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社区（精选8篇）
古州镇丰乐社区位于榕江县城南端，与城关场坝社区紧邻，含丰乐村、头塘村、杨家湾村和生态移民安置示范区，国土面积14.6平方公里，2012至2013年完成以摆王、摆拉为主的770户3100人生态移民整村搬迁后，目前共有3753户13400人，5个党支部82名党员，现有社区工作人员6人，网格管理员9人，设有楼长57人。丰乐社区虽是2012年12月新成立的生态移民安置示范区，如今却是全州、全省的平安社区示范点、生态移民安置示范点和“创建廉洁社区”示范点，曾在中央电视台、贵州电视台播出和报道过。丰乐社区在社会管理工作中，由于上级领导重视，思想宣传到位、组织机构健全、各项制度完善、保障措施得力，充分调动和依靠广大居民共同参与治安防范，社区治安秩序良好，居民安全感普遍明显增强，打造“平安社区”已见成效，构建了一个和谐稳定的居住环境。
一、加强领导、健全机构、全面落实综治责任制。
丰乐社区把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工作放在与经济发展同等重要的位置，纳入社会发展和精神文明建设的整体布局，做到统筹规划、统筹安排、统一部署、统一落实，切实把建设社会治理摆上重要议事日程。一是建立了以“综治例会”为形式的综治、“平安创建”工作汇报、研究制度，综治领导小组坚持每月度召开综治例会一次。二是建立健全综治领导机构。按照上级综治部门的统一要求，我社区成立以党支部书记为组长的综治和平安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健全了治保小组、民事调解、普法、帮教小组、治安巡逻、法律咨询室等组织，综治维稳工作站、调解室、群众工作室、警务室有固定办公地点，办公设备齐全。三是落实综治目标管理责任制。按照“谁主管、谁负责”的要求，采取了“书记、主任亲自抓、负总责，分管干部具体抓，居委全体成员划片包干共同抓”的工作责任制，形成了目标明确、责任到人、措施具体的工作机制，真正把综治创安工作落实到具体人身上。
二、加大投入、保障有力、筑牢基层综治阵地。镇党委、政府在“人、财、物”上优先向丰乐社区各项工作倾斜，为社区配备了电脑16台、打印机3台、投影仪2台。一是社区成立了综治维稳工作站。并实现六有，即：有一块牌子、有一个强有力的班子、有一个办公场所、有一套工作制度、有一支巡逻队伍、有一块宣传阵地，从而进一步整合农村治安资源，使治安巡逻、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安置帮教，法制教育、平安宣传等各项工作在基层得到进一步落实。二是在我社区头塘村积极开展“美丽乡村”创建活动，坚持每月召开本辖区治安形势分析会议一次，每月坚持开展以治安防范、法制教育、卫生清理等为内容的创建活动，使综治、平安建设各项措施得到有效落实。三是建立健全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机制，按照“分级负责，归口办理”的原则，认真落实排查调处责任，坚持每周开展一次矛盾纠纷排查调处，2014年全年共发生民事纠纷13起，调解13起，调解率达100%，成功13件，成功率达100%。四是认真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切实抓好安全生产工作，2014年没有发生民房火灾、爆炸等事故，在节日期间，居两委人员坚持轮流值班，以全面加强社区节日安全保卫工作。五是建立释解教人员帮教工作，重点做好有重新违法犯罪倾向人员的帮教、管控工作。组织开展以包教育、包管理、包转化为主要内容的集中帮教活动，大力推广“二帮一”行之有效的办法，切实做好教育转化工作。两年来社区共接收刑释解教人员12人，接回10人，帮教12人，帮教率达100%。
三、加强防范，群防群治，营造平安和谐环境 基础防范，提高治安防范水平。2013年3月，丰乐社区警务室正式挂牌成立并投入使用，警务室配备两名干警、两名协勤，安装报警求助电话1部，配置必要的器械和防护器材、办公用具，有效推动了辖区治安防控工作的全面开展。丰乐社区警务室的建立是县委、县政府作出的重要决策，对构建“社区筑平安”，进一步提高治安防范能力，有效预防和减少各类安全事故的发生将发挥积极的作用。设置社区警务室后，派出所将进一步加强对社区警务工作的领导，加强与社区保卫部门的联系和沟通，坚持完善合作机制，加强对包片民警的培训教育，提高包片民警的综合素质，社区居民可在家门口获得民警帮助，为社区提供更好的服务。
全民共防，联动织网良好格局。为了提高本社区的治安能力，自2012年起，先后组建20人治安联防队。按照“加强领导、健全组织、发挥效能”的要求，健全巡逻队组织、加大对治安联防队的培训力度。在队伍建设中，治安巡逻队以社区治保主任为队长，社区楼道长为成员，制订了一套相对完善的治安巡逻队出勤、值班、休息、奖罚制度，使治安巡逻队工作有章可循、有文可依，提高办事效率，从而组建了一支有较强凝聚力、威慑力和战斗力的治安巡逻队伍。治安巡逻队制定了常规巡逻和重点时间段巡逻相结合的工作方法，在日常的巡逻中突出重点，任务明确。积极协助公安机关开展治安巡逻，协助民警加强暂住人口与租赁房屋规范化管理，对村外来人员的基本情况登记造册，督促其办好暂住证和私房出租户办理相关手续，外来人口和私房出租户登记率达100%。充分发挥了巡逻队员在发现犯罪、打击犯罪、预防犯罪诸多方面的作用。
科技防范，共同捍卫自身安全。在廉租房小区全部配备楼栋长和楼道长，由楼道长兼任“十户长”。“十户联防”信息系统平台将居住相邻的用户用信号紧紧联系起来，即每十户组成一个群组，当群组中任何用户遇到紧急情况时，拨打联防群组报警号码，其他相邻用户便会在第一时间接收到求助信号。同时，该报警系统将同步上报至联防管理平台，实现监控区域内的联防警讯信息共享，并及时向联防队员、区内家庭以及联防治安管理机构发出预警，有助于农村治安防范管理体系建设。通过“十户联防”，增强了村（居）委会的综合治理和群防群控的能力，编织了全方位、全天候、立体化科学防范的管理体系，起到了一家求助，多家支援的效果，为辖区治安管理提供了更有效的防卫武器，筑牢了基层综治工作的第一道防线。
四、创新管理，网格服务，努力提升群众安全感和满意度
丰乐社区在创新社会管理中，积极探索社区管理服务机制，实施“社区有网、网中有格、格中定人、各司其职”的“一格一员”管理模式。将社区划分为10个网格，经过层层严格选拔，每个网格配备1名网格责任管理员，并保证经费投入，县财政把网格员工资纳入预算，确保网格员每人每月1500元工资到位。同时，出台定人、定责、定岗、包网格“三定一包”责任制，要求网格员要做到“三知三掌握”，三知即知居民家庭基本情况、知家庭成员就业情况、知家庭成员遵纪守法情况；三掌握即掌握社情动态、掌握高危人群、掌握热点难点问题。在工作中，网格员通过发放便民利民卡、网格员名片等，听取群众意见，全面采集网格区域内各类信息，建立民生、计生、卫生等6类服务台账，将重大社情民意及时向社区、镇党委政府反馈；同时在社区公开栏公开网格员管理区域及联系方式，网格内群众可致电咨询、预约所需办证服务、民政优抚、培训就业等各项服务，网格员一站式全程代理。社区网格员“零距离”的便民服务，让群众跑腿变为干部跑腿，有效的提升了群众办事效率，方便了群众。社区创新管理服务机制后，“社区居民的琐事难事烦心事找社区网格员”已成为居民的习惯。2014年，通过网格化管理，社区共为群众办实事好事300余件，变被动服务为主动服务，切实解决并村后“人难找、事难办”等突出问题，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
五、丰富生活，提供就业，建设精神文明的特色社区 为使生态移民能迁得进，住得好，有保障，县委县政府、县生态移民办和古州镇党委政府坚持“2+5”生态扶贫模式，一方面加强移民的技术技能培训，转变他们的思想观念，增强他们致富的能力和信心；另一方面积极创造就业机会，通过公益性岗位、进厂务工、微型企业扶持等形式，千方百计为移民创造增收。如家住丰乐安置点B11-1-301的石岩付，一家4口人，他和妻子两个人在宇泰木业务工，一个月收入6000元以上，家住B13-2-104的龙天保，在福兴达砖厂上班，妻子和他每月共6000至7000元的工资；龙开伍和妻子在蔬菜基地务工，公司包吃包住，固定工资1500元，每月也有3000元的纯收入。2013丰乐社区生态移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6428元，其中有50户以上超过7000元，与搬迁前实现翻番。
社区文化建设是和谐社区建设的精神支柱，是组织居民共同参与建设和谐社区的重要途径。为使社区文化活动丰富多彩，在镇党委、政府的支持下，社区定期组织开展各项文化娱乐活动，成立了一支25人组成的丰乐社区文艺宣传队。每逢民族节日，文艺宣传队通过文艺演出的形式向群众宣传法律、安全防范、禁毒禁赌等知识，使群众的法制意识在潜移默化中的到增强，促进了社区精神文明和丰富了居民文化生活，勾画出了邻里共享和谐幸福的生动画面，发挥了基层精神文明阵地作用。把有限的资金用在社区基础建设上，加大社区硬件设施投入力度，高标准配置的社区服务中心及社区文化广场已建成并投入使用。社区办公、活动用房面积达220平方米，室外健身活动场所1处，让社区居民有场所、有设施开展娱乐健身活动。
“社区”一词最早由我国知名社会学家费孝通翻译自滕尼斯的著作《Community and Society》, 社区一词从此为我国所接受。我国官方语境下的社区指的是“城市政府按照地域面积和人口数量的双重标准进行拆分、组合后按照有利于施加管理规制和提供公共服务的目标加以划定的城区管理单位”。“安置社区”是社会快速转型时期的今天, 伴随城镇化的发展要求, 政府通过征地拆迁补偿的方式将原居住农民转移或就地安置。这一类社区的典型特征与依靠自身力量进行自我城镇化的社区存在发展动力的性质截然不同, 依靠政府投入而非自我发展的模式来进行城镇化建设。这一过程中伴随四个矛盾的出现:第一, 农民拆迁安置非自愿性;第二, 社区自治不足性;第三, 农民身份的转变性;第四, 生活习惯的不适应性。
为此, 我们走访了曾家镇龙荫社区, 这个社区属于拆迁安置社区, 大部分居民在城市化进程中离开原居住地在城镇定居, 政府在拆迁过程中按政策给予补贴, 并对居民日常生活给予一定的保障, 社区的发展状况与政府的支持存在很大的依赖关系, 属于典型的外力发展型社区。外力的作用不足和居民实际生活需求过高产生矛盾, 给龙荫社区的社会治理带来很大困难。经过前期的社区探访和社会调查发现, 一方面龙荫社区的很多小区存在物管费用收取难的问题, 住户原先都是农民, 小农观念浓重, 自扫门前雪现象层出不穷, 法制意识淡薄, 总是找各种理由不缴管理费;另一方面在从“熟人社会”搬迁到城市社会的过程中, 很多生活方式的不适应都会出现, 缴纳物管费的情况违背了农村生活既有的生活习惯。社区居民参与社区环境维护的积极性不高, 居民安全意识差, 生活习惯还延续原有的生活状态, 两极 (老人和儿童) 人群存在很多需求不能得到满足等。
二、安置社区社会治理特点
(一) 社区自治能力薄弱, 行政化程度高。社区居委会本是社区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监督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 但是在我国社区建设与社区发展过程中出现了社区组织行政化的倾向。一方面安置社区属于政府主导所形成的, 其生活设施、社会保障体系、环境卫生、劳动保障等还不能和城市社区同等待遇, 依然需要依靠政府扶持、借助外来资源的投入帮助发展城镇经济、稳定民生;另一方面对于社区矛盾的解决依然依靠传统政策导向、社区负责, 社区资源整理力度比较低, 居委会解决居民实际问题能力比较低。所以, 居民委员会的自治能力被削弱, 代表政府处理社会矛盾, 解决社区问题的角色被提高, 行政化程度大于自治能力。
(二) 社会组织参与度低, 创新能力差。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改进社会治理方式, 激发社会组织活力, 创新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体制”。很多社会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 他们积极介入社会服务中来。在政府积极创新社会治理模式、转变政府职能的背景下, 很多社区对引入第三方组织解决社区问题持保守态度, 对于专业社会机构观望不相信亦或者将希望全部寄托于第三方组织, 相互之间沟通路径稀少。 (表1)
提取表1 中信息可知, 大部分居民没有参加社会组织, 占比71.6%, 说明社区居民对于社会组织认识度不大。一方面体现在组织的行政化趋势、资源的不足, 否定了囊括全部意愿居民参加的可能;另一方面社区组织宣传力度和方式不够, 主要体现在社区服务趋类性严重, 专业服务占比较小, 不能很好地切合居民实际需要。提取表2 中信息可知, 各型社会组织中居委会在社会治理中发挥的作用最为明显, 占比71.1%;其次, 居民自发组织在社会治理中发挥的作用占比68.9%, 其他社会组织在居民中发挥作用基本持平。所以, 社会治理需要重视居委会的作用并鼓励发展群众自发组织。 (表2)
(三) 居民思想意识差, 社区归属感不强。社区居民在社会治理中扮演核心的角色, 所有的政策制定、社区管理、社会组织参与等都围绕居民这个核心对象开展。小城镇的社区居民由于思想文化程度不高、工作繁重、家庭任务重等问题, 一定程度上闭塞了他们与外界群体沟通学习的机会, 让他们对于社区认识度比较差, 对于第三方组织的认识几乎没有。一方面一定程度上对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带来困难;另一方面特殊的社区例如安置社区由于经济压力带来居民对于社会需求集中在物质的满足上, 对于其他形式的社区事务兴趣不大, 客观上为社区转移社区居民注意力, 缓和社区矛盾造成困难。在干部层面, 所有小城镇社会治理干部普遍年龄比较大, 这有优势也有弊端。一方面时间的累计为社区干部在社区活动提供了一定的民意基础, 社区干部在处理社区问题上打感情牌且处理顺手;另一方面对于新时期社区特殊群体特殊问题, 社区干部在这方面除了逢年过节的礼品慰问就再没有更好的办法来解决了, 特别对于空巢老人、失独老人、留守儿童、残疾人、智障者等特殊群体无法兼顾。所以社区干部专业基础差, 处理问题专业技术不足。
三、安置社区社会治理对策
(一) 转变社区治理结构。社区居委会属于群众自治组织, 却在现有体制运行下变成政府行政化机构, 成为政府的代言人, 这不符合社区居委会的法律责任。而新形势下, 安置社区还需要政府帮助协调资源, 维持社区秩序, 社区居委会完全脱离政府行政身份又会给社会带来不稳定因素。另外, 对于新形式下社区产生的问题变化快的特点, 行政手段和政策不能很好地服务百姓, 不符合新形势下新城镇化以人为本的社区建设理念。所以, 我们建议社区能够分化出“社区居委会、社区工作站和社区服务站”三个组织, 社区居委会依旧是社区居民合理合法诉求的代言人和发言人, 与居民是委托-代理关系;社区工作站是基层政府的派出机构, 承担着社区的行政性事务, 将居委会从行政性事务中剥离出来;社区服务站是社区服务的供给者, 政府通过购买社区服务的方式对社区予以财政支持。
(二) 加强社会组织的社会服务监管, 提高社会服务机构的服务水平。现阶段在重庆, 政府购买服务模式已经成型, 重庆的社会工作服务机构也迅速崛起, 在崛起过程中, 也出现了很多新问题。一方面由于政府对于现实状况的估计评价不足, 社会服务购买比较盲目, 没有重心;另一方面对社会服务的专业性和有效性的评估方式和标准没有成型, 导致社会服务行政化。再有社会服务机构的泛滥导致服务的雷同性严重, 盲目跟风和毫无目的的模仿导致服务价值严重降低。所以, 政府应该出台政策, 首先划分社会工作服务机构的专业领域, 确定服务标准, 拟定评估方法, 组建专业评估团队对社会服务组织的服务进行专业评估, 防止浑水摸鱼现象的泛滥。
(三) 加强社区文化建设, 促进居民社区归属感的建立。居民的社会归属感强不强, 一方面体现在居民参与社区实务的意愿, 我国经过改革开放几十年的发展, 逐步形成“党委领导, 政府负责, 社会协同, 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 其中公众参与是衡量社会治理程度的关键指标;另一方面在于有没有完善的社区文化, 融洽的社区氛围。通过对龙荫社区的调查走访, 50.5%的居民从不参加居民会组织的活动, 35.8%的居民偶尔会参加, 13.7%的居民经常参加。可以看出居民参与社区组织和社区活动的积极性不高, 影响社区问题的化解。 (表3)
摘要：新型城镇化背景下, 大量农转非的安置社区出现, 在这些社区中, 居委会行政效率低, 社会组织服务不成熟, 居民社区归属感不高, 为安置社区的健康发展带来巨大的障碍。本文通过对曾家镇龙荫社区的走访, 了解安置社区的社会治理问题, 尝试探索消解安置社区社会治理问题。
关键词：安置社区,社会治理,社会组织
参考文献
[1]王巍.社区治理结构变迁中的国家与社会[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16.
[2]向德平.社区组织行政化:表现、原因及对策分析[J].学海 (南京) , 2006.3.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指出：“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关键在体制创新，核心是人。社会治理的重心必须落到社区。社区服务和管理能力强了，社会治理的基础就实了。”社区治理作为社会治理的基础性工程，正日益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
就新形势下如何推进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中国社区治理的未来走向等问题，《瞭望东方周刊》日前专访民政部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司司长蒋昆生。他同时介绍了实施已有三年的“全国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项目。
“根据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坚持‘加强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的要求，实验区建设的根本任务，就是为推进社区治理探索路径、积累经验。”他说。
蒋昆生强调，必须站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高度，充分认识推进实验区建设的重要意义，“以舍我其谁的担当精神、时不我待的责任意识和敢为人先的创新勇气”，率先推进社区治理和服务体制机制创新。而这些实验区的尝试方向，也正是新形势下中国社区治理和服务体系的改革方向。
倒逼的改革和实验
《瞭望东方周刊》：如何看待社区治理在当今中国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地位？为什么要创建“全国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
蒋昆生：社区治理是社会治理的基础工程，也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工程，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现前提。
“全国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的建设思路，是在全面深化社会体制进程中逐步酝酿产生并发展的。社区是社会的基本单元，社区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础环节。“全国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建设的根本目的，就是要贯彻落实中央决策精神，探索顶层设计与基层实际有机结合的可行路径。
经过十余年的接续奋斗，我国的社区建设事业迈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初步形成了以“属地化管理、社会化服务”为主要特征的社区治理体制。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原有基层社会治理体制中许多深层次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
比如社区自治和服务功能不强，居民自治活动的内容和载体相对单一，社区居委会行政化倾向过重，社区治理多元参与机制还不健全，政府部门包办过多，社会力量、市场主体参与缺乏长效机制，社区居民参与缺乏组织化渠道，等等。这些困难和问题不解决，势必影响社区自治和服务功能发挥，影响社区居民群众的切身利益。
改革由问题倒逼产生，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得以深化。“全国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建设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深化社区建设实践，有效解决制约基层发展的体制机制难题。
社区治理的发展方向
《瞭望东方周刊》：以“全国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为例，未来我国社区治理的发展方向有哪些？
蒋昆生：实验区建设开展近三年来，特别是第二批实验区建设开展近一年来，各地围绕创新社区治理体制、丰富社区自治形式、完善社区服务制度、优化社区服务手段等领域开展创新实践。这些探索实践从一定意义上代表了社区治理未来的发展方向。
首先是推进社区减负增效。各实验区将社区减负增效作为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重要任务，研究制定推进社区减负增效的政策措施，确保社区组织承担的行政事务只减不增。
比如，江苏省南京市各实验区统一开展以“五减两增一考核”、建立社区公共服务准入制度为重点的专项行动，社区逐渐回归自治本位，社工逐渐回归服务本色，考核逐渐回归群众本元，部门逐渐回归管理本分。
其次是加强社区自治能力建设。许多实验区把健全社区居民自治制度作为激发城市基层社会管理活力的重要途径，在完善社区民主管理机制上出实招用力气，调动了居民参与自治活动的积极性。
比如，成都市锦江区全区113个社区、1065个院落根据居民特点和居民意愿，制定实施了各具特色的居民（院落）公约，从源头上、基础上、根本上完善和深化居民自治，有力地加强和推进社区依法治理，提升了社区治理和服务水平。
第三个方面是培育社区社会组织。许多实验区把培育和发展社区社会组织作为完善社区治理结构的突破口，通过建立孵化机制、扩大购买服务和加强政策引导等方式，创造有利于社区社会组织发展的外部环境，逐步构建了多元参与、多元治理、多元服务的社区治理新格局。
比如，武汉市武昌区投入500万元建立社会组织孵化基地，投入3600万元社区惠民资金重点培育社区社会组织，以公益创投的形式支持社区社会组织承接社区服务项目。社区社会组织已经成为社区治理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伙伴，为扩大社区居民参与探索了可行路径。
第四个方面是创新社区服务机制。许多实验区积极推动社区服务的理念创新、机制创新和方式创新，全面提升社区服务功能和服务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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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杭州市大力实施社区服务业的产业化转型，推动社区服务项目由政府独力举办向社会共同参与转变，社区服务机构从单纯公益型向公益经营型转变，社区服务实体从个体分散向规模连锁转变，在“一区一品”、“一社一品”建设过程中，涌现出上城区“333+X”，下城区“66810”工作法，西湖区“三全十服务”等多个社区服务品牌。
第五个方面是加强社区服务信息化建设。各实验区按照民政部、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财政部《关于推进社区公共服务综合信息平台建设的指导意见》，扎实推进社区公共服务综合信息平台建设工作。
比如，攀枝花市社区公共服务综合信息平台建设在组织体制、技术设计和建设模式等方面都具有开创意义。具体表现在：将平台部署“提升”到市级层面，突破了以区县为单位部署建设的社区信息化建设传统格局;将平台应用“下沉”到社区范围，将综合信息平台服务终端直接延伸到社区，梳理确定了社区直接办理和代办代理事项，有效缩短了服务半径，最大限度方便居民办事;将平台运行“拓展”到专线网络，依托政府部门信息专网部署综合信息平台网络，探索出综合信息平台建设与社区信息化建设有效衔接的可行模式。
共同参与社区治理
《瞭望东方周刊》：“全国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目前面临哪些困难，下一步工作有哪些规划？
蒋昆生：在取得成绩的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基层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和服务机制创新是社会建设领域一项全新的重大课题，由于受到既有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的局限，受到长期历史条件和现实发展的制约，受到目前经济条件和工作基础的影响，部分实验区推进社区管理和服务创新的理论准备、实践准备和思想准备并不充分，实验区建设仍然处于初级阶段，实验工作仍然面临不少困难和问题。
关于实验区下一步工作规划，我们主要聚焦于以下六个方面：一是健全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民自治机制 ;二是推进“政社互动”实践;三是发展社区民主协商;四是培育发展社区社会组织;五是加强社区公共服务信息化建设;六是提升社区服务能力。
经过近年对社区治理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民政部正在与有关部门共同研究起草推进城乡社区治理的文件。文件力争能针对基层，尤其是社区治理中面临的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取得实质性突破。 比如确立社区居民委员会法人地位的问题，厘清社区居民委员会、业主委员会、物业服务企业之间的关系，等等。这些问题的突破，最终的目标都是为了更好地服务老百姓。
《瞭望东方周刊》：“社区治理”、“政社互动”和“民主协商”都是现阶段社会治理的热点问题，主要举措有哪些？
蒋昆生：推进城乡社区治理是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基础环节。要进一步健全以社区党组织为核心、社区自治组织为主导、社区居民为主体、社区社会组织和驻区单位共同参与的社区治理体制机制。
在这个问题上，首先是要促进基层政府职能转变。围绕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的总体要求，积极推进基层行政体制改革，发挥政府在社区治理中的主导作用。
其次是要完善居民自治机制。把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实践贯穿于社区建设的全过程和各方面。
第三是要激发社区组织活力。积极探索“社区、社团、社工”三社联动，推动建立以社区为平台、社会组织为载体、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为支撑的社区服务管理新机制。
第四是要健全社区服务机制。建立基本公共服务、便民利民服务和志愿互助服务相互衔接的服务体系，确保城乡社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生活服务多样化和志愿互助服务制度化。
最后是要构建多元参与机制。探索建立以分类统筹为基础组织群众参与，以“以奖代补”项目为载体吸引群众参与，以信息化技术为依托扩大公众参与，以培训提高为手段引导群众参与，以制度建设为根本规范群众参与，以公共精神为纽带提升群众参与的新模式。促进居民群众在社区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中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
优化政府治理是创新社区治理体制的首要任务，也是衡量社区治理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标尺。 推进“政社互动”工作的主要举措包括三个方面：首先是积极推动基层政府与社区组织“双向确权”，认真梳理基层政府与社区自治组织权责，划清基层政府和社区自治组织责权边界。
其次是积极建立基层政府与社区组织的“双向契约”，明确基层政府委托社区自治组织事务的项目内容、经费保障和违约责任，引导社区自治组织和社会组织承接对于法定职责以外的委托事项，形成社区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竞争机制。
第三是积极开展基层政府与社区组织的“双向评估”，建立社区自治组织、社区居民评估结果与基层政府绩效考核挂钩的有效机制。
协商民主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是党的群众路线在政治领域的重要体现。一方面，社区民主协商以涉及居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事项和实际问题为内容，使各项决策的实施符合群众意愿。
另一方面，要完善社区居民会议和居民协商议事会议制度，健全民情恳谈、社区听证、社区评议等对话机制，推进社区民主协商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除此之外，还要推动建立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联系社区制度，就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和群众普遍关心的实际问题听取基层群众的意见，将涉及居民利益的公共决策和公共服务事项纳入协商议事范围，不断丰富社区民主协商内涵。
灵秀社区上半年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
总 结
上半年社区在鹿城镇党委政府、鹿城镇综治维稳中心的领导下，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按照《社区治安综合治理目标管理》结合本社区的实际情况，坚持“预防为主、打防结合”的方针，在社区开展以争创“平安社区”“无毒社区”“无邪教社区”为载体的活动，有效地遏制了刑事案件和治安案件的发生，为社区居民营造一个稳定、祥和、优美的生活环境。现将上半年工作总结如下：
一、齐抓共管，共建和谐：
基础不牢，地动山摇，上半年，我社区认真贯彻上级有关指示精神，结合本社区实际，以创建“平安社区”为目标，突出固本强基，切实加大防控力度，狠抓防范长效机制建设，进一步夯实了基层基础工作。认真落实“稳定压倒一切”的方针，加强社区治安防范措施的落实，增强在维护社会治安中的作用，切实落实“属地管理”的原则，积极推动社区建设综合治理工作。通过一系列防范措施，辖区治安形势良好。
二、加强宣传教育，提高居民法制意识
社区居委会 利用 黑板报、发放宣传单等方式，开展了以“抵制邪教，倡导文明”、“珍爱生命，拒绝毒品”活动，增强居民的法制观念，使居民进一步对社会的了解，对家庭社会关爱，为稳定社区治安秩序奠定了基础。
三、依法调处，化解矛盾
1、截止至今，我社区共有刑释解教人员 6人，社区矫正对象5 名。法轮功人员2名，两案人员1人，社区结合每人的实际情况进行了建档登记，社区帮教小组定期走访，了解两劳人员的思想动态，开展经常性的帮教工作。
2、我社区密切联系群众，时刻了解居民的生活情况，及时调解居民的纠纷，努力创造安定祥和的生活环境。今年上半年以来，灵秀社区居民委员会
我社区共调解矛盾3起，做好了邻里文明的和睦相处这项工作。
四、加强对外来流动人口的管理、教育工作
针对社区再建设，建筑工地流动人口比较多，结合计划生育工作，对外来人口进行了入户登记调查和并签定流动人口租房合同，对他们进行法制宣传教育，让他们自觉维护环境卫生、治安秩序。
五、抓好安全生产防火工作
社区居委会协助各驻地单位，认真做好安全生产防火工作，充分依靠社会各种力量，协调一致，齐抓共管，保证各项工作的顺利进行。
责任书
为了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和省、洲政法工作会议精神，认真学习实践科学发展，全面落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维护社会稳定领导责任制和目标管理责任制承担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为创建“平安惠民”，建设“和谐xx”营造良好的社会治安环境，促进全x经济社会又快又好的发展，特制定本责任书。
（1）加强对保外就医、假释、缓刑、管制、监外执行“五种人”管理情况活动的监督，每半年进行一次检查监督。
（2）全力维护市场次序。严厉打击传销、制假贩假等各种经济违法犯罪活动，加强市场
管理。
（3）加强人民调解工作。
（4）切实加强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工作，深入开展反邪教警示教育活动。
（5）深入开展普法工作，推进依法治理进程。
（6）加强综治维稳、平安建设宣传。
（7）以小组彻底实现无毒品原植物的种植，从而实现小组无吸毒、无贩毒、无制毒。
考核和奖励
（1）xx社区治安综合治理领导小组制定考核办法，组织进行综合督查、检查、考评。
（2）考核奖惩。xx社区领导小组对各小组达标的给予鼓励表扬，对不达标小组实行“一
票否决”。
（3）本责任书不受小组长变动而影响。领导人变动时必须做好交接工作，认真履行职责。
xx社区治安综合治理领导小组领导（签字）
小组长（签字）
李文静，时立荣
（北京科技大学 文法学院，北京 100083）
摘 要：“三社联动”是社区治理改革的重要举措。当前我国“三社联动”社区治理在实践中形成了“社会组织委托型”“社工机构服务型”“项目指导型”“社区内部发展型”等模式。其中，项目指导型是试点地区普遍采用的一种模式。该模式的运行机制主要包括三个部分：一是政社合作培育社区治理组织框架；二是政府购买服务连接各类联动主体，形成联动服务模式；三是采取项目化的运行方式。项目指导型“三社联动”虽然取得了诸多效果，但在运行机制方面存在政府控制偏强、社会自主联动偏弱的缺陷，尤其是“民非”类社会组织与社区的直接合作有限，导致其在社区治理改革方面的成效不足。为进一步提升社区治理效果，应通过完善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政策，促进社会组织与社会工作的发展，构建社会组织合作网络，形成社会力量间的自主联动，释放社会活力。
关键词：社区治理；自主联动；三社联动；社会工作 前言
基层治理是国家社会治理改革的突破口。新世纪以来，我国社区治理改革进程不断加快。社区体制改革首先开展，2008年，我国基层社区开始组建社区服务站和社会工作站，这些新组织逐渐分离了居委会的一些行政职能和专业服务职能，凸显了居委会的自治功能。在社区体制改革的同时，我国社会工作人才建设快速发展。2008年，全国社会工作考试制度开始实行，社区工作者的持证比上升、专业性有所增强。随着政府购买服务等相关支持政策的实施，特别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激发社会组织活力”之后，我国社会组织进入了“增速发展期”[1]。社区组织体系的完善、社会组织及社会工作人才的发展为我国社区管理向社区治理转变奠定了组织和人力基础。
为进一步化解现阶段社区治理面临的“居委会困境”及“共同体困境”[2]，我国社区治理改革进入机制创新阶段。2013年，民政部、财政部《关于加快推进社区社会工作服务的意见》正式提出要“健全社区、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专业人才联动服务机制，促进社区服务工作专业化”。文件颁布后，广东、重庆、浙江、吉林、上海等地纷纷开展“三社联动”机制探索[3]。
已有“三社联动”社区治理的研究多集中在对地方经验的简单总结，缺乏深入的机制探讨。——————————————————
作者简介：李文静（1988—），女，博士，北京科技大学社会学系讲师；时立荣（1963—），女，北京科技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本文从总结“三社联动”的具体运作机制出发，评估其在我国社区治理改革中的成效，提出完善“三社联动”机制以促进社区治理改革的对策。“三社联动”社区治理的实践模式及运行机制
“三社联动”本质上是要将社会工作、社区居民、社会组织的力量调动起来，转变政府主导或居委会主导的社区管理，由社区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社区治理模式。将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引入社区建设的地方实践早于民政部“三社联动”概念的正式提出。上海、江苏等地较早将社会工作及社会组织的力量引入社区建设。2013年民政部正式提出“三社联动”之后，各地对“三社联动”如何开展的探索更加深入、更加广泛。
2.1 “三社联动”社区治理的实践模式
由于我国各地社会工作及社会组织发展水平差异，根据社区、社会工作及社会组织发挥作用及方式的不同，我国“三社联动”形成了如下几种实践模式①。
一是“社会组织委托型”。社会组织委托型是指政府将适合由社会组织承担的社区服务等社区治理相关事宜直接委托给众多社会组织运行，社会组织直接面向社区居民开展服务。这种模式适合民办社会工作机构及社会组织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如上海市浦东新区三林镇建设市民中心，委托专业社工机构进行日常管理，引入多家伙伴型社会组织，面向社区居民开展多种服务[4]。
二是“社工机构服务型”。“社工机构服务型”是指社区服务项目主要由社会工作机构开展，政府以购买服务的方式为社工机构提供资金支持，机构在开展服务过程中强调社区居民和其他社会组织的参与。例如，上海市闸北区大宁街道引入专业社工机构，实施社会救助试点项目，构建了由街道、社区居委会成员、专业社工、志愿者多元主体参与的合作工作格局[4]。厦门市积极探索社区与专业社工机构协同合作的发展路径，由承担政府购买服务项目的专业社工机构依托社区开展服务[5]。
三是“项目指导型”。“项目指导型”是指以社区社会组织及社区居民力量为主，由专业社工提供技术指导，政府及社会提供资金，以项目化的方式开展社区服务项目。例如上海市徐汇区凌云街道成立民间社会治理研究院，社会工作者在民间社会治理研究院工作。他们指导社区居民策划、运作社区微服务项目。在这一模式中，参与社区服务的主体是社区居民及社区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发挥引导作用。这种方式是目前我国比较常见的项目化的“三社联动”社区服务机制。此种模式最有利于调动社区居民的力量，促进社区社会组织发展。北京市试点地区在社区层面成立了服务性社会工作机构，南京市鼓楼区也在发展较好的地区成立了社会工作服务站。这些社区层面的社会工作机构与街道层面的社会组织都是引导和支持社区治理项目的重要力量。
这里对各种“三社联动”社区服务模式的划分只是一种理想类型，在实际运作中，各地区有可能同时具有几种实践模式，只是侧重有所不同。社会工作与社会组织发展水平不高的地区侧重内部发展型，但也有社会组织及社会工作机构的介入。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往往实行“项目指导型”和“社会工作机构服务型”；发展水平高的地区实行“社会组织委托型”，同时也会在社区内开展“项目指导型”社区治理模式。①[键入文字] 四是“社区内部发展型”。“社区内部发展型”是指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通过学习专业社会工作知识，与社会组织合作，以项目化的形式开展社区服务。此种模式适用于社会工作和社会组织发展程度较低的地区。居委会工作人员是社区服务项目的主要承担者，居民则是主要参与者。嘉兴市、太原市都属于此种模式。这些地区通过鼓励社区工作者参加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考试提高社区工作者的专业素质，进而运用专业方法提供专业化服务、促进社区居民及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
2.2 “三社联动”社区治理的运行机制
虽然我国各地“三社联动”社区服务发展水平有所差异，但“项目指导型”的社区治理成为一种普遍采用的实践模式。当前我国发展较为成熟的项目指导型“三社联动”机制如下：
2.2.1 政府与社会组织联合培育社区治理相关主体
“三社联动”社区治理机制的第一步是建立社区治理联动框架。“三社联动”即社区、社工、社会组织之间的联动。社区治理的参与主体包括政府、社会组织（包括支持型社工机构和服务性社工机构）、社区居委会、社区社会组织及居民。“三社联动”中的“社会组织”既包括服务范围较为广泛的基金会、社会团体和非盈利组织（如支持型或枢纽型社会组织），也包括社区层面的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服务机构。“三社”中的“社会工作”包含不同层次：民办社会工作机构中的社会工作者、社区层面的服务型社会工作机构及社区里的持证社工。社会工作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没有在社区成立服务型社工机构。社区服务的开展由枢纽型社会组织对社区工作者进行一些培训或直接由社会组织申报和执行社区服务项目。
社区治理主体框架的建立一般由基层政府部门与支持型社工组织或枢纽型社会组织②联合完成。北京市[6]由街道社区办与支持型社会工作机构成立联动办公室，确定社区社会组织培育构建模式。宁波市[7]则由民政局与“公益服务促进中心”共同负责社区公益服务项目的评选和组织工作。政府是“三社联动”社区治理项目的组织者、资金支持者、评估者及监督者。支持型或枢纽型社会组织（含社会工作机构）则发挥规划、孵化、评估、督导的功能，在社区培育成立社工服务机构和由社区居民组成的各类社区社会组织。
社区社会组织能够凝聚社区居民，激发居民潜能、是居民参与社区治理一种新形式。社区居民是社区治理的重要参与主体，既是社区服务的受益者，也是一些社区服务的提供者。
2.2.2 政府购买服务联接社区治理主体，形成联动治理模式
当前，政府购买服务是“三社联动”社区治理机制运转的主要动力来源。政府通过购买各类社会组织及社会工作的服务来提高社区治理水平。当前政府更多以项目化的方式购买各类枢纽型 该概念首次出现在2008年9月北京市社会工作委员会出台的《关于加快推进社会组织改革与发展的意见》。枢纽型社会组织是由负责社会建设的有关部门认定，在对同类别、同性质、同领域社会组织的发展、服务、管理工作中，在政治上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在业务上处于龙头地位，在管理上承担业务主管职能的联合性社会组织。②[键入文字] 社会组织、普通社会组织（尤其是社会服务类社会组织）以及社区社会组织服务，为这些社会组织及社会工作者提供资金支持，提高社区服务水平，推动社区治理创新。政府以购买岗位的方式购买社区社会工作者者的服务。此外，各地政府也通过项目推介会等方式，促进社会资金支持社区治理服务项目的运行。
各类社会组织是协助政府实施社区治理项目、了解居民需求并提供所需服务的组织者和实施者。其中，支持型社会组织是培育、发展社区服务性社工机构和社区社会组织的枢纽，许多支持型社会组织是社会工作机构。这些组织通过培训、督导、评估等一系列手段，规范社区治理项目运作，协助整合各类资源，孵化社区社会组织，建立信息平台，推动专业人才队伍和志愿服务队伍建设等。社区层面的服务性社工机构及其他非枢纽型社会组织是社区服务的提供者和资源筹措者，为社区各类服务项目及自治项目提供技术支撑。这些专业性较强的社会组织及社区社工③引领社区社会组织及志愿者开展社区服务，为社区居民提供个性化、多样化的服务。2.2.3 项目化的运作方式
我国许多地区通过项目化的运作形式将社区、社会组织、社会工作各方力量整合起来，开展各类社区服务项目及自治项目。项目化的运作与常规性的服务相对应，具有更强的针对性、灵活性和极端性。当前各地开展的“三社联动”社区服务项目领域涵盖了政府保障托底政策范围之外的社会救助、扶贫济困、婚姻家庭、残障康复、教育辅导、就业援助、应急处置、群众文化等。除了社区服务项目，北京、重庆、宁波等地还将“三社联动”的方法应用到社区自治项目，针对社区存在的各类问题，充分调动社区不同治理主体的力量和资源，化解社区矛盾纠纷、改善社区环境。社区居委会群众自治组织，也是“三社联动”社区服务项目的协作者、支持者、保障者和推动者。居委会掌握和了解社区的基本情况和需求，通过整合社区资源，支持、引导、监督社会组织开展专业服务等。“三社联动”社区治理改革的成效及局限性
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在提供服务方面具有专业优势。从各地实践看，“三社联动”社区治理项目也以社区服务为主。此外，多元参与的治理方法在社区矛盾纠纷化解、社区环境保护及社区自治方面也有所应用。社会工作者及社会组织充分调动居民力量参与解决社区问题，在社区民主化建设方面也取得了明显成效。
3.1 “三社联动”社区治理的成效 3.1.1 社区服务专业性有所提升
如何为社区弱势群体及普通居民提供福利性的、互助性的、组织化的社区服务成为当前社区治理的重要任务。传统社区服务在满足居民多样化、个性化需求方面存在局限性，而专业社会工 如前文所述，一些社会工作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没有在社区层面成立服务性社工机构，持有社会工作证或经过专业培训的社区工作者负责带领社区社会组织及居民开展社区治理项目。③[键入文字] 作服务具有优势。“三社联动”社区服务项目促进了专业社会工作服务与社区服务的融合，提高了社区服务的专业水平。民政、人口计生、劳动就业等政府公共服务由社区居委会承担，居家养老、空巢老人精神慰藉、问题青少年教育、刑释解教人员帮教等个性化服务由服务性社工机构承担，公益服务，便民服务、社区文体活动等交由社区社会组织承担。
3.1.2 促进了社工和社区力量的整合
“三社联动”采用项目化运作方式，在项目中孵化服务性社工机构，再由机构项目化推进居民服务。而服务性社工机构由社区原有服务体系转化而来，天然整合了社区的社工、社会组织服务力量，再通过计划、实施、评估这一整套项目运作体系，实现了各方面资源的最优配置。同时，“三社联动”搭建了信息沟通平台，能够把群众分散的意见、多样的诉求、不同的建议集合起来，进行科学和分析综合，形成符合群众利益的政策建议，推进科学决策，协调配置社区服务资源。
3.1.3 增强了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能力
社区居民不仅有服务需求，还有参与社区服务和治理的愿望，社区建设需要居民的参与。“三社联动”社区治理模式积极鼓励群众参与公共事务、互助服务和志愿服务，提升群众的社会责任感。注重培养居民骨干、志愿者，培育和规范化社区社会组织，搭建好居民参与的平台和渠道。遵循自愿的原则，将有相同兴趣爱好、相同精神需求、相同专业特长、相同利益需求的居民群众正式组织起来，参与社区公共服务和治理，增强了社区服务功能、提高了社区居民自治能力、促进了和谐社区建设。
3.1.4 促进社区发展，维护基层社会稳定
“三社联动”的特点是“全员联动”，不仅包括地区、社区两个层面的联动，还有社区内的驻区单位、居民联动，以及与社区外的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的联动，打造了和谐共融、共建的途径。能够将专业社会工作与传统社区服务相融合，形成社会治理和服务的合力；调动社区内、外人员、社会组织和企事业单位的资源、能量，形成资源联动合力，有效预防和解决社会问题，促进社区融合，增进社会团结，维护社会稳定。此外，社区居民自治服务项目涉及社区发展的诸多方面，例如社区环境保护、社区文化等，“三社联动”社区治理顺应社区居民心意，促进社区全面发展。
3.2 “三社联动”社区治理的局限性 3.2.1 项目运行效果受资金影响大
虽然“三社联动”社区治理项目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项目运行效果对政府资金的依赖性较大。“三社联动”得到了政府大量的资金支持，而基金会、社会组织及企业等方面提供的资金很少，一旦政府的资金缺位，社区治理项目的效果大打折扣，甚至导致项目中断。
3.2.2 社区服务专业性有所欠缺
虽然北京市社区治理自采取“三社联动”模式后，社会工作与社会组织的介入已经在一定程[键入文字] 度上提高了社区服务的专业性，但这些社区服务绝大部分是由社区居民组成的社区社会组织来提供，专业性仍较低。Q街道与J街道的社区服务主要由经过S组织培训的社区工作者带领社区居民组成的社区社会组织提供。S地区的社区服务主要由持证的社区工作者转化而来的社区社会工作机构带领社区社会组织提供。社会组织、社区社工及社区居民的力量被充分调动，但短时间内社区居民及社区持证社工的专业性还不能与专业的社会组织相比，其提供的社区服务在专业性上仍有一定的缺陷。社区矫正服务、个案工作等专业性较高的服务应当由专业社工及社会组织来提供，社会工作与社会组织与社区的直接联系还不够充分。
3.2.3 社区自治性仍显不足
社区治理的自治性不足体现为社区居民的社区参与意识和能力的不足。社区治理改革的重要目标和途径是调动社区居民的参与热情和参与能力。在“三社联动”机制中，社区居民参与主要有三种方式，一是组成社区社会组织，以社会组织的形式组成项目小组，实施社区服务及自治项目。二是志愿服务，这是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传统方式，属于个体化参与。三是社区民主建设，例如选举社区居委会成员、成立社区议事会议等，但这种并非常见形式。从目前“三社联动”社区服务项目实施的情况来看，参与到社区治理项目的居民绝大多数是曾经的社区积极分子，其余社区居民的参与热情还没有被调动起来。
居民的参与能力和热情是“三社联动”社区治理模式在初步实施阶段所遇到的最大难题。在提到居民参与时，“三社联动”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提到：“社区许多工作不好开展的主要原因就是居民的不配合和不热情，尤其是年轻人配合意识更不好。‘三社联动’项目实施后，有了国家的大力支持，社区自治水平有所提升，但居民的主动参与仍需要很长的过程。” “三社联动”社区治理缺陷的成因
4.1 机制原因：政府主导性强，社会间合作偏弱
“三社联动”在机制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是：政府与地区支持型或枢纽型社会组织的合作比较密切，而社会力量间的自主性联动较弱。在支持型社会组织的指导下，各地区孵化出了社区服务性社会工作机构及社区社会组织，经由社区各类社会组织调动居民提供社区服务并开展自治服务。非社区层面的社会组织，尤其是“民非”与社区的直接联系不强。社区社会组织的构成以人民团体为主，这是结构最为松散、专业性较弱的社会组织类型，这些新孵化的社会组织的专业性及持续性尚无保障，在没有政府资金支持的情况下很容易解体。
为了进一步发挥社会工作和社会组织的力量，必须实现社会组织、社会工作，尤其是机构社会工作与社区力量的自主联动。通过完善政府购买服务政策并促进基金会、企业、民众等社会资金支持社会组织发展，尤其是民非组织的发展。在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充分发展的基础上，还应为这些组织与社区的自主联动提供环境和政策支持。社区居委会要充分配合各类社会组织及社会工作者，促进居民的参与各类社区治理项目。
[键入文字] 4.2 现实原因：社会力量偏弱 4.2.1 社会资金来源少
资金是制约“三社联动”项目运转的重要因素。由于目前“三社联动”项目正处于试点阶段，社区、社会组织、社工三方面都需要资金的支持，如果单靠财政拨款无法维持项目的运转。因此，如果想要解决“三社联动”项目经费不足的问题，就需要丰富项目资金获取方式，通过吸纳更多社会资金和企业资金将是未来“三社联动”项目更好运转的出路之一。
4.2.2 社会组织力量不足
社会组织是三社联动社区治理机制中的重要主体，也是促进社区治理的重要力量，但我国绝大多数地区的社会组织力量仍薄弱。以社会组织发展相对成熟的北京市试点地区为例，该地区参与到“三社联动”项目的共有44家社会组织，其中42家社会组织都是新孵化的，包括7家服务性社工机构和35个互助服务、公益型的社区社会组织。相比而言，一家国际性社会组织的专业服务为“三社联动”项目提供了较多的资金，也组织了很多次活动，但国内及新孵化的社会组织发挥的作用比较有限。我国社会组织力量薄弱，尤其是新成立的社区社会组织对政府的依赖性太强。
4.2.3 社区工作者专业性不强
随着2008年国家社会工作考试制度的实行，我国许多地区社区工作者中持有社会工作专业资格证书的人数上涨。调研中，北京市试点地区社区工作者的持证比例达到了38%。支持型社工机构工作人员提到：“没有社会学以及社会工作专业背景的居委会工作者对专业知识的缺失比较严重，对于这些没有专业知识背景的社区工作人员，社工中心需要对他们进行进阶性的专业培训。即便经过了培训，他们也与专业社会工作者或机构社工具有一定的差距，影响到社区服务效果。”在没有成立社区服务性社工机构的地区，社区工作者是协助和直接执行“三社联动”项目的重要力量，他们的社会工作知识和技能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三社”能否真正联动、社区多元治理能否真正实现。多举措促进社会间自主联动
5.1 深化社会组织、社区、社会工作者之间的融合
社区的治理有赖于政府、非政府机构和居民的分工合作及共同参与[8]。要实现我国社区治理的彻底转型，必须实现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和社区深度融合，即实现“社会间自主联动”。“三社”之间的深入融合需要政府理念的转变。政府购买服务政策及社会组织介入社区治理的相关政策均是影响社会间合作的重要因素。
社会间自主联动需要各类社会组织与社会工作及社区力量的自主合作。除了与政府合作的密切的、街道层面的支持型社会组织、新孵化的社区社会组织，还应重点加强其他社会组织与社区的直接联系，盘活社会组织系统，打造社会组织成长良性外部环境，打通社会资源服务社区治理。[键入文字] 由专业社工进行社区居民的需求调研；由社会组织链接资源并提供技术指导；社区工作者需要积极配合社工工作，做好宣传和动员及信息提供等工作；由专业社工带领志愿者开展为民服务，必要时还需要有专业社会组织直接介入社区服务。
在社区治理机制方面，还应将项目式服务与常规化服务相结合。项目化的运作方式不需要在社区设置固定的办公场所和工作人员，因此具有灵活性和节约资源的优势，但社区治理还需要许多常规性的工作，尤其是针对社区当中的一些弱势群体的帮扶工作需要长期坚持。只有将常规性工作与项目式工作相结合，促进社会组织、社工与社区的深度融合，才能实现社区治理的长远目标。
5.2 促进社会组织及社会工作的发展
目前美国大约有2500万人在各类非营利组织中从事各类服务工作（其中大多数是专业社区工作者)，占全国就业总人数的十二分之一[9]118。社会工作和社会组织是“三社联动”社区治理项目中的重要主体，这两者的力量会影响到社区治理格局能否真正形成。为实现此目标，应完善政府购买服务以促进社会组织发展。随着政府购买服务工作的逐步开展，民政部对社会组织的准入条件已经有所放宽，从2013年开始，我国社会组织数量进入了“增速发展期”，但力量仍然较为薄弱，独立性和专业性不足。
社会工作是社会组织发展的重要人力资源，也是促进社区治理的重要力量。大力促进社会工作等慈善公益类社会组织的发展是我国社区治理改革的手段。社会组织的发展有助于形成一个专业的社会服务组织联盟，在不断的交流、竞争及合作中，社会组织的专业水平将有较大程度的提升。当前，我国需要制定捐赠税收优惠政策，加大社会捐赠力度，吸纳更多的社会资源支持社会组织发展。在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方面，应积极开展社会工作培训，发展社会工作教育，提高机构及社区社会工作者的专业水平。
5.3 拓展资金来源
资金是制约当前社区治理改革的重要因素，社区服务及社区自治项目要顺利开展需要资金支持。为了保持社会组织的专业性和自主性、保证社会工作者的专业性，进而提高社区治理效果，应当盘活社会力量、探索公益创投等资金筹集方式。例如，南京市通过“百企助百社”“社洽会”等公益推介会的形式，为草根组织发展提供生存发展空间，推动草根组织的市场化程度。当然，在创新获取资金方式的同时，不能推卸政府的义务。政府也要加大财政投入力度，进一步完善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政策，推动社会组织发展，使社区治理取得更好的效果。
5.4 提升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意识和能力
社区治理需要调动居民的积极性，但我国社区居民的治理意识不足。提高社区居民的参与意识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
首先，国家应当构建公平竞争的社会环境，尤其是要加快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保障居民的基[键入文字] 本权利。当前我国社会公平不足，居民的相对剥夺感较强，打击了人们为社会公共事业贡献力量的积极性。在社区层面，如果居民的基本权利得不到保护，其参与提供社区服务的意识就会明显降低。此外，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治理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除了主观因素和能力，健康的身体、充裕闲暇时间都是影响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因素。因此，国家应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使社区居民的基本生存权利得到保障，为社区治理提供政策依据。
其次，应当健全社区组织结构，提高社区居委会的自治性质，与社区服务站之间形成合作但不包办的关系。完善居民对社区居委会及服务站工作的监督和考评制度，鼓励社区居民竞聘居委会工作者，切实保障社区公民参与权利。
再次，内在动力机制方面，通过开展参与式的社区福利服务及社区自治服务，提升居民的社区归属感，在过程中培养社区居民的参与意识和能力。将社区志愿服务与社区教育相结合，培养青少年的志愿服务意识。制定志愿服务激励政策，提高志愿者的服务热情并对志愿者进行培训，提高他们志愿服务的能力。
最后，鼓励居民参与社区治理并不意味政府可以推卸责任，政府仍然是社区问题的解决的最终负责主体。社区治理涉及到许多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内容。政府各部门要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在社区安全、社区卫生、社区环境、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做好规范，严格查处违法、违规行为，承担社区治理的保障角色。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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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区及民间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优势和困境
社会治理是一项系统性工程,需要整合各社会阶层、各社会群体力量,兼顾不同的阶层和群体的经济利益、社会地位和政治诉求,最后形成各方利益共识。社区及民间组织参与社会治理有其自身独特优势,同时也面临诸多困境。
( 一) 社区及民间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优势
首先,社区及民间组织是政府与公民之间的桥梁。根据社会治理的定义、特点和宗旨可知,它一方面强调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另一方面注重治理方式的多样化,因此政府与公民之间的良好合作便成为应有之意,他们之间的桥梁就是社区及民间组织。根据善治的概念和本质可知,政府和公民的良好合作是善治的根本,但它们之间的合作需要民间组织搭建桥梁。一方面,非政府组织作为传递者,把成员对国家和政府的意见和建议汇集起来传达给政府;另一方面,又把政府的重大决策和对相关问题的处理办法转达给成员。非政府组织就在这一过程中,协调政府和公民之间的关系,为维护群众的合法权益做努力,推动了政府与公民的合作,有效改善了社会治理的局面。
其次,社区及民间组织是基层治理的主体。中国目前公民自治的三个大领域是农村农民自治、城市社区自治和行业自治。民间组织的发展是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是中国社会自治、基层民主发展的重要基础。因此,作为基层治理的主体,社区和民间组织能够承接政府的部分社会职能。一直以来,政府都是社会治理的主导,新形势下随着中央提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管理体系”新要求,政府在社会治理中开始将大量可以交给社会组织去做的事务交给社会组织去做,这将为社区及民间组织的培育和发展提供更广阔的生存空间,同时也为社区及民间组织发挥自身优势和特长,体现主体作用提供良好的机遇。
再次,社区及民间组织可以有效的提高政治的透明度。第一,一些民间组织如研讨会本身就是信息传播的媒介,具备传播政治信息的功能。第二,一些非政府组织自己创造条件,传播各种政治信息。比如他们创办报刊、网站等来传播信息。第三,很多民间组织都具有公益性质,并且在社会主义公益事业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这对政府形象的改善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同时也增强了公民对国家的信任和认同感。
( 二) 社区及民间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困境
目前,由于社区及民间组织生存环境、发展条件的各种不完善,以及自身存在的诸多问题,使其在社会治理中无论是参与效果还是作用发挥都受到一定限制。
1. 社会治理体制机制不健全。全球治理委员会在1995 年发表的一份题为《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的研究报告中指出: 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2]因此治理不是规则,也不是活动,而是一个过程; 治理过程的基础不是控制,而是协调。当前,我国的社会治理模式主要还属于传统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管控型治理模式,其特点是传统的政府与社会高度合一,重视政府的行政管理、一刀切管理、压制型管理,忽视群众参与。随着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旧有的社会治理体制已经越来越不适应新的社会结构的改变,但新的机制还在摸索中,并未完全建立,导致社区及民间组织在参与社会治理中亦步亦趋,参与度和积极性受到影响。
2. 社区及民间组织的自身独立性不强。我国现有的社区民间组织很大程度上是从计划经济时代经济转轨过程中发展而来,往往是通过行政手段组建,政府培育扶持等等,其形成过程不可避免的带有行政色彩,在组织管理、财务管理、人员组成等方面均受到政府的影响和控制。比如,社区居委会,按照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社区居民委员会是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但其在具体的运行中,却难以看到“自治”。一方面,社区居委会的设置偏行政化,导致社区居民自然而然把它看作政府机构,是政府机构向基层拓展,而不是社区自治的载体; 另一方面社区居委会承担了政府的诸多职能,行政化倾向严重,运行机制不规范,人手缺乏,经费不足,往往难以承担起相应的社会治理职能。其他民间组织虽然相对更加自主一些,但从其成立到运行管理无不存在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管理的影子。长期计划经济体制的惯性,导致政府在社区及民间组织的方方面面仍然发挥着大管家的角色,事无巨细地管理着相关事务,由此造就了我们社会的社区及各类社会组织必然或多或少的受到行政化的影响。
3. 群众对社区及民间组织缺乏了解和支持。社区是组成社会最基础的元素,为人们生活的最基本平台,是联系群众最紧密、服务群众最直接、组织群众最有效的基础层次。民间组织是社区中的居民之间多由于地缘上的紧密联系和兴趣上的志同道合,自发形成的以公益或互益为目的的社会组织。社区及民间组织的自身特点决定了如果没有群众的认可和积极参与支撑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社会治理的。当前,因为受到政府对社区及民间组织的扶持力度还不够、缺乏相应的政策支撑、运作资金来源单一、民间组织公信力不够等诸多因素的影响,群众对社区及民间组织的认知还非常不够,主动参与社区事务及各类民间组织活动的意识普遍比较淡漠,参与热情和积极性不高,影响到社区及民间组织参与社会治理作用的发挥。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张良教授在上海普陀区对3000 名居民的问卷调查中显示,有近90% 的受访者对社区及民间组织有一定的了解,但表示参与过社区及民间组织活动的只有1592 人,占受访者总数的63% 。[3]
二、高校工会为社区及民间组织搭建社会治理平台的必要性、可行性
工会是一种具备政治属性和社会属性的组织,由特定群体基于共同的利益自愿结合起来的,具有广泛影响力和号召力的群众组织。“代表和组织职工参与国家社会事务管理”是全国总工会十五大提出的工会推荐民主政治建设的根本任务。《中国工会法》明确规定工会要通过各种途径和方式,参与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因此在当前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的大背景下,工会作为全国性的社团组织必然而且应当成为社会治理的重要力量。高校工会作为高级知识分子聚集的社团组织,立足于高校开展工作,能够为社区及民间组织在参与社会治理方面提供人才、智力、科研等方面的支持。
( 一) 良好的社会治理需要社会组织共同参与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支持工会、共青团、妇联等人民团体依照法律和各自章程开展工作,参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维护群众合法权益”。[4]“要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创新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体制,健全公共安全体系。”[5]因此,作为社会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校工会、社区及民间组织必须充分发挥其作用,不断激发活力,共同参与社会治理。目前,我国的各类社会团体非常多,但发展不平衡,工会是少数发展比较成熟的全国性社团组织,在社会参与、社会动员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组织作用,成为社会治理的重要力量。高校工会作为高素质知识分子聚集的社团组织,能够依靠自身优势主动参与到社会治理当中,在政策制定、维护教职工合法权益、维护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构建和谐社会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 二) 高校工会具有完善的工作体系和运行机制
社会治理的主要目的即通过治理主体多元化、治理方式丰富化来协调各类群体的利益,化解社会存在的各种矛盾,促进社会主义社会的和谐发展。高校工会,是高校广大教职工自愿加入的自治性群众组织,是教职工合法利益的代表者和维护者,它具有基础性、广泛性、共同性等特点,本身具有良好的沟通、交流和协作机制。它能广泛的联系群众,熟悉最基层的情况,了解群众的思想动态,形成良好的资源、信息等的交流和互动。高校工会在长期的工作实践中创造和积累了丰富的工作经验,建立了较为完善的诉求表达、矛盾调解、利益协调和权益保障工作机制,通过开展各类活动满足教职工的各项需求,在教职工群众心中已经建立了比较高的信誉度和公信力,相对于其他社会团体更具有凝聚力、影响力和号召力。作为党联系教职工群众的桥梁和纽带,高校工会能够将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和学校党委的决策及时传达到教职工中去,广大教职工的诉求、建议也能通过工会反馈给党委。这种桥梁和纽带作用也是其他社会组织无可比拟的。
( 三) 高校工会具有丰富的资源优势
高校工会与其他社会组织的最大不同在于它是由高校教职工组成的群众组织,本身就是立足高校开展相关工作,而高校是社会精英人才的聚集地,是教学、科研和人才培育的重要基地,高校本身也具有服务社会的职能,也是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力量。高校服务社会功能的实现条件,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需要高校主动参与到社会治理过程中去。高校专业丰富齐全,专家学者云集,资源优势明显,高校工会能够依靠这些独特的优势,把高校的超前理念、创新思维、先进文化等等带入社区及民间组织,为其更好地参与社会治理搭建好平台。
三、高校工会为社区及民间组织搭建社会治理平台的途径和方法
社会组织是群众组成的团体,反映了人们群众的各种利益诉求,这对新时期社会治理提出了新要求,不可能再采取以往一刀切,一元化的管理方式,而是必须转变观念,因势利导,根据社会结构的变化,创新方法,搭建合理的平台,发挥不同社会组织的优势和特点,而这与高校工会本身具有代表和组织职工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维护教职工合法权益,引导广大职工群众参加建设和改革的基本职能不谋而合。
( 一) 明确高校工会的职能定位
新的社会管理体制提出了社会治理多元化格局的新要求,政府作为社会管理的主导力量,由单独管理转变为其他社团共同参与社会事务管理的建设目标。而工会组织作为参与社会管理重要的主体部门,要积极承接政府转移出来的部分与职工有关的职能,在提供服务、实现和维护职工权益方面注重具体的参与,突出维护职能的有效发挥,对维持社会稳定有着重要的协同作用。高校工会的政治性、广泛性、群众性,使其在组织、引导、服务和维护教职工合法权益方面有着独特的政治优势、职能优势、组织优势和阵地优势。工会组织应该充分发挥并利用好这些优势,做好职工群众的具体工作,通过健全和完善利益协调机制、诉求表达机制等,来保障职工的合法权益和切身利益。工会组织在参与社会管理过程中要围绕“参与,维护,建设,教育”的基本职能,把握好参与的度,做到帮忙不添乱,到位不越位,既不能大包大揽,更不能无所作为。因此,高校工会要明确自身定位和职责,与政府等社会管理主体积极合作,有针对性地进行参与,着力解决职工群众切身利益问题,提高工会组织的凝聚力和号召力。
( 二) 完善高校工会参与社区及民间组织社会治理的体系运行机制
目前高校工会参与社会治理的体系还不完善,需要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工会参与社会治理的制度体系。一是完善协同联动机制。社会治理工作系统而复杂,涉及的参与主体众多,单靠社区及民间组织自身力量难以独立承担社会治理的重任。因此需要高校工会加强与地方党政有关职能部门,与各级人大政协、与其他社会组织进行沟通,争取广泛支持,相互协调配合,构建共同参与的联动机制,形成社会治理的合力。二是完善考评制度。要把工会参与社区及民间组织社会治理的效果、工作覆盖面、组织凝聚力、职工群众满意度等作为基本考评指标,作为年度考核、干部奖惩的重要依据,引导工会更加注重自身职责定位,优化职责体系,更多地参与服务工作和社会工作。
( 三) 整合资源,构建需求对接的区域化工会管理体系。
传统意义的高校是一个资源相对垄断,管理相对封闭的组织。如今随着信息化的发展和经济社会的不断变迁,高校也由封闭的教学到开放式,服务式的面向社会服务,承担起教学、科研、人才培养和社会服务的多元功能,对社区治理产生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这样的新的社会组织体系和关系空间中,高校工会需要通过搭建区域化建设平台,实现从单纯的高校工会走向立体的工作空间,通过与社区及社会组织的互动和共享,建立起学校、社区、民间组织等多元行为主体之间的密切的、平等的、网络化分布的合作关系,把更多的人力资源、经济资源、信息资源等整合起来。一是整合政府资源。加强与政府职能部门的联系,在资金和项目开展等方面争取更多对社区及民间组织更多的服务资源和政策支持,增加相互沟通和联络的渠道,让社区及民间组织的需求、意见和建议能得到及时的受理和反馈。二是整合社会资源。高校工会拓展视野,不断延伸扩展外围体系,加强同其他社会团体之间的合作,进行资源的有效配置。三是整合自身资源。高校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资源储备库,汇聚了大量的、先进的智力资源、信息资源、科研资源等,高校工会通过整合这些资源转化为社区及民间组织在社会治理中所需要的各种要素。比如通过为社区及民间组织提供教育培训、信息服务、咨询服务、制定发展规划,邀请专家学者开展专题讲座、技能培训班,组织服务内容不同的专家服务队进社区及民间组织等帮助提升周边社区居民群众的文化水平、知识技能,促进社区的经济文化发展。
摘要：社会治理的重点在基层。社区及民间组织作为基层社会治理的主要参与者在公共服务等领域发挥越来越重要作用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存在机制不健全、主体比较单一、管理方式陈旧等问题。高校工会作为相对独立的社会团体,本身具有的职责与功能特点和依托高校的优势决定了其能够为社区及民间组织在参与社会治理的平台搭建方面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高校工会,社区,民间组织,社会治理
参考文献
[1]习近平.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N].人民日报,2013-11-16
[2]全球治理委员会.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M].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1995.
[3]陈锡璐.社区民间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研究[D].硕士学位论文,2011.
[4]党的十七大报告[R].2012(10).
【关键词】社会管理；社区治理；新趋势
目前，我国的社会管理以及社区治理工作主要存在以下几种新的发展趋势。首先，群众权利意识的不断强化与政府权威的下降；其次，利益的主体与诉求出现多元化，导致复杂的社会矛盾；再者，社会风险大幅度增加，从而使社会安全感降低。因此，在我国的社会管理以及社区治理等工作中，还应不断加强管理和治理的力度，提升治理的科学性，强调智能化、信息化管理，将先进的技术融入到社会管理以及社区治理中，改善管理和治理的协调性，强化管理机制，实现我国城市、乡村的一体化治理。
一、社会管理以及社区治理的规律
在我国的经济社会的发展下，必须对社会管理以及社区治理的方式进行改进，并形成创新治理模式，从基层开始，治国理政，维护我国的和谐安定。社会管理以及社区管理工作是有规律可循的，由于我国的疆域辽阔，各个地区的自然环境、人文环境都具有不同的特点，因此，在进行社会管理以及社区治理时，应更多地注重当地的环境因素，从实际的角度开展管理工作。我国为社会主义国家，且具有五千多年的文明历史，所以，任何工作的时间都会具备一定的规律。在进行社会管理以及社区治理工作时，应抱以“实事求是”的观念，立足实际、提炼实际，同时，还应借鉴国外的先进管理经验，在外国先进管理经验的基础之上进行改革创新。社会管理以及社区治理工作，需要采取复合化的管理方式，实现合作共治，促进社会管理以及社区治理等工作方式的多元分化，实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将社会管理以及社区治理等工作的开展手段更加柔软化，采取软硬兼施的政策，使社会管理以及社区治理工作手段更加科学化，将先进科学技术融入其中，同时，还要实现我国城市与乡村的共同发展，从根本上推动城市化的发展进程。
二、社会管理以及社区治理的新趋势
社会管理以及社区治理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我国经济、社会、文化的不断发展而变化的。在社会变革的大背景下，应采取世界结构社会学理论的二维事业与双侧分析方式，以全面的视角对中国社会的问题进行探讨，从而实现社会转型下社会管理以及社区治理工作的有效性。
（一）群众权利意识强化与政府权威下降
随着文化的发展，民众对于社会的要求逐渐提升，对自身权益的保护也更加严格，在现代社会，民众越来越意识到维护自身权益的重要性。而在民众权益意识崛起的同时，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导致政府的权威下降，政府服务的权威性在一定程度上遭受到了质疑。因此，造就了群众权利意识的不断强化与政府权威的下降，这两种发展趋势之间的矛盾。习近平指出，“群众工作是社会管理中的经常性、基础性、根本性工作”，因此，在进行社会管理以及社区治理时，还应密切地联系民众，从民众的角度出发，以民众的支持力量为工作优势。
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如布迪厄、利奥塔等社会学家就已经逐渐意识到，个体意识在不断觉醒，这种个体意识越来越强烈，于是逐渐形成了一个以李兴华为具体特点的后现代社会。从本质上看，我国的后现代社会意识是随着市场经济体制发展而逐渐形成的，人们的观念也从集体观念转变为个体观念。这主要变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我国个体意识越来越明显，国家也越来越尊重个人产权，将个人产权保护纳入法律范畴；二是我国的个体空间与公共空间的划分愈发明确。民众之间的交往通常会受到角色行为的影响，并受到公共空间的限制；三是我国民众的环境意识也在不断加强。民众对于环境的感知十分敏感，甚至一些民众会利用极端的方式改变环境现状；四是我国民众对于公共事件的参与意识明显加强，我国是社会主义民主国家，在国家性质的影响之下，民众对于民主事件的参与意识也不断加强。
（二）利益主体与诉求多元化导致社会矛盾
纵观全球，当一个国家的人均GDP达到一定成本（2000-3000），社会上必定会出现各种不和谐因素，即利益的主体与诉求出现多元化，导致复杂的社会矛盾。造成这种社会矛盾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国家迅速转型，经济体制以及社会结构也随之改变，因此，出现了利益多元化现象，严重影响了社会利益关系，同时，也影响到利益诉求。尤其是在社会转型阶段，国有企业改制，农村土地征用，引发了大量职工下岗，农民失地，且部分城市为了实现城市化，不断进行拆迁改造，拆迁增加了流动人口流量，使得弱势群体的利益失去维护屏障。社会现状加深社会矛盾，从而产生社会风险，会阻碍国家的发展，以及社会的安定、和谐。针对这种情况，国家应合理分配生产资料，实现公平分配，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加强对弱势群体的维护，从而实现利益主体、利益诉求之间的协调性，减少社会矛盾的产生。顺利实现社会管理与社区治理。
（三）社会风险带动安全感降低
由于社会风险不断加大，社会的安全感也在不断地降低。在这种情形下，社会管理以及社区治理也有了发展的新趋势。在开展社会管理以及社区治理工作时，通没有将社会风险纳入到社会管理以及社区治理工作的阻碍因素范围，使得社会管理工作无法真正扫除所有障碍。社会生产以及社会分配都具有不公平性，因此，在生产的过程之中也会存在一定的风险性。随着我国经济、科学、文化的发展，民众也更多地面临着“现实困境”。因此，在突发社会事件时，民众的社会安全感较低，极其容易爆发信任危机，影响社会的安定。因此，社会管理以及社区治理工作需要从减少社会风险入手，提升民众的安全感，提升民众对于社会的信任。我国的社会管理以及社区治理还应以先进的科学技术为依托，将先进的新媒体技术应用其中，利用社会管理工作降低社会风险，改善民众对政府的态度，实现社会管理的有效性。
三、结语
综上所述，社会管理与社区治理需要面对社会发展的新趋势，并顺应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趋势，从多个角度对社会管理工作进行改善，减少社会管理工作中的阻碍，从而实现社会管理与社区治理的具体标准。
参考文献：
[1]郑杭生，黄家亮.当前我国社会管理和社区治理的新趋势[J].甘肃社会科学，2012（06）.
[2]罗光华.城市基层社会管理模式创新研究——以广州市新一轮基层社会管理创新为例[D].武汉大学，2011.
[3].当前我国社会管理和社区治理的新趋势[J].今日民族，2013（02）.
[4]郑杭生.中国社会管理和社区治理的新特点新趋势——从社会学视角看地方经验的持续贡献[J].广州公共管理评论，2013（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