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银行法案例

中国人民银行法案例（精选8篇）

中国人民银行法案例篇1

九十年代，随着网络等信息技术的发展，公司的信息技术建设也迈上了新的台阶。由于公司机构众多，各地业务差异较大，信息系统建设多是各自为政，全盘的考虑与规划存在不足。于是于2001年，公司与IBM携手制定了中国人保信息技术发展五年规划，目标是建设全险种、大集中、共平台、宽网络、同标准的基本体系架构。

信息化整体思路：

1、数据模型标准化，应用平台统一化；

2、业务数据逐步集中存储，业务系统逐步集中处理；

3、分析产生的数据，为业务、管理和决策服务；

4、加强网络和信息安全建设，提供多渠道的客户访问服务。

随着保险业信息化建设投入不断加大，大集中建设不断推进，信息化已成为衡量保险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标志，对于保险业的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大集中也面临着很大的风险隐患，集中程度越高，风险也越集中。

为了增强公司核心竞争能力，提高公司信息化水平，很多公司投入了大量资金来推进大集中的建设。但是大集中的建设过程是一个复杂的、技术含量高的，需巨额投入的过程，为了完成营运中心的建设，公司还需要组建技术实力更强的技术团队，还需要不断地投入大量的信息化建设资金，少则几亿元，多则几十亿元。如果一旦出现决策上的失误，将会出现巨额投入却不能达到预期效果，给公司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

大集中项目结构复杂、投入高、投资风险大，没有科学的、统一的规划，系统建设很难取得良好的建设成果，甚至可能导致项目流产。因此在规划大集中项目时，要对公司业务规模、业务发展速度、数据量大小以及交易频繁程度等进行较为准确的估计，对项目的可行性、建设目标、建设周期以及建设成本等进行充分的论证，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对系统业务处理能力、通信能力以及安全防范能力等进行量化的一系列指标，并据此对项目进行科学规划和设计，确保设计方案科学、可行。

大集中完成后，系统日趋庞大，功能日趋复杂，如何确保系统有条不紊的运行，是管理层必须高度重视的问题。从实践来看，分散的、不统一的系统运行很难适应现代保险信息发展的需要。保险公司应以大集中项目为契机，仔细梳理业务流程、后台服务管理流程以及各项规章制度，整合运行资源，建立起统一、规范的系统运行管理机制。在完善制度建设的同时，不断加大制度执行力度，实行严格的问责制，对违规操作的运行人员加大处罚力度，提高运行人员遵章守制的自觉性，严肃从重处理屡查屡犯的机构和人员。逐步推行信息化管理，减少人工干预，促使管理更加规范，系统运行更加安全有序。

大集中模式在结构上、管理上、技术上跟分散模式都有本质上的区别，原有的适应分散模式下分层级体制的管理人员和运行人员已经不能适应大集中模式下的管理和技术支持。

中国人民银行法案例篇2

l、导语设计

创设情境, 故事导入 (多媒体展示钱钟书与长城)

同学们, 你们知道钱钟书这个人吗? (学生回答) 今天老师给你们讲个有关钱钟书的故事:据说西方的文化界名人到中国往往要了却两个心愿, 一个是要见识一下中国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城, 再一个就是要见识一下文明世界的学贯东西的大学者钱钟书先生。

一天, 西方一位女学者好不容易搞到钱钟书先生的住宅电话, 于是她就提出约见的要求, 可是钱钟书先生却婉言谢绝, 他说:“如果你觉得鸡蛋好吃, 何必非得找到那只下蛋的母鸡呢?”钱钟书说话的幽默与机智由此可见一斑。那么钱钟书的学术论文语言又有怎样的特色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学习他的《谈中国诗》。

2、作者简介

出示投影:

(钱钟书先生191O年出生于江苏无锡, 1933年清华大学外文系毕业, 1935年赴牛津大学攻读, 获B.Lirt. (Oxorl) 学位。后又至巴黎大学研究法国文学。归国后, 曾任昆明西南联大外文系教授, 国立师范学院英语系主任, 上海暨南大学外语系教授, 中央图书馆外文部总编纂等。解放后, 任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l953年转任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新时期又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院特邀顾问, 还曾任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 第七、八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

钱先生博学多能, 兼通数国外语。学贯中两, 在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两方面均做出了卓越成绩。解放前出版的著作有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 用英文撰写的《十六、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文学里的中国》。)

补充介绍钱钟书夫人杨绛的文章《写<围城>的钱钟书》, 其中提到钱钟书“抓周”抓了一本书而取名, 还有许多“痴气”的故事。

3、检查预习

正音正字

骨髓譬如羡妒轻鸢颦蹙凑泊槛外深挚

词语解释

比较文学、轻鸢剪掠、诗心、尖刻斩截、逗、穷边涯际

遥思远怅、吞言咽理、深挚于涕泣和叹息、拔木转石

4、师生共读, 生成剖析文本纲要, 整体把握文本。

提示:找出每一段的关键句和主旨句, 找出最能表现作者观点的文句。本文可分四部分。

第一部分 (第l段) .第二部分 (第2段)

第三部分 (3--6) 这部分又分三层:

第一层 (3) 第二层 (4—5) 第三层 (6--7)

第四部分 (8)

5、重点研讨

(1) 、作者论诗的根本立场是什么?

学生思考后, 明确:根本立场是比较文学的 (第一段结尾) , 这更切合外国听众, 通过比较, 可以使外国听众更快地把握中国诗歌的精髓。

(2) 、在作者看来, 中国诗歌的最基本的特征是什么?钱钟书先生又是怎样来论述的呢?

明确与西方诗歌相比较, 中国诗有以下特征:

引子:方法比较

6、小组合作, 深入探究, 理解难句的含义, 鉴赏精妙的比喻。

(1) 根据课后习题二, 课文用了许多精妙的比喻来说理, 同学们回想一下, 过去学过的文章有没有类似的写法?

(鲁迅的《拿来主义》。)

(2) 这篇文章中用了那些比喻?找出你认为写的好的句子或难懂的句子, 可以互相探讨畅所欲言。

这是本文的重点和难点所在, 学生可能提出以下句子。

7、拓展延伸

比较舒婷的《致橡树》和裴多菲的《我愿意是急流》。

———提示:《致橡树》是从女性角度表现的爱情观, 一种独立、平等、互依互助、既尊重对方存在又珍视自身价值的爱情观。

裴多菲向自己的爱人直抒胸臆, 表达了热烈而真诚的爱情, 同时也抒发了自己为爱献身的渴望。

企业研发中国实践案例篇3

研发，已经不是中国汽车企业的选择题，而成为必修课，那么，中国汽车企业的研发之路将向何方？本期我们选择的这3家企业，有技术基础相对落后的本土民营企业，也有长期领先的跨国公司，还有这两年蓬勃发展欧洲汽车零部件厂商，在汽车产业的发展进程中，他们处于不同的层次和阶段，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越来越注重研发，尤其是注重在中国本土进行的研发。

事实上，前一阵，汽车企业所举办的各种技术展示“秀”不少，其中印象较深的有两场——其地点是“一东一西”：德国工业重镇汉诺威和中国河北省的保定；举办方是“一中一洋”：一家是中国新兴的整车企业长城汽车，另一家是欧洲老牌汽车零部件公司大陆集团。虽然两家企业相隔万里，技术发展水平相差甚远，文化传统也各不相同，但在其各自的领域里都曾扮演过追赶者角色的这两家企业，其发展的思路却惊人地相似——强调基础的研究工作，以技术、研发，打造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这看似简单的企业之道，认真执行起来，在当下的中国社会里却显得格外稀缺和珍贵。

与此同时，汽车巨头企业宝马公司不动声色间，却在悄悄扩张自己的中国研发团队，宝马公司的一位中国区研发部门经理告诉记者，“我这个项目，4年前连老板在内只有4个人，现在已经有40多人，而且还在继续扩招中。”

公开资料显示，为支持未来发展所需的相关项目，2012年，宝马公司的研发费用达39.52亿欧元，较上年的33.73亿欧元增长了17.2%，占其总营业收入的5.1%。大陆集团在2010年全球的研发投入是14亿欧元，此后，这个数值一直在增加。尽管中国的长城汽车采取技术 “过度投入”策略，追求行业领先，自2006年起，长城在研发领域的总投入只有40多亿元人民币，到2015年，长城计划共拿出80亿元。相比之下，中国汽车企业在投资金额上依然难以与国际巨头公司抗衡，中国汽车企业的研发之路依旧漫长。

人民警察法案例篇4

本案中暂扣车辆是否合法?

【案情】

12月初，叶华(化名，)驾驶李明(化名)的轿车，乘载四人运往重庆。当车辆行驶至万盛区高速路口时，被运重庆市万盛区输管理部门以从事非法营运暂扣，并依据《重庆市道路运输管理条例》第七十九条的规定，向叶华送达了《交通行政强制措施凭证》。随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对叶华罚款3万元。李明知道自己车辆被扣后，要求返还车辆未果。3月11日，李明以暂扣车辆行为违法为由将万盛区运输管理部门告上法庭。

重庆市万盛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第七条第三款和《重庆市道路运输管理条例》第四条第三款的规定，被告重庆市万盛区交通运输管理所具有对辖区内交通运输实施监督检查，并对无证经营的营运车辆进行暂扣的法定职责。原告叶华驾驶李明所有的车辆从事旅客运输，在受到被告检查时，不能提供车辆营运证或者其他有效证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第六十条“道路运输管理机构的工作人员在实施道路运输检查过程中，对没有车辆营运证又无法当场提供其他有效证件的车辆予以暂扣”和《重庆市道路运输管理条例》第七十九条第二款“对拒不接受现场检查、无证经营以及在期限内拒不到指定机构接受调查处理的，可以暂扣车辆或者设备，出具暂扣凭证，并责令其限期到指定机构接受调查处理”的规定，被告当场对原告的运输车辆采取暂扣措施是合法的。遂依据《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六条第(四)项规定，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第七条第三款、《重庆市道路运输管理条例》第四条

第三款的规定，重庆市万盛区交通运输管理所是行政法规授权具体实施道路运输管理工作的事业单位法人，有职权对其辖区范围内违反道路运输管理的行为作出相应的处理。本案中，叶华驾驶李明所有的车辆，从事旅客运输，在接受检查时无法提供车辆营运证，重庆市万盛区交通运输管理所对该车辆暂扣，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第六十三条规定。此外，《重庆市道

路运输管理条例》第七十九条第三款的规定，当事人在三个月内无正当理由不履行处理决定的，可依法拍卖暂扣车辆所得价款扣除拍卖费用、应缴规费、滞纳金和罚款后，余款退还当事人，不足部分予以追缴。故重庆市万盛区交通运输管理所在叶华未缴纳罚款之前继续暂扣车辆并无不当。遂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五条第(一)项规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评析】案件在审理过程中，各方当事人对非法营运车辆的暂扣期限形成较大分歧，有三种代表性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非法营运车辆应暂扣至行政机关下达处罚决定书时为止。暂扣是一种行政强制措施，其目的就是要保障案件事实调查清楚，行政机关下达处罚决定书的前提是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凿。行政机关下达处罚决定书说明暂扣车辆的目的已经达到，行政强制措施应当解除。第二种观点认为，非法营运车辆暂扣期限为七日。行政机关对非法营运车辆采取暂扣强制措施实际上是一种证据保全措施，是为了保障行政处罚行为的实施，根据《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七条第二款规定，暂扣车辆应当为七日。第三种观点认为，非法营运车辆暂扣期限为处罚决定书送达后三个月。理由为《重庆市道路运输管理条例》第七十九条第三款的明确规定。

我们同意第三种观点。理由如下：

第一，行政强制措施是指国家行政机关或者法律授权的组织，为了预防或者防止正在发生或者可能发生的违法行为、危险状态以及不利后果，或者为了保全证据，确保案件查处工作的顺利进行而对相对人的人身自由、财产予以强制的一种具体行政行为。暂扣车辆作为一种行政强制措施，不仅具有保障行政处罚事实调查清楚的目的，更有保障行政处罚得到执行的作用。《重庆市道路运输管理条例》第七十九条第三款规定，当事人在三个月内无正当理由不履行处理决定的，可依法拍卖暂扣车辆，所得价款除扣除拍卖费用、应缴规费、滞纳金和罚款后，余款退还当事人，不足部分予以追缴。从该条规定的立法目的看，暂扣车辆行政强制措施，不仅是为了确保案件事实调查清楚，更是为了保障行政处罚得到执行。所以，运输管理部门在违法行为人叶某未缴纳三万元罚款前，可继续暂扣车辆直至采取拍卖措施前。当然，拍卖措施应当在处罚下达后三个月内实施。

第二，暂扣车辆行政强制措施已超出了保全证据的目的。非法营

运车辆作为认定非法营运行为的一项重要证据，行政机关通常采用扣押措施防止其逃逸，拒绝现场检查。从行政强制措施的行政法概念来看，行政强制措施实施的目的通常就是为了保全证据，确保案件的取证工作顺利进行。但从《重庆市道路运输管理条例》第七十九条第三款规定看，暂扣非法营运车辆这种行政强制措施已超出保全证据的常用目的，现行立法规定暂扣车辆的期限为行政处罚后三个月，充分说明了国家打击违法营运的决心。这也是现行立法赋予暂扣车辆行政强制措施更深法律意义上的目的。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暂扣非法营运车辆的期限为行政处罚后三个月更符合现行立法的精神。

本案公安机关的执法行为有哪些违法情形?

【案情】

某公安局交警大队在执法中发现一外地货车违章行驶，遂拦截并扣缴驾驶员的驾驶证。驾驶员请求交警大队的执法人员拿出执法证件，并申辩自己没有违反交通法规，要求执法人员说明扣缴理由。交警大队的执法人员以当事人无理狡辩为由，加处罚款200元，并限其当日去银行缴纳，否则从次日起按日加处5％的罚款。

【评析】

(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以下简称《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一条规定，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当告知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法律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所以，本案的执法人员不主动告知，并在当事人请求告知的情况下仍不告知，违反行政处罚程序。

(2)《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当事人享有陈述权和申辩权，行政机关不得因当事人的申辩而加重处罚。所以，本案的执法人员以当事人无理狡辩为由加处罚款是违法的。

(3)《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规定，适用简易程序当场作出处罚决定，仅限于对个人处于50元以下和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处以1000元以下的罚款，而且必须是违法事实确凿，并有法定依据。所以，本案处以200元罚款必须适用普通程序，不能当场处罚当场执行。

(4)《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当事人自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到指定的银行缴纳罚款。所以，本案的执法人

员限令当事人当日缴纳不符合法律规定；且对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每日按罚款数额加处5％罚款也于法无据。

【案情】

5月28日，河南灵宝市政府以建设五帝工业聚集区为名，“租”用了大王镇农地28平方公里，其中大部分是基本农田，约3万余农民将失去土地。市政府书面公告了地上附着物数量及补偿金额并最终将租价提高到1年1200元／亩与农民达成协议。王帅的老家在大王镇南阳村，得知此事后，感觉政府所为明显违法，就上三门峡土地局、河南省国土厅网站查批文并通过网络在线信访多次向河南省国土厅递交举报信，但一直未果。

2月12日，在多次求助无果的情况下，王帅将照片发布到网上希望引起相关部门的注意；2月23日，灵宝市公安局接到市抗旱工作指挥部一名工作人员的报案，称在很多网上看到灵宝500万抗旱资金被贪污的帖子和网民的辱骂，灵宝市公安局经过初步调查后认为王帅的行为触犯了刑法第246条第二款的规定，涉嫌“诽谤罪”，决定立案侦查。

3月6日下午两时左右，王帅正在上班，忽然有两名着便装的男子来到他们公司。其中一位对他掏出证件，证件显示对方是上海刑侦5队的警员。他们要求王帅“跟我到公安局走一趟，我们有点事要问你。”

“我还在想是不是我租房的地方有什么事了，就跟他下了楼。”容不得王帅多想，两名便衣将王帅带进了一辆桑塔纳轿车。在车里，王帅见到了两名灵宝的老乡，没有亲切的招呼，只有一副冰冷的手铐。后来王帅得知，他们是灵宝市刑警大队的何艳伟和网警大队的李平。

此时王帅明白了，肯定是自己在网上发帖披露老家河南灵宝非法征地，引来了祸端。

王帅向记者回忆了当时的情景：

“知道为什么抓你吗？”刑警何艳伟问。

“不就是我举报市政府违法征地的事么。”王帅说。

“那就对了，看把你本事大的。你还干过什么？”

“没有。”

“没有？那些照片怎么跑到网上去的？”

王帅在上海被灵宝市刑警大队和网警大队的警员带走并在上海市第二看守所呆了3天。

3月9日下午，王帅被带回河南灵宝并在灵宝看守所关押了5天。3月10日，在公安局，王帅第一次做笔录。“还是那两个警察，他们想让我写悔过书，想让我承认因为征地补偿不满意，诽谤灵宝市政府不抗旱。”

“地都征了，还抗什么旱？”王帅反驳说，他认为自己说的都是事实，更没有诽谤。

警察又让他承认照片是移花接木的，王帅拒绝。

做完笔录，警察给王帅发了拘留证，罪名是“诽谤”，“这时，警方容许我给家里打了一个电话。我刚说了一句，‘我现在回来了，在灵宝市公安局’，警察就让我挂掉了。”

3月13日，警方将王帅作了取保候审，理由是“证据不足”。后来王帅才知道，原来是他家人和政府达成的协议，把果树砍了，警方才答应放人。4月10日下午，灵宝党政机关公众网出现关于《一篇帖子换来被囚八日》一稿有关情况的回复，文章称，报道给灵宝市委市政府及有关部门负责人造成了不良影响，并强调王帅诽谤案正在办理中。

4月15日，经灵宝市公安局执法监督委员会研究，王帅发帖“诽谤”案被定为错案，并以罪名不成立将案件撤销并解除取保候审将王帅释放，并给王帅国家赔偿783．93元。

灵宝市公安局本着实事求是、知错必改，违法必究的态度，按照《公安机关人民警察执法过错责任追究规定》第三章第六条第三款和《公安机关追究领导责任暂行规定》，对相关办案人员和责任领导予以责任追究。

一、灵宝市公安局副局长焦占林，分管网警大队工作，对错案的发生负有审核定性不准的责任，予以停止执行职务。

二、灵宝市公安局法制科科长黄立忠，对错案的发生负有审核定性不准的责任，予以停止执行职务。

三、灵宝市公安局网警大队民警李平，因办案业务知识不精，对错案的发生负有直接的责任，予以停止执行职务，离岗培训。

四、灵宝市公安局刑警大队民警贺彦伟，因办案业务知识不精，对错案的发生负有直接的责任，予以停止执行职务，离岗培训。

五、灵宝市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宋中奎向上级党委做出深刻书

面检查。

【评析】

本案定性为错案，侦查程序存在以下问题：

（一）本案初查和立案工作有关领导审核定性不准。

从现行的法律规定来看，如果一个网民对政府通过网络的方式发些帖子，那么来表达自己的情绪和反映一些事情，尽管出现了不实，那么根据目前的法律规定，也不构成诽谤罪。

（二）管辖错误。

即使本案构成诽谤罪，由于不符合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当属自诉案件，不应由公安机关立案侦查。

（三）讯问违反法律规定。

（四）强制措施适用不当。

1．无拘留手续擅自将王帅羁押至上海市第二看守所，程序失当。如果事先办理了拘留手续，则应在24小时内进行讯问，且通知家属；如果是办理的传唤或拘传手续，则应在嫌疑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立即进行讯问且不得超过12小时。

2．从在上海市第二看守所羁押到释放，羁押时间为8天，且没有办理延长手续，属超期羁押。

中国红色旅游案例研究篇5

通过上述章节对国内外红色旅游景区建设的初步考察，我们对目前全国红色旅游景区的发展有了大体的认识，并得出以下结论：

（1）从根本上认识红色旅游的意义。“二期规划”中指出，红色旅游是政治工程、文化工程，同时也是经济工程和富民工程。由此不难看出，红色旅游本身较其他旅游类型而言，具有更多的使命。那么在红色景区的建设过程中，就应该充分考虑景区所要担负的任务，既不能片面强调它的政治功能，在景区设计上出现功能单

一、内容僵化的现象，从而忽视红色旅游作为一种产业类型所应具备的经济功能；也不能一味追求景区的经济功能，在景区设计上过分商业化、娱乐化，从而忽视红色景区的纪念作用。

从国外红色旅游发展来看，国外游客对红色旅游景区的价值需求主要在于景区能够为他们提供一个追忆往昔、纪念怀念的地方，也就是精神上的满足，其次才是其他方面的需要，如消费、购物等。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国内红色旅游景区建设则更多的侧重景区的经济功能，强调对地方经济的带动作用。因而在景区规划设计、开发建设过程中，许多旅游项目的提出目的在于吸引游客、增加旅游收入。这样做也就形成了一种现象，即有利可图的红色景区大家一起争抢（如一些大型综合性的旅游景区），无利可图的红色景点则无人问津（如依靠财政供养的各类纪念馆、博物馆、烈士陵园等），这种现象的出现已经严重背离了发展红色旅游产业的初衷。如果任由这种现象的发展，红色旅游将可能逐步地被边缘化。

（2）红色旅游相对于其他类型的旅游类型而言，尚处在一个不断完善自身体系的过程中。因此对于红色旅游景区的建设，不应拘泥传统意识上对红色概念的理解，而应该重新认识和解读这一概念，从而实现红色旅游景区建设的创新。这对于红色旅游景区的规划设计者而言，提供了广阔的创作空间。

（3）联合发展是红色旅游景区建设的必由之路。无论是独立型景区抑或是系列性景区，都在不同范围、不同内容上反映了当前红色旅游景区建设的这一基本趋势，并且在旅游区的实际运作中得到了验证。红色旅游具有其自身特点，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红色资源强烈的政治色彩，这是其他类型的旅游资源所不具备的。这种政治特点在某种意义上说，既成就了红色旅游的发展，又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红色旅游的发展。对于具有较大影响力的红色资源区而言，这是红色旅游发展的重要动力，对于影响力较小的红色旅游资源而言，仅凭自身力量是根本无法形成红色旅游产业的。因此，在红色旅游发展过程中陆续出现了红绿结合、红俗结合等红色旅游产品组合形式，不断探索红色旅游与观光旅游、文化旅游、乡村旅游、休闲度假旅游等其他旅游产品的结合，为发展红色旅游开拓了新的思路和市场。

人民调解案例格式篇6

题目（宋体二号字加黑，居中）

一、简要案情：

二、纠纷产生：

三、调解前的准备：

四、调解：

五、协议的签订和履行：

六、点评：

（正文内容为宋体四号字）

备注：

1、题目要新颖，简单明了。如“xx镇成功处置一起意外死亡事故”、“司法所代书遗嘱,八旬老太了却心愿”、“婚约彩礼起**，村级调委止纷争”、“积极化解事故纠纷,有效维护和谐稳定——xx镇妥善处置一起非正常死亡纠纷”、“产妇分娩闹纠纷，司法调解化矛盾”等。

2、撰写时按照上述基本思路进行，基本架构不能变，每一项内容必须要有。文字

要流畅，法言法语要准确，不能有歧义。

3、点评内容主要包括：该纠纷调解的重要性、典型性等，人民调解员的调解技巧、方法等，收到的良好社会效果等。

4、内容正常情况下2000字左右，不能超过三千字，不能少于三千字。

中国人民银行法案例篇7

“天职杯”中国民营企业财务管理创新十佳案例评选内容涉及企业财务战略、财务风险管理、财务信息化、资本运作、融资筹划、预算管理、成本管理、内部控制、绩效管理、集团财务管控、公司财务治理等方面。

本届评审委员会由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秘书长陈毓圭担任主持, 由财务、会计领域的专家、学者, 以及资深会计师、财务分析师等共同组成评审专家团队。评审委员会坚持“独立、客观、公正”的原则, 充分体现了专业性与社会性, 整个过程严谨、有序。

案例指导制度的中国特色问题篇8

摘要：目前学术界对案例指导制度重视有余，而对其中国特色关注不足，这不仅给国际司法经验交流带来不便，而且导致了理论研究中很难就一些基本问题达成共识。案例指导制度的中国特色或者中国特色案例指导制度的特质，实际上包含国情之所在、特征之所在两个基本点。在比较分析的基础上，案例指导制度的中国特色可以概括为三点：一是其功能定位是法的适用而非法的创制；二是其形成机制是推荐和遴选机制而非司法审判；三是其作用方式是“应当参照”而非“遵循先例”。

中图分类号： D908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12435（2015）06068806

2005年10月27日，最高人民法院在《人民法院第二个五年改革刚要》中首次正式提出“建立中国特色案例指导制度”的目标，但其所引起的理论呼应却仅限于“案例指导制度”而非“中国特色”，这集中表现在学术成果鲜有在“案例指导制度”之前冠之以“中国特色”，个别学者冠之以“中国式”而谓之“中国式的案例指导制度”。[1-2]2010年11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颁布以后，“中国特色案例指导制度”一词频繁出现在权威的官方语言中，如2012年9月6日在云南丽江召开的全国法院工作会议上，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王胜俊和副院长张军多次使用了这一称谓，2012年10月9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中国的司法改革》白皮书更是做了如下明确的表述：“2010年，中国的司法机关出台了案例指导制度的相关规定，标志着中国特色的案例指导制度得以确立。”而从2010年《规定》出台以后，学界也越来越多地对案例指导制度冠之以“中国特色”，而谓之“中国特色案例指导制度”，甚至有学者认为“案例指导制度是最具中国特色的一种司法制度。”[3]但对于大多数学者而言，这只是称谓上的改变，而并不涉及对案例指导制度的中国特色的实质内容的探讨。笔者所见仅张志铭教授把案例指导制度的中国特色总结为“价值功能、作用机制和裁判效力”三个方面。[4]至此，我们不难看出在关于“中国特色案例指导制度”的研讨中，学术界对“案例指导制度”重视有余，而对其“中国特色”关注不足，现实研究状况与“中国特色的案例指导制度得以确立”的宣告不相称。

没有对案例指导制度的中国特色给予充分的关注，其所产生的消极影响表现在两个方面：一则，官方虽然提倡“中国特色案例指导制度”，但却无法回答特色之所在，这可能会给国际司法文化交流带来不便；二则，学界普遍认同并使用“中国特色案例指导制度”一词，却并没有就“中国特色”展开广泛而深入的探讨，导致理论研究中很难就一些基本问题达成共识，如案例指导制度的性质、案例指导制度的效力、案例指导制度与判例法的关系等，甚至连基本概念的使用也呈现混乱局面，出现了与“案例指导制度”“指导性案例”“案例指导工作”并行的诸如“案例指导”“判例制度”“判例法制度”“指导性案例制度”“判例指导制度”“中国特色的行政判例制度”“中国特色的判例制度”“指导案例”“案例编纂制度”等概念，造成案例指导制度的学术交流缺乏统一口径。其原因主要在于对于案例指导制度的中国特色认识不清。这就要求我们有必要弄清楚：案例指导制度的中国特色是指什么？或者中国特色案例指导制度的特质是什么？从已有研究成果来看，该问题的答案实际上包含两点内容：一是国情之所在，这是案例指导制度的中国特色的基础；二是特征之所在，这是案例指导制度的中国特色的直接表现。在比较分析的基础上，案例指导制度的中国特色可以从案例指导制度的功能定位、指导性案例的形成机制和案例指导制度的作用方式等三个方面加以分析。

案例指导制度的功能定位：法的适用而非法的创制

艾森伯格认为，“普通法审判的制度性原则根源于法院的社会职能。法院履行着数种职能，其中两项职能是首要的：一是解决纠纷的职能；二是充实法律规则的职能。”[5]5-6在西方法学著作中，判例法也往往被称为“法官创造的法律”（judgemade law）或简称“法官法”，其基础是“遵循先例”原则，意即：法官在审理案件时应考虑上级法院，甚至本院在以前类似案件判决中所包含的法律原则或规则。简单地说，前例具有约束力。[6]215相比较而言，大陆法系国家的判例一般仅具有说服力，但多数大陆法系国家的最高行政法院的判决都具有拘束力，判例甚至成了法国行政法的主要渊源。而在宪法方面有拘束力的判例则专属于宪法法院、宪法委员会或者最高法院，如德国宪法法院、法国宪法委员会、日本、瑞士等国的最高法院等关于合宪性问题的判决均具有拘束力。[7]由此可见，判例法制度直接依附于司法审判活动，并且具有解决纠纷与创制法律的双重功能。

我国的案例指导制度并非直接以司法审判权为依托，而是一项来自于司法审判，并服务于司法审判的，以指导性案例为核心的具有参照作用的司法制度。它与西方判例法制度存在较大差异。

首先，就对解决纠纷的既判力而言，司法判决虽均具有解决纠纷的既判力，但所受制度的影响却有很大的不同。判例法又称为法官造法，判例法制度须要融入到审判活动之中，通过规范法官的审判行为而发生作用，并直接影响判决的生成。案例指导制度则不同，它与法官的审判行为界限分明，是在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之后，按照一定的标准拣选其中有代表性的典型案例进行编辑之后所产生的效果。也就是说，案例指导制度的适用与司法审判行为分阶段进行，它虽然也要基于生效判决而展开，但在时间上却非同时或同步，而是继起或相继的关系。与判例法相比，处于与司法判决的远因关系之中，因而其虽属于司法制度却不会直接对司法判决产生影响，或者说只会对未来类似案件的司法判决产生影响，而不会对指导性案例本身的判决产生影响。案例指导制度相对于司法审判活动而言具有明显的独立性，是一项独立的专门针对某些典型案例进行选编发布的制度。

其次，就产生一般性法律规则的功能而言，成文法的一般性和高度概括性特征的存在使其经常忽略案件的个别特征或类特征，而以个案为对象的司法审判活动却必须对此予以考虑。因此，在“以法律为准绳”已经成为最一般要求的情况下，司法审判的一项重要内容便是寻找作为裁判依据的法律。然而在成文法规定原则性较强的情况下，寻找裁判的法律依据却并非易事。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发挥司法自身的能动性来实现依法审判就显得尤为重要。因此，世界各国的司法实践中都比较重视司法裁判的规则生成功能，即以判决的方式形成先例并对未来的类似案件的审判提供参考。这在英美法系上升到法的高度，并通过上诉法院或本院的在先判决来加以实现。在大陆法系国家都有着重视成文法的传统，司法审判遵循“审判不依照先例，而依照法律”的原则，仅在宪法行政法领域有限地承认判例法的存在。更多情况下，大陆法系国家的判例仅具有说服力而不具有拘束力或者说强制力。[6]86endprint

由此可见，两大法系国家都以判例法的方式发挥判决的规则生成功能，不同之处在于在大陆法系国家判例法的适用范围较窄，且只能处于补充地位。相比较而言，案例指导制度既然以“统一法律适用尺度”为己任，必然具有规则生成的功能，然而又不能像两大法系国家那样产生判例法的效果，其原因在于：

第一，指导性案例不在我国法律体系之内，并不具有正式的法律渊源的地位。我国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由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三个层次构成，[8]不仅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被排除在法律体系之外，而且最高人民法院也被排除在构成法律渊源的权力体系之外。因此，经由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指导性案例不可能像判例法那样具有正式的法律渊源的地位。

第二，指导性案例的“先例”作用仅限于法官自由裁量权。这有三方面含义：一是指导性案例仅适用于法官，以法官为适用对象；二是指导性案例仅适用于自由裁量权，其目的在于统一法律适用尺度，使司法审判活动做到同案同判；三是指导性案例仅适用于审判和执行程序，针对司法权的行使起到规范作用。

第三，指导性案例是最高人民法院行使司法监督权的重要方式，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职能的组成部分。由于我国的制定法的原则性规定比较强，这就使法官获得了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容易因主客观因素的影响而造成同案不同判情况的发生，甚至出现破坏法制统一的情况，“司法活动中的地方保护主义产生、蔓延，严重危害我国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权威……现行的法官管理体制导致法官整体素质难以适应审判工作专业化要求，难以抵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特权观念等腐朽思想的侵蚀，人民群众对少数司法人员腐败现象和裁判不公反映强烈，直接损害了党和国家的威信。”[9]因此，需要发挥最高人民法院的监督职能来规范自由裁量权的滥用，以案例指导制度来统一司法过程中的法律适用尺度，以同案同判来树立并维护司法权威。这是与量刑指导意见、案件请示制度、司法解释制度和法院系统内部的司法协调机制并行的以统一法律适用为目的的司法制度。[10]

第四，“案例指导制度”这一称谓本身也表明了其司法制度的属性。尽管有些学者认为“判例”较之“案例”更具合理性，但这并不能否定最高人民法院取“案例指导制度”和“指导性案例”这样的称谓有着深刻的寓意，一是“判例”在英美法系具有“先例”效力，[11]极易让人们联想到西方判例法制度。这不仅容易给人造成照抄照搬的错觉，而且容易造成可能会改变现行立法制度的错觉，并由此给司法改革造成不必要的误解和困难；二是“案例”一词体现了最高人民法院案例发布工作的历史连续性。自1985年以来，最高人民法院始终保持着以公报案例指导地方各级法院司法工作的传统，[12]“案例指导制度”和“指导性案例”这样的称谓体现了最高人民法院案例整编工作的历史连贯性和加强案例指导作用的不懈努力。这在体现在《规定》第9条之中：“本规定施行前，最高人民法院已经发布的对全国法院审判、执行工作具有指导意义的案例，根据本规定清理、编纂后，作为指导性案例公布。”

总之，我国的案例指导制度体现了不实行判例法但要加强案例作用的指导思想，这就坚持了从中国国情出发，借鉴国外在法院和法官管理方面的有益经验的司法改革原则，同时也避免了因改变现行立法制度所导致的来自立法机关的阻力，从而坚持了国家法制统一的司法改革原则。

指导性案例的形成机制：推荐和遴选机制而非司法审判

指导性案例的形成机制是指形成指导性案例的程序设置，是案例指导制度的核心内容。在《人民法院第二个五年改革纲要》中被称之为“编选程序”，在《规定》中被细化为推荐、遴选、审查和报批、讨论决定等几个环节。案例指导制度以生效裁判为编辑对象，仅通过制度安排下的编选程序来使其产生指导效果，而不是像判例法那样把制度安排在司法审判过程中，使一项司法判决同时产生“判决”与“判例法”两项效果。但这种差异本身并不能表明案例指导制度的中国特色，案例指导制度的特色表现在形成机制的内涵方面，一是不受生效判决审级限制的推荐制度，二是最高人民法院案例指导工作办公室的统一遴选制度。

首先，推荐和遴选的结合保障了指导性案例的数量与质量的统一。由于指导性案例都具有明确的针对性，每个案例的指导面（效用范围）都比较窄，要想实现统一司法尺度这样的宏观效果，就必须有数量上的保证，否则规范自由裁量权的目的将无所依托。而不受生效裁判审级限制的案例推荐制度，最大限度地保证了案例来源的多样性。此外，通过《规定》的制度安排赋予2009年11月26日之前发布的公报案例以指导性案例的法律地位。这样就可以在比较短的时间内为指导性案例的大量生成奠定坚实的基础。同时，由各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逐级层报和最高人民法院案例指导工作办公室统一行使遴选权，保证了指导性案例的质量。这样，通过推荐与遴选实现了指导性案例数量与质量的统一，有利于强化指导性案例的司法功能。这种发挥集体智慧的优势是判例法制度所无法比拟的，是民主集中制原则在案例指导制度中的实现，也是中国特色的重要表现之一。

其次，案例指导制度的推荐遴选机制保证了指导性案例具有广泛的代表性。我国的基本国情是地域广袤、人口众多、区域发展不平衡，而且目前正处于重大历史转型期，各种案件呈现出多发势态，各地各级法院在法律适用中遇到的新问题千差万别，同时又有大量的类似案件需要做到“同案同判”，这就内在地需要指导性案例的来源应当具有广泛的代表性，而这正是推荐遴选机制的优势所在。相比较而言，判例法制度的运作需要较为漫长的历史积累过程，并且各级法院所形成的先例的效力并不统一：通常仅同一司法辖区内的上诉法院和本院的先例才具有拘束力，而下级法院和其他司法辖区法院的先例则仅具有说服力。因此，在判例法模式下实际上仅最高法院所造先例才具有全国性拘束力，但由于其所审判的案件极为有限，不可能全面反映地方各级法院（尤其是基层法院）遇到的新问题。由此可见，案例指导制度的形成机制较之判例法制度更加符合我国国情，既体现了司法改革中的国情原则，又体现了案例指导制度的中国特色。endprint

再次，推荐遴选机制有利于案例指导制度获得广泛的参与性，对法官的学习、理解和应用产生积极影响。最高人民法院1985年开始以公报的方式发布指导性案例，[13]1999年10月正式提出了“2000年起，经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有适用法律问题的典型案件予以公布，供下级法院审判类似案件时参考。”[9]在上下级法院之间为监督关系的定位中，这样一种表述决定了公报案例既没有法律拘束力也没有事实拘束力。[14]对此，《人民法院第二个五年改革纲要》将其规定为：“统一司法尺度准确适用法律。”[10]这实际上内含着案例指导制度的规范作用和约束力，直至2010年11月在《规定》中才明确提出：“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指导性案例，各级人民法院审判类似案件时应当参照。”此后，各级人民法院对案例指导制度的学习、交流和研究活动才正式展开。截至2013年7月26日我国法官人数已近20万人，[15]这个人数庞大的法官队伍的学习和培训工作对于制度的落实产生重要影响。由于案例指导制度形成的时间比较短，其适用方式、法律效力、监督管理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依然处于探讨之中，不可能期待所有的法官在短时间内熟练掌握。而推荐遴选机制不仅为他们提供了切身体验案例指导制度的机会，而且可以调动各级法院法官的学习热情，增强其认识、理解和应用案例指导制度和指导性案例的能力，也体现了案例指导制度的形成机制对于制度落实的优势所在。

案例指导制度的作用方式：“应当参照”而非“遵循先例”

我国案例指导制度的作用方式是指案例指导制度的裁判效力的实现方式。这主要体现于《规定》第7条：“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指导性案例，各级人民法院审判类似案件时应当参照。”对此，学界已有的观点都聚焦于指导性案例的效力问题，认为“应当参照”这样一种表述容易造成理解上的歧义，并产生了以下三种颇具代表性的观点：1.事实拘束力说 [1]；2.向判例过渡说 [16-17]；3.司法解释说 [18]。上述分歧虽然在理论界颇具影响力，但这些不同的观点主要是运用了文义解释的方法。法律解释的方法还包括历史解释、体系解释、目的解释等多种，[19]应该通过历史解释和体系解释的方法释疑文义解释中存在的分歧。

首先，从历史解释的角度来看，关于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案例的作用问题，自1985年以来相继出现了借鉴、参考和应当参照三种表述：1985-1999年间，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案例提出了“可供各级人民法院借鉴”的功用；[14]1999-2010年间，《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确定了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案例的效用为“供下级法院审判类似案件时参考”；2010年10月《规定》确定的公报案例的功效为“各级人民法院审判类似案件时应当参照”。因为文义解释所出现的理解上的分歧，所以撇开借鉴、参考和应当参照这三个语词的具体含义不谈，单从与这三个词相伴随的制度的构建来看，“借鉴”的配套制度仅为最高法院公报；“参考”则被列入了《人民法院五年改革刚要》，表明对公报案例的重视程度得到了加强；“应当参照”则不仅被列入了《人民法院第二个五年改革纲要》，更是增加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关于编写报送指导性案例体例的意见》和《指导性案例样式》三个文件，从而构建起较为完整的案例指导制度，并在《中国的司法改革白皮书》中被肯定为“标志着中国特色的案例指导制度得以确立。”从“借鉴”到“参考”再到“应当参照”这一发展过程可以看出，语词的变化仅仅是一种表象，与上述语词所伴随的制度的不断演进足以表明，最高人民法院非常重视公报案例的指导作用，并在配套制度的构建上进行了不懈的努力，最终形成了被广泛认可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案例指导制度。因此，在案例指导制度的框架内，“应当参照”的法律效力也应当是较前两者更强，而不应当是处于同一层面的事实拘束力或过渡性拘束力。对此，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胡云腾在解读《规定》时认为：“应当就是必须。当法官在审理类似案件时，应当参照指导性案例而未参照的，必须有能够令人信服的理由；否则，既不参照指导性案例又不说明理由，导致裁判与指导性案例大相径庭，显失司法公正的，就可能是一个不公正的判决，当事人有权利提出上诉、申诉。”[20]由此可见，胡云腾的观点也肯定了“应当参照”具有法律拘束力，这与以往的借鉴或参考具有本质的不同。

其次，从体系解释的角度来看，“应当参照”也应当具有比“借鉴”和“参考”更强的拘束力。其一，2011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发布第一批指导性案例的通知》有如下规定：“今后，各高级人民法院可以通过发布参考性案例等形式，对辖区内各级人民法院和专门法院的审判业务工作进行指导，但不得使用指导性案例或者指导案例的称谓，以避免与指导性案例相混淆。”其中，对各高级人民法院使用了“参考”一词，在一定程度上也表明了“参考”的效力层次要比“参照”低；其二，2007年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司法解释工作的规定》把司法解释的形式分为“解释”“规定”“批复”和“决定”四种，虽然并没有涉及到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案例的效力问题，但由于指导性案例产生于以《规定》为核心的案例指导制度，并对其拘束力做出了整体性规定，由此可以认为指导性案例由《规定》而获得了司法解释的效力。

综上所述，从历史解释和体系解释的角度可以得出如下结论：案例指导制度的作用方式是以各级人民法院为拘束对象，以“类似案件”为作用条件，以“应当参照”为拘束力而发生“统一司法尺度”的作用。

相比较而言，作为判例法制度核心和基础的遵循先例原则，其效力可分为有拘束力的先例和仅有说服力的先例两种，前者是指在同一辖区的上下级法院之间（纵向拘束力）或者本院的先后判决之间（横向拘束力）产生的拘束力；后者是指一个法院并无服从某个先例的义务，只是因为接受其推理论证而自愿服从。[21-22]因此，“先例”的拘束力具有层次性特征，它直接受制于法院的层级和隶属关系。我国的指导性案例虽来自不同级别的人民法院，却因由最高人民法院的统一编选和发布而具有了相同的律效力，使地方性典型案例获得了全国性的普遍的参照效力。由于最高人民法院处于法院系统的最高级别，享有对法院司法活动的最高管理权和监督权，从而使案例指导制度获得了贯彻落实的权力保障。“应当参照”既体现了案例指导制度的强制性要求，也体现了最高人民法院统一法律适用尺度的强烈愿望。鉴于案例指导制度不触动立法体制的自为性特征，“应当参照”更多地体现为行政性拘束力，[14]是最高人民法院对法院系统统一司法尺度的硬性要求，这与遵循先例原则效力的多层次性和法院的自主性有很大的不同。体现了我国司法改革时间短、任务重，需要统一指挥的现实需要。end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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