力行中培育了农民的“生活共同体”理念以及社区归属感。

二、河口社区建设的绩效及经验。

老河口经过两年的农村社区建设，形成了宝贵的举措与经验，与其他的社区建设模式相比，其成效及其对当前农村社区建设的启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挖掘内部资源，低成本建设农村社区。在农村社区建设中，需要投入相应的人、财、物开展社区建设，“等、靠、要”、完全依赖上级的转移支付是行不通的。与此同时，农村集体经济薄弱、负债累累也是不争的事实。2001年，农业部调查统计结果显示，全国村级负债1483亿元，平均每个村负债20万元。取消农业税以后，国家给村一级一定的转移支付，主要用于村干部的工资和必要的办公支出，几乎没有其他机动的开支。

（二）、贴近农民生活，激发农民参与在社区建设中，长期以来导致的政府包办、代办倾向以及农民参与的被动性，再加上农民自身在经济上的弱势地位，“人微言轻”、“边缘化”使他们往往远离社区建设。正如美国社会政治学家安东尼·奥罗母所言：“处于较高社会经济地位的人参与政治的比例必然要比处于较低社会经济地位的人们高些。这种差别，确实可以反映出那些较低社会地位的成员在各方面的不利条件，诸如仅享有较低级别的信息和较少的闲暇时间”。大多数社区农民的弱势降低了其参与社区建设的效能感。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建设农村社区必须依靠农民，凝聚农民的建设动力，不然的话，类似于民国乡村建设运动时，由于忽视底层民众的动员和参与而导致乡村建设运动失败的现象很可能重演。

（三）、倡导生态发展，促进社区可持续发展。建设农村社区必须以尊重自然生态规律为前提。“如果不尊重自然规律，违反客观规律而任意活动，那就一定不能达到预期目的。” 正如有关学者所言，“生态规则是明确无情的：大自然必须受到保护，否则我们人类将灭亡”。人居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归根到底是协调人类居住与自然、社会、经济和环境资源之间的和谐关系，建立可持续发展的人类社区。

（四）、坚持经济致富与文化脱贫相结合文化属于上层建筑，为经济基础所决定。具备经济基础的社区文化建设才是一场循序渐进的行动，否则的话，即使偶尔产生文化建设轰动效应，也只不过是表面光鲜，实际价值甚少。不可否认的是，文化又具有相对独立性，能够反作用于经济。研究表明，文化贫困及其产生的贫困文化往往是影响当前农村发展的重要原因。因此，将农村社区文化建设与农村经济增长相结合，在建设农村社区文化的过程中，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知识、培育农民的创新创业精神等现代观念，也可以成为农村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而农村经济的增长也可以为建设农村社区文化提供持续发展的充足财力。

老河口农村社区将社区经济发展与社区文化繁荣结合起来。现代农业与庭院经济的发展促进了社区经济致富，给社区居民带来的看得见的利益，激发了他们建设社区文化的热情；在开展社区文化建设中，摒弃抽象的文化建设，结合农民迫切的生产生活需求，在文化活动的开展中传播农村科技、法律、卫生等知识以及党与政府的相关政策。农村社区经济致富与文化脱贫相辅相成，起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让社区文化建设变成了实实在在的行动。

三、结论：“两型”社区的创新模式

基于以上分析，老河口社区建设模式创新的启示意义显而易见。与此同时，我们也有必要对老河口实践做进一步的发掘和阐释，并建构一种新的建设模式──“两型”农村社区，这对于明确农村社区的建设方向、模式定位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两型”农村社区是本文试图超越简单的或“标准的”个案、模式视角，而以整个农村社区建设发展为着眼点，对其当前与未来发展的若干定位问题进行深度研究，去把握一般事实和探寻具有普遍意义的规律，尝试性提出的社区建设模式框架。“两型”农村社区是针对我国当前农村社区建设的目标定位和模式创新问题而提出的概念，指的是“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农村社区”。资源节约型社区是指整个农村社区建设、发展建立在资源稀缺、节约资源的基础上，在政府投入、村庄公共收入以及农民自身收入有限的背景下，建设农村社区的核心是节约资源，并尽可能“低成本、高收益”地建设农村社区；环境友好型农村社区是指农村社区的发展以人

为本，以环境承载力为基础，以健康、环保和谐为主旨，追求一种人的生存、社区经济和社区发展与社区环境的良性互动的友好方式，从而实现农村社区的可持续发展。资源节约与环境友好两者相辅相成，互为补充，在农村社区建设框架下把二者的内涵统一为一个整体的概念，即资源节约与环境友好型农村社区。

要澄清这些概念，发现其重要的和连贯的意义，只有借助对观察对象的逐步分析。最后，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由于全国各地自然地理条件、资源禀赋、风俗习惯等不尽相同，以及发展水平等多方面的差距，农村社区建设不可能有统一的适用于所有村庄的模式，也就是说农村社区建设在应然与实然层面上都是多元性的现实与实现。因此，我们对模式的理解就不能陷入误区，即认为模式就是供模仿、复制的榜样或典型。事实上，从发展模式的定义来看，任何一种被总结出来的模式，都有其典型性与特殊性，都是与特定的主体相对应的。对模式的分析，其意义主要在于从经验事实中加深对发展的内在逻辑及规律的认识和理解，通过他人模式来反思和分析自身行动的合理性，以便针对自身的实情，探索具有自己特色的发展路径。笔者通过对老河口实践的总结与分析，提出了农村社区建设的新模式──“两型”农村社区的意义便在于此。

中国社区发展 篇2

体育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提供了活力, 是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必不可少的一部分。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实现金牌零的突破, 到2008年成功举办奥运会, 竞技体育不断发展。但是社区体育发展迟缓, 尤其是近年来我国青少年身体素质不断下降, 亚健康人群迅速扩大。而城市社区群众体育的主体是社区居民, 主要活动场所是各健身点、公共体育场和活动中心、社区花园等, 主要活动方式是身体运动等, 主要活动时间是闲暇业余阶段, 主要目的是促进健康、娱乐身心、增强体质。对于我国人民身体素质提高, 身心健康发展有重要意义。

目前, 单一政府指导的举国体制, 很难适应群众体育的发展。我国应转变体育发展观念, 提高国民素质, 大力发展群众体育事业。

同时我国的社区体育组织管理和服务管理不够完善, 社区体育指导员的数量和质量不能得到保证, 相关人才大量缺乏, 体育运动设备匮乏陈旧, 我国的社区体育严重依赖政府, 发展缓慢, 已经无法适应当前群众体育需求的飞速发展。

2、研究对象

孙吉在《城市社区群众体育管理研究———以上海市虹口区为例》中指出:群众体育分为广义与狭义的两种概念:即广义的群众体育是指涵盖除竞技体育以外的各种人群的体育。“本质上它是指广大群众在余暇时间中广泛开展的, 以身体运动作为主要手段, 以提高健康水平, 进行娱乐消遣为主要目的”, 在身心健全发展的阶梯上不断超越自我, 促进社会物质、精神文明进步的大规模社会实践。狭义的群众体育, 又称“社会体育”, 则是指除在学校和武装力量体育 (军、警部队 ) 之外的群众体育部分。

由此可见, 社区体育是群众体育必不可少的一环。

3、研究的实际意义

社区是国家重要的社会单元, 随着经济发展, 社区居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人民群众对于体育要求也日益提高。

而现在社区体育发展呈现出供求严重不平衡的状态, 同时发展体制相对滞后。横向相比, 我国的社区体育发展落后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纵向来看, 我国的社区体育发展与我国的经济发展也同样不相适应。因此对中国社区体育的研究迫在眉睫。

加强对我国社区体育的相关研究, 不仅有利于进一步发展体育运动, 更有利于提高我国文化软实力, 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文化强国。

4、国内外研究综述

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在社区体育发展方面起步早, 形成现代管理体制, 并在组织运行机制上有较成熟的模式:一是美国的社区自治模式;三是日本与北欧的中间模式。

就以美、日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社区体育运行的重要特点来看:

4.1、体育俱乐部是社区体育的主要载体

日本的体育俱乐部具有业余性、自愿性、公开性、民族性、公益性和独立性等特征, 即能够充分利用各类社会力量, 最大限度地组织广大群众因地制宜地开展丰富多彩的体育活动, 又有利于大众体育和竞技体育的协调发展, 是一种方便群众、行之有效的开展体育活动的组织形式, 因而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以上发达国家根据本国国情探索出了适合本国的社区体育发展道路, 通过发展体育俱乐部的形式, 将社区体育和丰富多彩的体育活动结合起来, 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体育俱乐部是美、日、德、英等发达国家在发展中逐渐形成的一种社区体育组织形式, 而他们的经营方式基本上是自主经营加政府扶持, 而且国家也针对体育俱乐部制定了相对完善的法规和政策。

这种先进的体育俱乐部模式将社会资源和政府扶持有机结合, 很大程度上避免了不必要的资源浪费。

4.2、先进的体育指导员制

《社会体育指导员技术等级制度》明确指出 :“社会体育指导员是发展我国体育事业, 增进公民身心健康, 提高生活质量, 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一支重要力量。”

因此发展好体育指导员制度对我国的社区体育发展有重要意义。

5、社区体育发展的先进理论

新公共服务理论是上世纪末兴起的一种公共行政理论。该理论认为政府作为最主要的公共管理主体, 应该服务于公民和公共利益。为完善公共服务质量, 政府的公共管理需要公众参与其中, 同时, 公众想要更好地参与公共事务, 也需要政府完善公民参与机制。新公共服务理论有七个主要观点 (服务于公民而非顾客、追求公共利益、超越企业家身份, 重视公民身份、战略地思考, 民主的行动、责任并不是单一的、服务而非掌舵、重视人而不只是生产力。而这七个观点中很多观点对于完善我国公民参与社区体育机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新公共服务理论反对以往的单一的政府主导性管理, 而倡导政府的服务性。同时新公共服务的以公民利益为主, 重视公民身份等思想, 也体现了社区体育要以人为本, 服务于民的根本宗旨。

6、我国社区的体育管理的借鉴发展方向及建设性措施

(1) 完善法律法规。我国社区体育的发展离不开相关法律法规 的保障。

(2) 健全管理机构管理组织。

(3) 发展完善多基金筹措形式。资金是社区体育发展的基础 , 必须实现资金筹集的多渠道化, 才能更好的发展社区体育。

(4) 完善丰富体育物资 :学校、社区资源共享。 在社区体育的发展进程中, 广泛存在着体育资源分配不均的现象。而在日本的社区体育的体育设施都是对公众开放的, 日本的《学校体育法》就有学校体育设施必须对外开放的相关内容。这一举措就为社区体育提供了丰富的物质资源和场所保障。

(5) 引进体育俱乐部建设制度、体育指导员制度。欧美 、日本等国的体育俱乐部建设和体育指导员制度已十分完善。目前我国社区体育指导员专业性严重不足, 主要体现在技术水平和相关体育知识不足, 文化层次低, 并且以中老年兼职为主。如此现状, 必然严重制约我国社区体育的发展。针对这一现实, 我国应加大对社区专业体育指导员的培养, 增强体育指导员专业知识, 提高技术水平。同时可以进一步提高社区体育指导员的待遇, 吸引更多的体育专业的年轻人加入社区体育指导员的队伍, 充分发挥社区体育指导员的作用。

(6) 动员社区群众 , 树立体育价值观 , 提高健康投资观念。目前 , 我国社区体育发展受限很大程度上源于居民的健康意识不足。加强体育锻炼的宣传, 是社区群众树立正确的健身观。

7、结 语

社区体育是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大事, 而目前我国社区体育的发展还不够完善, 严重依赖政府, 管理不完善, 出现的一系列问题严重制约了社区体育的发展和人民健康水平的进一步提高。我国应借鉴发达国家发展社区体育的经验, 促进中国社区体育的协调发展。

社区体育的发展仅仅依靠政府单方面的力量是不够的, 在我国要想真正发展好社区体育必须转变政府职能, 服务人民;协调多方力量, 借鉴创新别国先进经验, 并结合本国国情加以发展。

充分发挥社区群众体育主要管理方式的作用, 加强严格有序的组织管理, 锻炼者自主锻炼有效的将体协社团和居委会的工作结合起来, 同时充分发挥体育俱乐部和专业体育辅导员的作用, 促进社区体育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孙吉.城市社区群众体育管理研究——以上海市虹口区为例.

[2]黄燕飞.中日社区体育管理体制比较研究[J].宁波大学学报 (人文科学版) , 2008, 05.

[3]黄燕飞.中日社区体育管理体制比较研究.

[4]张龙.国外社区体育组织管理及其启示[J].体育文化导刊, 2008 (10) .

[5]林青, 林韦君.日本社区体育体制对我国社区体育建设的思考.巢湖学院学报, 2006, 03.

中国社区银行发展现状 篇3

关键词：社区银行；发展

一、我国社区银行建立的必要性

我国金融机构目前正处于改革、创新的阶段，而通过美国的社区银行带动该国金融业蓬勃发展这一例子，我国应当认清自身金融市场的需求，发现社区银行在中国建立并发展的潜力。

（一）有利于改变我国银行体系较为单一，缺乏多样性的现象

银行体系的不合理，可能会阻碍经济社会的发展。我国的商业银行体系较为单一，并且比例存在失衡现象。在美国，①从数量上来看，截止至2011年美国有7000多家社区银行，占所有银行总数的96.4%，有超过50，000个网点。从资产规模上来看，资产低于10亿美元的社区银行占91%。然而我国的银行体系则呈现出一种国有银行数量少但其资产规模比重极大的现象。截止至2013年3月，国有银行资产规模约占总资产的44%，而城市商业银行仅仅占总资产的9%（参见表1）。但从这一方面来看，我国银行体系结构已经存在较为不合理的现象，这不利于中国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

另外，中小银行在我国的规模虽然正不断地发展壮大，但是它的主营业务大多数是跟随国有银行经营的，缺乏自身特色。相对而言，国有银行拥有庞大的经营网点，以及国家的资金支持、政策扶持，在其优势显而易见。因此，社区银行在中国的设立，会成为我国银行体系改革的转折点，是促进中国金融市场多元化发展的重要因素。

而且，随着国有银行的股份制改革的步伐，其经营重点集中于大型企业和优质客户群，中小型商业银行因而难以扩大规模。2013年5月中央银行发布的《2013年中国金融稳定报告》指出：“存款保险制度在我国已经可以推行并组织实施。”这表明国家不再为储户在商业银行的存款承担责任，银行破产倒闭现象可能会发生。银行假如破产，由存款保险机构负责对于客户的存款进行赔偿，但不是全额赔偿，会设立一定的限额。如果这项政策开始实施，中小型商业银行必将受到公众的质疑。因此，需要完善商业银行体系，建立社区银行，既能满足企业和居民的需求，还能减轻中小商业银行的压力。

（二）有利于缓解我国中小型企业贷款难的困境

近年来，中小企业得到了国家政府的大力扶持，其规模也在不断扩大，发展前景蒸蒸日上。但是由于融资困难，我国众多中小企业出现了倒闭的危机。据统计，②徐州的中小企业的平均寿命只有三年，每年有约三分之一的中小企业倒闭破产，而其中60%的中小企业破产倒闭的原因就是融资困难。因此，面对如此之高的倒闭率，金融机构对于中小型企业的贷款更加谨慎，由此形成了恶性循环。一些不法企业利用不规范的民间融资，以高利率借贷为诱饵，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造成了金融市场秩序混乱等一系列社会问题。而社区银行拥有组织结构简单，信息传达效率高，运营机制灵活等特点，能够有针对性的服务于中小企业，从而有效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

（三）有利于满足居民和中小企业对个性化金融服务的需求

几年之前，我国居民主要把资金投资于股票市场或者房地产市场，但是在经历了2013年股票市场持续的熊市，“新国五条”等房地产政策相继推出，投资者们对于未来的股市行情和房地产业都极度失望。與此同时，市场上又缺少其它金融创新产品的代替，居民们只能将手中的资金存入银行，这不利于资本市场的资金流动。因此，需要开辟新的投资渠道，以促进投资者进行投资，带动经济发展。

除此之外，由于我国城镇化发展速度较快，乡村人口正逐步向城市迁徙，而大城市又存在人口饱和现象，中小型城市必将会吸收一大批人口，从而引起大量的中小企业和个体户的聚集，这些企业和人口对于金融服务业务的需求也会扩大，因此亟需社区银行的出现。

另外，由于社区银行实行多元化经营，能够提供创新型的、个性化的服务业务，无论是对中小企业还是居民都有极大的吸引力，大量的潜在客户的存在有利于社区银行进一步的扩大发展规模。

由此可见，中国的金融市场发展需要社区银行的出现，规范的社区银行对完善中国银行业结构会有积极的推进作用。发展社区银行在满足消费者对于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多层次以及个性化需要的同时，还可以促进银行业整体竞争力的提升，有利于区域经济发展。一个健全的以中小融资机构为主的金融体系，能很大程度上环节我国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同时也填补了我国基层金融空洞化、金融服务出现真空的局面。所以，对于我国金融体系的改革来说，发展社区银行势在必行。（作者单位：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注解：

① ICBA Report：Community Banking Facts[EB/OL].www.icba.org.2012

② 梁平，梁卫东，李岩.中小企业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以徐州中小企业为例[J].经营与管理，2012

参考文献：

[1]陈正玉.社区银行的发展与借鉴[J].中国金融，2011

[2]陈幼惠.发展我国社区银行的思路[J]北方经济，2013

[3]段军山.我国社区银行的发展思路[N].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2009

中国城市社区治理模式 篇4

作者：何海兵 文章来源：转载 点击数：

治理是研究社会关系的新理念，强调通过合作、协商的方式实施对公共事务的管理，弥补国家和市场在社会资源配置过程中的不足或失效之处。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后，“单位人”逐渐转变为“社会人”，社会中出现了自由流动的资源和自由活动的空间，一批社会中介组织、民间团体应运而生，导致原有的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体制——单位体制和街居体制相继失效或失灵。将治理理论应用于我国城市基层社会的重构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探讨了社区治理的概念、内涵和特征，介绍了我国社区建设中出现的三种典型的治理模式，分析了它们的共同特征、各自特色、存在的问题和困难，并提出了我国社区治理的最终方向和阶段性过程目标。

“治理”一词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全世界政治、经济及社会领域得到了广泛的运用，主要目的是为了弥补国家和市场在社会资源配置过程中的不足或失效之处。在最具权威的全球治理委员会的研究报告中，指出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或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这既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制度和规则，也包括各种人们同意或以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它有四个特征：治理不是一整套规则，也不是一种活动，而是一个过程；治理过程的基础不是控制，而是协调；治理既涉及公共部门，也包括私人部门；治理不是一种正式的制度，而是持续的互动[1]。与此巧合的是，我国在20世纪90年代启动了社区建设的步伐，主要的背景是在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政府不能再象计划经济体制下完全靠行政权力垄断所有的资源，社会上已经出现了大量的自由流动资源和自由活动空间[2]，个人从单位体制中解放了出来，而原有的主要管理“社会闲散人员”的街道和居委会体制在新形势、新问题面前出现了很多不适应症状，与此同时，社区中也逐渐产生了一些社会中介组织、民间团体等，居民也越来越重视自己所居住的社区，开始参与一些社区公共事务。将“治理”概念应用于社区建设的过程中，对我国社区的长远发展来说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社区治理的基本理念

社区是指一定数量居民组成的地域性的生活共同体。社区治理就是指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由政府与社区自治组织、非营利非政府组织、辖区单位以及社区居民共同管理社区公共事务、推进社区持续发展的活动。与我国过去的基层社会管理相比，社区治理的特征在于：

1、就主体而言，由单一化转变为多元化。我国过去在对基层社会的管理中，管理主体单一化，只能是政府。而在社区治理中，主体的多元化是必然要求，除了国家（政府）主体之外，还有居民、社区自治组织、非营利非政府组织、辖区单位等。因此，社区的公共事务需要多元主体的参与和决策，政府与社区之间要形成积极而有成效的合作信任关系，以善治（即良好的治理，就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3]为目标，达至社区公共利益的最大化。

2、就过程而言，从强调行政控制到强调居民参与。我国过去的基层社会管理，不论是单位体制，还是街居体制，行政功能都非常突出，命令式的上下级科层色彩浓厚。政府与单位之间、单位与职工之间都是服从与被服从的行政命令关系。市区政府、街道办事处和居委会之间的互动关系也都按照行政命令模式运行。而社区治理则强调居民参与，要求社区发展的各项规划、社区建设的实施以及社区事务的处理等都必须体现社区居民的广泛参与，与居民的要求相适应。居民不再依附于单位或街居组织，更不受它们的庇护，而是彼此形成平等互惠的关系。

3、就结构而言，由垂直科层结构转变为横向网络互动结构。我国过去的街居体制结构是从上级政府到街道办事处到居委会再到居民，单位体制结构是从上级单位到下级单位再到居民，只有垂直的关系，没有横向的联系。而在社区治理结构中，社区主体多元化，街道与居委会之间、居民与政府之间的关系由单向运行转变为双向互动；大量社区中介组织的培育和发展，在居民和政府之间又是一道沟通和联系的桥梁，从而

374 更新时间：2007-8-24 将社区中行政力量、自治力量和社会力量构筑成横向的网状结构 [4]。

二、社区治理的实践模式

自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我国大中城市掀起了社区建设的热潮，民政部首先选择在北京、上海、天津、沈阳、武汉、青岛等城市设立了26个“全国社区建设实验区”。通过几年的实践总结和经验概括，形成了几种代表性的城市社区治理模式，本文重点介绍上海模式、沈阳模式和江汉模式的主要特征。

1、上海模式。上海在实行“两级政府、三级管理”改革的过程中，将社区定位于街道范围，构筑了领导系统、执行系统和支持系统相结合的街道社区管理体制。具体而言：

（1）社区管理领导系统：由街道办事处和城区管理委员会构成。在“两级政府，三级管理”体制下，街道办事处成为一级管理的地位得到明确。随着权力的下放，街道办事处具有以下权限：部分城区规划的参与权、分级管理权、综合协调权、属地管理权。街道办成为街道行政权力的中心，“以块为主、条块结合”。与此同时，为了有效地克服各块分割，建立了由街道办事处牵头，派出所、房管所、环卫所、工商所、街道医院、房管办、市容监察分队等单位参加的城区管理委员会。城区管委会定期召开例会，商量、协调、督查城区管理和社区建设的各种事项，制定社区发展规划。城区管委会作为条与块之间的中介，发挥着重要的行政协调功能，使条的专业管理与块的综合管理形成了有机的整体合力。

（2）社区管理执行系统：由四个工作委员会构成。上海模式在街道内设定了四个委员会：市政管理委员会、社区发展委员会、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其具体分工是：市政管理委员会负责市容卫生、市政建设、环境保护、除害灭病、卫生防疫、城市绿化。社区发展委员会负责社会保障、社区福利、社区服务、社区教育、社区文化、计划生育、劳动就业、粮籍管理等与社区发展有关的工作。社会治安综合管理委员会负责社会治安与司法行政。财政经济管理委员会对街道财政负责预决算，对街道内经济进行工商、物价、税收方面的行政管理，扶持和引导街道经济。以街道为中心组建委员会的组织创新，把相关部门和单位包容进来，就使得街道在对日常事务的处理和协调中有了有形的依托。

（3）社区管理支持系统：由辖区内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居民群众及其自治性组织构成。它们通过一定的组织形式，如社区委员会、社区事务咨询会、协调委员会、居民委员会等，主要负责议事、协调、监督和咨询，从而对社区管理提供有效的支持。上海模式还将居民委员会这一群众性自治组织作为“四级网络”，抓好居民委会干部的队伍建设，充分发挥居委会的作用，推动居民参与社区管理，维护社区治安稳定，保障居民安居乐业。[5]

2、沈阳模式。从1998年下半年起，沈阳市在和平、沈河两区试点的基础上，开始在全市展开社区体制改革，重新调整了社区规模，理顺了条块关系，构建了新的社区管理组织体系和运行机制，形成了颇具特色的沈阳模式，在全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其采取的主要措施是：

（1）明确社区定位。沈阳将社区定位在小于街道办事处、大于原来居委会的层面上。由于原有的居委会规模过小，资源匮乏，如将社区定位在居委会则不利于社区功能的发挥。街道办事处是政府的派出机关，在街道层面上组建社区，则又影响社区的自治性质。因此，将社区确定在街道与居委会之间的层面上，可以避免两方面的弊端，而有利于社区资源的利用与功能的发挥。

（2）合理划分社区。沈阳市将社区主要分为四种类型：一是按照居民居住和单位的自然地域划分出来的“板块型社区”；二是以封闭型的居民小区为单位的“小区型社区”；三是以职工家属聚居区为主体的“单位型社区”；四是根据区的不同功能特点以高科技开发区、金融商贸开发区、文化街、商业区等划分的“功能型社区”。

（3）建立新型的社区组织体系。这个组织体系由决策层、执行层、议事层和领导层构成。“决策层”为社区成员代表大会，由社区居民和社区单位代表组成，定期讨论决定社区重大事项。“执行层”为社区（管理）委员会，它与规模调整后的居委会实行一套班子、两块牌子，由招选人员、户籍民警、物业管理公司负责人组成，对社区成员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其职能是教育、服务、管理和监督。“议事层”为社区协商议事委员会，由社区内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知名人士、居民代表、单位代表等组成，在社区代表大会闭会期间行使对社区事务的协商、议事职能，有权对社区管理委员会的工作进行监督。“领导层”为社区党组织，即根据党章规定，设立社区党委、总支和支部。

沈阳模式体现了“社区自治、议行分离”的原则，符合现代社会民主政治的发展方向，对社区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6]

3、江汉模式。这是指武汉市江汉区社区制实践的经验。江汉区在学习借鉴沈阳模式的基础上重新将社区定位为“小于街道、大于居委会”，通过民主协商和依法选举，构建了社区自治组织，即社区成员代表大会、社区居委会和社区协商议事会（与沈阳模式不同的是，江汉模式没有把社区协商议事会作为社区成员代表大会的常设机构），并明确提出社区自治的目标，而实现这一目标的路径选择是转变政府职能和培育社区自治。它的主要做法有：

（1）理顺社区居委会与街道、政府部门的关系，明确职责，保障社区居委会的自治性。明确居委会与街道办事处的关系是指导与协助、服务与监督的关系，不是行政上下级的关系。重新界定街道各行政部门与社区组织的职责，街道负责行政管理，承担行政任务；而居委会负责社区自治，不再与街道签目标责任状，并有权拒绝不合理的行政摊派工作。同时还建立社区评议考核街道各职能部门的制度，并以此作为奖惩的主要依据。

（2）政府职能部门面向社区，实现工作重心下移。区街政府部门要做到“五个到社区”，即工作人员配置到社区，工作任务落实到社区，服务承诺到社区，考评监督到社区，工作经费划拨到社区。

（3）权随责走，费随事转。包括两种情况：一是区街政府部门需要社区居委会协助处理“与居民利益有关的”工作时，经有关部门批准，并征得社区组织同意后，区街政府部门必须同时为社区组织提供协助所需的权利和必要的经费；二是区街政府部门做不好也做不了的社会服务性职能向社区转移时，必须同时转移权利和工作经费，做到“谁办事、谁用钱，谁负责、谁有权”，从而保证社区在协助工作时或在承接社会性服务职能时，做到“有职、有权、有钱”。

（4）责任到人、监督到人。主要指为保证区街政府部门职能转换到位，不走过场，根治过去那种“遇见好事抢着做，遇见麻烦事无人做，遇见责任„踢皮球‟”的顽症，建立“责任到人、承诺到人和监督到人”的实施机制。

通过这些措施，江汉区力图建立一种行政调控机制与社区自治机制结合、行政功能与自治功能互补、行政资源与社会资源整合、政府力量与社会力量互动的社区治理模式。[7]

三、社区治理的比较分析

上述三种社区治理模式是在我国社区建设中涌现出的典型经验总结，既有共同特征，又各具特色，但与社区治理的基本理念相比，还存在诸多问题和不足之处。要实现社区治理的理想目标，还需要做很多的基础性工作，并且这一过程是长期的。

1、共同特征

（1）历史背景相同。如前文所述，在我国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城市社会管理出现了复杂、多样的变化，如“单位人”逐渐转变为“社会人”；城市的老龄化趋势加剧，老龄人口越来越多；外来人口大量涌入城市；与此同时，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发展导致大量新型社会组织的产生，如个体经济、私营经济、民办非企业、各类社会中介组织等，形成了众多的社会阶层，这些个体户、私营企业主、自由职业者等人士一开始就属于无单位归属者，等等。面对这些新情况新问题，我国原有的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体制——单位体制和街居体制相继失效或失灵，因而迫切需要新的城市社会管理体制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正是在这种形势下，我国各地开展了社区管理运动，探索新型的社区治理模式。

（2）制度设计类似。在社区治理制度设计中，各城市都在社区定位、组织结构、职权划分、运行机制等方面作了具体规定，虽然在细节方面存在差异，但在指导思想上都遵循有利于社区建设，有利于社区基层民主政治发展的原则。即使行政色彩浓厚的上海模式，也在居委会层面成立了居民代表大会，开展了居委会直选活动，并建立了“三会一公约”制度，即社区矛盾协调会、听证会、评议会和居民公约，这些措施都扩大了基层民主，有利于群众自治，有利于社区的发展。

（3）动力机制趋同。在理论上，社区治理来源于两种力量的推动，一是社区自身力量，社区居民、社区自治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等共同参与社区事务的治理，实现利益的需求，这是社区建设的主要力量；二是政府的外部推动，政府利用自身掌握的资源，在社区居民的参与下，共同推动社区发展。但在我国社区建设的实践中，制度变迁是政府主导的结果。新型的社区治理模式，是政府在新的形势面前主动推动的产物。由于政府部门仍旧掌握着众多的资源，城市社区建设目前还脱离不了政府的指导和支持，社区治理还主要靠政府的外力推动。

2、各自特色

上海模式的特色是把社区建设与“两极政府、三级管理、四级网络”的城市管理体制改革相结合，强化了街道办事处的权力、地位和作用，并将社区定位于街道，形成“街道社区”，注重政府在社区发展中的主导作用，强调依靠行政力量，通过街居联动发展社区的各项事业，因此上海的社区治理模式是属于行政主导型的。由于政府的强势推动，近几年上海的社区建设日新月异，社区服务、社区环境、社区文化等方面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涌现出一批文明社区和文明小区。上海的经验还被北京、天津、南京和杭州等城市借鉴采用。

沈阳模式的最大特点是社区组织体系的建设，按照类似于国家政权机构的设置，创造性地构造社区决策层（社区成员代表大会）、执行层（社区委员会）、议事监督层（社区协商议事委员会），从而形成“议行分离、相互制约”的运行互动机制。单从组织结构来说，沈阳模式属于自治型，因而在全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除了辽宁省内其它城市外，武汉、海口、西安、哈尔滨、合肥等地都学习借鉴沈阳经验。但是，在没有外在环境和内在条件保障的情况下，好的制度并不一定能够得到好的实施，沈阳模式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容易出现偏离现象，即“穿新鞋，走老路”，这也正是很多学者和政府官员担忧的地方。

江汉模式是在沈阳模式基础上的新发展，以主动转变政府职能为核心特征，在体制创新中体现“小政府、大社会”的理念，不仅重构了社区微观组织体系及运行机制，而且转变了区、街政府部门的职能和行政运行机制，试图建立社区自治系统与政府行政系统的共生机制，形成政府自觉依法行政、社区组织自主管理、社区人自愿参与相结合的治理模式，并在制度变迁上选择渐进式的道路，即将社区建设规划为三个阶段：近期新型社区培育阶段、中期现代社区发展阶段和远期社区自治完善阶段。江汉模式属于合作型的社区治理模式，而当前我国大部分城市的社区建设都处于从行政主导型到合作型转变的时期[8]。

3、存在的问题和困难

（1）政府常常越位、错位、缺位，仍处理不好政府与社区的关系。由于目前政府在我国社区建设中占据主导地位，又没有有效的制约机制，再加上传统习惯因素，政府还没有理顺自己在社区治理中的角色，导致不该管的事务管了，该管的事务没管或没管好，出现越位、错位、缺位的现象。有学者指出沈阳模式在目前阶段还存在政府“越位”、“缺位”问题，如“以政代社”；自觉或不自觉地将非政府的社会组织作为依附于政府身上的附属单位或下属单位；大多数基层政府及其官员尚不懂得或不习惯或不善于对社区自治性组织进行政策上的指导；对非政府的社会中介服务机构、专业化的社会工作机构等第三部门社会组织的培育还不到位等[9]。在上海模式中，街道办事处以前的下派任务继续要居委会承担，“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的局面没有改观，并将居委会主任作为事业单位编制并公开招聘非本社区的人员来担任，社区的行政性负担很重。在江汉模式中，政府职能部门在社区设立办事机构和人员，直接侵占了社区的办公空间和财政空间。

（2）居民社区参与不足，社区意识不强。居民社区参与是社区发展的动力之所在，但是在全国城市社区建设中普遍存在居民参与程度低的状况，以上所介绍的三种典型的社区模式也不例外。上海社科院社会调查中心2000年6月的一次大型调查结果显示，只有25%的居民表

示“乐于参加”或“愿意经常参加”社区内各种活动或事务。而且分布不均匀，从年龄层次看，参与社区活动的主要人员是一老一少，“老”是指离退休人员，“少”是指中小学生。据统计，参与社区活动的人员中将近70%的人是离退休人员，中小学生占了10%左右，中青年仅占 20%，而且如果没有单位强制性组织参与，中青年的比例将会更低；从收入、文化程度来看，居民收入、文化程度越高，社区参与率越低[10]。由于社区建设的时间不长，居民还没有摆脱单位体制的影响，只把社区当成居所，没有很强的归属感和认同感。社区意识不强，导致社区建设的动力支持不够。

（3）社区自治组织和中介组织比较虚弱，社区的公共资源难以整合。目前在社区中，只有政府组织和居委会组织比较成熟，由于政府组织的过于强大，导致居委会群众性自治组织的地位被虚化。居委会过分依赖于街道办事处等政府组织，使得其自治功能得不到实现，不能真正体现居民的主体意识和参与意识，因而也就很难赢得居民的认同，社区的公共资源也就得不到有效的整合。而社区中的其他社会中介组织则缺乏足够的资源和权威，它们还没有足够的能力代替政府部门组织居民管理公共事务。前面所述的三种模式都没有体现对社区中介组织的重视，而社区中介组织的发展，对较好地满足居民需要，充分发掘和利用社区资源，建立社区民主自治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

4、未来的方向和目标

（1）总目标：虽然实现社区自治还存在很多困难和问题，但社区自治应是我国社区建设坚持的最终方向，因为社区自治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城市基层社会的管理，它还具有十分重要的政治功能，关系到党的社会基础，关系到政府权威的基层来源，关系到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关系到全面小康社会的实现。当然，社区自治需要得到我国宏观政治体制的支持。随着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随着公共领域的形成，制约社区自治的因素会逐渐消失。因此，社区治理的未来方向是向自治型模式过渡。

（2）过程目标：在实现社区自治的路径上，选择渐进式的道路是比较合适的，而在这一长期过程中，需要重视几项基础性的工作。

其一，进一步完善社区治理结构，理顺社区中政府、市场、社会的关系。目前，各社区的制度设计操作性强、理论性弱，机构设置并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未来的发展方向也比较含糊。因此，要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各社区的管理体制，使社区的治理结构从单一的垂直结构向网状的水平结构转变，使社区中政府、市场和社会三大版块形成真正合作的互动关系[11]。

其二，提升居民社区意识，培养社区自治能力。社区建设要不断地增强居民的社区归属感和认同感，扩大居民参与的范围和程度，要重视社区功能的开发，发展社区服务，塑造社区文化，满足居民的各种需求。社区居委会要逐步提高自身的能力，能够代表居民的切身利益，减少对行政系统的依赖，赢得居民的支持和合作，共同促进社区的发展。

社区警务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 篇5

内容摘要：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包含着极为丰富的社区警务思想和实践探索。在思想上具有代表性的有儒家 “以德去刑”的“德治”思想，法家先驱管仲立足于经济的犯罪预防理论以及以商鞅为代表的战国法家“以刑去刑”的“重刑主义”犯罪预防观。在实践上，历朝在基层社区治安管理机构的实践、加强户籍管理以及在维持社区治安所采取的手段上都有丰富的实践。所有这些对我们今天的社区警务工作应该说有所启迪，但不能将其看作是今天社区警务的源流。

关键词：社区警务 中国 传统法律文化

社区警务这一现代西方第四次警务革命的产物，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产生以来，风靡全球警界，对各国警务模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至八十年代，其理念和方式才“舶入”我国。近年来，它与我国公安工作的现代化紧密联系在一起，对公安基层基础工作建设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其实施的效果势将直接影响到国家的长治久安。因此，无论是警界还是研究治安工作的学者，对社区警务“趋之若骛”也就在情理之中，笔者也自然不敢免俗。在众多研究社区警务问题的著述中，也有少量着眼于社区警务起源问题的研究。有的从西方国家警务历史中探求社区警务的起源和发展，有的则认为社区警务应该起源于我国古代：认为从我国古代法律思想家的著述和古代封建国家维持社会治安的某些制度和做法也可以探询到今天社区警务的某些痕迹，从而认为我国早就存在着社区警务的制度及其实施。寻根求源自然有助于加深对一个问题的理解，但寻根求源应首先立足于问题的内涵和实质，而不能在茫茫史海中简单地牵强附会。有关社区警务的起源应该不是难解的问题，“自西方舶入”应该是大家的共识。但让其很好地植根于我国，为维护我国社会的长治久安服务，自然不能脱离与中国社会、文化的融合，从而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社区警务。笔者也正式基于这样的理念，希冀探求社区警务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某种联系，从传统法律文化中汲取精华，为建立新型的社区警务制度提供借鉴。

一、儒家的“德治”思想与社区警务

儒家文化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精髓，其法律思想也是中国古代封建正统法律思想的核心内容。儒家以孔子为代表，其法律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强调“德治”，主张“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为政以德”、“以德服人”。这里的“德”是一个融道德、政治、信仰、策略为一体的综合概念，当然符合统治阶级意志的道德、品行仍然占大多数内容。儒家认为，德和刑都是主要的统治方法，但应该以德为主，刑罚只是德政的辅助手段。汉代大儒董仲舒更是提出了“大德而小刑”的思想。历代儒家无一例外地强调道德教化的作用，认为教化的力量大于刑杀，其理由是：“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意即统治者仅用政令和刑罚手段来治理人民，虽然可以使人不敢犯罪，但并不懂得犯罪的可耻；如果用道德感化并加强礼教，百姓就会感到犯罪可耻而愿顺从，从而得以在根本上预防犯罪的发生。儒家从人性论的角度，提倡用道德来引导民众的言行，让民众懂得所谓的“孝悌之道”、“忠恕之道”、“爱人之道”，并提出“有教无类”，主张不分贵贱等级对民众进行教育。希望通过长期的道德教化使社会充满“礼让”精神和“仁爱”精神，不仅可以预防犯罪行为的发生，而且达到其所谓理想的“无讼”的境界。当然儒家所谓的道德教化，不过是向人们灌输宗法伦理思想和等级观念，其本身只是一种手段，其目的在于防止和消灭犯罪现象，“以德去刑”，以达到巩固统治阶级的统治的目的。

诚然，儒家提倡的“德治”思想，不过是为统治阶级提供一种统治哲学，其思想内涵和实质与我们今天所提倡的“以德治国”大相径庭。但其中的一些思想精髓也不能说没有借鉴的作用。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德治国”不仅是治国方略，也是我们开展社区警务工作的指导思想。现代社区警务的一个最重要的内容就是通过宣传教育，集合警界和社会的力量来共同预防犯罪。维护社会治安，不仅单纯依靠对违法犯罪的惩罚，还必须通过道德和法制宣传和教育，动员全社会的力量进行综合治理，从而遏制违法犯罪的源头，这也是今天开展社区警务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

二、法家的“法治”思想与社区警务

与儒家思想不同，法家在预防犯罪、维护统治的理念上，提出了与儒家的“德治”针锋相对的“法治”。当然法家的先驱者们也曾经十分重视道德规范在治国理民中的重要作用，管仲就提出了“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的犯罪预防理论。他把“礼、义、廉、耻”称为“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认为人人都有廉耻之心，遵守礼义法度，才能建立良好的社会秩序。但他反对空谈礼义廉耻，认为只空谈礼义法度无补于时艰，要注重礼义法度得以贯彻实施的基础。指出只有满足人民的生存欲望，解决人民的衣食问题，使人民免受冻馁，才能谈得上礼义廉耻，礼义法度的贯彻和社会秩序的实现才有基本的保障。否则，人民的生存问题尚无着落，要求他们遵守礼义法度，无异于南辕北辙、缘木求鱼。这种立足于经济的预防犯罪理论，含有朴素的唯物主义因素，在当时提出是难能可贵的。由此联想到我们今天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开展社区警务工作，也必须关注社区的经济环境，积极参与社区的经济建设，关心社区群众的生活，才能调动最大多数的力量，从而达到群防群治的目标。

与法家的先驱人物不同，后来的法家在预防犯罪理论方面却走上了“重刑主义”的道路。以商鞅为代表，他公开主张“禁奸止过，莫若重刑”，认为只有加重刑罚才能使“民莫敢为非”而“一国皆善”。嘲弄儒家的以德服人是以德致刑，认为“德生于刑”，刑罚运用的本身就是君主爱民治国的“大德”的表现，从而与儒家的重德轻刑论划清了界限。为了实现其以重刑预防犯罪的“以刑去刑”的理论，商鞅提出了“重刑轻罪”说，即加重轻罪的刑罚。他认为：“行罚，重其轻者，轻者不至，重者不来，此谓以刑去刑，刑去事成；罪重刑轻，刑至事生，此谓以刑致刑，其国必削。”为了达成其重刑主义，首创了“族刑连坐”的处罚办法。所谓“连坐”，就是指一人有罪，全家、邻里、或者其他有关人同受刑罚。《史记-商君列传》中说：商鞅“令民为伍，而相收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收司谓相纠发也。一家有罪而九家连举发，若不纠举，则十家连坐。”此外，为了进一步预防犯罪，他还提出“刑用于将过”、“细过不失”，主张在人们将要犯罪而尚未犯罪时，就处以刑罚。认为“刑加于罪所终，则奸不去，赏施于民所义，则过不止。刑不能去奸而赏不能止过者，必乱。故王者刑用将过，则大邪不生；赏施于告奸，则细过不失。”在商鞅看来，人们犯了罪时才用刑罚，犯罪的行为就不能禁止；只有把刑罚用在人们将要犯罪的时候，罪恶才不会发生。显然，处罚“将过”，实际上是按照人们的思想定罪，而不是按照人们的行为来定罪。至于“细过”，那仅仅是一般违法行为，可以采取教育的方法加以解决，而不必诉诸刑罚。对“细过”也给以刑罚，这就混淆了罪与非罪的界限，无疑是重刑主义的表现。由此可见，在犯罪预防理论上，法家的“重刑主义”和儒家的“以德去刑”、强调道德教化显然是针锋相对的。其重刑主义在历史上起过一定的作用，但终究未能实现秦王朝的长治久安。以此为鉴，我们在预防犯罪的过程中，单纯依靠我们的警力，仅通过打击和惩戒违法犯罪行为，实践证明并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只有深入群众，通过广泛的道德、法制宣传教育，调动一切积极力量，才能达到“综合治理”的目标。这也是我们推广社区警务的原动力。

三、中国古代类似社区警务的丰富多彩的基层治安管理制度

在漫长的中国古代社会中，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其统治地位，除了注重维护京畿首善之区的社会治安外，都十分重视全国各地区社会基层的治安管理。在奉为正统的某种法律思想的指导下，在实践中形成了一整套的、丰富多彩的措施和制度。这些制度和措施无疑带有历史和阶级的烙印，在当时主要是用来钳制广大劳动人民的手脚，以达到维护其统治的目的，其中的绝大多数在今天看来理应作为糟粕而被扬弃，但某些做法对我们的社区警务工作也不失为启迪。

1、较为固定的社区基层治安管理机构

春秋时期，古代各诸侯国在行政区划上逐步由采邑制向郡县制发展。县开始设置在新兼并的边远地区，至战国时的秦国商鞅变法时，始在全国实行郡县制。自秦王朝建立至清末，县成了中国2000多年来最固定的地方行政区域。县设县令，负责一县的民政与治安，尽守土之责。下设县丞和县尉作为县佐，其主要职能是刑事司法方面的职能，主管治安捕盗。县以下还设有乡、亭等派出机构，乡置三老、啬夫、游缴等乡吏，三老掌教化，啬夫掌诉讼和赋税，游缴掌捕盗及治安。在乡以下还设有里，里以里正或里典作为主管人员，是乡辖管下的社区基层治安组织。里以下还有什和伍，即五户为一伍，十户为一什。《后汉书-百官制五》：“什主十家，伍主五家，以相检察，民有善事恶事，以告监官。”可见什、伍的编制主要是用以让生活在同一社区中的人们相互告奸、监督，以达到维持一方的治安稳定。至宋代王安石变法后，甲成为里以下的非常固定的基层治安组织，并以此形成了一整套的保甲制度，后文将详述。

此外，中国古代社区基层治安管理机构中，还有一种叫“亭”的组织机构。“亭”有两种，一种是设在社区中的“亭”，设在城市中的为街亭，在乡村中的为乡亭。亭有亭长，直接由县令负责。另外一种“亭”与古代邮传有关，设在驿道，既为官吏及行旅之人停留、栖息之所，也负有维持治安、防盗禁盗的职能，类似于现代的治安警亭。两种亭都可以说是带有社区基层治安性质的机构。

2、严密的编户齐民制度是中国古代维护社区治安的重要措施

中国在上古三代就有人口登记的相关规定。至战国时期，许多国家相继建立了适应君主集权专制需要的户籍管理制度，即前文所述的“五家为伍，十伍为里”的户口登记。特别是秦国自商鞅变法后，将全国百姓按什伍的单位进行编制，并实行成年男子强行分户的做法。随着秦统一中国，这一制度成了户籍管理的模式。在汉代，则有了更加严密的编户制度，在官府所掌握的户籍中，比较详细地登记了所属居民的年龄、性别、社会关系、土地财产以及身长、肤色的外部特征，作为征收赋税和徭役的根据，而当人民逃亡时也作为缉捕的线索、在维护社区治安方面发挥作用。在秦汉时期，户籍制度更是和什伍连坐的处罚制度结合起来，使户籍有了特定的社会治安功能。而正是由于户籍制度在治安方面的如此强大的功能，历代统治者都把户籍管理视为社区基层治安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并竭力加以完善，以适应治安的需要。其实，今天我们在开展社区警务工作中，加强新形式下的社区户籍管理，特别是对社区内流动人员的户籍管理，仍然是我们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

3、联保连坐和保甲制度等维持社区治安的超强制的手段

如前所述，秦自商鞅变法起就实行了什伍连坐法，即将五家或十家结为一体，使之互相监督。若发现有“奸人”、有不轨的人和事，必须及时报告官府，或自行制止，否则一律同罪连坐。这是强制人民参与制止犯罪，以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的手段。至宋代，这一联保连坐制度发展为保甲制，在法律上继承了前代的连坐法，并予以淋漓尽致地发挥。宋神宗熙宁三年，采纳主持变法的王安石的建议，在京畿地区推行保甲法，规定凡畿内居民，无论主户和客户，每十家为一保，五十家为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分别设立保长、大保长和都保正。外来居民入保者，可暂时编入同保。新增民户达到十家，则另立一保。一户居民有两丁以上，依法抽取一人充当保丁。保丁根据需要自备弓箭兵器，以使练习武艺，制止犯罪。每一大保每夜轮流选派五名保丁值勤，主要负责警戒盗贼。同保内犯有“强盗、杀人、放火、强奸、略人、传习妖教、造畜蛊毒，知而不告”者，依法予以制裁。保甲作为乡村的社会组织，在北宋后期和南宋时期基本固定下来，在有的地方甚至取代了原有的乡里组织。这种制度很显然是一种超强制的治安措施，他使得人人得以相互监督、互相猜疑提防、制造矛盾而人人自危。它以社会和人际关系的高度紧张这种扭曲的心理来

维系社会治安秩序的稳定，最能够适合统治者维护社区基层治安的需要，因而为以后历代所效仿。元、明时期的里甲制度以及清代的保甲制度都是宋代保甲制的翻版。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研究历史是为了更好地把握今天、描绘未来。中华民族漫漫五千年的古老文明中，既有应该扬弃的糟粕。也有值得我们继承并发扬光大的精华。确实，综观我国古代各朝的基层社区治安管理以及有代表性的法律思想，其中包含了极为丰富的社区警务思想和实践探索。这些思想和实践可以给我们今天开展社区警务工作以某些启迪，但毕竟是属于那个时代的产物，与我们今天的社区警务无论在指导思想和具体内容上都不可同日而语，更不能因此而认为社区警务就是起源于我国古代。不解决这个误区就不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并推广社区警务模式，也就不能利用它为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服务。

参考书目：

1、叶孝信主编 《中国法制史》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2、海英主编 《社区警务教程》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13、张晋藩主编 《中国法律史》 法律出版社 19954、张晋藩主编 《中国法制史》 群众出版社 19985、李贵连主编 《中国法律思想史》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6、马小红主编 《中国法律思想发展简史》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67、陈宏冬主编 《中国法律思想史》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0

作者单位：徐凌云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陈文茜 北京市人民警察学院治安系教师

中国社区发展 篇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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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区发展 篇7

社区及社区报

社区报诞生于美国, 最早的社区报始见于1690年9月25日的波士顿, 距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早期的美国社区报多为周报, 服务范围大都仅限于小规模的社区和乡村。二战后, 随着城市化的发展, 都市社区报逐渐替代乡村报成为社区报的主流。但随着市场、科技和商业模式的改变, 单纯以发行频率和发行量来区分社区报已经显得不合时宜了。

今天, 一份社区报纸的特点在于它致力于满足一个特殊社区个体对于信息的需求。社区是由成员及其归属感所定义的。这里的“社区”可以是地理上的、政治上的、社会上的或宗教上的 (相应的, 社区报也可以从地理、政治、宗教上来区分) 。一份社区报纸也可能是每周或每日一期发行的。一些社区报纸只存在于电脑网络空间上而没有实体出版物。据此, 美国唯一的社区报协会———美国全国报业协会将社区报定义为致力于服务一个特定社区的报纸。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对“社区报”下过一个定义:由社区创办并主要在该社区发行的定期出版物。

美国社区报现状

根据美国全国报业协会 (NNA) 的统计, 全美有近8000种各类社区报, 总发行量约为5000万份。大部分的美国社区报为周报, 这个比例大约为69%。

美国社区报的主要收入来源于刊登广告, 因此在发行上有的报纸会采取免费的方式。例如在美国大街小巷随处可见的免费报箱, 行人可以随意取阅其中的报纸而无需付费。免费发行的社区报大约占到总发行量的50%。

此外, 数据显示, 从1965年至今, 美国社区报的发行量翻了三番, 社区报的读者总数也达到了约1.5亿。

随着美国传媒市场竞争的不断深入, 许多大型传媒集团纷纷开始将兼并的对象瞄准地方社区报纸, 但是在社区报的“兼并狂潮”中, 仍有大约70%的社区报保持了家族办报的美国式传统, 并且这一传统在社区报领域短时间内并不大可能会消逝。

社区报的报道内容和方法

美国社区报在报道内容和方法上与传统的全国性报纸也有很大差别:

第一, 社区报报道内容贴近本地区读者, 强调社区归属感。社区报立足报道社区内的新闻, 例如喜丧、通知、祝福、比赛等。报道中常常提及社区内居民的姓名, 赋予居民个人尊荣, 进而使居民间产生强烈的社区责任感;在报道方式上, 强调用篇幅不定的故事性报道方法吸引读者。此外, 社区报还报道居民关心的社区问题, 促使社区居民对所关心的社区问题进行对话, 交流、磋商, 从而达成共识, 解决矛盾。因此它扮演的角色如同提供社区居民对话的平台。

第二, 社区报强调实用性和生活化的社区信息服务。大量刊登社区商业信息的广告, 如超市、餐饮场所、房地产等。特别要指出的是美国社区报常常将其广告进行分类整合, 诸如农机类产品、休闲娱乐商品、房地产、汽车、各类服务等, 覆盖居民生活的各个方面, 相当齐全。由于目标客户群的精确性和消费能力的强劲, 广告商的广告达到了吸引客户群的作用, 广告商也十分乐意在社区报投放广告。

第三, 引导读者从新的角度和方式了解国际和政治类新闻。作为服务社区的报纸, 它的属性决定了社区报在报道中往往弱化对政治类国际类新闻的报道。但这并不意味着不报道。报道中, 社区报往往会引入各个阶层大量人群的声音、观点, 在这类新闻的选择上, 它们也会考量新闻本身在全国范围内的出现频率、差异性、重要程度和社会意义。

对社区报的编辑记者来说, 必须要有不同于一般记者的能力, 他们需要特别善于在方寸之地和日常生活中寻找新闻, 特别善于发现和挖掘, 平常人、平常事, 才是社区报真正的报道对象。采访社区新闻, 还要知道该找什么人, 到哪里去找。社区报记者必须熟悉两种人:一种是社区领袖———人们有事总是去找他们;还有一种是积极分子———他们的身影活跃在各个场所。

美国皮尤社区报道中心认为, 美国的报纸, 包括社区报应当扩大“社区报道”的使用程度。这里的“社区报道”, 即把工作做得更好的编辑和新闻编导, 为帮助人民克服无奈感和疏远感所作出的努力, 目的在于教育公民了解各种重要问题和时事新闻, 以使他们作出公民决定, 参与公众对话及行动, 履行他们在民主国家中的责任。

社区报与新技术

美国报业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尝试开始探索在网络上办报的可能, 然而社区报真正出现于网络已经是20世纪90年代末 (1998年) 了。但是, 不得不说, 将社区报与网络结合确实极大地提高了社区报的传播能力和竞争力, 帮助社区报抢占了大批的受众。

通过网络, 社区报可以迅速及时地更新新闻信息而不需投入大笔费用用于印制报纸, 同时网络版链接给予了读者更大的深度阅读和背景知识, 读者还可以方便地通过检索功能很快地搜索到与本社区相关的信息和历史资料 (部分网站有偿提供这类服务作为增收的渠道) 。在广告业务上, 报纸网络版能够提供多媒体的视频音频广告, 开创了社区报新的广告增收渠道。读者可以直接点击广告接触和购买商品, 这也是广告商十分愿意看到的。对很多社区报而言, 其网络版已经逐渐成为最重要的收益部分之一。

网络版社区报的优势还在于“使得社区报能够抓住那些流失阅读群, 例如那些搬离原住社区的读者群”。而这部分读者群又能够构成网络版社区报稳定的受众群。

一般来讲, 社区报的网络版基本涵盖了纸质版的大部分内容, 并同样有各式分类广告。除此之外, 大部分的社区报都试图在网络版上增加更多的多媒体娱乐服务和新闻信息。一些网站还开始向社区访问者提供可在MP3和苹果ipod上阅读的每日新闻和咨询———“播客”。

网络版社区报提供了在虚拟空间内连接社区居民的体系。而社区报本身同样受益于此, 社区居民的博客提供了大量的信息, 成为社区报的一个重要信息源。

事实上, 在当前全球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 遭受巨大经济压力的许多美国传统大型报纸媒体都纷纷开始全面地与网络接轨以节约成本。据美联社今年3月的报道, 具有146年历史的美国《西雅图邮报》17日在出版最后一期报纸后将转变成完全的电子报纸, 使其成为首个彻底脱离纸媒的大型美国报纸。随后, 世界知名的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也宣布, 自2009年4月起停止平面印刷报纸发行, 仅在网络上发行。有类似计划的传统报纸还有《洛基山新闻》、《星岛日报》、《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等。

金融危机下的美国社区报

美国皮尤研究中心今年3月16日公布的一项研究结果显示, 受金融危机和阅读习惯改变的影响, 美国传媒业处境艰难, 处于“接近自由落体”的危险状态, 已无多少时间再追求新商业模式和进行自我改造。报告显示, 去年美国报纸平均利润下降14%, 上市报业公司股价下跌83%。去年有10%的报业人员失业, 今年将达25%。

但是社区报的状况如何呢?也和传统报纸的遭遇相同吗?

不可否认, 金融危机下整个报业的萧条必然会对社区报产生一定影响, 但是一些小的报纸经营得还很不错。小型报纸受益于他们无法挑战的明细的地方观众定位, 能牢牢抓住他们的读者。

毫无疑问, 小城镇的日报总体比大多数区域报纸或者全国报纸的情况好很多。根据AUDI BUREAU的发行量显示, 2006年10月至2007年3月, 星期日报的发行量下滑2.7%, 不足2万份, 而集团报纸总体发行量下滑4.6%, 12家都市报包括《纽约时报》、《洛杉矶时报》等的平均发行量都下滑了7%。

从某种角度说, 小城镇报纸却在享受发行量上升的喜悦。如休斯敦镇的“DONTHAN EAGLE”报, 根据美国ABC公司的调查, 他们的日发行量上升5%, 达到35416份, 周日刊的销量则上升4%, 达到35293份。而“MUNSTER TIMES”的日刊和周日刊销售量分别都上升3%, 达到85195份和92347份。密歇根州的“MACOMB D AILY”在周日刊市场基本饱和的情况下的日刊销售量上升16%, 达到48741份。不仅在发行量上, 许多社区报的广告收入和利润表现也相当鼓舞人心。

实际上, 金融危机在给美国社区报带来巨大挑战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有利因素。专门从事资讯市场研究的美国outsel公司分析师肯 (Dr.ken) 博士认为, 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 社区报的编辑们可以获得更多的时间将信息加载到网站上。许多小的市场仍旧与都市市场脱轨, 尽管两者之间的鸿沟正在通过因特网弥合。更重要的是, 社区市场有更明确的界限 (针对性的地方新闻和信息) 将其他大型都市报纸竞争者抵御在本区域的网络外。社区报市场同样受益于当地广告商的保守:他们不急于将自己的产品投放在网络媒体上来获取全国知名度。虽然这个情况将会随着广告主意识和报业整体情势而逐渐消除, 但肯博士认为即便未来这些广告商有所转变, 社区报纸仍旧能够根据广告商的转变到网络上发挥巨大优势。

对中国社区报发展的启示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深入以及社区理念及管理的深化, 许多城市的报纸已经出现了“社区版”。中国大陆第一份社区报深圳《巷报》出现后, 一些城市的社区也出现了类似于社区报的报纸。某种意义上说, 社区报是城市社区演进的必然产物。因此, 美国社区报的发展对中国的都市报、无数个“社区版”以及还处于雏形阶段的社区报都有着很大的借鉴意义。

第一, 在新技术的结合与应用上, 前面提到, 美国社区报很好地结合了网络等一系列新技术手段, 不仅为受众创造了更多的信息接触渠道, 而且增加了自身收入来源。这点与中国国内许多报纸只重视报纸印刷品本身的信息传播价值和广告价值形成鲜明对比。

第二, 广告的分类处理。国内传统都市报往往将大量广告堆砌在广告版上, 读者阅读时往往感到十分乏味甚至跳过不读。而美国社区报将广告分类处理, 大大提高了广告的“到达率”, 而且读者也不易感到版面杂乱无章。有调查显示, 大部分读者并不排斥阅读报纸上的广告, 关键是报纸如何以一种合适的方式传达。美国社区报的广告处理方法不失为一个典型范例。

最重要的是, 专注社区是社区报的“立报之本”。社区报得以生存并发展的关键就在于抓住了受众市场中细分的社区市场。“鸡毛蒜皮”的社区新闻实际上正是社区报的优势所在。然而, 究竟应该如何报道?仅仅阐述宽泛的事件并不可取, 美国社区报往往注重社区具体问题, 并提供交流平台帮助社区居民解决问题, 而当下中国许多社区业主与物业间逐渐激化的矛盾正为中国的“社区版”构建交流平台提供了一个可能的契机。此外, 美国社区报以“提供社区信息服务”为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报纸媒介学习的要点。 (本文

参考文献

[1].翟峥:《让新闻与居民的生活越来越近》, 《新闻与实践》, 2006 (3) 。

[2].李瑞芬:《社区报都市报新的突围模式》, 《新闻知识》, 2004 (7) 。

[3].杨殿军:《只有我妈妈一人订阅的报纸——从萨克拉门托新闻周报看美国社区报纸》, 《新闻传播》, 2005 (1) 。

中国社区发展 篇8

关键词：社区服务；政府；盈利性；服务性

一、关于社区服务的基本理念

社区服务在中国当前发展局势来讲，研究者的观点总结出来是三种。

（一）、第一种观点是：社区服务最根本的、唯一的的性质是非营利性。持有这种观点的人认为：社区服务是理应是一种福利性的服务，而不包括其他种类的服务。他们认为对社区服务的最正确的定义应该是：社区服务通过政府的支持，从而调动社区内外的各种资源而进行的一种公益性服务。社区服务并非包括社区内所存在的所有服务，只包括服务性的，公益性的，互助性的，福利性的活动。

（二）、第二种观点是：社区服务就有两种属性，一种是福利性，一种是经营性。持这种观点的主要是政府部门。在1994年上海会议上民政部门就已经强调：社区服务具有双重属性，社区服务既是一种以非盈利的目的为社会服务的部门，又是一种特殊的服务性产业。

（三）、第三种观点是：社区服务应当包括便民利民的有偿性服务。因此它属于一种第三产业，它强调盈利性是社区服务要坚持的属性，而且追求其盈利最大化的同时也要保证社会效益；支持在社区的服务当中引入商业化的机制，以此来解决社区服务中缺少资源的问题。这种观点所强调的是社区的盈利性。在公益的服务中加入商业化体制，使其成为一种经营的体制。在这里所定义的经营体制不是很明确，不过主要包括以下几种。比如家政服务，劳动力服务，物业服务，医疗服务，等类似的服务。这些服务应该根据具体居民的各项要求来进行整改，建立明确的商业机制，一步步趋于正规化。建立成一种独立的分支性产业。

由以上观点可以得出，经营性的目标在于盈利性。持双重属性观点的关键在于，这样既可以社会服务的效益达到最大化，也可以使经营效益达到最大化。在满足其盈利的同时，解决对社区服务时因资源缺少产生的问题。从而使得社区服务持续发展。

当然，每种观点都有其反对者。反对者认为：这种理论的定义很模糊，它把市场和社会的定义重叠在了一起。在社会的经济转型中会造成市场和社会的目标与功能的重叠。盈利性服務和福利性服务都被称为是社区服务，而这样做的目的在于把市场的内部利润转移到社区福利性服务中去，以此达到在政府不投资的前提下就获得了社区服务的发展资源。同时也容易产生经济学领域所讨论的道德风险。根据以上的观点，不难发现，讨论社区到底是只有服务性，还是同时拥有盈利性，是我们关注的重点问题。

二、我国社区服务体系的现状

社区服务这一概是由费孝通先生引入国内的。认为它的含义简单的说是指“以地区为范围，人们在地缘基础上结成的互助合作的群体，用以区别在血缘基础上形成的互助合作的亲属群体”。社区服务在理论上可以看做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是由服务者与被服务者相互作用产生的

我国在社区服务这方面的研究处于初步阶段，特别是在居民对于社区满意度方面的研究没有形成体系。自2005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后各地开始关注社会发展评价，政府评价。从而使得民众满意度，公众满意度，群众满意度这些词汇的出现。但是由于研究的内容，形式，目的不同，这些观点并不能表现群众的满意度。笔者认为社区服务应当包括三个部分：在社区中的服务，由社区提供的服务，以及为社区的服务。这三个部分的重叠之处就是社区服务中的重中之重。社区服务以社区的地域为服务范围，直接针对社区服务成员的需要为其解决问题。社区服务不是独立的，它是以一种互助的形势相互支持，相互扶持，不能单独依赖于某个政府或者某个社会组织。它会尽可能的去利用身边的资源来解决因自身资源短缺而产生的问题。在我国，“社区服务”是民政部于 1986 年率先倡导起来的，于1987年初第一次公开提出“社区服务”的这个概念。目标针对于存在于城市基层的群众，对他们展开救济，安抚，同事开展便民利民的福利性服务。发展至今伴随着经济的发展，政府职能部门的变动，社区服务的定义与范围也在不断的延伸。社区服务我们最认可的有三个层次：一是对孤寡、残疾人、特困家庭和荣誉军人及军烈属等民政对象和对弱势群体的援助；二是对全体社区居民提供的便利利民无偿性服务；三是满足不同情况的居民不同生活层次的各类需求的服务。

我国社区服务的基本属性一直定义为非营利性的，福利性的，公益性的，但是有时会与盈利性的社会服务，与非公益性的社会服务所混淆。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与政府职能部门的变更，以及非盈利组织志愿者的研究，非营利性的社区服务在一步步与商业化的社区服务区分开来。所以将非盈利的社区服务从商业化的社区服务中脱离开来将是自然而然的事情。目前来讲在经济高速发展的一线城市，盈利与否的界限问题已经被他们放在着手解决的目录上，解决制约社区服务发展本质性的问题，从而使得公益性与商业性的社区服务能够全面的发展。具体工作由以下两点：第一，对一些借着社区服务之名义，经营一些盈利性服务的机构，例如家政服务业，医疗保险业，饮食业，宾馆住宿业等等。应当把这些机构中盈利的部分分离出去，单独注册，按照经营盈利性服务的企业来经营。第二有些基层社区组织人员利用自己在社区中的威信得到一些便利条件，为存在于社区中的盈利性的特别是家政服务的项目开通便利车，这些都是应该杜绝的现象。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在飞速发展，政府职能的方向也在转变，社区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愈发重要，然而作为社区建设的重点，社区服务在其完整性与专业性上也有了质的飞跃，并逐步进入以提高社区服务质量为目的的阶段。根据中国现阶段的社区服务情况，国家政府部门所需履行义务已然明晰化。就某种意义上来说，社区组织的存在，为国内事业单位分担了部分管理工作，其中包含社会管理方面，以及社会服务方面，更甚者还提供了诸多公共物品，确保政府部门全面改革，促使工作效率大大提升。所以，基层社区组织可由国家财务政府获得适度补偿，与此同时，国家政府部门有责任发放相应活动经费给基层社区组织，例如，日常办公，人员工资，以及特殊项目活动。

与此同时，努力发展社区服务中成员，激励他们更有规划的更热情的为社区服务组织服务，促进政府直接为社区服务的职能，从而使得实行政社分开，使社区服务逐步走向正规化，全面化，独立化的道路。每个社区服务机构都有自己的章程，自发的对社区服务中的服务，收费，方面进行处理。然而社区服务机构所接受的只是自己行业中的领导协会的指导，对于政府所提出的问题或是建议是不接受意见的。政府的职责不应该改变，即便是社区服务中的生产着与提供者之间产生分离，政府要对社区内的建设，规划提出方案，解决社区服务中遇到的资金问题，处理社区内存在的本质上的问题。处理福利性机构可以再法律上可以的注册，登记，并且同时获取独立法人资格的问题。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社区的专业化，完整化是必须要完成的步骤，中国的发展会逐步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发展了，屹立在了世界的另一端，人民生活水平也有了质的飞跃，人们对于生活质量的要求也在提升，所以对于社区服务的质量也将会随着人们生活水平一同提高，实现社区服务专业化完整化是我们所要面临的主要问题。政府部门和社区协会定会共同努力，更加深入到人民群众中来，深刻了解人们所需要的，人民所重视的，人民所迫切希望改进的。从而提高我国的社区服务水平，使之迈向一个新纪元。（作者单位：长春工业大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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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郭 安. 关于社区服务的涵义、功能和现有问题及对策[J].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学报 ， 201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