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把手约谈制度（共10篇）
“今天,我是以市纪委书记的身份,约谈你们六个部门的党组书记!”昨日上午，南京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龙翔就市委常委会专题部署的“四项清理整顿规范工作”，约谈了市住建委、市财政局、市人社局、市国土局、市审计局、市政府外事办公室等6个部门的党委(党组)负责同志，6个部门纪委(纪检组)负责同志一并参与了约谈。
“四项清理整顿规范工作”是南京出台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两个责任”《实施办法》之后部署的首次专项整治行动，而南京市纪委主要领导就专项工作同时约谈6个部门的党组书记和纪委负责同志同样是第一次。据悉，7月1日，南京市委常委会专题研究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梳理出目前群众反映比较强烈、存在问题较多的几个领域，作出了有针对性的专项整治部署和要求。会议研究决定，下半年深入开展出国出境、津补贴(福利)发放、工程征地拆迁和招投标、专项资金管理等四个方面的清理整顿规范工作。7月2日，市委办公厅即下发了市委常委会议定事项通知，明确了相关工作要求，并确定此次约谈的6个部门为牵头责任单位。
明确“三个必谈”, 形成工作常态。黑龙江总队党委坚持“抓班子、带队伍、促工作”, 将提升支、大、中队3级主官的责任意识、表率作用、履职能力作为推动工作的重要抓手, 建立并落实主官约谈制度, 做到“发生重大问题必谈、重点任务推进不力必谈、火灾形势出现反弹必谈”, 及时纠偏治弊、整风肃纪。今年6月初, 公安部消防局约谈相关总队军政主官、召开总队长视频调度会议后, 黑龙江总队党委在“三个必谈”的基础上, 进一步明确了“先听基层的同志谈、再由总队业务部门谈、后由总队主官谈”的约谈程序和“谈问题、谈困难、谈举措”的约谈内容;同时, 要求各支队也要建立相应的主官约谈制度, 形成工作常态。去年10月11日和今年1月19日、11月18日, 总队党委3次约谈哈尔滨支队支队长及所属部分大队大队长和相关人员, 分别就消防监督重点工作、大型重点建设项目消防执法工作、稳定火灾形势等进行提醒警示。据统计, 今年以来, 黑龙江总队及全省13个支队共召开主官约谈会议30余次, 约谈人数达260余人次。
健全五项机制, 切实提质增效。为提高约谈制度的针对性、可行性和有效性, 黑龙江总队建立完善了5项工作机制, 使约谈制度的约束力更强、推动力更大。健全纪检监督机制, 凡召开主官约谈会, 各级纪委书记或副书记必须参加, 约谈事项纳入纪检部门重点督办项目, 对不作为、慢作为、懒作为的, 按照相关规定实施纪律处分。健全跟踪督办机制, 主官约谈会后, 指定1名党委常委跟踪督办, 推进工作落实。健全约谈通告机制, 每次召开主官约谈会, 均以信息、简报、纪要等形式将会议内容通告全省各级部队, 扩大知悉范围, 使全体官兵尤其是各级领导第一时间领会精神, 引以为戒, 不断改进工作。健全警务督察机制, 将主官约谈会确定的工作任务纳入总队、支队两级警务督察队重点督察内容, 通过明察暗访, 了解工作动态, 及时发现问题, 推动落实整改。健全工作反馈机制, 要求被约谈单位在规定时间内反馈工作推进和整改落实情况, 杜绝出现上热下冷、虎头蛇尾, 甚至不了了之的情况, 确保警令政令畅通。
一、职务犯罪预防约谈制度实践探索简介
自1992年10月检察机关在全国开展预防职务犯罪工作以来，职务犯罪预防的主要工作措施至今未发生根本性变化，加之预防工作效果本身缺乏有效的测评指标，导致预防工作很大程度上仍然处于一种弱势之中，在不少基层院职务犯罪预防“单兵作战”，“路径不明”，进而效果不明的现象很大程度存在。为了克服“预防工作大而化之，缺乏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弊病，在用好职务犯罪预防各种传统方法、措施的基础上，拓展预防工作的广度和深度，武汉市江岸区检察院紧紧围绕社会管理创新主题，创建了职务犯罪预防约谈制度。下面，笔者对该制度内容及其实践情况进行简要介绍。
（一）约谈制度内容
结合预防工作实践，江岸区检察院于2008年7月出台了《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检察院检察约谈工作办法（试行）》。该《办法》规定：检察约谈是指检察机关依据法律监督职能和检察机关在惩治和预防腐败中的责任分工，定期或不定期地约请存在职务犯罪隐患的单位或个人进行警示谈话，促使谈话对象及时进行整改，落实内控防范机制建设，预防或减少职务犯罪案件的发生；约谈主体为江岸区检察院，必要时商请约谈对象上级主管单位纪检监察等部门参加；约谈地点一般在检察机关，必要时在有关单位部门；约谈方式分个别约谈和集体约谈两种，对存在个别问题的单位进行个别约谈，对行业存在共性问题的单位进行集体约谈；适用集体约谈的对象为江岸区直国家机关、国有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行业协会的负责人和个体私营业主等；适用个别约谈的对象为：管理制度明显缺乏，管理松散，存在发生职务犯罪隐患的单位或部门负责人、职务犯罪发生较多的领域和行业的单位负责人、群众意见很大或负面影响强烈或举报数量较多的单位负责人或相关人员、其他应当适用个别约谈的对象。此外，还规定了约谈报批程序、约谈后处理措施、注意事项等。总之，该办法对职务犯罪预防约谈制度从概念、主体、对象、程序等各方面都作了较详细的规定。
（二）预防约谈的实践操作及成效
1.对职务犯罪高危单位责任人，由预防部门以平和的方式进行咨询性约谈。权力集中、资金密集、垄断性强等易发职务犯罪单位的领导班子成员、主要业务部门负责人等，是加强职务犯罪预防的重要对象。针对这些主体，采取集体座谈和个别走访的形式，指出易发生职务犯罪的环节，帮助制定防范措施，促使其健全制度加强管理。在个别走访过程中，根据实际情况灵活选择约谈地点，从而使约谈对象能够在轻松的气氛中接受检察机关的建议，增强自我抵制腐败免疫力。如在重点工程武汉二七长江大桥三年建设时间中，通过对施工单位的领导班子成员、重点部门人员和项目负责人进行咨询性约谈60余人次，发检察建议5份，督促新建改建规章制度11项，实现了廉洁工程的良好效果。
2.对职务犯罪发案单位责任人，由预防部门联合相关职能部门进行警示性约谈。对已经发生职务犯罪案件的单位的领导班子成员、中层干部，检察机关预防、自侦部门联合相关职能部门进行约谈，对案件发生的动机、作案手段等相关情况进行通报，对领导班子和相关责任人发出警示，督促其深刻剖析制度、机制和管理方面的漏洞，找准案发原因，帮助制定相应防控对策。如针对2010至2011年期间，江岸区城中村改造征地拆迁过程中被立案查处的村官有24人之多的情况，江岸区检察院联合区委、区政府对全区28个村的村委会领导班子成员270余人进行了集体约谈，并对正在进行改造的村进行个别约谈。2012年至今，城中村改造中没有发生职务犯罪案件。
3.对舆情反映突出单位责任人，由预防部门联合相关单位进行调查性约谈。针对社会舆论反映强烈、存在职务犯罪隐患单位的领导班子成员、主要责任人，预防部门联合区纪委进行调查性约谈，了解其在工作中和“8小时外”廉政制度的执行情况、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落实情况等，约谈结束后针对存在的问题发出检察建议，限期整改。2009年，江岸区检察院针对社会反映强烈的税务人员在行政执法过程中存在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现象，先后深入区地税、国税等部门，对76人次进行调查性约谈，从中发现一起职务犯罪线索，经初查后转立案1件1人，对该区税务系统起到了很好的警示教育作用。
4.对新提拔的领导干部，由预防部门联合组织部、纪委进行宣教性约谈。针对区辖组织部门新提拔副处级以上领导干部，预防部门主动与组织、纪检监察部门联合对其进行预防职务犯罪的宣教性约谈，使他们充分认识到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违法受追究的责权统一理念，通过约谈及时掌握思想动态，为谈话对象建立廉政档案，提前打好“预防针”。自2008年以来，江岸区检察院联合区委组织部、纪委每年对新提拔的行政机关党政一把手进行宣教性约谈70余人次，建立廉政档案200余份，起到了较好的预防效果。
据统计，近四年来，该院先后对辖区内的行政执法单位、建筑单位、城中村改造的村干部以及新提拔的领导干部等进行了167次个别或集体约谈，发出检察建议236份，建立廉政档案389份，帮助和督促相关单位新建完善规章制度54项，营造了职务犯罪预防的良好氛围，开创了职务犯罪预防新局面。
二、职务犯罪预防约谈的法理属性及价值分析
（一）预防约谈的法理属性
职务犯罪预防约谈是检察机关结合职务犯罪预防实践探索的新兴预防手段，属于检察改革的范畴。一项检察改革是否有正当性？或者说是否有法理上的依据，是我们检察改革必须回答的首要问题。笔者认为，职務犯罪预防约谈具有法律监督属性，这是其法理基础所在。
1.从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本质和目的来看。检察机关是宪法规定的法律监督机关，其主要职责是保障法律的统一和正确实施，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权威和尊严。这也是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本质和目的所在。为此，检察机关通过开展职务犯罪侦查活动、诉讼监督活动、职务犯罪预防活动等来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笔者认为，所有这些活动都是为了预防违法行为的发生，从而最终保障法律的统一和正确实施，只不过有事先预防、同步预防和事后预防的区分而已。可以说，监督的本质和价值也是预防。长期以来，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活动主要集中于诉讼领域，以至于理论界和检察机关自身许多同志把法律监督等同于诉讼监督。但随着国家法治进程的推进，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领域不断拓展，方式不断创新，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价值不仅体现在诉讼领域，在非诉讼领域同样可以实现更大的价值。职务犯罪预防就是新时期拓展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范围、创新检察机关监督途径、增强监督实效的探索和有效实践。曹建明检察长在全国检察机关第三次预防职务犯罪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是检察机关查办案件职能的必然延伸，是法律监督的重要内容。敬大力检察长在今年召开的检察长会议上也指出，预防是检察机关的重要职能，预防刑事犯罪、职务犯罪和诉讼违法都是法律监督工作的应有之义。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开展预防工作总的思路是，整合三项预防职能，构建检察机关预防违法犯罪工作大格局。
2.从职务犯罪预防约谈的内容来看。职务犯罪预防约谈的本质目的是通过和相关主体进行谈话，进而促使约谈对象及时进行整改，落实内控防范机制建设，最终从源头上防范和减少职务犯罪现象的发生。总体上讲，约谈的对象可以概括为两类：一是已经发案的单位，二是未发案但属易发多发的单位或个人。对前者进行约谈，目的是防止二次犯罪，对后者则是防止初次犯罪，不管是防止初次犯罪还是二次犯罪，都是为了减少和防止职务犯罪。这与职务犯罪侦查的预防警示功能、目的具有本质一致性。在约谈后，对管理制度不完善，管理松散，存在职务犯罪发生隐患的单位、行业，向其发出《检察建议书》。这也是同纪检监察部门的廉政谈话（约谈）本质区别的重要标志之一，更具有针对性和强制性。因此，从职务犯罪预防约谈的目的、对象和处理手段等内容上看都是法律监督属性的体现，是检察机关为了进一步强化职务犯罪预防效果在预防手段上的一种自觉创新，具有法理上的正当性。
（二）预防约谈的价值
1.有利于深入推进社会管理创新。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事关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人民安居乐业，对继续抓住和用好我国发展重要战略机遇期、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具有重大战略意义。职务犯罪预防工作和社会管理创新工作具有内在的联系，是深入推进社会管理创新工作的重要方法和手段，体现了社会管理创新工作的内容要求。职务犯罪属于社会矛盾的一种，职务权力的不当行使又会引发、激发其他社会矛盾，甚至导致百姓上訪或其他不稳定因素。事实上，近年来发生的诸多重大群体性事件背后都可以发现职务犯罪的现象。因此，通过努力预防、减少职务犯罪，进而避免引发其他社会矛盾，无疑是社会管理的重要内容。职务犯罪预防约谈通过对各种存在职务犯罪隐患的对象进行约谈，及时提出堵塞漏洞、健全制度、强化管理的建议，在实践中产生了良好的效果，有利于最大限度地从源头上消除不稳定因素，推动体制机制完善，推进社会管理创新。
2.有利于从源头上治理职务犯罪。从近十年来中央一系列治理腐败的纲领性文件可以看出，我国预防腐败工作已经不能停留在传统的宣教层面，必须要探索新的工作手段，让预防工作真正能够和惩治工作并驾齐驱。作为国家惩治和预防职务犯罪的重要主体，检察机关认真贯彻执行中央反腐败方针，在查办和预防职务犯罪工作上取得明显进展。然而，职务犯罪具有其特殊性，属于一种对合犯，典型的如受贿与行贿之间，两者是相互对应的关系，无行贿自然无受贿。职务犯罪预防约谈制度是预防措施的创新，其着力于警示有职务犯罪隐患或可能性的对象，使其及时消灭或遏制犯罪的念头，以达到从源头上减少腐败犯罪的发生。从另外一个角度讲，约谈制度也适用于国有企业及非公有制企业，对他们进行约谈警示教育，在很大程度上有利于规范企业的经营管理行为，避免为求不正当利益，不择手段，拉拢、腐蚀国家工作人员，从源头上有效减少职务犯罪发生。
3.有利于促进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法治追求的价值是公平正义，这也是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企业是市场经济的细胞和主体，企业的健康发展关系市场经济的发展壮大。检察机关执法办案要服务于市场经济的发展，为市场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法治环境。这是政治服务于经济的应然之义。然而，在检察机关查处职务犯罪案件过程中，因企业负责人被查处而导致企业经营倒闭的现象时有发生，这对市场经济的发展显然不利，但不查处又破坏了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随着职务犯罪预防领域的拓展，当前预防领域已经扩展到各类国有企业及非公有制企业，如湖北省检察机关就与湖北省工商业联合会联合出台了《关于共同做好涉及非公有制企业的受贿、行贿犯罪预防工作的指导意见》，其他一些省份检察机关也出台了类似措施。职务犯罪预防约谈制度作为职务犯罪预防的有力措施，有利于促进企业加强管理，提高经济效益，达到事前监督和过程监督，确保监督关口前移的目的；还有利于督促企业不断加强廉政文化建设，建立健全现代企业制度，避免案件查处完毕企业倒闭风险的发生。通过事先有效的预防约谈，也有利于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强化规则意识对市场主体的导向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约谈制度有利于促进企业的健康发展，最终推动我国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三、职务犯罪预防约谈制度的实践难题
如上文所言，职务犯罪预防约谈制度在实践中发挥了其重要作用，但是作为一项检察改革举措，它也并非轻而易举就能与实践无缝对接，充分发挥制度的应然效果。我们看来该制度仍然面临一些难题，需要进一步进行反思，经历一个渐进式完善的改革逻辑过程。具体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约谈常态化难以保障
实践中，检察机关参与约谈的人物一般都是检察长或主管预防的副检察长。虽然领导出面约谈可能更加突出检察机关对约谈的重视程度，强化约谈的预防效果，但职务犯罪预防具有长期性和对象上的广泛性，而检察机关领导通常公务繁忙。作为一个检察机关的领导，其主要职责是决策，对检察活动进行领导、管理、指挥，而不是对具体业务进行操办。显然，通过检察长或副检察长出面约谈，是将其领导决策角色置于决策实施角色，本质上是发生了角色混淆。这种角色混淆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预防约谈效果的强化，但从常理上讲，其不可能常态化。在此情况下，约谈制度常态化何以保障，便不得不引起我们深思，该制度是否会仅仅作为“亮点”“一闪而过”？
（二）制度的刚性难以保障
一项制度是否有刚性，一方面取决于其是否有严格的惩戒措施，另一方面也取决于其效力位阶。从各地建立的职务犯罪预防约谈制度看，大部分都规定了约谈对象不配合的惩罚措施，即对于拒绝约谈者，记录在案，抄报组织、纪检部门及约谈对象上级主管单位，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保障约谈顺利进行，但几乎都没有规定约谈之后，被约谈对象不采取整改措施时检察机关如何处理。虽然有的规定了回访制度，但回访若发现没有整改，则未规定检察机关可以进一步采取的措施。约谈后被约谈者不整改，显然约谈的效果为零，从本质上讲也是否定了约谈制度的效力。另一方面，还可以发现，该制度几乎都是由基层院创建，然后一些地方逐步推广到地市级范围。改革既可以从下而上，也可以自上而下，显然约谈制度的创新走的是前者路线。自下而上的改革有利有弊，其弊端在于改革举措的效果可能不强，因为其缺乏高层的权力和位阶作效力保障。约谈制度同样面临此命运，虽然该制度有多年的实践积累，但目前高检院、省院都没有对该制度作出相关规定。
（三）约谈对查处职务犯罪案件可能造成障碍
从约谈目的看，它是立足于预防职务犯罪，减少职务犯罪的发生，讲究的是“防患于未然”，对象具有广泛性。这一方面可以使想进行职务犯罪的或可能实施职务犯罪的人不去犯罪，但另一方面因为约谈带有“广撒网”的性质，就可能导致在此过程中给那些已经实施了职务犯罪的人造成一种心理压力，进而在检察机关还没有对其采取侦查手段之前就已经转移了赃款赃物或采取了其他反侦查手段，这无疑给后续查处职务犯罪案件带来了阻力。
（四）约谈制度配套措施不健全
约谈虽然具有“广撒网”的特点，但并不是“盲人摸象”，仍然具有一定针对性，否则不仅精力不够，效果也将大打折扣。约谈的主要对象是有职务犯罪隐患的对象，那么何以判断有职务犯罪隐患？这就需要借助其他力量来掌握相关信息，如需要有健全的行贿人档案查询系统，需要加强与纪检监察部门的协调配合，需要加强与检察机关内部自侦部门的协调配合，需要加强与被约谈对象上级主管部门的配合，以共同来做好预防约谈工作。实践中，与上述外部力量的协调配合机制并未有效健全。这在很大程度上，也影响了预防约谈的开展。
当然，除以上问题之外，还存在诸如职务犯罪预防队伍人员少，专业化程度不高，预防工作缺乏法制化保障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约谈制度的效果。
四、职务犯罪预防约谈制度的理论展望
为了使职务犯罪预防约谈制度能够在实践中长期坚持下去，发挥其应有价值，避免“昙花一现”，笔者认为，我们有必要进一步从制度本身以及制度运行的环境加以完善：
（一）厘清角色分工，确保制度常态化运行
基于检察长或副检察长与职务犯罪预防部门干警在分工上有明显界限，我们有必要在具体的检察业务活动中深刻认识并严格遵循此规律。偶尔的角色突破可能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但长此以往实际上损害的是整个检察管理活动的正常秩序，不利于检察业务的健康发展。预防约谈效果的强弱并非根本上取决于代表检察机关进行约谈的主体的官位高低，因为约谈是以检察机关的名义进行，而非检察首长个人名义。应当摈弃依靠检察首长个人影响力来开展约谈的做法，代之以职务犯罪预防部门或联合其他相关内设机构的干警，由他们代表检察机关，以检察机关的名义开展约谈活动，唯有如此才能逐步使约谈活动常态化，此过程也是在社会公众中不断树立检察权威的历程。
（二）进一步增强约谈制度的刚性
一是要完善约谈制度的惩戒措施。任何制度如果惩戒措施不健全，那么制度的目标必将难以真正实现。因此，要进一步规定在约谈之后，存在问题不整改，经回访督促仍然不整改的，应将有关情况向上级主管部门以及同级组织、纪检监察部门进行通报；有违法犯罪线索的及时启动相关调查或侦查程序。通过这种“家丑外扬”的方式来迫使其进行自我“改良”。另一方面，建议高检院或省院应当尽快将实践中这种行之有效的制度以更高层次的规范性文件加以明确和推广，通过赋予其更高的效力位阶来增强其制度刚性。当然，从更高层次和长远角度而言，有必要推动职务犯罪预防的法制化建设。在各种制度中，法律制度具有最高的效力，是预防、遏制和减少职务犯罪的有效武器和最终屏障。当前，我们还没有系统、完备的预防职务犯罪法律体系，因此，有必要适时在现有省级人大制定的《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条例》基础上，向全国人大提出立法建议，力求从法律上对预防工作若干重大问题作出明确规定，赋予检察机关履行各项预防职能，其中应涵盖约谈内容，使检察机关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有法可依，推动预防工作走向法制化轨道。
（三）完善相关配套制度
一是要进一步完善行贿犯罪档案查询制度。这主要是充实和完善检察机关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系统，要在现有系统数据的基础上进一步充实那些主动行贿、多次行贿，以及由于种种原因未被立案查處的行贿行为信息，扩大该系统的社会知晓度和公开度，逐步改变当前该系统查询的被动、封闭状态，让公众能够便捷、有效地查询到相关行贿信息，从而增强社会对贪腐现象的监督力度。二是要进一步健全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出入境管理制度、重大行为报告制度，有利于检察机关及时有效掌握官员职务行为是否廉洁规范行使，也是有利于加强预防约谈工作的及时性和针对性。三是要建立健全与相关部门的协调配合制度。首先要加强与组织、纪检监察部门的协调配合。在当前我国预防腐败体制下，检察机关职务犯罪预防工作必须要坚持党委统一领导下，加强与组织、纪检监察的协调配合。其次要加强与金融、工商、税务等部门的联动协调。与这些部门建立完备的联动协调制度，有利于准确掌握相关信息及时对官员进行监督。再次要健全与检察机关内部自侦、控申部门的协调配合制度。因为，这些部门通过查处职务犯罪案件，受理相关投诉或控告，能够有效地掌握存在职务犯罪隐患的信息，这也有利于预防约谈有效开展。以上种种配套制度的建立健全都是为了增强约谈的针对性和准确性，因为犯罪预防以犯罪预测为基础，预测准确，犯罪预防就会有效。
（四）提升预防队伍专业素质
职务犯罪发生的领域具有广泛性，可以说职务犯罪几乎存在于各行各业，只是有的部门或行业的发生率高，有的较低而已。而且现在职务犯罪手段越来越专业化、复杂化和智能化。因此，预防约谈要想真正发挥遏制腐败发生的关卡作用，约谈的内容就不能泛泛而谈，不能停留于宣讲几条法律规定和几个案例的层面。负责约谈的检察干警应当加强学习，扩充知识面，如要尽可能掌握金融、会计、行政管理等知识，从而提高专业素质，使自己能够针对约谈对象所处的部门和行业提出有针对性的、专业性的问题、意见和建议。职务犯罪惩防和职务犯罪好比“猎人”与“猎物”的关系，两者之间不断斗智斗勇，因此，提高“猎人”，即检察干警的素质便成为关键之道。
为进一步加强学校与家庭的联系，协调学校与家庭的教育步调，统一学校与家庭教育对学生的要求，改家访、电访为家长约谈，真正与家长共同做好学生的教育工作，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特制定约谈制度。
一、约谈形式：邀请家长来校座谈
二、约谈内容：
1、了解学生家庭状况、成长环境及在家的思想状况与表现、学习习惯、生活习惯和个性特征。
2、向家长反馈学生的学习情况及在校表现，指导家长转变教育观念，用科学的方法教育孩子，与家长共商促进学生发展的教育措施、方法和手段，帮助家长树立正确的人才观、质量观和价值观。
3、宣传教育法律、法规和教育政策，对家长关心的热点问题做好宣传解释工作。
4、双向沟通家校在教育过程中采用的方法、形式以及总结推荐其成功的经验，争取家长的理解与配合。
5、协调学生与家长的关系。
6、征求家长对学校及教育部门的意见和建议等。
三、约谈原则
约谈必须分层次进行，不得只进行后进生的家长约谈，其中应包括中、上等学生的家长约谈。重点是学有潜力的学生、特长生、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单亲家庭学生、学困学生、有辍学倾向的学生、心理和情绪不稳定的学生等。
四、约谈要求
1、班主任每一学期与家长约谈必须达到全班学生总数的1/5，科任老师密切配合，每学期必须约谈4-6人，各班每学年必须遍访学生
家庭一次。
2、学生因病、事假或有突出成绩，或发生问题，应及时约谈。
3、约谈前，要做好充分准备，明确谈话中心。学生在校的学习、生活、纪律、品德等情况，必须实事求是地采用适当的方式告诉家长，让家长真正了解学生在校的表现。同时及时了解学生在家表现，注意保护学生的自尊心和积极性。
4、约谈时，谈话的态度要诚恳、耐心，形成和谐融洽的气氛，要使家长感到教师对学生的爱护和关怀。
5、约谈时要注意其家庭环境、家长心情、学生在场与否，酌情采取恰当的谈话方式。
6、班主任（教师）和家长应互相留下联系方式，及时通报双方各自情况。
7、在规定的时间内约谈学生家庭是硬性指标，必须保质保量地完成。
8、做好约谈记录，并做好谈后分析。
五、家访注意事项
1、约谈中，应一切从实际出发，切忌片面孤立地看问题。
2、约谈时，学生、学生家长都应在场，个别问题可要求学生回避。
3、注意交流方式方法，切忌告状式约谈。
第一条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完善公立医院药品集中采购工作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5】7号），《处方管理办法》等文件规定，为加强我院合理用药管理，保护医患双方的合法权益，规范医师的医疗行为，减少不合理用药，避免给医患双方造成经济损失，对医师在诊疗活动中涉嫌不合理用药情况，医院对当事医师进行约谈管理并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本制度所称约谈，是指了解沟通情况，指导督促工作，及时警示提醒，坚持实事求是，严格掌握政策，注重针对性和实效性。
第三条
约谈人及约谈对象：
（一）主谈人为分管院长、药剂科和医务科及纪检监察室负责人。
（二）约谈对象为涉嫌不合理用药的医务人员。
第四条 约谈形式及内容：提醒约谈、诫勉约谈和处分后约谈。
（一）提醒约谈。分管院长根据药剂科和医务科检查合理用药情况汇报，对涉嫌不合理用药问题比较突出的临床科室主任进行约谈，提醒主任履行管理职责，加强合理用药的管理。
药剂科会同医务科负责人对涉嫌不合理用药的医师进行提醒约谈。
（二）诫勉约谈。分管院长主谈，药剂科、医务科、纪检监察室负责人参与：
主要是对在政治思想、履行职责、工作作风、廉洁行医等方面出现苗头性问题，群众有反映，或已出现轻微违纪行为，但不构成党纪国法处分的医务人员进行的警示性约谈。诫勉约谈采取个别约谈方式。约谈内容包括：指出约谈对象存在的问题；听取约谈对象对有关问题的解释和说明；对约谈对象进行批评教育；诫勉谈话对象必须写出深刻检查，并在限期内
改正。
（三）处分后约谈。为使受处分的医务人员认清所犯错误的严重性和危害性，真心接受组织处分，并决心改正错误所进行的再教育。以及在解除处分前，对其在受处分期间的表现给予评价，并对今后的工作提出希望和要求。处分后约谈采取个别约谈方式。约谈内容包括：指出所犯错误的性质和程度，分析原因，认清危害，帮助认识错误，提出改正要求；要求受处分的医务人员树立改正错误的信心，消除顾虑，振奋精神努力工作。
第五条 合理用药医师约谈由医院药事管理与药物治疗学委员会办公室（即药剂科）组织实施，相关工作资料在约谈结束后，统一建档管理。具体程序为：
（一）确定约谈事项和约谈对象
1、约谈方根据合理用药日常检查情况或群众举报情况，提出约谈建议，并报分管院长审批；
2、院领导审定同意后，约谈方一般应提前1个工作日将约谈对象、约谈内容、约谈时间地点等事项通知约谈对象；
3、约谈对象应根据约谈通知，认真做好接受约谈的相关准备工作接受约谈，不得借故推诿、拖延；要如实的回答主谈人提出的问题并提供有关证据材料，正确对待群众的批评意见和组织的教育帮助，不得造假或者隐瞒事实。
（二）实施约谈
1、向约谈对象通报有关情况；
2、主谈人向约谈对象指出存在的问题，提出整改要求；
3、约谈对象对主谈人指出的存在问题和提出的要求作出明确表态；
4、约谈中发现约谈对象存在严重错误，需要进一步查实并追究纪律责任，或者约谈对象坚持错误，拒绝接受批评教育的，谈话人应当及时报告并按有关规定处理；
5、约谈时，约谈方一般不少于两人，并作好记录。诫勉约谈笔录要经约谈对象本人签字；
6、参加约谈的人员要严格遵守保密纪律，不得泄露谈话内容。
（三）整改落实
1、约谈结束后，约谈方应形成约谈工作情况书面材料，并根据工作需要报院党办；及时制定《整改意见书》，明确整改任务和完成时限，印发约谈对象；
2、约谈对象对照《整改意见书》的内容逐一提出整改措施，整改期限一般自收到书面整改通知书之日起的30个工作日，特殊情况可延长30个工作日。整改结束后，约谈对象及时向院约谈组织报告整改落实情况；
3、约谈方采取明查暗访等方式，对约谈对象整改落实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和跟踪回访。
为加强校学生会学生日常行为管理，严格校学生会成员教育、行为管理规范，增强工作的预见性、主动性和针对性，保障正常工作进行，制定本办法。
一、约谈原则
按照“立足育人、着眼防范；加强沟通、严格要求”的原则进行约谈。
二、约谈程序
自律委员会副部及以上可约谈各部门部员；
自律委员会副部及以上可约谈各部门副部；
自律委员会主任及以上可约谈各部门部长；
注：
1、约谈采用面谈形式；
2、约谈时自律委员会工作人员需做好相关记录，约谈结束后约
谈人和被约谈人都应在记录上签字；
2、约谈时需保证有两名或两名以上自委会成员在场；
3、约谈常委需其余所有常委参与，由所在校区常委主谈，其他常委给予辅助意见和建议。
三、约谈内容
1、在工作方面存在的问题；
2、在作风方面存在的问题；
3、在学习方面存在的问题；
4、在其他方面存在的问题。
四、约谈处理
约谈后应及时整改，并制定出整改措施及办法，改正期一个月，查看期两个月，自律委员会将进行全程监督，若改正期到期仍未改正或查看期内故态复萌，将视情节轻重给予警告、严重警告、通报批评、记过、劝退等处分并在整个学生会内公示一周（具体处分由全体常委及指导老师讨论决定），受到处分的成员当将取消各项评优资格。
第一条 为认真贯彻落实《安全生产法》、《河北省安全生产条例》、《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第493号令）等法律法规，进一步加强安全生产工作，强化政府和企业“两个主体”责任，吸取各类生产安全事故教训，推动安全发展，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安全生产约谈制度，是指市政府或安委会对未履行或未全面正确履行职责，未及时排除治理重大安全隐患，未按时完成重要安全生产工作任务，连续发生一般事故或较大以上事故的各县（市）、区政府、市政府有关部门及生产经营单位（含中央、省属驻石企业。下同）主要负责人进行提醒、督促、警示、诫勉谈话的制度。
第三条 约谈制度是落实科学监管理念，创新监管手段，强化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直接责任人安全意识，提高安全管理和监管水平的一项重要制度。
第四条 约谈对象。市级负有安全管理职能的行业主管部门，各县（市）、区政府的主要和主管领导，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和直接负责人，以及市政府或安委会认为有必要约谈的人员。
第五条 约谈形式和时机。根据具体情况，采取集体约谈或个别约谈的形式。各县（市）、区政府及市政府相关部门和生产经营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对相关负责人进行约谈。
（一）对已批准或许可的安全生产事项发生变化后，未及时发现其不符合安全生产条件问题的；
（二）组织领导不力，未按时完成省、市部署的安全生产重大专项工作任务的；
（三）对所辖地区、所管行业存在非法违法生产经营建设行为打击不力的；
（四）不履行安全生产责任制，不配合安全监管部门整治重大安全隐患及存在违法行为的；
（五）对高危行业（企业）及重大危险源未按要求监控的；
（六）被上级部门通报或挂牌的重大事故隐患，未按要求进行整改的；
（七）发生较大及以上安全事故或同一单位一年内发生两次及以上一般事故的；
（八）隐瞒事故、事故查处不力或事故处理决定不落实的；
（九）安全生产事故起数及伤亡人数超过安全生产阶段控制指标进度的；
（十）安全生产工作考核不合格的；
（十一）不认真对待群众关于安全生产方面的举报，造成群众上访或产生不良影响的；
（十二）其他违反安全生产法律法规，造成不良后果，市政府认为有必要约谈的。第六条 约谈内容
（一）对未全面正确履行职责的约谈，听取被约谈单位安全生产管理基本情况及相关事项的陈述。
（二）对安全生产事故起数及伤亡人数超过安全生产阶段控制指标进度或重要安全生产工作任务未完成的约谈，听取被约谈单位安全检查、安全投入、隐患整改排除、重大危险源监控、安全宣传教育培训等方面制度落实情况。
（三）对重大安全隐患未及时整改隐患单位的约谈，听取逾期未完成整改的原因分析，下一步整改措施，整改时限，资金筹措及整改责任落实等专题汇报。
（四）对发生事故单位的约谈，听取事故发生经过、事故现场应急救援，事故原因分析，应汲取的事故教训，采取防范措施等专题汇报。
（五）对打击非法生产、经营、建设的约谈,听取被约谈人民政府、相关部门对目前现状及原因分析、吸取事故教训、采取对策措施等情况汇报。
第七条 约谈组织。约谈由市安委办组织并成立约谈领导小组。约谈领导小组一般由市政府分管安全生产的副市长、分管副秘书长及市监察局、安监局主要领导组成。
约谈会由市政府分管安全生产的副市长主持。对被约谈的县（市、区）政府、有关部门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的谈话由市政府市长约谈或委托分管安全生产的副市长约谈；对有关行业主管部门和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直接负责人的谈话由市政府分管安全生产的副市长进行约谈。必要时可组织有关人员和安全管理专家参加约谈会议。约谈时安排专人记录，将约谈内容建档立案。
第八条 约谈主体。根据本制度第五条的规定情形，以下单位或人员作为约谈主体，可提出约谈对象、内容、建议：
（一）市四大班子主要领导和市政府主管安全生产工作的副市长可直接提出约谈；
（二）负有安全管理职责的市直相关部门可提出约谈建议；
（三）市安委办可根据所掌握的实际情况，直接向市政府提出约谈建议。第九条 约谈程序
（一）约谈主体向市政府提出约谈建议。
（二）市安委办负责安排约谈具体事宜。
（三）召开约谈会。
1.主持人说明本次约谈的事由；2.各县（市）、区政府，市政府有关部门，企业安全生产责任人（第一责任人或直接负责人）对存在问题或发生事故的情况作出说明；3.约谈小组成员就有关情况提出质询，被约谈对象作出答复；4.约谈小组对该单位负责人提出相关要求。
（四）形成约谈纪要并及时发送被约谈对象。
（五）被约谈对象要将约谈要求落实情况在15个工作日内，以书面形式报告约谈小组各成员；如期按规定不报告的予以责任追究。
为进一步树立和实践科学监管理念，加强监管部门与食品生产加工企业的交流和沟通，强化食品生产加工企业质量安全第一责任人的意识，督促食品生产加工企业自律规范，规范食品生产行为，消除食品安全隐患，实现有效监管、和谐监管，结合我市实际，经研究决定在全市范围内推行食品生产加工企业约谈制度。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约谈目的
帮助食品生产加工企业分析可能存在的产品质量安全隐患，督促企业不断规范食品生产加工行为；向食品生产加工企业宣传国家的有关法律法规及质监系统的监管职能，督促企业不断提高食品质量安全意识；加强对食品生产加工企业的监管力度，督促企业改正违法生产行为；达到政企沟通、缓解矛盾，体现监管与服务的职能。
二、约谈情形
（一）国家发布的食品安全信息和安全问题涉及到我市相关企业，经确认后需要进行约谈的。
（二）获证企业证后监管及日常巡查中，发现存在质量安全问题，责令整改到期后，拒绝改正或整改不到位的。
（三）监督检查中发现食品生产加工企业存在管理不规范问题，存在较大质量隐患，需要提醒自查自纠，且经二次以上警告仍不整改的。
（四）因违法违规行为被立案查处，当事人认识不到位，需要教育、督促整改的。
（五）当年食品安全信用等级被确定为失信或严重失信。
（六）被消费者举报投诉存在违法生产行为的。
（七）在各级部门的监督抽查检验中，产品连续2次以上抽检不合格或经责令整改后复查仍不合格的。
（八）有证据表明故意降低食品价格进行行业内恶性竞争，可能导致市场混乱或产品质量下降的。
（九）其他有必要进行约谈的情形。
食品生产加工企业存在上述行为，本局认为可通过约谈提高监管工作成效，可适时开展约谈工作。
三、约谈人员
（一）食品生产加工企业参加约谈的人员应为法定代表人、企业负责人、质量受权人或质量管理负责人等重要岗位从业人员，其他需要约谈的人员。
（二）发生吊销、撤销、注销食品生产许可证等资质证明文件违法行为的食品生产加工企业，不属约谈对象。
四、约谈内容
（一）通报约谈企业违法违规及管理中存在的突出问题，责成其查找产生问题的原因，责令其限期整改；帮助企业分析出现问题的原因，并对企业今后进一步加强质量管理提出要求。
（二）了解对日常监督检查中发现的问题，采取的整改和应对措施。
（三）对企业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进行警示教育，宣传监管职能和有关法律法规，明确企业作为质量安全第一责任人的职责及要求。
（四）其他与企业质量管理、政府管理工作相关事宜。
（五）向企业了解行业发展动向，及时发现行业性、区域性的产品质量安全问题，开展食品安全风险预警工作。
（六）其他需要约谈的内容。
五、工作要求
（一）本局下达《乐清市食品生产加工企业约谈通知书》约谈被约谈企业，通知书上应注明被约谈企业名称、约谈事项、约谈时间、约谈地点等内容。约谈通知书可通过传真、邮寄等方式送达，被约谈企业接到通知书后立即反馈回执信息。
（二）约谈时，约谈企业要派两人以上进行约谈，专人做记录，《乐清市食品生产加工企业约谈记录表》由约谈人和被约谈人签字后存入监管档案，必要时可将约谈内容形成约谈纪要发送有关企业。（通知书和记录表式详见附件）。
约谈工作由承担食品安全监管职能的内设机构负责人进行，必要时可由分管局领导约谈；对存在违法添加违禁物品或添加剂、连续两次抽查不合格、复查不合格等行为或严重问题，后果特别严重的，则由局主要领导约谈。
（三）帮助企业分析、查找存在的产品质量安全问题时，可邀请有关业务科室、检验机构等参与。
（四）约谈涉及重大问题，需要局领导参加的，应至少提前两天报告并经局领导同意。
（五）被约谈企业应严格按照约谈要求，对约谈指出的问题进行全面整改，并在约谈后15日内以书面形式将整改报告报约谈部门。
（六）约谈不得变相增加企业负担，参加约谈人员不得有徇私舞弊、渎职失职等行为。通过约谈，对拒不采取纠正措施的约谈企业列为重点监管对象，实施重点监管。约谈不影响行政处罚的执行。
（七）食品生产加工企业对约谈内容有异议的，有权进行陈述或申辩。约谈企业须充分听取食品生产加工企业的意见。食品生产加工企业提出的事实、理由成立的，约谈企业应当采纳。
（八）工作人员违反规定进行约谈的，予以通报批评，必要时追究具体责任人员和分管领导的责任。
（九）食品生产监督管理科科及各基层质监机构要做好宣传工作，并及时告知辖区内所有食品生产加工企业，保障制度顺利实施。
本制度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株政办发〔2011〕32号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云龙示范区管委会，市政府各局委办、各直属机构：
《株洲市安全生产约谈制度（试行）》已经市人民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株洲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二○一一年五月二十六日
编辑本段株洲市安全生产约谈制度（试行）
为进一步促进安全生产责任制的落实，加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有效防范和遏制较大及以上安全生产事故的发生，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湖南省安全生产条例》和《株洲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安全生产工作的决定》等有关法律法规和文件，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制度。
第一条 本制度所称安全生产约谈，是指上级人民政府对未履行或未全面正确履行安全管理职责，导致发生安全生产事故，或未及时排除、治理重大安全隐患，或未按时完成重要安全生产工作任务的下级政府及赋有安全生产监管职责的部门和生产经营单位，依照本办法进行问责告诫谈话，要求其对有关问题做出解释，并承担相应责任的制度。
第二条 出现下列情况之一的，依照本制度接受约谈：
（一）未完成市政府安全生产控制指标的，县市区政府、市行业主管部门主要负责人接受约谈；
（二）一个季度内接连发生安全生产事故，且死亡人数合计超过序时进度的，县市区政府、市行业主管部门分管负责人接受约谈；
（三）未按时完成国家、省、市部署的安全生产工作重大专项任务的，县市区政府、市行业主管部门和生产经营单位的分管负责人接受约谈；
（四）未按时完成国家、省、市政府安委会挂牌督办的重特大安全隐患整治任务的，县市区政府分管负责人和市行业主管部门分管负责人及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接受约谈；
（五）对非法生产、非法经营、非法建设打击不力的，县市区政府、市行业主管部门分管负责人和乡镇政府（办事处）主要负责人接受约谈；
（六）市政府认为有必要约谈的其他情形。
第三条 约谈内容
（一）对安全生产控制考核指标、重要安全生产工作任务未完成或重大安全隐患未及时整改的约谈。重点是被约谈责任单位负责人或责任人加强基层基础管理工作情况，包括机构人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安全生产管理规章制度、安全检查、安全投入、隐患的整改、安全宣传教育培训、提高安全生产管理水平措施等方面制度建设和贯彻执行情况，改进措施、整改时限、资金筹措及整改责任落实等情况；
（二）对打击非法生产、非法经营、非法运输、非法储存、非法建设不力的约谈。重点是被约谈对象对存在非法生产、非法经营、非法运输、非法储存、非法建设的现状及原因分析，采取对策措施，责任体系建设与落实等情况；
（三）对重大安全隐患未在规定的期限内及时整改治理，或整改治理不彻底的约谈。听取久拖不改或逾期未完成整改的原因分析，下一步整改措施，整改责任落实情况。
第四条 约谈小组的设立
约谈小组由市政府办、市监察局、市安监局为成员单位，可根据情况邀请组织部门、人民检察院参加。被约谈人是县市区政府、市行业主管部门主要负责人的，由市人民政府分管安全生产工作的副市长任约谈小组组长；被约谈人是县市区政府、市行业主管部门分管负责人的，由市监察局负责人任约谈小组组长；被约谈人为生产经营单位、乡镇办事处主要负责人的，由市安监局负责人任约谈小组组长。
第五条 约谈程序
约谈一般以召开谈话会的形式进行，由约谈小组长主持召开，按以下方式组织实施
（一）约谈前，由市安委会办公室发出书面通知，通知书上应注明被约谈单位名称，被约谈人姓名、约谈事项、约谈时间、约谈地点、需要提交的相关资料等。
（二）约谈时，被约谈人对存在问题和发生事故的原因做出说明。内容包括：
1、原因及处理经过；
2、责任划分；
3、应吸取的教训及采取的防范措施等。约谈小组成员就有关问题提出询问，被约谈人进行解答。
（三）约谈小组提出处理意见。
（四）市安委会办公室要安排专人记录，形成约谈书面备忘录或会议纪要，由约谈会参加人签名并存档。
（五）约谈后，被约谈人要将约谈要求落实情况在15个工作日内以书面形式报告市安委会办公室。
第六条 约谈时限
对上级人民政府或安委会部署的重要工作的约谈，在要求的期间或重大安全隐患整改期后10日内进行。
第七条 约谈的处理
约谈小组根据不同情形对被约谈对象，作出以下相应的处理决定：
（一）责令作出限期整改书面承诺；
（二）责令向同级或上级人民政府作出书面检查；
（三）通报批评；
（四）取消该单位及其主要负责人、分管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当年评优、评先资格；
（五）提交有关部门依法依规给予相应处理。
以上决定可以单独适用，也可以合并适用。
第八条 对未及时落实约谈中提出的整改要求，履行在约谈中作出的承诺而引发安全生产事故的，要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和《湖南省安全生产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试行）》的处理上限，追究责任单位和被约谈人的责任。
第九条 约谈对象应准时参加约谈，不得委托他人。约谈对象不接受约谈的，由市政府安委会予以通报批评，并纳入安全生产目标管理考核。
第十条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安委会对有本制度第二条规定情况之一的，应当组织对乡镇政府（办事处）、县级负有安全生产监管职责的部门和县属生产经营单位进行约谈；不组织约谈的，市人民政府安委会将对该县市区政府的主要负责人或者分管负责人进行约谈。
摘要：行政约谈制度作为一种新生事物，在短短的几年内被广泛应用于行政管理的各个领域，并取得了不错的成效。作为行政机关逐渐普遍采用的一种新型执法行为，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我国现行法律的不足，但还是在法律依据存在空白、程序规范不统一、配套机制不健全等方面存在着与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相悖的缺憾。
关键词：质量技术监督；行政约谈制度；法治政府
中图分类号：F2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6）07-0030-01
行政约谈制度是现代社会各机制相互作用下产生的一种新事物，它是一种新型的、灵活的管理制度，这种行政方式已在中国扎根并呈蓬勃发展之势。然而，由于程序还不够规范、法律支撑还不够有力等原因，行政约谈在实践中面临诸多困境，因此很有必要对其进行全方位的分析。
一、行政约谈制度的概念界定及其性质
我们当前所谈及的行政约谈制度，是一种随着行政管理机制和各种经济体制相互磨合、相互影响，再加上现在公民的法律意识日益增强，在诸多因素的强烈影响下产生的新生事物。我们首先要给予其肯定，然后再根据实际的行政执法需要，调节好与社会各个市场领域间的相互作用关系，以达到良性循环的效果，这样自然而然对政府的行政效率、服务质量及公信力能有所帮助并产生提升作用，使其有利于社会公平正义，规范市场，促进社会和谐进步。
行政约谈制度，它本身指的即是比较广泛的一个概念，为便于论述，基于本人对行政约谈制度的理解和认识，将行政约谈制度定义如下：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过程中，发现对方有违法的问题，或者发觉其有违法的可能，并经调查掌握一定的证据，此时行政机关针对对方所采取的一系列行动，与其职权范围所涉及或针对的行政相对方之间，通过约谈沟通、学习政策法规、分析讲评等方式，对社会组织运行中存在的问题予以纠正并规范的准具体行政行为。
行政约谈制度，它比较明显的特征就是体现了柔性执法与服务型政府的现代法治理念，避免了因为“强行为”的实施可能使政府和公众之间产生不必要的矛盾和冲突，反而促进了政府和公众之间的和谐关系。
二、行政约谈制度的适用领域
现在经济发展得比较快，行政约谈制度面对的领域丰富多彩。在实际执法过程中，面对的情况不一样，当然要采取不同的方式和措施去应对，和相对方约谈沟通的深度和层次也就不同，这些不一样的沟通方式、谈话深度决定了这次约谈的性质，有可能会产生行政处罚，也有可能仅仅需要给予对方一些指导和建议，还有可能变成另外的一种解决问题的方式，等等。所以，不同的情况，不同的领域，不同的人文环境，可能就需要不同的行政约谈方式和程序，所以行政人员在实际执法当中，要厘清现状，再着手执行。
三、行政约谈制度当前面临的困境和原因
行政约谈制度作为新生事物，面临的问题突出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程序规范不统一
截至目前尚未有统一的行政程序规范方面的法律法规，可以说一个领域就有一个模板。本身行政约谈制度灵活性比较强，把握得好了它就会朝良性方向发展，但是有一部分管理部门因为受官本位思想的影响，在和对方约谈、沟通过程中出现态度不够谦和，不讲求方法，政策不够透明等情况，这样就很有可能和对方产生矛盾，让对方感觉不到公平、公正的存在，这样的行政约谈不仅不会解决问题，反而会给管理工作制造矛盾，阻碍问题的解决。
（二）缺乏相关管理条例
行政约谈前期需要开展一定的调查工作，搜集一些信息。调查和搜集信息涉及的问题就比较多，比如安全和人权问题等。还有在约谈沟通过程中遇到问题如何向上级反映，上级如何对这方面进行监督等等，这些问题都需要得到妥当的解决，所以很有必要建立一套管理条例来规范这些行为。
（三）没有行政约谈后的补救措施
应该建立相关的补救政策，确保被约谈对象的合法权利受到行政权力侵害时，可以通过相应的法律途径，比如行政诉讼等获得相应的行政赔偿。相信这些机制，会大大提高相对人参与行政约谈的积极性，提高行政约谈的有效性，从而构建行政约谈法治化、规范化的框架。
四、结语
行政约谈行为是行政机关新型的履行管理执法职责的行为，在行政监管领域愈发受到青睐。笔者通过搜集相关文件，进行分析，试图找出当前行政约谈面临的问题，并剖析其产生的原因，希望行政约谈制度可以在我国各个领域能正常、健康地运行，从而为社会和谐做出一定的贡献。也希望更多学者专家关注这个问题，群策群力，使我国的行政法治化越来越完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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