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革命与中国

工业革命与中国（精选8篇）

工业革命与中国 篇1

自从北伐战争后期，新兴的国民党政权便断然抛弃了孙中山联俄联共的中左政治路线，转而采取对外依附西方列强，对内依靠中上层阶级的内政外交方针。应当承认，这种选择并非偶然，而是有其深刻的时代背景。

20年代国民革命之所以采取反帝路线，一方面固然是对孙中山联俄联共政策的继承，但另一方面，同样重要的是：国民党当时的主要敌人直系和奉系军阀分别受到英国(长江中下游流域)或日本(东北及山东)的大力支持。反帝路线可以调动国内广泛的民族主义热情，赢得广大阶层的拥护。应当说，这正是当时北伐迅速获胜的关键之一。至于蒋介石集团叛变革命，原因之一则在于：当北伐接近全国胜利之时，蒋氏集团需要争取欧美列强的承认与支持，而当时社会主义苏联孤悬于北方，尚未形成后来的华约阵营，甚至还没有开始大规模经济建设(第一个五年计划迟至1928年才启动)。因此，蒋氏集团如果继续采取联俄联共政策，势必像后来的新中国那样，遭受西方列强在政治、军事、经济、技术等多方面的长期封锁和围堵，而同时可从苏联获得的经济、军事援助又势必极为有限。这当然是新兴的国民党政权所不愿承受的。因此，北伐愈是接近全国胜利，国民党政权便愈是面临外交战略的重新选择。而外交在一定意义上又是内政的延伸。

在内政方面，国民党政权采取了一条依靠中上层阶级的政治路线。由于它与现存社会的既得利益者阶级并无根本利害冲突，因此不存在彻底变革现有社会结构的需要。这一政治路线表面上是稳健的--在保留社会原有秩序的前提下寻求渐进的富国强兵之路;其实质却暗含深刻危机--土地问题没有解决，站在了人口中绝大多数即农民阶级的对立面。同时，蒋氏集团全面垄断政治权力和经济剩余，不但日益侵害到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广大阶层的利益，而且与国民党政权内部的其他集团如冯、阎、桂等派系形成了严重对峙和冲突的局面，[1]从而使其社会基础受到更大的削弱。

由于国民党政权的统治基础相当薄弱，使之难以动员与整合全社会的`人力物力资源，因此，它无力承受东西方列强的封锁和围堵，而只能承认和加入现有的国际秩序(由中心与外围组成的世界体系)，采取垂直依附的发展模式。这意味着，在外部的政治、经济、军事压力面前采取妥协、绥靖的政策。这种外交局面又不可避免地反作用于内政。

本书第2章指出，当统治集团面临强大外敌的时候，他们往往采取转嫁矛盾的方法，以暂时缓解外部压力。然而，妥协和绥靖的方针路线在暂时奏效的同时，必然造成国内社会矛盾的紧张激化。由此，外部民族矛盾不断转化为国内阶级矛盾，从而使一场推翻上层统治集团的社会革命势不可免。也就是说，外部民族矛盾通过妥协和绥靖的外交路线必然激化国内阶级矛盾。在40年代后半期，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作为阻碍中国现代化的两种基本因素正是以这种方式联结在了一起。

首先，经过多年抗战洗礼，国内政治力量分化重组，各派力量对比已发生根本变化。特别是在广大的抗日根据地，由于国民党政权在日本入侵面前的全面瓦解，在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动员之下，底层民众已摆脱半封建的政治-文化束缚，成为民族解放的行动主体。战后，由于国民党官僚资本主义仍竭力恢复和保持对政治权力和经济剩余的全面垄断，因而导致阶级矛盾迅速激化，最终表现为国共内战。

其次，美国在二次大战后全面接管了英国的世界霸权，并在远东地区采取了压制日本、围堵苏联的战略。为此，美国在大力扶植国民党中国同时，又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领域进行全面渗透，根本目的是把中国塑造为实现其亚太地区战略目的的堡垒和工具。而国民党政权为争取美国支持其内战政策，不惜大量出卖国家利益和主权，与美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和协定。以《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为例，条约规定：美国在华的法人和团体享有与中国法人和团体同样待遇;美国国民、法人和团体在华可取得动产和不动产权;美国货物的输入按最惠国待遇征收关税，内地税、运输和销售享受与中国人生产物品同样待遇;美国船舶、军舰可在中国沿海、内地任何口岸、地方航行，等等。战后，在这些条约的支持下，美援和美国投资合计约占外国在华投资的80%，美国的剩余产品和战争剩余物资以排山倒海之势涌入中国，中国成为“美国工业的边疆”，致使战后中国经济形势迅速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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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革命与中国 篇2

工业革命滞后的儒学讨论

马尔萨斯和李嘉图都认为, 技术的改进将引发人口的增长, 而非人均收入水平的变化。他们不否认不同经济可能有不同的稳定水平, 他们把这种差别归因于偏好习惯的不同, 而不是技术或可用资源的不同, 而社会生产能力的差别将唯一地决定人口的差别。

著名学者伊懋可 (Mark Elvin) 提出了“高水平陷阱”假说, 即造成上述结果的原因在于中国过多的人口抵消了高水平农业技术所带来的收益。而我则认为, 是儒家学说的发展阻滞了或曰打断了中国的工业化进程。

让我们来看看历史上儒家学说的发展过程。春秋时期的孔子, 是儒家学说的奠基者, 伟大的思想家与教育家, 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孔子对仁有许多解释, 如“仁者, 爱人”、“己所不欲, 勿施於人”等, 他主张以爱人之心调解与和谐社会人际关系, 这里的仁既包括了被统治阶级要遵纪守法, 不越礼犯上, 也同样包括了统治阶级要以“仁”、以“德”教化天下, 即用王道治理天下, 不施以苛政和任意刑杀。这里需要注意的是, 春秋时期的兼并战争规模不大, 人们大多还遵守了战争的礼法。但到了七十多年后的战国时代, 社会经历了长期血腥的兼并战争, 孔子的“仁”已经不符合时代的现状, 而“亚圣”孟子的出现又进一步发展了儒家学说, 他提出了“仁义”的思想, 主张“性本善”, 即人的善良是与生俱来的。同时, 他还提出了“民为贵, 社稷次之, 君为轻”的民本思想, 反对苛政, 反对残暴的阶级统治, 认为“不杀者可以王天下”。在汉武帝刘彻以前, 儒家学说一直是作为诸子百家学说中的一种, 并不居于统治地位, 而董仲舒鉴于统治者的需要, 对儒学加以改造, 废止了西汉立国初期的“无为而治”的国策, 使以儒家学说为核心的“杂霸”思想处于统治地位。他认为“天人感应”、“君权神授”, 从而把儒学推向政治制度化和宗教化的方向。正是这一思想, 打击了西汉初期势力强大的同姓诸侯国, 维护了中央集权。自此, 儒学成为我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在接下来的一个千年里, 儒学一直都没有太大的发展, 直到北宋理学家程颢、程颐和南宋理学家朱熹的出现, 将儒学更多地发展为一种理学, 强调“天理当然”、“自然合理”等, 朱熹还把“理”推及人类社会历史, 认为“三纲五常”都是理的“流行”, 人们应当“去人欲, 存天理”, 自觉遵守三纲五常的封建道德规范。请注意, 理学的大发展恰恰处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经济最为发达的两宋时期。我个人认为, 中国人的思想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被束缚住了, 旧中国再也没有了媲美战国时期的思想大解放运动。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前院长、经济学教授莱斯特·瑟罗, 在其发表于美国《大西洋月刊》1999年6月号上的题为《个人、公司及国家所应遵循的新法则》一文中就精辟地论述了秩序和创造性之间的关系:“把秩序看得高于一切的社会是不会有创造性的;但是, 没有一定程序的秩序, 创造性就会消失。”他以15世纪的中国为例说明了这一问题。15世纪初中国工业革命所需要的所有技术都遥遥领先于欧洲, 但后来对秩序的追求抑制乃至禁止了技术革新, 因此工业革命不可能出现在中国。

从以上儒家学说的发展历史我们可以看出, 封建地主阶级是中国历史上最善于玩弄学术理论的社会阶层, 在春秋奴隶制社会末期, 新兴的地主阶级利用“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的历史机遇, 一方面利用儒学的“仁”、“义”思想躲避奴隶主的打击, 另一方面又通过不断的“国家改革”打击腐朽的奴隶主势力, 从而逐渐掌握了国家政权。当封建制根基稳固以后, 他们又借用并发展儒家学说, 将其政治化与宗教化, 政治上巩固国家政权, 思想上确立封建皇帝的绝对权威。当封建地主阶级感受到商人集团即新兴资产阶级的威胁后, 他们又进一步发展了儒学, 向其中加入了大量的维护封建阶级的“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的思想, 在儒家学说中, “士农工商”, 为士者地位最高, 为商者最为卑贱, “学而优则仕”, 整个社会形成了对官员的盲目崇拜与对商人的极度鄙视, 长期处于这么强大的社会思想压力下, 稚嫩的中国“资产阶级”往往是刚刚有一点原始积累, 就匆匆忙忙地用宝贵的资金在自己的家乡购置一块田地, 然后守着田地与家眷, 教育自己的下一代:要好好学习, 将来考中进士做大官光宗耀祖, 不要像我一样做买卖······中国的新兴资产阶级就这样逐渐蜕变为旧地主阶级, 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就这样被扼杀在摇篮里, 没有强大的资产阶级, 就无法对封建体制予以有力的一击, 中国便无法爆发“工业革命”。如此, 古代中国的车轮在工业化的大门前就止步不前, 直到被西方列强“踢”进门。

由此可见, 是封建地主阶级利用了儒家学说, 使之从独立的学派逐渐堕落为皇权专制主义的帮凶, 打击了中国资产阶级的发展, 阻碍了社会的进步。

中国发展需降低交易费用

儒家学说强调秩序, 强调等级观念, 也强调规则, 实际上, 一些繁琐的程序大大增加了企业的交易费用, 制约着企业效率的提高。美国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曾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营业执照在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只需要一天就办下来, 而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却需要数月才能办下来?这一问题发人深醒, 经营环境的宽松, 办事效率的提高, 正是在全球化背景下一个国家增强对生产要素的吸引力和提升竞争力的关键所在。

首先, 预设规则窒息企业家的创新精神。

我们不能否认一定的规章制度的必要性,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现代市场经济需要用一定的规章制度加以规范。但规章制度不能过多过细。如果以规范为名制定太多的规章制度, 对企业经营行为设置重重障碍的话, 那就必然会扼杀企业的创新精神和经济发展的活力。然而, 中国大多数学者和政府官员误解了现代市场经济, 以为现代市场经济需要用无数的规章制度加以规范, 并美其名曰“规范化”。实际上, 现代市场经济是竞争和创新经济, 而规章制度是保证市场经济有序运行和竞争条件的平等, 它本身并不是市场经济所要追求的目标。

这里举一个许多对高科技产业发展史有一定了解的人耳熟能详、且能说明问题的例子。苹果电脑是乔布斯和沃兹在美国硅谷的车库中制造出来的。按照当前中国的标准, 苹果计算机属于典型的“三无”产品 (无固定生产场地和办公场所等) 。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 中国的市场准入标准竟然比最发达的工业国家美国还高, 岂非咄咄怪事!旅美经济学教授钱颖一就指出, 当前中国“规范”风的危害在于捆住了企业和企业家的手脚。

如果事先预设许多规范性条件, 不仅会窒息企业家创新精神, 而且政府的寻租行为将会愈演愈烈, 其消极后果可想而知。当前, 中国各级政府有必要采取措施, 切实减少以至彻底消除以规范为名、实为限制企业家创新精神发挥的不必要的规章制度, 鼓励企业家创新精神的发挥。

其次, 专注于关系而失去创新的动力。

中国社会一直强调关系, 社会关系网络成为人们生存的第一要义。美国联合技术国际公司中国部总裁赖雷明博士, 根据自身长期与中国人共事的经验, 指出中国与西方社会的四种差异:首先“是关系问题。初到中国的人, 碰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关系’。凡是到过一些地方的人都会告诉你建立和编织关系网在世界任何地方都是重要的, 但初到这里的人认为他们遇到了完全独特东西———只有中国人才关切的东西。中国的不同之处是人们对建立关系的那种全神贯注的程度, 整个时间都在考虑这个问题, 这几乎是中国人生命中最耗费功夫的一个方面。外国经理们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是那么普遍, 以至在每一次不论是关于社会还是商业问题的会议上, 中国与会者都在从事某一关系方面的工作。”

在任何一个社会, 一定的人际关系是事业得以顺利进行的重要条件。但是, 当今中国社会的“关系”已上升到了人们时时刻刻需要考虑的地步, 既有制度上的缺陷, 也有儒家文化的影响。由于中国法治不完备, 许多事情无章可循, 处理事情的弹性很大。如果能够利用个人关系, 那么不仅可以顺利做成事情, 而且还可以以较有利于自己的条件办成事情, 极大地降低了成本。其次是中国有关机构的信息披露并不充分。许多事情并不清楚应由哪些部门处理, 因而需要利用个人关系来了解情况, 处理事情。中国的政府机构庞杂, 企业办成事情所要打交道的部门及其人员很多, 建立关系可以使事情得到较快解决。

中国革命与中国现代文明的建立 篇3

问：单就经济总量而言，中国直至19世纪60年代仍居世界首位，以中国幅员之广阔、人口之众多、传统政治经验之丰富，为何自鸦片战争爆发后，却陷入屡战屡败之困境？究竟中国在近代落后在何处？

答：梁漱溟在《乡村建设理论》中曾非常敏锐地对近代以来中国与西方之得失作出总结：“若特指其（即中国）失败之处，那不外两点：一是缺乏科学技术；二是缺乏团体组织。更无其他。而近代西洋正是以科学技术和团体组织见长，也更无其他。”科学技术的缺乏，直接导致了器物层面的差距，形诸战争最深切著明者即是西方的坚船利炮。团体组织的缺乏，影响更为深远，坚船利炮尚可购买仿造，而团体组织必待自生而有效。两次鸦片战争之败，或可归咎于武器装备差距过大，而甲午海战失利，全在组织动员不力。

中国在传统上以文明而非族裔为根本纽带统合而成。国家之权首在治官而非治民，其治止于县乡，而县乡之治则主要依托于宗族乡绅。维系社会的根本在伦理与家庭（家族）。因而，个人与国家之关系较疏远，而国家认同也较淡漠，其状态有类于《击壤歌》所谓“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伴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现代国家兴起，国家对于社会资源的攫取利用与整体动员能力大幅度提升，直接有效的国家—个体支配关系被迅速确立。在面对具有优势武器和现代国家组织动员机制的帝国主义列强之际，传统中国社会的无组织状态遂成 “一盘散沙”的局面，故中国资源人口总量虽大，却无法形成充分有效的全民动员和组织整合，也就无力形成对于强敌的有效抵抗，进而陷入越来越被动的战略态势。

问：中国自秦汉以来两千余年，颇不乏以外族入侵而导致政权更替之情况，但中华文明粲然自立，道统不绝如缕。何以自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非但国势衰颓，文明认同也难以维系？

答：前现代世界历史的一般规律是，军事上征服了文明民族的野蛮民族被前者之文明所征服。这也正是中国文明可以经历包括蒙元、满清在内的多次异族入主仍得以保全延续的原因所在。

伴随着近代以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兴起，这一规律被彻底颠覆。由西方列强主导的资本主义—殖民主义世界体系，不但将世界一切非西方民族通过暴力方式强行摄纳到这一体系之内，更提供了一种带有强烈目的论特征的世界历史解释体系。在其所描绘的世界历史图景中，以希腊—罗马—基督教为轴心的西方文明被标示为人类文明之正宗，现代资本主义被视作西方文明自我逻辑的唯一与必然的实现形式，一切其他人类民族以及所属的文明都只是旁观者和被动者，或者说，都是“东方”的。它们唯有放弃自我成为“西方”，才可能真正将进入“现代”。现实中西方对于东方的殖民—被殖民、支配—被支配关系，被视作对应于彼此文明的高下尊卑关系，从而具有了文明论意义上的合理性。传统中国建立在自我文明优越性基础上的、对待外来民族武力征服的政治经验，在面对现代性及世界资本主义逻辑时变得无所适从。陷入不但在武力上打不过，更在道理上讲不过的困窘。这是自中国文明自周秦确立成熟以来从未遭际过的全面文明挑战，诚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变局”。

问：日本与中国同遭此“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为何日本借明治维新而建立现代国家，步入列强之序，而中国无法同样行自上而下贯彻之变法而求自强？

答：中日遭遇的相同处在于均无法以传统方式加以解释和应对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国家的独立主权领土完整，乃至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经济制度由于外力的介入而受到严重威胁。相异之处在于，日本是较典型的单一民族国家，这与建立在西欧经验上、以单一民族为基础构建现代国家的理念相合。其天皇制有“万世一系”的特征，这有利于日本在遭遇外来强敌的情势下，依托于既有的制度与传统，迅速确立与强化以天皇为至高权威的军国体制。而这一体制正可以满足现代国家有效整合一切社会资源、实现全民动员与组织的根本要求。因而，日本向现代国家的转化相对阻力较小。

而此时中国的满清政权，始终坚持以少数族群作为国家的主导力量，面对列强的侵凌，既不愿也不敢以天下共主的身份进行全民动员组织抵抗，甚而出于私念，对民间自发的救亡运动多行阻挠弹压。这直接导致其动员力非但不能与西方现代国家相比，甚至无法达到汉、唐、明这样中国传统统一王朝的动员程度。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极不符合欧洲意义上的单一民族国家定义的多民族帝国，如何完成向现代国家的转化，较之日本便要复杂艰难许多。而满清政权的统治，更使得这样的转化无法完成。

就世界形势而言，日本以变法而步入列强行列已属异数，以欧美列强主导的世界格局不可能允许出现两个来自亚洲（更不必说东亚）的强国。在日本通过全民动员，举倾国之力在甲午海战中战胜中国并确立其亚洲强国的地位后，传统中国希望以渐进改良方式实现向现代国家的转化的可能，事实上已告破灭。由于不愿意放弃自我族群的特权地位，满清统治集团唯有加强对内镇压以满足包括日本在内的列强提出的利益诉求，这就进一步激化了内部矛盾（特别是民族矛盾）。带有强烈民族主义特征的反满革命就成为解决内部民族压迫，进而扫除阻碍中国完成现代国家转化的必然选择。

问：辛亥革命既已推翻满清奠立民国，何不循英美之故迹，以改良之法建国，而选择继续革命？革命破坏过甚，牺牲过甚，流血数以千万，其中岂无不义之事，无辜之人？此岂仁者所当行之道？

答：欲解决近代中国所遭遇的全局性危机，必须首先完成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的转化，否则任何形式的政权更替，都无法保证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也不能改变中国在世界格局中被殖民—被支配对象的地位。这一转化必须是全面根本的，要求与之相适应的全面社会改造，而不可能只着眼于某一局部，故无法寄望于单纯的实业、科学、教育为旨归的方略。这一转化是在外力裹挟逼迫下发生，并伴随着危机不断深化的，故而必然体现为极巨大的历史断裂，无视这种断裂而认为传统自身可自然地过渡到现代的设想，只能流于虚诞，故对于传统无法只保持“温情与敬意”而不进行批判乃至摒弃；这一转化发生于外敌侵凌民族生死危亡之际，形势迫切异常，必须以最快的速度号召动员组织最广泛的民众参与救亡。

唯有摧折扫荡一切阻碍的革命，方能实现上述目标。但正因其摧枯拉朽之势，其中亦有暴力、杀戮和黑暗，有无辜者的鲜血和死亡，这是历史的现实。但历史从来不是可以用简单的道德判断便能加以通约解释的。即便在“武王领导的当时的人民解放战争”中，也有类似伯夷叔齐这样的无辜者死去。这是最正义的革命也不得不付出的代价。对于革命中无辜受难者最好的纪念，不是去否定革命的意义，恰恰在于认同并捍卫革命的成果，让他们的死不至归于空虚。

问：如必行革命，取汤武革命顺天应人之义足矣，何必用阶级斗争之形式？梁漱溟认为传统中国非阶级社会。既非阶级社会，欲以阶级斗争解决中国之问题，岂非缘木求鱼？

答：梁漱溟对于传统中国社会无阶级的观点，有其合理性。中国传统社会与西欧相比，既以伦理为本位，又形成了科举这样有利于精英流动、阶层迁变的制度，因而阶级分野、阶级矛盾均远不如传统欧洲社会突出分明。因而梁漱溟在建国后，尽管承认中国传统社会为阶级社会，仍坚持相较于阶级，伦理本位方是社会之根本特色。

问题的关键在于，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的转化过程中，必须建立具有高度组织性、代表性和行动力的新团体，从而彻底终结传统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尽管各种政治力量均对此有所意识，但正如梁漱溟承认的那样，当真面对这一问题，无论是号称代表全民而否认其阶级特征的国民党的实践，还是他本人为代表的试图以礼乐教化的方式构建团体生活的乡建道路，均告失败，唯有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现实地解决了它。共产党以阶级斗争的方式建立团体生活，在尖锐甚而残酷的斗争中，将原来中国社会所匮乏的团体意识迸发出来，而这种团体意识伴随着斗争在更广更深地发展，转化为团体精神。

对此，梁漱溟在《建国之路》中概括为“原来集团引起斗争，斗争促成集团。集团实与斗争相联，而散漫则与和平相关”。这一论断的实质，即是回归到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开篇提出的原则“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唯有依托于带有强烈敌友意识的阶级斗争的实践，团体才被最大程度地动员组织起来，力量被最充分有效地激发汇聚起来，其自我认同才能获得最坚实的基础。中国共产党即是这类新型团体精神的最高代表。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缺乏团体生活传统的国家而言，希望在全面危局的情势下，通过社会的“自发秩序”生长出能担当起存亡续绝使命的新团体，纯属妄想。有组织之社会团体的建设，必须依靠国家这一组织化程度更高的团体推动，而国家要达到有效整合一切资源、实现全民动员与组织的目的，必须依靠组织化程度更高的团体，即具有高度组织性纪律性的列宁主义式的政党。国民党希望建立推行党—国体制，也正是出于这一考量。但它试图抹去自身之阶级色彩而以“全民党”自居，事实上非但无法有效整合全国各阶层之力量，甚至无力完成对于全党的有效组织动员，空有党—国之名而无党—国之实，宜乎其败也。

要言之，恰恰因为传统中国的阶级社会特征较弱，在进入现代国家的过程中，愈发需要突出强调阶级与阶级斗争，并在此基础上建成新团体作为解决近代以来全面危机的领导核心。非此不足以对传统中国团体生活之贫乏和现代国家精神之缺失做一根本性的扭转。这正是历史的辩证法。

问：以阶级状况而言，则当时中国之主体阶级为农民，工人占人口比例甚小；以政党结构而言，中共党员的构成亦非以工人为主，为何以无产阶级—工人阶级代表自居的中国共产党最终获得胜利？

答：支撑中国共产党获胜的众多原因中，根本性的是以毛泽东思想为全党决定性的路线指导。

毛泽东思想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特别是以阶级矛盾及阶级斗争为枢纽的唯物史观和社会学说。不同于一般性理论研究的是，它从诞生之初便是以实践为旨归，并现实地指导实践。由于经典马克思主义发端于近代的西欧，即便俄国这样横亘于东西方之间的社会形态都没有进入它的核心视野，更不必说中国这样以农业生产为主导的、在近代史中沦为西方附庸的落后国家。因而在面对具体生动的中国现实与中国革命实践时，毛泽东思想天然地具有强烈的反教条特征。这突出地体现为，在其视野中，中国不只是由一切既有事实构成的固定对象，更是可以通过革命实践改造，并不断孕育着新鲜的革命性要素的变化主体；面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客观现实与主体实践的矛盾统一体时，绝不机械僵硬地坚持前者对于后者的决定支配地位，相反，它始终坚持强调实践过程中后者可以施加于前者之巨大的、革命性的能动作用，对于实践而言，这种能动作用恰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

正是在这一带有极强烈的实践特征的认识论基础上，思想政治建设成为党的建设之首要问题。中国共产党的构成尽管在很长时间里并非以工人为主，但无产阶级—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觉悟及理想却通过制度化的思想政治建设被不断地强化与突出，从而实现了对于非无产阶级出身的党员的思想改造，使之达到无产阶级革命政党成员的要求。通过将其意识统一到党的路线方针之下，形成坚定的集体意识和党性品质。这种思想建设的本质是通过外在的思想政治教育促成个体内在思想意识乃至习气风格的转化，通过思想改造形成新的自我本质，并在此基础上建构新的共同体本质。因此，中国共产党既是具有极强的组织纪律性和高度战斗性的工人阶级政党，又保持着对于社会各阶层的开放性和对其中优秀分子的强烈吸引力和道义感召力。因为决定党员之为党员的不是其阶级出身，而是在实践中塑造与体现的阶级意识；而中国共产党的最终理想，是解放全人类从而建立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这与中国人希望摆脱近代以来列强加于自身的屈辱压迫，进而与全人类以“远近大小若一”的方式共进于太平的天下关怀，具有内在的契合。正是在此意义上，成就了中国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的双重身份。

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兼具双重先锋队身份的中国共产党得以明确革命过程中的敌友关系和领导权归属。在工农联盟的基础上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提出并贯彻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实现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战略过渡，通过领导以“反帝反封建”为主要特征的人民革命推翻内外敌人的压迫建立独立自主的人民共和国，进而建立与建设社会主义制度。中国革命之胜利，在以共产党为一切事业的领导核心，而毛泽东思想是党的根本灵魂。

问：经历了长期的革命，中国固有的典章制度纲常名教悉遭摧折，几乎沉沦湮灭。虽有一统之功业，但新建之国如何继承中华道统？

答：贯穿文明终始而能决定其所是的根本，可谓之“道”，而“道”之运行所显示的轨辙统序，即为道统。中华固有之道统，其体则儒释道三教和合，其用则儒法互补，不可偏执一端以为概论。

中国革命的发生、进行、深化乃至胜利，不可避免地会与旧有传统发生矛盾乃至严重之冲突。但中国固有之纲纪之说发生彻底之动摇，本质上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一切非西方民族被强行摄纳到世界性的资本主义—殖民主义体系过程中所遭际的共同命运。中国革命，恰恰是改变这一命运、让传统得以完成现代性转化的唯一出路。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将“反封建”与“反帝”并举作为最重要的目标，是有极深刻的历史合理性的。帝国主义列强正是利用中央集权的瓦解与缺失，扶植其代言人造成事实上的地方割据，以完成其对中国分而治之的图谋。而以特定集团的利益最大化为旨归的封建势力、封建意识、封建传统恰好与这样的图谋浑然契合，外来势力希望以华制华，地方封建势力则欲挟洋自重，二者具有天然的勾结倾向和同盟可能。因而，要彻底地反帝，则不可不彻底地反封建。封建之存在由来已久，与儒家传统的宗法制度极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因而对于封建主义的清算必然也就意味着对相关传统的痛切批判和破除。土地改革，非但是调动最广大之农民群众的能动性参与革命实践的必然要求，也是对于封建宗法制度及其意识的彻底清算。

毛泽东对于传统的基本态度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这是中国政治传统“损益折中”原则的真精神所在。以革命驱逐列强，扫荡割据，实现中国大陆的完全统一，正合春秋“大一统”之义；新中国体现的人民当家作主原则，深契“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之古训；毛泽东时代确立的以平等为核心的社会价值观，既与儒家“有教无类”、“自天子以至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大学》）之精神相符，更与佛家言众生平等之教相合；毛泽东时代所提倡的艰苦奋斗的作风与无私奉献的精神，可以视作对自孔子之后一直存在并不断强化的儒家损文益质之传统，特别是作为质家法之典范的夏道（即忠道）之承继，那时人民于党、政府和人民领袖的忠诚是发乎于心的，诚所谓“人道主忠，人以至道教人，忠之至也”（《白虎通·三教·右论三教》）。

此皆中国道统所在之荦荦大者，何疑乎道统之不存？

问：建国诚然千难万险，期间用雷霆手段，亦可体谅。国家既定，则宜偃武修文，昌明文教。马上得天下，不可以马上治之；汤武革命，逆取而顺守，此皆中国传统之政治智慧。何以新中国成立30年仍行革命斗争之道更有甚于从前？

答：新中国的建设是在敌对势力的全面封锁与武力威胁下进行的。不行斗争之道，则内无以凝聚人心，整合资源，外无以抵抗强敌，保家卫国。无论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与实践，还是大规模群众运动，在思想及意识形态领域展开的“儒法斗争”，都可以看作是斗争逻辑充分展开所带来的后果。斗争逻辑在这一时期居于主导地位，既是思想认识的问题，也是国际政治斗争的客观情势所致，同时是中国在进行跨越性的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新旧矛盾集中爆发的体现。在这一逻辑主导下进行的各种社会—政治实践，不仅是对处于帝国主义全面包围境遇下的社会主义中国如何反帝防修保证革命成果的历史任务的探索，也是中国传统政治逻辑的延续，即如何处理亲亲、尊尊、贤贤三者关系，防止特权阶层以私己之利损害国家的根本利益，保证精英流动的顺畅进行和社会的长治久安。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阶级矛盾”、“阶级斗争”、“资产阶级复辟”在当时语境下被着重强调，其所依据的是政治原则而非经济原则：在1956年大规模农业及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严格意义上的剥削阶级在新中国已基本不复存在。上述话语所指涉的更大程度上不是作为独立经济实体的剥削阶级，而是精神层面的剥削阶级意识及其所指向的道路，不是已在的事实，而是潜在的可能和趋势。它所依凭的认识基础，在于将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中国看作自身不断变化，蕴含着多种可能性的主体。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及实践，本质上是以此让共产党保持为具有高度政治敏感与觉悟的政治主体，防止其在党—国制度确立的过程中，因自身之现实阶级代表性日益模糊，沦为丧失政治意识和意志的客体化的官僚体制代表。这一问题并没有伴随着文革实践的失败而丧失其现实意义，有关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化的命题正是其在当下中国的表述形式。

问：既然革命斗争有大功大用，为何改革开放30年终结了革命？依革命所成就之中国，与传统中国本有断裂；而新中国成立60年来，文革终结又是一断裂，则国朝之正统何在？

答：只承认历史的延续性而无视其中的差异与裂缝，是知有森林而不见树木；只着重具体历史事实之差异而不见使事实得以贯穿的因缘，是徒见树木而不知森林。

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胜利实现的革命建国，是对于上述两种历史观的深刻扬弃。新中国的创建是一个转折性事件，这种转折既是针对自鸦片战争以来现代性境遇中其他强势民族国家加之于中国的各种奴役性、屈辱性的关系与意识，也是对于自我长达数千年的前现代传统；与此同时，新中国的建立也是对于历史的接续，它赋予了中国这个有着五千年历史的“旧邦”以“新命”，让中国文明在现代性境遇中重新获得现实，使中国境内五十六个民族得以通过历史与现实的双重维度融合凝聚为一，共同构成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之主体民族的中华民族。由此中国既成为具有极强大的动员组织协调能力的现代国家，又仍是保留着天下关怀与视野的“华夏”。

只有从非此即彼、非断即常的线性思维中摆脱出来，才能对中国的历史与现实做出有说服力的解释。新中国建国之初用夏之道，文革以大规模之群众运动横扫当权派，乃至提出“踢开党委闹革命”。物极则反，故1976年后停止文革继之以改革，废阶级斗争为纲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以产业升级为核心目标的超越式发展路径为依从比较优势理论之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期间不免矫枉过正，人心浮动，致有前后三十年道路迥异之议。

然统治方式因时而转，不可偏执。毛泽东思想，折衷损益，邓之功业，首在尊毛，前后三十年差异虽巨，国朝道统之赖此乃得相续。

问：印度于1947年独立，其人口、历史、发展程度与中国颇有所似，今亦蔚然大国，而其传统因未历中国式之革命而得保留，相较于中国之道路，何者更具垂范之义？

答：印度之独立以印巴分治为代价，印巴分治以宗教信仰为依据。传统印度早于美国许多世纪即有“民族熔炉”之称，各宗教及其信众并行不悖，并无信仰差异而致国族分裂之事。以宗教信仰之差异引发惨烈之族群冲突，竟至于国族分裂不可挽救之局面，为印度传统之大创伤。

论者以为印度传统完好之证据，首推其种姓制度之保留。这一制度为祭司阶层所倡导，印度自古即有大争议，佛教倡言众生平等，直接针对的就是种姓之说。后因佛教于印度本土为印度教所逐，平等之义逐渐式微，故种姓之影响绵延至今。正以印度未经中国式之革命，故而这样明显违反现代国家基础的制度及其意识得以依托于固有之社会结构和族群利益得以存在，在此意义上，印度的现代国家进程尚未完成。尽管就印度的国土、人口、经济总量而言，可许之以大，但观其国家整体之动员整合及凝聚力，尚未可言大国。

印度的发展路径确实有其代表性：大多数后发国家在获得民族独立后，因无力完成彻底的现代国家转化，无法摆脱近代以来被西方殖民统治存留于民族集体意识之痕迹，被迫继续接受既有的国际利益格局下被指定的角色与分工，延续着近代以来的弱势地位。印度的人口、版图、资源、地缘形势，决定了它可以在这一序列的国家中处于较突出的地位，且其成绩易于获得西方主流舆论的认可，但它没有也不可能提供一种超越西方主导的发展模式。

与印度相比，中国通过革命建国实现了彻底的现代国家转型，通过前三十年的超越式发展战略建立起基本完备的产业体系和自主研发体系，这是二者发展道路的最大差异所在。

毛泽东思想在中国的实践表明，在沦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被欺凌压迫剥夺的受害者和成为这一体系中进行侵凌压迫剥夺的列强这两种貌似非此即彼的命运之外，人类还可以拥有一种完全不同的、值得追求的前途和道路——曾经拥有古老文明传统的东方民族在进入现代性的境遇后，一方面寻找适合自身的与现代性接榫之形式，同时保持本来民族之独立地位与自我认同，实现自我文明传统的新生与复兴。

WTO与中国电信工业 篇4

一、 WTO与全球基础电信市场开放情况

(一)全球基础电信市场开放情况。

2月15日，WTO日内瓦基础电信谈判结束，达成《基础电信协议》，并于年1月1日正式生效。基础电信协议的核心是在客观公正的基础上、无差别地向缔约方承诺部分或全部开放国内的基础电信服务业市场。到目前为止，共有72个成员方同意对外国公司开放国内市场，承诺开放的市场额包总额的93%。

(二)各服务分部门的具体开放承诺情况。

具体开放承诺情况为：(1)声讯电话： 61个成员方政府在47个承诺单中承诺提高国内市场的竞争程度，即允许两个或以上的服务提供商进行竞争。几乎所有的承诺单都承诺立即或逐步开放至少一种公用声讯电话服务;55个成员方承诺开放本地市话服务，51个承诺开放国内长途服务，56个承诺开放国际话务。在59个承诺提高公用声讯电话服务市场竞争程度的成员方中，有42个将采用部分出售现有专营公用声讯电话系统的方式。(2)数据传输：63 个成员方承诺开放;(3)蜂窝/移动电话：60个成员方承诺开放;(4)线路租赁(传输能力的租用)：55个成员方承诺开放;(5)其他移动通讯服务(PC、移动数据传输或传呼)：59个成员方承诺开放;(6)卫星通信服务：51个成员方承诺开放移动卫星通信或数据传输服务，50个成员方承诺开放固定装置的卫星通信或数据传输服务;(7)部分增值电信服务(电子邮件、联机数据处理或数据库调用);(8)成员方承诺开放。

(三)基础电信协议签订的结果。

一是市场开放。有69个缔约方承诺通过各种方式、在不同程度上向其他WTO成员的电信服务提供者开放市场，而勿须衡量其他成员是否提供相同的开放市场。这里面最重要的含义是要求在最惠国待遇的基础上允许其他WTO成员的电信公司在承诺开放的国内市场上建设网络设施并进行竞争。对于那些提供互惠的市场准入的国家或自由化协定的参加方来说，进入市场不再受到限制。对那些由于市场规模足够大或有较高增长潜力而吸引外国投资者的市场，被独资垄断或被少数公司控制的格局可能不再存在。二是市场机会日益增加。电信服务自由化意味着TOS和服务提供者将会进入更大的市场建设网络设施，并能成为网络设施的经营者;提供国境交付的电信服务，如寻呼卡、电话卡和回呼电话等等;拥有为设施或非设施基础电信服务互联的权利。总之，在那些承诺开放的具体领域里都有商业机会。

(四)基础电信服务业自由化的好处。

基础电信服务自由化以后，至少3个方面改变了电信市场的发展走向。首先，电信产品(服务种类)和服务质量将得到改善，例如移动通信、回呼电话、以秒为单位的计费等等。其次，由于更多的竞争者参与，使消费者拥有了选择不同服务提供者的机会，从而使电信服务价格在竞争中不断降低，例如在菲律宾，有5家蜂窝移动电话经营企业，其中4家有外国战略伙伴参股，竞争的结果是当地蜂窝电话的月租费不到2美元，而固定线路电话则由于缺少竞争致使月租费达到10美元。最后，更多的电信投资带来更为普遍的电信服务。在基础电信业，普遍服务基本上包含优质服务，覆盖全国且随处可用的服务以及提供合理的.价格水平。在发展中国家，比较明显的一点是电信业发展的地区不平衡逐渐消亡。

许多发展中国家担心，开放市场、引入竞争机制和外国投资会使本国政府失去对一个战略性产业的控制，但是实践证明，恰恰是竞争最激烈业务领域得到了最快的发展。例如在国际长话业务中，允许竞争的市场取得了比保留垄断的国家更高的增长率。在发达国家，竞争使每个用户的业务量年增长率从1990年的5.6%增长到的9.3%。在新兴市场国家，每个用户的业务量增长率则高达11・7%，而垄 断市场同期每年只增长52%。

(五)基础电信业难以开放的主要原因。

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1)许多国家政府担心国家主权会在像电信这样的战略部门中削弱，另一种顾虑是市场一旦放开，国内运营者难以与大型电信跨国公司竞争。(2)更自由化的电信贸易会对国家财政收入产生影响，因为电信收入是许多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3)一些国家的政府部门担心允许竞争和外国投资会使电信行业的就业机会减少。(4)电信部门的放开经营将会导致新的竞争者只去经营有利可图的市场业务，诸如大用户市场和有钱阶层，而忽略了大多数老百姓的利益。(5)少数国家政府担心基础电信服务业有外商经营，会威胁国家安全，至少是信息的安全。(6)部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与辛亥革命 篇5

辛亥革命后中国的社会矛盾、中国工人阶级的成长、民主政治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传播，都对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提出了客观要求，提供了最重要的条件。

1911年，中国发生了比较完全意义上民族民主革命——辛亥革命。

仅仅过了十年，1921年中国发生了一件开天辟地的大事件——中国共产党诞生了。

这两个伟大的事件之间有什么关联呢？

循着历史发展的客观逻辑，可以清楚、明确地看到，辛亥革命后的中国社会现实，呼唤着新的阶级力量及其领导者、组织者的出现和担当；同时，辛亥革命又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创造了重要的政治、思想和组织条件。

复杂社会矛盾赋予无产阶级历史使命

辛亥革命后的中国社会矛盾，呼唤着无产阶级及其领导者组织者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辛亥革命有着伟大的历史意义。它不仅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而且结束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创立了共和制的中华民国。至高无上的皇权都可以推翻，这一事实本身就大大地促进了全民族的觉醒，大大地推进了人民大众的思想解放，为中国的先进分子寻求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统治的道路拓宽了视野，提供了较为宽松的大环境。

但是，由于领导革命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力量的弱小和其固有的阶级局限性，辛亥革命的领导者没有提出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纲领，在实践上也没有完成这一当时中国社会最迫切的任务。革命后的中国社会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军阀的黑暗统治，仍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主要障碍，因之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对象。

一方面，辛亥革命后，帝国主义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压榨，不仅没有停止，反而变本加厉，使中国面临着亡国灭种的险境。

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1月5日政府宣布对外文告：“凡革命以前，所有满政府与各国缔结之条约，民国均认为有效，……”“革命之前，满政府所借之外债及所承认之赔款，民国亦承认偿还之责，不变更其条件，……”“凡革命以前满政府所让与各国国家或各国个人种种之权利，民国政府亦照旧尊重之。……”

这就是说，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强加于中国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领事裁判以及租界等等一概有效。临时政府以为用这样谦恭的态度能够换取帝国主义对自己的支持，甚或停止进一步的侵略。事态的发展证明，这完全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

仅仅过了三年，日本帝国主义以支持袁世凯恢复帝制为诱饵，于1915年5月9日强迫袁全部接受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这个亡国条约规定了日本在我国的山东省、东三省的南、东部及内蒙古的特殊权利；规定“中国沿海港湾、岛屿概不让与或租借与他国”；聘用日本人为中国政府的政治、财政、军事等顾问，合办某些地方的警察局、军械厂，把一些地区的铁路建造权、开发矿山投资优先权让与日本，等等。

段祺瑞控制北京中央政府时期，日本以“铁路借款”、“矿山借款”为由取得了东北的吉长、吉会铁路和所谓满蒙五铁路以及吉、黑两省的森林、金矿的抵押。以“无线电台借款”、“有线电报借款”为由，控制了我国的电讯事业。通过“参战借款”、“军械军火借款”的名目取得了所谓中国参战军的指挥权。

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日本与段政府以共同抗敌为口实，于1918年5月签订了“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和“中日海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由此日本取得了在我国驻兵和军队自由出入我国东北与蒙古的特权。

另一方面，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使苍生百姓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袁世凯，依靠帝国主义的支持，假冒拥护“共和”，骗取了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信任和妥协，攫取了辛亥革命的果实。他政权一到手，就展露出反革命的真面目，他一手导演了暗杀国民党著名活动家宋教仁的丑剧，不久又取缔解散国民党。他对民主共和的标志——国会，也嫌其掣肘，下令解散。他废除曾起过积极作用的孙中山先生参与制定的规定主权在民、人民一律平等、人民享有各种自由民主权利的南京临时约法，炮制了赋予他个人极大权力的宪法，为他当皇帝铺路。为了当皇上，他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接受了日本帝国主义妄图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他当了八十三天的洪宪皇帝，终于在全国人民的唾弃中死去。

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分化为直、皖、奉三大系，同时各省还有不属于北洋系统的小军阀。中国出现了一个去掉一个清朝皇帝，接着又出现了袁世凯等一批大小军阀即大小皇帝的局面。这些大小军阀为了取得中央政府的统治权，在各自的洋主子的支持下，扩充实力，从而引起了无休止的争斗。战乱使苍生百姓陷入水深火热之中。他们把先进分子、革命人士诬为乱党，对其捕杀不已。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之一的李大钊烈士，就是牺牲在奉系军阀的绞刑架下。他们豢养了那么多兵丁，兵丁要吃饭穿衣，就靠横征暴敛。这就使已无生路的苍生百姓除了反抗只有灭顶。

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这种矛盾，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就以各种形式抗争，力图解决。农民群众斗争了，但是失败了；资产阶级改良派斗争过，失败了；资产阶级革命派斗争过，且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大胜利，但在彻底解决这个基本矛盾问题上，也失败了。

客观存在的基本矛盾，呼唤着彻底解决。出路在哪里？依靠哪个阶级才能完成这个历史使命？历史作出了回答，只有依靠新的阶级即中国无产阶级，才能完成这个历史使命。

中国工人阶级登上历史舞台

中国工人阶级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企业的发展而产生、成长起来的。

中国工人阶级最早产生于19世纪中叶的外国在华企业中，随后又出现在19世纪60年代清政府的官办企业和70年代兴起的民族资本企业中。这就出现了一个很独特的情景，即中国的工人阶级比本国资产阶级的产生早一些，资格老一些，因而社会基础更广泛一些。

辛亥革命后，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地位有很大的变化。资产阶级革命派掌握了南京临时政府的领导权，不少商界人士也都参加了各地的军政机构，担任了要职。社会政治地位的变化，使其不仅获得了在政治经济生活中的某些发言权，而且可以通过所掌握的权力，制订若干有利于振兴实业的政策法令。如1912年12月5日，工商部颁布了《暂行工艺品奖励章程》；1914年1月同时公布了《公司条例》和《公司保息条例》；1914年3～4月颁布了《矿业条例》和《审查矿商资格细则》；1915年公布《农商部奖章规则》，等等。

这些条例细则，虽然不够完善，有的公布后并未实行，但总体上看起到了积极作用，解除了呈请开办企业的若干限制，废除了封建性的专制垄断等。这就开创了民国初年民族资本发展的有利局面。再加上当时正赶上第一次世界大战西方列强无暇东顾的机会，使得中华民族工业获得了一个发展史上的黄金时代。据统计，从1914年到1919年，民族资本共新设厂矿379家，平均每年63家，新投资本8580万元，平均每年1430万元，年平均设厂数和投资额均比此前19年间增长一培以上。民族资本在全国产业资本中的比重，由1913年的16%增至1920年的22%。

随着资本主义企业的发展，中国产业工人的数量也在发展，据统计，辛亥革命前，中国的产业工人约10万人，到1914年增加到100万人以上，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已达200万人以上。

与产业工人同时存在的还有约4000万手工业工人、运输业的苦力、雇农等非产业工人。这些人与产业工人一样处于社会最有底层，靠出卖劳力活命。

中国的工人阶级除具备世界各国工人阶级共有的优点外，还具备自己的特点。这主要是中国工人阶级身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的三重压迫剥削，恶劣的劳动条件、食不果腹的生活条件，远超过世界各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群众，这自然会培育出中国工人要求改变现状的强烈愿望，即培育出极强烈的革命性。中国工人阶级人数相对来说比较少，但大多出身于破产的农民和手工业者。他们了解和深切体会贫苦农民大众的生活艰辛和苦难。所以当斗争需要时，他们很容易发动和组织广大的贫苦农民参加斗争，形成极其广大的革命阵营，陷敌于孤立。所以，中国工人阶级具有最彻底的革命性和坚强的战斗力。

随着中国工人阶级的成长，中国的工人运动也在逐步开展。

辛亥革命时，许多地区的工人群众都参加了革命斗争，成为革命的重要动力之一。

辛亥革命后，工人的罢工斗争显著增长。据不完全统计，由1870年到1911年的41年中，有记载的罢工斗争共有105次，而1912年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的8年中，有记载的罢工就达到130次，罢工的规模也扩大了。这其中值得关注的是1916年天津人民反对法国侵占老西开地区的斗争，法租界的工人罢工成为这次斗争的主力。罢工的威力，迫使法帝国主义不得不暂时放弃侵占老西开的打算。这显示着中国工人阶级爱国热忱和觉悟程度的提高，预示着中国工人阶级即将走上政治舞台。

1919年爆发的五四爱国运动，开始时主要是青年学生、知识分子在坚持斗争，这年6月5日起上海工人自动举行罢工，支援学生的反帝爱国斗争，高潮时达到10万多人。上海工人的行动推动了全国各地的罢工风潮，很快扩展到20多个省100多个城市。最终使五四运动取得了胜利。中国产业工人以如此大的规模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政治斗争，表明中国工人阶级开始以独立的姿态登上政治舞台，成为中国革命的新的领导阶级。

当然，中国工人阶级成为中国革命的领导阶级并不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而是必须取得先进的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科学的思想，即马克思主义的武装，并在这一先进思想指导下，组成与旧式会党、行会完全不同的政党——中国共产党，作为司令部来领导工人阶级和全体人民胜利地进行斗争。

社会民主政治逐步发展

民国初年民主建设的最大成就，是1912年3月11日公布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规定国家主权在民的国家根本大法——《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约法》宣布：“中华民国，由中华人民组织之”、“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同时还规定了人民享有人身、居住、财产、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信、迁徙、信教等自由。

很快，民主共和的思想便普及起来，人人都讲平等，几乎成了口头禅，不许唤老爷，不许唤大人，不许坐轿子，废除了三拜九叩等封建习俗和礼节。在这种政治氛围下，社会上出现了学习政法知识的热潮，组织政党的热潮，办报的热潮和竞选的热潮等。其中办政党的热潮尤其值得关注，因为这是民主政治一个很大的特点。

向西方学习的近代中国先进分子，对西方的政党政治也十分关注。辛亥革命前孙中山、黄兴、蔡元培等先后组织的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已具有明显的政党性质。1905年孙中山先生领导成立的中国同盟会，则是中国近代第一个具有完整意义的政党。

辛亥革命后，在政治环境较前宽松的条件下，各种政治力量在“议会政治”的幻想下，纷纷组织政党，中国社会出现了有史以来未曾见过的政党政治蓬勃兴起的景象，一时成立的政党或类似政党的政治团体有三百多个。这中间包括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中国同盟会，立宪派组织的民主党，地主买办阶级组织的共和党和统一党。极端仇视民主政治包括政党政治的袁世凯，也被潮流推动，组织了自己的御用工具——公民党。

政党和专制从本质上说是对立的。专制的载体是个人或家庭，而政党的载体是组织。组织的重大事项，不是哪一个人的事，需要组织集体决定。因此它的实质是民主，而容不得专制。

当然，政党这种民主的本质决不是自然而然就能充分体现，在某种情况下，如组织制度出现缺陷，政党也会重蹈专制的覆辙，袁世凯的公民党就是袁世凯一个人说了算，空有政党的外壳，毫无民主的实质。在个别情况下，使政党缺乏民主，连伟大的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都难完全避免。中山先生为了纠正辛亥革命后中国同盟会内出现的涣散状况，重振革命精神，以反对袁世凯的独裁统治，于1914年7月改组国民党为中华革命党。确定“以服从命令为唯一之条件”，并要求党员按捺指模对他宣誓效忠。由于这种做法带有过分浓厚的家长制及个人独裁色彩，遭到黄兴等重要领导人的反对，许多革命者拒绝加入，使中华革命党成为一个人数有限的密谋集团，而在以后不得不再行改组。这就说明，政党是民主政治条件下的产物，而政党本身只有体现出民主精神，才会有生命力，才能完成它的使命。

在这种政党兴起的环境中，当中国工人阶级在五四运动中独立地登上政治舞台以后，初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无产阶级先进分子，包括陈独秀、李大钊的“南陈北李，相与建党”，包括毛泽东完全赞同的蔡和森的建立中国共产党的主张的应时出现，便已是顺理成章、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

中国的先进分子一直在寻找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寻找能够指导人们思想的正确的理论基础。19世纪中叶已在世界各地传播开来的马克思主义，当然也在中国先进分子的寻找视野之内。

辛亥革命前，据宋庆龄先生说，孙中山先生是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及其学说的。社会主义对他发生了吸收力，他敦促留学生研究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共产党宣言》，并阅读当时的社会主义书刊。

1906年当时的革命派最左翼的朱执信先生，在《民报》第2期著文介绍了《共产党宣言》，特别介绍了马尔克（即马克思）的阶级斗争观点；他还简略地介绍了《资本论》，介绍了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朱执信不仅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并且逐步表示赞同、接受马克思的观点。这在当时确实难能可贵。

这些介绍总的来看，在辛亥革命前还是零碎不系统的。而在辛亥革命后，情况就大不相同了。

辛亥革命使中国人民在思想上得到了一次大解放。而思想解放的闸门一经打开，思想解放的洪流就会奔腾向前不可阻挡。中国的先进分子在寻找新的救中国的方案中，很快就找到了马克思主义。

李大钊是中国第一位传播马克思主义并主张向俄国十月革命学习的先进分子。他的《法俄革命之比较观》一文，正确区分了法国大革命与十月革命的本质不同，指出十月革命预示着社会主义革命时代的到来。他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充分肯定了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地位，认为是“世界改造原动的学说”。这篇文章完整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表示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进入了比较系统的阶段。

应该看到十月革命的胜利是最通俗、最形象的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人们从俄国革命的实践中深切地体味到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和对中国革命的指导意义。于是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个介绍马克思主义的热潮。据统计，五四时期在报刊上发表的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多达200多篇，其中很大一部分是马克思、恩格斯原著的译文。这样集中介绍国外一种思想理论，在中国的报刊史上是罕见的。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不仅是一个正面宣传和学习的过程，而且是一个充满论争和批判的过程。

这种论争和批判先是在赞同马克思主义和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范围内展开。这突出表现在“‘问题’和‘主义’之争”。这场论争是胡适挑起的，他反对人们被马克思、列宁“牵着鼻子走”，反对社会问题总的解决，而主张点滴的改良。李大钊著文批驳了胡适的论点，指出：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没有生机的社会，“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这场论争对扩大马克思主义影响，推动人们研究怎样解决中国社会问题，起了积极作用。

这种论争还突出表现在对无政府主义的批判。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反对封建军阀的独裁统治，曾起过积极作用。但是无政府主义否定一切国家政权，反对一切权威，主张个人绝对自由，则是完全错误的。马克思主义者既肯定了无政府主义者的革命积极性，又批判他们在国家问题上的糊涂观点，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经过论争，除少数仍坚持无政府主义的观点外，大多数受无政府主义影响的青年抛弃了这种错误思想，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成为无产阶级的忠诚战士。

在传播、学习、宣传、论争和批判的过程中，锻炼和涌现出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积极分子。其中除了著名的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等人以外，还有李达、邓中夏、蔡和森、杨匏安、高君宇、恽代英、瞿秋白、赵世炎、陈潭秋、何叔衡、俞秀松、向警予、何孟雄、李汉俊、张太雷、王尽美、邓恩铭、张闻天、罗亦农等都先后走上了无产阶级革命道路，成为马克思主义者。

参加过辛亥革命的一批先进分子，通过革命斗争的实践，学习马克思主义，思想上与时俱进，抛弃旧的主张，也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他们中的著名代表有吴玉章、朱德、董必武、林伯渠等。

这一批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涌现，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提供了干部条件，他们都是中国共产党建党和建党初期的骨干力量。

辛亥革命后的中国的社会条件，辛亥革命后中国工人阶级的成长，辛亥革命后民主政治的发展，辛亥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这一切都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提出了客观要求，提供了最重要的条件。一旦这些条件基本具备之时，就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之日。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宣告成立，完全是历史的必然。

同时，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与国际条件也有密切关系。最重要的是第三国际的帮助。1920年7月19日，列宁在彼得格勒领导召开了第三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会议强调殖民地和附属国革命的首要的和紧要的任务是建立共产党。而在此前不久，1920年春，经第三国际批准，俄共（布）远东局海参崴分局外国处派出全权代表维经斯基及翻译杨明斋等人来华了解五四运动后中国革命运动发展的情况和能否建立共产党组织的问题。维经斯基经北京大学俄籍教授柏烈伟的介绍，在北京、上海先后与李大钊、陈独秀接触，除介绍俄国革命的经验和情况外，对陈、李正在进行的筹建党的工作，给予了帮助，从而加快了建党工作的步伐。

在第三国际二大之前不久和之后不久，亚洲许多国家的共产党先后成立。如1920年印度成立了第一个共产党组织，1925年产生了中央委员会；1920年5月印尼共产党成立；1921年8月蒙古人民革命党成立；1922年7月日本共产党成立；1924年叙利亚共产党成立，等等。这一切说明了在第三国际领导和影响下，20世纪20年代初，亚洲许多国家成立了无产阶级的先进组织共产党，出现了一股建党潮流，中国共产党也正是在这种国际背景下诞生的。

工业革命与中国 篇6

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中国革命实践经验的总结和概括。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开始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党的二大明确提出了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纲领。此后，京汉铁路工人罢工失败的教训也使党认识到，中国革命必须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党的三大提出了建立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思想，但是，并没有明确提出无产阶级的领导权问题。随着大革命的兴起和发展，统一战线内部争夺领导权的斗争日益激化。到党的四大，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和农民同盟军的思想。1926年前后，党逐步形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

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对党成立以来的经验，尤其是党在大革命时期的经验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总结，对中国革命的新道路进行了艰辛探索。在党的八七会议上，毛泽东总结大革命失败的教训，提出“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著名论断。在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毛泽东论述了中国红色政权存在和发展的原因及其条件；总结了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经验；提出中国革命应当先占乡村、后取城市的战略，初步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革命道路理论。

到抗日战争时期，中国革命经过了北伐战争的胜利和失败，也经过了土地革命战争的胜利和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失败，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特别是经过抗日战争时期的锻炼，党对中国革命的认识逐步成熟。毛泽东系统总结了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问题、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法宝、新民主主义基本纲领、人民军队建设、革命根据地建设和党的建设等多方面得到展开，使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达到成熟。

抗日战争胜利后，代表中国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同代表中国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利益的共产党展开了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战略决战。党和毛泽东总结中国革命尤其是解放战争以来新的经验，完整地表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提出了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思想。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系统论述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思想，指出

人民民主专政是中国革命的主要经验和主要纲领，为新中国的成立奠定了理论和政策基础。

工业革命与中国 篇7

李军认为, “十一五”期间, 我国氯碱工业迅速发展, 已成为世界第一氯碱生产大国。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 世界氯碱工业结构调整不断加快的形势下, 加快我国氯碱工业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 解决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矛盾和资源、环保约束问题, 实现由世界氯碱大国向氯碱强国的转变, 是中国氯碱行业“十二五”发展面临的迫切任务。

八大标志见证行业繁荣

在回顾“十一五”期间氯碱行业的发展时李军表示, 五年来行业得到快速的发展, 产量的增加也是非常的大, 发展十分迅猛。特别在2005年和2006年这个时间点上, 我国的PVC、烧碱产能和产量都跃居世界第一。进入到2000年以后, 尤其是2003年对国外反倾销以后, 我国经济进入一个高度发展时期, 在这个大背景下, 我们这个行业也进入高速发展时期。2005年到2006年就成为了全球最大的氯碱产销大国。我们在全世界总的产能的比重, 2005年时还不足30%, 到了2010年年末我们预计主要产能的占比都在40%左右。这样一个发展速度, 对整个行业都会带来一些新的变化。这是行业繁荣发展的标志之一。

其次, “十一五”期间, 行业的技术不断得到改进。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在烧碱离子膜法技术得到广泛应用, 使用的比例大幅度增长。2000年的时候, 离子膜法烧碱所占比例不到30%, 但是到2010年末已达到76%。离子膜工艺的应用对烧碱行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二是乙炔法成为聚氯乙烯行业的主导。从2005年发展到2010年末, 乙炔法聚氯乙烯比重已从67%上升占到全行业的80%, 这个固然是由于中国经济发展本身的特点决定的, 包括我们的能源、资源的结构, 包括中西部企业的崛起带来的变化, 同时中国也应该看到, 在这样一个结构变化的过程当中也蕴含乙炔法聚氯乙烯工艺的进步。这个进步已经改变了中国乙烯法聚拢氯乙烯在世界同行中的印象。现在我们的乙炔法聚氯乙烯已经不再是他们观念当中的那个技术水平。这样一个占比的提升背后蕴含着技术的进步。

第三, 有一些事关行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性技术有了重大突破。技术进步促进了行业可持续发展, 特别是对我们未来的发展, 有重大的意义。这些技术包括:盐水精制技术的提高;离子膜复极槽技术的广泛应用;自动控制系统 (DCS) 的普及;干法乙炔发生工艺的开发和使用;聚合釜向大型化的发展;低汞触媒的开发和使用;如离子膜国产化技术的突破;PVC下游消费以硬制品为主, 适应了经济建设和社会的需求;等等。

与此同时, 产业链延伸提高了抗风险的能力, 园区模式已成为行业发展趋势。产业延伸有向上的, 也有向下的。产业链从氯碱企业开始拉长, 这种产业链的延伸, 对我们氯碱企业的效益最大化和竞争优势的体现, 都是发生着积极的作用。除此之外, 最近几年来化工园区已经成为了一种发展趋势, 包括像上海化工区这样对氯的多次循环利用的模式, 也包括像新疆天业等到多数园区上下游综合利用产业链的延伸, 成为了一种新兴的发展模式。

第四, 中西部地区的崛起 (PVC) 和企业规模的不断扩大。最近10年来, 我们可以惊喜地看到, 中西部发展的速度在我们这个行业发展得非常快。2005年以PVC为主产能为288.5万吨, 只占全国的总产能的31%;但是到2010年年底预计产能819万吨, 占全国的总产能的比重接近45%;从企业规模来看, 最近5年企业规模也不断发展壮大, 向大型化发展。以烧碱为例, 2005年烧碱产量1270万吨, 企业数量200家, 平均每家企业产量6.3万吨;前十家企业产量302万吨, 前十家平均的规模 (产量) 只有30万吨;而到去年年底烧碱产量1891万吨, 企业数量200家, 平均产量9.5万吨;前十家企业的规模 (产量) 总计为443万吨, 平均每家产量44.3万吨。同样, 2005年PVC产量665万吨, 企业数量83家, 平均产量8万吨;前十家企业产量279万吨, 平均产量27.9万吨;2009年PVC产量916万吨, 企业数量100家, 平均产量为9.1万吨;前十家企业产量总计434万吨, 平均产量每家43.4万吨。

第五, 市场的全球化和中国氯碱行业在全球化市上的话语权得到了加强。主要体现在第一, PVC从纯进口到变成一个出口国。第二, 从2005年开始出口量不断加大, 烧碱在2009的出口量已经突破100万吨, 成为了一个重要的烧碱出口大国。2001年到2005年, 平均每年出口烧碱的量在50万吨, 但是从2005年以来平均每年出口达到157万吨。与十五期间相比每年增加了100万吨。第三个就是我们的市场遍布全球, 出口产品已经幅射全球各地。参与国际市场竞争能力大大提高, 遍布全球的市场。

第六, 氯碱行业的整体效益得到提高, 从2003年开始逐步回升, 到2007年达到最大值, 2008年金融危机进入一个调整期。今年已经进入一个预期好的恢复, 明年应该保持这样一个态势。

第七, 最近五年氯碱行业在得到了很多外来资本的推动, 投资多元化扩展了企业的经营思路。目前共有230多家氯碱企业, 企业的构成发生了很大变化, 一些资源型的央企、大企业开始进入到氯碱行业。这些新加入的企业中有煤的背景, 有盐的背景, 有电的背景等等, 比如, 河北宝硕、亿利化学、海力化工等等。特别值得关注的是一些煤、电、盐等资源性企业, 其中金牛化工是煤炭企业, 英力特化工这是电力企业, 吉兰泰这是盐业企业。由这些企业的加盟, 使我们的经营理念、营销策略发生了一系列变化。

比如, 有一些传统的上市公司:像早期的上海氯碱化工、中期的像新疆天业、还有刚刚上市的宜宾天原集团, 还有一些合资、外资企业比如像乐金大沽、新浦氯碱、台塑宁波等外资企业发挥了作用。另外, 民营企业也进入到我们这个行业当中。

第八, 产业有进有退, 新建扩产与退出并存, 行业的调整整合已经拉开了大幕。今年有一些新增的产能, 也有一些产能在调整。比如烧碱行业有200万吨的新增产能, 但也有超过100万吨的产能退出。聚氯乙烯行业也如此, 有165万吨产能的增加, 同时也有超过20万吨的产能退出。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种有进有退的格局还会进一步的延续下去。

行业六大瓶颈尚待突破

据李军介绍, 我国约有230多家氯碱企业。由于我国分割、地区保护, 使得我国中小氯碱企业偏多, 地区分布不均, 虽然随着中西部地区氯碱工业迅速崛起, 改变了氯碱工业传统的分布格局, 但是“西货东进”、“北货南下”的长途跋涉所需的大量运力和高昂的运费成本已经成为制约中西部地区氯碱行业发展的主要瓶颈之一。产品结构不合理, 新产品研发和市场开发力度不够;产能扩张过快, 缺乏有效调控等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矛盾更加显现。同时, 氯碱行业面临着较为严峻的节能减排压力, 国家的能源政策及价格走势将决定氯碱工业发展的生存环境, 此外中国产品出口在世界遇到的贸易摩擦也日渐增多, 给中国氯碱工业发展提出新的课题。

第一是开工率的不高, 产能利用率下降,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矛盾。一方面我们的产能在增加, 尤其是在过去的5年中产能的增速非常的大, 但是产量的增速与产能的增速不匹配, 产能的利用率在过去五年当中呈下降的趋势。以烧碱为例, 产能的增速达到了45%, 产量仅为产能增速的一半, 由于需求呈下降的态势。PVC也是这样, 过去的五年当中, 它的产能平均增速达到了15%, 但是产量的平均增速仅为7%。而且这种产能利用率不高的状况还会持续一个阶段。

第二, 在产能利用率不高的背后, 是供需失衡矛盾进一步加剧, 由于供给的速度大于需求的速度, 所以从2005年起开始供给和需求出现了供大于求的状况, 这是我们行业的痛点。

第三, 成本的不断上涨, 给行业的健康发展带来一些新的问题, 尤其是能源价格的调整带给行业巨大压力。氯碱行业是耗电量非常大的行业, 一年来国家对电价的调整对氯碱行业的影响非常大。举一个主要原料的例子来看, 由于电石成本不断上升, 乙炔价格上涨得非常快, 而且再次出现乙烯和乙炔的价格出现倒挂的趋势。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这种趋势更加明显, 这是一个令我们非常关注的问题。我们预计, 未来乙烯供应在全球会发生一些新的变化, 包括中东天然气制乙烯大量的产能形成以后, 会带来什么样的变化是令人关注的。那么, 这种增加是暂时的现象还是发展的趋势, 对我们这个行业发展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毕竟乙炔法的产能已经超过了80%。现在东部的一些企业又在开始论证发展乙烯法。所以这样的一些价格的变化我们还是要高度的关注。

第四, 国际市场环境多变。贸易壁垒、争端在我们这个行业不断增长, 包括人民币升值的影响。我刚才讲, 我们是烧碱出口大国, 每年的量在100万吨, 在人民币出口的压力下, 也给我们的出口带来了极大的压力。贸易争端也在不断增加。特别是一些非关税壁垒, 比如讲REACH法案给我们行业带来非常大的压力。我们对RICHE法案刚刚搞清楚, 刚刚采取了应对措施, 现在欧盟又在ROUSH。 (禁止在电子电器当中使用有害物质的一个法令) 。该法案最早的时候是针对重金属的, 2009年欧盟对ROUSH的修正法案, 针对PVC在电子电器中使用今年没有通过该法案, 但是传递了一种信号, 对我们行业来讲, 这是一个重要的信息。像国际上的这种对氯产品的限制值得我们关注。最近几年国外不断提出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等和非关税壁垒对行业影响很大。其实也要求我们不断地技术进步。

第五, 是节能减排的压力。“十一五”节能20%目标全面完成后, “十二五”又提出节能15%~18%目标, 对企业同样是一个很大的压力。我这里有一个统计数据, 按2009年产量计:二氧化化碳的排放要超过8000万吨, (乙炔法PVC全年CO2排放量为:2853万吨!乙烯法PVC全年CO2排放量为:254万吨!烧碱全年CO2排放量为:5156万吨!) 这个数据是按照国家颁布的氯碱工业清洁生产标准的二级指标乘上去年的产量计算出来的。然后每个标煤乘上2.7, 得出二氧化碳的排放量, 这个数字应该是对氯碱行业来讲是一个不容忽视。节能减排是行业发展过程中必须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

第六, 是防止汞污染的问题。

防治汞污染是事关我们这个行业生死存亡的一个课题。国际社会已经开始就全面控制汞污染进行谈判。自2011年欧盟全面禁止汞出口;美国用汞企业量已缩至10%以内;自2010年印度PVC行业禁用汞。上个月我去印度参加一个世界氯碱行业的会议在这个会议上汞污染防治是最大的一个课题。其实它的目的很清楚, 就是全面禁止汞的开采、运输、生产和使用、贸易。未来的公约就是朝着这个目标去进行。虽然它不会马上就实行, 但已有了个时间表, 但它对我们行业的压力非常大了。

据了解, 国际关于汞减排的谈判将在2012年完成谈判, “国际汞公约”预计在2013年前完成;中国是这个谈判的重要成员。而我国使用汞的量最大的是氯碱行业。按照每万吨乙炔法PVC用量0.97吨这样一个水平来计算, 2009年我国乙炔法法PVC共消耗约570吨汞!现在国内全面打响防治攻坚战, 我们国家已经成立了汞污染防治工作小组, 氯碱行业《电石法聚氯乙烯行业汞污染综合防治方案》已经正式公布。

“十二五”需把握四个关键点

对于中国氯碱工业“十二五”发展展望, 李军认为节能减排、技术进步、结构调整、优化布局是这个行业十二五期间的四个关键词。

1.节能减排

节能减排是贯穿“十二五”的重要任务。“十二五”期间, 依据《循环经济法》等相关各项配套的产业政策, 积极推进氯碱行业循环经济试点工作, 大力推广相关配套的先进生产工艺和管理模式。

李军表示, 氯碱行业的减排压力非常大, 但是政府的目标非常明确。中国政府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行动目标, 到2020年, 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到45%, 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十二五”及其后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十二五”期间减排的目标可能达到18%, 在这样一种目标下, 产业政策导向也是应该明确的。

比如, 《关于清理对高耗能企业优惠电价等问题的通知》中明确, 继续对电石、烧碱等8个行业实行差别电价, 对能源消耗超过规定限额标准的, 实行惩罚性电价将深刻影响氯碱行业的运行形势。为此, 全行业要根据《国家重点节能技术推广目录 (第二批) 》, 推行新型高效节能膜极距离子膜电解技术, 预计2015年, 行业推广比例达到50%。在减排方面, 根据《聚氯乙烯行业清洁生产技术推行方案》, 大力推行低汞触媒应用配套高效汞回收、干法乙炔发生配套干法水泥等6项技术, 等等, 为行业做好节能减排工作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李军特别强调, 防止汞污染是“十二五”的重大课题。氯碱工业协会起草的“汞污染防治的总体规划”提出, 要在“十二五”期间实现低汞化;2010~2015年为低汞化阶段, 2015~2020年为固汞化阶段, 2021~2030年为无汞化阶段。行业提出的从低汞化到无汞化的行业发展路线图, 基本得到国家认可的, 但是这样一个时间表跟随国际公约最后谈判的时间表是不是相匹配还不得而知, 我们会积极地争取行业发展的必要的条件和时间。汞污染的问题我们跟国外是不一样的, 国外在世界氯碱协会的理事会上, 主要是在烧碱的工艺上有很多水银法的烧碱, 比如欧洲现在大概还有1/3左右的水银法烧碱工艺, 但是现在离子膜法烧碱已经是一个非常成熟的技术, 只要给他一定的时间和相当的投入, 他是可以迅速地改变其工艺路线的, 随着国内外对汞的限制, 作为耗汞大户的中国氯碱行业, 必然由高汞触媒向低汞触媒的过渡, 最后实现无汞化, 彻底摆脱对汞的依赖, 从根本上解决汞污染问题。对于中国的乙炔法PVC来说, 无汞触媒的研发还需要有一段时间。这是中国独有的一个问题。

2.技术进步

技术进步是实现“十二五”目标的关键所在。要实现氯碱行业的技术进步, 必须做好两件事。第一个就是事关我们行业发展的、竞争力提高的技术研发;第二个就是一些前沿的技术, 对实现氯碱行业可持续发展有重大意义。“十二五”期间, 要大力优化原料和技术路线, 加强行业推广低汞触媒、干法乙炔发生技术, 加快研发离子膜工业化制造、新型分子筛催化剂和无汞触媒, 关注ODC技术、DEACON工艺和PVC聚合技术, 鼓励推进石化产业与氯碱工业相配套发展, 加大对以煤、天然气为原料制取烯烃等新工艺的开发力度, 实现氯碱行业生产工艺技术的跨越式发展。

3.结构调整

结构调整是“十二五”发展的必然选择。《国务院关于促进企业兼并重组的意见》精神, 中国氯碱工业制定了产业调整的路线图:主要是从规模扩张型向综合竞争力提高型转变。未来十年, 在产能有一定增长的同时同步进行结构的调整, 会对新增产能的一些控制和对落产能的淘汰。李军阐述了氯碱工业“十二五“期间发展的重点是:严控新增产能, 建立健全市场机制, 淘汰落后产能;优化产业区域布局, 提升产业集中度;以自主创新和技术进步推动氯碱行业可持续发展;推动氯碱行业产品结构调整优化原料和技术路线, 实现行业可持续发展;进一步加大在氯碱行业内推广循环经济发展模式的力度;推进低汞化, 加快无汞化进程, 实现低碳化清洁生产目标;全行业推行责任关怀, 加强安全和环境管理等八项任务。他希望国家采取有效措施, 严格控制无序项目上马, 确保总量控制, 以具体政策指导氯碱行业科学规划合理布局。并提出制定合理有效有能源调控政策、继续对采用扦环经济发展模式的氯碱企业在税收、信贷等方面予以切实的支持等建议, 促进氯碱行业健康、协调发展。

4.优化布局

金融与中国早期工业化 篇8

宏观经济环境。

清代的币制相当混乱。从理论上说，清代币制是银本位，但事实上一直是白银和铜制的制钱并行流动，这就形成一种平行的双本位制。白银和制钱都作为货币同时流动，又没有一定的法定价值相联系。在现实中，流通的货币种类繁多芜杂。在白银和制钱之外，还有外国流入的银圆、自己铸造的银圆，还有作为银行券的纸币钞票。钞票中有钱庄、票号、银号发行的钱票、银票，又有政府发行的官票和宝钞，以及外国在华银行发行的兑换券和华商银行发行的兑换券。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起又有了政府铸造的铜圆。

尽管清末建立了户部银行，并在1908年改组为有中央银行性质的大清银行，但它并不是唯一的货币发行银行。发行货币的主体有中央与地方政府，有官方与私人，有国人与洋人。各种货币同时作为市场交易媒介使用，其混乱状况可想而知。

白银的复杂“平色”

清政府对制钱管得很严，只能由政府铸造，而且制钱的规格有大致的法定标准，百姓或银号等金融机构私铸制币是要治重罪的，但对银锭、银块的铸造并不干预，对银的成色和重量也没有法定标准。而且，并没有出现由政府铸造的银铸币，始终处于秤量货币的阶段。这就使作为本位货币使用的白银在流通中极为混乱。

流通中的白银称为纹银或马蹄银，按重量不同而有不同的名称。50两左右的称为元宝，3～10两的称为中锭（亦有10两者称为中锭，3两、5两者称为小锭），其余更少者称为碎银。当白银这种贵金属作为货币时，我们称之为商品货币。商品货币的价值由其内在价值决定，而其内在价值取决于白银本身的重量和成色（纯度）。白银的重量标准称为“平”，成色标准称为“色”，由于当时任何人都可以铸造银块，平色就相当混乱。

就“平”而言，各地有不同的标准，各省有各省的“平”。梁启超在其所著的《币制条议》中列举了73种。唐有壬根据中国银行所编的《国内汇兑计算法》列举出各省的“平”共有171种，主要有5种：作为纳税的标准、征收各项租税时通用的“库平”；征收漕银折色所用的“漕平”；对外贸易所用的“广平”；征收进口税的“标准平”（又称“关平”）、“公砝平”。据在海关任职多年的美国人的计算，这5种“平”的关系是：

关平100两=广平100.2927两=库平100.9956两=漕平102.8108两=公砝平104.6517两。

这么复杂的“平”，能便利于交易和商品经济发展吗？

白银的“色”，或说含纯银量的多少也没有统一的标准。当时的白银按成色分为纯银、足银、纹银和标准银。纯银实际上并不是100%的成色，市场上作为计算银两而用的并不是足银，而是成色低于足银的标准银，50两足银的元宝等于标准银52两7钱。“色”也如此复杂，普通人怎能搞得清？

银钱比价乱象

作为重要本位货币的白银本身是混乱的，它与流通中常用的制钱的比价更为混乱。银钱比价不是由政府规定的，而是随行就市。嘉庆十五年（1810年）前，曾有过1两银子兑换制钱1000文以下的情况，称为“银贱钱贵”。鸦片战争后，中国白银大量外流，1两银子兑换制钱1000文以上，称为“银贵钱贱”。此后，银钱比价一直处于波动之中，但基本趋势是银贵钱贱。

由于清政府滥铸滥发大面额的铜铁大钱而引发了通货膨胀。鸦片战争的赔款以及镇压太平天国庞大的军费支出使本来就不宽裕的清政府财政更为困难。清政府与现代所有有财政困难的政府一样，采用了最能立竿见影的滥发货币的做法。在使用金属货币时代，由于铸造铜钱的原料缺乏，就铸造大面值的制钱。例如，每枚等于1000文的当千铜大钱，其实际价值仅为38文；又铸造以铁为原料的大钱，增值更多。

与此同时，清政府又印制了各种面值的银票和宝钞，并规定了铜铁大钱、宝钞、银票之间的比价。为了发行官票和宝钞，还在咸丰三年（1853年）设立了官银钱号（俗称“四乾官号”），第二年又设立了“五宇官号”，宝钞越发越滥。原来只有500文、1000文、1500文、2000文四种，以后有了5千文、10千文、50千文和100千文，并强令民营钱铺替它代兑宝钞。在1853～1861年间，大钱和票钞的发行已达6000多万两银子，占同期财政收入的70%左右。

政府滥发钞票引起币制和金融混乱，物价上涨。1853年，1两银换钱不过4000文，1861年已达3万文。大钱、票钞发行最集中的北京，物价远高于外地。金融的混乱引起朝中关于本位货币的争论。有主张用银圆者，有主张金本位者。直至宣统元年（1909年），才决定用含纯银九成的银圆。两年后，清王朝就灭亡了。

前车之“鉴”

中国的民族工业，无论是官方的洋务运动，还是刚起步的私人企业，处在这样一个金融和币制混乱、政府滥发货币和通货膨胀的时代，刚刚萌芽就蒙上了一层阴影。在这种环境下，无论是官办还是民办的企业，筹资困难，一开始就先天不足。

现代社会不再会有这种币制混乱的状况，但金融稳定也是经济发展的前提。金融体制要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这才有利于促进各种经济共同发展。金融改革是为市场化改革服务的。研究历史上金融体制变化对经济的影响，对我们当今深化金融改革还是有借鉴意义的。

[编辑 萧三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