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改革对中国的影响

金融改革对中国的影响（精选8篇）

金融改革对中国的影响 篇1

作者：易宪容

近日，随着国家统计局公布上半年数据，有关“宏观调控初见成效”的称赞声不绝。但就是没有人去想，为什么政府一出手经济数据就能够降下来？经济过热是否会卷土重来？这种运作机制的根本缺陷在哪里？当然，要回答这些问题，还是看看他人所走过路。近几年来，我们的邻国日本与韩国经济上面临的困难与问题同样不小。两国同样在采取办法来化解，但是由于采取的思路与方式不同，实际效果也就相去很远。从日本来看，直到近年来才有一点起色，而在过去的十几年里，特别是在１９９０年代，日本金融学界称之为“失落的十年”。日本长达１３年的金融危机一直令许多人困扰，因为在一般情况下，金融危机发生后的二三年内都能够走出困境。如发达的市场体制下，有效的市场运作机制，配合适当问题处理政策，金融危机在不长的时间内得以化解。不少发展中国家在国力无法支撑的情况下，经济整个崩溃，金融体制也能在不长的时间内更新与重建。

日本的金融危机之所以难以化解，就在于一个快速成长的经济体中，金融体制相对较为落后保守，金融法规不健全。更为重要的是，金融机构经营者在资产泡沫的扩张中，不注重金融风险控制与信用的分析，而是将重点放在人际关系的维持。在问题发生之后，又用尽一切手段来掩饰，最后把问题越拖越大，银行的呆坏账越积越多，终于一发不可收拾。同时，金融监管机构先是过

于乐观，继而拖以待变，等到问题越来越严重时，又不愿让大金融机构倒闭。政策上一再延误，从而失去解决问题的良机。日本政府最后不得不采取断然的政策，但经济已受到重创，病去如抽丝，这个巨大的经济体只好躺在床上等待元气恢复。

同样是面对金融危机，韩国则是另外一番景象了。１９９７年亚洲金融危机，韩国经济受了到前所未有的重创，韩国经济也濒临崩溃的边缘。在韩国爆发金融危机的前一年，前总统金泳三也曾希望整顿积弊深重且体质又相当脆弱的韩国金融体制，但由于受到国内既得利益集团的全力抗拒，行政部门不能够发挥应有的公权力而失败收场。一年后，面对着严重的金融危机，金大中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要求与帮助下，对韩国的金融制度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也正是这种金融改革的大力推动下，经济短短几年就得到恢复。１９９９年和２０００年韩国的ＧＤＰ增长率分别达到１０．９％和９．３％。即使是在２００１年世界经济出现衰退的情况下，韩国的ＧＤＰ增长率达到了３％。

韩国金融改革的具体方式有：首先是准备阶段（从１９９７年１２月３日到１９９８年６月１５日），在这个阶段中，韩国政府除修改相关法令规章并检视各金融机构的资本充足率是否达到巴塞尔协议所规定８％标准，以作为日后大力整顿金融机构良好基础外，于１９９７年１２月２４日成立韩国资产管理公司，并陆续设立韩国存款保险公司与综合金融评估委员会，以及在１９９８年４月成立独立的金融监督机构金融监督委员会等单位，作为

金融体制改革的执行与监督机构。

其次，在金融改革期间，将不能够通过金融检查的金融机构即其资产充足率未能达到最低标准、经营不佳且在短期内亦无法改善的金融机构、勒令其破产、合并、暂时停止营业以及给予拍卖等方式加速淘汰。

最后是经过一连串汰弱择强后，在金融监督委员会严格监督下，根据重整计划，以引进外资、有偿增资、合并、收购、缩减营业范围以及地点撤换管理层等方式，来加强经营状况较好的金融机构的体质。如金融机构巨大不良资产的清理、银行业与非金融机构的重整等。

政府强力介入的金融体制改革使得韩国的银行业在短期内取得巨大的成绩。韩国银行业财务结构不但更加健全，而且生产力大力提升，获利能力亦明显增强，经营状况也进行了佳境。根据韩国金融监督委员会在２００２年４月底报告指出，２００１年韩国的２０多家银行基本上结束近５年来亏损的状况，而且净利润创历年新高。韩国银行业员工的生产力也得到大幅地提升，而且高于美欧日本等发达国家商业银行的平均水平。同时，２００１年韩国银行的资产回报率、普遍股权收益率也都得到了明显的改善。同时，在韩国政府不断投放巨大的公共资金，协助金融机构清理庞大的不良资产之后，韩国银行业的健全性日益提高，银行资产的充足率等考查商业银行指标都达到发达国家商业银行的水平。

从韩国的金融改革来看，面临着严重的金融危机，政府推动的金融改革基本上是相当顺利的，大致上都按照预先计划顺利推行完成。尽管在改革的过程中，因韩国政府不断利用国家庞大的资源积极介入干预，严重扭曲资源分配和市场机能的正常运作，并由此引起国际上关切与批评。

近几年来我国也加大金融体制改革的步伐与力度，政府也出台了不少政策与措施，但无论是银行改革还是证券市场的改革都不尽人意。特别是这次宏观调控，金融体制所暴露的问题更是丛生，有的甚至积重难返。无论是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还是证券市场做假欺诈；无论是金融资产的错配误配，还是金融市场定价机制扭曲等，这些都严重影响了国内金融市场的发展，严重阻碍国内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可以说，由于金融体制改革的严重滞后，金融业成了我国经济发展最大的瓶颈。

日本与韩国金融改革所走过的路或许会对我国有不少启示。首先，我国的金融体制改革基本上还停留在改革开放初期“摸着石头过河”的思路上。缺乏大的战略和持续性的规划、设想，使得不少法令法规朝令夕改。比如金融改革的发展路径问题，是采取中央集权式或分权式自由企业式，尽管中央的文件有所表示，但实际上却根本无法走出信用市场所主导的金融体系。因为在这种体系下政府能够通过直接投资、贷款、政府担保等方式和银行来分担整个金融体系之风险，或透过银行关系来影响信用的再分配，从而通过利率管制让金融资源流向政府所认可的部门与行业。可

以说，目前这种金融体制中的根本格局不改变，金融改革要取得大的进展是十分困难的。在政府对金融市场主导的前提下，不仅会减低金融资源的运作效率，而且既得利益集团一定会利用政府权力来为其集团服务，如日本的既得利益集团那样阻碍金融市场的发展。目前利率市场化问题就是一个十分明显的例子。本来中国金融市场的利率早就扭曲多年了，中国的经济发展为什么会过热不断，就是这种金融资产价格严重扭曲的结果。很简单，如果不是资产定价那样低，投资不会那样过热。但是，这显而易见的东西就是有人看不到。

其次，从韩国的经验来看，我国金融改革最为重要一点是：任何改革都在一定的规则范围内进行，并以有力组织来保证这种改革的执行与实施。目前我国所进行的金融改革不是先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先建立起执行这些法律法规的组织，而是走到哪里就改到哪里，哪里出了问题又制定一个政策来弥补，这就使得市场行为总是在以短期为主。

再次，要对现有的金融机构与组织进行全面的清理整顿，对那些体质不好、前景不佳的金融机构都得毫不留情地强制性地勒令其破产、歇业、拍卖与合并，比如一些证券公司及信用社。当然，对于不良资产的处理，政府一定要下大力气，无论是银行不良资产还是证券的不良贷款，既要全面认真清理，看看到底有多少，也要有决心处理，不能优柔寡断，让问题一拖再拖，拖出日本的结果。同时，对国内外的资本大力开放，以补充金融业的失血现

象。为了吸引国外资金前来投资，要大幅放宽对外资进入国内金融业的限制。

还有，应该强化金融监管规范，重新的审视现行的监管法律与条例，不要等到问题一来就没有可依据的法律。比如，对中小投资者损害补偿问题。

金融改革对中国的影响 篇2

金融监管改革法案全称为《2010年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又以参议院银行委员会主席多德和众议院金融委员会主席弗兰克命名,简称为《多德-弗兰克法案》。它被认为是“大萧条”以来改革力度最大、影响最深远的金融监管改革议案,反映了美国朝野从政府到国会、从法律界到学术界对2007年至2009年金融危机的全面反思。美国金融监督改革法案是奥巴马总统在政治立法上的一个重大事例,是他政治生涯的标志性成果,对美国金融监管领域具有里程碑意义。

一、美国金融监管改革法案的出台背景分析

在《多德-弗兰克法案》之前,美国历史上还有两次重要的金融监督改革立法:《1933年银行法案》(即《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和1999年的《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1929年到1933年大危机以后,美国政府和国会都在检讨为何会发生如此大规模的世界性经济危机,最终他们得出结论:美国金融机构在危机产生的过程之中违背了很多经营的准则,例如商业银行利用吸收来的储蓄投资股票等等。对此,美国国会通过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其核心内容是对美国的金融机构实施分业经营、分业管理的监管原则。JP摩根银行的一分为二便是其中的标志性事件。根据此法案要求,摩根大通银行(即JP摩根银行)只能做商业银行业务,摩根士丹利银行则只能做投资银行业务。自此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美国的金融机构都只能分业经营,商业银行业务、证券业务、保险业务分属不同金融机构办理。

直到20世纪70年代,分业经营的弊端逐渐显现。相对于没有分业经营的德国,美国的金融机构由于业务的单一性和局限性失去国际竞争力。因此20世纪80年代的里根政府开始推动一些立法慢慢放松对于整个金融机构监管的力度。通过一些小的立法给比较大的金融机构松绑,令一些分业经营的金融机构可以涉及其他业务。1999年11月,克林顿总统正式签署《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相当于将里根总统放松金融监管的一系列法案归集整理,彻底宣告美国废除了1933年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自此以后,美国金融机构取消了分业经营的限制,开始混业经营,美国的金融市场进入了放松监管的新时期,金融市场和金融业务都得到了快速发展。

但好景不长,过度地放松监管酿造了始于2007年的金融危机的苦酒。2008年雷曼兄弟公司破产后,美国政府对诸多“大到不能倒”的巨型金融机构施以援手,注入了巨额财政资金以防止这些机构倒闭。而许多收到政府资助的金融机构居然在危机没有完全平息的情况下继续向高管发放高额奖金,这大大激怒了美国民众。以奥巴马总统为首的美国政府再一次反思美国的金融监管体系。痛定思痛的结果就是奥巴马总统签署了《华尔街改革与消费者保护法》,对过去30年美国放松金融监管的潮流进行大逆转。今后美国金融监管将在这个法案的基础上全面收紧,可能还有一些新的立法动作来继续强化监管。这样一系列的动作对于全球金融市场将有一个非常深远的示范效应,它可能会引导很多存在与美国类似问题的国家去加强金融监管。众所周知,美国金融市场是全球最发达最成熟的金融市场,刚签署的美国金融监督改革法案可能在今后很长时间都会影响到很多其他国家的金融监管事件,也会影响到全球的金融市场运作。

从20世纪30年代的分业经营,到七八十年代开始的混业经营,然后走到今天的加强金融监管,这一系列动作颇像中国的老话“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二、美国金融监管法案的主要内容与特点

此次美国金融监管改革法案一个最大的特征是金融监管权力的高度集中,即权力高度集中于财政部和美联储,特别是财政部。这就是为了克服《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导致的多头监管模式的弊端。

此次金融监管改革法案之所以被称作“华尔街的紧箍咒”、“美国有史以来最严厉的监管法案”,主要体现在下列内容;

第一,由财政部牵头,建立美国金融稳定监管委员会,由财政部部长任该委员会主席。该委员会主要职责在于识别和防范系统性风险。委员会的成员为各金融监管相关机构的负责人和一名总统任命的保险专家,定期向国会和总统报告美国在金融监管稳定方面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以及需要采取的措施。成立金融稳定监管委员会的目的是要改变目前美国金融市场上“多头监管”导致的“监管空白”和“监管重叠”的弊病。

第二,成立隶属于财政部的金融研究局,局长由美国总统提名,参议院核准任命。金融研究局的任务是动态地监控美国金融市场上发生的新情况,以及产生金融危机的可能性。

第三,成立隶属于美联储的消费者金融保护局,局长由美国总统提名,参议院核准任命。主要监管与消费者相关的金融产品中是否包含一些有风险的内容,例如信用卡消费、汽车消费贷款、住房按揭贷款等等,保证消费者得到清晰、准确的信息,同时杜绝隐藏费用、掠夺性条款和欺骗性的做法。必要时,消费者金融保护局可以停止某种产品的买卖,以求降低风险。由于消费者金融涉及面很广,该机构可以监管各类银行和非银行机构,包括所有资产规模在100亿美元以上的信贷机构和各类金融中介,而且可以独立制定监管条例并监督实施。

第四,要求银行以及各种金融机构清理其衍生产品的交易,银行必须将信用违约掉期(CDS)等高风险衍生产品剥离到特定的子公司进行交易,而银行可保留常规的利率、外汇、大宗商品等衍生产品交易。对于场外(OTC)衍生品,金融监管改革法案规定,除少数可以在场外交割,其他大多数的衍生品都要去交易所交割。这一规定可以说是非常严厉,也将大大降低因OTC衍生产品交易导致的风险。

第五,限制银行拥有或投资私募股权基金和对冲基金,其投资总额不得超过银行一级核心资本的3%;为了避免利益冲突,禁止银行做空或做多其销售给客户的金融产品。这一规定的核心在于降低金融机构杠杆率,限制其风险敞口,使其难以成为雷曼和AIG这样的“巨无霸”金融机构,从而在根本上避免“大到不能倒闭”局面的发生。

第六,在金融机构高管薪酬方面进行严厉监管,美联储可以监控金融机构高管的薪酬,提出一些指导性的标准,并在关键时刻喊停。而对上市公司基于错误财务信息发放的高管薪酬美国证监会(SEC)拥有追索权。

基于以上几点可以看出,此次美国的金融监管改革法案的确是一个非常严厉的监管法案,它的签署会改变美国金融市场的环境并起到非常深远的影响。

三、美国金融监管改革法案的影响

总的看,美国金融监管改革法案大大强化了政府对金融机构的监管职能,对于防范未来的金融市场系统性风险做了比较周到的安排,这对于保证美国经济的长期繁荣具有不言而喻的重要影响。

我们在肯定美国金融监管法案抑制投机的积极作用时,也需要警惕其可能的负面影响。似乎可以说,美国金融监督改革法案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可以强化监管、抑制投机,另一方面也会打击创新,导致人才流失。抑制高管的薪酬、禁止场外衍生品交易、甚至清算等等,都能够打击投机行为。但在打击投机的同时,可能也打击了创新。这可能会导致一些很有才华的金融专家在严厉的监管之下发挥不出自己的才能,从而导致人才的外流。金融专家们也许会流到监管相对宽松的区域,比如说欧洲和中国香港。还有一种可能是金融业的人才在不同的机构之间重新流动,比如说很优秀的金融专家在这些被严厉监管的商业银行、大投资银行(工作),薪酬各方面受到约束了,那他可能会转投那些监管相对松的对冲基金、私募基金等等,所以也会导致人才一个新的流动。

四、美国金融监督改革法案对中国的借鉴意义

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加强监管永远是市场良性运作的前提。美国由于金融监管没有跟上,最后导致2007年的金融危机,因此需要通过这个新法案来强化监管的能力。虽然中国的金融市场发展阶段与美国不一样,但是我国的金融市场长期以来也存在监管不力的现象。中国可以依靠已有的法律架构来加强监管,让市场能够不断趋于良性状态,防止发生类似事件。

第二,美国金融监督改革法案的提出凸显了多头监管的弊端。中国在金融领域的监管机构主要是“一行三会”,即中国人民银行再加证监会、银监会、保监会,此外财政部也有部分监管职能。这些机构各有职能和范围,也属于多头监管,长远看的话肯定是存在弊端的。所以我们要以美国为鉴,寻找方法协调多头监管的体系,把可能造成的损失减到最小。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不能够简单地效仿美国的金融监督改革法案,否则就是“东施效颦”了。因为中国的金融市场发展阶段跟美国不一样,中国的金融机构包括中国的投资者所能购买的金融产品数量非常有限,有很多合理的投资需求与规避风险的需求不能够通过金融产品得到满足。所以中国既要加强监管,但是又不能像美国这样来得太过严厉,来抑制我们的创新。

有人讨论中国是否需要建立类似于消费者金融保护局的机构,答案应该是否定的,至少在现阶段中国现在没有必要设立这样的一个机构。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消费者可购买的金融产品数量十分有限,并且这些金融产品在设计、制造环节都受到了非常严格的监管。美国则恰恰相反,金融产品令人眼花缭乱,消费者并不知道哪个金融产品的风险特性适合自己,因此美国需要一个消费者金融保护局来保护消费者的权益。当然,也不排除以后我们金融市场的产品极大丰富了,在这些金融产品的设计、制造的环节上监管放松了,我们可能会出现类似美国的问题,到那个时候也许我们再需要一个类似的机构。

论金融危机对我国政府改革的影响 篇3

摘要:从金融危机的成因、危机对中国产生的影响以及对中国政府改革的影响等三个方面对政府行为以及政府改革与金融危机之间的关心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金融危机;政府改革;影响关系

1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影响及对策

1.1危机影响表现

这种影响的第一个层面是显性的。首先是不少投资机构,尤其是我国金融企业对美国投行的投资,随着投行的倒闭或经营不景气而蒙受损失;其次,华尔街金融危机在一定程度上造成美国经济衰退,抑制美国市场的消费需求,从而影响到中国的出口业增长。在我国传统的外向型经济地区广东和浙江等地,由于外需的萎缩,很多企业已经十分艰难,甚至有一些企业面临倒闭的困境。

1.2应对危机的策略

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在危机中采取了积极负责的态度。我们把扩大国内有效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作为促进经济增长的基本立足点。及时调整宏观经济政策取向,果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迅速出台扩大国内需求的十项措施,陆续制定和实施一系列政策,形成了系统完整的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一揽子计划。这个计划包括:一是大规模增加政府支出和实施结构性减税;二是大频度降息和增加银行体系流动性;三是大范围实施产业调整振兴规划;四是大力度推进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五是大幅度提高社会保障水平。

2金融危机对未来我国政府改革的影响

2.1经济危机与政府改革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是整个社会的基础,也是政治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政治是经济的反映,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一方面,政治的发展最终取决于经济生活的状况。另一方面,政治对于经济又有相对的独立性,它极大地影响经济的发展。

2.2金融危机对我国未来政府改革的影响

(1)从管制行政向服务行政转变。

现代西方国家政府职能变迁的历程表明,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西方各国的政府管理普遍陷入信任危机,引起了国际性的公共管理改革,要求对政府的职能重新定位。经过长期的实践探索,西方各国最终选择了服务职能,实现了由过去重管理轻服务,到开始注重公共服务的转变。我国的政府行政在全球化的时代,离不开国际公共行政发展的宏观背景和时代特殊性,更何况我国政府本身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府,所以最终实现政府职能的方向性选择就成为一种必然。市场经济在呼唤政府改变干预经济方式的同时,也预示着一种职能结构的中心发生转移,由行政管制的职能逐步向公共服务的职能转变,从而达到“小政府,大服务”的理想状态。

(2)从全能行政向有限行政转变。

金融危机使中国这个长期实行政府主导型经济体制的国家将政府职能的转变视作最为迫切的问题之一。政府的职能就是政府的职责与功能。在我国,长期以来得计划经济体制,使得政府取代了社会自治,政府通过计划手段和操纵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这种方式,不仅在理论上缺乏科学性,而且在实践上也未能取得预期的效果,结果极大地抑制了社会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导致行政效率的低下。

(3)从暗箱行政向透明行政转变。

金融危机对政府行政提出遵循透明度原则的强制性要求。政府要不断地扩大信息的公开度,减少暗箱操作,加快网上政府的建设,使每一个公民都有权获得与自己的利益相关的政府政策的信息。政府能够及时通过各种媒体广泛听取公民的意见,以便公民能够及时有效地参与公共决策过程,并且对公共行政过程实施有效地监督。因此,对各项行政法规应当逐步实现公开、透明,特别是政府部门做出影响管理相对人权利义务的行为标准、工作程序等等,都应当依法公布,确保社会组织利个人的信息获取权。目前,政府通过加快网上建设,通过网上公布各自的联系方式和办事程序,广泛听取广大公众的意见、建议,便于社会公众监督政府施政,起到透明和公开的作用。实践证明,由暗箱行政转向透明行政对于促进政府建设有着重大的作用。

综上所述,面对突如其来的金融危机,实现政府行政模式的历史性转变,除了上述列举的几方面以外,还必须适时地实现从过去依政策行政向依法行政转变,从免责行政向责任行政转变,实现政府改革的治理行政、规则行政的理念和趋势,使我国经济尽快融入全球化经济进程中,真正实现21世纪中华民族的腾飞。

参考文献

[1]@黄晓龙.全球失衡、流动性过剩与货币危机—基于非均衡国际货币体系的分析视角[J].金融研究,2007,(8).

[2]@徐明祺.国际货币体系缺陷与国际金融危机[J].国际金融研究,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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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 篇4

班级：08装潢1班姓名：梁世文学号：200830113107

一、国际金融危机的成因

(一)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和新自由主义盛行是国际金融危机的理论根源。美国马萨诸塞大学教授大卫·科兹指出，此次金融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产物，也是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盛行结果。我国专家国纪平指出，新自由主义是一套以复兴传统自由主义思想、以尽量减少政府对经济社会的干预为主要经济政策目标的思潮，强调“最少的政府干预，最大化的市场竞争，金融自由化和贸易自由化”。由于美国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主导作用，新自由主义思潮对这一体系形成了极大影响，并最终导致危机的爆发。一些学者认为，此次由美国次贷危机演变而成的国际金融危机，是美国金融衍生品交易体系的过度投机及其管理失控所致，而这些正是新自由主义经济放任政策误导的结果。此次金融危机意味着新自由主义政策的破产。

(二)美国赤字政策是国际金融危机产生的重要原因。吴晓求认为，美国的消费理念与这场影响有深远的关系，美国依靠美元的特殊地位向外过度举债发展，向内过度贷款消费，这种寅吃卯粮的消费模式和赤字政策最终给本国及全世界酿成苦果。美国实行的是赤字财政、高消费和出口管制的政策。美国资本及技术的优势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劣势决定其必须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而出口高科技产品，但美国在大量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同时却严格限制高科技产品出口，导致贸易逆差与日俱增。为解决财政和贸易双赤字，美国在全球发行美元、国债、股票及金融衍生品，通过这种虚拟渠道使全世界的实体资源流入美国。这种美国生产货币、其他国家生产商品的局面是难以长期持续下去的，为金融危机埋下了隐患。

(三)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严重脱节积累了金融风险。吴晓求指出，未能处理好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关系是国际金融危机的成因之一。虚拟经济的适度发展可提高经济运行效率、社会资本配置效率和企业经营效率，但当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严重脱节时就会导致危机产生。林毅夫认为，美国未能很好处理2001年互联网泡沫破灭问题，而是用降息刺激房地产，从而造成更大的房地产泡沫。随着这一泡沫的破裂，次贷危机愈演愈烈，最终发展成影响全球的金融危机。

(四)美元的全球流动导致金融危机全球蔓延。吴敬琏指出，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美元逐渐成为国际主要货币，以硬通货形式遍布全球各地，形成了世界金融体系中的一个个小窟窿。以美元为主导的单级货币体系会带来全球金融体系结构性的不稳定，美国的GDP在全球份额中所占比例不足25％，但美元却占全球外汇储备的64％、外贸结算的48％和外汇交易的83％。凭借这一特殊地位，美国可将国内危机转嫁给世界。通过经常账户的长年逆差，美元在没有约束的情况下向外提供的速度越来越快，美元金融资产也进入加速膨胀的渠道，当从经常项目逆差流出美国的现金又通过金融账户流回美国时，美国本土的债券、股票、金融衍生品等金融资产就会以同样的速度被创造出来，这一过程使美国的金融资产在全球范围内膨胀。如果将美国比作一支股票，运用金融资产总值除以美国GDP算出的市盈率高达30倍左右，具有一定的泡沫性。在这样的背景下，一旦资产价格上涨停止和泡沫破灭时，一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便难以避免。

(五)金融监管和治理工具的缺失为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埋下隐患。吴颜指出，利己行为必须在一个约定俗成、符合社会整体利益的框架内活动。在华尔街，这个框架就是金融监管的法规，当“框架”有所扭曲时，在政府的支持和纵容下，华尔街的贪欲变得无限膨胀。师子奇对这种“贪婪”的膨胀进行了更为细致的分析：美国央行对抵押贷款标准的降低使相当一部

分信用不佳的购房者通过贷款购买房屋；对评级机构监管的放松也增强了产品评级的主观性，评级机构的信用增级促进了次贷衍生品的热销，而市场环境改变后大范围调低评级又极大打击了投资者信心，加剧了市场恐慌；对银行和证券公司监管的放宽也使其将很多亏损的投资科目不列入资产负债表，以达到迷惑投资者的目的，而监管者并未制定更详细的规则打击这种有害行为。除美国金融监管的缺位外，全球治理的严重滞后也是金融危机成因之一。经济全球化使全球经济风险扩散效应成倍扩大，客观上要求加强全球治理，改革现行的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

二、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

(一)对资本流动性的影响。金融危机使发达国家的金融机构损失惨重，加之市场信心缺失，使金融机构谨慎放贷，国际金融体系从原来的流动性过剩转变成流动性偏紧，许多欧美金融机构出现资金短缺。由于中国与美国利差的倒挂及我国经济的稳健增长，在早期次贷危机阶段，流入我国的资金不减反增，快速增长的FDI表明外资正加速流入中国。但当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元的走强及回流给中国带来了资本逆转的威胁。

(二)对国际贸易的影响。国际金融危机使发达国家贸易环境恶化：欧元大幅升值削弱了欧元区产品的竞争力。欧盟统计局2008年7月18日公布的数据显示，欧元区2008年5月份外贸逆差约46亿欧元，大大超过此前预测的10亿欧元逆差。日本财务省发布的2008年8月份贸易统计速报称，由于进口大幅增加、出口增幅微弱，日本2008年8月份出现了26年来首次月度贸易逆差，逆差额达3240亿日元。金融危机引起的美国市场需求收缩和人民币_升值预期同样影响着中国对外贸易。据我国商务部数据，2008年前8个月中国出口增长22.4％，同比回落5.4％。其中，对美国增长10.6％，回落6.1％，对欧盟出口增长26.3％，回落5.3％。

(三)对通货膨胀率的影响。一些学者认为，金融危机主要从两个方向对世界价格水平产生影亮：一是经济放缓抑制市场需求，缓解国际商品价格上涨压力。二是各国央行降低利率，将增加价格上涨的压力。据世界银行统计，2008年1～7月，全球各种初级产品和能源价格大幅上涨。其中，能源价格累计上涨48.3％，非能源价格上涨19.4％，农产品价格上涨19.5％。而8～9月，全球初级产品价格有所回落，与7月份相比，9月份能源价格下降23.5％，非能源价格下降11.5％，农产品价格下降13.2％。可见，在早期次贷危机阶段，第二种影响更大。当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市场需求的萎缩使通胀压力有所缓解。

(四)对制造业的影响。受金融危机的影响，美国制造业活动指数2008年10月大幅收缩，降到26年来最低点。欧元区制造业活动指数同期也跌至创纪录的低点，欧元区三个主要经济体的产出量、订单数及就业率均下降，欧元区采购经理人指数(PMI)降至41.1，是指数建立11年来的最低水平。多数学者认为，由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世界各国的经济联系更加紧密，金融危机在给欧美发达国家制度业带来冲击的同时，也给其他发达国家和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制造业增加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五)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冲击使全球经济增长速度明显放缓，2008年发达国家经济增长基本停滞。据IMF测算，发达国家2008年经济增长1.5％，比上年回落1.1％，发展中国家2008年经济增长6.9％，比上年回落1.1％。在全球经济增长放缓背景下，中国亦难独善其身。目前，中国经济总体开放度已超过80％，中国经济与美国及世界经济波动的同步性愈来愈高。2001年以后，中美两国GDP增长率之间的皮尔逊相关系数高于0.9。据经济学家估算，如果美国GDP增速下降1％，中国GDP增速将下降1％至

1.33％。2008年10月上旬，国际投行高盛、瑞银、巴克莱的中国区经济学家纷纷发出报告，分别将2009年中国GDP增速调降为8.7％、8％、9％，明显低于以前的预期。

三、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对策

(一)把握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适度平衡。此次金融危机爆发的核心原因在于过度的金融创新使虚拟经济的膨胀程度超过了实体经济的承载能力。逄锦聚指出，应对金融危机的影响，首先要妥善处理好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关系，当虚拟经济发展与实体经济发展相适应时，虚拟经济发展会促进整个经济发展，当虚拟经济脱离实体经济而过度膨胀时则会产生经济泡沫。因此，应根据实体经济发展状况来积极发展虚拟经济，使二者相互适应、相互促进，而不能相互脱节。钟茂初认为，当金融规模超过实体经济所需规模后，会加剧整个经济体系的风险。因此，各层面的债务应限定在理性范围内。李杨认为，金融改革与金融创新应服务于实体经济。金融与实体经济“疏远化”倾向在国内也有所表现。因此，要切实加强金融业的风险管理，建立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保证有充足的资本储备来应对危机。

(二)构建适应金融创新和全球资本流动的新监管体制。林毅夫认为，此次危机的发生与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创新风潮有关，应认识金融创新的风险，使金融监管与金融创新齐头并进。逄锦聚认为，由于金融具有特殊的运作规律，金融创新风险具有一定的严重性。因此，必须处理好金融创新与风险防范的关系，在推进金融创新的同时，预见金融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并建立监管和防范机制。多数学者认为，除各国应加强对金融创新的监管外，构建全球资本流动的监管机制也十分必要。汤敏指出，目前资本的全球流动规模和速度都在不断增加，过去20多年中，全球GDP年均增长了3.5％，国际贸易年均增长了7％，而国际资本流动年均增长高达14％，但对资本流动的监管却各自为政，对金融创新产品的监管力度更差，因此建立一个高透明度的、有问责机制的、有效的国际监控资本流动的全球协调机制对中国乃至世界各国都具有重要意义。

(四)实现市场机制作用和政府宏观调控作用的平衡。唐双宁认为，此次金融危机要求有新理论的出现来指导金融实践，新理论的内核是阐述好“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的辩证关系，不能把二者对立起来。从长远看，“看不见的手”为“第一性”，“看得见的手”发挥辅助作用，但在某种特殊场合，“看得见的手”要发挥更大的作用。逄锦聚指出，我们应认识并妥善处理市场经济自发发展与政府宏观调控的关系，市场经济充分发展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但也存在着市场主体决策分散问题。因此，现代市场经济应在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的同时，重视发挥政府宏观调控的作用。

四、简要述评

金融危机对中国失业率的影响 篇5

作者：杨义勇很高兴来参加这个研讨会，我觉得中国在这场国际金融危机中间虽然目前来看受到的损害相对来说是比较轻微的，但是也是深陷其中，2008年9月15日应该说是美国金融危机演化成国际性、全球性金融危机的一个转折点。在这之后2008年10月初的一天，中国国务院开常务会议，讨论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当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汇报2008年前三季度就业趋势，由于中国的失业登记系统不是很敏感，所以在开国务院常务会的时候，有关领导就汇报说中国的失业没有增加，与美国公布的数字是截然相反的。当然在常务会议上内阁的其他部长，包括总理、副总理都笑了。十一过后紧接着劳动保障部派了五个组到全国各地去调查，就问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失业率有没有增加，在第一个时间段，就暴露了我们国家在就业和失业统计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对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以及就业的影响判断也不是很及时。中国是这么一个大国，有13.3亿人口，现在有8亿从业人员。到2009年3月底，中国政府公布的登记失业率仅从2008年9月份的4.0%上升到4.3%。那么中国政府承认的登记失业人员在2008年9月15号以来到2009年3月30号，全国仅增加了25万人。我们知道美国的总人口不到中国的四分之一，但是它每个月的失业人数平均增加50万以上，所以中国在六个多月的时间内累计登记失业者只上升了25万，显然这个数据很难让老百姓满意。

我个人来谈一谈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失业率到底有多大的影响。国际劳工组织说到2008年9月15号以来，金融危机影响到5000到6000万人的失业，如果按6000万的数字来算，中国的人口占全球的1/5，劳动力也应该占1/5，那么中国在劳动失业人口中应该占到1200万左右，也就是有1200万人失业。根据美国经济学家的奥肯定律来分析，我觉得也差不多，2007年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是13%，那么2009年中国政府要保持8%的增长速度。2007年到2009年从13%下降到8%，正好是5%，参照奥肯定律（奥肯定律是来描述GDP变化和失业率变化之间存在的一种相当稳定的关系。这一定律认为，GDP每增加2%，失业率大约下降一个百分点，这种关系并不是十分严格，它只是说明了，产量增加1%时，就业人数上升达不到1%。原因可能是产量的增加是通过工人加班加点来达到的，而非由于增加就业人数；也可能是社会增加了第二职业人数，从而使就业量小于产量增加的百分比。），那么中国的失业率应该是上升到两个百分点。中国有8亿从业人员，两个百分点就是1600万左右，和1200万也比较接近。全球现在大概失业人数接近2.5亿，中国人口占其中1/5，我觉得也应该占5000万，再一个就是说据我们了解，按照国际劳工组织推荐的调查失业率的标准，大概是在7%左右，如果说乘上8亿的从业人员，5600万，也是差不多的。所以中国现在的失业人口在5000万到5600万，其中受金融危机新增的大概在1200万到1600万之间。这是我个人对这场金融危机对中国失业率影响的初步判断。

任何经济危机应该说对就业的影响都是非常深刻和深远的，无独有偶，2008年11月，中国发生了一系列的事件，其中有一个珠海事件，在珠海有一个非正规就业的人员，因为城管加强管制就不让他从业了，再加上他失去了收入，和原先的配偶感情也不上，他就自己开着车上了马路，压死了十几个老师和学生。所以我觉得金融危机一旦影响失业增加，如果说这个问题解决得不好，可能就会有两个问题出现，一个就是自杀率上升，一个就是他去杀别人。所以说温家宝总理在第一时间说要保八，投入四万个亿，保增长就是保就业。这个就业目标即使作为第一目标来实现也需要其它的手段来支持。2009年中国有611万大学毕业生要就业，现在的情况不是很好，我初步了解到，在我的博士生里面找到工作的也就是50%左右，大学生是很年轻的，很有活力和知识的。所以这部分的就业问题如果不能够解决好，对社会稳定是会有一些负面的影响。所以今年中国政府就说在促进就业里面有几个重点，一个就是要加强促进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再一个就是农民工的就业，再一个就是城镇失业人员的就业。现在中国政府在促进就业方面的政策，一个就是实行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我们也叫劳动力市场的政策，就是说财政投入更多的钱来给他们发津贴，给他们加大培训，给他们提供一些公益性的岗位。与此同时，也降低一部分社会保险费率，除了养老保险之外，因为现在像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应该说是各种险种都有一部分的结余，所以短时间内降低这些费率的可行性，同时也是必要的。四万个亿既是保经济增长，也同时拉动就业，这四万个亿在国内也是因为了很大的争议，就是这四万个亿会带来什么样的效果呢？比如说一些重体力劳动是回乡的农民工不愿意干的，同时他们也是不能干的，干不了。我们和农业部有一些调查，比如说回乡的农民工让他们去修水库，如果是人挑肩扛的话，每天给100元的工资，在农村新一代的二三十岁的农民工是不愿意干这个活，他们宁愿在家待着，太苦了。所以我们也想在这个基础建设的过程中间增加降低成本，同时也要保证它的质量，所以我们一直处在一个两难的困境。

在中国也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就说美国的银行家出了事情，就让全球的工人来买单，其中中国的工人也在其中，就是说金融危机波及到中国以后，中国国内就有很多人提出问题，就是说刚刚实行一年的劳动合同法需不需要取消？有人就提这样的问题，比如说社会保险现在是不是不用交了？再一个，最低工资是不是要向下调整？我觉得这些问题都是企业家提的，我觉得思考问题的方向本身就是错误的，中国的劳动合同法不是企业家说出台的太早了，劳动合同法是在中国劳动法出台十三年以后才迟迟出台的，应该说我们给企业家留了很多的时间。所以现在基于这样的要求，政府承诺最低工资今年不往上调，但也绝对不能够往下调。再一个，养老保险待遇、劳动合同法这些都不能往后退，但是政府要加大促进就业的公共财政的投入，同时可以允许一些困难企业缓缴社会保险费半年，同时对其它保险的费率可以做适当的下调。我们希望今年的中国经济能够“保八”，但是由于金融危机第一波才刚刚过去，还有没有第二波的说法？如果有第二波，无论是中国经济还是世界经济都将面临严峻的环境。我们说这是一次百年未遇的金融危机，并不是说我们良好的愿望半年或者一年两年就能够完全走出来的，我觉得这样就太优质了，今天上午也有人说了，说1929年的金融危机用了七年的时间，政策才基本形成一个雏形，有人说1929年的金融危机最终的解决方案就是世界大战，一直到1945年才真正解决。如果是一个深刻的危机的话，我想它的影响会到十年以上。基于这样的判断，中国政府在制定将来的十二五规划、十三五的规划都要把金融危机的深刻影响考虑其中，也就是说未来十年肯定要在金融危机的阴影中间来考虑问题。现在中国政府愿意花四万个亿来保就业，但是现在制定一个国际劳工的调查系统是一个更加重要的工作。比如说中国的失业率3.3%，社科院说是9.6%，政府说是4.3%，我们也建议在“十二五”的时候用调查失业率取代中国实行了将近六十年的登记失业率。

还有一个就是说要完善我们的城管，城市管理，城管有一条队伍，就是说要解决与非正规就业发生的冲突，我到越南的西贡去看，我觉得他们那里的城管和非正规就业的关系处的比较好，这些小商小贩有他们的权利，我们要尊重他们的权利，不能够把他们都赶到店铺里面去，他们在店铺里面开业也没有这样的条件。由于时间关系，我就说到这儿，谢谢大家！

洛道夫：谢谢杨教授，让我们更为深刻地了解了中国的失业问题，以及其中的原因，而且您还对公众政策、社会政策进行了一些阐述，如果我把您的演讲跟刚才Frank的演讲对比一下的话，那么看起来中国也有类似的讨论，从企业的角度来说，有一些力量要求说工资要降低，这样的话企业的竞争力才能够加强，而另外一方面就是宏观经济的做法，就是要稳定经济的增长，这样才能够支持总的需求。那么您刚才说政府说今年最低工资不上调，我现在可以允许一两个人问问题，然后再请出第三位发言人。

问：在我国印度尼西亚有1.02亿的劳动力，印尼的政府觉得很很难帮助他们降低失业率，所以现在我们也在辩论，因为印尼政府要大选了，所以失业问题一定是一个很重要的议题，中国的劳动力有8亿，您觉得政府保就业的可信度有多大？谢谢您！

问：我有一个问题，我跟着这个问题再问一下，同样是关于失业的，去年我们做过一个劳工统计学的大会，我们在大会上说我们要用另外一个概念来补充失业的概念，因为还有劳动力使用不足的情况，就是就业不足的人其实也属于贫困的人口和失业的人口，那么我就想在中国的讨论和辩论中，你们说到有很多民工回到了农村去，他们可能不被作为登记失业人口，也许是属于就业不足的那个范畴吧？

杨义勇：保就业的确是非常困难，但是我觉得比如说中国政府的温家宝总理，他是从一个政治家的角度来说，他觉得首先要提一个目标，政府要以积极的姿态围绕这个目标全方位地展开这个工作，保也得保，保不住也要保。中国有一句话就是求其上能够得其中，求其中能够得其上，你如果求其下的话，那个结果就是最坏的。所以在年初我们要定出一个目标，并且要做出样子来。保就业在全世界都是很困难的问题，我想效果不会百分之百能够达到，因为投资在前，就业是一个产品。国际劳工组织也说要创造生产性的就业，不能说你让他多挖几个坑，多栽几棵树，这样的财政资源也是非常有限的。中国除了保持宏观经济较好的势头以外，要向中小企业倾斜公共财政的政策，包括减税，加大对他们的融资等一些帮助，利用中小企业的发展来保住一些现有的就业岗位，或者适当增加一些就业岗位。

刚才另外一位专家提到劳动力使用不足在中国肯定是大量存在的，比如说去年我们农业部的观察站统计，2008年11月份中国有890万农民工提前回乡，提前回乡是什么概念？就相当于菲律宾的保姆在香港似的，香港人过春节的时候他们可能放一个长假回去一趟。农业部是这么定义的，提前回乡就是春节前两个礼拜回去都属于不正常的，所以说提前回乡都是因为金融危机的原因。到2008年12月底的时候统计有2000万。也很有意思，在深圳打工的农民工可能回到重庆市里找到工作了，但是他们回去把原来的那些人的工作抢掉了，很错综复杂的，但是总的来说受损的是弱势群体。他们的就业机会很小，他们受到的影响是最大的。但是中国现在农村的发展也需要人，中国政府一直强调三农，单位中国农村都是一些妇女、儿童和老年人，有这2000万人回去，农村的村长和党支部书记都是非常欢迎的，我们现在搞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他们就缺劳动力，但是他们回去之后能够干什么工作？能够长期留在农村发展一些非农产业，有一个长足的发展，现在还没有找到一个非常好的途径，他们可能也不习惯待在农村了，他们开阔了眼界，可能也不愿意再回去了，即使回去也只是暂时的休息和调整，他们的目标地不是家乡，可能是深圳或者上海。所以说最终的解决方案还是要靠中国推进城市化、推进非农经济的发展。由于时间关系，就简单说这些，谢谢！

问：您刚才不仅仅讲了失业的问题，我知道在中国还有就是退休金的问题，我知道在中国并不是足够的，按照国际比较的话更是不够所以不仅仅是失业的人，这些退休的人也是一个问题，所以我想中国现在对于退休金或者说社会保障金的改革方面有什么目标？希望怎么做？谢谢！

杨义勇：对，退休现在也存在着很大的问题，现在参加养老保险的人不到从业人员的30%，实际上现在说退休金低的人都是有退休金的人，但是还有70%的人都没有退休金，他们弱小的连声音都没有。所以2008年3月份温家宝说了要加快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到2009年底要让农村10%的人，能够给他们建立起农村的养老保险制度。中国到2008年，现在应该说人均GDP能够达到3000美元了，很多富裕的地方也在积极尝试，以前没有缴费记录的，比如说女的55岁，男的60岁，过去他们从来没有缴纳过养老保险制度，现在像北京市每个月就给他们200块钱，开始有点像国外的国民年金，但是这是仅限于发达地区的。所以我们要针对没有养老金的人，要给他们很基本的养老费用，对老人就采取老办法，因为这些老人已经这样了，我们只能采取一些新的办法，新的人就进入城镇养老保险体系，这样来解决。但是中国就农民工的问题往大了说是

互联网金融对中国银联的影响 篇6

中国银联是2002年成立的中国银行卡联合组织，通过银联跨行交易清算系统，实现商业银行系统间的互联互通和资源共享，保证银行卡跨行、跨地区和跨境的使用，是央行允许的唯一能够在国内进行跨行人民币交易清算服务的银行卡组织。

中国银联的成立尽管推动了我国银行卡产业的发展，但其业务范围和经营宗旨都具有明显的行政色彩，而银联的组织形式属于营利性的法人机构，一直以来使得银联的定位不清。这也为银联的垄断行为打下了基础。中国银联的垄断行为表现如下：

1、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2006年7月，中国银联为扼制双币卡的发展势头，向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申请将银联BIN号标准上升为国家标准，并取消双币卡，申请获批后，导致双币卡这种”折中业务“退出市场。

2、拒绝交易行为。银联限制招商银行等中小银行发行的奥运双币卡使用银联网络，致使大约1亿张双币卡不得不退出市场。

3、垄断价格行为。2005年10月，中国银联对各会员银行下发《关于收取品牌服务费、对跨境跨行查询交易收费以及调整跨境取现交易手续费标准的函》，拟于2006年1月1日起，收取各会员银行之间消费者ATM机跨行查询手续费，收费标准为境内查询每笔0.15元，各会员银行是否向消费者收取相关费用、以及具体收费标准都由各行自行决定。

此外中国银联还有强制交易行为、搭售行为和差别待遇行为等，中国银联成立之初，国家就对它实行了行业保护，具有独家经营特权。从其成立与运作机理看，其本身的定位不清，既作为银行卡政策执行者，又是产业标准的制定者，扮演了双重角色。

二、互联网金融的概述

互联网金融是传统金融行业与互联网精神相结合的新兴领域。互联网金融是最初的金融行业结合于互联网精神的新颖领域。网络浸透进“开放、平等、协作、分享”的精神，从本质上改变了人类金融途径，宽泛而言，具有互联网精神的金融业态统被定义为互联网金融。

互联网金融的`产生既有技术方面的客观条件，也有内在的经济驱动因素，并不是脱离于实体经济的“网络金融游戏”。互联网金融概括起来主要有三种类型：

1、第三方支付。第三方支付以银行支付结算功能为基础，向买卖双方提供中立的个性化支付结算服务。目前第三方支付已从电子商务交易延伸至银行传统支付领域，提供收款缴费、转账汇款等支付结算服务，并开始代销基金等金融产品，甚至进入信用支付领域。第三方支付的迅速发展逐渐削弱了商业银行社会支付平台的地位。

2、网络借贷。网络借贷指在网上实现借贷，借入者和借出者均可利用这个网络平台，实现借贷的“在线交易”。中国网络借贷平台已经超过2000家，平台的模式各有不同，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四类：

①担保机构担保交易模式，这也是最安全的P2P模式。

②”P2P平台下的债权合同转让模式“的宜信模式。可以称之为“多对多”模式，借款需求和投资都是打散组合的，通过债权转让形式将债权转移给其他投资人，获得借贷资金。

③大型金融集团推出的互联网服务平台。

④以交易参数为基点，结合O2O的综合交易模式。例如阿里小额贷款为电商加入授信审核体系，对贷款信息进行整合处理。

3、众筹融资。众筹网络融资以“团购+预约”形式，由发起人(创业者或创意人)把其产品原型或创意方案提交到众筹网站融资平台、向网友募集资金。让小企业、艺术家或个人对公众展示他们的创意，争取大家的关注和支持，进而获得所需要的资金援助。

众筹的主要模式是：众筹平台对项目的创新型、可行性审核后，批准发起资金募集。投资人可通过第三方支付“捐献”指定数目的资金，并在项目完成后得“回馈”。

三、银联的垄断地位受到冲击

银联拥有着国内银行间清算的绝对垄断权力。一般的商家需要付出交易额的1%在交易环节上的发卡行、接单机构和清算机构等金融机构，而清算机构只有银联一家。发卡行、接单机构和银联按7：2:1的比例分成。另外，银联力图通过布置银联的POS机介入接单环节，获取更丰厚的利润，不断地打通产业链。目前在接单环节，银联旗下的银联商务也处于绝对领先的地位。

银联当然还幻想着垄断互联网金融的支付业务，银联董事会曾提出这样一个目标：在2014年7月1日前，实现非金融机构互联网银联卡交易全面接入银联。这个胆大的想法却意味着银联要封杀所有的第三方支付机构，包括互联网金融公司。然而，在网上支付这一领域内，支付宝、财付通等第三方支付早已独占鳌头了，他们的大部分交易都是不走银联通道而直接与银行进行清算;即使迫不得已走银联通道，他们也迫使银行大幅降低费用。据银联统计，从事第三方支付的互联网金融公司向银行支付的手续费已从过去的0.3%至0.55%降到了0.1%。

最新数据显示，2013年全年中国第三方支付机构各类支付业务的总体交易规模达到17.9万亿，同比增长43.2%。其中线下POS收单和互联网收单分别占比59.8%和33.5%，移动支付增长明显，线上线下进一步融合。2013年中国第三方支付机构银联商务交易额份额占比42.51%、支付宝占比20.37%、财付通占比6.69%、快钱占比6.02%、汇付天下占比5.98%、通联支付占比5.11%、易宝支付占比2.31%、环迅支付占比1.07%。银联在第三方支付的交易份额还不到一半。

面对来势凶猛的互联网金融，银联就自动售货机终端而言，目前就有支付宝、微信、银联等多家支付机构在争抢布局。与支付宝相比，银联闪付在自动售货机终端领域推广面临着两大问题：一是，机器改装成本较高，对于一台新型智能售货机，支付宝产品改装仅需30至50元;微信的费用更低;而银联闪付的改装费用则超过1000元。二是，近场支付技术普及度较低，目前仅少数定制机和新版IC银行卡可以使用银联闪付技术，而支付宝和微信则无门槛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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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机对中国股市走势的影响 篇7

一、金融危机影响中国股市走势的主要渠道

美国金融危机已经成为引发全球股市波动的不安定因素, 它影响中国股市走势的渠道主要有以下几种:投资者的心理预期、金融渠道、国际贸易渠道等。

(一) 投资者的心理预期。

在影响股市的因素中, 投资者心理预期的作用不容忽视, 因为心理预期能够通过影响供求关系来影响股价。当危机发生时, 普通投资者由于信息来源渠道有限, 往往容易相信媒体或市场传言, 而信息来源渠道相对较好的机构投资者在“羊群心理”的作用下都会对市场未来走向形成趋同的心理预期。少数人的选择不会影响股市, 但是如果投资者对未来股价走势都产生大致相同的预期, 那么他们做出的买或暂时不买的投资行为就会对股票市场价格产生很大的影响。

(二) 金融渠道。

从金融渠道来看, 近年来我国内地金融机构与外部金融机构之间的金融联系在不断加强, 这使得在金融危机爆发时, 国际游资更易于传到我国的内地市场, 境外投资人重新调整自己的资产配置过程时, 资本流出流入更便利, 这都直接冲击国内的A股市场。香港和内地的经贸联系不断强化, 中国境内大量的上市公司同时也在香港市场上市, 而香港市场是一个相当开放的离岸市场, 在金融危机爆发时香港市场遭遇了惨重的抛售, 香港股票市场暴跌, 使得内地股市相对走出独立定价的空间受到非常大的挤压, 从而增加内地股市的波动。此外, 汇率的波动也同时影响到了内地股市。

(三) 国际贸易渠道。

全球经济和金融一体化的深化, 使得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之间联系越来越密切, 这使得我国的经济易于受到外部冲击的影响。始于美国的金融危机已经波及到世界各地, 市场上信贷紧缩, 企业亏损甚至倒闭, 失业率上升, 收入减少, 消费需求急剧下降。消费支出的减少必然会影响到全球贸易, 这对采取外向型发展模式的中国的影响更为明显。全球经济的衰退和需求下降, 导致我国出口增长的大幅下降和贸易顺差的大幅减少, 并进一步影响国内实体经济, 使得企业盈利能力下降, 而这个影响会通过作为经济“晴雨表”的股市反映出来。

二、金融危机对中国股市走势的影响

从金融业看, 由于我国对金融机构从事境外信用衍生品交易管制较为严格, 我国金融机构对美国次贷产品的投资规模并不大。各家银行涉及次贷危机的资金金额比重较小, 带来的损失相对较小。但是, 参股中国金融机构的海外投资者集中于美欧金融机构, 而这些金融机构在次贷危机中都遭受了巨大损失, 如果他们纷纷大量出售其持有的中国金融机构股权, 不仅将影响到中国外汇市场, 而且会对这些金融大盘股行情甚至整个股市行情产生向下压力。并且, 随着金融危机的恶化, 投资者的信心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对风险类资产的偏好度降低。国际上的对冲基金大规模抛售银行股时, 国内银行股的持有者也会受到感染主动抛售手中股票, 使得银行板块主动杀跌。虽然中国股市的管制还比较严格, 在国际股市中相对独立, 但是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扩大, 人们的全球意识逐渐强烈, 投资者已经把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紧密联系在一起。尤其是作为金融自由港的香港市场, 一方面更直接的受到国际金融市场的影响, 另一方面又与国内市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香港股市的变化很容易影响到内地股市。金融危机爆发后, 香港股指的暴跌必然会影响到内地股市的走势。在证券行业的对外开放过程中, 中国政府始终采取了相当审慎和稳妥的态度, 并且进行了相当严密的监管, 这也为中国股市的稳定发展提供了保证。

从上市公司来看, 金融危机爆发后, 相关上市企业尤其是外贸企业的盈利订单减少, 出口额减少, 投资者对相关的上市公司未来收益的预期降低, 进而引起股票价格的下跌, 从而冲击整个股市的走势。同时, 金融危机使得美元持续贬值, 进一步加大了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人民币升值虽然降低了我国进口商品的成本, 但却不利于我国商品的出口。人民币升值后, 中国出口商品的价格按美元计算会上升, 增加了国外企业进口我国商品的成本, 这必然降低我国出口商品的竞争力, 导致我国出口的减少。出口的减少会直接影响相关上市公司的业绩, 进而影响股市。

三、结论及相关建议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 随着我国与世界一体化进程的加快, 中国股市与美国股市甚至全球股市的联动性在增强, 中国股市变得更易于受到外部冲击的影响, 金融危机将通过投资者的心理预期、金融、国际贸易等渠道影响中国股市的走势。但是, 我国对金融机构从事境外信用衍生品交易管制较为严格, 欧美金融机构对我国开放的程度很有限, 使得金融危机对我国内地股票市场产生一定的影响, 但影响程度有限。香港股市在金融危机爆发后, 在金融风险传染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作用, 金融危机引发的美国股市甚至全球股市的剧烈震荡比较容易通过香港股市传到内地股市, 并最终影响内地股市。

为了防范外部经济波动对我国股票市场的冲击, 削弱金融危机对我国股票市场的影响, 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一是稳定我国的实体经济。通过加快科技进步、大力发展教育提高劳动者素质、完善市场竞争体系等方式不断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此外, 在保持出口规模增长的同时, 优化出口结构, 注重提高出口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二是加强对资本项目的管理, 防止国际游资以各种形式流入流出。同时, 加快国际收支预警体系建设, 加强对国际游资的监管, 尤其要加强对短期外债的管理。三是构建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 为投资者提供有效地避险渠道, 增加股票市场的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四是建设投资者教育长效机制, 加大对投资者的金融知识教育, 增强投资者自我保护意识、法律意识和风险防范能力。五是加强信息披露制度建设, 及时准确地披露经济金融数据。这将有利于投资者掌握全面信息, 并做出合理的判断, 防止形成恐慌性心理预期, 提振市场的信心。

摘要：在介绍金融危机影响中国股市走势的主要渠道的基础上, 分析金融危机对中国股市走势的影响, 最终得出结论和相关建议。

关键词：金融危机,股市,上市公司

参考文献

[1]曾海艳.金融危机对中国股市波动性影响的实证研究[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 2013.

金融改革对中国的影响 篇8

关键词：国际资本流动、金融安全、影响、对策

一、中国国际资本流动现状

近年来，随着国际资本完全自由流动的大趋势，我国也采取了一些放松资本管制的措施，在2004年年底，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确定的43项资本项目中，我国有11项实现部分可兑换，11项较少限制，15项较多限制，严格管制的仅有6项，我国国际资本流动的格局也有所变化。目前，我国国际资本流入越来越强，外汇储备规模已达到14336.11亿美元，外债规模迅速上升，达到3278.02亿美元，资本流出也不断增加。我国国际资本流动的基本情况如下：

（一）国际资本流入以FDI为主，呈现多渠道流入

随着我国资本项目管理的放松，以及金融业对外全面开放，我国资本流入渠道呈现以FDI为主，QFII、外债等为辅的多元化趋势。截止2007年10月中国实际吸引FDI额度达7579.29亿美元，达625271个项目（资料来源：商务部网站整理）；从2003年我国引入QFII制度至2007年11月，已批准49家QFII投资额度，总计99。95亿美元（资料来源：外汇管理局网站整理）；截至2007年6月末，我国外债余额为3278.02亿美元（资料来源：外汇管理局网站整理）。随着2007年3月两税合并议案的通过，对于FDI的各种优惠政策减少趋势已经愈加明显，加上2006年底银行业的全面开放，外商已更加倾向于采用非直接投资方式，这将是中国必须面对的国际资本流人的新挑战。

（二）“热钱”流入规则不断扩大，流动性增强。

由于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健康、稳定的发展，以及对人民币升值的强烈预期，“热钱”大量流入中国，而且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净误差和遗漏的巨大转变可能潜在地预示着未记录的资本流入。

从上表我们可以看出至1991年以来，中国一直存在着“热钱”流出(也可以理解成资本外逃)，而到亚洲金融危机期间，这种流出达到顶峰。1997年以后，“热钱”流出逐步减少，到2002年发生逆转，是大量的“热钱”流入，这种资本流入的规模是自改革开放以来从未有过的，到2004年，“热钱”流入额更是达到一个高峰。2007年上半年净误差与遗漏出现在贷方达130.75亿美元。

（三）FDI投资结构发生变化

外国来华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有所变化，制造业吸收外资占比下降，部分服务业和房地产业外国来华直接投资增长较快。2007 年上半年，制造业外国来华直接投资170亿美元，占比较上年同期下降9个百分点，为53％，仍居外国来华直接投资的半壁江山。房地产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以及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实际利用外资增长迅速，较上年同期翻了一番，其中，房地产业吸收外资达77亿美元，占比从上年同期的11％上升到24％。

（四）国际资本对中国金融市场的参与程度进一步加深

首先，QFII制度进一步完善。2006年8月，在充分总结QFII工制度3年试点经验的基础上，中国证监会、中国人民银行和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发布《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投资管理办法》，鼓励养老基金、保险基金、共同基金、慈善基金等长期机构投资者进入中国市场，完善了资金汇兑和账户管理。其次，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新设中外合资证券公司、基金公司较多。截至2006年11月，中外合资证券公司共有8家，中外合资基金公司共有24家，其中11家合资基金管理公司的外资股权已经达到49%；4家外资证券机构驻华代表处成为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特别会员，39家和19家境外证券经营机构分别在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直接从事B股业务。此外，根据《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 ),2003年11月17日，香港证券交易所在北京设立代表处。第三，外商投资企业实现境内上市，外资被允许对境内上市企业实施战略并购。第四，内地与香港合资期货公司获准成立，部分外资现货公司参与中国期货市场交易。如法资公司路易达孚(北京)贸易有限责任公司参与了郑州商品交易所的期货交易。第五，外资对外汇市场、货币市场参与程度不断加深。在外汇市场上，截至2006年底，在人民币外汇即期市场上，外资做市商银行机构数占比38%，外资银行机构数占比57%。在银行间外币/外币交易市场11家做市商和45家成员银行中，外资做市商银行有8家，外资成员银行达到19家。在银行间外汇远期市场上，外资银行机构数占比为77%；在银行间外汇掉期市场上，外资银行机构数占比为73%。在货币市场上，到2006年底，98家外资银行在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进行短期资金的融通，占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成员数的14%；在银行间债券市场中，外资银行有95家，占比为7%。

（五）对外资本输出逐渐增多

随着中国加人WTO，与世界各国尤其是亚洲经济体之间的贸易联系加强，近年来我国对外资本流出有了显著的增加，2006年末，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达824亿美元，相对于2005年同比增长27.75%(数据来源：国家外汇管理局)。QDII银行政策在我国的推行，弥补了我国参与境外投资的缺陷，此项举措将中国境内资本进一步推向海外，在对外资本流出中将发挥重要作用。至2007年1月未，我国QDII的机构达21家，总金额达179.88亿美元。

二、国际资本流动对中国金融安全的影响

近年来我国经济金融体系的流动性过剩问题日益突出，很大程度上是国际流动性过剩的结果。在人民币升值预期的强烈作用下，资金的逐利性使国际资本疯狂涌入。正如国际上历次金融危机一样，这些流动性极强、以套利投机为目的的短期资金的涌入，不仅引发国内流动性泛滥，而且加大了我国金融安全的压力，国际游资纷纷进入了中国境内，它们可能同时收获包括以下四重利益的全球最高资本收益：(1)从直接投资(FDI)中掠夺中国的要素成本；(2)从房地产开发和交易投机中获取暴利；(3)从受到纵容的股市中大发横财；(4)从人民币升值中获得稳定的资本收益。一旦资金流动的方向发生改变，极有可能引发金融不稳定甚至危机。

(一)FDI从中国掠夺大量的要素报酬

中国改革开放之初，各项事业百废待兴，急需经济发展资金，这时国内投资处于饥渴状态，国内储蓄远远不能满足投资，投资缺口由外国资源流入进行弥补，因而经常项目常常处于逆差状态，资本与金融项目常常处于顺差状态，资本与金融项目的顺差为经常项目的逆差融资，促进了中国经济发展。进入1994年以来，中国已经告别了资金短缺时代，成为重要的国际资本净输出国。但同时中国也吸引了大量的国际资本流入，主要表现为FDI。由于中国并不存在投资储蓄缺口，因而中国并非是在利用FDI所带来的资金或者实物资源，而是在利用凝结在外国直接投资中的技术、管理、市场、品牌等经营资源，结合国内的实物资源和相对廉价的劳动力生产在世界市场上有竞争力的产品。根据世界银行的估计，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流入发展中国家的FDI所获得的平均利润率为16%～18%。各方研究统计表明，流入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收益率至少在10%以上。中国以较高成本获得的FDI所带来的资金和来自于贸易盈余顺差(实物资源净输出)的资金大多形成储备资产，又通过发达国家的金融体系进行保值和增值，得到的回报相当有限，是一种低效率的国际资本循环方式。中国目前的这种国际资本循环结构，对于中国金融安全以及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不利。

（二）国际资本从房地产开发和交易投机中获取暴利

国际资本流入房地产市场的形式主要有四种:一是直接设立外资房地产投资公司或参股境内房地产开发企业；二是间接投资，购买房地产开发企业的债券或外资房地产中介公司以包销的方式批量买入楼盘，再进行商业性销售；三是外资银行对房地产开发企业和个人发放贷款；四是非居民外汇流入，结汇购买房产。国际资本进入中国的房地产业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善我国房地产企业的资本结构，提高我国房地产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促进我国房地产企业健康发展。可是国际资本的介入可能存在一定的投机目的，企图利用新兴市场的脆弱而进行故意的炒作，在市场的剧烈波动中获取收益。中国房地产市场尚未进入稳定的发展阶段，抵抗干扰的能力不强。一旦外来投资者过分看重某些吸引他们进入我国房地产市场的投机因素，如单纯预期人民币必然升值，而对市场进行集中炒作，很可能会产生房地产泡沫，甚至危机到国民经济的健康运行。同时，国际资本的介入可能影响到房地产行业和地区的经济安全。很多外来投资者选择在国内主要城市购买收益能力强的高档物业，进行持续经营并获取租金收入，这导致某些城市的大部分高档写字楼或者公寓市场被外资控制。一般来说，外来投资者的行动出发点难以掌握，受到的政策约束性也不如国内投资者强;因此一旦他们采取某些不负责任的操作，如集体退市，整个市场将一落千丈，地区的经济安全将受到巨大影响。随着外商直接投资比重的提高和外资银行规模的扩大，这种负而影响可能越来越显著。国内有学者对外资流入我国房地产市场的规模进行过测算，结果显示，2003年和2004年流入我国房地产的外资总规模（包括直接流入的外汇资金和其撬动的银行信贷）分别约为3168亿和2702亿元人民币，分别占全国房地产开发和销售总额的18%和12%。境外资金大量进入房地产市场，产生了“羊群效应”，很多境内民间资金纷纷跟风入市，推动了国内房地产价格的持续上涨。

（三）国际资本从受到纵容的股市中大发横财

大规模的国际资本进入或退出可能造成或加剧中国资本市场价格波动的风险。特别是在中国资本市场的规模本来就不大，市场的流动性也不充分，那么一定规模的外资流入或流出都会十分明显地影响中国资本市场的价格走势，加剧市场的波动，从中大发其财。随着国际资本流动提速，和预期人民币升值的影响，越来越多的国际资本的股票市场，从2006年股市开始复苏起，大盘指数已上涨4000多点，人民对于市场前景预期过于乐观，大量资金进入证券市场，使证券价格上升，证券价格上升又吸引更多资金进入市场，最后导致证券的名义价格远高于其实际价值，一但国际资本发生逆向流动，风险就会完全暴露。

（四）从人民币升值中获得稳定的资本收益。

在人民币升值预期的强烈作用下，资金的逐利性使国际资本疯狂涌入。这些资金流入中国除了在直接投中从中国掠夺大量的要素報酬、在证券市场、房地产市场获得大量的投机收益外，他们还从人民币升值中获得稳定的资体收益。我们通过以下近似计算国际资本在人民币升值中的收益：中国国际投资头寸负债*人民币升值幅度=国际资本投资收益。2005年未中国国际投资头寸负债为8001亿USD，2005年12月31至2007年12月14日人民币升值（8.0702-7.3589）/8.0727*100%，代入公式，国际资本投资收益为705.2亿USD。而在同一时间段，中国在国外的投资亏损为1077亿USD。

三、结论与建议

在国际资本流动的冲击性和破坏性越来越强的今天，我国的金融安全问题面临着各种风险，但同时也应看到我国金融系统的脆弱性和金融市场发育不完善也是重要的风险因素，因此，我们一方面要采取措施合理的引导FDI的投资领域，使其投向我们更需要发展的产业，2007年修订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就体现了这一宗旨。另外，我们要加强宏观调控力度，合理控制房地产行业的过度膨胀，合理引导国际资本进入中国的房地产业，使其改善我国房地产企业的资本结构，提高我国房地产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促进我国房地产企业健康发展。规范境外机构和个人购买境内商品房以及外商投资房地产企业所涉外汇收支和汇兑的管理，规范房地产项下跨境资本流动秩序。第三，应健全我国金融体系、完善金融市场。深化银行体系的改革，努力发展货币、资本市场，促进利率自由化，积极开拓创新，引进金融衍生工具，增强金融体系的抗风险能力和核心竞争力。第四，政府应加强宏观调控能力，提高金融监管和监测水平，特别是对国际资本流动的监测，制定相应的外汇管理政策，在外汇的收支和汇兑环节加强适管理，防止资金迅速变现外逃。最后，加强对非法资金流入的打击力度，降低“热钱”对中国金融业冲击产生的影响。

参考文献：

1.廖泽芳.“国际资本流动对中国金融市场的潜在影响”,《金融经济》2006年20期。

2．《2006年国际金融市场报告》，中国人民银行。

3．国家外汇管理局网站。

4．商务部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