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和当代意义(精选12篇)
叶树珍
11级###班48号
摘要: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应用和发展。它既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又是中国化的,是植根于“中国土壤”之中的。因此,毛泽东思想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地位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毛泽东思想,历史地位,当代意义
正文:毛泽东思想是中华民族20世纪最辉煌的精神成果,它的产生和发展既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经济、政治运动的必然反映,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合乎规律的发展。它既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又是中国化的,是植根于“中国土壤”之中的。它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而产生的理论原则的代名词。因此,毛泽东思想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地位和现实意义。
一、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大理论成果 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规律。从毛泽东思想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关系而言,它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化了,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生根、开花、结果,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一个崭新阶段。
毛泽东思想,是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宇宙观与社会观——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即在坚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基础上,根据中国这个民族的特点,依靠近代革命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斗争的极端丰富的经验,经过科学的缜密的分析而建设起来的;也是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方法,概括中国历史、社会及全部革命斗争经验而创造出来的。
二、毛泽东思想是开拓中国革命和建设道路的锐利武器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结晶,它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了历史性的伟大成就。毛泽东思想是世界革命局势影响下的中国革命和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毛泽东思想的形成过程,也就是它指导中国革命根据地迅猛向前发展的过程。
毛泽东思想于中国社会思想文化的发展,对于社会上层建筑的结构和走向,以及人们的社会心理和价值取向、甚至语言和文风等,无一不发挥着巨大的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可以说毛泽东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整个新中国的社会精神风貌。这种巨大的精神力量是在长期革命斗争当中逐渐形成的,已经成为一种不可忽视的社会存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仍将继续发挥其独特的作用。
一、当前学习毛泽东思想是为了更深刻地认识和理解昨天的中国和今天的中国。今天的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发展。近现代中国离不开中国共产党。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了解中国共产党是了解中国国情的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发展、壮大、执政都与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分不开。不学习毛泽东思想就不会了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也不会了解20世纪的中国。
此种理论认为我国的历史发展分别经历了五种不同的社会形态, 每一社会形态彼此是相连续的, 后一社会形态在生产力发展水平上是高于前一社会形态的。五种社会形态的连续不断的发展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 是历史发展规律的必然。此一理论曾长期被史学工作者视为颠扑不破的真理应用到中国历史的研究。此一理论带来的直接后果, 便是引发了持续半个世纪之久的古史分期问题的讨论。
虽然五种社会形态学说以及由此引发的古史分期的讨论加深了中国古代史尤其是先秦史的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但不可否认的一点是五种社会形态学说本身存在的自身不可避免的不足与缺陷。一方面, 按照经典理论的解释, 无论是雅典模式, 罗马模式都是在“氏族制度的废墟上兴起的”。其最主要的标志就是“以个人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古代社会制度已经被破坏了, 代之而起的是一个新的, 以地区划分和财产差别为基础的真正的国家制度”。这是进入国家时代的主要特征。而中国历史的实际却是夏商时代既是一个确凿无疑存在着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 作为体现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的国家所具有的权力机构和宗族意识已经出现的时代。由血缘与地缘相结合的方国组成天下万邦的时代。这一现实的矛盾的存在使五种社会形态学说受到了质疑, 我国的中古封建时期与西欧中古时期的领主封建制并不具有完全相同的特征。
二、早期国家与成熟国家理论的提出
早期国家这一概念是与成熟国家相对而言的。在早期国家阶段里, 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限制, 地域组织还没有建立或仅仅处于初始阶段, 人们仍然生活在血缘组织之中, 其生活与生产劳动的基本单位是家长制大家庭。家长制大家庭之上是宗族。这种宗族或比宗族更大的血缘组织 . 这样的血缘组织是直接从氏族部落发展而来的, 所以每一个邦又称某某氏。现代的研究者则称其为邦国或方国。由于这种以血缘组织为基础的邦国在管理, 公共权力, 财产分配及占有乃至意识形态等方面均已具有鲜明的国家性质, 但在以血缘组织而非地缘组织为基础来划分居民这一点上又明显仍然遗存着氏族社会的特征, 所以称之为早期国家。五种社会形态学说的具体内容与中国历史发展的实际差距较大, 不能很好地解释先秦时期社会形态的发展与变化。而早期国家这一理论模式的引入, 填补了这方面的不足。
在介绍了早期国家理论的同时, 笔者觉得有必要将酋邦这一理论向读者做一简单的介绍。酋邦理论最初是文化人类学术语。所谓酋邦, 是指一种处于原始社会后期的, 非部落联盟形式的部落联合体。按照酋邦理论来分析中国历史, 可以认为在所谓的三代禅让制时期, 不管是黄帝部落还是炎帝部落, 都是来自不同血缘关系的部落组织而成的部落联合体。在这些部落联合体中, 联盟首领的个人权利不断增强, 逐渐凌驾于一般人之上, 而这种转变, 实质上是后世帝或王身份出现的萌芽。这一理论的提出, 本身极大的丰富和开拓了理论探索的道路, 同时又和其他的如早期国家理论相比较, 体现了此一理论的运用更加适合和贴近此一历史时期的实际, 为今后理论的探索和创新起到了鼓励和促进的作用。
三、无奴派理论的提出
无奴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已故历史学家, 南开大学教授雷海宗, 河北师范大学教授沈长云,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晁福林等。他们认为中国历史上并不存在同西欧一样的以大规模奴隶为主要生产对象的生产方式。首先, 这些学者对商代的社会性质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大部分学者基本上得到了三点共识。第一, 商代的人祭和人殉是有区别的。用于人殉的奴隶数量要远远少于人祭数量。第二, 大量被用作人祭的人, 其身份并不是奴隶, 而是战争中的俘虏, 即战俘。第三, 甲骨卜辞中没有显示出战俘被用作农业劳动的例子, 也没有众人用于人祭或人殉现象的出现。与此同时, 在学者研究商代社会性质的过程中, 甲骨卜辞显示商代的主要劳动生产者为众或众人。众或众人在甲骨卜辞中的地位是相当高的。商王往往在对外战争, 农业生产以及其他国家大事上要征求他们的意见。卜辞还显示商王经常关心众或众人的生活及生产状况等问题, 可见商王对众或众人的关心与重视程度之深。因此, 众或众人的身份可以断定是与商王室有血缘关系的宗族成员, 只不过血缘关系比较疏远而已。而周代的主要生产者是民或庶民, 他们的身份也并不像希腊罗马时代的奴隶一样, 没有半点的人身自由。相反, 民或庶民是有相对自由的, 并可以拥有自己的家庭。他们耕种封建领主的土地。定期缴纳一定的物品, 定期向封建领主服一定的徭役。同时还要无偿向封建领主耕种所谓的藉田。
结语
从最早的五种社会形态学说以及到改革开放后学者借鉴文化人类学及其他相关学科的理论成果, 提出的早期国家和酋邦理论, 抑或是无奴派赞同的中国没有经历过奴隶社会的主张, 都是学者经过大量分析与研究得出的结果。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形态研究对于推进先秦史研究发展的重要性, 从整体上加深了对于先秦史的认识, 这些都是大量史学工作者自觉运用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来指导具体历史研究的最好说明,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 先秦史的研究会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1]马克思, 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2:70-95.
[2]谢维扬.中国早期国家[M].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5:30-65.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人;价值哲学;价值;意义
中图分类号:A84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31-0020-02
当代共产党人价值哲学思想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形成的。在这改革攻坚的关键时期,认真学习、全面正确地领会和把握当代共产党人价值哲学思想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对于我们确立正确的社会价值导向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一、当代中国共产党人价值哲学思想的价值
1.研究胡锦涛领导集体价值哲学思想,有利于全面地把握胡锦涛领导集体价值哲学思想,有利于推动我国对胡锦涛领导集体价值哲学思想的研究,有利于推动我国马克思主义价值哲学思想研究的深入。在胡锦涛领导集体的治国理论与实践渗透和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他们提出的一系列崭新的论断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理论的创新,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创造性智慧和辩证思维的体现。只有从价值哲学高度来理解、深入研究胡锦涛领导集体思想,才能更好地把握和领悟其精神实质。在胡锦涛领导集体思想研究方面,在价值哲学方面鲜有人涉足。因此,从价值哲学的角度研究胡锦涛领导集体价值哲学思想,有利于推动我国马克思主义价值哲学思想研究的深入。
2.研究胡锦涛领导集体价值哲学思想,对于我们今天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坚持价值观念变革的正确导向,确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价值观念体系,克服市场经济引发的价值观念的混乱、迷惘,指导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
3.研究胡锦涛领导集体价值哲学思想,有利于推动胡锦涛领导集体价值哲学思想面向实践,探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问题和矛盾,指导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避免中等收入陷阱。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社会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中国的发展面临一系列难题和风险,这些风险和难题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决策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指出:“经过多年的发展,我们既解决了原有的矛盾和问题,又产生了新情况、新问题和新矛盾。主要是: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科技创新能力不强,产业结构不合理,农业基础依然薄弱,资源环境约束加剧,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较多,深化改革开放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任务艰巨;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社会矛盾明显增多,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医疗、住房、生态环境、食品药品安全、社会治安、执法司法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较多,部分群众生活比较困难;一些领域道德失范、诚信缺失;一些干部领导科学发展能力不强,一些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少数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动摇、宗旨意识淡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突出,奢侈浪费现象严重;一些领域消极腐败现象易发多发,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我们只有基于正确的价值哲学思想的指导,才能更好化解对我国发展的各种制约因素,更好推动我国发展进程,确保实现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2011年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一个特殊的发展阶段。这个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就是:2011年中国人均GDP已经达到5 432美元。而从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经验和教训来看,人均收入5 000—10 000美元属于一个特殊经济发展阶段。我国经过33年的飞速发展,由低收入国家步入了中等收入国家之列。但随之而来的很可能面临“中等收入陷阱”。正如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问题所说的,当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最终出现经济停滞的一种状态,人均国民收入难以突破1万美元。进入这个时期,经济快速发展积累的矛盾集中爆发,原有的增长机制和发展模式无法有效应对由此形成的系统性风险,经济增长容易出现大幅波动或陷入停滞。大部分国家则长期在中等收入阶段徘徊,迟迟不能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在这样一个经济社会的关键发展阶段,既有因为举措得当从而促进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平稳进步的成功经验,也有因为应对失当从而导致经济徘徊不前和社会长期动荡的失败教训。为了避免中等收入陷阱,为了早日顺利进行高收入国家行列,实现我国经济社会的持续科学发展,我们需要一个科学的价值哲学思想来指导我国的经济社会建设。
4.研究胡锦涛领导集体价值哲学思想,有利于我们反思十年科学发展之路。自从2002年党的十六大以来,胡锦涛领导集体带领中国人民走出了十年科学发展之路,创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新理论。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了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未来中国科学发展之路我们该如何更好地前行。这就需要我们从价值哲学的角度对胡锦涛领导集体的价值哲学思想进行梳理。这就客观上要求经济社会发展与价值哲学结合起来,去共同解决一些问题,需要进行价值哲学的思考,提出和实施系统性、战略性、创造性的解决方案与措施。深入研究胡锦涛领导集体价值哲学思想,把握胡锦涛领导集体观察、思考和解决事关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论,有助于诊治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和矛盾,有利于反思我国的十年科学发展之路。
5.在当代价值中,胡锦涛领导集体价值哲学思想是我国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的正确指南,对第三世界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为当代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一种可供借鉴的资源。
二、当代中国共产党人价值哲学的意义
当代中国共产党人价值哲学思想不仅具有重要的当代价值,而且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时代意义和实践意义。
1.当代中国共产党人价值哲学是马克思主义价值哲学的发展新阶段。当代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基本立场和基本观点,立足于马克思主义价值哲学,立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情况,坚持一般理论和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科学地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当中必须坚持: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目标的价值选择论、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的科学发展的价值原则论、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中心的价值观念建设论等内容,指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价值目标、价值取向、价值原则,把马克思主义价值哲学发展到一个新阶段。
2.当代中国共产党人价值哲学放射出的时代意义是我们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全面建成现代化目标的理论基础。当代中国共产党人价值哲学所具有的时代特征和价值取向在21世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必然是指导我们树立正确价值观念的重要保证。
3.当代中国共产党人价值哲学思想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中国现代化的有力保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中国现代化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中国现代化是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事业,需要有一个符合时代发展的正确价值哲学思想来指导,需要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共同为之努力。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中国正经历空前的社会巨变: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人们的价值追求也越来越多元多样。在走向复兴和现代化的关键节点上,需要一个统一的价值哲学思想来凝聚强大精神能量,形成攻坚克难的顽强斗志,实现民族、国家全面科学发展,才能实现梦想。
4.当代中国共产党人价值哲学思想对我们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具有重要的意义。随着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世界上仅剩下中国、朝鲜、古巴、越南、老挝这几个社会主义国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谷。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敌对势力对社会主义中国千方百计进行“分化”、“西化”和“和平演变”,通过意识形态的进攻,使社会主义国家自行演变,从而达到他们所谓的“不战而胜”的目的。它们利用广播、电影、电视和互联网络等各种形式和途径不断地进行意识形态渗透,宣扬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历史观、人生观、价值观以及腐朽的思想和生活方式;宣传“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动摇民众对共产党的信任;宣讲改良主义,抵制马克思主义,宣扬社会主义必然向资本主义演变;企图动摇人们的社会主义意志和民族精神。它们极力鼓吹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社会主义“失败论”、共产主义“渺茫论”等,企图实现西化和分化中国的图谋,动摇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面对这种挑战,我们应当积极面对、迎接和回应意识形态领域的挑战和斗争,以中国共产党人价值哲学思想作为我们的思想保证和价值指导,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反对错误意识形态的斗争,大力进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
(1)在80多年的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飞跃性成果。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的成功探索,是第一次飞跃。邓小平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成功探索,是第二次飞跃。“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第三次。
(2)在100多年的中华民族的历史上,邓小平理论是中国三次历史巨变的第三次飞跃性成果。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的有两大历史任务,一是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二是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这两大历史任务又可以归结为一句话: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谋求完成历史任务的过程中,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消灭了旧封建制度,为中国的发展打开了民族民主革命之门,这是第一次历史巨变;毛泽东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了第一方面的历史任务,这是第二次历史巨变;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开辟了完成第二方面的历史任务的新时代,实现了中国的第三次历史巨变。
(3)在150多年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历史上,邓小平理论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第三次飞跃性中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在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史上,经历了社会主义从空想变科学、从理论变现实、从单一模式到多样化的三次飞跃。邓小平理论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伟大成就,邓小平理论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这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第三次飞跃中最伟大的成果。
其次邓小平理论的指导意义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邓小平理论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新的实践基础上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邓小平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提出了许多前人没有提出的新观点,深刻回答了长期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要求人们在新形势下,增强和提高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坚定性和自觉性,一切以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为根本判断标准,不断开拓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
第二,邓小平理论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基本成果,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深刻地揭示社会主义的本质,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了新的科学水平。新时期的思想解放,关键就是在这个问题上的思想解放,就是逐渐搞清楚这个根本问题的进程,这个进程,还将在今后的实践中继续下去。
第三,邓小平理论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对世界上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的成败,发展中国家谋求发展的得失,发达国家发展的态势和矛盾,进行正确分析,作出了新的科学判断,要求人们依据世界的变化,用新的观点来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第四,邓小平理论形成了新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它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发展动力、根本任务、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党的领导和依靠力量以及祖国统一等一系列基本问题,指导我们党制定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它是贯通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领域,涵盖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民族、军事、外交、统一战线、党的建设等方面的比较完备的科学体系,也是需要从各方面进一步发展的科学体系。
(一)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
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1、邓小平理论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新的实践基础上既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
2、邓小平理论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基本成果,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深刻地揭示社会主义的本质,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
3、邓小平理论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对当今时代特征和总体国际
形势,对世界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成败、发展中国家谋求发展的得失、发达国家发展的态势和矛盾,进行正确分析,作出了新的科学判断。
4、邓小平理论形成了新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
(二)邓小平理论的指导意义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和伟大的指导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毛泽东思想是夺取中国革命胜利的理论武器.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人民革命的理论,找到了解决中国革命基本问题和胜利发展的客观规律和正确道路,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国内外反动势力,赢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而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毛泽东思想是中国人民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光辉旗帜。
(2)毛泽东思想是社会主义中国立国建国的思想政治基础。新中国呵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构成了社会主义中国的基本制度。实践证明这一制度符合中国的国情。毫无疑问,社会主义中国的基本制度是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建立起来的,毛泽东想是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得以建立与发展的指导思想和政治基础。
(3)毛泽东思想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思想渊源和理论先导。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大成果,两者又具有一脉相承的关系:前者的许多重要思想,为后者提供借鉴、启迪并被吸收;前者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为后者所继承和发展。
(4)毛泽东思想是中华民族团结振兴的精神支柱和政治优势。毛泽东思想中所倡导的许多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如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谦虚谨慎、戒骄戒躁;为人民服务和集体主义等,教育和激励了几代中国人,成为中国人民团结一致、振兴中华的强大精神支柱和动力。
一、先秦时期社会和谐思想产生的社会背景
先秦时期的儒家和道家产生社会和谐思想是有其深刻社会背景的。我国古代自西周开始逐步建立起来了一套礼乐制度,到了春秋晚期,这套礼乐制度早已千疮百孔,出现了礼崩乐坏、诸侯争霸的局面。当时的周天子只是名义上的国家统治者,而实际权力掌握在众多诸侯尤其是一些实力强大的诸侯手中。这些势力较大的诸侯经常藐视周天子的权威,互相争夺势力范围,不断发生军事冲突,甚至直接使用武力兼并势力弱小的诸侯国,整个国家处于一种事实上的分裂割据状态。国家由“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发展成为“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甚至“自大夫出”的境地,原来建立起来的礼乐制度和秩序遭到了极大的破坏。
这一时期是古代社会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的大变革、大过渡时期,是自夏商周以来我国古代社会面临的一次规模空前的内部大调整时期。“‘礼崩乐坏’,不仅是文化礼仪体系和价值观念的崩坏,更是原有政治、社会秩序的瓦解。”[1]在这个社会动荡时期,涌现了许多对后世有重要影响的思想家,他们批判当时混乱的社会秩序,本着经世济民的初衷,纷纷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各自的思想主张,力图改变当时的社会状况。其中,以孔子和老子为杰出代表的先秦儒道两家提出的社会和谐学说,对后世的影响最为深远。
二、先秦时期儒道两家的社会和谐思想
1.主张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生存和发展首先而且必须要面对的问题。古代先秦儒道两家在对待人与自然关系的问题上都主张“天人合一”,这一思想也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占据着主流的地位。“天人合一”是儒家思想中的一个重要命题。这里的“天”具有丰富的含义,但儒家的“天”更多的还是指“自然”,指自然万物及其产生、存在和发展的必然性,反映的是包括人在内的作为为客观世界的自然界。如“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2]192非常明确地指出“天”是包括四时运行、万物生长在内的大自然;“人”是指人和人类社会生存与发展的道理;“天人合一”即强调自然与人类的生存发展息息相通、和谐统一,人与天本来就是一个有机和谐的整体,不可分割。儒家认识到人与自然应该和谐共处,必须自觉认识与遵守自然规律,如《论语》中记载:“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2]71意思是说孔子只用鱼竿钓鱼,不用挂网拦河捕鱼,并且反对猎杀晚间归巢的宿鸟。孟子也强调“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林木不可胜用也”,[3]5提出按农时种植庄稼可以获得丰收;捕鱼不准用很细密的网,避免把小鱼捕上来;采伐树木要遵守一定的时节,以免妨害树木的生长。这种爱护自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规律,反对片面地无节制地利用与征服自然的观点在当时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充分反映了先秦儒家主张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思想。对于以天地自然之性来融化人之性的强调,导致了道家“天人合一”的自然观。老子说:“天大, 地大, 道大, 人亦大。域中有四大, 而人居其一焉”,[4]79 肯定了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庄子说“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5]23 认为天地万物与“我”是统一和谐的有机整体。在道家看来,天地自然的和谐相生是一种“大美”的境界,是万物产生、发展的基础,如庄子说:“天无为以之清,地无为以之宁。故两无为相合,万物皆化”。[5]197人也应该在与自然相融中获得相应的境界,即所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强调了自然的作用和力量。老子认为无与有的玄同,是道的本质,以此为基础提出了“道常无为而无不为”。[4]109此处的“道”是无为之道,这里所说的“无为”并非无所作为,而是顺其自然而为的意思;顺其自然,即一切都遵循自然规律而为,不加以人为的干涉。老子还认为“天之道”是和谐的、适中的,它调控并维持着事物的动态平衡。他说:“天之道,其犹张弓欤?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4]206即宇宙万物的运行和发展规律,就像拉开弓弦一样,如果弦位高了就把它压低,如果弦位低了就把它升高;多余的要减少,不足的要加以补充,总之要通过不断调整达到平衡和谐。和谐,既是事物正常存在的本然状态,也是事物协调完满、稳定有序的最佳状态。
2.提倡人际关系的和谐。
儒家的核心思想是“仁”,《论语》中对“仁”下了个最简明的定义:“仁者爱人。”因此从最基本的意义上讲,“仁”的本质是爱人,是内在于人本性的关怀他人的一种美德。儒家的这种仁爱是一种深刻的人类之爱,不仅是对他人的一种真诚关爱之情,而且外延非常广泛,适用于所有人,甚至是天下万物。“泛爱众而亲仁”[2]3、“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必也圣乎”,[2]61正是对此最好的描述。孔子还提出理想的人格应该是宽厚处世,协调自我与他人的人际关系,从而创造出和谐的人际关系。他提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2]138“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意思是说,保持和谐而不结党营私,行为举止庄重而不与他人争执,善于团结别人而不搞自己的小群体,才称得上君子。可见,能够宽厚待人,与人和谐相处,是儒家理想人格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道家主张超越现实的社会政治制度,寻求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在老子看来,所有的人具有一个共同的源于道的内在本质,没有亲疏贵贱。老子指出“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4]206 即天道弥合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对立,而礼制却偏偏强化贵贱,强调亲疏有别、贵贱有序,“损不足以奉有余”,[4]206这是不合天道的。但这一切又恰恰是合乎仁义礼制的,而忠孝只能治表,不能治本;治本就要体道,亦即以天下为一体、众人为一家。
3.追求人与社会关系的和谐。
在人与社会的关系当中,先秦儒家更加强调个人对社会的义务关系。在他们看来,人是从属于社会的,不能脱离社会而单独存在。孟子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3]207意思是不得志时就要洁身自好,修养个人品德,得志时就要使天下都如此。此外,他还提出了“忠”、“恕”、“孝”、“舍生取义”等观念,认为这些都是作为个人在毕生中应该去尽力完成的事情,只有对国君、国家尽了自己的义务,人的价值才得以充分体现。所以在很大程度上先秦儒家是把个人对社会的义务观念作为其人生的价值观。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先秦儒家也很重视社会对人的义务,例如孟子的“仁政”思想中,就多次谈及国君应该以民为重、体察民情的思想:“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3]35先秦道家可以说是在我国历史上首次把“个人”从社会中分离,并且把个人的生存、发展提高到了一个至高无上的位置。“是以圣人常善救人,故无弃人;常善救物,故无弃物。是谓袭明。”[4]83意思是说圣人总是善于教育挽救人,所以没有被遗弃的人;总是善于挽救使用万物,所以没有被遗弃之物。这些做法是非常明智的。在道家看来,用这种方式对待天下人乃至世间万物,每一个个体都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尊重,自然就不存在弃人弃物,人类所追求的美好社会就应当如此。先秦道家对人的重视,强调个人角色也不容忽视,这是很可贵的。
三、儒道两家通向和谐社会的不同途径
先秦儒道两家对社会和谐发展提出了见解和主张,但是对其实现途径却有不同的观点。
1.先秦儒家对通向和谐社会途径的主张。
先秦儒家把国家和社会的利益看成是至高无上的,认为人不能脱离社会而单独存在,因而从人的社会性出发来衡量人的生存价值和生存意义。在儒家看来,个人是包含在群体内的,所以把群体目标的实现看作是个体目标的实现,以群体利益得到实现作为最终目标,也是个人存在的终极意义。以社会群体为目标的原则,是通过对“礼”的诠释和应用来确保其实现的。孔子在西周以来“礼”的基础上拓展开来,赋予了“礼”许多更新的内容,将礼普遍化,把礼确定为所有人都应该遵循的规范,“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2]60在孔子“礼治”思想中,“忠”、“孝”是排在首位的,如孔子讲:“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有子说:“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2]1而且儒家主张以理性的方式处理事物,认为社会群体的利益要远远高于个人的利益,具有理想人格的人应该以理性的方式来思考礼与义的关系。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2]35主张以此义利观来作为其人生的价值观,当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发生冲突时,君子在乎的是大义,是社会的利益;而小人在乎的是小利,是一己私利。孔子还赋予了“礼”以“仁”的思想,就是希望人们在相互交往中能够友爱互助,为了整个群体的共同目标不惜牺牲私利甚至生命;通过社会成员间的相互协调来达成群体的最终目标。
2.先秦道家对通向和谐社会途径的主张。
道家排斥周以来的统治阶级文化,反对礼乐制度对中下层百姓的束缚,认为真正的和谐社会应该是“小国寡民”、“老死不相往来”的社会。这一思想虽然有一定的消极因素,但是也反映了当时人们对于和谐、安详、稳定的社会生活的追求和向往。先秦道家通往和谐社会的途径是以个体主体性为目标的,其途径充分体现了自然、平等的思想。因此,在当代和谐社会的价值观方面,道家的思想在很多方面给了我们关于个体主体性的启示。首先,对个体生命的态度,先秦道家自始就对个体生命非常重视,认为生命是大自然的恩赐,是“道”的创造结晶和“德”的化育之物,因此生命本身是宝贵的。道家对生命的重视,实际上是对人的主体性重视的一种反映,和谐社会就是要使每个人都能得到全面发展,尊重每一个生命个体。其次,人、我和谐的完美理想。先秦道家强调个人与他人之间的平等互助关系,把人的自身发展同人的道德理想联系起来,在促进他人完善的同时也完善了自己。老庄主张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任何人都是自然界中的一部分,因此没有任何贵贱之分。也就是说,人与人之间是没有等级差别的,都享有平等的地位。认为“势为天子,未必贵也;穷为匹夫,未必贱也”,[5]351人与人之间应该是互相尊重、平等相待,每一个人在自然面前都是平等的。从这种思想出发,道家主张在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时,要努力寻求人、我兼顾的和谐发展。
四、儒道互补对于建设当代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意义
我国古代哲学以儒家和道家的影响最为深远,今天从二者的互补中吸取和谐社会的有益的哲学思想,对于促进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1.我们要借鉴先秦儒道哲学中关于人与自然和谐的思想。长期以来,人类由于对自然规律的忽视,已经严重破坏了地球的生态平衡,水土流失、土地沙漠化、全球气候变暖以及一些生物物种的消失,都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们要重视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因此,我们应该尊重自然规律,使自然环境良性地发展,不断地优化,以适应人类的生存;同时使人类的发展为自然条件的优化提供更为优越的条件,使人与自然和谐地发展。
2.我们要借鉴人际关系和谐的思想。先秦儒道两家在人际关系方面的精辟阐述,对构筑现代和谐人际关系依然有重大的积极意义。和谐友爱的人际关系一方面要自立,另一方面要立人、助人,真诚友爱地关心爱护他人。此外,还要学会尊重他人,平等地对待自然界中的每一个生命个体,从而形成一种温暖融洽的社会关系。
3.我们还要借鉴先秦儒道哲学中人与社会和谐的思想,使社会更加安定有序,充满活力。在当代社会中同样存在各种各样的人与社会的矛盾,这些矛盾解决得怎样,关系到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社会的和谐稳定。我们要学会用和谐之道来化解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各种矛盾,协调各种关系, 推行公平正义、诚信友爱、民主法治, 保持社会的安定团结, 促进全社会的和谐发展。
摘要:先秦儒道关于社会和谐的思想是我国古代传统文化的精髓。先秦儒道都主张人与自然的和谐、人际关系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但关于通向和谐社会途径的观点却不尽相同。若以儒道互补,则对当代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先秦儒道,社会和谐思想,互补,当代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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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它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历史地位可以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
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
②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科学指南。
③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
总之,在毛泽东的领导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中国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中国从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进入到社会主义新时代。从一个受帝国主义掠夺和奴役的国家,变成一个除台湾等岛屿外实现统一的国家。从一个人民倍受欺凌压迫的国家,变成一个人民当家作主、享有民主权利的国家。从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变成一个走向经济繁荣、全面进步的国家。从一个在世界上被人看不起的国家,变成一个受到国际社会普遍尊重的国家。
Q2:如何正确评价毛泽东?
A2:必须实事求是地评价毛泽东:
①毛泽东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是中国共产党、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他为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的建立和发展,为新中国的建立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建立了永不磨灭的贡献,他为世界被压迫民族和人民的解放事业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②毛泽东是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创立者。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内最早反对把马列主义教条化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领导人;是把马列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光辉典范;是对中国革命经验进行科学总结的杰出代表。他把中国革命理论系统化,并对马克思主义作出了独创性贡献。
孔子是我国教育史上第一个将毕生精力贡献给教育事业的人,被后世尊为“至圣先师”、“万世师表”,他将毕生精力贡献于后一代的教育工作,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重视道德修养,是一位尽职的好教师。他在两千多年前提出的儒家思想,经过后人不断地传承,不断地发展,延续成为我们中华文明的一种精神的信仰;是早期的礼制的规范和规则;是历史长河中每个人心中对自己以及家庭和国家信仰的图腾。显而易见,儒家思想对中华文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推动了历史的发展,同时对当今的教育思想仍有着广泛而深远的意义。
孔子的儒家思想可以归纳为一个字,“仁”。“仁”是一种价值观,它既是家庭的关系,又是社会的政治关系。那么他的教育思想则可以看做是,教育学生如何才能做到“仁”。孔子出身自一个贵族家庭,因此他的生活他的教育思想是与当时的封建统治阶级息息相关的,子夏曰:“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子夏的这段话集中概括了孔子的教育方针和办学目的。做官之余,还有精力和时间,那他就可以去学习礼乐等治国安邦的知识;学习之余,还有精力和时间,他就可以去做官从政。“学而优则仕”和孔子倡导的“举贤才”是一致的,确定了培养统治人才这一教育目的,在教育史上有重要的意义。它反映封建制兴起时的社会需要,成为当时知识分子积极学习的巨大推动力量。
与此同时,孔子提出了“有教无类”的办学方针。在此之前,只有王公贵族的胄子才能接受教育,普通的百姓是没有资格入学接受教育的。“有教无类”是孔子对当时教育体制招生对象的革命,从此,无论贫贱,无论职业,无论阶级都有了接受教育的机会,有了接受教育的机会,那么就有了“学而优则仕”的机会。实行开放性的“有教无类”方针,满足了平民入学受教育的愿望,适应了社会发展需要,孔子私学成为当时规模最大、培养人才最多、社会影响最广泛的一所学校,从总的社会实践效果来看,是应该肯定的。“有教无类”是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的进步思想,他打破了贵族对学校教育的垄断,把受教育的范围扩大到一般平民,有利于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
在孔子提出儒学的初期,因为那个兵荒马乱纷争的年代,与孔子仁政的思想背道而驰,因此并没有得到诸侯的认可。直到汉武帝时期,终于在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呼声下,华丽地登上了历史的舞台,因为“三纲五常”等等思想深得统治者们的欢心,儒学思想此时正好为统治阶级对于加强集权统治和君主专制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基础。从封建统治的角度来说,儒家思想的广泛传播和认可从思想根源上抓住了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结束了春秋战国以来的百家争鸣的局面,稳定了社会的政治经济秩序,并为其后近两千年的封建专制的集权统治打下了基础。而从更长远的角度来说,这也使得中国人很早就拥有了国家观念以及维护国家与民族统一的信念,这比西欧最早的民族国家早了十多个世纪。这是这种强烈的民族统一观念,当中国面临严重的民族危机的时候,中国人能以一种不可思议的强大力量,来保护自己的家园。
一、教学决策的经验和整体性状态:教师做为自然的决策者
自从有了人类社会就有了教育活动。原始社会的教学实践主要在生产劳动中进行, 没有专门的教师, 教学是以模仿与经验沿用为主要方式的原始而粗糙的“做中学”。进入奴隶社会之后, 教师不需要专业的训练, 只需要丰富的学识和高尚的德行, 如苏格拉底和孔子。这个时期教师是基于经验层次的原始的决策者。
(一) 浑然一体的教学内容决策
古希腊推崇博雅教育, 教学内容以“七艺”为代表, 古罗马则重视实用教育, 如昆体良认为完美的雄辩家要通晓一切知识。教师选择和组织教学内容必须满足社会的“百科全书”式教育的需要, 教学内容的广博要求教师有丰富的学识素养。我国夏商周时期“学在官府”, 官师一体, 教师做为政府的官吏, 培养贵族阶级所需的统治人才。春秋战国时期的私学兴起之后, 以“六艺”为教学内容的教师教学决策依然无需专业的训练, 学深道高则可充任。
(二) “预成”取向下的教学方法决策
苏格拉底认为, 美德即知识, 而知识在人的心灵中, 可以通过启发教育引导学生自己得出正确的结论。苏格拉底的“产婆术”教学方法主张“借助视觉、听觉或其他感觉感知了一个对象后, 感觉者可以通过联想回忆起已经忘记了的对象……学习就是回忆”, [2]教师要有激发学生探索知识的愿望和责任, 因此“苏格拉底式的教师一贯反对做学生的最大供求者, 教师要把学生的注意力从教师身上转移到学生的自身, 而教师本人则退居暗示的地位”。[3]柏拉图继承了苏格拉底的精神, 认为人的一切知识都是先在的, 反对灌输, 主张谈话与提问的教学方式。亚里士多德则认为, 知识是由人对事物的感觉开始的, 按照身体、感情、理智的顺序发展起来。因此, 教育要顺应人的天性发展, 促成知识从感觉到思维的不断形成。
孔子对教学决策的主张是“不愤不启, 不悱不发, 举一隅不以三隅反, 则不复也。”[4]教师对教学不可包办代替, 要启发锻炼学生的自学、自得能力。我国最早的教育学专著《学记》也对教师教学决策提出了这样的要求:“……故君子之教, 喻也。道而弗牵, 强而弗抑, 开而弗达。”教师对学生要诱导施教, 指导学习的门径, 而不把答案直接告诉学生, 这样学生才会自己钻研思考。
(三) 关于学生决策的初步涉及
古罗马的昆体良是西方历史上第一个系统论述师生关系的教育家。他强调教师应该将热爱学生与严格要求学生相结合, 要因材施教, 不要体罚学生。教师要把对学生的管理决策与教学决策结合起来。我国的荀子强调学生对教师的服从, 认为教师教学要条理、精深, 更要有尊严和权威;韩愈则认为“弟子不必不如师, 师不必贤于弟子”, [5]师生是平等的相互学习的关系。
二、教学决策焦点的分化与转移:教师做为中介的决策者
随着近代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 社会生产的发展对学校教育教学提出了新的要求, 教师教学决策思想也从夸美纽斯之后产生了分化。教育家们的立场不同, 观点各异, 但主要可以归为两类, 即自然主义与控制主义的教学决策思想。
(一) 边界模糊的自然主义教学决策
自然主义教学决策不论是“古代的朴素自然观, 近代夸美纽斯的宇宙秩序观, 卢梭的儿童本性观, 杜威的儿童中心观”[6], 都注重教学过程中对儿童个性的、内在价值的培养, 教学决策以学生的兴趣、动机和经验为中心进行。教师做为人类理智传统和生活世界的中介, 不仅要帮助儿童从自然和生活环境中获得知识, 而且教学方案的设计要以儿童身心的全面发展而不是知识获取的多寡做为教学的主要目的, 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统一于儿童的活动和经验使教师教学决策呈现边界模糊的特点。
1. 以“人性自然”为尺度的教学决策
自然主义的教学决策以儿童心智的诱导和启迪为合理性标准。夸美纽斯根据自然规律的秩序性提出了教师教学的直观性和量力性等原则, 指出“教导的严谨秩序应当以自然为借鉴, 并且是不受任何阻碍的”, [7]强调教学要遵循儿童发展的自然法则;卢梭不仅提出了培养自然人的教学目的, 而且反对对儿童进行书本知识的灌输, 教师教学决策要发挥诱导作用, 帮助学生找到解决的途径。克伯屈的设计教学法既是一种教学内容决策, 也是一种教学方法决策。他要求教师要通过设计儿童在社会情境中进行的全身心投入的自愿的活动, 实现儿童思维和心智的成长。
2. 决策主体的转移
洛克认为教师教学决策“也要听听学生的意见, 要学生做什么也得使他习于用理智去想想”;[8]卢梭倡导“发现教学”的学生决策行为, 教学决策要遵循儿童的自我活动和发现天性, 开展活动教学和实物教学, 教师的作用不是灌输知识给儿童, 而仅仅是防止不良的外来影响, 帮助儿童去发现知识;[9]裴斯泰洛齐继承了卢梭的自然主义教学, 要求教师根据学生的天赋能力和内部力量培养学生, 在儿童发展的每一个阶段上都加以促进;第斯多惠则提出了发展性教学理论。教学的基本任务是激发学生的能力, 要从有利于学生素质发展和科目的性质出发选择教学方法, “学生的立场就是课堂教学的出发点, 教师在教学前必须认真研究学生的观点和意见”, [10]教师的任务是引导学生发现真理并培养他们发现真理的能力。所有这些以儿童为核心的教学决策价值追求, 彰显了人本主义的思想, 但浪漫色彩浓重, 对教师教学决策的能力要求很高, 在教学实践中很难被教师充分掌握和运用。
3. 教学决策的情境创设
自然主义的教学决策从杜威开始发生转向的标志之一是教学情境开始进入教师决策的框架中来。杜威认为人是生物和社会进化的产物, 经验即人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教师只是儿童活动的协助者、发起人、指导者、甚至参观者。教师的任务和作用可以归结为了解学生和教材、创设学习的情境、提问、暗示、启发、指导并参与学生的活动, 教师也从中得到学习的机会;[11]罗杰斯的情意主义教学理论强调教师对课堂心理情境的决策, 教师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创设一种真实、接纳、温润的学习气氛, 把学生置于被关心、理解、尊重的情境中, 激发他们自觉主动地学习;当代的建构主义教学理论强调教学设计以学生为中心, 重视教学决策的情境关联性。其中的情境教学理论要求教师积极创设含有真实问题或事件的, 开放、充满意义建构的学习情境, “为每一个主体提供主动作用的空间和机会, 提供对每一个主体都开放的、充满选择机会的情境。”[12]
(二) 技术理性的控制主义教学决策
如果说自然主义教学理论下的教师是做为儿童心理的经验和逻辑的经验的中介的话, 那么教师教学决策的理智取向则把教师置于知识传授者的位置上。
1. 知识传递取向的教学决策
这种强调知识掌握的理智教学最早源于夸美纽斯的思想, 以赫尔巴特的主知主义教学理论为代表。他们主张通过教师主导的、对教材知识的传授发展学生的智力。夸美纽斯指出:“我的计划的成功, 完全系于一种百科全书式的教本的适当供应, 这种教本只能由几位具有创造力的、精力饱满的学者合作才能得到”;[13]赫尔巴特则将教师教学决策的立足点置于教学内容的提供与传递上。“教师不是卢梭所说的那样是自然之助手, 而是儿童观念的提供者、‘多方面兴趣’的控制者。”[14]教师教学决策应该按照“明了-联合-系统-方法”的教学阶段进行, 以保证教学效果的优化。布鲁纳的发现学习理论虽然倡导教学方法决策的学生探究取向, 但这种探究是在教师主导下的, 他的结构课程理论重视学术性知识的作用, 强调学术逻辑与学生心理逻辑的统一;赞可夫的理论知识起指导作用的原则、瓦根舍因、克拉夫基的问题解决学习与系统学习统一的原则、奥苏伯尔的“有意义讲解式”教学、加涅的“指导教学设计模式”都是以知识技能的掌握为决策前提的。
2. 科学化的教学方法决策
教学方法的科学化追求表现为从心理学的角度研究教学决策的规律性。20世纪中期, 斯金纳为代表的新行为主义认为人的学习行为是操作性的, 可以运用强化加以控制。学校和教师可以通过开发教学机器和程序教材, 保证学生学习的正确和速度。70年代的认知心理学把认知看作是对信息的加工, 用计算机处理信息的过程推断人脑加工信息的特点。
科学化的教学决策与教学的效率不可分。赞可夫的一般发展理论要求教学以高难度和高速度的原则进行;巴班斯基的教学过程最优化教学理论, 是从教学的有效性和师生时间消费的合理性着眼, 以尽量少的时间和精力科学选择和设计具体条件下最优的教学方案。教师教学决策科学化的标准是效果是否最优和时间消耗最少。为此教师教学决策要从整体性和系统性上精选和补充教学内容、选择有效和高效的教学方法。虽然巴班斯基的最优化教学理论有其理想化的特点, 但对教师教学决策的科学化提出了方法论意义上的要求。
3. 依附的非完全性决策角色
随着19~20世纪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教育的普及, 以科层制的学校组织、专业分工的学科教师、外在于教师的制度课程为特征的现代教育逐渐建立起来。制度课程做为官方的课程文本, 系统传递着社会的需求和价值观, 并通过课程实施指南对教师教学行为进行相应的管理和控制。这种防教师的课程剥夺了教师对教学内容的真正决策, 教师所能做到的是在现有的课程框架内对课程内容进行细枝末节的修修补补, 实质是在教学方法意义上忠实、有效地对课程实施进行具体的决策。科层管理对教师专业行为的规训使教师只能是教学过程中非完全的决策者。
我国教师教学决策的依附性古已有之。汉代以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作为指导思想, 设立太学, 用儒家经典统一经学, “儒经成为官学的正宗教材”, [15]太学教师由有官位的专家学者出任, 以灌输儒经为教学方式。隋唐之后, 教师教学服务于科举及第, 死记硬背、咬文嚼字成为教师教学决策的主要形式。20世纪50年代以后, 随着凯洛夫教育学体系在我国教育制度中主导地位的确立, 教师以传授知识为主的非完全性决策地位得到强化, 教材中心和学科中心使教学实践出现程式化、机械化的倾向。
三、教学决策的系统与动态:教师做为研究的决策者
教师教学决策是在不确定的、复杂的生态情境中进行的判断与选择过程。立足于真实课堂教学的当代教学决策研究从综合和系统的角度界定决策过程。
(一) 教师教学决策的系统研究
在对行为主义取向的“过程———结果”范式反思的基础上, 随着20世纪70年代认知心理学的兴起, 人们转而关注可观察的教学行为后面的教师思维过程。研究最初主要围绕教师的教学计划决策和课堂互动决策展开, 80年代中期开始比较专家教师和新手教师在加工和利用课堂相关信息时的认知特点。从教师决策的一般思维研究到专家—新手对比研究, 认知与信息加工理论为依据的教师思维研究超越了教学研究的行为层面, 从可观察的教师行为, 深入到了教学行为背后的高度复杂认知过程。
教师教学决策的认知过程是受教师教学知识和信念指导的, 教学决策的研究焦点于是从教师的思维研究转向教师的思想研究, 探寻教师决策背后的知识依据和成长历程, 走向对教师学习与发展的积极促进。教师知识与学习研究成为教师临床思维研究的必然延伸。这些转向一方面使教师决策研究逐渐走向深入, 另一方面也说明教师教学决策是在真实和复杂的生态环境中, 在社会与教育变革的现实需求下, 在教师个体的独特性和主体性的追求中的整体性行为, 从系统和复杂性视阈探讨教师决策的真实面貌和本质, 才能为教师教学决策的不断优化提出理论上的指导。
(二) 教师教学决策的主体性回归
20世纪60年代, 斯腾豪斯提出了课程开发的过程模式, 鼓励教师对课程实施实践的反思、批判与创造, 提出了“教师即研究者”的观点。但埃利奥特认为斯腾豪斯的“教师做为研究者”只是对如何围绕现有课程进行决策的研究, 而教师真正的自主研究是在实施过程的行动研究。[16]这种行动中的研究意味着课程知识不是以教材、教学辅导资料等外在的、静态的课程资源呈现, 而是由教师与学生在特定教学情境中互促互激、共同创造的, 是内在的动态生成。教师教学决策将教学内容与方法决策统一于教学过程。决策不是线性的演绎, 而是一次次复杂迂回的、“丛式”的累积过程。
教师专业成长是在一定的文化场域中进行, 教师教学决策水平的提高需要从个体自主走向集体合作。外在的指导和帮助可以弥补个体教学决策的局限与不足, 教师集体合作决策作为教学经验与实践智慧的分享、互促与“放大”的方式, 是教师个体决策的必要补充。因此, 凯米斯从教师集体专业合作的角度提出了教师即“解放性的行动研究者”, 教师在自己的共同体的指导和帮助下寻求课程开发与实施的最佳方案与计划, 实现教学决策智慧的凝聚与实践的提升。这也是教师教学决策从技术理性、实践理性走向解放理性, 是教学决策发展的必由之路。
四、教学决策的发展趋势:教师做为专业的决策者
透视中外教育史关于教师教学决策的思想, 教师教学决策的重点从以教学的方法技术问题为中心思考“如何教”, 到强调把“教什么”做为教学决策的重要部分;从教师教学决策“教的是谁”的反思转向“谁在教”的关注, 教师教学决策的主体价值得以凸显。20世纪80年代以来课堂教学决策的生态范式追求具体教学情境中师生的互动与理解, 在深度的对话中实现平等、开放的知识与人际建构, 教师教学决策将“如何教、教什么、教谁、谁教”统一于教学的生态情境中。这些变化说明了教学决策不是简单的课前教学设计, 而是教师专业发展的重要内容。
首先, 教师教学决策需要权力赋予的外在保证。教师做为教学决策者是随着教学实践与理论的发展, 逐渐从工具到主体、从传递到创造的转变过程。教学决策是教师教学自主的必然构成, 是教师教学决策权力的体现。决策权是主体性权力, 教学发展过程中的教师也经历了从“弱势”决策主体到“强势”决策主体的渐进过程。这种“强势”表现为对教师的课程决策权力的法律和制度赋予和教师教学创生权的获得, 是把教师专业地位的强化与促进学生发展统一起来, 在教学的课前、课中、课后诸环节中, 将“教什么、如何教”的选择与判断权交给教师去行使, 对“教谁、谁教”进行自觉的、审慎的反思和评价。
其次, 教师教学决策需要决策能力的内在支撑。赋权与增能是不可分的, 教学服务于学生主体发展的目的也对教师教学决策的质量提出了要求。教师做为“研究的决策者”是通过对教学计划决策和实施过程的互动决策及其效果进行反思, 提高教师教学行为的专业化水平, 因此教师角色的演变要求教师有对具体教学情境的调适能力和认知重构能力, 只有能力的提升才能使教师教学决策权的合法性转化为可行性存在。
摘要:在不同的历史时期, 教师教学决策呈现不同的特点。当教师做为自然的决策者时, 教学决策呈现经验的、整体性状态;随着教师教学决策焦点的分化与转移, 教师成为了中介的决策者;教学决策的动态与系统性要求教师做为研究的决策者, 实现教学决策的主体性回归。教学决策的发展趋势是教师做为专业的决策者, 在赋权与增能中实现教师教学决策地位和角色的真正转换。
通过这次爱国主义教育,我明白了中国共产党成立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新的事物代替旧的事物是自然发展的基本规律,旧民主主义革命必将灭亡,新民主主义革命必将胜利。
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帝国主义的势力不断侵入中国。中国人民为了反帝反封建进行了许多不屈不饶的革命斗争。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政府,但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更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辛亥革命的失败标志着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时代的终结,宣告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在中国的破产。
历史证明,中国的农民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由于他们的历史局限性和阶级局限性,都不可能领导民主革命取得胜利。随着帝国主义的入侵和现代化工业的发展,中国进入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俄国十月革命”给我们带来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了广泛的传播。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确定党的名称叫中国共产党。
从此,中国共产党担负起领导中国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的重任,无产阶级开始登上了政治舞台,并起了主力军的作用,彻底地展开了一次又一次的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真正地实现了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转变。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国社会进步和革命发展的客观要求。
1、科学发展观的提
2、科学发展观的思想内涵
3、科学发展观的重大意义。
论科学发展观的思想内涵和重大意义
班级:A1045姓名:焦子鹤学号:11007020513 摘要: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4页
关键词:科学、发展、发展观、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正文:
一、科学发展观的提出:科学发展观,是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2003年7月28日的讲话中提出的“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推进各项事业的改革和发展的一种方法论,也是中国共产党的重大战略思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写入党章,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之一。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上,胡锦涛总书记在《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的报告中提出,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性,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指明了我们进一步推动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思路和战略,明确了科学发展观是指导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指导思想,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于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社会发展规律、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和新的中国国情相结合达到了新的高度和阶段。科学发展观的具体内容包括:第一,以人为本的发展观。第二,全面发展观。第三,协调发展观。第四,可持续发展观。根据党的十七大部署,中央决定从2008年9月开始,用一年半左右的时间,在全党分批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科学发展观是中国共产党党章规定的党的指导思想,是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的第四代领导集体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科学发展观核心是以人为本。以人为本是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突出强调的一个重要思想和基本要求。它之所以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主要有以下三方面原因。第一,以人为本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项基本原则。第二,以人为本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和执政理念的集中体现。第三,以人为本全面回答了科学发展观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科学发展观坚持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的根本宗旨,牢固树立“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坚定信念,把依靠人民作为发展的根本前提,把提高人作为发展的根本途径,把尊重人作为发展的根本准则,把为了人作为发展的根本目的,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解决好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做到发展为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国家发展战略的整体构想,既从经济增长、社会进步和环境安全的功利性目标出发,也从哲学观念更新和人类文明进步的理性化目标出发,几乎是全方位地涵盖了“自然、经济、社会”复杂系统的运行规则和“人口、资源、环境、发展”四位一体的辩证关系,并将此类规则与关系在不同时段或不同区域的差异表达,包含在整个时代演化的共性趋势之中。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国家的战略,必然具有十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哲学内涵。面对实现其战略目标(或战略目标组)所规定的内容,各个国家和地区,都要根据自己的国情和具体条件,去规定实施战略目标的方案和规划,从而组成一个完善的战略体系,在理论上和实证上去寻求国家战略实施过程中的“满意解”。从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出发,其体系具有三个最为明显的特征: 其一,它必须能衡量一个国家或区域的“发展度”,发展度强调了生产力提高和社会进步的动力特征,即判别一个国家或区域是否在是真正地发展?是否在是健康地发展?是否是理性地发展?以及是否是保证生活质量和生存空间的前提下不断地发展?其二,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区域的“协调度”,协调度强调了内在的效率和质量的概念,即强调合理地优化调控财富的来源、财富的积聚、财富的分配以及财富在满足全人类需求中的行为规范。即能否维持环境与发展之间的平衡?能否维持效率与公正之间的平衡?能否维持市场发育与政府调控之间的平衡?能否维持当代与后代之间在利益分配上的平衡?其三,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区域的“持续度”,即判断一个国家或区域在发展进程中的长期合理性。持续度更加注重从“时间维”上去把握发展度和协调度。建立科学发展观的理论体系所表明的三大特征,即数量维(发展)、质量维(协调)、时间维(持续),从根本上表征了对于发展的完满追求。坚持党在指导思想上的与时俱进,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这是我们党五十多年来执政的最基本的经验。党的十六大以来,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根据新世纪新阶段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根据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根据我国发展出现的新的阶段性特征,提出了一系列重大战略指导思想,极大地推进了党的指导思想的与时俱进。其中尤其以科学发展观的作用最为突出。确立科学发展观作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重要指导思想的地位,有着充分的理论根据、现实根据,也是符合我国长期发展需要的。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为实现党的指导思想的与时俱进奠定了重要的思想理论基础。科学发展观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为指导,总结了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成功经验,吸取了世界各国发展中的有益成果,深刻分析了传统发展观的弊端,全面揭示了发展的丰富内涵,极大丰富和推进了我们党三代领导集体的关于发展的思想。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坚持发展是第一要义,就是要坚持“发展是硬道理”和“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第一要务”的思想,不断推进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发展就是在实现工业化、信息化的基础上摆脱贫困,发展就要在实现工业化、信息化的基础上推进社会全面进步。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坚持以人为本,就是坚持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的根本宗旨,把依靠人作为发展的根本前提,把提高人作为发展的根本途径,把尊重人作为发展的根本准则,把为了人作为发展的根本目的,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是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坚持全面发展,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共同进步,推进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共同发展,在实现社会全面进步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坚持协调发展,就是要使各个地区、各个部门、各个领域比例适当、结构合理、相互促进、良性运行,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推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协调,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的各个环节和各个方面相协调。坚持可持续发展,就是要使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人与自然相和谐,发展循环经济、建设资源节约型国家、建设环境友好型国家,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对“什么是发展”、“靠谁发展”和“为谁发展”、“怎样发展”等发展观的基本问题,做出了科学的回答,极大地深化了对人类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与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做出了重大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为实现党的指导思想的与时俱进奠定了重要的思想理论基础。当前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和出现的新矛盾新课题,决定了科学发展观对全局工作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二、科学发展观的内涵:
就是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是坚持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是在坚持毛泽东、邓小平和江泽民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充分肯定新时期特别是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我国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基础上,从新世纪新阶段的实际出发,适应现代化建设,努力把握发展规律、汲取人类关于发展的有益成果,着眼于丰富发展内涵、创新发展观念、开拓发展思路、解决发展难题的基础上提出来的。2.坚持发展是硬道理
坚持抓好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用发展和改革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要坚定不移地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坚持以人为本,转变发展观念、创新发展模式、提高发展质量,落实“五个统筹”,把经济社会发展切实转入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轨道。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必须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必须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必须加强和谐社会建设,必须不断深化改革开放。3.发展必须是可持续的发展
我国土地、淡水、能源、矿产资源和环境状况对经济发展已构成严重制约。要把节约资源作为基本国策,发展循环经济,保护生态环境,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促进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推进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切实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坚持节约发展、清洁发展、安全发展,实现可持续发展。
4.深刻认识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基础、精神实质和指导意义 第一,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认识的进一步深化。第二,科学发展观的实质是要实现经济社会更快更好的发展。第三,科学发展观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现代化的根本指针。
三、科学发展观的重大意义:
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推进各项事业的改革和发展。关键词: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统筹兼顾在党的十七大上,胡锦涛总书记在《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的报告中提出,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性,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指明了我们进一步推动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思路和战略,明确了科学发展观是指导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指导思想,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于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社会发展规律、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和新的中国国情相结合达到了新的高度和阶段。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义。要牢牢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坚持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要着力把握发展规律、创新发展理念、转变发展方式、破解发展难题,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实现又好又快发展。坚持以人为本。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要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促进现代化建设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促进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协调。坚持统筹兼顾。要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大关系,统筹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既要总揽全局、统筹规划,又要抓住牵动全局的主要工作、事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着力推进、重点突破。
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始终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积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通过发展增加社会物质财富、不断改善人民生活,又要通过发展保障社会公平正义、不断促进社会和谐。
坚持党在指导思想上的与时俱进,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这是我们党五十多年来执政的最基本的经验。党的十六大以来,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根据新世纪新阶段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根据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根据我国发展出现的新的阶段性特征,提出了一系列重大战略指导思想,极大地推进了党的指导思想的与时俱进。其中尤其以科学发展观的作用最为突出。确立科学发展观作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重要指导思想的地位,有着充分的理论根据、现实根据,也是符合我国长期发展需要的。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为实现党的指导思想的与时俱进奠定了重要的思想理论基础。科学发展观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为指导,总结了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成功经验,吸取了世界各国发展中的有益成果,深刻分析了传统发展观的弊端,全面揭示了发展的丰富内涵,极大丰富和推进了我们党三代领导集体的关于发展的思想。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坚持发展是第一要义,就是要坚持“发展是硬道理”和“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第一要务”的思想,不断推进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发展就是在实现工业化、信息化的基础上摆脱贫困,发展就要在实现工业化、信息化的基础上推进社会全面进步。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坚持以人为本,就是坚持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的根本宗旨,把依靠人作为发展的根本前提,把提高人作为发展的根本途径,把尊重人作为发展的根本准则,把为了人作为发展的根本目的,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是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坚持全面发展,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共同进步,推进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共同发展,在实现社会全面进步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坚持协调发展,就是要使各个地区、各个部门、各个领域比例适当、结构合理、相互促进、良性运行,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推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协调,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的各个环节和各个方面相协调。坚持可持续发展,就是要使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人与自然相和谐,发展循环经济、建设资源节约型国家、建设环境友好型国家,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对“什么是发展”、“靠谁发展”和“为谁发展”、“怎样发展”等发展观的基本问题,做出了科学的回答,极大地深化了对人类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与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做出了重大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为实现党的指导思想的与时俱进奠定了重要的思想理论基础。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继续深化改革开放。要把改革创新精神贯彻到治国理政各个环节,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增强改革措施的协调性。要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进各方面体制改革创新,加快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步伐,全面提高开放水平。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切实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要站在完成党执政兴国使命的高度,把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体现到领导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上来,落实到引领中国发展进步、更好代表和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上来,使党的工作和党的建设更加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为科学发展提供可靠的政治和组织保障。要进一步转变发展观念。要进一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大力推进经济增长方式向集约型转变,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要进一步转变经济体制。要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要进一步转变各级干部的工作作风。惟其如此,科学发展观才能真正落在实处,才能真正有利于推进我国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地发展下去。
参考文献:《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
《邓小平文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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