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诈骗罪

金融诈骗罪（共8篇）

金融诈骗罪 篇1

金融诈骗罪与合同诈骗罪存在一些共同点：

(1)主观方面，二者都是故意，而且都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2)二者在客观方面，都采用了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他人的财物;

(3)从刑事责任方面看，两者都分三个不同档次，规定轻重严厉程度不同的法定刑。

但二者也存在一些差异：

(1)从客观方面来说：合同诈骗罪是在合同签订、履行过程中，采用欺骗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数额较大的财物;金融诈骗罪则是在金融活动中，采用欺骗方法骗取金融机构或他人的财物或数额较大的财物;

金融诈骗罪 篇2

一、金融诈骗罪的概念及特征

我国的金融诈骗罪，是指在金融活动中违反金融法规，进行欺诈，严重破坏社会主义金融秩序，致使国家、社会或公民的利益遭受重大危害的行为。金融诈骗罪与其他刑事犯罪一样，具有严重的危害性，刑事违法性的基本特征。

第一，严重的社会危害性。金融诈骗罪所危害的是国家的金融秩序，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金融业担负着调整国民经济正常运行的重要使命，金融秩序如果遭到破坏，对我国市场经济来说，无疑等于釜底抽薪。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将会从根本上被动摇，进而威胁到社会主义制度本身，我国二十多年来改革开放的成果将会付之东流。

第二，刑事违法性。刑事违法性是指违法刑法规范，具体到金融诈骗罪，不仅严重违反了《银行法》、《保险法》、《票据法》等金融法规，也直接触犯了刑法，是严重社会危害性和刑事违法性的统一。

第三，应受刑事处罚性。犯罪与刑罚具有必然的联系，刑法法规对于犯罪的调整手段即刑事处罚。同对待其他刑事犯罪一样，刑事处罚将依法适用于金融诈骗罪的主体，包括自然人与法人。

金融诈骗罪除了具备一般刑事犯罪的基本特征外，还具备一些自己的特征。

一是行业性。金融诈骗罪具有很强的行业特征。金融诈骗罪发生在金融活动中，几乎在金融行为的各个领域，如货币、证券、信贷、票据、保险等，都有金融诈骗罪的发生。

二是欺诈性。各种金融诈骗罪尽管变化多端，表现各异，但其本质上都离不开一个“骗”字。

三是复杂性。金融诈骗罪属于智力型犯罪。犯罪人除了利用金融方面的知识之外，还利用高技术、高科技作案。作案手段、方式较一般刑事犯罪更为复杂。

二、金融诈骗罪的构成

在犯罪构成要件方面，金融诈骗也和其他刑事犯罪一样，由主体、客体、主观方面、客观方面四个要件构成，四个要件缺一不可。

第一，金融诈骗罪的主体。金融诈骗罪的主体较一般犯罪的主体要复杂些，包括自然人和法人两种。我国刑法中大部分金融诈骗罪都是有一般主体构成，例如贷款、集资诈骗罪等。任何自然人，只要达到了刑事责任年龄，具备刑事责任能力都可以构成这类犯罪。在金融诈骗罪的个罪中，只有保险诈骗罪的主体是由特殊主体构成，即必须是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且自然人和单位都可以成为犯罪主体。修订后的刑法在三个条文中规定了单位犯罪，它们分别是金融票据诈骗罪、集资诈骗罪、信用证诈骗罪。

第二，金融诈骗罪的客体。金融诈骗罪的客体大多是单一客体，如贷款诈骗罪，金融票据诈骗罪等。金融诈骗罪的客体，如集资诈骗罪，犯罪行为同时侵犯了出资人的公私财产所有权和国家对金融活动的管理制度。

第三，金融诈骗罪的主观方面。金融诈骗罪的主观方面，只有直接故意具有获取钱财或非法经济利益为目的，才构成犯罪，而过失不能成为金融诈骗罪的罪过形式，也就是说过失行为不可能构成犯罪。

第四，金融诈骗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谋取不正当利益，诈骗数额较大的行为。金融诈骗罪的行为都是以作为方式上实施的，都是以“骗”为其实质内容的。“骗”是描述金融诈骗犯罪现象的结论，也是解释诈骗罪犯罪原因的起点。

三、金融诈骗罪的种类及其认定

金融诈骗罪是一类犯罪的总称。为了在司法实践中便于区分金融诈骗罪各罪之间的界线，正确地定罪量刑，更好地突出各罪的特征。据修订后的刑法中有关金融诈骗罪的规定，我国现行的金融诈骗罪可以分为以下七个罪，第192条，集资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是使用诈骗罪非法集资，数额较大的行为。第193条，贷款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诈骗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贷款，数额较大的行为。第194条，金融票据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进行金融票据诈骗活动，数额较大的行为。第195条，信用证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进行信用证诈骗活动的行为。第196条，信用卡诈骗罪，是指利用伪造、作废或冒用他人信用卡、或者恶意透支的方法进行诈骗，数额较大的行为。第197条，证券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伪造、变造的国库券或者国家发行的其他有价证券进行诈骗活动，数额较大的行为。第198条，保险诈骗罪，是指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办法进行保险诈骗活动，数额较大的行为。

为了准确打击金融诈骗罪，在司法工作中做到不枉不纵，必须严格区分罪与非罪的界限。金融诈骗罪概念是区分犯罪与非罪的总标准，而金融诈骗罪的构成特征区分金融诈骗罪与其他刑事犯罪标准却是看是否符合金融诈骗罪的本质特征，即侵犯国家金融管理秩序。金融诈骗罪与非罪可以从以下几个情况说明：

一是从行为方式看罪与非罪。在金融诈骗罪中，特定的行为方法是其构成特征的必要条件。例如，集资诈骗罪必须是“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情节严重的可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等罪。

二是年从第行5为期主体中看旬罪刊与非罪。有的金融诈骗罪是由特殊时主体构代成(，总非特第定4的80人不期能)构成。例如，保险诈骗罪的主体是特殊T主im体e，即s必须是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 且自然人和单位都可以成为犯罪主体。

三是从行为人是否有特定目的看罪与非罪。金融诈骗罪都是以特定目的作为犯罪构成必要条件，如贷款诈骗罪和信用卡诈骗罪中都明文规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不具有“非法占有为目的”的，不能构成金融诈骗罪。

四是从犯罪情节是否严重看罪与非罪。修订后的刑法第十三条规定了犯罪的定义，其中还规定了“凡是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而在金融诈骗罪中，在认定情节是否严重，是否构成犯罪，明确规定“数额较大”才构成犯罪，才会处以刑罚。区分金融诈骗罪中的重罪与轻罪的界限，有利于准确量刑。只有在定罪正确的基础上进而量刑，才能使罪行相适应原则得到最终贯彻。金融诈骗罪的重罪轻罪区别，主要反映在犯罪数额问题上，其次反映在犯罪情节方面。犯罪数额是区别金融诈骗罪中重罪与轻罪界限的主要依据。刑法中关于金融诈骗罪的条文对数额做了明确规定。例如，刑法第一百九十二条规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数额较大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条文规定了“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三种标准，同时还规定了“其他严重情节”和“其他特别严重情节”两种标准，不同标准处以不同的法定刑。

四、金融诈骗罪产生的原因

我国当前正处于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关键时期，在体制转轨过程中，国内金融市场一度出现了混乱和无序，金融违法、违规现象丛生，金融诈骗罪突出，严重地扰乱了我国的金融秩序，阻碍了国民经济的正常发展。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金融改革滞后，金融体制不健全，金融市场缺乏公开性、规范性。

二是金融法制建设缓慢，金融市场无法可依的现象普遍。

三是金融机构、非金融机构的金融诈骗罪防范能力薄弱。

四是惩治金融诈骗罪的刑事司法工作滞后，打击力度不够。

五、预防金融犯罪的对策

金融是国民经济的神经中枢传动带，是市场经济的“造血机”，一旦犯罪活动渗入，危害十分严重。因此，必须重视金融诈骗罪的预防。

（一）宏观预防对策

1.进一步深化金融体制改革，转换金融机构职能。我国一度出现的金融秩序混乱、金融市场失范、金融犯罪活动激增，其深层原因在于金融改革滞后，金融体制陈旧。因此，首先，积极转换人民银行职能，真正发挥其执行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督的作用，加强金融宏观调控和金融监管;其次，加强专业银行商业化改造，实现商业银行的灵活经营、规范运作;再次，优化金融结构，促进金融业的有序、公平竞争。

2.加快金融法制建设，依法规范金融市场。一方面要加强有关金融法律、法规宣传力度，提高各级执法机关的执法水平;一方面加强全国人大常委会及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的执法监督工作，充分发挥各级人民检察院法律监督机关的工作，加大对于金融犯罪的打击力度，从而建立起强有力的法律规范，使金融市场活动法律化。

3.加强金融宣传、教育、提高全民金融意识。我国金融市场发展之初所出现的紊乱和无序, 金融犯罪的高发率, 正是在人们模糊、脆弱, 甚至错误的金融意识的诱导和推动下发生的。因此, 加强金融宣传、教育, 提高全民金融意识刻不容缓, 积极正确地引导人们参与金融市场, 以市场来教育人们促使人们形成健全的投资意识、风险意识和其他金融意识。

（二）微观预防对策

金融诈骗罪是种长期存在的社会现象，宏观预防对策只能从总量上控制金融诈骗罪的增长率，而卓有成效的减少、杜绝金融诈骗罪必须同时加强微观预防。

1.建立金融机构的内部制约、防范机制。这种机制可以通过健全金融组织机构，完善各项规章制度;健全审计、监察、纪检、保卫等专门的内部监督职能部门;加强金融机构领导人员的防范意识;改革用人制度、严把进人关等途径形成。

2.识别犯罪手段，加强技术防范。针对金融诈骗中犯罪分子所采用的技术手段、智力方法，运用有关的技术防伪、技术监控、技术鉴定、技术查询识别手段和方法，在犯罪实施或犯罪结果发生之前，及时阻止犯罪。

3.加强金融市场的监管。金融市场监管是指金融监管职能部门、社会监督机构以及金融行业自主组织对金融市场实施的监督和管理。其中金融职能部门监管是最为关键和重要的，随着我国金融体制改革和金融法律建设进程的加快，全民金融意识的提高，我国的金融诈骗罪在宏观总量上得到控制。因此，与金融诈骗罪做有效斗争，必须同时加强金融市场监管相配合，在金融监管中预防犯罪、消灭犯罪。

（三）特殊预防对策

打击、惩罚犯罪是遏制犯罪的极为有效的手段之一，在犯罪猖獗之时尤其如此。这种特殊预防措施是通过惩罚教育已犯者，警戒有犯罪倾向的未犯者，从而达到预防犯罪，减少犯罪的目的。

1.提高司法机关金融诈骗罪的侦查、起诉和审判能力。金融诈骗是一种新型犯罪，而且都是智力型和技术型的犯罪，许多犯罪分子利用高科技实施犯罪。侦查、起诉、审判机关必须相应提高对金融诈骗罪的侦查、起诉、审判能力，加强相关的业务培训，从而揭露犯罪、惩治犯罪。

2.建立金融诈骗案举报制度。金融诈骗罪作案隐蔽、痕迹鲜少，司法机关不易察觉。建立举报制度，可以帮助司法机关获取线索，发现案源，捕获犯罪人，彻底惩治金融诈骗罪

3.从严执法。金融诈骗罪危害巨大，唯有从严从重打击，才能威慑罪犯，发挥刑罚的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作用。因此，要坚决纠正侦查、起诉、审判工作中“以情代法”、“以权代法”、“以罚代刑”等违法现象，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加强司法监督，清除司法腐败，切实做到从严执法。

摘要：我国1979年刑法只有诈骗罪的规定, 而没有专门规定金融诈骗罪。199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惩治破坏金融秩序犯罪的决定》, 该决定规定了集资诈骗罪等有关金融诈骗罪。修订后的刑法肯定了《关于惩治破坏金融秩序犯罪的决定》的一些情况, 增设了很多新的罪名, 并在分则第三章中专设一节规定了金融诈骗罪。以下通过对金融诈骗罪的概念特征、构成要件、司法界线、犯罪预防等方面的阐述, 提高对金融诈骗罪的认识, 从而更为有效地打击和预防金融诈骗罪。

关键词：金融诈骗罪

参考文献

[1]陈兴良主编《.中国刑法全书》 (.中国公安大学出版社出版) .

[2]叶峰, 刘生荣主编《.金融犯罪司法实务及预防对策》.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

[3]冯小平, 谭智华《.金融诈骗犯罪通论》.重庆大学出版社, 1999年版.

[4]王新著《.金融刑法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1年版.

如何避免创新型“金融诈骗” 篇3

迈克菲研究团队对这场前所未见的新型诈骗非常感兴趣。它的独特之处在于其攻击是自动进行的，并没有网络犯罪分子潜伏在暗处。一切都由计算机来搞定，借助复杂病毒规避银行安全措施，并在银行对账单中隐瞒提款信息。这意味着，犯罪分子可更快地脱身，而且能在无法立即检测的情况下窃取你账户中的每一分钱。

这里，我们将会简要介绍创新型“金融诈骗”的犯罪伎俩以及用户的应对方案：

步骤 1：黑客发送假冒电子邮件要求你更改网络银行密码。

犯罪分子发给用户一封邮件，要求你更改密码，该邮件中的链接会将你定向到恶意站点，犯罪分子将借此自动下载到你的计算机中。

对策：绝不点击来自未知电子邮件地址的邮件中的链接或文字，除非你是自己提出的要求。要十分小心让你重置或确认密码的任何邮件，如果你有疑虑，请致电银行确认更改，并始终使用银行官网上列出的电话或联系方式。

步骤 2：病毒从你的网络银行窃取信息。

一旦病毒下载到你的计算机，下次你登录网银时，病毒会向浏览器插入额外字段或通知。例如，在病毒采集你的银行账户信息时，你可能看到假冒的“请稍候”界面。

对策：如果你的网银突然更改了外观，来要求提供不同或新的登录信息，或者出现奇怪的弹出窗口消息，请立即联系你的银行。请使用银行官网上列出的电话或联系方式，绝不要点击电子邮件链接，要立即向银行报告这些变化。如果活动可疑，银行会立即对你的账户发出诈骗警报并阻止病毒实施窃取。

步骤 3：创新型“金融诈骗”大功告成——再见了，存款！

一旦犯罪分子窃取了你所有银行账户信息，就能在无需黑客介入的情况下自动登录你的网银并转走尽可能多的钱。

该过程的聪明之处在于，病毒实际上能隐藏攻击证据——删除任何转账确认电子邮件，并更改对账单上的账户余额。它采用完美的“肇事逃逸”型操作，这就是这些攻击如此危险的原因所在。

对策：经常检查打印的银行对账单中是否有异常交易，并尽可能向银行报告任何可疑活动。也要确认通过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上的移动银行应用程序进行的活动，以确保万无一失。

结论：网络犯罪分子是聪明的，但你可以做到魔高一尺道高一丈。

反金融诈骗作文高三 篇4

诈骗的手法各种各样，当今最为广泛的诈骗方法无非就是冒充“朋友”向你发QQ信息、打电话、发短信，“我遇难了!”拜托你马上“救急”汇款。看在朋友的份上，你汇了款后才得知你的“朋友”已经逃之夭夭。最后，遇难反成自己!

就像我的妈妈，他啊特别贪小便宜，总是货比三家，精挑细选，贵一元都不可以。这不，有一次，为了贪图小便宜，就去网上买手机，没想到却被骗了2万元钱。翻箱倒柜，就是找不到实惠货。终于，她看见了一部32G内存的苹果5s，物美价廉，还可以，便匆匆点了进去。跟店主谈了一会儿，就以1000元成交了。妈妈正高兴，哪里有时间思考店主为什么这么爽快。妈妈点击购买，屏幕显示说要输入真实姓名、银行卡账号、密码。妈妈也不看，稀里糊涂地把姓名什么的一字不漏输入上去。关掉电脑，见以成交的单子，特别爽快。可是就在两天后，发来了一条短信息：“您尾__的银行卡，已取出0元，剩余0元。我妈一看，吓坏了，立马拨打了公安局的电话。最后，终于把犯罪嫌疑人绳之以法，并取回了被盗取的现金。尽管如此，却在我妈妈的心里留下了阴影。

现在的社会，骗子无处不在，利用数不胜数的手段处处诈骗，千方百计，步步引诱，你时刻小心着吗?防止诈骗，保护自己的财产利益，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哟!只要我们处理得当，就一定不会上那些可恶诈骗团的“鱼钩”了。

金融诈骗罪 篇5

2012年06月15日来源：法制日报 本报记者赵丽

谎称可以联系到财团,能够提供大额存单等用作资金证明或融资担保,采用伪造的大额存单,骗取受害人先期支付高额融资运作费、资金移动费等——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发现,近年来,一种新型的诈骗犯罪模式在北京市西城、东城、丰台等地显现。近日,侦办此类案件的检察官向《法制日报》记者介绍了这类诈骗案件的几大特点。

诈骗噱头

子虚乌有的“国外财团”

“当初骗我们钱的王某说他能操作增值业务,就是说如果在我名下有10亿美元,他就能向美联储报备做国际银行间证券买卖交易计划。他说通过朋友给中国银行总行报了我的身份证、护照等,还报了一些国外财团的材料,大约半个月国外财团就以我个人名义在中国银行总行存入10个亿的美金。2009年11月,国外财团派人给我送来3000万美元的存单”；“李某是给陈某办事的,很有钱。陈某是国民党时期的军统特务,有1000多亿资产”、“我和赵某签订协议,答应给其融资1亿元,赵某拿10万元,作为给财团的好处费”；

“上述案件中的‘国外财团’、‘国民党遗留财团’纯属子虚乌有。”西城检察院的检察官向记者介绍说,从2009年1月至2012年3月,该院批准逮捕多件利用大额存单进行融资诈骗的案件。

“这些骗局乍一听,时间、地点、人物一应俱全,各方面人物都‘有头有脸’。”西城检察院检察官说,比如嫌疑人王某利用“国外财团”的说辞,以能为受害公司融资提供300万美元的大额存单用作抵押为由,采用伪造的大额存单,骗取受害公司使用费100万元。“正是由于犯罪嫌疑人王某对自己资金来源的介绍涉及寻常百姓所向往又极不熟悉的‘国外财团’,同时‘财团’的名声又弥补了个人持有数亿资金不足以信的骗局缺陷,此类诈骗才能够得逞”。

犯罪手段

在律师见证下签订合同

《融资顾问协议》、《合作协议》、《个人美元定期存单融资协议书》、《提存协议书》,整个过程中还有律师作为见证——受害单位江苏扬州某公司有关人士怎么也想不到,在如此规范的形式和程序下,不但没有见到翘首期待的两亿美元大额存单,就连公司支付的350万元融资运作费也打了水漂。

“此类诈骗大多带有规范的经济活动外观,符合正常、规范的经济活动程序,带有极强的隐蔽性和迷惑性,容易为受害方所信任。受害人往往支付所谓的‘资金移动费’、‘融资运作费’后,或者遭遇犯罪嫌疑人各种理由的搪塞、拖延,到最终联系不上嫌疑人才发现被骗,或者拿到所谓的大额存单后,才发现存单系伪造。”西城区检察院的检察官说。

在西城区检察院承办的另一起王某、燕某合同诈骗案中,犯罪嫌疑人授权嫌疑人燕某同被害单位签订《美元存单融资协议》,协议约定由王某提供3000万元美元存单并作为融资工具使用,受害单位以股权或投资形成的固定资产作抵押,并支付王某300万元人民币做保证金,4至5个工作日后王某交付3000万美元的存单。

“受害单位先打款100万元作为定金后,只是见到了3000万美元存单的扫描件。由于该美元存单是以‘中慈园’名义开出的,受害单位因使用需要,不停催促交付中慈园公司决议和委托书等,但犯罪嫌疑人一直拖延交付。到后来,受害单位要求退款也一直被搪塞,最终因为时间太久才发现被骗。”检察官说。

受害心理

迫切需要融资掉入圈套

“我公司因开发昆明市某城中村改造项目急需大量资金,我通过朋友认识了李某,李某说能够融资,并给我介绍认识了黄某。”对于自己之所以被骗,受害人这样说,犯罪嫌疑人黄某声称能够提供大额美元存单,并协助受害者单位办理抵押贷款融资事宜,在明知其提供的银行票据系伪造的情况下,收取受害者单位支付的手续费人民币350万元,分多次提取现金转账后逃匿。

办理此案的西城检察院检察官向记者介绍,根据现有个案的分析,此类诈骗案件受害方大多是中小企业经营者。在生产经营中,由于扩大规模、项目投资等需要,要求外在显示有大额资金用作资金证明或者融资担保。而中小企业寻求银行信贷难度高、授信额度低,使得中小企业经营者们不得不转向地下钱庄借款。受害方由于迫切需要融资,常常是唯恐资金方不同

意借款或不允许其使用大额存单,通常选择先行打款“表明心迹”,作为履约的承诺。“嫌疑人正是利用这一点,以自己资金借出的安全性为理由,要求被害人先行支付使用费、保证金、定金等,诱骗被害人进入圈套。”

办案难点

中间环节错综复杂

据介绍,此类诈骗案件在办理时存在一定的取证难,不少嫌疑人会作出种种抗辩。

如在王某、燕某合同诈骗案中,嫌疑人燕某就如此抗辩:“我见过王某有一张10亿美元的存折,见过给中慈园公司开的3000万美元的存单。8月2日开的王某名下2000万美元的存单、王某名下1000万美元的存单,还有一些王某自己的存款回单、资金余额单、资金证明等,都是中国银行的,我相信王某有10亿美元。”

据检察官介绍,犯罪嫌疑人燕某在整起案件中是为嫌疑人王某办事,是同被害人洽谈合作、签订融资协议的具体实施者。“像燕某这样的抗辩理由在此类案件中并不鲜见”。

“此类犯罪大多涉及多个环节的多个人,其中间环节的主观故意性很难认定。经常是甲托乙,乙托丙,丙托丁,并逐层收取费用。而且同为中间人的几个环节之间,也多是‘萍水相逢’或者‘君子之交’,更甚者有道听途说某人有提供大额存单的实力即牵线搭桥的。”西城区检察院检察官表示,案发后作为中间环节的嫌疑人多陈述自己相信“资本方”具有相应的资本实力,相信存单等资金证明是真实的,以此抗辩诈骗的主观故意。

“比如我们曾承办的李某诈骗案。受害人需要两亿元的资金证明,通过关系找到张某,张某找到赵某,赵某找到李某,李某谎称联系到了大额资金持有人。又如黄某合同诈骗案,云南某房地产开发公司经李某介绍找到黄某,黄某找到李某,李某找到茹某。环节众多、繁琐复杂的人物关系,加大了案件认定难度。”

据了解,在侦办此类案件过程中,中间环节众多不仅拉长了作为受害人的资金使用方与大额存单提供者的距离,而且增加了检察机关查证存单真伪的难度。另外,居间人为了收取好处费或介绍费等,急切要求促成交易,将自己定位在仅仅“牵线搭桥”,较少关注资金真实性。

■说“法” 民间融资亟待合理疏导

中小企业信贷需求具有规模小、频率高、时间急、风险高的特点,而中小企业由于难以提供足额担保,申领银行贷款难度高、授信额度低,加之银行贷款需提交材料众多、手续繁琐、等待时间较长,使融资需求过急的中小企业难免“病急乱投医”,转向市场寻求民间融资甚至是地下钱庄融资。

民间融资市场的兴起,为中小企业融资提供了可能性,解决了部分中小企业资金使用的燃眉之急,中小企业的民间融资也确有成功案例。但由于缺乏合理管控,衍生出收取高额利息的地下钱庄,甚至被不法之徒利用,催生出冒充有雄厚资金实力或者有能力帮忙融资为名进行诈骗的行为。

■链接

2009年年底至2010年1月初,受害人黄某担任法定代表人的江西省上饶市一家公司需要招商引资,建设年产81000吨浓缩胡萝卜汁及50万吨胡萝卜渣饲料项目。黄某通过朋友与嫌疑人邢某相识,邢某自称北京一家投资咨询中心董事长,手里有几十亿元,并向黄某出示银行大额存单,可以为黄某的企业投资,后双方签订投资协议,邢某骗取黄某“资金移动费”90万元。

是诈骗罪还是合同诈骗罪 篇6

是诈骗罪还是合同诈骗罪

作者：谢德伟 许冬梅

来源：《新农村》2010年第01期

主 要 案 情

被告人刘某,男,1970年9月9日出生,系黑龙江省林甸县红旗镇先进村1屯农民,住该屯。2007年11月下旬,被告人刘某产生利用空车配货进行诈骗的想法,刘某为了实施诈骗制作了名为张某某的假身份证、假行车执照、车牌号为黑B66757的假牌照,刘某又在林甸县先进村2屯林某处租用了一辆大货车。2007年12月7日,刘某将黑B66757的假牌照挂到租来的大货车上并将车开到讷河市后,刘某又到内蒙古自治区莫力达瓦自治旗劳动力市场雇来一男一女冒充其朋友和妻子。一切准备工作就绪,2007年12月10日,刘某来到讷河市畅通配货站联系配往大连的货物,讷河市畅通配货站业主李某将被害人兰某的33吨白芸豆(价值人民币166,300.00元)配货给刘某,双方签订了配货协议书,刘某将33吨白芸豆骗走后卖给姜某和魏某。刘某销赃得款134,600.00元。刘某得款后用该笔赃款在何某处购买一辆自卸货车(价值人民币119,500.00元)。案发后该车追还被害人。

分歧 意 见

被告人刘某的行为构成何罪,是本案争议的焦点,有两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刘某的行为构成诈骗罪。理由是:刘某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的故意,客观上采取了“制作假身份证、假行车执照、假货车牌照,并租用了大货车,雇佣两名人员等”的一系列手段,用虚构事实的方法,骗得讷河市畅通配货站业主及货主的信任,将价值十六万余元的白芸豆骗走卖掉,诈骗数额巨大。

第二种意见认为,刘某的行为构成合同诈骗罪。理由是:刘某的诈骗行为是利用与配货站签定空车配货协议来完成的。刘某的行为符合合同诈骗罪的特征。

评 析 意 见

笔者同意第一种观点。

合同诈骗罪的犯罪主体既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单位,而诈骗罪的犯罪主体仅限于自然人。前者侵犯的是复杂客体,既侵犯合同对方当事人的财产所有权,又侵犯市场秩序。后者侵犯的是单一客体,仅限于公私财物的所有权。在客观方面,前者以签订履行合同为手段达到目的,后者则以故意编造虚假情况或隐瞒真相的方法,使财物所有人或经营人信以为真,从而“自愿”将公私财物交出。

笔者从诈骗罪的概念及构成要件对本案加以分析:

1、《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

2、诈骗罪的构成要件

(1)诈骗罪侵犯的客体是公私财物所有权。侵犯的对象,仅限于国家、集体或个人的财物,而不是骗取其他非法利益。有些犯罪活动,虽然也使用某些欺骗手段,甚至也追求某些非法经济利益,但因其侵犯的客体不是或者不限于公私财产所有权。所以,不构成诈骗罪。本案中刘某以空车配货的名义将被害人的白芸豆骗走后卖掉,侵犯了被害人的财产所有权。

(2)本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具有使用欺诈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首先,行为人实施了欺诈行为,欺诈行为从形式上说包括两类,一是虚构事实,二是隐瞒真相;从实质上说是使被害人陷入错误认识的行为。欺诈行为的内容是,在具体状况下,使被害人产生错误认识,并作出行为人所希望的财产处分,因此,不管是虚构、隐瞒过去的事实,还是现在的事实与将来的事实,只要具有上述内容的,就是一种欺诈行为。如果欺诈内容不是使他们作出财产处分的,则不是诈骗罪的欺诈行为。欺诈行为必须达到使一般人能够产生错误认识的程度。欺诈行为的手段、方法没有限制,既可以是语言欺诈,也可以是动作欺诈;欺诈行为本身既可以是作为,也可以是不作为。另外,欺诈行为使被害人处分财产后,行为人便获得财产,从而使被害人的财产受到损失。本案中被告人刘某采用了积极的手段,虚构事实,为了实施诈骗制作了名为张某某的假身份证、假行车执照、号牌为黑B66757的假牌照,在林甸县先进村2屯林某处租了一辆大货车,又到内蒙古自治区莫力达瓦自治旗劳动力市场雇来一男一女冒充其朋友和妻子。之后,刘某将挂着假牌照且租来的大货车开到讷河市畅通配货站,联系配往大连的货物。刘某的这些行为足以使被害人产生错误认识,取得了讷河市畅通配货站业主李某及被害人的信任,自愿将货物交给刘某,使其诈骗行为得逞。至于刘某与畅通配货站签定的配货协议只是他实施诈骗的一个环节,而不能凭借签定了配货协议就认定是合同诈骗。

(3)犯罪主体是一般主体,凡达到法定刑事责任年龄、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均能构成本罪,单位不构成诈骗罪。本案被告人刘某38岁,无精神疾病,属于完全刑事责任能力人。

(4)主观方面为故意,并且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诈骗罪有自己独特的行为过程: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实施欺诈行为—被害人产生错误认识—被害人基于错误认识而处分财产—行为人取得财产。首先,本案被告人刘某主观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产的故意,而正是在这种主观意识的支配下,制造了各种假证件后将被害人的货物骗出卖掉,赃款据为己有。

处 理 结 果

讷河市人民法院以诈骗罪判处被告人刘某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人民币80,000.00元。被告人没有提出上诉,检察院亦没有提出抗诉。

浅析金融诈骗犯罪的防范 篇7

一、金融诈骗犯罪的含义、构成要件

1.金融诈骗犯罪的含义。金融诈骗犯罪的概念表述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公私财产或者金融机构信用,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的行为。”

2.金融诈骗犯罪的构成要件。

(1)犯罪客体。与传统的诈骗犯罪侵犯的单一客体不同,金融诈骗犯罪所侵犯的客体是复杂客体,既侵犯了正常的金融管理秩序,又侵犯了公私财产的所有权。

(2)犯罪客观方面。金融诈骗犯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采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公私财产或者金融机构信用、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的行为。犯罪对象包括公私财产和金融机构的信用。

(3)犯罪主体。根据《刑法》的有关规定,金融诈骗犯罪的主体为一般主体,既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又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但集资诈骗罪、票据诈骗罪、金融凭证诈骗罪、信用证诈骗罪和保险诈骗罪的主体,也包括单位。

(4)犯罪主观方面。金融诈骗犯罪的行为人在主观方面表现为直接故意或者间接故意,并且具有非法占有公私财产或者骗取金融机构信用的目的。

二、我国金融诈骗犯罪的现状

随着我国金融体制的改革和金融市场的放开,金融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处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但是,我国金融市场尚处于发展阶段,金融管理体制尚不健全,甚至在一些领域处于匮乏状态,金融领域中各种不规范现象尤其是违法犯罪现象日益突出,主要是各种金融诈骗案件频繁发生,而且不少是大案要案, 增长速度很快。

1.金融诈骗犯罪的类别分析。金融诈骗犯罪最大的特点是非法占有,侵占对象主要是金融领域,其手段较为隐蔽,花样翻新,紧紧伴随金融产品的创新发展而不断变化。根据侵犯的具体客体不同,金融诈骗犯罪可以划分为如下几种类别:集资诈骗罪、贷款诈骗罪、票据诈骗罪、信用证诈骗罪、信用卡诈骗罪、有价证券诈骗罪、金融凭证诈骗罪、保险诈骗罪等。

2.防范提示。在市场经济大潮中,一些企业或个人擅自向社会许诺有偿筹集资金但却不兑现承诺, 直接或间接形成“非法占有”。这种犯罪活动严重损害了社会公众的利益,特别是损害了投资者的切身利益,扰乱了国家的金融秩序,直接影响到社会的稳定。

三、当前我国金融诈骗犯罪的原因

同其他诈骗犯罪一样,金融诈骗犯罪是各方面因素综合的结果,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社会层面的原因。经济转轨时期,社会监控弱化,国民心态失衡;拜金主义盛行,物欲倾向严重。

2.管理层面的原因。金融管理混乱,宏观调控不力;金融管理失范,制度不完善;金融从业人员素质差,防范意识薄弱

3.法律层面的原因。

(1)经济立法的缺陷。虽然我国目前的金融立法比过去有相当大的进步和改观,但在金融领域的很多方面,无法可依的现象依然存在,诸如规范信贷管理的信贷法,调整结算法律关系的结算法等等,均待字闺中,所有这些空白地带,往往为犯罪分子从事金融诈骗活动打开了方便之门。

(2)刑事立法的缺陷。1997年颁布的新《刑法》,虽然规定了八种金融诈骗犯罪,但这些规定存在一个普遍问题是原则性规定多,具体操作困难。

4.被害人因素。防范意识淡薄,缺乏严格的监督管理制度, 不严格履行金融手续,缺乏社会经验和防范心理,贪利的心理投机性。

四、应有的对策

1.进一步深化金融体制改革,规范金融管理秩序。

(1)强化中央银行的宏观调控。改善金融调控手段,实行“三个转变”即由直接调控为主向间接调控为主转变,由计划手段为主向经济手段为主转变,由行政手段为主向法律手段为主转变。

(2)健全风险控制机制,强化风险防范能力,全面推行财产抵押,担保贷款,开办贷款保险业务,实行审贷分离决策机制,对贷款对象实行严格的科学的评估论证,建立贷款呆帐风险准备金。

(3)整顿金融市场、规范金融秩序。一是禁止乱集资,二是规范同业拆借市场,三是严肃结算纪律。

(4)建立并完善金融诚信体系。一是建立并完善金融信用体系,二是建立并完善金融机构认证体系,三是在商业金融活动领域内严格贯彻实名体系。

2.明确金融管理制度,严格操作规程,推进智能资源开发。

(1)建立金融机构的内部制约、防范机制。一是强化内部人员管理,控制金融诈骗源头。提高员工思想道德素质;勤政廉洁, 预防内患。

(2)推进智能资源开发,预防金融诈骗案件。金融机构要把电子银行推向社会化第三产业,信用证、信用卡和票据等的流通渠道要跨越生产企业和产品购销贸易公司,尽可能地指引到消费市场,金融电子要与大商场、大酒店、大宾馆联网。三要提高防伪智能技术。要从科研的角度来加强对金融诈骗案例的解剖分析,实行一案一议,就其特征层层深入,展开研究讨论,从中汲取经验教训,悟出警示启迪。四要加强舆论宣传。

(3)完善法律法规,强化执法和司法。一要加强经济、行政立法;二要加强刑事立法;三要司法部门加大打击力度。

3.被害预防与控制。金融诈骗犯罪的被害预防与控制,是指自然人、单位所采取的各种防控金融诈骗犯罪以免被害的措施总称。建立防范意识是自然人、单位防控金融诈骗犯罪的基础。 人们的行为是受意识支配的,只有具备防范意识的自然人和单位才可能认识到防控金融诈骗犯罪的意义,才可能认真采取各种防范措施。针对金融诈骗犯罪的被害因素,被害防范措施具体包括:第一,自觉遵纪守法,依照国家法律进行合法的经营行为; 第二,健全并严格执行内部监督管理制度,落实责任制;第三,严格履行金融手续,核查经营对象的资信情况;第四,严格遵守金融交往规则,破除“面子”交易;第五,提高自身的业务和法律素质,在进行金融行为以前,掌握必要的相关知识,或者向专业人士咨询,最好有专业人士的参与,避免因无知而被害;第六,注意收集金融犯罪的资料,主动掌握金融诈骗犯罪的作案手段、特点、动向;第七,破除案发私了的思想和意识,及时向有关机关报案,配合有关机关及时破案。

4.加强国际监管合作。随着金融业的国际化,各国金融市场之间的相互依赖性不断增强,各种风险开始在国家之间、市场之间相互转移、扩散。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意识到加强各国监管当局之间相互联系与合作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并且开始采取各种积极的措施来寻求在监管方式和方法取得一致。欧盟各国金融监管当局之间的合作一直没有中断,逐步规范各国银行法规,为成员国在金融监管法规框架的形成及建立统一的监管程序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目前各国都已经或正在着手商讨资金的具体法规、会计原则和监督标准,并在国际范围内逐步达到广泛的共识。为加快这一进程,我国应进一步加强监管当局及监管组织之间的双边和多边合作,当务之急是在各国建立国际金融监管信息储备中心,这对于监督管理金融国际业务活动,强化审慎监管是至关重要的。

摘要：文章通过金融诈骗犯罪案件的剖析,论述了金融诈骗犯罪的含义、构成要件、犯罪原因,提出了防范金融诈骗犯罪的对策建议。

金融诈骗罪 篇8

一、 问题导入

“案例是法治的细胞，是看得见的法治，是摸得着的规则，从案例中可以看到抽象的法律规则在现实生活中的各种变数。” 对刑事案例的分析，可以帮助我们发现问题所在，针对问题解决目前金融诈骗案件适用中的司法难题。

案例一：1995年6月，南德经济集团总裁牟其中在结识湖北省轻工业进出口公司离职人员、时任澳大利亚一家公司职员的何君后，为偿还债务和继续扩大业务，谋划在不进口货物的情况下利用信用证融资还债，近一年时间，牟其中凭借虚假的进出口货物合同、交通银行贵阳分行对合同的“见证意见书”，通过湖北轻工骗得中国银行湖北分行开取的信用证33份，议付31份，除部分用于还债及业务支出外，余款多用于循环开立信用证，造成中国银行湖北分行损失3500多万美元，折合人民币2.9亿余元。2000年5月30日，武汉市中院以信用证诈骗罪判处牟其中无期徒刑。

案例二：2006年，浙江本色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法人代表吴英在本色集团创立之初，就已经负债1400万元，为能继续集资，吴英用集资款注册多家本色子公司，采取虚假宣传等方法，给公众造成其公司实力雄厚的假象，以高额利息为诱饵，以投资、合伙、借款、资金周转为名义，近两年时间，先后从林卫平等11人处集资7亿多元，用于偿还本金、支付利息、购买房产、汽车、珠宝、公司运营及个人挥霍等，2009年12月28日，浙江金华中院一审判决，以集资诈骗罪判处吴英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财产，2012年1月18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维持原判。

分析上述案例，归纳案件争议焦点。案件一“南德集团牟其中信用证诈骗第一案”牟其中在没有真实贸易的情形下向银行申请开立信用证，为了筹措企业运营资本或周转资金，而非是为了个人挥霍或进行违法犯罪活动，案件争议的焦点在于牟的行为是信用证诈骗还是民事欺诈？可归结为命题一：“非法占有目的”是区分民事欺诈与金融诈骗的重要因素。案件二“本色集团吴英集资诈骗第一案”吴英集资并非全部用于个人挥霍，确有一大部分资金用于公司运营，那么“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是否充分，案件争议的焦点在吴英的行为是构成集资诈骗罪还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可归结为命题二：“非法占有目的”是区分集资诈骗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重要因素。两个案件的共性在于都必须结合主客观要素衡量行为人是否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但在案件一中法官的思路是：需要对此种“非法占有”属于民法上的“非法占有”还是属于刑事法上的“非法占有”做价值判断。案件二中法官的思路显然与案件一思路不同，司法裁量官仅需论证“行为人是否具有刑事法上的‘非法占有目的”便可对行为人正确定罪量刑。以上分析表明：在命题一和命题二的语境下，“非法占有目的”的涵义和刑法学意义其实各不相同，其逻辑构造也有所差异，而这点往往被学者们忽略，因而对金融诈骗“非法占有目的”的研究缺乏更为深入精细化和具有操作性的研究，才造成一些刑民交错的金融诈骗案件难以正确划分刑民界限，案件来源于社会现实和社会现象，通过个案判断找寻抽象化的价值判断标准，本文开篇提出此问题，是对本文框架的力证，是本文论证的起点。

二、研究状况及其局限性

（一）“大一统”的定罪思维无法清晰认定案件性质

综观以金融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为研究对象的各个著作和论文，均是直接阐述“非法占有目的”的含义及认定方法，并未将“非法占有目的”放置在认定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两类语境下进行分别阐释，这会导致在面对形形色色、千差万别的金融诈骗案件时套用一种固定的“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模式，“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思维的欠缺可能造成无法找寻到案件的真正难点，从而针对疑难，解决实质问题，正确地定罪量刑。

（二）现有的理论研究成果无法很好地指导实践

刑法理论属“应然层面”，而司法实践属“实然层面”，应然与实然矛盾的不可调和，古已有之，如何使刑法理论更好地指导司法实践，是伴随着刑法学科诞生就一同存在的历史问题。笔者是一名基层司法实务工作人员，虽然实务经验尚为浅薄，但深感刑法理论无法指导司法实务的困惑与迷茫，现有的刑法理论已步入精细化与成熟的阶段，但司法工作者在面对一个个鲜明生动的案件时，仍然苦于无法在博大精深的刑法理论中找寻到解决实际问题的“黄金模板”，这般无奈与刑法学理论蓬勃发展的大好景象显然不相称，其中有何缘由？举个例子，近年来仍然在争论不休的大陆法系三阶层犯罪论体系与我国犯罪构成四要件的犯罪论体系之争，有人推崇，有人保守，有人批判，但至今不少学者在一些场合公开表示，两种犯罪论体系在适用时，90%以上的案件所推导出的结论是一致的，只是在一些疑难案件的处理上有差别。笔者无心介入争执不休的讨论中，而是在困惑：既然只有不到10%的案件才可能会出现矛盾和纠结，那么选择何种犯罪论体系的意义何在？刑法理论的生命在于实践和应用，刑法理论再过精细高深，若不脱离书本，回归实践，将永远是空想。如果一个刑法理论只能在理论层面予以探讨，而无法在实践中操作运用，则是纸上谈兵、空中楼阁。作为刑法学人如果总是对实践操作避而远之，这种“回避”是作为刑法学人对刑法学进步和发展的不负责任。笔者从大学校园走向实务岗位又走向专业化的理论界，其中的心得大多来源于此。接着，视角转换到本节的重点，不止一位学者在文章中表示现有金融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无法为实践提供理论支撑，这表明：仅仅指出“‘非法占有目的是区分金融诈骗与民事欺诈界限的关键因素，是区分金融诈骗与破坏社会管理秩序罪的关键因素”是不够的，要想真正解决司法认定中的难点、重点，研究必须深入下去，已有的横向研究仅仅指出了研究对象，纵向研究才是解决问题的钥匙。endprint

三、“非法占有目的”在具体认定中的比较辨析

笔者将研究对象“非法占有目的”拆分为三个要素：“非法”“占有”“目的”，分别在命题一和命题二中予以探讨，通过比较两者的不同，以期指导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实践。

（一）“非法”要素

首先要理解“非法”要素在“非法占有目的”中的作用，一个行为在法律上如何评价，先要确定评价范围，是在民法、经济法等前提法中进行评价还是在刑事法这一后置法的视野中进行评价，“非法”要素确定法律的范围与框架，同时确定“占有”要素和“目的”要素的评价范围。

1.命题一中的“非法A”是指违反民法规范且违反刑法规范。这里有必要梳理这样三组概念的关系：民事违法、民事欺诈、刑事诈骗。根据本文的旨要，将刑事诈骗区分为以非法占有目的的刑事诈骗和不以非法占有目的的诈骗。以上三组概念的关系表述为：

从上述图表可以看出，行为人的行为成立刑事法上的诈骗罪或金融诈骗罪，必须首先是民法上的欺诈行为，如果无法构成民事欺诈，更无构成刑事诈骗之可能。如果在民事领域视为合法的行为，则法律逻辑到此为止，无须在刑事中予以评价，在划定民事欺诈和刑事诈骗的规制圈时，坚持刑法的谦抑性，刑法在多大程度或多宽范围上参与对社会的调整，不仅涉及法定犯罪的立法界定和司法适用，而且涉及刑法在保障和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运行的冲突和平衡，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的田宏杰教授就曾提出“刑法学者的视野应当是最广阔的”。这并非夸大其词，相反，这正是由于刑法作为保障法、后盾法的地位所决定刑法研究者不仅要熟知刑法规范如何适用，还要对民商法、经济法对民事活动中的“欺诈”如何界定了然于胸，刑法要与商事活动保持一定距离，才可维持经济市场的活力与生机，公权力主体监管金融市场使其保持稳定但金融市场自身最需要的是活力与创新，相反，持续的稳定才是金融市场和商人所不愿看到的，高风险伴随着高利润，对待商事活动，只要不出现经济越轨行为，市场需要一定的欺诈与风险，刑法就应“无为而治”，况且金融欺诈本为民商法问题，继而随着社会经济全球化和金融的快速发展，成为金融法问题，因而对于金融领域的欺诈行为应首先想到以私法手段解决，通过公民自治，恢复被损害的正义，保障公民权利和自由。

2.命题二中的“非法B”仅指违反刑法规范。在刑法中不同罪名之间进行选择，逃不出刑法的框架。行为是构成贷款诈骗罪还是骗取贷款罪，仅在刑事法的视野之中予以考量，倘若案件的争议焦点归结为命题二，意味着此类案件是刑事案件性质，无民事法律关系之交错，司法裁量官依据犯罪构成理论区分此罪与彼罪，结合主观要素与客观要素比较此罪与彼罪构成要件之不同。

（二）“占有”要素

两个命题中“占有”要素的涵义也有所差别，这也是学术界争议最多、司法实践中最易混淆的地方。

1.命题一中的“占有A”在于比较刑法学意义上的“占有”与民商法学中的“占有”的不同。侵犯财产罪中的非法占有既包括非法所有，也包括非法占用。也就是说，以非法占有目的A等于非法所有目的加非法占用目的。等号前的非法占有目的是广义上的占有，等号后的非法占用目的是狭义上的占有，是指民法中所有权中占有、使用、收益、处分中的占有，无论民事欺诈还是刑事诈骗，行为人的主观心理状态均是故意，在客观上也都采取了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式，都具有违法性，区别就在于是具有民事违法性还是刑事违法性，区分一种行为是民事欺诈还是刑事诈骗，实际上就是将那些模糊不清的行为出罪化、实质意义上的刑事诈骗行为入罪化的过程，有些欺诈行为只能是民事欺诈而无法跨越民法的栅栏进入刑法的荆棘区。有两个要素可以帮助认定行为人具有刑事法意义上的“占有目的”，一是“占有目的”的依托行为是否合法。民事欺诈行为，主观企图伴之正当、合法的民事活动之中，民事行为从一开始具有合法性，例如，合同行为、买卖行为均属正常的民事法律行为，为民事法所保护，若行为人以非法占有目的，编造虚假骗局，则占有目的的依托行为本身不合法，诈骗行为，从预备到实施终了的任何阶段，均不具有合法性，一开始就是违法的，则可认定行为人具有刑事法意义的“非法占有目的”，可能构成刑事犯罪。二是“占有目的”产生时间是否与民事行为相伴而生。行为人一开始就必须具有“占有目的”，就犯罪行为的完整过程而言，从犯罪预备到犯罪既遂，起点是犯罪预备，民商事领域中的欺诈一般发生在民事活动进行过程之中，实践中因为客观原因违约的较多，恶意欺诈的占少数。如果行为人以诈骗的手段骗取贷款，为了挥霍或为了违法犯罪，可以直接推定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可认定为贷款诈骗罪，假设甲为了早日成立项目，却苦于条件限制无法在当地通过正常程序和途径获得资金，便在申请贷款的过程中虚假陈述、有所隐瞒，骗取贷款只为一时的占用，的确没有占有款项的意图，就不能以金融诈骗罪论之。永久的所有和暂时的占用使得穿越民事法的栅栏，进入刑法的荆棘区。在面对诸如命题一的案件时，锁定案件争议焦点是解决金融欺诈的刑民界分问题的有效方法，摆正思维模式，准确高效率对案件定性。

2.命题二中的“占有B”是为了区分金融诈骗罪与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例如：区分集资诈骗罪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贷款诈骗罪与骗取贷款罪、高利转贷罪。“占有B”仅指构成金融诈骗罪主观要件的“占有”。如何理解刑法意义上的“非法占有目的”，理论上分歧诸多，有“非法获利说”“非法占有说”“不法所有说”等等，在目前的刑事立法与司法现状下，从现行的立法和司法解释的态度看，对金融诈骗罪的“占有”进行限缩是大势所趋。首先，金融诈骗罪中的“占有”不同于诈骗罪中的“占有”，1997年的刑法将金融诈骗罪从诈骗罪中分离出来，使得金融诈骗罪与普通诈骗罪分属刑法分则不同章节，一些学者认为，金融诈骗与诈骗罪是一般法条和普通法条的关系，前者脱胎于后者，作为发生在金融领域的特殊诈骗形态而存在，金融诈骗罪的逻辑构造实质上仍然是诈骗罪的逻辑构造，金融诈骗罪中的非法占有目的认定标准套用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标准即可，对此，笔者并不赞同。如果两者犯罪构造完全一致，立法者又何必将两者单独列为两个法条呢？本文不去讨论此种立法体例的安排是否科学合理，而是在现有的立法编排的模式之下，笔者主张，立法体例将诈骗罪和金融诈骗罪一分为二，两罪的认定标准也要相应地一分为二，金融诈骗罪与诈骗罪两者发生领域不同。诈骗罪发生在公民基本生活的核心领域，距离刑法所保护的公民生命、健康、财产安全较近，刑法应对生活领域实行严格保护；金融诈骗罪发生在金融领域。商事领域，风险与利益相伴相随，风险类似赌博，带来利润的同时也存在一定的风险，金融市场，时而风起云涌、时而风平浪静，刑法应与商事活动保持些许距离，刑法为普通诈骗罪设置的低门槛无法套用在金融诈骗罪之上。市场允许一定的欺诈行为的存在，随着社会文明程度不断提高和经济日新月异地发展，不可否认的是公众对于诈骗罪的容忍程度也在逐步上升，在静态的工业社会视为欺诈的行为，在动态的信息社会可能不再视为犯罪，甚至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这都是可能存在的。其次，金融诈骗罪中的“占有”不同于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中的“占用”。学界一般认为，金融诈骗罪侵犯双重客体——金融秩序（包括金融管理秩序和金融交易秩序）和公私财产所有权，前者是主要客体，后者是次要客体，财产所有权属直接客体，应将其限定为“永久性地剥夺原财产所有人或者占有人对财物所享有的权利，行为人以财物所有人的身份取而代之，即狭义的不法所有”。只有将金融诈骗罪这一节类罪中所规定的具体罪名中的“占有”确定于“非法所有”，才能更好地发挥“非法占有目的”在区分金融诈骗罪和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的功效，区分作用才得以有效显现。endprint

（三）“目的”要素

1.命题一中“目的A” 作为刑民界分的犯罪目的功能在于区分刑民界限。首先，有必要对目的犯进行合理的定义。所谓目的犯，主要是指一种以故意以外的犯罪目的作为主观构成要件要素的犯罪类型。由此可以得出：“犯罪目的”不同于“犯罪故意”，是犯罪故意之外的超过因素。“非法占有目的”是区分民事纠纷和刑事诈骗的界限，刑法意义上的“非法占有目的”同民事活动中“非法占有目的”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刑法中的此“目的”是为占有而占有，经济活动中的此“目的”是事出有因、短暂非长久的，为的是借本生利、拖延时间，属违约行为，可能造成交易相对人的财产损失，最终是想要归还的，原有财产价值和数量并未减少，即便造成对方的经济损失，也是要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目的即意欲达到的犯罪效果，主观目的存在于人们的思想观念之中，属于意识范畴。目前，在对主观意识形态进行认定时，往往从客观行为加以推定。从客观结果倒推目的，成为刑法中认定金融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的主要方式。最高人民法院《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中明确规定：“根据司法实践，对于行为人通过诈骗的方法非法获取资金，造成数额较大资金不能归还，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可以认定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适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认定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以有形的客观行为推定无形的主观目的，实属无奈之举。笔者通过阅读和分析大量关于集资诈骗罪的案例、判决后，总结集资诈骗罪司法适用存在的六大问题——以传统理论解决现代问题、以巨额证明诈骗、以投机掩盖投资、以整体取代区域、以公权强压私权以及以结果倒推故意。在信用卡透支行为人，持卡人只要具备“超过与发卡银行约定的限额与期限，经过两次催收，三个月后仍不还款”的客观方面，就推定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这样的办案思路在司法工作人员中不乏少数，无罪推定已然成为学界、司法实务界的共识，再用“有罪推定”岂不是真理的倒退？“推定”具有高度盖然性，包括不可确定性，如何将具有可能性的推定变成必然性的肯定，排除可能性和不确定性，一直以来都是刑法主观方面的证明难题。一些学者苦于金融诈骗罪作为“目的犯”的难以证明，提出将金融诈骗由目的犯、结果犯改为行为犯，将“非法占有目的”作为加重处罚的依据，回避“非法占有目的”难证明的司法尴尬。

从客观到主观，如果不加以其他方面的条件限制，很可能导致客观归罪，在各个金融诈骗犯罪认定中，针对各个罪名，各个案件的具体情况加以具体认定。

2.命题二中“目的B”，有学者认为，“金融诈骗罪这一节所规定的具体犯罪，实际上都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但其第194条至第198条是通过对客观行为的描述告知司法机关，‘非法占有目的的有无只能通过客观行为认定，而不能在客观行为之外认定，并认为这是新刑法向客观主义倾斜的一种体现”。目前，我国刑法对集资诈骗罪、贷款诈骗罪以及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明确规定以“非法占有目的”为要件，对于其他6个罪名没有明确要求，这一立法现象引起较长时间的争议，在上述三种明确要求“非法占有目的”作为主观要件的犯罪成立目的犯，另外6种犯罪是否成立目的犯？依照法律有无明确规定，将法律明确规定构成要件必须具备“非法占有目的”的称之为“法定目的犯”，将法律没有明确规定构成要件必须具备非法占有目的，但从司法实践和刑法理论上看，则必须具备某种特定犯罪目的才能构成该犯罪的称之为“非法定目的犯”，金融诈骗罪大多数是非法定目的犯，例外是法定目的犯，目前，“非法占有目的必要说”占大多数，一些持“非法占有目的不必要说”的学者对其观点也进行了修正，笔者赞同将其理解为立法技术更为合理，综观刑法对金融诈骗罪的罪状描述，都是采用列举加概括的形式，叙明罪状并非限定了刑法解释者对刑法规定的解释范围，刑法解释依然应当在罪刑法定原则的基础上，对“诈骗”犯罪这一规范要素进行实质解释，使之符合刑法的基本价值和理念，金融诈骗罪中的“非法定目的犯”也应当具备非法占有目的。

四、结语

本文既有笔者对金融诈骗刑民界分以及认定犯罪的理解和思考，也有对刑法学案例研究方法的支持和推崇，更有对刑法理论能够真正为司法实务指明道路的热切期望。各种精细、深奥的刑法理论学说已经让我们应接不暇，回归朴实、实用的刑法学，不失为一种明智之举，作为刑法学人，有义务更有责任，为司法实务架构通往理性公正的法治之路的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