效率与公平教案

效率与公平教案（精选8篇）

效率与公平教案 篇1

【课程标准】

内容目标：解析“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主要体验：让学生设计合理的分配方案。

【教学目标】

1．知识目标

 通过教学使学生识记：效率的含义、公平的含义。

 通过教学使学生理解：效率与公平的辩证关系、为什么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的涵义、如何兼顾效率与公平。

 能使学生结合现实生活中存在的收入分配差距的具体事例，说明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的意义，并且能从收入分配角度对建设和谐社会提出自己的建议。2．能力目标

 通过本课学习，培养学生辨证的认识和对待生活中面临的公平与效率的矛盾，使学生学会运用矛盾分析法分析问题。

 培养学生全面系统的看问题，正确认识现实生活中的收入分配差距，提高综合分析

问题的能力

3．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目标

通过学习，使学生认识到我国现阶段的收入分配制度和分配政策既有利于经济效率的提高，又能保证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认识到现阶段收入分配“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对落实科学的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意义。

【教学活动过程】

复习旧课：

展示画面，一个家庭的收入状况。

提问：他（她）的收入分别属于哪种形式的收入。

说明我国现阶段的收入分配制度和分配政策是怎样的。（由同学来评价）导入新课：从分蛋糕趣事看分配制度的重要性。

多媒体展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效益优先，兼顾公平。多媒体展示：深圳效率[视频] 什么是效益？学生分析。多媒体展示：效益的含义

深圳人幽默的说：“奖金不封顶，大楼快封顶；奖金一封顶，大楼封不了顶”。这种收入分配方式的改变为什么会引起不同的结果？

通过学生探究得出收入分配方式对效率有影响重要。多媒体展示：收入分配方式对效率的影响。

多媒体展示：什么是公平？学生分析。多媒体展示：公平的含义 课堂活动：招聘启示。通过学生探究得出。课堂活动：什么是真正的公平？ 没有差别未必真正公平（平均主义）

公平应指差别在合理的范围内。（基尼系数—不平均分配的百分比）

（低于0.2绝平;0.2-0.3之间较平;0.3-0.4之间相对合理;0.4-0.5之间差距较大;0.6以上收入差距悬殊）(1996年我国的基尼系数就突破了0.4的警戒线)多媒体展示：触目惊心的数字、图片 多媒体展示：收入分配公平的意义

以上我们了解了效率和公平的含义、意义，那么二者到底存在什么关系呢？ 多媒体展示：图片

根据图片信息，老师启发学生概括总结出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多媒体展示：效率与公平的关系.老师简要解释二者还存在着矛盾，并由此导入下一问题：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是怎样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的呢？ 效率优先-----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把蛋糕做大)多媒体展示:华西村的启示(1)兼顾公平呢(分好蛋糕)多媒体展示：华西庄(2)多媒体展示：青藏铁路 先富帮后富以实现共同富裕 多媒体展示：《决定》的有关精神

兼顾效率与公平要正确处理初次分配注重效率与再分配注重公平的关系 刚刚落幕的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从构建和谐社会的高度，提出要更加注重社会公平，让改革开放的成果惠及广大人民群众。

老师简要总结：种地不交税，上学不交钱，居者有其屋，看病有保证，收入大提高。你看咱们的政府是个怎样的政府？

是个以人为本，为民、亲民、务实的政府，一个为老百姓办实事、跟老百姓贴心的政府，有了这样的政府，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未来：人们的工作效率更加提高，收入分配更加公平，社会更加和谐，百姓生活更加美好！

多媒体展示：本课小结 【课外作业】

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西天取经回来，董事长如来拿出100万元奖励他们。结果师徒四人因为如何分配奖金而闹得不可开交。

效率与公平教案 篇2

危机,“白条市场”与《泡沫法案》

16世纪至18世纪的欧洲正处在“重商主义”当中,在这期间,资本主义国家完成了对原始资本的积累。在看似繁荣的资本主义扩张中,连续三次引发了金融危机,随即是股票市场的大崩盘。

其中影响较大的要算是法国的“密西西比泡沫”以及英国的“南海泡沫”。在1720年之前爆发的金融危机,对以后欧洲的经济体系和法律体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所谓的“重商主义”时代,法国建立了当时欧洲最强大的常备军,对外推行侵略政策,与西班牙、荷兰等国发动参与了一系列争夺殖民地的战争,导致法国国库空虚,政府债台高筑。所以当时成立了全世界第一家国营企业——东印度公司。东印度公司是以炮舰为前导、以盈利为目的一家公司。欧洲各国政府在这一时期为了掠夺殖民地的黄金白银,不停的打仗,打得民穷财尽。不得已只有发行战争债券,这是世界上第一个债券。当战争债券陆续到期时,还是还不起钱,所以只好“打白条”。此后人们把这些摞成一堆还不了款的“白条”债务就叫做“存量”。当时的法国政府控制着一大堆还不起钱的债券,但债务到最后还是要还,于是当时货币理论的一代怪才约翰·劳的建议得到了法国政府的支持,就是要建立一个“市场”卖掉“白条”,这个“白条市场”就是今天股票市场的雏形。

但是,如何赋予“白条”价值,让人们去购买约翰·劳认为“白条”的价值是可以创造的,它的价值是取决于未来的现金流,这个未来的现金流就是用“东印度公司”未来掠夺的金银财宝来做担保。在这期间“东印度公司”不断向社会发布虚假信息,过分夸大公司在海外的实力,劝告公众购买“白条”,因为它代表的是未来的财富,是东印度公司从亚洲到非洲,再到南美洲掠夺来的金银财宝,而这就是“白条”未来现金流的保证。就是这么细小而不成熟的市场所寄托的未来不可预测的现金流,而引发了人们疯狂的投机行为。虽然短期经济飞速增长,金融市场繁荣,但随着东印度公司经营陷入困境,泡沫随之破裂,引发了“密西西比金融危机”。即法国之后,欧洲各国竞相效仿,最终爆发了英国“南海泡沫”等三次金融危机。

到这个时候,欧洲各国政府才理解金融市场的本质。1720年英、法等国针对当时所发生的三次欧洲金融危机拟定了一个《泡沫法案》。英国政府则禁止了股份有限公司达一百年之久。而法国由于很多公司是向银行借钱炒股票,所以法国政府禁止银行这个词150年之久。

“重商主义”在这个阶段似乎走到了尽头,自由经济,民营化和市场化的理念在当时的环境下应运而生。1776年,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写了《国富论》,表示坚决反对国有企业,呼吁市场化和民营化,主张以看不见的手来调整市场的供需,政府与国有企业彻底分家,政府退出企业经营。这就是当时的民营化和市场化。

亚当·斯密提出在民营化和市场化的原则下以自由为手段,追求财富,但这一切必须以强大的法律为支撑。否则在工业革命时期的欧洲,就会出现“大欺小,强欺弱”的不公现象,例如资本家克扣工资,聘用童工,制造污染等。当时的欧洲遍地暴动,社会严重动荡不安,究其根源,就是由于自由经济、民营经济发展过速,而造成社会财富分配严重不公,原始的资本主义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1867年,在《国富论》出版90年之后,马克思和他的《资本论》横空出世,创造了劳动者的剩余价值学说,认为资本家剥削了劳动者的剩余价值,是社会不公产生的根源。他理想中追求公平的共产主义,就是在保证初始机会人人平等的条件下通过外在条件的改进提高效率。《资本论》对公平的追求影响了欧美国家此后数十年法治系统的改变。

公平,严刑峻法下的信托责任

在民营化和市场化的原则下追求财富的同时,如何保证初始机会的公平,这一切必须以强大的法律体系支撑。资本主义在《资本论》的冲击下,英国大法院开始研究衡平法,形成了今天《普通法》系的基础。普通法系所追求的,是把一个社会的平等观念,加入到法案里面。

现在世界存在两大法律体系:英美法系,也称普通法系,另一个是大陆法系。说到两大法系的区别很多人并没有明确的概念,但给人最直观的认识是在美国电影中,法庭上律师在陪审团面前唇枪舌剑的辩论,而陪审团的存在正是普通法系的重要标志。在面对案件的审判,大陆法系的法官在确定事实以后首先要考虑的是法条的规定,根据案件情况找到相关的法律解释,以求法律的绝对公平。但是在审判的过程中,很多案件无法在现有的法律中找到依据,甚至钻了法律的空子,例如当初一些公司的欺诈事件因为找不到相关的法律依据而逃脱惩罚。

普通法系是如何把社会的平等观念加入到法案里面。普通法系法官在确定事实之后,首先考虑的是以往类似案件的判例,将本案与判例加以比较,从中找到本案的法律规则,而且陪审团态度对案件的判定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所以律师要说服陪审团是关键。陪审团的成员都是普通的民众,他们也许没有很高的学历,甚至不需要懂法律,也不需要看法条。他们的道德是非观点来自于周围人的熏陶,是这个社会的缩影,比如面对企业欺诈事件,不需要知道哪条法律是怎样规定的,只要你进行了欺诈,就是不对,就是有罪。这样一种判刑方法,是把全社会老百姓所认知的价值标准,当成一个社会的公平标准。

除了利用法律追求一种新形式的平等之外,资本家跟劳动者之间的矛盾却一直存在,美国大家族实际上是很多信托基金的持有者,因此美国在1890年颁布《反托拉斯法》。《反托拉斯法》实际上是反信托基金法,也就是反大家族法。大家族所代表的是既得利益者的问题,所以欧美各国在法律层面上,寻求一种公平,化解贫富差距。

《反托拉斯法》这种维持公平的精神一直延续至今。现在很多企业家都会热心于慈善事业,捐出财富成立各种基金会,因为他们认为今天的成就除了个人的努力以外,更是整个社会的哺育,所以取之于社会,就要反哺于社会。

一个国家要想经济长期稳定发展,就要缩小贫富差距,藏富于民。现在每一个消费者通过保险金、各种福利和股票市场,将他一生的财富寄托在未来的现金流当中。由于人口不断膨胀,所以资金的投入是不断的增加,它反映的是整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在美国的严刑峻法下不得不有的信托责任使公众得到回报。那么在退休之后,就老有所养,老有所终。

如何创建一个公平的财富再分配市场?美国政府从1932年开始推行了一系列的严加监管的法律,用严刑峻法来发挥股票市场的财富重分配的功能。全社会集资,把资金交给职业经理人,他就必须披露企业正确的信息。政府通过一系列法律确保职业经理人所披露信息是真实的,而且确保他对公众有一种责任感,即信托责任。这就是美国严刑峻法下的信托责任,而且是不容挑战的。

用严刑峻法的方式,保护弱势团体,保护全国老百姓,以民为本的制度是不容挑战的。每一位公民的财富通过保险金,股市的再分配,美国的股民通过他所赚的一块钱,通过市盈率而放大到三十倍,真正做到了藏富于民。

效率与公平教案 篇3

关键词:公平;效率;和谐社会

收稿日期:2009-12-10

基金项目:本文系黑龙江省2008年研究生创新科研项目(编号YJSCX2008-146HLJ)的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李建伟(1981-),女,黑龙江庆安人,哈尔滨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栗守廉 (1947-),男,黑龙江哈尔滨人,哈尔滨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深入,社会发展中一些新的矛盾和问题逐渐凸显,其中最突出也最引人关注的就是社会公平问题,即公平与效率关系失衡问题。如何认识和把握公平与效率之间的动态平衡,实现公平与效率的均衡发展,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过程中必须解决的问题。

一、公平与效率和构建和谐社会密切相关

(一)实现公平是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和基本特征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公平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和基本特征。只有切实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各方面的社会关系才能协调,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才能充分发挥出来,才能心情舒畅地从事现代化建设。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实现的公平,其核心内容是利益均衡和利益分配公平,它不是搞平均主义,而是指一种有差别的、为社会绝大多数成员普遍认可的、利益相对均衡的状态。其基本要求是要坚持社会主义及其价值取向,把实现共同发展和共同富裕作为社会公平的根本内容,既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规定,又符合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从更宽泛的角度讲,体现公平的利益分配,不仅仅是指经济利益的分配,还应当包括政治利益、文化利益的分配。公民应当享有的所有政治权益,对于各种生产要素的提供者来说,都是一样的,必须一视同仁。公民应当享有的经济权益、文化权益的大小应视不同情况而定,根据生产要素的提供者所作的贡献,进行合理地分配。

同时,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所要求的公平,要符合社会主义基本道德原则和道德精神追求,不仅要考虑到个人与个人、集体与集体之间的公平关系,还要考虑到个人与集体、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公平关系。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体现公平的社会,公平是人类追求美好社会的永恒主题,是人类构建理想社会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基本原则。社会主义在理念和制度上优越于资本主义的地方就是要体现公平。体现不出公平,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就无从谈起。

(二)提高效率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物质财富相对宽裕、人们普遍享受经济社会发展成果的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最根本的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提高经济与社会效率作为重要任务,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只有经济高效发展,才能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社会才具备解决各种矛盾、冲突的基本力量,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才拥有坚实的物质基础。

同时,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也要通过经济发展来深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它随着经济的发展而不断深化,从较低层次发展到较高层次,从较低水平发展到较高水平。因为经济发展将使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为社会和谐发展提供更加充实的物质基础,为实现更高层次的和谐提供保障。从而使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逐步走向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文化更加繁荣,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的社会,而那必将是更加进步、更加稳定和更加和谐的社会。

(三)公平与效率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两大推动力

公平与效率是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两大因素。一定时期的公平观念和公平状态是和一定时期的效率相适应的,无论是超前的还是落后的公平观都会阻碍效率的提高。历史上,每一种新的生产方式的建立归根到底都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同时又促进生产力继续向前发展。因为,一种新的生产方式总是赋予了广大劳动者比以往更多的权利和自由,从而激发了他们从事劳动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没有效率就不会有社会的发展,没有公平就不会有人类社会的进步。正是在公平与效率的不断协调发展中,人类社会才不断地从落后走向进步,从低级迈向高级。和谐社会的实现就需要公平与效率的相互作用来推动。

二、和谐社会建设中失衡的公平与效率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提高,综合国力迅速增强,所取得的成就是举世瞩目的。但是,社会生产效率的提高并没有带来公平的同步增长,重视效率而忽视公平,形成了诸多不稳定因素,由公平不足导致的失衡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

(一)起点不公平引起人们的心理不平衡

起点的不公平和社会政策、制度密切相关。如果一个社会的制度、政策不能给每一个人的正常发展提供平等的机会,就会引起人们的心理不平衡。当前,人们主要不满的是受教育的机会、迁徙的机会、健康的机会、就业的机会等方面的不公平。

目前,在我国社会中存在的二元户籍制度还没有完全被打破,这种制度使城乡居民的发展起点不平等,它限制了中国人应该平等享有的各种权利和自由,与和谐社会的理念相违背,也是我国建立完整的市场经济的一大障碍。另外,每个人获得教育的机会也是不平等的。“其主要表现是,在从幼儿园到大学的各教育阶段实行内部分割,形成‘重点’学校和普通学校两个世界。教育经费和教师资源向着大城市和各级学校中的‘重点’倾斜。其直接结果是,分属于两种制度下的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权利的实现程度截然不同,不同的社会成员及其子女必然宿命地面对着教育机会的不平等。”[1]

(二)过程的不公平最为严重

过程的不公平,即人们的发展机会是不平等的,进入市场的机会是不平等的,从底层向上提升的机会是不平等的。

当前存在的比较典型的不平等就是垄断。“在公用事业中,政府往往授予他们享有垄断特权,并限制其他企业的进入。作为回报,该企业应该限制它的利润,并向所有的消费者提供服务,包括为有些消费者提供免费的服务。”[2](P.130)目前中国这样的垄断行业主要有电力、电信、民航、铁路、金融保险等部门。由于这些行业的主管上级是政府行政部门,这些部门通过审批制度或提高市场准入门槛和颁发许可证等条款限制其他人参与竞争,从而获得丰厚的垄断利润。而购买垄断产品的消费者因为没有其他的选择权,被迫按垄断价格进行交易,使自己的利益受到严重损害。此外,在国企改革中还存在着内外勾结低价处置资产,损公肥私,通过征收土地剥夺农民,通过关系或贿赂低价获得国有土地,导致国有资产流失严重。

在进入市场的机会上的不平等大多与规则的设定和对规则的把握有关。从总体上看,规则的设定是很严的,但执行过程中存在着很大的伸缩度,对裁量权的把握又因人而异,使不同的主体进入市场的机会不平等,同时这种裁量权的把握往往和腐败相联,引起人们更多的不满。

(三)分配结果的不公平突出

由于公共政策对起点的公平关注不够,各方面的改革措施不力引发了过程的不公平,而起点和过程的不公平导致和加剧了结果的不公平,其中最明显的就是收入差距扩大。衡量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不断上升,据权威调查和研究机构发表的数据显示,目前我国的基尼系数已达到0.47,超过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而且这种差距还在不断扩大之中。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明显。“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的“马太效应”已明显出现在我国的社会生活中,如果任其发展会严重影响我国经济的良性循环和国家的长治久安。

要尽量减少社会转型期中的各种不稳定因素,巩固改革发展成果,推动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就需要我们运用公平与效率的动态平衡来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激发全体社会成员的凝聚力和创造力,化解各种矛盾和风险,在全社会形成合力,实现我国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以加快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进程。

三、提高公平的地位,实现公平与效率均衡发展

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实践问题,选择和定位二者之间的关系,应根据不同国家的发展状况、发展阶段以及面临的主要矛盾来确定。

现阶段,我国的发展情况是,经济实力是建国以来最强的,持续30年的经济高增长过程,同时也是地区差距、城乡差距、行业差距快速拉大的过程,差距之大是建国以来所未见,在世界上也是最严重或少数几个很严重的国家之一。党和政府高度重视这个问题,在十六届四中全会上指出:“要适应我国社会的深刻变化,把和谐社会建设摆在重要位置,注重激发社会活力,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

当前,在公平与效率出现失衡、公平问题愈加凸显的情况下,要用公平促进效率,这里所讲的效率应当是公平基础上的效率,要为效率注入公平的理念,因为获得效率的根本方式与决定因素是公平,公平决定效率的实现程度,公平达到什么程度,效率就能达到什么程度。用公平的方式促进效率有利于达到公平与效率的双赢和统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实践已证明,什么时候用公平促进效率,社会经济就能获得又好又快地发展;什么时候只讲效率而忽视公平,社会发展就会遇到阻力甚至停滞不前。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广大农民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不仅使农村生产力获得了较快的发展,而且也让自己富了起来。但在后一段时期里,由于片面理解、运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理念,甚至将其泛化到社会公共服务领域,过分夸大了效率的主导作用,忽视了社会公平、公正的重要性,结果使财富积累过程中的不公平现象大量出现,收入差距的扩大就是这一现象的集中体现,只重视效率而忽视公平让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公平与效率的统一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所要实现的公平与效率的统一就是二者的均衡。“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在一定的历史时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有效地推动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但严格说来,它只是一个有效的策略性提法,其自身包含着一些明显的缺陷。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深入和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这一原则已开始产生一系列的负面效应。我们应本着与时俱进的精神,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把握公平与效率之间的动态平衡。

要加大对公平的重视度,实现公平与效率的均衡发展。这包含三个层面的意思:第一,是指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相互结合,既不过分强调效率,但是追求较高的效率,也不过分强调公平,但是要保障相对的公平。第二,是指公平与效率互为前提和条件,效率是实现公平的前提和条件,它不以牺牲公平为条件;同样,公平也是保持和提高效率的前提和条件,它不以损失效率为条件。第三,效率水平的提高会带来和促进公平水平的提高,而公平更高层次的实现也会进一步促进效率的提高,二者相互促进、共同提高。

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时期,我们应该把公平与效率有机地结合起来,既提高效率又注重公平,实现公平与效率均衡发展。“公平与效率均衡”并不是不重视效率,而是在重视效率建设的同时,提高公平的地位。形成以效率促进公平发展,以公平促进效率提高的一种良性互动。把公平与效率有机地统一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当中。

参考文献:

[1]张玉林.2004年中国教育不平等状况蓝皮书[J].中国改革,2004,(11).

[2]保罗•萨缪尔森.经济学[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

浅谈公平与效率 篇4

2006年10月召开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放弃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提法,强调要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十七大报告进一步提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

第一阶段(1978—1987年)的核心内容是“认真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第二阶段(1987—1993年)提出“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第三阶段(1993年至今)的提法是“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确立并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

收入分配中的公平是分配尺度、分配过程、分配规则的公平，而不是单纯的结果公平。对个人来说，即使参与分配的机会均等、公平竞争，而实际分配的结果也可能是不均等的。

“公平优先”的平均主义分配原则。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实现，国家采用没收、赎买、公私合营等手段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在当时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和经济条件的影响下，在经济体制上形成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与之相适应，在公平与效率关系的处理上采取了“公平优先”的平均主义分配原则。但很快这种积极性就下降了。平均主义是假公平，它只讲结果的公平，不管生产过程中规则的不公平。干好干坏，干与不干都一样，分配享受相同的物质财富，这对劳动者是不公平的。这种平均主义的公平不是真正的公平，它在使经济失去效率的同时也失去了公平，结果使效率与公平“鸡飞蛋打”一场空。设计新的分配制度，按劳分配在这种情况下提出来。

“公平效率二者兼顾”的按劳分配原则。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实行经济体制改革，引入市场机制，建立了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体制初期。在公平与效率关系上采取了“二者兼顾”的原则。提出了要“克服平均主义”，推行家庭承包责任制，开始从根本上打破农村的平均主义分配方式。后来，先富带动后富。这时，劳动好的，生产多的，多得奖金，收入增加。分配制度的调整调动了人们生产的积极性，生产效率提高了，但由于有计划商品经济体制强调计划与市场的内在统一，而人们对此理解和强调的重点不同，因而带来了改革实践中的摇摆和反复。在当时这种经济制度下，我国实行按劳分配的客观经济基础不完备，计划制造成的行业间收入差距，企业收入不公平就显现出来。就出现有些企业收入多，有些企业亏损。“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原则。党的十五大，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前提下，“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分配原则上要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具体实现机制，使效率与公平的关系表述得更为明确、实现途径更加具体。“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发挥市场的作用，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再分配注重公平，加强政府对收入分配的调节职能，调节差距过大的收入”。

人们之间的收入差距在不断扩大。城乡之间、不同地区之间、不同部门和行业之间、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的收入差距越来越悬殊，反映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已经超出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贫富悬殊已成为影响当前社会和谐与社会稳定的重大问题。如果贫富悬殊的趋势继续发展下去，有可能出现两极分化，这就意味着社会主义的变质和改革开放政策的失败。为了使改革获得更广泛的支持，当前和今后应更加注重有利于社会和谐和稳定的社会公平。同时，我国目前已经具备了解决社会公平问题的现实性。已有一定的物质基础和能力，逐步解决多年来累积形成的贫富差距。

“更加注重社会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

为了在公平与效率之间寻找最优平衡点,求得社会和谐,需要在收入分配政策上进行调整，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完善收入分配制度。

公平与效率是矛盾关系，而这对矛盾又是处在动态的变化之中。随着我们对公平与效率关系认识的发展变化，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日益深化并不断完善，分配制度和公平与效率相互促进，推动我国经济改革的向前发展

党的十四大报告明确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鼓励竞争，明确在经济体制上要以市场经济为制度取向。而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则明确提出“兼顾效率和公平”，这确实令人耳目一新

公平正义，贫富差距，分配政策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也常常成为人们讨论的话题，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之下，我国经济腾飞，贫富差距骤然拉大，城乡之间、不同地区之间、不同部门和行业之间、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的收入差距越来越悬殊，反映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已经超出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人民生活受到冲击，随之而来的还有对分配政策和公平正义的争议，其中也不乏怨言和质疑。面对这样的情况十八大报告中强调，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顾效率和公平，再分配要更加注重公平。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到“兼顾效率和公平”，这几个字的微妙变化，正是我国进一步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坚持社会公平正义的体现。

但政策的推行和落实首先要被人民大众所了解、接受，大家是否了解十八大对公平与效率的调整呢？又是通过什么渠道？调整之后的“兼顾公平与效率”是否得到人民认可？在人们心中，“兼顾”二字可否在现实中实现？会不会人们把“兼顾”只当成是无法实现的理想状态？带着这样的顾虑和问题，我们对不同职业、年龄、性别的116人进行了问卷调查。

从统计结果中可以看出，明确知道我国十八大关于公平和效率关系调整政策的仅有13人，占总人数的约十分之一，足可见我国政策的推广工作还待提高。如果推广工作未做好，人民不了解新政策，政策和人民自然就会出现隔阂，政策的实施缺少了群众基础，也就缺少人民的支持和监督，同时，人们还停留在不合时宜的旧政策方针上，怨言不断，负面心理会愈加浓重。从调查中还可以得到，有将近一半的人得知十八大政策调整是通过课堂学习，也许有调查对象主要集中于高校的缘故，但可以看出高校教育的作用。其次，约三分之一的人是通过网络媒体得知十八大政策调整，应利用网络媒体的便利性，扩大宣传“兼顾公平与效率”的新方针，以得到更多认可，推进实施。

“公平与效率在现实中能否实现”的问题统计消除了我们的顾虑，80%的人认为在现实中公平和效率可以兼顾，这为十八大提出的“兼顾公平与效率”获得群众认可提供了有力支持。

论效率与公平的关系问题 篇5

姚靖威

当下，学界和政界中的一些人围绕“分好蛋糕”为重，还是“做大蛋糕”为重，展开了讨论和争论，由此，还产生了两种发展模式：“重庆模式”和“广东模式”。如果进行深入的理性的思考，我们会看到这次讨论的问题，既是一个国家和区域发展的实践问题，也是一个基本的理论问题。其中背后隐含了三个问题：一是效率实现之后能否自动产生公平，以及社会实践结果的公平性矫正问题；二是在分配公平的前提下能否产生效率的问题；第三，公平之下的效率和以效率优先中的效率哪个更高、哪个更好的问题。对此三个问题，笔者将逐一加以解析，并与学界和政界的相关人士进行商榷。

一、效率实现之后能否自动产生公平及社会实践结果的公平性矫正问题

这个问题应该来源于邓小平同志提出设想中的“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方式，允许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后富，逐步走向共同富裕”。由此，被进一步发展深化为“效率为先，兼顾公平”。“广东模式”的发展思路，可以说是沿袭了邓小平同志的思路设想。

下面，我们仔细分析一下这种思路的内涵。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如果在利益分配和劳动成果的分配上不搞平均主义，那么，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是一个社会存在发展的自然状态，即使不做强调，也会是如此，因为人有拙愚和聪智之分，有勤劳懒惰之别，有脑力和体力之差别，更有天赋之不同，如此种种因素的存在；同时，地方区域上有资源分布的不平衡，先天的自然地理条件的不同，由此而产生了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即使在同样勤劳的状态下，富裕的程度都会不同。内蒙古的鄂尔多斯、陕西榆林、山西太原的富裕程度，作为内陆区域的富裕，就是自然资源差异导致的出众富裕的很好诠释。温州、广东、“长三角”、“珠三角”地区的适于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并首先富裕起来，也是自然地理条件的差异导致富裕程度不同的一个很好诠释。文体界的明星们率先富裕，也是因为基于先天禀赋的后天勤奋努力的结果。所以，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是社会存在发展的一个自然状态。

但是，如果这种状态继续发展，即按照“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思路走下去，会出现什么结果呢？先富起来的地区、群体和个人，可以利用先富起来积累的资本，占据财富制高点，从而攫取更多的财富。这会使想致富的后来者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富二代”就是最好的例证，投机炒作加剧了财富快速地向先富起来的人群集聚。由此，我们看出，公平不会自动产生，相反，公平问题变得越来越严峻起来，社会将快速地产生两极分化和贫富悬殊，继续发展下去而不加干预，跌入“中等收入陷阱”只是时间问题。笔者在作上述分析时，剔除了权钱交易和贪污腐败、特权的影响因素，如果把这个因素加进去，情况会更为严重和复杂。

邓小平同志的最初设想是，“先富带动后富”，而在现实中，我们看到的是另一番景象，先富者，要么移民，要么投机炒作，真正先富带动和帮助后富者的人，少之又少，眼下又出现了新的问题，先富取得的资本，开始不安心于实业与实体经济，而是放高利贷，社会公平问题也越来越凸显出来。这不仅仅是个讽刺，也说明这种设想缺乏心理学支撑。如果先富能够带动后富，自动地实现公平，或者效率优先，而兼顾公平后，有可行可靠的实现公平的现实办法的途径，那么资本主义就可以有可行的途径而改造成为社会主义，从经济与社会的实践结果看，公平性矫正实现起来困难重重。所以，这种设想，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难以成立。因此，“广东模式”值得商榷，如果“广东模式”真的遵循邓小平同志的设想思路，外籍打工者落户当地应该早就不是问题，享有与原住民同样的社会保障，外地打工者和原住民的矛盾冲突不会像现在这么大，但事实却恰恰相反。“蛋糕”已经做得很大了，可是做“蛋糕”的人，分得的“蛋糕”的相对比例是越来越小。

二、在分配公平的前提下能否产生效率的问题

在分配公平的前提下能够产生效率，这也是马克思主义者所坚持的，即“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原则下能够产生效率。我们常常说，给别人打工不如给自己打工，说的就是自己通过辛勤劳动，可以获得直接的利益，而不是被人剥削。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广大农村通过联产承包制政策的实行，提高了农村的生产效率，解决我国人民群众的吃饭问题，这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如果在分配公平的前提下不能产生效率，给别人干活拚命，给自己干偷懒，非得要被人剥削，在别人的皮鞭或呵斥下才肯努力工作，这种论点成立的条件只能是这个人天生就有奴性，或者是奴才，或者弱智和傻子，要么天生懒惰，否则无法解释。提高人民群众生产劳动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就必须要实行劳动成果和利益的公平分配，实现发展成果的公平共享，而劳动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正是效率的取之不尽的源泉。这一点已经被社会实践无数次证明了的，看看现实中很多的公司留不住人才、留不住员工、招工难就知道，学者们也没必要纠缠这个问题。

“重庆模式”在某种程度上是值得肯定的。我们已经到了将现实已经做得比较大的“蛋糕”，进行合理公平分配的时候了，如果不注重解决这个问题，不仅仅带来的是劳动者有没

有积极性的问题，而且会产生社会动荡的问题，社会利益冲突已经变得愈加严重，学者和决策者已经不得不重视这个问题，而且是刻不容缓。学者们常谈的“倒逼”是什么？这就是倒逼。

学者们为什么抛出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理论观点并在实践中加以实行呢？原来是要使资本在收益中占有一定的份额（这也许是学者们在有意强调资本在生产成果中的贡献问题所引出的），在社会经济实践中，这个份额已经非常大，而且得不到有效的限制，因而劳动所占的份额被严重的挤压。笔者要问，我们为什么要把大的份额交给资本所有者呢？在具体的经济运行管理实践中，也许学者苦于没有想出更好的分配方法和思路，而简单地借用了西方资本主义的分配方式方法，然后搞出这样一个实用主义的分配方式。世界人民都知道，中国百姓有着一个习惯，即储蓄的习惯，把劳动成果财富都存到银行里，在银行里的大量资本为什么不用从而为百姓创造财富？然后把分得的份额给予百姓？却偏偏使用资本家的资本而让劳动者忍受资本家的剥削呢？这是什么发展思路？全国的普通百姓至今还在忍受负利率政策之苦？劳动者自己创造的财富在一天天的受损、在缩水，笔者实在不能理解一些学者和决策者采行这种发展思路的想法和初衷。这个问题不解决，解决不好，而想把两极分化，贫富悬殊问题解决好，其可能性不大。

三、公平之下的效率和以效率优先中的效率哪个更高、哪个更好的问题

公平之下的效率和以效率优先中的效率哪个更高、哪个更好呢？笔者可以作答：是前者。人民当家作主，劳动成果公平地被分配给劳动者，将极大地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即使我们假设人性是自私的话，那么，其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也会得到极大的发挥，这是长久持续地提高效率的基础，这是从现代心理学可以得到证明的，也是为西方资本主义所证明了的。提高效率，在实践中，需要进一步的科学决策、科学规划和科学组织管理，劳动者之间更好地进行协作和合作，做到这一点，需要大量地培养使用专才和通才，各尽所能，用人所长，科学细致地分工，做到这些，同样需要公平、平等，至于发展的资本问题，基本上在我国现在已经不成其为问题。以效率优先来谈效率，只会求得一时的效率，不可能长久。长期的分配不公所造成的两极分化、贫富悬殊、大量财富向少数人集中，会导致社会需求的严重不足，从而导致社会生产过剩，诱发经济危机，进一步造成整个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经济与社会的整体运行效率下降，这种情况已经被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所证明了的，为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发展中国家所证明了的，我们也没有必要在这个问题上纠缠不清。所以，公平之下的效率比以效率优先中的效率要更高、更好、更持续、更长久。“效

率优先，兼顾公平”政策如果继续执行，长期下去，将带来严重的经济问题、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所以，笔者请一些学者和决策者务必清醒。

至此，读者应该会明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问题中孰轻孰重，谁先谁后了。

四、在现有条件下如何实现公平、如何达成效率的问题

公平和效率问题是两个问题，两个问题在社会实践中会出现交织、发生交叉的情况。公平可以体现在经济中，也可以体现政治中，也可以体现在教育中，因为经济和政治在社会实践中紧密相连，难以分开。公平体现于经济中，主要是利益的分配的公平；公平体现于政治中，就是权利和机会的平等，就是生命的价值的对等，德当其政，才适其位；公平体现于教育中，就是劳动者、公民及其子女受教育的机会公平均等，因材施教。马克思主义已经告诉我们，要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原则。

效率的实现，就是要注重科学发展，以人为本，统筹兼顾，注重科技创新，科学合理的协作和分工，提高专业化水平，对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生产加以重视，对社会的各个系统、各个领域，进行科学地优化，注重人才的培养和使用，对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进行科学合理的开发和利用。

五、笔者的几点建议

学者们已经多次提出要加强利益分配的顶层设计，尽快解决两极分化、贫富悬殊、社会财富向极少数人的快速集中的社会状况，避免我国经济与社会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笔者在此也试着提出几点建议：、鼓励国有资本、民间资本向实体经济转移。

2、限制和打击投机和炒作行为，并作出立法限制投机所得的幅度，对于这一点，可以有多种手段加以采用，减低社会的浮躁之气；

3、实体经济中的资本转为投机资本的，进行高额征税；

4、改变我国金融政策的负利率政策，对上市公司的圈钱行为严加监管；

5、提高高收入人群的所得税，适时征收遗产税，鼓励社会的慈善行为；

6、制订相关政策，使银行资本向中小企业、微型企业的投入，适当提高风险容忍度；

7、制订相关的法律制度，提倡和鼓励劳资双方的公平合理地工资协商，保障劳资双方的公平合法权益；

8、尽快出台工资管理指导条例；

9、国有企业的收益应归全民所有，并用之于改善全体人民的医疗、教育、养老保障、基本的住房保障，提高人民群众的基础生活质量。

10、提高资源的使用税费，将土地财政所得纳入预算，使土地财政所得在全国范围内做合理的分配，抑制土地财政所产生的冲动和弊端。

11、国家的优质大型企业和资产，尽量避免股份制改造，优化产业结构。

12、采取适当的方式提高工人农民的收入水平。

相应的配套措施还有很多，笔者在此不再一一列明。

2011-9-19于青岛

政府经济学(公平与效率提纲) 篇6

小组提纲：

（一）政府经济与公平

公平是一个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和道德理论等的社会学范畴。在经济领域，公平是和分配相联系的一个概念。公平可从两方面理解，一是生产要素投入和产出之间的对比关系；一是社会成员对收入分配差距的心理承受能力。

在市场经济活动中，政府为追求公平目标，应开展的主要工作有：（1）机会均等。（2）贯彻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原则（3）合理运用税收、社会保障等政策工具，控制收入差距。

（二）政府经济与效率

效率是指社会资源配置中投入与产出、所费与所得的对比关系。能以最少的资源消耗取得最大的产出结果，就称之为资源配置效率高，反之，成为效率低。

政府资源配置效率，可从两个层面来理解，一是政府直接控制和掌握资源的配置效率。一是政府通过对市场和微观经济行为调节，克服市场失灵，引导全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两者在社会整体资源配置中呈相互影响、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关系。

（三）、政府经济与公平和效率的选择

公平与效率是政府经济活动的两大基本准则，但在错综复杂的经济社会关系中，政府在两者之间的选择，还需要解决一系列的问题。

1、公平与效率之间的替代关系

尽管公平与效率是政府经济活动所追求的目标，但要同时达到两个目标，是较为困难的，有时甚至是不可能的。即公平与效率之间存在矛盾，具有一定替代关系。

2、公平与效率的选择

公平与效率两者之间既有矛盾性又有统一性，政府经济决策有较大回旋余地，可形成各种不同的政策组合。

第一，公平与效率兼顾的政策选择。

第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政策选择。即政府财政收支和宏观经济管理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促进经济较快增长，增强整体国家经济实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为首要目标，同时注意调节社会成员收入差距，体现社会公平。这也是我国现行收入分配政策的基本指导方针。第三，公平优先兼顾效率的政策选择。即在政府财政收支和宏观经济管理中，优先考虑收入和社会财富在社会成员之间合理分配，调节收入差距，为贫困阶层提供最基本的生活保障，体现社会公平。同时，尽可能减少收入公平分配对经济运行效率的消极影响。

小组成员：李明明、刘奇、姚春芳、冯纳、靳媛媛、李欣、毕瑾华、刘跃、邓凯、曹娅、陈萌、马莎莎、左克强、李兆龙、刘少刚王林举

组长：李明明

论公平与效率的契合点 篇7

深入研究我国当代效率与公平的现状, 正确选择效率与公平统一的路径, 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有人认为二者是对立的, 有人认为二者是一致的, 要了解公平和效率之间的关系, 首先要理解什么是公平, 什么是效率, 才能正确理智地处理好二者之间的关系。

1公平和效率的内涵

公平指人与人的利益关系及利益关系的原则、制度、做法、行为等都合乎社会发展的需要。自古以来, 公平一直是人类社会追求的价值目标, 但是人们对于公平的看法, 却从来没有统一过。公平观念是社会的产物, 按其所产生社会历史条件和社会性质的不同而有所不同。经济学中的公平指收入分配的相对平等, 即要求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差距不能过分悬殊, 要求保证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需要。

当今社会, 效率主要指的是经济效率, 是指能够达到资源最大限度的利用而言的, 创造社会财富的生产因素是多方面的, 包括人的生产能力、人的知识和技术水平、人的能力和水平的发挥程度, 还包括劳动工具、生产方式等各方面的因素。而这一切都是和人的能动性联系在一起的。从这个意义上说, 提高效率, 就是要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的潜能, 最充分地调动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亚当·斯密的名言也说明了这一点:个人追求私利, 却在无形中导致了社会福利的出现。社会福利并不是我们想刻意追求的, 但是能够在追求效率的过程中造就社会福利。

2公平和效率的辩证关系

2.1公平和效率的矛盾

传统观点认为, 追求公平, 效率就打折扣;追求效率, 公平便有失公允。现实生活中, 效率与公平很多时候并没有能够很好地协调起来, 相反, 矛盾突出, 其结果必将影响经济的发展, 社会的稳定。

对于公平与效率这种两难冲突,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亚瑟·奥肯曾在1962年出版的一本名著《平等与效率》中作了非常深入的探讨。照奥肯看来, 公平与效率之间存在着替代关系:为了效率, 就要牺牲某些平等, 为了平等, 也要牺牲某些效率。对效率的追求不可避免地产生出各种不平等。如果一个社会的制度安排和政策选择过于强调资源的平等分享, 收入分配以需求为基础, 以及结果平等, 从而导致的结果是社会收入分配太过均等, 那么, 可能就会产生人们参与市场分工和交易以及创业经营的激励不足的问题。由此奥肯认为:“在平等与效率之间, 社会面临着某种选择”。

以收入分配平等化政策为例, 应该承认, 各种收入平等政策对于缩小贫富之间的差距, 对改善穷人的地位和生活条件, 提高他们的实际收入水平确实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 也有利于社会的安定和经济发展, 但同时也产生了两个严重的后果:一是增加个人所得税和各种各样的社会保障使人们的生产积极性下降, 降低了社会生产效率;二是增加了政府的负担, 加大了财政支出。因此, 现实中要两者兼顾的确有一定难度。

2.2公平和效率的统一

一个公平的社会, 其资源一定能得到合理的配置, 从而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的创造性和积极性;同样, 一个有效率的社会, 其运作机制、管理体制、资源配置应该是合理的、公正的。效率的提高靠的是健康的经济活动, 而后者又是以社会安定为前提的。如果一个社会长期陷入政治上不安定, 经济秩序紊乱的状态, 人们就没有稳定的预期, 储蓄、投资和消费活动都会陷入异常, 经济增长也就不能持续。因此, 通过资源和收入的公平分配, 维护社会稳定, 成为效率的保障条件。效率的提高有助于公平的实现, 社会的公平也有助于效率的提高。瑞士、芬兰这些高福利的国家, 经济上也名列前茅, 这就说明公平和效率有统一的一面, 是可以共存的。

以收入再分配政策为例, 如果通过一种机制把收入向穷人转移之后, 由于穷人比富人具有更高的消费倾向, 产生的直接后果就是以前的穷人消费增加, 而与此同时以前的富人并不减少消费, 导致国内需求的总体扩大, 从而为经济增长或效率提高提供了源泉的保障。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富裕地区和贫困地区之间。在这种情况下, 通过某种方式改变收入分配现有格局, 必然是有利于经济增长的。

3寻求公平与效率的最佳契合点, 构建和谐社会

新中国成立60年来, 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中, 既要大力发展生产力, 注重经济效率, 又要从绝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出发, 为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目的, 坚决有效地维护社会公平。因此, 任何只顾公平而忽视效率和只顾效率而损害公平的思想和行为都是错误的。我国目前在效率和公平关系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 已经在一定程度地上影响了我国的社会发展。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及时而有效的解决, 就会使我们的发展受阻。而解决效率与公平的问题, 关键在于深化改革。我们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 必须把提高效率同促进社会公平结合起来, 高度重视通过提高效率来增强社会活力、促进经济发展, 又高度重视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通过实现社会公平来促进社会和谐, 实现效率与公平的统一。

3.1健全公平竞争的体制

解决效率和公平的问题, 关键在于体制。效率来自体制, 来自公平的体制改革。体制的公平, 是社会公平的核心, 也是提高效率的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前在价格机制、竞争机制、商品和生产要素市场发育等方面还不完善。机会不公平、规则不公平、起点不公平、结果不公平等诸多问题持续存在, 使生产要素不能根据价格信号在不同部门之间自由流动, 妨碍了资源的优化配置, 影响了经济运行效率的提高。

要真正解决这个问题, 必须吸收、借鉴和改造市场经济的平等理念, 并把这种理念贯彻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一方面要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法规的制定、运行和监督机制, 形成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 使得经济的运行有法可依, 违法必究, 维护市场经济的正常秩序;另一方面, 我们的体制还要体现享有发展成果与承担改革成本的统一。如果一部分人只享有改革成果, 另一部分人只承担改革成本, 显然是不公平的。特别是当市场竞争中的强者中享有改革成果, 而市场竞争中的弱者只承担改革成本的时候, 就必然践踏社会公平。

3.2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首先, 就社会保障而言, 现在的政策存在着不稳定、不可诉和效力不强等缺点, 所以应尽快将政策上升为法律, 使社会保障体系构建和运转从政策主导过渡到法制主导;其次, 社会保障制度是一个多层次的体系, 在这一保障体系最需要保障的是贫困人群与弱势群体, 这是实现人类生存权的核心环节, 也是处理公平与效率关系的关键。这就需要进一步完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确保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和退休人员的养老金足额按时发放, 建立完善的社会救助系统, 对流浪人员、孤寡老人等提供基本的帮助, 要坚持福利社会化改革, 构建以老年人福利、残疾人福利、妇幼福利、青少年福利、住房福利与教育福利为基础的新型社会福利制度体系。

3.3完善收入分配机制

收入分配状况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综合反映, 国民经济运行中的矛盾和问题、社会发展中不协调的因素, 都会在收入分配中体现出来。特别是目前收入差距和贫富差距的扩大如果得不到有效调节和控制, 势必会对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产生不利影响, 影响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

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加强收入分配宏观调节, 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 更加注重社会公平, 有效调节过高收入, 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 逐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 坚决取缔非法收入, 促进共同富裕。要出台更加科学合理的个人所得税政策, 还要对一些垄断性行业的收入开征特别税, 使高收入者的收入水平经过再分配政策调节以后有较明显的变化, 而社会低收入群体的面比较广、人数比较多, 这是造成社会收入差距扩大的一个重要原因。而且这一状况不能通过市场机制的作用自发地得到解决, 只有通过政府的再分配途径, 在政策上给予各种优惠和倾斜, 使其能够通过非市场途径获得一部分收入。

3.4贯彻“科教兴国”战略, 建立新型教育体制

实施科教兴国战略, 必须深化科技和教育体制改革, 促进科技、教育同经济的结合。现行的教育教育体制存在某些缺陷。近年来, 中国社会出现了高中毕业生在城市失业, 大学毕业生在城市失业的怪现象, 这也体现了中国现行教育体制中的缺陷。因此, 政府应加大投入, 大力发展各种教育事业, 彻底改革现有教学体系和教学方法, 建立以创业促就业的新型教育体制, 使全体社会成员都能受到充分的教育, 努力培养适应市场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创业型人才, 真正贯彻和落实科教兴国的战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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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徐丹丹.公平与效率关系问题研究综述[J].教学与研究, 2006, (5) :46-50.

[4]张素芳.构建利益公平分配的和谐社会———三论市场经济的公平与效率[J].学习与探索, 2005, (01) .

改革：公平与效率的兼顾 篇8

那么，全面深化改革面临着怎样的困难和险阻？改革的目标和方向又指向何方？

中国的市场经济最核心的内涵是法制、平等、信用，这些市场经济最基本的要素，我们希望中国能够走出一条发展自己经济的道路、发展国有企业的道路。

本届中国政府的第一份工作报告，把深化改革放到了突出位置。而作为从改革开放以来就一直在进行的国企改革，依然是改革的重点。政府面临着一个困难的选择：颠覆性的改革，势必带来的短期社会、经济成本上升，而不改革，则会引发长期的经济增长困难。中国现阶段的国企改革要取得新的突破，国资改革的配合是不可或缺的。

事实上，自改革开放以来，国企改革与发展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近几年国企改革与发展的步伐放缓。社会上对国企的地位、作用和贡献也出现了争议。之所以国有企业被人诟病，主要是因为国有部门资本投入过多而生产率偏低，民营企业虽然生产率较高，但是却因为面临种种约束而无法获得足够的资金，资本在国有部门和私人部门之间存在严重错配，这导致了整个社会效率的下降。

国企改革的核心是提高效率，国企改革遭遇的瓶颈是用工、薪酬、治理等机制方面无法获得突破。国有企业改革主要是一个效率如何提高的问题。同时，从市场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破除国有企业的垄断可以营造一个更加公平、透明、公正的一个市场竞争环境。这其实对国有企业本身也是一种动力，也是一种改革的压力。中国的改革应该从过度的追求效率转向公平与效率的兼顾。

目前，无论是“上海国资国企改革20条”还是“贵州产权制度改革打头炮”，只有国企改革要国资改革要并行，才能真正如中国总理李克强所说的那样更大地“释放改革的红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