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录体(精选5篇)
《论语》作为先秦说理散文的开端之一, 其独特的文体形态早在《汉书·艺文志》中就曾有记载:“《论语》者, 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近人蒋伯潜则在《诸子通考》中写道:“孔子为诸子之开祖;私家之著述, 始于孔子后学记纂孔子言行之《论语》;与其以《论语》为六艺之附庸, 不如以《论语》为诸子之冠冕云云。” (3) 对《论语》文体进行研究, 有助于我们了解整个先秦时期散文的文体概况。相较于《尚书》的“佶屈聱牙”;《春秋》的“谨严”;《易》的“奇而法”, 《论语》“趋简” (4) 的语言风格是其一大特色, 孔子门生试图通过记录孔子的“微言”来阐发“大义”。由于《论语》语录体文体体制相对短小, 许多文本思想难以完全阐释清晰。如此造就了《论语》语录体的一大特点, 即“模糊性”。
一
《论语》中记录孔子的言论, 大多使用“子曰”。这类以某人“曰”开头, 从而记录他人说话的具体内容的文体结构形式在先秦文献中并不少见。《尚书》作为中国最早的历史文献, 其主要内容便是记录上古君王与臣子交谈的内容, 而诸如“帝曰”、“王曰”、“周公曰”等记言方式在《尚书》中可谓“汗牛充栋”。而另一部儒家经典《周易》之中也大量使用“《象》曰”、“《彖》曰”一类的撰文手法, 《礼记》之中记录他人对话也多是用某人“曰”的行文方式。这种以“曰”字为特征的记言方式, 源自先秦时期史官对帝王话语的记载。由此可见, 儒家经典的行文方式深受史官文化的影响。
因为部分先秦散文是史官记录帝王的言行文稿, 所以这类散文大多会对事件发展的起因、经过和结果进行较为完整的论述。《尚书·虞夏书》记载“尧舜禅让”时言:
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载, 汝能庸命, 巽朕位?”岳曰:“否德忝帝位。”曰:“明明, 扬侧陋。”师锡帝曰:“有鳏在下, 曰虞舜。”帝曰:“俞!予闻, 如何?”岳曰:“瞽子, 父顽, 母嚚, 象傲;克谐以孝, 烝烝乂不格奸。”帝曰:“我其试哉!”女于时, 观厥刑于二女。厘降二女于妫汭, 嫔于虞。帝曰:“钦哉!” (5)
此段将尧为何将帝位禅给舜进行了较为完整的记录, 包括尧在位时间, 舜的品行如何, 尧通过何种方式考察舜等重要内容在《尚书·虞夏书》都有所论及。
《论语》的行文方式虽然深受《尚书》等史官文献的影响, 但不像《尚书》一般可以较为详细地交代某些事情的发展经过。由于《论语》是孔子弟子及其再传弟子对孔子言行的记录, 且每一章都相对独立, 各个章句之间缺乏上下语境间的联系, 因此《论语》中许多章的思想内容都较为模糊。蒋伯潜认为:“其 (《论语》) 论道德, 则以‘仁’为核心。” (6) 《论语》中部分章句从内容上看, 似乎与“仁”并没有太大的关系。但后人往往将《论语》内涵不明、内容模糊的章句与“仁”、“礼”等儒家中心思想相挂钩。《论语·雍也》曾载:
子曰:“觚不觚, 觚哉!觚哉!”
从字面上理解这句话, 只是孔子疑问装酒的器皿觚像个觚, 但是个觚吗?《论语集释》载《论语义疏》:“皇疏引王肃云:当时沉湎于酒, 故曰“觚不觚”, 言不知礼也。” (7) 显然, 《论语义疏》是将这句话引申为孔子斥责他人沉溺于酒乐之中而不知“礼”。胡适则对这句话有更加详尽的解释, 他解释道:“‘觚’是有角之形。故有角的酒器叫做‘觚’。后来把觚字用泛了, 凡酒器可盛三升的, 都叫做‘觚’, 不问他有角无角。所以孔子说‘现在觚没有角了。这也是觚吗?这也是觚吗?’不是觚都叫做‘觚’, 这就是言不顺。” (8) 仅就《雍也》篇该章文本来看, 不论是皇侃诠释的孔子借“觚”斥责他人不知“礼”, 还是胡适发散性地解释此章意为“言不顺”, 二者都是对此章内容进行了扩充性的解释, 甚至可以称为是对此章文本思想进行了合理的猜测。这些猜测之所以能够成立, 并得到学界一定程度的认可, 都与《论语》语录体的模糊性息息相关。试想, 如果《论语》并非语录体散文集, 而是类似《尚书》等历史文献汇编, 上下语境较为翔实充分, 这些关于《论语》文本思想内容的进一步诠释是断然不会成立的。
再如《论语·微子》篇两章:
周公谓鲁公曰:“君子不施其亲, 不使大臣怨乎不以, 故旧无大故则不弃也。无求备于一人。”
周有八士, 伯达、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随、季騧。
此两章从内容上看, 不论是与孔子, 还是孔门弟子都没有太大的关系。周公旦对其子伯禽所说的话, 以及周朝的八个贤士都不能与《论语》所展现的主题相契合, 以至于蒋伯潜认为“无疑地是后来附记的了” (9) 。在蒋氏看来, 此两章是伪书, 是不值得后人相信的记录。然而韩愈在《论语笔解》中则明确地说明了此两章与孔子的关系:“周公戒伯禽多矣, 仲尼独举此, 讽哀公不亲信贤人尔。施当为弛, 言不弛慢所亲近贤人, 如此则大臣无所施矣。谓施为易, 非也。” (10) 韩愈认为这两章是孔子用来讥讽鲁哀公不能任用贤人, 而从韩愈的《马说》“千里马常有, 而伯乐不常有”我们可以看出韩愈初登仕途, 不能得到明君任用而感到十分无奈, 他无疑将他的这种怀才不遇的情感倾注到《论语》诠释当中去。正是由于《论语》语录体的模糊性, 《论语》每一章都缺乏上下语境的交代, 在某些章节上, 后人需要通过推理和揣测判断孔子说这句话的本意。如此, 才会出现韩愈、蒋伯潜二人对于《微子》篇此两章“南辕北辙”的看法。
诸如上述由于《论语》语录体文体形态模糊性, 而造成的《论语》诠释领域上“发散性”诠释论调和“相悖性”诠释特点, 在《论语》诠释史上可谓“比比皆是”。每一位《论语》诠释者都希望探寻经典本意, 回归经典溯源, 可是《论语》语录体的模糊性却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经典诠释者对经典文本的理解与解读。
二
元人何异孙是如此定义《论语》的:“《论语》有弟子记夫子之言者, 有夫子答弟子问者, 有弟子自相答者, 又有时人相言者, 有臣对君问者, 有师弟子对大夫之问者, 皆所以讨论文义, 故谓之‘论语’。” (11) 《论语》是孔门弟子对孔夫子、孔子门生和其他一些君王、大臣言行的记录。《论语》共有492章之多, 且《论语》内容产生时间跨度较长, 孔门弟子对孔子言行, 特别是语言的记录难免存在讹误。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后, 《论语》文本在民间并不多见, 汉代所传之经典, 多是秦时博士官口授。汉人师传弟子儒家经典也多为口授, 并不使用书面文献。如此种种, 造成了《论语》从版本到内容的某些不一致。语录体本身的模糊性在《论语》不同版本的流传过程中, 愈发加深。
《论语·述而》:
子曰:“加我数年, 五十以学《易》, 可以无大过矣。”
对于此章的解释, 古往今来有许多争议。现在通行的说法是此章内容乃孔子强调其晚年对《易经》的喜爱。皮锡瑞尝云:“孔子晚而喜《易》, 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 韦编三绝, 曰:‘假我数年, 若是, 我于《易》则彬彬矣。’” (12) 但有的学者却认为, 此处的“易”通“亦”, 这句话并不是孔子谈《周易》, 而是孔子谈一种治学的精神, 即“加我数年, 五十以学, 亦可以无大过矣”。刘宝楠的《论语正义》中便认同这种说法:“释文云:‘学易如字, 鲁读易为亦, 今从古。’” (13) 此处“易”和“亦”的矛盾之争, 显然是语录体的模糊性造成的。孔夫子当年说了这句话, 孔门弟子笔录成文。“易”与“亦”两字读音相同, 在先秦文献中可以相互借用, 故产生了这个绵延上千年的矛盾。学界大多认为此处的“易”就是指《易经》, 多是通过先秦其他文献和先秦出土文物等旁证, 并没有直接证据。
《论语》语录体模糊性造成的《论语》章句基本含义的莫衷一是, 在《论语》诠释史上也并不在少数。《述而》篇:
子曰:“文莫吾犹人也。躬行君子, 则吾未之有得。”
此章中“文莫”两字是连读, 还是“文”、“莫”分开念, 在《论语》诠释领域具有非常大的争议。杨伯峻在《论语译注》中写道:“以前人都把‘文莫’两字连读, 看成一个双音词, 但又不能得出恰当的解释。吴承仕在《亡莫无虑同词说》中以为“文”是一词, 指孔子所谓的‘文章’;‘莫’是一词, ‘大约’的意思。……朱熹《集注》亦云, ‘莫, 疑辞’, 或为吴说所本。” (14) “文”与“莫”之间的疑问, 无疑源自《论语》语录体的模糊性。由于此句为孔子语录, 缺乏此条语录形成的背景, 先秦文献中又没有出现过“文”“莫”合用的先例, 因此“文”与“莫”之间的意义关系很难定义。孔子门生在记录孔子此句话时应该不曾想到, “文”与“莫”单读, 还是连读会成为《论语》诠释史上又一个难解的“谜团”。
《论语》的出现, 不仅标志着语录体这一文体形态的成形, 而且对其后《荀子》、《韩非子》等专题性散文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论语》语录体模糊性的文体特点在后世的语录体散文中也有体现, 扬雄的《法言》、文中子的《中说》、朱熹的《朱子语类》, 甚至佛教的《六祖坛经》等都或多或少地体现了《论语》语录体模糊性的特点。它们都企图通过模范孔学的“微言大义”阐明自己的学术思想, 拔高自身文化地位。
而从《论语》研究论述的角度看, 《论语》语录体模糊性也是具有一定影响的。据柳宏《清代〈论语〉诠释史论》统计, 仅有清一代《论语》研究文献“各种文献记载约有一千种以上……其中以《论语》或《论语》篇目命名者近二百部, 以《四书》命名者有六百种之多” (15) 。清代《论语》诠释繁荣, 纵然与《论语》本身极高的学术地位密不可分。然而《论语》语录体模糊性也同时给予了经典诠释者们巨大的诠释空间, 使他们面对已经被研究了上千年的《论语》依然有话可说。
新世纪以来, 我们对《论语》的研究已经从单纯的《论语》注、疏文本的研读, 上升到《论语》学史的研究。正确、合理地把握《论语》文体的基本形态与特点, 对于我们研究《论语》学史的发展脉络也是有所裨益的。
参考文献
[1]刘宝楠.论语正义.中华书局, 2012.
[2]程树德.论语集释.中华书局, 2013.
[3]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 2013.
[4]皮锡瑞.经学历史.中华书局, 2004.
[5]蒋伯潜, 蒋祖怡.经与经学.上海书店出版社, 1997:124.
[6]班固.汉书.中华书局, 1983.
【关键词】“语录体”著作;《论语》;《理想国》;当代启示
【作者单位】宋敏,河北金融学院;李淑华,河北民族师范学院。
一个完整的历史研究过程,包括两个环节,即研究与表述。前者包括确定研究课题、收集整理资料、形成思想认识等;后者包括编写史著,展示研究成果等。两个环节相互依存,研究是表述的前提,表述是研究的结果与体现。若无研究,无法编写史著或写不出好的史著;若无表述,研究成果无以体现或体现得不完整 [1]。可见,教育家的研究成果以什么样的方式表现是很重要的。
当今教育界学术文章多以议论文为主,以专著为“大一统”。然而,教育思想的表达是否仅限于写成论文或者论著呢?答案自然是否定的。人类文明史上有无数的教育家、思想家,他们留给后人的精神财富是以多元化的方式呈现的,比如“语录体”著作、教育小说、教育专著、教育随笔、教育日志、信札、传统家训等。其中,“语录体”著作因其语言朴实生动、简明易懂受到人们广泛认可,中外教育史上也留下了很多“语录体”著作。
一、“语录体”著作的特点
1. 语言朴实生动、简明易懂
要分析“语录体”著作的特点,首先要弄明白什么是对话。在“我—你”关系中,“你”告谓“我”,“我”对“你”的告谓做出应答,这就是对话 [2]。对话这种表达方式的最大特点是“对话人生的基本运动是转向他人”[2]。其特点是语言简约质朴、生动形象、平实易懂;语句简短流畅、通俗明了、诙谐机智;语句有肯定句也有反问句;在谈话中有一问一答式、一问多答式,还有多人谈论式;语气有同辈之间的平等对话,也有师生或上下级之间的讯问。总之,“思想不是按其在头脑中存在的方式去表达,而以对话的方式去表达”[2]。
从人类历史发展来看,早期教育著作中,教育家和思想家喜欢用朴实生动、简明易懂的对话(或语录)来阐述他们的教育思想,呈现他们的研究成果,表达他们对教育的理解。越是学问高深、知识渊博的学者,其表述学问的语言往往越平实,因为他们已经将知识融会贯通。这些学者反应敏捷、思路清晰,能轻易地把高深的思想转化成口语化、大众化的语言。将这些语言记录下来,并以平实、生动的对话方式撰写的作品,就是“语录体”著作,很多“语录体”著作是教育史上的瑰宝。
2. 教育哲理蕴藏在朴实的对话中
阅读一部“语录体”著作,我们会发现在平实的对话或是激烈的辩论中,很多教育问题被讨论,很多教育规律被探寻,很多教育真谛被揭示,很多关于教育的理念被阐发。“语录体”著作留给后人的是先哲的智慧,这些智慧帮助我们完善今天的教育体系。相比现在很多晦涩难懂的教育论著,这些“语录体”著作更易于理解。教育话题涉及千家万户,大众离不开教育,教育也离不开大众,因此,每个人都可以谈教育。于是,大学里充斥着各式各样的教育科研课题,每年有大量的教育著作出版,但是,真正深入人心的教育论著有多少呢?又有多少教育论著可以与《论语》相媲美呢?
古今中外,在浩如烟海的教育著作中,“语录体”著作不少,它们有着极强的生命力。正如华东师范大学金忠明教授在《衡山夜话》序言中所说:“谈话类的文章也好,著作也好,在久远的历史中是经常看到的,我想举两本教育类的经典著作为例,一是西方柏拉图的《理想国》,一是中国孔子的《论语》,这样一种谈话的方式可能比较容易使大家对教育产生一些生动的思想。”[3]除了这两部著作,孔子的后继者孟轲和其弟子万章等编著的《孟子》也是“语录体”著作,记录孟子游说各国诸侯以及他与当时的学者争论学术问题的事迹,这部著作展现了孟子的教育活动和教育主张,生动地反映了当时百家争鸣的盛况,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与教育意义。此外,较有名的“语录体”著作还有《中说》(即《文中子》),这是隋代杰出教育家王通和他弟子的问答记录,由王通的弟子编纂。其沿用《论语》的表达方式,以对话表达了王通的思想。这些著作对人类教育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促进作用,我们有理由相信,它们会一直影响我们今后的教育发展。
二、“语录体”著作的代表作——《论语》和《理想国》
1.我国最早的一部“语录体”著作——《论语》
《论语》是中华民族教育史上宝贵的精神财富,也可以说是我国最早的“语录体”著作。孔子的思想学说和他的事迹,由他的弟子们记录下来,汇编成一本书,名为《论语》,这是研究孔子教育思想最重要的资料[4]。《论语》的内容包括孔子谈话、答弟子问以及弟子间的相互讨论。从《论语》的对话中,我们可以领略孔子“扣两端”的谈话艺术。《论语》的成书时间大约在春秋战国之交,全书共有二十篇,以孔子的言行为主,夹杂了其弟子的言行,是无系统的语录体和纪事体作品。全书共搜集内容509条,其中,关于教育的内容有371条(包含关于孔子教育言行的内容333条)[5]。《论语》是一部优秀的古代思想典籍,它记载了孔子的思想和言行,反映了早期儒家思想的基本面貌,从中我们可以充分了解孔子和早期儒家的自然观、社会道德理想,以及他们在教育、艺术等方面的主张。值得一提的是,《论语》具有鲜明的“语录体”特色,孔子这位伟大教育家的教育思想是通过师生对话、弟子之间的对话来展现的。
《论语》通篇以对话方式展开,借助通俗易懂的对话,生动地向世人展示了大教育家孔子创建的儒家伦理道德规范及其教育思想。比如《论语》第一篇《学而篇第一》,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谈及学习。孔子是教育家,以学治学,他一生的追求就是不断学习,不断完善自我,学习着并快乐着,始终开心地学习。又如在《述而篇第七》中,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孔子称好学入了迷,达到了“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而”。此外,孔子认为做老师,就要尽自己的社会职责,应重视自身的学习和修养,掌握广博的知识,具有高尚的品德,这是教人的前提。同时,教师要保持一种“学如不及,犹恐失之”的积极态度,不断进步,做到“学而不厌、诲人不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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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的字字句句显示,孔子热爱教育事业,敏而好学,以身作则,爱护学生,教学相长,是一位以德服人的伟大教育家,是中国历史上教育者的光辉典范。因此,他被世界公认为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
《论语》这部闪烁着孔子教育思想的伟大作品不仅是中国最早的“语录体”著作,也是中国杰出的“语录体”典籍。在世界权威机构评定的影响世界历史100 部名著的排行榜中,《论语》排在第11 位。因此,民间有“半部《论语》治天下,半部《论语》学做人”的说法[6]。
2. 西方国家“语录体”著作的杰出代表——《理想国》
《理想国》是西方国家“语录体”著作的杰出代表,它的作者是古希腊哲学家和教育家柏拉图。《理想国》成书于柏拉图壮年时期,约30万字,原书不分章节,到中世纪初被分为10卷。柏拉图在书中以其师苏格拉底和格劳孔(Glaucus)、阿得曼托斯(Adeimantus)等人的对话表述了自己的哲学、政治和教育思想,讨论了政治体制、婚姻、优生、节育、宗教、道德、文艺、教育等各种问题[7]。柏拉图在书中以已故的老师为代言人,让自己的兄弟和朋友一起参与谈话,这是一种特殊的表述方式[8]。在这些人充满智慧的谈话中,柏拉图构想了一个理想的国家,在这个国家里,统治者是集政治权力和哲学思想于一身的哲学王。
在《理想国》中,柏拉图以对话方式阐述了他重视教育的主张。他认为:“良好的教育和培养造就良好的身体素质,良好的身体素质再接受良好的教育,产生比前代更好的体质,这有利于别的目的,也有利于人种的进步,像其他动物一样。”[9]他指出榜样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你没有注意到从小到老一生在连续模仿,最后模仿成为习惯,习惯成为第二天性,一举一动、言谈思想都受到其影响吗?”[9]他提倡儿童的早期教育和身心和谐发展,强调环境对儿童身心健康发展的影响:“一个儿童从小受了好的教育,节奏与和谐渗入了他的心灵深处,在那里牢牢地生了根,他就会变得温文有礼;如果受了坏的教育,结果就会相反。再者,一个受过适当教育的儿童,对于人工作品或自然的缺点也最敏感,因而对丑恶的东西会非常反感,对优美的东西会非常赞赏,感受其鼓舞,并从中汲取营养,使自己的心灵成长得既美且善。”[9]他指出身心和谐发展的实质是品格完美,认为教育应该由国家管理,由国家规定统一学制,由国家对教育内容进行严格控制,进而从根本上保持教育的一致性和稳定性,使教育成为维护国家政治稳定的有力支撑。
这部“语录体”著作很好地表现了柏拉图的教育思想,书中辩论式的对话,恰如其分地把柏拉图关于教育的理念阐述出来。比如“思想的首次尝试和检验除了与它外在相似的形式,还有另一种形式。如果任何人都很熟悉这一点,柏拉图亦然”[2]。这也是这部“语录体”著作历经时间磨砺仍然熠熠生辉的原因所在。
三、“语录体”著作对当代的启示
1. 以浅显易懂的对话彰显著者的思想
以浅显易懂的对话清楚地表达著者的思想,这是著者的智慧。在当今社会,人们的思想和价值观呈现多元化趋势,人们渴望“对话”,因此,“语录体”著作也多了起来。比如华东师范大学的金忠明教授和同事在《衡山夜话》后,推出了它的姊妹篇《东海夜话》。在《东海夜话》的序言中,金教授指出:“‘对话’正渐渐成为我们时代的生活常态,学术论文的商榷、电视台的时事论坛、居民小区的管理协议、人大立法的市民听政……乃至多种样式的学术‘茶馆’和艺术‘三人转’在各类媒体上喧腾起伏,映衬了当代社会民主意识空前的觉醒和理性精神的逐步显现——毋庸讳言,其间也夹杂着若干浮躁、轻率和莽撞。古代哲人孔子的‘扣两端’,苏格拉底的‘产婆术’,当代智士哈贝马斯的交往对话理论模式,弗莱雷的平等对话教育模式,交相辉映,且日渐渗入学校和社会的底层。从‘逻辑与历史的统一’到‘逻辑与对话的整合’,凸显对话精神、对话途径下真理的相对性、个人性,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特征。”[3]
2.通过多种方式表达教育思想
教育思想必须借助语言文字来表达,否则,人们对教育历史的认识就永远处于思想形态[1]。教育思想通过文字作品来表达,但不一定是晦涩深奥的教育专著,也可以是简单易懂的“语录体”著作,《论语》和《理想国》就是最好的例证。
哈佛大学的杜维明教授和在哈佛大学燕京学社从事学术研究和策划的黄万盛先生曾经就“西方当代思想家对启蒙理念的理论反省和批判”与“中国传统思想(尤其是儒家思想)对构建现代性社会究竟具有怎样的意义”展开对话,该对话内容发表于2005年《世界哲学》第4期的《启蒙的反思——杜维明、黄万盛对话录》,引起了广泛讨论。正如威廉·亨伯特在其论著《论双数》(1827年)中所说的:“在思想的一种能力和另一种能力之间,除了言语之外别无其他的中介。”费尔巴哈将亨伯特的观点简化为一句格言:“真正的辩证法不是孤独的思想者与他自己的对白,而是‘我’与‘你’之间的对话。”[2]因此,我们面对当今出版界教育论著“大一统”的现状,不妨呼吁出版社潜力运作,多出版如《论语》《理想国》这样的“语录体”著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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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简介
《论语》是记录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一部书,共二十篇,分别为:《学而》、《为政》、《八佾》、《里仁》、《公冶长》、《雍也》、《述而》、《泰伯》、《子罕》、《乡党》、《先进》、《颜渊》、《子路》、《宪问》、《卫灵公》、《季氏》、《阳货》、《微子》、《子张》、《尧曰》。《论语》由孔子的弟子及再传弟子编写,是我国古代儒家经典著作之一,是首创语录之体。汉语文章的典范性也发源于此,儒家(在春秋战国时期与墨家对立)创始人孔子的政治思想核心是“仁”、“礼”和“中庸”。《论语》是记录孔子主要弟子及其再传弟子关于孔子言行的一部书。
《论语》的语言简洁精炼,含义深刻,其中有许多言论至今仍被世人视为至理。
《论语》以记言为主,“论”是论纂的意思,“语”是话语。《论语》成书于众手,记述者有孔子的弟子,有孔子的再传弟子,也有孔门以外的人,但以孔门弟子为主,《论语》是记录孔子和他的弟子言行的书。
孔子(公元前551-前479年),名丘,字仲尼。他父亲孔纥,又名叔梁纥,曾做过陬邑(今山东曲阜东南)宰,本身属于贵族阶级下层的“士”。他的母亲姓颜,名叫征在。孔子3岁时,父亲就死了,17岁时母亲也死了。孔子青年时,曾做过管理仓库(委吏)和管理牛羊(乘田)的小吏。后来孔子精通“六艺”(礼、乐、射、御、书、数)。
孔子的政治主张是“礼”和“仁”的学说。他生活于春秋大变革时代,他反对以政、刑来强迫人民服从。他所说的“礼”,是一种政治秩序,他所说的“仁”,是最高的道德规范,当然,这种仁和礼是有上下、尊卑、贵贱、等级之分的。动荡不安的春秋时代,诸侯为了争霸,是讲究实力,着眼于利的,所以未能采纳孔子“仁”的政治主张,孔子也没有被重用。孔子师徒颠沛流离周游列国,于公元前484年(鲁哀公十一年)返回鲁国,这时孔子已是白发苍苍的68岁的老人了。但孔子用他晚年的精力,集中整理古籍——“六经”。
公元前479年,孔子去世,享年72岁。他的弟子和再传弟子辑录其言论,编成《论语》一书,共20篇,计492节,合计12700字。《论语》记到孔子晚年的学生曾参的死为止,其中保留着孔子生平、思想学说的重要材料,尤其是教育思想和教学活动的重要材料。它是我国一份十分重要的文化遗产,也可以说,它可作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部教育书。
作为一部优秀的语录体散文集,它以言简意赅、含蓄隽永的语言,记述了孔子的言论。《论语》中所记孔子循循善诱的教诲之言,或简单应答,点到即止;或启发论辩,侃侃而谈;富于变化,娓娓动人。
《论语》又善于通过神情语态的描写,展示人物形象。孔子是《论语》描述的中心,“夫子风采,溢于格言”(《文心雕龙征圣》);书中不仅有关于他的仪态举止的静态描写,而且有关于他的个性气质的传神刻画。此外,围绕孔子这一中心,《论语》还成功地刻画了一些孔门弟子的形象。如子路的率直鲁莽,颜回的温雅贤良,子贡的聪颖善辩,曾皙的潇洒脱俗等等,都称得上个性鲜明,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孔子因材施教,对于不同的对象,考虑其不同的`素质、优点和缺点、进德修业的具体情况,给予不同的教诲。表现了诲人不倦的可贵精神。据《颜渊》载,同是弟子问仁,孔子有不同的回答,答颜渊“克己复礼为仁”,答仲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所欲 慎施于人”,答司马中“仁者其言也讱”。颜渊学养高深,故答以“仁”学纲领,对仲弓和司马中则答以细目。又如,同是问“闻斯行诸?”孔子答子路:“又父母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因为“由也兼人,故退之。”答冉有:“闻斯行之。”因为“求也退,故进之。”这不仅是因材施教教育方法的问题,其中还饱含孔子对弟子的高度的责任心。
《论语》是名列世界十大历史名人之首的中国古代思想家孔子的门人记录孔子言行的一部集子,成书于战国初期。因秦始皇-焚书坑儒(虽说是焚书坑儒,但是活埋的其实是一些方士),到西汉时期仅有口头传授及从孔子住宅夹壁中所得的本子,计有:鲁人口头传授的《鲁论语》20篇,齐人口头传授的《齐论语》22篇,从孔子住宅夹壁中发现的《古论语》21篇。西汉末年,帝师张禹精治《论语》,并根据《鲁论语》,参照《齐论语》,另成一论,称为《张侯论》。此本成为当时的权威读本,据《汉书·张禹传》记载:“诸儒为之语曰:‘欲为《论》,念张文。’由是学者多从张氏,馀家寝微。”《齐论语》《古论语》不久亡佚。现存《论语》20篇,492章,其中记录孔子与弟子及时人谈论之语约444章,记孔门弟子相互谈论之语48章。
孔子(前551-前479)名丘,字仲尼,英文:Confucius在家族中年龄排行第二,故也有人称为孔老二,春秋时鲁国陬邑人,汉族,享年73岁,葬于曲阜城北泗水南岸即今日孔林所在地。是我国历史上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和政治家。
孔子早年丧父,家境衰落。他曾说过:“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年轻时做过委吏(管理粮仓)与乘田(管理牲畜)。他虽然生活贫苦,但好学上进善于取法他人,曾说过:“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由于他知识渊博,开始授徒讲学,是私人讲学之风的开创者,打破了学在官府的传统,进一步促进了学术下移,对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故事体广告是通过讲故事的形式来传播商品或劳务信息的广告文体。
故事体广告应具有人物、情节、环境三要素。
人物,往往是购买或使用某种商品的人。虽然不能象小说那样人物要具有鲜明的性格,但如果多少能显示一些个性特征,必能给消费者留下深刻的印象。
情节,常常就是购买或使用某种商品前后的一些矛盾、难题及解决的过程,这个过程一般是按照矛盾或难题的产生――发展――解决的`顺序组织材料。虽然也不能象小说那样要求情节迭宕起伏,但最好有一点曲折,波动,否则就会枯燥无味,同样失去吸引人的作用。
环境,主要包括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又包括时代背景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自然环境主要指人物生存空间中的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与文学中叙事作品环境描写不同的是,故事体广告中的环境不必细腻、完整,它可以跳跃式地显现局部生活场景;它可有也可无。
关键词:似膏体充填体,早期强度,凝石,浓度
目前我国煤炭开采每年排出地下水约22亿m3[1] , 导致地面塌陷面积累计已达约50万hm2[2] , 每年新形成地面塌陷约3万hm2。面对煤炭开采造成的严重问题, 钱鸣高院士等提出了绿色开采的理念并对其技术框架进行了深入研究。采空区充填开采技术是煤矿绿色开采的主要内容之一[3,4] 。我国过去较多采用的水砂充填技术, 存在料浆制备和输送工艺复杂、料浆于井下大量脱水、污染井下环境并大量增加排水费用等问题。金属矿山应用较多的膏体充填技术, 充填料浆浓度高, 井下脱水少, 基本不增加排水费用, 但因料浆制备和输送困难、主要设备需要进口等原因, 使其在更广泛领域的推广受到了限制。孙恒虎教授领导的课题组创造性地提出了“似膏体充填”新技术。似膏体充填料浆的浓度低于膏体充填而高于水砂充填料浆, 一般为72%~78%;料浆制备和输送工艺简单, 一般不需进口设备, 料浆的脱水率稍高于膏体而远低于水砂充填。由于使用特殊的胶凝材料且固体物料的选择实现了粗细颗粒的合理搭配, 料浆固化后形成的充填体强度高。
煤炭充填开采工艺过程中, 充填工作紧随工作面推进, 要求充填体在短时间固化后产生的早期强度要达到自立, 并能够对顶板有适当的支撑作用。在此对似膏体充填体的早期强度进行试验研究并对试验结果进行一定的理论分析。
1 似膏体充填材料的选择
对似膏体充填材料总的要求是:数量足, 质量好, 安全可靠, 价格低。具体确定似膏体充填材料的组成要遵循以下几条基本原则:
1) 满足输送工艺的要求。
为降低输送成本, 充填料浆一般采用管道输送, 所以充填料浆的流动性必须满足管道输送的要求。
2) 充填成本低。
胶凝材料的成本是充填材料成本的主要部分, 选用合适的胶凝材料, 降低胶凝材料的用量, 以及充分利用其他廉价材料都是降低充填成本的有效途径。
3) 充填体强度必须满足采矿工艺的要求。
充填体充入采空区后经过一定时间的凝结固化, 按既定工艺顺序拆除模板时, 充填体必须能够自立, 而且后期强度也必须满足其作为顶板或底板的要求。
4) 充填体脱水率低, 沉缩率小。
充填体脱水首先造成井下工作环境污染, 增加矿井排水成本;同时, 脱水造成充填体沉缩, 接顶效果差, 不利于对顶板岩层的有效控制。
5) 料浆的制备工艺简单。
在料浆的制备环节中, 相应的料浆制备系统越简单, 充填料浆的配合比越容易控制, 其初期投资也越小, 因此, 在满足其他原则的前提下, 制备料浆所用的充填材料种类宜少。
依据以上要求和原则, 并结合山东某矿的具体条件, 确定充填集料选择河砂和粉煤灰, 其中河砂作为粗集料, 粉煤灰作为细集料。胶凝材料选用清华大学孙恒虎教授发明的凝石。凝石是利用火山灰成岩原理和岩石矿物学理论相似模拟演示成岩条件, 在主体材料 (矿渣、粉煤灰等工业固体废弃物) 中加入少量成岩剂所获得的能够在常温常压条件下聚合而成的类天然岩石的生态胶凝材料。凝石以固体排放物为主体原料, 既可实现固体排放物的综合利用, 降低充填成本, 还可以解决水泥行业高污染及原生资源短缺问题[5,6] 。目前凝石已大量用于道路混凝土路面工程、建筑结构工程、采矿充填工程、水利工程、海洋工程, 以及混凝土预制件等的生产或应用研究[7,8,9,10,11] 。
2 似膏体充填体早期强度的试验
2.1 试验设计
影响似膏体充填体早期强度的因素很多, 如胶凝材料类型及含量、料浆质量浓度、集料类型及颗粒级配、养护温度及龄期, 拌和水的性质 (如磁处理改变活性) 等。首先对比研究普通水泥和凝石分别作胶凝材料对充填体强度的影响, 采用32.5#普通硅酸盐水泥和32.5#凝石。料浆配比:质量浓度78%, 胶凝材料含量4%, 粉煤灰含量20%, 河砂含量54%。分别测定充填体8 h及1, 3, 7, 28 d单轴抗压强度。重点研究料浆浓度和凝石含量对似膏体充填体8 h抗压强度的影响。采用的料浆配比:质量浓度取76%, 77%和78% 3个水平, 凝石含量取3%, 4%和5% 3个水平, 粉煤灰含量均为20%, 共9个配合比。试件规格为70.7 mm×70.7 mm×70.7 mm, 养护温度全部为20 ℃, 拌和水全部为自来水。
2.2 试验结果及分析
用普通水泥和凝石分别作胶凝材料的充填体在8 h及1, 3, 7 d的强度变化情况见图1。以凝石作胶凝材料的不同料浆浓度和不同凝石含量的似膏体充填体固化8 h的强度试验结果见图2。
由图1可见, 在各个龄期, 以凝石作胶凝材料的充填体抗压强度均高于以水泥作胶凝材料的充填体抗压强度, 其根源在于凝石和水泥的水化固结机理不同。凝石技术是利用各种经过高温过程的固体废弃物中已聚集的内能, 在成岩剂的作用下形成类岩石相的非晶或微晶态的硅酸盐网络聚合物, 并溶蚀各种被固结的硅酸盐颗粒表面, 将其“焊接”在一起形成类岩石结构体。其结合的化学力是共价键。由于“焊接”的作用, 其固结体不但具有很高的强度, 而且还具有不溶出、耐酸、耐碱、耐盐, 体积稳定和耐久等特点。作为对比, 水泥是靠C3S, C2S, C3A, C4AF等高钙矿物在水中发生水化形成C-S-H凝胶及较高结晶态的水化矿物。其中以C-S-H凝胶起主要胶凝作用。C-S-H凝胶是众多低结晶度的水化硅酸钙矿物的混合体。这些矿物单体不但具有很低的结晶度, 而且有极小的晶体尺寸, 多在胶体尺寸范围内, 这种极小尺寸、极低结晶度晶体组成的C-S-H凝胶具有很高的表面能, 对各类无机颗粒都具有很强的“黏结”能力。普通的水泥混凝土正是依靠这种“黏结”能力将砂子和石子“黏结”在一起。这种“黏结”一般被认为是范德华力在起作用, 但较高强度的“黏结”需要在每一个被黏结的颗粒周围都形成一定厚度的包裹层。如果包裹层不完整, 就会使黏结体的强度大幅度下降。在充填体中, 胶凝材料用量较少, 且早期水化程度也较低, 因此以普通水泥为胶凝材料的充填体强度较低。
由图2可见, 似膏体充填体固化8 h达到的强度随料浆质量浓度及凝石含量的增加而呈近似线性增加。以8 h强度为因变量, 料浆浓度和凝石含量为自变量对试验结果进行回归分析, 可得8 h强度R8 h/MPa与凝石用量c/%和料浆质量浓度d/%的关系式:
R8 h=-1.072+0.018 5c+0.015d (显著性水平α=0.01) (1)
由式 (1) 可见, 充填体8 h强度与凝石用量和料浆浓度线性相关, 且料浆浓度的系数和凝石含量的系数接近。这一结论对确定现场充填料浆的配比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对于料浆输送距离短, 阻力小, 易于输送的矿井, 为降低充填成本, 可减少胶凝材料用量并同时提高料浆浓度以保证一定的强度。而对于输送距离长, 阻力大, 输送困难的矿井, 为提高管道输送系统的可靠性, 可降低料浆浓度, 同时适当增加胶凝材料用量以保证一定的强度。
3 结论
1) 凝石作为新型胶凝材料, 在煤矿充填开采中使用具有比普通水泥更高的早期强度。
2) 似膏体充填体固化8 h达到的强度随料浆质量浓度及凝石含量的增加而呈近似线性增加, 而且料浆浓度和凝石含量对似膏体充填体的8 h强度具有近似相等的贡献。
3) 煤矿充填开采增加了地面充填系统及井下生产工序, 相应增加了生产的主动投资。但充填开采有助于保护环境并改善煤矿安全状况, 因此, 在环境脆弱、地质条件复杂、安全状况较差的矿区发展充填采煤更具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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