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华永道审计报告（通用4篇）
普华永道体育行业调查报告
普华永道近日发布了《普华永道体育行业调查报告–创刊号》。调查结果显示，未来5至，体育行业的互动和参与度在迅猛发展的数字化技术的影响下将会进一步增长，移动媒体消费给体育项目的业务模式也将带来重大变化。科技和创新正在驱动体育行业的变革。
此次调查是在对主要国际体育协会的领导者和管理者进行调查访问的基础上，对一系列热点行业问题的观点和思路变化做出总结，并针对人口分布和社会变化、全球经济力量的转移和技术革新发展对体育行业的决策的影响进行了评估分析。
调查发现，信任缺失是目前体育行业中存在的一个严重问题。40.9%的`受访者对于公众对体育主管机构的诚信缺乏信任这一问题感到忧虑或非常忧虑。近23%的受访者认为公众对体育主管机构缺乏信任是体育行业发展面临的最大威胁，而就体育博彩对赛事操纵的影响而言，38.6%的受访者表示忧虑或非常忧虑。
“如果公众感到体育行业的诚信操守缺失，带来的结果远不止会让观众和体育爱好者远离体育，其潜在威胁是颠覆所有体育运动所根植的核心价值体系。诚信操守是一切的根本。”普华永道北京首席合伙人吴卫军说。
尽管面临挑战，各体育主管机构的领导者仍广泛持有乐观的心态。90%的受访者对自己机构的发展前景抱有信心。88.8%的受访者认为体育行业的互动和参与度在未来5至10年内将会进一步增长。
这主要是由于飞速发展的数字化技术正在为体育行业提供了各种机遇和选择。移动媒体消费、社交媒体、新的转播制作技术、数据挖掘和分析技术、虚拟现实等这些最具影响力的科技和创新正在积极影响着体育行业未来发展面貌。体育爱好者在互动和体验中也更加注重即时性、联通性和来自运动员的真实性。
调查显示，80%的受访者认为年轻人的参与在未来5至10年会保持增长，93.5%的受访者预计社交媒体的应用和互动在未来5至10年会保持增长。由于体育爱好者的行为模式不断发生改变，新的形态也层出不穷，科技变革的速度在不断加快。近73%的体育项目领导者们认为移动媒体消费给其业务模式带来重大变化。
不断增加的投资让体育运动发展成为一个庞大的娱乐产业。39%的受访者认为，在未来5至10年，亚洲是其体育项目发展壮大最重要的地区。调查显示，印度和中国等国家正在出现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群体，这个群体中潜在的体育运动参与者和爱好者的绝对数量对于世界各体育项目主管机构而言都具有极大的吸引力。
79.6%的受访者认为新兴国家不断壮大的中产阶级和不断增加的可支配收入会对其机构产生积极影响。超过60%的受访者预测人口流动的增加对体育事业的发展将会产生积极的影响，而赛事赞助、赛事转播和外资合作等会带来更多的全球商机。
国内排名高居第一、号称拥有全球水准的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普华永道),却因2003-2004年间审计沪市老牌上市公司上海外高桥保税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600648,以下简称外高桥)的历史旧账,创下被国内上市公司追究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责任的先例,索赔金额之大堪称国内“天价”。
2009年11月,股民诉外高桥证券虚假陈述赔偿纠纷案获得法院正式受理,普华永道还面临被追加为共同被告、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麻烦。
普华永道在外高桥审计中是否存在重大过失?普华永道是否应对外高桥内部欺诈、舞弊和非法行为造成的损失负责?投资者是否可以要求普华永道进行民事赔偿?而普华永道是否可以根据《审计业务约定书》的免责条款寻求豁免呢?
对这些问题进行系统的理论和实务探讨,对国内会计师事务所具有现实的警示意义。
普华永道审计惹上官司
普华永道2003年开始被外高桥聘为审计师,2003年年报审计费用为80万元,2004年续聘的审计费用为90万元。在普华永道憧憬2005年的审计费用进一步水涨船高,并提出120万元的续约要求之际,危险和麻烦却在浑然不觉间接踵而至。
2005年4月,外高桥的股东大会以收费过高为由,决定不再聘用其为2005年度的审计师。2005年6月,外高桥发现存放在国海证券上海圆明园路营业部证券保证金账户中的资金实际余额,与经审计的公司2003年度和2004年度报表明细账上的金额严重不符:经审计的2003年财务报表认定,2003年12月31日证券保证金账户余额为9000万元,然而资金变动情况却表明2003年底账户余额仅为3384元;经审计的2004年财务报表认定,2004年12月31日证券保证金账户余额为2.04亿元,然而资金变动情况却表明2004年底账户内的资金实际余额仅为20770.55元。
外高桥计划财务部经理黎明红与国海证券上海圆明园路营业部总经理金一敏、上海国发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总经理仇新康内外勾结、串通舞弊,挪用外高桥存放于国海证券营业部的2.04亿元证券保证金,供坐庄炒股、滚动偿还到期融资款、投资运作共同或分别控股的公司以及平时挥霍一案浮出水面。
2006年5月,针对巨额保证金被挪用,而负责审计的普华永道却连年出具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外高桥以审计不尽责为由向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上海分会提起仲裁,要求退还全部审计服务费共计人民币170万元,赔偿全部经济损失共计人民币2亿元,并承担全部仲裁费用和公司的律师费。双方最终达成和解,但普华永道为此向外高桥支付了约2000万元的赔偿金。
2008年4月,中国证监会对外高桥做出行政处罚(证监罚字[2008]2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外高桥2003年年报、2004年半年报及年报“银行存款——其他货币资金”科目和委托理财收回情况虚假记载,及以个人名义开立账户买卖证券等违法行为。作为外高桥涉案年度的审计师,普华永道自然难逃干系。
在证监会对外高桥的虚假陈述行为进行认定的情况下,投资者提起民事赔偿诉讼已满足前置条件的要求,而普华永道被指责存在过错,没有尽到审计责任,对投资者投资外高桥股票进行了误导,与上市公司一起成为共同被告似乎在所难免。
普华永道年报审计
犯了“ABC”式错误
普华永道坚称,其秉承对审计质量一贯重视的宗旨,确保按照适当的审计准则进行审计并达到最高质量,所发表的审计意见是独立、客观、公正的。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2005年7月28日财政部公布例行的会计信息质量检查公告中,普华永道竟被责令整改。而外高桥的仲裁申请书更表明,普华永道的年报审计在最基本的函证程序上,犯了“ABC”式的错误。
函证是指注册会计师为了获取影响财务报表或相关披露认定的项目的信息,通过直接来自第三方对有关信息和现存状况的声明,获取和评价审计证据的过程。在对保证金账户资金余额实施函证时,无论是2003年还是2004年,普华永道均未直接向国海证券上海圆明园路营业部发出询证函,而是交给公司计划财务部经理黎明红处理,回函亦由黎明红交还,为相关人员弄虚作假、掩盖挪用资金行为,客观上提供了机会。
无论是当时适用的《独立审计具体准则第27号——函证》(2002),还是新实施的《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312号——函证》(2006),都规定审计师应对银行存款、借款(包括零余额账户和在本期内注销的账户)及与金融机构往来的其他重要信息实施函证,并采取下列措施对函证实施过程进行控制:(1)在询证函中指明直接向接受审计业务委托的会计师事务所回函;(2)询证函经被审计单位盖章后,由注册会计师直接发出。考虑到2003年度是普华永道对外高桥的初次审计,进行更严格的环境审视和风险控制应是不言而喻的常识。当时正是股市最低迷的时期,大量的上市公司卷入委托理财的陷阱,由此造成的公司巨额亏损以及出现问题的券商接连不断。在这样的背景下,作为一家世界知名的会计师事务所,对高达2亿元的证券保证金,仅凭从公司内部人员获得的证据就信以为真,的确令人诧异。
当然,在我国目前的法律和商业环境下,审计师实施有效函证确实存在着诸多困难。迄今为止,只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商业银行必须在10日内回函,还没有相关法规要求证券公司必须回函。由于有证券公司的人员直接参与挪用资金,注册会计师即使直接控制函证程序并得到回函,拿到的也可能是虚假证据。普华永道可能是考虑到直接控制函证程序难以得到回函,才把询证函交由和证券公司有业务往来的公司内部人员完成。
但这个非常表面化的书面证据,却不能实质性地免除或减轻普华永道的事后责任,反为自己埋下了祸根。事实上,即使外高桥的相关人员在对账单和函证上可以做文章,但通过修改证据交易系统来进行舞弊,应该是非常困难的。针对内外勾结串通舞弊,替代审计可能更为恰当。普华永道可以在了解公司作该笔投资的决策程序,取得证券公司打印给外高桥的保证金对账单后,通过实时查询证券交易系统的资金账号和股东账号的资金余额和证券余额来进行审计。
如果普华永道能够通过有效的审计程序,及时发现2亿元的保证金损失,外高桥年报将体现的是巨额亏损而不是盈利,审计意见应是否定意见而不是无保留意见。换句话说,普华永道在外高桥审计中签字认可的财务报表却并不公允,可以据此推断其存在重大过失。
普华永道究竟
承担什么审计责任
一般认为,审计师应对财务报表的公允性负责。外高桥和普华永道之间是合同关系,如果外高桥认定普华永道对其损失负有责任,那么以违约为由追回170万元的审计费用无可厚非。但普华永道是否应对外高桥内部欺诈、舞弊和非法行为造成的2亿元损失负上责任呢?
在法律上,无论是刑事责任还是民事责任,都要讲究因果关系。按照《注册会计师法》的规定,如果注册会计师在审计过程中违反了相关法律,给委托人及其他利害关系人造成损失的,就需要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因而,外高桥提出赔偿的一个重要法律前提就是,普华永道的确违反了审计准则。我们注意到,早在1988年AICPA发布的第53、54号审计准则公告中,已将揭露舞弊、差错及非法行为看成是审计师在财务报表审计中的重要审计目标,并由此成为审计师的直接职责,我国旧的独立审计准则和最新执业准则亦不例外。
因此,对于委托方外高桥公司因内部欺诈、舞弊和非法行为造成的2亿元损失,尽管审计方普华永道并不是罪魁祸首,更没有从中受益,仍然需要承担相应的揭露责任。早在2003年,外高桥存放在国海证券上海圆明园路营业部的8000万元证券保证金已经被挪用。如果当时普华永道在审计过程中能够遵循最基本的谨慎性原则,就会发现这笔资金被挪用的情况。这样,不仅这笔资金有望得到及时追回,外高桥也不会在后来还继续向该营业部存入证券保证金,2亿元资金被挪用的情况也就不会发生。
不过,要普华永道承担全部损失,非常牵强。即使考虑到要在案件审理中的讨价还价,那么也至少应扣除公司已经追回的2700万元。普华永道在审计过程中的确存在过错,但并不是造成外高桥损失的直接原因或者根本原因。此案导致损失的直接原因,是外高桥的管理层舞弊,同时内部控制存在严重问题。
发布: 2007-4-03 19:28 |作者: 普华永道 |来源: 财经 |查看: 49次
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3月8日至15日在北京审议讨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草案)》，在16日以高票数表决通过，新的中国企业所得税法将从 2008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这代表着内资、外资企业的企业所得税制度得到了合并和统一，亦揭示了中国将怎样利用税务政策调节和引导社会经济发展，是继 1994年中国流转税制度改革后另一重要改革。
改革的重点
这次中国企业所得税制度改革(以下简称“税改”)的指导思想是：根据科学发展观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总体要求，按照“简税制、宽税基、低税率、严征管”的税制改革原则，借鉴国际经验，建立各类企业统一适用的科学、规范的企业所得税制度，为各类企业创造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
我们将税改的具体重点总结在附表中。
税改对外资企业的影响
这次税改对外资企业有着深层的意义和长远的影响。虽然新的中国企业所得税法已经通过，但当中很多实施细则和具体内容仍未出台，所以仍有待更多数据才能作出更详尽的评论。但据已获得的信息，包括财政部长金人庆就《草案》在3月8日向人大代表发表的重要说明，我们就税改对外资企业的重要影响归纳如下:
一、合并和统一
中国现行的企业所得税按内资、外资企业分别立法，外资企业适用1991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以下称“外资税法”)，内资企业适用1993年国务院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以下称“内资税法”)。这次税改基本把“两税合并”，使得内资、外资企业适用统一的企业所得税法，但并非简单地把两套税法二合为一。由于两套税法本身经过多年发展和演变已产生了各自的问题，有些政策亦不合时宜,内资、外资企业在处理和符合各自的税法的要求时都分别遇上很多困难。所以新的企业所得税法也同时统一和规范了税前扣除办法和标准；统一税收优惠政策；统一并适当降低企业所得税税率。
这是配合税改原则中“简税制”的说法。税务机关不再需要面对象过去要执行两套不同税法的困难。如果在将来出台的实施细则和具体解释能贯彻高透明度、一致性、易操作等原则，相信是所有外资企业乐见的。
税改另一原则是“低税率”。此次税改把税率定在25%算是属中低水平，全世界159个实行企业所得税的国家(地区)平均税率为28.6%，中国周边18个国家(地区)的平均税率为
26.7%。
对部份外资企业而言，税率将来是从33%降低至25%,例如服务行业(包括银行保险公司等)、零售贸易行业、外商投资控股公司等。但对另一些外资企业可能要面对税率从15%或24%提高至25%。当然这仍要硏究这类外资企业是否可以享受新的税收优惠政策(见下
文)，以减轻总体税负。对按现行税法的规定享受低税率优惠的“老企业”(即新税法公布前已经批准设立的)，在5年内逐步过渡到新的税率，算是一种照顾性措施，提供了时间让老企业适应新税率，或采取相应措施来减轻总体税负。
二、“产业优惠为主、区域优惠为辅”的新税收优惠体系
在新的企业所得税法中确定的税收优惠政策是以“产业优惠为主、区域优惠为辅”。这是税收优惠政策的大转变。
“产业优惠为主”即是以提供税收优惠，实现引导资金和资源投入国家当时需要鼓励和重点扶持的产业和项目,包括促进技术创新和科技进步、鼓励基础设施建设、鼓励农业发展及环境保护与节能节水、支持安全生产。优惠方式也是多样化的，例如优惠税率(15%)、税额扺免、额外和加速扣除等等。
对于投资和经营国家鼓励和重点扶持的产业和项目的外资企业，似乎新的税收优惠体系对它们的影响不会太大。但是它们必须注意，国家鼓励和重点扶持的产业和项目是有机地根据发展变化的情况不断加以更新完善，国务院相关部门会适时制定获取税收优惠的新标准和要求，所以外资企业很需要持续密切地跟进。
对于投资和经营一些较传统的产业的外资企业(特别是劳动密集的制造业产业)，便可能要面对再没有税收优惠的冲击和困难。此时，外资企业需要考虑新的措施，例如提高产品和生产技术的高新技术含量、或增加环境保护与节能节水、支持安全生产等投资(按将来出台的具体要求)，来争取新的税收优惠以减轻总体税负。
为了减轻新的税收优惠政策可能对部份老企业的影响，新的企业所得税法中提供了一些过渡措施，具体内容有待国务院另行规定。老企业应把握这个时机采取相应措施来减轻总体税负。过去以“区域优惠为主”为主流的税收优惠政策将会转变；在新的企业所得税法中只保留了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内新设立的国家需要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企业，可以享受过渡性优惠；并继续执行西部大开发地区的鼓励类企业的所得税优惠政策。外资企业过去不论产业性质或投资内容，只要找对了地点就一律获得五花八门的税收优惠，甚至有时出现“(优惠)区内登记、(优惠)区外经营”的怪现象。当“区域优惠为辅”的税收优惠政策成型后，外资企业在华的投资重点就不再是找最多最长的税收优惠地区了，而是回到更切实际的考虑，例如劳动力的供应和素质、交通运输等等。
另一方面，国家期望多些资金和资源流向西部内陆地区协助发展当地社会经济，亦可减轻对沿海较发达地区资源和设施的压力。这个期望未必在短时间内能达成，原因是外资企业的投资不只考虑税收优惠，亦必须视乎当地的人力资源供应、基础设施配套水平、环境气侯、市场状态和潜力等等。当然这样的政策倾斜愈早开始对内陆社会经济愈有帮助。
三、“严征管”
配合税改中“严征管” 的原则，新的企业所得税法中加入了一章『特别纳税调整』，以防范和制止企业运用各种避税手段规避企业所得税。当中重申了关联方转让定价的规定，并似有迹象显示将会有更严格的关联方交易数据申报要求;同时增加了常规性反避税(不具有合理商业目的的安排)、防范资本弱化、防范避税地避税等措施，再加上对补征税款按照国务院规定加收利息等条款，将强化反避税的力度，这些都是国际上常见的，但期望将来出台的实施细则和具体内容可以清晰地制订这些避税行为和情况的定义,否则将引起外资企业和税务机关的争议。
这章『特别纳税调整』清楚表明国家对防范和制止避税行为的重视态度已提升到立法的高层次。外资企业往往会发生较多关联方交易，这些都可能被视为避税行为和情况，所以必须密切注意将来出台的实施细则和具体内容，然后可能要对关联方交易作出新的安排或有系统地组织论点证据，预备税务机关的反避税的申报要求或调查。
四丶对外资企业税收政策发生重大调整
我们认为这次税改不是中国对吸引外资政策的大改变，而是以调整吸引外资的方向为目的。中国认为以往利用税制，特别是所得税优惠政策，作为吸引外资的手段已不再明显，反而现在用来引导产业投资方向更具需要了。因此在新的企业所得税法当中，特别是新的税收优惠政策，自然会被视为吸引外资政策的重大调整。
外资对中国的吸引力
总体来说,中国在现阶段仍非常需要吸引外资来推动社会经济发展，这个大政策没变，但会较有选择性地吸引外资。从新的税收优惠政策看,中国在现阶段期望主要吸引的外资是拥有先进的技术、有能力实力参与基础设施建设、农业发展及环境保护与节能节水、支持安全生产等，对于增值不高的产业就没有什么特别的优惠了。
中国对外资的吸引力
我们相信中国在现阶段改革企业所得税制度不一定就会影响中国对外资的吸引力。原因有几点:
1)正如上文所述，税改并不是全面取消所有税收优惠，而只是将优惠原则从过去以区域优惠为主转变为以“产业优惠为主、区域优惠为辅”。再者，税改之后，有些行业将不会受到影响，例如：高新技术企业和某些属于国家鼓励的行业等，将仍可继续享受税收优惠。而一些行业如服务、零售贸易行业，于现行的税收政策下是没有任何优惠的，它们将因税改后税率
降低而受益。对于在这些行业的外资会认为中国新的企业所得税制度有吸引力。此次税改把税率定在25%算是属中低水平，对外资而言亦未算不能接受。
2)当然，一些行业于税改后将受到一定的负面影响，但这些行业中又不乏一些已经享受完税收优惠的企业。加上税改已讨论多时，不少企业已作出相应筹划，如加快投资步伐以减轻有关冲击。同时，基于中国的市场潜力，部分投资者在作投资决定时，也不会把未来增加的税负看得很重。
3)毫无疑问税改在短期内可能会影响到某些行业中的部分外资企业，使它们可能考虑选择将投资转向周边税收优惠政策明显的国家。但从长远来看，应不影响中国吸引外资的流入规模，而且还将有助于提高我国引进外资的质量，改善社会经济结构。况且外资进入中国时，税负不是唯一的考虑因素，相对高素质而廉宜的劳动力、逐步完善的基础设施，庞大而增长迅速的消费市场发展空间，日渐完善的商业法规环境、逐步加强的政府行政服务、皆是外国投资者在作出投资之前的重要考虑因素。而中国在这几方面都是非常出色的。
新的企业所得税法中未有清晰提及以下现存“外资税法”中对外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提供的优惠政策:
ａ）对外资企业向外国投资者派发股息时免征预提所得税;
ｂ）对外国投资者将从外资企业收取的利润再投资而获得的『再投资退税』;
ｃ）降低预提所得税率，如一律按10%征收;
ｄ）在统一和规范了税前扣除办法和标准，有些以往对内资企业有税前扣除限制的费用(例如广告费、业务招待费)是否也适用于外资企业呢?
这些都有待国务院相关部门出台实施细则和具体内容时才可确定是否又是对外资企业税收优惠政策的重大调整。
结论
自90年代后期中国已开始对当时并行的两套企业所得税制度进行检讨。由于各种因素，中国在现阶段改革企业所得税制度是事在必行的了,对外资企业税收政策作出较大调整也是不可避免的。正如每次税制改革都会对不同资本来源的企业(即内、外资企业)、身处不同阶段的企业(即在新税法前已开始投资经营或之后)、身处不同行业的企业带来不同程度的正面、负面和长期、短期的影响。
我们建议外资企业的管理层尽快评估新的企业所得税法将会为它们带来怎样的挑战和机遇。对于在新税法前已开始投资经营的外资企业，它们应采用怎样的措施来获得新的税收优惠或减低失去原先税收优惠的损失;对正处于计划阶段的新投资，应重新计算新的税制所产生的额外税务成本，再定投资决策和商业决定。
2007年4月25日，全球最大会计师事务所普华永道正式成为北京2008年奥运会的“会计服务供应商”。作为百年奥运历史上，第一家作为赞助商参与奥运会的咨询公司，而且又因为其提供会计服务的特殊性，普华永道几乎参与到了北京奥运会筹备的每个环节。
日前，《中国经济周刊》专访了普华永道北京主管合伙人封和平以及普华永道奥运团队的主要负责人，共同解密一家会计师事务所的奥运之旅。
全球咨询公司中第一家奥运赞助商
“奥运对于普华永道来说并不陌生，甚至可以说普华永道具有丰富的奥运经验。”普华永道北京主管合伙人封和平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据封和平介绍，从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开始，到1992年的巴塞罗那奥运会、1996年的亚特兰大奥运会、2000年的悉尼奥运会，再到2004年的雅典奥运会，普华永道已经为五届奥运会提供过服务。
“但是，普华永道与北京奥运会的合作更上了一层，因为以前普华永道都是作为咨询公司为奥运服务，而北京奥运会我们将第一次作为赞助商参与奥运会。”封和平说，“普华永道也是全球第一个作为赞助商参与奥运会的咨询公司，普华永道做到了全球第一家。”
事实上，从北京2000年申办奥运会开始，普华永道就已经开始与北京奥组委以及北京市政府进行许多方面的合作，比如参与编写北京的“申奥报告”、参与申奥的陈述工作、为“鸟巢”等奥运场馆项目的法人招标提供财务顾问服务等等。
在这个过程中，有许多时刻令封和平终生难忘，“奥运会在中国举办的最大优势是：奥林匹克首要目标就是要把奥运精神带给更多的人，而中国有4亿儿童，其中两个是我的，我希望他们有机会亲身体验奥运会和奥运精神。” 2001年2月23日，在“北京奥申委”向国际奥委会评估团进行陈述报告的会议上，封和平在回答国际奥委会评估团的提问时说。那天刚好是他的生日。
成为奥运赞助商之后，为了更好地服务奥运，普华永道专门成立了一个50人左右的奥运工作小组，长驻北京奥组委，并同北京奥组委的相关工作人员一起工作，另外还有一部分专家提供后台支持。丛宏彬，普华永道咨询服务合伙人，就是这个奥运团队的主要负责人。
丛宏彬告诉《中国经济周刊》：作为会计服务供应商，普华永道服务的最大特点就是在幕后，而且工作非常辛苦。“2006年底到2007年初，财务部门绝对是整个奥组委最早来和最晚走的几个部门之一，有一次我晚上11点从奥组委出来，楼下的保安问我：‘今天怎么这么早？’”
据介绍，普华永道奥运小组的工作不会随着奥运会的结束而划上句号，后续工作至少要持续到2008年底，因为根据国际奥委会的要求，北京奥组委需要在2009年递交一份2008年奥运会的最终报告，其中一个章节是关于财务，要把财务的规划以及预算执行的情况作一个陈述总结。
“不止是算账那么简单”
“我们成为奥运赞助商的时候，很多媒体称我们是北京奥运会的账房先生，这样称呼并不准确，因为普华永道做的可不仅仅只是一个‘账房先生’，我们的工作也不止是算账那么简单。”封和平说，“我们与北京奥组委的合作是宏观的、战略层面的，包括财务规划、风险控制、谈判支持、预算风险、税务财务管理、招投标，甚至决策支持等许多方面的工作，最终把北京奥组委的财务工作达到国际水平。”
丛宏彬把普华永道对北京奥运会提供的服务，定义为财务方面的管理咨询。据丛宏彬介绍，奥运会的投资包括大预算和小预算两种：小预算主要是指奥运会的组织费用，这也是普华永道作为奥运赞助商帮助北京奥组委做的主要工作；而大预算则包括了场馆建设、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环境保护等诸多方面的投入，普华永道通过与北京市的合作，参与到其中一些项目当中。
有人担心北京奥运会是否会造成1976年加拿大蒙特利尔奥运会那样巨大的财务亏空，丛宏彬表示奥运会的组织费用（小预算）并不高，不会产生巨大的亏空。至于大预算，封和平和丛宏彬都认为不应该列入奥运会的投入当中，因为“这并不公平”。
“比如，申奥成功的七年来，北京市为了改善环境，共投入了超过7000亿的环保投资，这是所有北京市民在很长时间内都会受益的投资，并不仅仅是为了奥运会短短的17天。”丛宏彬说。
丛宏彬还表示，不能简单来看奥运的投入和产出，不要把“鸟巢”和“水立方”仅仅作为一个物理建筑。“我每次走进‘鸟巢’都会感到一种巨大的作为中国人的民族自豪感，奥运所承载的无形资产和民族精神是无法用金钱衡量的。”会计师也会偶尔感性。
“北京原有的基础设施无法满足奥运的需求，因此需要大规模的新建，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设施和场馆就是为了奥运而建设的，奥运只是一个加速器而已。比如地铁，北京的地铁规划早就有了，一条八通线从规划完成到投入使用花了十几年的时间，但是因为奥运会，地铁的修建被加速，老百姓可以更早地享受交通的便利。”丛宏彬说。
奥运给普华永道带来什么？
“服务北京奥运给普华永道带来的最大好处就是让我们的员工感到无比自豪，特别是普华永道的logo和奥运五环放在一起的时候，更加令人鼓舞。”封和平表示，“百年奥运来到中国，而普华永道作为全球第一个作为赞助商参与奥运的咨询公司，这是一件非常值得骄傲的事情。”
普华永道居于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之首，也是全球最大的咨询公司，2007年普华永道全球总营收超过250亿美元。据封和平介绍，不久前，原普华永道中国公司已经与普华永道新加坡公司及普华永道香港公司合并，新的普华永道中国公司拥有近400位合伙人、13000名员工，居于普华永道全球公司的第五位。
不过，服务奥运也给普华永道带来了不少现实的“实惠”。
据丛宏彬透露，由于普华永道和北京奥组委、北京市的出色合作展现了普华永道在服务政府和公共项目方面的独特优势，于是多个国家政府，还有中国的很多地方政府，都找到普华永道，寻求合作和咨询服务。
“通过服务奥运，使得我们更加了解政府工作的各个环节，同时也让政府了解我们。”丛宏彬说，“我们接到的为政府操作的大型项目提供服务的工作明显增多了。”
另外，普华永道于6月23日公布的一项关于2008年北京奥运会奖牌预测的报告引起了许多国内外媒体的关注，报告的作者是普华永道驻伦敦的宏观经济主管约翰·霍克斯沃思（John Hawksworth）。他通过研究预计：中国将在北京奥运会上首次称雄奥运奖牌榜，预计会夺得奖牌88枚，而美国与俄罗斯分别以87枚与79枚奖牌分列二、三位，德国将以43枚排第四，第五名是澳大利亚41枚，第六名是日本34枚。据封和平介绍，霍克斯沃思是普华永道英国公司的一位负责宏观经济分析的合伙人，他是一位专门进行经济预测的经济学家，比较有影响力的研究成果是《50年之后的中国和印度》一书，其中对中国、印度的经济预测，从目前来看颇为准确。
“霍克斯沃思的私人爱好就是奥运会，他用经济预测的方法和模型来预测奥运会的奖牌数，前两届他预测得相当准！”封和平说，“他基于的数据有人均GDP、人均汽车拥有量、人均体育设施、教育水平、前几届金牌数和排名等等。”
另据封和平介绍，普华永道有四名员工作为奥运选手参与2008年北京奥运会，其中包括普华永道德国税务经理Manuela Lutze，她曾获得2000年悉尼奥运会和2004年雅典奥运会赛艇女子四人双桨赛金牌；还有美国审计高级顾问Léontine Tsiba，她是刚果女子800米项目的全国记录保持者，将代表刚果角逐2008年北京奥运会；加拿大审计顾问Nic Youngblud，也将作为加拿大男子水球国家队队员参加北京奥运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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