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模经济

2024-10-14 版权声明 我要投稿

规模经济(通用8篇)

规模经济 篇1

规模经济论文【1】

摘要:规模经济的本质是结构经济,即规模大小并不是导致经济的根本原因,企业规模经济的本质是通过企业内部结构优化而实现的经济。

基于此结论,本文探讨了确定企业最优经济规模的一般方法,以及在市场交易费用和需求约束及知识经济条件下企业如何确定最优经济规模。

关 键 词:规模经济;结构经济;最优经济规模

规模经济的概念,在中国经济界普及开后其实践热潮一直就未曾消退。

从中央到地方,从学校到公司,从连锁店到企业集团,甚至政府机关单位,举国上下,各行各业言必称走规模经济的道路,规模经济似乎成为经济发展的理所当然的有效模式。

[1]毫无疑问,在一定的经济条件下,规模生产确实引起了降低单位成本、收益递增的经济作用,从而极大地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许多发达国家的工业经济发展历程即是规模经济的明证。

然而,与国内轰轰烈烈的规模经济实践相比较,对规模经济的理论深入探讨就显得过于冷清。

国内大量的关于规模经济的论文也往往停留在对西方所谓成熟理论的介绍上,似乎对西方已经成熟适用的东西我们也必定适用,似乎已成熟的理论再也不可能发展了。

事实上人们在得到这些理论启发的同时,也往往会产生许多误解。

在新的历史时期,面对网络知识经济、全球经济一体化等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我们究竟该如何认识规模经济,把规模生产作为发展经济的模式是否仍然合理?本文将在已有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对规模经济的本质进行理论上的深入探讨。

一、规模经济与分工和专业化

“规模经济”的概念,在微观经济学生产理论中是从规模报酬的角度来分析、展开的。

生产理论中,通常是以全部的生产要素都以相同的比例发生变化来定义企业的生产规模变化。

规模报酬变化是指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企业内部各种生产要素按相同比例变化时所带来的产量变化。

企业的规模报酬变化可以分为规模报酬递增、规模报酬不变和规模报酬递减三种情况。

规模报酬的三种情况可以用齐次函数来定义,如果生产函数Q=f(λL,λK)满足f(λL,λK)=λnf(L,K),其中,λ是任何大于0的常数,则生产函数Q=f(L,K)为n次齐次生产函数。

对于n次齐次生产函数Q=f(L,K)来说,如果两种生产要素劳动和资本投入量随λ增加,则当n>1时,Q=f(L,K)具有规模报酬递增的性质;当n=1时,Q=f(L,K)具有规模报酬不变的性质;当n<1时,Q=f(L,K)具有规模报酬递减的性质。[2]

一般说来,企业的规模报酬的变化呈现如下规律:当企业从最初很小的生产规模开始逐步扩大的时候,企业面临的是规模经济阶段,如图1的长期平均成本曲线向右下方AB部分即表示规模经济。

在企业得到了由生产规模扩大所带来的产量递增的全部好处以后,一般会继续扩大生产规模,将生产保持在规模报酬不变的阶段,此阶段成本最低,也就是规模最经济,如图1的BC段,[3]这个阶段有可能比较长。

在此以后,企业继续扩大生产规模,就会规模报酬递减,单位成本随规模的扩大而上升,规模不经济,如图1CD段规模经济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张,企业内部的生产分工能更合理和专业化。

也就是说,规模经济很大程度上根源于分工、专业化所带来的经济节约。

规模经济和分工、专业化是相互紧密联系的一对概念,许多学者对两者间的相互关系作出过深入的探讨,但未曾得出过一致性的结论。

譬如盛洪认为:分工和专业化的经济性表现为生产费用的节约,严格地说,是单位生产费用的节约,实现这种节约的途径,可以简单地归结为分工所带来的规模经济性。

在生产技术水平一定的前提下,从较长的时间角度看,分工所引起的劳动熟练程度的提高、间歇时间的减少和物质资料的节约等都可以概括为规模经济性。

[4]很显然,盛洪认为是“规模经济性”带来了分工专业化的经济性,而不是相反。

杨小凯则认为[5]:“分工经济概念与个人间的组织程度及相互依存度概念相关联,它与个人产出范围的内生化有内在联系,而规模经济概念则与个人专业化水平或企业内部专业化水平无关。一个企业的规模可能很大,而同时其专业化水平可能很低。”规模经济与分工专业化经济在杨小凯看来有着明显的区别,但杨并未探究两者产生的根源。

规模经济和分工专业化经济都被当成公理在运用着。

盛洪将规模经济性当作公理推导出分工专业化带来的经济性。

亚当・斯密曾指出:“带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之后,绝大部分的经济学家就将分工和专业化带来的经济性作为推论的起点,于是萨缪尔森集他人之大成得出规模经济性很大程度上来自合理的分工和专业化。

图1规模成本曲线

分工和专业化的议题,盛洪和杨小凯都有专著论述,规模经济和分工专业化经济无论两者的关系如何,都有共性的东西值得我们关注,那就是经济性。

全面准确地理解分工专业化带来的经济性无疑对我们理解规模经济大有裨益。

前辈经济学家已对分工和专业化的好处作了许多论述,归纳如下:分工和专业化的经济性大致可分为直接经济性和间接经济性两种。

直接经济性就是指采用一定程度的分工和专业化的生产方式,较采用这种方式以前带来的生产效率的提高或生产资源的节约。

而间接经济性是指分工和专业化的发展为生产方式的其他创新提供了条件,而对这些生产方式创新的采用会带来生产效率的提高或生产资源的节约。

分工和专业化的直接经济性大致有以下五个方面:(1)分工和专业化使得劳动生产者越来越将其生产活动集中于较少的操作上,能够较快地提高其生产的熟练程度;(2)分工和专业化会使劳动生产者节约或减少因经常变换工作或变换生产活动中的不同操作而损失的时间,节约了生产的人力资源;(3)分工和专业化的发展使得劳动生产者可以节约生产时所使用的物质生产资料;(4)分工和专业化还可使人们的工作在既定的技术水平条件下变得简单;(5)企业的专业化发展还可以降低企业管理工作的复杂程度,从而提高企业的管理效率。

分工和专业化的间接经济性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1)技术进步;(2)促进了迂回生产方式的发展;(3)促进了投资方式的出现和发展。

全面地评价分工专业化所带来的经济性还必须看到分工专业化所带来的坏处即不经济性。

随着分工和专业化的发展,劳动者越来越失去人的本性,即丰富性和创造性,越来越受到他所创造的产品――物质生产资料的支配,马克思称之为劳动的异化。

从这一角度看,分工和专业化的发展,带来了人类福利的损失,此即分工和专业化的不经济性。

汪丁丁也有类似看法。

不过他是从规模经济的角度来谈的。

他认为:规模意味着只有标准化了的生产、交换、消费才谈得上“规模经营”;规模经济之下的生产、交换、消费往往要求以统一方式的调配资源,即要求权力集中;专业化,人类必须为规模经济支付两项代价,即允许“霸权”存在,允许人的异化。[6]

应该说西方传统主流经济学家对规模经济的描述是全面的,但他们却都只停留在现象的层面,其研究方法基本上只是实证,他们只是发现描述规模变动和报酬变动间的三种关系,规模变动既可能导致报酬递增(经济性),也可能导致报酬递减(不经济),也可能对报酬变动毫无影响,他们的理论最多只能算说明文。

事实上对规模经济理论的研究如果仅停留在这种层面,将会阻碍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

根据已有的这些理论,人们根本就不了解规模和经济的内在本质联系,因而也不能得出企业最经济的规模究竟在哪。

当然已有的这些理论对那些只知道规模经济的人还是会大有启发;它明白地告诉我们,规模既可能经济也可能不经济,并不是一上规模就能经济的。

但是,仅告诉我们这些并不够,我们还确切地想知道究竟规模和经济之间有什么内在联系,什么样的规模才最经济?可以说,西方传统主流经济学家关于规模经济的理论只是提出了这个问题,他们并没解决它,甚至也不想解决这个问题。

后来的经济学家们对这个问题似乎也不大关心,对于大部分人而言,已有的关于规模经济的结论已经够用了。

新制度经济学家似乎忽略了这个“问题”,我们在他们那里也很难找到答案,但却为我们对此问题作更深入的思考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

科斯教授被视作新制度经济学的开山大师,在他著名论文《企业的性质》中,创造性地提出了交易费用的概念,并用此概念第一个提出并解决了企业为什么存在的问题。

这个问题换个提法就是企业为什么会有一定规模?既然互为专业化的个体生产者可以通过市场买他们生产的专业化产品(零部件或工序加工),为什么还要聚集在一个企业内?对科斯来说,市场和企业是资源配置的两种可互相替代的手段;它们之间的不同表现在于:在市场上,资源的配置由非人格化的价格来调节,而在企业内,相同的工作则通过权威关系来完成,二者之间的选择依赖于市场定价的成本(交易成本)与企业内组织的成本( 也是交易成本)之间的平衡关系。

[7]可以这么说,科斯是当代经济学家中对成本费用概念理解最深的人,他认识到市场交易是有成本的。

同样企业内部的组织也是有成本的。

之所以企业会出现,形成一定规模,在一定程度上替代市场,只是企业内部组织成本低于市场交易成本罢了。

这一结论对我们研究规模经济有两点启示:其一,最初规模经济体现在交易费用的节约上;其二,也是更为重要的一点,我们一直这么理解规模和经济的关系,即规模是因,经济是果,而根据科斯的理论,似乎经济是因,规模才是果。

即企业的出现或生产规模的增长是因为节约交易费用的需要。

值得注意的是,科斯的结论是在分工和专业化一定的条件下得出的。

在科斯提出交易费用之前,传统经济学是不可能这样认识规模经济的。

他们只能从现象到现象,描述性地介绍规模和经济关系的实证结果,再加上用分工和专业化经济来说明。

综合新制度学派和传统学派的看法,我们可以把对规模经济的认识归纳如下:(1)在分工和专业化一定的条件,规模经济就是对交易费用的节约;(2)考虑分工和专业化发展的情形,规模经济其实就是分工和专业化经济,就是对生产费用的节约。

考虑到企业的成本=生产性成本+非生产组织性成本=生产费用+交易费用,规模经济也就是对企业成本的节约。

仅认识到这一层是不够的。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规模和经济两个概念其实是互动关系,因为节约交易费用的经济需要,出现了企业对市场的替代,企业是非个体的,即意味着规模生产,规模生产又促进了分工和专业化的发展,提高了生产效率,节约了生产费用,实现了经济。

二、规模经济与结构经济

值得注意的是,西方经济学在讨论规模经济问题时,始终未明确指出什么是规模。

他们明确指出规模变动是各种生产要素同比例的变动,却不明确规模的内涵让人十分困惑。

他们似乎并没有考虑过此问题,便用跳跃性的思维把规模与产量一一对应起来,如图1的横轴Q本意是产出。

“年产出多大的规模”已成行话,然而规模与产量是否存在一一对应,是否可以相互替代,令人十分怀疑。

事实上用产出Q来表示企业的规模,把企业规模和产出一一对应起来,是古典经济学把企业看作黑箱的延续,也正是因为把企业视作黑箱,不愿分析企业的内部构造,对规模经济的理论探讨就无法深入下去。

对于企业规模的认识,绝大部分人都停留在似是而非的境地,西方经济学教材都找不到企业规模的定义。

企业规模的内涵不是“企业的大小”这样简单的认识就能概括的。

譬如说:工厂甲和工厂乙,工厂甲有4台A机器,4个工人,1个管理人员;而工厂乙有3台A机器,5个工人,2个管理人员。

对工厂甲和工厂乙进行规模大小比较,我们就会陷入尴尬的境地。

为了后面讨论的方便,这里对企业规模作如下定义:所谓企业规模是指企业内生产要素的集合,用S( F1 F2…Fn)表示,其中S表示企业规模,Fn表示第n种生产要素。

显然企业规模是一个多元向量。

在传统经济学的生产理论中,是以全部的生产要素以相同的比例发生变化来定义规模变动,毫无疑问,这只是规模变动的一种特例。

在解释规模经济时,却又要认为生产规模扩大会使企业能利用更先进的技术和机器设备等生产要素,企业内部的生产分工能够合理和专业化。

这种解释与规模变动是各种生产要素同比例变动的假设相矛盾。

生产要素的内涵已发生变化,同比例变动还有何意义?生产分工合理和专业化反映了企业内生产要素组合方式的改变,企业内部结构都不相同,何来规模大小的比较呢?再回到企业规模是否会和产出一一对应的问题上,根据生产要素的边际收益递减规律,当Fx≠n生产要素一定,Fn生产要素变化时产量Q曲线如图2。

图2产出规模曲线

我们不难发现,不同的Fna、Fnb在Fx≠n一定的条件下,产量Qn 完全相同,也就是说不同的生产S完全有可能导致相同的产出,规模S与产量Q之间根本不是一一对应关系。

但是当Fn≤Fno时,Fn与产量Q还是呈一一对应关系的,也只有在此条件下用产量Q来表示企业规模才有意义。

事实上传统经济学关于规模经济的解释还是给了我们深入认识规模经济的机会。

规模变动是生产要素的同比例变动,规模的扩大带来新技术的使用和更合理的分工和专业化,这些都让我们思考到:规模经济的原因肯定与企业内部结构变化有关。

所谓结构是指事物各个部分的配合、组织,反映了各部分间的相同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结构既有量的规定性,如生产要素间的比例关系,也有其质的规定性。

把结构理解为各部分的质态组合更为重要,如分工和专业化就是对生产结构质的规定性,生产要素的同比例变动并不能保证生产结构质的不变。

对于只有一种可变生产要素导致的规模变动的情形,即Fx≠n一定,Fn变化导致的规模报酬的变化正是企业内生产结构变化的结果。

而在同比例变动各种生产要素导致的规模变动的情形下,若企业内生产结构并无质的改变,分工和专业化水平保持不变,如前面所提到的规模报酬不变的例子,规模变动对报酬将毫无影响;若企业内生产结构发生了改变,如重新进行了分工或专业化,则规模变动会导致报酬变动。

产生经济或不经济的两种结果取决于分工或专业化是否合理或生产结构是否得到了优化,在全社会分工和专业化水平恒定的情况下,规模经济的出现则是用企业结构组织生产对用市场结构组织生产的替代。

通过以上的讨论,我们不难得出规模经济的本质其实是结构经济即结构优化而导致的经济。

规模变动和经济节约之间并没有直接联系,随着规模变动而带来的经济性或不经济仅是现象,规模变动必须通过结构变动才能产生经济作用。

正是规模量的变化引起结构质的变化,结构质的变化产生了经济效应,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我们说规模经济是不准确的,结构经济才是其应有之义。

但由于约定俗成的原因,我们在后面关于确定经济规模的讨论中仍将使用“规模”这个词,不过我们的讨论其实是在探索最佳的生产规模结构。

细心的读者至此可能反问:只要生产规模结构一定,生产规模的大小对经济报酬并无影响。

可是现实中,机器大生产的企业规模是大的经济效益好而小的差。

事实上假如生产要素都是连续可分的话,生产规模结构一定,企业规模结构对经济报酬确实毫无影响,可是生产要素并不是可以任意取值的。

比如厂房、机器,无论如何是不能让半个厂房、半台机器运作的,对于人力资源也一样,你不能只计算半个人。

正是由于这些因素的存在,制约了企业总规模的最小取值,即存在一个下限,达到结构最优的规模。

一定程度上,正是因为生产要素的非连续可分性,导致人们在规模和经济之间建立了牵强的联系。

观察西方发达国家的机器大生产过程,表象上似乎是规模在起经济作用,其实不然,真正起作用的仍是结构,大机器生产在扩大生产规模的同时改善了生产结构,为节约资源、提高效率创造了条件。

在现存的一些手工业中,生产要素的可分割性强,我们就可以明显地看到结构的作用,而很难看到规模效应了。

三、确定经济规模与结构

首先我们来看仅单个可变生产要素Fn变动时的规模变动效应。

前面已经介绍存在Fn,当Fn≤Fno时,Fn可与产量Q意义对应,亦即S可以用产量Q来替代表示。

根据边际收益递减规律,我们可得出如下图的成本-规模曲线:

图3不同结构的成本规模曲线

图3中选用的是具有典型意义U型成本曲线,其中MC为边际成本曲线,AC为平均成本曲线,P代表市场价格曲线,我们假定市场需求无限,或认为企业的产量在满足市场需求的份额中是微乎其微的,即市场价格几乎不受某个企业产量的影响。

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出,当Q≤Q1时,Fn≤Fn1,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即单个生产Fn投入的增加,企业的平均成本逐步降低,收益递增;Q1点时,即平均成本最低点,企业的收益费用比=P-AC/AC时达到最大;超过Q1点后又呈下降趋势。

于是一个有趣的问题产生了:公司的最优规模究竟应定在哪一点呢?一般认为,公司为实现其利润最大化,公司规模会扩大到Q2点,此时边际成本等于市场价格,利润达到最大。

然而Q2点是规模不经济的。

从上面的分析已得知只有Q1点才是真正的规模经济点,此时才体现出经济一词的本质涵义,即“最少投入,最大产出”,从而实现资源节约。

于是,这个问题又转化为公司究竟应追求利润最大化,还是应遵循利润率最大原则呢?我们坚持认为,后者会比前者更为优越。

实现利润率最大才能真正地实现利润最大。

理由是很明显的:在理想的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可以自由转移(在此条件下,西方经济学认为完全经济利润为零,Q1 Q2两点重合)。

一个公司其规模在达到规模经济点后,已实现利润率最大,如果还存在多余资本,完全可以将此资本投入到同行业中尚未达到规模经济的企业,或别的行业里去。

这样,资本总量一定,而利润率最大,所获利润无疑最大。

对规模经济的这点认识,不仅有助于微观的公司、企业实现利润最大,而且对我国目前经济发展速度虽快,而资源浪费严重、经济效益低下的客观现状更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

当企业的生产规模结构保持不变,即分工和专业化水平一定时,规模收益不变,即规模扩大n倍,单位成本不变,产出也扩大n倍,此时规模与产出是一一对应关系。

如图4中点A与B,直线AB、CD同特定结构下的成本规模曲线可表征规模收益不变。

图中U形曲线是指只有一种可变生产要素Fn,Fx≠n一定时平均成本曲线。

规模经济的本质是确立了最佳的生产规模的结构,图中AB线单位成本费用最低,也就是最合理的生产结构,无论企业规模多大,产出的单位成本一定。

CD线上的生产结构显然要次于AB线,但只要保持结构恒定,规模收益仍然不变。

图4相同结构的成本规模曲线

值得注意的是,不同的结构下的成本规模曲线完全有可能相同,企业追求规模经济的过程其实是结构优化的过程,即寻求最低的成本规模曲线。

结构优化是一个不断试错的过程,结构优化是一种质变,其手段只能是创新,如技术创新、重构业务流程改善分工专业化水平、使用新型能源等,结构优化的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是否降低了单位成本。

在企业结构一定的条件下,企业规模除受生产要素的不连续可分性限制外是否就没有约束呢?并非如此,企业的实际规模将受到来自市场的两个约束:

1. 市场交易费用约束

前面已经分析过,在分工和专业化水平一定时,企业之所以替代市场,是因为企业的组织成本低于市场交易费用的缘故。

如果企业的组织成本高于市场交易费用,则企业就没有存在的必要,市场交易费用约束在这个意义上也可称为企业存在性约束。

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市场交易费用(用市场组织生产的费用)会比企业组织成本增长缓慢[8],如下图:

图5组织成本规模曲线

当SSO时,CC>CM,企业就会被市场替代。

所以企业的实际规模将受SO限制。

2. 市场需求约束

前面的讨论都没有涉及市场需求对规模经济的影响。

现实生活中,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产品量的丰富与质的提高,社会需求的品位也完成了由量到质的转变。

传统的大规模生产同日益挑剔的社会需求产生了矛盾,商品生产者必须冷静地面对这一事实,因为在致命的飞跃中摔坏的不是商品,而是商品生产者本身。

商品生产逐渐向产品多样化、小批量化方向发展,我们在考虑规模经济的时候不得不正视需求问题。

图6反映了市场需求对规模经济的影响,曲线PC表示市场价格受产量的影响,AB则表示最优结构的成本规模曲线,而AC1、AC2则表示产品成本单受规模中的某个Fn的影响。

从图6中我们看到,A点的收益费用比率是高于B点的,对于厂方来说,生产规模应确定A还是B是很分明的。

这就是说,我们得出了一个更不寻常的结论:在考虑市场需求的影响时,厂方应尽量选取最优结构下的最小规模。

这样不仅可保持最高的利润率,而且受市场需求影响的风险大为减少。

如果我们还因习惯认可规模经济这个概念(准确地说应是结构经济),那么,厂方在考虑实现规模经济的同时务必考虑需求对其影响。

图6需求约束下,最优规模的确定

图7知识经济条件下规模成本曲线

规模经济 篇2

现代区域经济理论的核心是解释为什么经济会产生聚集、城市如何形成等问题。对经济聚集和城市化的研究可以追溯到德国传统的古典区位理论。在18世纪末,由于英国迅速的工业化导致对农产品的需求提高,农产品的价格上涨,这使得德国的农业生产规模扩大,德国农业生产出现区域集中趋势。这引起了约翰.屠能的重视,他在著作《孤立国同农业和国民经济的关系》中首先分析了生产的区位理论,由此创立了区域经济分析理论。

在20世纪初,经济聚集的研究还受到国际贸易理论的广泛影响。将区域经济理论与国际贸易密切联系的是经济学家俄林,他把新古典的国际贸易理论的分析应用于区域经济,并用外生比较优势解释专业化生产。他指出“国际贸易理论是接近于区域理论的,区域理论比国际贸易理论更广泛,贸易理论的一大部分可以看作是区位理论的一小部分” 。可以看到,该时期的区域经济理论是典型的新古典区域理论,是一个规模报酬不变的世界,强调比较利益决定区域贸易模式,区域间的专业化生产是由比较优势决定的。

现代的城市化和经济聚集理论受到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产业组织理论的影响。1977年,狄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联名发表了一篇名为《垄断竞争与最优产品多样化》的论文,建立了一个规模经济和多样化消费之间的两难选择的模型。其后,克鲁格曼等人用这类模型证明即使两国的初始条件完全相同,不存在李嘉图比较优势,但如果存在规模经济,则两国可以选择不同的专业,从而产生后天的绝对优势。该模型一经发表,就成为了研究新贸易理论和新经济地理理论的极为有用的工具。

在20世纪后期,随着电子科技的普及和运输技术的发展,整个世界开始形成统一的经济体,欧洲更是作为一个统一的市场参与世界范围内的经济活动。对欧洲内部各个国家之间经济整合和美国国内各个地区之间贸易关系的研究促使了新地理经济学作为一个独立的经济学分支而出现。与此同时,华人经济学家杨小凯也开始用独立的分析框架来研究区域经济问题,并把区域和国际贸易统一起来解释现实。

二、城市化和经济聚集的理论基础:规模收益和冰山成本

新地理经济学的核心观念是规模收益递增,然而,在新古典经济学中,通常需要假定规模收益不变或者规模收益递减来保证一般均衡的存在性。显然,这种规模收益非增的假设与现实经济中垄断企业大量存在、城市规模逐年扩大等规模收益现象不符。所以,在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的框架中,人们无法看到城市的形成,也无法确定城市的规模。为了描述经济中的聚集现象,区域经济学的发展迫切地需要对垄断和规模收益的问题进行系统的分析。

在对垄断和规模收益问题的研究上,虽然早在20世纪30年代,张伯伦就提出了垄断竞争的思想;但是,垄断竞争真正融入主流经济学却开始于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1977)。在这篇经典文章中,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将张伯伦垄断竞争形式化建立了一个规模经济和多样化消费之间的两难冲突模型(Dixit-Stiglitz,简称D-S模型)。在这个模型中,厂商的技术可以用一个线性的成本函数表示,即 。这里, 是生产x单位产品所需要的成本,其中边际成本b不变,并且存在一个固定成本a。这样,随着厂商扩大生产规模,该企业的平均成本就呈下降趋势。因此,更具规模的企业就会比其他企业有成本优势,规模收益内在于企业,也就导致了企业垄断了整个行业。为了限制企业的规模不为无限大,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还引入了消费者对多样化产品的偏好,该偏好可以用一个CES的效用函数表达。D-S模型的基本思路是消费者对多样化消费的偏好意味着消费品种类越多越好,效用水平越高;另外,由于存在生产上的规模经济,厂商应该尽可能把一种产品的规模做大。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把一种产品规模做大,意味着消费品种类减少;相反,增加消费品种类却意味着产品生产规模的缩小。这样,规模经济和多样化消费之间就存在两难冲突。解决这种两难冲突的办法是使人口规模变大,而国家和区域之间的专业化生产和自由贸易正具有这种功效。因此,如果存在规模经济,两个没有外生比较优势的区域也可以选择生产不同的专业,开展分工和区域贸易。这样,D-S模型为解决复杂的经济地理问题提供了一个不可多得的分析框架。

新地理经济学的另外一个理论基础就是由萨缪尔森提出的冰山交易成本,冰山成本可以很方便地衡量区域间的运输成本。萨缪尔森假设货物在区域间的运输过程中会损失一个固定的比例,比如从区域甲运输1单位的工业品到区域乙,那么运输完成的时候仅仅运送到了 ,而其余部分就在运输过程中“融化”掉了。 越接近于1,那么区域间的交易成本越小, 越接近于0,这样运输过程中的损失也就越大。这样,冰山成本成为区域间贸易的重要参数。

三、核心边缘模型和经济聚集

1991年,克鲁格曼在《政治经济学杂志》上发表的《报酬递增和经济地理》,这篇文章把空间因素引入了垄断竞争模型中,并建立了中心-外围模型(the core-periphery model)。在克鲁格曼所建立的核心边缘模型中,决定长期均衡稳定性的力量通常有两种:一种是接近市场所带来的优势,这是引起经济向某一区域聚集的力量,可以称为聚集力;另外一种是促进经济部门扩散的力量,这种力量来源于市场竞争。可以说,在所有的新地理经济学的文章中,正是这两种力量决定了长期稳定的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模式和聚集的规模。

促使经济产生聚集的力量分为两种,一种是本地市场效应,一种是价格指数效应。本地市场效应是指工业企业由于存在规模经济,因此会选择市场规模较大的区位进行生产并向较小的市场出售其产品。价格指数效应又称“生活成本效应”,是指企业的集中对当地居民生活成本的影响。在企业比较集中的地区,由于本地生产的产品种类和数目比较多,从外地输入的产品的种类和数目比较少,因此在经济聚集地生活的居民会支付较少的成本,这使得该地区商品价格较低,消费者的生活成本也就相对小。

下面具体来分析聚集力如何使一个对称的均衡发展成为核心-边缘均衡。克鲁格曼首先假设存在两个区域,称为南部和北部,每个区域内都对称地分布着工业和农业企业,并假设工业企业存在规模收益递增而农业企业则规模收益不变。这样,两个区域的初始条件是一样的。但是,当一个工人从南部迁移到北部时,这种初始的对称均衡就会遭到破坏。由于迁移到北部的工人会把自己的收入消费到北部,这样,工人的迁移使得南方的市场规模变小,而北部的市场规模变大。由于存在市场接近效应,市场规模的变化将使得南部的一些企业迁移到北部。这时,尽管南北两个区域的名义收入一样,但是由于价格指数效应,这种产业的迁移使得北部的生活成本更低,也就会吸引更多的工人前往北部。这样,初始的一个小的冲击会不断得到加强,工人的迁移改变了实际工资水平,进一步激励工人从南部迁移到北部,因此工业企业为了扩大自己的规模经济范围也不断在北部聚集。

四、内生专业化和城市形成

不同于新地理经济学,新兴古典经济学则从内生分工的角度解释经济中的经济聚集和城市化现象。新兴古典的区域经济理论主要由澳大利亚华人经济学家杨小凯发展起来,他从内生专业化角度来研究经济的区域聚集问题,并采取了不同于传统经济学的超边际分析的分析方法。

在杨小凯和赖斯(Yang and Rice, 1994)的文章中,他们建立了一个新兴古典一般均衡的城市化模型。在他们的模型中,由于食物的生产需要占用大量的土地,农业活动不能像工业活动那样聚集到一个小的区域内;而工业品的生产由于不需要占用大量的土地,因此既可以分散经营也可以集中在城市内。模型还假定了生产每种商品都有专业化的规模经济,即专业化程度越高,生产效率也就越高。但是,专业化生产带来的交易却会产生交易费用。这样,就出现了一个专业化生产和交易费用的两难冲突。如果交易效率较低,那么分工所带来的收益不能抵消交易中的损失,这时人们就会选择自给自足。这样,经济中没有聚集现象,也不会产生专业化生产的区域,城市也就不会出现。

随着经济的发展,交易效率有所提高,这时,分工结构就会从自给自足跳到局部分工,出现半专业化的农民和半专业化的工人。因为农业要求占用大量土地,而生产工业品没有这种要求,所以农民就只能分散居住,而工业品生产者则选择离农民最近的地方居住,以降低分工带来的交易费用。因此,较低的交易效率仍然没有产生城市。

如果交易效率得到足够的提高,在农业和制造业的分工之外又出现了其他的工业品种类,那么制造业者和这些其他的工业交易就会产生交易成本。为了节省不同非农产业之间交换的交易成本,从事不同工业的人们就会选择居住在一个区域内。这样,模型中不但出现了专业制造者和专业的农民,还出现了其他工业品的专业生产,非农产业的生产者也因为回避交易成本而聚集到一个区域,从而形成了聚集。

五、新经济地理与新兴古典区域理论的比较

总的来说,新经济地理学和新兴古典区域理论都为解释经济活动的集聚现象提供了新的视角。它们抓住了导致产业集聚的最为本质的经济力量-收益递增,其核心思想都是由于经济中存在规模收益递增的效应,所以在地区间交易成本没有大到足以分割市场的条件下,就可能导致产业的集聚。但是,新地理经济学和新兴古典区域经济理论无论是在对经济聚集的分析方法上还是在解释聚集的具体原因上都存在着本质的差异。

具体来说,以克鲁格曼将为代表的新地理经济学家以经济聚集作为研究对象,以垄断竞争模型为理论支柱,用本地市场效应和价格指数效应解释了经济聚集的原因,并为经济活动的空间研究提供了一个主流经济学的标准分析框架。但是,新地理经济学未能深入到经济聚集现象的内部深入探讨影响经济演进机制的微观要素,也未能深入指出企业规模报酬的来源。而在这些方面,新兴古典经济学的提出就是用来解释分工和专业化问题的,因此,相比新地理经济学来说,新兴古典区域理论在解释区域聚集的成因时更有解释力度,并且更富有直观的经济含义。

第一,在解释经济聚集这个问题上,新地理经济学和新兴古典贸易理论的核心都是递增的规模报酬。新地理经济学中的规模收益来源于D-S模型中的固定成本导致的递减的边际成本,但是,新地理经济学和D-S模型并没有给这种固定成本以合理的解释。在现实的经济中,人们可以看到相比具有较高固定成本的大型企业,基本不具固定资本投资的科技类企业的聚集现象更为严重。相反,具有高固定成本的重工业企业则可能选址于资源分布地,而并不迁移到城市的中心。这样,新地理经济学不仅局限了产生聚集的企业类型,而且还与现实中的经济聚集现象相悖。而在新兴古典区域经济学中,规模报酬的来源被具体化为个体的专业化生产,并且在模型中内生了专业分工。专业化生产的人们聚集到城市的原因并不是因为递减的边际成本,而是回避交易产生的效率损失。这样,引起聚集的因素相比新地理经济学更加广泛和具体,其模型的结论也更符合现实。

第二,相对新地理经济学来说,新兴古典经济学更能把区域贸易和国际贸易理论统一起来。新地理经济学虽然来源于新国际贸易理论,但是在解释经济的区域聚集的同时却忽视了国际间贸易的存在。而新兴古典经济学本身就是为了解释内生贸易而产生的,所以能给区域贸易和国际贸易一个统一的框架。具体来说,在新兴古典贸易理论中,存在着专业化经济与交易费用的两难冲突。由于这个冲突,当交易效率低下时,分工的好处被交易费用造成的福利损失所抵消,人们选择低分工水平即自给自足,而不需要国内和国际贸易。当交易效率的提高使得分工的好处大于交易费用所造成的福利损失时,贸易开始在很多地方性市场中出现,但国内统一市场是不需要的。随着交易效率的进一步提高,国内统一市场出现。如果交易效率再进一步提高,则国内市场规模限制了分工的发展,所以国际贸易成为必要。可见,新兴古典贸易理论是一个能解释国际贸易如何从国内贸易发展而来,并将区域贸易与国际贸易的原理统一起来的理论。

第三,在新地理经济学的模型中,规模经济和比较优势是不能共存的,经济聚集的原因仅仅在于工业企业的规模报酬递增。这样,新地理经济学在把经济聚集现象归因于规模报酬的同时却忽视了外生条件差异产生的聚集。与之相比,新兴古典经济学却可以把规模经济和比较优势结合起来,这样,在模型的丰富程度和解释力度上要高于新地理经济学。具体来说,杨小凯(1997)就将外生比较利益因素引入基于递增规模报酬的新兴古典贸易模型,从而将传统贸易理论的基本思想纳入到新兴古典贸易理论的框架之下,这在一定程度上将外生比较优势和内生规模经济理论整合到统一框架下。

第四,新兴古典区域理论采用每个人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的框架,能够将传统的消费者和生产者分离的分析统一起来。与新古典经济学一致,新地理经济学也采用了消费者和生产者相分离的分析方式,在分析消费者的时候忽视消费者的生产,在分析厂商的时候忽视消费者对商品的购买。虽然这种二分的分析方法带来了分析上的便利,但是也无法把消费和生产统一到一个框架下,从而产生了分析方法上的不一致问题。新兴古典的区域理论采用超边际的分析方法,统一了消费者的决策和生产者的决策,完善了区域经济分析的分析方法。

第五,新兴古典区域理论解决了递增规模报酬与竞争市场的相容性问题,指出了区域经济中竞争均衡和帕累托最优的一致性。新地理经济学为了解决规模收益与竞争性均衡存在的冲突,放弃了瓦尔拉斯均衡的概念,转而采取了D-S的垄断竞争分析框架。可以看到,在采用垄断竞争模型之后,新地理经济学虽然成功的处理了规模报酬的概念,但是这种处理是建立在特殊的效用函数和成本函数之上的,处理起来并没有普遍性。因此,在新地理经济学中采用普通的效用函数和生产函数会使得模型面临着竞争性均衡存在性和规模报酬相容的问题。并且,采用垄断竞争的分析的一个必然的结论是由于经济中存在垄断的定价,区域经济均衡的结果不是帕累拖最优的。

与之相反,新兴古典区域理论并不纠缠于递增规模报酬是否与竞争性市场相容的问题。首先在新兴古典经济学中,生产的专业化需要每个人付出他自己的劳动时间,而这种时间显然不能在人与人之间转移和代替,所以对专业化经济而言,劳动时间的规模总是有限的,因此专业化经济所产生的递增规模报酬存在一个界限,即专业化经济产生的是有限度、有范围的递增规模报酬。其次,采用每个人既是消费者又是生产者的框架,则每个人都可以选择一种职业,这就决定了他买什么和卖什么,即每个人的需求是由其供给决定的,这被杨格称为倒数需求律。在新兴古典贸易模型中,杨格的倒数需求律一直保持着,即消费需求和生产供给总是同时决定的。由于倒数需求律的作用,分工中专业化生产者对其产品价格的操纵能力会相互抵消,因此在新兴古典贸易理论中,以专业化为基础的递增规模报酬与竞争的市场是相容的。这与当代西方的经济实践是一致的。在美国,利用规模经济并不会导致市场失败,因此不需要政府的干预。私人企业在市场竞争的压力下总是争着合并成最优规模的大企业,这不但不会限制竞争、形成垄断,相反却加剧了竞争。这样,新兴古典贸易理论对递增报酬的处理使得在引入规模报酬的同时并不排斥竞争性均衡的存在。因此,新兴古典的区域经济理论中的递增的报酬是基于分工和专业化而在模型中内生,因而存在竞争均衡和帕累拖最优的一致性。

第六,需要指出的是,新兴古典区域理论也存在一些缺陷和不足。(1)为了保证专业化经济中一般均衡的存在,新兴古典经济学往往要假设存在无限不可数多的经济个体,而在有限多个经济个体时则不存在分工和专业化的均衡。这个明显的不合理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新兴古典区域模型的实际应用。(2)新兴古典经济学中,区域聚集的形成往往要靠交易效率的提高造成,而在模型中并没有内生交易效率的变化。因此,聚集的出现要依靠外生参数变化的假定。(3)与新地理经济学相比,新兴古典区域理论由于采用了超边际分析的方法,限制了模型向动态的扩展,因此不能研究资本积累对分工和经济聚集的影响。(4)关于劳动分工演进的许多数据无法从现有的统计资料中获得,因此很难用历史数据来验证新兴古典的区域经济理论。而且,由于劳动分工演进的过程是如此的缓慢,使得新兴古典区域理论在解释较为长期的区域贸易和城市的发展现象上具有优势,符合人们对区域贸易和经济聚集的直觉和观察,但对于实际经济问题它可能缺乏足够的解释力。

摘要:城市化和经济聚集是现代区域经济理论关注的核心问题。然而由于城市化现象所反映的规模收益递增因素与新古典经济的竞争性均衡不相容,因此,城市化问题很难在新古典经济学的框架内得到解释。这样,长期以来标准的经济分析很少关注经济聚集现象和城市的形成。直到20世纪70年代,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把垄断竞争问题重新引入到主流经济学后,垄断竞争模型才成为处理规模收益问题的有力工具,新经济地理也由之发展而来;与此同时,新兴古典经济学以超边际分析为工具深入分析了分工对城市形成和产业迁移的影响。

关键词:经济聚集,新经济地理,内生专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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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经济 篇3

一、出版业的规模化进程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出版业经历了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由被动到主动的发展历程,尤其是在出版规模和经营方式等方面有了质的变化,迅速实现了出版业的规模化。1980年全国出版图书种类不足万种,2010年中国出版各类图书近20万种,增长20余倍;1980年全国只有105家出版社,至2010年底,全国共有出版社578家。快速发展的出版业,在市场化的过程中竞争逐渐激烈,并呈现出集团化发展的明显趋势。其一,出版社之间开始联合组建出版传媒集团,如中国出版集团拥有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及各级子公司、控股公司等法人企业96家;中国教育出版集团整合了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教育出版社和语文出版社,形成教育出版旗舰;江苏凤凰集团等整合省域范围内出版单位,形成规模,抱团竞争。其二,较大的出版社通过板块划分而组建成为出版集团的,如科学出版集团由原科学出版社中的高教出版中心、职教出版中心、工程出版中心、龙门书局、期刊出版中心、数字出版中心以及科学时报社等共同组建成为科技出版的排头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整合旗下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音像出版,构成新的集团,共用统一的服务平台,各自业务板块相对独立开展业务。

出版社通过集团化的发展过程,实现了产业规模的飞跃,根据新闻出版总署的总体部署,若干年后全国将形成销售码洋超过百亿的新闻出版集团,实现出版资源的集约化发展。出版业的集团化在市场竞争和“走出去”战略中,获得了抱团的优势,出版规模不断上新的台阶。但随着市场的逐渐饱和,传统出版很难有质的突破,数量众多的出版集团一味地在狭小的图书出版市场混战,不利于行业整体的发展,因此,随着传媒新技术的不断进步,需要转变发展观念,跟随产业发展趋势,走范围经济发展的道路。

二、出版业后规模化时代的特点

出版业可以通过高复制性来降低产品成本,然而,随着出版业的多样化发展,规模集中的边际效应逐渐降低,与此同时,出版业出现一些新特点。

1. 数量规模扩张的成本大增

出版产业规模化扩张发展到一定程度时,激烈的竞争,成本的不断上升,导致规模不经济的局面。图书产品价格弹性相对较大,高复制性允许其借助规模化不断降低成本,但受制于经济条件,在短期市场中,人们对图书产品的消费总额增长有限。出版市场已进入相对成熟期,竞争参与者日趋增加,空白市场不断被挤压,零和博弈效应便逐渐显现,任何一方数量规模的增加,都建立在市场其他参与者份额减少的基础之上,竞争成本大幅增加,这种方式发展的结果是都输不起的相互肉搏。以教材开发成本为例,2005年前稿费主要执行国家通行的发行码洋7%-8%的标准,对大品种图书出版企业通常与作者以千字稿酬制支付稿费;2005年以后,为了争夺优秀作者,各出版社纷纷提高稿费标准,普遍高于10%,有的畅销书稿酬甚至超过20%。为保住市场频繁召开选题组稿会、研讨会、联谊会,同时为了增加教师参与的积极性,会议形式也由参会教师缴纳会务费以会养会的形式,逐渐发展成为出版社承担全部会务费用。仅教材出版流程中这些较易核算的成本增加部分即占教材定价的10%左右,严重压缩了出版企业的利润空间。

2. 出版产品存储和发布的数字化

市场壁垒仍然存在,但突破已经发生。出版的数字化直接导致出版物的形态发生变化,由传统的纸质图书过渡到纸质图书与电子图书文件配合呈现,音频、视频文件协调一致,给读者更立体的阅读体验。而电子图书的出现,更带动图书传统的卖场销售转向以互联网拷贝下载销售和消费者自行按需打印销售的新的出版物销售形式,它具有无纸、环保、交易便捷、可检索比较等优点,获得了广大读者的认同。这种销售模式的转变,要求出版业发展的模式向新的领域渗透,如果出版产业一味固守自己传统的内容出版模块,那么在新的产业环境下,将会随着产品形态和销售方式的转变逐步被边缘化。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网络原创逐渐兴起,颠覆了传统的图书产品由出版社推出后再走向社会和读者的策划流程,即先在网络上传播,获得读者认可后再转入纸质出版。如磨铁公司推出的“明朝那些事儿”系列等在传统出版界认为比较怪诞的图书,却在网络中迅速蹿红后,再转入线下纸质出版,挟裹着网络传播的巨大冲击力,单书销量连续突破500万册,并形成系列出版,创造了令人惊讶的社会影响和经济效益,完美地注解了数字出版的魅力所在。自此,人们认识到网络出版的魅力,出版形式也不再单一以纸质出版作为标志,数字出版逐渐成为一种时尚,很多网络写手都以网络论坛为阵地,不断创作,有相当一部分获得读者好评但并未追求线下出版。而数字出版虽然仍可作为出版领域里的一个新兵,但其产业状态、赢利模式、发展策略完全不同于传统出版业,需要与电信、网络等媒体运营商、软件制作开发单位协调工作,必须以新的经济眼光和驾驭手段来适应这种产业变革。

3.信息化的发展解放了人力资源

专业排版软件、黑马校对软件等的应用、激光照排技术的发明,极大地提高了出版业的工作效率,出版社编辑由年人均责编图书4本跃升到年人均20本。信息技术,特别是数据库的应用,以及各社建设的电子出版信息平台为发行工作的准确及时的进行提供了巨大保障。1993年我国图书销售额125亿元,2010年出版产业总规模超过1000亿元,而出版社发行人员不但没有增加,还在大比例调整或兼任市场编辑业务。信息化条件下,业务员只需要做相应的条件设定,计算机即可自动向客户传递新书信息,生成发订货单,对账信息及回款确认等工作。此外,电子书的广泛流行使图书发行不再依靠物流第三方,一些出版社也开辟了自己的网络下载销售平台,直接与终端客户交易,这些变革早已颠覆了传统的图书发行模式,极大地解放了出版企业的人力资源,使其有精力开始思考和进入新的领域,获得更大的发展。

4.上市公司面临更大的资金回报压力

经过多年酝酿,改制后的出版业,陆续准备IPO上市或通过资产置换借壳上市,对经营回报要求更高。目前已经成功登陆A股市场且主营图书业务的上市公司有辽宁的出版传媒和安徽的时代出版,还有多家出版企业正在排队等候上市。两家上市出版企业2010年年报披露的各项经济指标如下:

上表显示,A股市场出版企业市盈率较高,出版传媒36倍,时代出版20倍,而港股上市的新华文轩、北青传媒等个股,其市盈率仅在10倍左右,说明国内对出版类企业成长报有很大期望。但出版类公司的利润率和资产回报率并未有投资者期望的耀眼表现,两家企业净资产收益率均低于10%,约为市盈率多在10倍以下的银行股回报率的一半,对投资者回报欠佳。面对投资人保值增值要求,经济效益成为企业对股东负责的一项重要指标。出版企业通过挖掘自身市场潜力,但市场规模毕竟有限,为了突破发展瓶颈,解开行业恶性竞争带来的种种弊端,很多出版企业开始积极结合其他产业,走外延发展的道路,谋求范围经济效益。如辽宁出版传媒不仅经营图书出版发行,同时涉足印刷、物流、油墨机械销售、光盘生产等物质生产部门,拥有大规模的印刷基地和国家级光盘生产基地。该公司网站2008年业绩说明中显示物资供应业务同比增长63.87%,远高于出版业务17.08%的增长率。

三、出版业走向范围经济

1.由内容加工到内容创作

其经济业态已不同于传统出版的编辑加工、印刷发行,融入了更多的产业元素。出版产业已经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内容加工行业,随着技术的发展和市场竞争的需要,更多的出版单位已经把触角伸向技术含量更高,附加值更大的内容创作领域。如高等教育出版社,在开发教材的同时通过媒体技术和信息技术,开发了新的编辑系统,在编辑加工图书过程中对不同内容模块进行定义,可以自动生成教学支持系统,同时制作演示课件,在图书开发的过程中同步开发成为多媒体教学支持系统。通过与图书的联合定价,既获得了客观的经济效益,又使自己在信息化教学的产业发展浪潮中占尽先机。这种内容创作由支配从属地位逐渐发展成为业务的重要板块和竞争力的主要优势。传统出版的再创作主要集中在对内容产品的修饰加工、编排上,没有形成新的产品,而借助新媒体出版者可以依托自己的技术和资源优势组织相对独立的内容产品,尽管这些产品仍然带有原作品的很大印记,但从形式和结构上已经完全可以作为新的产品独立存在了。

2.上下游产业渗透

出版与发行是天然的一对孪生兄弟,图书出版业沿着上下游行业纵向融合扩张,最主要的是向发行和零售业务融合。江苏凤凰集团整合了江苏人民出版社、江苏教育出版社、江苏科技出版社、江苏少儿出版社、江苏美术出版社等多家省内出版社和省新华发行集团等公司,编印发一体,实现了出版产业向下游发行业务的渗透,使其在江苏市场占有绝对的优势地位,2010年实现销售收入140亿元,名列全国出版单位第一,该集团计划“十二五”期间销售收入超过200亿元;四川的新华文轩集团,适应行业发展趋势,抓住出版产业政策调整的机遇,以股权并购方式向产业链上游延伸,通过收购四川出版集团,谋求产业链一体化经营,也实现了出版与发行业务的融合,集团依托发行业务,吸收出版业务,同时成立北京事业部,组建自己的图书中盘部门,从事图书策划和销售,实现不俗的业绩。

3.经营多元化

出版业独举内容为王的大旗,但不能漠视其他行业对出版领域的强大渗透力。移动运营商、网络运营商等多路人马的围城叫阵,出版业者不得不放下身段,适应媒体丰富带来的冲击,求变是唯一的出路。一方面,在处理好出版主业与辅业的关系后,拓展经营范围,实现范围经济,挖掘核心竞争力的护城河。高等教育出版社在开发电子出版过程中,开发了立体化教学资源库,建立了立体化教学资源库,这一产品高昂的市场准入门槛,阻挡了可能的竞争对手,在与图书的联合定价过程中也产生了非常可观的经济收益。更为重要的是,出版社赖以生存的作者资源是可以流动的,而其开发的教学资源库是出版社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相对固化的产品形式。另一方面,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拓展发展空间。出版业开始突破行业限制吸纳业务相关产业,如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开发的“点读笔”系列产品,将纸质有声读物和电子配套产品联合开发,短短数月销售额即超过亿元,获得了巨大成功。也有出版社投入资金在看似不太相关的房地产领域,如凤凰集团下属的凤凰饭店有限公司、凤凰置业有限公司,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的培训中心项目等。此外,一些地方出版社往往和报纸、期刊社共同组成报业出版集团,联合多种文化产业形成集团化经营,如北京日报报业集团、广州日报报业集团、深圳日报报业集团等。未来教育类出版社还可以投资其服务的教育领域,通过更深入的合作,谋求更大的发展。

四、实现范围经济的重要意义和难点

1.重塑出版企业核心竞争力

出版中最重要的作者资源具有流动性,作者的出版喜好,读者的阅读偏好随外部出版环境变化很大,而且出版业呈现出同质化现象,传统的品牌优势很容易在市场中被破坏,要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必须培育自己的核心竞争力,不断构筑自己竞争的护城河。多数出版社采用的是凭借出书品种规模和出书质量来占领市场和持续地刺激读者的阅读神经,从而培育读者对出版社的品牌忠诚度。对于未来出版市场,出版业务变得越来越简单,同质化趋势加重,这种策略已不足以拒竞争者于营门之外,需要更多的技术壁垒,防止出版企业卷入无休止的无序竞争中。构筑核心竞争力的手段主要包括,提高行业准入门槛,增加技术含量。多方位全面的技术服务和多元化的产品,能够让读者随时随地受到出版社文化的浸润,同时全面而大规模地多元投入,使竞争者短时间内难以模仿。例如,图书盗版问题非常严重,打击盗版投入和回报可能并不成正比,以多元化服务为特点的新型出版,可以让盗版图书不能同时取得所有出版产品使用特性,增加其盗版成本,从而引导读者购买正版产品。

2.出版业范围经济发展需要体制创新

范围经济最大的障碍是一些体制问题,体制决定经营方式和经营思路。在企业法人体制下,出版社作为独立的市场主体参与竞争,但又承担着国家赋予的各项文化事业功能。受制于行业的某些约束,出版社的决策者不能放手大干,瞻前顾后,决策程序缓慢,丧失一些发展机会。例如在数字出版时代,出版业有着得天独厚的内容垄断优势,但在数字出版领域的各种尝试中不断败给网络、移动等新媒体运营商。究其原因,这些新媒体运营商是技术的拥有者,也掌握其传播规律和方法,应用起来驾轻就熟。但出版业者失败的根本原因恐怕还要从自身寻找,长期的垄断生活,让其丧失了市场嗅觉,对市场反应缓慢,缺乏适应市场的生存动力,在犹如温水煮青蛙式的安逸生活中一步步地落后下来。出版业者不懂技术,但新媒体运营商同样在出版组织上存在短板。不同的是,新媒体运营商是在市场中摸爬滚打出来的,不惧困难勇往直前,终于在数字出版领域闯开一片天空。如果出版企业重新定位,突破自己的传统业务,在其上下游业务领域积极寻找机会,应该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规模经济 篇4

Y=0.026+18.145X1+116.81X2

R2=0.96,F=69.01>F(2,7)=4.74

Y= 0. 026+ 18. 126X1+ 117. 74X2

在此过程中,方程式明显成立,并且显示贸易结构变化对经济的增长有着很重要的影响,两者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贸易结构越完美,也就是说贸易结构越向正面方向变化,其对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就会越大。 接下来利用斯皮尔曼相关系数证实贸易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关系。斯皮尔曼相关系数是根据等级资料研究两个变量间相关关系的方法,能够反映出两个变量之间的相关程度。这里选用的研究数据是历年来实际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还有工业制成品进出口在我国进出口总量的比重。

工业制成品占进出口总量的比重与人均GDP的斯皮尔曼相关性分析,下面进行运算,我们用V来表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大小顺序,用U1、U2分别表示工业制成品进出口在我国进出口总量中比重的大小排序。对其进行计算,表达式分别为:D1=U1-V,D2=U2-V,D2^2和D1^2,D2^2的合计。计算的斯皮尔曼相关系数为:,其中n的值为31。

结论

本文通过对我国贸易结构和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得出以下结论:贸易结构越完美,其对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就会越大。我国的工业制成品的出口占出口总量的比重越来越大,其进口占进口总量的比重越来越小,说明我国的贸易结构在不断的完善。工业制成品出口占出口总量的比重和我国人均生产总值呈显著正相关,也就说明工业制成品出口占出口总量的比重与经济增长呈显著正相关,即工业制成品出口占出口总量比重越大,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越大,经济增长的速度就越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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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经济 篇5

二是重点行业支撑有力,非能源工业占比提高,较好补充了能源工业下行给全省经济发展带来的不利影响。,非能源工业实现工业总产值13460.4亿元,较年均增长19.9%。

三是工业投资成效显著,行业结构不断优化。全省围绕“大项目带动”,以增量促转型,工业投资项目成效显著,先后实施了华电榆横煤电一体化、中煤榆林甲醇醋酸深加工综合利用、陕西未来能源煤间接液化、延长煤油共炼、陕西有色榆林铝镁合金、“千亿百项”技改工程、大飞机、新舟系列客机、无人机、“百万辆汽车工程”、三星电子高端存储芯片、钛及钛合金产业链、3D打印产业培育基地、强生生物供应链基地等一大批重点项目,为工业发展不断输血供能。

四是重点产品生产稳定,部分产品产量位居全国前列。能源产品生产稳定,天然气、原油、煤炭产量分别位列全国第一位、第二位和第三位。非能源产品增势较好,金属镁产量位列全国第一,锌产量位列全国第三。

五是大中型工业保持增长,龙头企业实力增强。20,陕西煤业化工集团入围世界500强,成为继陕西延长石油集团后第二个进入该名单的陕西企业。陕西有色控股集团、东岭工贸集团、陕汽集团、中国西电集团等4户企业已连续5年入围中国制造业500强。

六是挖潜增效提高质量,制造业利润逐年攀升。大多数制造业行业利润高速增长,其中,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饮料制造业、农副食品加工业、医药制造业、食品制造业等17个大类行业利润总额年均增速超过20%。

七是科研实力不断增强,研发投入逐年递增。与全国及部分省份数据比较,陕西省高技术企业R&D经费投入强度高于全国水平,全国排名第2。

八是创新驱动引领产业升级,六大新支柱产业蓄势待发。全省围绕化工产业、汽车产业、电子信息产业、航空航天产业、新材料产业和医药产业形成的六大新支柱产业已初具规模。

九是国企改革不断深入,非公经济总量扩大。随着三星、比亚迪等一批重大工业项目的顺利推进,以及强生、韩国SK等世界500强企业落户陕西,有效地刺激了陕西工业非公经济发展,为全省非公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劲动力。

规模经济 篇6

一、2009年一季度信贷投放情况

2009年以来,全市金融部门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积极贯彻党中央、国务院,省委省政府的各项宏观

调控政策,全面落实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努力加大信贷投放力度,一季度各项指标均呈现出非常积极的势头。2009年一季度末,全市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382.94亿元,较年初增加37.77亿元,同比多增27.25亿元,同比增长18.15%,为历史之最。同时,信贷结构均衡合理,新增贷款行际间均衡增长,中长期、短期贷款均衡增长,各行业贷款均衡增长,市区及8县(市)贷款均衡增长。

二、当前信贷投放中面临的主要问题

一是信贷投放的可持续性面临考验。一季度我市金融机构各项贷款较年初增加37.77亿元,相当于去年全年信贷增长总量。与此相对应,一季度全国信贷增长速度超乎想象,预计4-4.5万亿元,占全年计划的80-90%。用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长、前货币政策委员会专家委员李扬的话说是增长的“可怕”。在此宏观背景下,我市刚刚提速的信贷投放可持续性面临考验。

二是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仍然突出。一季度末全市企业存款同比少增8.28亿元,增速较去年同期下降39.92个百分点,表明以中小企业为主体的企业支付能力有所下降,这与中小企业融资能力有很大关系。目前,我市金融机构中除几家涉农机构中小企业贷款占比略高外,其他金融机构投向中小企业贷款的比重偏低,其中工行为10.01%,中行为7.71%,建行为16.14%,交行为27.33%。一季度,担保公司提供担保贷款445笔,金额4.72亿元,同比笔数下降20.88%,金额下降12.88%。

三、全力扩大金融信贷规模

通过深入学习科学发展观我们知道,科学发展观理论体系回答了什么是发展、为谁发展、靠谁发展、怎样发展等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在这一科学体系中,第一要义是发展,以人为本是核心,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是基本要求,这三个方面相互联系、有机统一,其实质是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当前我市信贷投放中存在的问题,都是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也是不可回避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必须还是要靠发展,在发展中把问题转化为机遇,用以推动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一是要调动金融机构信贷投放的内生动力。今年一季度我市信贷投放势头良好是在国家适度宽松货币政策下呈现出的局面,一方面体现了我市金融机构贯彻宏观调控政策的积极性,另一方面也说明了金融机构在一定程度上缺乏自主地、主动地寻找信贷投向目标的动力,多为锦上添花,少有雪中送炭。大多金融机构对于“难贷款”的问题,普遍归结于项目不多、企业不佳、担保不足、风险难控,多是要求政府大力发展经济,培育优质企业,改善信用环境,而少从自身的角度出发,深入市场去挖掘新的信贷增长点。而当一笔先前的信贷投放出现风险的时候,却急于找政府解决。这说明,金融机构对于信贷投放的可能风险比可能收益更为敏感,宁可放弃可能的收益,也不愿去承担可能的风险。这就造成了金融机构不愿投入更多的精力去主动寻找市场中的信贷目标,不愿开动更多的脑筋去尝试金融产品创新,眼里只盯着大项目、好企业,只因循守旧采用老套路、老方法,更多的是只愿意接受风险低、收益也较低的项目,背靠政府和大企业的大树好乘凉。

造成这样一种局面我分析是由于金融机构的管理机制造成的。金融机构都是条条管理,地方政府不能影响高管的任免,上级行的制度要求是地方金融机构开展经营活动的唯一标准,上级行对于风险的严格要求是地方金融机构负责人进行管理的方向指引。要改变地方金融机构的这样一种经营风格,我们地方政府可以适当加强和金融机构上级行的沟通,建议他们适当放松风险偏好,加强对**地区的支持,尽量把**纳入各项新政策、新措施的试点,尽量扩大**分支机构的权限,使得**的金融机构在和其他地市进行竞争时,获得一些比较优势,能够尽可能调动金融机构的内生动力。

二是要加大金融机构信贷投放的外在压力。虽然在调动内生动力方面地方政府掌握的主动权较小,但是我们可以在外部加压上发挥一定的作用,通过实施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增加金融机构增加投放的动力。一方面,要加强激励。要进一步加大对金融机构的考核力度,科学合理地设置考核指标,让每一个指标都能发挥作用,都能切中金融机构的“要害”,都能对**市的经济发展起到有效的作用。市金融办正在会同人民银行和银监局紧锣密鼓地研究制定针对金融机构的考核指标,加上人民银行、银监局从各自角度开展的对金融机构的一些考核,共同形成一个有效完整的考核体系,对于考核结果良好、对地方经济发展贡献

大的机构,我们要加大奖励力度,形成有效激励,调动金融机构信贷投放行为。另一方面,也要加强约束。2007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要进一步发挥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在农村金融中的骨干和支柱作用,继续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尽快明确县域内各金融机构新增存款投放当地的比例”,我们应该深刻领会中央文件的精神,在县域金融机构新增存款一定

比例投放当地的工作上,加强和金融部门的沟通,力争尽快出台规范文件加强硬性约束,提高新增存款投放县域乃是市域的比例,改变存贷比不断扩大的局面,提高资金运营效率。

三是要搭建金融机构信贷投放的稳健平台。在通过内、外两个方面要求金融机构加强信贷投放之外,站在政府的角度,我们各级政府也需要为金融机构的信贷投放创造良好的环境,搭建稳健的平台。一是要创造良好的信用环境。要深入推进信用**建设,加快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建设,加大对金融生态环境良好区域和诚信企业的信贷支持力度,着力打击恶意逃废银行债务的行为,努力营造诚信光荣的良好信用环境,为金融机构加大信贷投放免除后顾之忧。二是建设有效的担保体系。引导和鼓励各类担保机构的发展,扶持市担保集团等机构做大做强,鼓励各类经济主体出资兴建和入股兴办担保公司,吸引市外担保公司到我市成立分支机构,壮大担保资金规模,放大担保资金倍数,为金融机构加大信贷投放分担可能风险。三是给予一定的风险补偿。省政府安排了10亿元建立中小企业贷款风险补偿资金,用于中小企业贷款风险补偿和贷款贴息,我们也可以拿出一定的资金用作风险补偿,帮助中小企业减轻利息压力,帮助金融机构弥补一定损失。四是构建畅通的信息渠道。政府有关部门要建立信息通报机制,定期向银行发布重大基础设施工程建设、重点工业项目、重大民生工程、新农村建设等信息,引导信贷投放;要积极组织银企对接,实现多层面高频度的银企合作,帮助金融机构及时掌握信贷需求。

四是要培育金融机构信贷投放的有效需求。目前我们面临的局面是,企业抱怨“贷款难”,银行抱怨“难贷款”,看似供给、需求都很旺盛,但为什么又都很难呢?造成这种问题的原因是因为符合银行供给条件的实际有效的信贷需求不足,或者企业财务制度不健全,或者确保有效的抵押和担保。解决这个问题,一方面,需要加强对企业的辅导和培育,尽快完善内部治理结构,建立明晰的企业财务制度,使之符合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另一方面,企业要在有关部门的帮助下增加信用总额度,增加土地等有效抵押物的供应,加快土地证办理进度,加大担保、保险、权利证书、动产抵质押以及保证、联保等增信力度和范围,确保信贷投放顺利到位。

五是提供补充形式信贷投放的充足供给。解决“贷款难”“难贷款”的问题,一个是培育有效需求,另一个就是从供给的角度出发,降低供给的门槛,提供一些补充形式的信贷投放。补充形式包含两个方面,一个是我们的银行类金融机构要降低供给门槛,提供信贷投放,另一个就是我们要大力发展供给门槛较低的其他类型的金融机构。一方面,我们政府以及金融办、人民银行、银监局等部门要积极督促银行金融机构要在抵押条件、授信、审贷上更加务实积极,积极探索创新金融工具的途径,更加积极主动地深入企业搞好对接,帮助指导企业搞好项目筛选、论证和包装工作,重视帮助中小企业更大限度地发挥资金使用效率,通过制度创新来适当降低门槛,增加有效供给。另一方面,我们要进一步加快农村信用社改革和农村合作银行的组建步伐,大力推进村镇银行试点和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积极发展典当公司,鼓励引导有条件的地区开展金融互助组织等创新尝试,积极引进市外金融机构来宜设立分支机构,通过增加供给渠道,降低供给门槛,来对信贷供给给于有益补充。同时,有条件的企业,也应该通过上市、发债、股权融资等手段,利用资本市场来有限满足自己的需求。

规模经济 篇7

关键词:规模经济,规模经营,生产成本

1 引言

随着以均田承包为主要特征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效应逐渐释放, 土地细碎化经营、难以与市场接轨、比较效益低下等问题渐露端倪, 关于农地是否具有规模经济性的争论一直存在。一些学者的实证研究指出, 中国农业并不突出地存在规模经济的问题, 因此认为“扩大农地经营规模不能成为促进中国农业经济发展的现实选择” (许庆、尹荣梁, 2010) 。刘凤芹 (2006) 在研究农业土地规模经营的条件与效果后得出“大规模土地经营与小规模家庭农户相比并没有显示出可察觉到的全要素节约优势和单位产量优势”。

但持适度规模经营论观点的学者肯定规模经济的存在, 将其作为解决中国农业困境的一条重要的途径。黄季焜和马恒运指出中国主要农产品生产成本高的原因之一是种植规模过小, 因此要降低主要农产品生产成本, 必须扩大土地经营规模。关于我国农业经营的规模经济的存在性, 现有国内外文献大多从投入产出角度出发估测出各投入要素的产出弹性系数, 然后根据各产出弹性系数之和来判断 (许庆、尹荣梁, 2010) 。苏旭霞和王秀清 (2002) 用山东省莱西市的农业生产数据, 测算出玉米和小麦的规模弹性分别为1.278和1.268, 意味着粮食生产存在规模经济。而从生产成本角度, 对我国农业经营的规模经济性质的定量研究并不多。其中, 许庆等 (2011) 基于我国粮食主产区1049个农户的实地调查数据, 研究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时得出结论:扩大土地经营规模能带来单位产品生产成本的降低。另外, Tan et al. (2008) 基于江西省东北部331个水稻种植户调查数据得出结论:每增加一亩水稻种植面积, 能带来1.4%单位产品生产成本的降低。但是, 关于我国土地经营规模对油菜生产成本影响的定量研究却寥寥无几。因此, 本文致力于在这方面取得进展, 以冬油菜主产区农户调查数据为基础, 通过构建合适的农户模型, 从生产成本角度考察我国农户油菜生产的规模经济存在性, 从而回答扩大土地经营规模是否能带来单位产品生产成本降低这个问题。

本文第二部分是相关概念界定;第三部分介绍实证研究所使用的计量模型和数据;第四部分给出计量结果;最后是结论与政策含义。

2 相关概念界定

《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对“规模经济”的表述为“考虑在既定的 (不变的) 技术条件下, 生产一单位单一的或复合产品的成本, 如果在某一区间生产的平均成本递减, 那么就可以说存在着规模经济”。可见, 规模经济讨论产出变动与投入成本之间的关系, 从平均成本下降角度来衡量。规模经济产生的原因可以从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寻找:生产要素投入同比例变化、耕种的土地面积扩大、零散土地改整等三种情况所带来的内部规模经济;直接生产过程之外的公共设施、市场集聚、产业关联等规模变动的效益流入所带来的外部规模经济 (蔡昉、李周, 1990) 。

参照许庆等 (2011) 研究粮食生产的规模经济性时, 以土地经营规模代表农业经营规模, 本文中经营规模特指农户经营的耕地面积 (后文中生产规模或种植面积) , 规模经济特指内部规模经济。生产成本则指农户在直接生产过程中所消耗的各种农业生产资料的费用支出 (不包括其间所发生的与直接生产过程无关的期间费用) , 主要包括劳动力、机械畜力作业、种子秧苗、化肥、农药等投入 (李谷成, 2009) 。

3 数据来源与计量模型

3.1 计量模型:生产成本模型

从规模经济的定义出发, 可以根据平均成本是否随着经营规模扩大而下降来判定规模经济性。农户生产油菜的费用大体可以分为三类:一是劳动成本, 指雇工和自家劳动投入;二是流动成本, 主要体现在化肥、农药和良种等原料投入;三是固定成本, 主要体现在农用机械等固定资产的消耗和折旧。为了分析土地经营规模对油菜单位生产成本的影响, 用种植面积代表土地经营规模, 用单位产品生产总成本代表生产总成本, 用单位产品劳动力支出成本、单位产品化肥支出成本、单位产品农药支出成本、单位产品种子支出成本、单位产品机械支出成本代表上述三类成本, 参照Tan et al. (2008) 研究土地细碎化对江西省水稻生产成本影响时建立的模型, 选取种植面积、户主年龄、户主所受教育程度、从事油菜生产的劳动力数量、家庭背景和农户市场参与度作为解释变量, 利用调整R2和F值从线性和半对数线性两个模型中挑选出最合适的模型 (见表1) 。

除了机械支出成本采用线性模型, 其他各项成本均采用半对数线性模型, 如下所示:MCi=α0i+α1iLand+α2iAge+α3iEdu+α4iSize+α5iBackground+α6iMarket+δi

LNPCi=α0i+α1iLand+α2iAge+α3iEdu+α4iSize+α5iBackground+α6iMarket+δi

其中, MCi表示单位产品机械支出成本, PCi分别表示第i个农户种植油菜的TC (单位产品生产总成本) 、LC (单位产品劳动力支出成本) 、FC (单位产品化肥支出成本) 、SC (单位产品种子支出成本) 、HC (单位产品农药支出成本) , 单位为元/斤;Land表示种植面积, 单位为亩;Age代表户主年龄;Edu代表户主所受教育程度, 用在校受教育年数计量, 其中文盲或半文盲、小学、初中、高中或中专、高中以上文化水平分别计为0、5、8、11、14年;Size代表从事油菜生产的劳动力数量, 单位为人/户;Background为虚拟变量, 代表家庭成员是否有人担任村或村以上干部, 如果有则取为1, 没有则取为0;Market代表农户市场参与度, 采用油菜籽销售数量占油菜籽总产的比重来度量;δi为随机干扰项, 具备古典假设的标准特征;i=1, …, N, N为有效样本容量。

3.2 数据来源和描述统计

本文采用的数据来自24个冬油菜综合试验站对2011年全国冬油菜生产情况的调查, 从2011年12月开始, 2012年1月结束, 在13个省市118个油菜大县, 采用实地访问的方式随机抽样调查了油菜种植农户2138户。调查问卷由国家油菜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与国家油菜产业技术体系产业经济研究室研究人员共同设计, 具体指标含油菜种植农户2011年油菜种植面积、生产成本、销售情况、经济效益等。

调查的13个省市分别为安徽、重庆、云南、四川、上海、陕西、江西、江苏、湖南、湖北、河南、贵州和广西, 其中湖南省户均油菜面积 (4.67亩) 最大, 陕西省为最小 (户均0.49亩) 。13个省市的油菜种植面积占全国油菜种植面积80%以上, 其中湖北省是油菜种植第一大省, 2010年种植面积为1159.70千hm2, 占全国总面积16%左右 (表2) 。

虽然调查农户的总数为2138个, 但若有些调查数据缺失及存在异常值, 则该农户的观察值就被删除, 所以, 在分析中实际使用的观察数具体见表3。可以看出, 在所列的五类成本中, 劳动力支出成本最大 (1.86元/斤) , 其次是化肥支出成本 (0.43元/斤) , 种子支出成本最小 (0.06元/斤) 。

4 实证研究结果

由于所采用的数据为农户一级的调查资料, 考虑到模型的随机干扰项有可能存在异方差, 为了避免用OLS法所估计出来的参数的标准差存在误差, 所以使用Newey-West一致协方差估计对各参数值进行估算。模型回归结果见表4。

各方程均通过了F检验, 调整R2值对于截面数据模型而言, 已经能够说明问题。本文比较关注的土地经营规模 (Land) 对油菜生产总成本有显著负影响, 即扩大油菜种植规模可降低油菜的生产成本, 根据调查数据中生产总成本均值与2010年全国油菜亩均产量来计算, 农户种植规模每增大1亩, 每亩总成本可降低13元。扩大土地经营规模还能带来劳动力支出成本、化肥支出成本和农药支出成本的显著降低, 其中, 每增加一亩地的经营规模能分别带来2.6%劳动支出成本、2.7%化肥支出成本和1.1%农药支出成本的降低。假定情况相同, 按2010年全国油菜籽播种面积7370千hm2 (1105×105亩) (包括春油菜播种面积, 但春油菜播种面积占总播种面积比重很小) 计算, 户均规模增加1亩, 全国油菜生产可节约劳动力成本73872万人, 化肥成本21741万人, 农药成本1154万人。说明扩大户均种植规模从全国层面上来说效益是可观的。

值得注意的是, 农户市场参与度对各项成本有显著的负影响, 即农户生产的油菜籽中用于销售的数量所占比重越大, 生产成本越低。理性经济人均以利润最大化作为目标, 市场化程度愈深的理性农户愈会精于成本收益计算, 所以在生产过程中愈注重控制成本投入。其中, 市场参与度对劳动力成本的负影响最大, 农户每提高1%的市场参与度, 劳动力成本可降低74.2%。

户主年龄对劳动力成本有显著正影响, 对其它各项生产成本的影响不显著, 这表明与年长农户的经验优势相比, 年轻农户的劳动力强度优势更大, 年老农户的劳动力成本更高;受教育程度变量与各类生产成本的关系表现得不是很稳健, 对化肥成本和农药成本有显著的正影响, 显示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农户越倾向于增加化肥与农药投入。

5 结论与政策含义

模型结果表明油菜生产存在规模经济, 油菜生产规模对油菜单位产品生产总成本有显著的负面影响, 即扩大生产规模能带来单位产品生产总成本的降低, 具体而言, 每增加一亩地的种植面积所带来成本降低效应为2%。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成本降低与经济效益提高实质上是一致的。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讲, 农业经营规模的扩大有利于促进农民增收。

参考文献

[1]蔡昉、李周, 我国农业中规模经济的存在和利用[J].当代经济科学, 1990 (2) .

[2]李谷成, 小农户真的更加具有效率吗?来自湖北省的经验证据[J].经济学 (季刊) , 2009 (1) , 103.

[3]李争, 中国油菜生产技术供需的经济学分析[博士学位论文].武汉:华中农业大学, 2011.

[4]刘凤芹, 农业土地规模经营的条件与效果研究:以东北农村为例[J].管理世界, 2006, (9) , 71-81.

[5]谭淑豪, 现行农地经营格局对农业生产成本的影响[J].农业技术经济, 2011 (4) , 75-77.

[6]万广华、程恩江, 规模经济、土地细碎化与我国的粮食生产[J].中国农村观察, 1996 (3) , 34-35.

[7]许庆、尹荣梁、章辉, 规模经济、规模报酬与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基于我国粮食生产的实证研究[J].经济研究, 2011 (3) , 61-64.

[8]许庆、尹荣梁, 中国农地适度规模经营问题研究综述[J].中国土地科学 (第24卷) , 2010, (4) , 75-79.

[9]苏旭霞、王秀清, 农用地细碎化与农户粮食生产——以山东省莱西市为例的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 2002, (4) , 23-27.

[10]约翰.伊特韦尔、莫里.米尔盖特、彼得.纽曼.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二卷:E-J[M].经济科学出版社.

规模经济的特色监管初探 篇8

一、以品牌培育为中心,在石英制品行业中实施“品牌备案制度”,对影响地方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实施规范化管理,实现工商业务发展与地方经济发展的统一

近年来东海石英制品行业已形成了东海特色产业、支柱产业、朝阳产业,要在监管中规范、在规范中发展。为此,我局以“扶持促发展、打假保名牌”为目标。推行“品牌备案制度”。

首先,开展商标巡查监管。对未注册商标企业,鼓励企业注册相应的商标,保护知识产权,提升产品附加值;对新注册商标企业,鼓励企业向更高层次申请认定,如连云港市知名商标、江苏省著名商标等:目前全县石英制品行业已注册各类商标90余件,其中著名商标3件,市知名商标3件。大多数的灯具、拉管、硅微粉企业通过商标注册,主动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

其次,建立商标监管一户一档。对备案商标进行分户登记,将有关商标的资料备全备齐,如企业基本资料,商标基本概况,商标授权使用情况等。对商标资料实施活页管理,适时增加,确保动态监管:我局浦南分局强化对石英品牌的备案,一年来已备案普通商标22件,江苏省著名商标4件,其他驰著名商标16件。

第三,打击商标侵权行为。在巡查中对照备案商标,对企业使用商标情况进行检查,打击商标侵权行为;并根据企业侵权商标的初衷,开展行政指导,实施人性化执法,做到“打击一个企业,保护一个行业,壮大一个产业”。通过对石英商标的扶持、监管、执法,石英商标侵权案件逐年减少,企业发展自有商标信心十足,知识产权得到有效保护,石英产品附加值不断增加。目前拥有的“太平洋”、“万花山”、“水晶大姐”等几大商标品牌的企业经营状况蒸蒸日上,都在创造着效益的神话:连云港市太平洋石英制品有限公司,年实现工业产值2,43亿元,上交税收上千万:使用“东海水晶”证明商标的东海水晶城,年经营额达53亿元,特色监管,实现了工商与地方政府的双赢。

二、以质量控制为中心,对肥料实施“三看三抽三主动”监管,对关系到人们切身利益的经济行为实施控制化管理,实现市场准入规范与经营行为规范的统一

目前东海辖区内共有化肥生产主体26户,化肥销售经营主体362户:依托火车货运站、飞机场和高速公路,形成了以农资及其原料为主的农资物流中心。东海局在农资监管中以“100%的消费者使用质量”为目标,提出了“三看三抽”和“三主动”监管措施:

(一)“三看三抽”

1、看数量抽检:设立农资监管网点,充分发挥网格人员的地域优势,加强对肥料信息的采集,由分局对上报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然后分品种、分批次进行分析,有重点的、有目的地进行集中抽检,防止了抽检的无序性。2、看包装抽检:对国家明星企业,少抽或间或抽检;对新上市品种,多抽或定期抽检:对质量过硬,并且抽检一直合格的产品,可以定期免检。3、看信誉抽检:以三次抽检为基数,划分农资经营户的信用等级。全合格的经营户设为A级,半年内不再抽检:两次合格设为B级,做出相应处罚,不定期抽检,不予公示:一次合格设为C级,以高档位幅度做出处罚,每月由经营者实施证明抽检,不予公示:三次都不合格的设为D级,处罚幅度调为上限,予以公示,建议经营户转向其他行业经营。

(二)“三主动”

1、经营户主动上报经销肥料的品种与数量。对经营户主动上报的肥料品种,抽检不合格按处罚幅度下限处罚:对未上报的列为“准不合格产品”,优先封存抽检,对抽检不合格的品种按处罚幅度上限处罚。2、经销商主动证明代理肥料的质量和数量。对农资经销商,要求其建立健全农资经营的两账两票(进、销货台账、进、销货发票)和农资信誉卡制度,并将“厂家质量证明”作为进货的第一道关口。对抽检发现的不合格产品,只要经销商能够提供齐全的台帐、进货发票并主动积极配合执法机关工作的,按处罚幅度下限处罚。3、物流公司主动索要中转肥料的各种资料。要求物流公司对进货的不同批次、不同品种的肥料主动提供检验报告、提供进货、销售的台帐和票据。对不能提供检验报告的肥料必须抽检,对不按要求及时提供的加强抽检,对抽检有问题的肥料,要求物流公司主动和厂家联系,并根据备案状况实施处罚。近期我局洪庄分局查获了某物流公司发往新疆的40吨不合格肥料,由于物流公司没有主动索要资料备查,因此对山东当事人课以高幅度的行政处罚(罚款6万元),这对其他物流中心的规范经营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

通过对企业实施“三看三抽三主动”监管措施,严厉打击失信违法和经济违法行为,强化对肥料等农资的监管,普抽检、强监管、高处罚,使得原先农资质量良莠不齐的现象得到改观,基本实现了消费者使用环节上的产品合格率和消费者满意度达到双百。

三、以行业安全为中心,对非煤矿山实施“三色警示、联合监管”,对涉及人们生命安全的经济区实施精细化管理,实现行政监管执法与工商履职免责的统一

曾经的安峰非煤矿山无证无照经营比比皆是,安全隐患很大,关系到经营人员的生命安全。因此我们以“零安全事故”为监管目标,确保经营主体资格合法化,侧重于尽职免责。

1、“三色警示”使矿山经营状况一目了然

开展摸底排查,对矿山经营做到“主体清、状况明、证照有登记”。对经营户建立一户一档,实施红、黄、绿“三色警示”管理:(1)“绿色警示”:针对证照齐全,没有安全隐患的经营户实施,每季度开展一次联合检查:对存在安全隐患的经营户下发警示通知,并将“绿色警示”转换到“黄色警示”:在“绿色警示”备注里标注证照使用期限,对到期不履行相应行政手续的经营户转为红色警示标志。(2)“黄色警示”:针对有照无证或存在安全隐患的经营主体实施,每个月检查一次:两次以上没有改正的,将“黄色警示”转为“红色警示”,对已经改正的转为“绿色警示”。(3)“红色警示”:针对无证照经营、有证无照经营、有两次以上警示记录的经营主体实施,每半个月开展一次取缔活动,停止经营直至经营手续齐全。

2、“联合监管”使行政监管力量增强

矿山经营证照齐全并不能确保安全,联合监管可以实现优势互补。对矿山监管实现由党委牵头,联合公安、国土、电力、交通四部门,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召集企业经营户进行安全法规宣讲,让经营者自己有防范危险、保证安全的意识和能力,全面管理好矿山经营。我局还与安峰镇民用爆炸物品管理站一起,聘请连云港市中连爆破公司指导爆破作业,实行统一保管、统一配送、统一爆破,有效地实施了源头管理,使得非煤矿山开采企业的安全生产工作得到了全面落实。经过联合部门依法监管、通力合作,目前非煤矿山38家开采企业已经办全经营手续,有照经营率达到100%,市场经营规范,安峰矿山的零安全事故,使得目前矿山经营日益兴隆,年经营额达3.6亿元,上缴税收1000多万,交通运输车辆达426辆,带动三产227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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