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简史感想

中国共产党简史感想（精选9篇）

中国共产党简史感想 篇1

“现代性”是一项交易，所有人出生那天就签了契约——放弃意义，获取力量。科技进步与经济增长携手并进，进一步推动了现代社会对力量的追求。现代性的理念基础是：经济增长不仅可能，而且绝对必要。如果解决问题，可能就需要更多;为了拥有更多，就要生产更多。

现代政治和经济笃信增长的必要性有三个原因。

首先，生产越多，消费就越多，越能提高生活水平，也越能享受所谓快乐的生活。

其次，只要人类持续繁衍壮大，仅仅为了维持现状，经济增长就已经很有必要了。

最后，即使人口停止增长，也要解决贫困人口的问题，经济也必须增长。

不论是宗教极端主义，第三世界的集权主义还是婚姻触礁，几乎任何公共或私人问题，都能用增长来解决。增长能解决一切。

资本主义所承诺的.并不像其它宗教那种空中大饼，而是这个俗世上的奇迹，而且有时候还真能实现。资本主义深信“增长”这一最高价值，第一条训诫就是：投入利润，促进增长。

传统观念把世界看成一块大小固定的饼，隐藏的假设就是世界上只有两种资源：原材料和能源。但还有第三种资源：知识。原材料和能源取之有尽，越用越少;但知识越是不断增长，越用越多。而且，随着知识的不断增长，还能带来更多原材料和能源。几千年来，我们之所以无法用科学来推动增长，是因为大家误以为各种宗教经典和古老传统里已经提供了世界上所有重要的知识。科学最大的发现正是让人类发现了自己的无知。人类发现自己对这个世界所知竟如此之少，就突然有了很好的理由要去追求新知，开启了用科学追求进步的道路。

中国共产党简史感想 篇2

女娲说:我补;

共工说:我撞;

神农说:我尝;

精卫说:我填;

夸父说:我追;

后羿说:我射;

嫦娥说:没射着!

黄帝说:我们做什么;

尧说:我让;

舜说:我也让;

禹说:咱爷们怎么办?

启说:让他们球!

桀说:好玩;

汤说:造反有理了;

夏亡了……

纣说:痛快;

武王说:我也反了;

商亡了……

幽王说:点火;

褒姒说:刺激;

周也亡了……

孔子说:我仁;

孟子说:我义;

老子说:我无为;

庄子说:我逍遥;

韩非子说:把他们全抓了。

干将说:我铸;

专诸说:我舞;

荆柯说:我刺;

赢政一躲:没刺着……

始皇说:我修;

姜女说:我哭;

陈胜说:有种;

项羽说:我举;

刘邦说:我斩;

秦亡了……

张良说:我出谋划策;

韩信说:我统帅三军;

萧何说:我运筹帷幄;

高祖说:老婆, 怎么办;

吕后说:全喀嚓了。

文景说:我治;

武帝说:我兴;

光武说:我中兴;

献帝说:我说了不算。

张骞说:我通;

班超说:我也通;

苏武说:通个屁!

卫青说:我打;

霍去病说:我也打;

李广说:我还打;

昭君嫣然晕笑, 遂天下太平。

董卓说:我势大;

吕布说:我人帅;

貂婵说:你们俩谁厉害。

董卓完蛋了。

曹操说:快帮我脱鞋迎老许;

刘备说:快给我牵驴来访诸葛;

孙权说:周郎自有妙计安天下;

周瑜说:加油, 烧死老曹;

诸葛说:天下三分, 人人有份;

司马昭说:向刘备同志学习;

晋开始了。

司马迁说:要想成功, 不怕被宫;

班固说:我要出书;

司马相如说:一首赋稿费一千;

曹操说:抄家伙我要赋诗;

曹植说:命题作文有何难;

孔明说:我要写道动员令;

陶潜说:你们累不累呀。

遂卷铺盖回家了。

朱温说:我同花顺;

萧道成说:我一条顺;

陈霸先说:重新洗牌……

杨广说:去扬州观花;

李渊说:消来公费旅游;

李世民说:魏征, 你的意思;

李治说:老婆, 你的意思;

武则天说:那还不如我说了算;

薛刚说:反了你了!

骆宾王说:鹅肥;

王勃说:情深;

李白说:酒美;

王维说:景幽;

孟浩然说:风流;

杜甫说:屋漏;

白居易说:抱想琵琶唱O K;

李商隐:我没话说了。

柴荣说:三武废费有我一份;

赵匡胤说:今年流行黄袍子;

寇准说:带上瓶醋谈判去;

李刚说:保家卫国;

徽宗说:没保成;

钦宗说:我想回家;

金兀术说:没门……

赵构说:把姓岳的抓了;

岳飞说:我有何罪?

秦桧说:也许有……

陆游说:我要死了;

文天祥说:死得好, 我为你喝彩!

完颜说:金大;

耶律说:辽大;

成吉思汗说:大你个球!

忽必烈说:亚欧大陆我说了算……

朱元璋说:高筑墙;

建文帝说:孙承祖业;

朱棣说:我找我爹;

严嵩说:清史留字;

崇祯说:袁崇焕, 你的良心大大地坏了……

李自成说:歇会, 找个小姐来;

吴三桂说:敢泡我老婆;

皇太极说:三桂是个好同志。

顺治说:爱江山更爱美人;

康熙说:江山好管儿子难教;

雍正说:说我狠, 我就狠给你们看;

乾隆说:我爹是谁;

嘉庆说:和坤是我爹留给我的遗产……

施耐庵说:天罡盖地煞;

罗贯中说:曹刘震河腰;

吴承恩说:全盘西化;

曹雪芹说:读书人的事能算淫么;

蒲松龄说:我是另类我怕谁?

慈禧说:木偶戏你当好演呀;

李连英说:有奴才伺候;

李鸿章说:九亿白银, 小意思;

袁世凯说:窃国者为诸候?

蒋介石说:共党未灭何以为家?

中国古代谍报简史 篇3

——夏、商、西周的间谍活动

随着奴隶制王朝“夏”的建立，王朝内部各阶级之间的斗争、统治者之间争夺权利的斗争激烈地进行，中国古代间谍活动也应运而生。我们从最早的夏、商、西周三代扑朔迷离的传说与记载中分辨出中国历史上最初的一些间谍们仆仆风尘的身影，如商朝兴起，有伊尹在夏为间谍；周朝兴起，姜尚曾在殷了解内情。

年代久远，史料残缺，外交、军事活动未明确区分，这是中国古代谍报史这一时期的特点。

♦ 游士与刺客

——春秋、战国的间谍活动

由春秋时子贡开其绪端，到战国时蔚然成风的游士从事间谍活动，是战国谍报活动的一个特点。战国时的间谍活动与高级谋略活动紧密相连，有时浑然一体；出现了周密计划的间谍战略，并成功地运用于秦国统一战争。秦国的间谍战略不是到李斯、尉缭才提出的，早在秦昭王时代，谍报战已经被统治者奉为国策——以“远交近攻”的外交、军事战略与“勿攻其地而攻其人”的间谍策略相结合，瓦解各国君臣，破坏六国“合纵”策略。

战国间谍战，称得上是中国古代谍报史上最令人炫目的篇章。

♦ 汉室兴衰

——秦、两汉、三国的间谍活动

秦(前221—前206)的历史很短促，在随之而来的群雄逐鹿中，出现了古代谍报史上第二个谍报战高潮。一方面游士一类人物或带有游士色彩的人物在谍报活动中仍起着重要作用；另一方面，以某一未来帝王为中心形成一个智囊班子的谍报策划、指挥方式也已经形成了。前者以“高阳酒徒”郦食其、随何为代表，他们对所服务的君主保持战国游士的风度，在活动时以三寸不烂之舌来打动对方。后者以张良、陈平为代表，在刘邦身边组织策划谍报活动。

西汉末年，刘秀集团在谍报活动中有一突出表现——刘秀善于利用敌人心理，以宣传手段来制造假情报，瓦解敌人。用现在时髦的说法就是刘秀擅长心理战、舆论战。此时，必须要有情报作为基础，谍报工作中的头等大事是对敌人首脑人物的精神状态的了解和利用。

三国时，由于鼎峙三分的三个政权都有谋略水平较高的统治者和智囊人物，因此，在谍报活动中演出了一幕幕精彩的活话剧。如孙刘联盟共拒曹操的大战略，其中尤为突出的是高水平的“诈降”。这类诈降，是精心策划、组织并由高级人物进行的。如赤壁之战中，在消灭了袁绍集团和刘表集团后，曹操已经完全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全然不顾军队连续作战的劳累，对南方自然环境不适应的弱点，不顾谋士的反对，向占有江东的孙权集团出击。东吴主帅周瑜与部将黄盖使用苦肉计，写信“诈降”曹操。曹操自信骄傲，最终被来降的黄盖烧毁了战舰，水师全军覆没，曹军伤亡过半。

汉代诸侯王的间谍活动是中央集权与地方势力之间的谍报斗争。这一历史阶段中的间谍活动虽不如春秋、战国之际的谍报活动那么璀璨夺目，但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也很有代表性。

♦ 战乱年代

——两晋南北朝的间谍活动

这一时期的谍报活动大多是战役、战术性谍报活动，并有所发展。首先是假情报的制造、散布方式多样化；其次是在实施战术性谍报活动时，方式多样化了，水平也有较大提高。这固然得益于历史经验的积累，但也与这一时期的军官很多起义于草原朔漠或军旅下层有关。隋朝在渡江战役前开展了大规模的战役性谍报活动，包括破坏敌人经济实力，以假情报欺骗敌人，对敌人布防情况进行侦察等几个方面。这表明隋朝已能组织、控制范围十分广泛地围绕一个战役目标而进行的谍报活动。

回顾这个时代，虽然看不到太多的深谋远虑，但不乏五花八门的欺骗手段。

♦ 从统一到分裂

——隋、唐、五代的间谍活动

在这一历史时期，战术侦察、战场上的间谍活动又有了新发展。以李世民为代表，当时的许多高级军事将领把战术侦察活动与部队的整个作战行动的展开结合起来，使之成为战争中部队行动中的组成部分。这种小部队进行的侦察活动实质上是属于谍报活动与正规作战行动之间的一种特种作战活动。

唐末五代时的军阀们别出心裁地想出了各种伪装部队、间谍的方法，形形色色的商人、手工业者形象，成了间谍们用以伪装自己的外衣。唐末藩镇对付中央政权的谍报手段，表明地方势力在与中央政权斗争中的谍报手段又有了较大的提高。从组织、心理、经济等几个方面对唐王朝的平藩活动进行了最大的牵制。这些间谍活动策划周密、准备充分，把间谍的大规模破坏活动作为战略手段来开展。

这一时期，人们对间谍的利用、处理方式更加多起来，开始更加自觉地逆用敌方间谍，使之为我所用。在利用外交使节进行外交间谍活动活动方面，也有了新发展。“诸侯窥唐”就反映了当时各割据势力把外交使节当作了解敌方战略情报的手段。

♦ 边境风云

——宋、辽、金、元的间谍活动

北宋、南宋与辽、夏、金的对峙中，边境上的间谍战频繁、花样繁多。在边境间谍战中，呈现富于谋略、较为细腻的风格。朱元璋在元末农民起义中崛起，充分发挥了用间的才能。其一是用间活动的着眼点是敌方首腦人物，其二是用间活动与自己的军事战略相配合。

♦ 激烈的角逐

——明、清的间谍活动

明、清两代，封建集权日趋严密，各类特务组织越来越发挥这种作用，封建帝王驾驭之术也更为纯熟。但统治者安于闭关锁国的状态，不想也不可能主动地去适应世界的变化。伴随着中国整体上的不断落伍，中国对外谍报工作的开展当然无从谈起。1840年以后，地主阶级中较为勇于接受新思想、头脑较为清醒的部分官僚和知识分子慢慢开始把收集情报作为治世、改良之用。尽管仍存在着较大的局限性，但毕竟开拓了中国人了解世界、了解对手的道路。

从林则徐、魏源等人起，中国的谍报工作与谍报观念由内向型向外向型逐渐转变了，对明清两代间谍活动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以上是历代谍报战历史的简要回顾，总结起来，我国古代谍报战的主要特点有：

1.崇尚谋略，重视针对敌国、敌方上层的战略性谍报活动。中国古代谍报战中“离间计”使用频繁就反映了这一点。战略性谍报活动常常是对付封建独裁式的决策系统的有效武器。封建独裁的文化、心理氛围和权力结构，为“离间计”等针对上层统治集团的谍报活动的开展创造了条件。

2.中国古代谍报活动主要是为政治服务的，很少与经济、科技发生联系。这与生产力的发展，上层建筑的状况有很大的关系。

3.中国古代谍报活动基本上是内向型的。在动乱时，国内各类势力之间以谍报手段展开厮杀，在统一天下时皇帝以此来督责臣下，权臣以此来作为与政敌斗争的工具。

4.中国古代谍报活动基本上是后发型的。中古代谍报活动呈现出明显的周期性。中国内部陷于动乱之时，也是谍报活动频繁之际。天下分崩以后，各种势力形成以若干智谋之士为首的谍报活动指导中心，尔虞我诈。此时的间谍活动表现为一系列战略谍报活动，而且很有计划性。

5.冲国古代谍报活动中，尤其是在高级战略谍报活动中，以假情报去迷惑敌人，派遣间谍去瓦解、破坏敌人内部，占有很大比重。

中国共产党简史—学习心得 篇4

《中国共产党简史》全书10章16万字，分为三个部分：从党的创立到新中国的成立；从开国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现在。全貌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成立以来，为了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共同富裕，已经走过的92年艰辛而辉煌的历程。

该书系统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求得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的历史。全书对党所走过的道路、经历的复杂斗争、遇到的艰难曲折、经历的一系列重要事件，都作了恰当的梳理和反映。尤其是集中叙述了党领导人民所干的三件大事：一是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二是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全面展开社会主义建设，并在曲折中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三是实行改革开放，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全书紧紧抓住党史的主题和主线，用雄辩的历史事实说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历史的选择，是人民的选择。

该书在系统勾勒党的奋斗历程的基础上，进一步总结了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经验。深刻阐明了党的历史不仅是一部奋斗史，也是一部探索史、理论发展史和自身建设史。重点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次历史性飞跃的进程以及所形成的创新理论成果，深刻揭示了创新理论成果的伟大意义。全书反映的艰难探索、宝贵经验，无不展现出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不断开拓进取、坚持与时俱进的伟大品格，同时也深刻地告诉我们：必须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坚持从中国国情出发，坚持科学理论指导，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道路。

此外，该书全面总结党在长期奋斗中形成的优良作风和伟大精神，充分展现我们党的崇高品质。其中包括“三大作风”和“两个务必”等在内的优良作风;包括长征精神、抗战精神等在内的革命精神，包括雷锋精神、“两弹一星”精神等在内的建设精神，以及改革开放以来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敢闯新路、开拓创新等为基本内容的时代精神。这些在历史上逐步形 成的优良作风和精神，鲜明而生动地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宗旨，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崇高形象和人格魅力，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宝贵财富，也成为中华民族伟大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同时，该书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既充分 体现党性原则又充分体现科学精神。全书以党的两个历史决议和党中央的有关文献为依据，以丰富的历史资料为基础，坚持客观反映介绍党的历史。既充分肯定成绩，也对曾经出现的失误和挫折作了一定分析。对党史上的一系列重要事件、重要人物作出了权威的评价，对人们关心的很多问题作出了适当的回答，具有较强的准确性、权威性，是一部广大党员干部掌握党的历史的基本教材。

读完整本书之后，我对中国共产党以及新中国的历史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也明确了自己应当如何珍惜这来之不易的胜利，而作为一名入党积极分子，更应发挥自身的先进性和模范性作用，更好的履行自己应有的责任。在看这本书的时候，我思考了很多，想到了过去，想到了新时期，想到了现在，想到了未来，想到了一句话：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

新时期，面对汶川地震、舟曲特大泥石流、雅安地震等自然大灾害，我们的党和政府从没松懈，决策有力，到位，带领我们奋战在前线，最终我们战胜了天灾。天灾无情，但人间有情，过程不容易，很艰辛，但党和政府始终不放弃，不抛弃，凝聚了全国人民的力量，赢得了全世界尊重。在汶川地震抗灾中，温总理深情的说到：只要有一线希望，我们就要尽全部力量救人，废墟下哪怕还有一个人，我们都要抢救到底;我就一句话，是人民在养你们，你们自己看着办。可见，这就是一个真正为人民的党和政府，一个值得我们永远尊重的党和政府，他教会了我们自强，教会了我们百折不饶。我们在感动，我们在思考，我们更需为我们党和政府鼓掌。

中国共产党简史心得体会 篇5

---------叶紫阳

近代的中国，在清王朝的统治下，人民饱受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腐朽无能的清政府，让人民饱经战乱，饱受屈辱，分崩离析，苦不堪言。

在尝试着不断的反抗和斗争中，民族资产阶级得到初步发展并登上政治舞台。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以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为政治纲领，领导了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使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就此结束。但它仍是失败的，因其没有一个完整而彻底的反帝反封建政治纲领，没有形成一个能够胜利地领导这场革命的坚强有力的革命政党。

辛亥革命之后，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继续寻求救国之路。新文化运动的开展，提倡民主、反对独裁专制，提倡科学、反对迷信盲从，同时对西方文明价值的怀疑和批判为日后接受马克思主义奠定了思想基础。在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之后，李大钊等一批先进知识分子在中国宣扬马克思主义，随后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不断壮大。在各种社会矛盾日益加剧的情况下，五四运动爆发，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

五四运动以后新文化运动的突出特点是研究和宣扬社会主义，并逐渐成为进步思想界的主流。中国先进分子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积极投身到现实斗争中去，注意同工人群众结合，同中国实际结合。这个时候，中国共产党诞生了，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会上确定党的纲领“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消灭资本家私有制”等。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但对于复杂、落后的中国，如何把马克思主义革命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结合，搞清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制定符合国情的民主革命纲领，仍需一个探索的过程。1922年7月16日至23日，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指出党的最高纲领是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但现阶段的纲领即最低纲领是：打倒军阀，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统一中国为真正民主共和国。二大在全国人民面前第一次提出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但年轻的共产党很快认识到，没有革命的武装斗争，仅仅依靠罢工或其他合法斗争是不行的。

鉴于形势的发展，中国共产党认识到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决定采取积极步骤去联合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党。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确认实现国共合作，于是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新局面展开了。国共合作的实现，促进了工农运动的恢复和发展，中国大地上出现一股向着帝国主义和军阀势力猛烈冲击的革命洪流的同时，一股反革命逆流也逐渐显现出来，国民党内部的左右派进一步分化，国共关系逐步复杂化。中国革命面临许多新的问题需要给予回答。中共四大，总结国共合作一年来的经验教训，提出了无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问题和工农联盟问题，并对民主革命的内容作了比较完善的规定，指出在反对帝国主义的同时，还要反对封建的军阀统治和经济关系。

党的四大结束后，伟人孙中山逝世，全国范围的大革命高潮来临。伴随着革命运动的迅速发展，国民党右派掀起的反攻逆流也在滋长。中山舰事件发生后，蒋介石的立场进一步转到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方面，另外北伐的军事指挥权主要掌握在蒋介石手中，表明革命形势虽在迅速发展，但已埋伏着严重危机。北伐战争胜利后，中共中央忽视对军队的争取，片面地着重于民众运动，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方针也在实际工作中得到贯彻。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大革命失败了。一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联合力量比革命阵营的力量强大得多，并且有更多的政治经验；二是国民党背信弃义地对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农群众发动突袭；三是在主观上，陈独秀等人在后期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中国电信简史 篇6

历史发展

中国电信的前身应当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建立的邮电部，实行邮电合营、政企合一的经营模式。

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国电信的经营模式已经无法适应电信业务蓬勃发展的需要，同时中国电信独家垄断的局面也屡遭诟病。1993年，中国联合通信有限公司（中国联通）作为中国电信的竞争者的形式出现了，中国大陆的电信市场首次出现了两家运营商的局面。但是这并没有改变中国电信的垄断状况，因为中国电信在参与竞争的同时也是整个市场的管理者，这种情况被比喻为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

在此后几年，中国网络通信有限公司（中国网通）、中国吉通网络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吉通）等纷纷成立，而中国电信的移动业务也于1999年被剥离，另行成立了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中国移动）。

2000年，中国电信结束了邮电合营、政企合一的经营模式。5月17日，中国电信集团公司作为一家完全的电信业务运营商成立，而电信市场的管理职能则交给了信息产业部负责，邮政业务则由邮政总局经营。

2001年，为进一步打破电信业的垄断格局，中国电信被南北拆分。其中南方的21省区的省电信公司成立了新的中国电信集团公司，是南方地区的主导电信运营商。而北方10省区的电信公司则与原中国网络通信有限公司、中国吉通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共同成立了中国网络通信集团公司。

2002年9月，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成立，董事会选举了周德强为董事长兼总经理及首席执行官，常小兵为副总经理、总裁。11月，中国电信H股分别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以ADS形式）和香港联合交易所挂牌交易。

下属机构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是中国电信集团公司部分资产重组后成立的上市公司，其H股分别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以ADS形式）和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

31个省级电信公司：其中20个省区市的电信公司在纽约和香港上市

中国电信（香港）国际有限公司

中国电信（美国）有限公司：于2002年11月在美国华盛顿正式开业。中国电信（美国）公司是中国电信集团的全资子公司，获得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批准为美国企业提供中美间国际电话、专线、数据、电视传送和商用业务。中国电信（欧洲）有限公司：2006年9月12日正式在英国首都伦敦挂牌成立。[1]

中国通信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电信系统集成有限公司

中国电信信元公众信息有限公司

中国电信北京研究院

中国电信上海研究院

中国电信广东研究院

经营范围

中国电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大陆范围内经营除移动通信业务以外的各类基础电信业务、增值电信业务。包括：

一、语音通信业务 包括固定电话本地通话、国内长途通话、港澳台通话、国际通话、IP通话。

二、数据通信业务 包括各类专线、主机出租等。

三、网络通信业务 包括宽带上网、窄带上网、ICP服务等。

四、信息服务 中国电信原先的114查号服务在转型后成为了综合性的各类信息提供者。

争议

中国电信宽带上网的帐号含有可自动登陆的“互联星空一点通”的功能，该功能默认开通，可以让中国电信宽带用户在无需用户密码、无需上网帐号的情况下，“轻松一按”，即可登陆中国电信旗下网站“互联星空”网站进行消费，可消费的内容包罗万有，费用全部由该用户的固网电话统一收取。

然而，该功能的推出备受争议，有人认为这是电信局在借机乱收费。该功能推出不久，全国就有许多用户陆续投诉，说自己家的电话费无缘无故多出几百元，经查证，这些用户的电脑其实许多都中了一种病毒，该病毒能够在用户不知情的情况下通过用户宽带的“漏洞”进行消费，随后，部分地区的电信局退还了部分“多收”的电话费，但仍有一部分电信局拒不退费。这引起许多用户的不满。

电信局解释说：用户是可以自行到客户服务中心申请禁用“一点通”功能，由病毒引起的损失理应由用户承担。

服务接入号

中国电信客服中心：10000

中国电信号码百事通服务：114，118114

中国共产党简史感想 篇7

【关键词】《中国翻译简史》（五四以前部分） 翻译活动 重要性

一、主要内容

《中国翻译简史》（五四以前部分）是一部系统介绍我国自夏商至“五四”运动以前历代翻译活动的著作，共包括五个章节。

第一章：从夏商周朝到东汉桓帝前的翻译活动。我国原始社会的翻译活动已无文献可考，夏商两代现存史料也极少。周朝时，异族杂居，语言不通，译者应运而生。秦汉时，设置专门的机构从事礼仪及对外活动。在《史记.匈奴传》和《东观汉记》中记载有当时匈奴的民歌，极其珍贵。

第二章：从东汉桓帝末年到宋代的翻译活动，可划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中，作者首先对从佛教的创立及至佛教在中国的流传情况进行概述，然后将这一历史时期的佛经翻译分成四个阶段，分别是草创时期（从东汉桓帝末年到西晋），发展时期（从东晋到隋），全盛时期（唐代），基本结束时期（北宋）。作者围绕着四个时期佛经翻译的历史背景和主要代表人物以及他们的翻译对中国社会产生的巨大影响等进行充分论述。第二部分中，作者介绍了魏晋南北朝，隋唐，以及北宋的外事活动及翻译情况，医学历数等书籍及其他宗教如景教和摩尼教经典的翻译活动。第三部分介绍了主要少数民族如西藏、辽、金、西夏及高昌回鹘的文字创立史以及翻译活动。

第三章：元代的翻译活动。主要包括三部分内容：第一部分，作者介绍了蒙古族文字的创制历史、元代的翻译机构和配备人数、译员的培养情况;第二部分，介绍了元朝对皇帝诏书及官方文书的翻译、汉文典籍的翻译、汉族大臣奏章的翻译和国史的翻译;第三部分对蒙古文与其他文字之间的互译，以及汉文与蒙文以外其他文字的互译情况进行梳理。

第四章：从明代到鸦片战争前的翻译。主要介绍了明代初中期历书，史书，外事翻译活动以及外事机构四夷馆;同时期回、蒙、傣、彝各族宗教典籍的翻译情况;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和代表人物，如利玛窦、徐光启、汤若望、南怀仁等和他们的主要译作，包括涉及科学技术，天文地理等九个种类。这些译作对促进明末清初的社会发展和增长各个阶层的视野具有重要作用。最后介绍了清初、中期满、汉、蒙、藏各族文字的互译及外事机构和翻译活动。

第五章：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前的翻译。主要介绍了鸦片战争前翻译的代表人物林则徐的重要影响，其次介绍了当时的外事机构总理衙门及其翻译活动，甲午战争前后的西学翻译和代表人物和翻译机构，如李善兰、华蘅芳、马建忠、严复、梁启超，京师同文馆，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等;然后介绍了同时期我国一些译者对外国文学的翻译，包括小说散文，剧本诗歌等，代表人物有林纾，杨念慈等，作者着重对林纾的翻译活动进行了全面的介绍和评价。最后作者对鸦片战争后的译名统一问题进行简要论述。从作者的介绍我们可以知道，从鸦片战争开始，我国的翻译活动与政治背景的关系越来越密切。译者出于爱国情怀，对译作进行选择，并试图寻求一种强国，救国的方法。

二、整体特点

1.资料翔实，真实可信。中国是一个古老的民族，中国的翻译活动历史悠久，虽然资料丰富但是分散零落，收集极其困难。作者在书中旁征博引了大量的史料，不仅贯穿古今，而且来源多样。其中有的资料来自史书，如《史记》、《新唐书》、《宋史》、《辽史》、《清史稿》等等;有的来自名家名作，如梁启超、任继愈、王国维、钱钟书、季羡林等;

2.论据充分，论证严谨。正因为作者积累了大量资料，涵盖了古今中外各时期，并非作者一家之言，所以在论证具体问题时有理有据，令人信服，同时又客观公正，不偏不倚。如207页在介绍蒙语公文汉译的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时，作者列举分析了大量语料，令读者对这个问题有更加清晰地了解。

3.列举细致，全面详尽。作者对每一时期翻译的代表人物都进行了详细的列举，而且在介绍非常重要的译经僧，如道安和鸠摩罗什时，作者将二人的翻译进行比较，分析了他们各自翻译的优缺点，言之有理，公平客观。作者引用的资料中还包括许多统计数据，例如作者对各时期佛经翻译的种类和数量都进行了详细的整理和罗列。

4.描述生动，印象深刻。尤其是对于唐代著名僧人玄奘的介绍，作者花费了大量笔墨，带有很明显的个人感情色彩。从介绍他在印度的伟大事迹到译经时勤恳认真的态度：“三更暂眠，五更复起”，以及玄奘为我国的佛经翻译事业所做的巨大贡献都十分详细，读后令人动容，心生敬佩。

三、不足之处

因为资料的庞杂，工作量的繁复，本书中也存在一些细微的不足之处：245页，介绍马德新的弟子马安礼翻译《朝觐途记》以及他对马德新的评价，最后对马安礼进行简要介绍。此处对马安礼的简介有点突兀和多余，可以把这部分提前至他对马德新的评价之前，使文字更加流畅，逻辑更加清晰。238页，作者对《烟土披里纯》的原文意译与梁启超的译文比较进行转抄，但是两个译本的顺序有差别，并且内容有很大的出入，那么作者在这里进行引用的目的又是什么？

四、结语

马祖毅的《中国翻译简史》（五四以前部分）详细梳理了从中国古代至“五四”运动前这一漫长历史时期的翻译历史，不仅包括具体的翻译事件，还涉及到历代翻译机构、作品、理论及翻译活动对中国社会产生的影响，对研究中国的翻译史具有不可估量的学术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中国足疗发展简史 篇8

我国是足部疗法起源最早的国家。几千年前的中国就有关于足部按摩的记载。古代黄帝内经 “ 足心篇 ” 之 “ 观趾法 ”(一种诊疗方法)；隋朝高僧所撰《摩河止观》之 “ 意守足 ”(常擦足心，能治多种疾病)；汉代神医华佗著于《华佗秘笈》之 “ 足心道 ”(意即足底的学问)，司马迁《史记》之 “ 俞跗用足治病 ”(“ 俞 ” 通 “ 愈 ”，跗指足背)；其中包括许多在脚上的穴位。如肝经的大敦、行间、太冲、内庭、陷谷、冲阳、解溪等等。这说明我们的祖先早已认识到脚部的许多敏感反映点（胸穴）与人体内脏器官的关系。指出刺激这些反映点可起治病的作用。

根据有关史料，我国长沙马王推出的医学文献《五十二病方》中就有“温烫”、“药摩”、“外洗”等内病外治的记载。公元前三世纪，东汉医学家张仲景《伤寒论》等书及汉代司马迁所著《史记》、《素问●举痛篇》均对足浴对人体的好处作了详细介绍，宋代文豪苏东坡先生对养生颇有研究，对坚持摩擦足底涌泉穴对身体的益处就大加赞赏，称 “ 其效不甚觉，但积累至百余日，功用不可量 „„若信而行之，必有大益。” 说明中国人很早就对足部按摩有益于健康有很深的了解。明朝时期，足部按摩得到进一步发展。后因封建礼教、女子裹脚等轻视足部健康的 “ 政策 ”、民风，大大影响了该疗法的健康发展。特别是到了清末年间，这一中国历史文化遗产更是遭到了外国列强的残酷掠夺，一度在国内 “ 销声匿迹 ”，几乎失传。

1、中国式足部按摩在唐代传入日本、朝鲜.元朝以后又传入欧洲;2、20世纪初,美国医生威廉·菲茨杰拉德以现代医学方法研究整理足部反射疗法的成果,于1917年发表了《区域疗法》(Zone Therapy)一书.3、十九世纪三十年代，美国印古哈姆《足的故事》专门介绍了 “ 足部按摩疗法 ”。

4、一九七五年，瑞士玛鲁卡多《足反射疗法》，从学术上总结了人类关于足部反射区的自然疗法。5、20世纪80年代在台湾传教的瑞士神父吴若石先生用“中国古代的足部按摩术”治好了他多年的风湿关节炎,并发表了《若石健康法——足部反射自学手册》一书.1982年台湾成立了“国际若石健康研究会”;6、1985年英国现代医学协会将足部推拿法定为现代医学“足部反射区疗法”;7、1988年，中国足疗之父扬茗茗老师在北京创建若石保健咨询服务中心，同年组建中国若石健康法专业委员会。8、1989年在美国加州召开了足反射疗法会议.9、1990年在日东京举行了国际若石健康法学术研讨会,使足部健康反射疗法在国际上崭露头角.10、1991年，“中国足部反射区健康法研究会” 于北京正式挂牌成立，足部按摩健康法在国内亦得到了重视。11、1994年，中国足疗之父扬茗茗老师出版发行了《若石健康法——足部保健按摩实用手册》三种版本和教学录像带。12、1997年，扬茗茗老师组织起草了《足部按摩师国家标准》《国家职业资格培训鉴定教材》以及试题和考核办法。13、1997年6月18日，在泉城济南解放桥诞生了第一家专业足体保健店——良子足疗，1998年7月，富侨足疗保健在重庆九龙坡毛线沟创立；从此足疗保健行业的两大连锁品牌，绽放神州大地。14、1999年1月，“足部按摩师国家职业标准”通过了国家鉴定，经国务院批准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将足部按摩师国家职业标准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足部按摩师正式成为中国政府承认的一个工种而服务于社会，填补了中国职业分类的空白。15、1999 年国家职业资格工作委员会足部按摩专业委员会正式成立，劳动部任命杨茗茗先生为国家职业资格工作委员会足部按摩专业委员会主任，负责组织足部按摩师职业教材编写、职业标准制定和题库的开发。16、1999年11月为了统一规范足部按摩师国家职业标准，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在黄山培训部举办了全国首届高级足部按摩师和足部按摩师考评员培训班，当时有34名同志考取了国家高级足部按摩师和足部按摩师考评员资格。至此，足部保健行业逐步走向职业化、标准化的发展轨道。这不仅充分体现出国家对这一职业的重视程度，更为足部保健行业的规范发展奠定了技术理论基础。17、2000年杨茗茗老师创建了北京若石保健按摩职业技能培训学校并任校长，成为全国品牌最大的专业足部按摩学校，并为我国的足部保健行业培养了大批专业人才。18、2004年为培养高技能人才，我国修订了《足部按摩师国家职业标准》和《教程》，增加了足部按摩师技师级别，使足部按摩行业的技术水平提升到一个新的专业高度。19、2007年，6月22日华夏良子德国巴特基辛根店正式开业，它的成功建立标志着中国足疗走向世界。20、2007年8月，《足浴保健经营技术规范》行业标准，编号为:SB/T10441-2007，商务部批准已于2008年5月1日起实施；

中国警察的发展简史 篇9

“警察”的称呼由来

“警察”这个名词在历史上不是我国固有的。警察(police)一词最早源出于古希腊，表示“秩序”、“社会和平”的意思。而中国开始使用“警察”之名则始于清末。

意大利当代汉学家马西尼(Federico Masini)在《现代汉语语汇的形成》一书里，做过详细的考辨。他指出，光绪十年(一八八四年)，清廷的总理衙门指示翰林院及六部，拟定了一份派遣高级官员前往外国访问考察的名单，要求他们撰写考察报告，俾作为改革的基础。这一波大臣出洋考察以傅云龙为始，他去了日本、美国、秘鲁和巴西等四国，计为时两年。傅云龙归来后写了许多考察记，在日本部分即有《游历日本图经》和《游历日本图经余记》两册，书中将日本以汉字书写的“警察”带了回来。接着，中国第一代日本专家黄遵宪又在所著的《日本国志》里简介了日本的警察制度。“警察”这个现代名词开始出现。

但中国正式的设置警察却比他们的著作晚了几年。光绪二十六年(一九○○ 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联军除军事占领外，为维持治安而设了有警察之实的“安民公所”。八国联军后的第二年，北京模仿联军之制而设“善后协巡营”，后来改名巡警总厅。而于此同时，则是袁世凯也在河北的保定设“巡警分局”，置巡警这种职称，警察制度正式登场，取代了以前的保甲团练及捕快。

因此，现代的警察之称源于日本.在语言的形成上，这称之为回归借词，它的意思是，警察乃是汉字中原有的词汇，但汉字的这种用法早已被人遗忘，最后是兜了一大圈，再从日本那里重新找回。在当代汉语中，这种“回归借词”举之不尽，通俗的“写真”、“人气”、“一级棒”，严肃的如“自由”、“进步”等均属之。中国古代的司法部门

从严格意义上讲，中国古代并没有专门的警察制度，地方行政、司法不分，由府、县行政长官兼管社会治安和司法审判等事宜，只是在府、县衙门内设有巡守、捕快等类似现代警察职能的人员，负责社会一线维持治安、抓捕人犯等工作。在距今两千五百多年的西周时期，就有了明确的从事司法审判的司寇，在此之前的夏商时期只是有了监狱这种司法执行机关。西周时的最高审判权还在周王手里，他统辖的中央地区的具体司法官是士师和眚史。西周时的案件区域管辖还没有明确区分，不过审级已经有了王、三公、司寇、乡、遂、县六级，古代的司法机关基本形成。，就已有了类似现在治安管理的职能分工。当时，国家设有司民(户籍)、司稽(捕盗)、司寇(刑狱与纠察事务)等相应的官职。到战国时期，各国也有自己的司法机关，秦国的最高司法官叫廷尉，楚国叫廷理，齐国叫大理。鲁国则设有大司寇一职。思想家、教育家孔子就曾担任过鲁国的大司寇。

鲁定公9年，孔子被任命为中都宰，此时孔子已 51岁了。孔子治理中都一年，卓有政绩，被升为小司空，不久又升为大司寇，摄相事。代行宰相职务才七天，他就诛杀当时鲁国大夫少正卯，理由是少正卯兼有五种恶行，聚众成群，鼓吹邪说，哗众取宠，非杀不可。(《荀子?宥坐》曰：“孔子为鲁摄相，朝七日，而诛少正卯。”)，由此鲁国大治。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了中央集权统治，中央司法机关是廷尉府，最高司法官是廷尉。秦的地方是郡县制，地方的司法机关由郡守和县令兼任，疑难案件上报中央，一般的则自己处理。在县乡两级，则创设了我国历史上最早的专门基层治安机构——亭。亭是秦汉时代政府的末端组织之一，遍布全国，主要设置于交通要道处，大致每十里(相当于3公里)设置一亭。亭本来是为军事交通设置的机构，后来逐渐演变为兼具军事交通和治安行政的基层政府机构，兼司缉捕盗贼和维护治安之职。比较起来，相当于今天的基层公安分局或是派出所吧。曾担任过泗水亭长的汉高祖刘邦算起来还是一位基层警察干部。

刘邦的生地是在丰邑，丰邑在沛县的西部，与泗水亭东西相隔百十里路。被任命为泗水亭长以后，他佩印着冠，披甲带剑，一手持竹简命令，一手持捆人绳索，手下还有两三下属丁卒使唤。在当亭长期间，他结识了大批朋友，建立的这些人际关系成为他的一大财富。象萧何等在秦末随同刘邦起兵后来成为汉朝开国功臣的一大批人物，多是刘邦在泗水亭长任上结识的沛县中下级官吏。秦朝的司法机关体制奠定了以后中国历代王朝司法机关的基础。

汉朝基本继承了秦朝的制度，包括司法体制，所以历史上有了“汉承秦制”的说法。汉朝中央的司法机关仍然是廷尉，地方则与秦朝相同。但汉武帝之后，王权逐渐加强，出现了尚书台这种中枢组织，尚书台内设立了执法机构，在西汉是三公曹，东汉是二千石曹。从而侵夺了廷尉的司法权。汉朝对于重大案件由中央主要官员会审，这种名为“杂治”的会审制度体现了皇权对司法权的控制进一步加强。

到了三国两晋南北朝，除了基本继承汉朝司法制度外，也有了一些发展。北齐将廷尉改称大理寺，下属官员也增多了，扩大了司法机关的规模。更重要的一点是，死刑的复核权收归了皇帝，这是古代司法制度的一大变化。

在隋唐时期，古代的司法制度基本成熟、制度化。隋唐的司法机关是三个：大理寺、刑部和御史台。大理寺职责是审判，刑部是司法行政，御史台是监察。但刑部权限很大，可以对审判进行干预，而且复核大理寺的徒、流以上的案件。御史台除了监督外，还参加重大案件的审判。皇帝交办的重大案件由以上三个司法机关共同审理，这就是唐朝的“三司推事”。同时，死刑的复奏制度也明确化，死刑执行前必须再报皇帝，批准以后才能执行。

宋朝的司法机关也是继承了唐朝的体制，但也有些变化，如宋太宗时期设置了审刑院，侵夺了大理寺和刑部的部分职权，到神宗时撤消，职权又分归大理寺和刑部。地方的司法机关，州和县也是司法和行政合一的。为了加强对地方司法的管理，在各路设立了提点刑狱官来监督各州县的司法事务。

宋朝还规定地方司法官必须亲自审理案件，否则处以徒二年的刑罚。从这以后，一直到明清时期，八百多年的时间里，州(府)县官员都要亲自审判案件。

元朝在继承前朝的体制基础上，也有变化，在保留刑部和御史台的同时，设置大宗正府来代替大理寺。蒙古人享受了很多的司法特权。

明清时期也是以三法司为主要司法机关。但是其职权发生了变化，大理寺的审判权归了刑部，而刑部的复核权则给了大理寺，御史台改名为都察院。

明朝的特务组织如锦衣卫、东厂、西厂也都有司法审判权，甚至还凌驾于普通三法司之上，直接受皇帝管辖，自行审判、执行。同时，明清的会审制度也完善起来。死刑案件的最高决定权还在皇帝手里。中央集权在司法方面有了集中体现。

古代司法机关的发展变化，体现出皇权逐步加强的趋势，司法机关一直隶属于行政，最终隶属于皇帝，说明了司法仅仅是君主专制的一种工具，司法的独立是很难出现的。

与现代警察部门最相似的部门是刑部。相当于现代的公安部吧。

与现代警察相比，古代警政合一，军警不分。警察的职能尚未能集中于一个统一的专门机关，而是由军队、审判机关和行政机关所共同行使。虽然作为警察行为对国家与社会来说是绝对必需的，但还没有形成集中统一的、结构稳定的专门的警察机关。警察行使职权在法律上是不严格的，“神灵”的意志、皇帝的意志、长官的意志具有主导作用。皇帝、行政长官，甚至宗教组织直接处理罪案是常见的。私刑、私狱普遍存在。奴隶主、地主、宗教领导人、宗族头人有权使用私刑执行惩罚。大量违背统治阶级意志和统治秩序的问题靠私刑解决。

直到清末中国才有真正意义上的现代警察制度。西方警察形象首次在中国亮相，是在租界内。在此之后，中国开始逐渐接受西方的警政思想。黄遵宪首创中国警政

1840年6月，被鸦片战争炮声震醒了的中国人“开眼看世界”，于是，警察制度做为“良法美政”被从西方引进。中国近代警察究竟诞生于何时?这不能不提到一个人：黄遵宪，字公度。是我国近代历史上一位卓越的爱国诗人，也是一位有才干的维新派政治家和外交家。同时，也是我国近代警察的首创者。

黄遵宪1848年4月27日出生在广东嘉应州(今梅县)，祖上靠典当发了家。1867年，黄遵宪考中秀才。1874年，怀着“一学蝇头世俗书”的心情，到了帝都北京。在北京，他认识了同乡何如璋、邓承修等，对他今后的政治生活起了很大作用。1895年6月，黄遵宪赴湖北办理教案，投入了正在开展的资产阶级维新活动。这年的9月，黄遵宪奉光绪皇帝命入京。在当时，只有高级官吏才能由皇帝特旨命令进见，道、府以下的官吏，必须由吏部带领分批引见。黄遵宪当时只是一个道员，按照清制，应该等吏部引见，但光绪皇帝却破格下特旨召见黄遵宪。

光绪想通过变法削弱后党，寻找出路，因此，积极援引改良派人物。光绪问黄遵宪，西方政治为什么胜过中国?黄遵宪回答，西方国家强大，原因在于变法。黄遵宪还说，自己在伦敦时，听那里的学者说，百年以前，英国还不如中国发达呢!光绪听了黄遵宪的话，先是惊讶，接着笑着点头。

黄遵宪被光绪皇帝召见后，户部尚书翁同和又接见了他。1897年6月，由于翁同和的推荐，黄遵宪被任命为湖南长宝盐法道。盐法道的职责是管理一省食盐的生产和运销，清代的食盐只准官卖。同时，黄遵宪还兼管一路的钱谷和刑名，也就是财政和司法事务。

清光绪二十三年(公元1897年)，黄遵宪抵任湖南长宝盐法道，兼署湖南按察使，掌管全省的刑狱和官吏的考核。是时，恰逢湖南巡抚陈宝箴推行新政，试图仿效西方资本主义，改良中国的封建政体。因此，黄遵宪的变法思想如逢和风春雨，他便劲头十足地帮助陈宝箴，辅佐陈宝箴推行新政。他提出了一套“地方自治”的理论及种种改革措施。他提倡“分官于民”，改革封建官制，建立地方议会制度；并且仿效日本和西方近代国家的警察局而建立起保卫局，以保证改革措施的推行。由黄遵宪亲自负责规划及主持的新政规定要务有十二项：

一、保卫局；

二、迁善所；

三、整顿刑狱；

四、课吏馆；

五、时务学堂；

六、武备学堂；

七、南学会；

八、湘报馆；

九、团练；

十、矿务；

十一、内河小轮船；

十二、湘粤铁路。其中首推保卫局。

上述新政规定要务十二项中的首项是保卫局，即现在的警察局。黄遵宪早年呕心沥血地写成的《日本国志》中，论及警察的职务是：“在保护人民：一去民害、二卫民生、三检非违、四索犯罪……”他在任职欧美外交官时，非常留心欧美先进制度，特别对司法、警察体制，格外深入研究，故又有云：“余考欧洲警察之制，大抵每一万户则设一分署，一分署有警察数十人，其在通都大邑，广衢要路，则持棍而立者，远近相望，呼应相通……”足见黄遵宪建立保卫局的思想形成颇早。因为他在海外任职外交官十多年，亲身接触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制度、现状和文化，见识多，涉猎广，加之他有强烈的爱国主义责任心和使命感，对中国的变法自强充满信心。因此，湖南巡抚陈宝箴委依殷切，借重诚恳。黄遵宪向他提出，现行的保甲制度撑不起社会安定的局面，认为必须设立湖南保卫局。其机构完全仿照西方和日本警察机关。

黄遵宪亲自制订的《湖南保卫局章程(四十四条)》具体来看，里面对保卫局的职能、机制、职责、纪律及巡警的条件等等，都一目了然，便于操作。

章程的首条阐明保卫局的性质是“官绅商合办”。第二条阐明职能是“去民害，卫民生，检非违，索罪犯”。往下提出机构设置“于长沙府城中央，设总局一所，城中分东西南北，设分局四所，城外设分局一所，共分局五所，每所辖小分局六所，共设小分局三十所。”充当警员的条件有七条：“一须年在二十岁以上，三十岁以下者。二须曾经读书识字，粗通文理者。三须身体强健，能耐劳苦者。四须性质和平，不尚血气者。五须有保人。六须考验。七不准以曾经犯罪之人充当。”还规定了警员的具体职责九条，以及“两不许”、“七不准”的纪律和奖惩制度，又详细制订了总局、分局和小分局的办事程序及各级人员的薪酬等等。诚然，黄遵宪建立保卫局的新政主张仿如刚出世的婴儿，因1898年戊戌变法的失败而宣告成一张废纸，但诚如《清史稿?本传》上云：“黄遵宪……于是略仿西欧巡警之制……”

1898年7月27日(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初九日)，湖南保卫局正式开办起来。保卫局的机构完全仿照西方和日本警察机关，但由于是官绅合办机构，人员素质上与西方警察差距很大。后来，那拉氏发动政变，使戊戌维新只维持了103天，参与变法、行法的“帝党分子”，彻底被击败，积极推行新法的湖南巡抚陈宝箴以及其他四十多人，被统统革了职。湖南保卫局自然也随着变法的失败而被腰斩，10月31日被裁撤，只存活了三个月，之后被迫更名为保甲局。应该说，湖南保卫局是中国警察的前身。首开了中国近代警察史的先河。袁世凯在天津创办巡警

1901年，八国联军攻占天津、北京后，西太后慈禧和光绪仓皇出逃，京城治安一片混乱，案件层出。八国联军为了加强社会控制，找一些中国人临时设立“安民公所”，镇压民众的反抗，防止动荡骚乱，保证社会秩序。待联军撤出后，“安民公所”自然不复存在。但清廷见其法不错，又查列强在沪、津、汉口等地租界均设“巡捕房”，置任印度人、越南人为巡捕，治安良好。于是开始在京城建立“善后协巡营”，后又改为“工巡总局”，直属皇帝，下设事务大臣一人专门负责，同时又下设工巡总监和副监各一人，辅助局务。总局内分为工程、巡捕二局，各设局长分管。每局之下，各有警巡、队长、巡长及巡捕若干人，负责管理警察事务和工程事务。所以，工巡总局实际上是管理市政、司法、警察的混合机构，只能算作中国警察最早之雏形，而不能算作严格意义上的警察机构。902年袁世凯在天津创办了巡警，才出现了严格意义上专门警察机构。

1901年八国联军之乱后，清政府与列强签定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西方列强在得到割地赔款同时，还希望随时染指中国事务，特在《条约》中规定八国联军在交还天津后，清政府不得在距离天津租界20公里内驻扎军队，这种规定实际上是剥夺清政府在整个天津市的驻兵权。天津是北京的门户，中国军队如不能在天津驻守，西方列强随时可以兵临北京城下，要挟清政府。这是清政府所不愿意看到的现实。同时，满朝文武官员也没有一个人敢于不带一兵一卒，前去接收八国联军满街横冲直撞的天津市。

后来，朝庭把这个棘手难题交给了在山东因镇压义和团运动有功的袁世凯。1902年5月，袁世凯在保定创设了警务总局，挑选了500名巡警，设了五个分局，分布在城厢内外。同时，责令赵秉钧在保定开办巡警学堂，聘请洋人充当教习。保定巡警学堂也许是中国第一所警察专业学校。袁世凯之所以创办警务，与筹备接收天津有很大关系。当时，帝国主义联军照会清政府，提出条件：天津周围二十华里内不许驻扎中国军队。于是袁世凯想出了一个办法，化军队为警察。他在北洋军各镇中精选了3000兵士，训练成为巡警，开进天津，这样就避开了“天津周围二十华里内驻扎中国军队”的嫌疑。

同年8月，在正式接收天津时，袁世凯命令地方官员率领这3000名警察长驱直入驻守天津，一方面维持社会治安，一方面军事戒备。史载当时八国联军也哑口无言，因为袁世凯派来的不是军队，而是维持治安的中国警察，这和《条约》的条款毫无冲突之处。八国联军将天津重新归还中国后，袁世凯把天津控制起来，设在保定的巡警学堂移到天津。袁世凯的3000名巡警中，1500名留在天津，称为“南段巡警局”，由赵秉钧担任总办。1500名分布在西沽、塘沽、山海关、北塘等处，称“北段巡警局”。同年冬，继保定巡警学堂，袁世凯又在天津设立了巡警学堂。次年8月，并归天津的保定巡警学堂与天津巡警学堂合并，改称北洋巡警学堂。

设南、北段巡警局后，袁世凯又增添了河巡、马巡、暗巡和消防队，进一步完善了天津的巡警机构。紧接着，袁世凯又把天津的巡警制度推广到各府县及铁路，在全省建立起了巡警网。袁世凯曾训练过新军，对西方的军警制度有一定的了解。因此，袁在接收天津前，从自己的军队中选拔3000名士兵，进行短期的警察训练，使之熟谙警察的职能，然后脱下军装，换上警察制服，称之为“中国警察”。

1902年，清政府从八国联军手中接管天津后不久，天津的大街小巷就不断闪现出三三两两的“中国警察”晃动的身影，他们脖子上挂着警哨，腰中挎着佩刀，到处巡视查看。从这时起，具有现代意义的词语“巡警”正式在中国出现了，而天津则成为了中国“巡警”第一个开始巡逻的地方。由于有专门警察维持社会秩序，天津市社会治安一扫过去的混乱局面，成为全国各省之冠，“有六个月不见窃盗者，西人亦叹服”。于是慈禧太后下了一道谕旨，要求全国各地都要效仿袁世凯建立警察制度，使警察制度逐步推广。地方警察制度的建立，终于导致全国警察制度的建立。1905年10月8日，清政府设立巡警部，统管全国警察事务，巡警部尚书(相当于现在的部长)是袁世凯的挚友徐世昌担任，巡警部侍郎(相当于现在的副部长)是由袁世凯的老部下赵秉钧担任。

由于以上原因，所以又有一种说法，认为中国警察制度起源于袁世凯在天津创办的巡警制度。

清政府在北京设立中央警察机关

由于袁世凯在天津创办巡警“成效显著”，清政府号召各地效仿。于是各地纷纷各自为政地办起了警政。清政府虽然主张各地建立警察制度，但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指导计划和方案。所以，京师以及各地虽然积极尝试摸索，但警政建设长时间没能走入正轨。有识之士就倡议设立一个中央警察统管机构：“于京师特立警务部，于各省特立警署。”

1949年4月，中央军委决定罗瑞卿所在的十八兵团(即原华北军区第二兵团)调入第一野战军，进军大西北。5月14日，毛泽东致电罗瑞卿：“部队开动时，请来中央叙，部队工作找人代理。”6月初，罗瑞卿来到北平。周恩来找他谈话，要他出任新中国第一任公安部部长。罗瑞卿表示愿意跟随部队在前线打仗。周恩来告诉他：“今晚毛主席要接见你，你就不要再提上前线的事了。”当晚，毛泽东在香山的双清别墅接见了罗瑞卿。毛泽东一见罗瑞卿便说：“听说你不愿意当公安部长，还要去打仗?现在要建立新的国家政权了。大家都不干，都去打仗行吗?”罗瑞卿立即表示：“那只是以前的想法。周副主席同我谈话后，我已经想通了。坚决服从党的决定。”毛泽东听后满意地点点头，并关照罗瑞卿，组建公安部的事要多请示周恩来。

7月8日、29日，周恩来两次主持中共中央汇报会议，讨论情报、公安两个部门的机构设置问题，决定由原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协助罗瑞卿组建公安部，首先以华北局社会部全体人员加上中共中央社会部的部分人员，作为组建公安部的基础。1949年10月9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任命罗瑞卿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部长，任命原华北局社会部部长杨奇清为公安部副部长，协助罗瑞卿工作。在确定了公安部的编制并陆续从军队调来一批干部后，为确定各省、市公安部门的组织编制和今后任务，经中共中央批准，10月15日，罗瑞卿在北京主持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公安工作高级干部会议，研究解决了统一全国公安组织机构和公安机关的工作任务问题。10月20日，周恩来接见与会人员并讲话，阐述了公安工作的任务、方针、政策和业务建设等问题。

他针对当时退据台湾的国民党特务机关正策划暗杀中共高级干部时说：“经过党培养了几十年的老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是损失不得的。公安部门要时刻警惕敌人可能进行的暗杀活动。像北京、上海、天津、广州等大城市的首脑部门一定要有部队警卫。”“军队与保卫部门是政权的主要的两个支柱。你们是国家安危系于一半。国家安危你们担负了一半的责任。军队在和平时期是备而不用的，你们是天天要用的。”罗瑞卿和与会人员听后深感公安工作责任重大。公安工作是“国家安危系于一半”的话就成为罗瑞卿和各级公安干部的座右铭。1949年11月1日，公安部正式成立。

周恩来一直很关心公安工作。为统一警察名称，去除警察在人民心目中的坏观念，周恩来总理批示各种警察一律通称“人民警察”。1950年12月14日，公安部第三局发出“统一人民警察名称”的通知。自此，“人民警察”这一划时代的称谓载入了中国警察史册。他还要求交通民警纠章前必须先敬礼。执法为民：人民公安踏上新征程

建国初期，公安机关在清剿土匪、镇压反革命、反特防谍等一系列运动发挥了主力军作用。在党的坚强领导和人民群众大力支持下，旧社会遣留下来的吸食鸦片烟毒、妓馆等现象在短时间内一扫而光，显示了人民公安机关除旧布新、正本清源的强大战斗力。在随后而来的文革浩劫中，公检法被砸乱，法制被破坏，一大批公安战线的老领导老同志受到冲击迫害。由于受到极左路线的严重干扰，公安工作无法正常开展。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1978年12月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着重提出了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任务，这为警察法制建设指明了方向，使警察法制建设进入建国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公安部研究公安工作中心转移问题，强调要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保障人民民主权利。20世纪80年代初期，为了严厉打击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扭转社会治安的不正常的状况，各地公安机关针对治安状况和犯罪活动的特点，坚持依法从重从快的方针，严厉打击了严重刑事犯罪活动，因地制宜地开展专项斗争，为改革开放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国家对公安工作进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其中大的改革有：1983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执行内卫任务的部队与公安机关原有的兵役制警察合并，并组建了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1983年，成立国家安全部，原公安部主管的反间谍工作划归国家安全部；同年，原属公安机关的监狱、劳教管理工作整建制移交司法部门。1986年，由交通部门掌管的公路交通管理工作移交公安机关，城乡道路交通管理工作统一由公安机关掌管。从1983年开始，各级公安机关对建国以来的涉及公安工作的法律、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进行了全面清理。公安机关的法制机构也得到了建设和加强。1992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警衔条例》，公安机关开始实行警衔制。据统计，1979年至1995年，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了21部公安法律，国务院发布了42件公安行政法规，公安部制定发布或与其他部门联合制定的有关公安工作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700多件。这一系列法律、法规的颁布实施，基本上使得公安主要工作有法可依，而且为公安工作的法制化建设提供了条件。

1995年2月28日，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的《人民警察法》，对人民警察的职权、任务、活动依据、义务和纪律，组织管理和警务保障等方面作了明确的规定，同时，还对人民警察的执法监督和法律责任作了规定。这是确立和完善我国人民警察制度的基本法律。在此背景下，1996年2月召开的第十九次全国公安工作会议和同年下发的《“九五”公安工作纲要》首次明确提出了“依法治警”的方针。《人民警察法》颁布实施后，国家有关公安工作和公安队伍建设方面的立法进一步加快，公安法规体系不断健全完善。目前，一个以《人民警察法》为核心，由国家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和规章组成，以公安刑事法规、治安保卫法规、行政管理法规、组织人事法规、警务保障法规、监督法规和国际警务合作法规为主要门类的公安法规体系已基本形成。

当前，我国公安机关的职责是：预防、制止和侦查违法犯罪活动；防范、打击恐怖活动；维护社会治安秩序，制止危害社会治安秩序的行为；管理交通、消防、危险物品；管理户口、居民身份证、国籍、出入境事务和外国人在中国境内居留、旅行的有关事务；维护国(边)境地区的治安秩序；警卫国家规定的特定人员、守卫重要场所和设施；管理集会、游行和示威活动；监督管理公共信息网络的安全监察工作；指导和监督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和重点建设工程的治安保卫工作，指导治安保卫委员会等群众性治安保卫组织的治安防范工作。当代中国的警察制度是建立在为人民谋利益、为国家谋平安、为警察队伍谋发展的基础上，是以维护国家长治久安、保障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巩固共产党执政地位为使命。在全国公安厅局长会议上，公安部部长孟建柱提出，公安工作要在十七大科学发展观的统领下，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新期待。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中国公安工作必将迎来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

中国警察的历史之最

1、最早出现“警察”一词的时间：清朝末年。

2、最早的警察首脑人物：曾历任清朝商部左丞、兵部左侍郎、军机大臣、民政部尚书等职的巡警部第一任尚书徐世昌。

3、最早的警察机关：清朝政府于1898年在湖南创建的“湖南保卫局”。

4、最早的警察学校：1900年清朝政府军机大臣奕昕警务学堂。

5、最早的中央警察机关：清朝政府于1902年设置的“中央巡警部”。

6、最早的派出所：清朝民政部1900年在北京内、外城设立的308个区段派出所和59个马路派出所。

7、最早的武装警察队伍：北洋政府1914年在北京创办“保安警察大队”。

8、最早的女警察：1929年上海警察局招收的一批女检察员。

9、中国共产党最早的保卫组织：1927年成立的“中央特科”。

10、最早的公安法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1932年1月27日发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政治保卫局组织纲要》。

11、第一任公安部部长：曾历任红一方面军政治保卫局局长、红军大学副校长、军委公安部长、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国务院政法办主任、国务院副总理、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等职的我国公安杰出领导人罗瑞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