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释放红利

改革释放红利（共8篇）

改革释放红利 篇1

转变政府职能 释放改革红利

作者：

来源：《机构与行政》2013年第05期

转变政府职能，是在当前形势下稳增长、控通胀、防风险，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迫切需要和重大举措，也是经济社会发展到这一阶段的客观要求。新一届政府成立一个多月内，两次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取消和下放了133项行政审批事项。开弓没有回头箭，下一步还要继续推进，以更大的勇气和智慧，坚决打好这场攻坚战。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是转变政府职能的突破口，是释放改革红利、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重要一招，今年要开好头。一要以简政放权稳增长。市场主体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是经济发展内生动力的源泉。要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进一步打开转变政府职能这扇大门，激发市场主体发展活力和创造力，这是不花钱能办事、少花钱多办事的“良方”。要最大限度减少对生产经营活动、一般投资项目和资质资格等的许可、审批，切实防止审批事项边减边增、明减暗增。二要以简政放权推转型。把稳当前和增后劲结合起来，加快体制机制创新，使企业和产业在公平的市场竞争中优化升级，为转型提供“源头活水”。三要以简政放权促就业。稳增长、促发展从根本上讲是为了扩大就业。要加快企业工商登记等制度改革，大力发展中小微企业和服务业，提供更广就业门路、更多就业机会。同时，要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发挥地方政府贴近基层的优势，把由地方实施更有效的审批事项，坚决下放给地方。

改革不仅要取消和下放权力，还要创新和改善政府管理，管住管好该管的事。放和管两者齐头并进。要切实加强市场监管，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对食品、环境、安全生产等领域群众高度关注、反映强烈的问题，要重拳打击违法违规行为，让不法分子付出付不起的代价。要创新公共服务提供方式，把政府工作重点放在“保基本”上，在非基本的公共服务领域，更多发挥市场和社会组织作用。必要的行政审批也必须规范，防止滋生腐败，做到标准明确、程序严密、运作透明、制约有效、权责分明。要腾出更多精力抓大事、议长远、谋全局，增强宏观调控的针对性、有效性和权威性，坚决完成遏制产能严重过剩行业盲目扩张等硬任务。

市场经济的本质是法治经济，行政权力必须在法律和制度的框架内运行，同时也要依法规范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的行为。

新一轮转变政府职能的大幕已经拉开。要严格落实任务和责任，对工作不力的进行问责。要把职能转变工作纳入考核，建立长效机制。改革要公开透明，把取消、下放和保留的行政审批事项，依法及时向社会公布，接受群众监督。

改革释放红利 篇2

目前,烟草行业安全基础工作有了很大的改善,已有90家多家卷烟工厂、3家醋纤企业、53家烟叶复烤企业和400多家地市级公司达到行业安全生产标准化二级企业水平。但由于历史及联合重组等因素的影响,安全管理仍较为粗放,安全基础仍较为薄弱,安全制度机制有待完善,职工安全意识、责任意识需进一步提高,安全标准化建设工作还不够深入、细致,与国家局“岗位达标、专业达标”要求尚有差距,安全文化建设和安全信息化建设有待深入推进。

针对目前烟草行业安全管理现状,我们认为,烟草行业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安全工作仍依靠改革创新来拉动。我们只有以实践凌局长提出的“三大课题”为契机,认真贯彻落实凌局长有关“发展决不能以牺牲人的生命为代价”的讲话精神,锐意创新,激发活力,对标创优,挖掘潜力,释放改革红利,才能为打造百年企业、实现中国烟草梦做好保驾护航工作。

1 注重改革的顶层设计,释放制度战略红利

注重顶层设计,这是释放新的制度红利的战略基点。安全生产需要“顶层设计”来指引方向,明确思路,落实职权。行业各单位部门应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等中央领导同志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根据2014年烟草行业安全生产电视电话会议工作部署,结合企业实际,认真谋划企业安全生产工作,尤其是要用心设计如何推进安全生产责任体系建设,加大安全考核权重,确保各单位部门、各岗位安全职责落实到位。各层级的安全职能部门如何进一步发挥各自职能作用,形成合力,共同推进企业安全生产,同样也都需要“顶层设计”,构建机制。在顶层设计过程中,各单位部门应更加注重以大局为重,树立“一盘棋”的理念,本着“有利于安全管理”的原则,精心设计安全职责与权利,实现“责、权、利”相统一,提高安全效率,实现改革的红利。

2 关注改革的基层设计,释放制度基础红利

关注基层设计,这是释放新的制度红利的基础保障。李克强总理强调:“改革既要有顶层设计,又要尊重基层的首创精神。”安全生产的“顶层设计”是大政方针,不可能具体详实,拿来就用,需要“基层设计”来充实和完善,需要以创造性精神执行和推进,才能将“顶层设计”变为成果。例如,许多卷烟厂已制定了班组安全建设方针、目标,出台了相关的评价标准,但要实现建设目标,需要基层职工切实领会开展班组安全建设的精神实质,从本部门本班组实际出发,挖掘潜力,多一些创造性的实施方案并强力推行。要在实施过程中充分调动职工参与的积极性,尊重职工的首创精神,鼓励职工大胆探索,敢于担当,宽容创新失误,同时要重视基层鲜活实践,营造创新氛围,使职工班组安全建设创造创新五彩纷呈,最终实现班组安全的建设目标。

3 推动安全文化建设,释放文化管理红利

文化管理是管理的最高境界。安全检查整改实践证明:“消除一百项安全隐患,不如塑造一个安全人。”正如学者所言:“我们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查处隐患,只是治‘表’,没有治‘本’,因为作为隐患发生源的那个‘人’没有改变,我们查处多少隐患,他还是制造多少隐患,而且查处的速度永远也赶不上制造的速度。”要根除“隐患发生源”,塑造这个“安全人”,需要通过推行安全文化建设来解决。安全文化不等同于安全宣教活动,安全文化的核心内容不是安全教育与安全宣传。我们要跳出传统观念,站在新的高度来重新审阅安全文化,领会安全文化的内涵及意义。安全文化是企业在长期生产活动中凝结起来的一种文化氛围,它对企业的安全管理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安全文化不是自然而言地形成,它需要我们去建设、去引导、去推动。

烟草行业各单位部门应以国家安监总局授予的“全国安全文化建设示范企业”——广东中烟为标杆,按照《企业安全文化建设导则》(AQ/T 9004—2008)和《烟草企业安全文化建设指南》要求,结合烟草行业安全理念,全面、系统地启动、推进企业安全文化建设,树立本单位特有的安全文化。要多方筹措资金,舍得投入,本着“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精神开展各项工作。应尽早制订安全文化建设推行方案,启动安全文化建设仪式,分阶段、有步骤地予以推进。要注重正向激励与约束机制相结合,认真开展全员安全承诺、安全签约、安全行为观测等各个阶段和环节的创建工作。通过教育引导、培训灌输、约束控制等系统性工作将企业安全价值观植入每个员工脑海,使之成为职工的行动指南,让职工做任何事情都能自觉把安全放在第一位,实现安全管理从“被动”变为“主动”,最终实现“人人都是安全员”的目标,在企业中营造出追求卓越的安全文化氛围,从根本上提升安全生产水平。

4 持续推进安全标准化,释放标准化规范红利

2013年6月,广东中烟及其所属4家卷烟厂通过了国家安监总局组织的安全生产标准化一级企业评审,成为行业至今为止唯一通过安全生产标准化一级企业的工业企业。我们应以先进单位为追赶目标,学习借鉴他们的管理理念及方式方法,不断创新安全标准化管理模式,尽早达到安全生产标准化一级企业目标。为实现一级目标,我们应在现有二级达标基础上,认真开展达标创建工作“回头看”活动,巩固达标成果,持续开展安全生产标准化循环自评,进一步提升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达标水平,把《烟草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规范》各项要求真正落实到位。要以“岗位达标和专业达标”为重点,着力通过制定各岗位安全标准,明确岗位达标要求及考核、评定或鉴定方式,对每个岗位作业人员的安全知识、技能、素质、操作、管理及其作业条件、现场环境等进行全面评价,确认是否达到岗位标准要求。同时,各单位应组织人员编制安全标准化通俗读本,深入浅出地解读、普及安全标准化内容、条款,使其通俗化、简易化,便于职工理解、掌握、运用。只有每个岗位,尤其是车间一线操作岗位,能将国家有关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安全标准规范和企业安全管理制度落到实处,实现岗位达标专业达标,企业才能真正达标,才能尽早达到安全生产标准化一级水平。

5 重视班组安全管理,释放班组建设红利

班组安全管理是企业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企业绝大部分安全事故都发生在班组,各种设备事故、人身伤害事故及消防安全均与班组人员有关。行业各单位应高度重视车间班组安全建设,结合安全标准化“岗位达标和专业达标”实际要求,编制岗位、专业安全达标标准,建立健全班组安全制度台账,定期不定期、大范围或小范围地搭建班组安全建设论坛、班组安全建设与管理优秀成果展示比赛、安全先进合格班组评比等活动平台,让车间各班组长同台竞技,畅所欲言,分享本车间班组安全管理亮点。通过互相学习、交流、探讨、借鉴、评比、总结、表彰,取长补短,明确努力方向,共同提升班组安全管理水平,促进班组岗位达标专业达标,为企业达到安全生产标准化一级水平夯实基础。

6 创新安全激励机制,释放绩效管理红利

安全管理离不开安全考核,安全考核机制的设定对企业的安全绩效至关重要,关系到企业的安全目标能否实现。在安全绩效考核中,我们应转变工作作风,认真倾听基层一线职工的心声和建议,尊重职工的合理诉求和合法权益,变革“以罚代管,以罚代教”的考核模式,遵循“激励与约束并重,正向激励为主,经济处罚为辅”原则,对职工采取思想政治工作为主、适当经济处罚为辅的教育感化方式进行纠偏,让职工体面劳动,充分体会到作为企业主人翁的价值和尊严,彰显企业安全文化建设正向激励的内涵。

我们既要对违章职工进行考核,给予一定的经济处罚,也应在一定时间内(如一个季度或半年),如果职工未出现违章现象,就将扣发款项返还职工,以此调动职工改正错误的积极性,自觉遵守安全制度规范。同时,设立安全效益奖,在职工每个月的效益奖励总额中,抽出一定的金额比例作为安全效益奖,如果职工完成当月安全工作任务且无违章行为的,发放当月安全效益奖,否则暂扣当月安全效益奖,直至职工完成安全工作任务、且连续3个月或半年无违章行为后,方可补领回被扣发的安全效益奖。此举既可促使职工落实“管生产必须管安全”的“一岗双责”制度,又可增强职工的荣辱意识,激发他们的安全工作潜能。正向激励的另一举措是设立企业专项安全奖励基金,本着“重质量,有分量”的原则,对安全有功人员进行奖励,且奖励要奖到点子上。如果奖励奖不到点子上,该奖的不奖,不该奖的却奖了,就会让人心生怨言,使奖励起不到应有的作用。为此,就要设立科学可行的奖励项目、标准,并严格执行。要注重业绩,论功行赏,对纠正违章、排除隐患、规避事故有功人员,予以奖励甚至重奖。要注重质量,摒弃数量,对表彰人数,既不设数目上限,也不凑够人数,宁缺毋滥,做到应表彰的全表彰,该奖励的尽奖励,使每一个受到表彰奖励的职工都得到肯定,令人心服口服。

7 突出相关方精细化管理,释放项目建设监管红利

行业项目建设施工、脱壳技改工作中,常常遇到动火作业、交叉作业、吊装作业、高处作业、有限空间作业等危险作业。人员变动频繁,错综复杂,安全意识技能参差不齐。为保障建设施工现场安全,行业各单位部门要严格执行《烟草行业外来施工作业安全管理暂行规定》,树立精细化管理的理念,对六大关进行严格监管。

(1)严格把好入场资质条件关。

认真审核施工方安全生产许可证、资质证书、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特种作业人员上岗资格证,同时检查施工项目安全方案、措施,凡是不能提供相关证照或不符合施工安全资质条件的坚决不允许进场作业。

(2)严格把好安全教育交底关。

不断修订完善安全管理内容表格,细化作业前安全培训、技术交底内容,组织施工人员当面培训、教育、交底,履行企业安全职责。

(3)严格把好安全监管关。

要充分发挥安保人员的作用,在危险作业现场,安排专职人员进行“旁站”监控。每天相关方施工作业结束后,安全员必须到作业现场检查收尾工作状况,特别是动火现场,一定要仔细检查,确保安全。

(4)严格把好项目安全管理关。

在一次安全事故发生后,某单位负责人曾指出:“经过几年来的体系建设和贯标工作,我们的制度是比较完善的,但是制度执行到位了吗?我看未必,有的员工甚至认为,安全管理工作是领导和安全职能部门之事,与自己关系不大,思想意识上就没把安全放在心上,谈不上积极主动遵守规章制度,更谈不上认真履行职责。”这位负责人的阐述值得人们深思。行业各单位部门,特别是各项目负责人及相关人员应认真吸取行业内外安全事故教训,切实警钟长鸣,深刻认识到安全管理“谁主管、谁负责”原则的内涵,在如火如荼的建设施工中,切实履行对相关方的安全管理职责,对所管项目、区域严格监控,不留情面。要正确处理好施工进度与安全生产的关系,不能麻痹大意、抱有侥幸心态;不能为了赶工期赶任务而忽视安全,2010年山西王家岭矿难就毁在“项目建设必须雷打不动的坚持10月1日投产”的目标上。

8 构建安全信息系统平台,释放信息化发展红利

展望未来,随着改革的不断推进,安全管理工作将面临新的形势和任务,安全信息化将显得越来越重要。我们应深谋远虑,顺势而为,借助信息化管理手段,提升安全管理水平。一是构建安全信息系统平台工作,以信息化支撑安全管理,实现任务传达、数据上报、工作记录、隐患治理、现状分析、危险源监控、宣传教育、应急管理等安全生产管理工作电子流程化,确保随时网上掌握企业安全动态,提升安全工作效率。二是不仅注重在企业外围重点部位区域安装远程视频监控系统和防侵入报警系统,更应注重在生产操作区域安装视频监控系统。一线作业现场、作业活动的远程管控应是安全管理信息化的重点,所有的作业行为及事关安全管理的现场信息,都要通过信息化手段得到展现。要通过图像、声音等形式,确保企业安全管理状况实时“看得见”,借此也可对职工的安全行为起到无形约束作用,促使其自觉遵章守纪,安全作业。

摘要：文章分析了目前烟草行业安全管理现状,提出烟草行业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安全工作仍依靠改革创新来推动。只有以实践国家局提出的“三大课题”为契机,认真贯彻落实“发展决不能以牺牲人的生命为代价”的精神,锐意创新,激发活力,对标创优,挖掘潜力,释放改革红利,才能为打造百年企业、实现中国烟草梦做好保驾护航工作。

关键词：烟草,安全,生产,创新,改革

参考文献

山东：释放金融改革红利 篇3

辛立国：总体上看，山东省金融业发展相对滞后，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有待进一步提高，山东金融业与山东实体经济发展在全国的位次很不相称，与服务于实体经济发展的要求不相适应。

从总量上看，山东是经济大省，2012年山东省实现国内生产总值（GDP）50013.2亿元，位居全国第三，仅次于广东省和江苏省，但山东省金融业增加值只有2018亿元，仅占生产总值的4%。而同期，广东省金融业增加值已突破3000亿元，占GDP比重达6.5%，北京市GDP总量虽仅有山东的1/3，金融增加值却高达2592.5亿元，占GDP的比重为14.6%。

从结构来看，山东金融业也不够合理。长期以来，山东金融业中银行业“一业独大”，实体经济融资严重依赖银行体系。目前，银行业资产占山东全部金融资产的90%以上，从银行业融资约占到社会融资总量的八成。这种局面一方面造成融资规模小、融资难、融资贵，金融难以支持经济快速发展，另一方面也容易导致金融风险向银行业集中。

从金融服务水平上看，尽管近年来山东金融业持续快速发展，整体实力和抗风险能力大为增强，但应该看到省内部分地方性金融机构基础仍相对薄弱，面向社区和城乡居民的小微金融机构偏少，金融服务体系尚不够健全，金融服务水平和能力亟待提高。

《商周刊》：此次金融改革亮點和创新點有哪些？金融改革将如何作用于山东省整体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

辛立国：《关于加快全省金融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明确了山东省未来5年的金融改革发展目标，描绘了山东建设金融大省乃至金融强省的路线图和时间表，成为山东省金融改革发展的新起點，其亮點和创新點体现在以下方面：

坚持金融改革发展要与实体经济发展相适应的理念，把加强和改进金融服务聚焦到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上来。《意见》立足于服务山东实体经济发展需要确定金融发展目标，强调更好地发挥金融对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支持作用，要求做好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金融服务，营造金融业发展的良好环境。

坚持按照市场化方向推进金融重點领域与关键环节改革，强调各金融行业协调发展。《意见》重在完善金融运行机制，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发展和规范各类地方金融组织，在坚持发挥银行融资作用的同时，强调发挥好证券、期货、保险、股权投资、民间融资等多渠道的融资工具。

坚持金融创新和对外开放并重，全方位提升金融业的创新能力和开放水平。《意见》一方面强调支持和推动金融市场创新发展，要求稳步推进多种形式的社会融资，发展股权交易市场，建立各类要素交易平台，发挥期货市场功能，拓宽保险服务领域；另一方面要求加快金融业对外开放步伐，提出引进金融投资类机构，加强跨区域金融合作，做好对“走出去”企业的金融服务。

此次金融改革立足于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本质要求，旨在优化金融资源配置，释放金融改革红利，提升金融服务水平。通过改革，在实现市场在金融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的同时，切实转变政府职能，使金融政策与财政政策和产业政策等其他政策协同配合，形成合力，将有力地推动山东省整体的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

《商周刊》：山东金融服务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内容和形式有哪些不尽人意之处？产生的原因有哪些？在本次改革中，意欲如何解决？

辛立国：受制于诸多主客观因素、外部经济环境和金融业自身体制性矛盾，山东近些年来在金融改革发展方面整体水平不高，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不强，面向社区、城乡等地域的小微金融机构不多，金融运行中存在风险隐患等一些问题。当前山东省金融业发展与实体经济发展的现实需求尚有一定差距，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亟待提高。

改革释放红利 篇4

齐鲁网济南2月28日讯 今天，山东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邀请省工商局党组书记、局长牛启忠、省工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向维凯对《山东省推进工商注册制度便利化加强市场监管的实施意见》进行解读，并答记者问。齐鲁网记者从发布会上获悉，工商注册制度将进行21项改革，促进工商注册制度便利化、市场竞争公平有序、社会诚信体系建设。

“10项内容”提高市场准入效率

破解“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

省工商局表示，将推出“10项内容”，进一步简政放权，促进工商注册制度便利化，提高市场准入效率，努力破解“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具体内容如下：

实行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除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对特定行业注册资本最低限额另有规定外，取消公司最低注册资本的限制，不再限制公司设立时股东的首次出资额及比例、货币出资比例；不再规定公司股东缴足出资的期限。除27个特殊行业外，公司注册资本实缴登记制改为认缴登记制，理论上“一元钱可注册公司”和“零首付”，大幅度降低门槛和创业成本。

清理工商登记前置审批项目。根据《行政许可法》规定，精简和规范前置审批事项，除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明确规定的企业登记前置审批事项外，其他的一律不作为工商登记的前置，并提出严格控制新设前置审批，省内不再自行设定前置审批事项。

实行“先照后证”制度改革。实行主体资格和经营资格相对分离。除工商登记前置审批事项外，市场主体直接申办营业执照。编制工商登记前置审批目录，向社会公布；目录实行动态管理，未纳入目录的一律不得实施；有效解决“证照”扯皮问题，倒逼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实行住所(经营场所)登记改革。申请人申报住所合法使用证明即可登记。登记机关不再审查住所(经营场所)的产权权属、使用功能及法定用途。允许“一照多址”和“一址多照”，允许商务秘书企业为企业提供住所托管服务及其他配套服务，创新性地解决对住所条件要求低的企业，如电子商务企业的住所登记问题，充分释放住所资源，鼓励和加快社会投资。

实行名称登记改革。只要不重名、不违法，均允许使用。企业可根据经营范围自主选择名称的行业表述，取消企业登记后一年内不得变更名称的限制。

实行经营范围登记改革。取消前置许可项目有效期的标注，减少企业因频繁换证带来的变更登记；其他经营项目的经营范围可由企业自主选择大类、种类、小类或具体经营项目表述，充分尊重企业的自主权；支持新兴行业和新型业态使用通行用语登记，支持创业、创新。

改企业年检制度为年报制度，企业按通过市场主体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工商机关报送报告，在降低企业经营成本的同时，增强企业信息透明度，变企业对监管部门负责为企业对社会负责，实现社会共治。

实行登记管辖便利化改革。除法定登记管辖权限外，企业可到所在地登记机关办理登记，支持有条件的工商所受理公司制企业的登记申请，方便企业就近办照。

实行登记流程便利化改革。探索试行登记“受理、审核合一制”，缩短办照时间。推行电子营业执照，实行全程电子化登记管理方式，实现网上申请、网上核准、网上登记、网上发照、网上公示。

实行“多证联办”便利化改革。在各级政府行政审批服务中心设立综合受理窗口，实行一个窗口受理，多部门同步审批，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统一发放。

“7项措施”厘清政府部门监管职责

促进市场公平有序竞争

强化市场监管方面，为推进政府各相关部门各司其职、相互配合、齐抓共管，切实把该管的事务管住管好，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省工商将推出“7项措施”，厘清政府部门监管职责：

建立经营异常名录制度。登记机关将不按规定期限履行报告公示义务或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等存在经营异常行为的市场主体载入经营异常名录，并在市场主体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上向社会公示。企业被载入经营异常名录三年内完成整改的，可申请恢复正常记载状态；超过三年未整改的，永久载入经营异常名录。

建立严重违法企业名单(“黑名单”)制度。对被永久载入经营异常名录的，公示信息隐瞒真实情况、弄虚作假且情节严重的，被吊销营业执照以及其他违反法律法规等情形的企业列入严重违法企业名单(“黑名单”)。被载入“黑名单”的市场主体及负有个人责任的投资人、负责人、董事、监事等纳入信用监管体系，使其在办理相关的登记许可审批、资质认定、银行贷款等业务时受到限制。

建立企业公示信息抽查制度。登记机关对已按规定报送并公示报告的企业，随机抽取一定的比例进行监督检查。根据专项整治、举报投诉、上级部署、部门抄告等情况，对特定企业进行重点核查。抽(核)查结果向社会公示。

加强市场主体住所(经营场所)管理。市场主体住所(经营场所)依法应当审批的，经有关部门审批后方可开展相关经营活动。对应当具备特定条件的住所，或利用非法建筑、擅自改变房屋性质等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由国土、规划、住建、房屋管理、文化、卫生计生、公安、消防、环保等部门依法监管；涉及许可审批事项的，由许可审批部门依法监管。

加强市场主体经营行为监管。加强对市场主体准入和退出行为的监管，大力推进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执法，规范网络商品交易及有关服务，加强各类商品交易市场的规范管理，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强化流通领域商品质量监管，坚决打击损害竞争、消费者权益以及妨碍创新和技术进步的垄断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严厉查处侵犯知识产权、制售假冒伪劣商品、商业贿赂、限制竞争、虚假宣传、合同欺诈、传销等违法行为，切实维护经营者和消费者合法权益。

构建市场监管新格局。按照“谁审批、谁监管”的原则，厘清部门监管职责，完善协同监管机制。建立健全部门间信息沟通共享机制、信用信息披露机制和案件协查移送机制，提高协同监管执法能力。

强化司法救济和刑事惩治。因工商登记争议引发民事纠纷时，当事人应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寻求司法救济。充分发挥刑事司法对犯罪行为的惩治、威慑作用，建立健全涉嫌犯罪案件移送机制。

“4条举措”促进社会诚信体系建设

倒逼市场主体诚信守法经营

省工商局提出，为促进社会诚信体系建设，将推出“4条举措”强化信用约束，形成部门协同监管、行业自律、社会监督和市场主体自治相结合的监管格局，倒逼市场主体诚信守法经营。

建立市场主体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作为工商登记、行政审批、执法监管等信息资源共享的平台。工商部门、审批部门和行业主管部门应通过系统平台上传、接收、反馈市场主体注册登记、许可审批、报告、行政处罚等信息，社会公众可通过该系统查询企业信用信息。

建立完善信用约束机制，通过部门联动响应，完善警示、惩戒制度，让违法主体“一处违法，处处受限”。落实国家境外追偿保障措施，将违反认缴义务、有欺诈和违规行为的境外投资者及其实际控制人列入“重点监控名单”，并严格审查或限制其在我省投资。

发挥社会组织的监督自律作用，促进市场主体诚信守法经营，构建“政府负责、部门协同、行业规范、公众参与”的行政管理部门与社会组织、行业协会协同的市场多元监管格局。

改革释放红利 篇5

我国不同阶段的结构特征变化

经济体由落后贫困逐渐发展到先进富裕的进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分别是：前工业化阶段、工业化阶段以及后工业化阶段。将工业化作为合意增长率、红利释放同产业结构优化的主线，主要基于三个方面的考虑：第一，国家的工业化是发展经济的关键所在，对于发展中的我国更是如此。国家不断发展落后经济的过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不断实现工业化的过程。早在上世纪40年代，张培刚作为奠基发展经济学之一的学者，就已明确提出了这一论点。以发展中国家工业化主线作为立足点，将经济发展阶段进行历史与实际的划分。第二，产业结构与工业化紧密相联。将工业化作为主线，能够使其与变化结构相关的经济发展理论形成有效联结，并且能够便于将发达国家的历史进行参照，有效对比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阶段，以及产业结构的变化情况。第三，经济发展速度和经济发展阶段相连接的纽带就是工业化。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其经济结构特征也各有差异，经济结构特征的不同，能够从需求与供给两个方面对经济发展的速度造成影响。在农业阶段由于技术较为落后，使得长期需求以及供给能力保持在较低水平，决定了农业阶段的经济发展速度长期缓慢。在工业化阶段，随着时间推移资本日益积累增多，不断提高的生产率以及持续的供给能力，同越来越强的需求相结合，使得经济能够快速发展。可以说，在需求与供给两个方面而言，通过工业化作为主线，能够将经济发展速度、经济结构变化以及经济发展阶段有效的链接起来。在前工业化时期是以第一产业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时期，这一时期的基本特征是经济随自然资源分布、产业结构单一、农业为主导产业、资本积累有限、地区差异较大。在工业化时期则是以第二产业为主导的经济相对快速发展的时期。这一时期基本特征是人们逐渐从事工业活动以获取更高的收入，工业也逐渐由家庭手工作业发展为机器、化工、汽车等重工业。在后工业化时期则是以第三产业为主导的经济发展较为平稳的时期。这一时期的基本特征是服务业为主导产业，技术水平与生产率得到大幅度提高，城乡差距普遍存在，随着服务业经济结构的调整，区域之间的不平衡依然存在，各类生产要素由传统的国内配置发展为世界范围内最优配置。

我国的合意增长率与结构变化

合意增长率对应着自然增长率与实际增长率，是在产出、资本与储蓄比率已知的情况下，将全部储蓄转变为所需投资增长率，等于是合意资本产出率与合意储蓄率的比值。随着不断进步的计量方式，已经能够在理论层面对合意增长率进行度量。本文主要利用合意增长率对经济结构领域进行理解，认为合意增长率是经济发展速度与经济结构相一致或是对经济结构优化有利。合意增长率就是在经济结构变化较快的时期，其经济发展速度也较快，反之，缓慢变化的经济结构，相对应的合意增长率也会较低。前工业化时期，由于缓慢的经济结构变化，其合意增长率一直无法提高；工业化时期经济结构变化逐渐迅速，合意增长率也逐渐提高；而在后工业化阶段的不同时期，合意增长率的表现也将各有差异。本文主要结合我国从“一五”开始到“十二五”的近60年经济发展，对我国的合意增长率、红利释放及结构变化的规律进行探讨。依据《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可以看出我国从1953年至2012年的劳均GDP增长率、人均GDP以及GDP增长率均出现基本相同的变化趋势及规律。以经济波动及增长速度为主，同时全面考虑到这一期间我国经济的制约条件、因素以及实际情况，对经济发展速度以及经济结构特征进行分段描述。在计划经济时期（1953-1978年），该阶段我国主要发展战略是优先发展重工业，这一战略违背了比较优势原理，由国家强制力作为启动工业化进程的依靠。1953年的人均GDP仅为121元，到了1976年，人均GDP为318元，在24年中，劳均GDP增长率为3.6%，人均GDP增长率为4.2%，GDP的增长率为6.3%。我国计划经济时期的工业化情况，按照钱纳里等就业份额与农业产值的标准来看，其水平极低，远远低于起步阶段的人均GDP100美元，到1976年，其人均GDP依然没有超过200美元的水平。但是，我国的工业模式主要由政府主导，重工业投资作为导向驱动，加之城乡日益分离的二元经济结构，以及计划体制中的.资源配置，逐渐促进了我国工业化进程，推动我国经济缓慢发展。在转轨时期（1978-2000年），也就是我国进入了由市场经济体制逐渐替代计划经济体制的时期，也可以说是迅速变化的经济结构，转变工业化战略，迅猛发展经济的工业化推进时期。在这一时期，我国逐渐由优先发展重工业，转变为在轻重工业之间，以比较优势原理为基础的发展模式，并在三次产业之间协调发展。在转轨时期逐渐引入市场因素，成为计划与市场并行资源优化配置的方法之一。我国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当中，政府投资是核心，忽视了需求、城乡差异过大等许多不协调的经济结构而进行的工业化模式。但在转轨时期，这样的传统模式正逐渐被私人投资与政府投资兼顾，需求与供给并重，逐渐缩小城乡差距，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经济结构优化的工业化模式所替代。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转轨时期的经济结构也随之快速变化，并且符合了经济结构的演变规律，促进了合意增长率。随着转轨时期市场因素的不断作用，逐渐增加的私人投资，促进了农村适度开放，逐渐缩小城乡二元经济差距。伴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国民收入水平显著提高，逐渐增多了物质文化生活等多样化需求。这样迅速且良性的经济结构优化与经济结构调整，极大程度地推进了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在转轨时期的20多年里，劳均GDP增长率为20.1%，人均GDP增长率为14.1%，GDP增长率为15.8%，较计划经济时期的发展当属奇迹。在持续稳定增长期（2001年以后），这也是我国加入WTO以来，进入了全新工业化的时期。在这一时期，我国工业化逐步走入成熟，甚至迈向了高级工业化的持续稳定增长阶段。2000年时，我国人均GDP为7858元，到2012年已经高达38354元，也就是由800美元提高至6000美元。依据钱纳里标准，中级工业化向高级工业化过渡的加速发展时期，也是经济结构巨变的阶段，为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至3000美元。自从我国进入持续稳定增长期，伴随着空前增长的外需，随之而来的是相对不足的内需，由于我国各地逐步开展重型制造业，以及大规模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使得政府投资所扮演的角色更为重要。在持续稳定增长期，由经济增速层面看，我国具有相对较小的经济波动，并且呈现迅速增长且平稳的态势。这一时期的劳均GDP增长率为14.6%，人均GDP增长率为10.1%，GDP增长率为11.7%。人均GDP增长率比转轨时期更高，而GDP增长率则与转轨时期相同，劳均GDP增长率较低于转轨时期。由产业结构层面看，第三产业份额正在不断提高，第二产业份额没有太大变化，而第一产业份额正在不断下降。另外，在持续稳定增长期，我国的第三产业就业份额持续超过第二产业，且首次超过第一产业成为主导型产业。由此可以看出，我国60年的工业化发展进程，符合结构优化，能够促进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在计划经济发展时期，属于政府主导型的前工业化进程起步时期，带着强烈的随意性与主观性的战略计划，在配置资源中发挥着绝对的作用，形成了重视供给轻视需求，重视城市轻视农村，重视投资轻视消费，重视重工业轻视轻工业，重视工业化轻视服务化，重视政府投资轻视私人投资，重视国内市场而轻视国际市场等问题，存在许多非优化经济结构，但这一时期的非优化经济结构，仍旧起到了优化结构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经济增长。在转轨时期，是体制转型及加速推进工业化进程的时期，在配置资源中，计划逐渐被市场所替代，并且起到了主导作用。不断优化城乡结构，轻重工业化结构也逐渐合理。该阶段社会经济发展的主旋律是符合工业化发展的普遍规律且迅猛的结构变化，释放出了庞大的结构红利效益，有效推动了国民经济可持续且迅速的提升。在持续稳定增长期，是我国后工业化进程走入成熟与高级阶段的发展时期，强劲的外需与低人力资本有效结合，让全世界关注焦点落在“中国制造”上。在该时期中，经济结构的改变，既体现出优化趋势，同时也存在些许恶化因素，从根本上说，一方面持续推动经济呈现高速增长趋势，另一方面，增速的放缓以及对结构进一步调整又意味着巨大的结构红利还未释放。

红利释放、合意增长率同结构优化

以事后的观点层面来看，若是将合意增长率看作与经济结构优化一致的实际经济发展速度，则可以看出，在前工业化时期，由于缓慢变化的经济结构，其合意增长率也极低，人均GDP增长率基本等于零。在工业化时期，由于整个过程中，如区域结构、城乡结构、产业结构、投资结构以及需求结构等经济结构快速的优化，其结构红利效应由于结构变化的释放极其明显，大幅度增加了合意增长率。在后工业化时期，由于时间较短，所经历的国家也较少，该时期逐渐趋于稳定合理的传统经济结构，在与层次逐渐提高的需求之间，所形成的高供给能力水平与高层次需求相对不足，这样的不断调试以及不匹配的供求关系，极可能降低合意增长率。就我国现阶段来说，以新中国成立为起点，以“一五”计划为开始，我国的工业化进程能分为以下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53年到1978年，扭曲的结构变化虽然提高了合意增长率，但是，却对国民经济原有的发展潜力造成了阻碍，降低了红利释放与结构优化的潜力。第二阶段，是从1978年到2000年，该阶段结构优化持续且健康，将结构红利效应充分发挥出来，大幅度的促进了合意增长率提高。第三阶段，是从2001年至今，该阶段的工业化逐渐成熟，并且呈现高级化发展趋势，在不断优化区域结构，产业结构以及城乡结构的同时，却对投资结构与需求结构造成了恶化。一方面促进了合意增长率的提高，有利于红利释放和结构优化。而另一方面又对结构红利效益的有效发挥造成了阻碍。为此，本文提出以下几点政策性建议：首先，应该积极促进劳动力进行跨区域与跨产业的流动，充分促进劳动力将应有的结构红利效应发挥出来。建立起全国一体化、进退自由、规范有序以及鼓励流动的劳动力市场，以促进劳动力由效率低下的第一、二产业，向效率较高的第三产业移动，将劳动力的结构红利效应最大化释放出来。其次，应该引导合理消费，促进我国内需消费逐渐替代外需消费，释放需求结构红利效应。引导合理消费的宗旨在于实体经济的金融创新发展，以提高储蓄向投资的转化效率，同时需要对社会保障系统不断健全完善，引导公民进行适度合理的消费行为，以提升合意资本产出率与合意储蓄率。最后，应该将政府投资规范化，鼓励私人投资，最大限度地激发投资结构的红利效应。政府的投资领域以及规模需要规范化，对民间投资门槛逐步降低，增加民间投资的领域，使市场为主导逐渐替代目前的政府投资为主导，提高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

参考文献：

1.匡贤明.“改革红利”与社会公平解析[J].学习月刊，2013（4）

2.徐琳.试论改革红利与中国经济的新发展[J].商业时代，2013,7（20）

3.单元媛，罗威.产业融合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效应的实证研究[J].企业经济，2013（8）

4.王展祥，魏琳.结构优化过程中合意发展速度的识别与辨析：历程与评价[J].当代财经，2013,12（349）

论改革红利与中国经济新发展 篇6

摘要：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巨大成就，受益于人口、进出口、土地和改革四大红利，但人口红利即将迎来拐点，进出口红利正在消失，土地红利趋近尾声，只有改革红利需要进一步释放。人口、进出口和土地红利不会迅速消失，经过改革后还能继续为我国经济增长服务。未来5-10年，改革红利将是我国最大的红利，我国潜在的改革红利在于内需红利、城镇化红利和制度红利,这些红利的释放需要一系列的变革，并且三者之间相互联系和影响，需要统筹兼顾。

关键词：四大红利

改革

经济发展

内需

城镇化

制度 正文：

1.我国改革开放的四大红利及现状

（1）人口红利

近年来年来，我国劳动人口占比持续不断提高，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到城市，在国际竞争中提供了大量低成本的劳动力，这就是所谓的“人口红利”。由于我国处在产业层级较低阶段，劳动人口不需要过多的教育便可进入市场，所以无需提供较高工资，且无需提供养老和医疗等社会保障，劳动力成本被压低，为我国外向型经济和房地产业的成长提供了巨大的利润空间。但是，受计划生育国策等影响，改革开放的30多年里，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速明显减缓。国内外一些研究机构预测，中国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率将于2015 年出现由正到负的“拐点”。“人口红利”的高峰期将过，普通劳动者尤其是农民工的工资会进入一个快速上升的通道。（2）进出口红利

进出口作为近十多年来拉动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之一，为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和欧盟地区的经济始终处于低迷的状态，中国进出口面临着增速平台下移的压力，而且可以肯定这在今后几年也将是一种常态。在短时期内，中国进出口增速的持续下滑将是一个大概率事件，进出口红利对经济的驱动效应可能逐渐消逝。（3）土地红利

所谓“土地红利”，是指把土地作为一种生产要素投入到生产过程中所产生的回报。土地红利在过去30 年中对中国经济的推动作用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土地红利使得我国工业化进程以低成本方式运行，加速了工业化进程；第二，土地出让金及相关税收收入切实增加了地方政府的可支配财力，弥补了分税制改革后地方政府的财政缺口；第三，房地产市场和土地市场互相带动的双赢局面，促进了我国城镇化的进程和经济的发展。目前，在地方政府利益的驱动下，土地红利已呈现出日益衰竭的趋势，中央政府将提高征地补偿数额，提高三大生产要素中土地资本的价格，土地红利对中国经济的驱动作用趋近尾声。（4）改革红利

研究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历史脉络和逻辑框架，不难看出持续不断的改革是我国经济不断发展的最大红利，尤其关键时期的改革，对于国民经济更是具有至关重要的积极效果。改革红利的释放是通过破除制约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来实现的。30多年来，我国主要进行了所有制改革和市场机制改革。然而改革进程远未完成，其中，包括市场经济各要素比重、企业制度、对外经济结构、金融市场利率在内的诸多环节，仍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我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这种状况也为改革红利的进一步释放提供了巨大的空间。

2.改革与其他三大红利的关系

从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国的人口红利将在几年之内逐步消逝，进出口红利难以为继，土地红利已经衰竭，而改革红利的进一步释放已经迫在眉睫。改革能破除人口、进出口、土地三大红利的瓶颈，或者引导其转型为新的红利，而这同时也是改革红利进一步释放的一部分。虽然我国人口红利已近拐点，但及时的改革可以延长红利拐点，并促进新的红利产生。首先，要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其次，要加快产业升级换代。目前劳动力素质提升的空间和潜力巨大，高端劳动力的成本水平尚处低位，正确处理好劳动力的数量与质量、总量与结构的关系，实现劳动力内部结构调整与经济升级转型之间的有机搭配，将成为人口红利变迁过程中的重中之重。对外贸易曾经给我国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劲动力，但受外部因素影响，短时期内我国进出口红利可能逐渐消逝，导致传统产业的终端需求大大降低，倒逼新一轮产业改革。如果发挥改革作用，产业转型升级成功，未来进出口红利可能会再生。土地资源具有供给弹性低的特点，我国土地资源本身有限，土地出让的无节制增长和粗放利用已使我国土地红利日益衰竭。

3.未来我国的三大改革红利

我国1979年改革开放之后陆续出台的一系列改革政策，其效用基本发挥完毕，我国需要继续改革，深化改革。未来5-10年，我国潜在的改革红利在于内需红利、城镇化红利和制度红利，本文对此进行详细分析。（1）内需红利

国外资本和产品对中国市场一直非常青睐，说明中国内需消费的潜力是非常巨大的，消费有望成为下一个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引擎。其次，加快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党的十八大提出居民收入倍增，这很受人瞩目，但更要完善分配制度，以缩小贫富差距，扩大中等收入者群体。在初次分配时兼顾公平，通过税收等手段进行转移支付，增加刚性需求者的消费能力。再次，完善我国福利体系。通过制度设计，完善我国公民的四种最基本权利（就业、医疗、教育、住房）保障体系，这不仅是现代国家构建的基础，更是将教育、就业、医疗、住房等需求转化为长期内需的保障。

（2）城镇化红利

城镇化红利很可能成为我国未来20年经济增长的动力所在。我国当前需要加速城镇化建设，释放城镇化的巨大红利，这需要一系列的配套改革，比较迫切的改革有三点：一是土地制度改革。只有进行土地改革才能打破城乡二元经济，解决由于土地产权制度而对农村进行的“剪刀差”式掠夺，逐步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差距，而且可能释放出巨大的生产和消费潜能。二是户籍制度改革。这是推进城镇化、释放经济潜能的关键。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我国大批进城的农民工没能享受到市民待遇，消费需求无法释放。三是推进农业现代化。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必须同步进行，通过发展现代农业固本强基，有序释放城镇化的内需潜力。（3）制度红利

一种能够充分发挥个人积极性的制度是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发展的深层次根源在于制度的不断完善和创新。另外，内需红利和城镇化红利的释放都有赖于制度红利保障，所以中国改革红利释放严重依赖于制度性红利再造。首先，要做好制度顶层设计。顶层设计是制度红利释放的战略路径。要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其次，要加速推进市场化改革相关制度出台。再次，要用制度创造机会公平。导致贫富不均的重要原因是机会不均，这需要向利益集团开刀，会遇到阻力，但是势在必行。要深化国有企业管理体制改革，破除其在行业进入、资源使用、信贷支持、产品定价等方面的特权，调高其利润上缴比例，公平分配利润，规范国企高管薪酬制度，逐步缩小行业收入差距。

总体来看，三大改革红利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需要做好规划，统筹兼顾，以最大化地释放改革红利。

参考文献：

改革释放红利 篇7

关键词:稳中求进

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 把改革创新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各个领域各个环节。

《政府工作报告》指出, 2 0 1 4 年预计国内生产总值增长7.5%左右, 居民消费价格涨幅控制在3.5%左右, 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4.6%以内, 与2013年设定的目标完全一致, 这也符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的“稳中求进”总基调。

物流业是经济的晴雨表。经济的稳中求进, 决定了物流业在中速发展中的调整与发展。2013年, 全社会物流总额为197.8万亿元, 同比增长9.5%, 增幅较上年回落0.3个百分点;社会物流总费用10.2万亿元, 同比增长9.3%, 增幅较上年回落2.1个百分点。在物流需求规模增速减缓、市场倒逼机制效应明显增强的背景下, 物流企业业务调整的动力增强, 行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物流专业服务能力增强、供应链管理有新的发展, 快递速运、物流平台、一体化物流、供应链管理等已经成为行业新的增长点。

不过《政府工作报告》指出, 全球经济格局深度调整, 国内支撑发展的要素条件也在发生深刻变化, 深层次矛盾凸显, 正处于结构调整阵痛期、增长速度换挡期, 到了爬坡过坎的紧要关口, 经济下行压力依然较大。换句话说, 我国经济发展还面临一些不确定性因素, 完成今年目标会有很大难度, 而中央加快经济结构调整, 可能会加大对经济下滑的容忍度。物流行业要准备好“勒紧裤腰带过日子”, 要积极转型, 着力由“规模速度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 由“物流服务商”向“供应链服务商”转变, 由“独立扩张”向“联动发展”转变。

关键词:深化改革

要以深化改革为强大动力, 以调整结构为主攻方向, 以改善民生为根本目的, 统筹兼顾, 突出重点, 务求实效。

改革是最大的红利, 其实质就是放开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 用好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换言之, 就是厘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当前改革已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 必须要有壮士断腕的决心和背水一战的气概。

去年, 国务院分批取消和下放了416项行政审批事项。根据记者梳理, 在取消和下放的行政审批权中, 有40多项涉及到交通、物流、仓储等。行政审批项目数量的减少, 有利于增强企业活力、提高经营效率。不过, 我国行政审批项目数量还是偏多, 根据中编办发布的数据显示, 目前中央各部委行政审批项目为1235项, 仅交通运输部以及铁路局、民航局和邮政局就有131项。李克强总理在今年的两会上表示, 今年还将再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200项以上, 下放数量要与质量并举。

大部制改革也是减少政府干预市场的手段之一。去年, 我国已经进行了一轮大部制改革, 其中, 最引人注目的是铁道部撤销并入交通运输部。交通运输部日前宣布, 有关职责和机构编制调整已基本到位, 标志着交通运输大部门体制改革落实工作顺利完成。 (详情见本期文章P38~41) 交通运输部的整合, 对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多式联运等都会带来机遇。

财税体制改革是本届政府的另一项主要工作。去年, “营改增”试点在全国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全面推开, 取消和免征行政事业性收费348项, 减轻企业负担1500多亿元。从今年1月1日起, “营改增”在铁路运输和邮政业正式展开。“营改增”有利于企业间的税率平等, 创造更加公平的市场环境, 同时有利于交通运输业的专业化分工。但在实际运营过程中, 物流业的税负有所增加, 这给物流企业精细化经营提出了新的挑战。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 今年要深化流通体制改革, 清除妨碍全国统一市场的各种关卡, 降低流通成本。事实上, 国务院早在2012年就准备召开流通经济工作会议, 但直到今天尚未召开。媒体称, 推迟原因是流通工作涉及部委太多, 存在巨大的利益博弈。“清除妨碍全国统一市场的各种关卡”工作难度也非常大, 交通运输部已经多次专项清理公路“三乱”问题, 但效果并不理想。只要破除利益的羁绊, 清理公路“三乱”并不难, 这要看新一届政府的决心。

关键词:拉动消费

把消费作为扩大内需的主要着力点。通过增加居民收入提高消费能力, 完善消费政策, 培育消费热点。

在社会物流总额和总费用增速减缓的同时, 物流市场分化明显。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的《2013年物流运行情况分析与2014年展望》指出, 受国内经济增速放缓和产能过剩等因素影响, 钢铁、煤炭等大宗商品物流市场持续低迷, 行业陷入深度调整;但受内需扩大的带动, 快速消费品、食品、医药、家电、电子等与居民消费相关的物流市场保持较高增长。受电子商务和网络购物快速增长带动, 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保持快速增长态势, 同比增长30.4%, 增幅比上年加快6.9个百分点。

政府主导的投资越来越谨慎, 消费对我国经济的拉动作用显得愈加重要。去年, 消费对我国经济的贡献率是50%。《政府工作报告》指出, 要促进物流配送、快递业和网络购物发展, 充分释放十几亿人口蕴藏的巨大消费潜力。这也是快递行业首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实际上网购和快递已经成为促进我国消费的重要力量。根据艾瑞咨询的统计数据, 2013年我国电子商务市场消费总额为9 . 9 万亿元, 其中网络购物规模为1.85万亿元, 占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7.7%, 而之前三年的比例分别为6.2%、4.3%、2.9%。

在快速发展的同时, 各电商企业也在逐渐改变策略。自营电商开放平台缓解压力, 降低由自营产生的高费用率;扩充品类和单品数, 最大程度上满足消费者的需求;生鲜电商、O2O等新领域、新模式也在发展。而抱团发展成为近两年来电商发展的趋势, 京东联姻腾讯便是最好的案例。

网络购物的发展, 带动了快递业的飞速发展。去年, 全国规模以上快递企业业务量累计完成91.9亿件, 同比增长61.6%;业务收入累计完成1 4 4 1 . 7 亿元, 同比增长36.6%。在快速发展的同时, 快递业也在发生巨大改变:大量金融资本进入, 最引人注目的是顺丰引入中信等企业入股;新进入者跃跃欲试, 包括增益快递、德邦物流等;菜鸟网的横空出世则搅乱了整个快递和物流地产市场。

但是, 伴随着快递的发展, 快递企业自身加盟模式带来的弊端开始凸显, 野蛮分拣、个人信息泄露、理赔难等问题日益严重。而去年实施的《快递市场管理办法》效果并不明显, 先后出现的圆通毒快递和圆通、韵达、申通被吊销空运资格等事件, 都给快递企业的安全运行敲响了警钟。在政策、市场的双重推动下, 快递转型发展到了关键时期。

关键词:食品安全

建立从生产加工到流通消费的全程监管机制、社会共治制度和可追溯体系, 健全从中央到地方直至基层的食品药品安全监管体制。

食品安全向来是社会关注的焦点。新一届政府成立后, 对食品药品监管机构进行了重组, 将食品安全办的职责、食品药品监管局的职责、质检总局的生产环节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职责、工商总局的流通环节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职责整合, 组建成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统一的食品安全监管, 有利食品安全控制体系的建立。

在我国, 绝大部分食品安全事故是食源性事故, 但流通环节对食品安全负有不可推卸的把关责任。例如沃尔玛的“五香驴肉”事件, 不但生产厂家责任人被刑拘, 沃尔玛也被政府约谈, 并进行赔偿。美国供应链管理协会中国首席代表王国文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表示, 没有良好的质量追溯体系是我国食品安全事故频发的原因之一, 也造成了事故发生后很难界定责任。

去年, 国务院《2013年食品安全重点工作安排》, 明确提出要推进食品安全监管信息化建设, 重点加快婴幼儿配方奶粉和原料乳粉、肉类、蔬菜、酒类、保健食品电子追溯系统建设。我国的猪肉、药品等可追溯建设已经比较成熟, 对蔬菜水果的追溯也于几年前展开试点工作。但除猪肉、药品外, 其他食品的可追溯体系建设并不理想。我国很多超市中的食品信息追溯机, 仅仅是摆设。要想实现食品的全程追溯, 还有成本、技术、管理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

此外, 消费者对食品安全重视程度的提高, 也促进了我国冷链物流的发展。荣庆、郑明等冷链企业先后引入资本, 得到了较好的发展。据中物联冷链委统计, 2013年我国冷链物流业固定资产投资超过1000亿元, 同比增长24.2%。在今后的物流发展过程中, 冷链物流是值得关注的细分领域。

关键词:生态文明

雾霾天气范围扩大、环境污染矛盾突出, 是大自然向粗放发展方式亮起的红灯。必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 下决心用硬措施完成硬任务。

《政府工作报告》指出, 以雾霾频发的特大城市和区域为重点, 以细颗粒物 (PM2.5) 和可吸入颗粒物 (PM10) 治理为突破口, 抓住产业结构、能源效率、尾气排放和扬尘等关键环节, 健全政府、企业、公众共同参与的新机制, 实行区域联防联控, 深入实施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加大节能减排力度, 控制能源消费总量, 今年能源消耗强度要降低3.9%以上, 二氧化硫、化学需氧量排放量都要减少2%。淘汰黄标车和老旧车600万辆, 在全国供应国四标准车用柴油。这对于我国交通运输, 尤其是物流行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根据清华大学的研究成果表明, 目前我国机动车对PM2.5的贡献超过30%, 机动车成为城市首要污染源。我国交通运输行业耗能占我国能源消耗的7%~8%, 而世界的平均水平为26%, 从这个角度来看, 我国物流行业的耗能或进一步增加, 物流行业节能减排的任务也更加艰巨。

从《政府工作报告》中“淘汰老旧车辆”和“供应国四标准柴油”来看, 低耗能的车辆和新能源物流用车将面临较好的机遇。而随着中央政府重视程度的提高, 艰难前行的甩挂运输方式或将打开局面。

改革释放红利 篇8

全国推进“放管服”改革三年多来，交出了亮眼“成绩单”：国务院提前超额完成了减少三分之一行政审批事项的目标，非行政许可审批彻底终结;95%以上的外商投资项目、98%以上的境外投资项目改为网上备案管理;工商登记由“先证后照”改为“先照后证”，前置审批精简85%。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将“放管服”系列改革的效应总结为“为企业松了绑，为群众解了绊，为市场腾了位，也为廉政强了身，极大激发了市场活力。”

近年来，面对经济下行压力和传统动能减弱的挑战，国家没有再搞“大水漫灌”的“强刺激”，而是把推进“放管服”改革等举措作为宏观调控的关键性工具，着力推动结构性和制度性改革，充分调动市场主体积极性。通过“放管服”改革营造公平便利的市场环境，压缩和降低各类市场主体的制度性交易成本，增强各类市场主体抵御宏观经济风险的能力，扩大它们的腾挪空间与经营活力，这是实实在在的制度红利和改革红利。

尽管改革成绩亮眼，但仍须清醒认识到，一些顽症依然亟待解决。政府部门依然存在放权不到位、监管缺失疏漏等问题;投资者经营、老百姓办事依然还要面对“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甚至“无门”可入;公共服务还有薄弱环节，转变职能、提高效能仍有很大空间。

从简政放权，到放管结合，再到优化服务，既是对政府职能转变的一个认识深化过程，也是行政体制改革走向成熟和体系化的过程，标志着改革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向“顶层设计、标本兼治”转变。“放”“管”“服”是政府职能转变的不同方面，相互促进、相辅相承，须协调推进。

“放”是前提，简政放权是实现整个政府职能转变的前提条件。“管”是基础，将那些不该管也管不好的事情放出去，同时集中精力把该管的事情管好。“服”是目的，优化服务是政府服务于民的本质属性决定的，为“放”和“管”提供了标准，也提出了具体要求。

只有充分、正确地理解了“放”“管”“服”三者的关系和实质，在更深层次、更大范围地推进改革的过程中，才能真正实现“两个结合”。

一是在改革推进中要将“相忍为国、壮士断腕”的决心勇气与“精雕细琢、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相结合。深化“放管服”改革是一场牵一发动全身的深刻变革。随着改革进一步进入深水区，一定有更多部门利益与地方利益会被触碰、被调整甚至被裁撤，各级政府要树立大局意识，计利当计天下利，以政府减权限权换来市场和社会活力。与此同时，在改革过程中要避免“一刀切”“简单化”“流于形式”的低水平施政，要注重顶层设计、精准施策、动态反馈、及时微调，政府部门要像工匠雕琢制造传世之作那样，在提升服务水平上精益求精，多渠道提升公共服务共建能力和共享水平。

二是在深化改革中要将中央全面推进与鼓励地方探索创新相结合。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不仅仅是中央的事，其成败要靠各部门、各地方上下齐心、共同推进。地方的积极探索，尤其是国家设立的改革试验区、“自贸区”等“先行先试”，为全国探索可推广、可复制的有益经验，将得到大力支持与鼓励。接下来，一些更深层次的改革难点、重点问题会一一浮现，攻坚克难需要各部门、各地方结合自身的情况集思广益。全面深化“放管服”改革，需要敢闯敢试的地方先行者、排头兵，为全国的改革探索方案、积累经验、率先垂范，打造改革“新高地”。而在这一过程中，足够的容错胸怀与战略定力，必将有助于改革释放的红利在各行各业竞相迸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