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的经济改革简版

苏联的经济改革简版（精选8篇）

苏联的经济改革简版 篇1

课标要求：1：概述从赫鲁晓夫改革到戈尔巴乔夫的基本历程。

2：认识社会主义改革的复杂性，艰巨性和曲折性。

重点难点：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和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异同。学习任务:

1：赫鲁晓夫的额改革的背景，内容，评价。

2：勃列日涅夫改革的背景，内容，结果。

3：戈尔巴乔夫改革的背景，内容，结果。

4：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异同

（理科选用）

苏联的经济改革简版 篇2

一、戈尔巴乔夫时期苏联经济体制改革的时代背景

1.国内面临三大挑战。首先, 面临的仍是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模式。这种模式早已失去动力机制, 成为阻碍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阻力。其次, 经济增长率与经济效益日益下降的趋势得不到有效遏制。1976—1980年苏联社会总产值年均增长率还为4.2%, 而1981—1985年则下降到3.3%, 工业产值同期由4.3%下降到3.2%, 社会劳动生产率同期由3.3%降到3.1%。再其次, 农业仍然呈现衰退趋势。由于苏联被迫大批量进口食品和食品原料, 这严重阻碍了国民经济的调整, 使市场供应更加紧张, 外汇资金更加短缺。

2.国际上面临三大挑战。首先, 与美国经济实力的差距呈拉大趋势。苏联农业劳动生产率从1966年到1984年, 一直停留在美国的20%—25%水平上。其次, 越来越难以应对世界新技术革命的挑战。据有关材料估计, 20世纪80年代中期, 苏联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 科技水平要相差15—20年。在苏联, 阻碍新技术成果及时应用的原因很多, 但主要还是经济管理体制方面的因素。再其次, 面临社会主义国家改革潮流的挑战。自50—60年代南斯拉夫、匈牙利等东欧国家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以来, 改变了这些国家的面貌, 使本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不同程度的提高。中国在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开始对农业和工业体制进行改革, 并取得显著成效。

二、戈尔巴乔夫时期苏联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方针和主要内容

苏共二十七大上确定了“加速社会经济发展”战略方针, 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正是围绕着实现这一战略方针而展开的。

1.调整国家与企业之间的关系。一方面, 继续完善国民经济管理中的集中原则, 着重提高集中领导经济的效力;另一方面, 扩大联合公司和企业的经营自主权, 不允许由中央来解决大大小小的各种问题。同时, 企业实行完全的经济核算, 实行以收抵支和自筹资金。

2.加强对商品货币关系的利用。改革的主要措施: (1) 计划成立跨部门的生产联合公司和工商业联合公司, 生产和销售轻工业产品, 同时扩大公司直属商店的贸易; (2) 把价格体系作为整体进行有计划的改造; (3) 财政信贷方面, 在收入再分配中不允许靠盈利企业、部门和地区的收入来弥补落后企业、部门和地区的亏损。

3.推行改革新措施, 加速农业发展。农业改革的主要方向是:放宽政策、下放权力、搞活企业、改变管理方式和提高农民生产积极性。

三、戈尔巴乔夫时期苏联经济体制改革失败的原因分析

1.客观原因。 (1) 西方敌对势力推行和平演变, 使其逐渐照搬西方发展模式, 离开了本国的国情, 逐渐背离科学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2) 从苏联发展的历史来看, 改革最终失败, 其根本原因是没有对斯大林体制模式发生根本性的触动。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已经失去了动力机制, 存在着种种严重的弊端。在苏联长期缺乏理论创新, 经济理论没有与时俱进。 (3) 既得利益集团对改革的阻碍。首先, 中央领导层对改革持不同意见。其次, 很多地方党组织的领导人害怕改革使自己失去权力, 所以对改革持不积极的态度。再其次, 部分行政机关人员和部分企业领导人害怕承担责任, 对改革持观望态度。 (4) 大部分劳动人民对改革没有充分的认识, 他们不清楚正在进行的改革能为自己带来什么利益。因此, 很大一部分人对改革一直持观望态度。 (5) 来自传统思想方面的阻力, 一部分持传统思想的人对改革进行抵触。 (6) 国内经济发展自70年代以来呈下降趋势, 人民的生活水平没有明显提高, 加上长期以来逐渐形成的官僚主义, 使党在人们心中的威信下降。因此, 党在领导经济改革时, 无法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 (7) 国内民族矛盾长期存在, 一直没有得到妥善解决。在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 国内民族矛盾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 这就使经济改革在国内没有一个稳定的环境。 (8) 政治体制改革出现失控, 使得人们思想混乱。因此, 经济体制改革没有良好的政治环境, 使得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些具体措施不能有效实施。

2.主观原因。 (1) 在经济改革之前, 戈尔巴乔夫没有对改革进行充分的思想讨论, 使得党内高层领导没有统一认识。针对经济改革的具体方针和政策, 高层领导之间存在不同意见。在改革中, 没有先进行试点, 循序渐进, 而是在短期内全方位变革, 使得改革没有侧重点, 客观上不利于改革的具体政策的高效执行。同时, 改革中涉及大量人事变动, 侵犯了很多官僚的利益, 这在客观上为自己的改革树立了更多敌人, 使他们成为改革的阻力。 (2) 急于求成的改革违背客观经济规律。戈尔巴乔夫上台后, 在推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 不是着力及时调整严重不合理的经济结构, 而是实行加速战略, 这是迈出错误的第一步, 加速战略与经济结构的调整存在尖锐的矛盾。由于加速的重点仍然放在重工业, 结果使国民经济比例更加失调, 使消费品市场更加紧张。这种经济状况使得广大人民感受不到经济改革带来的实惠, 从而对改革持消极态度。 (3) 戈尔巴乔夫没有选择好经济改革的突破口。经济体制改革没有从农业开始, 影响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市场供应紧张是苏联长期存在的一个尖锐问题, 苏联轻工业和食品行业的原材料大部分来自农业。因此, 在农业方面进行改革最容易在短期内使人民获得实惠, 看到改革的希望, 也为进一步的改革奠定基础。 (4) 改革中没有将人民的近期利益和长远利益结合起来, 使人民既感受不到近期利益, 又看不到长远利益。因此, 改革没有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 (5) 在完善国民经济管理中, 放权过大, 破坏了国家对国民经济的宏观调控, 使得中央无法从全局出发, 对国民经济进行有效调节和领导, 中央的方针政策难以贯彻执行。 (6) 在改革中, 没有树立科学的社会主义观, 给人们造成思想混乱。同时, 过分强调私有化, 从根本上改变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 这一措施直接动摇了社会主义经济。 (7) 戈尔巴乔夫不具备领袖素质。他在经济体制改革中妥协动摇, 优柔寡断的决策风格, 使自己立场不坚定, 制定的改革方针、方案和措施经常因遇到阻力而摇摆, 使改革的支持者和拥护者弄不清改革的方向。 (8) 在经济改革中, 过分依赖西方的援助, 而不是依靠本国的资源, 放弃了独立自主的原则, 这直接为改革埋下了隐患, 最终将导致改革的失败。

四、启示

1.改革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革命, 因此, 执政党在进行经济改革之前, 必须进行思想大讨论, 统一认识, 使得全党对改革保持高度一致的态度。同时, 执政党必须掌握国家舆论导向, 避免造成思想混乱, 使得一切宣传机构为改革服务, 并让人们在改革之前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在舆论做好充分准备的情况下, 执政党还必须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

2.在处理国家与企业之间的关系时, 既要尊重市场的基础作用, 同时还要注重国家的宏观调控。对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行业, 政府应该做到对其有所控制, 把握该行业的底线。国家应该拥有适量的大型国有企业, 把国家的经济命脉牢牢掌握在政府手中, 这样才能为改革创造稳定的经济环境。

3.农业对于任何国家都具有至关重要的地位。我们在什么时候都要重视发展农业, 只有农业发展了, 才能为其他行业改革提供物质基础。同时,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要保持国民经济结构比例平衡。

4.政府在改革中应该关心人民的福利, 使得人们感受到改革给自己带来的益处, 充分调动广大劳动人民的对改革的积极性。

5.在任何改革中, 领导改革的决策者对改革的成败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 作为改革的领导人, 必须具有改革的坚强决心, 同时要掌握国家武装力量, 要能够控制国内大局, 使得一切改革都在掌握之中。

6.各级干部在改革中是具体的执行者, 关乎改革的进程和实效。因此, 必须加强干部队伍的管理, 使得改革的具体政策能有效执行。

7.在进行改革的初始阶段, 根据本国当前的具体国情, 可以先进行小范围的试点, 通过试点的结果及时总结经验教训。通过实践效果, 再根据具体情况进行有步骤的、分阶段的改革, 这样就能使得整个改革在平稳中进行, 不会对社会造成大的震动。

苏联的经济改革简版 篇3

前苏联历次经济体制改革失败对中国的启示

●陆南泉

当前，我国的改革又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要解决的问题甚多。在此背景下回顾前苏联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进程，并在此基础上总结经验教训，提出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集中论述两个问题：一是前苏联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进程；二是对中国的启示。

前苏联；经济体制；改革历史；启示

前苏联经济体制是构成斯大林－苏联模式的一个重要部分。前苏联计划经济体制模式的形成、发展与改革进程，以及它对前苏联社会经济乃至对作为前苏联继承国俄罗斯的经济转轨也有着十分重大的影响，这些都是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的问题。

一、前苏联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

（一）斯大林经济体制模式的利弊

前苏联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形成于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在特定的历史时期，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曾对经济发展起过积极作用，这主要表现在：第一，利用这种体制，最大限度地集中全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建设一些重大项目，特别在工业化时期，建成了大量重要项目。第二，利用这种体制，通过行政手段(往往是强制性的)调整经济结构，快速发展前苏联基础工业，在工业化时期这一作用更为明显。第三，利用这种体制，通过对落后地区加大投资等办法，较快地实现了调整生产力布局的战略意图。加速对资源丰富但经济十分落后的西伯利亚与远东地区的开发，就说明了这一点。第四，利用这种体制，促进一些落后的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

在谈到斯大林经济体制模式的积极作用的同时，应清醒地认识到，第一，它只适用于特定的历史时期如革命胜利后的初期，在落后国家从事基础工业的发展和备战或战争时期 (西方往往称苏联经济是备战经济)。第二，就是在这种体制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它也潜伏着深刻的矛盾和存在着严重的问题，从而对今后的经济发展带来了一系列的困难。第三，借助于斯大林经济体制在20世纪30年代与40年代所取得的成就，苏联人民为此付出的代价太大了。因此，很难说20世纪30年代与40年代的成就，是前苏联历史上的光辉的篇章。第四，随着历史的发展，斯大林经济体制模式的弊端也在发展，并且越来越突出，越来越阻碍社会经济的发展，离科学社会主义也越来越远，最后，它与构成斯大林模式的其他各个因素联系在一起，导致苏联剧变。斯大林经济体制的主要弊端是：第一，难以克服异化问题。这样导致广大劳动者在生产中缺乏主人翁感，对生产不可能有强烈的责任感；第二，国家、企业与个人三者利益难以结合；第三，经济的发展往往违背客观经济规律；第四，由于缺乏竞争，是低效的浪费型经济，落后的经济增长方式长期不能改变；第五，出现一批缺乏主动精神的“传声简式”的经济领导干部。

（二）前苏联的经济体制改革

1.赫鲁晓夫的改革。面对上述弊端，前苏联在战后应下决心进行改革。当时主客观条件都很有利，人们期待改革；战后苏联国际地位大大提高，斯大林个人威信空前提高。但斯大林不仅不改革，反而在很多方面强化了战时的经济体制。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去世。赫鲁晓夫成了斯大林之后前苏联历史上第一位最高领导人（不算马林科夫的短暂执政）。赫鲁晓夫的经济体制改革，首先抓了农业，因为当时前苏联的农业形势十分严峻。采取的措施是，首先于1954年1月22日给苏共中央主席团写信，纠正马林科夫在1952年召开的苏共十九大上宣布的苏联粮食问题已彻底解决的不实之词，明确提出苏联尚未解决粮食问题。同时采取了一些具体措施，这主要有：以扩权为主要内容的农业计划体制改革，以提高物质利益为主要目的的农产品采购制度改革；个人副业管理制度改革；拖拉机站改组；集体农庄劳动报酬制度改革；垦荒；等等。在工业领域，赫鲁晓夫从1953年起开始探索改革，在1957年工业建筑业大改组前，先在扩大各加盟共和国经济权限方面进行了一些改革。赫鲁晓夫时期最主要的改革是1957年的工业建筑业的大改组，其主要内容是改变工业与建筑业管理的部门原则为地区原则，即以“条条”部门管理改为“块块”地区管理，以便把工业与建筑业管理的重心从中央转到地方，达到消除管理权限过分集中在中央与扩大地方权限的目的。为此，撤销了联盟与各加盟共和国141个部，同时成立105个经济行政区，每个行政区建立一个国民经济管理委员会，管理工业与建筑业。

尽管赫鲁晓夫的改革在苏联与东欧各国产生深刻的影响，但改革未取得成功，导致了国民经济的混乱，并产生了严重后果。然不应由此完全否定赫鲁晓夫的改革，他的历史作用突出表现在：第一，他顶住了巨大压力勇敢地站出来破除斯大林个人崇拜；第二，推进了经济理论的发展；第三，提出社会主义各国可以有不同的体制模式；第四，经济体制改革本身也有一些应予肯定的方面。赫鲁晓夫改革失败的主要原因有：一是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局限性，他反对的是斯大林个人，而没有从体制、制度层面去认识问题；二是赫鲁晓夫的改革，从来就没有离开斯大林体制模式的大框架。他能感悟到战后新时期将会到来，但他又无力自觉把握住战后时代转换的重要契机，深刻地转变斯大林留下的不能再继续推进社会经济进步的体制；第三，改革思路存在严重失误，1957年工业建筑业的大改组，只是调整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只是从中央的行政指令方法转向地方的行政指令方法，而不是把改革重心放在调整国家与企业的关系上；第四，改革过程中涉及到大量的人事变动，侵犯了很多人的利益；第五，赫鲁晓夫的个人性格，急性，主观，唯意志论；第六，国际压力，这指的这一时期出现的波、匈事件与中苏大论战。阿尔巴托夫谈到这一问题时说：在当时形势复杂和思想混乱的条件下，“中国的宣传就不难于在一些问题上把我们吓住，迫使我们处于守势，促使我们采取前后不一贯的、或者完全错误的立场。”[1]

2.勃列日涅夫的改革。1964年10月，勃列日涅夫上台取代了赫鲁晓夫。他执政18年，时间之长仅次于斯大林。勃列日涅夫上台后，对赫鲁晓夫时期的经济发展与改革政策作了调整与修改，目的是克服社会经济的混乱状态。他采取的主要措施是取消把党分为工业党与农业党的做法，恢复部门管理原则，继续对赫鲁晓夫后期酝酿的经济体制改革进行试验，等等。勃列日涅夫时期最主要的改革，也称为柯西金改革，指的是全面推行新经济体制，其主要原则与目标为：一是扩大企业经营管理的自主权；二是管理经济由行政方法与经济方法相结合，逐步转向以经济方法为主，加强经济杠杆的作用；三是贯彻国家、企业和个人三者利益结合的原则。但改革未能达到上述目标，到后期更处于停滞状态。改革停滞不前的原因甚多，最主要的是：第一，改革是在勃列日涅夫强调苏联已建成发达社会主义大背景下进行的，既然已是发达的社会主义，当然就不需要进行根本性的改革；第二，改革一开始就强调要在不影响集中统一计划的原则下进行。因此，在勃列日涅夫时期的整个改革过程只是在增加或减少某个指令性计划指标之间扭来扭去；第三，严重的僵化的教条主义。勃列日涅夫时期是批市场社会主义最起劲的，另外，改革绝不允许涉及所有制问题；第四，悄悄地重新斯大林化。改革的停滞，导致整个社会经济的停滞。所以，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历史定位应该是：停滞和积聚危机因素并走近衰亡的时期。研究苏联剧变，如果不认真、深入研究勃列日涅夫时期，不少问题就难以有深刻的理解。

3.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勃列日涅夫之后，经过安德罗波夫与契尔年科短暂的执政，1985年戈尔巴乔夫任苏共中央总书记，执政了7年。戈尔巴乔夫上台最初采取的一个行动是，组织主要部门、研究机构与著名学者，对20世纪80年代苏联社会经济状况进行调研并作出详细分析。在此基础上，戈尔巴乔夫作出苏联必须进行根本性改革的决定，这个调研材料，也是后来戈尔巴乔夫撰写《改革与新思维》一书的重要素材。戈尔巴乔夫把解决人的问题作为改革的指导思想，强调不能把人视为党和国家机器的“螺丝钉”，而是应该把人作为主人，能与生产资料相结合。从国家与企业的关系来看，戈尔巴乔夫认为，应该从经济的基本环节——企业着手根本改造经济机制，目的是解决企业内在动力，发挥其生产经营的积极性，其总目标是使企业成为真正的商品生产者。但改革遇到了很大阻力，阻碍机制的作用非常强大，1988年之前的改革未能取得实质性进展，处于空转状态，主要阻力来自政治体制。在此背景下，1988年6月召开的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着手政治体制改革，其目的是为了进一步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在这次会议上，戈尔巴乔夫把社会主义新形象最后归结为是一种民主的和人道的社会主义，第一次提出了“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概念。到了后期，戈尔巴乔夫的经济改革成了政治斗争的“人质”，最终亦以失败告终，从而加速了苏联剧变的进程。改革失败的主观因素有：（1）在改革起始阶段，实行加速战略，先错了第一步；（2）未从农业开始，影响了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发展；（3）在经济改革过程中，没有解决好“四个结合”问题：改革与发展的结合，近期利益与长远利益的结合，改革的迫切性与长期性的结合，微观与宏观改革措施的结合；（4）政治体制改革从失控到迷失方向，使它对经济体制改革起不到促进作用；（5）将政治领域中实行的妥协策略，运用到经济体制改革中来，导致经济体制改革停步不前。

尽管前苏联各个历史时期改革未取得成功，有其不同的原因，但纵观改革的整个历史进程，改革难以取得实质性进展与最后以失败告终，有其共同性原因：一是没有选择以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改革取向，从而不能使企业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二是长期对马克思主义理论采取僵化的教条主义，不能根据变化了的实际采取与时俱进的态度；三是没有把经济体制改革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经济发展模式，调整经济结构结合起来；四是在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没有同时不断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二、几点启示

总结前苏联74年的经济体制改革，有很多问题值得我们思考，可以得到不少启示。

（一）在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建立基本制度后，必须改革经济体制，使其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正如邓小平强调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之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2]，“要发展生产力经济体制改革是必由之路”[3]。这里就中国目前改革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谈点看法。主要问题有三：腐败、垄断与贫富差距拉大。产生上述问题的原因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看法是认为搞了市场取向的改革；另一种看法是认为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与市场化改革不到位。我赞成后一种看法。解决问题的途径应该是：政治体制民主化改革进程应加快；垄断部门应走向市场化，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进行到底；舆论监督实现社会化。中国出现的否定改革的第三次思潮是十分值得关注的。

（二）改革要坚持正确的方向。所谓正确方向，不应简单地归结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问题。正确的方向，应该是指符合国际社会发展潮流，即人类共同文明的方向，即人类历史上创造的普世价值观。从原来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应该是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而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应该是从高度集权的体制向民主制度过渡。

从中国改革理论的发展来看，邓小平并没有纠缠在姓“资”姓“社”问题上。有人提出邓小平理论最重要的内容是：如果用一个字可归结为“看”，如果用三个字可归结为“不争论”。“看”就是他看准了“包产到户”、“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实行这三项重要改革政策，从经济学来说，是对传统的所有制理论提出了根本性的重新认识。中国经济改革的指导思想，从邓小平理论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到科学发展观，这些既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亦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内容。特别要指出的是，前不久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让老百姓活得更有尊严”，主要指三个方面：第一，就是每个公民在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范围内，都享有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自由和权利，国家要保护每个人的自由和人权。无论什么人在法律面前，都享有平等。第二，国家的发展最终目的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第三，整个社会的全面发展必须以每个人的发展为前提，因此，我们要给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让他们的聪明才智竞相迸发。

（三）坚决反对“左”的教条主义。所谓体制模式实际上是理论模式。把社会主义经济视为产品经济就形成指令性的计划经济体制模式，把社会主义经济视为商品经济就形成市场经济模式。前苏联历次经济体制改革难以有实质性的进展，从经济理论来讲，主要是两大教条：一是长期否定商品经济，一直批判市场经济；二是所有制理论，这是苏联历次改革都不能触及的。长期以来不论在前苏联、东欧国家还是在中国，一直存在着一个历史性的误区，即认为国有企业是全民所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最高形式，并把这个理论说成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实际上，这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而是斯大林化了的或者说苏联化了的理论。马克思认为：取代资本主义的新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将是实现劳动者与生产资料所有权的统一，它是“联合起来的社会个人所有制”，是建立在协作和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基础上的个人所有制。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劳动者在联合占有的生产资料中享有一定的所有权。进一步说，马克思所说的这种所有制具有以下两个密切相关的本质内涵：一是劳动者集体共同占有和使用生产资料，任何个人均无权侵害生产资料；二是在用于集体劳动的生产资料中，每个劳动者都享有一定的生产资料所有权，这就是“在自由联合的劳动条件下”实现劳动者与生产资料所有权相统一的具体形式。

（四）为了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说，共产党在领导广大人民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必须同时改造主观世界，只有这样，才能保持思想、理论的先进性。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体制转轨的历史新阶段。在这个新阶段，我们党面临以下极其复杂的局面：体制改革要深化；社会经济发展要现代化；社会结构正在发生急剧与重大的变动；各阶层、地区与部门间的利益分配急需调整；在过去体制改革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与矛盾日渐突出，必须也只能通过进一步改革才能得以解决。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增强党的执政能力，显得尤为重要。根据我国当前的情况，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主要应在以下几个方面作出努力：第一，推进政治体制改革，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推进民主化进程，活跃理论探讨，推动理论创新。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总方向应是加快政治民主化进程，切实做到邓小平提出的要“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经济管理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4]。党的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党内民主与接受人民的有效监督。第二，反对“左”的教条主义，进行理论创新。根据目前情况，应从以下四方面着手：一是根据改革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及时加以总结和研究，提出解决问题的新理论与答案；二是特别要重视当代科技的新发展；三是在结合本国国情推行改革和构建新的体制模式时，应充分考虑与吸收全人类共同的文明成果（如政治民主化、经济市场化、公正、人权、自由、权力制衡等）；四是通过改革实现理论创新。

（五）在转变经济体制的同时必须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经济发展模式与调整经济结构结合起来。前苏联经济质量与效率低以及高浪费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是粗放型的经济方式，即靠大量投入劳动力、资金与耗费大量原材料来保证经济的增长。落后的经济增长方式从一个重要的方面反映了前苏联经济的脆弱性，亦是前苏联在与资本主义国家竞争中被击败的一个重要因素。

我国在经济体制改革的相当长一个时期，并没有明确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到20世纪90年代初才提出这个问题，着手抓这个问题的研究，并对世界各大国有关这一问题加以研究。我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拉动经济增长不能片面地通过加速出口增长来实现，而必须走扩大内需为主的道路。不论是改变经济增长方式，还是改变经济发展模式，都必须加快经济结构的调整。从目前来说，我国经济结构的调整涉及到很多方面的内容，包括产业结构、消费结构、区域结构、所有制结构以及企业规模结构等。经济增长方式、发展模式与结构调整，都离不开深化改革，必须有体制机制做保证。

（六）我们在体制改革过程中，必须摆脱斯大林——苏联模式的束缚，特别是要冲破斯大林的所谓“共同规律”框框。斯大林晚年的著作(以1946年《在莫斯科市斯大林选区选举前的选民大会上的演说》、1952年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与1954年出版的由他定稿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等为代表)，留给人们的是在总结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基础上得出的“共同规律”。斯大林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前苏联搞社会主义的一套做法，如工业化道路、农业全盘集体化、建立单一的公有制经济结构、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把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画等号、对外贸易的国家垄断制等，都被视为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必须遵守的“共同规律”和识别真假社会主义的主要准则。这样一来，本来不断发展与变革的社会主义社会，被斯大林的“共同规律”框住了，固定住了，当然也就很难进行改革了。这个“共同规律”阻碍了几代共产党人的理论创新，误导了包括前苏联在内的许多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它对社会主义发展所造成的损失是十分严重的，使不少国家出现了严重的曲折。

最后，我想用邓小平在1978年讲的以下一段话作为结语，他说：“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5]这句话，不只是我们理论工作者从事研究工作的座右铭，也应该是我们党用来增强执政能力的座右铭。

[1][俄]格·阿·阿尔巴托夫，徐葵等译.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133.

[2][3]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70.138.

[4]邓小平文选：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36. [5]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43.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 责任编辑：晏蔚青

D73/77

A

苏联的改革与解体 篇4

一、赫鲁晓夫改革1953-19641、背景斯大林模式（高度集中的经济政治模式）使苏联在二战后短时间内取得了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巨大成就。但是，高度集中的经济政治体制的弊端日益显现。1953年斯大林逝世，赫鲁晓夫上台执政。

2、改革的经过及其内容：在经济、政治方面采取了一些改革的措施。

一定程度上冲击了斯大林模式，但并未根本改变苏联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

（1）经济领域：1.工业方面：精简中央管理机构，扩大加盟共和国的经济管理权和企业厂长的经营权。2.农业方面：提高农产品的收购价格；改组农业拖拉机站；扩大农业企业的自主权；一垦荒地，大力推广种植玉米。

（2）政治领域：批判个人崇拜和斯大林的观点，平反冤假错案。

3、改革的效果：并未根本改变苏联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

4、勃列日涅夫改革 ：经济改革的重点是重工业，军事实力有所提高，改革仍没能突破斯大林模式的制约。

二、苏联的解体

1、戈尔巴乔夫改革（1985年上台）背景：苏联经济发民面临停滞局面。改革过程：（1）首先把经济改革作为重点，但没取得成果。

（结果：导致人民生活水平进一步下降）

（2）接着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表现：一党制转变为多党制，国家权力分散

（结果：各加盟共和国脱离苏联的趋势随之加强）

2、“八·一九”事件：1991年8月19日，由8名苏联高级官员组成的“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发动政变，试图挽救苏联解体命运，不到三天，政变失败。“八·一九”事件，加速了苏联的解体。戈尔巴乔夫失去领导地位，叶利钦控制了全局。

3、苏联的解体1991年12月25日，戈尔巴乔夫发表电视讲话，宣布辞去苏联总统职务，苏联解体。

第二十一讲 苏联的教育改革 篇5

本讲内容索引： 导 学

概 述

教 材

重 点

练习

答 案

图 片

▇ 导 学（返回索引）

学习本章应概括了解苏联十月革命初期、二十年代、三十年代历次教育改革的情况，弄清苏联各级各类教育的发展线索，总结苏联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这几十年中教育改革的成败和得失。

▇ 概 述（返回索引）

十月革命胜利初期，苏联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即排除各种干扰和破坏，着手对旧教育进行革命改革，成绩是显著的。

20年代初，苏联在十月革命胜利初期进行的教育改革基础上，根据当时的客观条件和现实需要，适当调整了学制和学校数量，着重发展职业技术教育。1925年以后，苏联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新的发展阶段，高等教育开始受到高度重视，学制重新调整，不仅学校教育获得巨大发展，初步形成了一个从学前教育到高等教育的完整的社会主义教育体系，而且扫盲工作也取得新的成绩。这一时期，为了探索共产主义的教育方式，学校的教育教学工作也在不断进行改革，共产主义教育和劳动综合技术教育受到高度重视，对所有的同一类型的学校实行统一的必须执行的教学计划，还采用了一些生动活泼的教育教学方法，学校工作出现了新的气象，苏维埃教育学也在形成之中。但也产生了一些问题，主要是不加批判地照搬西方教育理论、片面强调生产劳动和学生实践、轻视系统科学基础知识的教学等等。从苏联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前进中出现的这些偏差中，我们可以总结出其经验教训：只有以马列主义为指南，正确对待外国的和历史的教育经验和理论，面向社会主义教育实际，才能形成以马列主义方法论为基础的、反映社会主义教育规律的科学教育学。

苏联30年代的教育改革是在20年代教改的基础上前进的，旨在纠正20年代教改之偏，建立健全的学校制度和教学制度。这次改革是适应苏联当时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需要的，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在全苏建立了统一的学制，教育进一步普及（在农村普及了初等义务教育，在城市和工矿区普及了7年制义务教育），普通教育的质量大大提高，为高等学校输送了大量合格的新生。在此基础上飞速发展的师范教育和高等教育，不仅反过来促进了普通教育，而且培养出大批有用的建设人才。可以认为，以普及普通教育为基础，以高等教育为突破口，狠抓教育质量，推动整个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向前发展，是这次改革的成功经验。但是，这次改革也暴露出一些问题，主要是：学校类型单一化，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严重脱节；片面强调系统科学知识的教学，忽视劳动教育和思想品德教育；课程设置整齐划一，不利于学生个性的全面发展；教学方法上流行注入式，忽视学生主观能动性与创造性的发挥和培养等等。从这些问题的产生，我们可以引为教训的是：教育应该以学生的全面发展为目标，才能防止教育工作中的偏颇。另外，全盘否定西方的教育经验也是不妥的。不难看出，只有坚持唯物辩证法，克服绝对化和片面性，才能真正搞好教育改革。

▇ 教 材（返回索引）张季娟、袁锐锷 编著《外国教育史纲》，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5月修订版：

第二十六章 苏联的教育改革一、十月革命胜利初期的教育改革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实现了人类历史的根本转变，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从社会主义革命的最初几天起，苏联的无产阶级教育改革就迅速展开了。这场教育改革的宗旨，就是要消灭俄国历史上造成的黑暗和愚昧，实现国民教育的世俗化、民主化，使科学、文化和教育真正成为苏联各族人民的财富，同时号召教育家、教师和学生与革命人民一起对沙俄旧教育进行全面的变革。但是，改革必然遭到反动势力的反抗；同时由于缺乏经验，就需要在探索中前进。十月革命胜利初期的教育改革在当时苏联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一)无产阶级夺取了教育领导权

十月革命胜利的红旗刚刚升起，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就于1917年11月发布法令，成立以当时中央苏维埃政府教育人民委员阿·瓦·卢那察尔斯基(1875—1933)为主席的国家教育委员会，负责领导国民教育的全部工作。不久，又决定由教育人民委员部取代国民教育部，作为 国家教育委员会的执行机关。卢那察尔斯基代表联共(布)和苏维埃政府，随即向俄罗斯公民、教师和学生发布了宣 言，阐明党在国民教育方面的基本原则和任务。

1917年11月，1918年1月人民委员会先后通过了列宁签署的《关于把教会主管学校转交教育人民委员部管理》和《关于信仰自由、教会和宗教团体》两个法令，宣布教会与国家分离、学校与教会分离，禁止在一切教授普通教育学科的学校里教授宗教教义，将全部教会学校改为普通学校，并转归教育人民委员部管理，真正实现了普通教育的世俗化。

1918年一二月间，苏联正式废除了旧的国民教育管理机构，审查和整顿教育干部，清除反动分子。1918年6月，列宁签发了《关于俄罗斯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国民教育事业组织条例》，再次明确全苏国民教育总的领导由国家教育委员会负责，而各地则由省、县、乡的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国民教育部门负责。至此，苏联从中央到地方基本上摧毁了国民教育的旧领导体制，建立起无产阶级的新的教育领导机构体系。

为了对教育真正实现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1919年联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列宁亲自起草的党纲中，对学校的性质和任务以及苏维埃教育事业的各项原则作出了马克思主义的说明和具体规定。列宁多次出席全国教育工作、教师、青年团的代表大会并发表演说，其中最著名的是《论青年团的任务》。(二)组织起革命的教师队伍

教师是学校教育教学工作的决定因素。列宁早就指出，教学的方向“完全只能由教学人员来决定”（《给卡普里党校学员的信》，《列宁全集》第15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438页）。因此，争取、团结和教育广大教师，组织起革命的教师队伍，也是教育改革中当务之急。

为了瓦解当时被反动分子操纵的全俄教师联合会，争取大多数拥护苏维埃政权的教师群众，1917年底在彼得格勒成立了国际主义教师联合会，并且先后于1918年6月和1919年1月举行了第一、二次全俄国际主义教师代表大会。列宁在这两次大会上都作了重要讲话。根据列宁在大会上发出的号召，苏联不久便广泛建立起坚决拥护苏维埃纲领的教师工会。

大部分教师是向往革命的，但他们对共产主义还不尽了解，对他们还须进行深入的思想政治教育。为此，教育人民委员部和各地的国民教育部门利用会议、训练班等多种形式，对广大教师进行宣传教育。

苏维埃政府还十分注意提高教师的业务水平和物质生活条件，重视新教师的培养工作。苏维埃人民委员会决定，从1918年1月起，人民教师每月固定工资增为150～200卢布，这在当时是对教师的极大关怀。师范教育在这一时期有了极迅速的发展，至1920年底，俄罗斯联邦已有高等师范学校57所、三年制师资训练班154所和一年制教师讲习班90所。(三)建立统一的学校制度

十月革命胜利不久，苏联即真正实现了教育世俗化。与此同时，苏维埃政府又明令取消了等级、民族、性别在国民教育方面的限制，决定男女同校学习，努力实现教育的民主化，积极建立统一的学校制度。

1918年间，国家教育委员会在卢那察尔斯基和克鲁普斯卡娅等人的领导下制订了主要以“莫斯科方案”为蓝本的《统一劳动学校章程》和《统一劳动学校基本原则》。当年10月，这两个文件都由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布执行，其中《基本原则》后来在教育界通称为《统一劳动学校宣言》。文件规定，所有学龄儿童全部免费进入分为两级(第一级为五年制小学，第二级为四年制中学)的统一的九年制劳动学校学习。

在苏联建立社会主义教育体系的过程中，《统一劳动学校宣言》是一个历史性的重要文件。它不仅宣布废除十月革命前等级分明的极其复杂的普通学校类型，确立统一劳动学校制度，而且集中阐明了教育世俗化、民主化、普及初等义务教育、学校与沸腾的社会生活相联系、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实施综合技术教育、采用科学的唯物主义的教育内容和先进的教育教学方法、反对旧学校中的形式主义和烦琐哲学、尊重儿童的学习兴趣和首创精神、重视学生个性的全面发展等原则。所有这些都是针对旧学校的种种弊端而提出来的。《统一劳动学校宣言》的主要缺点是过分强调劳动教育、轻视系统的文化科学知识的教学。

为了发展学校教育事业，1918—1920年间，苏维埃政府在战时国家经济极度困难的情况下，仍然拨出大量教育专款，还由国家供给学生食物、衣服、鞋袜和学习用品。1920年，全国教育经费就占国家总预算的109%，而在1913年仅占67%。全国学校数和学生数均比革命前有所增加。学生的成分也发生了变化，在学学生绝大多数是工农子弟，高等教育同样实行向工农开门的政策。公共的学前教育事业也迅速发展起来。

学校制度的改革，还表现在学校教育教学工作开始出现新的面貌。在社会科学的教学方面，有些先进的教师注意到对教学内容进行科学的阐述，并联系俄国的历史和实际，用革命英雄主义和集体主义精神教育儿童。学校课程中自然科学的内容也有所增加，有些教师开始尝试把学科知识和技术联系起来，并注意采用实验、参观等教学方法。体育、美育和劳动教育也在学校生活中开始占有重要地位。此外，学生建立起自己的组织，参加改造学校的工作和公益活动。但由于缺乏必须执行的教学计划和大纲，给教师工作造成了困难，有些学校的教学在各个不同年级存在不必要的圆周制。当时苏维埃学校存在的某些缺点还表现在取消了家庭作业和升级考试上。

(四)积极开展扫盲运动，大力发展民族教育

十月革命前，俄国文盲充斥，少数民族教育极其落后。十月革命胜利后，这种状况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现实需要形成尖锐的矛盾。列宁指出，“在一个文盲的国家内，是不能建成共产主义社会的”（《青年团的任务》，见《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57页）。

1919年12月，人民委员会公布了列宁创议并签署的《关于扫除俄罗斯联邦居民中文盲的法令》，规定苏维埃共和国所有8~50岁的居民都要用本民族语言或俄语学习识字，严令要求立即贯彻执行。1920年，“全俄扫除文盲全国非常委员会”成立，广大有觉悟的知识分子、教师、学生、有文化的工农群众以及红军中有文化的干部、战士，响应党的号召，满腔热情地在全国数以万计的扫盲点和半文盲学校中进行教学工作，扫盲运动轰轰烈烈地展开了。据统计，与1897年相比，1920年苏联识字人数每1000人中增加了近百人，为后来在50年代消灭文盲奠定了基础。

十月革命胜利后几天，苏维埃政府就公布了《俄罗斯各民族权利宣言》，宣布民族平等的国策。不久，苏联中央政府设立了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并于其中成立了民族文化教育部，多次召开少数民族教育工作会议，采取各种有力措施，如出版各民族语言的教科书、帮助没有文字的民族创造文字、加紧培养民族教育干部、创办使用民族语言教学的学校等等，积极发展民族教育。民族地区的学校网在当时仍然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大大扩充了，例如，1920年楚瓦什的学校同1914年相比增长了1.5倍。特别应当指出的是，苏维埃政府为非俄罗斯民族创办了普通中等学校，给民族青年进入高等学校学习创造了条件。

二、1921—1930年的苏联教育(一)学制与学校的调整和发展

在列宁和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下，苏联人民经过三年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平定了国内的反革命叛乱，击溃了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苏维埃政权进一步巩固，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从1921年起大规模展开。社会主义建设的轰轰烈烈地进行，对教育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没有大批能够掌握技术的工人和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就不可能实现工农业的现代化；没有各民族人民的文化科学水平和共产主义觉悟的极大提高，就不能把苏联建设成为先进的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对于这一点是十分清楚的。

但是，由于帝国主义战争、国内战争和外国武装干涉给苏联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加以自然灾害的破坏，进入20年代以后，苏联百废待兴，万业待举，恢复国民经济是当务之急。然而，要为复兴中的国民经济各部门培养人才，又非依靠文化教育不可。这样，要在国家经济困难的条件下尽快发展教育事业，就不能不对原先的教育制度作适合时宜的调整。

1920年12月31日至1921年1月4日，联共(布)中央举行了第一次关于国民教育的党的会议，全面讨论学校建设的迫切问题。会议上，那种视普通中学为资产阶级教育形式、要求取消普通中学的错误主张受到了否定。根据列宁的提议，联共中央决定调整学校制度，使之多样灵活，符合客观条件和实际的需要，同时又强调指出，把学制缩短二年“只是一种暂时的措施，是由协约国强加给我们的战争的压迫所造成的国家的贫困和破坏引起的一种实际需要”（《列宁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13页）。

这样，从1922年起苏联实际上形成了比1918年学制更为灵活的学校教育制度。俄罗斯联邦共和国的学制是：四年制小学，基本的七年制学校和普通教育学校高年级阶级(第八、九年级)，它们相互衔接，又分别作为初等职业教育、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和高等学校的基础。此后，农村青年学校、七年制工厂学校、工厂艺徒学校和工农速成中学等新型学校涌现和发展起来。

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共和国实行的学制与俄罗斯联邦有所不同，它们都在七年制学校的基础上设立各种中等专业学校，而把原来普通学校的八、九年级改组为中等技术学校和其他专业学校的低年级。其它加盟共和国的学校制度也各具特点，但采用俄罗斯联邦学制的居多。

苏联20年代恢复国民经济初期，由于暂时困难，不但调整了学制，而且缩减了学校。这是因为十月革命胜利初期迅速扩大起来的学校教育事业，而今超过了年轻的共和国的经济负担。当经济建设取得初步成就时，列宁即于1923年在他的重要著作《日记摘录》中指出，今后不许再缩减学校，而应当增加国民教育的经费。此后，苏联政府开始有计划地增加学校的数目和学生名额，城乡人民也都积极支援学校建设。

鉴于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和发展，1925年12月苏共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确定了实现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总路线，苏联社会主义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不但需要加速提高人民群众的文化科学水平，而且对各种专门人才和干部的培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根据国民经济建设的需要和斯大林关于“要建设，就必须有知识，必须掌握科学”的指示，从1928年起，苏联开始明确地把高等技术教育摆在重要地位，因此，苏共中央先后于1928年7月和1929年11月通过了《关于改进培养新专家的措施》和《关于国民经济干部、关于执行中央七月全会培养技术干部决定的情况》两个决议，对大力发展高等技术教育、培养红色专家的各项工作做了具体的指示，并且提出改进第二级学校的教学，使其毕业生具有升入高等学校的足够的基础知识，同时要求在城市扩大七年制和九年制学校网。1929年2月5日苏联人民委员会决定第二级学校增加第十年级(完全中学共有10个年级)，从而对学制作了进一步调整。在教育管理方面，苏共中央决定从1929年起，把原来由教育人民委员部管辖的高等专业学校和各种中等技术学校，接其专业性质分别转归各有关人民委员部管辖，大学、师范学院、中等师范学校和各级普通教育学校仍由教育人民委员部统一管理。

随着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展开和国家经济的发展，苏联不但再次调整了学制，而且从1925年起增加教育预算，提高教师的物质待遇，改善学校教学设施。及至1929—1930学年，苏联普通学校总数已达133 197所，学生13 515 000人。但是，到这个时候为止，苏联仍有1／3的居民不识字，农村中的文盲的百分比更高。苏共中央和苏维埃政府认为，实施普及初等义务教育和扫除文盲乃是一项紧迫的战斗任务，要求运员一切力量，采取有效措施，争取在一二年内扫除工人农民中的文盲，决定从1930—1931学年起在全国儿童中实施普及义务教育(城镇儿童为七年，农村儿童不少于四年)。

关于民族共和国和民族地区的学校教育，尽管建国初期苏维埃政府在扩大学校网、保证在学校中用民族语教学和克服当地僧侣与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的影响方面做了许多努力，但在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期间，这些地方的学校备受破坏，校舍被毁、教师匮缺、用本族语言编写的教科书和儿童读物很少。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提出“加强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尤其是学校的建设，要特别注意其中最落后的地区”以后，从20年代下半期起，用各民族语言编写课本和教学参考书的工作大踏步进行，例如，为所有小学和鞑靼、楚瓦什、乌克兰、白俄罗斯等民族的部分高级学校出版了教科书；学校、学生、教师的数量也迅速增长，例如，与1914—1915学年相比，乌克兰、格鲁吉亚和白俄罗斯等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1929—1930学年普通学校的学生数分别增长了173%、201.5%、224.5%，增长速度高于国内中心地区，其中中等学校发展尤快，从当地少数民族青年中培养知识分子干部的任务已经开始实现。(二)学校教育教学工作的改革和问题

进入20年代以后，苏共中央根据国情对学制作了调整，要求在学制短、教学条件差的情况下尽可能多地培养出国家需要的各类技术人员和干部。如何改革教育教学的内容和方法，使之适应新时代的需要，就成为20年代苏联教育工作者进行教育探索的中心内容。

20年代初，作为教育改革的理论指导的苏维埃教育学已经初步形成。卢那察尔斯基，尤其是克鲁普斯卡娅等苏联教育部门的领导者，首先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思想和原则来研究新的教育学，为社会主义教育学奠定了基础。他们提出的理论原则在《统一劳动学校宣言》中有着集中的鲜明的反映。但是，由于苏联的社会主义教育建设，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缺乏前人的经验，加之他们热切地寻求着与脱离实际、脱离生活、脱离劳动的旧学校相对立的教育教学方式，同时也是由于当时特别重视职业技术教育的需要和影响，以致于苏维埃教育学的创始者们也未能正确地对待西方现代资产阶级教育理论，尤其是实用主义教育理论。例如，当时苏联教育部门的个别领导人在寻找新的教育理论的过程中，就曾经把儿童学当作最科学的理论，不加分析地予以宣传和贯彻，造成了不良的影响。至于实用主义教育理论，更被当作有利于“统一劳动学校”教育教学工作的正面经验引进苏联，“设计教学法”(the Project Method)和“道尔顿实验室制”(the Dalton Plan)被广泛地应用于学校实际，杜威的许多著作被译成俄文在苏联广为传播，杜威本人还在1928年应邀到苏联进行教育考察和访问。苏联教育界许多人都对杜威的教育思想赞美有余，分析批判不足，结果是对实用主义教育的许多做法照搬照抄，客观上给苏联20年代的教育改革带来了消极的影响。

1924年初，苏联公布了称为《国家学术委员会教学大纲》的新教学大纲，这是由克鲁普斯卡娅领导的苏联国家学术委员会教育组制订的。新教学大纲取消了学校课程的分科结构，规定普通学校要学习的全部知识内容，按自然、劳动和人类社会三个方面综合编制，并由若干单元将它们联结起来。故又称“综合教学大纲”或“单元教学大纲”。按照大纲的要求，普通学校应该打破学科界限，以生产劳动为基础，结合自然和社会等方面的知识，围绕“生活单元”进行教学。大纲的作者认为，这是教育与政治相联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有效途径，这样做来，既能突出生产劳动在教育中的地位、使学生从整体上认识客观世界，又符合儿童具体形象思维占优势的心理特点。但是，由于过分强调劳动，仅仅着眼于现实生活，如此组织起来的“生活单元”使教材失去了系统性和科学性，重复、肤浅、零碎的知识使学生学来既费时间又不深不透。从教学方法的角度看，新大纲试图发挥学生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使教学过程积极化，但是却没有正确地认识并做到充分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

“综合教学大纲”在实施过程中因其固有的缺点而受到普遍的批评。在广大教师的积极参加下，俄罗斯联邦教育人民委员部着手编写，并于1927年公布了一个新的教学大纲，加强了俄语、数学和其他学科的必需的、最低限度的系统知识和熟练技巧，但仍然没有完全放弃综合编制的原则。1929年初，苏联政府决定实施十年制教育之后，中学高年级的教学大纲也重新编订，要求分科教学，比较注意每一科目知识的系统性，提高社会学科、俄语、文学、物理等升学必需的学科在教学计划中的比重，但仍过于重视劳动技术知识的教学。

1929年全俄苏维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根据工农代表的要求，责成教育人民委员部采取有力措施，切实保证在学校中实施劳动综合技术教育。1930年第一次全俄综合技术代表大会甚至决定所有城市和农村学校分别由各种企业和集体农庄领导。在这种情况下，1930年苏联教育人民委员部批准了1929年公布的单元设计教学大纲，它十分注意采用儿童可以接受的方式帮助学生认识社会主义工业化、农业集体化和阶级斗争与文化革命，但是没有认真考虑1928年7月和1929年11月苏共中央全体会议通过的关于培养红色专家的两个决议中发出的关于提高普通学校教育水平的指示，不但又缩小了普通教育基本知识和技能的范围，继续坚持课程的综合编制，而且把“设计教学法”作为最完善的教学方式加以推行。不仅如此，在20年代末期，苏联某些教育领导人由于过分强调劳动教育和学校与社会政治生活的联系，仅仅把学校看作阶级斗争的工具，甚至还提出了“学校消亡论”和取消教科书的错误主张。

高等教育在20年代，特别是20年代后期，开始受到苏共中央的高度重视，并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调整了高等技术学校的管理体制和教学内容，加强理论与实际的联系，使高等教育适应国民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努力培养无产阶级自己的专业人才，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输送了不少红色专家。但是与苏联当时的现实需要相比，也还存在一些问题，如大学生的质量不高，培养周期太长，淘汰率太大等等。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中学毕业生质量不高，高校办学经验不足，高校教学中偏重生产实践等，此外还由于把部分高校划归国民经济的有关部门管理后，他们并没有把高校的教育教学工作当作一项重要任务来抓。

20年代的苏联学校，无论普通学校还是高等学校，都十分注意通过教学和课外、校外活动对学生进行共产主义教育，培养他们成为自觉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在普通学校中，低年级的课程内容非常注意联系苏联当时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际；高年级则加强社会历史学科，由党组织派来的教师任课，授给学生以政治基本知识，扩大他们的政治眼界，提高他们的社会主义觉悟。在大学中，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等学科在课程体系中处于重要地位，而且各科教学协同作用，共同对学生实施思想政治教育。社会活动在各级学校中受到重视，成为政治教育的一种重要方式。苏联共产主义青年团是1918年建立的，1920年以后青年团在学校教育工作中的作用与地位进一步加强与提高，第二级学校高年级建立了团支部，并且根据1921年教育人民委员部批准的《关于第二级学校组织条例》建立了各种形式的学生组织，1922年起学校中又建立了少年先锋队组织，这些先进少年儿童和先进青年的群众组织积极开展各种有益的活动，如组织星期六和星期日义务劳动，组织各种纪念革命节日的晚会，举行读报会、座谈会、文艺宣传演出，参加扫盲工作等等，成为党在学校中对学生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的有力助手。但是，这一时期的学校教育工作也存在一些问题与缺点，正如1928年6月联共(布)中央《关于少年先锋队运动的现状和最近任务》的决定中指出的：儿童的会议太多；有时让儿童过多地担负不能胜任的社会工作，有时采用儿童不易了解的政治教育方式；此外，对少先队员和学生的学业成绩注意不够等。

三、苏联30年代的教育改革

苏联从1928年起开始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进入30年代以后，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步伐迈得更快了。斯大林在当时就曾经明确指出，苏联比西方发达国家落后50～100年，如果苏联不能在十年内消灭这个差距，就会被敌人打翻。要在十年内赶上先进国家，就要大力发展生产，提高科学技术水平，就需要千百万掌握科学技术的知识分子。但是由于20年代改革中的问题，造成教学质量不高，普通学校不能为高一级学校输送合格人才，加之高等学校本身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因而高校未能为经济建设输送足够的合格专业技术人员。为了提高教育质量，联共(布)中央从1931年起公布了一系列具有历史意义的关于教育问题的决定，使各级各类教育得到整顿和发展。(一)普通教育

1931年9月5日，联共(布)中央作出《关于小学和中学的决定》，这是30年代苏联整顿普通教育的工作的指导性文件。“9·5决定”在肯定20年代教育改革成绩的同时，指出当时学校工作的根本缺点是“没有给学生充分的普通教育知识”，没有很好地完成为高一级学校提供合格新生的任务；号召反对“左”、右倾机会主义教育观点对教改的干扰，着重批判了“左”的倾向；要求加强对教育工作的领导；要求学校以后必须依据严格规定的教学计划、教学大纲和课程表进行各科教学，授予学生各种科学基础知识，使学生具备足够的读写算能力；明确规定学校的中心任务是教学，课堂教学应作为基本的教学形式；提出恢复考试制度等等。“9·5决定”的基本精神是正确的，但是由于它的决定都是针对20年代教改之偏提出来的，几乎把主要注意力全集中在如何使学生获得系统科学文化知识的问题上，无形中忽视了政治思想教育和劳动教育；同时，在批判“左”的倾向的过程中，又全盘否定美国的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逐步转向传统教育理论。这种片面性，导致30年代的苏联普通教育出现了新的偏差。

由于当时教育人民委员部贯彻“9·5决定”不力，1932年8月联共(布)中央又通过了《关于中小学生教学大纲和教学制度的决定》，重申“9·5决定”的要点并要求逐步把七年制学校改为十年制。1933年2月，联共(布)中央制定了《关于中小学教科书的决定》，撤销了教育人民委员部关于取消教科书的一系列错误的决定，责令立即编出稳定的合乎科学的教科书。1933年9月，联共(布)中央和苏联人民委员会对学校的组织管理工作明确作出规定，批评教育人民委员部在这方面工作不力。1936年7月联共(布)中央通过了一项决定，要求制止儿童学的传播和儿童学者的活动，责令批判儿童学。这个决定对苏联教育实际工作和教育科学研究工作的整顿和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但批判有过头之处，造成了以后教育学中无儿童的状况。苏霍姆林斯基说，这次批判把孩子和洗澡水一起泼掉了。

在上述一系列决定的指导下，苏联于30年代初两次进行制定和修改教学计划、教学大纲的工作，采用分科编写，注重基本知识的系统教学，突出俄语、数学、外语以及自然科学诸学科。新的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后来又几经修改，从1937年起取消了政治课，改为只在七年级每周设一节“苏联宪法课”，还明令取消所有中小学的劳动课和中学的技术训练，关闭所有的学校工厂，解散劳动课的教师队伍。这样，在强调学习系统的科学文化知识的同时，却忽视了坚持教育和现代化生产劳动相结合；在强调要通过教学进行教育的同时，又出现了将教育过程等同于教学过程，以教学过程代替整个教育过程，忽视教育工作特点的偏向。这一时期苏联的普通学校虽然仍旧重视通过共青团和少先队对青少年进行共产主义教育，但这种教育是以提高学习质量为中心的。

应该指出，总的说来，30年代苏联的普教改革是卓有成效的，这不仅在于大大提高了普教质量，还在于建立起全苏统一的学制和普及了初等教育。早在1930年，苏共第二次国民教育会议就基于实施统一的国民经济计划和提高普教水准的现实需要而提出改革各加盟共和国学制，使之全国统一的要求。1934年5月，联共(布)中央和苏联人民委员会通过了《关于苏联中小学结构的决定》，将苏联普通教育学校的一般类型确定为四年制的初等学校、七年制的不“完全中学”和十年制的“中等学校”，从而为统一的苏联现行学制奠定了基础。但是，由于逐渐取消了20年代发展起来的各种类型的普通学校，导致普通学校结构的单一化，而且在事实上当时也只强调培养学生升学，忽视为他们从事实际工作作准备。实践证明，这样解决普通教育结构和培养目标的问题是片面的。这个问题到30年代末期已引起注意，1939年3月召开的联共(布)第十八次代表大会指出，中等学校的毕业生将不光是进高等学校，也将参加生产，必须让他们在学校里就获得适应国民经济各部门劳动需要的实际训练。但是，当时未能真正解决这个问题。

关于普及义务教育的问题，是在1930年6月联共(布)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上被作为发展国民教育事业的重点而进一步明确提出来的。同年7月25日，联共(布)中央通过《关于普及初等义务教育的决定》，规定了实施步骤并提出在城市与工业区实施普及七年制义务教育的目标。此后，苏联政府每年增拨大笔特别经费用以发展普通教育，使普通学校在校学生数由1929—1930学年的13 516 000人迅速增长到1938—1939学年的31 517 000人，初等教育在农村得到普及，城市中也普及了七年制义务教育，从而大大促进了初级职业技术教育、中等专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发展与提高。苏联的经验表明，普及普通教育是提高人民政治觉悟和科学文化水平的中心环节，也是办好各种教育事业的基础。(二)高等教育

为了提高高等教育的质量，除了改进普通教育的工作，保证给高等学校输送合格新生外，还必须解决高等学校本身存在着的问题。30年代，苏联当局在全面改革普通教育的同时，对高等教育进行了重大的改革。

从20年代末期起，为了解决高等学校的组织结构和布局不合理的现象，苏联当局改组了高等学校，将原有高校的同类专业加以合并，同时设立新的专业和系科，并且在一些大型高校中相应系科的基础上成立新的非常专业化的高等学校，此外还根据特别需要建立各种新型的专业学校。适应高等教育结构的这种变化，苏联当局曾经把部分高等技术学校和中等技术学校分别划归苏联最高经济委员会和有关部门领导。1932年，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设立高等技术教育委员会，加强对高等技术院校的统一领导。1936年5月，联共(布)中央又决定设立直属苏联人民委员会的全苏高等学校委员会，统管除军事和艺术院校以外的分属各人民委员部的所有高等院校。

经过调整，苏联的高等教育得到迅速发展，同时由于各个高等学校的师资、设备相对集中，专业方向明确而更便于领导，也更有利于密切科学技术与生产的相互联系。但是，在当时高校调整的过程中也出现过某些偏差，例如，没有重视教育科学干部、实验室、图书馆等方面的配备和建设；对大学存在偏见，认为大学的组织不利于科学的发展，也防碍科学技术同国民经济的联系，遂使大学数量锐减。

高等教育在苏联建国以后虽然几经改革，成绩斐然，但是时至30年代初，高等学校的教学工作仍然未能很好地组织起来，缺乏科学的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教学质量不高。因此，联共(布)中央和苏联人民委员会在改革高等教育结构和高等学校管理体制的同时，特别重视改进高等学校的教育、教学工作，分别于1932年9月和1936年6月作出了《关于高等学校和中等技术学校的教学计划和生活制度的决议》和《关于高等学校的工作和对高等学校的领导的决议》，又于1938年9月公布了《高等学校标准规程》，将上述两个决议的主要要求加以条理化和制度化，规定高等学校的各级领导必须具备相应的科学、教育工作水平，高等学校的教学计划必须以理论为核心，采用系统讲授、实验、实习和生产实践等方式，严格考查考试制度，培养热爱祖国、忠于共产主义事业、掌握先进科学技术、具有一定实际工作能力的人才。为了促进高等学校教师提高科学理论水平和教学工作质量，苏联从1932年起逐步实现学位制。1937年3月，苏联人民委员会正式通过了实行学位和学衔制的决议。

为了保证高等学校和中等技术学校招收具有足够文化水平的合格新生，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在俄罗斯联邦用自由报考制代替单位推荐制的试验基础上，于1932年9月决定所有要进高等学校的学生均需接受数学、化学、物理、语文、社会学的入学考试，又于1935年明确宣布取消以前招生工作中对考生的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所作的种种限制。到30年代中期，苏联的高等学校已经逐步形成一套比较完整的招生制度。与20年代的推荐办法相比，考试招生尽管存在某些缺点，但总的说来要合理得多，因为它在正常情况下的确能使高等学校挑选到具有一定文化科学素养的优秀人材。但是，由于过分注重考生的基础知识，忽视了身体和道德品质方面的要求，因而也有一定的问题。

在30年代，苏联政府给予高等教育事业的拨款逐年递增，例如，1937年的拨款就达19亿多卢布之巨，改革后的各类高等学校如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在1927—1928学年，苏联一共只有148所高等学校，在校学生不足17万名，而据1940—1941学年初的统计，苏联的高等学校数已达817所，在校大学生总数达到81万余名，从而使苏联的高等教育走在世界各国的前列，培养出大批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的知识分子干部，为苏联后来赢得卫国战争胜利和战后的飞速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三)师范教育与教师

随着教育事业的改革和发展，教师的工作越来越受重视，同时对教师的要求也日益提高。因此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十分重视教师的培养，非常注意提高教师的经济和政治待遇。

早在1929年3月，联共(布)中央就作出了《关于培养高等师范学校、中等师范学校的师资和重新训练教师的决定》。1930年7月通过的《关于普及初等义务教育的决定》更明确提出迅速扩大师范院校的招生名额，要求特别注意提高教育工作者的政治修养和业务水平。在30年代，苏联逐步建立起三级的师范教育体系：第一级是师范学校，即中等师范学校，招收七年制学校(即不完全中学)毕业生，修业三年，培养初等学校教师；第二级是师范专科学校，招收中等学校毕业生，修业二年，培养七年制学校五～七年级的教师；第三级是师范学院，招收中等学校毕业生，修业四年，培养中等学校八～十年级的教师及师范学校的教师。此外，一部分综合大学也负有培养师资的任务。

虽然这一时期苏联的师范院校，尤其是师范专科学校和师范学院发展很快，以1934—1935学年为例，已有师范学校772所，学生166 500人；师范学院115所，学生67 000人，但是师范院校的毕业生在数量上仍然满足不了教育事业迅速发展的需要，于是采用大量举办短期训练班和业余学习的形式提高在职教师的一般文化和教育专业水平，使之适应教育改革后的新要求，其中函授师范教育相当受到重视，许多师范院校都成立了规模很大的函授部。苏联当代最有名望的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就是在这一时期接受波尔塔瓦师范学院的函授教育的。另外，各省、市还设立了教师进修学院，它们在提高教师的业务水平和总结教学经验方面作了许多有价值的工作。

这一时期联共(布)和苏联政府在提高教师地位和待遇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1931年的“9·5决定”以及后来许多关于教育问题的决定都一再强调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的主导作用，指出必须提高教师的威信。1935年4月，联共(布)中央和苏联人民委员会通过了《关于提高教师和学校其他工作人员工资的决定》，使各类学校的教师的工资增加了0．5～1倍。1936年4月，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作出《关于中小学教师职称的决定》，设立特别委员会，开展大规模的教师鉴定工作，授予中等师范毕业并适宜从事教育工作者以小学教师称号；授予师范专科毕业并适宜从事教育工作者以任教中学五～七年级的中学教师称号；授予师范学院或大学毕业并适宜从事教育工作者以中学教师称号；授予成绩卓著的教育工作者以功勋教师称号。只有通过国家鉴定，取得相应教师称号的人，才能在学校的相应年级中任教。合格教师非经特定部门决定，不得任意免职或调动，对于不符合国家规定标准的教师，采取多种弥补的措施；对于确实不适合从事教育工作的人，则坚决调离。这些措施大大激发了广大教师的工作热情和社会主义积极性，教师队伍稳定并壮大起来。苏联在1930年只有教师481 286名，而到1939—1940学年教师人数已达到1 238 000名，增加了1.5倍多，其中有4 331名教师被授予勋章和奖章，还有成千上万的教师被选为各级苏维埃的代表，教师受到党和人民的充分尊重。苏联在30年代的教改中，着意提高教师地位，保质保量地建立起一支稳定的教师队伍，实在是一条值得认真总结的经验。

▇ 重 点

（返回索引）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

（一）苏联的教育改革

1、识记：《统一劳动学校宣言》和《9．5决定》的基本内容，十月革命胜利初期苏联教育改革取得的主要成就。

2、理解：二十年代苏联学校的共产主义教育。

3、简单运用：综述三十年代苏联的高等教育改革。

4、综合运用：探讨苏联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教育改革的经验和教训。

▇ 练习

（返回索引）

重点教学内容与相关练习例题

（一）填空题

1、苏联30年代整顿普通教育工作的指导性文件是＿＿＿＿＿＿。

（二）改错题

1、《9．5决定》是40年代苏联整顿普通教育工作的指导性文件。

（三）选择题

1、苏联三十年代的教育改革片面强调＿＿＿＿＿＿＿。

A．系统科学知识的教学 B．生产劳动教育 C．思想品德教育 D．职业技术教育

2、《9．5决定》是＿＿年代苏联整顿普通教育工作的指导性文件。A．20 B．30 C．40 D．50

3、苏联二十年代的教育改革片面强调＿＿＿＿＿＿＿。A．基础知识 B．生产劳动 C．普通教育 D．高等教育

4、《统一劳动学校宣言》是苏联＿＿＿教育改革中的一个重要文件。A．30年代 B．20年代 C．建国初期 D．卫国战争时

5、苏联三十年代教育改革的成功经验之一是＿＿＿＿＿。

A．使学校类型单一化 B．全面批判西方教育理论 C．加强劳动教育 D．提高教育质量

6、苏联二十年代的教育改革提倡采用＿＿＿教育教学方法。A．机械呆板 B．生动活泼 C．规范划一 D．严肃认真

7、苏联三十年代教育改革的突破口是＿＿＿。

A、劳动教育 B．思想教育 C．政治教育 D．高等教育

8、苏联三十年代教育改革导致学校类型＿＿＿＿化。A．复杂 B．综合 C．单一 D．世俗

9、《统一劳动学校宣言》的主要缺点是过分强调＿＿＿＿教育。A．知识 B．劳动 C．宗教 D．艺术

（四）解释概念题

1、《统一劳动学校宣言》

2、《9．5决定》

（五）简答题

1、十月革命胜利初期苏联的教育改革取得了哪些成绩？

2、概述二十年代苏联学校的共产主义教育。

（六）论述题

1、三十年代苏联高等教育改革述评。

2、苏联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教育改革有什么经验和教训？

▇ 答

案

（返回索引）(一)填空题

1．《9．5决定》或《关于小学和中学的决定》

(二)改错题

1．将“40”改为“30”

(三)选择题

1．A 2．B 3．B 4．C 5．D 6．B 7．D 8．C 9．B

(四)解释概念题1、1918年间，国家教育委员会在卢那察尔斯基和克鲁普斯卡娅等人的领导下制订了主要以“莫斯科方案”为蓝本的《统一劳动学校章程》和《统一劳动学校基本原则》。当年10月，这两个文件都由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布执行，其中《基本原则》后来在教育界通称为《统一劳动学校宣言》。文件规定，所有学龄儿童全部免费进入分为两级(第一级为五年制小学，第二级为四年制中学)的统一的九年制劳动学校学习。

2、1931年9月5日，联共(布)中央作出《关于小学和中学的决定》，这是30年代苏联整顿普通教育的工作的指导性文件。

(五)简答题

1、这次改革在当时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取得了显著的成绩：（1）从中央到地方建立起无产阶级新的教育领导机构体系，并对教育实行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2）争取、团结和教育广大教师，组织起革命的教师队伍，大办师范教育；（3）实现教育的世俗化、民主化，建立起统一的学校制度，改革学校的教育、教学工作；（4）动员一切力量，轰轰烈烈地开展扫盲运动，同时采取各种有力措施，积极发展民族教育。

2、20年代的苏联学校，无论普通学校还是高等学校，都十分注意通过教学和课外、校外活动对学生进行共产主义教育，培养他们成为自觉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在普通学校中，低年级的课程内容非常注意联系苏联当时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际；高年级则加强社会历史学科，由党组织派来的教师任课，授给学生以政治基本知识，扩大他们的政治眼界，提高他们的社会主义觉悟。在大学中，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等学科在课程体系中处于重要地位，而且各科教学协同作用，共同对学生实施思想政治教育。社会活动在各级学校中受到重视，成为政治教育的一种重要方式。苏联共产主义青年团是1918年建立的，1920年以后青年团在学校教育工作中的作用与地位进一步加强与提高，第二级学校高年级建立了团支部，并且根据1921年教育人民委员部批准的《关于第二级学校组织条例》建立了各种形式的学生组织，1922年起学校中又建立了少年先锋队组织，这些先进少年儿童和先进青年的群众组织积极开展各种有益的活动，如组织星期六和星期日义务劳动，组织各种纪念革命节日的晚会，举行读报会、座谈会、文艺宣传演出，参加扫盲工作等等，成为党在学校中对学生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的有力助手。但是，这一时期的学校教育工作也存在一些问题与缺点，正如1928年6月联共(布)中央《关于少年先锋队运动的现状和最近任务》的决定中指出的：儿童的会议太多；有时让儿童过多地担负不能胜任的社会工作，有时采用儿童不易了解的政治教育方式；此外，对少先队员和学生的学业成绩注意不够等。

(六)论述题1、30年代，苏联当局在全面改革普通教育的同时，对高等教育进行了重大的改革。为了解决高等学校的组织结构和布局不合理的现象，苏联当局改组了高等学校，将原有高校的同类专业加以合并，同时设立新的专业和系科，并且在一些大型高校中相应系科的基础上成立新的非常专业化的高等学校，此外还根据特别需要建立各种新型的专业学校。适应高等教育结构的这种变化，苏联当局曾经把部分高等技术学校和中等技术学校分别划归苏联最高经济委员会和有关部门领导。经过调整，苏联的高等教育得到迅速发展，同时由于各个高等学校的师资、设备相对集中，专业方向明确而更便于领导，也更有利于密切科学技术与生产的相互联系。但是，在当时高校调整的过程中也出现过某些偏差，例如，没有重视教育科学干部、实验室、图书馆等方面的配备和建设；对大学存在偏见，认为大学的组织不利于科学的发展，也防碍科学技术同国民经济的联系，遂使大学数量锐减。

联共(布)中央和苏联人民委员会在改革高等教育结构和高等学校管理体制的同时，特别重视改进高等学校的教育、教学工作，规定高等学校的各级领导必须具备相应的科学、教育工作水平，高等学校的教学计划必须以理论为核心，采用系统讲授、实验、实习和生产实践等方式，严格考查考试制度，培养热爱祖国、忠于共产主义事业、掌握先进科学技术、具有一定实际工作能力的人才。为了促进高等学校教师提高科学理论水平和教学工作质量，苏联从1932年起逐步实现学位制。

为了保证高等学校和中等技术学校招收具有足够文化水平的合格新生，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于1932年9月决定所有要进高等学校的学生均需接受数学、化学、物理、语文、社会学的入学考试，又于1935年明确宣布取消以前招生工作中对考生的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所作的种种限制。到30年代中期，苏联的高等学校已经逐步形成一套比较完整的招生制度。与20年代的推荐办法相比，考试招生尽管存在某些缺点，但总的说来要合理得多，因为它在正常情况下的确能使高等学校挑选到具有一定文化科学素养的优秀人材。但是，由于过分注重考生的基础知识，忽视了身体和道德品质方面的要求，因而也有一定的问题。

在30年代，苏联政府给予高等教育事业的拨款逐年递增，改革后的各类高等学校如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从而使苏联的高等教育走在世界各国的前列，培养出大批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的知识分子干部，为苏联后来赢得卫国战争胜利和战后的飞速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苏联二十年代的教育改革根据当时的客观条件和现实需要，先后调整了学制和学校数量，着重发展职业技术教育。不但努力创建一个从学前教育到高等教育的完整的社会主义教育体系，而且对所有的同一类型的学校实行统一的必须执行的教学计划，还采用了一些生动活泼的教育教学方法，探索共产主义的教育方式。但这次改革也产生了一些问题，主要是不加批判地照搬西方教育理论、片面强调生产劳动和学生实践、轻视系统科学基础知识的教学等等。从苏联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前进中出现的这些偏差中，我们可以总结出其经验教训：只有以马列主义为指南，正确对待外国的和历史的教育经验和理论，面向社会主义教育实际，才能形成以马列主义方法论为基础的、反映社会主义教育规律的科学教育学。

苏联一至五年级的数学教学改革 篇6

1981年，苏联教育部公布了中小学数学教学纲目。一至三年级，强调数学课程的任务是“学习自然数的算术运算及其对最简单的量的应用，直观地介绍几种几何图形及其性质。”这就是说，代数初步知识不再作为小学的一项主要教学任务。只在教求每种运算的未知项时出现方程的形式。同时对除数是二、三位数的笔算除法适当降低了要求。四五年级数学课程的任务，强调“对小学学过的数学知识进行概括和发展，为学生学习系统的代数和几何课程做准备，学习代数和几何的极其初步的知识。”这就是说，降低了代数、几何的要求。具体调整的内容有：删去了有关集合的知识，等式的性质，几何的变换，较难的尺规作图(如把线段二等分，作角的平分线，根据所给的条件作三角形)等;简化了对称、解方程(改按已知数和得数间的关系来解)，增加了最大公约数、球的认识，以及已知两点的坐标求它们的距离。1982年公布了新的教学大纲，明确规定不再以集合论的观点处理中小学数学，较多地注意发展和巩固计算技巧。具体内容与1981的教学纲目基本相同。

1984年，苏共中央制定了《苏联普通学校和职业学校改革的基本方针》，决定把小学学制延长一年，提早到6岁入学。1985年2月苏联公布了普通学校(小学4年，中学7年)的标准教学计划。稍后，又颁布了中小学数学教学大纲。其中四年制小学数学教学大纲是在原三年制小学数学教学大纲的基础上制定的，教学要求和程度基本相同，但是为了适应四年制小学提早入学的特点，把教学进度放慢，大体上把三年制小学前两年的内容安排在三年内学完，一年级改为每周4课时。二、三年级改为每周5课时。四年级的内容和教学要求与三年制小学三年级的基本相同，每周都是6课时。此外，大纲中还有以下几点修改：1.在10以内数的认识前面加强了准备课，主要增加比较物体大小、长短、形状，认识空间方位，初步认识时间，物体群的比较等;2.把11―20各数的认识和计算单划为一个阶段，加强了进位加法表和相应的减法的教学;3.100以内两位数加减法，教口算的同时增教笔算;4.进一步简化方程，小学只出现最简单的，如x-356=478，6×x=426之类，用方程解应用题也只限一步的;5.适当加强了简便算法;6.有些内容推迟出现，如大于号、小于号改在二年级教20以内加减法时出现，线段和用字母表示点、线段、角移到四年级。经过这样修改，切实降低了难度，减轻了学习负担。但是目前仍是少数小学试行，大多数小学仍实行三年制，七岁入学。在制定四年制小学数学教学大纲的同时，对三年制小学数学教学大纲也做了相应的修改(第一部分准备课没有变动)。新学制五、六年级数学教学大纲则在原来四、五年级数学教学大纲的基础上进行了修订。主要有：1.删去对称、合同图形;2.增加反比例的概念;3.增加计算器的初步知识。

1986年起，按照新大纲编写新课本陆续出版了一部分。这些课本除了在内容上符合新大纲要求外，初步看到还有以下几个特点：1.内容的编排更加系统，前后联系更加紧密。比过去的课本重点更为突出。例如，过去几何安排较乱，同算术知识联系较差，现适当集中，同算术知识联系有些改进。2.增加了例题，加强了新知识的讲授。四年制小学课本还部分地改变了习题汇编的形式，教学新知识与学生的练习适当分开，题量也适当减少。3.注意适应学生的差异。如另编有练习册或在原课本中编有难易不同程度的练习题，供选择。

苏联的经济改革简版 篇7

一、“公开性”指导下新闻界的变化

从1985年到1991年, “公开性”原则共在苏联推行6年, 苏联死气沉沉的新闻界发生了极大变化。“苏联知识界的改革先锋不是作家诗人, 而是新闻记者。” (2)

(一) 新闻控制中的权能因素减少

戈尔巴乔夫推动新闻改革的基本思路是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戈氏强调新闻改革应该使新闻体制成为“我们国家的政治制度进一步发展、全面完善和加深社会主义生活民主原则”的“最鲜明的表现之一”, “如果一个国家, 在报纸、电视和广播中能尖锐、坦率、真诚、热心地讨论实际生活中最尖锐的问题, 这也就是实际上道德社会主义民主。” (3)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 戈尔巴乔夫决定打破高度集权和高度封闭的新闻体制, 放松对新闻媒体的严格控制。

政党和政府减少新闻控制, 反映在新闻报道上有如下表现:一、媒体对社会消极面的报道大量增加。媒体上不仅报道飞机失事、列车颠覆等社会新闻, 而且对苏共和政府的错误也毫不留情地给以揭露。二、新闻媒体获得一定自主权。从1986年4月起, 苏联的新闻机构报道什么、怎么报道, 都由编辑部决定。批评领导人的稿件由社长或总编辑签发, 无需经过上级或有关党委。三、政党和政府放松了新闻审查。除了有关国家和军事的机密外, 其他一切内容均由报刊和出版物的总编辑负责。1987年至1988年间, 戈氏先后取缔苏联“报刊保密检查总局”的大部分权力, 将其变成一个有名无实的研究机构。

(二) 资本对新闻的控制加强

苏联新闻改革过程中, 在新闻控制的权能因素减少的同时, 资本因素在上升。自1986年开始, 苏联新闻界一些人开始提出允许私人创办电台和报纸, 减少苏共中央对传媒的控制, 党报编辑部与党应该脱离关系。1987年至1988年, 国家放开了对传媒的控制, 大众传媒理论上还属于党和国家政府所有, 但一大批国家级传媒已经转为自负盈亏的总编辑负责制机构。

1987年, 苏联境内开始出现名叫“尼卡”的非政府系统办的电视。“这个电视台的经营方针由公共机构、合作组织、主要报纸的代表组成的咨询委员会来决定。” (4) 1988年苏联境内的第一个非国营电台在立陶宛首府维尔纽斯设立。1989年9月, 由苏联国家广播电视委员会与德国、意大利合资创办的国际文传电讯社成立。这表明非政府资本渗入苏联新闻界。

1990年6月颁布的苏联新闻法确认了非国有资本创办媒体的合法性。新法执行的前两个月就有100多家私有媒体出现。还有大量媒体纷纷摆脱原来的主办、主管机构, 另立门户自力更生, 向非国有化转身。这部法律决定了苏联传媒变革的大方向, 推动苏联新闻业最终走向私有化和商业化。

(三) 新闻媒体立场趋于多元化

1987年11月, 戈尔巴乔夫发表了著名的《改革与新思维》一书。书中提出放弃专制的官僚主义体制, 建设一个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观点。向集权制度挑战的首要核心就是“公开性”和“民主化”。被戈尔巴乔夫解放了的受压制多年的新闻媒体, 摆脱了党政领导却并没有致力于为社会提供信息, 反而忙于政治斗争。1988年, 针对《苏维埃俄罗斯报》发表的《我不能放弃原则》, 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利加乔夫和戈尔巴乔夫展开的争论集中反映了政治局内的分歧, 也反映了苏共出现派别分化。

二、“公开性”原则的得与失

“公开性”原则并非戈尔巴乔夫的首创, 更非是在苏联新闻界的率先尝试。但是,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新闻媒体在践行“公开性”原则时取得那么明显的效果, 造成那么明显的失误。戈尔巴乔夫在推行“公开性”原则时, 一方面改变了苏联新闻界保守、封闭、僵化的状态, 另一方面却加速了一个大国的解体。

(一) “公开性”原则带来的成功

回顾6年的改革历程, “公开性”中的大众传媒为苏联社会进步发挥的积极影响是不容忽视的。

首先, “公开性”推动了重大党务政务活动和重大问题决策过程的公开。党务政务活动和政治决策不应是封闭式的、脱离大众的、不能触摸的, 而应是开放的、参与式的、与大众合为一体的。“在‘公开性’的推动下, 苏共通过新闻媒体使广大人民看到政府会议的实况, 使政府的工作向人民公开并为他们所理解。这样就把政府置于人民的监督之下, 从而加强了与人民的联系。” (5)

其次, 新闻媒体开始报道重特大灾难事故和社会问题。以往, 苏联党政机关对国内发生的一些重大灾难或恶性事故, 通常都遮遮掩掩。苏共二十七大以后, 苏联部长会议改变过去报喜不报忧的做法, 通过新闻媒体对1986年发生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和纳希莫夫海军上将号客轮沉没事故进行了及时报道, 政府并就此多次举行记者招待会, 向国内外记者介绍人员伤亡情况。

再次, 新闻媒体成为群众议论国家大事、参政议政的论坛。为激发广大听众、观众的改革热情及参与意识, 报刊、电台、电视台等媒体常常就经济问题、社会政治热点问题组织群众进行公开讨论。报道人们感兴趣的经济发展、文化生活、住宅建设等问题。有时, 报刊还安排领导人与普通公民在媒体上对话, 吸引了许多读者。正因为媒体贴近生活、贴近大众, 所以呈现出活跃的局面, 到1987年许多报刊销量大增, 《消息报》达到800万份, 《劳动报》高达1820万份, 《共青团真理报》增加1700万份 (6) 。

(二) “公开性”原则留下的失误

戈尔巴乔夫轰轰烈烈推动的“公开性”原则, 并不完全像他预期的那样好, 苏联新闻界在向积极的一面发展的同时, 毒瘤也在潜滋暗长, 甚至威胁到苏联的存亡。

首先, “公开性”原则被一些媒体用来篡改和涂抹苏联历史。1987年以后, 新闻媒体展开对苏联历史不加区分的否定和批判。知识界掀起了一场以揭露历史黑暗面为特点的历史反思运动, 全盘否定斯大林, 进而攻击列宁和马克思主义。有些学者要求重新评价所有时期和党史上所有的人物, 并就党史研究问题和历史教科书问题在大众传媒上展开论战。

其次, “公开性”原则被特殊政治利益集团利用。经济改革开始后, 苏联原先“两个阶级、一个阶层” (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知识分子阶层) 的社会阶级结构逐渐被多元化的社会结构所取代。在国内冲突深化的过程中, 作为特殊社会集团的媒体人员也开始分化。新闻媒体沦为各种不同政治流派的代言人, 不再为公众利益服务。

最后, “公开性”原则被激进媒体利用, 动摇了主流的意识形态, 使得苏共对社会舆论的导向功能完全丧失。

三、“公开性”原则给中国的启示

新中国成立后, 我国的新闻制度是向苏联借鉴而来的,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两国传媒的发展道路非常相似。到了1980年代, 中苏两国新闻界才走上各自的转型之路。苏联新闻改革中推行的“公开性”原则对目前中国新闻业的改革仍然具有借鉴意义。

(一) 极端的新闻管制违背历史潮流

在通讯技术异常发达的时代, 正常社会的民主发展, 要求透明度、公开性以及公民获得必要信息的自由。社会上的每一个人就是据此采取行动, 开展社会交往, 规避危险, 追逐自身的最大利益。

时至今日众多网友盘点2009, 带给我们强烈视觉冲击的竟然是“躲猫猫”“楼脆脆”“被**”“欺实马”“这事不能说太细”等一系列啼笑皆非的代名词, 一再反映了某些地方政府危机公关能力的欠缺和对新闻传播规律的漠视。“这些看似不带情绪而以旁观者姿态调侃的名词显然并非真正的‘理智’, 而只是在无意识地回避自己的情绪 (可能是不安、害怕、强烈愤怒等等) , 并且越来越缺乏行动力, 长此以往, 一向显得理性, 关注社会时事, 具社会责任感的公众会觉得无力、消极, 一旦过于沉浸于这种使用‘理智化’的心理防御机制, 对社会的责任感也会变成缺乏信任和失望。” (7)

(二) 新闻改革渐进推行

“公开性”改革的失误说明, 激进式的改革往往会超出设计者的理性预期, 造成截然相反的后果。

中国的传媒变革带有明显的渐进性色彩。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 中国的传媒事业开始试探性的、渐进的市场化改革。这个过程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事业单位, 向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事业单位, 企业化管理”的双轨制转轨 (1979年到1992年) , 第二阶段进入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产业化发展阶段 (1992年2003年) 。第三阶段进入传媒集团跨域经营阶段 (2003年至今) , 2003年1月11日光明日报和南方日报两大报业集团联合主办《新京报》, 实现了同行业跨地域联合办报的试点运行;成都日报报业集团和成都广电合并成立的成都传媒集团是中国目前唯一的副省级以上的跨媒体传媒集团;2007年9月6日, 贵州电视台与甘肃广电总台的合作签约仪式在兰州举行, 这是中国电视业打破区域分割格局跨地域发展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可以看出, “很长一段时间内, 我国传媒都处于双轨制。” (8) 今天看来, 这种双轨制避免“传媒列车”突然转向所造成的倾覆, 为传媒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 以及大众心理从保守到开放的过渡提供了缓冲空间。今天我们以开放的视野关注中国新闻改革, 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传媒业本是文化产业的高端产业, 然而中国的传媒产业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 其中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中国的传媒产业缺乏跨地域、跨媒体的大型传媒集团, 传媒产业的规模化和集约化程度较低。当前必须借助行政手段破除阻碍跨地域跨媒体传媒集团的体制机制性障碍, 从而最终让市场发挥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

(三) 寻求法制建设

苏联在推行“公开性”原则时, 往往以领导人的讲话、党政文件为标准。由于不同领导人、不同部门对“公开性”的指导意见也会不同, 因此媒体在落实“公开性”原则时流于随意, 缺乏稳定性、统一性。这也是造成苏联新闻界混乱的原因之一。尽管后来颁布新闻法, 但已难以挽回败局。

我国在新闻改革的新阶段, 应该加强法制的建设, 着力于规范政府新闻调控行为以及媒体的活动空间。2008年5月1日,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开始实施, 这是政府开放政务信息的制度性保障。但是, 这种状况已经难以适应目前的政治民主建设和公民意识的觉醒, 也制约了新闻改革的深入发展。随着我国新闻改革和新闻学研究的不断深入, 《新闻法》的颁布势在必行。

(四) 党和国家坚持对舆论的引导

党和国家绝对不能放弃对社会舆论的引导作用。正如雷日科夫所说:“公开性在社会上可以取得两种截然相反的结果。这直接取决于谁掌握实行公开性的工具, 首先是电视、广播、报刊。掌握在诚实正派人的手里, 公开性就变成一把治病救人的手术刀, 切除社会机体上僵死的或发生病变的组织, 给新的健康的部分以发展的空间;掌握在罪恶的、无耻之徒的手里, 它会变成一根大棒, 对周围的一切, 不论好坏, 不分先进落后, 只知道一味地破坏和扼杀。” (9)

“对国家和人民利益的看护, 对理性的呼唤, 对行政的制衡, 对本真的逼近, 对美好的追求, 对公义的捍卫, 对丑恶的暴露———这是超越国别和不同社会制度的媒体的普世价值和终极价值, 这也是中国执政党一贯倡导的价值。” (10) 一切事业的成功归根结底都是制度的成功。这就要求我们在坚持正面宣传为主和坚持正确舆论导向的前提下, 在体制创新和行业改革方面大胆尝试, 大胆探索, 在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完善的道路上不断前行。■

摘要：苏联进入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后, 在新闻界大力推行“公开性”原则, 改变了苏联原有的新闻媒体格局。本文着重探讨苏联贯彻“公开性”原则给新闻界带来的变化, 以及它在新闻改革中带来的成效和留下的失误。而后以史为鉴, 从我国新闻事业发展的三个阶段结合国际新闻事业发展现状, 赋予公开性原则新的时代内涵, 探讨其对我国正在进行的新闻改革的启示。

关键词：戈尔巴乔夫,新闻改革,“公开性”原则,跨域传媒集团

注释

1 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关于改革的讲话》, 人民出版社, 1987年版

2 英国《金融时报》1987年11月3日

3 邱志华《苏联新闻改革概况》, 《国际观察》, 1988年第4期

4 吴非、胡逢瑛《转型中的俄罗斯传媒》, 南方日报出版社, 2005年版, 第126页

5 邱志华《苏联新闻改革概况》, 《国际观察》, 1988年第4期

6 邱志华《苏联新闻改革概况》, 《国际观察》, 1988年第4期

7 新民晚报《2009网络流行语分4大类体现使用者不同心理状态》2010年02月17日

8 李玮.《转型时期的俄罗斯大众传媒》,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5年版

9 尼·雷日科夫.《大动荡的十年》, 王攀等译, 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8年版

苏联市场经济实验为何夭折 篇8

笔者对这一观点并不十分赞同，因为这个观点的前提——列宁在落后农业国家利用市场经济机制建设社会主义的蓝图是否存在，蓝图是否清晰完整，还需要深入论证。

【列宁留下了“两个半”理论难题】

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关于社会主义有三个基本点：消灭私有制，消灭资产阶级，摈弃市场经济。苏维埃俄国在十月革命后实行了生产资料国有化改造，消灭了地主和资产阶级，战时共产主义时期摈弃了商品货币关系，走上了符合马克思主义传统论断的道路。

由于国内战争破坏以及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严重侵害了农民利益，1920年底国内战争即将结束时，俄国经济处于崩溃边缘，农民暴动席卷俄国，喀琅施塔得发生兵变。1921年春，列宁为摆脱危机，转向利用市场经济机制的新经济政策。主要措施有：在农村实行粮食税，纳税后的余粮可自由交换；向小业主退还被国有化的企业；允许发展私营与合作的手工业和小工业；把國家无力开发经营的一些厂矿企业、森林、油田等出租给外国资本家经营；将国家无力经营的中小企业租赁给合作社和公民个人经营……国内学者认为，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摈弃了消灭商品经济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思想，提出了在落后农业国家通过国家资本主义发展经济，迂回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道路。

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利用市场经济，突破了传统社会主义消灭商品经济的论断，这个创新是勇敢伟大的。但是，它还不是利用市场经济建设社会主义蓝图的全部，因为传统社会主义还有其他两个基本点——消灭私有制、消灭资产阶级，列宁没有说明利用市场经济机制以后，这两个方面应怎么看和怎么办。新经济政策时期恰恰在这两个方面出现了问题。

利用市场经济机制以后，仿佛释放出魔法，经济迅速恢复。例如在就业领域，私企提供了比国企多近一倍的劳动岗位，有着比国企高50%～90%的劳动生产率。私营业主，亦称耐普曼（俄语新经济政策第一个字母的音译，意为“新经济政策人”）也迅速发展。据当时的统计数据，1924年“工商业资产阶级”占全部人口的8.5%，与工人阶级的10.4%已相当接近。

私有经济和耐普曼的发展，引起了苏维埃社会十分矛盾的反响：在官方的宣传和群众意识中，私有制是资本主义范畴，耐普曼是私有者，是资产阶级，二者都是社会主义要消灭的对象。但在日常生活中，又离不开私有制经济和私营业主——在国营商店和合作社买不到的或是质量更好的商品，却可以在耐普曼的商店里买到，老百姓经常不得不和耐普曼打交道。所以，大众虽然鄙视、痛恨耐普曼，却不得不承认耐普曼的商品更好一些。一个公民骂道：“商人卑鄙下流，而他们的商品确实很好……”因此，他祈愿“让国营商业繁荣昌盛”，同时诅咒“让耐普曼陷入困境”。这一颇具代表性的态度，折射了新经济政策时期的矛盾。那么，是固守马克思主义公式，还是要经济发展？市场经济走到了十字路口。

在这一十字路口，我们看到三道关隘——第一，在理论方面，市场经济仅仅等于资本主义，还是可以与社会主义兼容？ 第二，在经济方面，社会主义是仅允许单一公有制存在，还是允许私有制和其他所有制形式发展？第三，在政治与社会方面，私营业主和管理者是仅简单地等于资产阶级，党暂时利用他们然后迅速消灭之，还是他们可以成为社会主义的建设者？解答这三个矛盾，需要对马克思传统社会主义论断进行系统的理论创新。列宁晚年曾英明地提出“合作社的发展就等于社会主义的发展”，这个论断中已蕴含社会主义可与市场经济兼容的思想，但他却没有明确地提出这一论断。换言之，在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关系问题上，列宁只有半个理论创新；在如何对待私有制、私营业主这两个问题上，列宁没有新的提法——他把两个半理论难题留给了后人。从这一意义上不得不说，列宁虽然提出运用市场经济的大方向，但是没有也来不及提出落后农业国家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的完整蓝图。

【全方位的政策收紧】

1927～1928年，新经济政策在苏联执行了六七年，经济已恢复并超过国内战争前的水平。市场经济、私有制、私商耐普曼是允许继续存在、发展，还是让它们在俄罗斯大地上烟消云散，问题不可回避地摆在了布尔什维克党的面前。

由于列宁没有留下完整的蓝图，由于马克思传统社会主义思想深入人心，以斯大林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选择了向后倒退。在经济领域一定程度允许资本主义发展，放松中央控制，在政治、意识形态、文化教育、社会领域却主动出击，强化中央的控制，创造最终消灭资本主义的政治与社会基础——形成“打右灯，向左拐”的现象。

政治领域。斯大林认为，党的路线确定以后，领导干部就是决定因素。因此，新经济政策时期领导干部队伍建设最重要的举措，就是通过创建和运用中央高度集权的干部任免制度，排除领导干部中非工农出身、非共产党员的成分，使出身工农的共产党员成为领导干部的主体。新经济政策初期，由于党的领导干部缺乏，在苏联最高管理机关中（由中央直接任命的1号官册干部），非无产阶级的职员出身者曾占压倒优势（近70%），这个数字在财政委员会是88.0%，外贸人民委员会是91.8%，外交委员会是92.1%。为了排挤非无产阶级出身的领导干部，党摈弃了领导干部相对任命制，创建了任免权集中于党中央的绝对任命制——到上世纪20年代末，工农出身的领导干部上升至80.9%，而职员出身的下降到18%。

意识形态、教育文化领域。布尔什维克党深知社会舆论对于夺取和巩固政权的重要性。新经济政策时期，党高度、密切关注知识分子的思想动向，以密集的措施清理非马克思主义、非无产阶级知识分子，构建无产阶级的教育体系，培养无产阶级知识分子队伍。在文化教育领域，坚决清理学者、大学生队伍中的反对者。以1922年8月 “哲学船”事件为代表，将一批十月革命后不愿改变立场的非马克思主义著名知识分子驱逐到国外或俄国边远地区。苏维埃政权认为大量的科学家（包括院士）持反苏立场，于是在苏联科学院系统经常进行“清洁”工作。整个1920年代，苏联科学院被解除职务的学者达到全部编制的11%。针对各地大学频繁发生的教授和大学生为争取“学校自治”而兴起的“罢教”、“罢课”事件，1922年推行了大学中的“清洁”政策，清退非无产阶级出身的大学生。以上种种措施，起到了强大的威慑作用，使留在国内的知识分子转变立场，与苏维埃政权合作。

1919年9月，俄开办附属于高等学校、中学的工人系，作为大学的预科机构。同时，录取高校学生实行阶级政策，规定严格的出身审查制度，学员必须出身于工人农民家庭，必须是在工厂、运输业、农业企业工作或者是劳动农民。这些措施，改变了知识分子队伍的社会成分：1925～1926学年全苏高校学生中有40%毕业于工人系。

社会领域。新经济政策时期苏共只决定社会组织问题的大政方针，留给社会组织较大的自治空间。1922年8月3日颁布的法规规定，只要是不违反宪法和其他法律的社会组织，就予以登记。而到了1924年5月，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通过决议，第一次明确规定党组织要成为社会组织思想和政治的领导。此后至1929年底，党和政府向社会组织派遣领导人，自上而下创建协助苏维埃政权型组织，排挤、注销自愿型社会组织。社会组织的面貌发生根本改变，从自愿组织一统天下到帮助政權机关组织占据绝对优势：1924～1928年，前者仅增加了3倍，而后者增加了76倍。1928年2月6日，对社会组织进行重新注册，新经济政策时期绝大部分的自愿性社会组织被撤销，形成了帮助苏维埃政权型单一化社会组织体系。1928年以后，社会组织管理体制根本改变：苏共对社会组织的领导系统、全面和制度化；社会组织准入标准，从遵守苏联宪法和法律这一比较宽松的条件，收缩为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依据苏共意识形态和国家战略的标准。

经济领域。还在执行新经济政策之初，在1921年底全俄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中就强调“国有化工业应当适应市场条件和市场的竞争方法”， 要与私商斗争“夺得决定性的统治”。在1924年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会议的文件中，确定了发展合作社和国营商业，夺取私人商业资本阵地，通过种种措施限制私人资本发展的任务。到1926年7月提出“彻底肃清资产阶级分子（耐普曼、富农、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劳动群众的政治影响的残余”；1927年底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则提出，消灭城乡国民经济中的资本主义和消灭农村资本主义。从1921年至1927年，始终紧绷战胜私商耐普曼、夺取耐普曼阵地这一阶级斗争的弦，对耐普曼的态度越来越严厉。

在经济实践中，新经济政策之初对耐普曼就持歧视政策，限制其发展。首先是限制成立私营企业，在获得贷款方面国有工业亦享有优先权。此外，对私人企业贷款的还款要求也极为严格，要求每年还清贷款额的16%～18%，而国有企业和合作社企业只需还清8%～10%。同时，对私营企业征收高税：1923/1924年间，私商按行业的税收增长了16倍，按所得税的税收增长了5倍。

在政治和教育等方面，耐普曼一直是受歧视的阶层：没有选举权，不能在军中服役，不能加入工会，不能加入住房合作社，不能出版自己的出版物，耐普曼的子女甚至不能和其他社会阶层的孩子在同一所学校就读。

舆论宣传领域。 耐普曼一直被塑造为不可容忍的敌人，在官方宣传和群众文化中，到处是反对耐普曼的主题。当时到处可见反对耐普曼的宣传画，耐普曼在无产阶级群众的重锤打击下蜷缩、匍匐；剧院中上演许多以反耐普曼为主题的戏剧，展览馆中展览的则是讽刺它的漫画。如1922年底艺术家协会的展览上展出了名为《耐普曼之死》的艺术画。

总之， 通过一系列努力，1927年底，党的领导干部以工农出身为绝对主体，知识分子中工农子弟和工农出身的日益占据主流，社会组织绝大多数是帮助政权的组织，经济领域耐普曼私商的数量和影响迅速减少，而且私商遭受了舆论的谴责……党虽然在经济上一定程度允许“资本主义”发展，但在经济以外的其他领域，不仅没有扩大支持新经济政策的社会力量，反而扩大了不理解、不支持甚至反对新经济政策的力量——为终结新经济政策做好了政治、社会和舆论的准备。由于市场经济只在经济领域的商业环节孤军前进，得不到其他领域的支持，其遭遇夭折的命运就是必然的。

结论是清楚的：

第一，新经济政策被抛弃的根本原因，不仅仅在于斯大林个人没有理解列宁思想的实质，还在于列宁尚没有或来不及作出对马克思传统社会主义三基点逐一突破、创新的系统的理论阐释，没有或来不及制定在落后农业国家通过市场经济建设社会主义的完整蓝图。

第二，由于缺乏系统理论创新和全方位政策支持，苏联的市场经济最终夭折，这一教训对未来社会主义改革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在理论上是经济、政治、社会各领域内在逻辑的统一，在实践中是各社会领域紧密联系与互动的整体，经济领域先行市场化改革以后，只有在政治和社会领域继续进行理论创新和改革，社会主义的各个领域才能协同运转，披荆斩棘，获得最终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