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现代农业为抓手增加农民收入

以现代农业为抓手增加农民收入（共7篇）

以现代农业为抓手增加农民收入 篇1

努力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中共冀屯乡委员会

冀屯乡人民政府

（2011年1月21日）

冀屯乡是一个典型的平原农业大乡，素有“辉县粮仓”之美誉。全乡现有人口5.1万，辖33个行政村，8.5万亩耕地。近年来，冀屯乡党委、政府认真贯彻落实党在农村的各项方针政策，紧紧围绕“稳粮、优牧、兴菌”的发展思路，以大力发展现代农业为抓手，在确保粮食稳定增长的基础上，通过重点发展食用菌、生猪、蛋鸡等特色产业，健全农业支持服务体系，完善农业农村基础设施，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走出了一条依靠发展特色农业，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发展路子。

2010年，全乡财政一般预算收入首次突破亿元，完成2.46亿，首次进入全省百强乡镇。农民人均纯收入达6827元，经济发展速度连续5年保持两位数增长。农业总产值实现13.4亿元，其中畜牧业产值4亿元，蔬菜产值6.3亿元；粮食总产量连续5年达到6.6万吨，亩均542公斤；食用菌大棚10000座；生猪出栏20万头；蛋鸡存栏170万只，年产2000万公斤鲜蛋。先后被确定为河南省优质小麦生产基地、河南省小麦良种繁育基地、河南省无公害蔬菜生产基地、河南省无公害农产品生产基地、河南-1-

省无公害畜产品生产基地、河南省食用菌科普示范基地等称号。

——确保粮食稳定增长是前提

冀屯乡党委、政府充分利用耕地面积大，土质肥沃，农业基础好的优势，始终把粮食生产放在突出重要的位置。紧紧依靠科技进步，不断加大资金投入，提高井、渠、林、路等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优化粮食品种，改善粮食品质，提高粮食单产，确保了粮食稳定增长。全面实施了“粮食优质工程”，采取推广良种、良法配套、科学管理、高产开发等一系列措施，重点抓好粮食高产开发。完成了小麦亩产500公斤以上集中连片的高产田7.5万亩。大力发展高效农业和订单农业，通过“统一整地播种、统一肥水管理、统一技术培训、统一病虫防治、统一机械收获”五统一，建成赵流河、宪录村邮政万亩高产示范方，打造了现代农业示范基地。

——实现产业化经营是关键

为有效解决农业“增产不增收，增产不增效”的难题，依据全乡的特点，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通过典型引路、示范带动、资金扶持、技术指导等措施，引导和鼓励农民发展规模特色农业。

一是大力发展以食用菌为重点的特色种植业。目前，全乡食用菌大棚10000多座，年产鲜菇10000多万公斤，产值超亿元，人均增收1560元，成为全省最大的平菇种植基地。食用菌种植规模的扩大，带动了加工、贮运、销售等多个产业的发展，全乡从事原料生产、产品加工、大棚建筑维修、装袋等相关人员年最

高达到15000余人，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得到彻底解决，催生了一批农民经纪人、农民专业协会、合作社和龙头加工企业的发展，推进了农业产业化经营水平的提高。目前全乡专业经纪人超过1000人，组建各类经纪人协会7家，农产品龙头加工企业发展到5家。基本形成了“公司+协会+基地+农户”的产业化格局，架起了农民与市场的金桥，有效提高了特色产业的社会化和组织化程度，确保了农业增产增效和农民增收。

二是大力发展以肉猪、蛋鸡为重点的畜牧养殖业。充分利用农业大乡的资源优势和传统优势，加快了蛋鸡、生猪的科学化发展。建立养殖小区7个，养殖专业村6个，规模养殖场（猪、鸡、牛）16个。是全省重点肉猪、蛋鸡生产基地，是上海、武汉、天津等地生猪主要供应基地。生宾牧业有限公司生产的“金鸡牌”绿壳蛋，通过农业部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中心无公害认证；阳光奶牛小区成为伊利集团奶源供应基地，实现肉、蛋、奶的均衡发展。

三是大力发展以新乡星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为重点的农业工业化之路。发展现代农业，必须用工业化的理念，推动农业的发展，在食用菌发展上，我们紧盯当前世界最先进的生产技术，积极引进工厂化生产食用菌项目。目前，广东星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一家上市公司，总投资10亿元的食用菌工厂化生产项目正式落户冀屯，工商注册等各项手续全部结束，3月份开工兴建。同时，积极筹措资金，创建现代化高效种植园区。正在实施的投资1000万元的食用菌标准化种植园区，占地100亩，规划建设标准化菇房100栋，总栽培面积6万平方米。采用目前国内最为先进的隧道灭菌技术，在全省率先实现培、养、料制作全程机械化，全面提升食用菌生产发展水平。辉县市荣泰食品有限公司加工的产品出口到中东和欧盟的一些国家和地区。总投资

4.5亿元、种猪存栏达20万头的万鑫畜牧发展有限公司，目前，已投资4500万元，建成花园式双列猪舍50栋，与北京养猪育种中心联手合作，为全乡的畜牧业做强做大起到了积极的带动作用。

——完善农业服务体系是根本

要发展特色规模农业，完善农业各类服务体系是关键。近年来，冀屯乡不断完善农业支持保护体系，进一步拓展服务功能，增强了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一是着力解决好特色农业产前服务问题，重点帮助农民解决 “融资难”。一方面，千方百计地筹措资金，加大本级财政的投入力度，乡财政每年对农业的投入不少于同期财政经常性收入的40%。另一方面，是加大政府对产业发展的引导性投入，我们积极利用辉县市政府贴息扶持特色农业的政策，加大了特色农业贷款资金的扶持力度。全乡共使用财政贴息资金200多万元，累计发放贷款2800多万元，为每座新建食用菌大棚发放贷款3000元。今年，市政府更是拿出1000万元资金无偿支持农户进入示范园区发展食用菌种植，及时解决了农户启动资金不足的问题。

二是着力解决好特色农业产中服务问题，重点帮助农民解决好技术服务。多年来，冀屯乡建立了政府主导，协会、合作社、龙头企业为补充的科技培训体系。乡政府每年都要聘请大专院校、科研单位的专家和各地区种植大户、技术能手到乡做客讲课。以每人年薪50000元聘请2名省、市有关专家，作为乡高效农业发展顾问。以年薪30000元聘请5名技术员，专门指导全乡食用菌生产技术。还积极争取“新型农民培训”12个村，创办农民阅览室和科技书屋16个，认真落实《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每年举办培训班20多期，听课人数达5000余人（次），发放技术明白纸20000余份。

三是着力解决好特色农业产后服务问题，重点帮助农民解决农产品市场销售。建立了农业产业化经营服务体系，充分发挥经纪人、专业协会、合作社和龙头企业在农业生产中的社会组织作用。一方面，通过组建销售网络，加快农产品流通步伐，使农产品迅速销往全国各地。另一面，创办了5家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使农产品就地转化升值，拉长产业链条，提高附加值，实现产、供、销、加一体化。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是保证

针对农村、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相对薄弱的状况，冀屯乡加大了对农村、农业的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力度，切实改善了全乡农业和农民最基本的生产生活条件。在全乡实施“一兴二通” 工程，一是兴水利。积极争取国家支农项目，累计投入3000多万元，相继实施了3个土地整理项目，开发面积达3万余亩。积极推行了小型农田水利设施产权改革，鼓励农民个人或企业自投自建水

利设施项目，进一步完善农田基本设施，增强了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实现了旱涝保收。二是通道路。紧紧抓住“村村通”建设的政策机遇，累计投资5980余万元，硬化村道191余公里，在全乡形成一个物畅其流、四通八达的交通运输网，加快了农产品流通，提高了经济效益。三是通沼气。大力推进生态家园富民工程，建成沼气池7000多座，全乡沼气入户率达70%。特别是养殖户（场）推广沼气建设，实现了粪便无害化处理，发展生态环保绿色养殖，达到了家居温暖清洁化、家庭经济高效化、农业生产无害化，促进了农村生态文明建设。

以现代农业为抓手增加农民收入 篇2

一、“三农”政策贯彻落实发展了农业产业, 提高了农民收入

在“中央1号”文件关于加强农业基础建设、建立农业可持续发展长效机制、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加快发展现代农业增强农村发展活力、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等政策的有力推动下, 甘肃各地农业产业发展迅速。

临夏州从民族地区资源禀赋和生态特点出发, 围绕市场, 帮助调整种养结构, 发展特色产业项目, 帮助广大农民脱贫致富奔小康。和政县松鸣镇桦林村发挥资源优势搞起了两个合作社——甜玉米和养殖合作社, 担任负责人的马胜荣2014年出栏西蒙达尔牛30多只, 收入10多万元;流转土地种植甜玉米460亩, 利润达到20多万元。同时, 村里成立了村级产业互助社, 双联单位帮扶注入资金, 入股的村民即可贷到产业发展资金。临夏县何王村, 则根据当地气候特点, 大力发展特色种植业, 种植核桃树、枣树、啤特果合计4万多株, 栽种速生柳, 美化乡村道路;养殖户建成专业养殖场3座;村里还发展壮大集体经济, 投资5万元兴建何王村布鞋加工厂, 为村内剩余劳动力提供致富新渠道。

定西市安定区积极探索, 采取土地流转、规模经营、延伸产业链条等措施, 保障农民丰产增收。2014年, 安定区采取流转土地的办法, 使闲散土地向龙头企业和种植大户集中, 全区共流转土地30.97万亩, 其中流转土地种植马铃薯7.7万亩。甘肃巨鹏食品股份有限公司采取“企业+基地+农户”的模式, 通过土地订单方式, 按照政府规划、企业供种、群众种植、订单收购的办法, 在安定区石峡湾乡规划建成3000亩新大坪一级种扩繁基地, 涉及6个村17个社275户农户。2013年, 农民强彩霞采用全程机械覆膜、机械耕作、专业化防治的标准化种植技术, 种植的200亩黑膜全覆盖马铃薯收入20多万元, 合作社会员户均收入2万元以上, 增收5000多元。安定区还引导龙头企业、协会会员、贩运大户等积极参与贮藏设施建设, 目前全区总贮藏能力达74万吨以上。“恒温库+贮藏库+窑窖群+千家万户”的贮藏体系, 提高了马铃薯种薯贮藏安全及鲜薯贮藏水平, 有效发挥了贮藏设施淡贮旺销、均衡供应、稳定价格、促农增收的作用。在营销方面, 安定区按照“区有中心市场、乡镇有初级市场、村有收购网点”的要求, 建立综合交易中心1个、骨干市场78个、收购网点304个。先后在广东、上海、成都等地建立52个直销窗口, 年外售鲜薯50万吨以上。同时, 积极探索电子商务、期货市场、农超对接等方式, 实现传统销售向现代销售转变, 进一步延伸产业链条, 实现产业链上各大利益主体的“多赢”。

国家实施的取消农业税、农民种粮发补贴、养牛养羊发补贴、退耕还林发补贴、联村联户等等, 多种形式的补贴政策、扶助政策不仅提高了农民种粮、发展畜牧业的积极性, 而且使农民收入不断增加。甘肃省贫困地区农民人均收入由2004年的2599元, 增加到2012年的4507元。根据国家统计局兰州市调查队的统计:2014年兰州市一体化住户农民人均纯收入8067元, 增速是上一年的13.4%。兰州市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的主要原因有6个:一是新型农村养老保险收入从2014年1月开始每人由上年的每月55元、60元, 增加到每月80元、85元;二是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提高15%, 从101元/月提到116元/月, 农村分散供养的五保户生活补贴增长16%, 人均增加450元。三是新增失地农民的养老保险, 每人每月领648元。四是各种政策性的补贴发放到位。其中粮食直补和农资综合补贴共计10954万元, 农作物良种补贴共计1192万元, 农机具购置补贴共计1490万元, 农机燃油补贴667.245万元, 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资金共计3713万元以及其他补贴整体发放到位;五是为农村调查户兑现了2014年全年的调查补贴, 户均1200元;六是兰州市今年的高原夏菜面积93.77万亩, 同比增加5.28万亩, 同比增长5.97%。上述六个方面的收入增长, 都直接或间接得益于国家的“三农”政策。2014年, 全省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5736元, 比上一年增长12.3%。

2014年, 通渭县农民人均纯收入4341.7元、增长14.6%, 增速居定西市第一, 3个乡镇40个村整体脱贫, 减少贫困人口27008人。这与甘肃省在2012年开始实施的“联村联户、为民富民”行动政策密不可分。通渭县马营镇华川村在“双联”政策扶持下, 按照“‘协会+企业+农户’‘协会+科研院所+农户’助推产业发展”要求, 走协会牵头、企业运作、科研院所助力、群众参与、“联姻”发展的路子, 在帮扶干部的精心帮扶下, 先后组建马铃薯良种繁育协会、肉牛养殖协会和苗木繁育协会, 吸纳全村287户农户加入协会, 实现了贫困户全覆盖。同时, 全村外引企业、内联农户, 先后引进了多家龙头企业, 助推特色优势产业发展。通渭县马营镇油坊村村民张吉汉是精准扶贫的受益者。张吉汉因在外打工落下腰疼病, 加上孩子在外上学花费大, 村民们“评选”他为因病因学致贫的贫困户。张吉汉在驻村干部和双联干部的帮助下, 开起了油磨坊, 生意好, 家庭收入有了保障。

平凉市全面贯彻落实中央“1号文件”和《甘肃省加快推进现代农业发展提质增效五年行动计划 (2012-2016年) 》, 双联行动把发展特色优势产业、持续增加农民收入作为核心任务, 立足贫困村户发展实际, 从帮助群众理思路、调结构、兴产业入手, 采取帮助联系户多栽一亩果、多养一头牛、多种一棚菜、多输转一名劳务、多学一门技术“五个一”措施, 大力发展富民增收产业, 双联行动助农增收的效果显著。通过3年努力, 全市农业增加值净增28亿元, 年均增长7.1%;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5395元, 年均增长14.6%, 是历史上增长最快时期, 贫困乡村农民收入增速普遍高于全市平均水平2个百分点, 累计减少贫困人口40.18万人, 贫困面由2011年的41.54%下降到2014年底的20.7%。

二、“三农”政策促进了农村交通和水利设施建设

得益于甘肃省实施的“双联”行动, 曾经是交通不畅、信息闭塞, “吃饭靠小麦, 用钱靠洋芋”的山区贫困村———平凉市庄浪县南湖镇石阳村, 在3年时间里, 实现了华丽蜕变, 成了远近闻名的“明星村”。2014年, 石阳村人均收入4178元, 比2011年的2338元增长79%。不仅村庄美了, 村民富了, 而且交通也发达了。在双联工作组的协调推动下, 通过整合各方面的资金, 解决了沿途5个乡镇26个村152个社4万多人的行路和运输难题。同时, 修建的2座便民桥、21.1公里河堤和6公里南川硬化路, 把周边的石峡、高房、李庄3村联结在了一起, 共同打造美丽乡村。

2013年中央“1号文件”指出, 要“加强农村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甘肃省交通运输厅认真贯彻落实中央“1号文件”精神和甘肃省“1236”扶贫攻坚行动, 发挥双联行动对“三农”工作的助推作用, 突出交通扶贫攻坚, 农村公路建设投资向民族地区倾斜, 乡村民生基础设施项目得到了新的发展。至2014年, 建制村通畅率甘南州为78.9%, 临夏州为84.3%, 均远远高于全省68%的平均水平。同时, 还确定临夏州东乡县、甘南州临潭县为全省交通扶贫攻坚农村公路通畅工程省级示范县。2012年甘肃省交通运输厅共计安排临潭县实施农村公路9项58.4公里, 补助资金2660万元。2013年共计安排实施农村公路建制村通畅工程29项62公里, 补助资金3100万元。2014共计安排实施农村公路建制村通畅工程9项35.8公里, 补助资金1790万元。2014年底, 临潭县建制村通畅率已达到100%, 有效解决了当地群众出行难问题。得益于中央“1号文件”关于加快水利改革发展、加强农业基础建设、促进农业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等方面的政策支持, 甘肃农田水利事业有了长足发展。2013年, 全省新增有效灌溉面积15万亩, 新修梯田153万亩, 治理水土流失面积2045平方公里, 新增农村水电装机20万千瓦。

三、“三农”政策促进了甘肃农村金融事业全面发展

2014年中央“1号文件”提出, 要强化金融机构服务“三农”职责。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甘肃省分行积极贯彻中央关于加快“三农”发展的方针、政策, 认真落实甘肃省委、省政府提出的现代农业发展规划, 采取提高单户授信额度, 灵活调整担保方式, 延长贷款期限等差异化信贷政策, 充分满足农户及涉农企业“短、小、频、急”的融资特点, 大力倡导“阳光信贷”, 降低融资成本, 有效破解了农户和涉农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截至2014年10月末, 全行各项涉农贷款余额124.55亿元, 占全部贷款的65.1%。开办再就业小额担保贴息贷款业务, 为农村妇女、返乡农民工创业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同时, 还开办了草食畜牧业和设施蔬菜产业小额贴息贷款、定西马铃薯收购加工、陇南中药材花椒收购、陇东苹果收购等特色小额贷款业务, 以及小企业担保贷款和小微企业互惠贷, 贷款额度更高、贷款期限更长、还款方式更加灵活。邮储银行静宁县支行立足服务县域经济社会发展, 创新开展“苹果特色产业金融中心”建设, 借助苹果特色产业声誉, 推出了信贷融资、现金管理两大苹果产业特色金融服务, 涉及苹果特色小额贷款、金果小微企业贷款、果农特色理财计划和果商专享资金结算等4个主流特色产品。通过全方位的银地品牌对接、高密集的服务宣传, 有效地促进了邮储银行金融产品与苹果特色产业的融合, 提升了特色金融产品的认知度和美誉度。据资料显示, 在2011年至2013年期间, 邮储银行静宁县支行连续三年被静宁县委、县政府授予“支持地方经济发展先进单位”荣誉称号。2014年静宁县支行累计发放各类贷款2.56亿元, 其中涉果贷款达到80%以上, 惠及果农1100余户, 支持涉果小微企业及果商70余家, 有力促进了当地经济民生发展, 凸显了特色产业与银行发展的“多赢”效果。

中国建设银行甘肃省分行从甘肃农业大省实际出发, 积极调整信贷结构、产品结构、产业结构和服务模式, 创新推出了“农耕文明”涉农个人贷款产品。自2011年来, “农耕文明”贷款累计投放84亿。“农耕文明”贷款主要依托“公司+农户”这种信用担保体制的运行模式, 解决农户和农业方面集体土地、流转土地、承包土地、农民个人资产无法抵押的问题。“农耕文明”贷款产品符合甘肃省新农村建设和特色农牧产业发展实际, 不仅有效解决了农村市场的资金短缺问题, 也促进了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

以现代农业为抓手增加农民收入 篇3

一、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状况及效果

一是流转数量逐步扩大。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出现，并逐步扩展。据调查统计，截至2013年9月，全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总面积达1.909万亩，是2008年的2.1倍，占家庭承包耕地总面积的5.2%。特别是去年以来，流转步伐明显加快，自2012年7月份以来新增面积已达到5940.41亩。

二是流转方式以出租为主。法律允许农民采取出租、转包、转让、互换、入股等多种形式流转承包经营权。山阳县流转的方式多样，但出租一直是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主要方式，占到流转总面积的90%以上。

三是流转对象呈多元化趋势。除农户之间流转外，近年来一些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社、专业大户和返乡创业人员等规模经营主体作为受让方参与流转，并呈逐步增长趋势。据调查，受让方为企业、合作社、专业大户等主体的已占到40%以上。如金川封幸化工有限公司租赁200亩发展茶园，涉及农户139户；天士力集团公司2011年10月在色河峪口、陆湾租赁400亩，2013年秋又在板岩镇耿家村、安门口村租赁了600亩土地用于发展丹参。

四是流转规模与经济发展水平及劳动力转移程度紧密相关。从经济发展水平看，公路沿线经济较发达地区流转高于高寒贫困山区。如漫川、法官、板岩、十里等镇流转面积在1000亩以上，两岭、天桥、王闫等镇却在100亩以内；从劳动力转移程度看，转移较多的地区流转面积比较大。

五是流转土地用途趋于优势特色产业开发和规模养殖。山阳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后，主要以发展九眼莲、茶叶、核桃、食用菌和规模养殖为主。如漫川、法官、十里等镇的设施蔬菜、九眼莲；宽坪、延坪等镇的茶叶规模开发；色河、十里、银花等镇的设施养鸡等。

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效果

通过土地流转，有效增加了农民收入，解放了农村劳动力，取得了明显成效，促进了县域经济社会快速发展。

一是培育了规模经营主体，加快了区域优势特色产业发展步伐，增加了农民生产收入。据统计，2012年全县特色产业总产值达到10.7亿元，收入5.14亿元，人均1321元，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23.6%，是2008年底的7.92倍，成为农民增收的新亮点。

二是解放和转移了农村劳动力，有效增加了农民工资性和财产性收入。通过合理流转，解放了部分劳动力，使其得到充分利用。通过规模发展，能充分利用当地的闲散劳动力，特别是一些辅助劳动力，有效增加农民工资性收入。同时通过适度流转，每亩地年租金净收入是500—1000元，远远高于种植粮食收入，年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1000万元以上。

三是促进了科技成果的转化和应用，提高了土地的利用率和产出率，集约化经营效益显著。通过土地流转，实行规模化经营、企业化管理，使一些先进农业技术得到应用，使农民从“锄禾日当午”的困苦中解脱出来。同时通过产业规模发展，对一些低产田进行改造，可充分发挥土地利用率。实行规模化、标准化生产，不但提高了规模效益，同时可有效保障我县乃至周边地区农产品的有效供给。

四是拓展了农业的多种功能。土地流转后，通过标准化建设，进行立体种植，发展观光农业，成为人们休闲娱乐的好去处，带动了当地的旅游业、餐饮服务业、运输业，促进了农村经济发展。

五是促进了农村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实现了县域经济突破发展。近年来，随着大量土地流转，农村经济结构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特别是劳务产业由2008年的4.3亿元增长到2012年的9.7亿元，是2008年的2.26倍，成为农民增收的主要渠道。

三、存在的问题

一是流转规模相对较小，形式单一。山阳县土地资源匮乏，人均耕地不足0.8亩，且耕地质量差，坡地多，坪地少，旱地多，水田、水浇地少。为体现公平均衡，土地承包到户时，优劣土地分类均分，致使大部分农户每户都有多处小块田地，形成典型的“绺绺”田，制约了土地流转的规模，且流转形式主要表现为出租。

二是流转期限较短，不利于可持续发展。目前，山阳县流转土地主要发展种植业、养殖业及茶园建设，这些产业都是受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双重影响的弱势产业，风险大，比较效益低，对受让人的吸引力不大，导致流转期较短，特别是种植业方面，流转期在三年以内的占到50%以上。导致对土地不能做长远规划，不利于产业可持续发展。

三是集中流转难度大，不利于规模经营。山阳县土地零散和群众的观念陈旧，从根本上制约了流转的规模和集中程度，多数群众因外出打工，而且大多从事体力劳动，收入不稳定，对土地的眷恋很深，怕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后成为失地、失业、失去生活保障的“三失”人员，宁愿自己粗放经营或土地荒芜也不愿将土地流转出去，还有的人将自己的承包地让亲戚邻居看管起来，难于形成规模经营。

四是流转不规范，为农村大局稳定埋下隐患。主要表现在：一是流转程序不规范。大多数农户间通过口头协议流转，没有履行签约和备案登记，即使有书面合同，也没有按规范签订，合同内容不完整，面积、用途、违约责任等合同条款约定不明确；二是流转形式不规范。土地流转的自发性、盲目性和随意性较大，在某些方面不具有法律效力，个别养殖用地租用期限已经超过了二轮承包期限，容易发生纠纷。还有的农户自发流转逃避应尽的义务，这些农户户口在村，人已迁居外地，他们只依法享受承包本村土地的权利，却不履行农田水利等公益事业建设的义务；有的在公路、集镇附近和重点工程、厂矿企业所在地的农户，由于前几年土地比较效益低，对是否拥有土地承包经营权无所谓，有的甚至放弃。但由于近年来受征占地、矿产资源开发等因素影响，土地突然产生较大经济效益，出现越来越多的农户为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而引发纠纷，甚至不惜手足之情，诉诸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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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促进土地流转的建议

加快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是发展现代农业、促进农民增收的重要手段和措施。要按照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推进土地适度规模经营，产业主导、典型带动，创新模式、分类推进，规范管理、健全机制，抓点带面、辐射发展。

一是正确把握和处理好三个关系。土地流转政策性强，情况较为复杂。要实现土地转“活”、产业兴旺、农民富裕的目的，必须牢牢把握和处理好三个关系。第一，必须正确把握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与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关系。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是维护农业和农村稳定的基础。同时，加快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依法自愿有偿流转，能进一步完善基本经营制度，充分挖掘土地经营综合效益，增加农民收入，不断巩固家庭承包经营的基础地位。第二，必须正确把握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与发展现代农业的关系。土地承包经营权合理流转，能使生产要素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有利于发展规模经营，提高农业集约化水平，促进现代农业的发展。但是，不能脱离实际盲目追求规模经营的速度，不能违背农民意愿强行推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第三，必须正确把握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农村土地流转的主体是农户，土地流转行为是一种市场行为，政府部门应当承担管理、指导、协调、服务等职责，不能强迫命令，不能越俎代庖，也不能放任自流。

二是以产业化发展和规模经营促进土地流转。农业产业发展的程度，决定农村土地流转的规模和速度。要以“一村一品”为抓手，做强做优“药、果、畜、茶、特色农产品”五大产业集群，推动土地向优势产业集中流转，产业发展向集约化、规模化经营。 一要科学布局产业集群，壮大基地促流转。依托山阳县资源丰富、气候多样、南北差异的自然优势，因地制宜规划发展特色产业，促进土地围绕产业集中连片流转，重点抓好以“五大商药”和薯芋为重点的订单中药材基地，以核桃为主的3个万亩核桃科技带动区，以生猪、笼养鸡为主的畜禽养殖小区，以茶叶、九眼莲、魔芋、食用菌、设施蔬菜为主的特色产业基地建设，进一步调整优化产业布局，推动土地规模经营、产业稳步提升。二要扶持产业大户和龙头企业规模经营带流转。按照“土地流转吸引大户经营，大户经营带动土地流转”的思路，鼓励支持农村能人、种粮大户和工商企业投资农业，兴办中药材、核桃、茶叶系列产品深加工、农特产品运销为主的龙头企业，促进土地集中连片经营。推行“企业（大户）+基地+农户”的产业化经营模式，发挥企业和大户的辐射带动作用，提高土地规模经营的综合效益。 三要培育专业合作组织推流转。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可以解决农户分散经营、信息不对称、生产不规范等难题，要将专业合作社的发展与农业产业化经营统一规划，统一实施，引导农民以土地入股加入农民专业合作社，集中农户分散经营的土地，实行统一管理经营，有效降低农业生产经营风险，最大限度提高经济效益。

三是发挥劳务经济效应、激活土地流转。土地是个定量，推动农业劳动力有序转移，是搞好土地流转的关键所在。一要强化技能培训带动转移。重点针对农村富余劳动力和新增劳动力进行就业技能培训，整合“阳光工程”、“雨露计划”、劳务扶贫等各类培训资源，对劳务人员进行订单培训、定向输出，确保农村劳动力转得出去、稳定就业，巩固流转基础。二要拓宽就业空间扩大转移。积极应对金融危机对劳务经济的冲击，依托县内旅游开发、项目建设、城镇建设形成的商流、人流、物流，发挥能人大户示范带动效应，引导农村劳动力从事商贸、运输、餐饮服务、建工家政、休闲娱乐等二、三产业，向非农产业转移、向城镇集聚，消化吸收富余农民，增加农村土地流转动力。三要制定政策保障转移。加快改革农村户籍制度，打破农民身份限制，鼓励农民到城镇安家入户、买房置业，建立健全务工定居人员教育、养老、医疗等方面的保障机制，使他们真正融入城镇，彻底摆脱对土地的依赖，为农村土地流转创造条件。

四是探索多种流转模式、盘活土地流转。在农村土地流转过程中，既要大胆探索、创新形式，又要立足镇村实际，尊重群众意愿，因地制宜采用不同模式。第一种是租赁经营模式。农户将土地承包经营权出租，使自己从土地中解放出来，外出或就近务工、经商，实现土地承包人与经营者双赢。第二种是公司或大户承包模式。农业公司或大户通过镇、村协调，规模连片向农户包租土地，从事规模化种植、养殖，农户按生产标准为公司或大户打工，农户既获得地租和劳务双份收入，又学到先进的种植、养殖技术，实现了土地效益最大化。第三种是合作经营模式。以村组或跨区域农户为单位，农户以土地入股加入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实行统一标准生产经营、统一加工销售，建立利益均沾、风险共担的利益联动机制，提高合作经营的综合效益。第四种是反租倒包模式。由村集体反租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通过投资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形成一定数量土地规模后再承包给个人或企业，农户不承担任何风险并稳定获得租地收入，又能提高集体经济收入。第五种是土地托管模式。长期外出务工的农户将土地交给村委会，由村委代替农户发包承包地，解决外出农户的后顾之忧，确保土地不会撂荒。

五是完善管理服务机制、推动土地有序流转。土地流转事关农村稳定和农民切身利益。各级政府要按照“流转形式多样化、运作方式市场化、流转程序合法化、流转合同规范化”的原则，制定政策，建立工作机制，狠抓典型示范，推进农村土地流转稳步有序开展。一要建立农村土地流转服务体系。建立健全县、乡二级土地流转管理机制，明确农业管理部门负责制定扶持政策和规范流转程序、仲裁纠纷、统计流转总量等工作，在镇建立土地流转服务中心，做好规范管理、土地集中连片整理、基础设施改善、中介协调等服务，进行流转的信息发布、合同签证、档案管理和动态监测，促进土地流转的规范化和市场化。二要依法规范土地流转行为。制定全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管理办法，印制规范的流转合同文本，明确土地流转程序，统一土地流转工作流程，全面落实土地流转合同管理、登记制度和定期上报制度，建立县镇联动的土地流转动态管理机制；加强对流转土地的日常监管，及时纠正和查处流转中的违规行为，积极化解土地流转纠纷，保障农村土地流转依法有序进行。三要建立土地流转激励保障机制。在财政部门应设立农村土地流转专项扶持资金，重点用于培育和奖励带动土地流转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组织、规模经营大户，对成片规模经营农村土地达到一定数量的投资人、受让人和创建农产品品牌的，给予奖励扶持。坚持土地整理、农业综合开发、扶贫工程、新农村建设等项目与农村土地流转和规模经营紧密结合，形成涉农项目跟着土地流转走，基本设施围绕产业基地建的格局，通过项目带动流转，开发一片，流转一片，更好地发挥涉农项目的效益。建立土地流转融资机制，允许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和规模经营大户以土地经营权进行抵押贷款，支持具备条件的规模经营主体利用法律法规未禁止的其他方式直接融资，切实解决农业生产资金短缺难题。

课题调研组组长： 李旭光

课题调研组副组长：徐文礼（山阳县财政局）

课题调研组成员： 舒诗林（山阳县财政局）

李思红（山阳县农业局经管站）

责任编辑：汤星颐

以现代农业为抓手增加农民收入 篇4

探寻蒋垛镇成功调整农业结构的做法，我们不难得出一些有益的启示。

把握市场脉搏

。两年前，蒋垛镇党委、政府一班人就在思考，入世后将会给当地农业带来哪些新的发展机遇。经分析，他们认为茧丝绸行业的发展空间会拓展。该镇缫丝厂生产的白厂丝从前几年的每吨１４万至１５万元，逐渐攀升到现在的每吨２２万至２３万元，更加坚定了他们的判断。果不其然，这几年的蚕茧生产让广大蚕农尝到结构调整的甜头。

利用本地优势。蒋垛镇地处通南高沙土地区，适合桑树生长。该镇养蚕历史悠久，上世纪８０年代初几乎家家栽桑养蚕。蒋垛镇充分放大这一优势，再造老区经济新特色。据了解，该镇计划用一到两年时间，在全镇形成２万亩蚕桑基地的规模，使桑园面积占耕地面积的比例提高到２７％，人均拥有桑园０．３６亩，把蚕桑生产由副业发展成主业。

以现代农业为抓手增加农民收入 篇5

一项新的调查显示，由于中国农民在土地租赁上有了更强大的法律保护，中国正在出现一个规模更大的农村土地市场。这一趋势有望帮助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业生产率，这也是作为农业大国的中国目前的首要任务。

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农村土地市场仍高度受限。耕地为村集体所有(实际上就是共产党领导的地方代表)，直接买卖耕地是违法的。不过，自1984年以来，农民个人获准出租或转让土地使用权。土地使用权的流转得到了2002年一项新法律的支持，去年又获得了高层领导的进一步支持。中国的领导人正努力提高农民收入，以应对持续的贫困和贫富不均。

据农村发展研究所(Rural Development Institute)周三在北京公布的一项调查，这样做的结果是，现在农民们可以拿到更高的土地租金，签订期限更长的租赁合同。

自1999年以来，这家总部位于西雅图的非营利机构一直在对中国农民状况进行独立调查，它也是为数不多的几个可以进行调查的外部机构之一。最近一次调查是在2008年年中，当时该机构采访了17个省份的1,879位农民。

在2008年的调查中，土地年租金的中值提高到了相当于每英亩267美元的水平，比2005年调查中每英亩125美元的价格增加了一倍有余。这个价位与美国西海岸已灌溉耕地的租金相当。农村发展研究所表示，租金上调的原因之一是全球农产品价格上涨。不过还有一个原因是人们越来越认为农民的土地使用权是可靠的，因此也是有价值的。有超过15%的土地转让合同期限在3年以上，比2001年时的6%有所增加。

农村发展研究所创始人普罗斯特曼(Roy Prosterman)说，这表明人们开始从中期角度看问题。如果你能让农民拥有土地的长期使用权，这是启动全球经济所需的一大要素。

农村土地市场的形成意味着有为耕地定价的可能。农村发展研究所表示，从标准30年期租约的平均租金可以得出，全中国的耕地总市值可能约为1.2万亿美元。对此加以利用可以帮助农民变得更加富足。约有15%的受访农民正在以某种形式转让土地。现在大多数农村家庭的主要收入来自于种自己的地以外的来源。

福建省沙半(音)村的48岁农民张德平(音)说，通过出租土地，我们有了更多的选择。我们可以去工厂工作，或是在别人的地里干活。每年9月至来年3月，他都把家里的地租出去，在剩下的时间里种些水稻自用。

他说，每年有一半的时间把地租出去，真可以赚不少钱，因为他除了收租金外，还为别人干活赚工钱。我们可以比在自己的地里种田赚更多的钱。

在交易的另一方，租别人的地种庄稼的农民收益则可能更高。农村发展研究所的调查发现，租别人地的农民中有36%进行资本投资。普罗斯特曼说，这类投资的步伐明显加快。

沈伟峰(音)租了张德平的地，同时还租了当地其他近500个农户的地。他种植高价值作物，比如大头菜、番茄和青椒，并向俄罗斯和蒙古出口。沈伟峰是90年代中期开始这类生意的，不过当时他发现很少有其他农民愿意把地租给他。

沈伟峰说，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大部分村民愿意把地租出去，他们甚至担心自己不能把地租出去。他种的地已经从最初的约40英亩扩大到了现在的100多英亩。

得益于日益坚实的法律基础，这样的交易越来越普遍。农村发展研究所的调查发现，在土地使用权方面，有58%的农民现在都有一份正式的书面合同或证书。威胁土地使用权的一个主要因素──村里的有关部门强迫进行土地资产的重新“洗牌”──已经减少了。调查发现，土地使用权的重新“洗牌”情况从此前调查的占农民的3%下降到了每年约1%。

普罗斯特曼说，现在的挑战是，中国需要把这些法律保护扩大到两亿农户中的其他人群中。

维基百科:土地兼并

土地兼并，是一个经济学和历史学的概念，指少数人拥有越来越多土地的过程。土地兼并的结果是另外一些人只能拥有很少的土地或者完全丧失土地。在以农业为主的农业社会里，土地兼并会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甚至激发民变。但是在工业社会，土地兼并则能够向工业商品提供市场和劳动力。例如英国历史上的圈地运动，就是一个典型的土地兼并运动，但是英国十分幸运，圈地运动成为促发工业革命的原因之一，从而渡过了社会危机。中国历史上，历代朝廷都将抑制土地兼并作为基本国策，这也是中国未能发生工业革命的原因之一。

土地兼并与土地私有化

土地兼并是不是一定就是坏事?中国目前的土地政策其实处于两难境地:现行土地政策已经不适应生产力的要求,科学技术的加速发展日益凸显小农经济模式的落伍,所以中国农业要想取得突破,就必须改变现行的土地政策。

反对土地私有化的人所持的理由，最主要的一条就是认为土地私有化之后会出现严重的土地兼并现象，由此导致农民失去土地，进而影响到社会稳定。其实这样的预测是不准确的。没有证据表明土地私有化就一定会产生严重的土地兼并现象。土地兼并现象一定会有，但是这一现象是否会达到引起社会**的程度却值得商榷。以中国人“恋地情结”，出卖自己土地的现象将不会很普遍，中国人在哪种情况下才会出 卖自己的土地呢?一种是在发达的情况下，做生意发了财不需要继续土里刨食式的谋生手段，或在大城市里谋得一个好职业举家迁入所供职的城市等情况，在这样的情况下，土地可能会被视为累赘而出 卖，但是这也仅仅说出了一种可能性，并非必然，也许上面所说这些人出于留后路的想法之一保留自己的土地也未可知，从中国农民的秉性来看很有可能;第二种情况是农民破产，被迫出 卖自己的土地以维持生计，引起这种后果的必要条件是种粮食赔钱，原因一是粮食太便宜而生产资料太贵且税费过重，二是自然灾害，前者是出于社会的原因不单纯是土地私有化带来的后果，比如国内粮食市场对国际开放，而国内的生产资料市场未能同步放开，或者生产资料属于垄断产业比如电力等，随着中国加入WTO，中国市场的进一步开放，这种情况会有所缓解，对于因自然灾害造成的农民破产，则需要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来避免。我眼下只想到上述两种情况，有意者可以补充。

土地兼并是不是一定就是坏事?中国目前的土地政策其实处于两难境地:现行土地政策已经不适应生产力的要求,科学技术的加速发展日益凸显小农经济模式的落伍,所以中国农业要想取得突破,就必须改变现行的土地政策,但是农场制模式在中国却行不通,原因是中国庞大的农业人口,如果土地一旦集中到少数人的手里,那些丧失土地的人并不能都成为农业工人,势必有许多人失业,从而影响社会稳定——时至今日我们不得不容忍这个人口无节制增长带来的恶果。这种状况势将持续很长时间,而小范围的土地兼并则会成为中国土地状况的一个异数.所谓的小范围的土地兼并是指前述那些因不再需要土地的人出 卖自己的土地。这种状况目前即已存在。比如在温州，因为很多人出外谋生，致使许多土地面临抛荒的危险，而政策又不允许抛荒，为了避免被课以重罚，他们在离家之前必须妥善处理自己的土地，多数情况是他们出钱请其他人代为种地，除了出钱之外，农业税还得自己缴，在这种情况下，土地之与他们实在是一种束缚，如果允许他们自由出 卖自己的土地对他们来说无疑是一种解放。类似的情况多发生在南方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在北方则比较少见。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这种情况将越来越普遍。

土地兼并是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关键性过程

要使中国从小农经济的封建国家转变成农业现代化的现代化文明国家，农业土地从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块状态，转变成企业管理的规模化状态，是个很重要的发展过程。没有这样的过程，农业的现代化无从谈起，国家进入现代化社会的目标，更是无从谈起。

历史地看，世界上现代化国家形成的发展历史，无不首先是农业土地成功兼并的发展历史。有了成功的土地兼并，也才有了农业生产经营的规模化和工商化，农民才成为了农业经济的产业工人，生产工具也才完全实现了机械化。英国可以说是通过土地兼并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典范。从16世纪早期到17世纪末，通过协议性圈地运动完成了土地从共权到私权的确立(当然也可能通过强制手段达成协议)。到了18世纪，又有了圈地法令，对某一特定地区进行圈地。土地共权改革为私权，为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奠定了土地规模化的基础。圈地运动逐步消灭了佃户分散经营的小农经济状态，使成片的土地掌握在了有资金实力和管理能力的农场主的手里。他们为了追逐高利润，引进新品种、新技术、新机械，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和集约化生产水平，推动了农业现代化的发展。一直到19世纪初，英国农业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法国是个人多地少的国家。20世纪50年代中期，政府出台一系列措施，推动“土地集中”，实现规模经营。为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政府实行了“减”的办法：年龄在55岁以上的农民，国家一次性发放“离农终身补贴”;鼓励农村年轻人离土离乡，到国营企业做工;其他青壮年劳力，政府出钱办班，先培训，再务农。与减少农业人口的做法相反，对农地经营规模，政府用的是“加”法：规定农场主的合法继承人只有一个，防止土地进一步分散;同时，推出税收优惠政策，鼓励父子农场、兄弟农场以土地入股，开展联合经营。各级政府还组建了土地整治公司，这是一种非盈利组织，它们拥有土地优先购买权，把买进的插花地、低产田集中连片，整治成标准农场，然后再低价保本出售。此外，国家还给大农场提供低息贷款，对农民自发的土地合并减免税费，促使农场规模不断扩大。1955年，法国10公顷以下的小农场有127万个，20年后减少到53万个，50公顷以上的大农场增加了4万多个。农业劳动力占总人口的比例，50年代初近40%，现在只有2.2%，农民平均占有农地达到10公顷以上。

虽然各个国家的具体情况不同，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要实现农业现代化，首先必须实现土地集中的规模化生产经营。小农经济的农业形态，是发展不成现代化农业的，中国要实现农业的现代化，必须开始“土地兼并”的历史征程。虽然道路漫长，但是就象种庄稼一样，只要开始耕作，并且精心管理，就一定能够获得丰厚的回报。

“地权不均”一定会导致社会不公平?

对中国过去认识传统乡村社会的模式影响最大的有两种理论，即“中国封建社会”理论和“乡村和谐论”。“中国封建社会”理论亦称“租佃关系决定论”，其特点是非常强调租佃关系的作用。它大致有五个环环相扣的命题。第一，认为传统农村最大的问题或最突出的特征就是地权集中、使用分散，因此造成耕者无其田，有田者不耕，形成地主和农民的对立--这种意义上的农民特指佃农--以致农村被割裂成两个阵营，存在着严重的阶级对立与阶级斗争。第二，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据说就是土地私有、自由买卖，小农两极分化。这种以“私有-买卖”作为租佃关系成因的解释还引申出两个理论：一是认为既然小农经济会两极分化，租佃制又是中国一切灾难的根源，则土地改革消灭了大地产还不够，紧接着还要消灭小地产，搞集体化，否则又会启动下一轮“两极分化”。二是所谓“地主、商人、高利贷三位一体”之说，如果租佃制是万恶之渊，“私有-买卖”又是租佃之源，这就必然强调“抑商”的必要，同时忽视“限权”的必要--因为抑商正是要靠官家。第三，以“土地私有、自由买卖，兼并危机、主佃冲突，最终爆发农民战争”的模式，来阐述中国历史上的历史周期论。以此解释中国历代“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乱极生治，治极生乱”的现象。第四，以“中国地主制，西方领主制”来解释中、西历史的区别，尤其是“中国为什么没有产生资本主义”的问题。当时两个流行说法都与“租佃决定论”有关：一是说中国的租佃制是小生产，而西方的领主制庄园据说是大生产，有利于使他们过渡到资本主义。二是说中国租佃制下土地可买卖，导致“以末治富，用本守之”，工商业积累都用来买地了，因此不能形成资本原始积累。而据说西方的土地是不能买卖的，所以工商业赚了钱只能在业内滚动，资本就积累起来了。第五，用这套说法解释近现代中国史，尤其是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历史：近代国内的核心问题是土地问题，据认为不管是辛亥革命还是戊戌变法，失败的根本原因都是没有解决土地问题。后来的国共斗争也是由于共产党解决了土地问题，所以胜利了，国民党没解决这个问题，就失败了。这种说法在很大程度上将国共两党的斗争描写成土地改革派和反土地改革派的斗争。这五个命题环环相扣，形成很完整的一个逻辑体系。

与此相反，早在1949 年以前就一直有对乡村社会的另一种逻辑。其最典型的代表并不是国民党方面的史学家，而是中国文化本位论者，如梁漱溟先生等人，他们和西方汉学的一些传统结合起来，形成对中国传统社会另一极的看法，笔者称之为“乡村和谐论”。与阶级斗争之说相反，这些学者把传统乡村看成一个非常和谐的、温情脉脉的大家庭。其主要论点可以概括为如下几句话：“国权不下县，县下唯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出乡绅”。据说传统的国家官府只管城里人，乡村社会则依靠习惯法、道德、伦理等“非正式制度”非常和谐地在自我调节。而进行这种调节的主要组织资源，就是被描述为传统之根的家庭-宗族组织。据说宗族是自治的，自治靠什么呢?靠伦理，通常是特指传统血缘共同体-宗族关系中的族缘亲情与辈分等级所维系的人际交往准则。而这种伦理的代表、从而也就是小共同体公共利益的代表，被认为是乡绅。如果说“中国封建论”者心目中的阶级斗争之地在“乡村和谐论”者那里是个充满温情的大家庭，那么乡绅在前者那里被描述为欺贫虐佃的大地产主，在后者那里则是以道德立身、为乡亲请命的读书人。这种作为地方精英、乡村自治代表、民间伦理化身的乡绅，越来越成为解释中国传统农村的关键概念。总之，“国权不下县，县下唯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出乡绅”，描绘的是一种玫瑰色的传统乡村。

但这种理论到目前为止都没有人真正解释过以往称为“农民战争”的社会爆炸现象何以会发生。假如传统乡村的内部关系真的那么和谐融洽，而外部的专制权力又对它并无影响，那么大规模的、惨烈与残酷程度在人类各民族内战史上绝对是首屈一指的灾难在中国历史上一而再、再而

三、几乎是规律性地、大约每隔两百年就发生一次，这究竟是为什么?

更为古怪的是：这两种在理论形式上最为对立(其逻辑上的不相容性远远超过国共两党农民-土地理论的差异)的解说，在现实政治中的关系却似乎不那么对立。不仅当年以梁漱溟先生为代表的乡村建设派主流最终选择了与中共合作，今天这两种说法也同时流行，有时甚至同时出现在同一人、同一部著作中，而似乎并不需要以实证和理论上的争辩来排解二者的逻辑矛盾。然而从学术角度看，上述关于租佃和宗族的理论极有辨证的必要。笔者十年前曾著有《田园诗与狂想曲：关中模式与前近代社会再认识》一书①，对明清以来关中地区的超低租佃率和自耕农社会进行了分析。该书发表后引起两类反响：一是认为此类特征不仅关中有之，如过去就一直质疑“地主经济”论的美国学者赵冈先生，便在其新著中引述了上述关中数据来为他的中国传统农业非地主经济论作补充证明②。而其他一些地域经济史的研究者也指出当地存在着类似关中那样的特征③。二是认为所谓关中模式只是极特殊的个案，不能说明关中一般，更不能说明中国。如郑磊认为，民国时期关中地区土地分配比较平均、租佃对立不严重是关中生态环境恶化导致的“异相”，对“传统意义上的封建经济涵义”不构成什么冲击④。此外还有日本学者森田明主张关中在明清之际有所谓土地兼并浪潮，以致导致原有“水利共同体”解体⑤，其说虽在拙著之前，并非针对拙论，但是也有人以此质疑“关中无地主”之说。

其实，笔者在那本拙著中已经指出，所谓“关中模式”的理论意义无非是说，过去许多被认为需要改变的传统弊病(多以约定俗成的贬义词“封建社会”名之，其实只要不拘泥于古义，此词本属无可无不可)本非有赖于租佃制的存在而存在，也未必因租佃制的消失而消失。这并不是说这种传统中不会有租佃制，也不是说租佃制本身没有弊端。只是租佃制并不像以往所说的那么重要，或者用那时的用语，租佃制及其引起的诸问题并非那个时代的“主要矛盾”所在而已。因此，尽管关中的地权分散状态并不像郑磊所说的那样只是民国大饥荒造成的短期偶然现象，明清时期关中也不像森田明所说的那样发生过严重的“土地兼并”。但是，这其实并非问题的关键。笔者当然无意证明关中历史上任何时段都从未有过更高程度的土地集中，更不想证明中国其他地区也和明清以来的关中一般地权分散。清代以至民国的“关中模式”无疑是地权分散的传统自耕农社会的一个特例，“租佃决定论”不能用以解释它。传统中国乡村的其他时段与地域可能比“关中模式”的土地更集中一些，自耕农少一些，租佃率高一些。但因此“租佃决定论”对于它们就能成立吗?笔者对此非常怀疑。

地权不均也未必意味着租佃制发达，即使在存在租佃关系的情况下，租佃关系和我国的传统结构到底是什么关系，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经济史家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就注意到一个问题，即中国历史上往往是商品经济很不发达的地方(如华北)，租佃关系也非常不发达。如果那里有一些大地产的话，也大都是用雇工经营的，就是说北方多经营地主，南方多租佃地主，这是很早人们就已经看到的现象。如果地域设定，那么时间变量也似乎有类似的函数关系，如江南，明代还有不少经营地主，到清代基本上就没有了。然而，清代的资本主义也好，市场经济也好，无疑比明代要发达得多。总之从地域讲，江南比华北发达，时间上讲，盛清比明发达，但是租佃制则偏向于在较发达的时空中存在。这与所谓租佃制代表“封建自然经济”，而雇佣制代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说法是完全相反的。在这种情况下很难说到底是雇工经营“先进”还是租佃经营“先进”。现在姑且不管什么“先进”与否，也不管租佃还是雇佣，只从社会矛盾的角度看看上述地权分布状况的可能意义。

我们知道，如果抛开政治上的不公平，仅就经济方面讲，导致人们生存状况相差悬殊的直接原因是消费状况的差异，所谓“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是也，而这又与收入状况的差异直接相关。土地分配的不均只有转化为收入、消费的不均，才会造成社会不公并加剧社会矛盾。由于消费统计比较困难，因此，如今人们讨论社会公平时主要关注的指标是收入分配的不均，吉尼系数也主要是用来计量收入分配不均度的。如今国际上一般都认为，收入分配的吉尼系数在0。3以下，属于相当平等的社会;0。3-0。5是比较不平等的社会;0。6以上是很不平等的社会。通常认为我国如今的收入分配吉尼系数已经超过0。4，一些有影响的调查，如经济学家赵人伟课题组、社会学家李强课题组都认为早在1994年我国收入分配的吉尼系数已经达到了0。445左右。

如果像以“租佃决定论”为基础的“中国封建论”所说的那样，传统中国的不平等主要是租佃关系中的地主与农民的不平等，亦即是地权不均导致地租剥削引起的收入不均与消费不均，甚至如改革前的一种流行说法：地租是封建社会剩余劳动的基本形式，赋税、利息、商业利润等等都是地租的再分配，那么上述中国传统水平的地权分配不均会导致一种怎样的不平等呢?设想一种逻辑上的极端状态：某个超大地主占有社会上的全部土地，其余所有社会成员完全无地并且沦为该地主的纯佃户。这时土地分配的吉尼系数达到1(即逻辑上的极值)。假设这时的地租率为50%(即通常认为是“中国封建社会”常态的“对半分租”)，那么该地主将占有社会总收入的一半，而其他人共分另一半。不难算得此收入分配的吉尼系数为0。5，只是地权分配不均度的一半。

如果改租佃为雇佣，也会出现类似情况。一般而言，如果收入分配不均并非因政治强权造成，即如果其原因主要是经济上自由的要素交易与资本孳息(如雇佣、租佃、借贷等)，那么“生息资本”(所谓生产资料)分布的不均度必然显著高于收入分布的不均度，亦即“财富的不平等远远大于收入的不平等”。道理很简单：一个经济上高度分化的社会可能有大量的无产者，但不可能有大量的无收入者。在农村可能有许多无地农民，但不可能有不吃饭的农民。反过来讲，富民可能垄断资本(或土地)，但不可能垄断收入。作为平民他们的“不劳而获”需要通过要素交易(即“土地与劳动的结合”)来实现，这种交易必然带来收入的分散。

因此在富人主要由平民、而不是由权贵组成的英、美等国，20世纪通常收入分配的吉尼系数在0。3-0。4之间，然而其资本分配的吉尼系数就要大得多，往往达到0。8以上③。在今天的其他国家，虽然由于民主化程度低，“权力收入”和来自“统治-服从关系”的收入比重相当高，但是如果仅计算受到此种收入影响较小的乡村平民中的收入分配状况，则我们也可以看到类似情况。例如据分析，1991年在孟加拉国农村，农民来自乡村的收入分配吉尼系数只有0。28，可是该年该国农村地权分配的吉尼系数达到0。65，几乎高出前数一倍。中国其实也不例外，抽样研究显示：1988年，中国农村农地分配的吉尼系数，未调整土地为0。50，调整过的土地为0。47，但当年乡村收入分配的吉尼系数只有0。34。1995年中国农村分化加剧，这个数值上升到0。42，但是如果只计来自农业的收入，则吉尼系数只有0。24左右。

根据同样的道理，在传统中国，如果只考虑平民中地主与农民的经济关系，那么显然，无论在租佃制还是雇佣制下，地主都不能获得其土地上的全部收获，而佃农或雇工可以全然无地，却不会全然无收获，只有自耕农占有其土地上的全部收获。换言之，地主占有的收入比例小于其占地比例，佃(雇)农占有的收入比例高于其占地比例，只有自耕农的收入比例与占地比例大致相等。这样，收入分配的吉尼系数就会明显小于地权分配的吉尼系数。虽然两者的比值并不固定，但是根据经验，在地租率大致为50%、地权分配吉尼系数为0。3-0。7区间时，因租佃关系引起的收入分配吉尼系数与地权分配吉尼系数的比值约在0。5-0。6左右。

于是在逻辑上不可避免地面临两个推论：

推论1：如果按“租佃决定论”的逻辑，与传统时代0。53左右的土地分配吉尼系数相应的收入分配吉尼系数将只有0。26-0。3上下。如上所述，这在今日社会统计学眼中属于“平等社会”，其平等程度远比今日中国(收入分配吉尼系数超过0。4，甚至可能超过0。5)为高!这样一个桃花源式的“传统社会”怎么会有社会不公?怎么会发生社会危机乃至屡次发生人类历史上最残酷的内战?这将令人难以理解。

推论2：反过来讲，如果这个社会的确存在严重的社会不公，发生过社会危机与社会爆炸，那么这种不公与危机就应当另有原因。这种原因使收入分配的不均可能甚于地权分配的不均，甚至在“均田制”条件下仍会因社会不公引发爆炸性的社会危机。

发展林业增加农民收入 篇6

（2012年4月13日）

蒙城县林业局

近年来，我县在县委、县政府的高度重视和正确领导下，通过全县人民的共同努力，全县林业生产有了长足的发展，木材加工业也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为我县加快农村结构调整，促进农民增收找到了新的途径。现将有关情况回报如下：

一、林木资源总体状况

㈠林木资源蓄积情况

目前，我县有林地面积55.7万亩，林木绿化率20.81%，活立木蓄积量241.20万米3，林木资源年生长量约26万米3，年采伐量约20万米3，林木资源消长趋势呈良性循环状态。

㈡林木资源年供应量

目前，全县林木资源年采伐量约20万米3，年产商品材约12万米3（按60%出材率计算），小径材、残次材约4万米3，枝丫材约4万米3。另外，林木修枝生产枝丫材约7.5万米3，林木加工过程中产生边角废料约1万米3。

㈢木材交易市场

全县有86家木材交易市场，19个乡镇（场、办事处、工业园区）1

均有分布，其中，日交易量在25米3以上的约有8家（常兴、白杨、三义、双涧、柳林、辛集各1家，岳坊2家）;日交易量在15-25米3的约有10家;日交易量在5-15米3的约有15家;日交易量在5米以下的约有53家。随着木材市场的活跃，全县从事木材交易的经纪3

人及服务人员发展到近千人。

二、木材加工业不断发展壮大

2002年以前，我县胶合板加工业是一空白。2003年以后，我县木材加工业开始起步，特别是近年来发展较快。目前，全县已建成投产的木材加工企业有：年产8-10万米3中高密度纤维板厂1家（安徽全森木业）；胶合板厂13家（蒙良木业、徐氏人造板厂、振发木业、源森木业、永昌木业、森源木业、双峰木业、双强木业、华良木业、佳林木业、信德木业、红金龙木业、桦林木业等）；以生产自用缝纫机台板为主的纤维板厂1家（家俱二厂）。

全县建成投产的14家多层板加工企业共有31条生产线，有热压机296片，日产量1.32万张，约660米3；每年按300天生产计算，年产量396万张，约19.8万米3。就建筑模板生产来讲，其总体规模在我省淮北地区，我县已基本形成了生产基地。全县胶合板加工企业年产值约3亿元，利润约2000万元。同时可安排3000人就业。

与胶合板生产相关联的单板旋切机，目前全县有141台，其中，无卡旋切机122台，有卡旋切机19台，平均每台旋切机年加工木材约800米3，总体加工能力约为11万米3。全县板皮加工企业年产值

约1亿元，利润约1000万元。同时可安排9000人左右就业。

在调研中了解到，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如山东临沂、江苏邳州、浙江南浔等多数板材企业产品大多销往国外市场，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国外销售市场在不断萎缩，出口受挫，以致部分企业处于停产歇业或半停产状态。而通过对我县木材加工企业的调查发现，与去年上半年相比，我县板材企业生产和销售整体运行基本平稳，个别企业还稳中求进，如蒙良木业等。分析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企业产品均在国内销售，国外市场的变化对企业的供求关系没有影响；二是目前我省正值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关键时期，从集镇到农村，居民建设楼房对建筑模板的需求在不断增长，成为企业产品潜在的需求市场；三是我县企业产品多半是建筑模板，其总体规模已基本形成了生产基地，其产品在我省乃至周边省份已有了一定的知名度，并稳定地占有一定的市场份额。

三、种苗花卉业快速起步

为进一步完善我县的林业产业体系，特别是针对当前需求不断扩大的林木种苗花卉市场，我县从近两年开始，集中精力，把苗木花卉业作为一项重点来抓，把过去分散零星的育苗户引导做大做强，并积极招商引资，从合肥和江苏、浙江等地引进资金、技术、人才与本地嫁接，出现了良好的发展态势，到2011年底，全县已建成林木种苗花卉生产基地5000亩以上。如我县育苗专业户丁延奎，三十年时间内，育苗面积一直停留在20亩左右，规模太小，形不成优势，去年秋流转了漆园办事处城北村土地

1100亩，计划利用两年时间，完成苗木花卉基地建设，目前已栽植各类苗木花卉600亩，开局良好。蒙城县三义镇从浙江萧山引资，花木专业合作社已发展1000亩余，等等。不完全统计，全县年生产苗木约100万株，花卉近30万株（盆），全年林木种苗花卉业产值0.6亿元以上。

四、存在的问题

一是在植树造林上，认识不到位、树种单

一、效益不高的问题比较突出。二是在木材加工的环节上，存在着加工能力弱、管理水平不高、布局比较分散的问题。三是在林木资源管理上，乱砍滥伐、无证运输的现象时有发生，管理的压力在不断加大

五、今后的工作思路

一是坚持不懈地抓好植树造林，增加木材加工业发展后劲。植树造林与木材加工是林业产业发展的两个关键环节，要发展林业产业，首先要抓好植树造林。因此各级领导要高度重视植树造林工作，引导农民统筹栽植与管理、短期效益与长期效益、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关系，克服传统的、落后的林木栽植观念，进一步增加林木蓄积量，提高林木的出材率及出材等级，解决林地单位面积效益偏低的问题。

二是进一步明确木材加工业发展方向。目前，我县木材加工业生产的产品大都是胶合板的低端产品—建筑模板，今后，我县木材加工业发展的重点应放在增加人造板材的品种，提高产品档次上来。生产多种规格的高档优质板材，如装饰板、出口模板、刨花板、细木工板、高密度纤维板等；利用胶合板、刨花板、纤维板等初级加工产品，进

一步加工生产地板、家俱、工艺品等高档次、高附加值产品，使我们的产品走向全国甚至走出国门。另外还要加强招商引资，把招商重点放在消耗大径材的胶合板企业上。充分利用我县资源优势，引进消耗大径材的胶合板加工企业，减少我县16 cm以上大径材、优质材的流失，提高资源的利用率。

三是适时组建木材加工业协会。通过政府管理与行业自律的双重手段进一步规范企业市场行为，通过行业协会加强行业自律、解决行业摩擦、明确行业方向，引导、鼓励企业加强联合，以做大木材加工业为目标，展开合理、有序竞争，通过协会的建立与发展，实现企业间的信息共享、优势互补，逐步形成具有生命力的产业链，实施品牌战略，达到规模效益。

创新科技服务方式以增加农民收入 篇7

一、创新科技服务的重要性

在新农村的建设体制中, 随着我国科学技术在不断地更新, 经济全球化在不断地发展,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它推动着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 在实行创新科技服务中, 它主要是根据目前农村技术的现状进行逐渐的改变, 打破传统的单一结构, 更多地满足社会多样化的需求, 能够通过创新服务的方式, 引导农业生产的高效化, 加快新农村的建设, 进一步提高农民的经济收入水平。

二、创新科技服务方式对农村科技进步的重要性选择

现阶段在我国农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 在农村结构的发展中, 对农业技术有了更高的要求, 在种植、养殖技术中都需要不断进步, 这就需要对高产栽培技术以及无公害等新技术逐渐地改进, 建立健全新型农村的科技服务技术体系, 解决农民在生产生活中遇到的问题, 在技术服务、功能服务以及服务体系中不断的增强, 其中具体的措施有:一是建立健全新型服务体制, 完善服务队伍。由于在新农村的发展中, 农村科技推广体制还未完善, 并没有完全地走出计划经济的模式, 因此这就影响了新经济的发展, 使得第一生产力没有得到广泛的应用, 因此在新农村的体制中需要在科技服务中不断地推广, 不断地完善农村科技服务的体系, 在人力、物力、财力中逐渐地突破, 加强新型农村的队伍建设;二是实现科技服务功能的多元化。在当前我国农村科技服务体系中, 由于服务功能比较单一, 在种植、养殖产业中结构比较单一, 科学技术的信息缺乏, 在技术中没有实现综合的体系, 因此这就不能满足农民对于技术和信息多样化的需求, 造成在科技以及产业中的落后, 因此要从科技服务功能中逐渐地完善、提高农民服务的效率;三是在农村科技服务手段方面逐渐的加强。在我国农村信息化已经成为现代农业发展的必然趋势, 对农产品以及市场的销量都有着重要的作用, 因此在科技服务的手段中要加强农业科技服务的手段, 实现多元化的信息服务平台, 当前农民获取信息的手段基本上是通过广播、电视, 在网络技术的应用中比较小, 因此针对这种现状需要及时地改进, 逐渐地拓宽农民信息量, 使种植、养殖以及农产品的销量不断地扩展, 解决农民在生产生活中的困难, 在科技服务工作中需要围绕农民的收入进行研究, 在新观念、新技术中更新服务的方式, 不断地开拓技术服务, 创新服务手段的体制。

三、建立以网络为平台的绿色农业通道

在网络技术的应用中, 逐渐地开通农业科技咨询服务平台, 开展农业咨询服务网点, 针对农民在生产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实施具体的对策, 解决在生产中遇到的难题;在服务中需要以网络为平台, 快速地传播农业信息, 在此基础上还可以开展《农业与科技》电视专栏, 针对农民在生产生活中遇到的信息进行具体的指导, 并且可以在交流中传递生产的技术信息;在网络建设中要充分地利用自己的农业信息, 在网络平台中寻求农产品的销量以及提高技术的新方法, 在质量和效率中逐渐地提高, 这样最终来提高农民的生产效率, 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

(一) 以示范基地来展示科技的水平。

在当前农村的生产中, 需要建立示范基地来展示农业科技的水平, 这就需要在生产中要不断地引进新产品, 新技术, 在种植产业中提供更多的展示以及观摩示范基地, 在实体经济展示中, 促进科技水平的不断提高, 能够通过科技的力量来增强农业的产量, 进一步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

(二) 实施示范基地, 增强辐射带动能力。

在新农村的生产中, 需要以实施“三个一”为载体的工程项目建设, 逐渐开展科技示范基地, 科技示范园林等大型种植业, 加强科技示范, 这样来充分地调动农村辐射带的作用, 提高新技术的应用, 为农民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

(三) 培育新型农民, 加强培训指导。

在新农村建设中, 需要开展多种形式的科技宣传, 在科技交流中逐渐地提高技术水平, 增强服务的质量, 在实际生活中解决农民的难题, 因此这就需要在农闲时间组织村民进行季节学习, 由专家亲自组织, 积极地宣传农业技术的新动态, 新技术;在服务建设中开展科技下乡活动, 满足广大农民在生产中的需求, 发放大量的农业信息资料;在培训中对农民进行专业技术指导, 进一步提高农民科技意识, 并且培养更多高素质的农民, 通过先进的技术来提高生产的质量和效率, 为增加农民的收入提供有力的保障。

四、结语

本文通过对我国新农村建设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具体的了解, 根据新农村科技服务体制进行具体地实施, 在加强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中, 实现了多元化的产业结构, 通过加强农民对科技服务的认识以及网络平台的应用, 加强绿色通道的建设, 进一步为新农村的发展提供新技术, 在提高产品质量的同时提高了效率, 这些有助于产品增产, 增加了农民的收入, 因此创新科技服务方式的改变有助于提高我国新农村农民的收入水平, 提高农民的生活质量。

摘要：随着我国现代科技在不断地应用, 新技术在不断地开发, 在农业方面同样也在不断地创新技术, 为了拓宽农民的收入, 保持农民收入不断的上涨, 这就需要增强、加快农业科技的创新。本文为了增加农民收入进行了创新科技服务方式的研究, 在农业的发展中需要以网络为平台, 开辟绿色通道, 在科技技术的运用中, 建立更多的示范基地, 来进一步增强农民收入的项目, 在科技技术的创新体制中, 培育新型农民, 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

关键词：创新科技,服务方式,农民收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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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张耀钢, 何娟英.多元化农业科技服务体系创新研究[J].中国农村科技, 2011 (26)

[3].郭英敏, 徐世江, 李占舍.新农村建设背景下农村物流发展现状与对策分析[J].农村经济与科技, 2010 (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