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三代领导人

改革开放三代领导人（共6篇）

改革开放三代领导人 篇1

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

转眼间，我们迎来了改革开放30周年。30年前，一场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讨论――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吹响了解放思想的号角。从此，改革开放的大幕在解放思想中被浑然拉开，一个有着几千年历史、十几亿人口的文明古国，开始了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30年来，这场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改革大开放，始终在解放思想的历史进程中不断推进。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推动改革开放的强大思想武器，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文革”被果断结束后，举国欢腾，百业待举。但是许多人还不能正确区分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历史功绩和晚年错误，党和国家的工作在前进中出现徘徊的局面。针对这种情况，邓小平同志旗帜鲜明地指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要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这为我们党实现思想路线上的拨乱反正指明了方向。1978年5月10日，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刊登经胡耀邦同志审定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5月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这篇文章。12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同时转载。引发了全国范围内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为我们党冲破“两个凡是”束缚、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奠定了理论基础。

邓小平同志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充分肯定真理标准讨论的重大意义，积极支持推动这场大讨论，为全党摆脱“两个凡是”的思想束缚，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殚精竭虑，披荆斩棘。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毛泽东

思想最根本的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他指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是马克思主义的。争论不可避免，争得好。引起争论的根源是„两个凡是‟”。“怎么样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是个大问题。„两个凡是‟不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这样搞下去，要损害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是这四个字。”他说，“如果不解放思想，不开动机器，不独立思考，那非垮台不可”。

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大历史关头，邓小平同志就是以这样的马克思主义大无畏精神，力挽狂澜，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中振聋发聩地指出，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这篇被称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主题报告的讲话，是我们党新时期解放思想的宣言书，吹响了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号角。

邓小平同志说：“社会主义是一个很好的名词，但是如果搞不好，不能正确理解，不能采取正确的政策，那就体现不出社会主义的本质”。“不解放思想不行，甚至于包括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马列主义的本本上找不到答案，别国模式无法照搬，只有不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才能找到答案和出路。1984年10月20日，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要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要突破把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邓小平

同志说，这个决定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就是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过去我们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写出来，也很不容易通过，会被看作是“异端”。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邓小平同志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谈话，指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这些惊世骇俗的论断，没有解放思想的强大勇气，没有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态度和精神，是断然不可做到的。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最重大的问题，形成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平均主义不是社会主义，两极分化也不是社会主义；僵化封闭不能发展社会主义，照搬外国也不能发展社会主义；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没有法制也没有社会主义；不重视物质文明搞不好社会主义，不重视精神文明也搞不好社会主义等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在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开启了改革开放的伟大航程。

党的十五大把邓小平理论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道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

合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引导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不断前进。

邓小平说：“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要学习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长处，学习人家的先进科学技术”。于是他率先提出要在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并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被誉为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的总设计师！

改革开放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一项根本方针。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改革，即把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改革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改革，包括发展民主，加强法制，实现政企分开、精简机构，完善民主监督制度，维护安定团结。开放，主要指对外开放，在广泛意义上还包括对内开放。改革开放是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基本点之一，是我国走向富强的必由之路。

1977年5月邓小平提出破除两个凡是方针，最早提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其后报纸上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中国的改革开放，开始于1978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从而中国经历了从农村改革到城市改革，从经济体制的改革到各方面体制的改革，从对内搞活到对外开放的进程。邓小平是这场改革的主要领导人，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他 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进行现代化建设，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城市推行打破“大锅饭”的各种经济责任制，建立公有制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同时，改革政治体制，如党政分开，下放权力，精简机构，发扬民主等等。

同时，他把改革和开放结合起来，设置经济特区。1979年7月，国务院确定广东、福建两省试办经济特区。1980年，正式设立了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又相继开放了沿海十几个城市，在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闽东南地区、环渤海地区开辟经济开放区，批准海南建省并成为经济特区。1984年1月，邓小平视察了深圳和珠海两个经济特区。1992年，又视察了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要抓住时机，关键是发展经济。

他还提出“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提出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发展教育事业，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在解决香港和澳门回归的问题上，邓小平提出了用“一国两制”的方针实现祖国统一的构想，取得了成功，为香港，澳门的繁荣、昌盛、建立了不朽的勋功。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都取得了巨大成就，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中国的强大和这位老人有着深厚的渊缘，是他书写了中华民族骄傲的历史，是他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重新步入正轨。美国《时代》周刊在1979年第一期的序言中曾这样写道：“一个崭新中国的梦想者――邓小平向世界打开了‘中央之国’的大门。这是人类历史上气势恢宏、绝无仅有的一个壮举！”毫无疑问，这个“壮举”的动力来源于对社会主义的重新思考，来源于敢于解放思想的强大勇气。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既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也有其深厚的哲学理论基础。本文着重从哲学层面阐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五大基本特征——时代性、实践性、人民性、创新性和科学性。本文从当今时代的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出发，分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阐

明了这一伟大思想的产生是与时俱进这一马克思主义理论品质的深刻体现，论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时代性特征；从当代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改革开放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的伟大实践出发，论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实践性特征；从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出发，结合新时代党群关系、干群关系的新特点，论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深厚的人民性特征；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党的性质、党的建设纲领的全新表述和其赋予党的先进性以新的时代内涵出发，论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创新性特征；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所呈现出的精神实质、思维方式的科学性以及其各个部分的严密性、完整性和科学性，论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性特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五大特征，从不同侧面反映了这„„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主要内容

一、“三个代表”是辩证统一的关系

（1）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统一的整体，相互联系，相互促进。发展先进的生产力，是发展先进文化，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基础条件。人民群众是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创造主体，也是实现自身利益的根本力量。不断发展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归根到底都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不断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2）先进生产力是基础和前提，先进文化是灵魂与旗帜。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主体和目的。“三个代表”体现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

础与上层建筑的统一，体现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经济政治文化的统一，体现了历史发展规律与历史创造主体的统一。

二、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键在坚持与时俱进，核心在坚持党的先进性，本质在坚持执政为民

坚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我们党保持先进性、始终成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强领导核心的基本要求，它与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坚持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是一致的。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键在坚持与时俱进，核心在坚持党的先进性，本质在坚持执政为民。

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必须使全党始终保持与时俱进的精神状态，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新境界。

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必须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不断开创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

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必须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不断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增添新力量。

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必须以改革的精神推进党的建设，不断为党的肌体注入新活力。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当代中国共产党人，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准确把握时代特征，科学判断我们党所处的历史方位，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集中全党智慧，以马克思主义的巨大理论勇气进行理论创新，逐步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一系统的科学理论。

首先，“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在科学判断党的历史方位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我们党历经革命、建设和改革，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我们必须从中国和世界的历史、现状和未来着眼，准确把握时代特点和党的任务，科学制定并正确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认真研究和解决推动中国社会进步和加强党的建设的问题，做到既不割断历史、又不迷失方向，既不落后于时代、又不超越阶段，使我们的事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

其次，“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在对当今国际局势科学判断的基础上形成的。从国际局势看，世界形势给我们的事业带来巨大机遇和挑战，给我们党的建设也带来巨大的机遇与挑战。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当今世界，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发展，世界格局呈多极化趋势，以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和民族凝聚力为主要内容的综合国力的竞争日趋激烈。面对世界各个领域里发生的这些重大变化，各个国家、各个政党都在进行新的思考和调整。我国经过二十多年改革开放实践，已经大踏步地走向世界，同世界的联系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紧密。世界形势给我国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遇，同时也使我国面临着一系列新的挑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能否抓住机遇、经受住挑战，归根到底取决于党的建设，取决于按照什么样的思路来建设党。这是时代对我们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提出的考验。

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看，以苏东剧变为标志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曲折，是20世纪末叶发生的一件重大事件，它向一切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向

我们党提出了一个重大的课题：为什么在20世纪的前半期共产党能够从苏联开始，在占世界人口1／3的国家取得震惊世界的胜利，而在后半期却发生了震惊世界的严重挫折？为什么在苏东剧变的形势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却能够蓬勃发展？其中的经验教训究竟是什么？搞清楚这个问题，不仅对于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事业的重新振兴和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而且对于世界各国共产党的发展特别是我们中国共产党永葆生机和活力，也有重要的意义。我们党是执政党、领导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有责任深入研究和思考如此错综复杂、变化深刻的历史现象，以利于从中总结经验和教训，更好地发展自己。因此，当今国际局势的深刻变化，包括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曲折发展，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

再次，“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在对当代中国发展变化科学认识的基础上形成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改革开放取得了伟大成就。特别是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国际局势风云变幻，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进程波澜壮阔。进入新世纪，我国现代化建设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的发展阶段，我们党承担着继续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这三大历史任务。特别是在新世纪之初，由于生产力、供求关系、体制环境和对外经济联系都已发生新的变化，我们将在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中进一步加快经济的发展，我们要在推进工业化的同时，不失时机地推进信息化，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在这种情况下，全国人民将把极大的注意力关注在我们党的身上，看我们党能否解决这些问题、能否承担起领导全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任务。

最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在对党的现状科学分析的基础上形成的。从执政党建设看，党的干部队伍正处在整体性的新老交替的重要时期，加上有些党员在思想、组织、作风等方面存在着一定问题，不适应时代要求对于党的执政也形成了严峻的挑战和考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邓小平提出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方针的指引下，一大批优秀的年轻干部走上了各级领导岗位。现在，由于自然规律和干部退休制度的严格执行，我们将又一次面临干部队伍成批交替的问题。一大批七十年代后成长起来的年轻干部将走上更重要的领导岗位。这批干部有许多突出的优点，但也有一些不足，必须抓紧培养。他们的状况关系到党的形象，关系到党的执政地位是否稳固。一些干部身上存在的思想僵化、信念动摇、纪律松弛、作风漂浮等问题，以及群众对腐败现象的严重不满，是我们必须认真研究的重大问题和重大挑战。所以，党的建设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的现实依据。

改革开放三代领导人 篇2

一、毛泽东主张经济建设与生态环境建设同步

毛泽东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立场、观点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 早在革命时期, 就认识到生态环境与农业生产之间的联系以及生态环境恶化对农业生产的严重影响。

新中国成立后, 毛泽东主张经济建设与生态环境建设同步进行, 强调生态环境问题在社会发展建设中得重要作用。他认为, 自然资源是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必不可少的条件, 必须保护自然资源。

在具体的生态环境问题上, 毛泽东非常重视绿化工作。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向全党提出了消灭荒山荒地, 实行绿化的任务, 而且提出了明确的时间表。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最初几年里, 向全国人民发出了“绿化祖国”的伟大号召;重视对大江大河的治理工作。毛泽东对水利在中国农业生产中的地位有着深刻的认识, 指出,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主张农林牧副渔五业要综合发展、平衡发展。五业综合平衡发展, 既可以发展经济, 满足人民的生活需要, 又可以改善生态环境;强调废物回收利用和勤俭节约, 对我们今天发展循环经济仍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二、邓小平强调发展经济的同时, 要注意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

邓小平继承了毛泽东关于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思想, 从战略的高度看待生态环境问题。由于“文化大革命”期间, 在“以粮为纲”的指导思想影响下, 全国乱砍滥伐现象非常严重, 我国森林资源受到了较严重的破坏。邓小平强调发展经济的同时, 要注意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 注意生态环境保护。他的生态思想在许多具体措施中均有所体现。在改革开放刚刚开始的1978年, 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关于在我国西北、华北、东北风沙危害和水土流失重点地区建设大型防护林———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工程的战略决策, 就是在邓小平的关怀下作出的。三北防护林工程, 不仅改善了我国的生态环境, 在国内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同时也提高了我国在世界生态环境保护领域中的地位, 成为我国生态建设的标志性工程。

在严格控制人口增长, 提高人口素质问题上, 邓小平充分认识到人口问题关系到中国的长期发展, 认识到人口过快增长给经济发展、资源利用和生态环境保护所带来的巨大压力。他指出:“人多有好的一面, 也有不利的一面。在生产还不够发展的条件下, 吃饭、教育和就业就都成为严重的问题。我们要大力加强计划生育工作, 但是即使是若干年后人口不再增加, 人口多的问题在一段时间内也仍然存在。”

在加强生态环境建设方面的法制建设上,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着力推进了生态环境建设方面的法制化工作。在他的重视下, 先后制定、颁布、实施了深林法、草原法、环境保护法、水法等与生态环境有关的法律。这些法律法规, 对开发利用资源和保护管理生态环境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保障。

三、江泽民高度重视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提出可持续发展战略

随着我国经济建设的不断发展, 许多问题和矛盾也凸显出来, 在经济快速发展, 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升的同时, 也出现了许多生态环境被破坏的问题。基于对我国生态环境问题的严重性、紧迫性和重要性的清醒认识,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继承毛泽东、邓小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基础上, 结合时代特点, 进一步系统地阐述了生态文明的思想和理论, 创造性地发展生态文明思想, 把生态良好列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江泽民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指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要实现“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 生态环境得到改善, 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 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 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为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有力的思想保障。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基于对我国生态环境问题的严重性和紧迫性的深刻认识, 提出生态良好的目标, 并将其上升到“文明发展道路”的高度, 体现了江泽民同志对毛泽东、邓小平生态思想的继承和创新, 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概念的提出奠定了思想基础。

江泽民继承了毛泽东、邓小平两代领导人绿化祖国的思想, 高度重视绿化特别是西部地区绿化工作;把对于生态环境的认识提升到生产力发展和社会文明程度的高度;形成创新性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成果, 科学定位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 认为“我们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应该是建立在产业结构优化和经济、社会和环境相协调基础上的发展”针对我国人口众多, 人均资源不足, 资源利用率低, 能源供应体系面临挑战, 生态环境压力加大的国情, 江泽民对中国的生态环境问题作出过许多重要指示, 多次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我国的可持续发展还受着国民经济整体素质比较低, 以及资源、人口、环境等方面问题的严重制约。”并且强调:要坚持不懈地增强全党和全民族的环境意识, 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 努力为中华民族的发展创造一个美好的环境。

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人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探索和创新是一个与时俱进的过程, 是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中国化在不同阶段的成果, 这些思想共同构成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研究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人的主要生态思想, 对于充分认识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中国化的内容与价值, 指导当代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 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参考文献

[1]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新时期环境保护重要文献选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三代领导人的国礼故事　等 篇3

国际友谊博物馆的藏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外友好交往中，各国领导人、社会团体和知名人士以及部分港澳台同胞、海外侨胞赠送给中国领导人和知名人士的礼品，是新时代中外友好交往的历史实物见证。也充分反映了世界各国人民的勤劳智慧及各民族的文化艺术特色和传统。这其中，以赠送给新中国三代领导人的国际礼品最为精美。

美洲地区的礼品，既有美洲的文明古风，又渗透着欧洲的华丽和堂皇。其中，铜雕“伟大的美利坚之鹰”是1975年12月美国总统福特赠给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的礼品。

非洲地区的礼品以夸张的艺术效果见长，传统的艺术和强烈的民族特色是非洲优秀文化艺术的代表，也是世界艺苑中的瑰宝。如木雕老人胸像，通高90厘米，重约80公斤。它是1973年7月，刚果总统恩古瓦比赠给毛泽东主席的。

来自大洋洲的礼品，给人以原始自然美的感觉，别有情趣。拂尘是西萨摩亚土著居民的生活用品，他们用拂尘来清扫灰尘，驱赶昆虫，久而久之，便成了一种权力和威望的象征。其中棕编拂尘，长100厘米、宽83厘米。它是1976年9月，大洋洲西萨摩亚元首马列托亚赠给毛泽东主席的。

亚洲地区的礼品充满了东方文化的魅力和地区文化的特色。1978年12月，泰国总理江萨赠给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的柚木雕运木大象，高75厘米、长103厘米、宽66.2厘米。

泰国盛产柚木，泰国的柚木雕刻，以形象逼真、工艺精湛而闻名于世。大象在泰国是和平、吉祥的象征，而各种质材、造型的大象艺术品，则是泰国文化的骄傲，同时也在泰国的国礼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欧洲地区的礼品以做工精致、造型典雅、种类繁多而著称。做工精良的银烟盒和一个银圆盘的铭文默述着这一史实：正是邓小平同志“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而这两件礼品，是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于1982年9月和1984年12月来华时所赠。

石雕海象是1994年12月，加拿大总理克雷蒂安赠给国家主席江泽民的。这件礼品由墨绿玉石雕成，虽未精雕细琢，但作者显然是对海象的生理特征和生活习性有深刻了解，所以这对海象才给人一种栩栩如生的感觉。

派克钢笔是1998年6月美国总统克林顿赠给国家主席江泽民的。它有着重要的政治意义和历史意义。从这些风格不同的礼品中可以看到，每个国家的礼品往往在体现政治含义的同时，也展示了各自鲜明的民族艺术特色。这些国务礼品可以说是世界艺术的大汇展，也充分体现了新中国三代领导人在外交事务中所取得的成功。

让孩子快乐的八大秘方

1.享受“不受限制”的快乐 父母希望居室整洁，邻居又喜欢安静。孩子一旦开始喊叫、跳跃，父母便会想办法制止，孩子只好越来越乖了。表面上，是父母管教有方，但孩子的热情和活力在一点点丧失，孩子的心灵也感受到了压抑。

2.关心他人 孩子需要认同自己是家庭和社会有价值的成员，父母应尽量给孩子提供接触社会、关心和帮助他人的机会。儿童心理学家指出，儿童在很小的年纪就能享受到帮助别人的快乐，而这能使其更健康地成长。

3.体育活动 和孩子一起滑雪、一起骑车、一起打球……这些活动不但能增进孩子的健康，更能让孩子笑口常开。并且在活动中还能增进亲子关系。

4.笑出声来 笑出声来，对你和孩子的健康都有好处。有些父母喜欢在孩子面前保持严肃的形象，其实让家中充满笑声，并经常给孩子一个拥抱，这些才是最好的爱的表达。

5.更具体的表扬 父母应特别强调孩子令人满意的具体行为，表扬得越具体，孩子就越清楚哪些是好的行为。

6.不苛求完美 孩子毕竟是孩子，各方面的能力有限，总有这样或者那样的不足。父母不可太过于追求完美，父母如果总是对孩子表示不满和批评，会伤了孩子的自尊，使孩子失去自信。

7.教会孩子解决问题 当孩子认为自己能解决一些问题时，可以让他们产生良好的自我感觉，能树立起信心，并且有了下一次自己解决难题的勇气。

8.给孩子展示自己的机会 每一个孩子都有自己独特的天才和技能，展示这些能给他们带来极大的喜悦。“妈妈，我给你讲一个故事好不好？”这时即使你在厨房做饭，也要满足他这个愿望，并适时地给予肯定。

“结发夫妻”的由来

人们常把原配夫妻称作“结发夫妻”。这有个传说：古代有个皇帝，在登基的头一夜，担心自己的胡子太短，无法入眠。因为在古代男人是以胡须长短来衡量人的学识的。

怎么办呢？在他身边的“娘娘”知道后，摸着自己的头发，灵机一动，计上心来。于是，她剪下了自己的头发，仔细地接在皇帝的胡须上，一夜工夫。使皇帝的短胡子“长”成了长胡子。

次日，皇帝登基时，手捋胡须，接受臣子的朝拜，好不威风！

臣子们惊叹皇帝一夜之间胡子过膝，以为是真的，不由赞叹道：“果然是真龙天子！”

后来，娘娘剪发给皇帝接胡须的趣事，传到了民间，皇帝和娘娘便被人称为“结发夫妻”。

最不可思议的科学事实（上）

大自然和人类自身有许多事情令人感到不可思议。它们看上去不像是真的，但从科学上来说却都是铁一般的事实。

人体真是太奇妙了，银河系中有2.5万亿颗星星，而人的身体里有250万亿根血管，数目是银河系中星星的100倍。

音量达到130分贝就会让人感到疼痛，造成耳朵损伤，有趣的是，目前世界上嗓门最大的人刚好能喊到129分贝。另外，摇滚乐的音量平均达到了150分贝，但人们还是愿意忍受这种痛苦。

人类说一个词需要动用70块肌肉，而机器人只需一个继电器操纵就能说话。

目前人类在火上行走的最长纪录是50.3米，当时的温度最高达到了704摄氏度，这足以让钢熔化。

一棵最大的橡树可以生产足够密封10万瓶香槟酒的木塞。

一个蚕茧可抽出305米长的丝，而制造一根丝绸领带需要用100多个蚕茧。

人的身体共有650块肌肉，而大象的鼻子居然有4万块肌肉。

蜘蛛丝比防弹背心里的纤维还要坚固，一根由蜘蛛丝拧成的铅笔粗的绳索，可以拉住一架飞行中的波音747。

狗控制耳朵运动的肌肉数量是人类的2倍。

长颈鹿可以用舌头清洗自己的耳朵。

直升机的主旋翼叶片每分钟转300次，而一只海雀每分钟拍动翅膀的次数也是300次。

中国最值得外国人去的50个地方名单

八达岭长城（北京）、敦煌莫高窟（甘肃）、桂林阳朔西街（广西）、黄山（安徽）、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陕西）、神农架（湖北）、泰山（山东）、张家界天门山（湖南）、阿尔山（内蒙古）、故宫（北京）、广汉三星堆（四川）、华山（陕西）、喀什（新疆）、石林世界地质公园（云南）、香港、珠穆朗玛峰（西藏）、贺兰山岩画（宁夏）、华清池风景名胜区（陕西）、日月潭（台湾）、泰陵世界地质公园（福建）、蜈支洲岛（海南）、香格里拉梅里雪山（云南）、尧庙华门（山西）、一宫三陵（辽宁）、九寨沟（四川）、周庄（江苏）、青海湖（青海）、喀纳斯（新疆）、景德镇（江西）、漠河北极村风景旅游区（黑龙江）、碑林博物馆（陕西）、鼓浪屿——万石山（福建）、克拉玛依乌尔禾魔鬼城（新疆）、龙虎山（江西）、平凉崆峒山（甘肃）、平遥古城（山西）、双河洞景区（贵州）、西递宏村（安徽）、中卫沙坡头（宁夏）、朱家角（上海）、九华山（安徽）、黄姚古镇（广西）、花果山风景区（江苏）、纳木错（西藏）、普陀风景区（浙江）、巴丹吉林沙漠（内蒙古）、庐山（江西）、开平碉楼（广东）、南岳衡山（湖南）、版纳野象谷（云南）。

我国的医药之最

最早的医学行政、分科 西周时期，就有了医学行政和医学分科，医官称为医师、上士、下士，主管医政。下设府、史徒，分管医政管理，收聚药物。医学分为食医（卫生）、疾医（内科）、疡医（外科）、兽医等科。

最早病因学 公元前541年，秦国医生医和提出“阴阳风雨晦明”等六气致病理论，是中国病因学的开端。

最早建病史医案 西汉名医淳于意所写的25例医案，是最早的病史。最早的格式完整的病案则是明代韩懋于公元1522年写的《医通》。

最早实行医学解剖 西汉王莽时，太医院医生解剖了被处死者的尸体。这是我国最早进行的尸体解剖。

最早用软膏治皮肤病 第一部外科专著是南北朝刘涓子等于公元483年写的《鬼遗方》，用水银软膏治疗皮肤病，比国外早600年。

最早“五官科学” 最长寿的医学家是唐代孙思邈，享年102岁。他首创五官科学，在《千金方述要》中，分设眼、耳、鼻、喉、口、齿、唇等病，名为“七窍病”。

最早《药典》 公元659年，唐代朝廷颁行《新修本草》。这是最早由国家制定的药典，比世界著名的《纽伦堡药典》早9个世纪。

最早医书机构 第一家校术和校制医药书籍的专业机构，是北宋朝廷于公元1057年设立的“校正医书局”，对宋代以前医书的保存和流传起了重要作用。

夫妻恩爱能长寿

美满婚姻可提高夫妻双方免疫力。夫妻恩爱可使体内产生更多的吞噬细胞，同时促进各器官正常运转，减少不良因素刺激，因而心、脑血管疾病可减少10%～20%，并减少老年性痴呆的发病率。科学家认为，人心情愉快、精神好，体内可分泌出有益激素和乙酰胆碱，这些物质能把血液流量、神经细胞兴奋程度调节到最佳状态，有益于人的身心健康。调查研究证明，许多老寿星除生活上有规律和有良好的习惯外，绝大多数都表现为夫妻关系和睦，精神愉快。可见恩爱能长寿。

宝贵的一秒

新年的第一天早晨7时59分59秒后，显示器上数字连续出现两个“00”，前一个“00”就相当于“60”，这就是增加的1秒。一秒中，究竟会发生什么呢？

1秒钟，人呼吸93毫升空气；1秒钟，人的心脏跳动1次并将60毫升血液输送到体内；1秒钟，人的小肠里有170万个细胞发生新陈代谢。

1秒钟，猎豹在草原上可飞奔28米；1秒钟，蚯蚓吞食0.17毫克的泥土；1秒钟，蜂鸟振翅55次；1秒钟，植物中生长最快的竹子长高10微米。

1秒钟，夏威夷群岛向日本靠近2.9纳米；1秒钟，地球从太阳接收486亿千瓦小时的能量；1秒钟，宇宙空间里有79个星体发生爆炸结束其“生命”；1秒钟，太阳系在银河系内运行220公里。

改革开放三代领导人 篇4

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是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改革开放与思想解放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向新的历史阶段转变，促进了科学发展观的形成与发展。

思想大解放，为科学发展观的形成奠定思想基石。解放思想是引导社会发展、催生新生事物的强大力量，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直接的思想基石。没有改革开放进程中的思想大解放，就没有科学发展观的形成和发展。1978年和1992年两次思想大解放，推动了改革开放的两次大跨越。从真理标准大讨论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确立，从探索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成为全党共识，都使我们党在冲破“左”的樊篱、摆脱“两个凡是”束缚和姓“社”姓“资”的争论中，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错误的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为科学发展观的形成扫清了思想障碍。在创立科学发展观的过程中，我们既没丢“老祖宗”，又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根据当代中国改革发展的实际，深入研究和探讨“为谁发展、靠谁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实践中，坚决破除把经济增长等同于发展的思想观念，坚决冲破发展不计成本、不惜资源和环境代价的思维定势，坚决消除“重物轻人”的思想理念，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基础上，形成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展现了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最新认识，开辟了当代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实践证明，只有不断解放思想，才能在深化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推进理论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

经济建设的经验，为科学发展观的形成提供客观依据。马克思主义的每一次重大发展，总是与一定时代条件下的伟大实践联系在一起。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面对濒于崩溃边缘的国民经济，我们党作出了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历史性决策，通过改革开放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增长奇迹。但不容讳言，随着改革开放的步步深入，一些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日益凸显。由于过分追求经济增长数量，出现了忽视经济增长质量、忽视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等问题。解决这些问题，既要有重大战略部署、重大战略决策、重大战略举措的实施，更呼唤重大战略思想的指导。科学发展观正是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总结我国改革发展实践经验，顺应时代发展新要求提出来的。由此可见，改革开放的生动实践，是科学发展观形成与发展的源头活水。

社会发展的进步，为科学发展观的形成提供了动力支撑。唯物史观认为，人的发展是衡量社会发展进步的根本标尺。科学发展观的形成，是以不断满足人的根本利益为动力支撑的。30年前，我们党为了解决人民群众的吃饭问题，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战略，这是完全正确的。但随着温饱问题的解决，群众对生活质量的渴求越来越高，不仅关注经济利益，而且关注政治利益、文化利益和自身的长远发展。这就要求我们制定发展战略时，必须坚持以人为本，追求人的全面发展。既要重视经济指标，也不能忽视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指标;既要重视近期指标，也要兼顾远期指标。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下，把“以人为本”作为核心的科学发展观应运而生。十六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顺应社会发展进步的新要求，始终在实践中身体力行科学发展观，高度关注民生，积极推进社会事业发展，使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内涵更丰富，赢得了人民群众的一致认同，并转化为推动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实践表明，社会的发展进步，促进了人的全面发展，为科学发展观形成与发展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动力支撑。

一个国家的发展不能只看到眼前的利益，它应该有一个长远的发展战略目标，应该科学、健康、可持续地发展。《论科学发展》一书收录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主要内容，乃三代领导人对中国科学发展的思想精髓，对中国的发展和复兴有着战略性的影响。辩证

论到科学发展，那就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离不开辩证法。在实际工作中，我们必须辩证地去看待事物，事实求是。毛泽东可谓是把马克思主义和辩证法发挥的淋漓尽致和发扬光大，把中国国情和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变为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把中国从濒临灭国中解救出来，那是多么伟大的创造。如果不照辩证法办事，那可是会出大错的。文革十年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大跃进，浮夸风，地方各级盲目攀比，毫无事实根据，毫无辩证思想。文革十年对我们中国发展的创伤是非常大的，它并不是仅仅让中国经济发展晚十年那么简单，最主要还是错过了一个发展的黄金时期。从那时候开始发展的韩国、日本、新加坡可以看到，他们现在的经济是非常发达的。到了现在不管中国怎么追赶，都难以赶上他们的经济水平。因此，在发展中，我们必须做到辩证地办事，不能够凭经验凭感觉去办事，更不能图一时的利益而盲目发展。一步走错，那损失可不是能计算出来的，我们已经错过了十年，我们不能够再错过了。科教

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消除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经济是国家的命脉，如果没有经济作为后盾，什么事也干不了，一切政治、文化、教育、军事、社会保障也就无从说起。而经济的发展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科技第一生产力，教育是一个民族最跟本的事业。我们必须全面落实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坚持教育为本，把科技和教育摆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位置，增强国家的科技实力及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能力，提高全民族的科技文化素质，把经济建设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加速实现国家的繁荣强盛的科教兴国战略。大家都可以看到，经济发达的国家和地区，人才都比较集中，而且他们在引进人才方面的政策也是非常的优裕。美国的经济繁荣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可以说，美国的发展靠的就是人才。我们中国的上海在引进人才方面也实行了很大的优惠政策。如今人们都认识到了人才的对发展的重要性，而人才的培养就要依靠教育。因此，我们要发展，就必须先发展教

育事业。民生

民生问题关系着一个国家发展的稳定、和健康，从民生问题也可看出这个国家发展得好不好。人民群众是改革发展的主体和动力，也是稳定的力量源泉和深厚基础。而要赢得群众拥护，最根本的是要把实现和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党的一切方针和政策，都要以是否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最高标准，以最广大人民群众满不满意为根本准则。

这几年，国家在民生方面确实下了很大功夫，如农村医疗保险、职工住院报销、取消农业税、免除九年义务教育书杂费、国家助学政策等。人民的生活水平也的确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我们还是远远落后的，还有很多民生问题需要解决和完善的。比如说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下岗工人再就业 问题、医疗制度问题、如何保护弱势群体利益问题、如何保证国家优惠政策切实落实到百姓头上问题、还有社会保障问题等，这些都是关系到国家民生的大问题，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和健康发展，关系到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如果这些问题不能得到有效的解决，那么对国家的发展势必产生阻碍作用。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不

上来，那么这个发展还有意义吗？

当然，民生问题的解决也需要经济的发展来支持，两者是相互促进的。我的看法是在发展的同时，要重点关注并且迅速有效解决民生问题，百姓从发展中获得利益，才会拥护支持发展，并且热衷投身到发展中去，这样我们才能发展的更

加迅速。

特别是在这次金融危机之后，我们更加应该加大关注民生问题。金融危机之发生后，经济低迷，百姓都把口袋捂得紧紧的。人家美国人都是花未来的钱的，而中国人却相反，把钱存起来以备不测之需和养老。这也是中国的内需一直拉动不起来的原因，堂堂大国13亿人口，竟然要依靠60%～ 70% 的外贸来发展经济。如果中国的内需能拉动起来，你那么这次金融危机对我们中国的创伤就不会那么

重。俄国就是一个依靠内需 来发展的国家，它基本上没有什么对外贸易，绝大部分都是靠内需来发展，如果不是在石油方面被下了套，俄国在这次的金融危机中可以说是不会受到影响的。我们中国的内需为什么拉动不起来呢？还是一个民生问题，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问题，如果我们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能完善到美国那样，那么谁不愿意把钱拿出来花啊？我们中国的内需还能拉动不起来吗？我们中国的发展还会对外产生这么大的依赖吗？我们中国的经济还能不发展起来吗？ 一个问题，那就是民生问题，民生问题落实好了，中国的发展也就旺盛起来了，跟着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就提高起来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也就得到真正的落实。党政

党政对于发展也是起着关键的作用。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唯一的执政党，代表着中国13亿老百姓，主持着国内外一切大小事务，它必须代表着全中国老百姓的一切利益，执政为民，并且起到模范和维护人民利益的作用。

因此，党政关系着国家的发展，国家的发展掌握在共产党手中。如果党政作风出现了问题，就得不到老百姓的拥护和支持；如果党损害了老百姓的利益，就会引起老百姓的反抗情绪；如果党内出现作风腐败问题，就会影响到国家的发展。百姓不支持发展，党内部出现问题，那么发展的方向就会出差错，国家的发展还

能发展下去吗？

因此，党政方面必须严格要求。我认为，第一、我们的法律在对待党政作风违纪方面必须加大惩罚力度，对掌权者的作风问题上产生更大的威慑作用，而且掌权者作为人民的带头人，如果作风上出现问题，不仅会损害到人民的利益，更加损害到国家的利益和党的形象，更应该加大惩罚。第二、在执政方面必须公开透明化，这有利于人民对掌权者的监督，也有利于掌权者的自我监督，减少违纪犯法现象，保护人民的根本利益。第三、必须提高掌权者的综合素质，形成正确的价值观，让掌权者做到切实为人民服务。如果能让 掌权者都能做到像河南省副省长、公安厅厅长秦玉海那样，哪个老百姓不热烈欢迎，热烈拥护共产党，热烈支持配合发展呢？我们中国的何愁发展不起来呢？ 结束

中国的发展，中国的伟大复兴，不是像做到以上所述便可以完成，还必须做到统筹兼顾，协调发展，还有其他各方面，比如人口、环境还有国际关系等需要做好，才能做到健康、稳定、长远的发展，才能完成把中国建设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使命，实现中国的伟大复兴。当然，中国的发展也少不了你我他。期待中国繁荣昌盛的那一天...科学发展观是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以人为本，就是要把人民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满足人们的多方面需求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面，就是要在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的同时，加快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建设，形成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格局；协调，就是要统筹城乡协调发展、区域协调发展、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可持续，就是要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处理好经济建设、人口增长与资源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胡锦涛强调，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我们要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

胡锦涛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旗帜，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旗帜。我们必须始终不渝地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胡锦涛指出，解放思想，是党的思想路线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应对前进道路上各种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开创事业新局面的一大法宝，必须坚定不移地加以坚持。改革开放，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创新充满活力的体制机制的必然要求，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动力，必须坚定不移地加以推进。科学发展，社会和谐，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是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内在需要，必须坚定不移地加以落实。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我们党和国家到２０２０年的奋斗目标，是全国各族人民根本利益所在，必须坚定不移地为之奋斗。做到这四个坚定不移，对保持党和国家事业顺利发展的大局至关重要。

胡锦涛指出，在当前国际国内形势下，我国发展面临的机遇前所未有，面对的挑战也前所未有，既有许多有利条件，也有不少不利因素，关键看我们工作做得怎么样。我们要清醒认识当今世界和当代中国发展的大势，全面把握我国发展的新要求和人民群众的新期待，认真总结我们党治国理政的实践经验，科学制定适应时代要求和人民愿望的行动纲领和大政方针，从新的历史起点出发，带领人民继续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完成时代赋予的崇高使命。

胡锦涛强调，改革开放，是我们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人民进行的一次新的伟大革命。新时期２９年来，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就举世瞩目。事实雄辩地证明，改革开放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带领人民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条道路之所以正确、之所以能够引领中国发展进步，关键在于我们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我们要继续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研究和探索，努力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

胡锦涛指出，全党同志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必须牢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认清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我国基本现代化、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性、长期性、艰巨性，增强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的坚定性，提高想问题、办事情决不可脱离实际的自觉性，清醒而又顽强地为实现党的历史使命而扎实奋斗、不懈奋斗。胡锦涛强调，新世纪新阶段，我国发展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必须科学分析我国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新机遇新挑战，深刻把握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深入发展形势下我国各项事业发展面临的新课题新矛盾，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更加自觉地促进科学发展，奋力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

胡锦涛强调，长期以来，以毛泽东同志、邓小平同志、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我们党不断探索和研究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重大问题，取得了重要成果。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继承和发展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发展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决定性意义，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始终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要牢牢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打下坚实物质基础。我们党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的一切奋斗和工作都是为了造福人民，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科学发展观，是对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科学发展观，是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总结我国发展实践，借鉴国外发展经验，适应新的发展要求提出来的。进入新世纪新阶段，我国发展呈现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主要是：

经济实力显著增强，同时生产力水平总体上还不高，自主创新能力还不强，长期形成的结构性矛盾和粗放型增长方式尚未根本改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同时影响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依然存在，改革攻坚面临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同时收入分配差距拉大趋势还未根本扭转，城乡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还有相当数量，统筹兼顾各方面利益难度加大。协调发展取得显著成绩，同时农业基础薄弱、农村发展滞后的局面尚未改变，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任务艰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不断发展、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扎实贯彻，同时民主法制建设与扩大人民民主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还不完全适应，政治体制改革需要继续深化；社会主义文化更加繁荣，同时人民精神文化需求日趋旺盛，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对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提出了更高要求；社会活力显著增强，同时社会结构、社会组织形式、社会利益格局发生深刻变化，社会建设和管理面临诸多新课题；对外开放日益扩大，同时面临的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上占优势的压力长期存在，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增多，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要求更高。

胡锦涛说，这些情况表明，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不懈努力，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都发生了意义深远的重大变化，但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当前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在新世纪新阶段的具体表现。

胡锦涛说，强调认清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不是要妄自菲雹自甘落后，也不是要脱离实际、急于求成，而是要坚持把它作为推进改革、谋划发展的根本依据。我们必须始终保持清醒头脑，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的实际，科学分析我国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新机遇新挑战，全面认识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深入发展的新形势新任务，深刻把握我国发展面临的新课题新矛盾，更加自觉地走科学发展道路，奋力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

我们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一直在摸索社会主义的发展之路与强国富民之路。“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又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历史上长期探索、曲折发展的一大根本理论问题，是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来，我们党和国家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一个重大问题。20世纪80年代初，我们党在深刻总结国内外历史经验教训、把握当今时代主题和中国国情的基础上开始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即邓小平理论，系统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总书记为代表的当代中国共产党人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伟大旗帜，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问题上，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形成了科学发展观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我们必须从物质实践出发解释观念的东西。科学发展观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经验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它进一步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增添了全新的深刻内涵。

科学发展观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在实践上的兼顾思想。兼顾的理论与实践是科学发展观的萌芽，科学发展思想是在兼顾的基础上形成的，统筹兼顾是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的《论十大关系》的报告，初步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提出了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并且明确提出要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要军民兼顾、公私兼顾。毛泽东同志说：“必须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个方面，也就是我们过去常说的„军民兼顾‟、„公私兼顾‟”，“总之，国家和工厂，国家和工人，工厂和工人，国家和合作社，国家和农民，合作社和农民，都必须兼顾，不能只顾一头。”

科学发展观继承和发展了邓小平创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邓小平提出“我们革命的目的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离开了生产力的发展、国家的富强、人民生活的改善，革命就是空的”，“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等，首先就是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的回答展开的，科学发展观进一步科学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重大理论问题，正如十七大报告所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

科学发展观继承与发展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与深入贯彻落实表明，党在实践基础上对“三个规律”认识的深化达到了一个全新的历史高度，形成了一个系统的科学发展观的理论与纲领，找到了建设成熟而可持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答案。要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前进方向必须科学发展，必须统筹兼顾、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要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必须科学发展、构建和谐文化，以和谐文化促先进文化建设;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必须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因为科学发展观的本质与核心是以人为本，而以人为本就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综上所述科学发展观之所以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是因为它继承和发展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一步科学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等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

科学发展观继承了发展是硬道理的思想，同时又强调发展必须是科学发展。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党中央就提出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党的八大提出，当前国内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文革”结束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把全党工作的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邓小平同志提出了“发展才是硬道理”的著名论断。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紧紧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提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强调我们所追求的发展应当是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这是发展观念的创新，是对我们党关于发展的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网友：科学发展观对我们党关于发展的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

郑新立：科学发展观继承了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理论，提出了以人为本的新的发展理念。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这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提出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强调人民是发展的主体，发展的目的是为了人民，发展要依靠人民，发展的成果要惠及全体人民。这种发展目的论，既符合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要求，又把社会主义生产目的表达得更加全面、更加具体，更富于时代特征。

科学发展观继承了两个文明都要抓的思想，提出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全面推进的新要求。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后，毛泽东同志就系统论述了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建设问题。改革开放之后，邓小平同志提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江泽民同志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全面建设的过程。科学发展观在继承我们党一贯重视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和文化建设的同时，又明确提出了加强社会建设的任务，要求社会建设与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相协调，这是我们党关于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发展内涵认识的深化。

科学发展观继承了讲平衡、按比例的发展经验，提出了“五个统筹”、协调发展的新观念。毛泽东同志在1957年指出：“我们的方针是统筹兼顾、适当安排。”这是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科学发展观所强调的协调发展和“五个统筹”，不仅包括经济总量的平衡，还包括了经济结构方面的平衡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平衡、国内经济与对外经济联系的平衡，这就使协调发展的要求更加全面，覆盖了有关发展的各个层面。

科学发展观继承了讲求效益的优良传统，提出建设节约型社会和以自主创新促发展的可持续发展观。为了加快工业化、现代化步伐，1958年，我们党提出了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以来，又提出了经济建设要以提高效益为中心。这些正确方针的贯彻落实，对降低消耗、节约资金、提高经济效益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由于我国经济一直处于粗放型增长模式，以高投资、高消耗、高污染为代价换取经济的高增长成为长期困扰我们的问题。针对这一问题，党中央提出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提出建设节约型社会、提高自主创新能力，这既是对我们党关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同时又根据新的情况，充实了新的内容，提出了新的要求，有了新的发展。

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黨對發展問題的認識有一個不斷深化的過程。這個過程大體可以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以鄧小平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二代領導集體，在領導現代化建設第一步戰略目標，即實現溫飽階段的實踐中形成的豐富的發展思想。在這一階段，我們黨提出並牢固確立了“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和戰略布局。

鄧小平同志深刻總結了建國以來20多年的經驗教訓，堅決否定了“以階級斗爭為綱”，果斷地把黨和國家的工作重點轉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強調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提出發展是硬道理，作出了實行改革開放的重大決策。全黨全國上下對發展，特別是經濟發展具有這樣的熱情和執著的追求，是我國與其他國家很不相同的地方，也是中國發展成功的第一位原因。正是由於鄧小平同志在這個問題上的鮮明和堅定態度，我們黨才真正牢固樹立起了這個認識。

需要著重指出，鄧小平同志強調“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但並沒有忽視全面發展的問題。他歷來是講全面發展的。

鄧小平同志提出的社會主義本質這一重大理論命題，就體現了全面發展的思想。他說，兩個文明都搞好才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問題上，許多全面發展的思想和戰略，最早都是由鄧小平同志提出來的。比如，他提出“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教育是一個民族最根本的事業”。他提出沿海和內地發展“兩個大局”的思想。他在晚年特別強調，要合理調節社會分配關系,避免兩極分化,縮小地區間的差別,促進區域之間、城鄉之間和各民族之間的共同繁榮和進步。他說，“分配問題大得很”，“要用各種手段，各種方法，各種方案來解決這些問題。”他提出，要合理利用資源,堅持開發與節約並重的方針。他高度重視保護環境問題，認為自然環境的保護與經濟建設一樣,“都很重要”。

《鄧小平文選》隻收入了兩個題詞，一個是關於教育“三個面向”的，一個是關於植樹造林的，都關系到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戰略問題。在鄧小平同志的講話中，經常使用“全面”、“協調”、“持續發展”這樣的概念，比如“持續”在《鄧小平年譜》中就出現過17次。第二個階段，是黨的十三屆四中全會以后，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第三代領導集體，在領導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進入第二步發展戰略目標，即總體上實現小康社會目標的階段形成的發展思想。在這一階段，我們黨開始強調並更加注重全面發展問題，形成了一系列關於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思想觀點，並做出一系列重要部署。

學習江澤民同志的講話，明顯感到，他講的最多的問題之一，就是全面發展。他提出的“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一個重要意義，就是強調實現全面發展。這與我們黨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實踐中遇到的問題有關。

改革开放三代领导人 篇5

一、三代领导人的社会保障思想内涵

(一) 毛泽东社会保障思想内涵

1. 毛泽东社会保障思想为革命胜利奠定了基础。

在土地革命时期, 毛泽东就是重视社会保障工作对革命的影响, 他提出, “我们应该深刻地注意群众生活的问题, 从土地、劳动问题, 到柴米油盐问题。”“假如我们对这些问题注意了, 解决了, 满足了群众的需要, 我们就真正成了群众生活的组织者, 群众就会真正围绕在我们的周围, 热烈地拥护我们。”[2]这充分说明了, 社会保障工作对中国革命的重要作用。在抗战爆发后, 以毛泽东为首的第一代领导集体, 为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进行反帝、反资斗争的胜利, 提出了, “为了革命……我们的第一个方面的工作并不是向人民要东西, 而是给人民以东西……这就是我们党的根本路线, 根本政策。”“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 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3]这些正确的社会保障指导思想为夺取革命胜利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

2. 毛泽东社会保障思想为社会发展提供了保障。

毛泽东为了稳定和巩固社会秩序, 发展生产力, 提出了“必须认真地进行对于失业工人和失业知识分子的救济工作, 有步骤地帮助失业者就业。必须继续认真地进行对于灾民的救济工作”[4]。“对那些全家没有人就业的, 还要救济, 总以不饿死人为原则。”[5]“无论粮食问题, 灾荒问题, 就业问题, 都要从对全体人民的统筹兼顾这个观点出发, 作出各种适当的安排。”[4]毛泽东的这些社会保障思想使得刚刚建立的新中国得到了快速稳定的发展。

(二) 邓小平社会保障思想内涵

1. 社会保障要为政治需要服务。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面对新形势, 邓小平提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要为经济建设服务。只有经济建设搞上去了, 生产力发展了, 生活才能有更好的物质保障, 才能为社会保障提供强有力的经济基础。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是为了更好的减少劳动者的后顾之忧, 解放生产力, 发展生产关系, 促进经济建设的长足发展。

2. 社会主义优越性体现在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

面对“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 邓小平指出:“工会要努力保障工人的福利……工会组织要督促和帮助企业行政和地方行政在可能的范围内, 努力改善工人的劳动条件, 居住条件, 饮食条件和卫生条件, 同时要在工人中间积极开展各种形式的互助活动。”[6]邓小平在分析了当时农村和城市改革的形势时指出, “这次改革首先是从农村开始的。占全国人口的80%的农民连温饱都没保障, 怎么能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呢?”[6]这些论述充分的表明了, 邓小平对社会保障事业的重视, 是党为人民全心全意服务的真实写照, 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体现。他告诉我们, 社会主义的建设在本质内容上是社会保障体系建设。

(三) 江泽民社会保障思想内涵

1. 社会保障是践行“三个代表”思想的重要体现。

江泽民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明了, 人在生产实际中起到决定性作用。社会保障是解除人的后顾之忧最基本的方式。它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必要条件。社会保障工作在解决生产力中的发展, 保护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是践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体现。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是紧紧把握住有利于生产力发展这一根本性原则, 做好社会保障的各项工作。社会保障体系的健全在稳定人的思想工作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是无可替代的。

2. 完善的市场经济和社会稳定需要社会保障作为前提。

市场机制法则告诉我们, 生产资料多少和生产力高低是决分配的重要法则之一, 其结果就是在初次分配中, 往往导致分配不均, 产生两极分化。这就需要我们第二次分配。在第二次分配中, 要注重公平, 而健全的社会保障是保障公平的基石。因此, 江泽民提出, “加快建立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 特别是抓紧建设和完善养老、失业、医疗保险制度这对深化企业改革, 保持社会稳定, 顺利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具有重大意义。”[7]

二、三代领导人社会保障思想的异同点

(一) 三代领导人社保思想的相同点

1. 生产力的发展决定社会保障的发展。

面对百废待兴的新中国, 毛泽东提出了, “工人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 他们的劳动条件和集体福利就需要逐步有所改进。”[4]邓小平对在建设社会保障体系过程中指出, 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保障体系并不适合我们的国情。我们只要大力发展生产力后要逐步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江泽民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也明确的提出了, 要把生产放在首位。从三代领导人对社会保障与生产力的关系论述中, 我们明确了, 要以发展为重点, 只有发展了才能为社会主义社会保障事业提供强有力的物质保障, 从而避免西方发达国家高福利的困境中, 保障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制度健康的发展。

2. 经济发展与社会保障水平相适应。

社会保障和经济发展是互为前提、互相促进的, 在处理两者的关系时, 毛泽东主张, “以丰收年多积累一点, 灾荒年或者半灾荒年就不积累或少积累一点。”[4]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以后, 面对经济形势的发展, 提出了效率优先, 兼顾公平, 并反复强调效率是建立在公平基础之上的。社会保障要发挥公平的杠杆。江泽民面对新的形势, 审时度势的提出, “各地要根据实际情况合理确定社会保障的标准和水平。发展城乡社会救济和社会福利事业。有条件的地方, 探索建立农村养老、医疗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8]从以上我们可以看出, 三代领导人都坚持经济发展与社会保障水平相适应。

(二) 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社会保障思想的差异

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关于社会保障思想又具有很大的区别, 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 社会保障的受保对象不同。

毛泽东主持政府和党的工作时, 面对现实的困难和问题, 实行高度的计划经济体制。在社会保障领域, 面对城市居民往往是以政府的财政补贴、民政部门的救济和企业单位福利组成。而在农村居民往往除了少数五保户以外, 并没有享受太多的社会保障福利。这实际上与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相违背。在一定程度上违反了社会保障公平的援助。改革开放以后, 邓小平在社会保障领域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 努力扩大受益对象。在城镇, 通过建立最低生活费制度、失业保险制度, 逐渐缩小了城镇居民的收入差距。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 江泽民面对, 国有企业的下岗职工的社会保障问题提出了, “建立城市居民基本生活保障制度和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 是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的重大措施, 是一项带根本性的制度建设。”[9]

2. 社会保障的发展理念不同。

在新民主义革命时期, 毛泽东为了夺取抗战的胜利, 主要采取了社会救济来救济最需要的人, 是一种最应急的社会救济。邓小平从实际出发, 创造性的提出了社会救济由“输血型”转变为“造血型”, 增强了被救济者的自救能力。实践证明, 邓小平倡导的救济模式, 是一种积极的、长期的、自救的救济模式, 从而在根本上解决了贫困问题。江泽民主持中央工作时, 对“造血型”模式进行了进一步的发挥。在解决国企下岗职工上, 采用了就业再培训, 为下岗者提供政策支持, 拓宽再就业渠道, 鼓励下岗工人创业以此来引导下岗工人的再就业。他指出, “当前要做好职工从企业下岗到社会保险的过渡的工作。在过渡期内, 企业在就业中心要发挥作用, 善始善终。对仍然留在中心的下岗职工, 要满腔热情, 按时发放基本生活费用, 引导他们再就业。”[9]

通过以上的比较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第一,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 我们党的三代领导人都对社会保障工作高度的重视, 体现了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第二, 尽管我们三代领导集体所处的环境大相径庭, 受保对象和发展理念并不相同, 但这正恰恰反映了, 中国共产党人以唯物主义思想来指导中国社会保障实践。第三, 党的三代领导人领导社会保障事业从无到有, 从小到大, 从基本的救济制度, 到建立完善的医疗、养老等等多种保障制度。覆盖的范围越来越大, 制度越来越完善。这些都充分说明了, 我们党的三代领导人不断与时俱进, 不断的提高自己的执政能力。当然, 我们现在的社会保障体系还存在着多种多样的问题, 这有待我们进一步用三代领导人社会保障思想来去解决, 最终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保障事业。

摘要：三代领导人的社会保障思想相同点:生产力的发展决定社会保障的发展。经济发展与社会保障水平相适应。三代领导人社会保障思想不同点:在不同的时期, 对社会保障的建设有其不同的侧重点。因此有必要对社会保障思想进行深入的研究, 来指导现今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

关键词：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社会保障思想,比较研究

参考文献

[1]郭士征.社会保障学[M].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4:53.

[2]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136-138.

[3]毛泽东著作选读: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6:563.

[4]毛泽东选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7:19-361.

[5]毛泽东文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9:71.

[6]邓小平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4:137-225.

[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7:1375.

[8]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2:28-29.

三代中共领导对和谐社会的论述 篇6

关键词:

三代领导;和谐社会;内部矛盾

收稿日期:2010-03-26

作者简介:白兴荣(1968-),男,河南范县人,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濮阳市油田一中高级教师,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

社会和谐的根本前提是人与人的和谐,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是我们党必须认真研究和正确对待的一个重要问题。中共三代领导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对贯穿于社会主义社会始终的这一历史性重要课题先后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创立、丰富和发展了正确认识和处理人民内矛盾学说,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

一、毛泽东同志首次提出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理论

1956年随着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的基本完成和国民经济的基本恢复,国内阶级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毛泽东同志在客观地分析了我国社会现实的基础上,首次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1957年1月,在全国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毛泽东作了重要讲话,他说:“怎样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是一门科学,值得好好研究。”从而把人民内部矛盾突出而鲜明地提了出来。1957年2月,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要讲话,对人民内部矛盾理论作了进一步的阐述。毛泽东说:“社会主义社会也充满了矛盾,正是这些矛盾推动着社会主义社会不断地向前发展。在我们面前有两类社会矛盾,这就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类矛盾。”他认为,敌我之间的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人民内部的矛盾,一般说来,是在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产生的非对抗性的矛盾。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要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他强调敌我矛盾是分清敌友问题,需要用强制的、专政的方法去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是分清是非问题,只能用民主的、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而且,现阶段由于人民内部矛盾已成为我国的主要社会矛盾,因此他就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提了出来。

毛泽东认为,既然社会主义社会充满了矛盾,正确处理和解决矛盾的过程就是使社会不断达到和谐的过程。他经过客观分析,提出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一系列方针,并把这一系列方针概括为“团结一批评一团结”,即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使矛盾得到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毛泽东认为通过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最终要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由此可以看出,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就是要通过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达到人民内部的团结,实现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达到社会的稳定与和谐那样一种政治局面。这为我们当下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矛盾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

二、邓小平同志对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理论的重大贡献

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从中国实际和时代要求出发,在继承和坚持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一重要思想的基础上,努力探索新形势下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和途径,为新时期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邓小平同志对改革开放新形势下的中国社会基本矛盾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强调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从根本上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必须“从改革制度入手”,从制度方面解决问题。他认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构建新的利益调节机制,才能调整好人们相互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从根本上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在人民利益日趋一致的基础上不断前进;只有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建立人民内部不同利益的表达机制,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拓宽人民表达自己意志的渠道,才能有效地防止和化解人民内部矛盾。

邓小平同志提出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体系,必须运用法律手段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在法治社会里,运用法律手段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同样是行之有效的方法。过去人们总以为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只能用民主的方法,习惯于把法律当成解决敌我矛盾的武器。邓小平同志一方面继续强调“在党内和人民内部的政治生活中,只能采取民主手段,不能采取压制、打击的手段”,同时又明确提出运用法律手段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邓小平反复强调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既要靠民主,也要靠法制;既要运用经济、行政和思想教育的手段,也要运用法律的手段。邓小平指出:“国家和企业、企业和企业和个人等等之间的关系,也要用法律的形式来确定,它们之间的矛盾,也有不少要通过法律来解决。”因为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完善,法制越来越成为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不可缺少的手段,法律不仅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更主要的是在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中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越来越有效的作用。所以,他要求要学会运用法律武器解决矛盾和问题。而对于如何运用法律手段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邓小平同志強调要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通过普及公民法律知识,增强人们的法律意识,使每个公民懂法、守法,自觉地用法律约束自己,防止或减少人民内部矛盾的产生和激化;二是通过法律程序解决已经出现的人民内部矛盾。邓小平同志关于运用法律手段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是对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理论的丰富、发展和完善。

邓小平同志提出依靠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化解人民内部矛盾。他认为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尤其是解决思想是非问题,不能像过去一样搞群众运动,而要靠周到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去化解。所以,他反复强调:在解决思想问题时,“我们一定要把思想政治工作放在非常重要的地位,切实认真做好,不能放松”。而要通过卓有成效的思想政治工作,及时发现矛盾,化解矛盾。

三、江泽民同志对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理论的发展与创新

江泽民同志高举旗帜,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从维持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大局出发,在继承老一辈革命家理论的基础上,深刻论述了正确认识和处理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的重要性,对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理论进行了一系列发展和创新,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主要表现为:首先,他深刻论述了在新形势下正确认识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重要性。在党的十四届二中全会上,江泽民指出:“人民内部矛盾是在人民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矛盾,处理得好,可以增强人民的团结,促进我们的事业兴旺发达;处理得不好,使矛盾激化,小事会变成大事,甚至酿成乱子,就会给我们的社会稳定和事业发展带来不应有的损害。”他说在加快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是我们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也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础。他认为,正确处理现阶段的人民内部矛盾,对于切实加强干群和党群关系维护社会稳定,进一步深化改革和加快发展,意义重大。他从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大局出发,强调指出我们所有的工作首先考虑并满足最大多数人的利益要求,这始终关系党的执政的全局,关系国家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全局,关系社会和谐和社会安定。其次,他在正确处理社会矛盾的方法和途径上进行了探索和创新。因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后,经济利益上的矛盾成为人民内部矛盾中的主要表现形式,而这些经济利益上的矛盾又都是由于未能正确处理好公平与效率之间的关系而造成的。而这些社会现象的存在,关系到我国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大局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成败和国家的长治久安。所以,正确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进一步缩小贫富差距,促进社会公平公正,加快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统筹兼顾,成为新阶段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现实任务。对此,江泽民同志指出:“我们要保护发达地区、优势产业和通过辛勤劳动与合法经营先富起来人们的发展活力,鼓励他们积极创造社会财富,更要高度重视和关心欠发达地区以及比较困难的行业和群众,特别要使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得到保障,并积极帮助他们解决就业问题和改善生活条件,使他们实感受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温暖。”要在有条件的地方,探索建立农村养老、医疗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发展城乡社会救济和社会福利事业,要通过深化分配制度改革、健全社会保障体系解决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具体地说就是要“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既要提倡奉献精神,又要落实分配政策,既要反对平均主义,又要防止收入悬殊”,要“加强政府对收入分配的调节职能,调节差距过大的收入。规范分配秩序,合理调节少数垄断性行业的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他指出:“要认真研究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的表现形式和发展趋势,特别是要注意在深化改革中由于进一步进行利益格局、利益关系的必要调整而可能引发的新矛盾新问题,千万不可疏忽大意。”尽管“在改革的一定时期内,人们的受益程度存在某些差别是难以避免的”,但“从长远,经济的发展和改革的深化,能够使各种利益格局、利益关系更加趋向合理,最终达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从根本上说,“解决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要靠深化改革,发展社会生产力,以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对于已经出现和可能出现的新矛盾,要进行深入调查研究,要有针对性地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同时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要积极运用经济的、行政的和法律的手段妥善加以处理。由此可见,新阶段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仅仅依靠思想政治工作已经远远不够,而必须根据形势发展和时代特征,在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同时,还要综合运用经济的、行政的和法律的手段来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正确认识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是一个永恒的课题,它既是一个理论问题,又是一个现实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