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的叙事艺术

张爱玲的叙事艺术（精选8篇）

张爱玲的叙事艺术 篇1

张爱玲，中国现代著名海派文学女作家，她有着良好的出身和丰富的海外求学经验，并长期居住于海外，因此张爱玲的小说并非与中国传统小说十分相似，她结合了自己独特的生活经历和对中西方文化的了解及研究，发展出了独具她个人风格的一类小说。而在小说组成的所有元素中，张爱玲小说的叙事艺术可谓是独具匠心，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和西方艺术底蕴的熏陶下，她创造了属于自己的“电影化叙事风格”。文字环境透露着古典诗意的氛围，而整体视角和细节处理又时时体现出西方某些现代主义写作手法，二者掺杂出现不但没有使文章看起来显得很乱，反而丰满了文章给读者的感觉，更加强了文章主题的表现。下面我就为大家从几个不同方面具体介绍张爱玲《金锁记》的叙事艺术——“电影化叙事”。

·叙事视角

因为视角总是和视角的承担者也就是故事叙述者相联系，所以叙事视角中最重要的是视角与叙述者的关系及两者的转换。《金锁记》中，头尾采用的是主观型全聚焦模式——叙述者不仅全知，而且以第一人称直接讲述；而故事主体基本采用的是混合型全聚焦模式，叙述者一面操纵全局，另一面一旦描写聚焦于某人物心理活动的时候就变成了内聚焦。“年轻的人想着三十年前的月亮该是铜钱大的一个红黄的湿晕，像朵云轩信笺上落了一滴泪珠，陈旧而迷糊。老年人回忆中的三十年前的月亮是欢愉的，比眼前的月亮大，圆，白；然而隔着三十年的辛苦路往回看，再好的月色也不免带点凄凉。”在小说开头，交代完故事开始的时间地点背景，张爱玲笔锋一转，引出一段对月亮的评论，讲故事的讲述者“老人们”呈现出来，接着一句“隔着三十年的辛苦路望回看”便将本来是年轻人谈论的事情变成了老人们对于过往痛苦挣扎与畸变的回忆，使老人们承担起了全知叙述者的身份。叙述的故事时间跨度达到三十年，时间的距离让老人们的追忆和评述客观性增强，而且过去的事情由老人娓娓道来，可以给故事增加一些陈旧悠远的色彩。这里作者运用概述的方式把三十年的时间用两三句描述出来。这段中由于出现了视角的转换，张爱玲借用月亮作为类似电影中的镜头，将我们聆听故事时候的全聚焦不露痕迹地转换为混合型全聚焦全知叙述。小说的故事从第二段开始，作者再一次运用了月亮将镜头自然转移到丫鬟凤箫和小双的身上，“月光照到姜公馆新娶的三奶奶的陪嫁丫鬟凤箫的枕边。凤箫睁眼看了一看，只见自己一只青白色的手搁在半旧高丽棉的被面上，心中便道：‘是月亮光么？’”。接着通过丫鬟的对话向读者粗略交代了曹七巧的形象，这样女主角还未出场，她卑微的身世、泼辣的性格和错位的婚姻就已经被勾勒出来，为她以后的挣扎、沉沦和扭曲埋下伏笔。叙述者有意通过焦点的自由移动使人物进行互相观察，以便从各个角度全面描绘人物形象。文中有一段七巧留下长白为他烧烟灯，又是一段将月亮作为过渡镜头的描写，“隔着玻璃窗望出去，影影绰绰乌云里有个月亮，一搭黑，一搭白，像个戏剧化的狰狞的脸谱。一点，一点，月亮缓缓的从云里出来了，黑云底下透出一线炯炯的光，是面具底下的眼睛。天是无底洞的深青色。”同一个月亮下，七巧打听着儿子儿媳妇的隐私，“又是咬牙，又是笑，又是喃喃咒骂，卸下烟斗来狠命磕里面的灰，敲得托托一片响。”而芝寿只能“直挺挺躺在床上，搁在肋骨上的两只手蜷曲着像死去的鸡的脚爪”。同时空下的两个场景对比，更显凄凉。作者运用视角自由转换加上镜头的不停变换，将文章气氛环境营造出苍凉凄惨的效果，为凸显文章主题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在文章整体的全知叙述中，还夹杂了内聚焦叙事。例如描写七巧“瘦骨脸儿，朱口细牙，三角眼，小山眉”时，镜头便转向季泽的内心，非聚焦的全知视角转换成了人物有限视角。另外后面童世舫第一次见到七巧时看到的是“门口背着光立着一个小身材的老太太，脸看不清楚，穿一件青灰团龙宫织缎袍，双手捧着大红热水袋，身旁夹峙着两个高大的女仆。门外日色昏黄，楼梯上铺着湖绿花格子漆布地衣，一级一级上去，通入没有光的所在”，这段是典型的视角转换，从全知视角转为第三人称有限视角，从童世舫的角度将七巧的形象勾勒出来。这种视角的转换既加重了读者的好奇心、引起悬念，又暗示此时的七巧正将自己得不到幸福的怨恨恶毒地报复在女儿身上。她要千方百计地毁掉长安的婚姻，面目上的模糊表明他已经泯灭了最后一点人性。

但大多数时候，作者不用任何凭借便可自如地调整镜头，时而对人物的外貌、言谈、行为举止进行精细的描绘，时而进入人物的内心世界，对其心理进行鞭辟人里的剖析，甚至偶尔出面评论。比如”七巧试图勾引季泽时“睁着眼直勾勾朝前望去，耳朵上的实心小金坠子像两只铜钉把她钉在门上——玻璃匣子里蝴蝶的标本，鲜艳而凄怆”，可以说这是一段作者对七巧试图勾引年轻健康的三叔却遭到拒绝时的评论；包括“一个美丽而苍凉的手势”之类的短句都是作者对人物的评论。

遍读全文我们会发现，虽然作者记述中聚焦始终对准七巧和周围对她的畸变起了重要作用的任务，但七巧的直接引语和间接引语以及内心活动要比其他人物多很多，笔者这样处理一是为了让读者不单一地从别人的评论中对于七巧的形象下定义，二是为了拉近七巧与读者之间的距离。结尾再次将视角转换为“议论式”全聚焦模式，叙述人用一句“三十年前的故事还没完——完不了”结束了整个故事。张爱玲在金锁记中，运用全聚焦写法与内聚焦和自我评论结合，三者交互进行，相互补充共同对人物进行塑造，以客观到几乎冷漠的态度讲述了整个故事。

·时间处理

《金锁记》的成功不仅归功于娴熟的叙事模式运用，还得益于张爱玲在时间处理方面下的功夫。开篇“三十年前的上海，一个有月亮的晚上”，寥寥数语即点明故事始于三十年前的上海，时间跨度长达三十年。为了处理好时光的流转、交错，张爱玲运用了一系列的手法和技巧。首先借用月亮来说明晨昏夜至、光阴流逝，其次是运用概述、省略或扩述来加快或延宕叙事速度。例如“风从窗子里进来，对面挂着的回文雕漆长镜被吹得摇摇晃晃，磕托磕托敲着墙。七巧双手按住了镜子。镜子里反映着的翠竹帘子和一副金绿山水屏条依旧在风中来回荡漾着，望久了，便有一种晕船的感觉。再定睛看时，翠竹帘子已经褪了色，金绿山水换了一张她丈夫的遗像，镜子里的人也老了十年”，在这里张爱玲用虚实相间的电影手法，“将空间与时间模模糊糊淡下去了，又隐隐约约浮上来了”写得绝妙至极，其美无双。虽然中间对七巧这期间的生活只字未提，但却让读者觉得这空间转换、时间流逝的美就已经自然地滑过了。另一处当季泽扬长而去时，为了描写七巧由爱生恨、由恨生悔、爱恨交集、震惊失落，作者用了扩述的手法将一小段时间发生的事延长到了近50个字，“酸梅汤沿着桌子一滴一滴朝下滴，像迟迟的夜漏——一滴，一滴„„一更，二更„„一年，一百年。真长，这寂寂的一刹那。”张爱玲用她作家的超然态度、女性的细腻笔触，不厌其烦地向读者展示生活中极其琐碎细微的事件、心理，不仅为全篇带来了诗情画意，而且使被叙述者的情绪得到了痛快的宣泄。

·参差对照

《金锁记》中的传统的故事内容与现代性的主题意义，参差对照，交相辉映，不仅使小说充满审美的艺术张力，而且具有丰富深厚的内涵和美丽苍凉的品格。这里面的参差对照主要体现在四方面：

1.传统叙事手法与现代叙事技巧 作品借用电影艺术中的“蒙太奇”和“特写”的现代技巧，以心理变化的非线性叙事来加快或延迟小说叙事。比如七巧看着镜子中的自己和丈夫的遗像那段文字，就是之前念过的“镜子里的人也老了十年”那个例子，这一段文字将十年的时间压缩，概述了十年间发生的事情。而后面“酸梅汤沿着桌子一滴一滴朝下滴，像迟迟的夜漏——一滴，一滴„„一更，二更„„一年，一百年。真长，这寂寂的一刹那。”将时间拉长，用扩述的方式延迟了小说的叙事节奏，极为细腻真实地表现了人物内心的悲苦和绝望，给人无尽的苍凉感。当然，视角的转换也在文中起到了间离效果，拉开了叙述者、故事、读者和文本的距离，不但使有些人物和他们的历史环境产生疏离感，而且营造出的距离感，把人物放在一个孤立无助而又冰凉冷漠的话语世界中，增添了小说的凄凉意味。

2.小说中凄凉的故事与古老的美丽传说

文章先后13次提到了月亮，从开头的“一个有月亮的晚上”到结尾的“三十年前的月亮早已沉了下去”，整个故事仿佛都发生在凄美的月光下。中国七月初七为“乞巧节”，年轻的姑娘们对着月亮祈求自己能有一双灵巧的手，能够拥有一个美好的爱情。七巧与乞巧谐音，她本也是这样一位女子，后来却越来越模糊、狰狞。作者将小说苍凉的基调定在如此具有诗境之美的传统氛围中，无疑更增添了悲凉的感觉。

3.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月”境之美与“月”象之奇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月亮常常是美好的象征，寄托了人们的理想和情感；而在西方文化中，月亮虽然也有美好的感觉，但更有其神秘莫测和可怕的一面。张爱玲基于自己独特的人生经历和对西方文化的了解，使自己笔下的月亮不仅具有中国传统诗意之美，同时具有西方审美内涵的狰狞之美。因此，文章会出现月亮是”一搭黑，一搭白，像个戏剧化的狰狞的脸谱“之类的描写。

4.色彩的华丽绚烂与人物内心的凄苦寂寞

文章虽然写景的笔触不多，大多是烘托人物心理或渲染环境用的，但作者对此做了不同的处理。有的简洁朴素，犹如中国的水墨画；有的色彩绚烂，犹如西方的油画。比如“墨灰的天，几点疏星，模糊的缺月，像石印的图画，下面白云蒸腾，树顶上透出街灯淡淡的圆光”，“长安觉得她是隔了相当的距离看这太阳里的庭院，从高楼上望下来，明晰，亲切，然而没有能力干涉，天井，树，曳着萧条的影子的两个人，没有话——不多的一点回忆，将来是要装在水晶瓶里双手捧着看的——她的最初也是最后的爱”都像是一幅中国的水墨画，相比之下，像是“那扁扁的下弦月，低一点，低一点，大一点，像赤金的脸盆，沉了下去”，“园子在深秋的日头里晒了一上午又一下午，像烂熟的水果一般，往下坠着，坠着，发出香味来”就更像是浓墨重彩的西方油画。类似的光与影、色与味、声与乐这种强烈的感觉冲击对比不仅使作品绚烂多姿、流光溢彩，而且充分调动读者感官，给读者以美的享受。

张爱玲作品中的各种人物大多活动在现代中国仅有的两座国际性大都会里，可人物本身确实落伍的；小说的体式是民族的、通俗的，可所蕴含的思想内容却是现代派的；叙事方式多采用传统说书人娓娓道来的全知视角，却又自然融入新文学的先锋技巧；故事平凡琐碎，基调阴沉苍凉，却写出了永恒的人性；看似矛盾，但正是这诸多相对方面的有机融合，构成了张爱玲的“雅俗共存”的独特艺术世界。

·反高潮写法

反高潮是叙事文学中常用的一种叙述手法,它遵循的不是事理和人物个性品格的逻辑结构线索,而是通过主题或通过一套相互关联的广泛的意象网络使小说情节相互牵连的一种方法。张爱玲在她的小说中广泛使用了这一叙事技巧。张爱玲小说的反高潮叙事艺术具体表现为:一是突转式的反高潮,二是象征式的反高潮,三是避重就轻式的反高潮。《金锁记》中经常会看到“提出主题有不予解释，预示了高潮又闪避了”的现象。例如文中有一段“为了要遇见季泽...也跟真的差不多吧”，刚读到这里的时候可能会有一瞬间的诧异，作者已经将气氛营造至高调部分，两人马上就要开始浓情蜜意，突然发生异变，剧情一转，七巧开始生气愤怒甚至出手打季泽，这就是一种反高潮的体现。另外后面七巧已经完全扭曲了人性，但在变态的时候忽又想起自己曾经的恋情亲情，话题稍转，这些都是反高潮的表现手法。作者用这种写作技巧将故事剧情打造的更加吸引读者。

·表现手法

多种多样的表现手法也促成了作品主题的体现和基调的奠定。

1.心理分析手法

张爱玲将动作、语言、心理融为一片，注意意向的丰富与活泼传神，表现出锐敏精微的艺术感觉。

2.比喻的运用

大量运用比喻，如“是铜钱大的一个红黄的湿晕”，“搁在肋骨上的两只手蜷曲着像死去的鸡的脚爪”等，用比喻的手法丰富了意象，使形象更为鲜明直观。）

3.通感的运用

“她从枕头过摸出一只口琴，半蹲半坐在地上，偷偷吹了起来。犹疑地，“Ｌｏｎｇ，Ｌｏｎｇ，Ａｇｏ”的细小的调子在庞大的夜里袅袅漾开。不能让人听见了。为了竭力按捺着，那呜呜的口琴忽断忽续，如同婴儿的哭泣。她接不上气来”这类描写将具象意义与抽象意义自由转换、穿插，使声音、气味、色彩、触觉糅合、剥离，形成的意象新奇而富有弹性，意向的情感色彩更为立体。）

4.陌生化手法

艺术的技巧在于使事物变得陌生，在于以复杂的形式增加感知的困难，延长感知的过程，因为在艺术，感知过程本身就是目的，必须予以延长。这就是陌生化手法的意义。在《金锁记》中，陌生化主要指的是主题的陌生化和一系列新奇象征与隐喻的使用。《金锁记》的主题主要围绕着三个怪圈展开，即命运怪圈、文化怪圈和情态怪圈，分别阐述了七巧为了金钱、名分被枷锁住又用来锁人、在挣扎中认同压迫她的封建文化再拉他人下水和她自己受情欲煎熬又反过来压抑别人的三个怪圈。他通过描述七巧对自己下一代的报复，使七巧从受害者变成恶毒的施威者而加剧她悲剧的深刻性。文章结尾主题的延续使故事在读者心理产生了更强的悲剧效果。

《金锁记》中的陌生化还指一系列别出心裁的象征与隐喻的运用。最明显的例子便是月亮。月亮在《金锁记》中不仅提示、暗指时间，而且有深刻的含义和微妙的隐喻作用。而这含义与隐喻所指的已经不是传统的美好意义了，变成了暗淡、阴森、腐败的象征。而后面张爱玲写到月亮“像是漆黑天上的一个白太阳”，反讽的话语映出的是更凄凉、愤怒与无奈的心境。月亮在《金锁记》中已经变成了一种充满精神的东西，具有了主题表现的意义。张爱玲仅就是这样从她所熟稔的琐碎繁细的生活细节里挖掘出丰富的意蕴，运用独特的技巧进行审美处理，从而产生了独特的艺术魅力。在我们阅读资料的时候，也有看到说《红楼梦》《金瓶梅》这两部张爱玲很喜爱的作品中的描写方式和叙事手法给了她写《金锁记》很大启发，三者有很多相似之处，但我们认为这和她本身的叙事艺术没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在此就不详述了。

张爱玲的叙事艺术 篇2

一.语言具有直率美

张爱玲无论在生活上还是在写作上都崇尚自由, 反映在其散文作品中表现为语言具有随意性, 无任何政治功利性, 她的语言和思想只属于她自己, 无需遵循任何世俗的规矩、框架, 也不惧他人的议论和评判。虽然她的思想和行为都比较特立独行, 但是她的作品却是最贴近人们生活的。她的作品中总是将人性隐晦的一面赤裸裸的揭露出来, 比如在她的作品《烬余录》中直白的描述自己说“我是一个不负责的, 没有良心看护。”虽然这并不是一个优点, 但是至少她敢于承认和表达, 要比那些表面善良, 背地做一些不良勾当的伪善人好很多。这也使得张爱玲的作品够坦率、真实。在她的作品中人无分贵贱、等级, 她能够用她敏感的神经感知着生活中的一些琐碎, 比如, 隔壁家的钢琴、平凡的管理员以及飘渺的饭香等。

二.语言具有新奇美

张爱玲的语言使用具有新奇巧妙的特点, 她的语言不拘一格, 没有规律可循。就像春天初绽放的花朵, 这棵树上开一朵, 那棵树上开一朵, 令人眼花缭乱, 目不暇接, 读者在读的过程中往往刚进入到沉醉状态, 却被她随意的一句语言所惊醒, 这些语言的表达和内容与文中其他的语言存在明显的突兀性, 仿佛是从什么地方突然冒出来的一样。张爱玲的作品首次被收录到《西风》杂志的时候才刚满18岁, 她的征文作品名字是《天才梦》, 在这篇散文中最具特点的一句也是最经典和绝妙的一句是“生命是一席华美的袍, 爬满虱子”, 这句话本身就具有极大的对比性, 华美与虱子间存在鲜明的雅俗对比, 而这种醒目的比喻也将生命的真谛展现的淋漓尽致, 使那些在迷茫的生活中得过且过的人们能够迅速的觉醒。而这可以称为点睛之笔的句子, 如此随意的表达出来, 充分体现了张爱玲对语言的驾驭能力。在张爱玲的笔下, 万事万物都呈现不同的形态, 比如人们眼中正常的电车, 在她眼中变成了孩子的白肚皮;在人们眼中菜市场中卖的面筋, 在她的眼中成为了五彩斑斓的肥皂泡, 这些比喻于常人来说有点不可理喻, 但是在她的眼中却如此平常, 这也是张爱玲语言艺术的体现。在写作领域中, 能够将比喻手法运用出神入化公认的主要有两位作家, 一位是德高望重的钱钟书先生, 另一位就是张爱玲。钱钟书先生的比喻以居高临下的暗讽和调侃为主, 而张爱玲的比喻则是从一位普通女性的角度去描述, 她始终站在旁观者的位置。比如在她的《必也正名乎》中将外国人说汉语比喻成为好像舌头上打上了蝴蝶结, 蝴蝶结完全是小女人喜爱的物件。而且她的比喻往往是妙语连珠, 是别人无法想到更不敢随便运用的, 但是于她来说可以说是家常便饭。一个随处可见的本体, 能够被她用巧妙的喻体表现出来, 虽然语言的表面很随意, 甚至引人发笑, 但是同时也能够震慑人心, 令人发省。

三.语言真幻相映, 雅俗共赏

散文一般都是以真实的题材、情感为主, 但是在张爱玲的散文中却总给人亦真亦幻的感觉, 读者难以判断其事、其景、其感是真是假。比如在她的散文《童言无忌》中, 说自己是一个拜金的人, 但是从张爱玲的生平介绍、朋友评价以及小说等作品中都可以反映出, 张爱玲并不是一个拜金主义的人, 在她的世界中钱从来都不是最重要的, 她最注重的永远是本真。在张爱玲的散文中都是以反应现实为主, 通过对身边俗世的描述来窥探生活的真谛, 在她的散文中, 她时而参与其中, 时而局外观望。她的散文像一个端着红酒杯的优雅女人, 眼神飘向窗外娓娓说着别人的故事, 又像是对自己故事的影射, 通过她的叙述我们能看到优雅的红酒杯也能看到红酒杯上沾有的白米粒, 这种雅俗共赏其实是每个人心理的写照, 就像一个女人在外为了表现优雅会选择穿上心爱的高跟鞋, 但是到了家里会以甩的方式迫切的想除去这个给她带来优雅的物件, 这是人性在有观众和独处时的真实写照, 同时也反应了人为了迎合不得不让自己受苦却要装作享受的窘境。

综上所述, 张爱玲的散文语言艺术在文学领域的造诣很深, 受到后人高度的评价和赞赏, 通过对张爱玲作品的分析, 我们也能够看出张爱玲对语言的驾驭能力。其散文语言直率、新奇、亦真亦假, 敢于直面生活的阴暗, 敢于挑战语言的创新, 更能够做到亦真亦幻让人捉摸不透, 却又回味无穷。她的比喻总是超出人们的想象, 没有常理和规律可言, 她的语言亦雅亦俗, 给人诙谐却又痴迷的感觉, 所以张爱玲的散文作品虽然不多, 但是无论文坛和还是大众对她散文作品的评价却非常高。

摘要：张爱玲的散文作品中有个人的情感、人生的感悟、友人的情谊等, 深受后人喜爱, 并且得到很多人的效仿。本文主要对张爱玲的散文语言艺术进行探析, 分析张爱玲在散文中的遣词造句以及语言搭配。

张爱玲的叙事艺术 篇3

[关键词]女性叙事爱情婚姻金钱观

兰塞在其女性主义叙事学的代表作《虚构的权威》一书中指出，作者型叙述声音这个术语是表示一种“异故事性的”、集体的并具有潜在自我指称意义的叙事状态。在这种叙事模式中，叙述者等同于作者，受述者等同于读者自己或读者的历史对应者。女性叙述较倾向采取投入故事和隐蔽自己的‘声音’叙述策略，以拉近与受叙述者、读者和人物之间的距离，呈现的更多的是感情而不是权威。在这方面，张爱玲是杰出的代表。张爱玲以女性特有的想象力、独特的视角和细微的叙事手法对女性婚姻爱情进行了深切把握和透彻理解并将包括爱情婚姻在内的一切人间真情进行了彻底的解构。

1943－1945年正是抗日战争如火如荼、接近尾声的时代，抗日救国成为文坛的主流话语，而张爱玲却以她独特的女性叙事角度叙述了“爱情、婚姻、家庭、女人的挫折、女人的处境——一个充满女性气息的世界”。张爱玲创造的是一个充满女性气息的、不同于男性作家笔下的女性世界，从女性叙事的角度叙述了爱情婚姻。在小说中她没有采用传统伦理道德观的爱情婚姻叙事，即充满诗意和浪漫情调的那一种，而是充满现实的和功利的婚姻，充满了虚伪世侩的所谓爱情。白流苏的爱情婚姻悲剧正是因为浓厚功利色彩而造成的。张爱玲对笔下女主人公的叙述，一方面深表遗憾和不满，这主要体现在她们叙述的女主人公结局的安排上：另一方面，张爱玲的叙事又充满了对女主人公无限的同情和理解，正是这种同情和理解深深打动了读者《倾城之恋》叙述的是浓厚功利色彩、自私冷酷的爱情婚姻观：“嫁汉、嫁汉，穿衣吃饭。”白流苏，一个寄居娘家的离婚女人，遇上了一个原是介绍给她妹妹的男人范柳原。柳原对流苏有一点爱意，但这点爱意不足以让他承担起婚姻的责任，流苏为了逃离寄食娘家而遭白眼的处境，却只要一纸婚契。她是离了婚的女人。没有经济来源，也知道爱情不能长久，但婚姻能使她生存，她只是想活着，活得好一点而已。在这一场令人身心憔悴的搏战中。她费尽了心机和手段，只想摆脱“情妇”的命运，与范柳原名正言顺地结婚，成为合法的妻子，实际上是为了使自己在经济上更有保障更安全。这种自私的带有功利目的对婚姻，揭示了她和范柳原之间毫无真心和爱情可言，虽然香港的沦陷成就了她的婚姻，但并没有成就她的爱情。张爱玲用这种独特的、反传统的东方女性婚姻叙事把这富有情调的倾城之恋兜底翻出了它的交易本质。揭示出了人性的自私、功利的一面。白流苏为自己有一个依靠，她不得不做一些违背道德的事情；无经济独立的她也只能以婚姻作为一种手段，获得自己的利益，都想获得自己的幸福，但她们同样处在以男权为中心的社会环境下，她们根本没有经济权和话语权，为了生存，她们不得不违背当时的社会道德。

张爱玲爱情婚姻叙事叙述的是白流苏单薄且带着消极色彩的绝望的反抗，透露作者对婚姻的叙事“婚姻是爱情的坟墓”，叙述了当时中国女性所处的社会地位或世俗礼教导致了这一结果。张爱玲说：“在上古时代，女人因为体力不支，屈服在男性的拳头下，几千年来始终受支配，因为适应环境。养成了所谓的妻妾之道”。基于这种历史和文化传承的轻视和压抑自身的集体无意识。使女人无法摆脱对男性的依附，视婚姻为归宿，而缺乏对自我价值和独立意义的追求。所以张爱玲婚姻叙事下的女性既不是追求自我价值的英雄，也不是纯真浪漫的情种，而是为了“谋生”而嫁人的女人。因此婚姻爱情成为一种交易。张爱玲对爱情婚姻的叙事是从不同艺术角度表现，张爱玲带着刻薄式的锋芒，自流苏依媒妁嫁给一个败家子，离婚后住在娘家，受着家人与社会的歧视．感到人生毫无希望，白流苏的魅力吸引着范柳原，白为了摆脱沉闷和无聊的家庭与范柳原周旋，在香港被炮轰，逃难中情不自禁忘了个人状况的忧患，萌生了瞬间的感情。战后，她们结婚了，他们婚后生活平淡、枯燥，社会礼教对白流苏的影响显现出来，将其牢牢束缚。张爱玲冷眼叙述社会，她用一种冷漠的叙事艺术让世俗的故事从笔端淌出。在她的叙述里：人是这个残酷社会里自私的个体，尽管爱情是美好的，轰轰烈烈的。她理想中的恋爱是柏拉图的精神恋爱，在特殊环境下产生真正的爱情，而面对世俗的眼光爱情又很快湮没在平淡里，这是爱情不可避免的悲剧。小说的结尾处，在范柳原和白流苏结婚后，柳原从来不跟她闹着玩了。他把他的俏皮话省下来，说给旁的女人听。对此，流苏只是有点怅惘，毕竟，那是值得庆幸的现象，表示他完全把她当成自家人看待，名正言顺的妻。倾城覆灭时获得的那一点真心原来也不是相爱之心，而是荒凉中的一点依靠。作品把女主人公那种悲哀而无奈的爱情心理叙述得淋漓尽致。

张爱玲在《倾城之恋》叙述人类最基本的感情关系——男女性爱，在剖析中告诉人们：“在这世界上，没有一样感情不是千疮百孔的”，“在无爱的精神荒原中，人与人之间是层层自私的重隔”，她叙述的亲情、爱情、友情，已很少有脉脉的温暖和爱，其中亲情的破产、爱情的幻灭错失，以及友情的淡薄达到了荒凉与恐怖的地步。白流苏式的没落家族女性的灰暗人生，世俗爱情和婚姻叙事多少让读者内心感到悲哀，对美好爱情产生动摇。然而，她要寻的是女奴时代谢幕后女性角色的归宿所在，她以否定女性的女奴角色的方式，叙述了她深深的渴望，渴望女性能挣脱历史的、文化的、生理的、心理的诸般枷锁，成为人格独立的女性。“倾城之恋”最后叙述这么一段话：“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但是在这不可理喻的世界里，谁知道什么是因，什么是果?谁知道呢?也许正因为要成全她，一个大都市倾覆了，成千上万的人死去，成千上万的人痛苦着，跟着是惊天动地的大改革，白流苏并不觉得她在历史上的地位有什么微妙之点”。这种客观冷静甚而带点冷酷的爱情婚姻叙事叙述出自张爱玲之手一点也不为奇怪。张爱玲幼年就目睹父母失败的婚姻。不幸的家庭使她敏感、早熟，而在她的生活环境中，敏感早熟又使她过早地积累了对人对爱的否定性情绪。她一直在考虑的问题是生命到底是什么?生命应当是美好的，然而，现实中却有太多的丑恶。这便是张爱玲爱情婚姻的叙事的基本手法。《倾城之恋》叙述一个受过西式教育的新女性白流苏，她甚至还大胆地与第一位丈夫离了婚，并始终不放弃择偶再嫁的自主权。但她骨子里却依然残存深浓的封建思想意识，把婚姻看作一种寻找人生保障的必由之路。所以遇到范柳原后她就要抓住不放，想用自己未逝的青春勾引他。自流苏认为重要的是范柳原是否爱她，而不是她是否爱他。实际上，她是以谋爱来谋生的。这种“自主”中的不由自主。显然积淀着男权传统文化，白流苏就是这样一个在婚嫁上自觉领受封建男权意识奴役的女人。张爱玲通过对众多女性殊途同归的可悲命运的叙述，探幽发微地批判了中国女性骨子里依然深深浸淫的奴性意识，指出正是这种自甘依附于男性，处处以男人为生活中心甚至全部世界的病弱心理和奴性性格，使女性自身成为了阻碍自己发展的内在原因。她用睿智的叙述揭示女性尽快挣脱历史的、文化的、心理的男权传统樊笼，尽快结束非人、非女人的女奴心狱生活，成为自由自主的女性优美自在的存在。

张爱玲作品艺术浅析 篇4

——浅析张爱玲创作的语言特色

内容摘要：

张爱玲是文坛的一段传奇，语言有着无限的张力。她创作的语言特色具有五个方面：一是孤独忧郁的个性化语言；二是形象生动的隐喻性语言；三是犀利尖锐的哲理性语言；四是唯美幽深的情感性语言；五是中西交融的特征化语言，结合作品加以论证。语言是张爱玲的个性，正因为有了语言，张爱玲的生命才有了跳跃的活力。她用语言诉说着自己，用特有的文字书写了她厚重的人生。关键词：

张爱玲 语言人生个性

一.孤独忧郁个性化语言

读张爱玲的作品，有时候纵使张爱玲用欢快的语言写作的时候，你也会觉得作品中有着一种莫名的孤独感和忧郁的情怀。其实，这样的语言风格跟她的家庭环境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张爱玲最无忧的时光应该在天津而不是上海，在天津生活的日子，她还小，没有忧虑的心，和其它的孩子一样，获得了最简单、畅快的童年生活。而在上海的时候，张爱玲的家庭已经破碎不堪，父亲抽鸦片，包养小妾，母亲远在国外，不在身边，什么也给不了，后来她对姑姑的感情要比对母亲深厚的多。张爱玲曾说过：“我一直是用一种罗曼蒂克的爱来爱着我的母亲的。”她对于母亲的情感更多的是一种崇拜，不曾以母女的角色认真的相处过。她的孤独和忧郁的风格大多是家庭赋予的，张爱玲性格内向，不善于言语表达，在香港读大学时，几乎只有炎樱一个朋友，后来还写了《炎樱语录》来谈她们幸福的友谊，可见炎樱给孤独的张爱玲带来了怎样的色彩，她把真实的自己写进了作品里。张爱玲孤独忧郁的个性化语言在她的文字中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气质，《更衣记》中这样写道：“一个小孩骑了自行车冲过来，卖弄本领，大叫一声，放松了扶手，摇摆着，轻倩地掠过。在这一刹那，满街的人都充满了不可理喻的景仰之心。人生最可爱的当儿便在那一撒手吧？”这语言里描述的本是一个开心的场景，张爱玲的一句：“人生最可爱的当儿便在那一撒手吧？”这样无心的语言，饱含了张爱玲太多的孤独，她对于眼前的场景除了观赏之外，更多的是发自内心的羡慕，最美好的年纪，莫过于做一件自己喜欢的事，有自己可以快乐的举动，是幸福的。大概是张爱玲缺少这样重要的记忆，所以分外伤感，或许这样的情感一直压在她的心里。

在《私语》中张爱玲对于“家”她这样感受：“乱世的人，得过且过，没有真的家，然而对于我姑姑的家却有一种天长地久的感觉。”张爱玲从不觉得家是完整的，对于母亲的印象比较零落，更多的心灵依附是姑姑，母亲性格不拘于传统时代，崇尚自由和西方文化，一直以来陪伴张爱玲的时间与其它母亲来比较是不够的，没有母亲充实的生活，似乎无论怎么欢愉都缺少了那样特有的温情，虽

然张爱玲在作品里她一直试图掩饰自己的落莫，但是父亲母亲给予她的孤独，使她忧郁的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张爱玲在《私语》里还写道：“最初的家里没有我母亲这个人，也不感到任何缺陷，因为她很早就不在那里了。”这样的语言里直接透露了张爱玲内心的忧郁，即使倔强也盼望着母亲的爱与保护，张爱玲刚烈的性格，是她孤独忧郁的掩饰，在她的内心里，即使她不想表露，也在语言的叙述中坦露了自己的真实情感，这种语言的表述，无法被模拟，更无法被超越，也不能进行深刻的解读，因为张爱玲用力的在隐藏自己内心的孤独和无助。

二.形象生动的比喻性语言

张爱玲的创作中形象生动的语言特色集中在不同的方面，运用不同形式的比喻，使文章有了耐人寻味的特质。张爱玲在对“月亮”这个意象上显得尤为青睐，对月亮的刻画，成为生动形象的语言特征的最显著的一个方面，“月亮”在张爱玲的作品里多次出现，她与月亮有着不可名状的缘分，生命开始于月圆之日，也结束于月圆之时。在读到张爱玲生动的语言时，难免多了几份思量。如《金锁记》的开头写道：“年轻的人想着三十年前的月亮，该是铜钱大的一个红黄的湿晕，像朵云轩信笺上落了一滴泪珠，陈旧而迷糊。老年人回忆中的三十年前的月亮是欢愉的，比眼前的月亮大，圆、白；然而隔着三十年的辛苦路往回看，再好的月色也不免带点凄凉。”这是《金锁记》中月亮的特写，生动形象的比喻把月亮的形状、大小描绘的淋漓尽致，借着景色奠定了整个故事的感情基调，悲凉的结局早已注定，成为一种暗含的色彩。运用形象的比喻性语言把年轻人和老年人想着的三十年前的月亮生动的展示在《金锁记》的首段，月亮的刻画，渲染了本部作品的情感气氛。

形象生动的语言特征的另一方面体现在张爱玲作品恰当经典的比喻之中，如《更衣记》中有这样一段话：“回忆这东西若是有气味的话，那就是樟脑的香，甜而稳妥，像记得分明的快乐，甜而怅惘，像忘却了的忧愁。”张爱玲的这样的语言，读过以后不免使人感受到一种淡然的心境，把回忆的味道比喻成樟脑的香，让无形的回忆有了味道，有了生命一样，变得生动自然起来。使原本枯燥的叙事有了活力，让读者感受着这种来自语言自身的唯美。张爱玲的任何一种语言都具有跳跃性，是因为它们都由心而生。张爱玲的比喻性语言在她的作品中运用的非常娴熟，精炼的文字，表现了张爱玲对于文学的才气。在《红玫瑰与与白玫瑰》中有这样一段比喻的语言：“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了这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床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就便是衣服上粘的一粒饭粘子，红的却是心口上的一颗朱砂痣。”红与白，蚊子血和明月光，饭粘子和朱砂志，晃的人眼前忽红忽白，仿佛亲眼目睹了那时而明媚，时而恶俗的社会，令人浮想连翩，不得不称赞，也是张爱玲语言的传奇色彩之所在，同时也把人性的虚伪描述的透彻见底。文中的白玫瑰是圣洁的妻子，红玫瑰是热烈的情人，把两种不同的角色阐释的泾渭分明。《金锁记》中还有一处比喻特别有分量，“三十年来她戴着黄金的枷，她用那沉重的枷角劈杀了几个人，没死的也送了半条命。”这是说《金锁记》的主人公曹七巧的，一句话道出了她的一生，曹七巧是个戴着黄金枷锁的旧时代的人物，她被黄金锁锁住了心灵，锁住了别人的爱情，锁住了自己的幸福。曹七巧一辈子守护住的只有那没有温度的金钱，她不爱任何人，被金锁迷住了自己平凡的灵魂和双眼，甘愿作金钱的奴隶，这个堕落变态的像疯子一样的女人被世人可怜又可恨着。在曹七巧的身上，看到了人性的悲哀，时代的悲哀和做黄金枷锁女人的悲哀。黄金做成的枷锁有千金的重量，曹七巧用黄金枷

角，劈杀了几个人，别人失去的，她同样也没得到。张爱玲形象的比喻，生动的写出了曹七巧的生活。她的比喻性语言就像一把冷剑，每一处都有着生动形象的特质。张爱玲是个锤炼语言的高手，我们仔细品味着其中的不同味道。

三.犀利尖锐的自由性语言

张爱玲冷傲犀利的个性不仅在语言里而且沉淀到了骨子里。张爱玲的尖锐眼神，给人一种无法铭记又无法忘记的特殊信号。张爱玲的语言具有犀利尖锐的自由性，读过她作品的人都有这样的深切体会，倔强坚忍的笔风，让人觉得张爱玲骨子里透着逼人的寒气，霎时间，冷风刺透人的灵魂。外表冷艳，内心缺少温情与悲悯的张爱玲，她是一只刺猥，用所有的刺来保护脆弱的内心。虽然是犀利尖锐的个性女子，但是在爱情世界的文字描绘中显得格外的柔软与奔放，张爱玲的语言就像一把锋利的刀，彻底的扎入她厌恶的人与社会，她在《天才梦》中写道：“在没有人与人交接的场合，我充满了生命的欢悦。可是我一天不能克服这种咬噬性的小烦恼，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穿行于民国的女子张爱玲披着华美的旗袍，走在人生的路上，看到世间那一群为自己的风姿倾倒的人，她静静地站在远处，冷冷的看着，用语言展现了明晰的人生哲理。生命是五彩的画卷，却在岁月的沉淀过后，有了许多的斑斑点点，没有了最初的本原，虱子般的印记打乱了生活中的一切美好。张爱玲厌恶袍上的虱子，可又无法改变摆在当时眼前的种种事实，只能静静的活在自己勾画的世界里。灵气的张爱玲，用手中的笔，尖锐的语言，说出了想要表达的所有。跳动活跃的语言，真真切切的游走于每个读者的内心深处。

张爱玲在《私语》里这样愤怒的写过自己恨毒了的继母：“如果那女人就在眼前，伏在铁栏杆上，我必定把她从阳台上推下去，一了百了。”这是张爱玲听姑姑说她父亲要结婚了，怒气之下写的话，没有任何的做作与掩饰，用了最直接的语言，抒发了张爱玲对于后母的憎恶与痛斥，自由奔放的个性跃然纸上，那个有着犀利的目光，高傲的性情的张爱玲进入了读者的脑海，张爱玲的才华，尖锐的语言，剖析了事情的本质。她在《对照记》里写道：“有一个时期在继母统治下生活着，拣她穿剩下的衣服穿，永远不能忘记一件暗红的薄棉袍，碎牛肉的颜色，穿不完的穿着，都像浑身生了冻疮，冬天已经过去了，还留着冻疮的疤。”张爱玲这样的语言让人不寒而栗，一件棉袍，给张爱玲留下了如此厚重的感受。针针见血的语言，包含了张爱玲对后母太多的仇视与厌恶，犀利的语言中有一种咬牙跺脚的抨击，夹杂着与生俱来的坚忍与反抗。暗红的棉袍是张爱玲心中痛苦的记忆，穿在身上像生了冻疮般的疼痛，即使后来衣服不穿了，可是心里依然有疤痕的烙印无法抹去。张爱玲尖锐犀利的语言只说给那些让她觉得难以接受的人和事，家庭也好，社会也罢。她对于后母的憎恨，透露了她对幸福家庭的渴望，达观冷静的张爱玲有一颗坚硬的内心，充斥着完整的自己，这一处的语言，相信谁看了，都会过目不忘，张爱玲的语言气质，跟她所经历的生活是联系在一起的，缺少关爱的张爱玲，喜欢在文字中隐藏自己的同时也展示了自己。

四.唯美幽深的情感性语言

有人评价张爱玲是二十世纪中国最为彻底的唯美主义者。她的语言中给人一个幽深的眼前画面，让读者领会到了一种不同于其它语言特质的别样张爱玲。情感性的语言似乎没有了骄傲与淡漠，充满了无限美好与期待。唯美的语言是张爱玲柔情的一面，这样的张爱玲，是在遇到最爱的胡兰成之后才让读者看明白张爱

玲的“柔”来自于哪里，胡兰成就像冬日里的一抹阳光，照进了张爱玲的心里，使高傲的她变得乖巧、温暖。幸福的低下头，释放了眼神里的所有寒气，柔美似那清澈般的泉水般的甘甜。我猜想或许是胡兰成的爱，融化了张爱玲心里最坚硬的地方，可是胡兰成终究是多情之人，后来离开了张爱玲，在读者读过张爱玲写过的话时，便顿时觉得对于爱情，仍然是难以割舍的情分，胡兰成虽然背叛了张爱玲，但是张爱玲对于他没有太多的恨，更多是牵挂和爱，因为胡兰成却也好好的爱过张爱玲。曾经拥有的即使有些许遗憾，也是满满的幸福，所以才有了如此唯美的语言。如《爱》中：“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遇见的人，于千万年之中，时间的无涯的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赶上了，那也没有别的话可说，惟有轻轻的问一声：“噢，你也在这里吗？”唯美的语言，有着不可名状的情感，在对的时间里遇到对的人，是世间最幸福的事。张爱玲在自己最美好的年纪里遇到了她认为属于她的那个人，尽管没能长久，也让她挂念了一生。“人生最大的幸福，是发现自己爱的人也正好爱着自己。”这是张爱玲在《半生缘》里写道的话，她的作品大都是对自己和身边的人和事真实细腻的描绘，读到这里是，让读者肯定有所想象的空间，大概她她和胡兰成没有一世的情缘，只有短短的爱恋，这样唯美真切的语言，不仅在作品里，也在作者张爱玲的笔下，因为她和胡兰成的爱情在相爱的时候也努力的认真过，张爱玲的故事都用最动情的语言在文章中表现的恰当含蓄，把情感寄于语言里，让每一个懂爱的人仔细的琢磨过自己的爱情佳话。喜欢张爱玲唯美的情感性语言，或许是因为她在对待爱情时，尖锐的性格里流露了让人怜惜的一面。

张爱玲在《倾城之恋》中说：“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总觉得这句话除了说给作品中的，还是张爱玲写给自己的。简单的语言里渗透了一种原谅和无悔，她的情感永远与胡兰成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当初的胡兰成虽然抛弃了张爱玲，但是她轰轰烈烈的爱过，所以她释怀了，不怨亦不恨，胡兰成给了张爱玲一时的爱，而张爱玲却回报给胡兰成一世的情，她无法直接言说她对胡兰成的情，她把所有的恋，都书写在跳跃的语言之中，在唯美幽深的语言世界里，她才找到了那个真的自己。张爱玲的情感性语言，已经成为爱情中的经典感悟，对于张爱玲唯美幽深的语言特质，许多读者都是情有独钟的，如果张爱玲的语言是一种毒，那么也很容易让人上瘾。那个倔强的张爱玲，是个勇敢做自己的人，冰冷的面孔下，隐藏了真实的内心。在爱情面前，所有的感触只会比寻常女子多而不会少，用过心之后的张爱玲才写出了让人过目难忘的情感性语言，让我们看到了冷面背后的张爱玲执着于爱情的真心，她是世间奇女子，有着独特的幽深与唯美。张爱玲的情感性语言，已经成为爱情中的经典感悟，对于张爱玲唯美幽深的语言特质，许多读者都是情有独钟的，如果张爱玲的语言是一种毒，那么也很容易让人上瘾。那个倔强的张爱玲，是个勇敢做自己的人，冰冷的面孔下，隐藏了真实的内心。在爱情面前，所有的感触只会比寻常女子多而不会少，用过心之后的张爱玲才写出了让人过目难忘的情感性语言，让我们看到了冷面背后的张爱玲执着于爱情的真心，她是世间奇女子，有着独特的幽深与唯美。与张爱玲同时期的女作家苏青曾感慨道：“我读张爱玲的作品，觉得自有一种魅力，非急切地吞下去不可。读下去像听凄幽的音乐，即使是片段也会感动起来。”这样的评价语言，直接的反映出了张爱玲文字的神秘魅力，她的语言是有生命的，跳动着张爱玲的生命，张爱玲的语言有着无限的张力。

五.中西交融的特征化语言

中西交融的特征化语言的形成与张爱玲的父亲母亲还有姑姑张茂渊的影响是有着很深的关联的。这种语言特质的形成使张爱玲的文章成了雅俗共赏的作品。张爱玲的父亲风雅能文，给张爱玲带来了深厚的古典启蒙。奠定了她对中国传统文化认识的基础，她最早接触的是古典文学，8岁时读《红楼梦》和《三国演义》，而《红楼梦》伴随了张爱玲一生的写作生涯，她的惊世才情也要感谢《红楼梦》对其根深蒂固的影响。张爱玲还因为喜欢《红楼梦》还写了一部作品《红楼梦魇》，还写出“十年一觉迷考据，赢得红楼梦魇名。”的话语。古典的文学情结种在了张爱玲的心里，早已生根发芽，在她的作品里我们能够清楚的捕捉到古典文学的韵味。而从国外归来的母亲黄逸梵和姑姑张茂渊在她的创作中也带来了颠覆性的影响，母亲的优雅气质深深的吸引着张爱玲，她把父亲母亲姑姑的中西文化的特征性用语言巧妙性的揉合在了一起，并在越来越多的创作中得到了不同极致的发挥。比如我们知晓的作品《金锁记》、《茉莉香片》、《倾城之恋》等。张爱玲处在一个对西方文化艺术感兴趣，又重视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家庭之中。

她在《红楼梦》的阅读中，吸收了中国古典文化中语言的精髓，西方文化气息的母亲和姑姑向张爱玲展示了浪漫迷人的欧美风情，都在张爱玲的心里扎下了根，母亲给她讲国外的潋艳风景，传奇故事，使她充满了深深的向往。她在母亲的生活里接触到了许多新鲜事物，瓷砖浴盆、煤气炉子。母亲第一次回国时让张爱玲学习绘画，弹钢琴，学英文，将西洋带回来的文化气息感染着她。张爱玲语言的中西文化融合的特征，与父亲母亲的影响是分不开的。另外，张爱玲也有着一种运用语言的天赋。其实无法找到一处语言作为例子说明张爱玲中西结合的特征化语言，因为这种创作的语言特色体现在作品的整体感知中。赞赏张爱玲这样巧妙的语言结合，在文坛中也是不拘一格的运用。

六.结尾

张爱玲创作的语言具有绚丽多彩的特色，流露着文学的传奇光芒。读到张爱玲的作品时，大家仿佛看到了那，穿着典雅的旗袍，右手叉腰，头高高的昂起，嘴角微扬，目空一切，对于世间冷暖悲凉，离合聚散看得泰然若之的女子。张爱玲的一生唯有文字不离不弃，使她觉得生活有了精彩的活力，每一部作品，给予读者的都是一个不一样的张爱玲，我喜欢张爱玲的语言，在她的文字中，可以看到张爱玲对于世态的淡漠；对于苦痛的坚忍；对于爱情的认真。似乎有时候，觉得她的文字寒冷的让读者麻木，仔细品读之后，才发现，除了张爱玲，再也找不到如此具有张力的深度语言。

新闻调查的叙事艺术 篇5

关键词： 新闻调查 叙述 故事化 情节化 情境化

调查性报道是电视新闻节目的重要类型，美国CBS 的名牌栏目《60分钟》就是以调查性报道见长的。而调查性报道新闻节目的成功，往往又取决与它的叙事艺术。今晚请看《60分钟》的这些故事和安迪•鲁尼的评论”，这是每期栏目的片头主持人都要说的一句话，它用的是“故事”一词。故事化的叙事方式是栏目收视率的重要支撑。美国CBS 《60分钟》栏目制片人史蒂夫来中国访问时看了《新闻调查》的节目，在他看来，《新闻调查》的表现手法和叙述方式可以与《60分钟》相媲美，是“中国的《60分钟》”，这无疑是《新闻调查》叙述方式已经走向成熟的一个有力佐证。新闻调查的叙事艺术主要体现在以下一个方面。

一、主体故事化

故事是叙述的的第一要素。在电视创作中，它既是形式，也是内容。从文学的层面来看，故事是电视创作的本体和核心，是对现实世界的符号化的表达。故事有两种形态：一是真实的故事；二是虚构的故事。当然，我们这儿讨论的故事是第一种，因为新闻事件本身就有真实性的特征。英美传媒业甚至是学术专著中都将新闻事件称为“故事”，将制作新闻节目称为“讲故事”。故事性是《新闻调查》选题的三大标准之一，指选题本身要有戏剧情节，要有可供调查展现的张力，要有展现矛盾冲突的空间，要“把新闻当故事讲”，关键是选题本身得有故事化表现的元素。故事化的叙述方式也能激发受众继续关注的兴趣。《60分钟》的缔造者、执行制片人唐·休伊特认为：《60分钟》能够广受欢迎是因为它继承了一种”叙述传统“，他说：”我敢打赌，如果我们能使主题多样化，并采用个人新闻---不是处理事件，而是讲述故事；如果我们能像好莱坞包装小说那样包装事实，我担保我们能把收视率翻一倍。以《村官的价格》为例，其本身就是一个极具故事性的新闻事件，竞选一个村主任竟要花费将近两百万元，在高价竞选的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新闻故事？叙事过程中，对事件矛盾各方分别采访的交叉剪辑安排在节目中形成了交锋和冲突。王玉峰和史明泽对不断提高的承诺金额的解释，史吉堂否认在选举现场看到现金与村民证实在场，尤其是采访过程中史吉堂的小姨子与百香草的争吵更是戏剧性的一幕，还有每年上千万的煤矿承包利润与给村里上缴八万元的这些矛盾，各种戏剧性冲突交织在一起，同一个事件不同的人的不同说法，是非曲直，观众自有判断。纵向的调查与横向的对比相为补充，铺展开来，让节目变得非常丰满。

二、故事人物化

一个故事要能够为读者所感动、所打动，最重要的是要有丰富的生动的人物形象。新闻调查独特的卖点就是探寻事实的真相，而探寻事实的真相要通过对人物的语言、心理、行动等方面的特征来展现，同时作者的思想倾向、观点、态度等也通过独特的人物形象得到传达。马克思说：“ 人是社会中的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在《新闻调查》中，人物呈现出类型化的倾向。一般有三类角色：当事人、记者和专家，当然，在不同的故事中，人物形象是不一样的。它通过刻画“典型人物”来揭露事实真相，探寻社会本质，表现文章主题。所谓“典型人物”，是指在特定环境中形成的具有独特个性而又能表现一定历史条件下的阶级、阶层某些共同本质的人物形象。这个“特定环境”，一方面指社会的大环境；一方面指主要人物生活的具体的小环境，主要是指各色各样的任务同主要任务的关系，也正是这种关系，影响着、决定着典型人物的性格和命运。由于新闻调查是以声音、图象、文字、音乐等多媒体为书写文本，因此它和传统的小说的人物形象的刻画不完全一样。形象和直观是电视的特色和优势所在。正是这种多媒体的书写方式，对人物形象的塑造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迟来的审判》中值得称道是柴静对检察官的采访的一个场面。面对柴静的问题，他说要抽口烟，然后面向窗户，背对着摄像机，通过背影可以看出他在擦眼泪。我们能看出他的无奈，因为从现有的法律规定，他必须执行上级的命令，作为首届全国十大优秀检察官，他在真理与行政服从中两难的无奈，反映了人物内心的复杂性和矛盾性，使人物形象更加丰满真实，避免了人物形象的单一性和概念性。调查性报道就是“揭露一种被某些人或组织故意掩盖的新闻”，它的主要目的是探寻事实真相。由于新闻调查体裁本身的限定性，它不可能像小说或电影那样来塑造人物形象，在某种程度上，它要服从于故事或新闻事件的主题表现。这里，我要略述一下记者的角色。《新闻调查》的记者是“记者型的主持人”。在传播学中，传播者的可靠性和风格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传播效果。新华网记者在采访60 分钟资深编导哈瑞．莫塞斯时问道：“60分钟”记者的平均年龄多少？他说，差不多四十七八岁左右，过去差不多要平均60岁。麦克·华莱士87岁，为美国著名新闻节目“60分钟”工作了38年，前几天才刚刚告退。《新闻调查》相比而言，记者的平均年龄可能要小十多二十岁。我在这儿并不是要说《新闻调查》的记者应该老龄化，只是想强调我们在细节上应该向《60 分钟》学习，他们深深懂得黑格尔的名言：“同样一句话，在一个饱经风霜的老人的嘴里说出来和在一个年轻人的嘴里说出来其含义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在品牌塑造上，也体现出了差异化的策略。

三、人物情节化

《现代汉语词典》对情节的解释是：“事情的变化或经过。”在叙事文学中，情节是相当重要的，特别是在电视创作中，它是联系新闻事件或人物的纽带。只有对结构的精细安排和布局才能讲好一个故事。“结构”指的是认识对象的组织和排列形式。

《新闻调查》通过记者对一新闻事件的调查，以求揭露隐藏在事实背后的真相。由于新闻事件背后的关系本来错综复杂、盘根错节，要在45分钟之内向观众呈现事实真相，展示矛盾关系。要讲清楚一个新闻事件的来龙去脉，必须要有一个条理明晰的叙述线索来贯穿整个故事。新闻事件的叙述一般以线性时间推开，以时间线索上的顺序发展为主导，以事件的因果关系为叙述动力，追求情节结构上的环环相扣和故事的完整。

（一）起

“起”，指文章的开头，这儿指的是节目的片头。节目的起，有很多种方式，主要有原因起和结果起两种。

1、故事以原因“起”的一般先介绍引子、提出疑问，这样就能够使观众产生悬念，紧紧抓住观众的眼球。在《新闻调查》中，叙事者会利用一个结构性的悬念贯穿节目的始终来构建节目的整体框架，统摄节目的总体构思和主题。在节目开始向受众抛出一个大悬念，“故事”的情节随之展开。村官的价格主片头，“一次热闹的选举，一场金钱的角逐”的解说词，配以“村民、候选人、上一级组织领导人”的画面及同期声，这种矛盾的二元对立和碰撞一下子便抓住了所有人的注意力，故事一开始便获得成功。、结果“起”就是故事首先就交代结果，然后在探索事件发生的原因或背景，从而揭示出事件的社会意义。东突恐怖势力罪行纪实片头以解说起，“十年以前的1992年2月5日，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市发生一起汽车炸弹爆炸事件，这是90年代以来这个边疆城市发生的第一起暴力恐怖事件，也是东突恐怖势力针对无辜平民进行的暴力恐怖活动的开始。许多人对此记忆犹新。”然后在分析这件事情发生的原因，层层深入，直逼真相。

（二）承

“承”，即承上启下或过度，在节目中往往起到铺垫的作用。村官的价格中，“竞选双方出多少钱？到底会不会发钱？——钱箱的出现？——出钱竞选是否合法？”就起到了承接的作用。

（三）转

“转”指转折，这时候节目开始进入高潮。村官的价格中，话锋一转，直逼真相。“哪来的钱？—为什么出大钱竞选？”。观众眼睛突然一亮，结果发现候选者之争全是和煤矿有关，疑虑终于得到释然。

（四）合“合”，指节目的结局和片尾。村官的价格中，“虽然村民们从这次选举中得到了近两千元的收入，但是靠这些钱他们并不能摆脱贫困生活，老窑头村一千多口人需要的是一个真心实意带领全村致富的好干部，而这样的当家人本来是应该通过他们手中的民主权利选举产生的。” 结尾画龙点睛，使主题得到深化，言有尽而意无穷。

四、情节细节化

情节细节化是指情节要落到实处和细节，细节往往决定节目的成败。精致细微的细节描写，可以成为一篇新闻报道的亮点，增强故事的趣味性和感染力。在新闻调查中，细节是往往是推动事件发展的重要因素，也是最能体现记者实力的地方。可以这样说，没有细节的调查和没有细节的情节，新闻调查绝对不能说是真正的调查，只能说是一篇提纲罢了。可以打个比方，一位优秀的服装大师设计了一款流行服饰，如果不经过精心的裁剪和制作，那么它肯定不能被消费者所接受。

细节化在电视节目中，主要长镜头、特写、画面的组合和摄象机的“推、拉、摇、移、跟”来完成。镜头是电视报道语言中的重要词素，它的恰当使用可以增强报道的真实性和感染力。同时，形象化的细节也能画龙点睛地传达人物的本质特征和呈现出事物的真实面貌。有时，细节可以胜过语言和逻辑的力量，这是因为调查报告是以“用事实说话”为基本特征的。在《村官的价格》这期节目中，主要是广泛地采用了多种拍摄角度和手法，比如展现该村时的全景远摄，人物访谈时的双机拍摄，以及对采访对象多采用“过肩镜”等等。在细节上，对承诺书的特写镜头，对书记侃侃而谈的面部表情和手势的特写„„另外，一些补拍（模拟）的镜头，比如选举会议前村民们连夜点灯的情景，候选人骑着摩托车去发承诺书等等，配以了相应的音响和画面，都起到了刻画情境、渲染气氛的作用。

五、叙述情境化

叙述情境化指故事传播的独特的话语环境，是人物对话的语义场。帕洛阿尔托学派的学者认为：“任何谈话无论长短，都包含两种信息—内容信息和关系信息。关系分为互补性和对称性。”其实，内容信息和关系信息是相互表达、虚实相生的。在内容信息中，必然包含一定的关系在内。反之亦然。《新闻调查》主要通过大量的对话式采访和报道方式，采用一问一答的对话方式进行报道。在采访调查过程中，当事人、群众、记者和有关专家的意见谈话和事实信息汇聚在一起，形成一个独特的叙事环境，同时向观众传达最丰富的信息。在这儿，又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记者是应该冷静的介入还是情境化地置身其中，尤其值得我们思考。这里没有定论，需要看时机而论。在《新闻调查》的工作手册中，有这样的解释：“《新闻调查》有一个不可或缺的要素—调查记者，他是调查行为的实施者、调查过程的表现者，是这个栏目的外化标志和品牌形象。”记者在采访中既要倾听采访对象讲故事，又要引导其讲故事。因此，记者的现场判断力至关重要，缺乏冷静的判断就容易出卖自己的思想，被采访对象牵着鼻子走。然而，在许多场合中，记者都是置身其中的，都会对采访对象的命运和遭遇深感同情，对不平的社会现象表示愤怒等等。在广义上，记者的冷静也可以看成是情境，因为在此时他需要冷静。

浅析“三吏三别”的叙事艺术 篇6

“三吏”、“三别”是杜甫叙述诗的代表作，“三吏”指《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三别”指《新婚别》、《垂老别》与《无家别》。杜甫写作“三吏”、“三别”的时间是唐乾元二年（公元759年），是时唐朝平叛官军九节度之师与安史叛军交战于相州而遭大溃败，杜甫正是在这相州大溃败大混乱之际离开洛阳返回华州。在他经过新安、石壕、潼关等地，沿途耳闻目睹男女老少被捕捉充当兵士役夫的惨痛景象，到处是惊惶恐怖和悲哀叹息，人们遭受极大痛苦和悲伤却无处申诉。这一切给了他强烈的震动和深刻的印象，触发其内心深广的忧愤。公元759年3月，杜甫在回到华州之后，将他一路上亲身感受到的人民悲惨遭遇，经过艺术提炼有计划地写成了《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这六首不朽的现实主义杰作，其具有高度的思想性和艺术性，诗人通过一系列艺术手法使诗的主题思想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下面我将浅析“三吏三别”的叙事艺术。

一、对现实生活的概括

杜甫的叙事诗，善于对现实生活作典型的概括。选取生活中有代表性和典型性的一角，对其加以叙述描写，通过个别反映一般。如《垂老别》中，写战争接连不断，杀伤之多的惨状很具有典型性，“万国尽征戎，烽火被冈峦。积尸草木腥，流血川原丹。”《无家别》中，描写战后归乡，乡里的面目：“寂寞天宝后，园庐但蒿藜。”“但对狐与狸，竖毛怒我啼。”田园房舍只残留一片野草，人宅已成狐穴，荒无人烟、无人居住。还有，诗中描写士兵未尽到儿子应有的孝心和责任的诗句，也具有深广的现实内容，“永痛长病母，五年委沟壑。生我不得力，终身两酸嘶。”全诗情景交融，以景暗示自己的伤感和无奈，以一人之苦反映了当时所有百姓的痛苦。对现实生活的典型概括还表现在杜甫善于把巨大的社会内容集中。在一两句诗中。如《无家别》中，“久行见空巷，日瘦气凄惨。”这样的景象之所以触目惊心不仅是因为它描写了士兵战罢无家可归的痛苦，还在于它反映了统治阶级的腐败和黑暗，不体恤百姓，仅一“瘦”字写尽了满目荒芜，凄惨宛然在目。

二、个性化的语言

杜甫的叙事诗是在继承汉魏六朝叙事诗叙事艺术的成就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为了突出人物的个性，他创造性地吸收了汉乐府的创作经验，不仅大量使用对话和人物独白，而且还做到了人物语言的个性化。如《新婚别》新娘的独白：“嫁女与征夫,不如弃路旁”-----哀叹不幸的命运，“暮婚晨告别”“妾身未分明,何以拜姑嫜”----述说处境的尴尬，“今君往死地,沉痛迫中肠”--------为丈夫前途不可知而忧虑。诗人通过新妇剧烈的内心冲突,展示了人物丰满的个性和高尚的情操。令人如见其人,如闻其声,振颤读者心弦。

三、景物的渲染、烘托 在“三吏”、“三别”中，诗人常常通过环境的描写和气氛的烘托来展开情节和展示人物的心理。例如《无家别》开头一段关于社会环境的描写，虽然着墨不多，却生动真切，描写出安史之乱后广大农村荒凉寂寞的图景。安史之乱前，这里人烟稠密，鸡犬相闻，男耕女织，过着和平安定的田园生活。安史之乱后，“园庐” 成了一片“蒿藜”，人民东逃西散，流离失所，活着的没有消息，死去的早化为尘泥。六句诗没有一个字写情，然而通过这幅荒凉凄惨的农村图景，我们却可以体会到主人公那种触目伤怀的悲哀心情。诗中接着写这位“因阵败”而归来的战士，回到故乡，好不容易“寻”着了往日的“旧蹊”，走进了深深的“空巷”，日光惨淡，村落萧疏，不见人影，偶而见到几只狐狸向他竖毛怒啼。他好不容易找到旧时的住处，房屋已破败不堪，四邻也只剩下一二个年老的寡妇。这里，诗人通过士卒的亲身遭历，让我们看到那荆棘丛生的田园，断壁残垣的村庄，痛苦呻吟的人民；让我们活生生地感受到那个时代的灾难和血泪！

张爱玲的叙事艺术 篇7

一

早年的失落于家庭,又与家庭一起失落于时代,以及战时特定历史时期的失落感三者相结合,形成了作者小说创作中深深的悲剧意识。这形成了作者复杂的心灵,决定了作者对人性的悲观,对历史的悲观,对现实的悲观,与此同时,也形成了作者独特的悲情的艺术审美感和创作观。那不是淡淡的哀愁,也不是美丽的哀伤,而是令人寒彻心骨的悲观苍凉。

张爱玲有着显赫的家世,祖父张佩伦是清末“清流派”的重要人物,为李鸿章的幕僚,祖母是李鸿章的女儿,但这样的身份并未给她带来任何好处。那曾经煊赫、曾经繁华的门庭,留在作者记忆深处的仅是“有太阳的地方使人瞌睡,暗凉的地方有古墓的阴凉”。祖父的煊赫荫遮不了父辈的衰落,父亲是个典型的遗少,染有弄风捧月的旧习气,性格上则是暴戾乖张。母亲是清末南京黄军门的女儿,是一个受西方文化熏陶很深且清丽孤傲的新派女性。旧习气与西洋文化水火不容导致最后的不和,直至离婚。这种客观存在使得张爱玲的童年分裂为两个世界,母亲的世界———洋派、光明、温暖而富足,在母亲那里她得到了文明的教养和气质的熏陶,但母亲那有着许多清规戒律的洋房也养成了张爱玲的内倾性格。父亲的世界———腐朽、黑暗、冷漠而寂寥,“整个都是懒洋洋灰扑扑,缭绕在鸦片的云雾里”,父亲另娶了姨太太,这更使张爱玲的生活阴云密布。她被囚禁达半年之久,不仅丧失了自由,连生病也不能请医生,只能躺在床上想着那蓝色的月光,体味着颜色的杀机、时间的苍凉和生命的暗淡,幻想着逃脱计划。但出走后的世界的激烈冲撞使她茫然,使她不由得留恋起缩在昔日繁华影子里的张公馆,“怅惘自己黄金时代的遗失”,这在她不少的文章里有着情不自禁的流露。没落的阶级不可避免被抛弃了,眼看着自己高贵的家族在这个急剧裂变的社会中瓦解颓败,张爱玲有种失去精神家园的孤独感和自怜感,没落的氛围紧紧裹着她,怀旧与颓废的情调深深地烙在她心灵的深处。种种的不幸,使得她变得敏感、沉静、庄重而忧郁。过早地接触社会,认识人生,这使她产生出对人生的否定情绪和沉郁的悲观苍凉气质。

张爱玲所处的是朝不保夕的时代,枪声炮火给她的刺激是空前的,战争的恐怖已经渗入到了她的骨髓。战争在心理上带给了她幻灭、虚无和绝望。日军侵占香港一役中十八天的围城经历,使得她只能用冷眼观察乱世中的人生,此时的人生生命变得很淡,“什么都是模糊瑟缩,靠不住……无牵无挂的空虚和绝望”。“文明的末世感”成了她抹不去的“惘惘的威胁”,时代的动荡让她隐隐有了“末日的恐惧”,“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的要求。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不论是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这也使她喊出了:“出名要趁早呀!来得太晚的话,快乐也不那么痛快。”

张爱玲同时承受着灿烂夺目的喧闹与极度的孤独,在“胡琴咿咿呀呀”声中,在万盏灯的夜晚”幽忧地讲述着“long,long ago”的“苍凉的故事”。

二

张爱玲小说中苍凉的基调是建立在对于日常生活的描述上的。

请看张爱玲的《沉香屑———第一炉香》:战前,普通的上海女孩葛薇龙与家人来到了香港———一个殖民地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相冲撞的地方。在她快要毕业的时候,她的父母为生活所迫,离港回沪。为了不中断学业,薇龙去投奔在港的姑母———一位香港商界首富的四姨太,一位风流寡妇,一朵风韵犹存的交际老花。她曾有一度对生活充满积极与自信,想完成学业,她相信自己洁身自爱就无惧流言蜚语,可是到最后,在种种压力下,她对现实世界感到失望,她终于抵挡不住诱惑,最终的结局就跟她的姑母梁太太一样,成了一个“娼”,这是一出悲剧的开始,也是它的结束。

再看《沉香屑———第二炉香》:香港华南大学教授罗杰安白登娶了守寡多年的蜜秋儿太太的女儿愫细。愫细是一个美丽而天真,“天真得使人不能相信”的女孩,她没有一点性方面的常识,在新婚之夜把夫妻生活当作禽兽之道而受了很大惊吓,甚而出走。外人不知内情,都把罗杰看作性变态者,引得浪荡女人也来勾引他。罗杰终于不堪压力和刺激,开煤气自杀。

“她一方面有乔雯式享受人生乐趣的襟怀,可是在观察人生处境这方面,她的态度是老练的,带有悲剧感的———这两种性质的混合,使得这位写‘传奇’的年轻作家,成为中国文坛独一无二的人物”(夏志清语)。她的小说通过对衰败的旧家族、没落的贵族女人和小市民日常生活的细致描绘,揭示出及时行乐、个人至上的世纪末情绪,以及古老家族的衰败隐藏着传统道德价值没落这两大主题,绝妙而逼真地写出了现代化过程中都市的传统道德式微,以及都市市民面对社会文化发生巨大变动而生出的虚无和恐慌,让读者从中窥见大家族与市民文化的恶劣根性,也从中见到世俗的人性的种种多样性及个体特征,发现小人物酸楚哀怨的内心世界,激起读者对传统道德价值没落的感叹和对人性的深切关注。当你仔细地品味这些生动的描绘时,你就能体会其中浸润的难以言明的悲哀。

三

张爱玲小说中的人物是程式化的,他们的心灵是寒冷、荒凉的,并且多充满对金钱欲望的疯狂追求,从他们身上让人觉出生命的苍凉。

张爱玲作品中最触目惊心的是:人淹没在日常的细节中,人的灵性、人的活泼与绚烂,僵死在程式化的生活里,每天都做着同样的事情,遇见同样的面孔,谈论着同样的话题。时间变得虚幻,一天与一年与一生没有什么区别。父母亲只盼望着女儿嫁人,嫁了人的女儿又成了母亲的翻版,又接着造人,那些小人又会长大,又会重复他们的祖父母和父母亲的生活。就这样循环下去,一点点地磨蚀生命,一天天地萎缩下去。生命的真相———苍白,在这种生活里呈现无遗。

此外,张爱玲小说里有三种声音/腔调是绝对“中国”而且绝对“苍凉”的。第一种是胡琴(胡琴“嬉戏哑哑”苍凉的调门),第二种是羌笛,第三种是评剧,而这些腔调就是张爱玲小说的背景音乐,这些哀怨的音乐更加透出其小说苍凉的美感。

张爱玲：吃是一种生活艺术 篇8

张爱玲给世人的印象是：微仰着头，扶着腰际，眼尾斜斜地扫过来，高傲孤绝似乎远隔于俗世之外。但她的饮食文字却无意中拉近了读者对她的感观，平添了几分亲近。

这期，让我们一起在舌尖上品味张爱玲，也许品出的不光是美食，亦有人生中各种说不尽的苍凉滋味。

安徽：合肥丸子与粘粘转

张爱玲虽然没到过安徽，但她却与安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为，张爱玲的曾外祖父就是安徽合肥人李鸿章，即李鸿章的女儿李菊耦嫁给了张爱玲的祖父张佩纶。李家的一些仆人也随之到了张家，饮食之风便受到影响。

张爱玲熟谙安徽美食，但给张爱玲留下深刻印象的安徽特色美食只有两样：合肥丸子与粘粘转。

所谓“合肥丸子”其实就是糯米圆子。做合肥丸子时，先要煮熟一锅不硬不烂的糯米饭，凉了后捏成一个个小团，把调和好的肉糜放进米团里捏拢，大小和汤圆差不多，然后把糯米团放在蛋汁里滚过，再放进油锅煎熟，其外皮金黄酥脆，丸心滋润鲜美。这道菜唯有张爱玲的奶妈何干会做，因为何干就来自合肥乡下。

张爱玲弟弟张子静在《我的姊姊张爱玲》一书中回忆说，姐姐喜欢吃合肥丸子，连带引得全家人都爱上这道菜。张爱玲自小嘴就刁，对合肥丸子却有浓厚兴趣，看来是非常合她口味。随着人民群众生活的蒸蒸日上，今天合肥丸子的品种丰富多了，丸心也不只是张爱玲当年偏爱的肉糜，还有荸薺、豆腐、挂面、莲藕、绿豆、萝卜等。

另一种让张爱玲难忘的安徽吃食是“粘粘转”（音），它是安徽无为州的一种特色小吃。李菊耦到张

家后，李鸿章将无为州的田产给她作为陪嫁。在散文《谈吃与画饼充饥》中，张爱玲忆及姑姑老想吃一种叫粘粘转的食品，它是用青麦粒做成的，张爱玲说：“田上人家捎来的青色麦粒，就是没有成熟饱含浆汁的青麦粒，下在一锅滚水里，满锅小绿点子团团急转……”吃起来清香四溢。其实张家这富有情趣的吃法与当地吃粘粘转不尽相同。青黄不接的乡下五月天，人们天天盼麦熟，麦子就是不熟，于是就有人割下青麦，揉出胖乎乎的青麦粒，或放到油锅里爆炒；或拿到石臼上舂成麦片，放入糯米面中蒸熟。当地吃法只求解饿，却少了张爱玲所说的情趣。

张爱玲对这两样美食情有独钟，多半与她祖上有些瓜葛。这些瓜葛钤印心中，沉淀成现实人生的底纹，挥之不去。

天津：鸭舌头小萝卜汤

张爱玲两岁时，她的父亲张志沂通过民国交通总长张志潭的关系，在津浦铁路担任英文秘书。1923年，张爱玲全家由上海迁到天津。

张爱玲对天津童年的回忆，大抵与吃食有关：最早跟着母亲学认字，可以得到两块绿豆糕的奖励；跟着大人到戏园子看戏，落下了满地的瓜子壳；夏日坐在洋房的院子里，“喝完满满一碗淡绿色、涩而微甜的六一散，看一本谜语书”……张爱玲喜欢吃软、嫩、香、甜的食物，松子糖、云片糕、桂花蒸、酸梅汤、生煎馒头、糖醋小排是她的最爱，在张家的除夕餐桌上绝对少不了它们的身影。张爱玲晚年时频频去看牙医，这与她喜吃甜食有着必然的联系。

在《谈吃与画饼充饥》中，张爱玲还提到在天津吃过的鸭舌小萝卜汤和腰子汤。

关于鸭舌小萝卜汤，张爱玲的描述很有趣味：“咬住鸭舌头根上的一只小扁骨头，往外一抽抽出来，像拔鞋拔……汤里的鸭舌头淡白色，非常清腴嫩滑。”

这段短短的文字色香味俱全，细致入微，只有真正的吃家才能体会得到其中的味道。而且正如张爱玲所说“清腴嫩滑”的鸭舌，吃起来很有些像男女之间接吻的感觉，颇有销魂味道。可惜，查遍各种天津老菜谱及民国以来文化名人关于天津美食的随笔，均不见关于“鸭舌小萝卜汤”的记载，或许，这道菜已失传；或许，这是当年张家的南方佣人们乡下的吃法，也未可知。

张爱玲天津记忆中另一种美味是腰子汤。即一副腰子与里脊肉、小萝卜同煮，里脊肉女佣们又称“腰梅肉”，大概是南京话，爱玲一直不懂为什么叫“腰梅肉”，又不是梅干菜炖肉，多年后才恍然悟出是“腰眉肉”。腰上两边，打伤了最致命的一小块地方叫腰眼，腰眼上面一寸左右就是“腰眉”了，百姓生活里这语言上的神来之笔令爱玲深深震撼，吃食中也可长不少学问。

在天津的6年，是张爱玲童年里最无忧无虑的一段时光。只是这种快乐很短暂，就像她小时候常常梦见吃云片糕，吃着吃着，薄薄的糕变成了纸，除了涩，还感到一种难堪的苦味。这是张爱玲的童年寓言，也是张爱玲的苍凉命数。

上海：清炒的新鲜苋菜

张爱玲8岁那年，天津家里发生了大事。据张子静在《我的姊姊张爱玲》中回忆：“1927年1月，张志潭被免去交通部总长之职，我父亲失了靠山，只好离职。他丢了这个平生唯一的小小官差，心里当然深受刺激，这才痛下决心，赶走了姨太太，写信求我母亲回国。我们于1927年春天搬回上海——因为我舅舅一家都住在上海。”

然而黄逸梵回国不久后便离婚，再次出国，这让张爱玲感受到了蜻蜓点水般的母爱，感情还没有捂热就立刻被抽离，但不得不说，她与母亲之间还是有着温软馨香的回忆。在张爱玲回忆美食的文字中，就流淌着平和得难以觉察的亲情。

八九岁的时候，张爱玲有一次吃鸡汤，吃了一口，道：“有药味，怪味道。”家里人都说没有什么。 母亲不放心，叫人去问厨子一声，厨子回说这只鸡是两三天前买来养在院子里的，看它垂头丧气的仿佛有病，所以给它吃了“二天油”，是像万金油玉树神油一类的油膏。母亲虽没说什么，可爱玲知道母亲对她的诧异与注意。她心里得意得飘飘欲仙，觉得是有生以来最大的光荣。

张爱玲在上海与母亲同住时，常去对街的舅舅家吃饭，而每每母亲都会带一份清炒的新鲜苋菜。1955年，张爱玲移居美国，生活孤独而凄凉。有一天到唐人街买菜，看到店铺外陈列的大把紫红色的苋菜，不禁怦然心动。随处可见的苋菜也让张爱玲“怦然心动”，也许，她是动了思母之情吧！

在张的笔下，苋菜是色彩丰富，性感怡人的：“苋菜上市的季节，我总是捧一碗乌油油紫红夹墨绿丝的苋菜，里面一颗颗肥白的蒜瓣染成浅粉红。在天光下过街，像捧着一盆常见的不知名的西洋盆栽，小粉红花，斑斑点点暗红苔绿，相同的锯齿边大尖叶子，朱翠离披，不过这花不香，没有热呼呼的苋菜香。”

张爱玲对苋菜的把握绝对是美食家级别的，她说：“炒苋菜没蒜，简直不值一炒。”蒜瓣在这道江南鲜味中，是充当小蜜的角色。

张对苋菜非常有画面感的这段描述，相信会一下子就勾起了读者们对儿时的回忆，把米饭染红了吃，对于孩子们来说，很有乐趣，可以增加食欲。

苋菜不仅是美食，还是良药，中医认为它清热解毒、利水去湿、止血消肿、杀虫杀菌、止痢消炎，还能防治夜盲症。清人薛宝成《素食说略》记：“苋菜有红、绿两种，以香油炒过，加高汤煨之”，这种做法也很妙，因为先炒再煨更能使之香浓，更凸显苋菜的鲜美。

各地小吃：油煎萝卜丝饼和臭豆腐

小吃、零食是张爱玲美食生活与文学生涯的重要组成部分。戴文采在《我的邻居张爱玲》中这样说道：“女人进食并不为肚子饿，只是闲情的释放，属于趣味主义，而且愈是挑嘴愈现精致，没有办法对自己的情趣苟且，这才是零食的精神内涵。光吃零食如果是柔艷，极端挑嘴就是刚强，柔艳刚强，真正的亮烈难犯，（所以）《今生今世》书里说张爱玲‘柔艳刚强，亮烈难犯’。”

张爱玲喜欢用大玻璃杯喝红茶，还喜欢吃芝麻饼。粉粉屑屑掉点芝麻渣子，非常“香风细细”。

在香港时，张爱玲还喜欢吃油煎萝卜丝饼。做法是用发酵的面粉做成面浆，垫在铁模子底部，取挤干水分与葱末拌匀的萝卜丝，放在面浆的中央，再放面浆覆盖起来。再在面饼的居中处放河虾一只，然后放在锅里油炸，出锅则两面金黄，中间虾鲜红、脆鲜，里边萝卜丝清香异常。

臭豆腐干也是张爱玲最喜欢吃的小吃之一，她曾描述自己追着买豆干的滑稽情形：“听见门口卖臭豆腐干的过来了，便抓起一只碗来，噔噔奔下六层楼梯，跟踪前往，在远远的一条街上访到了臭豆腐干担子的下落，买到了之后，再乘电梯上来。似乎总有点可笑。”爱玲是极爱豆制品的，就连豆腐渣也有妙用：“豆腐渣浇上吃剩的红烧肉汤汁一炒，就是一碗好菜，可见它吸收肉味之敏感；累累结成细小的一球球，也比豆泥像碎肉。少掺上一点牛肉，至少是‘花素汉堡’。”

用剩的红烧肉炒豆渣是暗合了美食原理的，实际上，江西有道名菜“雪花泥”，做法就是用红烧肉加豆渣炒；四川名菜里有豆渣鸭子、豆渣猪头。而且用雪菜加肉末（或火腿末）炒豆渣，起锅的时候加蒜苗，绝对是豆渣最好的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