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精选10篇）
在打破干部终身制的大背景下，“谁来监督退休高官”，的确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王亚忱案的发生，又给这一问题增添了紧迫性。不过，在笔者看来，退休高官的监督问题，不乏特殊性和规律性，应予高度重视，认真对待，但却不宜简单地就事论事、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从本质上讲，权力异化、缺乏监督或监督虚置、违法成本低，是各类官员腐败的共同根源。退休官员腐败往往来源于现任官员腐败。因此，规范现任官员的权力，消除权力腐败空间，才是釜底抽薪之策。
严格规范监督现任官员权力：压缩退休高官“权力磁场”的前提
就王亚忱案而言，严格规范和监督现任官员权力，需要重视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权力行使尚存巨大的寻租空间，权力规范行使的程序和监督机制虚无或虚置，滥权、乱权甚至违法行使权力现象比较普遍。已经退休多年的“王书记”可以轻而易举地将他人送入监狱，可以“指鹿为马”将他人企业据为己有。王亚忱案涉及诸多政府部门，一些政府工作人员竟然仅因为“王书记让这么办”就违规为其办理了一些手续。
那么，为什么这些违法行为都能够顺利实施，没有被社会公众和监督部门及时发现呢？显然，这与政府权力行使的暗箱操作、缺乏透明度、监督缺位有着极密切的关系。既然权力不能在阳光下运行，那么必然藏污纳垢，违法行为不易被发现、被惩处，给官官相护提供了有利土壤。在王亚忱案中，除了其几个子女因为触犯刑律而受到惩处，我们还没有看到哪个部门的哪个工作人员，因为滥用权力而受到惩处的报道。权力违法而得不到惩罚，甚至还可以从违法中得利，无异于支持和怂恿这种行动。
当然，谈到现权寻租，我们也不能不提及王亚忱在位时的权力监督问题。据报道，王亚忱退而不休，在阜新一言九鼎，和他在阜新为官多年、人脉深厚密不可分，也和他儿女身居要位有直接关系。王亚忱在阜新市做了多个机关的“一把手”，亲手培植和提拔了不少的“自己人”，特别是把自己的子女放到关键部门的关键位置上。为什么当初王亚忱能够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安插“自己人”，随心所欲地布局自己的家庭势力，首先与现行监督制度面对高官时的“软骨症”不无关系。
二是地方高官特别是“一把手”，在缺乏有效监督的同时，毫无限制地在一地长期任职，有利于其安插“亲信”，营造人脉关系，助长了其飞扬跋扈、说一不二的气焰，给本来就薄弱的监督带来更大难度。事实上，王亚忱的子女身居阜新市政法部门要职的便利，恰恰成就了与其父的利益共同体，也为王家徇私枉法、打击报复提供了条件。
三是我国对官员权力的监督还缺乏一套釜底抽薪的制度，这就是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因为没有这一制度，所以我们无法掌握官员财产的来源及其增减，致使腐败官员通过权力寻租获得的财产无法被及时发现并制止，必然助长权力寻租之风。而在法治健全的国家，这方面的制度是非常完备的。比如在美国，1965年颁布的《政府官员及雇员道德操行准则》，对各类高级官员及其配偶、子女的财产申报作了规定。1978年国会又颁布了《政府行为道德法》，规定在联邦政府各系统内建立个人财产申报制度，并对政府官员离职后的从业行为作出了详细规定。1989年，政府对该法进行了修订，颁布了《政府道德改革法》，将官员离职后从业行为受限的范围，扩大到国会议员和国会高级官员，对行政部门官员离职后行为的限制条款也作了修改，还规定中下级官员也要申报个人及亲属的财产。这就使官员的不当利益无处遁形，使官员不敢贪、不能贪。而反观我国，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却是“千呼万唤不出来”，使我国反腐败工作受困于无兜底制度，也使个别贪官敛财肆无忌惮。
总之，高官退休后，“人走茶不凉”，主要是我们还没有把现任官员的权力行使规范好、监督好，在许多方面还存在真空。将现权腐败压到最低限度，才能最有效地压缩退休高官的“权力磁场”。
治本之策：完善退休官员从业限制制度，充分消解“权力磁场”
不可否认，规范官员权力行使，增强其抗干扰能力，是防止退休高官利用“权力余威”，谋取不当或非法利益的重要环境因素。换句话说，如果现任官员都能够严格依法办事，拒绝私情，违法必究，就会在退休高官与现任官员之间构筑一条隔离带，有效减少退休高官腐败。但这多少带有理想化的成分。因此，防止退休高官腐败，不仅要从现任官员处着手，而且还要切实约束退休官员的腐败欲望。最佳方式就是建立健全退休官员从业限制制度，让不同级别的高官在退休后受到与其权力范围相适应的从业限制，以充分消解“权力磁场”。
在这一点上，《公务员法》已有相关规定。但仔细研究后就会发现，《公务员法》第102条的规定有着非常明显的缺陷和不足，不仅由于对象范围不明，无法规范像王亚忱这样的“一把手”退休高官，也因为执法主体的弱势而无法将这一规定真正落到实处。《公务员法》规定，公务员辞去公职或者退休的，原系领导成员的公务员在离职3年内，其他公务员在离职2年内，不得到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企业或者其他营利性组织任职，不得从事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营利性活动。公务员辞去公职或者退休后有违反前款规定行为的，由其原所在机关的同级公务员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由县级以上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该人员从业期间的违法所得，责令接收单位将该人员予以清退，并根据情节轻重，对接收单位处以被处罚人员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
显然，法律条款并没有专门针对地方“一把手”官员进行从业限制，现有法规很难适用于类似王亚忱的大批退休高官。因为对这些官员来说，我们很难判断某些企业或者其他营利性组织是否“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相关规定必然形同虚设。而法律在规定从业限制监督主体的时候，更没有考虑到纠正退休官员违法从业工作的艰巨性。让“原所在机关的同级公务员主管部门”即让人事管理部门责令改正，这似乎根本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粉丝网破茧
中国官员粉丝网 (以下简称粉丝网) 已存在了两个多月, 至今已有包括北京、上海、重庆、广东、浙江等3个直辖市市委书记, 6个省的省委书记在内的十多个粉丝团。“我想试试中国让不让社会中存在‘政治粉丝’, 现在看来, 政府的态度是默许, ”他说。
今年4月, 杨运合自己掏钱为义乌市委书记吴蔚荣做了个粉丝网, 网站开通仅3天, 申请加入粉丝团的就达百人, 网站很快被政府注意到了。第四天, 他就被请到了义乌市宣传部门。“粉丝网这事儿太大太新, 义乌太小, 做不了主。”宣传官员诚恳地跟杨运合商量, 杨运合只得勉强将网站关闭。
到了下半年, 事情看似有了转机。9月4日, 人民网制作的“什锦八宝饭FANS圈” (什锦饭和八宝饭分别为胡锦涛与温家宝的粉丝群) 上线, 这被视为官方对胡温粉丝团的正式认可。
马上, 杨运合就收到了来自“高人”们暗中指点的邮件。他说至今不知他们是谁, 但他们一直在关注他和他的粉丝网。就这样, “中国官员粉丝网”上线了。
事实上, 粉丝网站还很粗糙, 总计31000多的点击量, 论坛里帖子寥寥。最关键的, 网站开办至今, 尚无一个官员出来回应过帖子或留言。中国的官员们总体仍然保持了一贯的“低调”。但至少网友们对粉丝网颇为认真。
官员可以很可爱
“粉丝网”最近的活动, 是发动网友收集官员们工作生活的细节, 看看领导们今天穿了什么牌子的衣服, 说话办事有没有官腔。粉丝网搞了另一个活动:向全国征集“汪帅”卡通形象作品。粉丝网将在适当时候进行评比, 优胜者会获得5000元奖金。现在, 已收到了几件作品。
“汪帅”是网友对广东省委书记汪洋的“爱称”, 有记者曾亲耳听汪洋笑称:“‘汪帅’这一网名不错, 很受用, 很受用。”“因为汪洋思路超前, 很得粉丝们爱戴。”杨说。在粉丝网上, 有人发帖《支持汪帅把改革开放进行到底》。粉丝网点评道:“官员卡通‘很雷很可爱’”, “主抓工作的领导能够以卡通这种新形式迁就被宣传者, 无论是从施政能力还是工作作风上都代表着一种飞跃”。
“粉丝”:民意的一种出口
杨运合在粉丝网上发表的《义乌应建立属于自己的文化传播体系》一文被义乌半官方网站“稠州论坛”放到了首页, 这被他视为和政府沟通努力中迈出的一小步。
在“给省长书记留言”一栏中, 来自广东化州的“光影年华”提醒政府注意焦点之外的地区:“非珠江三角洲地区一直是广东经济发展的寒极”, “县域全面发展是广东全面发展的根本”。另一位陕西的“农民校长”说:“现在农村的学校问题就是编制不足”, “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校经费紧张”, “请省领导来一次实事求是的调研!”粉丝网的粉丝们大多是有利益要求, 或是热心期待改善与政府间的疏离感, 却又不得其门而入的边缘人。
不过, 事情也在向乐观的方向发展, 6月20日, 胡锦涛通过人民网与网友对话之后, 大批官员登录网络。江西推出网上问计于民的政策, 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数度接受网友“拍砖”, 湖南某地有官员甚至说:网络是地方到中南海最近的距离。不过, 虽然已有官员涉网交流有所突破, 但是否可以持续, 并将建议变为行动, 还有待观察。
与此同时, 政府也开始正视来自网友们的监督力量。深圳海事局原党组书记林嘉祥涉嫌猥亵11岁女孩案最初是在网上引发, 遭遇网友“人肉搜索”。丑闻爆出的第二天, 林嘉祥便被停职。
其实，明清两朝虽然都是坐镇北京，手握乾坤，掌控天下，但是这两个朝代的最高统治者身为不同的民族，因此，各级官员的服饰也大不相同。明代以汉族传统服装为主体，清代则以满族服装为主流。上层社会的官服是权力的象征，历来受到统治阶级的重视。
明朝因皇帝姓朱，遂以朱为正色，因《论语》有“恶紫之夺朱也”，紫色自官服中废除不用。最有特色的是用“补子”表示品级。明朝的官员一律要戴乌纱帽，穿圆领衫，束腰带。
清朝时，以暴力手段推行剃发易服，按满族习俗统一男子服饰。顺治九年，即公元1652年，钦定《服色肩舆条例》颁行，从此废除了浓厚汉民族色彩的冠冕衣裳。
清时薙发留辫，辫垂脑后，穿瘦削的马蹄袖箭衣、紧袜、深统靴。清代官帽与明朝的官帽绝然不同，清朝的官帽后面都要拖一束孔雀翎。翎称花翎，高级的翎上有“眼”，并有单眼、双眼、三眼之别，也就人们常说的顶戴花翎。那么，为什么明朝官员要头戴乌纱和清朝官员的顶戴花翎究竟有什么重要的表示呢？
先说说明朝的乌纱帽。乌纱帽原是民间常见的一种便帽，官员头戴乌纱帽起源于东晋，但作为正式“官服”的一个组成部分，却始于隋朝，兴盛于唐朝，到宋朝时加上了双翅，明朝以后，乌纱帽才正式成为做官为宦的代名词。
隋唐时期，朝廷官员和黎民百姓都戴乌纱帽，只是官员的乌纱帽上有玉饰的多少来区别官职大小。据《中华古今注》记载，唐武德九年，即公元626年，唐太宗李世民下诏书说：“自古以来，天子服乌纱帽，百官士庶皆同服之。”
到了北宋王朝，太祖赵匡胤为防止议事时朝臣交头接耳，就下诏书改变乌纱帽的样式：在乌纱帽的两边各加一个翅，这样只要脑袋一动，软翅就忽悠忽悠颤动，皇帝居高临下，看得清清楚楚；同时在乌纱帽上装饰不同的花纹，以区别官位的高低。
明朝开国后，太祖朱元璋于洪武三年作出规定：凡文武百官上朝和办公时，一律要戴乌纱帽，穿圆领衫，束腰带。另外，取得功名而未授官职的状元、进士，也可戴乌纱帽。从此，“乌纱帽”遂成为官员的一种特有标志。
再说说清朝的顶戴花翎。清朝的官帽，在顶珠下有翎管，质为白玉或翡翠，用以安插翎枝。清翎枝分蓝翎和花翎两种。蓝翎为鹖羽所做，花翎为孔雀羽所做。花翎在清朝是一种辨等威、昭品秩的标志，非一般官员所能戴用；其作用是昭明等级、赏赐军功，清代各帝都三令五申，既不能僭越本分妄戴，又不能随意不戴，如有违反则严行参处；一般降职或革职留任的官员，仍可按其本任品级穿朝服，而被罚拔去花翎则是非同一般的严重处罚。
花翎又分一眼，二眼，三眼，三眼最尊贵；所谓“眼”指的是孔雀翎上的眼状的圆，一个圆圈就算做一眼。蓝翎是与花翎性质相同的一种冠饰，，又称为“染蓝翎”，以染成蓝色的鹖鸟羽毛所作，无眼。赐予六品以下、在皇宫和王府当差的侍卫官员享戴，也可以赏赐建有军功的低级军官。鹖鸟生性好勇斗狠，至死不却，武士冠上插鹖翎，能够显示武士的英勇，倒也贴切。在清朝初期，皇室成员中爵位低于亲王、郡王、贝勒的贝子和固伦额附，即皇后所生公主的驸马，有资格享戴三眼花翎；清朝宗室和藩部中被封为镇国公或辅国公的亲贵、和硕额附，即妃嫔所生公主的驸马，有资格享戴二眼花翎；五品以上的内大臣、前锋营和护军营的各统领、参领，有资格享戴单眼花翎，而外任文臣无赐花翎者。由此可知花翎是清朝居高位的王公贵族特有的冠饰，而即使在宗藩内部，花翎也不得逾分滥用；有资格享戴花翎的亲贵们要在十岁时，经过必要的骑、射两项考试，合格后才能戴用。但后来花翎赏赐渐多，就不一定经过考试了。
花翎如此高贵，故此在清朝特别被人重视、向往。福建水师提督施琅在降清后被赐籍汉军镶黄旗，平台后力辞靖海侯而恳求照前此在内大臣之列赐戴花翎，康熙皇帝特旨许之；后乾隆皇帝下明诏，不但上述亲贵大臣可以戴用，如有显赫军功者也可以戴用。皇帝赐给臣下花翎是非常审慎的，从乾隆至清末被赐三眼花翎的大臣只有傅恒、福康安、和琳、长龄、禧恩、李鸿章、徐桐七人，被赐双眼花翎的约二十余人，这在当时是千古犹荣的恩宠。
清朝爵位中最为显贵的亲王、郡王、贝勒，按清初的规定是不戴花翎的；但乾隆年间，许多人以兼任内大臣等职务为由乞翎，因此之后亲王、郡王、贝勒开始佩戴三眼花翎。得到花翎的也有特例，如道光皇帝得知擒获在新疆叛乱的张格尔后，即赏报捷音者戴花翎、军机处行走；道光后期，花翎的赏赐范围渐大，各方面对国家有功之人均可赏戴花翎。
正因为如此，后来的清代文官对奖戴花翎特别重视。除军功外，非“异常劳绩”不得保奖花翎，而且，限定每案不得超过三名。道光二十八年，即公元1848年，因修皇族的族谱“玉牒”造成，提调官增庆被奏赏花翎，这是首开军功之外的“别项劳绩保翎”之例。从此诸如皇上“山陵奉字”、海运事宜、劝捐、抽厘之类，都相率保荐花翎。光绪初年，大保案迭兴，加官加衔，各种新奇花样不可胜举，戴花翎者，满街行走了。
其实，不论是明朝的乌纱帽也好，还是清朝的顶戴花翎也罢，都是因为统治集团的需要而产生的。不同时代的统治集团由于观念的不同，形成多种多样的官员服饰种类，它们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变迁。中国作为一个幅员辽阔的泱泱大国，官员服饰自然也有着悠久历史底蕴。由于中国在过去的几千年中长期处于阶级社会之中，官员的服饰自然被赋予了浓厚的阶级色彩。
——科学探索
1．“我是纪委书记！”
2011年10月2号，有患者及其家属到桐城市人民医院去看病，因与工作人员有点小摩擦，便大打出手，将医院的急诊科医生杨辉打伤。其中一名打人者狂妄至极，声称自己是纪委书记。事件经网上曝光后，有网友人肉搜索后称，打人者是安徽桐城县范岗镇纪委书记李成富。截止昨天，当地相关部门还没有就此事作出官方回应。（10月7日《齐鲁网 》）仅仅因为护士嗓门有点大，就惹得纪委书记不高兴，以致要大打出手，让人难以理解，这样的纪委书记与地痞流氓有何本质区别？
2．“钱是杀人不见血的刀，是魔鬼”——这句话是杨光亮在受审时的开场白。
昨日，由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茂名市委原常委、副市长杨光亮涉嫌受贿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一案，在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次开庭。
2011年6月21日第一次庭审时，检察机关指控，1992年至2009年，杨光亮在担任茂名市电白县副县长、县长、县委书记，茂名市副市长、常务副市长期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折合人民币1048万余元、港币200万元，还有折合人民币3464万余元、欧元2.4万元财产不能说明来源。
3．云南官员假期驾驶农业执法车赴老挝被撤职
2011年10月4日，有网友在老挝万象旅游时意外发现一辆牌照为云E84547的吉普车，车身上喷有“农业执法”字样。该网友拍下照片并传到网上，随即引发网友热议。10月8日，楚雄州委、州人民政府初步调查确认，驾驶云E84547车辆的赵朝魏系楚雄州农业局执法支队支队长（正科级），此次出境未向楚雄州农业局领导报告，属个人行为；云E84547车属楚雄州南华县农业局，属公车私用。根据初步调查情况，楚雄州委、州政府决定：按照干部管理权限，责成楚雄州农业局对赵朝魏先行免职；对云E84547车辆进行封存。
4．【男子开宝马轧人后叫嚣：“我是人民代表”】昨天早上8点多，在南通师范学校附属第二幼儿园门口，一辆宝马车的车轮轧到了行人的脚，当执勤民警让宝马车主出示驾照并带伤者去医院检查时，该车主不服处理、态度蛮横，嚷道：“我是人民代表”，而后趁机驶离现场。
5．茂名市茂港区民政局副局长高某，在与正局长梁某发生口角后，挥起铁锤怒击局长头部；广东省遂溪县海洋与渔业局局长宣雄，在组织部门到渔业局考察领导班子后，听到有人议论副局长陈振华将要接替他当局长而心怀不满，在办公室用扳手、裁纸刀等将陈振华杀死；而陕西省石泉县药监局副局长与局长因公车借用，当即将副局长按到在办公桌上一阵暴打，还高喊“打死他”„„
为了更好的加强部门间的协调合作，加大力度完成各餐厅办证工作，营运部对接待政府相关部门的流程，有如下规定：
一、有政府相关部门（包括卫生、工商、消防、环保、税务部门等）到餐厅询问，有餐厅执行长负责接待问询，尽可能让其出示证件，以防上当被骗。
二、礼貌接待政府人员，可以主动提供可乐及餐厅食物。但需入机打印票据。
三、礼貌的问询执行人员，包括其姓名、部门、所谓何时及联络电话。并告诉政府部门，公司相关公司人员正积极的在处理该问题。有任何疑问可提供我们电话给相关工作人员。
四、不可以向政府人员透露或让其查看营运报表及营业额等资料及餐厅的营运状况信息。
近年来，关于官员因心理焦虑、心理压力大而得抑郁症，甚至自杀的报道屡见报端。例如，《人民论坛》曾调查，80%以上的官员特别是基层官员存在着较大的心理压力，存在一定程度的心理不平衡、心理疲劳及心理压抑。其中，64.65%的受调查者认为，官员的压力源主要来自“官场潜规则对个人政治前途的压力”，并由此导致少数干部因心理负担过重而出现焦虑、抑郁等问题，甚至有个别干部心理严重失调，导致精神崩溃。收入高、福利足、社会地位超然的官员，为何会出现“心理不平衡”、“心理疲劳”乃至“压抑心理”等焦虑情绪呢？应当说，“官员焦虑”只是当下中国众多焦虑现象中的一种，但是，由于官员这一群体的特殊性，因而引起了人们的特别关注。我在这里将对官员焦虑所表现出的类型、产生的原因作出简要的分析，并尝试提出化解官员焦虑的对策。
通观当前官员的焦虑现象，它大致可以划分为如下几种类型：
一是权威焦虑。它是基于担心自己的职权不被认同而产生的焦虑，主要表现为：当官员初任新职、或者被任命到一个完全陌生的专业领域，或者被安排到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时，他常常会担心难以被周围的人（特别是下级和群众）所认同，担心出现权威不够、指挥不灵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正确的做法是广泛开展调研，虚心好学，在科学决策、正确实践中逐步树立权威。 (范文网 ) 然而，不少官员为了能够在短期内就树立起所谓的权威，盲信所谓的“新官上任三把火”，借助于权力的运用而匆忙出招。其实，这样做的结果往往是适得其反，不仅确立不了权威，反而还会因此而陡增焦虑。
二是政绩焦虑。它是基于担心业绩能否被认同而产生的焦虑，主要表现为：担心政绩不突出，对上无法交代，对下群众难以认同，并由此而产生对自己的官位、升迁等问题的焦虑。应当说，适当的政绩焦虑是一件好事，它会让官员勤于政事。但让人遗憾的是，由于在官员考核与升迁等方面的原因，导致官员过度的政绩焦虑。诸如“三拍”（先拍胸脯打包票，再拍脑门作决策，最后拍屁股走人）政绩、“形象脸面式”政绩、“立竿见影式”政绩、“指标崇拜式”政绩、“概念炒作式”政绩等，都是在政绩焦虑的驱使下出现的现象。这样的政绩冲动于民、于国都是遗患无穷的。
三是升迁焦虑：它是基于对仕途前途不确定性的焦虑。从根本上讲，升迁焦虑是不少官员忘记了自己的“人民公仆”角色，沉溺于权力、地位编织起的名利场而难以自拔造成的。在这些官员心目中，其价值的实现不是为民众提供了多少公共服务，赢得了多少民心来衡量的，而是只有一个标准，即职务的升迁。正是在扭曲的价值支配之下，部分官员为了升迁而挖空心思，不择手段，甚至出现了把自己的竞争对手杀死的极端做法。总之，升官就是一切，价值微不足道。
四是网络焦虑。它是基于对信息公开、透明的焦虑。在某种程度上，官员多活动在一个“受保护”的环境之中，然而这样的局面在网络时代被打破了。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的统计，截至12月底，中国网民数量突破5亿，达到5.13亿。在网络时代，更多的民众已经习惯通过网络传递对国计民生的态度、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这要求官员在网络上积极面对各种群体和声音。然而，不少官员对此并不适应，不知如何进入网络民主的纵深地带，从而出现了网络焦虑。
五是年龄焦虑。它是基于年龄问题引起仕途变化的焦虑。年龄是为官的硬件前置条件之一，年龄门槛让不少官员对某个“年龄线”产生焦虑，因为它意味着官运的延续或终结。“年龄恐慌”如今在官场成为一种普遍的恐慌，其中，一些心术不正却又想当官、升官或保官的人，除了造假文凭、假政绩、假民意外，还纷纷老黄瓜刷绿漆“装嫩”，编造出被称为“档案年龄”的假年龄。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官员如此之多的焦虑情绪呢？笔者以为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一是科层制的弊端所致。政府的组织架构一般都是由上到下的“金字塔”形结构，即科层制结构。在这种结构之下，权力的`传导路径一般是从一个最高点出发，然后层层往下发散。其优点是结构具有较高的稳定性，然而其缺点也是非常明显的，它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上下级之间的平等互动与自由交流，造成官员人性上的压制、抑制。同时，每个官员都划分有非常明确、且相对独立的职能范围和程序安排，从而导致他们的行为往往是被动的，他们不能超出既定范围或违反固定程序。在科层制的规制之下，官员通常会丧失自我。
二是官场激烈的职业竞争所致。官员的心理出现问题，职业本身的竞争压力大是最主要的原因。官员向商人、学者转变成功的只是个别案例，更多的官员只有一条道路可走，即通过职务的升迁来体现自身价值，如果得不到职位上的升迁，就会产生焦虑情绪。而且，由于职位的稀缺性，常常会在同僚之间形成激烈竞争关系，这又会导致官员产生孤独感和无助感。
三是行政问责和网络监督的压力所致。官员心理危机的产生，与行政问责和网络监督对行政能力提出的考验存在一定的关系。特别是当今条件下网络监督的兴起，使得官员不得不面临公众的审视，承受着公众质询带来的巨大压力。有时候，官员只要一言不慎，就有可能丢掉“乌纱帽”。不少官员虽擅长本职工作，但他们并不能适应网络政治，在面对公众的网络问政时显得不知所措，使自身同时陷入能力和心理的双重危机。
毫无疑问，由于官员掌握着国家之公器，肩负着提供公共服务的职责，因而，在官员中间普遍存在焦虑情绪，不但会直接影响到他们的工作效率和工作质量，也会导致公众产生种种不良猜疑，引发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危机，进而有损于政府和官员的公众形象。因此，化解官员的焦虑情绪就成为当前中国政治中的一项重要课题。我认为，要化解官员的焦虑情绪大致可以从如下两个方面着手：
一方面，从官员自身的角度而言，官员要学会心理的自我调适。心理调适是指人在出现心理压力和心理障碍时，使用心理科学的方法对认知、情绪、意志、意向等心理活动进行调整，以保持或恢复正常状态的实践活动。作为官员，自身应掌握自我调适方法，建立健康的心理防御机制。
更多内容请访问：中国大学网 《官员焦虑现象解读》
38岁的周慧, 此前的仕途顺风顺水。22岁从镇党政办秘书起步, 经过县政府办秘书、综合科副科长。县司法局副局长、乡长等岗位的历练后, 33岁即担任温州市龙湾区副区长, 成为该市最年轻的副县级干部之一。
周慧的辞职令很多人不理解, 包括他的家人。他的一位长辈将他的辞职形容为“晴天霹雳”“大家庭的巨大损失”。
不理解和反对, 似乎早在周慧的意料之中。他在辞职感言中对自己的举动解释说:“每个人都应该遵循自己内心的想法去选择自己的生活, 就像我明白我想要的是自由的、能够自我掌控的生活。”
辞职, 让周慧在官场显得有些另类, 但他却并不孤单。
这两年, 官员辞职的新闻频繁见诸报端。仅广州一地, 自2013年以来就有至少6名处级以上干部辞职下海。
除此之外, 被媒体广泛报道的辞职官员还有国家质检总局原新闻发言人陈照同, 杭州市金融办原党组书记、副主任南胜法, 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信访局原副局长黄力群等明星官员, 他们也都不约而同地在近期辞去公职, 选择下海。
事实上, 见诸报端的辞职官员只是这个特殊群体中的一小部分。据《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了解, 仅国务院某部委去年上半年辞职的公务员就多达20余人, 其中大多数为副处级以上官员。这一数字超过了该部委前年全年辞职人数的总和。
尽管对于当前中国是否迎来新一波官员下海潮舆论界仍存在分歧, 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 辞职正在成为越来越多的官员的选择。
中断的仕途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通过采访梳理后发现, 这批体制出去者在行政级别、地域和去向上呈现出一些共同的特点:以副处级、处级官员居多, 大多在35岁左右;主要来自发达地区, 如广东、浙江和北京等地;绝大部分的去向都是商界, 具体行业则是五花八门, 既有汽车、房地产、酿酒等实体经济, 也有金融业、互联网等虚拟经济, 但多数都与之前从政时主管的业务有关。
比如, 有报道称, 近几年从广州市城建系统辞职的8名官员, 除1人跳槽到建筑行业外, 其余7人全部选择到房地产企业落脚, 业务联系非常明显。
一位不愿意具名的辞职官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辞职是一个很私人化的话题, 在每一位辞职官员背后, 或许都有他不愿为人所知的原因, 比如仕途、收入、志向, 甚至对子女的培养, 很难笼统地归咎于某项政策。
尽管如此, 舆论仍认为, 当下环境客观上降低了公务员岗位的吸引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 中央明显加大反腐力度, 使得官员不好当;转变工作作风, 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 公务员灰色收入拿不到或减少, 并且容易受到公众质疑;中央加大查处裸官的力度。这种大环境的改变, 一定程度上与官员辞职有关。”国家行政学院汪玉凯教授说。
他认为, 所有迹象表明, 国家正在加大对公务员队伍的治理力度, 所以会出现“大浪淘沙”的现象。而部分公务员, 尤其是在一定领导职位上的官员也会权衡自身在政界发展的前景。
2014年8月, 深圳市大鹏新区原党工委书记刘燕辞职曾引起不小的轰动。
44岁的刘燕, 曾创造了多个深圳官场上的“奇迹”:32岁任团市委副书记, 成为深圳最年轻的副局级干部之一;36岁被任命为南山区委常委、纪委书记, 成为南山区最年轻的区委常委;38岁当选深圳团市委书记, 成为深圳最年轻的正局级干部, 也是深圳首个70后正局级女干部。
当地媒体报道称, 刘燕辞职的理由是“个人和家庭的原因”。但据新华社记者调查, 刘燕辞职的真实原因是因为她是一名裸官。她告诉新华社记者, 她丈夫上世纪80年代末留学移民, 1998年回国, 他们于同年底结婚。也就是说, 婚前, 刘燕的丈夫已经是外籍人士。
仕途受阻, 历来就是中国官员辞去公职的主要原因之一。
吴敏一被称为温州下海高官第一人, 于2003年5月辞职。他曾坦诚地告诉媒体, 他辞官和当时温州市换届中未能当上市长有直接关系。
“对于从政的人来说, 更高的职务意味着更大的发挥平台和更广阔的发挥空间。但能不能做市长不是我能决定的, 这里有很多我不能控制的决定因素。当得知没有这种可能性时, 我就选择人生新的目标, 决定去商界尝试一下。”他说。
在温州期间, 吴敏一一手打造数码温州、信用温州, 并大力推动温州信用体系的建立和政府改革。如今, 数码温州已成为“新温州模式”的一个重要内容, 而吴敏一也被称为该工程的总设计师。
一位不愿具名的辞职官员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 很多人之所以选择在县处级岗位辞职,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再往上升难度太大”“你熬一辈子, 最后最多到副厅, 还不如趁年轻, 出去闯一闯”。
有数据显示, 能够升至处级的中国公务员有60万, 其中只有6000人可以成为厅局级后备干部, 至少需要11年才能升到正厅局级。
就辞职原因而言, 廖曜中无疑是这个群体中一个另类。
曾任湖南衡阳市司法局副局长的他, 2011年10月与时任司法局局长在“进干部”入选上产生分歧, 继而在党委会上“互殴”, 并最终导致他结束了25年的公职生涯, 在2013年12月辞职。
事隔多年后, 廖曜中谈起此事仍难掩内心的激动。他告诉记者, “当时我觉得很窝囊。我为什么要做一个窝囊的人?人生几何?总是这么窝囊、委屈地活着, 有什么意义?他压了我这么多年, 我是个男人, 必须站出来, 冲冠一怒!”
但就是因为他这“冲冠一怒”, 官场上的朋友开始疏远地, 甚至躲着他走。互殴事件过去后几个月, 组织部想调他到衡阳贸促会, 廖曜中不愿意, 结果领导告诉他:“人家不想与你为伍, 你这种性格, 人家谁敢要你?”
廖曜中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 事实上, 让他下决心辞职的, 是看不惯当地官场上那一套, “我感觉人活着要有尊严, 我为什么要按官场中的生活模式来活?”
钱的事儿
除了仕途, 收入始终是辞职官员一个无法绕开的话题。
去年6月, 北京基层法官张伟晒出了辞职前的最后一张工资条:实发收入5555.8元。虽然在媒体采访中他一再强调, 辞官“真不是钱的事儿”, 但薪酬低促使很多人离开体制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2012年7月, 四川泸州古蔺县石宝镇原副镇长赵光华辞职时, 发表了一篇《我为什么要辞去副镇长职务和公务员身份》的感言信, 吐槽工作压力大、收入低, 工资仅够给孩子买奶粉和尿布, 工作6年了还靠父母接济养家糊口。
如今当律师的赵光华, 收入是以前的五六倍。他告诉媒体, 辞职后, 近2万元的月收入, 除去房车按揭和生活必需开支外, 还能剩5000多元, “再不像以前那么拮据, 也不用父母接济了。”
公务员和国企高管之间的工资水平到底如问?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 2010年中国公务员工资是最低工资的6倍;而国企高管的薪水是最低工资的98倍。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高文书介绍, 公务员薪酬在全部19个行业中的排名, 2008年为第8位, 2009年为第9位, 2010年为第11位, 2011年已下降到第12位。
高文书认为, 目前我国公务员工资仅仅是与社会平均工资基本持平而已。从变化趋势看, 近年来公务员工资是相对下降的。
据《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了解, 在北京从国家部委辞职的官员, 进入企业后, 收入基本上都可以翻上五六倍。一位刚辞职去外企的正科级官员告诉记者, 他现在的年薪是30万, 比他原来的领导还要多得多。
体制内外
一位刚离开国家某部委不久的辞职官员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 对于辞职, 他们需要权衡的因素很多, 包括个人的前途、家庭、收入、社会地位、别人的评价……
“有时候真的很纠结。”他说。
这位辞职官员说, 在整个过程中, 最让他们不舍的还是体制内的身份。“一旦脱掉这身衣服, 你很可能会发现, 你什么也不是。”他告诉记者, 辞职后他感觉最大的变化是“以前是别人求你办事, 现在是你求别人办事”。这种身份的转变并不是所有官员都能适应的。
辞职是一个隐秘的话题, 在官场更是如此。
浙江省平阳县原副县长周慧在辞职感言中有过这样的感慨:“辞职只不过是换工作, 换地点。但如果这个职位是个官位, 而且是个有点分量的官位, 事情就变得复杂了。如果辞官的这个人在某种程度上前景还被看好的话, 情况就更引人测目了。我想, 这就是中国式辞官。”
一旦辞去公职, 跳出体制, 除了获得丰厚的报酬外, 这些辞职官员认为, 最大的享受就是没有了之前官场上的束缚和压力。
赵光华辞职前曾分管镇上的交通。他对采访他的记者说, 以前当副镇长晚上睡觉的时候, 要是外面下起了大雨, 他总是担心会不会有地方滑坡, 翻来覆去睡不着。“但现在晚上就算雨再大, 我也能睡个安稳觉。”
曾担任北京市昌平区委书记、区长的关成华, 2011年辞职后, 重返大学校园。如今, 人在哈佛大学的他给自己的生活定了三大任务:读书、观察和思考。
关成华婉拒了《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的采访。不过, 他在一篇文章中这样描述他辞职后的生活:“少了电话;没了应酬, 终于能够尽享自由思考的宁静;远离喧闹, 脱身诱惑, 可以随时倾听自己内心的呼唤。拥有充分的时间来慢慢咀嚼和细细体味很多知识和道理, 对于性格上本属慢热型的我来说更是个恩赐。”
破除“官本位”
回顾历史不难发现, 体制内的人才曾多次集中“溢出”流向市场, 并形成一次次官员下海的浪潮。
在首次下海潮中, 一些职务较低的官员们成为了中国官场第一批“下海”者, 而且大多是“半下海”。所谓“半下海”, 是指体制内的一种洗牌:如机构改革后编制的缩减, 于是有些官员平级调到部门下属的单位与企业中文当领导。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 官员下海掀起第二次浪潮。这一拨人比1980年代中期的下海官员, 无论在学历、经验。官位上, 都高出不少。与前两次不同的是, 这批“下海”的官员大多身居要职, 而且去向基本都是私营企业和一些私人资方控股的上市公司;“下海”的方式也不再是过去的停薪留职, 而是辞职或提前退休。
代表人物包括温州市原副市长吴敏一、林佩云, 江苏东台市原市长王小平、海虹口区原区长程光、琼海市副市长王进等。他们中大部分人辞职后都步入企业高管行列, 也有一部分人自己创业。
湖南科技大学经济学教师唐志军一直在关注官员辞职现象。他撰文称, 回顾历史不难发现, 在改革开放35年的历程中, 官员“下海”现象往往与市场作用的强化联系紧密。
他写道:“上世纪80年代, 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 大量计划体制下的官员纷纷下海经商, 出现第一轮官员‘下海’潮;上世纪90年代邓小平视察南方加快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 民营企业政治地位提高为新一轮官员下海创造条件;此外, 上世纪90年代末, 中国政府机构改革与人员精简力度空前, 再次诱发了第三轮官员下海现象的出现。”
唐志军认为, 在过去的十多年里, 某种程度上, 不是市场化了, 不是放权分权了, 而是官僚化和政府对资源、对社会的进一步控制。
“所以, 我们看到, 过去十多年中国出现了公务员考试热、人们对体制内身份的无限向往和权力腐败。”他说。
“有些官员的官本位思想不但没有淡化反而越来越增强。”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也表示, “这些年来政府通过权力获取资源的能力在增强, 一方面, 在政府工作可以获得优厚的待遇和社会资源, 另一方面, 现在市场上获取成功的难度也越来越大了。”
唐志军认为, 这两年官员辞职现象增多, 与十八大后出台的一系列政策制度有密切的联系。
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并强调破除“官本位”观念, 推进干部能上能下、能进能出。
“这些如能切实落实, 都将有利于人员的双向流动。”唐志军说, 而官员“下海”潮也有助于催生一批优秀的企业家, 支持更多的民营企业做大做强, 为实体经济注入活力。
而在这个过程中, 改变的还有辞职官员本人。
赞美唐太宗李世民的《贞观长歌》正在热播。在我国历史上，贞观时期确实呈现出“中国既安，四夷自服”，文治武功都达到空前的盛况，唐太宗也就成为“前无古人”的成功皇帝。“纳谏”和“用人”是唐太宗成就伟业的两大法宝，“兼听则明，偏信则暗”，“水可载舟，亦可覆舟”，“以人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也就成为“明君”们“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葵花宝典”。践行不踐行则是另一回事。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范文澜的《中国历史简编》中有一段记载：唐高宗李治是长孙皇后的儿子，得母舅长孙无忌的鼎力相助，才被选为太子。649年，唐高宗继位，长孙无忌等要臣遵守贞观遗规，执掌朝政。654年，他从尼寺里取唐太宗的幼妾武则天入宫，宠爱有加。655年，他废皇后王氏，立武则天为后。武则天的辉煌是“大唐帝国”历史上的又一创举，另当别论；可是这改国号的易帜之举，绝不是唐太宗的初衷。其实，“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自古皆然，是不是“遗传规律”，尙待专家研究。唐高祖李渊，昏庸无能，嗜酒好色，“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隋朝旧吏裴寂与之沆瀣一气，裴寂私送宫女给他，通昼夜饮酒作乐。起兵之后，又接受裴寂送来的500宫女，登帝位后自然对裴寂厚爱非常。唐太宗“纳妾”是继承其父“风流基因”，这在今日倡导的“儒学热”中，虽然不公开赞美这种“遗风”，但在美化“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戏说”中，多有溢美之辞。时下对名人“老夫少妻”和“少夫老妻”“违背自然规律的‘不守恒定律’”也是唾涎三尺，赞扬之词让人起鸡皮疙瘩。
“食色，性也”。“儒学”的倡导者据此演绎出各种“风流倜傥”、“荒诞不经”的千古奇观。浏览《中国历代误政300例》，其中的《修养类•淫纵篇》多是披露官员“金屋藏娇”的逸闻。今天读来，对我们的廉政建设仍有警示作用。《左传•宣公十年》有“陈灵公荒淫取祸”的记载。“陈灵公与孔宁、仪行父都和大夫御叔之妻夏姬私通，穿衣时都着上一件夏姬的近身衣服，在宫廷上以此戏乐”。夏姬之子舒乐不堪其辱，刺杀之。《宋书•后妃传》记录了“刘彧以观裸妇为乐”的丑陋行为。这位南朝帝王刘彧竟然于宫内聚会宴乐，令妇人裸露身体以共观赏，寻欢作乐。今天的“脱衣舞”则大类此风。《陈书》记载，末代君王“陈后主”，荒于酒色，每日与美人斯混，不理朝政，亡国之时还在唱《临春乐》、《玉树后庭花》。《旧唐书》记录了武则天的荒诞生活，选美少男进宫侍奉。有了“猛男”薛怀义、张易之、张昌宗，还嫌不够。竟然有门卫自荐，“阳具硕壮，技巧高超，超过薛怀义，愿意侍奉”。《宋书•前废帝纪》记下“山阴公主索要面首30人”的奇闻，公主曰，“陛下六宫万数，而妾唯驸马一人。事不均平，一何至此！”帝乃为公主置面首左右30人，“谁说女子不如男”？
2010-04-23 湖北公务员网 【字体: 】
建立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是反对腐败的一剂猛药
新疆阿勒泰地区于今年元月初一率先在全国试行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把过去通行的官员“收入申报”扩大为“财产申报”，近又闻即将在金秋十月召开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要把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作为新的制度性安排，以满足广大人民对反对官员腐败的新期待。
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是民主政治的机制之一，当今世界各国普遍实行，被认为是行之有效的反腐败“阳光方案”。我国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从1988年立法动议至今，虽然民间的呼声日渐高涨，却仍然没有得到有效的推动与落实。如今，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已经成为重要的公共议题，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关注。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及其理念是民主政治发展的必然，是权力接受社会监督的必然。
严格意义上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有三个重要特点或环节：一是具有公示环节，二是对于申报内容进行审查的环节，三是对于谎报、瞒报行为进行惩治的环节。但是，干部诚实信用失缺的严重程度估计不足;对监督主体认识不清，最主要的监督主体(人民群众)没有参与其中;没有建立全民信用卡制度，由此加大了干部财产转移、瞒报的可能性，并削弱了银行的监控作用。少了内容审查和结果公示这些环节，出现了一个人为设置的盲区，使得干部收入申报这项本该发现问题、预防腐败的制度，成为不透明的和缺失必要环节的暗箱操作制度。
鉴于目前建立我国制定财产申报法的条件还不具备最基本的条件，在真正意义上的财产申报法出台之前，我们可以充分利用已有的制度资源，通过增加环节来完善现有的干部收入申报规定。
具体而言，申报对象可以逐步扩大到所有的国家工作人员及其家属。就国家工作人员来讲，除了对他们进行任职、离任时的审计外，还应要求他们在任职前、任期间、离任时对自己和家庭的财产进行如实申报，其申报范围可依具体申报对象的工作性质及其重要程度作不同的规定，其具体操作除了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外，可逐步交由银行执行或监督。
为此，可以增加三个环节：一是审核环节，即审查核对环节，通过检查核实申报内容;二是公示环节，申报结果的公示范围可以视条件的成熟程度而逐步扩大，可以先做到同级公示，即在班子内或同级干部中公开，由人大产生的干部的收入申报在人大中公示;这里不应有“秘密申报”部分，也即不应有暗箱操作部分;三是追究环节，根据检查结果，对于不如实申报收入，或瞒报、漏报、谎报者做出严肃处理，给予党纪、政纪处分;对于多次谎报者应免去其领导职务;四是信用记录环节，对于是否如实申报的情况应记录在案。建议各单位纪检监部门有必要对现任干部任职以来历次收入申报记录进行一次大检查，使检查结果进入干部信用档案(所以必须先建立干部信用档案)，以供组织部门任免干部时参考。
不论历史与现实有多大差别，在描述腐败现象时，惊人的雷同表现在：（1）权力与金钱共生；（2）特权与财富交辉。从形式上看，历史上的腐败与现代腐败十分相似，即政治地位与经济利益共存，得其一便自然顺得其二。但现实的制度结构毕竟与历史上的不完全等同。现代腐败的制度根源在于必须用公共权力来催化和建立市场制度，而历史上的腐败则基于各国都在劫难逃的政治特权。
《亚洲华尔街日报》在2001年做过一个千年全球最富50人排行榜，中国有6人“光荣”上榜，他们分别是成吉思汗、忽必烈、明朝太监刘瑾、清朝大贪官和珅、伍秉鉴和民国政府的财政部长宋子文。他们之中没有一个是真正的商人，却共享了一个“官”字，而且都不是小官。6个人全部是中国最有权和接近最有权的人。
和珅的个人财产约合1900年的10亿美金，相当于国家全年财政岁入，慈禧太后挪用海军军费建自家的养老院——颐和园——一个国家腐败的记录原因。
一个所谓负责任的政府，是可回答质询的政府。当各级人大代表有能力质询政府各项收入和审议支出款项，并对政府的回答不持严重异议时，中国的政治文明将进入一个新时代。换个角度，政府编制财政收支预案应有相当透明度，人大代表应有能力通过民主程序审议，这将意味着进一步为政府在政治上减负，不致责任过重和权力过大。毫无疑问，做到这一点是需要时间和条件的。
客观地说，古代中国政府各级官吏们既为百姓提供了质次价高的公共服务，管理着公共事务，同时在捞钱方面也绝对长了一双有效率的黑手——尤其是学起来易如反掌。在腐败问题上，第一要务是制度而不是个人品行，中国自古存留在公共管理制度中的痼疾之一就在于，上面从不知道，也不想弄清楚下面应付日常公务应该花多少钱，以及应该向衙门里的人支付多少钱才合理。总之是事多钱少，政府拨的钱不够，于是辅之以纵容乱收钱的“政策”，或者听任权钱交易发挥作用，结果造成各地的“规矩”不一样，行政管理就乱了套。
不难理解，如果合理的要求得不到合理的满足，就必然靠不合理的方式来满足，你就很难看清合理的服务收费与搜刮民财之间的黄金分割线。现代行政“问责制”是重心向下的，由纳税人审视“养多少人，花多少钱，办多少事”，这时，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上级政府省心省力；而传统问责制是眼睛向上的。古今的实践都证明了，下级官员糊弄百姓和欺骗上级官员有多大的积极性和多么惊人的效率。
中国清末官员的收入构成晚清（朝）时期，中国历史上的政治腐败随着各种矛盾的加剧达到了新的强度。首先，靠从农民那里收地租是赚钱不多的。根据张仲礼先生的细致研究，将中国作为一个整体来说，“在19世纪后期大约有三分之一的土地属于向地主交租的土地„„如果这些绅士平均收取的地租为每亩1两银子，绅士们收到的地租总额就是2.25亿两银子”，“如果这一总额被当时全国150万名绅士均分，每个绅士获得不足150两一年„„出自土地的收入确实是非常微薄的，但即使如此，由于土地对官吏具有光宗耀祖和比阔斗富的特殊效用，因此，有钱人有地便成为明摆着的腐败证据。例如，西方人士称，李鸿章拥有几十万英亩的土地，他们称李鸿章为全世界的首富，其值得炫耀的程度能达到“为李家吠叫的每条狗都是肥的”。在19世纪后期，袁世凯的叔叔（一个祖籍河南的高官）在一封关于分割祖产的信件中透露，要分割的财产为5000余亩土地。
第二，在当时，官员固定收入的总额仅有629.5万两银子，而额外收入大约是固定收入的19倍。估计做官的绅士们总收入达12100万两银子一年，这一大宗银子由23000位现任官员分享。“平均每个官员一年的总收入5000多两银子。”可见腐败之惨烈于中华之状。
第三，基层官员的收入中合情合理的部分，与不合情理及敲诈部分的界限极为模糊。1
中国民间离天高离皇帝远——往往无法无天，留在家乡那些饱读了儒家经典及有功名的绅士调解基层社会纠纷，有效地补充了政府功能的不足部分。在解决了私人间的争端后，当事人通常会送上一些礼金。
调解民间纠纷获得的收入叫“规费”，办理地方公共事务的收入称“经理费”，“从绅士服务中获得的总收入，包括经理费和规费，估计为1.11亿两银子左右。出自这些来源的绅士收入数量几乎和做官绅士收入的总额相当，其中有些人左右逢源，同时从这两种来源获得收入。换句话说，在所有的绅士中，约有三分之二的绅士从这宗收入中分到了一杯羹。提供这类服务的绅士平均每年能得到110两以上的银子”。
最后，我们眼睛朝上，看看七品知县以上的官吏收入几何？
从历史上看，古代中国政府是颇为关心廉政问题的，无论西方政府在“高薪养廉”问题上有多少聪明的举措，中国无疑是“高薪养廉”规模最大的实践者。一方面，政府不养廉不行，另一方面，政府的高薪似未养出“廉”来。在清朝，最贻笑四方的事情莫过于，在政府的正式制度安排中，由政府开支的养廉银比正式俸禄多得多。比如江苏省一个知县每年的养廉银为1000两至1800两银子，而他的俸禄每年只有45两，还不足养廉银的5%。一个知县的一套官服价值300两至400两银子，约相当于他三年的俸禄。总不能叫七品以上朝廷命官都着粗布衣升堂吧。江苏巡抚每年的养廉银为12000两银子，而他的薪俸只有150两，为养廉银的八十分之一。
历史证明，中国积淀了一种可悲的政治文化：做官当老爷合乎逻辑，升官发财有必然性，腐败只不过是描述权钱关系超过了一定心理限度的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