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老舍小说的文化批判
文学与传媒学院汉语言文学3班姓名:彭潘201001024156
内容摘要: 老舍在其小说文本中一直致力于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国民特质的审视与剖析,这构成了他小说文本的精髓性的思想蕴涵。老舍作品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京味”。“京味”作为一种风格现象,包括作家对北京特有风韵、特具的人文景观的展示及展示中所注入的文化趣味。因此“京味”首先表现为取材的特色,包含了老北京的人情世故、风土人情,老舍是地地道道的北京人,所以这类北京文化的“精魂”在老舍作品的人物刻画、习俗的描绘、气氛的渲染之中表现得十分突出。
关键词: 京味文学 老舍小说 民俗文化 市民口语
老舍是公认的“京味文学”的代表作家,也被大家誉为“语言艺术大师”。在老舍诸多作品当中,有关于民俗文化与市民文化的描写无疑散布于各个篇章,而也正是因为他对传统文化于国民特质的审视于剖析,构成了他小说中回味无穷的语言特色和思想内涵。
在老舍的小说里,常常会出现一些老北京的代表性地方,而作品里的情节也正是在这样一个充满“京味”的环境下发生、发展下去的。这些场合,不仅仅是老北京的代表,也是北京民俗文化的代表,是市民文化的集合地。这样一个一个在老北京随处可见的地方,其中却包含着深厚的文化底蕴。老舍小说中并没有写民俗文化到底是怎么样的,但是却用生动的语言、丰富的人物形象、各种各样的情境把民俗文化的精髓表现得淋漓尽致。
一、对北京地域文化的写作取材
《茶馆》无疑是老舍最有名的剧本之一,而故事的发展就是在老北京的一个随处可见的茶馆里。“这种大茶馆现在已经不见了。在几十年前,每城都起码有一处。这里卖茶,也卖简单的点心与饭菜。玩鸟的人们,每天在遛够了画眉、黄鸟等之后,要到这里歇歇腿,喝喝茶,并使鸟儿表演歌唱。商议事情的,说媒拉纤的,也到这里来。那年月,时常有打群架的,但是总会有朋友出头给双方调解;三五十口子打手,经调人东说西说,便都喝碗茶,吃碗烂肉面(大茶馆特殊的食品,价钱便宜,作起来快当),就可以化干戈为玉帛了。”在这个不大不小的舞台上,市民成了故事的①
主角。王掌柜处处小心,处心积虑经营着裕泰茶馆,到头来茶馆还是要被霸
占而无奈自尽;秦二爷年轻时强干气盛,一心要实业救国,最后一生的家业被政府没收化为灰烬;常四爷为人耿直爱打抱不平,却因为一句“大清国要完了”坐牢,出狱之后自食其力却仍然潦倒不堪。除了掌柜是每幕串起一个故事外,这里的每一个市民都有他们心中的苦闷,也表现除了在那个动荡的年代,每个小市民生活的艰辛与无奈。
“据舒乙先生统计,在老舍作品中共提到了北京的300多个自然景点,其中老舍最爱的就是积水潭。”北京在中国人民心中的地位是十分重要的,老舍作品中一系列地点如鼓楼、景山、皇城、天安门、胡同、茶馆,勾起了人们对作品油然而生的亲切感。再如,我们以《骆驼祥子》为例,老舍在塑造祥子这个车夫的时候,也将老北京的胡同、巷子、茶馆好好的描述了一番。同时,也不乏描写了老北京的建筑——四合院,祥子和虎妞的故事就是在大院子里展开的。
老北京是美的,《赵子曰》中净业湖、《骆驼祥子》中的积水潭、《老张的哲学》中的德胜桥,老舍费尽心思,带着京腔京味来描写这样的景色,其中穿插着北京的标志性建筑,也正是对北京市民文化及民俗文化的真实写照,在这样的环境中描写出来得人物也具有富有“京味”的特点,更加能够烘托出人物的性格特点,使故事内容更加鲜活。②
二、独具魅力的“京味”语言场
老舍小说中另一个特点就是北京口语、方言的大量运用,老舍曾经说过:“我生在北京,一直到十多岁,才去糊口四方。因此,我写小说和剧本的时候,总难免用些自幼儿用惯了的北京方言中得语汇。”所以,就是因为这样诙谐、风趣的北京口语使老舍的作品富有独特的口语色彩,读者在字里行间都可以感受到浓厚的“京味儿”。在他的小说中,除了运用大量的北京口语外,对北京各行各业,每个人的称谓,每个人的身份都很注意。这就使读者仿佛身临其境,领悟北京独特的味道。
如《茶馆》中,他用不多的笔墨,就把唐铁嘴这个江湖骗子的油滑、无耻和满身的奴性描绘得淋漓尽致。唐铁嘴是个大烟鬼,第二场出场时,王利发谈起他这个嗜好,他说:“我已经不吃大烟了!我改抽‘白面儿’啦,你看……,大英帝国的烟。日本的‘白面儿’,两大强国侍候着我一个人,这点福气还小吗?”这③些极具个性化的语言,把唐铁嘴的江湖骗子形象描写了出来。
作品中的语言还运用了大量的创新,如“死马不能再活,可活马早晚得死” 本来自“死马当成活马医”,这里的创新使剧本的语言更加诙谐、幽默。还有李三说过的一句话:“改良!改良!越改越凉,冰凉!”,充分表现了北京小市民对现实生活的不满,也正是在那个时代下对人民生活的真实反映。比如在《赵子曰》中有这样一段:
白云观有白云观的历史与特色,大钟寺有大钟寺的古迹和奇趣。可是逛的人们永远是喝豆汁,赌糖,押洋烟。大钟寺和白云观的拥挤与热闹是逛的目的,什么古迹不古迹的倒不是问题。白云观的茶棚里和海王村的一样喊着:“这边您哪!高飕眼亮,得瞧着看!”瞧什么?看什么?这个问题要这样证明:设若有一家茶棚的茶役这样喊:“这边得看西山!这边清净!”我准保这个茶棚里一个照顾的主儿也没有。(《赵子曰》)
北京平常情景就是这样被老舍结合在一起,老百姓平常的生活被老舍运用平凡的语言加以连接,但是却充满着浓郁的民俗文化特点,抓住了老北京人爱热闹,哪儿热闹看哪儿的特点。正如梁实秋先生评价的:“老舍以纯粹的北京口语写小说颇为别致。”
三、众多人物形象的塑造
“老舍小说中的人物, 绝大多数都是地地道道的中国人。人物性格, 精神气质, 心理特征, 思想感情都鲜明地体现了民族文化特质, 折射着中华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进程中积淀的相对稳定的典型性格和心理特征。”这一些人物的塑造,不仅丰富了作品的主题思想,而且这些不同性格不同思想的人物,反映出来的也是社会不同的层面,而就是这样大大小小的人物折射出当时社会的缩影。这些人物中有车夫、茶馆老板、车厂主、妓女、摩登女郎、巡警、传教士、学生、剃头匠、说书的、大兵、军阀等等,这些人物时常出现在老北京的大街小巷,真是形形色色,让人目不暇接。让我们从这些人物中看看民俗文化的特点:
1.旧派市民的朴素务实和麻木不堪
比如《二马》中的马威, “面对大英帝国子民对中国人的歧视与偏见, 激发了强烈的民族自尊心, 批判‘老中国儿女” 的陈腐、颓废。但他始终摆脱不了“ 爱情, 孝道, 交情, 事业, 读书, 全交互冲突着!感情, 自尊, 自恨, 自怜, 全彼此矛盾着’ 的窘境, 处于迷惘、犹豫的虚幻中。”老马是一个中国封建文化影响下得旧派市民,尽管他在人前表现得十分有礼节,但是这又充分说明他死要面子,讲虚礼。到了英国也不忘送这个礼那个礼,全然一副卑躬屈膝的奴才相,这也是老舍笔下的旧派市民的形象。
如《茶馆》中的王利发是茶馆的掌柜,也是旧派市民的代表。在他的眼里,能避开麻烦就绝不主动去招惹麻烦,进门的都是“爷”,通常是寥寥数笔,就勾勒出一个老实安分的生意人的形象,他安分守己,他谨言慎行,他勤劳本分,他对权贵也要卑躬屈膝,对自己的主顾不会得罪,他懂得陪笑脸,懂得和稀泥。处世圆滑,心思缜密,世事洞明,人情练达,对社会上每一种人的心理都揣测拿捏得相当准确。他还有一颗向善的心,他虽然不能帮助穷苦人,但却对难民有着同情,他是无奈的,是机灵的,也是悲哀的。
老舍笔下的旧派市民,或多或少带有中国封建文化影响下得国民劣根性,在这样的文化下,他们变得麻木,最终渐渐丧失了本性。
2.下层平民的悲苦与凄惨
老北京的个体平民形象在老舍市民世界中占有显著地位。他们以北平下层市民原生态的、各具特色的、血肉丰满的鲜活形象,把当时的社会形态和老北京的文化思想都展现在大家眼前。⑤④
以《骆驼祥子》为例,祥子是一个从乡下来的勤劳、淳朴、老实、善良的车夫,曾经是那么要强的一个人,最后却还是没有挣扎出悲惨的命运。人生并不因为他的要强而多给予了他什么,大兵、骆驼、曹宅、孙探长、虎妞、小福子„„这所有的一切似乎都不让他逃脱车夫的最终命运。他曾经也不信命,可是又有什么用呢,他的努力,他的第一辆车,他买车的积蓄,没有招谁也没有惹谁,不也就这样没了吗?虎妞的难产而死,接着小福子的死亡让他倍受打击,他开始沦为了一个让人同情的街头混混,混一天是一天,一连串的打击让他不得不一点点的堕落,最后像一条狗一样倒在街头,再也爬不起来。祥子无疑是可悲的,无论怎样的抗争也逃不过命运的捉弄,但是,我们从祥子身上不正看到了老北京市民的朴素务实与麻木吗?五千年的儒家文化使他们变得愚昧无知,也正是在这样的民俗文化的影响下,才造成了一个又一个的悲剧。
四、浓郁、具体的北京风土习俗、人情世态
老舍对于老北京的风土习俗、人情世态追根究底还要回到小说中对于北京市民生活及自然人文景观的描写上来。
1.市民生活的风俗画
老舍最擅长的就是用口语描绘出当时北京的社会生活,他写旧北京的市场, 就像一幅“ 清明上河图” , 规模宏大、人物众多, 熙攘着、喧闹着、争斗着。如《赵子曰》中,写市民生活状态:“拉车的舍着命跑,讨债的汗流浃背,卖粽子的扯着脖子吆喝,卖樱桃桑葚的一个赛一个的嚷嚷。......做小买卖的脸上被汗水冲得黑一条白一条,好像城隍庙的小鬼。”当时的社会现实就再这寥寥数语中表现⑥出来,把市民的困境衬托得越发不堪忍受。
2.北京的礼仪往交的描写
中国是礼仪之邦,北京作为中国的首都在几千年的文化传承下,封建文化更加浓郁。老舍笔下的中国人,大多是“礼多人不怪”的形式,而自古传承的礼仪更是成为心里的一种信仰。在《茶馆》里,王利发作为一个掌柜,见人都是“爷”,在当时的环境下,似乎是成为一种根深蒂固的思想,这也不得不体现老北京市民的封建及迂腐。在《四世同堂》里, 无论战事如何紧张, 祁家人也不能不为祁老人作寿:“ 别管夭下怎么乱, 咱们北平人绝不能忘记礼节!”这些繁文缛节,其实就是“国民劣根性”的真实表现。
3.北京传统习俗的描写
在小说《正红旗下》中,有很多是关于老北京传统习俗的描写,主要是四个典型的时间和场景出生、洗
三、满月和过年。如洗礼时人们的吉祥祝辞:“ 先洗头, 作王侯, 后洗腰, 一辈倒比一辈高, 洗洗蛋, 作知县,洗洗沟, 作知州。”这些语言, 流行于街头巷尾的老百姓中间, 有顽强的生命力, 可充分体现特定历史时期的习俗和风貌。⑦
老舍用他的笔描绘出了一幅老北京的人事百态,在老舍的小说中,感觉像是呼吸着老北京的空气,在老胡同里,哪怕是一句话、一个平常的眼神,足矣......① 老舍:《茶馆》[M],第一幕。
② 韩经太:《老舍与京味文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08页。③ 《老舍文集》[M],第15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第268页。④ 刘秉山:《老舍小说与中国传统文化》[J],辽宁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总第138期)。
⑤刘秉山:《老舍小说与中国传统文化》[J],辽宁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总第138期)。
⑥ 萧映:《老舍小说中的“京味儿”》[J],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5年第4期,(总第74期)。
文章由作品分析、形象梳理、风格简评及艺术局限四方面全面展现了老舍小说独特的艺术风貌, 以及由其建构的北京市民社会, 并指出老舍小说中隐含的一个重要的主题—“批判市民性格, 批判构成这种性格的思想文化传统”。论文中总的写了四个部分, 首先总的概括了老舍先生小说的艺术独特性:“他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杰出的市民诗人, 是中国市民阶层最重要的表现者与批判者。”提出了论文的论点, 点明了题目。接下来文章从宏观方面概括了老舍先生作品的两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是:他的作品生动、多方面地反映出中国社会生活中存在浓厚的封建性。几乎每一部老舍的作品中都表现出中国封建传统文化, 而他继承了鲁迅先生的国民性批判, 继续在作品中对国民的劣根性进行深入的挖掘。第二个特点是:老舍先生的作品中反映了中国社会殖民地化的历史, 那些固守着因袭的生活方式的市民家庭和市民人物, 无不处在没落中。其中《老字号》、《断魂枪》等这些小说中所反映的是当时中国半殖民地的社会现状, 传统的小农经济、传统的商业模式在资本主义的入侵中解体, 同时揭出了市民阶层在这种生活方式的转型中生活的悲苦。
其次, 赵园女士就对老舍作品中的人物形象进行了细致的梳理。文章把老舍先生所塑造的成功人物形象分为了两类:一类是家境小康, 带有浓厚的宗法封建色彩的“旧派”市民, 另一类是以城市个体劳动者为主体的城市贫民。老舍先生塑造的成功的人物形象也就是这两类, 前一类是代表了老舍小说成功的关键所在, 在他的作品中塑造了大量的“旧派”市民, 《离婚》中的张大哥, 《二马》中的老马先生, 《牛天赐传》中的牛老者, 这些都是老舍塑造的这一阶层的代表人物, 保守、谦卑、善良、温顺、因循、怯懦, 他们是一个庞大的超静态的市民阶层, 在社会大环境下各自养成而又彼此丝丝入扣的习惯思维, 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保守的国民性。还有着墨较少的女性形象, 也是旧派市民的代表, 老舍笔下的女性形象更能体现封建的宗法色彩, 《牛天赐传》中的牛老太太, 《正红旗下的》大姐的婆婆, 《老张的哲学》中的赵姑母, 在传统封建的男权社会中, 这些女性形象既是男权社会的受害者, 同时也扮演了男权社会的代言人。然而这些女性的塑造中, 老舍先生就是站在默认的角度去塑造, 他从家庭关系出发把女性定位在家中, 从居家过日子, 处理家庭事务的角度刻画这些女性, 因此表露出默认的态度。但是从同情出发, 这类女性体现出来的是命运悲剧。追求苟安的小市民是老舍先生最为熟悉的, 这也是他笔下的“旧派”市民获得最大成功的原因。第二类是城市贫民, 老舍身上最可贵的是他的平民意识, 因为他出身平民, 家庭贫困, 靠别人的资助才得以接受教育, 他深知下层老百姓的生活疾苦, 他用自己的笔把这个阶层的悲苦生活表现出来, 《骆驼祥子》中的祥子、小福子的不幸遭遇, 《月牙儿》中的母女俩为了生存继承职业, 这些下层人物的命运着墨沉重至极。
论文中谈到“旧派”市民形象集中体现了老舍先生作品的喜剧风格, 老舍先生的幽默是“含泪的微笑”, 这种喜剧效果是讽刺与幽默兼有, 旗人形象的塑造中体现得尤为突出, 正如论文中谈到的《正红旗下》的大姐夫和大姐公公正翁“放花炮”一节, 就运用了讽刺的幽默, 人物形象刻画传神, 与所属形象相协调, 但在讽刺的幽默中隐含的是浓浓的悲剧气息。
如果说老派市民的刻画体现的是喜剧风格, 那么在写城市贫民社会时则体现了浓重悲剧色彩, 短片小说《微神》是一个以爱情故事为依托的悲剧故事, 主人公“她”之所以要出卖肉体, 既是为了生存的需要, 也是为了“拿肉体挣来的茶饭营养着”与“我”的那份感情, 一份美好的恋情被损害到了极点来突显生活的残酷。《月牙儿》中的母女俩为了生存先后沦落风尘, 处在被侮辱与被损害的阶层, 罪魁就是那个吃人的社会。悲剧意识在这些描写底层人民的文章中有着深刻的体现, 使得老舍先生的作品被一种悲剧氛围所笼罩。
除了上面所提到的成功的两类, 老舍作品中还有一类刻画的浅显的形象就是新派市民, 新派市民也有两类人物形象, 一类是寄托了老舍的理想的人物:比如《二马》中的李子荣, 在他身上表现出来的是求真务实严谨的态度, 有智慧、正义感, 踏实正直的青年, 体现的是老舍理想中的青年形象, 在这类人物身上寄予的是作者的美好理想。另外一类则是作者批判的人物形象, 《老张的哲学》中的蓝小山, 《赵子曰》中的欧阳天风他们都是生长在中国传统的封建社会里, 同时又接受了西方的糟粕思想, 集中西方的病态心理于一身, 行为中就有着表面的新潮, 内心的肮脏, 浅薄与凶残。论文中虽然提到了新派市民, 但是没有细致的分析。这一类的人物形象在老舍的作品中也占有比较大的一部分, 虽然和刻画成功的“老派”形象相比显出性格上的单一, 艺术上的粗糙, 但是在整个作品中也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
赵园女士在论文中把握了老舍小说的共性, 一是小人物, 老舍在自己的生活圈子中, 刻画他熟悉的小人物, 无论是张大哥, 还是老张, 都刻画得淋漓尽致, 游刃有余。二是人物的地方特征, 老舍表现的是北京的市民形象, 市民社会。世代帝京的北京是一个民族混居、文化多元的混杂社会, 世代生活在皇城根下的老百姓有着其独特的性格, 除了敦厚、保守、温顺等中国老百姓普遍的性格之外, 老北京人还有作为北京人的得天独厚的优越感, 宽厚、要面子、礼节多。老舍生在北京, 长在北京, 他注重老北京人身上的文化印记, 写出了文化形态看似相像而个性极为不同的北京市民形象。三是人物形象的喜剧性, 喜剧性的风格在老派市民身上体现的尤为明显。
老舍是北京市民的表现者, 同时也是北京市民的批判者, 老舍先生在国民性的批判上有着自己独特的个性, 生活在中西方碰撞的时代中, 国家的残败, 民生的凋敝, 面对现状, 老舍先生对中国五千年的文明产生了怀疑, 他从自己熟悉的北京文化下手, 深入挖掘隐藏在顺民身上的民族劣根性, 对以北京文化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全面深刻的剖析, 通过中西方文化的对比 (《二马》) , 来对传统文化中的糟粕进行批判, 老舍称北京文化为“酱缸文化”在这样的环境中生长起来的国民, 只能是怯懦、愚昧的奴隶, 这种文化产生出来的是官本位思想, 权利大于一切。中国的封建文化是熟透的了的文化, 这种文化是好死不如赖活着、逆来顺受、胆小怯懦等国民性格的温床。老舍先生站在现代科学文化的立场上, 用现代科学观念对陈腐、守旧、黑暗、落后的传统文化进行了猛烈地批判。
再次, 赵园女士对老舍在艺术上的局限性做了总结, 她认为文化的作用在老舍那里被不适当地扩大了, 有时甚至被作为市民性格赖以形成的唯一原因, 从而导出历史宿命论的结论。对文化认识的片面性导致知识分子形象塑造的偏颇。老舍先生长于文化批判, 在国民性的批判中归因于文化的作用是有其正确性的, 正是由于传统的文化环境, 文化教育才会形成传统的国民性格, 因此在这点上本人不敢苟同赵园女士的观点, 老舍对国民性的批判归根结底是对中国封建文化的批判。
还有局限是有的人物个性浅露, 市民形象中有的就有着艺术上的不成熟, 缺乏对人物的社会本质的深刻把握。老舍先生的幽默, 有一方面是带有自己的个性, 温和的讽刺, 然而另一方面为了“招笑而招笑”, 就是一种肤浅的幽默。同时作家没有指明解脱现实困厄的道路, 市民群众只能向“行侠仗义”的江湖豪客那里翘盼福音。
老舍先生在他的著作中所表现出来的局限, 是由于他性格中最基本的认识与出发点是传统文化, 他是从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心地带生长起来的, 虽然曾经去国外接受过西方的教育与文明, 但是强大的传统文化在老舍身上还是占主导地位, 虽然他站的比别人高看到了传统文化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显露出来的陈腐与落后, 但是生活环境就注定了老舍先生创作上的局限性。
一个出身平民的知识分子, 用自己的文字为我们展示了一个世界的芸芸众生相, 希望人们能给予他们更多的理解与爱, 然而, 悲剧的是, 作家最后却死在了孤独与无望中, 留给后人的是深刻的思考。赵园女士对于这位众人仰慕的作家的文字给予了中肯的评论, 客观的评价, 对于我们了解老舍, 理解老舍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
参考文献
[1]、关纪新.老舍评传[M].重庆:重庆出版社, 2003年10月
[2]、朝歌雨君.老舍作品精选[M].长江文艺出版社, 2004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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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老舍文集 (第二卷) [M].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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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鲁迅;看客心理;批判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5-0010-01
鲁迅毕生从事着国民性的批判工作,我们读鲁迅的小说会发现,他的小说时时不忘揭露和批判我们中国人的劣根性。中国民众的奴性、保守、愚昧、麻木、卑怯、精神胜利、看客心态、自私、狭隘等,在他的笔下暴露无遗,鲁迅也由此受到了非议。作为一个深刻而清醒的文学家,鲁迅深深地懂得“家丑不可外扬”的古训,但作为一个苦苦寻觅中国出路的知识分子,他看到了中国民众身上的种种劣根性。他认为只有唤起作为民族基础的大多数—普通民众的觉醒,中国才有出路,才能走出困境,才能在变革中向前发展。
鲁迅是一位善于深刻思考的爱国知识分子,早在日本留学期间,他就开始了对国民性的探究和批判。
1902年,为了国家的富强,鲁迅来到日本留学,选择了医学作为救国救民的道路。他希望自己学成之后,平时为民众医病,战争的时候就去做军医。但是,一个偶然的“幻灯片事件”打破了他远大的理想。在课堂上,日本老师放时事幻灯片,内容是正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日俄战争。两个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土地上打仗,日军抓到一个替俄国人做事的中国人,捆绑起来要砍头示众,围观的都是中国人。他们看到自己的同胞在自己的土地上被外国人砍头,表情都是麻木不仁的,这让鲁迅深深地感到了我们民族的悲哀,而在场的日本学生都在欢呼,这又大大伤害了他的民族自尊心。幻灯片事件使鲁迅意识到“医学并非一件紧要的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个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呐喊》自序)。他认为改变国民精神最有效的手段是“文学”,于是毅然弃医从文,开始致力于文学救国的道路。
“幻灯片事件”使鲁迅看到了国人麻木愚昧的灵魂,认识到了改造他们的重要性。因此,他把对国民的这种看客心理的揭示和批判,作为对国民启蒙教育的开端,并把它作为国民性批判的一个最主要的内容,贯穿在了他一生的文学革命中。
在鲁迅的小说集《呐喊》和《彷徨》中,塑造了一系列形形色色的看客群像,覆盖了社会底层的各种人,这组群像有着共同的特点:愚昧落后,狭隘自私,百无聊赖,麻木冷漠。他们无论男女老幼,都没有姓名,没有具体的相貌,只有一个动作——“看”。在这“看”的共性中,鲁迅主要刻画了了两类看客的形象。
一、麻木的民众,戏剧的看客
鲁迅对于热衷于看示众的人们,历来深恶痛绝。
幻灯片事件,是鲁迅终身难忘的心灵创伤,这种创伤一直在鲁迅的心中隐隐作痛,永远挥之不去,他把自己这一生活的真实体验,作为国民性批判的一个切入点,写入了他的许多作品中去。小说《示众》可以说是幻灯片事件的文学版,写一个巡警押着一名即将被杀的犯人在马路上示众、众人蜂拥围观看热闹的盛大场面。作者怀着无比忧虑的心情和满腔的愤恨,极力地描写了这些看客们扭曲的心理和精神的病态,刻画了他们愚昧无知、麻木冷漠的丑恶形象,揭示了中国民众最大的劣根就在于喜欢充当戏剧的看客,暴露和批判了麻木的民情和民性,提出了改变国人精神的重要性。
在《阿Q正传》的结尾,鲁迅反其道而行笔,把阿Q从看客变成了示众者。阿Q站在囚车上,看着街道两边喝彩的人们,刹那间,他的思想仿佛回到了四年前:在山脚下,他遇见了一只饿狼,永远不近不远地跟着他,要吃他的肉;他永远记得那狼的眼睛,又凶又怯,闪闪的像两颗鬼火,似乎远远地来穿透了他的皮肉。这一回他又见到那只狼的眼睛了,甚至是见到了比那只狼的眼睛更可怕的眼睛了,这眼睛不但已经咀嚼了他的皮肉,而且已经在咬他的灵魂了。作者通过对阿Q做看客时惬意的心理和他被示众时众人看他的恐惧心理作了强烈的对比,从一个被看者的角度,写出了看客们眼中的冷酷无情和吃人的血腥。
二、冷酷的民众,无情的鉴赏家
鲁迅在他的作品中,除了写麻木冷漠的戏剧的看客外,还塑造了一群专门玩赏他人痛苦的看客形象。
如小说《祝福》,作者以悲愤的心情和凝重的笔墨,描写了祥林嫂悲惨的命运,揭示了造成祥林嫂悲惨命运的不仅只是封建礼教,还有鲁镇上和他同处一个阶级的普通百姓。当祥林嫂带着丧夫失子的不幸再次来到鲁镇时,鲁镇上的人们怀着好奇的心理,不断地引诱祥林嫂讲出自己的不幸,把她的眼泪变成了他们无味的生活中的调料。当祥林嫂的“故事”不再新鲜,他们又拿她头上的伤疤取乐,在祥林嫂对生活产生极大的绝望时,他们又在她的面前提出了“地狱说”,最后使她的身心完全崩溃。他们就是这样不断地、无情地、残酷地玩赏着祥林嫂的痛苦,以至于使她完全走向了死亡的道路。通过对祥林嫂悲惨命运的描写,可以看出,鲁迅“对于国民性中这种缺少生命的尊重,少同情,多隔膜是何等的深恶痛绝,在他看来,麻木的人们隔岸观火,欣赏别人的苦难,是如同看戏。而只会看戏做戏的民族是可悲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专题研究》第10 页)。在《阿Q正传》中也有这种感情的表露,当阿Q 被“假洋鬼子”打了以后,他立刻又去欺负比他弱小的小尼姑,去摸她的头皮和面颊,使得小尼姑陷入了非常难堪的地步。对于阿Q的这场表演,一直有一群热心的观众,那就是路边酒店里的人们,当他们看到弱者受欺时,没有同情,没有援助,反而大声地起哄、喝彩、助威。阿Q为了满足这伙鉴赏家,“再用力的一拧,才放手”。“‘哈哈哈!’,阿十分得意的笑。‘哈哈哈’!酒店的人也九分得意的笑”。在这里,鲁迅不仅写出了对弱者的同情和对看客愤怒,也写出了这无聊卑劣的笑声里所隐含的我们民族的悲哀。
通过研读鲁迅小说中对看客现象的揭示,我们就会深刻领会鲁迅的良苦用心:他是要通过揭露和批判我们中国人的劣根性,找出我们民族衰败的病根,为变革时期的中国寻找新的出路。因此,我们不能把鲁迅的揭露和批判看作是丑化了中国人,丧失了民族的自尊和自信,而应回到历史去重新审视鲁迅,对鲁迅做出一个客观公正的评价。可以说,对看客心态的揭示和批判,是鲁迅对传统文化批判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他对中国现代文学的重大贡献。
参考文献:
[1]《鲁迅全集》第一、二卷.吉林摄影出版社.2004年3月 第一版
《四世同堂》写的是日本侵占时,北平一里胡同里人们的生活,背景时间自“七七”卢沟桥事变始,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时止,共分三部,《惶惑》、《偷生》、《饥荒》部名即是每部内容的关键词,胡同里的人们在时代背景下,或惶惑彷徨、或奋起反抗,或苟且偷生,或为虎作伥,或洁身自好、或堕落成伤……他们的命运和选择同时代交织,走过各种曲折,终呈现出千姿百态的人生。
《二马》写的则是一二战间隔期的伦敦,一对北平父子的留洋生活,老马眼高手低、游手好闲无力经营继承自自己哥哥的古董商铺,小马青春无敌,心怀抱负,却在爱情和经营古董店及学习周璇中暗自垂怜,父子间关系也不断恶化,最后在所有矛盾集中爆发后小马选择了离家出走。
老舍是个爱北平的人,我所看过的他的作品除去《猫城记》无不和北平有着紧密的联系,他细致的描写北平城的春夏秋冬,不仅描写北平的北海天坛、宫院高墙,更会把眼光聚焦在北平的胡同里,着力去写在各个时代背景下北平人的市井生活,如他自己所言,他善于构造人物,他小说里北京的人们性格特征分明,内心丰富,个个让人印象深刻。
老舍先生同样是个爱国的人,《四世同堂》和《二马》随处可见他的忧国忧民,他本人的命运也因他心怀的爱国之心同国家及时代牵扯。
在我看来,《四世同堂》里开始惶惑、再选择偷生、后在饥荒中转而积极反抗的祁瑞宣差不多是作者自己。祁瑞宣的家国情怀,民族气节让人感动,而他也只是个普通人,仅靠着一丝“反抗未止,国家不灭”的信念在时代的夹缝中肩负起家庭的重任保持着生存,他的所有希望是逃出北平城的参与反抗的祁瑞全,刘棚户们给予的,是抗日战争中的英雄们给予的,是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正义力量给予的。他爱憎分明,在家,他帮助心怀热血的祁瑞全逃出北平,对无聊只追求享乐的瑞丰深感悲愤;邻里,他亲近铁骨铮铮的诗人钱默吟,开导迷茫中年轻的小崔还有程长顺,鼓动他们参与斗争,他痛恨出卖同胞的冠晓荷、逼良为娼的大赤包、草菅人命的汉奸蓝东阳;工作中,他一开始便放弃了嘲笑中国人的教堂里的工作,然后辞退日本人奴化教育中的学校的教职,万分痛苦的苟且在英国人的使馆里,终于在瑞全带回希望和方向后,开始全身心的参与进抗日的地下工作。
《二马》则是从更遥远的角度谈论家与国,那时的伦敦人视中国人为“黄祸”,中国人在他们眼里只会下毒,抢劫和强奸妇女,中国人是卑贱的、邪恶的、贫穷的。老舍先生期盼着中国的强大带来改变,里面有一段,老马在伦敦想喝绍兴的酒而无处可寻,“老马始终忘不了回国,回到人人可以赏识踏雪寻梅和烟雨归舟的地方去!中国人忘不了‘美’和‘中国’,能把这两样充分的发达一下,中国的将来还能产出个黄金时代。把科学的利用和美调和一下,把不忘祖国的思想用清明的政治发展出来、中国大有希望呀!”。
老舍先生是睿智的,当今的中国在空前的团结中发展开来,环境改善、社会稳定、市场繁荣,多少有些黄金时代的意思了。这个十月里,人们开始歌颂这黄金时代,把城市的灯杆装上五星红旗,用高大现代的建筑做背景展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字样,孩子们穿起民族服饰唱起《歌唱祖国》,国家也举行了盛大的阅兵仪式,中国人如舒先生愿变得骄傲自豪。
电影院里放着主旨鲜明,为国献礼的电影,《我和我的祖国》,七个故事讲得都很接地气,这些故事对于我,有历史也有回忆。开国大典和我们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内容是在历史课上学习到的,1949年10月1日中国人站了起来,随后在迷茫和困苦时代里的两声巨响让中国人站得更稳;12月20日澳门回归时我们正值初三,晚间我们全班在一起观看了中葡交接仪式,电视机上定格的五星红旗和同学慷慨激昂的作文让人记忆犹新;中国女排雅典奥运会逆转夺冠,举国沸腾,她们也曾来到我们的校园,成了我们的“荣誉校友”,让我们倍感荣幸;北京奥运会闭幕式当天我也有幸挤在天安门上看到了漫天绽放的笑脸,《北京欢迎你》的旋律已在我脑中自动重启;相比的朱日和阅兵还有航天飞船,天宫一号离我的遥远,国家的脱贫攻坚离我很近,老家种地的老人,从开始的土改到不用交公粮,直至后来的各种农业补助得到了很多实惠
十月里,还有围绕爱国的其它话题,香港,持续了几个月的纷纷扰扰让人揪心,事情的起因也快模糊不清,曾经的东方之珠满目疮痍,有人以自由之名的暴力之实愈演愈烈,年轻的香港人被鼓动起来发泄着整个香港社会的压力。分裂的声音也趁虚而入,中国在部分极端和亢奋的香港人心中不再是祖国,他们践踏国旗,侮辱国徽,甚至恬不知耻的扛起了星条旗,神气活现的样子活脱脱《四世同堂》里带领学生到天安门给日本人”庆祝保定陷落”的祁瑞丰,而五色旗带给中国人心灵的创口还未愈合。
香港的明天是怎样,当局和旁观的中国人自己都未必说得清,而莫雷,NBA火箭队的总经理,在他所谓的自由世界里信口开河,接着掌管NBA帝国的肖华像那个教堂里嘲笑祁瑞宣的神父,趾高气扬,满脸嘲弄,仿佛在说:“你们中国人不就这样吗?”,哪样?曾在热爱和平的幻想里软骨!又像祁瑞丰一样无聊、冠晓荷一样卑贱、像大赤包一样不知羞耻、像蓝东阳一样阴毒,心刚情愿做废物和汉奸。
我热爱着篮球这项运动,也曾是一位NBA的球迷,从乔丹、科比、姚明,到后来年轻的塔图姆,他们都曾让我狂热。但如今,有人有意或无意在“自由世界”里让它占染上令人作呕的傲慢无礼的气息,这气息否定了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人民在通往自由民主的道路上所做的所有努力,再为中国人贴上“民粹”的标签。我们贫困落后时,是烧杀抢夺的“黄祸”,我们奋进时又成了黑色恐怖如法西斯的“中国粹”,他们把自己宗教和文化里的东西强加于人,把从二战里总结出来的宽泛经验像一样滥用,他们害怕起了所有团结的东西,哪怕中国人原本就是高度融合的、温和的,热爱和平的。
现在,我们的社会解释了我们的愤怒给他们听,用种种行动表达了我们被冒犯的不满,耐心等待来自“自由世界”里的正确描述自由和民主的声音,讽刺的是他们针对自由表达的评判标准是个双标准,他们摒弃和惩处过NBA帝国里出现过的“种族歧视”的声音,而对践踏中国人底线的言论选择充耳不闻。当然,对于外部的声音我们大可表明态度后静观其变而不用太过在意。
我理解的,我们的中国正如我们构想的那样还在一个起步阶段,我们克服过很多困难,也面临着居多的新旧问题,我们有了繁荣的经济,却有略显脱节的法制环境,我们曾有五彩缤纷的文化和丰富多姿的传统,却在我们的主旋律,大潮流中,因它的小群而丢失殆尽。我们的商人开始如“腾讯体育”般不顾民族大义,唯利是图,我们中的有些人也正在如“跪族篮孩”般散失气节。但这都还不足为惧,因为我们有人数占优而又坚定爱国的民众。
说到这里我想再提个有趣的细节:《二马》里提到,在伦敦的华工分成两波,一波有钱就赚,不管是什么工作,被拉去拍辱华的电影也不在意,一波是穷爱国的,处处注重身为中国人的脸面。老舍表面上讲的是他们谁都没错,但字里行间都是对穷爱国的社会党人的轻视和瞧不起。但到了北平沦陷的《四世同堂》时,这种穷爱国在他看来却是宝贵的了。
英国文学对20世纪中国文学观念建立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林纾的小说社会功能观,鲁迅的文学社会人格功能观,创造社作家的文学抒情观,新月派诗人的诗歌艺术观,朱光潜的文学批评观,九叶诗人的现代主义诗歌观等等,都不同程度地吸取了英国文学的核心质素。其中处于现代文学转型期的五四时期的中国作家的文学观念的建立受英国文学影响是具有代表性的。
20世纪中国小说最初接受英国小说影响有两种途径:其一是直接阅读英语文学作品,正如叶圣陶在《〈叶圣陶选集〉自序》中说:“如果不读英文,不接触那些用英文写的文学作品,我决不会写什么小说。”1与叶圣陶写作经历一样的还有老舍,老舍也因为要学英文,就从狄更斯小说读起,他从狄更斯的小说中悟出,原来小说还可以这样写,他说:“我决定不取中国小说的形式”,“况且呢,我刚读了Nicholas Nickleby(《尼古拉斯·尼柯尔贝》)和Pickwich Papers(《匹克威克外传》)等杂乱无章的作品,更足以使我大胆放野;写就好,管它什么。”2事实上老舍正是在狄更斯直接影响下走上文学创作道路的。其二是通过林译小说接触英国小说。林译小说对西方小说形式的输入影响简直太大了。正如钱钟书先生所说:“林纾的翻译所起‘媒’的作用,已经是文学史公认的事实。”钱先生自己也是如此,他说:“接触了林译,我才知道西洋小说会那么迷人。我把林译哈葛德、迭更司、欧文、司各德、斯威佛特的作品反复不厌地阅览。
林纾的西方文学传播之功无人可比,正所谓“有了林纾,中国人才知道有外国小说。”实际上,林纾为国人带来的外国小说,除了作品之外,还有小说观念。真正移植西方文学观念的,林纾是第一人,这些观念主要反映在林译小说的序言中,前后他共写有72篇译文序跋,并且主要是针对于英译小说的。这些文字就性质而言虽只是有感而发,并不系统,但却多有真知卓见,成为中国文学观念现代转型之初的重要表征。归结起来,林纾的观念建树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关于小说的社会功用。他认为小说具有改良社会、促进社会变革的政教之功。他说:“西方小说之荒眇无稽,至《葛利费》极矣。然其言小人国大人国的风土,亦必言其政治之得失,用讽其祖国,此得谓无关系之书乎?”(《红礁画浆录·译余剩语》)文学讽教之说,中国传统文学早已有之,但他将文学与祖国关连起来,一变将小说视为闲情逸致。同时,在他的感悟中,文学与政教既关联又是具有独立性的。他在《吟边燕语·序》中说:“盖政教两事,与文章无属,政权既美,宜泽以文章;文章徒美,无益于政教”。文学应具有文学的独立性,但文学家不应没有文学家的`责任感,他在狄更斯的诸多小说中充分感受到了这一点,他说:“狄更斯极力抉摘下等社会之积弊,作为小说,俾政府知而改之。……顾英之能强能改革而从善者,吾华从而改之,亦正易易。所恨无狄更斯其人,如能举社会中积弊者为小说,固告当事,或庶几也”。(《贼史·序》)20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发展的主脉之一,就是文学家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这种主脉的源头不能不追溯到林纾那里。
第二,关于文学写实手法。林纾充分肯定狄更斯小说刻画下层社会市民生活的写实小说的文学价值。他在《孝女耐儿传·序》中,一再肯定狄更斯“专为下等社会写照的高明手法”,“刻画市井卑污龌龊之事”,“如张明镜于空际,收纳五虫万怪,物物皆涵清光而出,见者如凭阑之观鱼鳖虾蟹焉”,“增无数阅历,生无穷感谓”。在《块肉余生述·序》中,他认为“迭更斯此书,种种描幕下等社会,虽可哕可鄙之事,一道以传妙之笔,皆足供人喷饭,英伦半开化时民间弊俗,亦皎然揭诸眉睫之下。”
第三,关于小说的叙事方法。他盛赞《洪罕女郎传》的情节丰富性:“大抵西人之为小说,多半叙其风俗,后杂入以实事”(《洪罕女郎传·跋语》)又赞赏狄更斯小说的精巧结构方法:“伏脉至细一语必寓微旨,一事必种无因。手写此间,而全局应有之人,逐处涌现,随地关合。虽偶尔一见,观者几复忘怀;而闲闲著笔,已近拾皆是,读之令人斗然记忆,循编逐节以索,又一一有是人行踪,得是事之来源”。(《块肉余生述·序》)他还佩服狄更斯的写法,他说:“此书不难在叙家常之事,难在俗中有雅,拙而能韵,令人挹之不尽。”(《块肉余生述·识语》)林纾的这些见解虽还只是片语感悟,但这种有感而发的根由主要来自哈葛德的作品,尤其较多的是狄更斯的作品,应该说狄更斯代表19世纪英国批判现实主义最高成就,林纾的评说从思想内容、艺术手法到审美趣味都有归纳,“以彼新理、助我行文”。事实上,经林纾的翻译及其序跋的言说狄更斯的小说对五四文学有更多的影响,比如平民文学观念、写实主义手法、章节小说的体例,谐谑幽默的笔调、细致的心理刻画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
受林译小说影响比较有代表的作家很多,鲁迅、郭沫若、茅盾等文学巨将都曾是林译小说的热心读者。鲁迅还在南京读书即爱读林译小说,一直坚持到日本,每本必读,并且说:“使得我们佩服的,其实还是那部司各得的《撒喀逊劫后英雄略》,原本既是名著,译文相当用力,而且说撒克逊遗民和诺尔曼人对抗的情形。那时看了含有暗示的意味,所以特别的被看重了。”郭沫若在其自传中回忆说:“林琴南译的小说在当时是很流行的,那也是我们嗜好的一种读物。我最初读的是Haggard的《迦茵小传》。那女主人公的迦茵是怎样的引起了我深厚的同情,诱出了大量的眼泪哟。”郭沫若说:“林译小说中对于我后来的文学倾向有决定的影响的,是scott的《Ivanhoe》,他译成《撒喀逊劫后英雄略》。……我受scott的影响很深,这差不多是我的一个秘密。”4沈从文在《从文自传》和《芷江县的熊公馆》中两次重申林译狄更斯小说《冰雪姻缘》《滑稽外史》《贼史》对他的影响:“我欢喜这种书……他不像别的书,尽说道理,他只记下一些活现象……作者却有本领把道理包含在现象中。我就是个不想明白道理却永远为现象所倾心的人。”5沈从文的主要成就在小说,而其小说的突出成就在其故事的可读性和鲜明的地方色彩,而这种写底层人物的突出个性创作特色的确是与英国文学中狄更斯与哈代的影响分不开。
今天夏天,我有幸阅读了老舍的《骆驼祥子》,走进了祥子的内心世界――那个摧残人的肉体和灵魂的地狱时代。
《骆驼祥子》讲述的是旧中国北平城里一个人力车夫祥子的悲剧事。祥子来到城市,渴望以自己诚实的劳动,创造生活。他怀着买车的信念,拼命的赚钱,就像是一个旋转的小陀螺。终于, 祥子得到了梦寐以求的车,那辆车对于祥子来说,不知道是他磨破了多少双鞋换来的。但“天有不测风云”车刚拉了没几天,就被官兵给抢了去,他恨世上的一切,凭什么把人欺侮到这个地步,他不甘可是命运捉弄人,车接二连三的被人夺走,祥子的梦想之火一
次次地熄灭。但祥子仍然不肯放弃,不断地振作起来,再度奋斗――他买到了车――但这却是以虎妞成就畸形的婚姻为代价的。
好景不长,虎妞惨死了,小福子上吊了,老马头倒毙在街头,祥子也卖了车,终于穷途潦倒,一切都化为乌有了,像用橡皮擦笔痕般,一切都挥发了,只留下几条深深的印痕。而在祥子心中,深深的印痕却永远烙下了――他没有办法承受打击,终还是没能战胜自己,没能战胜社会,终究还是被社会给打败了,被社会给腐化了。他没有了理想,没有了目标,没有了干劲。他没有力量从那个极度黑暗的环境中站起来,而是永永远远地跌下去了,与那个坠落的环境同化了。祥子从此对世界充满了敌意,开始报复身边的所有人,开始游戏生活,吃喝嫖赌;从前讲义气的祥子,如今却开始欺骗自己的朋友、利用他们,把他们的.一切都骗抢过来。他变得奸诈,甚至无耻,他彻底堕落为城市的垃圾,变成了一具失去灵魂的行尸走肉,逐渐消失在这座城门洞里,不带走什么,只留下一个悲哀的故事……
儒家思想影响了我国2300多年的封建历史, 一直是作为统治思想而存在。“三纲五常”等思想与影响根深蒂固, 等级制度鲜明。
老马出生于传统伦理深厚、尊卑等级森严的旧中国, 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浸淫。即使身处现代气息浓厚、鼓吹自由、追求自由的伦敦, 他并没有“与时俱进”, 时刻不忘自己的身份与权威, 以展示自己高人一等的优越性。作为年轻人的小马, 相比较于他的父亲老马来说, 头脑灵活, 能力也更强, 愿意主动学习和接受新鲜事物, 可老马“父为子纲”的指挥棒常常在提醒他“别忘了, 我是你爸爸。”而在自己的店员李子荣面前, 自己作为“老板”“掌柜”的身份表现得更为粗暴、直接, 处处表现自己“应有的”优越性。使唤自己的“伙计”李子荣端茶倒水, 鞍前马后地伺候自己。事实上, 李子荣在适应西方现代文明、做生意方面肯定比马氏父子要优秀。他想改善经营, 可老马却是有意无意提醒他“不要忘了自己的身份”, 他不能容忍自己的伙计来挑战自己作为“主人”的身份。
在一定的历史阶段, “三纲五常”的等级思想对于社会稳定与秩序维护确实有它的功用, 可是, 到了二十世纪的初期, 它已经完全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与进步, 反而在许多方面成为绊脚石, 成为了国民性的糟粕, 禁锢了人性。
当时的英国, 已经过了启蒙思想的洗礼, 在“天赋人权”“自由与平等”思想的影响下, 人和人之间完全平等, 没有尊卑之分。在《二马》一文中, 为表现和刻画当时英国和中国在等级观念方面的巨大差异, 老舍对北京和伦敦街头进行了比较性的描述:“……在北京的时候, 坐上汽车, 巡警把人马全挡住, 专叫汽车飞过去, 多么出风头, 带官派!这里, 在伦敦, 大巡警把手一伸, 车全站住, 连国务总理的车都得站住, 鬼子嘛, 不懂得尊卑上下!”
二、羞于提及金钱、迷恋官位与积极、主动对于金钱的追求
“仕农工商”“学而优则仕”“刑不上大夫”这些思想都表现出中国传统的“官本位”文化, 这种思想与逻辑在老马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他虽靠做生意的哥哥接济, 却从心眼里看不起生意人。他没有做到“封妻荫子”, 觉得对不起死去的妻子;他续弦也希望是官老爷的女儿;他不能理解温都太太没有嫁给做官的丈夫;对于马威读书, 他的出发点是“念政治, 回国后做个官儿什么的, 来头大一点。”当李子荣拿出账簿和文书与自己的老板对账时, 老马觉得不能理解、非常的难为情。他不能理解李子荣在金钱上的要求与想法“喝茶是个人的事, 不能由公账上开销”“人情是人情, 买卖是买卖”。在他的操持下, 把哥哥辛苦撑起来的古玩店快要经营不下去了。而在小说中所塑造的年青一代小马和李子荣, 已然没有老马的那种“官瘾”, 慢慢与西方文化接轨, 认为赚钱才是最重要的, 金钱对于人的吸引力更强。店员李子荣非常佩服英国人的挣钱能力:“你看伊太太那个家伙, 她也挣三四百一年;你看玛力……你看亚历山大那个野腔无调……你看博物院的林肯……”。二十世纪初期的英国, 在市场的导向下, 老百姓有比较理性的金钱观, 他们追求物质生活、重视并积极主动追求金钱, 温都太太不能理解小马每次看电影时都抢着为玛力买电影票, 她与女儿在金钱方面毫不含糊、算得清晰明了, 甚至她对死去的丈夫都有些许的“期待”:“若战死在战场, 为国捐躯, 她还可得份儿抚恤金。”在当时的英国社会, 人和人之间的交往都至少会在形式上表现出公平交易, 尽量不占别人的便宜。
三、爱情婚姻上的男权至上与男女平等
爱情是文学作品最主要的创作源泉之一。在封建社会时期, 中国男人一直处于社会和家庭的主导地位, “夫为妻纲”就很能说明女人在爱情婚姻上的从属地位, 诗歌创作中大量怨妇诗的出现也能真实表现女人的地位及内心世界。在男权至上的大氛围下, 女人的命运可想而知。在老舍先生旅居英国时期, 中国的国门早已被西方强制性打开, 某种程度上西方新的思潮有所影响, 相比较于以前中国女人的地位有做提升。可老马, 封建的毒瘤依然深深影响着他, 支配着他的意识与日常表现。在他的世界, 女人是附属品, 在他的心目中是永远不可能平等存在。他可能从没有考虑自己的妻子生前需要什么、在乎什么, 他没有想也不必多想。当妻子去世之后, 他的愧疚点却是“结婚一场, 并没有给夫人弄个皇封官诰, 这有多么对不起死去的灵魂!”
而当时的英国, 在经历了第一次、第二次工业革命之后, 在“民本”思想的影响下, 女人的地位得以大大提升。在婚姻、爱情方面, 女权崛起, 男女平等已非常清晰明了。在小说《二马》中, 作者老舍浓墨重彩地塑造了凯瑟琳这样一个人物形象, 她集中表现了新时期女性的品质与追求:她有独立的意识与人格, 不愿意依附男人而生存;她敢于挑战与质疑, 要求“打破婚姻、宗教;不要狭窄的爱国;不要贵族式的待议政治。”在爱情方面, 她不需要循规蹈矩式世俗的安排, 她不希望被限制与束缚。只要她爱, 她可以奋不顾身与心爱的他住在一起, 她不想随他姓, 她不需要戴戒子, 也不想去教堂摸《圣经》。
当时的中英两国文化差异明显, 可在老舍旅英小说中却塑造了跨文化爱情的可能。老马想法设法赢得房东温都太太的爱意, 马威“静悄悄而羞答答”地爱上了玛力。这说明爱情在人性上的某些共通性, 但是, 当时社会的现实注定了他们之间爱情悲剧性的收场:马威的爱情, 虽然他愿意积极主动地改造还是被英国社会拒之门外;温都太太和女儿玛力在“爱情就是有国界”的现实面前无奈地放弃。
四、闲适愚昧的慢生活与拼搏科学的快节奏
“闭关锁国”的“大国梦”, 使中国不断被拉开与西方工业文明的差距, 使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到了二十世纪初依旧是那样的愚昧, 封建迷信大行其道。作为旧式典型中国人的老马表现尤甚, 他将自己的挫折与不幸都归咎于风水与迷信。哥哥的古玩店在他的经营下日渐惨淡, 他怪罪于教堂的塔尖把风水都夺取了, 后悔没有带一本算命的书来英国。早上遇见一个英国妇人他觉得丧气, 甚至他觉得娶外国寡妇比中国寡妇在命理方面对自己要好。在迷信的同时, 他也根本就没有跟上现代社会生活的节奏, 他生活在自己的步调。他没有心思去尽力经营哥哥留给自己的古玩店, 而是成为“伦敦的第一个闲人”。他“下雨不出门、刮风不出门、下雾不出门”, 他把自己老年的幸福全寄托于儿子身上, “等马威学成了, 再享几天福, 当几天老爷吧”。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 古玩店快要倒闭, 他没有想着去振作, 而选择将店面一卖了之。
而当时的英国, 工业文明高度发达, 科学的意识与思维已经深深地影响到现世的每一个人, 影响到现实社会的方方面面。英国少女凯瑟琳说:“人生, 据我看, 只有两件快活事:用自己的知识, 获得知识!”伦敦城的安排全仗着科学的安排“电气的利用, 新建筑学的方法, 花木的保护法, 道路的布置, 全是科学的。”在这样的背景下, 生活在英国社会的人, 为了生存竞争的需要, 他们勤劳拼搏、积极进取, 不能也不愿选择闲适的生活。六十多岁的伊牧师还在积极准备写东西文化比较的书;七十多岁的大学教授还经常光顾老马的古玩店, “贵东西买了存着, 贱东西买了用来做化学分析”;温都姑娘学着卖帽子。这些人所表现的一切老马是无法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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