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意识 ----对中国近代史的感悟

2024-10-29 版权声明 我要投稿

民族意识 ----对中国近代史的感悟(精选7篇)

民族意识 ----对中国近代史的感悟 篇1

—谈谈我眼中的近代史

谈到我国的近代史,心情不免沉重起来。这是一段不堪回首的屈辱史,很多人都在思考导致这段历史的原因。在我看来,民族意识的普遍缺乏是个重要的成因。不仅当局者缺乏,连民众也严重缺乏。

一天,在上课时,教室里放映的片子里一个被说成是俄国侦探的中国人,即将被手持钢刀的日本士兵砍头示众,而许多站在周围观看的中国人,虽然和日本人一样身强体壮,但个个无动于衷,脸上是麻木的神情。这时身边一名日本学生说:“看这些中国人麻木的样子,就知道中国一定会灭亡!”鲁迅听到这话忽地站起来向那说话的日本人投去两道威严不屈的目光。昂首挺胸地走出了教室。他的心里像大海一样汹涌澎湃。一个被五花大绑的中国人,一群麻木不仁的看客一一在脑海闪过,鲁迅从中看到了中国民众普遍的民族意识的严重匮乏,想到如果中国人的思想不觉悟,即使治好了他们的病,也只是做毫无意义的示众材料和看客。现在中国最需要的是改变人们的精神面貌,唤起民众的民族意识。他终于下定决心,弃医从文,用笔写文唤醒中国老百姓。这个故事只是反映当时民众民族意识状况的一个缩影。

当时部分民众对国家没有认同感,民族意识更是淡薄,而地域观念很强。对此,孙中山先生忧愤不已,他将这种状况称之为“一盘散沙”。这些状况都便利了外国侵略者对华推行“以华制华”和“分而治之”的政策。

1931年日本制造九一八事变,拉开了长达14年的侵华战争的序幕。其间,中国老百姓被肆意蹂躏,处于无尽的黑暗深渊中,而抗日战场上,为日寇作战的伪军数量惊人,其被毙伤、俘虏和投诚的共有118万余众,他们比日军多出一倍以上。伪军的大量存在对全民族的团结抗战造成了严重的危害。

有些派别的领导人在争夺中央政权而不得或为了保存自己实力的情况下,面对日本的军事压力和利益诱惑,把民族利益抛在脑后,选择了投降卖国的道路。

当时中央政府为了稳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完全不顾民族的存亡,老百姓的死活,采取“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对日军采取不抵抗政策。结果,东三省很快成为日本的殖民地。

日本为麻痹中国人民的反抗意识而成立的傀儡政权主要由东北人组成,“在伪满高级官员中东北人有35人,占被统计人数的71%,奉系背景占82%。”

汪精卫为争做最高领袖,不顾民族利益,投靠日本,成立反共的“中央政府”。在他的号召和迷惑下,1938年伪军数量是78000人,汪精卫投敌后,伪军数量迅速上长到145000人,上升了85%,以后数量连年增加。尤其在1942-1943年期间,伪军有过猛烈的发展。这主要是国民党军队大批投敌的结果。太平洋战争初期,日本暂时得势,敌后的国民党军队,多年来执行蒋介石的“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政策,已无多大战斗力,加上汪精卫“曲线救国”论的影响,在日汪的软硬兼施下,纷纷叛国投敌。

慈禧太后为自1861年至1908年间大清帝国的实际统治者。因她的腐朽决策,清朝迅速走向灭亡。而期间她却无半点悔意,不管中华民族的兴亡,仍旧贪图享乐,打着恢复水操旧制和筹建昆明湖水师学堂这种冠冕堂皇的名义建造颐和园,从海军出经费。1893年,户部为替“老佛爷”祝寿,还是要“商借”海军关东铁路经费200万两,因每年筑路专款恰为200万两,以至于已修至山海关、购地已至锦州、具有重要军事意义的关东铁路只得在甲午战争爆发前的关键时刻停建。从1886年到1894年,颐和园一直修园未停,根据相关史料研究推算,多数研究者认为花费在两三千万两白银之多。总之,北洋海军在1888年正式成军时,其实力大大超过日本海军,然而此后至甲午战前的6年,由于经费紧张便未再添置一舰、未再更新一门火炮,甚至正常的维修都难进行。1891年4月,户部干脆明确要求停购舰上大炮、裁减海军人员。以后,正常维修都不能保证。相反,这6年中,日本平均每年添置新舰2艘,日本天皇甚至节省宫中费用,拨“内帑”以充造船、买船费用。两相对照,夫复何言!也正是在这几年间,世界海军造舰水平和舰载火炮技术都有飞速发展,舰速与火炮射速都有大大提高。到甲午海战时,日本舰队的航速与火力都大大超过北洋舰队。其实,中日海战的胜负在此时已经判定。

当时整个民族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而慈禧不只想活着享乐,还想着死后的富贵享受,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资金为自己修建陵墓。棺内放置了各种奇瑰珍宝,金玉祭品1000多件,“填空”的珠宝就值223万两白银,总共陪葬的珍宝价值白银高达亿两。

民族意识 ----对中国近代史的感悟 篇2

一、近代知识分子层的呼吁和倡导

晚清以来, 尽管世风颓败, 士习浮嚣, 但在国难当头, 民族危亡之际, 大多数士子仍能以国家为重, 与民同忧。其中, 一些身居朝廷要职而又恪守“明道救世”儒学原旨的有识之士, 更突出表现了“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操。作为社会脊梁, 他们的思想主张和作为, 在一定程度上唤醒了颓废一时的政府, 如曾充当过曾国藩、李鸿章的幕僚, 后出任驻英、法、比、意四国公使的薛福成, 翰林院编修冯桂芬、洋务买办郑观应、留学法国并随同李鸿章办洋务的马建忠, 以及驻法公使郭嵩焘等都纷纷著书立说, 对海疆、海防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由于他们与曾、李等洋务大员关系密切, 故而对因“造炮制船设厂”而引起的海权意识的强化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他们对于时局敏锐的认识, 不仅影响了朝中重臣的决策, 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唤醒了麻木许久的国人。

由此可见, 以薛福成、冯桂芬、郑观应、马建忠等为代表的早期改良思想家对中国危机一针见血、不容回避的揭示和持之不断的呐喊, 无疑是对那些长梦不醒的愚顽之士的当头棒喝。他们的言论中虽然没有直接出现“海权”, 但已经将之放在了一个历史的高度, 呼吁当政者重视海洋权益, 为晚清官员海权意识的演进奠定了基础。

二、国外海战理论的输入, 影响了政府高级官员的思想, 在加强晚清政府海防教育的同时, 也强化了晚清官员的海权意识

在晚清, 有三本西方著作所代表的海战理论对当政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他们分别是:德国人希里哈所著的《防海新论》、阿达尔美阿所著的《海战新议》以及马汉的《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

近代输入中国的第一本外国军事理论著作应该是德国人希里哈于1868年所著的《防海新论》, 由英国在华著名传教士傅兰雅和中国著名学者华衡芳合译, 并刊行于1873年。书中介绍了两种海军防御的样式。一种是抵岸封锁的积极防御, 一种是保卫本国海港冲要的消极防御, 即在本国沿海要塞屯扎重兵, 实行专守防御。19世纪80年代, 制海权问题日渐引起了军事家的关注, 成为近代海军战略的重要理论。“海权”一词也于1885年出现于节译本《海战新议》[2]中, 这是中国海军学术词汇中首次使用“海权”这一名词。作者强调海权是一种艺术, 应该根据实际情况制订具体方案, “凡海权最强者, 能逼令弱国之兵出战, 而弱国须守候机会, 以伺候强国一分股之船”[2]卷2, 第16页。虽然, 《海战新议》中的海权思想尚未成熟, 但是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清朝统治者的海防政策, 尤其是李鸿章深受其影响。据统计中国这个时期引进的国外海军战术理论著作还有天津机器局刊印的《船阵图说》、《各国水师操战法》, 江南制造局刊印的《海军调度要言》、《布国兵船操练》、《西学大成》、丛刊本《列国海战记》以及《海战指要》等多种。这些著作的翻译势必在水师军官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三、各类报刊等大众传播媒介的发展, 在加强了晚清政府的海防教育的同时, 也将海权意识不断强化

洋务自强运动时期中外各种报刊逐渐增多, 而且内容包罗万象。对于当时急于探索“师夷”、“制夷”之道的中国人来说, 不失为一扇了解认识海外世界的窗口。如当时在上海出版的英文报《字林西报》 (原名《北华捷报》) 以及专供中国人阅读的中文日报, 如《上海新报》、《申报》、《时报》、《字林沪报》、《汉报》、《新闻报》等等, 虽然其创设目的是为了列强各自的利益而对中国人进行欺骗性宣传, 但对时局的评论以及对一些重大事件的报道, 如1874年的日本侵台事件、1882年朝鲜“壬午政变”、1884—1885年中法战争等, 对国人忧患意识和海权意识的形成无疑有相当的影响。至于中国人自己创办的近代化报刊, 如《羊城采新实录》、《昭文新报》、《汇城》、《新报》、《维新日报》、《述报》、《广报》等等, 对当时的社会舆论也有一定影响。例如《述报》在报道中法战争期间香港人民反法斗争的情况时, 曾经连续发表《忠绩可嘉》、《杯弓蛇影》、《深知大义》、《民心愤激》、《法船自补》、《敌忾同仇》及《不供法役》等14篇报道, 声援了香港同胞的爱国正义斗争。一些有影响的报刊如《申报》、《万国公报》等不仅报道了有关战争的消息, 而且发表评论文章。出版方面也及时编印了如《时事新编》一类的小册子。在战争过程中, 《申报》几乎每天都刊出评论文章。这些时论, 涉及加强吴淞、浙江、福建尤其是台湾的防务等等。这些无疑为国人了解和接受海权理论打开了一扇窗户。

毋庸置疑, 报刊、译书等近代化大众媒介的出现和发展, 成了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中介, 一方面加速了海权论的传播;另一方面, 长期禁锢在旧的传统文化樊笼中的士大夫在一定程度上经受了近代风雨的浸润冲刷, 他们的觉醒促进了晚清官员海权意识的强化, 对下层民众的海权意识也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普及, 其影响之深远不言而喻。

四、新式人才的培养在加速西方的先进的海权理论的传播的同时, 为晚清政府的海权意识的演变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1. 学堂的设立培养了大批新式的海军人才。

洋务派除了创办福州船政学堂、北洋水师学堂两所专门的海军学校外, 还创办了广东水陆师学堂 (1887) 、江南水师学堂 (1890) 、威海卫海军学堂 (1890) 、天津军医学堂 (1893) 以及一些鱼类学堂等[3]105。仅仅1890年一年中所设立的海军学校, 就为中国海军培养了1300多名专业技术人员[4]54。1880—1900年北洋水师学堂开办20年, 培养了一大批海军人才。其中, 驾驶班学生六届共120名;管轮班学生六届共85名[5]440;昆明湖水师学堂驾驶班学生24名于1893年在此校毕业[6]790;此外, “又课成肄业美国回华学生王凤喈等9名”[5]396。北洋水师学堂的毕业生有的在水师学堂充任教官;有的到各军舰充任军官, 据记载, 北洋各舰的大副、二副多从该学堂毕业生中选任;有的还步入政界, 如刘冠雄出任海军总长, 黎元洪成为民国总统。如上所述, 北洋水师学堂的毕业生无疑是近代中国海军的梁柱, 为中国海军的现代化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到甲午战争爆发前, 这些学堂共培养出制造、驾驶、管轮、水雷、鱼雷等各种专门人才600多人。据统计, 中日黄海大战中12艘北洋水师船的管带中, 首届船政学堂留学生占了一半以上。

可见, 船政学堂的创立, 为晚清海军建设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此外, 这些学堂的设立还逐步改变了官员“惟朝廷似不甚重其事, 部臣复以寻常劳绩苛之, 世家有志上进者皆不肯就学”[7]569的陈旧观念, 提升了官员的海权意识。其中很多人的思想观点对晚清官员尤其是当政者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如李鸿章在1879年后决心购买铁甲船与刘步蟾、林泰曾带回的英国海军理论有一定的思想联系。

2. 外出留学生的培养。

洋务派在创办国内海军学校以培养人才的同时, 还选拔优秀人才出国深造。早在1877年, 在沈葆祯、李鸿章的积极倡导下, 第一批留学生赴欧学习。之后1881年、1886年又陆续派出留学生赴英、法、德学习。在政府的倡导下, 选派学员赴国外成为一时的风气, 而且也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留学生在近代海防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海战中主要舰艇的管带和大副大都为留学生充任, 日后历次战争中的海军将领绝大多数也出自这个时期的培养, 如船政学堂出身而后又留学归国的刘步蟾、邓世昌、林泰增等在甲午海战中誓死捍卫海权的行动, 不仅向世人昭示了他们强烈的爱国精神, 也显示了他们的指挥才能和果敢善战的过硬素质。当时在清朝海军中任事的英国人琅威理说:“中国海军, 实有不可轻视者, 其操纵也甚精, 其演炮也极准, 营规殊严肃, 士率矢引皆用命……至海军将佐, 有曾赴英肄业者, 未逊欧西诸将之品学, 各战舰制造亦佳, 铁甲之坚利, 可与英相埓。”[8]517

总之, 新建海军学堂培养的大批新型的人才以及外出留学的新式人才, 在很大程度上加速了对西方先进理论的学习, 为晚清官员海权意识的演变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同时晚清官员海权意识的增强又促使海军人才培养蔚然成风。

摘要:近代外患频繁的情况下, 以林则徐、魏源等为代表的有志之士深切感受到了海防危机的严重, 大声呼吁加强海防, 萌发了建立外海水军的思想和朦胧的近代海权意识。

关键词:近代,海权意识,动因

参考文献

[1]马大正.中国边疆经略史[M].中州古籍出版社, 2000.

[2]阿达尔美阿, 李凤苞.海战新议上册[M].天津机器局, 1885.

[3]金林祥.中国教育制度通史第六卷, 清代 (下) [M].山东教育出版社, 2002.

[4]徐泰来.洋务运动新论[M].天津教育出版社, 1989.

[5]张侠.清末海军史料[M].海洋出版社, 1982.

[6]包遵彭.中国海军史[M].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 1970.[7《]洋务运动》 (二) .

民族战争与近代中国的历史变迁 篇3

自“《诗》亡然后《春秋》作”以来,中国文化中始终内含着一种绵延不绝而且磅礴厚积的历史意识,与之相对称的,便是两千年间中国人的自觉于历史认知和执著于历史认知。然而历史的认知又是一种变化的认知,身在兴亡盛衰之间,便是身在时移势迁之中,而后是一代人与另一代人遭逢的世情不同,蒿目的忧患不同,心中的关切不同,面对的缓急之所在不同,有此百端交汇,最终形成的便不能不是思想视野的不同。而引之以入古今之间和由此以识古今之变,则思想视野的不同又常常会化为历史视野的不同,化为一代人与另一代人读史和论史之际的眼界不同,感悟不同,重心不同,取向不同,因此,后一代人常常会在同一段历史里看出前一代人没有看到的联结、因果和意义。而这种历史认知的今时不同往昔,又以其真实的存在和长久的存在,说明了历史需要一遍一遍地写和历史可能一遍一遍地写。若以此观照十九世纪中叶以来的一百数十年与周秦以来的两千多年,则一百数十年里的节节丕变所带来的深度搅动,以及在深度搅动里实现的新陈代谢,显然远远过于之前的两千多年,陈寅恪曾概而论之,称为“人世之剧变至异”。比之古代历史,近代历史之“至异”,说的正是近代历史中内含着更多的交错牵结、矛盾复杂和不可用常度相衡量。与之相因果,这种“至异”同时又决定了对于中国近代历史的认知,不能不是一个穿行于交错牵结和矛盾复杂之中的过程,从而不能不是一个歧异互见而多端纷呈,并且以一种构想校正另一种构想和一种阐说立异于另一种阐说为常态的过程。歧异、多端、校正、立异都各有理据,并因之而各自有理路,由此汇积的著述,以可观的数量和种类为规模,显示了数十年之间认知近代历史的功夫和程度。然而歧异、多端、校正、立异之始终存在和相互比照、彼此格义,又说明了数十年之间认知近代历史的多窒与多变。积功夫为程度,以及因多窒而多变,都显示了视野在移动中的延展和识力在论争中的深化。作为这个过程的产物而继起于这个过程之中,以《社会变迁和百年转折》立名的这套丛书注目于十九世纪中叶和二十世纪中叶的百年之间,在前贤的论说和时贤的论说之后努力再作回声鼓荡,以表达自己对这一段中国历史的学而知之和困而知之。其中既有读史对于个人的成全和造就,也有个人对于历史的理解和体验。

这套丛书择定七个年份做书名,以此划分一百年历史过程中的不同阶段,也以此演示阶段与阶段之间的前后蝉蜕和阶段之间的相互贯连。合蝉蜕与贯连为一体,于是而有“转折”之义。在这些曾经为历史各开一派局面的年份里,一八四零年因中英鸦片战争而起;一八六零年因英法联军之役而起;一八九五年因中日甲午战争而起;一九零一年因八国联军之合刃构兵而起;一九三七年因抗日战争而起。就丛书之总体规模作比较,显然是其中的多数与民族战争相为因果,并都因民族战争而各成一局。然则以始末而论,近代中国的历史起点发端于民族战争;以变迁而论,近代中国的新旧嬗递沤浪相逐,而其间一个阶段越过另一个阶段的后来居上,大半也发端于民族战争。民族战争流血流泪,因此百年之间的世路演化和今昔代谢便常常与创巨痛深连在一起。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与六十年代之交的英法联军之役致皇帝出逃、京城陷落、圆明园在烟焰涨天里化为一地断砖碎瓦。而后是士大夫“相顾愕眙”,在创痛里直面“二十年之间中国再败于泰西”的事实,由血脉贲张而扼腕沉思。比之四十年代人数不多的先觉者因中英鸦片战争而开眼看世界,则此日与扼腕沉思相对映的,已是“当和议之成,无人不为自强之言”。而在历经“夷情叵测,反复靡常,利器精兵,百倍中国”的困厄之后审量彼己,最能牵动中国人的,是西方人“所以逞其贪纵者,不过恃有长技耳。长技为何?一在战舰之精也,一则机器之利也。然彼有其战具,我非不可以购求;彼有其机巧,我非不可以学习”。时人立此为说以诠释“自强”,则自强之初旨,本在于中国人的办法对付不了西方人之后,转而用西方人的办法来对付西方人。“购求”和“学习”,说的都是这个意思,因此自强从一开始便与“借法”连在一起。而“购求”和“学习”之倾心倾力于“战具”,以及与“战具”相表里的“机巧”,并由此演为一代士大夫共有的自觉,又说明西方人虽然运来了诸般器物,中国人最先接受和最肯接受的,却只能是重创和打败了自己的船和炮。之后,由船炮催生的借法自强促成了三十年以洋务为中心的历史过程。然而因自强而借法,则自强在由此入彼和自浅入深之中,借法也在由此入彼和自浅入深之中。两者都出自于古无征,两者都归于了无止境,最终是两者都在改变中国。所以,就其时代内容而言,由船炮催发的借法自强犹如移花接木,同时又因其移花接木而在比较完整的意义上开启了中国社会近代化的历史过程。而一八六零年对百年中国新陈代谢的深度影响,从而一八六零年在百年中国新陈代谢中的意义所在,便同这种民族战争逼扼下的历史因果曲折重重地连成了一体。与一八六零年相比,一八九五年内含着更剧烈的创巨痛深。但李鸿章和伊藤博文会议《马关条约》之日,于备受困苦磨难的同时又曾非常明白地预言:

此次交战获得两个良好结果,这就是:第一,欧洲陆海军之战术方法,并非白人所独有,黄人亦能用之,并证明可以收到实效;第二,日本非常之进步足以使我觉醒。我国长夜之梦,将因贵国的打击而破灭,由此大步进入醒悟之阶段。

作为先入洋务的人物,他亲身经历过英法联军的冲击逼出来的借法自强。因此他相信民族战争能够改变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残酷的民族战争尤其能大幅度地改变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于是而有割地赔款之际用“我国长夜之梦,将因贵国的打击而破灭,由此大步进入醒悟之阶段”以说来日的推想。他推想更剧烈的创巨痛深一定会逼出更剧烈的社会变迁。而与之相印证的,则是一八六零年催生的借法自强,在随后的历史里一变而为一八九五年催生的变法自强。由借法自强到变法自强,是移新入旧急迫地转为除旧布新。而后除旧布新越过移新入旧一路翻腾一路播撒,并在戊戌年间演为与血色相对映的政潮起伏。比之此前三十年以洋务为中心的历史过程,则这一段新旧交争以思想激变造为社会震荡,其撼动天下的程度无疑要猛烈得多和深刻得多。之后因庚子之变而有一九零一年,在由此开端的一段历史里,一面是曾经扑杀了变法的朝廷转过身来施新政以行变法,就其下诏筹备立宪而言,实际上已经比戊戌年间的除旧布新走得更远;一面是变法还没有走到尽头,革命已经挟风雨雷电而起,以文字和炸弹岌岌乎召唤共和。随后是朝廷与民间相角牴,立宪与革命相角牴。这个过程既造成了深度的历史变迁,也造成了深度的社会纹裂,两者的彼此牵结和交互振动最终促成了这一段历史在土崩瓦解中走到尽头,而两者的余波滔滔则又都灌入了下一段历史之中。若以十九世纪中叶至二十世纪前期的这些年份为比照,则一九三七年之所以显目,端在于以这一年为起点的历史过程是一场贯连始终而没有间歇的漫长民族战争。一八四零、一八六零、一八九五、一九零一年都与民族战争相对应,但其间的每一场战争又都在时间上无过两年,在空间上止于局部。因此,作为一场血染山河的全面战争和支撑了八年的长期战争,这段历史正以前所未有的战争苦难反衬中国人前所未有的全民抗战,醒目地显示了二十世纪中国与十九世纪中国的不同。在这种前后不同的内里和深处,是十九世纪的世路变迁开始和发生于沿海;搅动和影响于知识人;关注之所以在和重心之所在常集于社会上层。而以全民抗战成就八年抗战,则艰难地托起了这个过程和一路维持了这个过程的,不能不是持久的社会动员与社会组织,同时是持久的社会动员和社会组织,一定又会是深度的社会动员和社会组织。由此牵连拽动而且与之互为因果,开始于十九世纪的历史变迁遂得以为这种动员和组织所导引,自沿海进入内地;从知识层走向民众;并一步一步移其中心于社会下层。以历史内容而论,显然是动员、组织、牵连拽动以及其间的互为因果,都在使这种支撑民族战争的过程同时又成了大幅度改变中国社会的过程。而当其已经发生,则已经发生的事实便是既定的事实,对于后来的历史,它们既构成起点,也构成前提,而后是起点和前提都不会不影响后来的历史走向。

从十九世纪中叶到二十世纪中叶,中国人久苦外力的逼拶,并因之一次一次地遭逢民族战争,而百年之间中国社会的近代化,以及这种近代化常常与脱跳相伴随的深入,又是在中国人对外力的咄咄逼拶作节节回应里实现的。两者之间的矛盾和依存深相虬结,说明了与欧西近代化之自然地产出于欧西的历史相比,则中国的近代化既是逼出来的,又是移进来的,对于中国本来的历史而言,逼出来和移进来当然都是异常的,因而都是不自然的。而以自然对照不自然,显见得中国人脚下的路会更多盘陀和更加扞格。由于是逼出来的,因此中国的近代化从一开始便是不自愿的;由于是移进来的,因此中国的近代化从一开始便是夹生的。这种内在于同一个过程之中的悖异,曾使逼出来的近代化和移进来的近代化窒碍重重,并因之而常为“古圣先贤所谓用夏变夷者”对于“用夷变夏”的疑虑和排拒所苦。而后是逼出来的东西与移进来的东西由外入内,便不能不在另一种社会环境里移步走样,与其欧西的原型相比,由此造就的常常是变形和异态。在百年变迁之间,这种变形和异态曾是中国近代化过程里的一个特点。然而中国社会的近代化产生于中国人对西方冲击的回应之中,因此,迫来的民族战争前后相接,在逼出了中国社会的近代化之后,又会以其继起的冲击和不断的冲击逼出中国人在这个过程中的因惶遽而急迫。惶遽化为急迫,于是而有“俄北瞰,英西睒,法南瞵,日东眈”之下“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的亟切和“泰西变法三百年而强,日本变法三十年而强,我中国之地大民众,若能变法,三年而立”的企想。在这种由亟切衍生的企想里,富强是主旨所在和重心所在,所以因羡慕富强而羡慕欧西便成为一种捷急的推演。捷急的推演化解了许多移来的夹生和逼迫下的不自愿,然而中国与欧西之间的各有历史文化,以及因各有历史文化而累积以成的异质和异样,则经此统括,也在这种捷急的推演里同时被轻忽地过滤掉了。因此,以泰西“三百年”,日本“三十年”,中国“三年”为类比而做论断,显见得中国之可以与泰西、日本做量比,全在于这一类论断已经设定中国社会与泰西和日本的同质。而沿此一路远走,惶遽急迫与羡慕向往交相感应,都会促成思维在径情直遂中走向简略。当时人喜欢说“思想者事实之母也”,而作为事实与思想对应的,则是从十九世纪末期开始而弥漫于二十世纪前期的“悚夫欧美革新之隆”,而亟亟乎“规摹仿效”。以为“彼一法一制一俗一惯一条一文,若移而植之我,将旦暮可以强吾国。及为之而不效,则流血拼命以蕲之,革无效再革之,再革无效更革之”。其中刻画的“一法一制一俗一惯一条一文”正写照了“规摹仿效”的用心之诚而施力之广。但随后的“为之而不效”以及“无效再革之”和“无效更革之”,又非常对称地写照了这种“规摹仿效”以“移而植之我”的事常常落空和大半落空。“移而植之我”的事常常落空和大半落空,然而“移而植之我”的过程同时是旧物为新物让路的过程,发生于其间的“举一事革一弊,至于风俗习惯之各不相侔者,靡不唯东西之学说是依”,说明外来的东西一路进入中国,在其所到的地方会不断地遇到中国社会里本有的东西与之“各不相侔”,并且因其所到而在一路不停地掀翻这种内生于中国社会的“各不相侔”。而后,一面是中国人依存于历史文化的精神秩序和社会秩序在“东西之学说”的搅动下不得不走向碎裂;一面是“移而植之我”的“东西之学说”以及与随之俱来的种种法、制、俗、惯、条、文在中国老是“为之而不效”。对于中国人来说,身在两面之间,便是身在两头不到岸之中。因此,时至民国前期,梁启超总括前后而概论之曰:“自二十年来,所谓新学新政者,流行入中国,然而他人所资为兴国之具,在我受之,几无一不为亡国之媒。”二十多年来,他曾是为“新学新政者,流行入中国”倾力造因果的人物之一,所以此日言为心声而感慨系之的一派沉痛里,应当不会没有反省和反思。而举“新学新政”为彼时中国人心中的普世之共相,以对比这种普世之共相带给“他人”与“在我”迥然不同的结果,则对比所彰显的,正是中国和欧西、日本之间的本来自各有殊相。“二十年来”的“规摹仿效”以“靡不唯东西学说是依”为路数,本质上是在营造一个没有殊相的中国。然而沿用这种路数“移而植之我”的“新学新政”,又一次一次地以其“革无效再革之”和“再革无效更革之”,说明了一个没有殊相的地方,共相是既不能进入,也不能安顿的。这种矛盾所反照的困境在于:中国人因民族战争催逼下的惶遽急迫而求富强,同时是惶遽急迫既在把欧西变成一种抽象的东西,也在把中国变成一种抽象的东西。之后,“旦暮可以强吾国”犹远不可见,而中国人“积年所希望所梦想”已经一挫再挫“一空无复余”:

惩守旧而谈变法也,而变法之效则既若彼;惩专制而倡立宪也,而立宪之效之既若彼;曰君主为之毒也,君主革矣,而其效不过若彼;曰乱党为之梗矣,乱党平矣,而其效不过若彼。二十年来朝野上下所昌言之新学新政,其结果乃至为全社会所厌倦所疾恶。言练兵耶,而盗贼日益滋,秩序日益扰;言理财耶,而帑藏日益空,破产日益迫;言教育耶,而驯至全国人不复识字;言实业耶,而驯至全国人不复得食,其他百端,则皆若是。

以“变”、“昌”、“革”的凌厉无前与“日益滋”、“日益扰”、“日益空”、“日益迫”的一路直落相对举,两者之间的不能匹配和不能对称是显然可见的。深而探之,则不能匹配和不能对称正显示了前一面的抽象性不敌后一面的具体性;而作为一个历史过程,后一面与前一面的相互映照,又醒目地说明了窒迫下的近代化是很容易演化为扭曲的近代化和畸形的近代化的。这种扭曲和畸形,曾是中国近代化过程中的另一个特点。在数十年世变里,世变所内含的历史变迁由民族战争催生,并且在民族战争的逼扼下节节脱跳地深入和“悚夫欧美革新之隆”地深入,脱跳和“悚夫”都与盲目相伴,因此扭曲的近代化和畸形的近代化便成了数十年之间中国人的一种历史命运。然而扭曲和畸形引发“厌倦”和“疾恶”之日,同时是反思促成认知之日。因此“厌倦”和“疾恶”之后,中国人已越来越多地回头反顾,群集于辨识和论争中国的古代历史、中国的社会性质、中国的社会问题、中国的经济、中国的农村,以及中西文化的异同等等。从“悚夫欧美革新之隆”到重新阅读和探究中国人的社会、历史、文化,是从抽象回归具体,从而是引共相融入殊相,而后近代化变迁的过程会少一点节节脱跳。中国近代化的盘陀与扞格在此,中国近代历史的路向与路径也在此。

今日学界盛倡新材料、新观点、新题目,而共属《社会变迁和百年转折》的这七本书选择的则都是老题目。就我读史三十多年的有限阅历而言,新材料、新观点、新题目常能纷纷然各出心裁以动人眼目,然而其中真能耐磨耐久而留得下来的东西其实并不算多。相比而言,老题目则大半是无法绕越的题目,并因之而是不能忘怀的题目。事后论史,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以来的一百七十余年之间,一脉传承贯穿前后地把历史连为整体的,始终是中国社会曲折多难的现代化转型。这个过程已经延续了一百七十余年,然而这个过程至今仍未了结,因此一百七十多年里出现过的困窘、挫折、疑问、争论,都不会是已经远去的东西。后人犹在这个过程之中,是以后人常常要在追溯和回望中求得因果与理解。老题目之无法绕越和无法忘怀,以及老题目之仍须深耕和仍须翻耕,其原因和理由恐怕都在这里。

《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发展》教案 篇4

教学重点

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曲折发展(萌芽→“黄金时代”→凋谢萎缩)

教学难点

一战期间民族工业的“黄金时代”(形成的内外因和过程短暂的原因)

教学过程

导入新:组织学生用本目录回顾前面学过的线索,讨论回答问题:、鸦片战争后,为了反抗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中华民族进行了哪些探索?结果如何?(洋务运动“师夷长技”是一次失败的封建统治者的自救运动;资产阶级维新派鼓吹民权,革命派主张共和,都没有使中国走上富强道路。)

2、这些探索都属于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它们归于失败后,中人民开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这场革命的开端是什么事?胜利于什么事?(开端是1919年的五四运动,胜利于1949年国民党政权的垮台。)

承上启下,教师讲授: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9年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中国百余年的近代史中写满了屈辱、抗争和探索的事例。在我们已经学过的内容中,多数属于政治的、战争的历史事实。今天,我们要从经济方面回顾这段历程。(布置学生阅读99——103页全内容,对重要的相关事、人名、企业名称等做出醒目的阅读标记。)

组织学生学习和探究新

状元事业家张謇、你从张謇“实业救国”中,想到了什么?([启发学生从张謇办企业的目的、情怀、结局等方面思考回答]:

A、目的:抵制列强对中国人民的剥削,发展本国工商业,挽回中国的利益

B、情怀:国家民族利益重于个人利益,主动放弃高官厚禄,迎着风险兴办实业。、结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被列强的“倾销”挤垮破产。

张謇等人兴办企业、实业救国的爱国情怀是值得我们钦佩的,但是历史也证明了中华民族工业“先天不足”,很难战胜内外反动势力的压制和阻挠。)

2、当时的内外反动势力是什么?(内有封建势力,外有帝国主义。)

教师小结、过渡:我们在前面还学过张骞这个人物。“骞”与“謇”怎么区分?张骞是西汉出使西域的人物,他骑着马儿出塞西行,所以“塞”下以“马”换“土”[此处应板书讲解]。张謇考中过清朝的状元。状元者,必然擅长言语,所以“塞”下是“言”不是“马”

张謇把国家民族利益看得比个人利益为重,义无返顾地放弃了高官厚禄,迎着风险兴办实业。他所创办的大生纱厂等企业是炎黄子孙自己开办的民族工业,这些企业的兴起、短暂发展和迅速破产的过程,就是整个旧中华民族工业历史的缩影。

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曲折发展、板书《中国近代工业发展简表》,组织学生根据表格的提示,在书上找到答案加以标注,然后通过“接龙”式练习,理解之:

A从洋务运动到清朝末年

B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

D萌芽

E短暂的“黄金时代”

F再度受挫,凋谢萎缩

G在历史趋势的作用下,官民“自强、求富”(此点由老师讲解即可)

H帝国主义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经济的掠夺

I帝国主义经济势力卷土重来

2、简述101页“阅读文字”关于“荣氏企业”兴衰历程。(提醒学生运用“提炼法”:

A、初创发展:“黄金时代”加上艰苦奋斗

B、屡遭挫折:“九一八”事变后,陷入困境;“七七”事变后,毁于一旦。、抗战胜利后:有所恢复,但远未达到战前水平。)

3、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特征是什么?(发展进程艰难曲折,发展程度极不平衡[地点集中于沿海沿江工业城市,类型集中于轻工业],发展水平整体落后,带有显著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特征。)

巩固小结

民族意识 ----对中国近代史的感悟 篇5

【课程标准】

鸦片战争后中国经济结构的变动和近代民族工业兴起的史实,认识近代中国资本主义产生的历史背景。【知识与能力】

1、思考买办在中国近代民族工业兴起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培养学生的辩证思维能力。

2、通过阅读教材和各种材料,培养学生分析历史材料的能力。

3、引导学生了解张謇和荣氏兄弟的事迹,并进行评价,使学生能把人物命运与时代背景结合在一起思考。【过程与方法】

1、根据教材内容和导学案的相关材料及题目,通过阅读和教师的引导掌握基本的历史知识。

2、学生可以根据教科书提供的材料、图片以及教师的引导,主动探究问题的答案。为了使学生感性地了解历史,可以让学生进行角色扮演。学会用观察法、比较法和阅读法等学习有关问题。【情感态度价值观】

通过学习本课,教师要使学生理解近代民族工业兴起的艰难,让学生体会到个人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从而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

【重难点】

重点:近代中华民族工业兴起的背景及意义 难点:自然经济解体与近代民族工业兴起的关系 【辅助手段】

导学案 【学法指导】

自主阅读;合作探究;小组学习;引导学习

【导入】

引导学生阅读本专题的导语并提问:

近代中华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经历了哪几个阶段?各个阶段特点是什么?

答: 19世纪六七十年代

夹缝中产生 19世纪末(1895-1913)初步发展 20世纪初(1913-1919)

短暂的春天 国民政府前期(1927-1936)短暂的发展 国民政府后期(1937--1945)破产倒闭

【概念呈现】

近代化:又称现代化(或资本主义化),是指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变迁过程。

内容包括:政治民主化、法制化;

经济工业化、商品化(或市场化);

思想理性化、科学化;

社会城市化等

近代中华民族工业:“近代”从生产力角度理解,指用“机器”进行生产;“民族工业”强调“民族性”,是由中国民间资本投资兴建的工厂制工业。“近代中华民族工业”是指由中国民间资本投资兴建的、使用机器生产的工厂制工业。

【自主探究】

一、鸦片战争后中国经济结构的变动

1、播放视频《二毛回忆录》,请同学们根据视频、结合导学案,分析:

鸦片战争前、后,二毛家的经济结构有发生变化吗?若有变化是什么变化?什么原因导致这种变化?带来什么影响?

变化:在西方国家商品的倾销下,中国东南沿海传统的棉纺织业出现衰败。标志:中国的自然经济开始解体。

影响:促进近代民族工业的兴起。

2、根据视频《洋务运动》和导学案,结合课本31页的的《知识链接》,分析洋务运动对近代民族工业的兴起有何作用?

对外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入侵起到一定抵制作用;对本国封建自然经济的瓦解起到一定促进作用作用。最终诱导了中华民族资本主义的兴起

二、近代民族工业的兴起(板书)

(1)兴起的原因(学生根据导学案自主学习、自己总结)19世纪60、70年代 ①自然经济逐渐解体

②外国资本主义的刺激 ③洋务运动的诱导

(2)板书:初步发展的概况(时间、人物、企业、特点)(3)产生的途径:

一部分中小地主、官僚、买办、商人、华侨等投资近代工矿企业;原来的部分手工工场开始采用机器生产,转变为近代工矿企业。

【合作探究1】

明清时期的资本主义萌芽与近代资本主义是不是继承的关系 ?两者有何不同? 关系:不是继承的关系。

不同:明清时期的资本主义萌芽是在封建社会内部产生、采用手工工场方式;

近代资本主义主要在外国资本主义入侵下产生、使用机器生产的工厂。

【巩固训练】

1、关于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工业兴起的表述,不正确的是()A.受外商企业和洋务派办厂的刺激

B.由鸦战前资本主义萌芽直接发展而来 C.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过程中产生起来的D.主要分布于东南沿海地区

2、中国近代民族工业兴起主要在上海、广东等东南沿海地区,其主要原因是()A.外国列强的侵略,加速这些地区自然经济的瓦解 B.这些地区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的程度高 C.这些地区资源条件优越 D.清政府对该地区实施鼓励政策

(参考答案:BA)

三、近代民族工业的初步发展(1)初步发展的背景 【合作探究2】

阅读材料,结合视频关于张謇办厂的经历,分析影响民族资本主义初步发展的不利因素和有利因素分别有哪些?

在晚清时期的经济大家庭中,既有又老又保守的“婆婆”,也有凶神恶煞的“太上皇”,也有年轻且掌握大权的“丈夫”,民族资本主义就像一个可怜的寄人篱下的“童养媳”,仰人鼻息,举步维艰。

从材料看“童养媳”代表民族资本主义,那么材料中的“婆婆”、“太上皇”、“丈夫”分别代表民国时期的哪几种主要势力?

本国封建势力、守旧势力和外国资本主义 【合作探究3】

根据张謇办厂的经历,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分析影响民族资本主义初步发展的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分别有哪些?(参考答案)

不利因素: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环境,外国资本主义、本国封建势力的阻碍、压制,以及守旧势力的阻扰、自身条件的限制。

有利因素:①甲午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列强侵略的加剧,进一步破坏了中国的自然经济;②由于时代潮流的冲击和巩固统治的需要,清政府放宽了对设厂的限制,一些官员甚至鼓励兴办实业;③为挽救民族危机,实业家们自强不息的爱国精神,纷纷提倡“实业救国”。

(2)板书:初步发展的概况(时间、人物、企业、特点)

(3)近代中华民族工业兴起的意义:

经济:产生了新的经济,为中国社会变革奠定经济基础和阶级基础;

政治:产生了新的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作为新的力量开始登上历史的舞台; 思想:产生了新的思想,有利于西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传播。

【合作探究4】中国近代工业发展的特点(看图说话)资金少、规模小;轻工多、重工少;沿海多、内地少。

【本课小结】(略)

【巩固训练】

1、一位英国人说过,中国多织一匹布,英国就会少销一匹,因而“机器不宜进中国”,这段话反映的本质问题是

A.中英纺织品贸易矛盾

B.中英机器进口矛盾

C.中英争夺商品销售市场

D.中英贸易入超激化矛盾

2、著名史学家陈旭麓在《中国近代社会的新陈代谢》中提出“洋务运动,就其主观动机而言,他们未必有真心打破旧轨,但他们的主张却历史的包含着逸出旧轨的趋向。”若从洋务派所创办的近代企业的角度来分析,这里“包含着逸出旧轨的趋向”的本质含义是()

A.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两方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

B.有利于西学的传播

C.瓦解了自然经济,促进了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

D.引进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参考答案:CC)

【课后探究】 张謇(1853-1926),江苏南通人,世代耕读传家。1895年,张謇毅然选择了弃官从商,投身办实业,并提倡“父教育,母实业”的思想,成为旷古以来第一位官居翰林而弃官从商的知识分子,这种震动朝野的惊人之举,对于视“工商”为“末业”的中国传统社会来说,简直是不可思议。

民族意识 ----对中国近代史的感悟 篇6

第21课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发展教学案

一、学习目标:

.掌握中国近代民族工业发展的基本史实。

2.学会归纳分析民族工业发展的阶段、原因、特征。

3.通过对张謇、荣氏兄弟兴办的实业兴与衰的了解,使我们感受到张謇等兴办企业、实业救国的爱国情怀;也使我们认识到旧中华民族工业发展的艰辛,从而激发我们强烈的爱国、强国的情感。

学习重点: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曲折发展(原因、影响)

学习难点:理解一战期间民族工业的“黄金时代”

二、前置自学:(自主学习,充分准备,牢固记忆)

.开始萌芽19世纪

年代,在洋务运动的影响下,一些商人、地主和官僚开始投资于近代企业,这是近代民族工业的萌芽。

①甲午中日战争以后,清政府允许民间

,民族工业得到了初步发展。

中2.初步发展 ②如:清末状元张骞提出了

口号,并创办了

厂等一系列企业。

以后,封建制度遭受冲击,扫除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部分障碍,特别是

近3.短暂发展

期间,帝国主义忙于战事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使中国民

族工业得到一个短暂发展的机会,进入了

时代。

②如:张骞的大生纱厂等企业获得进一步的发展。

以后,帝国主义卷土重来,在外国资本主义的排挤下,近代中国

工4.凋敝萎缩 的民族工业凋敝、萎缩。

②如:张骞的大生纱厂被。

①近代中华民族工业是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排挤中生存和发展。

5.总体特征

②其特点是:发展过程

;发展程度

;发展水平总体。

三、展示交流(对桌相互检查)

四、合作探究

.读120页引言及“状元实业家张謇”、121—122页红

色小字关于荣氏企业介绍,请思考从张謇等人的身上,你感受到了什么可贵的精神?

看到张謇、荣氏兄弟等实业家兴办企业的曲折坎坷,联系当时的社会背景,你有什么感悟?

作为新时期的青少年,我们应该学习张謇等人什么样可贵的精神?

五、当堂测试

选择题

.提出“实业救国”口号的是()

A.严复

B.魏源

c.张謇

D.詹天佑

2.中华民族工业进入“黄金时代”是在()

A.辛亥革命后

B.第一次世界大战前

c.第一次世界大战中

D.第一次世界大战后

3.一战期间,民族工业的发展出现“黄金时代”的主要原因是[:学科网]

A.辛亥革命的成功

B.帝国主义忙于一战,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侵略

c.民族资本家纷纷投资实业

D.北洋军阀的分裂

4.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对中华民族工业危害最大的帝国主义国家是()

A.美国

B.日本

c.英国

D.法国

5.下列发生在近代的历史事件,有利于民族工业发展的是

①洋务运动

②《马关条约》的签定

③戊戌变法

④辛亥革命

⑤北洋政府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A.①②③④

B.②③④

c.①③④

D.①③④⑤

6.阻碍民族工业发展的三座大山是

小农经济的广泛存在

②封建主义③帝国主义④官僚资本主义

⑤狭小的国内市场

A.①②③

B.②③④

c.③④⑤

D.①③⑤

7.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特点是

比较落后②主要集中于轻工业

③集中与沿江沿海大城市

④重工业比较发达

A.①②③

B.②③④

c.①③④

D.①②④

二、填空题

.清末状元实业家是_________,他深感要挽回中国的利益,必须发展本国的工商业。于是他提出了“__________________”的口号,并身体力行,放弃高官厚禄,创办了_____________等一系列企业。

2.中国的近代民族工业总的说来是比较落后的。从行业看,着重_________的发展;从地区之间发展看,着重__________________大城市的民族工业发展。

六、教(学)后记

民族意识 ----对中国近代史的感悟 篇7

【关键词】近代民族工业 崎岖 发展道路

公元1840年的鸦片战争以清王朝的完败而告终,随着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的签订,就像打开了潘多拉魔盒一样,随后的半个世纪,清王朝在历次对外战争中败多胜少,被迫与西方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和协定,被迫开放了越来越多的通商口岸,甚至于被迫割让了大量领土与外国。满清王朝对外战争的失利和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给中国带来的损失毋庸置疑,这种损失和对中华民族的危害用“无可估量”来说也不为过。但站在另一个角度,西方列强的巨舰大炮也轰开了闭关锁国的满清王朝的大门,让封闭的中国不得不睁开眼睛,以一种全新的视角来看待19世纪那个全新的世界。我们可以这样说,西方列强的入侵,导致了清王朝被迫改变闭关锁国的国策而再次对外开放,哪怕这种开放是被迫的,是极度不情愿的,是伴随着西方列强的血火屠杀和民族阵痛的。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苏州、杭州、沙市、重庆等一系列通商口岸的开辟,香港岛、台湾岛等被迫割让给英国、日本等帝国主义国家,直接导致以英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工业生产模式和资本主义经济与生活方式被移植入古老中国的机体。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满清王朝遇到了自入关以来的最大亡国危机:英法联军的海陆联军几乎封锁了中国沿海地区并一度攻入京师北京,焚毁了满清皇家园林圆明园。这次事件,摧毁的不仅仅是北京城古老的城墙和富丽堂皇的圆明园,也开始摧毁中国士大夫阶层那顽固的自信和满清统治阶层那夜郎自大的统治思维。同时,国内太平军起义,占领南京后建立与满清王朝分庭抗礼的太平天国政权,几乎断绝了满清王朝东南半壁的财富来源。沙皇俄国趁火打劫,以武力割占了西起巴尔喀什湖沿岸,东到库页岛的原中国约150万平方千米的领土。所有这些内忧外患,迫使清王朝统治阶层不得不借鉴西方先进的工业文明成果来打击敌人,来维护自己的统治。在这个大背景之下,讲求西学,发愤图强的洋务派诞生了。19世纪60、70年代,洋务派打出“自强”的口号,兴办了一大批近代军事工业,其代表有曾国藩、李鸿章创办的江南机器制造局,左宗棠创办的福州船政局等等。实事求是地说,这一时期中国人对西方先进工业文明的学习和引进还是卓有成效的,最能说明这一问题的是福州船政局自行设计制造的蒸汽钢甲防护巡洋舰——平远号巡洋舰。平远号巡洋舰造成后,请英国、德国等海军强国专家鉴定,评定等级为优,其排水量、装甲厚度、航速、主炮口径和综合防护能力等,都达到当时海军造舰的先进水平。这代表了当时中国造船的最高水平和最高工业生产能力。这也是中国最早对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引进和系统学习与借鉴。后来,洋务派又呼出“求富”的口号,兴办了一大批为军事工业服务的民用企业。办得比较成功的有李鸿章在上海开办的轮船招商局,张之洞创办的汉阳铁厂和湖北织布官局以及开平煤矿等等一系列近代民用企业。在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和洋务派兴办的近代企业的刺激引导启发下,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终于在19世纪60、70年代诞生了。

由于缺乏资本原始积累的积淀,再加上近代科学的缺失和自然经济的封锁,导致中国近代民族工业自一诞生就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和挑战。中国近代民族工业首先诞生于饱受欧风美雨涤荡的沿海地区:最早诞生的一批民族工业都主要分布于沿海的广东、天津、上海等地,其代表有发昌机器厂、继昌隆缫丝厂、同文书局等等。中国民族工业自诞生之日起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几乎全是轻工业,重工业极少。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爆发,清军再次惨败,随着清末帝国支柱北洋舰队的全军覆没和条件极为苛刻的《马关条约》的签订,中国刚处于摇篮期的民族资本主义面临着巨大的生存危机。日本人为了就近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和压制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特别在《马关条约》里面规定了一条“允许日本在中国通商口岸开办工厂”的强盗条款,这标志着西方列强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从商品输出为主变为资本输出为主,给民族工业和民族资产阶级带来了令人窒息的局面。清末新政时期,清政府明令鼓励民间开矿办厂,奖励实业和发明创造,至少从国家政策引导和法律角度,以及从政府对民间主流舆论的引导上,对近代民族工业是一种鼓励,对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也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辛亥革命后,民国政府继续学习西方,颁布了一系列鼓励兴办实业的法律和政策,对民族工业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特别是1914年——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西方列强忙于战争,无暇东顾,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这给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创造了一个极为罕见的难得的宽松发展环境,民族工业迎来了“短暂的春天”:这一时期中国工业发展速度创历史之最,轻工业突飞猛进,其中发展最快的是纺织业和面粉加工制造业,中国的面粉不但在国内畅销,甚至远销东南亚、日本、欧洲市场。这一时期,民国政府每年统计的工业生产增长总值都是十分可观和令人欣慰的。可惜好景不长,1923年过后,西方列强从新卷土重来,刚刚发展起来的很多民族工业又迅速凋零。再加上民国军阀混战,更让实力本就不雄厚的近代民族工业雪上加霜。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推行“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实行关税自主、币制改革、奖励实业、废除厘金等积极措施,再加上北伐战争后,中国实现了局部的统一,民族工业又迎来了快速发展的“黄金时期”:自1927年到1937年日寇全面侵华战争之前的这十年,被西方历史学家称为“中国工业发展进步的黄金十年”。这一时期,中国化学家侯德榜先生等研制的“红三角”牌纯碱在美国费城万国博览会上荣获金奖,被西方实业界评价为“中国工业进步的象征”。1937年日寇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对中国经济进行毁灭式破坏,让中国民族工业迅速衰败和枯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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