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鲁迅小说的讽刺艺术特色

试论鲁迅小说的讽刺艺术特色（精选7篇）

试论鲁迅小说的讽刺艺术特色 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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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鲁迅小说“讽刺艺术”，对中国古典文学的“讽刺艺术”有所承传和突破，同时也广泛地借鉴西方小说的“讽刺艺术”特点的，从现实批判的高度，对社会时弊和国民的劣根性，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从而形成自己独特的讽刺艺术特色。鲁迅小说的“讽刺艺术”，是丰富的艺术表现手法与深刻的思想性高度结合的产物，在中国现代讽刺文学的发展史上，是独树一帜的。

【关键词】：讽刺传统世界思想手法价值

鲁迅不仅无愧为“中国现代文学之父”，（套话少说，要着重从鲁迅的文学成就，特别是他的小说成就的角度来开头，以引起下文的论述。）鲁迅小说的讽刺艺术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对世界文学的借鉴，是深刻的思想性和丰富的表现手法的完美结合，在他宽广而深邃的艺术殿堂中，小说讽刺艺术的娴熟运用达到了炉火纯青至高无上的地步，是我们写作提供了范本。

一

鲁迅从小读的是旧书，具有深潜的古文基础，耳闻目染，就必然影响到自己的文学好尚和创作体式上来，其中受魏晋南北朝时代的作品影响很大，嵇康的“帅心使气”、“慷慨激昂”，孔融的“讥嘲笔调”，都曾得到鲁迅的赞许并为之效仿。在鲁迅幼年时代，曾接触了《目莲救母》之类的乡间的野台子戏，即鲁迅所谓的“社戏”。引起浓厚的欣赏兴趣，在十余岁时就满怀欣喜地充当了目莲大戏中的“业余演员”。实地体验了戏剧艺术的操作，从此在幼小的心灵构建起一座人而鬼、鬼而人、情而理、理而情的刚毅瑰丽的艺术世界，培养起对艺术与虚构的深挚感情。《故事新编》中的“油滑”讽刺手法正是我国传统戏曲中“二丑艺术”的继承和发展，这种“油滑”出现在虚构的穿插性的喜剧人物身上，是对生活中类似戏剧舞台上“二花脸”一样“势利小人”的灵魂发现，又是一种激愤与悲悯相交织的情感的真实流露，冷言相讥又怒目不争是其基调。这种戏剧中继承来的“油滑”成为鲁迅小说讽刺艺术手法之一，在“插科打诨”和新奇的艺术氛围中多了些智巧、尖刻、嬉笑怒骂、婉而多讽。《故事新编》中穿插性的喜剧人物的写法是鲁迅吸取戏曲的历史经验而作出的一种新的尝试和创造，除了能对现实发生讽刺和批评的作用外，并没有使小说整体蒙受损害，反而使作者所要着重写出的主要人物和故事‘活’了。鲁迅对于中国传统的儒家和道家文化既有批判又有继承，在《狂人日记》、《孔已己》、《阿Q正传》的小说中，通过讽刺手法极为尖锐而又深刻地批判了等级专制制度的儒家旧礼教，体现了现代的人道精神和自由平等的观念。儒家的积极入世精神，强烈的忧患意识，对社会对群体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又是鲁迅人生选择的指导原则。道家文化中的许多因素也不同程度地影响了鲁迅，例如道家对权势名利的蔑视，对“仁义道德”的讽刺，对庸俗市侩的嘲笑，追求自我内心自由的人生价值观念，从否定中进行肯定的思维方式，真和美相统一的审美规范，那种汪洋恣肆的浪漫情怀都能从鲁迅小说中找到烙印。鲁迅七岁开始诵读《鉴略》，少年时代喜欢《山海经》，后来又特别推荐《儒林外史》，称赞它“蹙而能谐，婉而多讽”，鲁迅认为好的讽刺手法，应该笔锋委婉风趣，“词微而显，旨博而深”，鲁迅的小说正是这样。传统文化给了鲁迅深厚的艺术功底。“五四”时期。传统的中国文化与外来的西方文化的冲突，在鲁迅的精神世界中产生了空前剧烈的震荡。在西方思想文化界中，他对叔本华、尼采、易卜生等情有独钟，因为这一派“刚毅不挠，虽遇外物而弗为移”。鲁迅早期接受尼采哲学作为人生观。贬视庸俗，抨击传统，勇猛入世，呼唤超人，是鲁迅一生不断揭露和痛斥国民性麻木的思想武器。《狂人日记》，鲁迅这篇反传统小说受过尼采的影响最明显，鲁迅曾译过他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序。《狂人日记》所展示的真理有两层。明显的一层是揭示传统中国文化的吃人主义，较深的一层是谈人的进化的真正性质。在这里“救救孩子”的呼声是一位中国进化论者对未来一代应更好些的“寓意”的祈求，鲁迅小说的讽刺艺术借鉴尼采的更多的是精神、思想方面的。这篇小说又借鉴了安德列夫的《红笑》，但也有区别。1

鲁迅的独创性在反转了《红笑》的视象。但两者又不同，一个是真疯，一个更具有象征意味。鲁迅对安德列夫的象征主义、果戈里、显克维支和夏目漱石的讽刺与反讽特别有兴趣。《狂人日记》的反讽结构很像是对显克维支的《炭画》和《巴特克的胜利》的模仿，因为它是对中国旧式传统传记的嘲笑。鲁迅从自己革命的、爱国的立场和用意去介绍和研究果戈里的，他早在《摩罗诗力说》中就强调了果戈里作品“以不可见之泪痕悲色，振其邦人”的思想特色。称赞果戈里“用平常事，平常生活”显示人物的矛盾性、可笑性。对果戈里的讽刺也特别赞赏。由于中国当时的社会状况，所以鲁迅虽然对西方刚经历了的世纪末文学思潮非常了解，但他更多地是接近俄罗斯和东欧文学，他又曾经留学日本，对日本文学当然很了解。鲁迅自己曾说喜欢妥斯绥耶夫斯基：一方面是对被侮辱和被损害者的深切同情，另一方面是对人的灵魂的关注，在鲁迅的所有小说里面几乎都可以看到这样的影响。至于日本文学，可以很明显看到夏目漱石的幽默和讽刺风格的痕迹。（以上要分层次地将古代、外国的讽刺艺术特点，分门别类地列出来，从中分析出，鲁迅在哪些方面接收了影响，是如何传承的，要细致分析，这样，你的论文才有深度。譬如，鲁迅对《儒林外史》的“婉而多讽”特点的欣赏、继承和发展，对俄国文学中的“含泪的微笑”的讽刺艺术特点的吸收和发展等，要善于扣住这些特点来进行论述。对所有的引文要注明出处，下同。）

鲁迅小说的讽刺艺术既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同时又与中国的、外国的优秀文学遗产有着内在的深刻联系。鲁迅自己也说过，他在小说创作的准备阶段，曾看了百来篇外国作品，并从中得到深刻的启示。在鲁迅一生的艺术实践中，始终没有把自己与世界文学隔开来。鲁迅小说严密的结构和富有学识的反讽，是思想上和心理上承载了许多过去经验的遗产。旧时的种种给予了他一种特殊的沉重悲怆的感情，要为创新而奋斗，要在一个承载着许多前人和种种陈规的文化传统中创造出某种新的前所未有的东西来。鲁迅小说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学的承传突破和借鉴世界文学的同时，从时代的高度面对现实，沉思过去，眺望未来，形成自己独特的讽刺艺术。

二

鲁迅小说的讽刺表现手法灵活多样，对比、夸张、白描等处处见锋芒，讽刺的语言更是诙谐幽默、尖锐泼辣，令人赞叹。

在文艺创作中运用对比手法并不为奇，但是把对比手法运用得如此出神人化却是鲁迅的独到之处。可以说，对比手法或明或暗，或隐或现地贯穿在鲁迅的全部讽刺小说中。他通过对比手法的巧妙运用，达到了增加讽刺力度强化讽刺效果的目的，产生了巨大的艺术感染力。《肥皂》通过四铭道貌岸然的假象与隐藏在内心丑恶的真实两面对照，将一个假道学隐藏极深的卑劣情欲和肮脏灵魂暴露得淋漓尽致。作者通过从四铭在不同场所持的不同语言和行动之间的矛盾来进行的。如四铭在太太和儿女面前，道貌岸然；而当他与两个所谓“移风文社”的好友一起时，却一直重复着两个光棍的下流语言。作者采用表与里相对比的手法，通过描写他们冠冕堂皇的假象，透视他们卑鄙无耻的真相，收到了极好的讽刺效果。在《幸福的家庭》，作者处处把混乱而贫困的现实生活和人物的空想对比，形成了强烈的讽刺：“作家”要写“幸福的家庭”，可是战乱四起，盗贼遍地的中国连安置这个家庭的地方都没有；“作家”在幻想着作品里主妇的风姿——“前头的头发始终烫得蓬蓬松松”，“牙齿是始终雪白的露着”，可是当他一回过头去，靠左肩便立着自己家里的主妇——“两只阴凄凄的眼睛恰恰钉住他的脸”；“作家”想象着作品主人公们“高尚优美”的生活，可是自己的生活却充满了白菜堆，劈柴，女儿的啼哭声„„强烈的对比，不仅强化了作品的喜剧色彩，也深化了作品的悲剧性。作者虽未多加评论，却通过对比手法和形象的画面，给予空想家以辛辣的嘲讽，同时也对那丑恶社会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鞭挞。在《补天》里，作者将高尚女神女蜗和人类中的卑劣者的言行对比，更增添了作品对人类卑劣者嘲讽的力度。《铸剑》将黑衣人宴之敖者侠义行为与王政的暴虐进行对比，《奔月》中将英雄后羿和背叛者逢蒙对比，《非攻》中“舍身求法”，“为民请命”的战士墨子和醉生梦死的统治者的对比，《理水》中“埋头苦干”，“为民除害”的古代英雄大禹和那些无所事事、高谈阔论的考察专员与学者们的对比，无一不更增添了作品的讽刺意义，具有强烈的艺术震撼力和巨大的审美效果以及深厚的艺术内蕴。

鲁迅特别赞赏《儒林外史》“无一贬词，而情伪毕露”的白描手法，认为这是讽刺艺术的上乘。他继承和发扬了这种白描手法的讽刺艺术传统，主要用写实的白描语言，以最朴实的文字准确、鲜明、生动地把被讽刺对象的丑恶形象真切地勾勒出来，塑造出众多的栩栩如生的讽刺艺术形象，给人以生动形象，丰富多彩的审美享受。在《高老夫子》中，作者通过客观的描写，把高老夫子的丑恶形象刻画得活灵活现。描写高老夫子从早晨到中午在家里备课，照镜的情景。当他照镜子看见眉棱上的瘫痕时，想到这瘫痕大概会给女学生留下不好的印象，因此而愤愤不平。写他下午到贤良女校上课。高老夫子走进“贤良女学校”教员预备室时所串演的“欢迎仪式”：“阿呀！础翁！久仰久仰„„”万瑶圃连连拱手，并将膝关节和腿关节接连弯了五六弯，仿佛想要蹲下去似的。“阿呀！瑶翁！久仰久仰„„”础翁夹着皮包照样地做„„这里虽然纯属白描，毫无藻饰，却通过两人彼此弯腰拱手连连客套的举止和阿谀奉承的语言，把他们庸俗，无聊的丑态表现得淋漓尽致，使人如闻其声，如见其人。写他逃出课堂，道经植物园，却迎头碰在一株桑树上，震得手里的书本也失落在地上。作者用简洁的语言通过对他的言行和处于特定环境条件下的心理活动描写，虽然未加片言只语的贬斥，但高老夫子这一新国粹主义者，复古派的丑恶形象却跃然纸上，他庸俗、作假、丑恶的灵魂也被暴露无遗。在《示众》中，有对庸众“看客”的集体的描写。《示众》几乎是《阿Q正传》中示众场面的重复，只是写得更细致。技巧更圆熟。《示众》完全舍弃了情节和心理的分析，写的只是外部的表面现象，是鲁迅“白描”技巧的光辉典范。“看客”形形色色，有小贩、学生、怀抱婴儿的女人、儿童、警察、各以自己的怪异形象被摄入特写镜头。有意的表面现象形象的描写恰恰反映了这些人内心的空虚。他们似乎并不在意那示众的犯人究竟犯了什么罪，却只是在“观景”。当他们再看不见会有什么新鲜事发生时，就失去兴趣，走开去看另一个跌了一跤的洋车夫去了。这是对中国庸众的典型叙述。《**》通过描写赵七爷头上那根辫子盘起，拖下的几经变化，刻画他威胁农民时挥拳瞪眼的丑态等，富于讽刺色彩，活画了他顽固又狡猾，可憎又可笑的丑恶面目。在《孔乙己》里，没有一句旁白，作者完全是通过对他滑稽言行所作的纯粹客观的描写，刻画出一个被封建教育毒液完全销蚀了灵魂的落魄潦倒、无可救药的读书人典型形象。在讽刺艺术集中浓烈的《故事新编》里，8篇小说也主要通过白描的手法来表现的。《补天》在叙述那些虚伪无耻、狭隘自私的丑恶行经时，并没用表示谴责抨击的语言，而是用人类行为情态的自身否定性来达到讽刺的目的。《铸剑》关于王政暴虐情景的描写，《奔月》关于逢蒙背叛行为描述，《非攻》对不合理社会现实现象的反映，《采微》对逃避现实的知识分子的嘲讽，《出关》对老子“无为”哲学的讽刺，都主要是通过客观描写所勾画出的鲜明生动的艺术形象，来达到讽刺现实生活不合理现象和揭示其反动本质的目的。

鲁迅的叙述者扮演的角色和所起的作用各个不同。有全知的，也有深思反省的；有主观地移情于小说中人物的，有客观婉曲的。通过这些叙述者，鲁迅把他的主人公（狂人、没落文人、愤世者、被迫害的农村妇女、无所作为的现代知识分子等）的感情和行为鲜明地浮现出来。特别是对那些消极的、不可信赖的叙述者的运用，更是标志着鲁迅已经独特地离开了中国传统小说的常规。这种叙述技巧给他的小说结构增加了反讽的广度，提供了构成对立视界以及从主观角度作说明的基础。《孔已己》中设计了一个不可信赖的叙述者。故事是由咸亨酒店一个小伙子用某种嘲讽口气叙述的。这个人在叙述当时的情况时已经是一个成人了。当年他做小伙计的时候显然也和那些顾客一样，是鄙视孔已己的。现在他作为成人回忆往事，岁月却并没有改变他的态度。通过这种间接的叙述层次，鲁迅进行着三重讽刺：对主人公孔已己，对那一群嘲弃他的看客，也对那毫无感受力的代表看客们声音的叙述者。他们都显得同样可怜，同样缺乏真正衡量问题的意识。鲁迅叙述技巧的另一个好例子是《祝福》。叙述者是一个消极被动的、无感受力的知识分子。他被作者用来和主人公的痛苦相对比。这主人公是不识字的农村妇女，她的不幸激起她提出了那个重大的人生存在的问题，但这个问题本应是作为知识分子的叙述者更应当关心的。鲁迅在这里又一次通过叙述的艺术形式作了讽刺。

鲁迅小说的讽刺艺术之一是夸张。夸张，确是“讽刺的本领”，它把日常生活中不合理、可笑、可鄙，甚而至于可恶，但又是常见的，平时谁都不以为奇的人或事，用了精炼的，或者简直有些夸张的笔墨艺术地写出某一群人的真实来，有意识地夸张被讽刺对象的某一方面，使其特点格外突出，以达到讽刺的目的。夸张绝不能离开真实，随意杜撰和夸大其辞。《阿Q正传》中为抓一个手无寸铁的阿Q动用一大堆全副武装的人，夸张至极，极具讽刺意义。

《药》是鲁迅所写的最复杂的象征主义小说。小说的结构是错综复杂地编织起来的几条象征之

流合在一起，在一个似乎是现实主义的情节布局中述说一个寓意的故事。那对老夫妇姓华，“华”是中国古称“华夏”的一半。他们的儿子（也是中国的儿子）病了，必须用革命者的血来治疗，这革命者恰恰又姓“夏”。这样，这两个作为象征的姓氏就表明了两个青年正是一对，为了一个“中国之子”使另一个“中国之子”无益地牺牲了生命。通过象征手法的表达，透露出深刻的讽刺意义。

鲁迅是语言大师，运用汉语言文字真是娴熟自如，得心应手。经常巧用反语、成语、文言文。从表面上看是肯定和赞美，而实际上是否定和讽刺，反语手法往往用来表达憎恨和愤怒的感情，具有强烈的效果。说阿Q“见识高”“完人”，这些反语令人觉得所写人物更可笑。孔已己争辩：“窃书不能算偷„„君子固穷„„者乎”之类文言文特具讽刺意味。“哈哈哈!”阿Q十分得意的笑，“哈哈哈!”酒店里的人也九分得意的笑。细细咀嚼，“九分”这个生造的词，既略带幽默地鄙夷了“酒店里的人”，联系上文“十分”，又鞭挞了阿Q。

鲁迅小说的讽刺艺术是丰富的艺术表现手法与深刻的思想性高度结合的产物，它更注重小说的内在和内涵，引起人们的思考。一九一八年五月，鲁迅在《新青年》四卷五号发表了第一篇现代白话小说《狂人日记》。这篇小说，由于发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颇激动了一部分青年读者的心”。鲁迅小说所达到的思想高度，是前所未有的。它反映着鲜明的时代性，具有无产阶级文化思想先驱的特征。鲁迅小说对于劳动人民和下层人物的悲惨命运的描写，是与众不同的，他不是着重于叙述他们如何贫困，为何艰难，而往往把他的笔伸向人物的灵魂，剖析他们精神上的落后、麻木和愚昧。鲁迅小说中讽刺，完全立足于现实生活，锋芒所向，无一不是针对现实生活中的丑恶和痼疾。鲁迅小说的讽刺并不在于追求“奇闻”和“怪现状”而在于深刻地揭示出了那些隐藏在常见的，一般的生活现象之下的丑陋的本质，在于作品的生活真实性。鲁迅曾说：“‘讽刺’的生命是真实；不必是曾有的实事，但必须是会有的实情。所以它不是‘造’，也不是‘诬蔑’；既不是‘揭发阴私’，又不是专记骇人听闻的所谓‘奇闻’或‘怪现状’。它所写的事情是公然的，也是常见的，平时是谁都不以为奇的，而且自然是谁都毫不注意的。不过这事情在那时已经是不合理、可笑、可鄙，甚至于可恶。但这么下来了，习惯了，虽在大庭广众之间，谁也不觉得奇怪；”①，《孔已己》中孔已己；《阿Q正传》中的赵太爷称霸一方、阿Q的精神胜利法；作者都一一予于讽刺。

由于当时的黑暗背景，鲁迅小说的讽刺不同于西方小说那种令人捧腹大笑的讽刺，而是一种沉重的、悲喜交加的讽刺。他讽刺中的幽默不是轻松愉快的玩笑，而是在表面诙谐甚至滑稽之下的深沉悲哀。在小说创作中，他善于运用诙谐这一更具喜剧色彩的讽刺去表现悲剧的内容，让人物在喜笑和泪水的情感的激荡中显示出特有的喜剧性讽刺魅力来。这种喜剧性讽刺，首先表现为对国民麻木不仁状态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态度。这在充满喜剧色彩的悲剧《阿Q正传》里表现得最为突出。《阿Q正传》的大部分章节都充满引人发笑的喜剧色彩。但在这喜剧外表下潜存着的却是催人泪下的悲剧。在作品中，往往一个艺术细节同时呈现出极强烈的喜剧性和悲剧性，最末一章《大团圆》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阿Q无端被捉，糊里糊涂被人押着画押，他不但不申述自己的冤枉，反倒羞愧自己画押时圈画得不圆，这种惊人的麻木和愚昧是何等可笑，又是何等可悲。鲁迅曾说：“悲剧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喜剧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他在将阿Q人生无价值的东西撕破给人看的过程中，将喜和悲，笑和泪，哀和愤交织在一起，组成了一幕幕带有喜剧色彩的大悲剧，使人不得不在经历一段喜，悲交加的感情**后又燃起愤怒的火焰。在这里，丰富的情感，跌宕起伏的变化，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和强大的审美效应。《孔乙己》也是使人笑中含泪的喜剧性悲剧。小说反复突出“众人都轰笑起来：店内外充满了快乐的空气”，但“可是没有他，别人也这么过。”这就表明，人们只是把他当作取笑的材料逗弄而已。特别是他被丁举人打折了腿之后，掌柜和酒客们仍然不肯放过取笑的机会，孔乙己也就“在旁人的说笑声中”结束了悲惨的一生。这令人战栗的笑声是多么残忍，然而人们却从中得到了快活。如果说那些长衫主顾，掌柜以捉弄，戏耍孔乙己为乐是不足为奇的，那么短衣帮也以讥笑孔乙己的伤疤和断腿为快，这就不能不使人感到压抑。在作者将他们人生无价值的东西撕破给我们看的嘻笑声中，永远也掩盖不了孔乙己悲惨命运的辛酸和读者对封建教育毒害性的愤慨之情。《幸福的家庭》主人公在不断构思他小说中充满诙谐喜剧情节的同时，现实中他家庭的悲剧正一幕幕上演。在残酷现实对主人公漂浮理想的嘲弄中，让人深刻地感受到喜剧性中渗透着的悲剧性。《白光》细致地描写了陈士成的心理状态，从追求功名的动作中揭示了他希望不劳而获的劣根性。这一幕喜剧性悲剧，同样让人在喜笑之后感到无比的悲哀。《补

天》在诙谐之中，隐含着抑制不住的愤慨。《奔月》在嘲笑中流露出极度的轻蔑。《理水》嘲讽之中掩盖不住对反动文人和昏庸官员的激愤。《铸剑》在滑稽之中饱含对王政暴虐的愤恨。《非攻》既有对墨子兼爱学说的嘲讽，又有对不合理社会现实讽刺中的愤怒。其他几篇，同样在诙谐和嘲讽之中，饱含着复杂的情感。而正是这些富于变化而饱满的情感，赋予了作品极高的艺术欣赏价值以及深刻的社会意义。（第二部分基本上可以。）

三

鲁迅的作品是现实主义的，他反映了辛亥革命的失败。鲁迅从事小说创作有着政治上、思想上、艺术上和创作实践上等多方面的坚实基础和准备，这使他的小说很自然地具有了非凡的划时代意义。鲁迅不是一般地描写被压迫人民的不幸，而总是发掘出更为深刻的政治内容，深入到反映对象的灵魂中去，探讨他们受难的原因，考虑他们摆脱悲剧的道路；挖掘出主人公精神的火花，以此照亮前进的方向，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杰作。（套话少说，这一部分要对第二部分的分析，进行理论总结，要从中概括出鲁迅小说讽刺艺术的特色、特征，譬如：战斗性、批判性、情感性、政论性、时代性等等，这样，你的论文就有深度了。0

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国新文化的方向。是指引青年应当如何生活如何行动的。鲁迅用讽刺的火光去照见人物心灵深处的腐烂，用幽默的笔尖划破社会上的肿瘤。联系到当今社会，鲁迅小说跨时代的讽刺艺术更有价值，我们社会的“腐烂”与“肿瘤”有多少：一边在大会上大讲反腐倡廉，一边大肆搜刮民脂民膏的腐败分子有多少，见了上司，比奴才还恭顺；见了百姓，比虎狼还凶暴，社会制度是否健全，民主监督是否齐全，老百姓们为了生存，像阿Q似的奴性形象大有存在。我们需要像鲁迅一样的人，揭露事实，指引道路。社会的下岗工人、农民、残疾人等弱势群体，需要鲁迅，我们的社会永远需要鲁迅的“讽刺”之匕首为我们呐喊！

最后引用《文艺报》的一段评论作为这篇论文的结束语：“作家的责任是歌颂光明，揭露黑暗。只歌颂光明，不揭露黑暗，那黑暗就会渐次扩大，迟早要酿成大患。讽刺是及时施行手术，刮骨疗毒，治病救人。是，它的手段也许太厉害一些，可是良药苦口利于病，治病有时候需要下猛药。拥护我们的社会制度不等于隐瞒某些人某些事的丑恶与不合理。文艺追求并阐明真理，不该敷衍、粉饰。为了真理，我们歌颂先进的人物，鞭挞落后的人物。”②

注释：

①吴子敏、徐迺翔、马良春编、《鲁迅论文学与艺术》中《什么是“讽刺”》、鲁迅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出版、849页

②1956年7月30日《文艺报》第十四期

参考文献：

1、《鲁迅作品集》、鲁迅、北岳文艺出版社、2004年10月

2、《鲁迅作品精选》、鲁迅著、雪岗编、少年儿童出版社、2004年4月

3、《鲁迅与中国新文学的精神》、姜振昌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12月

4、《鲁迅读书记》、何锡章、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5月

5、《鲁迅研究新探》、沈欣、研究出版社、2005年5月

6、《铁屋中的呐喊》、李欧梵、岳麓书社、1999年9月

7、《鲁迅论文学与艺术》、吴子敏、徐迺翔、马良春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

8、《鲁迅研究史稿》、杜一白、辽宁大学出版社、2000年4月

9、《鲁迅研究》、郑择魁、钱文斌、张颂南等、杭州大学

总的来说，论文初步定型，选题、立论、行文均基本上可以，但还比较粗糙，需要精加工。要扣住“讽刺艺术”的特点、意义来论述，尤其是扣住鲁迅的讽刺小说创作，以及他对中国现代小说创作所作的贡献来进行论述，你的论文就比较有特色了。

请根据我的提示，作进一步的修改！祝写作愉快！

试论鲁迅小说的讽刺艺术特色 篇2

一、佯为赞誉反语讽刺

这是鲁迅运用的最多也最娴熟的讽刺技巧, 即对否定的形象或事物佯为赞誉, 而收到对被赞誉者入木三分的讽刺效果。我们且看《风波》中对赵七爷的描写“赵七爷是邻村茂源酒店的主人, 又是这三十里方圆以内唯一的出色人物兼学问家……他有十多本金圣叹批评的《三国志》, 时常坐着一个字一个字的读;他不但能说出五虎将姓名, 甚而至于还知道黄忠表字汉升马超表字孟起。革命以后, 他便将辫子盘在顶上, 像道士一般;常常叹息说, 倘若赵子龙在世, 天下便不会乱到这地步了”。这里暂不说作者笔墨的节俭, 赵七爷的形象呼之欲出。“他不但能说出五虎将姓名, 甚而至于还知道黄忠表字汉升马超表字孟起”这对赵七爷的刻意赞美, 使我们很容易想到孔乙己, 他所熟记的“茴”字有四种写法, 而这种学问到底有多少的现实价值呢?他们是否可以凭这些知识造福于人们呢?或者仅是提高个人的休养呢?但是我们将看到的是一个活的木乃伊, 是封建势力的代表, 而当“黄帝坐了龙庭”的消息被他获悉, 他便第三次穿起了那件竹布长衫, 为着仇家的遭殃。而一到七斤的饭桌时, 便研究起饭菜说“好香的干菜———听到风声了吗?”将“干菜”和“风声”联系起来, 赵七爷的卑劣和阴险已一览无余了。

鲁迅对反语讽刺的运用可追溯到他的第一篇小说《怀旧》, 其中有对秃先生的评论为“人谓遍搜芜市, 当以我秃先生为第一智者, 语良不诬。先生能处任何世, 而使己身无几微之疣, 故虽自盘古开劈天地后, 代有战争杀伐治乱兴衰, 而仰圣先生一家, 独不殉难而亡, 亦未从贼而死, 绵绵至今”。秃先生之“智”在于看破历代“官-贼-民”的关系而自居其间, 游刃有余。作者佯为赞誉, 而被赞誉者之狡猾无特操, 已暴露无遗。

二、设置距离双重讽刺

鲁迅小说的叙述者常常被推到隐含作者的对面。这一艺术性的创造带来了怎样的审美效果呢?可想而知, 从作者的创作意图来看, 叙述者和隐含作者的距离越远, 叙述者越有可能成为讽刺的对象, 因此, 便有了叙述者本身对小说人物的讽刺, 隐含作者对叙述者的讽刺, 也就是说叙述者和小说人物一起经受隐含作者的审视。而这种双重讽刺就可以深化了小说的命意, 是鲁迅的惯技之一。

《孔乙己》的叙述者是涉世未深的少年学徒, 也和一般庸众一样, 毫无同情心地取笑孔乙己。最为典型的地方便是当孔乙己在大人那里得不到人世的些许温暖时, 便欲在孩子那儿得到一些安慰, 于是, 他便问“我”回字的写法, 并想教“我”回字的四种写法, 对于孔乙己来说, 当然是迂腐可笑, 他得不到人们的同情, 而且他所说的又是一些诸如回字的四种写法的无用的问题。而“我”一开始就对这毫无兴趣。“讨饭一样的人也配考我”“我愈不耐烦了, 努着嘴走远”我们是否也会像这少年学徒一样呢?对读者来说, 这是一个考验, 小说的讽刺性就得到了更进一步的展现。

《祝福》的叙述者是很有同情心的新式知识分子, 然而当祥林嫂虔诚地问他人死后有无灵魂时, 他却支支吾吾, 不知所对;他没有想到, 像祥林嫂这样一无所有的贫苦妇女, 竟会思考本来应该由他这样的知识分子来思考而事实上他却没有思考的人生根本问题, 收到了反讽的效果。同样在他的第一篇文言短篇《怀旧》中这一技法就已经初露端倪。《怀旧》所述现象, 都是作者辛亥年间所亲历, 小说从村塾学童视觉展开, 写了当时的世态, 在乡民的眼里, 革命就是谋反, 这里便有作者对辛亥革命不彻底的辛辣讽刺。

三、寓悲于喜泪多于笑

从美学角度看, 讽刺是属于喜剧的范畴的。鲁迅说:“讽刺不过是喜剧的变简和支流。”讽刺艺术的美感作用和喜剧艺术的美感作用有许多共同之处, 不过讽刺艺术比起喜剧艺术来, 它揭露可笑的现象显得更直接, 针砭时弊更为峻烈。作为清醒的现实主义者, 鲁迅始终主张要改变中国, 而改变中国的根本方法是改良社会, 改变世态人心。从《明天》、《祝福》中的女主人公的悲剧中, 我们看到了封建宗法制度及其文明对人戕害使她们变得迟钝、麻木和愚昧。而她们自身却没有觉醒, 一味地落后, 守旧。自然, 人物身上这些陈腐的, 落后的, 无价值的旧思想、旧观念必将成为鲁迅讽刺的对象。如祥林嫂嫁贺老六时的死活不依。“可是祥林嫂真出格, 听说那时实在闹得利害, 大家还都说是在念书人家做过事, 所以与众不同呢。……祥林嫂可是异乎寻常, 他们说她一路只是嚎, 骂, 抬到了贺家, 喉咙已经全哑了, 拉出轿来, 两个男人和她的小叔子使劲的擒住她也还拜不成天地。他们一不小心, 一松手, 阿呀, 阿弥陀佛, 她就一头撞在香案角上, 头上碰了一个大窟窿, 鲜血直流, 用了两把香灰, 包上两块红布还止不住血呢。”这种大哭大闹中透露出的是“从一而终”的封建贞节观, 和她在捐门槛前后所表现出来的迷信、落后思想这正是鲁迅所讽刺的一些无价值的东西。而这种讽刺更为明显得体现在《阿Q正传》中, 更是我们人所共知的。而对于知识分子, 最引起鲁迅关注和思考的, 是《端午节》中的方玄绰、《在酒楼上》的吕纬甫和《孤独者》中的魏连殳这一类人物。他们都是曾经惊醒过, 奋斗过, 而在严峻的现实中, 却又失去了勇气, 变得意气消沉。对于他们, 鲁迅的讽刺不同于一味的指责, 鲁迅对讽刺作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即“秉持公心, 指时弊”就是指一个讽刺家, 既不应该光是踞高临下的去指责别人, 也不应该是一个置身局外的旁观者。对待人民大众的缺点和落后意识, 更应该有“共同忏悔之心”。阿Q是一个悲喜剧交融的不朽典型。阿Q的自尊自大、自欺欺人、和自轻自贱种种行动是一些无价值的东西, 这些落后的因素是极其可笑的, 作者对其的讽刺也是毫不容情的。但是, 他的每一个喜剧性行动中又无不包含着深刻的悲剧因素。而且, 越到后来, 悲剧因素就越浓, 当阿Q在受审时一抖一抖怕自己画不圆圆圈时, 谁能笑得出来呢?“哀其不幸, 怒其不争”正是由于这种悲喜剧的浑然交融, 使讽刺在悲剧氛围中显得更加沉重, 含蓄, 而嘲讽更加无情。

四、寓今于古托古讽今

鲁迅的《故事新编》是中国现代历史小说的开山之作, 是这一小说门类中最好玩也最玄怪的一部, 首先是它与《呐喊》、《彷徨》不同, 它不是取材于现实生活, 正如鲁迅在《自选集·自序》中所说, 都是“神话、传说及史实的演义”。其次是它又具有鲜明的讽世色彩和时代精神。文学是精神的产物, 是时代的产物。显然, 鲁迅创作《故事新编》并不是历史的翻版, 而是为讽喻现实而作。如果说《呐喊》、《彷徨》是鲁迅对现实生活中国民的劣根性进行批判的话, 那么, 《故事新编》便是追根溯源, 审查造成中国国民劣根性的历史缘由, 并试图审查传统思想在现代的命运。为了突出它的讽刺性, 作者还大胆地把现实生活中细节、语言引入历史故事。但又并不因此而混淆历史事实, 也不破坏作品的整体结构和气氛。关于这个集子的特色, 茅盾曾作过这样的概括:“在《故事新编》中, 鲁迅先生以他特有的税利的观察, 战斗的热情, 和创作的艺术, 非但没有将古人写得更死, 而且将古代和现实糅合在一起, 错综交融, 成为一而二, 二而一。”正因如此, 《故事新编》在历史小说的领域里是别具一格的。

《出关》和《起死》讽刺老庄的“无为”和“齐死生”, 旨在批语中国一切以道家哲学鸣高, 自欺欺人而百事不做的空谈家, 实际上也是对某些虚伪的处世态度的揭露。再如《采薇》中的“义不食周粟”的伯夷、叔齐, 自命清高而最后饿死在首阳山的故事, 实际上就是对当时那些不满现实, 又采取消极避世态度的知识分子的讽刺, 讽刺他们的迂腐、可悲、自相矛盾。同时也讽刺了“小丙君”那样恬然不知羞耻的变节者, 油腔滑调理直气壮的华山强盗“小穷奇”, 以及“阿金”之流以平庸自炫而又善于舌底伤人的流言家。

试论鲁迅小说的讽刺艺术特色 篇3

关键词：鲁迅小说 思想内容 艺术特色

引言

作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坛最主要的作家，鲁迅的创作涉及小说、杂文、散文、诗歌等多种体裁，最初的创作是以小说而闻名的。1918年，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的《狂人日记》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对后世现代白话小说影响深远。代表作《阿Q正传》、《祝福》、《孔乙己》、《故乡》被编入中小学教科书。鲁迅早期的短篇小说编入《呐喊》、《彷徨》分别于1923年和1926年出版，后期的小说结集为《故事新编》。观其一生，鲁迅的小说创作数量并不多，但是对于中国文坛来说却几乎篇篇堪称经典，意义十分重大。他站在思想家的高度，以革命者的身份对封建社会的弊端进行无情地批判和揭露，对贫苦人民的悲惨命运表达了深切地同情。

一、鲁迅小说的思想内容

20世界文坛上重要的新文化运动中，鲁迅是其中的领导人。在鲁迅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中，他描写了一个患迫害症的狂人的所见所闻。狂人生活在封建社会的士大夫家庭，深受封建礼教的迫害，时常对社会充满恐惧。他所查看的中国历史，每一页上都歪歪斜斜地写着“仁义道德”，仔细研究，却看见满本都写着“吃人”两个字。这里的“仁义道德”是封建社会对其腐朽礼教的美化。鲁迅代表作《孔乙己》讲述了一个没有考上秀才的读书人的悲惨之路。主人公孔乙己和大多数的读书人一样，希望通过科举制度来改变自己的命运。当这个愿望落空之后，他沦落到社会的最底层，过着穷困潦倒的生活。他除了满口的之乎者也以外，一无所能，却不肯放下读书人的架子，他不愿与“短衣帮”平起平坐地喝酒，最终因为小偷小摸的勾当，被人打断了腿，在无情的社会里默默死去。孔乙己一生的悲惨源于封建制度的迫害，自己却无从知晓。从他身上，鲁迅让我们看到了封建礼教对人民的残害不仅是身体上的，更是精神上的，他在整个故事的讲述中表现了对封建伦理道德的强烈控诉，和对其受害者的深切同情。

鲁迅在《〈呐喊〉自序》里有一个铁屋子的理论，他说“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进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其中那些“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指的就是处在灾难之中而不自觉的群众的冷漠与麻木，而尽管鲁迅说“大嚷起来”，叫醒几个人并不能改变什么，他依然在小说创作中真实书写了“下层人民的不幸”，希望通过文化的力量“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

《阿Q正传》里的阿Q是需要被唤醒的一个典型形象。阿Q的身上集中了妄自尊大、自轻自贱、善于遗忘、畏强凌弱、自欺欺人等一系列的弱点和缺陷。鲁迅经过几年的精心思考，营造出阿Q这样一个人物，将一些缺陷和弱点集中到他的身上，让读者看到阿Q不幸的同时，也让读者认识到阿Q对自己的悲剧是没有自我察觉的，他的灵魂已经麻木，各种弱点已经深植在他的性格中；鲁迅对冷漠麻木的批判也体现在其他的作品中，较为突出的就是他作品中对“看客”心理的描述。他曾激愤地说：“群众，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在《孔乙己》里孔乙己写“茴香豆”的“茴”字受到了众人的嘲笑。在《祝福》中写祥林嫂一生悲苦堪怜，身边的人却抱着“咀嚼鉴赏”的眼光来看待她的故事。这些对人性自私、冷漠的揭露给鲁迅的小说蒙上了灰暗压抑的基调，表现了鲁迅对抱有冷漠麻木态度的人感到失望和激愤。

二 、鲁迅小说的文学特色

鲁迅小说的思想内容之所以能够传递得如此准确，与其高超的艺术造诣是分不开的。以典型化的手法塑造人物、以简练的语言朴素行文、以深刻讽刺形成幽默感是他最突出的三个艺术特色。

（一）典型化的手法塑造人物

鲁迅小说的人物塑造是获得了巨大的成功的。他不仅塑造了阿Q、孔乙己、祥林嫂、闰土等多个深入人心的主人公，也塑造了《风波》中的赵七爷、《祝福》中的鲁四老爷等众多生动形象的“配角”。他采用“画眼睛”和“勾灵魂”的手法，注重人物的典型特征和微妙的心理变化，通过一个神情、一个动作、一句话就勾勒出一个人物的性格特征来。在《故乡》里，少年闰土“紫色的圆脸，头戴一顶小毡帽，颈上套一个明晃晃的银项圈”，他捡贝壳、罩鸟、捕猹，有无穷无尽的新鲜事儿，与“迅哥儿”感情质朴笃厚，一个开朗有趣的少年形象摆在观众眼前。可是成年的闰土穿着“极薄的棉衣，浑身瑟索着”，见到“迅哥儿”后他“脸上现出欢喜和凄凉的神情；动着嘴唇，却没有作声”，过了一会尊敬地叫了一声“老爷”。仅仅几句话就勾勒出了中年闰土的变化，描绘出一个为生活所迫，失去了光彩的神情麻木的乡人。

（二）简练的语言朴素行文

鲁迅写小说“力避行文的唠叨，只要觉得够将意思传给别人就宁可什么陪衬拖带也没有，对话也决不说到一大篇”，因此，在他的小说中看不到大段的讲道理和长篇的解释性文字，取而代之的都是经过高度锤炼的语言。《孔乙己》里的孔乙己面对众人的嘲笑，不慌不忙地“排出九文大钱”的一个“排”字，就表现了孔乙己得意阔气的心理。被打残疾后的孔乙己再去喝酒就变成了“摸出四文大钱”，一个“摸”字又显示了孔乙己心态的窘迫；《药》里面华老栓拿着钱时，“抖抖”地接过来，还要对装着钱的衣袋反复地“按一按”，恰当地表现了华老栓对身上钱的重视；《理水》中写大禹“满脚底都是栗子一般的老茧”，半句话就刻画了大禹舍己为人、大公无私的形象。这些力求简练的文字表达，都使鲁迅用最少的语言获得了最大的表现力，形成了朴素深刻的行文风格。

（三）深刻讽刺形成幽默感

鲁迅是最善于使用讽刺艺术的作家之一。他在杂文《什么是“讽刺”？》中说讽刺是“一个作者用了精炼的，或者简直有此夸张的笔墨——但自然也必须是艺术地写出或一群人的真实来，这被写的一群人，就称这作品为‘讽刺’。” 并且指出讽刺所写的事情是常见的，平时谁都不以为奇的，“现在给它特别一提，就动人”。阿Q“精神胜利法”的种种行为就是经典的讽刺：他向吴妈滑稽地求爱，却被赶了出去，遭到毒打。他想象通过革命来改善自己的生活，却被送入监狱遭到枪杀。这一系列的滑稽场面构成了鲜明的讽刺，带来一种让人捧腹大笑的幽默感。但是在捧腹大笑的同时，又不禁让人感到一种无形的力量，揭示着这些喜剧场面背后隐藏的深刻悲剧。这种通过深刻的讽刺形成的幽默感，让鲁迅的小说形喜实悲，产生了巨大的艺术魅力。

结语

毛泽东主席曾说：“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小说无论是在思想内容上还是在艺术水平上，都取得了相当大的造诣，值得后人不断地研究探讨，挖掘养料。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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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钱理群.钱理群中学鲁迅[M].北京：北京三联书店，2011.

[3]许钦文.漫谈鲁迅小说创作[J].鲁迅研究，1981（3）.

鲁迅小说的特色 篇4

鲁迅的小说选材独特，在题材的选择上，鲁迅对古典文学中只选取“勇将策士，侠盗赃害，妖怪神仙，才子佳人，后来则有风尘女子嫖客，无赖奴才之流”的模式做出了改革，以“为人生”的启蒙主义式的创作目的，开创了“表现农民与知识分子”两大现代文学的主要题材。他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鲁迅在处理这些题材时又具有极其独特的眼光。在观察和表现自己的主人公时，他有着自己独特的视角，即始终关注着“病态社会”里知识分子和农民的精神“病苦”。因此，在《故乡》中，最震动人心的不是闰土后来的贫苦，而是他一声“老爷”所显示的心灵的麻木。对知识分子题材的开掘，又着眼于他们的精神创伤和危机，如《在酒楼上》老辣的眼光看到了辛亥革命中独战多数的英雄摆脱不了孤独的命运，在强大的封建传统压力下又回到原点，在颓唐中消耗着自己的生命。鲁迅的这些改革在《呐喊》和《彷徨》中就演化为“看/与被看”与“归乡”两大小说情节、结构模式。小说《示众》中所有人的动作只有“看”，关系也只有“看”与“被看”，由此形成了“看”与“被看”的二元对立，这种对立在《狂人日记》、《孔乙己》、《祝福》等小说中都有展现。而在“归乡”模式中鲁迅不仅讲述他人的故事也讲述自己的故事，两者互相渗透，影响，构成一个复调，如在《祝福》中，讲“我”、“祥林嫂”与“鲁镇”的三重关系，这个关系中既包含“我”与“鲁镇”的故事，又包含祥林嫂与鲁镇的故事，然而读者往往忽视前者，前者讲一个“永远漂泊者”的故事，后者讲一个封建社会吃人的故事。两个故事相串联，以祥林嫂的问题拷问“我”的灵魂，从而揭示“我”与鲁镇传统精神的内在联系。类似这种模式的小说还有《故乡》、《孤独者》和《在酒楼上》。

除此之外，一方面，鲁迅一直在探索主体渗入小说的形式。《在酒楼上》和《孤独者》中，小说的叙述者“我”与小说人物是“自我”的两个不同侧面或内心矛盾的两个侧面的外化，于是全篇便具有了自我灵魂的对话与相互驳难的性质。另一方面，鲁迅也在追求表达的含蓄、节制、以及简约、凝练的语言风格。他曾说“我力避行文的唠叨，只要求能将意思传给别人了，就宁肯什么陪衬也没有。”对此他在介绍写小说经验时也说“要极省俭的画出一个人的特点，最好是画他的眼睛。”“中国旧戏上，没有背景，新年卖给孩子看的花纸上，只有主要的几个人(但现在的花纸却多有背景了)，我深信对于我的目的，这方法是适宜的，”这也说明鲁迅在描写人物时着重人物的.精神风貌，在描写中非常注重农民的艺术趣味。鲁迅研究了农民喜欢的旧戏和年画的艺术特点，并运用在自己的艺术创作中，使他的小说显示了浓重的民族特色。而他又广泛借鉴了诗歌、散文、音乐、美术，以至戏剧的艺术经验从事小说创作，并且试图融为一炉，于是出现了“诗化小说”(《伤逝》、《社戏》等)、散文体小说(《兔和猫》、《鸭的喜剧》等)，以至“戏剧体小说”(《起死》等)，等等。

试论鲁迅小说的讽刺艺术特色 篇5

《社戏》是鲁迅创作的一篇反映童年生活的短篇小说，主要内容是写过去三次看戏的经历：两次是辛亥革命后在北京看戏，一次是少年时代在浙江农村看社戏，两次看京戏，那乌烟瘴气、“不适于生成”的戏院子，实际上正是当时在封建军阀统治下那种保守、落后、混乱、冷酷社会现实的一个缩影。正是有这两次看京戏的懊恼和痛苦，才加倍反衬出少年时代那次看社戏经历的美好和愉快。小说后半部分主要写了“我”在平桥村一次看戏的经历，文中除了运用自然流畅、细腻生动的语言描绘了一幅幅天真烂漫的童年生活图景和如诗如画的江南水乡美景之外，在叙事时，行文曲折，善设波澜，一波三折，回转曲折的艺术技巧，令人叹为观止，具有强烈的艺术魅力。

《社戏》中曲折的艺术手段，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体现在“我”盼望看到社戏的过程――峰回路转，一波三折。

看社戏的事情很简单：时间仅几个时辰，路途亦不遥远。可是作者却将简简单单的一件事写得一波三折，跌宕起伏。文章先写在我的童年乐土平桥村，“我”可以钓虾、放牛，干一些有趣的事，然后宕开一笔写“我”的.“第一盼望”是“看戏”。平桥村有趣的事那么多，每一件事对于“我”都是新鲜的、有趣的。可是“我” 最盼望的是“看戏”。可见“看戏”这个愿望在“我”心目中所占的分量极重。好不容易盼到了，眼看“愿望”就要实现了，“我”多么高兴啊!可是“在早上就叫不到船”。此为一折;“央人到邻村去问，也没有”，盼星星、盼月亮，好不容易盼到了，竟因无船去不成，使“愿望”变成失望， “愿望”落空了，可晚饭时忽地发现“八叔”的航船回来了，事情突然有了转机。“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没有船，不能去，现在船有了，这“愿望”可总算能够实现了，“我”精神为之一振，对看社戏充满了希望，心情也变得轻松愉快起来，此为二折;然而外祖母和母亲的“迟疑”又为“我”的高兴蒙上了一层灰暗，希望的泡沫将要破灭，此为三折;忽然，情况有了转机，双喜的三条理由又说服了她们。此时，看社戏的愿望终于可以实现了，“我的很沉重地心忽而轻松了，身体也是似乎舒展到说不出的大”，此为四折。这段精彩的叙述，曲折细致地刻画了“我”的“盼望――沮丧――希望――失望――轻松”的心理变化过程，跌宕起伏，扣人心弦。

其次，体现在“我”在赵庄看戏的内容――潮起潮落，跌宕起伏。

这个情节更是一波三折，曲折多变。按照儿童的天性，小孩子看到铁头老生，当然最想看他“连翻四十八个筋斗”，“但那铁头老生并不翻筋斗”而是在打仗，还有小旦单调地唱腔，加之看客少，演员们不肯 “显本领给白地看”，不免有些失望，此时的心情与来赵庄时的兴高采烈形成鲜明的对比;于是盼望最喜欢的“扮蛇精”“跳老虎”的戏，但演员始终没有出场，却 “又出来一个很老的小生”，这无疑为本来失望的心情又增添了一份沮丧，于是疲倦了，睡眼朦胧了。小说的情节看似趋于平静，在这里，其实作者是在为下文的高潮叠起“蓄势”。就在情绪低落的时候，好戏来了，绑着打小丑的戏一出场，“大家又振作精神笑着看”，因为这是“最好的一折”，这时“我”兴奋的心情达到了高潮;然而老旦的出场又让“大家很扫兴”，她先是“踱来踱去的唱”，后来竟然坐下唱，这时“我”的心情由“担心”到“忍耐的等着看”，再到因失望到极点的怒骂，最后终于熬不住，带着失望与留恋的复杂心情回去了。作者在这段叙述中，既有潮起潮落，又有平波微澜，或对比，或蓄势，曲折生动地把一个孩子看社戏的心理刻画得惟妙惟肖，淋漓尽致，让读者有如临其境的感觉。

严羽在《沧浪诗话》中说“语忌直，意忌浅，味忌短”，清代的袁枚在《随园诗话》中说过“文似看山不喜平”、“文须错综见薏，曲折生姿”、“为人贵直，而作诗文者贵曲”。含蓄、曲折的艺术技巧能收到引人入胜的艺术效果。正因为鲁迅运用了曲折的表现方法，才让《社戏》显得曲折生动，跌宕起伏，引人入胜，耐人寻味。

鲁迅文学作品中的对比艺术，更是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社戏》写了三次看戏的经历，前半部分写他在北京戏园子里两次看戏的经过和感受，后半部分回忆小时候在赵庄看社戏的经过和感受。前半部分反映了当时昏暗混乱的社会环境，批判了人们的自私冷漠;接下来则一改前文的杂文讽刺的笔调，用抒情的笔墨描绘出了农村如诗如画的风景，村民的热情好客，小伙伴们互助互爱的友谊，突出了劳动人民淳朴、善良、友爱、无私的美好品德。两相对照，反映出作者对人与人之间平等、融洽关系，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也通过这两次看京戏的懊恼和痛苦，才加倍反衬出少年时代那次看社戏经历的美好和愉快。

试论鲁迅小说的讽刺艺术特色 篇6

内容摘要：《聊斋志异》是明清小说的代表之作，书中经常运用特别的讽刺手法来达到作者表现社会人生的效果。本文将从极端对比下的讽刺教育、夸大手法下的可笑可鄙和寓言中深蕴的讽刺感三个方面来论述《聊斋志异》中讽刺的艺术表现手法。

关键词：聊斋志异 讽刺 对比 夸张 寓言

《聊斋志异》简称《聊斋》，是中国清代著名小说家蒲松龄创作的文言短篇小说集，是蒲松龄一生见闻的结晶。他出身于地主家庭，71岁才考得贡生，生活在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空前尖锐的明末清初。“生平之诧徐失志，落落郁塞，俯仰时事，悲愤感慨，又有以激发其志气。”①

《聊斋志异》一书所形成的格调与内容基础，来自两方面原因。

其一，社会方面。三十多年的教书先生与南方一年的幕僚生涯都为他的创作提供了重要的基础。在乡下做教书匠的三十年里，他在东家毕际有的石隐园里修身养性，又有较为充裕的时间和机会去搜集民间传说。幕僚生涯让他接触到社会上各个阶层的社会人物，人物的万千姿态为他提供了良好的素材。

其二，个人因素。多次应考使他对科考制度有了深刻理解，他把自己的满腹抑郁之情揉入到自己的写作中，屡试不中客观上使蒲松龄有更多时间去民间搜集奇异故事，为蒲松龄写出独具特色的“传奇”②小说奠定了基础。

《聊斋志异》反映了封建末期现实生活，提出许多重要的社会问题。有些揭露封建统治的黑暗面，具有极丰富且深刻的思想内涵，而用以表现思想内涵的讽刺的艺术表现手法更是多样。

一.极端对比下的讽刺教育

小说中经常把两类极为相反的人格、情感或行为糅杂在一起，只进行极为简洁明了的阐述与对比，却将一个人的善恶两面完全展露。

第六卷《考弊司》中讲述了故事主角闻人生与考弊司鬼王各自的人格与行为矛盾，并将其并列对比所阐述的一个荒诞的故事。原文中说：“闻人生，河南人。抱病经日，见一秀才入，伏谒床下，谦抑尽礼……生不归，潜入以观其变……秀才大嗥欲嗄。生少年负义，愤不自持，大呼曰：惨惨如此，成何世界！……王召讯已，立命诸鬼绾绁提锤而去。”这段话开头表明闻人生极为谦虚有礼，即使抱病在床，见到有功名在身的读书人也要下床拜见。中段的“状告鬼王”表明闻人生虽胆小，但遇不平之事却能不惧权威、仗义直言。在铺垫了这些优点后，后段又说：“挽送过市，见一户，垂朱帘，帘内一女子，露半面，容妆绝美。生问：‘谁家？秀才曰：‘此曲巷也。……生望秀才去远，急趋入帘内……酒阑，入帷，欢爱殊浓……妪入曰：‘薪水告竭，要耗郎君金赀，奈何！生顿念腰橐空虚，惶愧无声。”一个正人君子竟会因私会妓女没有钱而抵押掉自己的衣裳，这在前文对比之下是何等的讽刺，如此相左的行为做法又是何等的戏谑。此为其一。

其二是对于考弊司鬼王的描写。从原文可知鬼王乃是闻人生前世的孙子辈，所以鬼王对闻人生恭敬有加，看见他，竟忙从台阶上走下来，恭敬行礼，将闻人生请进大堂，问候他的日常起居。而当闻人生提出“不合理”要求时，断然拒绝推为“旧例”，似乎是一位 “好官模范”。但后来闻人生状告阎王才知，鬼王供职于阴间考弊司，对选拔人才毫不理会，只知巧立名目搜刮钱财，明明是监考机关，却滥施酷刑。因此阎王大怒：“怜尔夙世攻苦，暂委此任，候生贵家；今乃敢尔！其去若善筋，增若恶骨，罚今生生世世不得发迹也！”考官是虚肚鬼王，下属是妖兽山精，对于秀才的身遭厄运，作者明显是以现实的监考机关为蓝本构造阴曹地府，又以幻想的阴曹地府映射，象征监考机关的黑暗与丑恶。所有的一切描写既映射考弊司的冷酷又都为突出一个“弊”字。题目曰“考弊司”，尤具讽刺意味。③

不难发现，蒲松龄笔下的《聊斋》不似以往单纯使人唏嘘惊诧的“志异传奇”小说，而是更多地在讽刺中表现一些教育意义。闻人生仗义直言救下了秀才，却因色欲迷心导致抵押外服流落在外；因对秀才有恩，秀才知恩图报回头寻他，才把他带回人间。鬼王前生一生苦读攒下善缘，成为考弊司官员，却因贪图小利被剔去身上“善筋”，添上“恶骨”，被罚生生世世永不得做官。这些都在讽刺中体现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因果循环的教育意义。

二.夸大手法下的可笑可鄙

现当代小说中习惯以一些极为夸张的手法来表现，将要表达的重点或引人惊诧处夸大来加以渲染。早在《聊斋》中，这种手法便已登峰造极。

第八卷《司文郎》中，盲目僧人因闻到臭不可闻的文章对着墙壁大呕大吐且放屁如雷，带着这样夸张诙谐的手法，借盲目僧人之口叹道：“仆虽盲于目，而不盲于鼻；帘中人并鼻盲矣”，批评了“帘中人”不仅仅“盲于目”，而且“并鼻盲矣”。还在后文进一步解释说：“我所论者文耳，不谋与君论命”，说明了文章与命运根本就是两回事，能考上功名的不一定是好文章，而文章好的不一定就能考上，亦从侧面说明了余杭生行为的可笑可鄙。

第十卷《贾奉雉》中，继承了这样的观点，但其说法更加激进：“集其阘冗泛滥，不可告人之句，连缀成文，俟其来而示之。”而郎生则对贾奉雉说：“得之矣”，这就好似告诉人们，真正的好文章是不可能考上科举的。凌厉而夸大的描写更突出了作者对当时科场污秽之风的唾弃与嘲讽。作者在《贾奉雉》中设置了两类人物：平常人贾奉雉与非凡人郎生。在整篇文章中，郎生出现的目的就是为了让贾奉雉、让读者明白科举考试本身就是个荒唐事。对于科举考试考中的文章的鄙陋，作者不断以夸张的手法来表现。例如：郎生开始教导贾奉雉看的文章，贾奉雉只能“强读”，观后连续仿照写了两次都未能成功，到最后只能“集其阘冗泛滥，不可告人之句，连缀成文”，却没有想到自己唾弃的文章居然符合郎生的要求。而贾奉雉通过郎生帮助考上经魁后再次读到自己的文章，“一读一汗，读竟，重衣尽湿”，自认为“此文一出，何以见天下士矣”，着实是嘲讽之极。

类似于此类表现手法的还有《周克昌》中作者以“天上掉馅饼”的方式讲述了一个“庸福人”被恶人拐卖至富商家，却有鬼怪顶替他考中举人的故事。蒲松龄本人在文章最后说：“古言庸福人，必鼻口眉目间具有少庸，而后福随之；其精光陆离者，鬼所弃也。庸之所在，桂籍可以不入闱而通，佳丽可以不亲迎而致；而况少有凭借，益之以钻窥者乎！”看似客观论述了观点，实则是借此嘲讽那些不劳而获者，以此来暗喻科举中的舞弊现象。

蒲松龄大部分带有讽刺寓意的文章中都带有轻喜剧的特点。然而，尽管他用了那么多浪漫夸张的笔法，只要想到落榜的噩耗对蒲松龄的周期性沉重打击，想到蒲松龄一生的痛楚，就不能不透过这些充满笑声的文字来体会作者痛苦的灵魂。

三.寓言中深蕴的讽刺感

用比喻性的故事来寄托意味深长的道理、给读者启示的手法在文学中并不少见，这种在春秋战国时代兴起的文学体裁被淋漓尽致地体现在《聊斋志异》中。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以或诙谐幽默，或发人深省，亦或使人不寒而栗的寓言来讽刺人事。

在第三卷《五羖大夫》中畅体元做梦中被人称作“五羖大夫”④，他认为这是自己仕途显达的好兆头，而当流寇将他逮住关押时，恰巧找到五张羊皮裹住身体不至于冻死，他本人也认为是神灵在戏弄他。作者这样描述是想通过畅体元梦的内容、梦验经过和结果来讽刺畅体元热衷功名、希求显达的思想行为，表达出做官要勤勉踏实肯干，有真才实学而不是只是做梦空想，图求功名的内涵。

同样在《崂山道士》中，作者对于异想天开的人那样露骨的耻笑更体现了浓重的讽刺意味。一个姓王的书生，身为一个“官二代”从小羡慕仙术而去寻仙坊道，当开始学习法术后又受不了修行的苦累，放弃修仙向师傅辞行时求师傅教他了穿墙的法术，临行前师傅曾嘱托施法不可存歪念，而他因回家滥用法术使自己“道心不稳”法术失灵，遭到妻子的讥笑，却反来气骂老道士没安好心。蒲松龄在文章结尾自己说道：“闻此事未有不大笑者；而不知世之为王生者，正复不少……初试未尝不小效，遂谓天下之大，举可以如是行矣，势不至触硬壁而颠蹶不止也”，既讽刺了那些投机取巧、不做实事的人，又提出心浮气躁、急于求成的人无法成事，只会惹人讥笑。

更有甚者如《司札吏》中某游击官“最讳某小字”，如有人犯了忌讳便要发怒，某司札吏在禀报公事时，误犯了忌讳，游击官大发雷霆，飞过石砚来，将他砸死。三日后醉酒，竟有鬼卒递上全是犯忌字眼的名帖来揶揄嘲讽他，“可笑甚已！”而当我们笑着看这篇寓言时，是否也感受到蒲松龄的嘲讽与鄙夷呢？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猜想，《聊斋志异》既是对那残破的制度、黑白颠倒的科举的讽刺，更是蒲松龄深陷其中而无力改变的自讽。可能当他无法排遣自己的痛苦迷茫，只能铸就这样的一把“剑”，希望后人能够斩断这“讽刺的微笑”。

参考文献

[1]蒲松龄（清）著，《聊斋志异》文言文版，江西美术出版社2012年版。

[2]张元（清）著，《柳泉蒲先生墓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3]梁绍壬（清）著，《两般秋雨庵随笔》，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4]杨海波，《论<聊斋志异>中的讽刺小说》，陇东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

注 释

①张元（清）著，《柳泉蒲先生墓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②梁绍壬（清）著，《两般秋雨庵随笔》：“传奇者，裴铏著小说，多奇异而可传示，故号‘传奇。”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③杨海波《论《聊斋志异》中的讽刺小说》陇东学院学报 2005年第2期。

④出自春秋战国时期百里奚的号。

小议鲁迅小说的开头艺术 篇7

摘要：文学作品的开端，是展示作品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好的开端，可以引人入胜。鲁迅小说的开端，表现了作为思想家、艺术家的高超技艺。本文认为，鲁迅小说的开头有如下特点：（一）巧设悬念，避免了平铺直叙容易带来的沉闷感；（二）开头之后并不按逻辑推理发展，出人意料；（三）有的文章开头紧扣主题，定下全文基调。

关键词：悬念出人意料基调

鲁迅文艺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始终坚持作品的内容与形式、思想与艺术的辩证统一。鲁迅说：“凡是已有定论的大作家，他的作品，全部就说明着‘应该怎样写。只是读者很不容易看出，也就不能领悟。”（《且介亭杂文集-不应该那么写》）本文仅就鲁迅作品中的开头艺术及其成因浅析一二，与广大爱好鲁迅作品的朋友共享。

“万事开头难”，写小说何尝不是如此？一篇小说，究竟从哪里写起，似乎不是什么大问题，其实却颇有讲究。有些小说，开头写得平平淡淡，使人读了几段就感到兴味索然；有些小说，则具有一种引人入胜的艺术魅力。由此看来，不同的作者所写的作品，其开头确实有高下之分，优劣之别。

鲁迅小说的开头，具有这样一些基本特点：

第一，巧设悬念，避免了平铺直叙所容易带来的沉闷感。请看以下几段描述：

春阴的下午，吉光屯唯一的茶馆子里的空气又有些紧张了，人们的耳朵里，仿佛还留着一种微细沉实的气息——

“熄掉他罢！”

…………

“还是这样么？”三角脸的拿起茶碗，问：

“听说，还是这样”，方头说，“还是尽说‘熄掉他熄掉他。眼光也越加发闪了。见鬼！这是我们屯上的一个大害，你不要看得微细，我们倒应该想个法子来除掉他！”

《长明灯》的开头，就写得很好。好就好在它给读者留下了一系列悬念，使人不能不赶紧看下去，以寻求问题的答案：吉光屯茶馆子里的空气为什么又显得紧张起来？说“熄掉他罢”这话的人是谁？他要熄掉什么？他的眼光为什么越加发闪了？人们为何把他看作是屯上的一个大害并要想法子除掉他？……所有这些，都会诱发起读者浓厚的阅读兴趣，使人不忍释手。果然，读着读着，直到作品的终了，悬念也都一个个解决了。由此可见，作者对于这篇小说的开头如何落笔问题，是进行了认真考虑的，绝非任笔所之，信手写来。

小说《肥皂》的开头，也有异曲同工之妙。作者从四铭上完街回家写起，他刚在正糊着纸锭的老婆身边停住，就耸肩曲背地狠命掏着袍子的大襟后面的口袋，好不容易曲曲折折地汇出手来，原来掏出的是一块肥皂。他老婆接到手后，打开来看，并称赞：“这实在是好肥皂。”四铭则一面说：“你以后就用这个”，一面把眼光射向她的脖子，使她觉得脸都热了，并蔓延开去直到耳根。她推开了索取包袋纸的孩子，重新将香皂包好，放到洗脸台最高的一层格子里。小说写到这里，便岔开去写四铭拖长了声音招呼学程，而把肥皂的事放在一边。然而，读者的心却已经完全被肥皂牵引住了，既然小说一开头就在它身上作文章，其中必有缘故。四铭究竟为什么突然想要买一块肥皂呢？他老婆后来到底用没用呢？下面还有什么更为精彩曲折的故事呢？这些很自然的都是读者极为关注的问题。小说越是将肥皂暂且按下不表，读者越是急于要看下去，直到弄它个水落石出。由此可见，这样的开头完全避免了平铺直叙容易带来的沉闷感，对于人们是具有莫大的吸引力的。

第二，作品的开头分明是这样，然而它并不按照逻辑推理沿着既定线索继续向前发展，而是使故事的演变出人意料，耐人寻味，乃至使人战栗！《祝福》的开头是这样写的：

旧历的年底毕竟最像年底，村镇上不必说，就在天空中也显示将到新年的气象来。灰白色的沉重的晚云中间时时发出闪光，接着一声钝响，是送灶的爆竹；近处燃放的可就更强烈了，震耳的大音还没有息，空气里已经都满了幽微的火药香……

瞧，这不是一幅即将过旧年的热闹景象吗？如果是一个初次接触这篇文章的读者，读到这些描写时他很可能会想：嗯，这篇小说，写的大概是什么喜庆之事吧？然而，读着读着，气氛和调子逐渐变了，人们不禁愁眉紧锁，心头如同压上了沉重的铅块；等到读完作品，才发现作者原来写的是一个震撼人心的大悲剧。看来，小说的开头是欲抑先扬，以喜衬悲，从而收到了出其不意的艺术效果。

《风波》的开头也可以作如是观。打开小说，你会看到一副多么恬静、和平、安谧的风俗画呵：

夏日傍晚的南国水乡，临河的工场上，人们正在往地上泼些水，放下小桌子和矮凳，准备开晚饭；这时——

老人男人坐在矮凳上，接着大芭蕉扇闲谈，孩子飞也似的跑，或者蹲在马桕树下赌玩石子。女人端出乌黑的蒸干菜和松花黄的米饭，热蓬蓬冒烟。河里驶过文人的酒船，文豪见了，大发诗兴，说：“无思无虑，这真是田家乐呵！”

读到这里，人们不禁要为之神往，这不正是有些“田家乐”的味道吗？在这里，将要出现什么美好的故事呢？那一定会是很优美动人的吧！然而，且慢！继续往下读，你就会发现：九斤老太正在发怒；接着七斤又带回了“皇帝坐了龙庭了”的坏消息；更糟糕的是紧接着赵七爷又大摇大摆而来，厉声威胁，使七斤一家陷入极大的惶恐不安之中……一场巨大的风波掀起来了，张勋复辟事件就是它的根源；当复辟失败，这场风波才暂告平息。所有这些丰富的内容都是人们在开始读这篇小说时所想象不到的。看来，作者是深谙艺术辩论法的，他把“风波”之前的情景写得愈平静，便愈能突出“风波”掀起之后的不平静，而且，作品以“田家乐”始，却不让它沿着这个调子前进，倾向着正好相反的趋势发展，这种写法，也充分取得了出人意料的良好艺术效果。

《兄弟》这篇小说的开头，是尤为耐人寻味的。公益局的办事员秦益堂与几位同僚在办公室谈家务，他告诉大家，他的两个儿子老三和老五为钱一事而大打出手，怎么喝也喝不住，张沛君则在一旁说，自家的兄弟，何必斤斤计较，横竖不都是一样？接着，他还自我褒扬了一番，表示他们兄弟之间就从不将钱财两字放在心上，并且他的自我褒扬还得到了秦益堂、汪月生等人的交口称赞。当从报上得悉时症猩红热流行，怀疑到自己的弟弟靖甫可能得的是这种病时，他是那么焦急，赶紧叫听差打电话请医生到寓所去看病。看起来，张沛君兄弟间真是亲密极了，简直毫无自私自利之心。那么，这篇作品的基本思想是表现“兄弟怡怡”之情，也应该当是毫无疑义的了。然而，事情并非如此简单。继续读下去，读到后面张沛君的一处心理活动和一段梦境，人们才会突然醒悟。他竟会想到靖甫的死，以及靖甫死后自己如何薄待侄辈，厚待自己的儿女。这种思想意识深处的东西，一下子就把作品开头所描写的假象戳破了。作者通过这种新鲜别致的构思，相当深刻地揭露了张沛君这一类人物的虚伪性。读完全篇，再回想一下小说的开头，不是觉得格外发人深省吗？

第三，有的作品一开始就紧扣主题，定下基调，把读者迅速带进作品的环境和气氛之中，并让故事朝着开头所展示的趋势往下发展。鲁迅小说《故乡》和《伤逝》的开头，便可足够称为这方面的楷模。

《故乡》写的是一个近代中国农村急剧破产的悲剧，它沉痛地控诉了国内外反动统治势力给农民所带来的贫困与精神负累。整个作品的调子是低沉的，气氛是悲凉的。非常值得称颂的是，小说一开始，就把读者带入了故事的悲剧气氛之中。深冬季节那阴晦的天气，呜呜的冷风，苍黄的天地，萧索的荒村，加上“我”的悲凉的心境，这一切，溶成一片黯淡的色彩，给整篇小说奏起了沉郁的基调。沿着这样的路数往下发展，小说展示了悲剧主人翁闰土半生苦难的遭遇，深深地击动着读者的心灵，成功地完成了作品的反封建主题。《伤逝》所写是一对男女青年的爱情悲剧。其间虽然不无短暂的幸福与欢乐，但整个作品的调子是凄婉、悲凉的。这篇小说的开头之妙就在于：它从涓生重新回到会馆里的寂静的破屋子写起，让主人公回忆起一年前与子君初恋中的若干情景，从而在对比中更加加深了他的景物依旧、人事全非的今昔之感；特别是在叙事中还交织着表现主人公伤痛、悔恨的心境的浓重的抒情，如“如果我能够，我要写下我的悔恨和悲哀，为子君，为自己”“然而现在呢，只有寂静和空虚依旧，子君却决不再来了，而且永远，永远地！……”这样，小说所奏响的哀婉的序曲，一下子就激起了读者的感情的波澜，把读者带入了作品的特定气氛之中。可以设想一下：如果作品按照故事发生的时间顺序来写，即从涓生、子君的开始相爱写起，那么，小说的开头就无法像现在这样创造出它所需要的悲剧气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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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好的开头，确实是组成一部成功之作的重要部分，决不应等闲视之。自然，在此基本原则确立之后，如何具体处理开头的描写，作者有他充分的自由，不必也不应该作任何限制。鲁迅的小说，有的开头是从环境描写开始（如《药》《孔乙己》），有的开头是从人物的对话开始（如《明天》《离婚》），有的则是从作者的叙述或议论开始（如《在酒楼上》《阿Q正传》），形式非常多样化。

近代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反复思考和探索的主要问题，是如何改革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旧中国积贫积弱的面貌，其中，改造国民性是首要课题。因此，在反帝国主义侵略和反封建专制主义压迫屡遭失败后，许多有识之士开始从本民族的文化思想，心理素质方面去寻找原因，并且几乎都在思想、精神领域内提出救国济民的主张。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鲁迅十分重视中国的思想革命，把中国国民性的改造当做自己的第一要务。正是由于对国民灵魂有清醒而深刻的认识，鲁迅才不遗余力，全方位地展开对中华民族存在的劣根性的批判。他把根除奴性，扫荡封建文化视为改造国民精神之根本任务，提出“立人”思想，在他看来，只有健全的人性，才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愚弱的状况，提高整个民族的文化素质。鲁迅用自己的笔作为战斗的武器，这种战斗精神体现在他的整个作品之中，其开头艺术当然与这种精神紧密相连。所以鲁迅的许多小说，不仅思想深切，而且格式各异，他的小说，常常开端便耐人寻味乃至使人战栗。就艺术结构来说，鲁迅也是既用“拿来主义”的精神，吸收外国文学的长处，更以自己独特的艺术表现根植在深深的民族传统的土壤中。他既有借鉴，又不照搬；既有继承，又有革新，从而创造出现代文学的典范。《阿Q正传》的第一章《序》和《狂人日记》的“附识”，会使我们联想到古代文学中的“楔子”来。或者想到说书的“帽儿”。在传统的作品中，“楔子”往往是作者说明写作动机的东西。鲁迅的《序》或《附识》则大有区别了。它根植于现实，在艺术上也是创新的。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文学作品的开端是展示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好的开端，可以引人入胜！鲁迅的小说的开端表现了其作为思想家、艺术家的高超技艺。

参考文献：

[1]孙中田.鲁迅小说艺术札记[M].吉林人民出版社，1980.

[2]林非.鲁迅小说论稿[M].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

[3]山东师范学院聊城分院编.鲁迅作品教学手册[M]. 山东师范学院聊城分院，1979.

[4]吴宏聪，范伯群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M].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