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共产党是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

论中国共产党是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推荐4篇）

论中国共产党是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 篇1

【摘要】：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使中华民族面临着深重的民族危机和灾难,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与奋起。中国共产党高扬爱国主义伟大旗帜,坚定地站在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最前列,为捍卫中华民族利益而斗争。在争取抗战胜利的艰苦斗争中,中国共产党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关键词】： 抗日战争；中华民族；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人民战争；国共合作；

抗日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在反抗外来侵略战争中取得的第一次完全胜利。经过中华儿女的英勇斗争，无数人的流血牺牲，中华民族从衰败走向振兴。在这场与日本侵略者展开的殊死搏斗中，中国人民表现出巨大的民族觉醒，空前的民族团结，万众一心，前仆后继，彻底打败了侵略者。历史充分证明，中国人民之所以创造了弱国战胜强国的伟大奇迹，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国共产党代表全中国人民的意志，领导和推动了伟大的抗日战争，浴血奋战于抗战最前线，成为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

一、中国共产党在全民族团结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体现在它担当了武装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先锋队。

１９３１年９月１８日，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大规模入侵我国东北地区，妄图灭亡中国。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共中央立即发表宣言，号召全中国人民迅速动员武装起来，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历史告诉我们，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深刻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把中国变为其殖民地的野心，警醒了那些尚在沉睡和被蒙蔽的国人；历史告诉我们，是中国共产党首先冲在了抗战的最前线，是中国共产党的正确主张和英勇行动，领导和推动了全国抗战的兴起和发展，为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进行了不懈奋斗。

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全民族的觉醒和奋起。中国共产党不愧是中华民族的抗日先锋队。

二、中国共产党在全民族团结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体现在它倡导建立并领导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抗日战争是一场关系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民族解放战争。民族的解放战争，必须进行全民族的总动员，必须结成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正确把握了这一历史要求，自觉承担起建立并领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历史重任，扭转了历史发展的方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开创了全民族抗战的新局面。

因为有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府当局被迫暂时放弃了对日本侵略者不抵抗等政策，开始走上抗日的道路。因为有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全民族抗战成为全体中国人的最高要求，中国军队才能够一致对外，粉碎了日本侵略者企图通过速战速决灭亡中国的妄想。因为有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华民族空前团结起来，为坚持抗日战争奠定了最广泛、最深厚的民众基础。

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没有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就没有抗日战争的胜利。

三、中国共产党在全民族团结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体现在它对整个抗日战争实施了正确的战略指导，为坚持抗战和夺取胜利提供了基本保证。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在日本侵略者的疯狂进攻下，大片国土迅速沦丧。在这样的关键时刻，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相继发表了《论持久战》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等一系列重要著作，深刻揭示了战争的本质：战争的最后胜利一定属于中国。这一英明论断，犹如朝阳，大大坚定了国人夺取抗战胜利的信心。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正确预见了战争发展的趋势：抗日战争是持久战，将经历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阶段；明确提出了抗日战争的主要战略方针：“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紧紧抓住了决定战争胜败的关键：“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

全部抗战历史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正确的抗战路线，没有中国共产党实施的正确的战略指导，就不可能取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四、中国共产党在全民族团结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体现在共产党人为了民族和人民的利益不怕牺牲、奉献一切的崇高精神和模范行动。

在这场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中，涌现出无数可歌可泣的壮烈事迹和名垂千古的民族英雄。他们的英雄气概和战斗精神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永放光彩。在长达１４年艰苦卓绝的斗争中，无数共产党人赴汤蹈火，在烽火硝烟中，用鲜血和生命铸就不朽的民族之魂，挺起了民族的脊梁，担负起救国救民的责任。这是一部气势磅礴的英雄史诗。中国共产党人挺身而出、为国捐躯的牺牲精神，勇敢杀敌、奋不顾身的战斗精神，无所畏惧、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谱写出伟大民族精神的崭新篇章，赢得了人民群众的信赖和拥护，有力地提高了全民族抗战的觉悟，为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凝聚了强大的精神力量。

五、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全民族团结抗战中发挥中流砥柱作用，归根结底在于它是以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武装起来的先进政党，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坚强意志和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

６０年后的今天，人们回首抗日战争波澜壮阔的历程，一定会深深地思索：在中华民族处于危难之际，为什么是中国共产党，而不是别的政治力量，能够挽狂澜于既倒，推动和领导这场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并取得最后胜利？ 历史就是答案。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始终坚持以科学理论为指导的党，能够把握历史发展规律，顺应时代进步要求，为中国找到实现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正确道路，使中国人民在黑暗中看到了光明的前途；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始终坚持以民族大义为重、大公无私的党，总是把民族利益放在第一位，与人民群众心连心，甘于为中华民族的解放、独立和振兴而不懈奋斗，激励中华儿女紧密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始终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党，善于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使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符合中国国情和实际需要，符合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始终坚持解放思想、与时俱进的党，善于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创新，永不自满，永不懈怠，永葆生机和活力。

论中国共产党是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 篇2

一、共产党是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推动者

面对日本法西斯的侵略, 中国共产党发出了中华民族武装抗日的第一声怒吼。九一八事变爆发后, 中共中央立即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1932年4月,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发布《对日战争宣言》。1933年5月年中共临时中央发出《关于中日秘密谈判与国民党出卖平津及华北问题的紧急通知》。1935年红军在北上途中, 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发表了影响国内外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 (即八一宣言) , 呼吁“停止内战, 一致对外”。逐步由“反将抗日”向“逼蒋抗日”、“联蒋抗日”转化, 与国民党地方实力派统战谈判和开展群众抗日运动。共产党基于民族大义, 推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打击了亲日派, 奠定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基础。1937年2月向国民党三中全会提出联合抗日的“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经过六次谈判, 9月23日国民党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国民党政府开始了整体的抗日行动, 这为动员一切力量夺取抗战胜利奠定了条件。

二、共产党是全民抗战的最大动员者和鼓舞者

八路军在国民党撤退之际赶赴前线。1937年9月一一五师一部在晋东北平型关首战告捷, 歼灭日军精锐板垣师团1 000余人, 打破了“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1938年3月底, 一二九师主力埋伏于响堂铺, 歼敌400多人, 焚毁汽车180辆, 令特邀来观战的国军将领大为叹服。1939年3月, 一一五师主力在梁山伏击日军一个大队, 全歼日军600多人, 俘20人, 第一次创在人数相等的情况下全歼敌一个大队。1939年11月, 一二○师联手一二九师, 在太行山上击毙日本名将之花阿部规秀中将, 开了日军成立以来中将级军官战死的先例。1939年春, 新四军彭雪枫师长为解决根据地军民口粮, 度过春荒, 毅然卖掉心爱的战马。当地开明人士董学田激动地说:“新四军真乃天下文明第一军!彭将军卖马济贫, 亘古少有。有此仁义之师, 何愁倭寇不败”[1]。1940年8月八路军在华北战场发动百团大战, 打击了日军的士气。遗民泪尽胡尘里, 南望王师又一年。八路军、新四军以其抗日先锋模范的示范、宣传、动员、鼓舞, 使得苦于日本殖民统治下的人民组织起来, 人民的力量与共产党的意志融为一体。日军战史资料记载, “八路军的斗志极为旺盛, 共产党地区的所有民众连妇女、儿童也用竹篓帮助运送手榴弹, 我方有的部队因无戒备而突进被手持大刀的敌人奇袭包围而陷于苦战。”[2]日本华北方面军任职的加登川幸太郎写道, “笔者在任时, 整个方面军平均一天死伤50名。50名虽不多, 但一年下来就有18 000人离开战列, 是大消耗战。”[2]美国军事评论家威尔纳在《论日本大陆战略危机》说, 日本的后方充满了中国的游击队, 在第二次大战中, 没有一个地方的游击战能够担当游击战在中国将要担负而且能够担负的战略任务。敌上海《朝日新闻》的《中共军内幕分析》:“共军的境遇是极其艰苦的, 要克服物质上的缺乏, 对抗恶劣的环境, 必须有超乎常人之外的坚强意志与严密组织。”“共军在这方面的运用可算登峰造极, 发挥无遗……共军善于运用它的兵力和坚强政治力量所造成的非常高涨的战斗情绪, 因而……视之为神通广大, 莫测高深……”[3]。受共产党感召, 华侨一方面在海外宣传为抗日捐资输财;一方面回国参加八路军新四军投身战争。

黄炎培1944年从陕甘宁解放区考察回来, 称赞中国的希望在延安。赴延安考察的美国外交官戴维斯、谢伟思给美国的报告说, “延安民众官吏打成一片, 路无乞丐, 家鲜赤贫, 服装朴素, 男女平等”, “整个地区如一校园, 青春活泼……与重庆另一世界”[4]。邹韬奋1942年视察华中根据地后指出, 过去十年来从事于民主运动, 今天才在实际中看到了真正的民主政治。我所憧憬的民主自由, 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实现了。提高觉悟的根据地军民, 驱逐日本帝国主义, 建立平等自由的新中国。1945年8月12日远东盟军司令麦克阿瑟遵照美国政府指示, 对中国战区的日军下令, 只能向国军投降, 而对共军则可“自卫”。美总统杜鲁门解释, 如果让日本人立即放下武器, 那么整个国家将被共产党接收。

三、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全面抗战路线和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 为全国人民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指明了正确的道路

国民党内部冒出的亡国论和速胜论, 造成了中国抗日指导思想的混乱。1937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洛川会议正式确定了“全面全民族的抗战”路线和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 以及红军的战略任务和战略方针。在共产党的影响下,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确定了以持久战为主旨的战略方针。

1938年毛泽东在总结抗战十个月之经验, 撰写并发表了《论持久战》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等重要著作, 对中国抗战详细地指出了一条胜利的道路。中国共产党根据敌强我弱、敌小我大、敌之战争非正义性、我之战争正义性、敌失道寡助、我得道多助等基本特点, 阐明了中日战争只能全民族持久的抗战。并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阐明了抗日战争的性质、特点、发展进程的规律和胜利前途, 以及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科学地预见持久抗战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阶段。其中, 战略相持阶段是整个战争转变的枢纽, 中国将在此阶段中获得转弱为强的力量。全面抗战路线和持久战的战略方针, 为全国人民展现出一幅完整的蓝图, 清晰而有说服力地描绘出战争发展的全过程, 指明了夺取抗战胜利的唯一正确道路。中国抗日战争特别是敌后战场抗战的实践, 正是按照毛泽东持久战的战略思想和游击战理论, 一步步走向胜利, 创造了世界战争史上的奇观。先进的军事理论指导弱国战胜强国, 取得彻底胜利。

四、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抗日统一战线捍卫者和台柱子

毛泽东代表共产党在《黄帝陵祭文》中写道, 东等不才, 剑屦俱奋, 万里崎岖, 为国效命。八路军、新四军以一往无前的精神, 压倒一切敌人, 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 不论在任何困难的场合, 只要还有一个人, 这个人都要继续战斗下去。这种决战到底的精神使广大人民团结在共产党的周围, 实现了“人民的统一”。明枪易躲, 暗箭难防。《西游记》中孙悟空面对恶魔, 正面不能取胜, 钻到敌人肚子里才将妖怪降伏。敌后根据地和游击战愈来愈成为日军的最大威胁。日本战史刊物也和八路军打过仗, 论武器装备是国民党军好得多, 但八路军极善运动, 也就是说对战场的控制力极强, 随时随地都会向你发动进攻。和他们作战我们无时无刻不在紧张中。作为战士我们更不愿和八路军交手……和国民党军打仗, 敌人败了就一跑了之, 我们可以放心大胆地追击, 和八路军打仗, 即使撤退, 他们也会设下各种陷阱, 我们决不敢掉以轻心。日军哀叹, “对付中共军队, 犹如切割根深蒂固的野草, 尽费力气而又毫无成效, 真正是无能为力。”“对于中共, 只有排除任何妥协, 必须从各方面都采取彻底的对抗政策。就中共的信念而言, 他们是要一直战斗到日军完全从中国撤退为止的。”[5]针对汪、日合流后国内出现的妥协、投降、分裂和倒退的危险倾向, 共产党以民族根本利益为重, 相忍为国。为维护统一战线提出了“发展进步势力, 争取中间势力, 孤立顽固势力”的方针和又联合又斗争的总政策, 遵循“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 人若犯我, 我必犯人”的原则, 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

中国共产党把民族旗帜拿在自己手里, 批评同盟者, 揭露假革命。对国民党顽固派洗脸不砍头。1940年在苏北, 陈毅将制造摩擦的所有国民党俘虏, 经过教育后, 全部遣送回韩德勤。目睹全部经过的民主韩紫石慨然道, 中国自有党派斗争以来, 从未有如中共这样以国事为先, 而对其他党派的人如此宽大政策者。黄桥大战前, 新四军一再退让, 韩德勤一再进攻, 确是事实。新四军只求抗日有份, 抗日有地, 天经地义。我84岁老翁, 不是共产党, 但就事实讲公平话。目前政府和国民党不与中共合作, 绝不能抗日救国。论政策及人才, 国不如共, 乃是事实。今后领导中国革命成功者必是共产党, 因为中共深得民心。中国共产党粉碎了敌、伪、顽及特务分裂统一战线的种种阴谋, 所领导的的八路军新四军从5万人发展到100余万人, 敌后根据地扩展到100万平方公里、1亿多人口。这新增的几十万人、枪不是蒋介石发的, 不是苏联给的, 也不是美国支援的, 而是把敌人拼死夺来的。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歼灭日军100余万。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 大小作战12万余次, 军队伤亡60万, 歼灭日军52.7万, 此外还歼灭118万伪军[1]。

胡锦涛总书记的报告站在全民族的角度, 客观地评价国民党正面战场和共产党敌后战场对抗日战争的作用, 以是否有利于坚持抗战, 是否有利于对夺取抗战的胜利为标准。自鸦片战争以来, 抗击外来侵略的民族战争, 只有抗日战争取得了完全的胜利, 因为中国处于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更为进步的时代, 壮大的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 代表着人民的利益, 代表社会的发展方向, 中国步入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上升时期。抗法战争虽然取得镇南关大捷的胜利, 最终因晚清政府的腐朽不败而败, 因为当时没有新的阶级领导力量共产党。

参考文献

[1]黄修荣.抗日战争时期国共关系记事[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5:100-397.

[2]战史丛书18.华北的治安战1[M].东京:朝云新闻社, 1968:375.

[3]文友:半月刊1卷6期.

[4]梁敬錞.史迪威事件[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73:226.

中国共产党，湖北抗战的中流砥柱 篇3

2014年9月3日，习近平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9 周年座谈会上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

201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回顾历史，武汉抗战时期是国共第二次合作的最好时期，在国共合作的基础上，出现了抗日救亡共御外侮的局面。长江局、三厅的成立，《新华日报》的创刊，新四军五师开辟鄂南等等，这些与湖北、武汉紧密相关的重大史实，彰显着中共在抗日烽火中的武汉时期发挥着中流砥柱的作用。

抗日烽火中的“长江局”

1937年12月南京沦陷前夕，武汉成为全国抗日运动的中心。为了统一领导南方各省党的工作，发展长江流域和南方各省的抗日运动，中共中央决定在武汉设立中共中央长江局。同时组成中共代表团，负责与国民党的联系和谈判，继续推动国民党的改革和进步。不久，两个组织合并，对内称长江局，对外称中共代表团。

“中共中央长江局是延安中共中央的一个派出机构，主要负责领导南方各省党的工作，特别是领导新四军抗战和代表中共中央与国民党中央进行交涉和合作。长江局的办公地址设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暨南大学历史学系张晓辉教授说。

12月23日，中共中央长江局在武汉正式成立，从这以后到它正式撤销（正式撤销实际上是1938年1月——整理者注）整整一年时间。期间，长江局所辖十几个省都建立了省工委。由周恩来、项英、秦邦宪、叶剑英、王明、董必武、林伯渠等7人组成，负责管辖云南、贵州、四川、湖北、湖南、河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广西等省，并领导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和新四军的工作。

不到一年时间内，在长江局的努力下，国共两党高层谈判连续举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断发展，南方各省党的组织迅速恢复建立，新四军改编及东进抗日任务圆满完成，以武汉为中心的湖北抗日救亡群众运动掀起高潮。长江局不仅为武汉抗战新局面的开创做出了历史性贡献，而且为以后党在国统区的工作奠定了扎实基础，对后来国统区爱国民主运动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周恩来与第三厅

抗战初期，国共再度合作。国内外一些舆论界人士怀着喜悦的心情，把这喻之为国共的“蜜月时期”，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的成立，则可以说是这一“蜜月时期”的高潮阶段。“第三厅既是国共两党携手合作振兴军队政治工作的产物，又是文化人团结一致共御外侮的象征。武汉时期是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黄金时期。”张晓辉教授解读说。

第三厅在分管宣传工作的政治部副部长周恩来及该厅厅长郭沫若领导下，广泛团结了思想界、文化界、学术界的爱国和有识之士，“以笔杆代枪杆”，为抗战救亡而呼喊，成为中国抗战时期国民政府里最活跃和最有成绩的部门之一。无论是过去和现在，每当人们提及第三厅，“就对它产生了一种特殊亲切的感情和为之奋发的斗志”。

南京沦陷后，日军主力逼近徐州，并伺机夺取武汉。政治部为了增强人们抗战的决心，决定邀请全国文艺界、电影界、戏剧界、各抗敌协会、国民外交协会、国际反侵略中国分会、中国青年救亡协会、中国妇女慰劳总会等30余个团体组成筹备会委员，共同举办第二期抗战扩大宣传周。在抗战宣传周里，第三厅领导所有歌咏团体在武汉主要街道上游行，沿途进行大合唱及化装歌咏等表演，组织爱国画家们采用大布画与木版画街头做抗日宣传等活动，群众抗日情绪高涨。

郭沫若在《洪波曲》中曾对此生动描写：“参加火炬游行的，通合武汉三镇，怕有四五十万人。特别是在武昌的黄鹤楼下，被人众拥挤得水泄不通，轮渡的乘客无法下船，火炬照红了长江两岸。唱歌声、爆竹声、高呼口号声，佛要把整个空间炸破。”

而1938年7月7日，第三厅在武汉三镇组织开展的群众性“七七”献金活动，短短五天内，参加献金的达五十万人以上，献金总额超过一百万元。《新华日报》报道说，这次武汉三镇的轰轰烈烈的献金运动，其情形的热烈，不仅在中国历史上为空前，恐怕在世界史上也少有！“表现了我全国同胞的忠勇及拥护政府长期抗战的伟大力量”。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政治学系教授徐行撰文《周恩来与抗战初期的政治部第三厅》谈到，“在周恩来领导下，第三厅在抗日爱国宣传、启发民众觉悟、扩大统一战线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卓越的成效。周恩来的出色工作不但有力地推动了全国抗日宣传高潮，而且为国家培养和储备了一批杰出的文艺人才；同时也使第三厅成为抗战初期国共合作的一个重要纽带，巩固和发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新华日报》在武汉

“一张报纸顶一颗炮弹”，这是朱德总司令当年对《新华日报》华北版的高度评价。而诞生于抗日烽火中，在武汉创刊的《新华日报》，成绩同样瞩目。

作为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张全国性政治机关报，《新华日报》1937年在南京筹办，1938年1月11日在武汉正式创刊，同年10月25日在武汉出版最后一期。创刊号的一版头条发刊词道出宗旨：本报愿在争取民族生存独立的伟大的战斗中作一个鼓励前进的号角……

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形成，为创办《新华日报》提供了根本条件。1937年，毛泽东、张闻天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十二月会议上提出在国统区“要建立一个日报”。12月21日，王明、周恩来、秦邦宪会见蒋介石时，周恩来重提中共在国统区出版日报问题， 获得蒋介石同意。12月23日，长江局会议通过以陈绍禹为主席的党报委员会组成名单。委员由陈绍禹、周恩来、秦邦宪、何伟、潘梓年五人组成。报社设立董事会，由长江局直接领导，成员是陈绍禹、秦邦宪、吴玉章、董必武、何凯丰、邓颖超6人。后又决定潘梓年任社长，华岗任总编辑，熊瑾耳任总经理，章汉夫任编辑部主任。1938年1月11日，筹办多时的《新华日报》在汉口正式创刊。

《新华日报》正式创刊后，报社迁至汉口符西一路的大陆里。由于《新华日报》坚持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很快成了战时首都最受欢迎的报纸。创刊之初每天的销量就达2万份。4月以后达到5万份。总数不仅远远超过国民党的《中央日报》《扫荡报》和《时事新报》等，而且也超过当时发行量最大的《大公报》。

当日寇沿长江而上的正面进攻，发展到进攻武汉以后，《新华日报》即在长江局的指示下作了两种准备，一方面派出同志另辟新阵地；一方面留下一批同志坚持工作。1938年10月25日，武汉沦陷，《新华日报》在武汉出版最后一期。同日，同一期号、不同内容的《新华日报》在重庆出版。

“《新华日报》在宣传报道中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坚持中国共产党在国共合作中光明磊落的态度，积极报道八路军﹑新四军等人民武装力量英勇抗击日军的战绩，同时也如实反映了国民党爱国将士在正面战场的抗战事迹，如台儿庄战役、徐州战役、武汉外围战等；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中共领导人经常为《新华日报》撰稿；登载国民党高级领导人的抗日言论。《新华日报》针对国民党统治区的实际情况，向人民群众宣传中共的纲领路线和方针政策，主要内容包括全面抗战和持久战的路线，反对片面抗战和投降倒退。”张晓辉教授说。

新四军第五师开辟鄂南根据地

近日，由武汉市委宣传部、市教育局、市文化局、长江日报联合主办的“寻找我身边的抗战遗迹暨博物馆见学之旅”活动举行。其中有一站是来到“武汉抗战第一村”姚家山村探访。

“新四军第五师司政机关、鄂豫边区党委旧址”、“李先念、陈少敏故居”、“被服厂”，这些旧址印记着姚家山的辉煌历史。而它们与新四军第五师，这支在鄂豫边敌后成长、壮大起来的英雄的人民军队更是有着不解之缘。

1940年，李先念率领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新四军第五师前身）进驻姚家山，与前期到达姚家山地区的边区党委负责人陈少敏会合，开始在姚家山开辟抗日根据地，成为抗日战争的红色堡垒。在这块红色堡垒的外围——鄂南地区，则是武汉会战和日军进攻长沙时中、日两军正面交战的主战场，是鄂南沦陷后新四军第五师十四旅主力和鄂南地方抗日武装跳跃长江南北作战歼敌的根据地。

鄂南处在华中特大城市——武汉的南部前沿，而武汉地处长江与汉水交汇处，是东西南北水陆交通的枢纽，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在这块土地上，李先念师长及其所领导的新四军第五师派出的十四旅主力，多次跨过长江天堑，直插鄂南腹地，抗击日军侵略，浴血奋战，前仆后继，开辟了鄂南抗日民主根据地。

1940年，枣宜会战，日军攻占宜昌，并以宜昌为基地，不断向重庆等地实施战略轰炸。值此紧要关头，刚诞生不久的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挥师西进，于6月下旬一举攻击了伪军据守的鄂中交通枢纽平坝镇，继而在七八月间连续开辟了京山南山、襄西和天（门）西敌后战场，把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火烧到了敌军的后方。

何应钦曾这样评价：“东南的各方游击队，对突入宜昌之敌，时时予以打击，不但使宜昌之敌在侧背上感受最大威胁，而且使宜昌之敌陷入进退维谷之境。”

据《国共两党抗战战绩比较》，截至1943年6月，日军在华中有14个半师团、24万人，新四军抗击了47%。新四军第五师共抗击了日军3个半以上的师团，共约6万人，分别占侵华日军总兵力的10%，占全国解放区战场抗击日军总数的17%，占日军在华中兵力的25%，占武汉地区日军的48%。

这些数据充分说明，新四军第五师在华中、在全国解放区战场、在中华民族的全民族抗战中，具有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

论中国共产党是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 篇4

（一）65年前，经过6年局部抗战和8年全面抗战，中国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自鸦片战争以来，华夏山河破碎，神州风雨飘摇，在痛苦中呻吟和反抗了一百多年，遭受了帝国主义肆意践踏蹂躏的中华民族，终于取得抗击外敌入侵第一次扬眉吐气的全面彻底胜利。

今天，中华民族昂首挺立于世界的东方，和平的阳光照耀大地，现代化建设日新月异，人民生活水平稳步提高，即便是席卷全球每个角落的经济危机，也阻挡不住中华民族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指引下迈向美好未来的铿锵步伐。这一切，都与那场胜利密切相关。

我们有太多的理由纪念这个胜利：为它洗尽百年屈辱、成为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历史转折点，为它牵制和消灭了三分之二以上日军、对整个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的重大贡献，为感恩在抗战中浴血奋战、英勇献身的数百万先烈，为告慰在侵略者野蛮暴行下死难的数千万同胞„„

更值得我们纪念的是，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之花在抗战中盛开怒放！一场几乎亡国灭种的战争灾难，一声“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被迫发出的怒吼，成为了民族精神觉醒与激发、整合与凝炼、重塑与升华的历史契机。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经受了五千年来最重要的一次大检阅、大考验、大弘扬、大提升，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我们这个民族以民族复兴为主题的当代民族精神的基础，标志着当代中华民族精神形成而至成熟。诚如毛泽东所说：“正是这个战争，锻炼了中国人民。这个战争促进中国人民的觉悟和团结的程度，是近百年来中国人民的一切伟大的斗争没有一次比得上的。”

（二）抗日战争的胜利，是民族精神的胜利。

这是一场军力、经济力悬殊的战争。1937年七七事变前，日本的工业总产值60亿美元，中国只有13.6亿美元，比例是4.4∶1；日本年产钢580万吨，中国只有4万吨，比例是145∶1；日本年产坦克330辆、大炮740门，中国只能生产一些轻武器。

正是倚仗这强大的优势，侵略者叫嚣：三个月灭亡中国；也正是畏惧于这一严酷的现实，亡国论者断言：如果抗战，中国将会成为第二个“阿比西尼亚”。然而，人类数千年的战争史早已反复证明：战争不仅仅是物质力量的较量，更是一场意志和精神的较量。

生存还是毁灭，独立还是亡国，要自由还是当奴隶，每一个中国人都不能不给予明确的回答，容不得半点苟且与含糊。当中华民族灾难深重到了极点的时候，反抗的意志和决心也沸腾到了极点；当退缩已退无可退、忍耐已忍无可忍的时候，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便在巨大的压力下有如喷涌的岩浆般得到最强烈的爆发与升腾，表现出一系列鲜明特点：坚持国家和民族利益至上、誓死不当亡国奴的民族自尊品格；万众一心、共赴国难的民族团结意识；不畏强暴、敢于同敌人血战到底的民族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勇于依靠自己的力量战胜侵略者的民族自强信念；开拓创新、善于在危难中开辟发展新路的民族创造精神；坚持正义、自觉为人类和平进步事业贡献力量的民族奉献精神。

于是，从东北同胞发出“宁教白山黑水尽化为赤血之区，不愿华胄倭奴同立于黄海之岸”的誓言，到高呼“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口号的“一二·九”学生运动；从冯玉祥、吉鸿昌等不满对日妥协政策而在张家口组织抗日同盟军，到张

学良、杨虎城发动逼蒋抗日的西安事变；从国内各阶层爱国人士捐钱捐物、毁家纾难，到海外侨胞成立各种救亡组织、4万多华侨青年回国参战；从国共两党停止内战、捐弃前嫌、一致抗日，到各民主党派支持拥护、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中华民族集合在抗日大旗下，同仇敌忾，共赴国难。

于是，一场世界战争史上罕见的奇观在中华大地呈现，一曲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浩歌在神州处处奏响。抗日名将佟麟阁牺牲前说“军人应马革裹尸，唯一死报国”；张自忠牺牲前说“我这样死得好，死得光荣”；杨靖宇牺牲后胃里只有树皮、草根和棉絮；“刘老庄连”82名官兵牺牲时仍保持着射击姿势、嘴里咬着敌人的耳朵„„左权、彭雪枫、赵一曼、赵尚志、马本斋、李林、赵登禹、戴安澜、郝梦龄„„狼牙山五壮士、马石山十勇士、太行八百壮士等等，中华儿女为反抗侵略付出了伤亡500万生命的代价。除了那些为后人传诵的有名的英雄，更多的是无名的普通士兵。在华夏大地上，他们已化作青山，化作河流，化作风雨过后的一道道彩虹。

民族精神的极大激发弥补了物质条件的不足，转变了武器装备的劣势。当数万万人精神抖擞站立起来，侵略者就像一匹野牛冲入火阵，“我们一声唤也要把它吓一大跳，这匹野牛就非烧死不可。”

（三）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以及一切为生存发展而进行的斗争中，经过不断的实践、思考、过滤、提炼、强化而逐渐累积起来的。

被称为“民族精神之父”的18世纪德国哲学家和诗人赫尔德说：“每一种文明都有自己独特的精神——它的民族精神。这种精神创造一切，理解一切。”中华民族是一个盛产伟大精神的民族。在绵延五千年的文明创造中，培育出了许许多多光彩夺目、普照人间的民族精神。例如，“以公灭私”、“天下为公”的尚公精神，“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民族团结精神，“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锲而不舍、金石可镂”的勤学苦钻精神，“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精神，“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奉献精神，“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坚守精神，“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变革精神，等等。

毋庸讳言，在我们的民族精神之中，也有不少曾被鲁迅、柏杨等批得体无完肤的劣根性。分散的、封闭的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和封建宗法制的长期统治，使得中华民族在西方工业革命蓬勃兴起时却成为一头“睡狮”。近代以来，在帝国主义的反复侵略、蹂躏、瓜分下，中国一步步走向殖民地的深渊，中华民族的民族自信也丧失殆尽。

中华民族曾掀起过三次民族救亡的高潮。第一次出现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先有康有为等人领导的戊戌变法，后有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民族主义纲领。第二次出现于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共产党诞生，明确提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目标，孙中山也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国共合作反帝反军阀声势浩大。第三次就是抗日战争的爆发。日本帝国主义之所以敢于大规模侵略中国，是因为在他们记忆中的，是甲午战后的清政府屈膝求和，是参与八国联军轻而易举踏破京城，是“支那人”的一盘散沙„„然而，当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头“睡狮”终于醒了过来！

在“一寸河山一寸血”的时代，战争是一个民族自我淘汰的过程。地球上曾经诞生过许多民族和国家，有的民族在残酷的战争压力下毁灭了，有的民族则在战争的血与火中洗掉自身的污垢，像凤凰涅槃一样获得了重生。若问：中华民族

何以能数千年经磨历劫而巍然屹立、熠熠生辉？答案就是：伟大的民族精神具有无可比拟的顽强生命力。即便是到了亡国灭种的边缘，中华民族仍然能够猛醒。

雄狮醒来，依然还是一头雄狮！

（四）抗日战争的胜利，使民族精神得到重塑与升华。

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大会上说：“伟大的民族精神，不仅成为激励中国人民团结一心、血战到底的坚实思想基础和强大精神支柱，而且在抗战的烽火中得到了新的丰富和升华。这是伟大的抗日战争留给我们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中国共产党成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成为民族凝聚的核心力量，是民族精神得以重塑和升华的关键因素。

这是一个以民族和人民根本利益为自己利益的政党，这是一个以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为己任的政党，这是一个有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政党，这是一个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先进的政治组织。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选择中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顺理成章地担当起领导民族解放、重塑民族精神的重任。

民族危急时刻，共产党人率先吹响了抗战的号角。早在日本侵略者发动“九一八”事变的第三天，尚处在国民党重重“围剿”之中的中国共产党就发表了抗日宣言，并派出杨靖宇、赵尚志、赵一曼等优秀儿女前往东北组织抗日斗争。1935年8月1日，还在长征路上艰难跋涉的中共中央又发出《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呼吁全国各党派、各军队、各界同胞立即停止内战，团结起来一致对外。西安事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又从民族大义出发，力主和平解决，继而拥蒋抗日。在整个抗战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抗战、反对妥协，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高举民族解放的大旗，引导着全民族抗战走向胜利。

于是，抗战中被唤醒的民族精神，在中国共产党的培育和带领下，注入了丰富的时代内涵和进步意蕴。抗日战争不但把我党我军在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形成的八一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等传播于全民族，践行于斗争中，还在艰苦卓绝斗争中创造了延安精神、抗大精神、狼牙山精神、南泥湾精神等瑰宝，使绵延数千年的古老民族精神获得新的、更加旺盛的活力。

民族精神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内涵总是在历史进步中不断得到丰富、在灾难考验中不断得到升华。65年来，从革命战争到社会主义建设到改革开放，由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马克思主义的哺育，共产党人和革命军人的艰苦努力，广大人民群众的勤奋实践，抗战中觉醒和重塑的民族精神，越来越具有丰富深刻的内涵和伟岸挺拔的身躯。

（五）作为一种既存的文化因子，民族精神能熏染、浸润、溶解人民的思维方式、情感方式、行为方式，从而影响民族乃至个人的命运，具有普遍性和永恒性。从亚历山大帝国到罗马帝国，从阿拉伯帝国到奥斯曼帝国，从波斯帝国到蒙古帝国，一个民族的兴旺发达离不开精神和信念的激励，而从兴盛到衰落，也无不是从精神萎靡、信念失落开始的。

抗日战争的胜利，标志着中华民族走出屈辱幽暗的历史低谷，第一次摆脱了一百多年来的内忧外患、兵连祸结的民族危机，一扫屡战屡败的悲观阴霾，重新找回了民族自尊与自信。但是，中华民族的复兴大业才刚刚开始，即便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个甲子、神州大地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今天，我们也还只能说：万里长征才走完了第一步。

这正是一个需要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的时代！

然而，人们不无遗憾地看到，历史的伤痕刚刚结痂，今天社会的某些地方恰恰出现了精神“缺钙”现象，甚至以恶搞、丑化、淡化民族英雄包括抗日英雄为时尚。清人袁枚有云：“精神为主人，形骸为屋舍；主人渐贫穷，屋舍亦颓谢。”失却了精神的人，无异于行尸走肉；失却了精神的民族，只能做任人宰割的羔羊。今天，我们纪念抗战胜利，就是要把注意力集中到民族振兴上，而欲使民族振兴，首先就必须振兴民族精神。

“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落后就要挨打，惟有发扬艰苦奋斗、勇于拼搏的精神，坚持发展这个硬道理，使祖国强大起来；软弱就要挨打，惟有发扬自强不息、敢于胜利的精神，挺直脊梁，做精神的巨人；麻痹就要挨打，惟有发扬居安思危、忧患在先的精神，时刻做好应对民族危亡的准备„„惟其如此，才能达成千千万万华夏子孙振兴中华、实现民族复兴的宏愿，也才能不愧对65年前以至170年间殉难的无数亡魂。

（六）抗日战争的胜利也是人民军队的胜利，抗日战争中民族精神的凝聚、丰富和升华有我军的重要贡献。

我们党这样评价我们这支军队：“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保卫祖国的钢铁长城和建设祖国的重要力量，是一支有高度思想觉悟、良好道德品质和严格组织纪律的军队，对全民族有巨大的精神影响。”因此，党中央要求军队走在全国精神文明建设的前列，弘扬民族精神是军队义不容辞的责任。

弘扬民族精神，就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唯一正确道路。对祖国的最大热爱和对人民的最大忠诚，就是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在现阶段的基本纲领和基本路线，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积极贡献力量，做到高举旗帜、听党指挥。

弘扬民族精神，就要自觉践行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忠诚于党，热爱人民，报效国家，献身使命，崇尚荣誉，体现了党和人民对革命军人的基本要求，凝聚了民族精神的精髓。要把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扎根心灵最深处，在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的新形势下，始终保持革命军人的政治本色。

弘扬民族精神，就要提高应对多种安全威胁、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的能力。军人是民族的卫士，是民族精神最直接的担当者。提升遏制和打赢战争的能力，提升应对危机和突发事件的能力，是党和人民对我军的现实要求。当我们能够不折不扣地履行好党和人民赋予我们的新世纪新阶段历史使命时，我们才能骄傲地说：我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子孙，我传承了伟大的民族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