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诈骗罪法律规定

合同诈骗罪法律规定（共8篇）

合同诈骗罪法律规定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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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yingle.com 合同诈骗罪的量刑是怎么规定

合同诈骗罪也是诈骗罪中的一类，它是利用签订合同的形式来非法占有财物的，我们的刑法中关于合同诈骗罪的量刑是怎么规定的?现在赢了网的小编将在下面的文章中为您解答。

合同诈骗罪量刑：

根据情节的轻重，有不同的处罚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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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单处罚金法定基准刑参照点】

个人合同诈骗，数额不满5000元的，单处罚金刑;

5000元以上不满1万元的，为拘役刑;1万元的，为有期徒刑六个月;

每增加1200元，刑期增加一个月。

【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法定基准刑参照点】

个人合同诈骗数额满3万元，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有期徒刑三年。数额每增加2000元，刑期增加一个月。具有两个以上情形的，在六个月之内酌情增加刑期：

(一)诈骗集团的首要分子或者共同诈骗犯罪中情节严重的主犯;

(二)惯犯或者流窜作案危害严重的;

(三)诈骗法人、其他组织或者个人急需的生产资料，严重影响生产或者造成其他严重损失的;

(四)诈骗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救济、医疗款物，造成严重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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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挥霍诈骗的财物，致使诈骗的财物无法返还的;

(六)使用诈骗的财物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

(七)曾因诈骗受过刑事处罚的;

(八)导致被害人死亡、精神失常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

(九)具有其他严重情节的。

个人合同诈骗，犯罪数额4万元以上不满20万元的，犯罪数额4万元，为有期徒刑三年，每增加2000元，刑期增加一个月。

【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法定基准刑参照点】

(一)个人合同诈骗，数额10万元，并具有上列情形之一的，为有期徒刑十年;每增加1万元，刑期增加一个月;每增加情形之一，刑期增加六个月;

(二)个人合同诈骗，数额20万元的，法定基准刑为有期徒刑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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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增加1.6万元，刑期增加一个月。

【单位犯罪责任人员法定基准刑参照点】

(一)单位合同诈骗，数额5万元以上不满8万元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罚金刑;8万元以上不满10万元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拘役刑;10万元，为有期徒刑六个月;每增加3300元，刑期增加一个月;

(二)单位合同诈骗，数额20万元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法定基准刑参照点为有期徒刑三年;每增加2000元，刑期增加一个月;

(三)单位合同诈骗，数额200万元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法定基准刑参照点为有期徒刑十年;每增加1万元，刑期增加一个月。

以上就是关于合同诈骗罪的量刑问题的介绍了。合同诈骗罪是以合同为掩护，手段隐蔽、情况复杂的诈骗犯罪。在所有的诈骗犯罪案件中，合同诈骗案件占有相当高的比例，已成为目前刑事司法实践中的热点、难点。我们要加强预防。更多问题请咨询我们赢了网的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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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诈骗罪法律规定篇2

一、国际私法上法律规避的概念

(一) 法律规避的概念

关于法律规避的概念, 广义上的法律规避包括国际私法上的法律规避和国内法律规避;狭义上的法律规避, 特指国际私法上的法律规避或者特指国内法律规避。本文仅就国际私法上的法律规避展开论述, 即法律规避的原始意义。法律规避的原始意义专指“涉外民商事关系的当事人为利用某一冲突规范, 故意制造某种连接点, 以避开本应适用的法律, 从而使对自己有利的法律得以适用的一种逃法或脱法行为” (2) 。此概念是中国大陆地区大部分国际私法学者认同的, 为讨论国际私法上的法律规避问题奠定了统一的概念基础。

(二) 法律规避的分类

本文仅探讨合同事项上的法律规避行为及其对应规定, 在界定了法律规避概念后, 对法律规避的概念拓展便紧密围绕合同事项上的法律规避来进行。法律规避行为是行为人改变连接点使指向有利于自己的法律, 包括规避实体法规范和程序法规范以及冲突法规范, 有些国家不承认反致, 便不包括冲突法规范的规避。

法律规避分为积极的法律规避和消极的法律规避。积极的法律规避是行为人在适用冲突法时改变连接点, 使原本应该适用的法律得不到适用, 从而适用于行为人意欲选择的法律, 最终实现自身的利益, 此类法律规避更多的是规避实体性规范和程序性规范。而消极的法律规避是行为人改变连接点使案件事实可以进入到冲突法的反致中, 最终使反致指向的法律来实现自身的利益, 此类法律规避更多的是利用冲突法规范的反致。鉴于探讨冲突法规范规避的复杂, 本文仅对实体法规范和程序法规范规避进行分析。

(三) 法律规避的效力

明确法律规避效力问题是作好本文的前提之一, 法律规避是否有效力是该国家对法律规避行为的态度, 也是该国家在综合考虑法律规避行为的影响以及国内和国际具体情况后做出的决定。关于法律规避效力的问题, 各国在立法、理论和司法实践方面存在较大分歧, 大致可归纳为以下三种观点:

1. 承让法律规避的效力

此观点认为, 既然冲突规范给予当事人选择法律的可能, 就应该允许当事人凭借自己的智慧取得有利于自己的结果, 只要其行为不是通过直接的违法行为来损害他人即可。透过此观点, 可以看到该观点着重在于肯定当事人的意思自治, 维护当事人的个人权利, 但是采纳该观点必然造成法律关系不稳定。

2. 法律规避决定无效, 即采取法律措施阻断法律规避的效力

该观点认为, 法律是神圣与严肃的, 任何人都不能以欺诈的方法来利用法律。透过该观点, 可以看到其着重于法律的稳定性, 维护法律的权威。

3. 法律规避相对无效, 即具体的法律规避行为具体分析

该观点主张, 应对法律规避作具体分析, 规避内国法无效, 规避外国法律有效。绝大多数国家的立法都明确否定当事人规避内国法律的效力, 而对规避外国法律的效力不作规定。 (3) 尽管如此, 但是内国法是法律, 外国法也属于法律, 外国法作为本国冲突法的指向法律, 实质上也属于本国法律的延伸, 在此视角上, 该观点存在矛盾。一致追求对内利益, 忽略对外利益, 最终得到的利益未必最大化, 只有在对内利益和对外利益之间找到切合点才能使国家利益最大化, 即采取合作的策略, 统一相应的私法领域, 消除各国法律之间的冲突, 就成了各国的共同利益。 (4)

(四) 国际私法上涉及合同的法律规避

合同事项上有意思自治原则, 行为人按照自身意思来选择适用法律, 看起来合同事项上不存在法律规避行为, 但强行性规范使当事人仍会采取法律规避行为来达到自身利益。强行性规范在限制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作用范围的同时, 本身也成为了法律规避的主要对象, 当事人可能借助选择适用其他国家的法律而规避特定国家的此类规范。 (5) 结合上述对法律规避行为及其效力的讨论, 具体到合同事项上便是国家对于当事人规避国内外合同法律规定上的强行性规范的态度, 是否承认当事人规避国内外合同法律规定上的强行性规范。在是否承认当事人规避合同强行性规范时采取的考量标准是什么, 便是本文继续探讨的问题。“关于合同法律适用问题的两大传统理论流派都不能正确地反映立法和司法实践, 都不能获得人们的全盘接受。主观论忽略了维护法律的权威性, 容易为当事人利用实施法律规避;客观论忽略了涉外合同的特殊性, 过分挤压甚至完全消灭了意思自治原则的作用空间。无论理论还是实践都必须在这两个极端之间寻找平衡点。” (6) 具体到合同事项上的法律规避行为, 也应该采取找出对待该法律规避行为的黄金切合点。

二、对比国际私法上涉及合同事项的法律规避做法

国际私法上涉及合同的法律规避是改变连接点, 使适用的准据法利于自身, 即如果连接点不被人为改变时适用的法律中强行性规范不利于自身, 当事人便人为改变使法律选择出现变化。“当事人实施法律规避的第一步是制造或利用虚假冲突, 第二步是引入某国家机关的干预或者协助, 第三步是当事人实际主张或行使其因外国法或外国机关的介入而取得的权利。” (7) 这是实施法律规避行为的通常做法。大陆法系国家和英美法系国家的国际私法适用时确定连接点的标准不一样。大陆法系国家在国际私法上涉及合同的法律规避做法多数为避免原本要适用的准据法中的强行性规范或者禁止性规范, 使原来合同双方或多方在更多的意思自治空间内行事, 这在大陆法系国家多为制定法国家且国家的风俗、传统不一致等因素来说确实起到了规避作用, 大陆法系国家在合同事项上的法律规避行为倾向于避免原本的法律权威的适用。英美法系国家在国际私法上涉及合同的法律规避做法多为适用更加宽松的合同法空间, 使合同双方或者多方在适当的意思自治空间内进行, 英美法系国家在合同事项上的法律规避行为倾向于增加相对于原来的更多意思自治空间。

三、对比大陆法系国家和英美法系国家在冲突法上涉及合同的法律规避的规定

(一) 大陆法系国家在冲突法上涉及合同的法律规避的规定及考量———以德国为例

德国冲突法上涉及合同的法律规避规定体现在德国《民法典施行法》中。该《施行法》第11条法律行为的形式第1款规定法律行为如果符合构成其标的法律关系的准据法的形式要求, 或者符合行为地国家法律的形式要求, 则在形式上有效;第2款规定如果一份合同是由位于不同国家的当事人缔结, 则只要该合同符合构成该合同标的法律关系的准据法的形式要求, 或者符合该不同国家中任一国家法律的形式要求, 则在形式上有效。第4款规定以不动产物权或以不动产使用权为标的合同, 适用该不动产所在地国的强制性形式规定, 只要该规定依照该国法律无需考虑合同缔约地, 也无需考虑合同所受支配的法律而应得到适用。该《施行法》第27条自由法律选择第3款规定, 如果在法律选择时其他事实均只与一个国家有联系, 则对另一国家法律的选择不影响那些依照该国法律不能通过协议而规避的法律规范的适用, 即使该法律选择同时还附加了对另一国法院管辖权的约定也不例外 (强行规范) 。 (8) 从德国冲突法在合同事项的法律规避的规定来看, 该国对规避国内法的态度是明确的否定, 然而对于规避国外法则没有明确的态度。

(二) 英美法系国家在冲突法上涉及合同的法律规避的规定及考量———以美国路易斯安那州为例

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冲突法上对合同事项上法律规避的规定体现在《美国路易斯安那州1991年第923号法》中。该法第3537条第二款规定, 在有关国家中通过衡量其政策的强度及适当性以确定该国家时应依据: (1) 各国与当事人及有关事项的适当联系, 这些事项包括合同的谈判、订立和履行、合同标的位置、当事人住所地、惯常居所地或营业地; (2) 合同的性质、类别和目的;以及 (3) 第3515条所提到的政策, 以及有利于有关事项进行合理规划的政策, 推动多州商业交往的政策和防止一方当事人受到另一方恶意欺诈的政策。该法第3540条规定, 所有其他契约之债引起的争议受当事人明示选择或显然信赖的法律支配, 除非该法律违背了依照第3537条的规定本应适用的法律所属国的公共政策。 (9)

从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冲突法在合同事项上的法律规避规定来看, 该州对法律规避行为是坚决否定的, 正如其法所说的防止恶意欺诈行为, 另外该州冲突法更多体现了尊重意思自治原则。

(三) 综合分析参与对比国家对法律规避的考量因素

本文仅就德国冲突法和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冲突法为例进行分析, 不能代表大陆法系国家和英美法系国家的冲突法倾向, 但体现出了该两大法系国家对于合同事项上法律规避行为的态度, 这也分析到了本文所要研究的考量因素。

从选取的德国冲突法规定看出该国对于合同事项上法律规避行为是明确的否定, 但对于规避外国法的态度却没有明确态度;从选取的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冲突法规定来看该州对于合同事项上法律规避行为也是明确否定并说明了防止恶意欺诈行为, 且明确了意思自治原则, 但对于规避外国法也没有明确态度。

四、结论:冲突法上涉及合同时法律规避规定有统一的考量因素

对合同事项上的法律规避行为不能完全否决, 对其完全否定将严重损害国际民商事上的意思自治原则的实施;同时, 对合同事项上的法律规避行为不能全部肯定, 否则会刺激法律规避, 将严重损害国内外法律的权威。另外, 在合同事项上的法律规避行为也不能否定国内法规避效力, 而肯定国外法规避效力, 因为国际私法就是国与国内居民之间的民商事交往活动的指向标, 损害外国法的权威一定程度上就是损害本国冲突法的权威, 也就是算还本国法权威。

对于合同事项上的法律规避行为是否有效力需要考量的因素有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因素, 维护法律权威因素, 国内利益和国外利益的均衡因素。鉴于以上归纳的统一考量因素, 国与国之间对法律规避有统一态度, 使得合同的意思自治得到切实体现, 维护法律权威的同时获取国内利益的最大化, 有利于国内外民商事发展。

参考文献

[1]黄进主编.国际私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 1999:268-269.

[2]粟烟涛.冲突法上的法律规避[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4-5, 162-163.

[3]徐伟功.冲突法的博弈分析[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120-124.

[4]沈娟主编.国际私法[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124-125.

合同诈骗罪与合同法之合同解析篇3

摘要：自刑法典将合同诈骗从诈骗罪中分离出来后，合同诈骗罪的相关问题一直成为理论界和实务界探讨的热点，尤其是有关合同诈骗罪之合同与合同法之合同的界分在实践中也是困扰不已。

关键词：合同诈骗罪；合同法；合同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规定，合同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采取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等欺骗手段，骗取对方当事人的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据此规定，我们无从得知此罪状中的合同究竟是与《合同法》中的合同进行全面衔接，还是具有其独特内涵。而学界对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应以何种标准进行界定，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当具有怎样的性质，具体包括哪些形式的合同，也存在较大争议。

一、合同诈骗罪之“合同”

合同诈骗罪是刑法分则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第八节扰乱市场秩序罪中的罪名，利用合同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行为不仅侵犯了对方当事人的财产所有权，更重要的是利用合同诈骗的行为使人们对合同这种手段失去了信赖，扰乱了动态的财产流转市场秩序，妨害了国家对合同的管理秩序。因此，在认定行为人是否利用的是合同诈骗罪之合同手段这个问题时，必须考虑合同诈骗罪复杂的客体性质，即合同诈骗罪中之合同，必须存在于合同诈骗罪复杂客体的领域内，其合同必须是能够体现动态的财产流转市场秩序之合同。凡与这种社会关系无关的婚姻、收养、监护等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不在合同诈骗罪的合同之列，而应适用其他法律的规定，因为严格地讲，此类合同不具有动态的市场经济特征，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市场交易合同，而更类似于一般民事合同。

《合同法》的起草几乎与现行《刑法》的修订同期进行，刑事立法者不会不关注我国合同制度的调整。虽然《合同法》修改在后，但它是一个基本法，况且随着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利用合同进行诈骗的范围已经不仅仅限于经济合同，更多的存在于市场活动主体间的以民事合同为手段的诈骗犯罪开始涌现。并且，将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局限于经济合同将合同诈骗罪很难发挥刑法打击此种犯罪的威力，不符合刑法的保护目的。虽然合同诈骗罪的合同在立法渊源上以两个司法解释为基础，但立法渊源不应影响刑法的目解释，也就是当行为人利用除了经济合同之外的其他合同进行诈骗，只要是能够体现市场秩序的合同类型，符合合同诈骗罪的构成要件，就可以认定构成合同诈骗罪。

二、合同法之“合同”

关于合同法之合同的概念，民法学上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理解合同是指确立权利、义务内容的协议，包含经济合同、行政合同、劳动合同等；狭义的合同是指确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的合同，包括物权合同、身份合同等。从《合同法》第10条的规定，我们可以看出合同的形式包括：①书面形式，即指以文字等有形的表现形式订立合同的形式。依《合同法》第11条规定，书面形式也包括合同书、信件、数据电文等三种形式。②口头形式，即当事人之间运用语言对话的方式订立的合同。③其他形式，即指当事人采用书面形式、口头形式以外的其他方法订立的合同，如推定形式。上述三种合同形式都可以成为合同诈骗罪的合同形式，但应当强调的是采用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进行合同诈骗的行为需要有证据证明合同本身的存在，否则会因证据不足而无法认定为合同诈骗罪。

因此，从内容上看，《合同法》之合同与合同诈骗罪之合同并不完全相同，《合同法》之合同范围要广于合同诈骗罪之合同，合同诈骗罪之合同只占《合同法》之合同的一部分，只有那些能体现合同诈骗罪客体特征的合同才能成为合同诈骗罪所指的合同。对于不属于合同诈骗罪之合同诈骗内容的行为，虽然行为人利用的是《合同法》之内容的合同，看似采用了合同的手段，却不能以合同诈骗罪定罪量刑。如果符合普通诈骗罪的犯罪构成，只能以普通诈骗罪论处，即应当将口头合同排除出合同诈骗罪的合同范围之外。

三、司法解释确认可成立合同诈骗罪之合同种类

考虑到经济合同与其他民事合同的区别不明显，同时技术合同、涉外合同等没有包括在《经济合同法》规定的“经济合同”中，以及制定统一合同法立法的趋势，最高人民法院与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解释均采用了合同诈骗罪这一罪名，表明刑法第 224 条合同诈骗罪之合同不限于《经济合同法》之合同，还应包括《技术合同法》及《涉外经济合同法》之合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涉外经济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答》的规定，涉外合同有 17 种。这些涉外经济合同除利用涉外信贷合同进行诈骗构成贷款诈骗罪、利用涉外保险合同进行诈骗构成保险诈骗罪之外，其他 15 种涉外经济合同均可成为合同诈骗罪的合同种类。在涉外经济领域已经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完善和与国际接轨的大趋势的要求，《涉外经济合同法》已失去了独立存在的客观基础。所以合同法中已取消了“涉外经济合同”的提法。但是涉外合同毕竟是客观存在的合同，并且也确实有着与国内合同不同的特殊性，即主体、客体、内容等法律关系的涉外性，以及由此决定的纠纷解决、法律适用等方面的独特性。值得注意的是，民事合同中除了上述《合同法》、《担保法》和司法解釋确认的合同之外，实践中还有联营合同、旅游合同、合伙合同、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合同、商标转让和许可使用合同、演出合同、出版合同等，这些合同也完全符合合同诈骗罪中“合同”的内涵要件，因此都可以成为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

就本文所阐述的问题而言，我们在理解合同诈骗罪中有关“合同”的相关问题时，不可能不基于民事法律特别是合同法中对合同相关法律规定及基本理论来理解，否则，对合同诈骗罪中“合同”的理解或阐述就失去了其理论基点。总之，我们认为对于合同诈骗罪中“合同”的理解应建立在民事法律尤其是合同法相关理论基础之上的，只有如此我们才能更好地对之进行理解，进而有助于在司法实践中准确处理相关问题。

参考文献：

[1]蔡刚毅.析合同诈骗之合同[J].刑法问题与争鸣，2001.

[2]赵秉志.合同诈骗罪专题整理[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8.

作者简介：

公司经济合同法律审核规定篇4

第二章审核内容

第六条合同审核部门对下列合同事项依法进行审核：

(一)合同形式。合同形式应采用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当事人约定的形式。国家规定采用标准合同文本的，应采用标准合同文本。

(二)合同实质性条款。合同的实质性条款由合同当事人双方约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规定，合同实质性条款包括以下内容：

1、当事人的.名称或者姓名和住所;

2、标的;

3、数量;

4、质量;

5、价款或者报酬;

6、履行期限、地点和方式;

7、违约责任;

8、解决争议的方法。

(三)合同效力。签订合同应主体适格，意思真实，目的合法，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同时，合同中不得含有无效条款。

第七条业务部门对经审核的合同有实质性条款变动的，应将合同送交合同审核部门再审。

第三章审核程序

第八条合同的受理。业务部门应及时将拟签合同送交合同审核部门进行审核。送交拟签合同文本时，应附送下列材料：

(一)合同项目立项审批意见;

(二)财务部门关于项目预算审批意见;

(三)签订借贷合同的，附担保物的有关说明;

(四)签订担保合同的，附主合同原件或复印件及有关情况说明;

(五)授权他人代理签订合同的，附授权委托书;

(六)欲变更、终止、解除合同的，附原合同文本及书面变更、终止、解除合同的说明材料。

(七)其他相关材料。

附送有关材料不全的，合同审核部门应要求业务部门及时补全。

合同审核部门应对送审的合同进行登记，送审人和受理人应在登记表上签字。

第九条审核意见审批。合同审核部门确定专人负责审核工作并提出审核初步意见，经本部门负责人复核后，报市公司领导审批。

第十条审核意见反馈。经市公司领导批准后，合同审核部门应及时将审核意见书面反馈至业务部门，并将送审合同文本原件、相关材料退回业务部门。

审核重大经济合同应召开合同审核部门专题会议，实行集体审核制度。

第十一条审核期限。合同审核部门原则上应在受理合同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完成对送审合同的法律审核。对于重大复杂的合同可延长至五个工作日。

第四章档案管理

第十二条合同审核部门应明确专人负责送审合同的接收、登记备案，并将送审合同及相关材料、审核意见的复制文本予以归档。

第十三条合同及档案管理实行分类编号管理，按照合同名称分类归档，并按照审核顺序制定编号，做到管理规范。

第五章附则

第十四条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合同诈骗罪法律规定篇5

试用期解除劳动合同的新的法律规定
对试用期内解除劳动合同的法律规定，最早出自 1995 年 1 月实施的《劳动法》，其规定劳动者在试用期间被证明不符合录用条件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2008 年我国颁布的《劳动合同法》又对试用期解除劳动合同进行了更加明确的规定。即在试用期内，除劳动者有《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和第四十条第一项、第二项规定的情形外，用人单位不得解除劳动合同。即只有劳动者在试用期内严重失职，营私舞弊，给用人单位造成重大损害的、劳动者同时与其他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对完成本单位的工作任务造成严重影响，或者经用人单位提出，拒不改正的、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劳动者不能胜任工作，经过培训或者调整工作岗位，仍不能胜任工作的、劳动者患病或者非因工负伤，在规定的医疗期满后不能从事原工作，也不能从事由用人单位另行安排的工作的等情形出现，用人单位才能解除在试用期内的劳动者的劳动合同，而且用人单位还必须向劳动者说明解除劳动合同的理由。否则，用人单位将承担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不利后果。供稿：天津市劳动保障咨询服务中心芦海蕾

发布日期：2010-3-25

《劳动合同法》关于违约金的规定劳动合同法》

1995 年 1 月施行的《劳动法》允许劳动合同双方当事人约定违约金，并将“违反劳动合同的责任” 作为劳动合同的必备条款，即规定劳动合同当事人双方订立劳动合同时应约定违反劳动合同的责任，这一责任主要指的就是违约金。但《劳动合同法》与《劳动法》关于违约金的规定相比，有较大变化。《劳动合同法》从法律层面对由劳动者支付的违约金进行了限制性的规定。即除用人单位为劳动者提供专项培训费用约定服务期，而劳动者违反服务期约定的；或者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在劳动合同或保密协议约定竞业限制条款，而劳动者违反竞业限制约定这两种法定情形外，用人单位不得再约定由劳动者承担违约金的其他情形。这是因为违约金有担保的性质，只适用于财产关系而不适用于劳动关系所属的人身关系。供稿：天津市劳动保障咨询服务中心芦海蕾

合同诈骗罪法律规定篇6

本法在其余各章节分别规定了集资诈骗罪、贷款诈骗罪、金融票证诈骗罪、信用证诈骗罪、信用卡诈骗罪、有价证券诈骗罪、保险诈骗罪、合同诈骗罪等。这些诈骗犯罪与本罪在主观方面和客观表现方面均相同，但在主体、犯罪手段、主体要件与对象上均有差别，较易区分。本条因之规定，“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

合同诈骗罪与诈骗罪及其他诈骗犯罪的界限

区分合同诈骗罪与诈骗罪及其他诈骗犯罪的界限关键在于诈骗行为是否是在合同签订、履行过程中产生的，是，则构成合同诈骗罪，否，则不构成合同诈骗罪。

合同诈骗罪相较于诈骗罪属特殊与一般的关系。下面详述合同诈骗罪的构成：

合同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

(一)客体要件

本罪侵犯的客体为复杂客体，即既侵犯了合同他方当事人的财产所有权，又侵犯了市场秩序。合同亦称契约，是指当事人之间为实现一定目的，明确相互权利义务的协议。合同是商品交换关系化法律上的表现形式，合同法律制度则集中体现和反映了商品经济关系发展的内在要求和一般规则，为商品交换提供了基本的行为模式。因此，在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合同法律制度是维护社会经济秩序的基本保证。但近年来，一些不法之徒无视国家的法律，利用各种经济合同进行诈骗，表现出极大的欺骗性、贪婪性和危害性，国家工商局披露的最新资料表明，我国合同签汀的规范程度和履约率不容乐观，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将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合同的鉴证工作，严厉打击合同诈骗。据介绍，去年各级工商行政机关对499657个企业的85973I2份合同的签订履行情况进行了检查，发现不合格的合同有429024份;到期未履行的合同有285690份;违约合同10804份;解除合同9l944份。据了解，目前利用合同进行诈骗的情况仍较突出，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去年共查处1.4万起，涉及金额70多亿元。利用经济合同欺诈的行为主要有以下几种表现形式：无合法经营资格的一方当事人与另一方当事人签订买卖或承揽合同，骗取定金、预付款或材料费;利用中介机构签订转包合同骗取定金或预付款;虚构建筑工程或转包建筑工程合同，骗取工程预付款;双方当事人串通利用合同将国有或集体财产转移或据为己有;本无履约能力，弄虚作假，蒙骗他人签订合同，或是约定难以完成的条款，当对方违约后向其追偿违约金。

合同诈骗，直接使他方当事人的财产减少，侵害了他方当事人的所有权，同时，合同诈骗对于社会主义市场交易秩序和竞争秩序造成了极大的妨害，本条从诈骗罪中分离出来，明定合同诈骗罪，对打击合同诈骗活动，意义深远。

(二)客观要件

本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且数额较大的行为。对于以签订合同的方法骗取财物的行为，认定行为人是否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关键在于查清行为人在无履行合同的实际能力。也就是说，行为人明知自己没有履行合同的实际能力或者担保，故意制造假象使与之签订合同的人产生错觉，“自愿”地与行骗人签订合同，从而达到骗取财物的目的，这是利用合同进行诈骗犯罪在客观方面的主要特征。具体包括以下几项内容：

1·行为人根本不具备履行合同的实际能力。认定行为人是否具有履行合同的实际能力，应当以签订合同时行为人的资信或货源清况作依据。比如签订购销合同时，供货方既没有实物储备，也没有货物来源，利用一些单位急于购买紧俏或便宜物资的心理，虚构货源，骗取信任，接受合同预付款或定金后，逾期又不履行合同，就可以认定为没有实际履约能力。要区别两种情况:一种是行为人签约时虽无实际履约能力，但签约之前与他人有购买同一标的物的要约或合同，签约后因原订合同的一方毁约，致使后一个合同不能履行的，可视为有一定的合同履行能力;另一种是行为人签约时根本没有履约能力，仅仅是在签约后才去与第三方签订相同内容的购销合同，事实上又未兑现，这种情况就不能认定行为人具备履约能力。如果不看签约时的实际履约能力，仅仅根据签约后的履行表现来作判断，很容易使犯罪分子蒙混过关。当然，还要注意区别根本无履行合同能力与有部分履行合同能力的界限，只有完全没有履行合同能力的才能以诈骗罪论处。

2·采取欺骗手段。欺骗手段绝大多数是作为，而不可能是单纯的不作为。欺骗手段表现为行为人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虚构事实，是指行为人捏造不存在的事实，骗取被害人的信任。其表现形式主要是:假冒订立合同必需的身份;盗窃、骗取、伪造、变造签订合同所必需的法律文件、文书、制造合法身份、履约能力的假象;虚构不存在的基本事实;虚构不存在的合同标的;等等。隐瞒事实真相是指行为人对被害人掩盖客观存在的基本事实，其表现形式主要是:隐瞒自己实际上不可能履行合同的事实，隐瞒自己不履行合同的犯罪意图;隐瞒合同中自己有义务告知对方的其他事实。

3·使与之签订合同的人产生错误认识。这种错误认识是指对能够引起处分财产的事实情况的错误认识，而不是泛指受骗者对案件的一切事实情况的错误认识，在合同诈骗犯罪中，受骗者的错误认识是由于行骗者的行骗行为所引起的，在时间顺序上，欺骗在先，是受骗者产生错误认识的原因。受骗人产生错误认识在后，是欺骗的结果。如果他人错误认识在先，行为人利用他人的错误认识取得财物，只能作为民事纠纷而不能作为诈骗犯罪处理。如果行为人虽然采取了欺骗手段，他人认识上也存在错误，并基于这种错误认识错误地处分了财产，但欺骗手段与错误认识之间缺乏因果联系，也不能以合同诈骗罪论处。

4·被骗人自愿地与行为人签订合同并履行合同义务，交付财物或者行为人(或第三人)直接非法占有他人因履约而交付的财物。

作为行骗者诈骗手段的经济合同，就其种类讲，通常有三种:(1)签订买卖合同，骗取现金或实物。有五种情况:一是利用盗窃、伪造或骗取的空白合同和介绍信与他人签订合同;二是用已作废、失效的合同书、介绍信，冒充有效的合同书、介绍信与他人签订合同;三是利用已撤销单位的名义及其印章、介绍信、合同书与他人签订合同;四是在条款上做手脚，使合同无法按期履行;五是在标的物上设陷井，使对方违约而不履行合同。(2)利用承包合同进行诈骗。行为人无承包能力，以骗取钱财为目的，承包工厂或某项工程，骗取大量钱财供自己挥霍或一溜了之。(3)利用联营合同骗取钱财。行为人根本无生产经营能力，利用与他人签订联营合同，骗取联营单位的钱财。

就合同诈欺犯罪中合同的形式和内容看，有两种情形:(1)以假面目签订的合同。假面目是指行为人的姓名和身份、签订的合同、使用的公章和介绍信等是假的。假的面目必然导致合同内容的虚假性，即客观上无法履行合同的内容。行为人向他人签订这种合同，欺诈故意明显，只要所骗人财物到手，即可认定合同诈骗既遂。(2)以真面目签订的合同。真面目是指行为人的姓名和身份、签订的合同、使用的公章和介绍信都是真的，即实际上存在这一单位或个人。以真面目签订的合同的内容有真有假，其间还存在三种情况:一是内容真实的合同，即行为人是在有实际履行能力的前提下签订的合同。这种合同的签订，至少表明了行为人在签订时有通过合同进行经济往来的真实意思，而非诈骗钱财，根据有关司法解释的精神，即使合同签订后没有得到完全的履行，也不属于诈骗犯罪。但是，应当注意，有的行为人以有限的履约能力与他人签订大大超过此履约能力的合同，如仅有供应一百吨煤的合同，却相继与多家客户签订各供应一百吨煤的合同，如果签订后，行为人积极落实货源，设法履行合同，虽然最终没有完全履约，也不认定为诈骗罪。但若行为人在多个合同签订后，并没有设法履行合同，其诈骗犯意明显，自应以合同诈骗罪论赴。二是内容半真半假的合同。也就是那种行为人已初步联系过货源，但其货源并未完全确定或并未完全到手。在这种情况下签订的合同，其内容带有半真半假的性质。这类合同客观上已经具备部分履约的可能性，行为人主观上以及实际行为中是否为履行合同作努力成为确定其行为性质的关键。如果行为人有履约意图，客观上也为履行合同作积极努力，最后因种种客观原因未能履行合同，不能认定为诈骗犯罪。相反，如果客观上尽管有履约的可能，但行为人收取他人的预付款或定金以后，主观上无履行合间的意图，这实际上借有部分履约能力之名行诈骗之实，当然应以合同诈骗罪论处。三是内容假的合同，即行为人是在完全没有履约能力情况下签订的合同。行为人主观上意图无偿占有他人钱财，且无归还的意思表示，客观方面表现为将所骗之钱财用于挥霍或作其他用途，这种作为应以合同诈骗罪论处。如果行为人虽然客观上非法占有他人的钱财，但主观上并不想长期占有，而是想临时取得该财物的占有权、使用权，甚至收益权，待生意成功之后再作归还。这实际上是一种套用他人资金的行为，一般不宜以诈骗罪论处。

利用经济合同进行诈骗的犯罪对象主要有:(1)签订虚假购销合同，骗取货物。有的伪造证件、合同书与对方签订合同;有的伪造银行或其他部门的担保书，以合法身份与对方签订合同;有的伪造银行汇票，盗窃单位空白支票，利用失效的支票或空头支票诱惑对方订合同;有的以洽谈业务、订货、帮助他人推销产品为由，与对方签订合同，等等。行为人行骗时大都隐瞒真实身份，以先提货、后付款为由，利用对方急于推销自已产品的心理，骗取货物。然后将货物低价销售，私吞货款，或者将货物用于还债、作抵押等。(2)虚构货源，签订空头合同，诈骗货款。有的伪造上级主管部门的假批文作货源;有的以伪造的提货单作货源;有的抓住对方急需某种紧俏物资和商品的心理，口头虚构货源;有的故意让对方看不属于自己却谎称是自已的货，或根本无货可看，蒙骗对方;有的则以伪造的买卖合同作货源;等等。(3)伪造身份签订虚假合同，骗取他人预付款或定金。利用这种方式进行诈骗的行为人有两种心理:一是只要将预付款或定金骗到手，就算大功告成:另一是先骗得预付款或定金，然后如有可能骗到货款就继续骗取货款，没有可能就一走了之。(4)以诱饵开路骗取他人钱物。有的犯罪分子为了达到骗取对方巨额财物的目的，以给付部分预付款为诱饵，一旦把对方的钱物置于白己的控制之下后，就溜之大吉，还有的以部分履行合同的手段骗取对方信任，诱使对方进一步按合同交付财物，采取放长线、钓大鱼的欺诈手段骗钱骗物。（5）签汀假合同，骗取他人的活动费、好处费或提成费等，这些人同对方签订合同的真正目的不是为了骗取货物、货款，也不是为了骗取定金或预付款，而是为了一次性地骗取各种名义的费用，只要将这笔财物骗到手就远走高飞。这些人一般都伪造身份、证件，自称能买到急需紧俏物资或以帮助对方推销产品为诱饵，写对方签订虚假买卖合同。(6)以联合经商、投资、协作等名义，与他人签订合同，进行诈骗。运用这种方式进行诈骗的，行为人往往是在合法的身份掩盖下，以某公司、简场等的名义，伪造营业执照和注册资金等，欺骗他人与之签订联合经营协议，骗取他人的钱财。

骗取财物无论出现在签订阶段，还是出现在履行过程中均属合同诈骗行为。根据本法第224条的规定，这类行为通常包括以下几种情形：（1）以虚构的单位或者冒用他人名义签订合同。（2）以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或者其他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即以这些票据或证明作为自己能够履行合同的证据，以骗得对方当事人签订合同。（3）没有实际履行能力，以先履行小额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诱骗对方当事人继续签订和履行合同。（4）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后逃匿。（5）以其他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主要包括: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后，无正当理由拒不履行合同又不退还，或者没有用作履行合同而无法返还;利用合同骗取财物用于抵偿债务，而没有实际履约;用于进行违法活动;用于挥霍，致使无法返还;等等。

按照法律规定，利用合同骗取财物的行为必须达到数额较大的程度才构成犯罪。至于何谓数额较大，有待最高人民法院作出司法解释解决。

(三)主体要件

本罪的主体是一般主体，凡达到刑事责任年龄且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均能构成本罪，依本节第23l条之规定，单位亦能成为本罪主体。本罪是在合同的签订和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主体是合同的当事人一方。

(四)主观要件

本罪主观方面只能是故意的，并且具有非法占有公私财物的目的。行为人主观上没有上述诈骗故意，只是由于种种客观原因，导致合同不能履行或所欠债务无法偿还的，不能以本罪论处。行为人主观上的非法占有目的，既包括行为人意图本人对非法所得的占有，也包括意图为单位或第三人对非法所得的占有。

集资诈骗罪的法律问题研究篇7

2012年4月1日, 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备受关注的马宏江等16人利用汇佰利、国盛等公司进行集资诈骗一案作出一审判决, 以集资诈骗罪判处主犯马宏江死刑, 缓期二年执行,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其他15名被告人分别处以7年以上不等的刑罚。

2012年2月10日湖南省高院终审判决:曾成杰、曾正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总金额34.5亿元, 集资诈骗金额8.3亿元, 金额特别巨大, 且情节严重, 曾成杰、曾正的行为均已构成集资诈骗罪;驳回曾成杰的上诉, 维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一审判决, 即“被告人曾成杰犯集资诈骗罪, 判处死刑。上诉人曾正犯集资诈骗罪, 判处有期徒刑七年”。

2009年12月18日, 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定, 被告人吴英于2005年5月至2007年2月间, 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采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以高额利息为诱饵等手段, 向社会公众非法集资人民币7.7亿元。案发时尚有3.8亿元无法归还, 还有大量的欠债。一审以集资诈骗罪判处被告人吴英死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吴英不服一审判决, 提起上诉。2011年4月7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开始二审吴英案, 吴英所借资金究竟系用于正常经营活动, 还是个人挥霍挪作他用, 将成为判决的关键。2012年1月18日下午,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对被告人吴英集资诈骗一案进行二审判决, 裁定驳回吴英的上诉, 维持对被告人吴英的死刑判决。

2010年4月2日, 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在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法庭, 依法对王希田等八名上诉人不服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上诉案公开宣判, 裁定驳回上诉, 维持一审判决。被告人王希田犯集资诈骗罪, 判处死刑, 缓期二年执行,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法院经审理查明:被告人王希田等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于2003年3月至2006年11月间, 在长春市、大连市、天津市等城市共集资诈骗3.5 万人次, 集资诈骗总额达人民币8.6亿元。

2010年12月11日上午, 安徽省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对唐亚南等23名被告人涉嫌集资诈骗一案进行公开宣判, 一审判决被告人唐亚南犯集资诈骗罪, 判处死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经审理查明:自2004年6月至2007年3月间, 万物春公司先后在安徽、河南、山东、江西等七省116个县、区非法集资共计973, 532, 900.00元, 涉及集资群众49786人次;共造成群众集资款333, 949, 170.00元无法返还。众多群众因参与被告人唐亚南等人组织的非法集资, 背负巨额债务并由此陷入生活困境。投资户周天明等人, 因经济损失巨大、精神崩溃而发病, 终因投资受损无钱医治以致死亡。颍上县投资户彭杰, 在返款无望后因不堪重负上吊自杀。部分投资户为挽回损失, 纷纷相互串联不断到亳州、合肥、北京等地集体上访, 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法院审理认为, 被告人唐亚南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使用诈骗的方法非法集资, 骗取群众集资款, 数额特别巨大且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 其行为已构成集资诈骗罪。

此外, 2009年8月5日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遵照最高人民法院下达的执行死刑命令, 将集资诈骗犯斯茶仙执行死刑;浙江省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遵照最高人民法院下达的执行死刑命令, 将集资诈骗犯杜益敏执行死刑。同年, 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以集资诈骗罪判处郑存芬死刑。……

二、集资诈骗罪的社会危害性

集资诈骗罪是当前较为多见的一种破坏金融秩序的犯罪。集资诈骗犯罪一旦发生, 往往被骗人数多, 被骗资金数额巨大。集资诈骗罪是金融诈骗罪的头号犯罪, 其严重地扰乱了国家正常金融秩序和侵犯了公私财产所有权。集资诈骗案件处理及时、准确、有力与否, 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和社会稳定。

集资诈骗, 又称非法集资、乱集资, 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金融“三乱” 表现之一, 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使用诈骗方法进行非法集资, 数额较大的, 构成集资诈骗罪, 是整顿、查处金融“三乱”的重点。集资诈骗罪既严重地扰乱了国家正常金融秩序, 又侵犯了公私财产所有权。据有关单位调查表明, 目前社会集资金额的70%来自银行存款, 以致在有的地方, 银行因为疯狂的集资热而发生严重信用危机。发生于1989～1994年的邓斌集资诈骗32.17亿一案的重灾区江苏省淮阴市流传着这样一幅对联:“怨声、哭声、谩骂声, 声声刺心;私债、国债、企业债, 债债逼命”, 由于受骗上当, 一些人倾家荡产, 一些人精神崩溃, 一些人则选择了自杀……这些都说明了集资诈骗罪的严重社会危害性。

2012年的“吴英集资诈骗案”更是在全国引起广泛关注, 但是, 非法集资行为所涉罪名共有7项, 实践中主要适用的罪名为集资诈骗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当前, 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名判定者日众, 而以非法集资罪定罪处罚者较少, 究其原因, 主要是因非法集资罪需证明之构成要件过于繁复, 侦查机关以节约成本为衡量, 取证不到位, 造成审判认定的艰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下发后, 对构成要件的争论反有越演越烈的趋势, 亦有大批案件滞于侦查、公诉机关, 罪名内涵亟待明晰。

三、认定集资诈骗罪的难点之一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根据我国刑法规定, 集资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采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 以向社会非法集资的形式进行诈骗, 数额较大的行为。从刑法规定的情况来看, 集资诈骗罪主观方面的犯罪目的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如何认定非法占有为目的就是认定集资诈骗罪的关键问题之一。

国际上对诈骗犯罪的主观目的有多种学说, 一是非法取得说, 美国刑法认为, “诈骗犯罪就是怀着诈骗意图, 以捏造虚假事实的方法, 取得他人财产的行为” ;二是永久剥夺他人某项财产说, 英国刑法规定, “一个人若以永久剥夺他人某项财产为目的, 通过诈骗不诚实地取得了该顶财产, 就构成一项最高处罚为10年监禁的犯罪” ;三是获得说, 法国刑法典规定, “意图为自己或第三人获得不法财产利益, 以欺骗、歪曲或者隐瞒事实真相的手法, 使他人陷于错误之中, 因而损害其财产的处五年以下自由刑或罚金” ;四是所有说, 我国台湾地区刑法规定“行为人意图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 以诈术使人将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 构成第三三九条第一项之诈欺取财罪” 。四种学说对诈骗罪主观目的的表达所反映的不仅仅是“占有” 。

刑法理论上对“非法占有”的含义有多种理解, 主要有“非法占有说”、“排除权利人意思说”、“非法所有说”、“意图改变所有权说”、“非法获利说”等几种, 在此笔者不一一阐述。刑法意义上的“非法占有”不同于民法意义上的“非法占有”。在民法上“占有与所有权, 在意义上虽有类似之点, 但二者之本质, 则截然不同。盖所有权乃对于物为法律上之支配, 而占有系事实上之支配力也。就一般言, 占有人大抵均系物之所有人, 而亦有不然者, 物之承租人、物之借用人、以及窃贼强盗, 虽亦有占有之资格, 但非所有人也。” 可见, 在民法意义上“非法占有”仅仅是指行为人对物在事实上的非法管领状态。而刑法意义上的“非法占有” , 实应为“非法所有” , 即指行为人对其非法取得的财产进行非法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 是“对财产所有权四项权能的全面侵犯” 。

笔者认为该罪“非法占有为目的”应理解为“将他人财物转移到自己的控制之下, 并以所有人自居予以保存、使用、收益和处分”。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规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使用诈骗方法实施本解释第二条规定所列行为的, 应当依照刑法第一百九十二条的规定, 以集资诈骗罪定罪处罚。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可以认定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一) 集资后不用于生产经营活动或者用于生产经营活动与筹集资金规模明显不成比例, 致使集资款不能返还的; (二) 肆意挥霍集资款, 致使集资款不能返还的; (三) 携带集资款逃匿的; (四) 将集资款用于违法犯罪活动的; (五) 抽逃、转移资金、隐匿财产, 逃避返还资金的; (六) 隐匿、销毁账目, 或者搞假破产、假倒闭, 逃避返还资金的; (七) 拒不交代资金去向, 逃避返还资金的; (八) 其他可以认定非法占有目的的情形。

集资诈骗罪中的非法占有目的, 应当区分情形进行具体认定。行为人部分非法集资行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 对该部分非法集资行为所涉集资款以集资诈骗罪定罪处罚;非法集资共同犯罪中部分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其他行为人没有非法占有集资款的共同故意和行为的, 对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行为人以集资诈骗罪定罪处罚。然而“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事实在现实生活中形式多样, 远不止于此, 我们在认定“非法占有”的主观心态时还可以从以下四点来考察:

第一, 从动机上看发起集资活动时行为人是否基于资金需要, 并具有真实的集资项目。在不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集资活动中, 行为人多是因对现有企业存在扩大生产和经营发展的现实需要, 有真实的项目, 而对公众发起集资的。

第二, 从资金的用途上看所募集的资金是否用于行为人实际的生产经营活动。集资的本质就在于聚集资金用于生产经营等营利性活动, 通过资本自身的增值在一定期限内偿付出资者本金及利息或其他回报。如果集资方根本就没有把资金投入任何可以投资盈利的实业活动, 甚至将集资款用于偿还个人债务、家庭消费和私人挥霍, 则可以视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第三, 从回报率上看所承诺的投资回报是否符合一般商业活动规律。超出银行存款利率的高回报是集资活动强大的吸引力之所在, 它吸引资金向着利润最大化的方向流动。正因如此, 行为人才能迅速筹集到大量资金。虽不能一概而论的认为所有高额回报的承诺都是非法集资, 但回报率有极限, 即要与行为人所从事投资的经济活动相符合, 否则将违背商业规律, 无法实现。

第四, 从行为上看集资款到期后集资行为人是否有积极筹措资金并还本付息的表现。现实中, 集资诈骗行为人往往不但没有积极运作资金进行正当营利活动的行为, 反而采用拆东墙补西墙的迟延办法, 或者隐匿转移财产, 或者干脆携款外逃。

综上所述, 在认定“非法占有为目的”的司法实践中, 要坚持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 避免两种倾向:其一是单纯根据不能归还的结果判断“非法占有为目的”存在的客观归罪, 其二是被表面现象所迷惑, 没有深入探究事实真相抓住行为的本质以做出正确的判断。不能仅根据行为人与被害人之间存在“借条”或“还款协议”等, 就否定了“非法占有目的”的真实存在。

四、关于“使用诈骗方法”是否为本罪构成要件的问题

依照刑法第192条对集资诈骗罪的表述, 可以这样推论:即行为人所使用的方法行为在于采用了隐瞒真相或者虚构事实的诈骗方法, 而其目的却落脚到了“非法集资”。实践中, 大多数非法集资案件也均使用了欺诈方法, 如虚假注册资本, 虚构资金用途等。让人容易理解成此罪是打击“使用诈骗方法”的非法集资行为。笔者认为“非法集资”不以“使用诈骗方法” 为前提。理由如下:

第一, 在一些情形中, “使用诈骗方法”会使刑事证明陷入困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解释》的规定, “诈骗方法”是指行为人采取虚构集资用途, 以虚假的证明文件和高回报率为诱饵, 骗取集资款的手段。按目前罪状表述, 必须证明集资人采取虚构集资用途, 以虚假的证明文件和高回报率为诱饵的行为。但是实践中经常出现罪犯并未隐瞒真相, 虚构事实的情形, 既未对其主体资格虚构, 也未虚构集资款用途, 而仅抛出高息诱饵, 出资人也明知这一事实, 此时, 如何认定其刑法理论上的“诈骗方法”?因此, 在特定情况下, 在非法集资的手段限定为“使用诈骗方法”, 会带来不必要的刑事证明困难, 并为罪犯规避法律寻找辩护提供了借口, 也不利于更好地惩治事后故意行为。

第二, 有利于更好地惩治事后故意行为。集资诈骗与普通诈骗的一个重要区别是, 一般诈骗是事前故意, 即事先预谋、策划, 以获得他人财物为唯一目的, 得款后往往立即潜逃, 其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故意一目了然;而集资诈骗更多的是事中、事后故意, 集资活动的开始限于规模和罪犯的谨慎性, 往往无法判断其故意内容, 随着集资金额的增加, 罪犯对集资款才表现出挥霍、任意处分的行为, 事后 (中) 故意性更明显。

第三, 从司法解释的精神看, 本罪是以保护集资款为直接目的, 打击的是非法占有集资款的行为, 将“集资款”作为本罪司法中需重点认定的内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实施下列行为之一, 符合本解释第一条第一款规定的条件的, 应当依照刑法第一百七十六条的规定, 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定罪处罚: (一) 不具有房产销售的真实内容或者不以房产销售为主要目的, 以返本销售、售后包租、约定回购、销售房产份额等方式非法吸收资金的; (二) 以转让林权并代为管护等方式非法吸收资金的; (三) 以代种植 (养殖) 、租种植 (养殖) 、联合种植 (养殖) 等方式非法吸收资金的; (四) 不具有销售商品、提供服务的真实内容或者不以销售商品、提供服务为主要目的, 以商品回购、寄存代售等方式非法吸收资金的; (五) 不具有发行股票、债券的真实内容, 以虚假转让股权、发售虚构债券等方式非法吸收资金的; (六) 不具有募集基金的真实内容, 以假借境外基金、发售虚构基金等方式非法吸收资金的; (七) 不具有销售保险的真实内容, 以假冒保险公司、伪造保险单据等方式非法吸收资金的; (八) 以投资入股的方式非法吸收资金的; (九) 以委托理财的方式非法吸收资金的; (十) 利用民间“会”、“社”等组织非法吸收资金的; (十一) 其他非法吸收资金的行为。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规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使用诈骗方法实施本解释第二条规定所列行为的, 应当依照刑法第一百九十二条的规定, 以集资诈骗罪定罪处罚。

从以上司法解释第4条、第2条的规定来看, 本罪客观方面的认定均是围绕“集资款”的处置来进行的。

五、集资诈骗罪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比较

根据刑法第176 条的规定,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是指违反国家金融管理法规,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 扰乱金融秩序的行为。其与集资诈骗罪具有较多的相似之处:犯罪主体都是一般主体;客观方面都是非法募集公众资金的行为;都侵犯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 扰乱了国家的金融管理秩序等。两者的区分应当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一) 犯罪目的不同。集资诈骗罪的目的是“非法占有”, 而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犯罪目的。一般认为是为了获得生产经营所需资金, 或者是出于抢占市场、将非法吸收来的存款高利转贷出去、进行证券投资等以谋取不法利润为目的, 而没有非法占有公众存款的目的。所以两者的关键在于是否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如果行为人在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时, 并无非法占有存款或公众资金的目的, 但在将公众存款吸收到手后, 产生了将该笔存款或资金非法占有目的的, 应当如何处理? 有一种观点认为应以侵占罪论处。也有观点认为, 此时, 行为人的行为已由原来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转化为集资诈骗, 应以集资诈骗罪论处。这种以行为人后来的主观心理状态逆推其以前行为性质的观点违反了主客观相统一的原理, 这种观点值得商榷。笔者认为, 犯罪目的是指犯罪人主观上通过犯罪行为所希望达到的结果。认定行为人的犯罪目的应该是从行为人的行为和结果中判断。集资行为和非法占有的结果共同决定了犯罪目的。若行为人实施了集资行为或行为人吸收存款后, 存在销毁帐证资料或携款外逃等行为, 发生了非法占有的结果, 可以认定其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以集资诈骗罪定罪处罚。

(二) 犯罪客观方面不同。任何犯罪的成立都必须有刑法规定的危害行为。集资诈骗的犯罪行为人必须使用诈骗的方法, 即必须使用隐瞒真相、虚构事实、使人产生错误认识的方法, 才能构成犯罪, 使用诈骗方法是其客观方面的构成要件;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一般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 即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 在不具有吸收公众存款的资格的情形下, 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 出具凭证, 承诺在一定期限内还本付息的活动。二是变相吸收公众存款, 即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有权批准的国家机关的批准, 通过投资、集资入股, 成立各种名目的基金会等形式或者名义, 面向社会, 吸收公众资金, 从而达到吸收公众存款的目的。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尽管规避了“吸收公众存款”形式, 但同样是扰乱国家金融管理秩序的行为, 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具有同样的实质。因此, 无论行为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还是变相吸收公众存款, 只要实施其中行为之一的, 即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不须用诈骗方法, 不以使用诈骗方法为构成犯罪的要件之一, 无论行为人是否对存款人掩盖其行为的非法性, 都不影响该罪的成立。如若使用欺诈方式, 仅仅是行为人为达到其犯罪目的而中间采取的环节性辅助行为, 在行为人承诺归还存款本息上, 绝对没有诈骗存款人, 否则就不能以该罪论处, 因而其欺诈性因素并不决定罪质。

(三) 犯罪类型不同。集资诈骗罪是结果犯, 本罪的既遂不仅要求非法集资这一行为, 而且要求骗取集资款这一现实的物质性结果出现。集资诈骗罪必须以行为人非法集资的数额达到法定的“较大”标准为条件, 否则, 只能当作一般违法行为处理。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是行为犯, 即只要行为人实施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变相吸收公众存款, 扰乱金融秩序的行为, 且达到一定程度即构成本罪。

参考文献

[1].中国人民银行.整顿乱集资批设金融机构和乱办金融业务实施方案.1998, 7, 29

[2].马小平, 谭智华.金融诈骗犯罪通论[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 1999:45

[3].马小平, 谭智华.金融诈骗犯罪通论[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 1999:13

[4].梅仲协.民法要义[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618

[5].秦德良.论集资诈骗罪[J].四川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02, 1

[6].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R].2011年1月4日起施行

论合同诈骗罪篇8

关键词：非法占有；合同欺诈；合同诈骗

一、合同诈骗罪的含义及其性质

（一）合同诈骗罪的含义

合同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以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办法，骗取对方当事人的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

合同诈骗罪是一项以非法占有他人财物为目的，利用经济合同进行诈骗，且达到“数额较大”的犯罪行为。

（二）合同诈骗罪的性质

合同诈骗罪是一项违反国家市场经济管理法规，干扰国家对市场经济的正常管理工作，损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常运行和发展的违法犯罪活动，其所侵犯的客体是对方当事人对财物的所有权、国家对市场经济的正常管理及正常运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从犯罪对象的角度看，合同诈骗罪所直接作用的是，合同对方当事人数额较大的财物，同时还严重影响公平竞争、协调有序的市场经济秩序的发展和完善及国家对经济合同的正常管理制度。

二、合同诈骗罪的构成特征

（一）合同诈骗的主体为一般主体

合同诈骗罪发生在经济合同的签订、履行过程中，其犯罪主体要求行为人必须是经济合同的当事人，却不以特殊的身份作为构成要件，为一般主体，包括自然人主体和单位主体。

对于自然人而言，凡达到刑事责任年龄且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均可成为本罪主体。

对于单位而言，单位主体包括：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和团体，其中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包括国有或集体所有的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依法设立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及具有法人资格的独资、私营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等。

（二）合同诈骗罪的客体为复杂客体

合同诈骗直接使对方当事人财产减少，侵害其财产所有权，同时，极大地妨害了正常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发展和完善。合同诈骗是行为人以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采取欺诈的方法，隐瞒事实真像，骗取对方财物，直接破坏了国家对经济的管理制度，严重打乱了国家对市场的管理秩序，它侵犯的对象是国家对合同的管理制度、诚实信用的市场经济秩序和合同当事人的财产所有权。

（三）同诈骗罪的主观方面由直接故意构成，且必须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刑法规定的合同诈骗罪的几种客观行为与“非法占有目的”这一主观要素密不可分

（四）合同诈骗罪在客观构成上表现为，行为人在合同的签订、履行过程中采取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了对方当事人数额较大的财物

合同诈骗罪在危害行为方面的表现为，实施了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诈骗行为，我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主要规定了以下五种法定表现形式：（一）以虚构的单位或者冒用他人名义签订合同；（二）以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或者其他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三）没有实际履行能力，以先履行小额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诈骗对方当事人继续签订和履行合同；（四）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后逃匿；

三、合同诈骗罪的认定

（一）合同诈骗罪与一般经济合同纠纷及合同欺诈的界限

1.合同诈骗罪与一般经济合同纠纷的界限

一般经济合同纠纷，是指经济合同的双方当事人在合同的签订、履行过程中出于某种原因未能完全履行合同，或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因一方当事人出现违约行为，而致使另一方当事人受到损失，因而引起的双方当事人对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发生争议，而出现的民事纠纷。

2.合同诈骗罪与合同欺诈行为的界限

合同欺诈行为是指，“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当事人虚假的情况，或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行为。

合同诈骗罪与诈骗罪、票据诈骗罪及保险诈骗罪的界限：

（1）合同诈骗罪与诈骗罪的界限。诈骗罪，是指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方法，使财物的所有人或保管人陷于认识错误，从而骗取其数额较大的财物的行为。

（2）合同诈骗罪与票据诈骗罪及保险诈骗罪的界限。票据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进行金融票据诈骗活动数额较大的行为。

保险诈骗罪，是指违反保险法规，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进行保险诈骗活动，数额较大的行为。

合同诈骗罪与票据诈骗罪及保险诈骗罪都属于诈骗罪的特殊形式，它们的主体都是一般主体，主观上都由故意构成，且都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属于刑法理论上的“目的犯”。它们之间也存在着明显的区别。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秩序的建立和发展，合同所带来的影响，在我们生活中越来越普遍、也越来越重要，要准确的把握合同诈骗犯罪和一般经济合同纠纷的界限，区分罪与非罪，以及区分合同诈骗罪与其他类似的犯罪，综合分析行为人的客观表现及危害后果，才能做到正确适用法律打击合同诈骗犯罪，进而达到保护被害人合法权益，保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之最终目的。

参考文献：

[1]赵秉志《刑法学》中央电大出版社.1999年出版.第333页

[2]高铭暄《新编中国刑法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出版.第668页

[3]张明楷《刑法学》法律出版社.1997年出版，第686页

[4]刘家琛《新刑法案例释解》人民法院出版社.1999出版

[5]赵秉志主编《刑法原理与实务》高等教育出版社.第552页

作者简介：

许晓龙（1993～），男，湖北宜昌人，武汉东湖学院文法学院本科在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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