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行政体制改革论文

我们行政体制改革论文（共8篇）

我们行政体制改革论文 篇1

众所周知，依法行政是现代民主国家的一项基本标志，它包含了两个层次的含义：一是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权利;二是司法机关依法约束行政行为，前者是后者的最终目的，后者是前者的救济措施。改革开放十多年来，我国在依法行政方面做了不少努力，也确实有了显著的成效。但笔者最近接触的一起行政诉讼却让人难以对现状表示满意，因为其中暴露的许多问题令人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于是文以载之，望能与诸位同道一同参详。

案情并不复杂：某工商分局宣称保税区规划调整，强令区内一家中外合资企业迁出，或者另购新房注册。该企业不同意，即被强行收取营业执照，并拒绝给予年检。接着，该分局又以未及时年检为由于8月吊销了该企业的营业执照。但奇怪的是被处罚人事先并未得到任何通知，事后也未收到处罚决定书，直到涉及一起民事诉讼时，才恍然发觉自己早已在两年多以前就失去了主体资格。该企业当然不服，于是向该区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但判决却是维持处罚决定;再向中级法院上诉，结果仍然是维持。

笔者不想在这里讨论该企业是否该罚、处罚本身在实体上是否合理;也不想否认本案已经两审，基本上尘埃落定，但实在无法忽略案件审理过程中出现的几个疑问：

一、授权可以适用类推吗?

原告上诉的主要理由之一，就是被告没有吊销其营业执照的处罚权限。理由是《企业法人登记管理实施细则》第64条和国家工商局《关于进一步明确外商投资企业登记管理工作职责有关问题的通知》第1条规定：国家工商局是外商投资企业的“登记机关”，而地方工商局经授权可以成为“登记管理机关”：“登记管理机关”没有吊销外商投资企业营业执照的处罚权。换言之，地方工商局只有获得明确的处罚授权后，才能吊销外商投资企业的营业执照。而上述工商分局只有登记管理的授权书，而没有吊销处罚的授权书，所以很明显属于越权行政行为。

但法院却依据国家工商局给福建省工商局的一纸批复，推导出上述工商分局也有权进行该项处罚的结论。且不论我国成文法的法律制度何时赋予了法官如此程度的自由裁量权，单就这种“授权也可以类推”的`方法论而言，即使是在“罪行法定”原则确立之前，恐怕也不会被认可吧?

二、听证能否由他人代劳?

原告起诉的另一项重要理由，是被告听政程序违法。我们知道，听证是做出吊销营业执照等较重处罚前的法定必经程序，《上海市行政处罚听证程序施行规定》更是对听证的机关、形式、程序作了严格而详细的的规定。以听证告知为例，就包括要制作听证告知书、要由听证组织机关发布告知、告知要载明当事人的姓名或名称、加盖该行政机关的公章等。但本案中的工商分局作为法定的听证组织机关，却从未发布过听证告知书，不论是公共媒体形式还是直接邮寄形式，都没有过。有的仅仅是其上级机关-市工商局在报纸上的一则通告，该通告既不是听证组织机关做出的，也没有载明企业的名称(只是泛指所有未及时年检的企业)，更没有加盖工商分局的公章，严重违反了《行政处罚法》和《上海市听证程序》。

但就是这样的通告，竟被一审法院认定为合法的听证告知，而二审判决干脆就对听证程序避而不谈。于是，听证程序成了可以任意由其他机关代劳的可有可无的过场。

三、公告送达允许随意选用吗?

《行政处罚法》规定：行政处罚决定书必须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应在七日内依照民诉法的规定送达当事人。《民事诉讼法》关于送达的规定是：受送达人是法人的，由其法定代表人签收;直接送达有困难的，应当邮寄送达;受送达人下落不明的，或者用本节规定的其他方式(直接、邮寄、留置、代收、转交、委托)仍无法送达的，公告送达。

而本案中的工商分局从未就处罚决定与受处罚企业的法人代表进行过电话、传真、邮寄、E-MAIL或其他任何方式的任何联系，也从未向该企业注册地址寄出过处罚决定书，而是直接予以公告。说是“公告”，其实只是在机关大院内的报栏上贴了一张海报。而且庭审中被告举证的照片，既无标题，也无日期，根本难以证明这就是处罚公告。但两审法院却以被告在处罚前近两个月进行过一次回访，发觉该企业主要营业地另有他址为由，支持工商局直接公告的做法。试问：仅以这样的理由，就能想当然地跳过法定程序吗?

针对上述三个问题，笔者认为：权限是具体行政行为的前提，授权必须是明确而

我们行政体制改革论文 篇2

1 行政生态理论

所谓行政生态研究, 是指研究一国行政制度与行为时, 不可只从行政本身作孤立地描述和比较, 而必须进一步了解它与周围环境间的相互影响[1]。行政生态研究理论是19世纪中后期兴起的生态学理论与研究方法应用到行政学领域的结果。因此, 行政生态研究的一般理论框架主要由生态学理论和研究方法构成。首先, 有机体与其外在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其次, 有机体与其外在环境之间存在着一种功能上的相互依存关系, 当其中一方的功能发生变化时, 另一方的功能乃至整个生态系统都要受到影响, 并发生相适应的变化;再次, 有机体与其外在环境之间存在着动态平衡关系, 即有机体与外在环境间信息交换过程, 呈现出来的一种动态连续性与均衡性状态;最后, 生态研究的泛学科性, 即指生态学研究与经济学、政治学、人类学、社会学乃至各种自然科学之间具有关联性, 往往要运用这些相关学科的理论与方法, 才能对特定有机体与其外在环境间的相互关系进行系统地理解和把握。

高斯认为, 行政生态研究的目的在于“找到个人能够对自己所处的环境施加某种影响的新满足和新机会”, 因为“它将导致很多人对政府职能的根源、公众态度和管理问题所产生的不同环境做细致的观察”, “通过公共手段建立起某种新体制的基础”, 最终实现其研究目的。“只有以生态的观点才能了解这些国家的政治与行政, 亦即从非行政的因素去观察行政”。由此可见, 行政生态研究的直接出发点, 正在于要使“我们对官僚治体及其他社会制度的探讨上, 将可获得更佳地了解”, 即目的在于要对行政制度及其行为进行更系统、全面地掌握与理解。

2 我国基层政府行政体制改革的发展

2.1 取得的成果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行政体制改革以“下放权力、转变职能”为重点, 自上而下, 逐步向纵深推进, 取得了巨大成就。

(1) 地方基层政府机构简化有所成效。根据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 从中央向地方政府逐步推进, 撤乡并镇, 精简基层政府规模和干部数量。

(2) 地方政府人事制度、中国特色的公务员制度、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不断推进。随着公务员法的颁布, 基层政府机构在改革中能较大范围内推行竞争上岗和岗位轮换, 使多年来机关干部能上不能下、能进不能出的状况得到了初步改变, 也促使一批优秀年轻干部脱颖而出。

(3) 基层政府职能转变取得一定的成果。基层政府的角色转变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我国的建立开始, 在此之后, 基层政府积极鼓励群众学习创新, 从一刀切的管理者渐渐演变为推动发展的掌舵者。

(4) 基层政府管理逐步走向公开化、透明化、法制化。基层政府通过公告栏、广播、电视等媒介, 和基层群众一起学习有关法律、规章;积极传达行政管理活动的办理程序、受理条件、受理时限、收费标准等, 扩大公众监督政府的途径。

(5) 基层行政法制建设取得长足进步。基层民主选举等法律、法规的修改制定对于保障农民群众的利益以及促进廉政建设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2.2 我国基层行政体制改革面临的挑战

进入21世纪, 随着我国加入WTO、进一步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进程, 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进入攻坚阶段, 我国的政府行政体制改革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压力。

(1) 传统的行政惯性成为深化改革的阻力。在意识形态方面, 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形成的坚韧的“吏治—人治”传统, 以及以居于中国传统文化主导地位的儒家文化为精神支撑的、缺乏现代法治精神的文化背景, 形成根深蒂固的“官本位”文化, 至今仍然左右许多政府官员的思维方式和执政方式;而且, 更令人担忧的是, 在近年来的公务员制度改革中, 由于官员治理模式滞后, 使得与干部选拔制度密切联系的“官本位”文化不仅没有淡化, 反而有强化的趋势。

(2) 缺乏完善的社会沟通体制, 权利形式中存在致命的弊端。目前, 无论在城市还是在农村基层社会中, 民主自治的推进依然是一个需要高度关注的重大问题。城市社区的自主管理模式中如何界定各级政府之间的职能、农村推进村民自治中如何处理好村委会与党委之间的关系等问题, 都还值得进一步探索。腐败官员的行为、制度导致的政府强权, 使社会的认同度大大降低。如果这种历史和现实早已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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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错误制度安排不能彻底纠正, 那么, 权利腐败、买官晋爵和“逆淘汰”趋势将无法遏制。长此以往, 其对政府的威信和法制信仰的危害是难以估量的[2]。

3 行政生态理论对我国基层政府行政体制改革的启示

3.1 改革政治制度, 创造生态行政管理系统

针对我国目前的基层政府行政管理体制存在的弊端, 在不断推进基层经济体制建设的同时, 必须进行基层政府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

(1) 基层政府要积极放权。基层政府部门要在实现近期目标的同时, 不忽视中、长期的战略目标, 避免因小失大;保持经济与自然环境的协调发展, 保证地区和国家可持续发展的实现。

(2) 基层政府社会职能由管理向服务转变。运用市场机制来进行管理, 基层政府的使命是在中央政府的领导下搞好服务。在生态环境问题上, 要更多地运用市场规律从事行政管理, 减少环境污染的最有效方法是对污染排放者收取排污费, 而不是强制要求停产。

(3) 实现“政治生态”。所谓政治生态化, 就是把政治与生态有机辨证地统一起来, 最终促进政府与生态环境持续健康稳定发展。政治生态化要求基层政府以政策、法令、规章制度、教育方式等对环境保护进行直接干预, 同时政府的政策、法令、规章制度、教育方式, 对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公众行为的影响又间接影响地方生态环境的保护。我国许多基层政府曾因决策失误导致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 这就要求基层政府必须用更多的财力、物力、人力来维护生态环境的持续发展, 促进地区政治、经济、社会发展与全球生态环境协调发展。

3.2 积极落实国家公务员制度, 改造基层行政文化

基层政府要实现“善治”的目标就必须积极落实现有的公务员制度, 确保基层政府的各级官员真正由公民通过自由而公正的选举产生, 从制度上保证政府官员成为人民利益的真实代表。另外, 也必须建立和完善公民约束和监督政府的有效机制, 保证基层政府官员违背大多数选民的利益时, 公民能够按照法律和制度有效地剥夺违法或不称职的官员的权力。在此基础上, 推动现代行政伦理建设, 促进基层公务员观念的根本转变。

3.3 为基层企业创造优良的经济环境

基层政府必须采取得力措施切实保护环境资源, 鼓励环境资源的有效利用, 使经济活动的收益能全面而准确地反映包括资源环境在内的各种实际影响。例如, 政府可以用拍卖排放污染许可证的办法来控制污染量。政府根据人类对某一环境资源的生态需求状况, 先确定该环境资源的生态环境质量等级, 然后通过科学计算和经验估算, 确定该环境的环境容量 (即污染物的排放量) , 这个最大纳污量就是向该环境资源排放某一类污染物 (如废水、废气、废渣) 的所有当事人允许的污染排放量总和。政府可以把这一污染物最大排放量公开拍卖, 把排污许可证 (即污染权) 分配给消除污染费用最高的经济当事人[3]。

3.4 加强对可持续发展法规的执法力度

基层加强行政立法工作, 依法行政, 加大行政执法力度, 对于各类破坏生态环境的违法案件坚决予以查处[4]。要把环境作为国家的一种极其重要的资源和财产来管理, 建立环境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排污许可证及收费制度, 加大执法检查力度, 同时要积极借鉴国外地方政府的先进环保管理经验, 提高自身的环境管理能力, 严惩破坏环境资源的犯罪行为, 针对当前执法活动中的薄弱环节, 严格进行执法监督, 使基层行政管理走上法制化轨道[5]。

3.5 推进基层“公民社会”建设, 奠定基层现代法制基础

提高基层群众的公民参政议政的积极性与自动性, 是培养成熟的公民社会也是改造行政生态的重要内容。由于公民社会是现代政府建立的基础, 宪政的实施、法治的有效推行, 必须深深根植于人民大众特别是基层农民的普法精神和法律信仰之上[6]。地方政府公共行政的现代化来源于参与社会管理的过程、来源于法治的实践, 因此, 我国加快基层“公民社会”建设的关键在于“还权于民”、“还权于社会”, 在于为基层群众创造更多的参政议政的渠道和形式, 发展良好的基层社会组织和团体, 这不仅是现代治理的基本法则和社会现代化的必然趋势, 也是我国社会培养成熟的“公民社会”的必由之路。

参考文献

[1]张国庆.行政管理学概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2]薛刚凌.行政体制改革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3]彭文贤.行政生态学[M].台湾: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 1988.

[4]郭济.中国行政改革的现状和趋势[J].中国行政管理, 2000 (9) :3-5.

[5]陈世香.美国生态行政理论的形成及其启示[J].科技进步与对策, 2008 (8) :196-200.

我们行政体制改革论文 篇3

一、衢州市试点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的具体做法与成效

根据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和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的部署要求，衢州市从实际出发，在2004年底进行了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的试点，在综合行政执法的机构设置、职能转变和定位、执法范围内容、管理体制以及运行机制等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并取得一些成效。

（一）建立了综合行政执法体制

衢州系浙江省实行综合行政执法的唯一试点地市，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属本级政府的组成部门，依法集中行使综合行政执法权。主要职能归纳为“十一加一”，“十一”是指主要履行行政执法的职能，即市容环境卫生、园林绿化、市政工程、公用事业、建筑施工、房地产、城乡规划和工商行政、环境保护、公安交通、卫生方面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全部和部分的行政处罚权以及与之相关的监督检查权；“一”是指履行市政府交办的其他职责，主要是执行市政府的公共政策，我们理解为城市管理的职能。从编制上看，衢州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工作人员全部是公务员编制，较好地解决了执法主体资格的问题。市综合行政执法局不仅承担了行政执法的工作，而且执行着大量地市政府的公共政策，承担了相当一部分城市管理的职能。目前，根据有关文件精神，应由市政府职能管理部门履行的各项执法职能正逐步集中到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其次，根据衢州市的实际，确定了以市为主、一级执法的垂直管理体制，在规划控制区内按区域设立五个支队，规划控制区以外设立两个分局具体管理衢江、柯城两区的农村地域，以利于集中统一领导，确保行政执法渠道畅通、政令统一，并利于统筹城乡社会管理，确保公平公正。三是严格执行“罚缴分离”、“收支两条线”制度，实行罚没款全款上缴财政，行政执法所有经费由财政保障的办法，彻底杜绝以罚代管、以权谋利、罚款与福利待遇挂钩等不当做法。四是为有利于保障综合行政执法工作，由市公安局设立治安支队城市管理警察大队派驻到综合执法局，业务受综合执法局指导，主要配合综合执法局工作，防止暴力抗法事件发生。通过体制理顺，初步建立了结构比较合理、内容比较完整、方法比较科学的执法框架体系，执法效率明显提高。

（二）不断完善、创新行政执法机制

一是加强了层级考核机制建设，科学制定考核方案，从队伍建设、职能履行、执法业务三方面明确考核比重和工作职责；考核结果和人员使用、评先树优、经济利益挂钩；二是加强了网格化执法运行机制建设，着力推进精细化管理、网络化执法运作机制，正确处理网格化执法与专项执法治理、开展和配合重大活动、集中突击整治的关系，在人员、时间和工作任务上统筹安排；三是加强了综合行政执法社区联动机制建设，实行辖区执法支队负责人街道（乡镇）挂职工作制度，深化“阳光执法”活动，逐步完善执法密切联系社区工作机制；四是加强了公安保障机制建设，密切综合行政执法公安保障协作，建立健全公安保障执法工作办案制度、联络员制度、例会制度、情况反馈制度等四项机制；五是加强了综合行政执法外部协调机制建设，积极沟通市法制办、法院、建设、规划、工商、公安、环保、财政、纪检监察等有关部门，进一步完善与有关部门的工作例会、配合协作、文件会签等制度。

（三）全面提高行政执法队伍素质

市综合行政执法局自成立以来就全面推进行政执法队伍的规范化管理和制度化建设。一是强调执法观念，促进工作思维转变。大力提倡用法律的思维考虑问题，用法律的语言解决问题的工作方式，有效地推动了原来的城管思维向执法思维、城管行为向执法行为的转变，强化了行政执法人员的法制观念和忠于法律的意识。二是加强业务培训，促进队伍素质提升。通过执法资格考试培训、法律业务培训、法律学历进修和业务交流等形式，有效提升了队伍的整体法律素养。三是加强案件审核力度，促进案件规范办理。综合行政执法面向的范围广、权力比较集中，因此，行政执法队伍的行为规范化对有效控制执法过程的合法有效就尤为必要。通过规范执法程序，明确审批权限，加强办案指导和审核，做好案件听证和专家论证等，规范了案件的办理。四是注重制度建设，促进执法监督落实。

（四）建立、健全行政执法责任制

行政执法责任制是规范和监督行政执法活动的一项重要制度。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成立运行以来一直致力于行政执法责任制的建立和完善。通过梳理执法依据、分解执法职权以及确定执法责任等方式，建立行政执法过错责任制和行政执法错案追究制等制度，强化执法责任，明确执法程序和执法标准，进一步规范和监督行政执法活动，提高行政执法水平。例如，对于单位来说，综合行政法部门任何违反法定义务的不作为和乱作为的行为都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对有关行政执法人员的行政执法责任的落实，根据过错形式、危害大小、情节轻重，给予批评教育、离岗培训、调离执法岗位、取消执法资格等形式的处理；对行政执法行为在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中被认定违法或者变更、撤销等比例较高的，追究相关领导人和承办人的责任；对实施违法或者不当的行政执法行为依法依纪应采取组织处理措施的，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和规定办理。

二、综合行政执法改革中遇到的问题与原因分析

（一）法律制度还有欠缺

一是相比较其他政府部门序列的成熟有序，综合行政执法体制至今仍然没有全国统一的模式；在国家层面还没有一个统一的机构对综合行政执法进行指导，只是原则上规定集中执法权的工作是由国务院法制办来管，建设部来牵头日常工作。这样的机制让综合行政执法的合理性、合法性也因此屡受争议。

二是综合行政执法局所执行的行政法律法规已不适应社会发展，很多法律法规的规定过于原则，缺乏可操作性，对法律责任规定畸轻，导致违法主体的违法成本极低，无法起到应有的震慑作用；另外，一些部门规章，基本上都是各部门站在自己的立场上所制定的，部门利益化的立场非常明显；综合执法部门在实际执法中不可避免地要触及相关部门利益；一种违法行为可适用多个部门法的法条，零碎散乱，规范执法队员的自由裁量权较为困难。

（二）部门配合有待加强

以综合行政执法为主导的新行政执法体制改革涉及到既有利益格局和条块关系的调整, 涉及到行政权力重新划分和组织结构重组的问题。绝大多数管理部门的传统模式是“一条龙”管理，从立法到执行，从管理、审批到监督、处罚，都由一个部门决定。部门自己给自己设定权力，又自己去行使权力，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行政执法中存在很大的随意性。原来制定的各项法律都是为解决某一个问题而制定的，相互之间在立法之初就没有彼此呼应，导致实际执法过程出现法律漏洞或者法律矛盾。很多部门规章尤其反映出此类问题，现在由综合执法局集中行使处罚权，在某种程度上是在和相关部门争夺利益。综合执法机构设置后 ,触动了某些行政机关的部门利益，综合行政执法部门必然面临如何与相关行政管理部门之间衔接和协调关系的问题。

综合行政执法通过将处罚权与其他行政权进行分离，强化权力之间的监督和制约，从而减轻部门自利性的影响。但是，行政执法只是行政管理的一个环节，要实现政府管理的目的，有赖于其他行政管理环节的配合与协调才能实现。实行综合行政执法之后，相关职能（管理）部门认为失去了行政管理最有力的手段，其责任压力减轻了，因而就放松了审批许可后的监督管理，导致事前管理的责任缺失，增加了事后控制（行政处罚）的压力和执法成本；现场监督、检查以及处罚权由综合执法局行使，出现问题不是追究职能部门的责任，而往往将责任归咎于综合行政执法部门。

（三）执法保障需要完善

一是外部保障方面。主要是公安执法保障和法院执行保障。一方面，公安执法保障主要是由公安派驻城市管理警察大队到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其职能主要是配合综合行政执法局工作，防止暴力抗法事件发生。由于办案程序较复杂，环节多，使大队的保障功能受到限制。城市管理警察警力严重不足，造成阻碍执行公务的案件处理不及时，保障不到位。另一方面，综合行政执法作出的行政处罚案件面广量多，且多数执法相对人由于自身利益的原因，对综合执法部门作出的行政处罚往往不主动履行，大多数案件必须通过申请法院强制执行，严重影响了效率。由于法院执行力量不足，导致一些申请执行的案件不能及时到位，既削弱了执法的威信，也影响了行政执法的成效。

二是内部保障方面，主要是经费保障。综合行政执法工作具有劳动强度大、专业性强和执法成本高的特点，经费保障非常重要，但衢州是经济欠发达地区，属于“吃饭”财政，财政状况比较困难，目前我市相对而言财政保障与综合行政执法试点工作实际需要存在着较大的差距，福利待遇也比较低，执法保障工作需要进一步加强。

（四）政府管理的公共政策需要调整

进城务工人员和城市低收入人群，是城市市区日常执法中主要打交道的两个群体，但问题产生的根源——社会保障体制的不健全、公共配套设施不完善，是城市管理难的根本。从我国目前经济发展的水平来看，大量的下岗失业职工和数以亿计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需要解决生存问题，城市中的练摊人员并非都是农民，有相当一部分是下岗失业的城市居民，他们除了最低生活保障之外，就靠“练摊”来补贴家用。如果管理者的政策目标定得不恰当，行政执法人员在执行最末端的行政处罚权时就会遭到暴力抗法。如为了配合政府管理工作的“创卫”、“创园”等工作，行政执法局经常疲于应付，忙于奔波，但是城市管理的很多问题却还是没有根本解决。很多公共政策的问题、政策目标的设定以及涉及城市管理的种种公共问题的解决，是属于公共管理的问题，是政策层面的问题，需要政府根据社会发展状况进行相应的调整。

三、进一步推进综合行政执法改革试点工作的建议

（一）在现有行政管理体制的框架内，依法推行综合行政执法改革

综合行政执法机关应该是一个独立的行政执法主体，是行政系统的一部分，其设立应当符合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作为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举措,建议地方各市政府有效整合政府资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根据工作需要和精干的原则，设立必要的工作部门”；“自治州、县、自治县、市、市辖区的人民政府的局、科等工作部门的设立、增加、减少或者合并，由本级人民政府报请上一级人民政府批准，并报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依法设立综合行政执法部门作为政府的本级序列部门，实行综合行政执法。通过优化组织结构，减少行政层级，集中权力，强化配合和监督，将分散的行政执法权力、监督、制约职能优化重组，对现有行政执法机构实行综合设置，通过整合职能、精简压缩地方政府各行政职能部门原行政执法机构和执法队伍，地方政府设立一级政府部门综合行政执法局，直接负责综合行政执法事务，向地方政府负责并报告工作。

（二）制定地方性法规，规范行政执法程序和法律适用

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涉及到既有利益格局和条块关系的调整，涉及到权力重新划分和组织机构重组等一系列问题。法治政府要求权力和责任的对等。按照行政管理科学化和提高行征效率的要求，同一级政府所属的不同部门之间要求分工明确，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以及地方政府所属的不同层级部门之间应当划分事权，确定各自的职责和权限。综合行政执法部门以自己的名义行使专属的权力，其所行使的执法权自原来的专业部门移交后，原专业部门就不再行使这些权力，具有行政主体地位，应当独自承担相应的执法责任，遵循独立的活动规则，不再受其他部门的干涉。综合行政执法部门的成立只是解决了行政执法部门的权力冲突问题，但是，对于这种综合的、集中的行政权力运作过程中涉及到的运作程序和法律适用等问题则需要地方法规以立法的方式予以明确和规范。建议在推广综合行政执法改革模式的同时，应该以地方立法的方式设立法定、科学的、高效的行政执法程序和行政执法责任制以保障综合行政政法权力的合法行使；为综合行政执法提供法律依据，为将来制定统一的综合行政执法法规打好基础，逐步建立统一的行政执法体制，使行政执法不断专业化、规范化和科学化。

（三）打破传统的改革思维模式，创新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实行综合行政执法，原本就是一项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举措，是在现有体制下的改革。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符合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方向，改革的宗旨是促使政府更好地提供公共服务；打破了传统的条条管理的弊端。现在很多地方提出的要为综合行政执法部门在上级部门找个所谓的“婆婆”或者“父母”之类的想法是典型的传统思维方式。事实上，不同层级的政府有不同的侧重面；只有对不同层级政府的功能进行定位，按照其不同功能特点，合理划分事权，解决好各自的错位、越位和缺位问题，把中央政府和省政府转变为以宏观管理和调控为主的“决策型政府”，把市、县、乡政府转变为以向社会、企业和公众提供优质服务为主的“服务型政府”，政府职能转变的问题才能有效得到解决。因此，实行综合行政执法不仅解决长期以来的多头执法、执法扰民等问题，更重要的是，地方政府因地制宜，根据各地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实际情况，成立综合的行政执法部门，直接受地方政府的领导，可以更好地为公众提供优质的公共服务。地方政府应该重新认识行政管理职能，重新改组政府组织机构，使政府的权力和行政机关的职能既有简化又相对集中，合理配置权力资源。

（四）建立部门间信息共享机制，促进相关部门间的协调与配合

以跨部门的电子政务应用带动信息资源的交换与共享，探索政府信息资源共享机制。原则上与政府各部门协同业务相关的信息，应根据应用的需要免费交换与共享，以促进政府部门之间的信息共享，加强部门之间的业务协同和部门配合。通过跨部门的政府业务信息系统建设，在实践中发现问题，探索政府部门之间协同办公、信息交换、资源共享的体制与机制创新，带动信息资源的交换与共享。行政机关的前置管理环节，用信息化手段与其他部门建立信息共享机制，如许可、审批以信息共享的方式告知执法局，其他部门认为应该由综合行政执法局处罚的案件（行为）及时告知执法局。前置管理环节如果有违法行政等行为，执法局不去处罚，则有行政不作为之嫌疑；综合行政执法局如果发现其他相关部门有不依法行政的行为也会函告相关部门，从而形成执法部门与其他部门相互制约和相互监督的格局。

（五）加大宣传力度，使社会公众理解、认识到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的意义

由于全国各地的情况不同，以及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的经验不足，个别地方的暴力执法行为严重损害了行政执法队伍的形象。因此，应该加强对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的宣传力度，加深社会公众对综合行政执法的理解。综合行政执法的根本目的就是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利益，促进政府机关依法行政。行政执法人员利用执法过程中碰到的一些具有典型教育的案件，通过有关的电视或报纸等新闻媒体，进行宣传，充分发挥新闻舆论的正确导向作用。对于一些地方的暴力执法现象不应该片面地报道，新闻媒体应该更多地从正面报道、宣传综合行政执法的改革工作，为推进依法治国方略、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提供强大的舆论支持。同时，通过广泛的宣传也促进全民的公德意识、责任意识以及法律意识等。通过进一步加大宣传力度，积极营造有利环境，努力推进综合行政执法工作，提高行政执法效能，更好地为公众服务，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

行政体制改革研究综述 篇4

摘要：回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行政体制改革走过的历程，对中国行政体制改革在政府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中央地方关系重塑、政府与企业、社会和市场关系调整、行政决策和监管体制创新与完善等领域所取得的积极进展和主要成效加以概括综合，继而对中国行政体制改革尚未解决且与经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的问题加以研究探讨，在此基础上，展望了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未来发展趋势和路径选

关键词：行政体制改革改革开放研究综述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先后进行了六次大规模的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改革不断深入且取得了明显成效。同时，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各项改革的深入，行政体制改革已进入攻坚阶段，改革的艰巨性、风险性加大，改革的环境更为复杂。

1、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行政体制改革取得的成就

1.1政府机构改革取得显著成效

政府机构改革是行政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且易于陷入“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怪圈。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紧紧围绕职能转变和理顺职责关系，根据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已经顺利完成了五次政府机构改革。在这些改革中，1998年开始的第四次机构改革成效尤为突出：通过大幅精简政府机构及其人员编制数量，国务院部委从原有的40个减至29个，部门内设机构精简了1/4，移交给企业地方社会中介机构和行业自律组织的职能达到200多项，公务员数量从3.2万人减至1.6万人，同时，调整和撤销计划经济体制下建立的直接管理经济的专业部门，初步建立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基本适应的政府组织体系。

1.2政府职能转变稳步推进

转变政府职能是行政体制改革的重点和核心任务。1988年开始的第二次机构改革，首次提出应该按照“政企分开”的原则转变政府职能；1993年开始的第三次改革，提出应该按照“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行政管理体制”目标要求，将政府职能转向统筹规划、掌握政策、信息引导、组织协调、提供服务和检查监督；1998年开始的第四次改革，进一步明确了政府职能转变的方向，要求政府职能转变应该集中

在宏观调控、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三个方面；2003年开始的第五次改革和当前正在进行的第六次国务院“大部制”改革，按照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明确提出政府职能转变应该集中于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四个方面，建设“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

1.3中央与地方关系得到初步协调

中央与与地方关系的调整是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难点。中国行政管理学会沈荣华教授认为，正确调整央地关系的关键和核心在于能够合理划分不同层次政府之间的财力和职能。如果不同层级政府之间的事权和财权缺乏合理明确的划分，央地关系不协调问题就会成为影响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深层次问题，从而限制政府职能的有效履行。

1.4政府与企业、市场、社会的关系进一步理顺

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核心和关键是政府职能转变，而政府职能转变的核心在于正确处理政府与企业、市场和社会之间的关系，以切实解决政府职能越位、缺位和错位等问题。王蕾、孔庆书等人认为，目前中国在政府与企业、市场和社会关系调整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已初步取得成效：一是较好地处理了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深化了国有企业改革，推进了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有效落实了企业自主权，同时政府通过财税等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引导企业生产、竞争行为，加强市场监管，创造了包括公有制经济在内的不同所有制经济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二是较好地处理了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政府减少了对资源配置和微观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将经济管理职能的重心转到搞好宏观调控和创造良好的市场经济发展环境上来；三是较好地处理了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放权于社会，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社会中介组织、服务性民间组织和基层自治组织在社会公共事务管理中的作用。

1.5行政管理体制机制不断创新与完善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各级政府都在积极实践和探索，加快推进行政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和法治化，行政管理体制机制创新取得重大进展。

突出表现在：一是加强了行政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初步建立了群众参与、专家咨询和集体决策相结合的行政决策机制；二是积极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有效规范了行政审批程序，减少了行政审批环节，提高了政府行政效率；三是谋求行政权力的有效制衡，建立健全了过错责任追究制度，制定落实了法定质询、罢免的具体程序，创设了引咎辞职、责令辞职等易于实施的责任追究制度。加强了政府预算、审计、财务监督，初步做到了权责明确、监督到位和问责有力。

2、行政体制改革层面遇到的主要问题

首先，中国经济经历了28年的高增长，但也积累了一系列深层次的问题，仔细分析就会发现，这些问题几乎都与我们不合理的体制有关。比如宏观调控在某些方面的失灵，中央权威得不到应有的维护，地方主义明显抬头，这些都是中央和地方体制架构内在冲突的外部表现；再比如，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薄弱，也与传统行政管理不合理的制度安排和运行行为息息相关。还有，权力行使的非理性，权力滥用，权钱交易，官商勾结等，又是与我们至今没有建立起有效的权力制约结构有关。因此，如何突破体制障碍，从体制、制度层面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和途径，就成为我们面临的关键问题。

其次，以党政部门主导的公共政策过程，使权力部门化、部门利益化、利益法定化更加突出，部门利益已经凌驾于公众利益、甚至国家利益之上，从而导致了公共政策的扭曲、变异。这样的公共政策过程导致的直接后果是，公共政策制定的成本很高，周期很长，效率也很低，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都被消耗到并没有实质意义的部门利益的争夺、扯皮和推诿之中。与此相联系，这样的公共政策过程，也可能使政府所代表的公平、正义的天平发生倾斜，用部门利益危害社会的公共利益。目前在我国的政治生活中，之所以社会矛盾冲突凸现，群发性事件增加，除了社会转型、体制转轨、大面积农村人口的转移、社会流动性增加等客观因素外，也与这种部门利益、行业垄断、收入分配严重不公等制度、政策因素有直接的联系，这一点尤其值得我们高度关注。第三，权力行使的非理性以及由此产生的官员腐败现象还很严重。尽管新一届领导加大了反腐败的力度，采取了被称之为“四管齐下”的反腐举措，即制定党内监督条例、制定党内纪律处分条例、对中央部委的纪检检察实行垂直管理、中央对地方以及地方党政机关党政机构实行巡视制度。这些制度所发挥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但是没能有效遏制腐败在一些地方蔓延的局面。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疑虑：中国反腐败的出路究竟在那里?这种腐败蔓延的现象究竟是机制层面的，还是制度体制层面的?我们需要构建一种什么样的体制才能真正防止权力的非理性?

3、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合理走向

一个国家的行政体制一般是由它的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为主决定的，政治体制决定一个国家行政体制的性质，经济体制决定一个国家行政体制的运行方式。恩格斯曾经说过：“一切政府，甚至最专制的政府，归根到底都不过是本国状况的经济必然性的执行者。它们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好的、坏的或不好不坏的——来执行这一任务；它们可以加速和延缓经济发展及其政治和法律的结果，可是最终它们还是要遵循这种发展。”

在我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的大国里，建立一个适应市场经济需要的、富有行政权威和管理效能的行政体制，对于加快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推动经济发展和维护社会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改革中中央按照“小政府，大社会”要求制定了“三定”方案，即各部门“定职能配置、定内设机构、定人员编制”。并在三定过程中，要求重点完成职能转变、部门交叉和精简人员20％的任务。凡保留的和新设的部委或机构，属于宏观调控和监督部门、社会管理职能部门，以及关系国家经济命脉的基础行业部门和新型技术部门。这次政府体制的调整和改革的特色主要体现在：以转变职能为核心，以建立公务员制度为主要内容，以培养跨世纪人才为目的，大力开发人力资源。从世界的范围看，各国政府都面临两大挑战的考验，一是行政改革，二是公共管理，这二者又与政府的提高效率和简政放权密切相关。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正在逐步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替代。中国政府行政改革的总目标是建立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现代化、科学化、法制化的行政体制。从中央政府的角度看，行政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主要是转变政府管理职能，重塑政府与企业、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优化政府组织结构，建立国家公务员制度，加速整体性人才资源开发，并逐步形成依法行政、依法治国的管理体制模式和运行机制。

总之，行政体制的改革与优化是我国政府走向新的世纪所面临的十分迫切的任务。一方面，我国是一个有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行政机关要处理解决的各种问题、各类事务面广量大；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后，大量由立法机关通过的新法律法规需要行政机关去执行，大量由政府各部门和社会公共机构作出的法令决议需要通过行政活动去落实，社会转型对行政体制改革的需要十分迫切，所以，国家行政管理体制的优化程度，政府行政管理的科学水平，各行政机关行政工作的效率与形象均直接关系着国家的发展的水准，关系着中国人的创造潜能和活动效率的有效发挥，从而关系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的快慢。参考文献：

论我国的行政体制改革 篇5

行政管理 刘亚飞 0990202035

行政体制改革是国家行政机关为适应内部条件和外部环境变化，提供行政效率，对其组成、体制、权限、活动方式等方面调整和优化的过程。我国共进行了七次行政体制改革，大致可分为调试、转型和创新三个阶段。现在我国正处于第七次行政改革中，这是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创新阶段，被称为“第七次革命”。第七次改革是为了使行政体制符合我国经济发展的需要而进行的最彻底的一次改革。

我国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寻求的是以开放促进改革，继而以经济体制改革来促进行政体制改革的发展道路。我国现在所进行的第七次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就是建立办事高效、运转协调、行为规范的政府行政管理体系，完善国家公务员制度，建立高素质的专业化行政管理干部队伍，逐步建立适应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有中国特色的行政管理体制，强调政府职能转变到宏观调控、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方面，加强程序规范，制定法律文件保障改革的有序进行。

我国行政体制改革存在的首要问题就是路径依赖，我们是在探索中走社会主义道路，对于前方的未知让决策者们更习惯于沿袭已走过的成熟的改革方法，由此产生了行政体制改革对经济体制改革的路径依赖。其次，我国行政体制改革中人为制度建构的痕迹明显，缺乏现代理性精神和法治精神。行政体制的改革必然会触及一些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他们也会对改革产生大的阻力与影响。

我国的行政体制改革首先要打破路径依赖，避免制度锁定，我认为政府应该进行范式转换，转变政府职能，更新行政理念，完善理性官僚制，选择马克思韦伯设计的现代理性官僚体制与新的公共管理相融合的范式为新的改革路径，同时要设立动态修正机制，不断纠正路径偏差，避免再次出现制度锁定，在改革的同时也要注重促进社会的发育追寻行政效率与维护社会公平的协调。

其次，我们要增强改革的动力，客观分析改革动力和阻力的强弱，加强改革宣传，调动社会公众参与和支持行政改革的积极性，并且要妥善安排因改革而受到冲击的人员，保障他们的生活，做好改革的善后工作。

第三，一切都离不开利益，改革也同样涉及到很多人的利益，这其中就包括很多大的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他们是改革的最大阻力，行政体制改革是为了适应我国的经济发展的需要而进行的，经济想要更快更好的发展就必须要进行改革，这就要求国家开放更大更多的领域让其参与市场竞争、让更多的民营资本参与进来，这样就必然会触及到那些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要解决这个问题，单单依靠某个强势的领导人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我们必须要有相应的制度规范和法律约束，加强司法的独立性，避免个人制度建构，实现依法治国。

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对策 篇6

服务型政府，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对政府管理木质的概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要求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同时要求政府在管理方式上从直接干预微观经济活动转向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上来，从主要依靠行政手段管理转向主要依靠经济和法律手段管理上来，从对公民、法人和社会组织过多的管制转向为他们的服务上来。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要求的政府就是一个能满足社会公共需求，提供优质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的服务型政府。政府只有通过提供优质的服务，才能证明自己存在的合法性与价值。而且，服务型政府不仅仅是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各种服务职能，更为重要的是，它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管理的目标模式，是对政府管理的木质概括。

（二）加快转变政府职能 改革开放以来，政府职能转变取得明显成效，适应了经济社会的发展需要，基木适应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要求。特别是十八大以来，各级政府更加重视全面正确履行政府职能。但是，这与全面贯彻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相比，还有差距，如政府管了不少不该管的事，有些该由政府管却没有管，或没管好的事。以审代管、直接干预经济活动、代替招商引资的事情依然存在；有法不依、多头执法、执法扰民的现象依然存存在；社会管理体系不健全；公共服务职能薄弱，部门权力和利益挂钩，权责脱节等问题尚未解决。这些问题对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产生了诸多不利影响，必须通过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加以

解决。

转变政府职能，就是要将由政府管的事真正管好，管到位，将不该管的依法交给市场、法人、社会组织，切实减少对微观经济领域的干扰。解决职能越位、缺位、错位等问题，加强对社会管理、公共服务和市场的监管，形成定位准确，关系顺畅、责权对称的完善政府职能体系，建设服务型政府。

（三）深化政府机构改革 推进政府机构改革、优化政府组织结构是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任务。政府机构是政府职能的载体，是行政管理体制的基础。

改革开放特别是十八大以来，为适应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需要，我国政府紧紧抓住转变政府职能这个关键，主动改革政府机构，协调推进政府职能与机构的配套改革，注重政府组织体制和制度创新，按照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全面履行政府职能，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是，当前由于我国政府职能存在着缺位、越位、错位的问题，政府职能在机构中的配置不合理，职能交叉、政出多门的现象仍然存在，主要表现在：一是因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而引起的社会管理、公共服务方面的机构设置薄弱或是存在空缺，而且人员编制也比较薄弱；二是直接干预微观经济活动的机构依然存在，行政许可和审批事项依然过多，有的综合职能部门出现宏观职能与微观职能并重现象，直接参与企业经营活动现象屡禁不止；三是负责决策、执行、监督职能的部门设置不科学，存在决策、执行于一体的现象，监督又流于形式；四是机构设置过细，管理对象域管理事务重叠，出现多头管理，协调困难现象，成为我国政府职能与机构配套改革的难点与重点问题。因此，为解决以上政府机构问题，配合政府职能的转变，进一步优化政府组织结构，规范机构设置，需要继续积极推进政府机构改革。

推进政府机构改革，要按照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和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要求，紧紧围绕政府职能转变和理顺职责关系，进一步优化政府组织结构，探索实行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完善运行机制。1212（四）加强依法行政建设 必须严格依法行政，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强化责任追究，健全监

督机制，遵守宪法和法律是政府工作的根本原则，切实做到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违法要追究。

第三，健全对行政权力的监督机制。一是政府要完善行政权力内部监督体系，充分发挥行政监察、审计监察等监督。二是完善行政权力外部监督，完善执政党、人民政协、各民主党派、社会团体以及广大人民群众对行政的监督。同时注重新闻舆论、公共舆论等监督，“要保障舆论监督机构的相对独立性。强调舆论机构的相对独立性与党对舆论机构的领导并不相悖。在坚持正确舆论导向和维护稳定的前提下，要保证新闻媒体对重大腐败案件有采访、调查、报道、评论的权利，任何部门和个人不得干扰，新闻单位对舆论监督的报道实行独立负责制”1111。并同时完善政务公开制度，及时发布信息，提高政府工作透明度，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

（五）创新行政管理方式 首先，从审批管理制度的运作来看，我国已进行了几轮审批制度改革，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大幅度减少带有计划经济色彩的政府行政性审批，取得了可喜的进步，但从现阶段来看还不彻底，必须继续深化，从加快政府职能转换的角度，依据合理性原则、有效性原则、公开性原则和责任性原则，对现有的各种行政性审批进行系统的清理。一是大力推行备案制和核准制，尽量减少和调整审批事项。凡是能由市场调节并能有效实施事后监管的审批事项，要坚决予以取消；对不属于国有资产或财政投入的建设项目，以及企业在自有资金、自主范围内的技改项目等，只要在国家产业政策许可范围内，就不再进行审批，实行备案制；对根据一定的条件进行资格、资质认定，或实行年审、年检、验收等事项，凡国家法律、法规、行政规章有明确要求的，应取消审批，实行核准制。要按照简政放权、方便基层、方便群众的原则，凡是基层政府能办理的审批事项，坚决下放到基层政府管理。能由中介组织承担的事项，要转移到具备条件的中介组织。二是要积极改进审批的管理方式，提高效率。要规范审批行为，限定审批时限。对每一项审批、审核事项的内容、对象、条件、程序等要作出明确的、可操作的规定。对技术性比较强的事项，应制定具体的审批技术标准，最大限度地减少审批人员的自由裁量权。要减少审批环节，简化审批手续。大力推行一事一部门的管

理方式，即一项审批原则上由一个部门负责，在部门内部则要统一指定一个科室负责办理，避免多头、重复审批；确需几个部门分别审批的，要规定一个主办部门，其他部门都要在一个规定的时限内办理完毕。要改进审批方式，提倡“一条龙”审批、“窗口式办文”制度。三是要斩断行政审批的利益机制。必须将行政审批与经济利益分幵，严格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完善机关财务集中结算制度，尽快统一机关公务员福利分配。四是要继续推广承诺制，切实加强对审批行为的监督。

浅析行政体制改革的阻力 篇7

一、来自经济领域的阻力——市场经济发育不完善

习近平指出:“经过20多年时间,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了, 但仍存在不少问题, 主要是市场秩序不规范, 以不正当手段谋取经济利益的现象广泛存在;生产要素市场发展滞后, 要素闲置和大量有效需求得不到满足并存;市场规则不统一, 部门保护主义和地方保护主义大量存在;市场竞争不充分, 阻碍优胜劣汰和结构调整, 等等。”由于市场经济发育不完善, 诱使一些人在制度的缝隙中, 在政策的扭曲中, 以权力的寻租和资本傍依相连接, 垄断更多的发展资源, 占有更多的发展机会, 攫取等多的发展红利, 在一些领域形成了一个既得利益集团。

为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 中央政府把简政放权作为激发市场活力, 调动社会创造力的利器, 减少权力寻租, 铲除腐败的釜底抽薪之策。在推进简政放权中, 也确实遇到拖延应付和打折扣、搞变通的行为, 或边减边增, 明减暗增, 打着“创新”的幌子、钻政策的空子谋取私利, 一些政府部门假放权, 真放水, 不少审批权力摇身一变, 跳出政府的壳沾上了市场的边, 前置的名目更多了, 活力的空间更大了;还有多路资本争相下乡, 打着“土地流转”、“助农增收”旗号, 乘机圈占囤积, 控制大片土地, 与农民争夺财产的权利, 攫取政府的政策红利和土地增值潜力。对此, 应保持清醒的理性认识, 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 着力清除市场壁垒, 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公平性。触动既得利益, 这也是行政体制改革的攻坚部位。早动比晚动主动, 越拖阻力越大。

二、来自政治领域的阻力——民主政治体制不健全

政治体制改革是行政体制改革的主要外部动力。不健全的政治体制, 很难形成强大的改革动力, 必然影响行政体制改革的进程。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不断推进了政治体制改革,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取得了重大进展。但存在一些问题, 如政治功能不健全, 民主政治制度水平低, 法律法规不完善等。

近年来, 有些地方却以行政权力违法违规, 强征强拆时间时有发生。遇有民众抵制, 使用警力、黑势力致人伤亡, 其结果是失去公平正义和社会广泛支持, 严重的阻碍了行政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甚至有些部门和政府的身居高位的领导, 没有把法律制度建设摆在突出位置, 没有把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建立在坚持为民务实, 清廉长效法律制度之上, 而是脱离群众, 脱离社会发展需要, 官僚主义严重, 很少广泛了解人民群众的喜怒哀乐、意愿与诉求, 也不听取专家正确合理的意见, 以主观的意志和爱好定方案、搞政策、立制度, 与国家的法律法规冲突, 把实质内容与利益冲突的各方面分割和消解, 致使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常常落空。面对民众切身利益与诉求, 表达机制和政治参与的渠道狭窄, 言路不畅, 一些政府和部门往往采取躲、拖、推的手段不予正确解决;更严重的是, 在权力运行中, 却暗箱操作, 垄断信息, 逃避监督, 以“内部掌握”、“正在调查”、“不宜公开”、“维护政府形象”为借口, 封锁消息, 剥夺了公民的知情权, 人民怎能及时有效的参与公共政策实施的过程, 这是推行阳光政策、建立廉洁高效行政的一大阻力。

三、来自文化领域的阻力——行政改革理论准备不足

行政文化具有相对的稳定性, 给行政体制改革带来一定的阻力。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 深化行政体制改革, 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 需要的是创新的行政文化去推动。我们要清除传统的、陈旧的观念, 确立行政文化改革理论的新观念。

使市场经济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 从理论上明确关于政府和市场的正确观念, 指明政府的职能和作用, 主要是保持宏观经济稳定, 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 保障公平竞争, 加强市场监管, 维护市场秩序, 推动可持续发展, 促进共同富裕, 弥补市场失灵。一些地方、单位的干部对于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经济规律理解不深, 把握不准, 对深化行政体制改革, 对牵引和带动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认识不足。在行政体制改革初期求稳怕乱, 对改革缺乏信心, 对政府、市场、社会的边界根本无法划分清楚, 认为行政体制改革是在“精简、膨胀, 再精简、在膨胀”中循环, 没有什么实质性意义;担心简政放权会削弱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能力, 会导致政府威信降低;以为改革就是失去利益, 担心影响政治稳定、社会稳定和公务员队伍稳定。为此, 政府必须加强行政体制改革的新理论的普及与宣传工作, 严格执法, 简政放权, 释放改革红利惠及人民, 为改革创造良好的条件。

四、来自政府内部的阻力——行政制度的惯性

行政制度惯性是指行政制度天然具有的运行轨迹和运行模式不变的特性。在行政制度改变后, 既有的行政制度的惯性表现出强大的保守特征, 对行政体制改革形成阻碍和束缚。

三中全会后, 进一步简政放权, 深化行政审批改革, 政府职能转变取得了显著成绩, 宏观调控体系基本确立, 市场体系的建设加快进展。然而, 在现行的行政体制运行中, 还经常出现与原有的行政体制配套的行政制度、工作程序、工作态度和行为方式相同的情况。政府向社会转移的职能受到不愿转、不会转的制约。对于引入竞争机制, 以合同、委托的方式向社会购买服务, 总觉是不理解、不情愿, 结果影响了政府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对国家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改革决策及布置的工作, 追形式、赶进度, 避重就轻, 做表面文章, 不是对目标、任务、政策、法律等深刻理解与把握, 不去对实际调查研究, 不按法律法规的程序制定完整方案和工作安排, 影响了政府的执行力度。表现在工作方式上, 多以强制手段、刚性措施, 迫使人民群众按照政府主体的意志, 要求办事, 不熟悉以契约化、合作化、服务化、市场化的方式, 不会利用现代科技手段来拓宽治理边界, 提高治理效率。

行政制度惯性, 表现在公务员身上。公务员在长期行使职务的过程中形成的行为规范, 在政府职能转变的过程汇总没有调整

自己的职责、权限、管理和服务内容和方式。公务员由行政长官变为人民公仆, 由管制到服务, 由人治到法治, 由暗箱到透明, 由随便到科学, 确实从心理上、行为上感到不适应、不习惯、不快和抵触。随着行政体制改革的推进, 继续简政放权, 公务员身上的特权光环将逐渐被剥离, 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的健全, 公务员活动的原则、工作程序、办事规则、言行标准、纪律制度的完善、反腐倡廉力度的加大、灰色收入和隐性收入的减少, 触动了一部分人的切身利益, 他们带简政放权后的失落感, 产生消极抵制情绪, 对一些该管又不容易管好的事撒手不管, 从而造成市场和社会管理的“真空”, 给行政体制改革带来障碍和阻力, 影响政府工作的连续性和社会环境的稳定。

参考文献

[1]胡象明.《行政管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5年3月.

[2]谭融.《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理论与案例》.天津大学出版社, 2008年2月.

新时期行政体制改革的历程 篇8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为了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我国的行政体制先后进行了7次重大改革。

第一次是1982年的改革。这是改革开放以后首次进行的重大行政体制改革。改革主要集中在政府机构改革和干部人事制度建设两个方面。一是改革国务院领导体制。减少了副总理的人数，设置了国务委员，由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国务委员和秘书长组成国务院常务会议；二是根据重叠的机构撤销、业务相近的机构合并的原则，精简国务院机构，裁减合并了一批经济部门，大大减少了直属机构。国务院部门由100个减少到61个；三是打破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建立干部退休制度，使一大批老干部退出了一线；四是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干部“四化”方针，选拔了一大批年轻的领导干部充实到各级领导岗位，各级领导班子干部的职数也基本实现了规范化的要求。

中央一级党政机构改革基本完成后，省、直辖市、自治区政府随后也进行了较大规模的改革。省以下地方政府机构改革采取“先试点、后推广”的原则进行。

为打破城乡间的壁垒，推动城乡经济协调发展，中共中央发出改革地区体制、实行市管县体制的通知，1982年末首先在江苏试点，次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试行。

第二次是1988年的改革。这次改革最大的特点是明确提出了政府职能转变这个关键性问题，改变了以往的就机构论机构的做法。这标志着我国的政府机构改革，突破只注重数量增减、单一的组织结构调整的局限，开始关注转变政府职能这一行政体制改革的关键因素。政府转变职能包括5个方面的内容，即由微观管理转向宏观管理、由直接管理转向间接管理、由部门管理转向全行业管理、由“管”字当头转向服务监督、由机关办社会转向机关后勤服务工作社会化。

经过这次改革，国务院机构总数由72个精简为68个。这种精简不同于以往的是区分了不同情况，在机构、职能和编制上有增有减。这次改革是开始按照政企分开的原则转变政府职能，着重宏观管理和间接管理。

第三次是1993年的改革。这次改革的原则是转变职能、理顺关系、精兵简政、提高效率。任务是精简机构、进一步转变职能、理顺关系。改革的重点是转变政府职能，加强宏观调控和监督部门，强化社会管理部门，将一部分专业经济部门转变为行业管理机构或经济实体，减少具体审批事务和对企业的直接管理，宏观上管好，微观上放开。

这次改革，国务院各部门精简20%的人员，地方各级政府机构在实有人数的基础上精简25%的机关人员，当时各级政府共有近1000万名机关工作人员，应裁员200多万名。在改革结束时，裁员目标基本实现。

第四次是1998年的改革。这次改革的目的，是解决政府机构庞大、人员臃肿、政企不分、官僚主义严重等弊端，密切党和政府同人民群众的联系。这次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办事高效、运转协调、行为规范的行政体系，完善国家公务员制度，建设高素质的专业化的国家行政干部队伍，逐步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有中国特色的行政体制。

此次机构改革的重点是国务院组成部门。这次国务院机构改革在以下几个方面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一是政企分开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撤销了一批工业经济管理部门和行政性公司、总会，组建由国家经贸委管理的国家局。同时建立国有企业稽查特派员制度。二是国务院组织机构的设置及其职能配置更趋于合理。将原来由劳动、人事、民政、卫生四个部门管理的以及由各行业部门统筹的社会保障工作，统一由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管理；将原来由几个部门分管的药品、药政、药检等职能，统一由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管理；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国家经贸委、财政部和中国人民银行由综合经济部门改为宏观调控部门；为适应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还加强了公共服务部门，新设立了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国土资源部、信息产业部等职能机构。三是在理顺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关系方面取得新进展。将一批原由中央政府各部门管理的部分审批权和具体事务性工作下放到地方政府管理。精简机构和人员取得实效。国务院组成部委由40个减至29个。国务院各部门内设司局级机构和国务院行政编制人员也进行了大幅度的精简。四是人员分流工作初见成效。这次机构改革，机构和人员调整较多，人员分流的办法是“带职分流，定向培训，加强企业，优化结构”。

第五次是2003年的改革。这次改革的目的在于解决行政体制中的一些突出的矛盾和问题，进一步实现政府职能转变，为促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组织保障。

国务院机构改革的主要内容包括：按照政企分开的原则和深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要求，设立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政府部门不再承担直接管理国有企业的职能；为提高宏观调控的有效性，将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改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为健全金融监管体制，成立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为适应加入世贸组织后的新形势，促进现代市场体系的形成，继续推进流通管理体制改革，组建商务部；为加强对食品的监管，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基础上组建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为强化对安全生产的监督管理和监察，将国家经贸委下属的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改为国务院直属机构。

这次改革初步体现出了“大部制”的管理思路，并且强调了政府宏观调控的有效性。

第六次是2008年的改革。这次改革的总体目标是：按照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奋斗目标，全面建立和不断完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民主政治体制与和谐社会要求、职能转变到位、政府规模适度、组织结构优化、人员素质优良、权责一致、分工合理、决策科学、执行顺畅、监督有力的中国特色的行政体制，切实建立一个以人为本、施政为民的服务政府，权责明晰、监督到位的责任政府，法律完备、行为规范的法治政府，清正透明、精干有力的廉洁和高效政府。围绕着这一总体目标，行政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是：积极搞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进一步深化政府机构改革，着力完善行政干部选拔任用制度，加强政府重大事项决策机制建设，加快政府法制体系建设。

国务院机构改革的内容：一是合理配置宏观调控部门职能。这次改革着力推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进一步转变职能，减少微观管理事务和具体审批事项，集中精力抓好宏观调控；财政部改革完善预算和税政管理，健全中央和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体制，完善公共财政体系；中国人民银行进一步健全货币政策体系，加强与金融监管部门的统筹协调，维护国家金融安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等部门建立健全协调机制，形成更加完善的宏观调控体系；二是加强能源管理机构。设立高层次议事协调机构国家能源委员会；三是组建工业和信息化部、交通运输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环境保护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经过调整，除国务院办公厅外，国务院设置组成部门27个，直属特设机构1个，直属机构15个，办事机构4个，部委管理的国家局16个，直属事业单位14个。国务院正部级机构减少4个。

第七次是2013年开始的改革。这次改革的要求是：紧紧围绕转变政府职能和理顺职责关系，继续简政放权、推进机构改革、完善制度机制、提高行政效能，稳步推进大部制改革，改善和加强宏观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